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化范文10篇

汉语文化范文篇1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汉语文化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公务员之家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汉语文化范文篇3

如果说这场争论还有什么价值，还值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话题重新提出来的话，那就是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既具有历史性，又不乏当下性；既是地域性的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难题，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更非一个毫不关己的外部问题，恰恰相反，而是一个有着纠缠不清的切身性的问题。我们当前所要做的，不是鹦鹉学舌一般地跟着别人，老是嚷嚷什么"后现代"，"后启蒙"，"后历史"以及"后理想"等，而是应当塌塌实实地清理"现代性"的具体论域，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社会思想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史，认真地思考颇具历史具体性，然而决不有悖于现代性之普遍有效性要求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众所周知，"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之提出，从具体历史时间来看，是在十九世纪，尽管此前不乏对"现代性"的朦胧认识和直觉批判，比如德国启蒙思想家哈曼（Hamann）和赫尔德（Herder）等。马克斯·韦伯（MaxWeber）作为一个社会理论家，其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提出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勾连关系，更在于他那个对同辈以及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概括性命题：所谓"现代性"，即是"合理性"；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换言之，韦伯透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所发生的特殊辨证关系的研究，加上对世界上各大文明体系及其宗教理念的比较分析，不但揭示了"现代性"问题和"合理性"难题自身的复杂性，更阐明了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暧昧性。这样一来，韦伯就把"现代性"

问题转化成了理性的问题，现代性批判在他那里则变成了理性批判。

韦伯这样认为，固然有着浓重的康德主义的理性批判色彩和形而上学味道，但他毕竟为解剖和诊治"现代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韦伯在东西方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都成为了一个出发点，轻易绕不过去。

在西方，针对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命题，出现了三种相互不同而又相互牵涉的"现代性"模式，分别为：

（1）

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从马克思经卢卡奇，一直延伸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该派的最大一个特点是矢志不移地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然而他们也正是在这点上走向了极端。

（2）

自由主义现代性模式（从韦伯经帕森斯，一直发展到卢曼）；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模式一样，这条路线也是一以贯之，二者之间并且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

（3）

保守主义现代性模式（以托克维尔，舍勒和西美尔为代表）；该派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不算顺畅，与上两派的激进相比，显得滞后，但近来又有复兴之势，越来越受到重视。

虽然上述三种现代性模式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性批判逻辑和社会改造方案，也形成了迥异其趣的社会理论进路，贯穿着百多年的西方社会思想史，相互之间或争执抵牾，或补充附和；或一枝独秀，或齐头共进。但是，到了当前，三者走向综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朗，德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尝试，他有关现代性哲学话语的阐述，把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国，韦伯同样也被当作了提问的基础，"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汉语世界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另人遗憾的，我们在提问过程中，于不经意之间把韦伯的命题给置换了，普遍关注的是所谓的儒家（乃至道家，佛家等）伦理话语或宗教话语与现代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从而把现代性问题又一次还原为中西二元关系问题，现代性问题的实质被基本忽略了。

近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刘小枫的力作《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不但在汉语世界重新激发起思考现代性问题的热潮，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把汉语世界的现代性讨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该书通过全面清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体系，把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引入社会理论领域加以审理，主张要带着中国的现代性建设经验，参与到西方社会理论的修缮中去，以推进对困扰现代思想的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能够担当协调中西现代性的命运与共和历史差异之间的张力的中国社会理论。

显然，《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并非没有问题可以检讨，比如其中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就有宽泛模糊的地方，把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现代性话语归整为一，是有悖于各自的历史经验的，而且美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特殊贡献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其次，社会理论的本土化是否有必要，是否可行，如果有必要，也很可行，那么，又该如何进行，该书也没有加以深入探讨。

全面评价该书的得失，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我们只是想借用其中的一个基本论点，以便引发出笔者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个基本论点就是刘小枫对于现代现象的形态结构的理解和把握：

从形态面观之，现代现象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的秩序重排，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在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这一过程已经终结。1

因此，刘小枫认为，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上来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并相应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论域，分别为：

（1）现代化论域，主要讨论的是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

（2）现代主义论域，核心问题是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建；

（3）现代性论域，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态和形态的变化。

刘小枫把现代性问题置于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和文化机制上加以考察，他的这一论点倒是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不谋而合，遥相互应。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是想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揭示出社会文化的潜力"，也就是说，要为现代社会的重建寻找到必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

因此，哈贝马斯更多关心的是发展社会文化的可能性，而不是社会发展对外部自然的依赖性。他就此曾强调指出：

我对文化发展，法律和道德意识以及现代艺术的兴趣，一句话，我对整个价值定向的文化转变的兴趣，不只是消极的。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从文化发展，宗教，法律和道德意识这个蓄水池中汲取的东西越多，政治和行政管理为了创造群众的忠诚，就越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手段难以达到的文化领域上，它们就越加依赖于潜在的学习可能性，和在文化资本中积累起来的具有爆发性的经验。2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在西方尚未结束，在全球更是处于展开状态。而现代性在当代的重建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便在于文化现代性（kulturelleModerne）。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解和现代性批判也是把韦伯当作起点的。换言之，哈贝马斯的基本立场也是理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加以重建。众所周知，哈贝马斯的理性批判是通过所谓的"交往行为理论"而逐步展开并最终完整呈现出现的。按照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有关现代的解剖共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通过对理性概念的分析，提出了交往理性；

（2）通过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建议把社会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两大相关领域；

（3）通过对理性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指明了现代社会在前进过程中所反应出来的种种病态特征及其根源所在，并努力给出自己的一整套诊断。

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的前言里，哈贝马斯开宗明义地写道：

（交往行为理论）首先涉及交往理性概念，我在对它进行阐述时虽然充满重重疑虑，但交往理性概念还是顶住了认知工具理性的短见行为；接着是两个层次的社会概念，它用一种并非只是修辞学的方法，把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了起来；最后是现代性理论，它对当今越来越清楚可见的社会病理类型进行解释，认为现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结构的的生活领域听任具有形式结构的独立的系统摆布。因此，交往行为理论要尽可能地勾画出现生悖论的社会生活关系。3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其作为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交往行为理论思路的自我概括。虽然他诊断现代性的入手是理性，但他的理性观有些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批判理性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否定理性，而是为了捍卫理性，他对因理性批判而走向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做法深恶痛绝。他认为：

理性永远都是可能达成全面谅解的根本。不仅如此，理性早已存在于历史当中，即存在于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当中，例如，存在于民主法治国家的种种制度和原则当中。4

尽管哈贝马斯对理性持捍卫态度，但他并不否认当今世界上存在着数不胜数的非理性现象，诸如军备问题，贫困问题，生态问题，权利问题等等。不过，他同他两位老师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不一样，面对这些问题，他并不感到悲观失望，而是对在理性限度内克服这些问题充满信心，因为，在他看来，理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还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来无可厚非，也无可指责。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病变，走向"片面化"和"形式化"，决不是先天性的，而是后天性的；更准确地说，不是理性自身的责任，而纯属是人为造成的。

