合法化范文10篇

合法化范文篇1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法化

所谓民间金融，泛指个体、家庭、企业之间，通过绕开官方正式的金融体系而直接进行金融交易活动的行为，包括民间借贷、民间互助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民间金融按照活动性质可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灰色金融一般是指合理不合法的，但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它们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但在不同程度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黑色金融则指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对社会有害的金融活动，既为现行法律所不容，也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则是指对于灰色金融进行规范化、公开化、机构化、组织化的转变，使得这一部分民间金融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法律的约束下公开、规范、有序地发展。

一、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意义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2005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该报告透露了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三省民间融资规模，分别约在550亿、450亿元和350亿元，相当于各省当年贷款增量的15%~25%。2005年10月21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了一份报告——《关于广东民间投融资问题的研究》。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调研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末，广东民间资本存量已经高达1.2万亿元。上述数据显示，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民间资本缺少合理的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实现利益最大化，又对国家经济有益，这是民间资本的迫切需求。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及农村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尽管非国有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65%，可是民营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原因获得贷款的成本相对更高、获得贷款的几率相对更低。目前农村地区的农户，其从正规机构获得的贷款方式主要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商业性贷款、小额信用贷款及农业银行的小额扶贫贷款，但这些贷款还远不能满足农户的需求。正规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农户融资难的问题，能够为中小企业和农户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3、有利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对金融业进行了股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主体多样化的改革，但以国有金融为主的框架仍未被打破，金融业的改革步伐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研究表明，来自民营金融机构的竞争对国有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进和绩效有正的影响，一方面竞争可以鼓励国有金融机构的创新，另一方面，国有金融机构也可以向民营金融机构学习。只有在出现了大量生机勃勃的民营金融机构之后，国有银行才会真正感到竞争的压力，才能够从比较中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从而加快改革的步伐，以便能够适应市场竞争。因此建立民营金融机构必将有助于加快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改革步伐。

4、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我国民间融资的规模相当大，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巨额社会闲散资金参与民间融资，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政府出面加以组织协调，把民间资本导入资金缺口较大，但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上，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二、民间金融合法化的有效途径

1、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

农村信用社目前在农村金融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力军作用是无庸置疑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就一直向集体所有和国有靠拢，“官办”的意识和表现非常强烈，其合作金融的“自愿、互助、互利、民主和低盈利性”的资金和金融服务的性质体现不多。对于农村信用社，可以利用中国人民银行承担50%不良资产的政策，将50%不良资产处置作为成本，把农信社的“壳资源”卖给民间投资者，彻底实现农村信用社“民营化”，从而促进农村信用社支农作用的发挥。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则可以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从而增强城市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及在金融业的竞争力。

2、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民营金融机构

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中小金融组织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如：投资公司、小额贷款机构等。政府要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允许那些股东人数、资本金、经营者资格及其他条件达到法律规定标准的规模较大的私人钱庄、金融合会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进行注册、登记，规范管理，接受监督，将其转变为正规的、合法的民间金融组织。

3、利用民间资本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

在我国，银行按其所有制性质进行分类排队，划分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和合作金融组织等。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太小，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加起来才3万亿元，还没有建设银行一家的资产规模大。国有金融的市场过渡进入、民营金融被挤出的特征明显，与中国经济市场化、多元化发展反差突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民营银行，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没有体制外的民营银行出现，体制内的国有银行就没有竞争对手，体制内的问题也没有途径来解决。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这也是民间金融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4、民间金融合法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中国人民银行对民间金融机构的监管要适度。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模式要从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模式逐步向新的监管模式过渡，原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适应对多元金融体制的监管。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在监管方式和监管的力度上都应有针对性。民营金融机构和其它正规的金融组织在业务的范围、市场的定位、财富状况和资质的高低方面档次不同，差异很大，因而金融监管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其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银行的监管法规还必须做到对各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创造一个清晰、公平的竞争规则。作为政府，应引导和鼓励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民间金融健康发展，达到合法、公开、规范，并纳入到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

（2）地方政府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干预要停止。农村信用社和城市信用社，这些本该属于民间信用的机构，因为政府的监管、人事安排、对其经营的干预及经常的整顿，已经变异为官方金融形式，而政府干预往往是大量坏账产生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设计，小额信贷公司以服务“三农”为宗旨，按照规定，单户贷款最多不能超过10万元，其中5万元以下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日升隆们在日常运作中，如果被地方政府视作为政策性金融的一部分看待，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命令式的贷款和人情式的贷款，这样小额贷款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可能陷入了坏账的泥潭。因此，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政府一定要停止对其业务的干预，让其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正常运转，优胜劣汰。公务员之家

（3）行业协会的建立。我国的农村民间金融在历史上早就存在，且有良好的行业自律传统。在西方，自律是行业组织的传统基础，一个行业在法律框架内建立的行业自律，可向公众提供高执业质量和良好的执业道德。国际金融监管的经验也表明，行业自律是金融监管的重要辅助力量。作为非政府小额信贷机构与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中介，民间金融的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交流与自律、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在协调金融监管与金融激励方面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强调行业协会对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自律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健全。对于合法化的民营金融机构来说，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目前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当前的《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内容都有一定冲突，而央行和银监局也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开放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将优良的民间信贷机构吸纳为市场主体，不符合规定的则排除在外，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同时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建立民间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制度，防范基本的金融风险。制定和完善《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制订《民营金融机构基本法》、《民营金融机构破产法》、《民营金融机构业务规范》等法律法规，使合法化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从而保证其正常运行。

【参考文献】

[1]任森春：《民间金融的研究与思考》《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九期

[2]詹花秀、陈柳钦：《我国民间金融发展问题探讨》《长白学刊》2005年第五期

[3]苑德军：《应该给民间金融留一席之地》上海证券报2005-4-29

[4]王自力：《民间金融的发展出路是什么》南方周末2005-7-28

合法化范文篇2

一、合法化的理由

早在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11月14日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中，依法只对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公募基金进行了规定，而只字未提私募基金，但按照“法无明文禁止即许可”这一现代民商经济领域的法治原则，现行法律也未做出禁止私募基金存在的规定。因而，私募基金本来就不违法，那么“合法化”一说也便不成其为问题了。剩余的也就仅是讨论对私募基金应不应规范和如何进行规范的问题了。因而，尽管“私募基金合法化”这个说法不尽准确，但主张在法律上对私募基金的地位予以明确，倒的确是项颇为必要而且合理的要求。这主要涉及到私募基金业和投资者的风险控制问题。

私募基金是我国证券市场10多年来发展的结果，它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的同时，对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为我国资本市场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并为其潜能发挥创造了条件；同时对培育成熟理性的机构投资者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以上诸多优势都不能掩盖私募基金所蕴藏的巨大风险。概括地讲，我国私募基金存在着如下

(一)行为及其存在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的《证券法》、《信托法》都没有对私募基金的含义、资金来源、组织方式、运作模式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即使是作为草稿时的《投资基金法》第十章也仅仅把私募基金简单地定义为“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而且据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表示，当时提出私募基金主要还是着眼于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而不是证券投资基金。由此可见，当时私募的证券投资基金问题并没有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对其合法化、公开化问题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因而《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适用本法”，这实际上就很明确地把“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或者接受特定对象财产委托”这一非公募方式排除在本法的适用范围之外了。这样以来，中国的私募基金将继续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的法人地位，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二)保底收益的承诺造成了隐蔽性和系统性的风险

中国目前大部分的私募基金，就利润的分配方式来看，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由双方协商一个固定的收益率，受托方到期负责归还本息，而超出固定收益的部分归受托方所有；二是“保底”再分成，即双方先议定一个较低的固定利率，超出部分再按一定比例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三是受托方只按照受托金额的大小以一个很低的比例收取固定的佣金。由于采取第三种方式对受托方来说，利益和经营职责不密切，因而较少使用。而前两种方式都涉及到保底收益的问题。为吸引市场中的逐利资金，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事实上这种做法缺乏法律的保证。据前几年的统计，1997年专门申购新股的收益率约为50％、1998年约为30％、1999年为25％、2000年约为21％、2001年上半年为5．1％，而风险几乎为零。由于一级市场无风险收益率的压力存在，使得二级市场“私募基金”要想获得代客理财资金就必须要有高保底收益率，否则就引不到资金；为吸引客户，保证本金安全的同时，私募基金往往会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保证客户一个远远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收益率，有时承诺的固定收益高达10％-30％，这是我国私募基金最为显著的特点。这种采用违背《合同法》规定的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不仅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并且有非法集资的嫌疑，这也同金融机构高息揽储没有什么两样。因此，相关的合同实际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也会由此带来大量的法律纠纷与社会问题。但在我国，这种做法盛行一时而且短期内不会消失。这是私募基金面临的首要问题。

