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范文10篇

汉语语法范文篇1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八大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汉语语法范文篇2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性功能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汉语语法范文篇3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性功能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汉语语法范文篇4

一、意合与形合

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语词的组合在词的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逻辑意义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逻辑问题。我们分析一个联合词组，不是考虑并列的成分在词形上是否相同。而是考虑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等级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我们分析一个偏正词组，不是看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在性、数、格上是否一致。而是看定语和中心语、状语和中心语、中心语和补语之间是否正确，恰当地表达了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是否使概念更加明确。我们把一个短语组合成句子，考虑的是推理正确。例如用“因为”“所以”联系的两个分句必须是因果关系。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制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

汉语的意合还表现在汉语的组合往往不顾语法上是否合理，在“口语”里，随意地用几个意义支点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救火”从语法上看说不通。“病”说“治”怎么能养呢?“火”该“灭”。怎么能“救”呢?应该太阳晒我。怎么我晒太阳呢?再如“一个电话我就赶来了。”可是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却很清楚。而在英语里，这些例子的意义往往要说几句话才能说清。但汉语在表达和理解时只需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块儿。

当然。说汉语重意合。并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而是汉语缺乏西方形态语言那种以形合为主的语法，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洪堡德所说：“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所谓“隐藏”的“设想”的语法，就是约定俗成的意合法。因此汉语语法规则的基本依据是意义。

二、流动与限定

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主－动－宾”或“主－谓”是西方语言句子的常态。汉语的句子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根据我们从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的语言调查“主动宾”型的句子占全部句子的9％。大量的句子都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的。有单个句读内多动词的流动，如“何同礼听完了录音便皱眉头。”

有多句读的流动。例如“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愣，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大叫。”且大部分是宾语句。如“你看她在电视里那种样子多风流!”所谓“长宾语”不是宾语内部的扩展，本质上依然是句读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事理顺序进行的，而不是依靠某个动词作中心来抑制的。它很像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句子构造的散点流动之形和逻辑事理铺排之神是汉语造句区别于西方形态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张志公曾说到《红楼梦》中一个例子：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英俊、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这也未尝不可，但汉族人却不太习惯，因为这种软化说法的长定语念起来憋气。而前一种说法把长定语化作一个个述谓性的句读流动起来，语气流转自然而且符合事理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个英语句子：

Hedidnotrememberhisfatherwhodiedwhenhewasthreeyearsold.

译文：①他不记得他三岁时死去的父亲。

②他三岁上死了父亲，记不得他父亲的样儿了。

英语原句是以动词“remember(记得)”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译文①也是如此，以“记得”为中心，就难以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译文②是汉语的习惯。不以某个动词为中心，而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多句读的流动展开的。我国目前的“主动宾”或“主谓”的句子分析方法，只适用于译文①类型的洋腔洋调的句子，不适用于译文②类型的有汉语味儿的句子，就是因为这种句法忽视了汉语注重句读流动的基本样态。

三、虚化与写实

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意会的，所以只要能够意会，语词就可以“虚化”；又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流动的。所以为了使句读流动起来，就不必每个句读都主谓俱全，显得臃肿。因此汉语的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问的。例如：“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这里每一段都暗换主语。意思却很清楚。如果把这些“虚化”的主语都补上，一个个句读主谓俱全，实是实了。却使每个句读都死板笨重了。我国语法学界争论过“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通过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之类的句子。说它们是缺乏主语的病句。这实际上是用西方语法的“实”的眼光来衡量汉语句子，没有考虑到汉语的表达和理解的习惯是虚实相间的。这种习惯很有点像中国绘画的“计白当黑”。而西方语言的句子就像西方的戏剧布景和油画一样，都是填得满满的，这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汉语语法范文篇5

对外汉语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指多媒体汉语教学，如影视教学、电化教学、函授教学、个别教学、自学等。狭义的理解即课堂教学。尽管多媒体教学发展得很快，但目前课堂教学依然占据着中心位置。可以说，设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国内高校，都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课堂教学仍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方式。“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总体设计和构想、教学的原则都要靠课堂教学去落实；各种课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要靠课堂教学去达到和完成；对外汉语教学的总目标——培养学生具有听、说、读、写诸项基本技能，从而达到能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也要通过课堂教学去实现。”既然课堂教学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语法教学也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外国留学生在基础汉语学习阶段是从零开始的，为培养汉语方面的语言技能，必须进行大量的语言练习。这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唯一途径，也是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特点。或者说，学生的语言技能，单靠教师的讲解是不够的，学生自己也要勤学苦练。如果在课堂上忽略了这一特点，教师讲得再多也无济于事，有些教师甚至使用外语讲课，这更是犯了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大忌”。教师应该把课堂时间尽量留给学生，让学生大胆开口，多加练习，直至能够流利运用为止。

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的影响，留学生在语言习得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与中国学生不尽相同。留学生的难点往往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或是容易被忽略的。教师要善于发现这些难点：一方面要精心备课。在备课中对“难点”做出初步预测估计；另一方面要在课堂上积极引导，发现“难点”。在课堂上可以采取由学生直接提问或教师在课堂练习中寻找的方式。例如，一个学生在读课文时念道“马飞，快地跑过来”，那么教师马上就能知道，他不懂“飞快”一词的含义，所以断句断错了。这时教师示范朗读就等于纠正了学生的错误，或者再领读一下，效果会更好。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真正有经验的教师上课是顺其自然的，是“教无定法”的，即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这里简单谈一谈教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一）了解学生的学习目的和心理，有的放矢地教学

一般情况下，一个班集体是由几个国家的学生组成的。首先，教师要从总体上了解教学对象所在国家的概况，包括政治、历史、文化、风俗等；其次，要了解每个人的学习目的、心理特征及其所掌握的汉语程度等。