按照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的结果，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最大的病变形态，就是走上了片面的认知--工具化道路。理性的工具化和形式化，使现代性面临着重重危机。为了克服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给出的方案是"交往理性"。而所谓"交往理性"（kommunikativeRationalitaet），就是要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subjektivorientiert），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intersubjektivorientiert），以便阻止独断性的"工具行为"继续主宰理性，而尽可能地使话语性的"交往行为"深入理性，最终实现理性的交往化。理性的交往化应当以"普遍语用"（universalePragmatik）为前提，在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中，从分化到重组。

总之，在面对现代性的时候，科际整合是哈贝马斯的一把钝锤，理性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他的一双利锥，交往理性是其策略，建设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以审美为动力，以超验力量为调节机制的开放的乌托邦式的"交往社会"，则是其最高追求。

但这里想再次强调指出的是，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哈贝马斯和他的前辈，特别是和阿道尔诺以及霍克海默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除了在于明显化悲观主义为乐观主义，以及进一步地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特别是以帕森斯--卢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现代性调和之外，还表现在悄悄地同二十世纪初以来以舍勒和西美尔为代表的德国保守主义现代性话语达成共识。如果说与自由主义的调和主要集中在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的话，那么，同保守主义取得共识则是他在晚近著作中的立场，主要表现在他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上，及其有关宗教观念和神学话语的看法上。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把上述两种来自东西方不同语境的现代性理论略加对比：刘小枫的现代性思考立足于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反对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吸取各自的精华，试图建立起一种依靠宗教和法律加以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哈贝马斯则是坚定不移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具体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主义传统，用自由主义的激进作为对自己的警醒，用保守主义的温和作为缓冲，试图通过继续宏扬启蒙传统，通过对现代社会的不断改良，实现现代自我转换的目标。

我在这里无意也无力提出一套与上述两种现代性理论话语相抗衡的话语体系来，只是想围绕着汉语世界的现代性建设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但需要指出的是，我的思考就是从上述这两种言路不同，语境悬殊，然而兴趣并无太大差别的现代性理论的关联出发的，而这也正是我在上文之所以清理他们的思路的目的所在。说穿了，我是想钻他们的空子，尝试在他们之间找到的一条进入汉语世界现代性问题的路子。

同样是关注汉语世界现代性问题，我和刘小枫有所不同的是，我比较强调中国这个特殊语境的当下现实，并努力结合这个现实来展开我的现代性思考。从《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小枫虽然也关注"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的问题，但由于他的侧重点在于建构一种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因而他在牵涉到当代中国问题时不是没有来得及具体发挥开来，就是被理论话语的阐述所淹没。而我不想也不敢建立什么宏观的理论体系，仅仅想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汉语世界的现代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社会主义现代性冲动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我想把我的立场定位在：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出发（在这点上有别于刘小枫，而认同于哈贝马斯），吸取保守主义现代性话语，特别是德国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有关论点，主要是他们关于超验话语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的观点（在这点上我支持刘小枫，而与哈贝马斯保持距离，尽管他后期越来越重视保守主义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围绕着中国当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的质态及其文化机制的形态。具体思考如下：

1，工具理性批判问题：

工具理性批判是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命题。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话语，自由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保守主义的也罢，在对待工具理性这点上可以说是高度一致的，都认为工具理性独步一时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所在，工具理性批判是现代性批判的一条必由之路。当然，三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在表现形式和激进程度上有着一定的差别，比如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就显得比较突出，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再到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概念，可谓是矢志不愈，步步深入。

然而，我们虽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冲动之中，对工具理性批判却是重视不够，甚至是无动于衷。放眼望去，我们周围形形色色的工具理性现象和局促不安的工具理性冲动随处可见，"蔚然成风"。一种"全能主义"5的理性观和实践观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所不同的是，先前的那种"政治全能主义"（比如"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等），让位给了"经济全能主义"（"金钱万能论"等）和"科技全能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等）。这股"全能主义"的趋势目前是愈演愈烈，正在向文化，教育以及生态等理应得到捍卫的生活世界领域蔓延。

因此，在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过程中，工具理性批判一上来就显得格外突出，我们不应当象西方那样，非要等到工具理性张扬到了极致地地步再来收拾和补救，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工具理性批判当作中国现代性建设的起点问题和核心问题加以处理。

2，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一大杰出成就就是认识到了其合法性危机的存在，并有意识地从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等多个角度去努力加以克服，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历史学家的预言，非但没有寿终正寝，反而显示出了比先前更大的生存活力和发展潜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在国际共运还是在国内实践方面都遇到了重重的麻烦，处境极为不利。究其原因，大概在于，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制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其合法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更谈不上有效的解决了。

要想认识清楚并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作为思想体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或是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苦瓜，相互之间有着相关的合法性背景。因此，澄清资本主义，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特别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事实上，哈贝马斯走的就是这一思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为我们着手分析社会主义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样式。在《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LegitimationsproblemeimSpaetkapitalismus）一书中，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四种社会危机倾向，分别为：

（1）经济危机；

（2）合理性危机；

（3）合法性危机；

（4）动机危机。

由此类推，社会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大抵也可以概括为这样四种危机趋向。如果说，我们对存在于经济，政治和行政等系统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合理性危机以及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等已经有所直觉，并有所行动（比如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东欧的"纠补革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文化系统中的动机危机问题却被完全忽视了。而当前社会主义动力系统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3，超验话语在现代性建设中的作用问题：

拙文《论哈贝马斯宗教观的转变》曾经指出，哈贝马斯宗教观在其前后期的思想中有过一个巨大的转变，归纳起来，就是哈贝马斯对宗教由早期的彻底否定发展到了后期的有限肯定。现代性理论中一个普遍的命题是，现代性等于世俗性，由此人们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性与作为超验话语的宗教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是误解，更始错误。

韦伯对现代性与新教伦理之间内在联系的阐述不管如何需要接受检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世俗性的现代性与超验话语的宗教之间并非是水火不容；宗教对于现代性的发展并不一定构成障碍作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宗教对于现代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它能为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也就是说，能够有助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问题。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与大众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需要摆正和理顺；大众信仰固然不允许凌驾在政党意识形态之上，但政党意识形态恐怕也不能丝毫不给大众信仰以活动空间。

除了能够提供动力支持之外，宗教还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的历史问题。这是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告诉我们的。从赫尔德到舍勒，再到施密特（CarlSchmitt），保守主义现代性理论一直关注宗教的社会功能，关注政治的神学化与神学的政治化。

哈贝马斯自身的经历也充分说明，忽略宗教的现代转化及其功能，对于现代性批判会造成无数的麻烦。在早期，哈贝马斯正是由于一股脑地否定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才给他的现代性拯救计划带来许多诟病，神学家对他的批评或许是所有批评当中最有力的。哈贝马斯后期引入神学话语，并改变其对宗教的态度，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对其现代性设计的一次重整。