另外，现在银行的贷款利率远远低于“私募基金”对外许诺的收益率，于是那些有能力从银行贷款的企业和个人纷纷从事这种套利活动，银行的信贷资金难以阻挡地流人了股市。据预测，“私募基金”的资金约有40％是来自于银行的信贷资金。这进一步加大了股市的“泡沫”，给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私募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及运作不规范

目前，我国的私募基金大部分是依照我国现有的《民法》、《合同法》的委托原则来构建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而不是依照信托原理或公司法原理来界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责关系，因而就无法形成基金资产所有权、管理权、监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由于法律和行业管理空白而带来的经营上的风险，造成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基金的合约设计和运行中既没有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也没有外部的监督约束，再加上合约先天的法律缺陷，一旦市场大势发生逆转，基金经营的资产质量下降，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问题。

私募基金还存在着其他问题。如一些操作人员缺乏职业道德规范，以增加返佣为目的，对委托资金进行频繁的短线操作，这使得委托资金的投资风险大为增加，受其指导的资金账户也间接深受其害。还有一些人与上市公司不法高管人员勾结，利用内幕消息和价格操纵进行投机套利。近几年暴露出来的证券市场上的一系列违规行为，我们都可以依稀看到私募基金的身影。这不是简单的用投资的方式做投机或用投机的方式做投资的方法问题，而是要不要遵守市场规则的问题。在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规范的情况下，当然是投机取巧者易于得利。

二、合法化的措施

在我国国民经济2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社会背景之下，金融市场日益深化和产品日益丰富，收入迅速增长的普通投资者面临1000多种股票的选择，缺乏理财知识、经验和精力，急需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帮助；而且，各种各样的社会闲置资金如个人储蓄及上市公司的富裕资金、社保基金也面临寻找增值出路的问题，希望市场能够根据他们持有的资金状况，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投资理财方案。这些资金已不满足于银行低利率的存款品种，也不满足于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方式，它们需要市场提供更多、更灵活的低成本、高回报的投资方式。在此背景下，“地下私募基金”应运而生。它的存在如同事实婚姻的存在一样，虽然没有法定的私募基金，但是也难以回避。

对私募基金的规制，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以保障和支持私募基金的发展

只有合法化的投资行为和经济组织，才能纳入有关部门的监管范畴，也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尽快将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出台私募基金管理的法律法规，这是解决私募基金法律风险的根本办法和基本前提。

(二)从基金治理结构方面做出制度安排，建立各方相互激励与制约的机制

私募基金信息披露要求低、高财务杠杆投资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和社会震荡性。在私募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签订的《合伙人协议》中，除了给投资者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回报率外，基金经理人要求很大的自由度，投资过程和投资策略高度保密。这可以说是私募基金的缺陷，但这实际上也是私募基金所能赖以存在的巨大生命力所在。我们应将立法的重点放在规范管理人和托管者的市场准入条件、投资者的承担风险能力，而不是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比较具体的资金投向、操作方法、运作方式、回报分成等约定的方面。同时，针对私募基金的信用链相对比较脆弱的现状，对私募基金活动做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制度安排，通过有效性、前瞻性的立法规范防止当事人各方所签的不详尽的、对各方有约束力，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资金托管契约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充分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参与资本市场的积极性，同时也便于监管，有利于减少证券市场中的不稳定因素，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

(三)建立投资者风险教育机制，培养成熟理性的能承担风险的投资者。

合法化范文篇3

[关键词]权力；合法化；马克斯·韦伯；政治稳定

在当代社会学领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算得上是最具影响和最有争议的学者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写下包括《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家社会学》等大量学术著作，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理想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官僚制)对后人理解权力的合法性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从理解韦伯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浅议这一理论思想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启示作用。

一、合法性的解释

合法性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legitimare。其解释是合法或声称合法。这一名词的使用多见于西方法典或法律条文中，但它与政治学范畴内的合法性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指事实、行为等构件合乎法律的要求，严格限制在法律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这是法律意义上的解释；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则强调了政府受到公民的尊重或其公民承认服从权力的义务，是政府与公民双向作用的结果，侧重于政府的正当性上，政府可以此为基础要求公民服从。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回顾过去，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们在论述政治权威和秩序的时候总要或多或少的提及合法性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合法性，笔者依据时间顺序简单地对其内涵进行梳理。柏拉图是最早论及合法性的一位思想家，他在《理想国》中将美德即知识作为自然秩序的本体论，把美德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绝对标准。其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划分政体合法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正义”。他在《政治学》一书第六章中解释道：“依绝对公正的原则看，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利益的政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正宗政体的变态。”中世纪后，社会思想同基督教神学教义联系到了一起对衡量合法性作出了全新的解释，一方面来自于神的权威，这样形成了教会与国王之间权力的争斗，谁在斗争中占据了优势，谁就具有了“君权神授”的身份；另一方面来自于臣民的同意，即国王与臣民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合法性就是契约的达成。这两个标准对现代宪政主义思想和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和宗教改革的进行，导致了中世纪神学体系的崩溃。人们对存在已久的合法性认识产生了怀疑即“天赋人权”的思想冲击了王权至上和神权不可亵渎的观念。这时，国家主权思想也开始出现。为了确立新标准，人们把合法性与国家主权进行了有机的交融，把国家至上和个人主义进行了改造，一方面强调公民与政府权威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契约之上，“天赋人权”的思想根植于整个社会肌体之中，另一方面保留了大量的自然法传统和人伦传统，美国《独立宣言》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有经典的表述：“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创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变得有损于这些目标，人们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创立新的政府。”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这一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休谟、黑格尔的攻击，合法性问题受到了合乎法律性的冲击，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谈及的来自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解释和法律条文的界限，而理论界也由自然法传统转向了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轨道上来解释合法性，由此引出了十九世纪马克斯-韦伯的关于合法性的认识。

韦伯首先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既然是可能性的存在，就为韦伯合法性的引出提供了逻辑起点。韦伯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是对合法性的信仰——也就是相信‘有权统治’的信念”。“遵从一个统治体系比服从的事实更为重要。”他把政权或统治体系的正当性与最古老及最基本的政治争议(政治义务)联系起来，从政治行为和信仰的角度来解释合法性的概念，摒弃了前人从道德和抽象的契约关系角度解释的不足。换句话说，他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分析人们服从国家的行为，而是讨论了人们为什么事实上有服从国家或者统治体系的行为。什么条件和程序促使人们视权威为正当，而支持了一个政权的存在?我们可以把韦伯的这一观点理解为合法性本身会赋予社会一种秩序和命令、权威性和约束力并存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把权力转化为一种威慑力强劲的权威，在这样的结构下权力性质就有了合理的依据，公众也就有了服从的义务。这样，就从社会意义和公民社会意识的层面都合乎逻辑地给合法性以全新的诠释。

二、韦伯的权力的合法化理论

马克斯·韦伯把合法化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基于某一社会基础来考虑权利合法化是他对政治学的经典贡献。他将社会中特定的“支配系统”进行了归纳，确立每一种情况下合法性建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韦伯构建了他的经典理论——权力理想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种权威类型，希望借助于这一理论框架阐明政治统治的高度复杂性。韦伯的每一种权威类型都以政治合法性的特点来源为特征，因而从本源上解释了为何人们服从某一政权的原因会各不相同；在分析过程中，韦伯还从社会自身不断变化和发展中，把处于不同社会阶段上的“支配系统”进行比较和对照，区分了简单的传统社会与工业化及高度官僚制社会权力来源的不同，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今世界政治体系和格局提供了新的视角。

韦伯的第一种政治合法性类型以确立已久的习俗和传统为基础即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au-thority)。事实上，这一类型的核心在于习俗和传统的影响，把习俗和传统理解为包含了从过去传到现在的所有东西即存在已久的习惯、习俗、制度、社会或政治体系、价值、信仰等。这些由前人已接受并被历史神圣化的“一直就存在”作为固定且不容置疑的规则被公众普遍接受，既反映了社会的连续性传承，也反映了传统型权威是社会向来如此的方式并无需证明的事实。最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家长制、父权制以及在一些农村还存在的老人政治。传统型权威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权力和特权的世袭制度紧密联系，例如在中东地区沙特、摩洛哥等国依然存在王朝统治正是此种表现。传统型权威在现达工业化社会中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但在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君主立宪制国家中仍然有尊重王室、服从传统、履行义务等价值不断传承，可见传统型权威仍然不断地影响着政治文化的发展。