据笔者统计，外国留学生来华情况有如下几类：

1.外国公司派来的，来自日本、韩国的居多；

2.国家间互派的，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居多；

3.对中国感兴趣，以后想在中国工作的；

4.所学专业与中国文化有联系的；

5.旅游、经商、消遣或者看朋友的。

因前四种情况来华的留学生学习目的比较明确，有学习动力。而“旅游、经商、消遣或者看朋友者”则只想学点儿口语，目的性不强。教师对他们既不能强迫学习，又不能放任自流，应该采取积极引导的教学方式。不管学生抱什么目的而来，只要走进我们的课堂，教师就有义务教好他们，让他们学有所获。他们都是成年人，自尊心都比较强，教师要尽量多引导启发，少批评说教，鼓励他们多开口说，还要让学生都有同等的练习机会。

（二）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寓教于乐”是中外教育学家总结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学生在愉悦中才能对学习产生兴趣。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是任何课堂教学都需要的。此点对外国留学生尤为重要，多数外国留学生比较看重“自我”，如果他们觉得乏味，就会丧失学习汉语的积极性。所以教师应该引导他们在娱乐中学习。可是，在有限的汉语水平制约中，如何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呢？有人曾提出把“脑筋急转弯”引入到对外汉语的语法教学中来，以促进留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形象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积极性，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脑筋急转弯”是作为一种益智类语言游戏出现的。巧妙运用汉语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修辞等语言现象创作的“脑筋急转弯”，能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汉语这种独特的符号系统自身具有的美学功能。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脑筋转了一下弯”，尝试着把“脑筋急转弯”这种语言游戏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达到教师“润物细无声”，学生“轻松学汉语”的良好效果。具体做法是：把“脑筋急转弯”当作一个“引子”，由它引入所要讲的语言知识点，让学生更形象地理解汉语语言现象。把它当作课堂教学中的一个调节剂，能活跃学生的思维，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汉语中的一些语言现象。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环节——语法教学中巧妙运用“脑筋急转弯”，有利于学生理解所要讲的语法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但在语法教学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和讲解方法问题上，人们却各持己见。但总的来说，必须坚持的原则是语法教学不宜过分强调，不能为了讲语法而讲语法，而是应该让学生接触语言事实。正如赵金铭所言：“与其讲语法不如让学生接触有关的语言材料，这也许是掌握语法的最好途径。”的确，课堂语法教学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教师的“脑筋”也要尝试着“转弯”，让学生在“转弯”中轻松学语法。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点拨式教学和随机教学，排除学生学语法的畏惧情绪。教师在讲语法时可以尝试加入“脑筋急转弯”这种引子和调节剂，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教学方法中“脑筋急转弯”的运用：

1.趋向补语的教学

趋向补语是留学生在汉语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难点问题，即对汉语趋向补语的掌握和运用问题。如何使学生掌握趋向补语的趋向意义和引申意义，正确地理解并加以运用，需要一个很好的“引子”。教师在讲解趋向补语时可以举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

（1）——一个人走在独木桥上，当他走到桥中央的时候，抬头一看，前面过来了一只狼，扭头往后一看，身后站着一只老虎。可是这个人却过去了。问：他怎么过去了？

——昏过去了。

这是典型的动趋结构，即“V+复合趋向补语”的用法,并且涉及趋向补语的另一个重要用法，即趋向补语“过去”的引申义。趋向补语“过去”有三个相关意义：单个词的意思是，离开或经过说话人或叙述的对象所在地向另一个地点去；用在动词后的一般用法。如：把球踢过去，把信封翻过去等；用在动词后，表示失去原来正常的状态，如：病人晕过去了。是利用“过去”的多义双关的第三种用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到“过去”的婉辞用法：“死亡”。从而引出一个专题：“趋向补语的引申用法”，让学生了解一个系统的趋向补语的用法。

2.“比”字句的教学

（2）——为什么青蛙能跳得比树高？

——因为树不会跳。

这两句对话真实信息的语法结构应当是“青蛙跳得比树跳得高”，而非“青蛙跳得比树高”。前一个句子利用语音的歧义，通过省略把一个比较状语从句结构变成了后一个句子中的补语结构。我们用这个“脑筋急转弯”是为了引入“比字句”的结构和用法，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

搞好课堂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师的根本任务，而要创造一种轻松、活泼、生动、有序的课堂氛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学方法要灵活，也就是首先要具有搞活课堂气氛的意识。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特殊性、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汉语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文化差异的特殊性等因素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要求。吕叔湘先生在谈到语文教学时就曾说过：“成功的教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把课教活了。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因此，教师备课和课堂操作要在“活”上下工夫。教师通过“脑筋急转弯”这种灵活的形式，可以使学生了解到汉语中生动有趣的语言现象。对外汉语教师必须具有随机应变的教学机智，做到“乐教”和“善教”，寓教于乐，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运用“脑筋急转弯”，需要教师在充分而合理地运用教学机制的基础上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选材取例上要难度适中。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对象的特殊性，针对不同等级水平、不同学习阶段的留学生，要考虑他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技能及其所达到的水平，选择不同难度的“脑筋急转弯”，内容上也要与他们的生活有联系，这样才能生动有趣。

第二，发“问”要巧。由于“脑筋急转弯”主要由提问和回答两部分构成，目的在于通过问答句来引入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教师特别注意叙述问题和答案的技巧和方式，正确地引导到所要讲的语言点上，做到巧妙而又让学生有所收获。例如，引入趋向补语的方式，例（1)问“他怎么过去了?”要比“他怎么过去的?”更有提示作用。而有时候为了制作“脑筋急转弯”而故意设置的语言障碍要在游戏之后给学生予以纠正，叙述正确而完整的表达方式。

（三）对汉语语法难点讲解过程中语境理论的运用

关于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有人曾提出运用语境理论来进行对汉语语法难点的讲解,希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语境，即语言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语境即语言本身的环境，指语言结构中的上下文；广义语境指使用语言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因素，包括言语交际活动中的主、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如使用语言者的身份、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客观因素如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也包括语言的社会环境，如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特点。