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明朗，起码是难以否认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把在宗教导入中国的现代性建设过程当中，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敏感的问题。敏感的原因在于：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之间的对话问题，这在西方其实早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至尽依然倍受关注，但在汉语世界未见有建设性的讨论。复杂的原因则在于：汉语世界的超验话语比较杂多，究竟应当优先与何种超验话语发生勾连，需要慎之又慎。

4，中西文化关系问题：

稍谙西方思想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西方在其现代化过程当中，从来就未曾离开过非西方世界，特别是中国。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作为他者，在西方社会文化当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不应否认，哈贝马斯原初是一个想抱西方中心主义残缺的人，因为他对待非西方的立场和他一贯主张的交往理性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是，经过来自方方面面他者话语的挑战和批判，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PolitikDerAnerkennung）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反躬自问：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是否可以离开西方而闭门造车呢？今天，汉语世界似乎在这点上已经达成共识：绝对离不开！只是，上层不断高呼与国际接轨，不惜一切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是最好的说明了；下边则普遍欢迎全球化，跨国公司纷纷涌入，消费主义"深入人心"，充分证明了国人对全球化的强烈认同。

既然离不开，那么，我们对西方究竟应该持怎样一种态度呢？把举国上下的态度归结起来，有这么三种：

（1）文化中心主义，这是中央大国的狂妄心态在作崇的结果，显然是要不得的；

（2）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义和团清洁"在当代的变种，光靠说"不"是断然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的；

（3）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态度比较隐晦，也比较具有欺骗性，其实只不过是没有立场的表现罢了。

文化中心主义要不得，文化民族主义又解决不了任何实质问题，文化相对主义则不过是一种花招而已，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当然有，哈贝马斯后期所钟情并一再加以论证的"文化交往主义"为何不能成为我们尝试的一种选择呢！

注释：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哈贝马斯：《与克吕格谈话录》，请参阅本书的中译文。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前言，三联书店，2000。

4，哈贝马斯：《与克吕格谈话录》，请参阅本书的中译文。

汉语文化范文篇4

关键词：民族院校汉语文课程改革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的新目标，其目的是要改变学校课程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的倾向，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并要适应不同地区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一、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的现状及弊端

长期以来，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未能十分有效地针对教学对象为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现实实施教学，而是采用普通学校语文教材，沿用普通学校陈旧、老化的语文教学模式，强调记忆、阅读、写作，忽视学生的口头表达及交际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听说能力的训练几乎是空白，考试偏重于对特定汉语知识的记忆，学生对知识缺乏理解，只能生吞活剥、死记硬背，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对汉语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笔者在近几年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发现：许多母语非汉语的藏族学生无法按普通话的发音规律吐字发音，念白字、不识字的现象普遍存在；“说话”时应试学生往往把一个话题提前写成一篇短文或选择中小学生作文选中的文章死记硬背，这样在应试时就变成了“背稿子”，根本达不到口语化的要求。同时，民族院校课程资源的结构单一，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淡薄，把教材作为唯一的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内容、条件、方法等方面未能形成有机的整体。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的传统“三中心”依然盛行，造成少数民族学生学习了十几年的汉语文，最终连基本的口头、书面表达都不能顺畅、流利。

二、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是指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评价等整个课程发展过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自然的总和据研究，课程资源按照功能特点来分，可以分为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两大类。前者包括知识、技能、经验、活动方式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因素；后者包括直接决定课程实施范围和水平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场地、媒介、设备设施和环境以及对于课程的认识状况等因素。按照课程资源的空间分布来分，可以分为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凡是学校范围之内的课程资源就是校内课程资源，超出学校范围的课程资源就是校外课程资源。校内课程资源可以包括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校外课程资源也同样可以包括素材性课程资源和条件性课程资源。就利用的经常性和便捷性来讲，校内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占主要地位，校外课程资源则更多地起到一种辅助作用。

目前，民族地区需要较大经济投人的条件性课程资源严重不足，但同时由于课程资源意识淡薄，缺乏课程资源对于教学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对课程资源的识别、开发和应用能力，导致大量的，丰富多彩的带有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素材性课程资源被埋没，不能及时地被加工、转化和进人实际的中小学课程，造成许多有价值的课程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很多中小学甚至把教科书当成唯一的课程资源，对课程资源的理解十分狭隘，使中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学习动力，学习效果低下。

三、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的意义

由于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仍然沿用普通学校的语文教学模式与教材，未能针对教学对象为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一特殊情况，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因而教学效果并非如教师所愿。《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考试大纲》(MHK)指出：“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的汉语教学，主要沿用普通中小学校语文教学的方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效果不甚理想。少数民族学生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较差。……改革民族汉语教学，已经是当务之急。事实上，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民族院校汉语文教学改革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教师课程观的转变

以往我国的课程开发采用的一直是“中心-”模式，课程开发的主体是课程专家和学科专家。开发出的课程作为“产品”推向教师，教师只作为“消费者”去消费这些课程。教师处在课程开发的，没有发言权。加之课程管理体制单一，相对集权化，教师被排除在课程决策和管理之外，导致教师不关注课程，缺乏课程意识，形成了不正确的课程观。尤其作为民族院校的汉语文教师，曾深刻地反思过民族学校的汉语文课程是否适应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只是一味地将专家开发出的课程生吞活剥地传达给学生，其结果可想而知。新一轮课程改革将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体制变为“中央一地方一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这就可以有效地转变教师传统的课程观，培养教师的课程意识，从被动的课程解释者转变为主动的课程开发者。如此，教师就可以超越原有的只是把课程作为学习材料或学科看待的做法，挖掘适合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特点和心理需求的课程内容，在真正意义上对学生实施教育，使少数民族学生学到有用的汉语文知识。

(二)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教师、学生“教一学”方式的转变

民族院校汉语文课程的教学基本上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教师为中心、以教学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的“大一统”的教学行为。虽然发挥了传递人类文化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使学生接受了汉语文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却忽视了少数民族学生母语非汉语这一基本现实。民族学生学习思维的特殊性，造成民族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学习汉语文普遍采取生吞活剥、死记硬背、图固吞枣的方法，其效果实在差强人意。

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使教师的教学方式发生转变。即：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合作者转变；由传统的教学支配者向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转变。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由教师来完成，也可以由教师学生共同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改变学生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现状，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知识的建构者；可以改变教师单向传递知识、控制课堂、支配学生的教学行为，使教师树立“以活动促发展”的教学观念。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师生共创共生、合作交往的外部学习环境就能得以创设，整个教学过程自始至终能呈现出积极、主动、平等、尊重、和谐的气息。

同时，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可以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转变。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学习方式，实现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因此，课程改革倡导的“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的确立可以通过个性化、自主化的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得以实现。因为在现实中，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无论是素材性还是条件性，汉语文课程资源是很丰富的，开发利用这些课程资源不仅能促进民族学生对汉语文知识的记忆、理解和运用，而且能为学生自主探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空间，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表达交流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创新精神。

(三)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够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如前所述，民族院校教师由于课程资源意识淡薄，缺乏课程资源对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以及汉语文教学模式的陈旧，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单一，造成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文能力不强，动力不足，效果低下。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这一现状将有所改观。因为：