韦伯提出的第二种合法性支配形式是克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ticauthority)。这种权威的基础是个体的人格力量，也就是人的超凡魅力。克里斯马(charisma)最早是一个神学术语，专指神赐予之物，是天主教教义中门徒的权力的来源。韦伯把这一神学概念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指代个人力量或魅力通过对其他人的心理控制而确立领导地位，因此，克里斯马型权威有着近乎神秘的特质，包含了激发忠诚、情感依赖甚至献身的精神。韦伯指出这种权威与个人地位、社会位置或职务无关，而纯粹是领导人作为某种英雄或者圣人有能力向追随者进行直接和个人的倾诉，来发挥影响。在当代政治界不乏这样的人物，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卡扎非等都无一例外地利用了其自身的人格特质和魅力来激发忠诚，从而扩大权威和稳定政权。这样的统治合法性完全是基于公众对于领袖人格崇拜的背后支撑。

韦伯提出的第三种政治合法性类型是合法一合理型权威(legal-rationalauthority)。他将权威与界定清晰的一套法律规则联系起来，权力最终决定于正式的宪法规则，这些规则制约或限制着公共权力和公职人员的权力行为，是为大多数现代国家典型运用的权威运作形态。与前两种合法性类型相比这种类型的优点在于权威附属于职位而非个人，他被滥用或者造成不公正的可能性更小。因此，他能够维系有限政府的存在，还能够通过劳动分工提高效率。这一类型是韦伯官僚组织理论的核心。也是被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韦伯也用“官僚制”来称呼这一类型。三、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启示

合法性之所以维持政治稳定是因为它确立了一个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并因此巩固了该政权在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按照韦伯的理论合法性的基础可以是传统型、克里斯马型或合法—合理型权威。合法一合理型权威是现代社会中最普遍的合法性基础，与宪政和选举民主下依规则统治之行为的确立紧密地联系。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已进入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交叉渗透的阶段，一方面我们有先进发达的大城市，个别城市和地区甚至已经步入了世界发达地区行列；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部分的农村还处于或接近于农耕层次的文明状况。客观地讲，国人的素质还较低，受教育程度还不够高，还有着较重的接受引导的特点，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实的基础。以上这些都决定了在中国现阶段的基础上适时地采用韦伯的习俗和传统型合法性类型是必要的。正如韦伯所认为的，在人类发展变迁过程中的这一阶段权力对于实现当时的正当秩序是极其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统治是借助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借助于传统的家族制、乡族制传统，重新认识传统和习俗的力量，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可取之处，构架一个和谐、团结、互助、祥和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对于新阶段实现广大农村社会稳定、乡风文明、人民安定有序是积极和必要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韦伯的个人魅力型合法化理论对中国也是有积极借鉴意义。判断一种秩序存在与否，不是依赖于规则，这一点已被理论界所认识，而在于社会生活本身。尽管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已经很多年，而且也颁布了不少的法律规范，但在社会层面上得到不折不扣执行的却并不是全部，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素质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农民自觉自醒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这就为我们的政治精英发挥才干提供了施展的舞台。用韦伯的话讲就是用少数人所掌握的权力形成一个“统治团体的主体”，通过这种政策措施在“可能实现的愿望空间里”保障多数人的权利。笔者认为在目前的阶段，保持一定范围内以培养政治精英、适当运用权力来治理社会，达到统治的目的是一个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也是政权稳定、社会各方利益协调、弱势群体权利得到保障和反映的政治基础。“官僚制”体系在我国已经表现出了不少的弊端，上文中所表述的“官僚制”即合法一合理型权威产生的高效率牺牲了社会环境和政治统治中的人性化和个性化特点，使“官僚制”不断在社会中蔓延。然而，个人魅力型权威可以冲击“官僚制”合法性的阴暗面，为社会和政治发展带来一抹绚烂的霞光。

韦伯认为合法—合理型理论是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他把这一理论比作“一部设计精心的机器”，其主旨在于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规则和程序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韦伯骄傲地把这一合法性称为“理想的官僚制”。通过这一理论分析方法来看中国现实，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离这一合法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合法—合理型要求我们要有严密的等级机构控制，而相比较中国的政权体系中我们的专业化标准设计、权力分层、职位分等等多方面都还存在制度的缺失，还不能够形成理想的层层节制、环环相扣的节制体系，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还不健全，严格的岗位责任制还没有形成，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方面需要加强和解决的问题。从合理性方面来看，我们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还不彻底，法制建设还很缓慢，权力行使的法源依据还不健全，并且许多规定都没有做到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因而没有显现出准确、迅速、统一、协调、节约和高效率等优势。韦伯认为“官僚制”是“不可摆脱性”，资本主义离不开它，否则就不可能发展；但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也不能摆脱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更高程度的科层化，所以更需要它。

合法化范文篇4

本论文主要是阐述我国私募基金现阶段的运作状况及其合法化的研究，分别从五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通过与公募基金的对比来分析私募基金的特点及运作优势，从而显示私募基金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从私募基金在我国发展历程的角度来分析其产生的客观背景，从而说明私募基金是市场自发创新的产物；第三部分，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及私募基金的特点和优势，来分析我国发展私募基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第四部分，从私募基金的利益保障和违规操作，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需要合法化；第五部分，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私募基金要如何合法化。

关键词:私募基金运作优势合法化

Abstract:Theemergenceofprivateenlistingfundinourcountryisnotonlyinaccordancewiththemacroeconomicsbackgroundofinhabitants’increasingfortune,butalsosatisfyingthoseinhabitantswholookforthewayofreproducingtheirfortune.Thiskindoffundwithstrongmarketfeatureshasgonethroughafrom-bottom-to-topway,whichdiffersfromthepublicenlistingfund.Hence,whenwedealwithsomeso-called“privateenlistingfund”incurrentmarket,weshouldtakeanattitudeofdeferringtorealismandhistory,tonormalizethosesothattheshocktothemarketcanbereduced.

合法化范文篇5

关键词：安乐死合法化人权

1986年，**省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这一案件引发了我国各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全方位讨论。随着讨论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安乐死的合法化。但时隔二十余年，我国在安乐死方面的立法仍处于空白状态。而放眼国外，不少国家已经将安乐死立法工作提上日程，荷兰、比利时甚至已经通过立法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来源于古希腊euthanasia一词，具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无痛苦地安然去世；二是指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的无痛致死术。对于安乐死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取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另有学者认为：安乐死，即一个面临死亡并挣扎在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中的人要求安乐地死去时，他人出于道义考虑，用致死的手段结束其生命。结合安乐死的申请人、安乐死的实施主体、患者痛苦的来源等，笔者认为，安乐死是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在危重濒死状态，因无法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度痛苦，自愿提出请求，由医生按照法定程序尽可能无痛地结束患者的生命。

二、我国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虽然我国早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安乐死的行为，同时还有议论“安乐地赴死”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的影响，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显得比较滞后。1986年，**省汉中市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医生被诉案件。这个案件成为我国对安乐死进行大讨论的导火线，引发了全国各界人士对安乐死的大讨论。

1996年3月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期间，上海和北京60多名代表曾经提出过两个有关安乐死的议案，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法。在这之后，几乎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方面的提案，要求进行安乐死方面的立法，将安乐死合法化。1998年10月，祝世讷教授领导的安乐死课题组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建议稿）》及其《说明》，该草案对于我国的安乐死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与大陆地区不同，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安乐死立法方面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1月13日，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医务委员会通过了《被动安乐死守则》。而我国的台湾地区于2000年6月通过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临终病人可选择缓和医疗的尊严死亡。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理论基础

对安乐死的合法化，虽然纷争诸多，但笔者认为，应当允许附有严格限制条件的安乐死合法化。

（一）从法律角度分析

1．生命利益支配权是生命权的题中之义

研究安乐死问题首先必须对生命权进行探讨。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生命安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维护权，司法保护请求权，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同。而生命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学界却存在很大的争议。生命权是否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意味着生命权人可否处置自己的生命。传统的理论对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自然人在社会中既享受着权利，也承担着义务，而这些义务的履行都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生命权人不能任意地支配自己的生命利益。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生命利益支配权的有无认识不能绝对化，应该承认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2．安乐死在刑法理论上不构成犯罪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故意杀人罪对安乐死进行定性。一些学者也指出：对实践中“安乐死”的案件，仍应按故意杀人罪定性，但可根据具体情况免除或减轻处罚。但笔者认为，不宜将安乐死定为立法上的犯罪，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①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看，安乐死不应构成犯罪。故意杀人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应该具备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受惩罚性的行为。其中，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属性，是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基础。所谓社会危害性，即指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或者可能造成的这样或那样的特性。进一步分析安乐死行为，可以发现：第一，行为没有造成客观危害。安乐死的对象是患有不治之症，无法忍受痛苦的濒死者，生命对其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死亡才是患者所希望的结果，对其实行安乐死反而是对其权利和尊严的尊重。第二，刑法学界对人身危险性的定义是行为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危险，即再犯可能性。人身危险性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者危险倾向。安乐死的实施者是出于对患者的同情才对其实施安乐死的，鉴于此，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的人不是一个有反社会性格、有危险倾向的人，而是一个道德、善良的人。