目前的语法课教学，仍然偏重于讲解语法学知识，片面、孤立地分析说明一些语法规则、结构等，没有联系具体的语言环境，忽视了语言的实际运用。其实，有些令教师和学生都感到棘手的语法难点，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1.关于“了”的用法

一般的对外汉语教材及相关的语法书都把“了”分为动态助词“了1”(在动词后)和语气助词“了2”(在句子后)，但留学生通常都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句子中“了”在前而有的句子中“了”在后，因为有时候语气助词“了2”也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完成，如：

(3)我买到书了。

(4)我买了一本书。

例(3)中的“书”是特指，交际双方以前谈论过关于这本书的话题，因此，双方有共享预设，说话者强调的是一件事情的完成。例(4)中“一本书”是个新信息，说话者着重说明的是动作的执行。联系语境来说明，比起让学生简单地记住用“了1”与“了2”的语法规则要更为有效。

再比如：

(5)在韩国学习汉语一年了。

(6)开学以前，我想在我们班至少有两个男同学，不料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7)早上的空气很凉快了。

(8)在西安过了三天了。

上述句子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成立的，但联系到学生使用时的实际语言环境，便都成了病句。例(5)的说话人如果在韩国，这个句子没问题，表示已经学了一年汉语，并且还要继续学下去。但是说话人现在已经在中国，因此不能用“了2”，应改为“在韩国学习了一年汉语”。例(6)的说话人希望班里至少有两个男生，但实际上一个也没有，而按照字面解释，好像是说本来至少有两个，后来没有了，因此，也不能用“了2”。例(7)的说话人如果在北京已生活了一段时间，体验到气候的变化，那这个句子是对的，实际上说话人刚来北京，所以也不能用表示变化的“了2”。例(8)句的说话人如果还在西安,句子可以成立，但如果已回到北京，那么也不能用表示继续的“了2”。

留学生在学习“了”的用法时，最大的困惑是不知何时该用何时不该用。目前使用的对外汉语教材与语法书中，通常把句子当作最大的单位，没有扩展到句群、段落，也就没有讲清用“了”与不用“了”的句子交叉使用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9)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

(10)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我采访了陈俊华和郝永云夫妇。与郝永云交谈时，他们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床边玩耍。她不时地扭过头来，好奇地睁着大眼瞅着我和她的妈妈。她显然是出生于地震之后。将来,这个天真活泼的小东西会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本不会有她。因为，一场震灾险些夺去她父母亲的生命。那会儿，他们刚刚结婚。

(11)星期天上午，阿婆早早地弄好了饭，待一家人吃过饭，收拾完了，阿婆说要带我去外边走走。我们一起来到展览馆。展览馆里有许多字和画，玻璃柜里还有雕塑和古董。阿婆什么也不看，只在那些字幅前面走来走去。阿婆看不懂字，连标签上的价钱也看不懂。她不停地问我，这幅多少钱，那幅多少钱。那些字都很贵，最便宜的要三百元，最贵的要六百元。阿婆说，想不到真有这么贵的字，一幅字就是好几千斤谷，难怪你爸爸要心疼哩。

上面三个例子都是以句群为单位的。在这些句群中,第一个句子与后面的句子是连贯的，并且后面的句子大多是描写性的。因此，我们可以告诉学生，在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第一个句子是强调事情的发生与完成，所以要用“了”，而描写之后发生的动作时，往往不需再用“了”。在某一个具体语境中，这种交叉情况是一个连续体。

2．关于“是”的用法

现代汉语中，“是”表示肯定，有“的确、实在”义，需重读，不能省略。如：

(12)昨天是冷，一点不假。

(13)他手艺是高明，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再看下面几个句子：

(14)溥仪的童年是比较开心。

(15)日语和汉语是在很多地方不一样。

(16)写信是不太好。

从语法形式上看，例句(12)(13)与(14)(15)(16)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例句(14)(15)(16)从语法上看没有错。但是，例句(12)(13)的交际双方对于“昨天天气冷”与“他手艺高明”有共识，也就是说，这两个句子是有前提的，而联系例句(14)(15)(16)的上下文,却没有共享预设，因此，这几句中的“是”都不能用。

运用语境学的理论，能够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果，培养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这也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

三、总结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目的在于教给留学生正确的汉语语法规则的输入，使留学生能够在交际过程中正确运用汉语语法，从而达到有效交流的效果。将“脑筋急转弯”这种益智的语言游戏应用到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使留学生快速掌握汉语语法。将语境理论应用到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过程中，也能够帮助留学生深入到特定的情境中了解并掌握汉语语法的具体使用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该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提高教学质量。

论文关键词：汉语语法脑筋急转弯语境理论

论文摘要：汉语语法一直是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感到头痛的一大难题，所以，如何对留学生进行语法教学就成了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课堂教学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课堂教学中“脑筋急转弯”这一益智游戏与语境理论来探讨对留学生汉语语法的教学，提倡将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以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王未.语境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J].江苏社会科学，2000，（6）.

[2]赵金铭.教外国人汉语语法的一些原则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2）.

[3]张文元.激发兴趣感在现代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咸阳师专学报，1997，（5）.

汉语语法范文篇6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汉语语法范文篇7

oncompatibilityandsimplification;(4)conclusion.TheauthorholdsthatChinesegrammaticalstruc

turesrevealatendencyofsimplificationinformandatendencyofcompatibilityinsemanticimpl

ication.Simplificationsandcompatibilityareinterdependentinaccordancewithpragmaticprincip

les.