1、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将封闭的课堂变为开放的学习环境。学生的学习材料不仅限于课堂之中、书本之中，学生可以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学习汉语文。学习内容、学习空间、学习方法发生了变化，必然带动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发生变化。

2、师生共同开发利用课程资源，可以使教师角色发生转变，教学行为发生变化，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师生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这样必然促进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学习效率的提高。

3、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要求学生要从传统的被动接受、死记硬背、机械训练中解放出来，寻求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而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会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得以提高。

四、开发利用汉语文课程资源的途径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研讨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各种标牌广告等。其次“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重要事件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是可以成为汉语文课程的资源”。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寻找一切有可能进人汉语文课程，并能与汉语文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资源。

(一)开发并利用汉语丈教材，发挥教材的多种功能

教材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其开发和利用的重点是研究和处理教材。教材不仅是学生学习汉语文知识、提高汉语文能力的文本，还承担着丰富学生生活经验，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等诸多任务。民族院校的汉语文教材存在着内容上离学生生活实际较远，要求上脱离学生学习实际水平等弊端。作为汉语文教师要有强烈的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意识，不能仅仅充当课程的实施者，要主动地去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弥补现行教材的不足；不能眼睛只盯着课堂，看着书本，还要面对课堂之外，面对学生的全部生活，把学生的生活融人教材之中，使教材内容更贴近学生实际和民族理特征。如对藏族学生可将部分唐诗宋词修改为对《格萨尔》史诗或米拉日巴谚语的学习，更好地发挥教材功能。在课堂教学中，倡导“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借助教材这个课程资源，主动理解与体验，获得学习策略，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习惯，综合提高汉语文素养。

(二)创设生动自主的学习方式，丰富学生学习汉语文形式

民族院校在传统的汉语文方式下，封闭的教学情景，消极的思维状态，紧张的思维氛围，模式化的思维方式，禁锢了学生的思想，束缚了学生的思维，挫伤了学生学习汉语文的积极性。因此，一定要改变把学生禁锢在课堂里，简单重复的口耳相传，单调枯燥的教学方式。变封闭为开放，紧张为轻松，模式化为发散式，除去捆绑学生思想的枷锁，采取多种多样的能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实践的形式，如读课外书、交谈、讨论、课前课后搜集资料、组织朗诵会、表演课本剧等，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活动中学习汉语文，在讲述、讨论、交流、品评、操作等活动中促进发展，形成比较扎实的汉语文能力，体验学习汉语文的乐趣。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汉语文实践活动，拓展汉语文学习的空间

课程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校外课程资源。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素材性课程资源，这里山川奇伟、风光旖旎，少数民族聚居其中，历史悠久，文化斑斓，拥有众多人文奇观。因而应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人文景观，引导学生在自然、社会的大课堂中观察、调查、获取信息来学习汉语文。还应根据学生的汉语文实际水平、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开展丰富多彩的汉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学习有用的汉语文知识、技能，并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成长，真正提高汉语文的学习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

汉语文化范文篇5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高职语文;教育现状;教学策略

语文作为各科学习的基础，是学生获取、理解、运用知识的重要途径，高职语文教学有利于提高高职学生的日常生活质量，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汉语言文学本属于语文教学的一部分，但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我国高职语文教育者缺乏对汉语言文学的重视，忽视了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

一、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学的关系

汉语言文学教学从属于高职语文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内在修养，而一般的语文教学侧重于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这两者教学的重点虽然具有差异性，但都注重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此外，汉语言文学教学具有更强的专业性，涉及的专业知识面较广，学生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增强自身的文学底蕴，而语言教学注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的对接措施

（一）更新教学理念

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普通高职语文教学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为优化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高职语文教学的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以开发的思想理念将汉语言文学教学融入到日常的语文教学中去，注重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文化的传承，实现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在教学思路与教学理念方面的对接措施。

（二）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汉语言文学关注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与传统语文教学相比，它更偏重对学生精神面貌的教育，不注重实际的经济效益，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为实现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的有效对接，教师应该对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学求同存异，以两者的共同点为突破口，重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汉语言文学以情动人，以美育人，它在情感表现方面的优势是议论文、科普文等实用性文体不能比拟的，教师要发扬汉语言教育的优势，将汉语言文学作为语文教育的重要手段，关注对学生人文关怀。在进行课程教学时，教师应该陶冶学生情操，给予学生必要的感情关怀，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道德品质。此外，教师还应该适当转变教学方式，采用课堂讨论、小组合作等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以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程的趣味性和参与度的目的，从而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性，优化师生关系，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高职语文教学效率。

(三)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汉语言教学与语文教学在教学活动上有共同的目标，即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社会提供复合型人才，教师可以从这一方面入手，提高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对接的有效性。首先，教师应该开设汉语言文学实践课堂，将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学整合起来，综合发展，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其次，教师应该考虑到学生的就业问题，关注其读写说三方面技能的培养，提升其理解能力和调研能力，提升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实用性。第三，教师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以多媒体为媒介，将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素材融入到语文教育中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想象力，促使其主动学习，自主学习。最后，教师还可以选择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创新性和有效性，例如组织汉语言文学作品的赏析会，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学修养，感受文学魅力，丰富学生实践体验，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和视听读写能力，实现汉语言文学与高职语文教育的有效对接。

（四）以情感体验为媒介

高职语文教学要求教师将教学活动与实际生活相联系，重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语文教学的封闭性，显示了一定的开放性，汉语言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教师应该重视这种情感体验的作用，鼓励学生将自身带入到作者设置的情景中去，从而打破自身生活经历的限制，突破时间和空间，体会到更广阔的思想境界，以情感体验作为媒介，学生可以从人物表现、故事情节中领会文章主旨，把握文章结构脉络，同时也可以体会到文章表达出的精神面貌，实现汉语言文学和高职语文教育的对接。

汉语文化范文篇6

1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是因为人具有语言能力，人类可以将自己内心的想法用语言进行表达，同时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语文教育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的口语表达能力和与人沟通的交际能力。语文教育教会人类认字、写字、阅读、表达、沟通等多种能力，是对学生智力拓展的一种开发。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行研究，可以运用于日常生活，可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2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关系

汉语言文学源于语文教育，要想学好汉语言文学，首先要打好语文学习基础，这样对未来学习能力、写作能力及阅读能力的提升都有帮助，同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我修养。在各大高校教学中，汉语言文学已被列入大学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汉语言文学其实是对语文教育的深入发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汉语言文学也是学生今后向教师领域201发展要钻研的业务，因此，学好汉语言文学是对语文教育的进一步深入，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我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

3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特色

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从古至今一直传承的文化，它是中国深厚文化的精神所在，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汉语言文学对于学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影响深远，它是精神层次的体现，它是人们人文观念的体现，也是社会文明精神对外的表现。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改革，汉语言文学作为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断进行着改革与创新。