②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安乐死不应构成犯罪。刑罚的目的是国家据以确定刑事政策、制定刑事法律，特别是设计刑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国家适用刑罚同犯罪做斗争的最终归宿。可见，刑罚的目的对刑事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刑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特殊预防。所谓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惩罚改造犯罪分子，预防他们重新犯罪。二是，一般预防。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讲，刑罚的适用是为了震慑潜在的犯罪者，而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安乐死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群众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如果对安乐死的行为人施以刑罚，只会激起群众的同情，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徒令公众丧失对法律的信仰。因此，从刑罚的目的的角度来看，对安乐死行为人定罪量刑是毫无益处的。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立法建议

毋庸赘言，在完善的法制环境中应用安乐死，不仅可以解除患者的痛苦，减轻患者家属的负担，而且节约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笔者认为可以从实施安乐死实体上的条件、实施安乐死程序上的条件、非法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对安乐死的实施进行管理。

（一）实体上的条件

所谓实体上的条件，是指当患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时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笔者认为实体上的条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只能是那些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1）患者必须身患不治之症。所谓不治之症，是指所患的疾病按照当时的医学水平是无任何治愈希望的。如果疾病是可能治愈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机会，那么也不能对患者实施安乐死。（2）患者必须濒临死亡。同样患不治之症的患者有的可能已经临近死期，有的可能还能活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个时候对这两种情况就应该分别对待。对于远未临近死期的患者，法律就不应允许其安乐死。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同时具备身患不治之症和濒临死亡两个条件，二者缺一不可。

2．患者正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剧烈的痛苦。（1）患者必须具有肉体的痛苦。如果患者只有精神上的痛苦而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便不能对其实施安乐死，如果允许其安乐死，便会为自杀提供更多的机会。（2）患者还必须具有精神痛苦。如果允许精神上并不痛苦的患者安乐死，这些患者就可能会基于替家人减轻负担的目的请求安乐死，这显然是有违安乐死的本意的。安乐死只能是为了消除患者难以忍受的痛苦，而绝不是为了减轻他人的负担。（3）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必须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患者能够忍受这些痛苦，那么便不适合允许其安乐死。

3．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1）安乐死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意思要求。真实的意思要求是指患者是基于自己的真心而提出安乐死的请求，其请求的作出并没有受到他人的威胁。（2）安乐死必须基于患者明确的意思要求。所谓明确的意思要求是指安乐死的患者在病痛中明确地提出过安乐死的要求。安乐死是患者处置自己生命的行为，所以安乐死的要求必须是由患者本人提出，任何人都不能。

（二）程序上的条件

所谓程序上的条件，是指对患者实施安乐死的时候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步骤进行。笔者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定程序应该包括申请、审查、执行、备案四个方面：

1．申请程序。安乐死的申请应由患者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以书面形式直接向主治医师提出。如果本人确实无法亲自以书面文字来表达的，可以允许口头形式，但必须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当场书写并签名作证。

2．审查程序。审查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两项。第一，医学审查。医学审查首先由具体负责患者治疗的医生对患者的病情，痛苦做出书面诊断结论。然后应当由收治患者的医疗单位邀请同行专家进行会诊，并获得书面确认。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意见告诉患者，并再次询问患者。如果患者仍坚持实施安乐死的，则由收治患者的医疗单位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安乐死许可令。第二，司法审查。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对医生的诊断报告，病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通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患者再次进行集体会诊。最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是否颁发安乐死许可令。

3．执行程序。执行人员应该包括专业的医生和司法工作人员。由专业的医生用尽量减少患者痛苦的符合社会伦理的正当的医学方法，使患者舒适地死去，并由司法工作人员对安乐死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参与执行的人员还需要将执行的情况、过程、结果等如实记录在统一制定的表格上。

4．备案程序。安乐死实施完毕，应由司法部门建立完备的档案。档案应包括：安乐死适用对象的病历资料、安乐死适用对象的安乐死申请书、医院的诊断意见、审查机关的审查意见书、执行情况等等。

（三）非法实施安乐死的法律责任

在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应该对非法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进行处罚，这样才能使安乐死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

1．定罪。对于以下几种行为应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且有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患者。如果对不是身患不治之症或者虽患不治之症但没有濒临死亡或者身患不治之症且已经濒临死亡但并没有痛苦的患者实施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2）安乐死的请求权仅仅属于患者。如果未得患者请求，便对患者进行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论处。

2．量刑。对于上述行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量刑：（1）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对患者的同情，为解除患者的痛苦而对其实施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如果行为人基于不道德的动机对患者实施安乐死，那么应该对行为人从重或者加重处罚。

参考文献：

①1986年，蒲连升应患者亲属王明成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二人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最后，法院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判决二人无罪。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②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3页。

③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4页。

④王利明：《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

⑤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⑥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合法化范文篇6

[摘要]私募基金在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严格限制投资范围。私募基金一般是封闭式的合伙基金，不上市流通。私募基金投资策略高度保密。私募基金一般都运用财务杠杆操作。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一般比较简单。私募基金一般采取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私募基金操作手法多样。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国内业已存在的地下私募基金只能以各种变通形式存在，如果按照基金的要求来衡量，其中一些还不能算作基金，但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将很可能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公开化和合法化将是大势所趋，但大规模发展尚需时日。私募基金要真正浮出水面还有很多障碍，包括法律建设和制度安排，其具体实施细则的颁布以及大规模的实践还会有一个“时滞”，操作中将可能采取先试点，然后逐步放开的渐进方式。

一、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的差异

私募基金是相对于公募基金而言的，指不是面向所有的投资者，而是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和富有的个人投资者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它的销售和赎回都是基金管理人通过私下与投资者协商进行的，一般以投资意向书（非公开的招股说明书）等形式募集的基金。由于私募基金容易发生不规范行为，所以，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明确限定私募基金证券的最高认购人数，超过最高认购人数就必须采用公募发行。

与公募基金相比，私募基金具有以下优势：（1）由于私募基金面向少数特定的投资者，因此，其投资目标可能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根据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度身定做的投资服务产品；（2）一般来说，私募基金所需的各种手续和文件较少，受到的限制也较少，一般法规要求不如公募基金严格详细，如单一股票的投资限制放宽，某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可以超出一定比例，对私募基金规模的最低限制更低等，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更具有灵活性；（3）在信息披露方面，私募基金不必向公募基金那样定期披露详细的投资组合，一般只需半年或一年私下公布投资组合及收益即可，政府对其监管远比公募基金宽松，因而投资更具有隐蔽性，获得高收益回报的机会也更大。

但是，私募基金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私募基金受到政府监管相对较宽松，操作缺乏透明度，有可能出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将不利于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保护，在可能取得较高收益的同时，蕴藏着较大的投资风险如基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风险等。此外，以这种方式发行的基金证券一般数量不大，而且投资者的认同性、流动性较差，不能上市交易。

二、国外私募基金的运作特点

目前，国际上开展私募基金的机构很多，包括私人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顾问公司等，特别是随着国际上金融混业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国际知名的金融控股公司都从事私募基金业务，它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上金融服务业中的核心业务之一。私募基金在投资策略和运作方式上有以下显著特点：

严格限制投资范围。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主要是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和一些富人。美国法律规定：投资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有资格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必须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证券资产，并且最近两年的年均收入高于20万美元，或包括配偶的收入高于30万美元，如以法人机构的名义进行投资，则净资产至少在100万美元以上。

私募基金一般是封闭式的合伙基金，不上市流通。在基金封闭期间，合伙投资人不能随意抽资，封闭期限一般为5年或10年。

私募基金投资策略高度保密。私募基金无须像公募基金一样在监管机构登记、报告、披露信息、私募基金的经理人在与投资者签订的协议中一般要求有极大的操作自由度，对投资组合和操作方式也不透露，外界很难获得私募基金的系统性信息。

私募基金一般都运用财务杠杆操作。一般情况下，基金运作的财务杠杆倍数为2－5倍，最高可达20倍以上，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杠杆倍数会更高。私募基金大规模运作财务杠杆的目的是扩大资金规模，突破基金自有资金不足的限制，以获得高额利润。

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一般比较简单。私募基金属于合伙制企业，不设董事会，由一般合伙人负责基金的日常管理和投资决策。在美国，约1／4的私募基金总资产不超过1000万美元，它们的运作像一个小作坊，通常是在仅有一两个人的办公室里工作。

私募基金一般采取与业绩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基金经理除了能够获得基金资产的一定比例的固定管理费外，还可以提取一定比例（通常在5％－25％之间）的投资利润作为奖励。

私募基金操作手法多样。私募基金经营机制灵活、没有短期的利润指标和确定的资金投向限制，在投资工具、财务杠杆、投资策略等各个方面也没有限制，这样，基金经理就能在范围更广的投资领域选择投资战略，以获取长期的高额利润。