本文讨论汉语语法结构，用的是现代汉语的语料。

在汉语语法结构中，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这就是语义蕴含上的兼容性和形式选用上的趋简性。

一兼容性

同样一个语法结构，可以包容多种意义。所谓“同样一个语法结构”，有概括程度不同的种种情况。以简

单的短线结构为例来说。

（一）结构槽为XY

X和Y都是变项。前后槽框X和Y，它们所装载的词语是可变动的。这样的结构槽，形成“主谓”“动宾”“

动补”“定心”“状心”等等结构。这是一类概括程度特别高的结构，X和Y之间的语义关系多得无法全部列举

。四十多年前，《中国语文》连载的《语法讲话》中就指出：“动词和宾语的关系是说不完的。”实际上，不

仅动宾结构如此，动补、主谓、定心、状心等结构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语义关系都只能粗线条地描写个大概

。

（二）结构槽为XA

X是变项，A是常项。X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A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例如“X边”，X是

变项，“边”是常项：

(1)司机和他的车停在路边，他打一桶清水，兜头泼在车上，车一下新了。（红柯《奔马》，《小说月报

》）1996年第11期77页）

(2)去什么地方玩都可以，就是不能到河边去玩，不能爬到树上去玩。（余华《我的故事》，《小说月报

》1996年第11期84页）

“路边”“河边”有所不同：“路边”是路上靠边的位置，属于路，车并没有停到路的外边；“河边”是

岸上或地上靠河的位置，不属于河，人并没有进入河水里头。

（三）结构槽为AX

A是常项，X是变项。A在前，槽框里的成分固定不变；X在后，槽框里的成分可以变化。比如“铲X”，“

铲”是常项X，X是变项：

(3)深圳金鹏首场以一绝妙的传球铲球成功，获得初胜。（徐勋林《冲甲之路》，《羊城体育》报1996年1

0月18-24日）

(4)第11分钟，金鹏后卫铲人犯规，被判任意球。（同上）

“铲球”“铲人”有所不同：“球”和“人”都是铲这个动作所涉及的对象，但是，铲球是倒地把球铲出

，是攻防的一种方式；铲人是把脚铲到对方球员身上，是犯规的动作。再比较：

(5)书记三天两头跑县城，说是跑项目，贷款花了几大笔，可就没见个影子。（韦晓光《摘贫帽》，《中

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72页）

(6)里面坐的，显然是些常在那条公路上跑车的司机。（梁晓声《司马敦》，《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6

期57页）

上例都是“跑X”。“跑县城”是往县城跑，“县城”表方所；“跑项目”是为获得项目而奔跑，“项目

”表目的；“跑车”是开着车跑来跑去，“跑”和“车”之间有使动关系。

（四）结构槽为AB

AB都是常项，槽框里的成分都固定不变。例如：

a.

村里1——村子里头。（村里有几棵枣树。）

村里2——村政府或村领导。（村里不准他外出。）

b.

考司机1——考验司机的水平或胆量。（在这路上开车，可要考司机了！）

考司机2——通过考试，成为司机。（我想考司机，将来开出租车养家糊口！）

c.

我的书画1——我收藏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重金收购的。）

我的书画2——我创作的书画。（我的书画都是离休后学着乱涂的。）

我的书画3——我表演写字画画。（一开始是他的魔术，接着是我的书画。）

此类结构槽，采取同一语表形式，形成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结构关系，可是具体的语义内容有所不同。再比

较下例中两个“是的”：

(7)“你说，今天你们打牌，汪翠娟赢了钱是吗？”“是的。不过，她只赢了几千元，数目并不大。”（

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3期207页）

(8)四平的女人不解地说：“好好的，永生家的送你鱼干吗？”……她歪着头提示说：“一样样地想，比

如，准生证……”四平村长说：“永生的儿子都六岁了，还要什么准生证。”四平的女人说：“建房证呢？”

四平村长说：“永生的房子是去年春天才盖的，再要建房证，不可能。”……女人说：“这不是，那不是，总

得有个是的，你再想想永生家的求你办过什么事吗？”（张继《村长与鱼》，《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108

页）

前一例，“是的”是“是＋语气助词”，“的”起加强肯定语气的作用；后一例，“是的”是“是＋结构

助词”，实际上等于说“总得有个是是的”。

汉语里相当多的结构槽在语义蕴含上具有兼容性。概括性越高，兼容能力越强。

二趋简性

表示同样一种语义蕴含，尽管全量形式和简化形式都可以采用，但说起话来人们更多地选择简化形式。简

化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和办法，比较明显的有以下几种。

（一）谓词隐匿

把体词和体词之间的谓词隐去，剩下“体词＋体词”的结构槽。比较：

(9)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鲁迅《药》）

(10)一手钱一手货！（电视连续剧《金融潮》）前一例谓词“交”显现，后一例谓词“交”隐匿。又如：

(11)县长大中华，局长红塔山，科长红山茶，乡长牡丹花。一天两三包，自有人给他。（楚良《故乡是非

》，《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7页）

(12)一任穷知县十万白花银是封建时代，现在，一个县长多少钱？（同上82页）

前一例等于说：县长抽大中华，局长抽红塔山，科长抽红山茶，乡长抽牡丹花。一天抽两三包，自有人给

他。后一例等于说：封建时代一任穷知县得（收入）十万白花银，现在，一个县长得（收入）多少钱？

（二）结构移变

把比较复杂的结构槽加以简化，使之移变成为比较简单的结构槽。比如：

(13)往年棉花卖议价，……（楚良《故乡是非》，《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79页）

(14)她猛一抬头，发现窗外已经漆黑一片，而窗里却明亮如昼。（王安忆《我爱比尔》，《小说月报》19

96年第5期30页）

前一例的“卖议价”，是由复杂形式“用议价的方式卖出去”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后一例的“窗里”，

是由复杂形式“以窗为界线的屋子里”移变而成的简化形式。这里的“窗里”，不能说成“窗中”，不同于“

窗里嵌着一弯月牙”中的“窗里”。

（三）成分扣合

把相同的成分扣合在一起，使之为另外两个或几个成分所共用。比如：

(15)贺兄，我找得你好苦哇。（古龙《金刀亭》1207页，中国友谊公司1990）

(16)你害得我不够吗？（陈浩泉《选美前后》，《花城》1985年第2期215页）

“找得你好苦”由“找你，找得好苦”扣合而成。其中“找”同宾语性成分“你”和补语性成分“好苦”