4提高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应用与发展策略

4.1提高实践能力，结合性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因此不管在教育领域的哪个阶段，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了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实际发展需求，两者之间有差异也有共同特征。总而言之，汉语言文学存在于语文教育中，两者之间是相通的，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学理论中都可以采用同种方式传授，都是为培养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视野而服务。对于学生精神层次的提升与价值观的认知都是相通的。在教学中，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挖掘与探索是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教育的共同之处。在学生对文学作品和诗词鉴赏的探索中，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加强语文教育和汉语言文学教育课堂教学的实践性，让学生适应社会需求，让学生在未来工作中能积极运用语文教学和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知识，成为受欢迎的人。教师可以安排一些相关的课程教学，不断拓展学生的教学内容，进一步强化学生汉语言文学素养。4.2提高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学教育的应用与发展。科技的飞跃发展使得学校教学手段越来越多，多媒体教学已遍及各大院校。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开展，汉语言文学教学也有了创新，利用多媒体教学方法进行汉语言文学教育，可促进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语文教育也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在内容上，可以选择一些课外话题或社会热点话题，利用多媒体技术在课堂上播放并讲解，让学生根据学习进行总结，并分组讨论或上台演讲，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让学生进行开放性思维的训练，也可以对学到的内容进行评论，让学生发挥想象，扩展思路，提升学生对语文和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在现代化的教育中，教学重点应放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上，教师可以从自身思维入手，树立教育教学观念，在此基础上将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引入教学中，创新教育教学形式，拓展学生的思维，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新教育教学形式，通过学生感兴趣的多媒体辅助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加新颖全面的教学素材。

5结语

汉语文化范文篇7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初中生；语文教师；教学模式；文学修养

因为汉语言文学是对汉语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和深度研究可以体验到传统文化的传承魅力和特色，在继承优秀文化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所以在对初中生开展课堂教学时应该思考汉语言文学的传承价值，在各项因素整合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育人方案，以创新为指导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提升班级学生对知识点的认知程度。这样能通过教学模式创新推动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发展，在推陈出新基础上提升班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实践传承意愿。

一、分析开展汉语文言文学教育的价值

（一）利于传统文化的合理传承和创新发展

人们对传统文学进行学习的基础是对汉语言文学进行思考，在学习和思想感悟中对传统文学的特色进行思考，在分析人文情怀基础上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与实践传承路径，在阅读交流中获得民族意识的培养。初中生应该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学习，阅读思考和传承是学生应该承担的一项学习任务，立足学习获得更高水准的知识体验。因为在民族发展与国际竞争中需要青年群体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在优秀精神思考基础上约束个人的行为，在养成高尚道德操守基础上参与课程学习与社会建设中，重视在推动时代进步过程中展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传承价值[1]。所以语文教师对初中生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指导是利于传统文化的合理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在把握实际基础上参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以现代教育为载体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

（二）给初中生健康发展奠定文学修养

立足汉语言文学讲解可以丰富初中生的精神生活，在探索传统文学发展特色基础上稳定提升道德修养，在获得更多传统文化知识沉淀基础上养成高尚的人格魅力。初中生通过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学习能深刻体验传统文学的特色，利于学生对文学知识进行梳理基础上实现综合素质的稳定提升。语文教师通过开展课堂教学可以将传统文学和现展进行结合，在打破文学发展时空限制基础上更好感悟到传统文化的深奥和传承价值[2]。这样能给初中生健康发展奠定文学修养，在拓展学生文学视野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多元思考，在养成高尚道德认知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

二、语文教师运用创新教学模式开展汉语言文学的策略分析

（一）通过导学案运用激活汉语言文学的预习指导氛围

基于初中生呈现出的文学修养和课程基础，语文教师应该在把握本质基础上制定多元化的教育方案，在各项资源整合基础上给班级学生开展更高水准的知识讲解与学科能力的充分培养。语文教师需要关注初中生的自学能力，围绕课堂教学目标给学生实施创新性的教育指导，提升班级学生对传统文学的认知与梳理效果[3]。因为导学案可以引导初中生在课程教育之前进行预习，在结构梳理基础上感悟课程知识的独特魅力，在模式创新基础上强化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感悟程度。所以语文教师需要通过运用导学案激活汉语言文学的预习指导氛围，在把握主题基础上提升初中生对课文意义的领会程度。语文教师在对初中生开展“范进中举”课堂教学时应该关注教学模式的创新发展，立足导学案指导班级学生进行教材内容的梳理，在结构整合基础上给学生实施更高水准的教育指导，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学的体验程度。重点是指导初中生对人物思想描写方法进行探索，从外貌形象、语言特色和肢体动作等角度进行讨论，思考在人物形象描写过程中进行社会环境描写的作用，在分析性格内涵基础上对文章思想进行深度理解。这样能通过导学案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文字特色分析和情感交流过程中感悟到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也能对病态社会进行揭露。所以在后续汉语言文学指导过程中应关注导学案的运用价值，在模式创新基础上给初中生开展更高水准的教育指导，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学知识的感悟程度。

（二）通过合作交流推动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

语文教师对初中生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指导是利于传统文化合理传承的，学生在传统文学探索和互动交流过程中能获得优秀情感的熏陶教育，在汲取优秀情感认知基础上保障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因为合作学习可以保障初中生主体地位，有助于班级学生在互动交流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多元探索，在观点表达基础上收获更高阅读点水准的知识体验，以此在理念创新过程中强化学生们的知识体验。所以教师可以通过合作交流推动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在鼓励初中生发挥主观思维基础上进行多个层面的知识互动，在思考文本特征基础上感悟凝聚的情感态度。以《送东阳马生序》课堂教学为例，语文教师需要围绕初中生的课程基础、思维逻辑、文学修养和情感理解等情况进行学习小组的划分，通过合作探究推动传统文学在课程教育中的有序落实。基于课程教育特色和拟达到的教学目标，教师可以提出多个层面的合作探究任务以推动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以此提升初中生对课程知识的探索整合与实践运用效果。一是分析文章中的实词和虚词；二是在文本特征分析基础上思考对比手法的应用特色和价值；三是在人物形象交流基础上论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态度；四是结合社会发展对课程学习进行思考[4]。这样能在初中生合作交流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知识讲解，利于班级学生在重点词汇与句子基础上感悟文章的中心思想与情感观念，也能通过课堂教学对学生们进行刻苦自勉等优秀情感的熏陶教育。

（三）立足问题情境强化初中生的思维逻辑和阅读理解能力

因为初中生通过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学习能深刻体验传统文学的特色，在梳理文学发展脉络基础上获得优秀情感的熏陶教育，利于学生将所学的内容转化为个人的内在修养，在感悟文学发展特色基础上推动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所以语文教师应该在各项因素整合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教育方案，重视在教学模式创新基础上给初中生开展高水准的知识讲解，在互动交流基础上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思考问题能引导初中生从不同层面对教材内容进行思考与情感体验，在观点表达基础上获得更高层面的互动体验，利于在推动课堂教学创新发展基础上强化学生对文章内容的体验程度。为此，语文教师需要立足问题情境强化初中生的思维逻辑和阅读理解能力，提升汉语言文学知识讲解和情感熏陶的实际效果。在对初中生开展《出师表》教学时，语文教师应该在教材内容把握基础上提出不同层面的思考问题，通过问题情境营造推动课程知识讲解的有序落实，也能提升学生对优秀情感的认知程度。“在文章阅读基础上进行字词知识的整理，分析同音词、多义词和通假字等知识结构。”“分析哪些语句是文章写作的关键语句，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是什么？”“论述诸葛亮运用哪些方式进行观点表达？具备什么样的个人形象？”“在学习文章之后谈谈情感收获是什么？”这样能通过问题情境引导初中生对教材内容进行多个层面探索，指导班级学生在内容整合基础上感受到汉语言文学的特色，在关键内容分析基础上收获优秀情感的熏陶[5]。语文教师能在初中生回答基础上开展针对性的知识讲解与总结，提升班级学生对重难点内容进行论述能力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在课程教育中的落实，也能在课程学习基础上对学生们进行责任感与使命意识的教育。