三、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由于缺少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国内业已存在的地下私募基金只能以各种变通形式存在，如果按照基金的要求来衡量，其中一些还不能算作基金，但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将很可能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这些改头换面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工作室、委托理财、公司或契约式私募基金，前者主要为个人资金，后者相当部分来自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也有一些个人大户。

工作室主要参与者为投资咨询公司或一些从事咨询业务较成功的个人，常常由著名股评人士或研究人员命名，大部分负责给客户提供详细的市场操作计划。资金主要为一些个人投资者提供，规模较小，投资者进入工作室的资金量门槛较低，有一定的保本收益率要求。工作室的收入大多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而是由工作室与客户进行交易的营业部协商，从交易佣金中提取。双方完全凭一种私人间的信任关系建立起委托关系，大多只有口头协议，根本没有正式的文本合同，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委托理财主要通过证券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它们在经纪业务基础上，结合为客户进行的咨询服务以及资产委托和资金运营等手段，发展了相当规模的非公募资产管理业务，通常采用一对一签合同的方式，资金量比较大，一般为几千万到1亿，时间为1年。

以公司式或契约式存在的私募基金主要由投资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来运作，其规范程度差别较大，良莠不齐。这部分资金规模很大，据估计，我国目前二级市场中规模超过10亿的私募基金不下30家，这些私募基金运作较规范，投资者往往要求对管理者进行严格的监控，但也有相当部分私募基金运作不规范，管理者为吸引投资者而承诺较高的回报率，结果导致各种纠纷，有损投资者的利益。

目前，国内地下私募基金大部分只给管理者一部分固定管理费以维持开支（甚至没有管理费），其收入从年终基金分红中按比例提取，这使得资本持有者与管理者利益一致。另外，国际上基金管理者一般要持有基金3％－5％的股份，一旦发生亏损，这部分将首先被用来支付，以保证管理者于基金利益绑在一起，国内大部分地下私募基金目前也采用这种方式，但比例一般高达10％－30％，之所以比例这么高，是因为中国信用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同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为了吸引客户，大多地下私募基金对客户有私下承诺，如保证本金安全、保证年终收益率等，含有承诺的私募基金严重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实际上近乎于非法集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书面合同文本，委托人、受托人的利益仍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国际范围内资产管理中的保本、保底的做法很少见，且受到极为严格的法律管制。

国内私募基金的异军突起，实际上是对现有规则的一种突破，它直接源自于强大的投资理财需求，市场中大量存在着想把闲置资金运转起来、但对投资市场又不太了解的投资者，鉴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公募基金的投资操作及年终分配情况，对于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而把钱交给游离于法律体系之外的地下私募基金，又要承担较大的非市场风险。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大趋势较好，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些私募基金的成长性相对也比较好，尚未出现大的风险。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私募基金规模的扩大，其存在于财务杠杆基础上的金融风险就可能会显示出来。因此，地下私募基金越大，越是需要合法的外部监管，管理层应当在目前相对较好的大环境下，承认它，让它从地下走向地上，通过公开化、合法化以及有效监管使它规范发展。

四、我国私募基金发展前瞻

私募基金的公开化和合法化将是大势所趋，但大规模发展尚需时日。私募基金要真正浮出水面还有很多障碍，包括法律建设和制度安排，其具体实施细则的颁布以及大规模的实践还会有一个“时滞”，操作中将可能采取先试点，然后逐步放开的渐进方式。

私募基金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目前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和上市公司已被准入证券二级市场，加上具有大量闲散资金的各类社会基金如教育基金、扶贫基金、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由于保值增值、追逐利润的动机和目的，都有根据其持有和运用资金的状况，提供具有针对性投资理财方案的需求；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个人金融资产数量也大幅增加，大量民间资金迫切需要投资渠道；银行存款利率连续下调，实业投资竞争激烈，部分闲置资金找不到合适的产业项目投资，自然会追逐高回报而进入证券市场；随着新股发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一级市场新股申购的收益率将下降，部分申购资金将需要其他的投资方向。私募基金的出现将填补上述需求。

投资者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私募基金面向特定投资者，由于存在特别的对基金目标有特殊期望的客户，基金发起人将会推出为某些定向客户定制的基金产品，从而使基金产品种类增加，市场将会出现一系列细分的基金，如专门投资家电行业的基金、专门投资公募基金的基金、专门投资房地产业的基金等，风险细化，基金投资者也将被细分为不同类型，投资者可以根据不同偏好选择不同的基金。但是，基金数量、品种的增加，也预示着基金市场竞争加剧，各基金业绩可能参差不齐，两极分化，投资者选择的难度加大，从而迫切需要中介机构对所有基金作出客观评价。

私募基金将在规范中得到发展。规范内容将包括：设置私募基金的准入条件；限定私募基金的投资者范围；加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等等。

合法化范文篇7

［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华工出洋；招工出洋合法化

Abstract:BeforetheOpiumWar,ChineselaborershadbeenbannedtogoabroadforworkbyQingGovernment,butafterthiswar,moreandmoreChineselaborerswentabroadandtherequirementforlegalizationofemployingChineselaborersforoverseasworkgraduallybecameurgent.BymakinguseoftheSecondOpiumWar,theBigPowerlegalizedthispolicyandspreaditfromGuangzhoutoeveryothercommercialandtradingportsinChina.

Keywords:theSecondOpiumWar;Chineselaborersgoingabroadforwork;legalizationofemployingChineselaborersforoverseaswork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以及对海外反清力量的防范，严禁华工出洋是清政府的一贯政策。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外人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及殖民地劳动力的短缺等原因，华工出洋规模不断扩大。因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对正常的贸易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使得招工出洋合法化呈现出必然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使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大门首先在广州打开，《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招工出洋合法化从广州一口扩展到了中国各通商口岸。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华工出洋背景及原因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一直实行海禁政策，之所以实行这样的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一）经济上，中国的自然经济具有强烈的封闭性。清代前期，尽管商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清初的社会仍然是以农业为根本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政府一贯主张“农为天下之本，而工贾皆其末也”。又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伤逃徙。尤其是在实行“迁界”的沿海地区，一片荒凉萧条景象。当清政权稳固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以增加国库收入，这种“强本抑末”的政策要求百姓安土重迁，从事“本务”。在统治者看来，那些出洋之人竟为小利远赴南洋经商，这是舍本逐末，必须制止。另外，实行这一政策还有赋税制度上的考虑。康熙晚年及雍正年间，在赋税制度方面进行了大改革。康熙五十一年颁令：“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1］1723年（雍正元年）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赋税制度改革的目的在于清查户口，保证财政税收，同时也可避免百姓因丁税太重到处逃亡，缓和阶级矛盾。正当清廷着力清查户口，落实新的赋税制度的时候，闽粤等省的人民却不断移民南洋，导致人丁“潜在外邦”，丁银自然无从征收，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收入便会受到影响。因此，实行海禁政策便成为必然了。

（二）政治上，清政府对外国殖民势力及东南沿海抗清力量的防范。17世纪中叶，新建立的清王朝所面临的形势是东南亚许多地区已经沦为葡、西、荷、英、法等国的殖民据点，并在不断的扩大之中；国内反清力量此起彼伏，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反清斗争，对清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646年，郑成功举起抗清大旗，得到不少前明遗民的拥护，队伍迅速壮大，成为东南沿海抗清武装的一支劲旅。1656年（顺治十三年），在一道上谕中，清廷明确指出，严禁下海的目的在于肃清沿海的抗清势力：“海氛未靖，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何由廓清？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2］

可见，清初的海禁政策是基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因素而制定的。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这一政策，因为在他们看来，沿海各地居民出洋谋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并且那些游手好闲放荡无行的人是些地方上惹是生非的祸根。另一方面经常发生的饥荒也使地方官员惊慌不安，因为由饥荒造成的骚乱和动荡会让他们丢掉官职。因此地方官们深深懂得移民出洋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它可以减轻人口过多而粮食不足所产生的压力，并且那些桀骜不驯游手好闲之徒流放到外洋也是个保境安民的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不愿也不敢过分严厉禁止华民出洋。

鸦片战争以后，华工出洋的规模较战前不断扩大。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有国外和国内两方面的原因：

（一）国外原因。从世界范围内看，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北美西部和澳洲南部陆续发现金矿，引起了狂热的淘金热潮，这些地方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骤增。与此同时，英、法先后于1834、1848年废除了它们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禁止贩运黑奴和使用奴隶贸易。奴隶制度的废除使许多奴隶逃离种植园和工场，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度缺乏。鸦片战争以后，蜂拥而至的西方人惊喜地发现中国是个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好地方。因此，1840年以后企图从中国获得劳动力的国家骤然增多，不仅包括原来的英国、荷兰等国，法国、西班牙、美国等国也纷纷加入到抢夺中国劳工的队伍中来。各国的雇主资本家为了能够保证劳动力的供应，纷纷提高招工的佣金，答应种种优厚条件，委托香港、澳门等地“客头”或洋行作为的经纪人来进行活动。而且这些急需大量劳工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也向雇佣中国劳工的种植园或工场提供补贴。政府的激励更加刺激了各国投机商人和招工贩子纷纷涌向中国。由于竞争激烈，一些招工贩子甚至雇用匪徒流氓，教唆他们去拐骗绑架，不论使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诱使中国苦力上船，便可以拿到报酬。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