相对待，为二者所共用。“你好苦”并非整个儿充当补语。“害得我不够（吗）”由“害我，害得不够（吗）

”扣合而成。其中，“害”同宾语性成分“我”和补语性成分“不够”相对待，为二者所共有。“我不够”并

非整个儿充当补语。一部电视连续剧中，一位男士对一位女士说：“小姐，我也忍得你很久了！”这是同样的

结构。

（四）分句删减

把复句中的某个分句删减掉，形成较为特殊的特定复句句式。通常是删减三个分句中的第二个分句。例如

：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他才免受处分，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因为他找到了后台，否则他过不了这一关。

既然他人品不好，就不应该重用他，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既然他人品不好，你为什么却让他升官呢？

前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他才免受处分”，于是出现了“因为”和“否则”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后一例，删减了中间一个分句“你不应该重用他”，于是出现了“既然”和“却”同现的特定复句句式。

语法结构的选用，从全量形式到简化形式的过程，是趋简的过程。其结果，使汉语语法的结构形式在总体

上显现出趋简性的特点。

三趋简兼容的思考

（一）趋简与兼容，互为条件

一方面，结构形式的趋简，导致结构语义的兼容。比方说，李小松给朋友打电话：“春毓吗？我李小松！

”等于说，我是李小松。又比方说，“我”给大家分配联络的对象：“你汪国盾，他萧宇汤，我李小松。”这

时等于说，我联络李小松；假若是给演员分配剧中角色：“你汪奶奶，他萧大伯，我李小松。”这时又等于说

，我演李小松。这样，“我是李小松”“我联络李小松”“我演李小松”等等都可以采用趋简形式“我李小松

”；“我李小松”这个结构槽，自然就兼容了多种语义关系。

另一方面，语义兼容的可能性，又提供结构趋简的可能性。比方，“人称代词＋名词”的语义容量，为人

们在不同意义上选用这一形式成为可能。例如：

(17)苏青爱上了大兵的消息，像疯狂的子弹击中了历史所。绝大多数人都对这样的爱情感到不可思议。

“他高中生，你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这有什么，只要我喜欢。”（王石《雁过无痕》，《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3期132页）

上例的含义是：“他是高中生，你是研究生”。假若换个语境：“他找了个高中生？咳！他高中生，你研

究生，差距太大了。”其含义便成为：“他只找了个高中生，你却找了个研究生，差距太大了。”

事实表明，汉语语法重于意而简于形。在结构形式的选择上，常用减法；在结构语义的容量上，则常用加

法。能不能认为，汉语语法在形式上显现为减法语法，而在涵量上显现为加法语法呢？

有艺术家说过，中国的国画，是一种减法绘画。山水画上，往往留有大块空白，许多意思就隐匿在空白处

里。汉人的绘画语言和汉人的有声语言、文字语言似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我们还没有认

识清楚的学问？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会处在绝对化的关系之中。趋简和减法，兼容和加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趋简的

形式也不一定兼容多种内容；反过来说，一个结构形式所兼容的意义也不一定都来自趋简。它们之间错综复杂

的联系，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二）趋简与兼容，服从于语用原则

我们使用汉语，一贯遵守一条语用原则。这就是：借助言语背景，言语尽可能经济简练。

首先是借助言语背景。离开了言语背景，某种特定结构与某种特定语义的联系往往会得不到落实。比方，

如果离开上文所举例子的言语背景，“局长红塔山”的意思是多可的。趋简形式依赖言语背景的程度，决定于

人们的常识。常识性越弱的事情，所用趋简形式对言语背景的依赖性就越强。比如“教室”和“馆子”都表示

方所，但如果要说“吃教室”，那么，跟说“吃馆子”比较起来，就必须更多地交代言语背景。

其次是尽可能经济简练。“尽可能”就是能简则简。比方在结构移变中，简掉一个字是简，简掉许多语词

也是简。看下面的例子：

(18)让小弟去找一下阿楠的父亲，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裘山山《无罪辩护》，《中篇小说选刊》

1966年第5期93页）

(19)可如果你朝中有人……在换届时就没有人提出你的年龄问题，于是你就可以再干一届。一届就是四年

。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钟道新《权力的成本》，《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5期127-128页）

(20)病房里摆四张床，同病相怜，一会儿就熟了。一床初产，孩子大，老秤十斤十两，于是一刀切开。（

王小克《梦幻人生》，《钟山》1990年第5期92页）

前一例，“知不知道”是“知道不知道”的结构移变。这一说法，有“破词”的嫌疑，因此有学者提出过

批评。然而，汉语语法的趋简性有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根本不管是否破词的理论，人们就是喜欢使用“可不可

以”“愿不愿意”“同不同意”“喜不喜欢”这一类的结构槽。中间一例，“四年就是一任美国总统”，由“

四年就是当了一任美国总统的时间”移变而成，“尽可能”地压缩掉了不少语词。由于背景明确，因而意思清

楚，而且显得俏皮。后一例，“一刀切开”指的是用手术刀把腹切开，把孩子取出来。压缩掉的语词更多，更

体现了尽可能经济简练的原则。

近来有个“吃床饭”的说法。例如：

(21)倒是袁副局长解了围，说：“我看就吃床饭。”

“吃床饭？”大家一脸的问号。

袁副局长不紧不慢地把“吃床饭”的吃“法”道了出来。“吃床饭”就是在发票上提高住宿费，把剩余部

分的钱，用来当伙食。

大家听了都说“吃床饭”这法子好。

仅仅“吃床饭”三个字，容纳了多少内容！由于有明确的交代，它的意思是清楚的。如果使用久了，大家

都熟悉了，就会像“吃筷子”之类一样，人们不会有“一脸的问号”的。

两千多年之前，孔子（前511-前479）就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言辞

足以达意就够了。所谓“辞达而已”，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语用原则。后来，《世说新语·文学》主