（四）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创新知识讲解模式

研究指出语文教师需要思考汉语言文学的传承价值，重视在各项因素整合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育人方案，通过多种教学模式开展高水准的理论讲解和情感熏陶，强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探索和情感体验效果。因为信息技术能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并合理拓展课堂教学空间，在改变传统课程知识展示模式基础上调动初中生的探索兴趣，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有着较大的运用价值。所以语文教师也能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创新知识讲解模式，通过全新思维对初中生开展高质量的课程教育与文学素养的培养。例如在对初中生进行《岳阳楼记》教材内容讲解过程中，语文教师需要通过信息技术开展创新且高效的课堂教学，提升班级学生参与知识学习和实践运用的综合能力，更好感悟到传统文化凝聚的传承价值与继承魅力。在课堂教学之前运用信息技术播放岳阳楼视频以营造生动化的课程探索情境，引导初中生对文章内容进行阅读与文字特色分析，在阅读理解基础上结合视频资源对岳阳楼的形象特色进行思考，通过互动交流强化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梳理效果。这样能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给初中生开展创新性的课堂教学，强化学生对文言文特色的认知程度，也能在互动交流中感受到祖国山河景色的壮丽。

结语

基于初中生呈现出的课程基础和健康成长需求，语文教师不单是进行字词层面的知识讲解，而是在关键因素整合基础上制定教育方案，从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更高水准的知识讲解。本文认为教师应该通过运用导学案激活汉语言文学的预习指导氛围，通过合作交流推动课堂教学的创新发展，需要立足问题情境强化初中生的思维逻辑和阅读理解能力，也要以信息技术为载体创新知识讲解模式。

本文引用：

[1]董玉华.新课程背景下初中汉语言文学教学观念的转变[J].孩子天地，2020,15(06):194,197.

[2]杨建民.如何进行好初中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之我见[J].孩子天地，2020,28(02):142,145.

[3]李明星.浅析如何提高初中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质量[J].天天爱科学（教育前沿），2019,22(08):113-114.

[4]吕成辉.新时期背景下初中汉语言文学教学观的转变[J].语文课内外，2020,29(13):305.

汉语文化范文篇8

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国家教委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汉语文教育研讨会”于1997年10月21～2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汉语文教育专家、学者12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研究资料108篇。在开幕式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到会讲话，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刘国正致开幕辞，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王宏志、北师大副校长王英杰到会致辞。与会代表反映，在新世纪的大门即将开启之前，海内外专家聚集在汉语文教育的故乡，交流经验，探讨汉语文教学走过和走向的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与会代表认为，“百年汉语文教学经历创立、奠基、改革与发展的过程”，谱写了汉语文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浙江教育学院张传宗说，“语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本世纪初，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前一阶段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学务纲要》开始对中国文学提出要求；1912年民国政府根据《壬子学制》颁布《中学校令》，规定在中学设立国文科；1931年以后公布的课程标准规定，课本由清末全选文言文转变到“五四”文言文和语体文兼选，以后又发展成以语体文为主；194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中等国文》，强调“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的掌握”。这阶段的国文教学，开始确定了国文科作为中等教育一门基础学科的地位，是整个语文教学创立和奠基的时期。

与会代表认为，建国以后国文科改为语文科，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作了多次探索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1956年实行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1961年第一次提出语文教学具有三方面任务：提高语文水平、提高思想和丰富文化知识；1963年新编语文教材，第一次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并将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作为语文教学的惟一任务来提，对以后语文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影响深远。中央教科所章熊说，“十年浩劫”之后，语文教师迸发出极大积极性，因此，在8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个教法探索的辉煌时期。这次探索沿着启发式的思路，寻求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途径。实践的结果，一个响亮的口号出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为此，又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纵深的探索：在教与学的关系方面——提倡自学，把教师的作用命名为“导读”；在语文课与母语环境关系方面——提出“大语文教育”的主张；在教材编写方面——力求在课文中体现“训练”的轨迹。这次探索使中国大陆语文教学在教学法方面的成就居华语地区的领先地位。人民教育出版社顾振彪说，几十年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基本上是“三阶段”（记叙——说明——议论）“两循环”（初中——高中）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优点，但并非是最佳的。从现行新编的各套教材看，大都已跳出这一框框，构成了以能力训练为主线。

与会代表认为，百年语文教学，从国文科到语文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大小小的多次改革，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诸多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语文学科理论尚待进一步研究，语文教学效率还不够理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与会代表认为，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需要进行世纪跨度的思考，确立汉语文教育民族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吉林教育学院王鹏伟说，我们把这种思考称之为“世纪跨度的思考”，而不是“跨世纪的思考”，意在表明这种思考不仅包涵着对汉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辨和对汉语文教育发展的前瞻，而且首先包涵着对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回顾。汉语文教育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认真清理这笔遗产，将为我们确认世纪之交的汉语教育方向提供历史参照。北京教育学院苏立康说，汉字教学在中国语文教学的历史中有着成功的经验。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三字经》，全书400多个三字结构，几乎包罗了全部最基本的语素组合方式和最基本的语法结构，可以认识1000多个汉字，可以学习汉语法和其他许多新的知识，并且为学生日后阅读其他读物奠定了基础，这本启蒙教材是传统语文入门教学的经验结晶，它符合汉语言的特点，应该很好汲取。武汉六中特级教师洪镇涛说，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主要靠语言实践。而对语言材料的感受——领悟——积累——运用，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一条正确途径。传统经验告诉我们，学习语言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感悟过程。而这种感悟，不是纯知识性的感知，它包括对文字符号所负载的思想内容，文字材料组合的方式方法，文字符号所渗透的情感韵味等综合性的感知和领会，它反映了学习语言的规律。台湾屏东师院余崇生在《论文章结构与表达技巧》一文中指出，想写好一篇文章，平时的确需要博览群书，吸收储备，观摩名家的作品及不断练习，方能熟悉表达技巧。他称这种修养、储备是一种“养气”，而传统的多读多写正是实施这种“养气”的有效方法。