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外人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使各国在华招工商人更加有恃无恐，用这种特殊权利保护为其招工的“客头”们，造成了被雇佣的爪牙无所顾忌，甚至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潜向僻地掳捉孤单行人”［3］。由于苦力贸易没有遇到清政权强有力的干预，很快在沿海地区猖獗起来，随着香港割让，五口通商，原先只在澳门等地进行的苦力贸易活动很快便扩展到东南沿海，厦门、香港、澳门、广州不久便成为华工出洋的主要港口。

（二）国内原因。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口岸的开放和中外通商活动的频繁，东南沿海的社会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失业。再加上鸦片的大量输入极大地冲击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烟毒侵入下层人民，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社会购买力低下，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相应地受到削弱而萎缩。另一方面，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局面，引起了严重的银荒，造成了老百姓赋税负担的加重。除此之外，频繁的自然灾害、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土地相对不足以及社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也是形成大量流动人口出洋务工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招工出洋合法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沿海条约口岸所在省份的封疆大吏对招工出洋通常持以下三种态度：（1）以中国历来施行的禁止民人出洋法令来约束下属；（2）对于外人在华招工活动，只要不闹出大乱子威胁到当地的法纪秩序，便采取“自保”政策，对之漠不关心；（3）对来华的西方国家官员试图与中国当局商讨管理移民问题的要求置之不理。因此，尽管西方国家对谋求在华招工合法化蓄谋已久，但一直无法实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列强获得了向中国施加压力、实现在华招工合法化的机会。可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西方国家谋求在华招工合法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一）广州招工合法化。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并控制了广州衙门，华工出洋合法化的大门首先在广州打开了。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以后，主要致力于对清政府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要挟，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苦力贸易的问题上，因而在英法联军控制下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广州地区的苦力掳掠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尽管联军统治当局也屡次禁止苦力掳掠拐贩的禁令［4］。为了打击掳掠拐贩苦力行为，同时利用这一时机谋求华工出洋合法化，联军统治当局迫使广州衙门一步步做出让步。在联军统治当局的压力下，1859年4月6日，南海县、番禺县正堂颁布告示，表示严惩拐贩，但确系自愿出洋之人准许出洋，告示中还含糊地表示“出洋作工之事亦宜及早妥立章程”［5］。三天之后，署广东巡抚柏贵再出告示，明白宣告“若实属情甘自愿，自可毋庸禁阻，令其任便与外人立约出洋”［6］。但另一方面也明示严禁“拐骗良民”，并表示要“严密稽查，务使罪人就逮祸患消弭”。而且还悬赏缉捕拐贩。这一告示另外国领事们欣喜不已，他们认为“从今以后，外国人就可以按照最令人满意、最无可非议的条件招工出洋；他们需要多少劳工，就可以为他们供应多少了”［7］。联军统治当局本打算趁热打铁，利用柏贵的妥协迅速制定出完整的招工章程，但是柏贵的死亡使得这一计划推迟。继任的劳崇光认为贫民出洋不应禁也不可禁，且又要消解外国的压力，此外又需遏止日益猖獗的拐骗案件，于是与外国订立“招工章程十二款”。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章程也没能满足外国的需求，英美等国很快便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带来的绝佳机会，与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使在华招工得以正式合法化。

（二）各通商口岸招工合法化。由于合法化招工以后广州地区的招工受到严格的限制，再加上劳崇光对拐贩的严厉打击，使两广地区拐风稍敛，但这却影响了外人在两广地区招到足够的华工，因而英法等国不得不考虑将招工合法化扩大至其它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第5款规定：“戊午年（1858年）订约互换以来，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予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订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8］（中法条约略同）。从此条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华工出洋一事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实行了开禁政策，并且将合法化招工的区域由两广地区扩大到条约规定的各个通商口岸，进而延伸到全国的各个角落。

三、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必然性分析及影响

在暴利的驱使下，沿海口岸非法招工活动日益猖獗并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而招工合法化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的。可以说，招工合法化的出现有国外和国内两种条件，即内外因促成了招工合法化。

（一）国外条件。迅速膨胀的苦力贸易和苦力所遭受的残酷的非人道待遇使沿海地区居民非常痛恨苦力掳掠的行为，使得“广州城内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已经意识到大家共同面临着一场重大灾难”［9］。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为了自保，群众对拐贩进行了坚决抵制，甚至采取报复手段。这样必然会影响苦力出洋的进展。而且群众将掳掠苦力的罪恶都算在输送苦力最多的英美国家头上，“在运送中国移民船上发生的一切虐待、骚扰和流血惨剧，现在已经一概算在英国的帐上，使英国承受了全部罪名”［10］。这种在群众中间酝酿的普遍反抗情绪无疑会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其它经济贸易造成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面临着极度缺乏劳工的困境，因而唯一途径就是主动与中国政府制定出招工章程，使招工逐渐走上制度化，这样既满足了殖民地对劳工的大量要求，又可以保证其它贸易正常进行不受影响。

（二）国内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地方官吏在海禁问题上左右为难，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严禁政策，尽管这种严禁往往只是重申祖训，以示尊重传统罢了；另一方面是被中国人视为“猛于虎”的夷人，使地方官员不敢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一旦就招工问题与洋人发生交涉，甚至产生摩擦，那么就会被上司认为是办事不力，就会有丢乌纱帽的危险。因此一些地方官吏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沿海苦力贸易的恶化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地方官吏的不作为，这其中还有一些不能忽视的客观因素，领事裁判权便是妨碍地方官吏履行职责的主要障碍。英美等国在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先后获得了领事裁判权，这就意味着从事苦力贸易的商人在中国违反了法律以后，中国官吏无权逮捕和审判他们，中国官吏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他们交由外国领事们处理。在清朝政府没有制定完整的华工出洋政策以前，中国地方官吏一边谨慎地维护着传统的禁止华民出洋的禁令，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与外人进行着交涉，艰难地维持着由于苦力贸易的冲击而造成巨大变动的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由于面对着中央政府和洋商都不可能有太大作为，沿海的地方官吏们便只能将打击的矛头指向内地参与苦力拐卖的拐贩。地方官吏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努力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猖獗成灾的苦力贸易问题，也不可能扭转中国在苦力贸易中所处的被动地位。因此与外国制定招工章程便很快在地方官吏与外人的交涉中提上议事日程。

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招工合法化的要求被提出。此时双方都认为制定招工章程才有可能避免沿海地区苦力掳掠和贸易的无序状态，这样对双方来说都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招工出洋合法化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综上所述，招工出洋合法化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标志着清朝从开国之初就实行的禁止华工出国政策被废除，华工出洋合法化从地方官府的默许上升到中央政府的承认，清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允许华工在“情甘自愿”的情况下自由出洋。另一方面，招工出洋合法化使在华招工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法理上都有了空前的扩大：规模上的扩大是显而易见的；法理上的扩大表现为招工从两广进而扩展到全国各个通商口岸，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日益增多，招工的触角伸向全国各个省份。

[参考文献]

[1]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四九)[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光绪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六七)[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p3.

[3]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4.p17.