张：“辞约而旨达”。再后来，苏轼(1037-1101)也指出：“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与谢民师

推官书》）。可见，汉语的遣词造句，汉语语法结构的使用和发展，深受语用原则的影响。这一点自古如此，

反映了汉族人使用汉语的共同心态。

（三）趋简与兼容，增加了研究难度

语法结构形式和语法结构涵义，如果总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自然容易描写，容易说明。然而，汉语的

许多语法结构，由于形式的趋简而合一，由于语义的兼容而繁复，于是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研究汉语语

法结构，往往可以看到：一般与特殊同现，正规与异常共存，清晰与模糊俱在。

首先是一般与特殊同现。以存现句中的动宾结构槽来说，其中的宾语一般是不确指的。比如“山那边来了

两个人”，“两个人”并不确指张三李四。但是，也有特殊现象。例如：

(22)那里果真坐着苏廉和王若姬。（晓苏《黑色背景》，《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84页）上例的宾语是

确指的。规律性何在，如何解释？

其次是正规与异常共存。以“X里”和“X中”这两个结构槽来说：如果是动词，通常进入“X中”的结构

槽，比如“谈判中，审议中，手术中”，不说“谈判里，治疗里，手术里”，这是正规情况。然而，也有这样

的现象：

(23)如今这小子竟然有胆回国，只能往死里整治他。（梅毅《赫尔辛基的逃亡》，《中篇小说选刊》1996

年第1期173页）“往死里整治”，“死”是动词，但只能说“死里”，不能说“死中”，这便是个别的异常情

况了。规律性何在，如何描写？

再次是清晰与模糊俱在。在一个结构槽所兼容的种种语义关系中，可能有的是清晰的或相对清晰的，有的

是模糊的或相对模糊的。以“NN地VP”这个结构槽来说，比较：

烟头纸屑地扔了一地。

烟头纸屑地弄得屋子乱糟糟的。

烟头纸屑地满地都是。

前一例，“烟头纸屑”和“扔”关系清晰，它们在逻辑上有直接的动宾关系；中间一例，“烟头纸屑”和

“弄”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动宾关系，它们之间压缩掉了一些东西，关系略显模糊；后一例，“烟头纸屑”

和“满地都是”之间，压缩掉的东西更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更加模糊了。规律性何在，如何分析？

其实，以上的概括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的复杂性。如果面对这样那样的具体事实，还可以遇到各有特殊

性的麻烦。比方说，一般以为，动词重叠形式后边不会再出现结果补语。可是，据储泽祥(1994)，《红楼梦》

《儿女英雄传》里就已发现了这样的说法：

(24)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133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5)这个话，你们姐儿俩竟会明白了？难道这个什么“右传”“左传”的，你们也会转转清楚了？（文康

《儿女英雄传·下》603页，上海书店1984年）

“洗洗清”“转转清楚”都是“动词重叠形式＋结果补语”。近年来，这样的用法渐渐多了起来：

(26)你的头有点乱了，让我替你做做好。（徐卓人《秀发》，《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100页）

(27)他们这是干的什么事嘛！我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孙春平《古辘吱嘎》，《中篇小说选刊》1996年第

6期144页）

1996年7、8月间的一个晚上，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乒乓球两位女选手的擂台赛，笔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

(28)桌面上有了汗水，服务员跑上去揩一揩干净。（中央电视台乒乓球赛解说人的口头说法）

这里动词重叠式中还多了一个“一”字。所有这类现象的形成，恐怕也是来自趋简性的结构移变：“做做

”和“做好”一压缩，就成为“做做好”；“揩一揩”和“揩干净”一压缩，就成为“揩揩干净”。然而，这

么一来，动补结构槽自然就更加复杂了。

总之，趋简和兼容，减法和加法，增加了汉语语法结构分析的难度。趋简程度越大，兼容内容越多，线索

就越杂错，头绪就越纷乱，因而分析就越困难。

四结束语

要更加深刻地认识汉语语法结构的兼容性和趋简性，还必须分门别类更加细致地弄清楚各种各样的事实，

做好事实发掘的工作。

目前，事实的发掘仍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最基本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起码包括以下

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众多的事实中发掘出值得研究的事实；第二，从值得研究的事实中发掘出规律性；

第三，从所得的规律中发掘出理论问题；第四，从发掘规律和理论的过程中总结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事实

发掘的程度，反映研究的深度。离开了事实的发掘，谈不上理论的建树，也谈不上汉语语法研究的成熟。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1953)语法讲话，《中国语文》第1期。

中国语文编辑部编(1956)《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中华书局。

陆宗达(1956)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储泽祥(1994)交融中的VVA叠动动结式，《双语双方言（三）》，汉学出版社。

邢福义(1991)汉语里宾语代入现象之观察，《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邢福义(1996)方位结构“X里”和“X中”，《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邢福义(1997)《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邢福义，男，海南省人，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200多篇。已出版著作20来部，其中个人专著10部。代表作为《语法问题探讨集》《语法问题

汉语语法范文篇8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汉语语法范文篇9

从《马氏文通》开始经过90多年的研究，汉语语法中仍然有许多基本问题未能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也为了给汉语语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屏除一切先入之见，从零开始进行细致的元理论分析，弄清

语法的本质是什么，语法中必要的概念是什么，各种概念之间有什么依存关系，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又是什么

。

元理论分析必须从一定的假设入手。本文的论证思路是，首先提出语法的一种定义。这种定义规定了语法

的样式，或者说规定了语法模型的一种类型。然后分析在这种定义中假定了哪些东西，那些东西之间可能有什

么关系。结合具体的语言材料和语法学者的一些观点，研究可能进一步引入怎样的一些假设，推演从每一种假

设可能得出的结论和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

1．在元理论分析中，逻辑关系特别是公理系统的一致性是仲裁。任何观点都只是假设，没有先天的权威

性。即使是公认的观点，不管它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只要它跟另外一些已被论证所肯定的观点矛盾，就必须修