与会代表认为汉语文教育回归并非意味着“复古”，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返璞归真。王鹏伟说，没有“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同理，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就不可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文教育变革告诉我们：汉语文教育要重新获得生机，就必须正本清源，恢复汉语文教育的本色，从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走向回归，在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基石上重新构建21世纪汉语文教育框架。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改革，没有俯视古今的高度，就不可能面向未来，没有纵观中外的视野也不可能面向世界。回归传统并非意味着“复古”，也并非意味着“排外”，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新升华。章熊说，“传统”像无休止的长河，它滔滔不绝，一路容纳百川，上古的经验可以纳入“传统”，中古的经验可以纳入“传统”，近代的经验同样也可以纳入“传统”。它们之间一脉相承，而面目却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就是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返璞归真”，它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深化。传统的精髓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汉语的特点。

三、与会代表认为，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把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放在首要地位，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更强的新一代人无不成为教育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汉语文教育使之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提高人的素质的要求，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首都师范大学陈金明说，现代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体，而语言水平的高低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教学为提高新一代的素质服务，首要的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切实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读一篇课文先要看懂用于表现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写一篇文章，更是要用语言文字把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楚；听与说也是凭借语言文字而实现其交际的目的。时下，语文教学脱离语言而架空讲析的现象比比皆是，它不利于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因而也就谈不上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素质。台湾师范大学陈品卿等人指出，素质教育将学生学习活动看作是主动获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灌输的过程。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积极性，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语文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而不是代替学生学习，教师应该站在辅导地位。在自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天津市教学研究室伊道恩说，素质教育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先天遗传素质上，而且表现在其身心成长与智力发展水平上。因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及至最终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不会相同的。汉语文教育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差异性，坚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马来西亚林国安说，特长是学生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某些突出才能，它是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趋势，华文教育可利用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创设时空条件，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达到“全面发展有特长，知能并举有个性”的目标。香港大学高宝玉说，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可以给予不同难度的作业，可以采取分组教学模式。

汉语文化范文篇9

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国家教委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首届国际汉语文教育研讨会”于1997年10月21～24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汉语文教育专家、学者12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研究资料108篇。在开幕式上，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到会讲话，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刘国正致开幕辞，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王宏志、北师大副校长王英杰到会致辞。与会代表反映，在新世纪的大门即将开启之前，海内外专家聚集在汉语文教育的故乡，交流经验，探讨汉语文教学走过和走向的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与会代表认为，“百年汉语文教学经历创立、奠基、改革与发展的过程”，谱写了汉语文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浙江教育学院张传宗说，“语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本世纪初，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前一阶段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前。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学务纲要》开始对中国文学提出要求；1912年民国政府根据《壬子学制》颁布《中学校令》，规定在中学设立国文科；1931年以后公布的课程标准规定，课本由清末全选文言文转变到“五四”文言文和语体文兼选，以后又发展成以语体文为主；1946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中等国文》，强调“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的掌握”。这阶段的国文教学，开始确定了国文科作为中等教育一门基础学科的地位，是整个语文教学创立和奠基的时期。

与会代表认为，建国以后国文科改为语文科，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作了多次探索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1956年实行文学和汉语分科教学；1961年第一次提出语文教学具有三方面任务：提高语文水平、提高思想和丰富文化知识；1963年新编语文教材，第一次明确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本工具”，并将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作为语文教学的惟一任务来提，对以后语文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影响深远。中央教科所章熊说，“十年浩劫”之后，语文教师迸发出极大积极性，因此，在8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个教法探索的辉煌时期。这次探索沿着启发式的思路，寻求使学生能够“生动活泼地主动得到发展”的途径。实践的结果，一个响亮的口号出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为此，又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纵深的探索：在教与学的关系方面——提倡自学，把教师的作用命名为“导读”；在语文课与母语环境关系方面——提出“大语文教育”的主张；在教材编写方面——力求在课文中体现“训练”的轨迹。这次探索使中国大陆语文教学在教学法方面的成就居华语地区的领先地位。人民教育出版社顾振彪说，几十年来，我国中学语文教材基本上是“三阶段”（记叙——说明——议论）“两循环”（初中——高中）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优点，但并非是最佳的。从现行新编的各套教材看，大都已跳出这一框框，构成了以能力训练为主线。

与会代表认为，百年语文教学，从国文科到语文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大小小的多次改革，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手段诸多方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语文学科理论尚待进一步研究，语文教学效率还不够理想，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与会代表认为，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需要进行世纪跨度的思考，确立汉语文教育民族化与科学化的方向。吉林教育学院王鹏伟说，我们把这种思考称之为“世纪跨度的思考”，而不是“跨世纪的思考”，意在表明这种思考不仅包涵着对汉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辨和对汉语文教育发展的前瞻，而且首先包涵着对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回顾。汉语文教育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认真清理这笔遗产，将为我们确认世纪之交的汉语教育方向提供历史参照。北京教育学院苏立康说，汉字教学在中国语文教学的历史中有着成功的经验。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三字经》，全书400多个三字结构，几乎包罗了全部最基本的语素组合方式和最基本的语法结构，可以认识1000多个汉字，可以学习汉语法和其他许多新的知识，并且为学生日后阅读其他读物奠定了基础，这本启蒙教材是传统语文入门教学的经验结晶，它符合汉语言的特点，应该很好汲取。武汉六中特级教师洪镇涛说，学生语文能力的形成，主要靠语言实践。而对语言材料的感受——领悟——积累——运用，是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一条正确途径。传统经验告诉我们，学习语言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认识过程，而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感性和理性统一的感悟过程。而这种感悟，不是纯知识性的感知，它包括对文字符号所负载的思想内容，文字材料组合的方式方法，文字符号所渗透的情感韵味等综合性的感知和领会，它反映了学习语言的规律。台湾屏东师院余崇生在《论文章结构与表达技巧》一文中指出，想写好一篇文章，平时的确需要博览群书，吸收储备，观摩名家的作品及不断练习，方能熟悉表达技巧。他称这种修养、储备是一种“养气”，而传统的多读多写正是实施这种“养气”的有效方法。

与会代表认为汉语文教育回归并非意味着“复古”，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返璞归真。王鹏伟说，没有“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挣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同理，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就不可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一个世纪以来的汉语文教育变革告诉我们：汉语文教育要重新获得生机，就必须正本清源，恢复汉语文教育的本色，从背离传统的道路上走向回归，在汉语文教育传统的基石上重新构建21世纪汉语文教育框架。处于世纪之交的汉语文教育改革，没有俯视古今的高度，就不可能面向未来，没有纵观中外的视野也不可能面向世界。回归传统并非意味着“复古”，也并非意味着“排外”，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新升华。章熊说，“传统”像无休止的长河，它滔滔不绝，一路容纳百川，上古的经验可以纳入“传统”，中古的经验可以纳入“传统”，近代的经验同样也可以纳入“传统”。它们之间一脉相承，而面目却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就是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返璞归真”，它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深化。传统的精髓应该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汉语的特点。