合法化范文篇8

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小产权房似乎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与保护，但小产权房的何去何从也将牵动着众多农民及城市中下等收入水平居民的切身利益。

一、小产权房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日益高涨的屠价．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国家严格控制农业用地的总量不得突破从而保证粮食的安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JJu快，中国目前城镇人口已达到5．8亿，城镇化水平已超过了45％，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转型。土地资源的紧张与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对于房屋的需求严重失调。而土地资源的紧张也必然能导致土地的市场价值上升，相应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支付给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也会高涨，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地王诞生的原因。房地产商支付的高额土地成本必然要通过增长房价的方式来保全。相对与城市的大产权房，小产权房自然会受到开发商以及城市收入水平在中下等的居民的青睐，开发商不必缴纳土地出让金，成本降低，而且获得农村集体土地相对于城市土地要容易得多。城市中下等收入水平的人由于没有能力在城市购买高额的房屋，自然会将目光转向价格低廉的小产权房。

(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我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将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国家针对的是城市的土地，集体钊对的是城市郊区和农村所有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63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规定，只有国家所有的土地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是不能直接进行商品房的开发建设的，只有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补偿征收后，使集体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的土地，才能出让给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开发。小产权房的核心问题是集体土地上面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进入土地交易的一级市场。

在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国家是按照土地的用途进行补偿的，农民获得的少量的征地补偿费与政府获得的天价土地出让金相比，显然农民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农民意识到将自己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进行出让或自行进行房地产开发，所获得的利益将会更多，所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小产权房产生了。

二、小产权房合法化问题探析

关于小产权房的法律属性究竟如何，其是否合法，能否购买和转让，是颇具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不论是从宪法和物权法的基本精神，还是从社会平衡发展的角度，以至于从世界范围内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上来看，都能够为小产权房的合法合理的存在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从所有权权能角度看小产权房合法化的依据《民法通则》第7I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可见所有权权能应当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缺失任何一项，所有权权能都将是不完整的。如前文所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在所有权权能中的处分权是不对等的，国有土地享有充分完整的所有权，而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处分权方面则受到限制。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的限制的法律条文主要体现在《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还有一部分是国务院的部委的条例及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来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加以限制。

《宪法》第10条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宪法》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赋予法律来JJu以规定，并没有将此项权利赋予给行政规章。关于土地流转的问题实属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应当由国家的基本法律JJu以规定，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行使立法权。而《物权法》第3条第3款已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的权利。该法的第l28条和第133条中对土地的流转方式进一步JJu以界定，具体包括出让、出租、转让、转租、抵押五种。《物权法》并没有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JJu以限制，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所有权权能应当是同等的。从所有权权能的理论看，集体土地所应具备所有权附属的四项权利，而不能缺失。从法律的效力上看，《宪法》、《物权法》均规定了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国有土地所有者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发展权。但《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行政条例都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加以限制，使二者处于不同等的法律地位，这无论如何都与《宪法》和《物权法》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应当对以上法律和条例进行审查，理清效力不同的法律规范在同一个问题规定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应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

(二)小产权房合法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及利益均衡的保证中共中央在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对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没用地，必须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从党中央的政策上不难看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将要逐步形成，从而打破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小产权房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过程中，其合法的地位将会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小产权房获得合法的法律地位，对于农民和城市中下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来说，无疑是能够让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改善的重大举措，这对于缩小城乡居民以及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的差距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小产权合法化不仅有法律理论的支持，还有政治政策的支撑。小产权合法化对于实现我国城乡居民的利益均衡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从土地制度的比较与借鉴的角度看小产权房合法化的依据同世界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制度的背后是城市和农村享有不同的权利体系，即两者的所有权权能的不对等。而其他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没有将城市和农村土地的使用、管理和市场完全分开。事实上，全球的趋势恰恰是：各国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城市和农村经济的融合、快速城市化以及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提高，使得完全分开对待城市和农村土地的政策会导致混乱，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将城市和农村划归不同的管理机制，也许不是实现必要干预的最佳途径。所以，从全球关于土地政策的趋势上来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是同世界发展趋势相背离的。国家应当保障每一个19O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享有公平利用土地的机会和权利，而不因为是城市或农村的土地而不同等对待，结果必然是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充分的利用，社会全体福利的保障水平也将不平衡。

三、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思路构想

(一)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改良措施对现存小产权房的处理对于现存的小产权房，应区分情形区别对待，不能采取所谓的一刀切措施。对于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小产权房，因为其规划违法，同时也触犯了国家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必然是要受到处罚的，对于此类小产权房应当拆除，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对于规划合理的小产权房，可以让购买者通过补办相关的法律手续将其合法化。具体操作方法是小产权房的购买者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和税费，补办有关手续便可合法化。将小产权房通过补办手续使之合法化是符合宪法、物权法的基本精神的，也是符合广大农民和城市中下等收入水平居民的切身利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二)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根本措施修正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1．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土地制度，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同等的自由流转。由于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在现行法律规定下的不同等的法律地位，导致了集体土地只有在转化为国有土地之后方可自由流转，在未转化之前，其流转的范围严格界定在农业用途等最基本的生存权方面。但小产权房现象的出现说明即使没有法律支撑，农村中的非农业用地仍然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运转。因此，实现小产权房合法化的关键在于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能够在法律地位上获得同等待遇，即同地同权。

2．完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

(1)明确公共利益的内容。我国《物权法》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而目前法律却没有规定何为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法律没有从内涵和外延上给予明确的解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来进行征地，然后进行商品房的开发建设，从中获取巨额的土地出让金。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滥用，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容加以明确。

合法化范文篇9

关键词：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政治文明；民主化；科学化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决策机制研究是发展我国政治文明，促进教育政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对提高我国教育政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要受到政府内部因素如政府部门、公务人员和决策体制等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府外部的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民意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任何一种把政策制定过程简单地看作为线性或理性化过程的倾向都是危险的。

一般来说，对教育政策制定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它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一种是把教育政策制定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指从问题界定到议案抉择以及合法化的过程。前者是广义地理解教育政策制定的概念，它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环节称为后政策制定阶段。后者是狭义的概念，认为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本文所探讨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就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政策制定。它主要涉及我国教育政策制定到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process)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此过程中各政策主体(actors)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可以借鉴著名的政策专家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政策形成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共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二是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三是某一建议是怎样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议案中被选中的。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把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分解为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与政策的合法化等几个环节或阶段。关于教育政策的主体，在本文中主要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一般而言，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大类，官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者是指那些具有合法权威去制定教育政策的人们，包括教育的立法者、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等；非官方的教育政策主体包括利益团体、研究机构、传播媒介和作为个人的公民等。由于教育政策过程因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教育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及其作用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我国，官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对教育政策制定往往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

二

（一）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

教育政策问题的确定是整个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起点。美国学者利文斯指出，“问题的挖掘和认定比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此观点揭示了认定问题的重要性。教育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如学生厌学、缺乏学习动机、教师对工作不满意、教育资源常常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它们是教育政策问题的起点。但是要成为教育政策问题得取决于特定的问题是否能够引起公众和政府部门的关注，即由教育问题转化为公共教育问题再转化为教育政策问题，并进一步合法地进入教育政策的议程，最终成为教育政策。袁振国教授曾指出教育问题转化为教育政策问题的几个标准。首先，教育问题的影响有多大。是全国性的问题，还是地方性的问题或某一地区的问题；是持久性的问题，还是突发性的问题。其次，问题是否清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起因是什么，涉及的主要对象是哪些人。第三，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客观上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在人们认识中严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因为它离不开一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念、态度立场和认识水平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认定往往是不同的。对这两种程度差异的正确判断，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及时性与分寸。第四，影响问题的因素。问题是由教育自身的原因引起还是社会问题在教育上的反映。第五，代价。一个教育问题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政策问题，在什么地方成为一个政策问题，通过什么方式解决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等都要考虑教育问题的代价，即考虑解决某一问题付出的代价大还是获得的回报大。第六，是否具有导向性，是否优先考虑代表发展和变化的未来趋势的问题。第七，是否可以评估。政策是否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目标达成的指标。总之，问题的性质、广度、严重性与代价等是影响教育政策问题认定的关键性因素。

教育问题的客观性不能取代教育政策问题的主观认定。就理论而言，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从问题的形成到合法化的一个连续性历程，此过程常常被视为线性的、理性的与受控制的，但实际上教育政策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政治活动，在所有阶段都会有不同主体的价值与利益涉入。因此，教育政策过程通常很难是一个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过程，而是一种协商的过程。为了减少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和自己的价值偏好对认定教育问题的影响，在认定教育政策问题时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群体，尽可能多地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2004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个指导今后五年教育实现新跨越的行动方略历时15个月的起草过程，在此过程中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与建议，各专题组先后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上百次，形成专题报告和方案70多个，共20多万字。征求意见的范围涉及教育部内外老同志、部属高校、不同地区学校校长、教师和专家学者代表等，使得文稿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得到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二是采取程序化的问题认定方式，即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科学的文献调研和实地调研、严格的定量定性分析来认定教育政策问题，避免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避免一些不经过讨论和深入研究由领导者独自作出决定的现象。

（二）教育政策议程的设立

并非每个被界定为教育政策问题的问题都由政府来解决。为了有机会最终成为政策，问题必须要细化为政策议程，即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议论、商讨、规划的议事程序。这一过程中不同政策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将最终决定政府对教育政策问题的作为或不作为。

从我国的政治制度来看，教育政策议程主要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公众议程(publicagenda)，即由非政府机构的个人或团体提出的政策问题在社会中形成广泛议论，从而成为一种问题分析界定的政策议程。在公众议程中，社会舆论、新闻媒介、公众民意将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这种议论中的政策问题有的可能进入政府议程，有的不可能进入政府议程。但是，只要形成了公众议程，教育政策问题就可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从而对政府形成一种外在影响力，促使政府将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也有可能为政府议程提出界定问题与分析问题的参照系。这说明，公众议程会影响政府议程，但不能决定政府议程。政府议程一方面可由自己提出政策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公众舆论提出的问题，并将其纳入政府工作程序，从而成为一种问题分析界定的政策议程。政府议程本质上是一种行动议程，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共问题进入公众议程加以讨论，然后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从而进入政府议程，最后才形成政策问题并由政府决策者加以确认。然而事实上，很多问题可能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由政府主动列入议事日程并直接进入政策议程。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较为突出。