正。

2．元理论分析要求有系统性，不能断章取义。一种观点可能在某些假设之中成立，在某些假设之中不成

立，这跟它本身对不对无关。要肯定或否定一个观点，就要拿出一个论证系统来，不能贯串成系统的东西无所

谓对不对。所以不能孤立地讲哪种观点可行，哪种观点不可行。

3．元理论分析肯定公理系统有多样性。本文只是试图研究为汉语建立语法模型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而已

，不排斥其他的方式－－事实上目前汉语语法模型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但是一切语法模型在宣告自身的存在时

，都不能不考虑要不要具有系统性。不要系统性、只作零散的局部描写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否认当前缺少的

是具有系统性的汉语语法模型。

4．本文是关于汉语语法元理论研究报告的选段和缩写。限于篇幅，既不能铺陈语料，也不能全面论述。

为了保证有一定的可读性，尽可能不使用技术性的语言，也尽可能简化论证过程。文中语句不详之处，可参看

笔者的其他文章。

5．本文从语法的定义开始推理，文中出现的某些命题虽然以往有人提过，但不是以这种论证方式提出来

的。所以在本文的论证中肯定或否定的论点在别的场合不一定成立，也不一定不成立，对此本文不打保票。为

防引起误会，一般不注出处。

1语法的定义

1．1从传统的定义开始

在语言学中，语法可以有多种定义，包含的内容也可以有很大差异。不同语法理论或语法模式的共识是语

法描述使用语言中的小单位构成大单位的方式，差异则主要体现在（Ⅰ）语法中的小单位和大单位是什么东西

，（Ⅱ）怎样描述用小单位组成大单位的组合过程。如果求同存异，那么下列传统语法定义所研究的内容仍然

是目前各种语法模式的核心部分－－至少也是重要的基础。

定义G：语法研究词形变化的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

1．2语法规则

我们把由定义G确定的语法模型叫作语法模型G。根据定义G，模型G中包含的语法规则（R）有两种类

型：

R［，1］：W→W

R［，2］：｛W［，1］，W［，2］，…，W［，n］｝→PR［，1］是词形变化规则，说明怎样

由词W求出它的变化形式W；R［，2］是用词造句规则，说明怎样由若干个词｛W［，1］，W［，2］

，…，W［，n］｝组成一个单位P，P可以是一个句子，也可以是由词造句过程中产生的中间单位，但不是

词。［（1）］

例如，对于汉语动词“吃”而言，它在句子中可能出现“吃了”、“吃着”、“吃过”等形式。如果我们

把“了、着、过”看成汉语动词的词形变化成分，那么由“吃”产生“吃了”等形式就可以使用规则R［，1

］：

吃→吃了

如果我们把“了、着、过”看作独立的词，那么由“吃”产生“吃了”等形式就可以使用规则R［，2］

：

｛吃，了｝→吃了

1．3弗雷格原理

上述语法规则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形式合成法则：由左边的各个单位的形式按规则进行操作，可以得出

右边单位的形式；二是意义合成法则：由左边的各个单位的意义按规则进行操作，可以得出右边单位的意义。

尽管未曾明言，但传统语法实践证明它默认语法模型G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在现代逻辑中，则以弗雷格（F

rege）原理的形式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文的一切讨论以此为前提，下文所说每一条规则都同时具备形

式和意义两个部分。凡是只讲a和b可以合成ab，而不讲怎样由a和b的意义生成ab的意义的规则不予考

虑。

需要注意，在说W是W的一个变化形式时，只是说由W的意义可以按一定法则求出W的意义，并没有

说W和W的意义完全相等。正如我们不能说英语动词的现在时形式与过去时形式意义完全相同一样，即使把

“吃了”看成“吃”的变形，也不能说“吃”和“吃了”意义完全相同。［（2）］

下文把R［，1］和R［，2］合称为造句规则，用R表示。

语法中的“词”

2．1词和句子的三种关系

定义G断言语法模型G中至少包含下列概念：词、句子、词形变化规则R［，1］和用词造句规则R［，

2］。这就是说它断言（Ⅰ）语言L中有词（W）和句子（S）两种单位，（Ⅱ）若干词可以遵循一定的规则

（R）合成句子。

合成和分解互为逆过程，说a和b可以用规则合成P，其前提是P可以用规则分解为a和b。R和互

为逆规则。这显然表明，定义G断言有造句规则R把词组合成句子，也就是断言有析句规则把句子分解为词

：有R则有，有则有R。由此可以得出下列推论：

1）由词通过造句规则R可以得出句子；同样，由句子通过反向规则可以得出词。

由1）可知，在词和句子二者之间，从逻辑上讲，只可能有下列三种关系。三种关系确定了三种模型：

模型i：词是在前的单位，句子是用词来定义的单位

模型ii：词和句子是相互独立的单位，词不用句子定义，句子也不用词定义

模型iii：句子是在前的单位，词是用句子定义的单位

2．2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

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不能由它包含不包含词和包含几个词决定。即使知道何种单位是词，仍然不一

定知道何种语言单位是句子。例如，假设我们知道汉语中有两个词“鸟”和“飞”，也知道它们可以组成“鸟

飞”这个单位，只要我们没有句子的概念，就不能断言它是个句子。这就足以证明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