三、与会代表认为，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把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放在首要地位，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更强的新一代人无不成为教育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汉语文教育使之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对提高人的素质的要求，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首都师范大学陈金明说，现代人的素质是一个综合体，而语言水平的高低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教学为提高新一代的素质服务，首要的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切实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读一篇课文先要看懂用于表现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写一篇文章，更是要用语言文字把想说的意思表达清楚；听与说也是凭借语言文字而实现其交际的目的。时下，语文教学脱离语言而架空讲析的现象比比皆是，它不利于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因而也就谈不上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素质。台湾师范大学陈品卿等人指出，素质教育将学生学习活动看作是主动获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灌输的过程。因而，在教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发挥学生积极性，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语文教学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而不是代替学生学习，教师应该站在辅导地位。在自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天津市教学研究室伊道恩说，素质教育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先天遗传素质上，而且表现在其身心成长与智力发展水平上。因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及至最终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不会相同的。汉语文教育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差异性，坚持因材施教，这样才能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马来西亚林国安说，特长是学生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某些突出才能，它是个性充分发展的体现。当前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趋势，华文教育可利用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创设时空条件，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达到“全面发展有特长，知能并举有个性”的目标。香港大学高宝玉说，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可以给予不同难度的作业，可以采取分组教学模式。

汉语文化范文篇10

一、动物会让人产生联想

在不同的文化中，动物的联想意义有时是相同或相似的，有时是部分相同，有时是不尽相同甚至是相反的次而有时候却是各自文化里所特有的。下面我们将分别比较汉英文化中动物的联想意义的异同。

1.在汉英文化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意义的动物。由于有些动物有很明显的身体特征以及生活习性等，即使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也会从这些动物身上很自然地产生相同或类似的联想，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中动物的联想意义相同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例如，在汉英两种文化当中，“孤狸”都有狡猾的联想意义。中国人在形容某人老奸巨猾的时候会说“他是一条老孤狸，’；英语文化中在形容某人很狡猾的时候也会说“Heisacraftyoldfox…”(他是一条狡猾的老孤狸)。在汉英两种文化当中“老鼠”都有胆小的联想意义。汉语里用“胆小如鼠”来形容一个人胆小；而当用英语问你“AreyouaManoramouse?”的时候，那是在问：“你是男子汉还是胆小鬼?”这儿的mouse(老鼠)是“胆小鬼，，的意思。“驴子”在中国文化中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动物，在中国北方，它们常被用来拉犁耕地，但创门却又被看成是愚蠢且固执的动物，因为中国人在形容某人愚蠢的时候常常说“他是头笨驴”，在形容某人固执的时候会说“他是头华驴”。在英语中同样也有汉语文化中关于“驴子”的所有这些联想意义：英语中用donkey一work来指代“苦活儿”：“Heisanabsolutedonkey。”意指“他是一位愚蠢或固执的人”，当然，donkey(驴子)到底是意指“愚蠢”还是“固执”还得由语境来决定。汉语文化中联想相同或相似的动物还有：鹦鹉是好学舌的，小鹿是胆小温顺的，猪是肥胖的，猴子是调皮的，蜜蜂是忙碌的，小羊是温顺的，等等。

2.在汉英文化中联想意义部分相同的动物。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的活动方式、认识事物的方式也是不尽相同的。确切地说，汉英文化中有着完全相同的联想意义的动物是不可能存在的，所谓的相同也只是相对的。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孤狸和老鼠在汉英文化中相同的联想意义，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两种动物汉英文化中不同的联想意义。孤狸在汉英两种文化中都有狡猾的联想意义，但是在汉语文化中，孤狸还有另外的联想意义风骚的女人。在中国古代的伸话传说里，孤狸常被描述成变成人形去句引男子并最后吸千他们精血的妖精。所以，中国人若说某某女人是“孤狸精”或“骚孤狸”，那肯定是在骂她是一个风骚的女人。汉语文化中的“老鼠”几乎一无是处……“鼠目寸光”、“贼眉鼠眼”、“鼠头鼠脑”等许多与“老鼠”有关的成语都是贬义词；而在英语文化中有“asquietasamouse”的说法，因此老鼠有安静的联想意义。与汉语文化中老鼠的不好的联想形成对照的，是美英等国卡通片中的老鼠聪明机智，迪斯尼公司创造出来的“米老鼠”形象在文明世界几乎是家喻户晓，而且它在孩子们中间也几乎成了“聪明机智”的代名词。

3.在汉英文化中有着不同或相反的联想意义的动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汉民族对“构”不愉快的联想。在汉民族文化中，的被认为是最下贼的东西。这一点在汉语成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象“构急跳墙”，“狗咬丸人势”，“构眼看人低”等带“狗”字的汉语成语几乎全都是贬义词。就连可口的狗肉也是不能上正席来招待客人的，否则将被视为大不敬。而在英语文化中，狗的联想意义远没有我们汉民族的这么糟糕，的被认为是忠诚的，他们称狗为man’sbest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可见狗在英语文化中是很可亲的动物。再如，在汉语文化中，“猫头鹰”被认为是不祥的动物，人们认为半夜里听见猫头鹰的叫声就要倒霉。在英语文化中有assolemnanowl以及aswiseasanowl的说法，因此英语文化中的猫头鹰是很严肃、很有智慧的动物。其实，这类联想意义不同或相反的动物还有龙、编蝠等。“龙”在汉语文化里是很草贵的，古时只有皇家的建筑和服饰上面才可以出现龙的图案，有“龙”字的成语几乎全都是褒义词，如“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马精神”等，而且中国人也自认是龙的传人。而龙在西方文化里面却被描绘成兴风作浪、制造水患灾害的怪物。“编蝠”在西方文化里通常只能引起人们坏的联想。英语中有asblindasabat(像编蝎一样瞎)和ascrazyasabat(像编蝠一样疯狂)的说法，而且可能是因为有吸血蝠的缘故，提起蝙蝠人们就会产生丑恶、凶残及吸血鬼等令人不快的联想。而汉语文化里的编蝠却有吉祥、幸福的联想意义，其原因很简单：“蝠”与“福”同音。

4.在一种文化中可以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却无法举起人们任何联想的动物。有一种叫“嵘抓”(newt)的水陆两生的小动物。在中国听说或者说见过它的人都不多，更不用说对它产生任何联想了，但是，在英语文化中它却有喝醉酒的联想意义，因为英语里有aspissedDrunkasanewt(醉得像嵘蟋)的说法。还有一种叫“璞鸡”(coot)、俗称“白骨顶”的动物，它是额上有白斑的一种水鸟。中国人对它全无联想，但英语里却有asbaldasacoot(头顶全秃)的说法，。：由此可见，“蹼鸡’，在英语文化中有“秃头”的联想愈义。当然，也有很多动物在汉语文化中能激起人们丰害的联想，而在英语文化中它们却没有任何的联想意义。例如，汉语文化中的乌龟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联想。众所周知，龟是很长寿的动物，因此，用龟喻指长寿在中国老百姓中家喻户晓。龟很长寿，也有人由此联想到“老而不死”，并用“老鸟龟”来骂老人。龟的别称—“王八”也是骂人的话。另外，汉语文化中的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它通常和松树一起入画，喻指“长命百岁”。但这两种动物在英语文化中却没有任何的联想意义。

二、含有动物的习语和成语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