在我国，由于党组织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它们在政策制定的权力结构中处于政策中枢的特殊地位，所以它们拥有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权力，对社会公共问题能否进入政策议程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常常是党组织和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问题，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从而使这些问题并不经过公众议程而直接形成政策问题。可以说，党组织和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问题的认定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三）教育政策的决定

当教育政策议程确定之后，就要进行政策决定，即决策阶段。从理论上讲，教育决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理性模式、渐进模式和综合模式。理性模式是政策制定者根据完备的综合信息，客观地分析判断，针对许多备择议案进行优缺点评估，排定优劣顺序，估计成本效益，预测可能产生的影响，经比较分析之后选择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最佳方案。渐进模式是指以现行的政策为基础，再与其他新方案相互比较，然后决定哪些现行政策宜加修改以及应该增加哪些新的政策内容。综合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以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模式混合使用、有机结合的一种决策模式。如果说理性模式追求的是政策决策的理性化，试图制定出最佳的方案，渐进模式追求的是教育政策的改良，强调政策的可行性，那么综合模式就是既努力增加政策决策过程的理性，又重视利用现有政策，希望获得可行的理想政策。

从我国教育决策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教育决策经历了由传统经验型决策向理性型决策再向现代的综合型决策发展。建国初期，我国的教育政策科学化水平较低，主要是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进行决策，而且大多是模仿、移植国外（主要指前苏联）的教育政策，由于水土不服而大打折扣。期间，教育决策更没有科学性而言，个人的主观意愿与阶段斗争给教育决策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决策得到极大的改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绩效化水平不断提高，并走出了一条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渐进式决策模式和综合式决策模式的道路。我们宪法规定，包括十六大报告里提到四个民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决策民主化，决策民主化就是共同政策选择过程，它强调在政策过程中，要能面向民主，符合公众利益。从我国决策实践来看，无论是教育体制的改革、素质教育的推进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力图体现这一点。另外，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以在进行教育决策时所遵循的是团体决策与精英决策相结合的模式。这样既可以防止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个人专断和一言堂，又能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民主集中制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也是合理使用和有效的决策体制。它一方面在政策决策之前要广泛征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与建议，另一方面要在民主基础上高度集中，除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外，还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四）教育政策的表达与合法化

在政策被正式采纳之前，它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最后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公布于众，在成为正式的官方文件之前往往要经过反复的修改。如《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2003年2月拟订出的草案一稿到2004年2月的送审稿，其间仅经过教育部党组会议或教育部领导正式审改的过渡文稿就有近50稿，字数也从最初的5万字浓缩到最终的1.3万字，修改的力度和强度由此可见一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也是在广泛调查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历时两年半，数易其稿，最终于2001年才正式颁布。

教育政策合法化就是指教育政策方案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在对教育政策方案做出决策之后，必须将该方案合法化为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政策，使之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就是政策合法化问题。它是政策制定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政策执行的前提。不同的领导体制、政策方案和合法化主体往往会有不同的合法化程序。这里主要涉及行政机关的政策合法化过程与立法机关的政策合法化过程。我国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行政审批程序就是在国务院、教育部及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等几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的。从宏观上讲，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发生在中央与地方这两大层次上；从微观上讲，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发生在教育部各司、处、科等部门的各个行政系统环节中。

教育政策经过一定实践检验具有相对稳定性之后，可以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凡是以法律形式体现的教育政策，都必须经过立法机构法律程序的审批。立法机构审批通过的教育政策，便完成了合法化过程。对于必须立法的议案，按照人大立法程序，一般要经过提案、预备会议列入议程、审议、通过等程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经过了这样的程序。

三

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

一是教育政策制定有一个基本的程序和过程，即教育政策制定需要经过教育政策问题的认定、教育政策议程的设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但这几个阶段并非是严格的与按部就班的。各个阶段的划分也是相对的，如国家的一些重大的教育政策往往先由教育部各司局提出，在教育部内部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如确立问题、提出议题、规划与决策等。当此议案报请国务院通过并送全国人大审查与批准时，似乎又要经历一个从政策议题、政策决策与合法化的过程。而且，针对不同的决策（如简单决策与复杂决策、重大决策与一般决策等）往往会有不同的程序与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制度等情境中，我们所探讨的教育政策的过程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所进行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尝试性的。

二是政策制定是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向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政策制定由国家统一规划，呈现出单方案决策的特征，政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员和权力精英往往替代人民进行政治意志的表达，从而形成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而没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的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自下而上的政策要求增多，也就有了在多方案的教育政策中进行择优的可能。

三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与其说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科学过程（即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协商的政治过程，是一个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与讨价还价的过程，是一个权力角逐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

四是政府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西方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社会互动过程的话，那么我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则往往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这里的政府概念的内涵应有所扩大，包括党组织和政府组织，而且党组织是政府机构的核心，更是制定教育政策的核心主体和政策中枢，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我国的教育政策，更不用说试图解读当代我国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了。

五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还有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如主观意志和个人素质在决策过程中起着较重要的作用，凭经验、想像和感觉进行决策的现象仍然存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还有待提高，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够。另外，教育政策也缺乏反馈监督机构，有时存在着不敢监控、监控不力和失职之类的问题。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实现教育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西方一些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往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与过程，决策程序复杂，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但却因为长期的、反复的磋商而耽误了决策时机，因而也付出了更高的决策成本，带来的是决策效率不高的代价。相比之下，由于我国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政府能够及时、快速地做出决策，但却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也会威胁到教育决策的民主化。因此，我们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不影响决策效率的情况下，形成一套规训教育政策制定的制度与程序，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二是加强参与。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序多种多样。如民意调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公示制度、论证制度、听证会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请愿和公民投票制度都是实现政策制定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基本制度。对于一项政策，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声音，有赞扬，有批评，这才有利于民主决策。当然，并不见得所有的民意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重要的是来自民间方方面面、多种角度的声音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平衡的决策参考。

三是加强教育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教育决策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张力是狭窄的：一方面，研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政策的附庸；另一方面，研究陷入了自我欣赏的陷阱，毫不顾及现实的意义，现实对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兴趣。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比较薄弱。目前，这种“学术文化”与“决策文化”分裂的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越来越频繁，研究者在“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观念的指导下，更加关注对政策的研究和为政策的研究，立志为我国的教育政策做出贡献；决策者在“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观念的指导下，加强教育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研究者，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与领导能力。

四是加强民主监督。公共权力一旦缺乏监督和制约，就有可能成为脱离社会的力量，成为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以公谋私的手段和工具，从而严重违背公共权力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服务的根本目的。为此要利用多种监督方式，如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公民监督等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进行监督。

五是转变政府职能。当前，我国新一届政府把科学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依法行政放在一起，并列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条原则。总理也反复强调政府工作规则要体现这三个方面，这表明政府要转变职能，成为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有限政府、有效政府、服务政府，要合理划分政府同市场、社会的界限，政府只做该做的事情，只做能做得好的事情，防止政府的越位、错位与缺位。目前，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时期，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森·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65.

[2]袁振国。中国教育政策评论2001[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4.

合法化范文篇10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没有痛苦的死亡”。而安乐死的现代含义则是指“对于现代医学条件下无可挽救其生命的濒死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而采取适当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生命的行为”。

根据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安乐死问题实际上是接受死亡法则的生命处置问题。这类行为实质上是以生命终结法则为基础的针对生命终结方式的处置。故可以将安乐死的实质界定为“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而不能将涉及生命处置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安乐死主要针对如何选择生命终结方式，而不是针对生命处置方式。因为生命处置方式包括的两层意思：一者为挽救生命，一者为终结生命。而安乐死不是在生命处置方式这一层面上去选择是挽救还是终结生命。它仅仅是在已无法挽救生命的前提下去选择采用何种最佳方式去终结生命。因此安乐死的实质是“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优死”行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状态，不是死亡原因，故它不能与自然病亡、病理死亡和意外死亡这三种死亡原因并列为第四种独立的死亡原因；第二，安乐死的对象是当代医学上无可挽救其生命的痛苦的濒死者；第三，安乐死是人工控制的死亡状态，其目的重在使病人“安乐”，不在使病人“死亡”。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一）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

1、国际安乐死运动的不断壮大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二战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赞成安乐死的观点开始呈上升趋势，有关安乐死的民间运动和立法运动也日益增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两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也通过了类似法案。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荷兰立下患致命疾病时授权医生实施安乐死遗嘱的已有10万人。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