所以模型i是不存在的。

虽然句子不是由词导出的概念，但词也不一定是由句子导出的概念。例如当我们把汉语的词定义为字时，

它就不是由句子导出的概念。所以模型ii是能存在的。由1）可知，既然规则R描述从词到句子的过程，那

么在词和句子各自独立地定义后，它们也就决定了造句规则系统应该包含哪些规则。假如把词定义为字，那就

要有造句规则把“蜘”和“蛛”合成“蜘蛛”，同时说明怎样由“蜘”和“蛛”的意义求出“蜘蛛”的意义。

所以在模型ii中可能出现哪些造句规则，事先无法预知。如果事先规定要哪些规则，不要哪些规则，那就不

能用模型ii。

2．3从句子导出词的概念

模型iii要求我们首先确定句子集合和造句规则集合，通过造句规则集合中的规则分解句子，最终得出

无法再用规则予以分解的单位，就是模型iii中的词。－－必须重申，本文所提到的规则都包括形式和意义

两个部分。

定义G表明，无论能不能给句子下完善的定义，我们都应该能判断哪些语言单位是典型的句子S。由1）

可知，定义G断言存在着造句视则R把词合成句子，也就断言了存在着反向规则把句子分解为词，所以模型

iii是存在的。

在模型iii中，词是由造句规则系统定义的。如果规则系统中有把“鸡”和“蛋”合成“鸡蛋”的规则

，“鸡蛋”就不是词。没有这样的规则，“鸡蛋”就是词，它就必须放到词典中作为词条，或者用构词法则生

成。至于到底语法中该不该有这样的造句规则，那就要由语法规则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决定。颠扑不破的真理

是，语法规则系统简明，词典和构词法部分就复杂；词典和构词法部分简明，语法规则系统就复杂。一句话，

语法大词典小，词典大语法小。何去何从要由实际需要决定，没有绝对的结论。不过就汉语而言，过去朝大语

法方向发展，今后可以试验一下走小语法的路子。原则如此，具体方案此处不讨论。

3在语法中谈词类

3．1词类和语法规则的关系

如果一条语法规则只管生成一个具体的句子，例如规则A只管把“鸟”和“飞”合成“鸟飞”，规则B只

管把“狗”和“叫”合成“狗叫”，那么语法中就不会出现词类的概念。事实上造句规则的一般形式是

2）R：｛a，b｝→ab

这里规则的输入a和b都代表着一批词，这样a和b就分别定义了一个词的集合。要使用这条规则，就必

须知道a包括哪些词，b包括哪些词。除了极个别的情况，造句规则中不会出现具体的词。这表明语法中的词

类是由造句规则定义的。语法中可以包括许多造句规则，它们也就可以定义许多类词。然而一部可以操作的语

法，其造句规则不会无限多。

由2）可知，在ab中两个成分a和b具有一种组合关系，这可说是由规则R定义了组合关系。组合关系

既跟规则的形式合成法则有关，又跟规则的意义合成法则有关。若干造句规则R［，1］，R［，2］，…，

R［，n］等可以分别定义组合关系r［，1］，r［，2］，…r［，n］。显然，如果一部语法可以操作

，它的规则系统所定义的组合关系总数n就不会是无限大。但是n的数目可多可少，也有相当的伸缩余地。例

如“我的书”、“老张的书”、“漂亮的书”、“买的书”、“老张买的书”、“这本书的出版”等，既可以

说是代表六种不同的组合关系，也可以概括为一种定中关系，即：

3）定语＋中心语→定中关系短语

这表明造句规则所确定的组合关系有层次性，若干较小的组合关系有可能归并为一种较大的组合关系。

其次，造句规则所反映的组合关系跟规则的意义合成法则密切相关。例如当a＝木头、b＝桌子时，由2

）生成

4）｛木头，桌子｝→木头桌子

形式合成法则看起来是一条，但意义合成法则却有两条。因为“木头桌子”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意义

是“木头和桌子”，另一种意义是“木头制成的桌子”。由于我们要求语法规则包含形式合成和意义合成两个

部分，所以上述规则的形式合成法则是

｛名词，名词｝→名·名组合意义合成法则却可能是

i词语［，1］＋词语［，2］→并列组合

ii定语＋中心语→定中短语所以这条规则实质是两条规则，第一条规则定义了并列关系，第二条规则

定义了定中关系。

现在问题是在用词组成句子，或者把句子分解为词的过程中，使用的那些规则（Ⅰ）到底定义了哪些组合

关系；（Ⅱ）按照概括程度的不同，那些组合关系可以排列成怎样的一个层次系统；（Ⅲ）最重要的必不可少

的组合关系是哪些。

3．2句子成分决定词类

尽管目前有多种语法模型，但是从本质上看，它们仍然以传统的几种主要语法关系为基础，所谓语法关系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组合关系。

在传统语法中，语法关系对应着句子成分。由主要语法关系所定义的句子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定语

、状语和补语等，所以在传统语法中句子就是由这些句子成分组成的。使用结构主义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句

子，得出的各个片断一般也不外乎这些成分。

我们分析句子的组成方式时，只要是把句子分解为若干片断，然后根据它们的组合关系把它们归纳为有限

的几种类型，说句子就是由那些类型的成分组成的，那么不管我们怎样归纳句子成分，也不管把句子成分归纳

为几种类型，我们都是肯定下列命题：

5）句子是由若干种句子成分组成的［（3）］

只要我们肯定5），那么就有6）：

6）词在句子中或者单独充当某种句子成分，或者与其他词组合起来充当某种句子成分这表明所谓用词造

句实际是用词造句子成分。

例如在规则把“鸟”和“飞”组成句子时，把规则的形式部分和意义部分写成一般形式就是：

（附图[图]）

规则左边输入的甲类词必须能进入主语范畴，乙类词必须能进入谓语范畴，才有可能通过规则生成句子。一个词W进入哪一类词决定于它能进入哪个句子成分范畴。打算使用这条规则，“猫”就不能进入乙类词，因为它不能作

8）i它可以作什么句子成分

ii它可以用什么方式作那些句子成分

如果在一个语法模型中说要根据词的语法特点分词类，或者要根据词的结合能力分词类，那么我们已经证

明，只要这些话在逻辑上站得住，在划分词类时所讲的词的语法特点或者结合能力就只能是8）i和ii，别

无他途。这无疑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把句子分解成若干片断，不能把那些片断之间的关系归纳为若干类型，那

就连造句规则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划分词类。这也就是说，在词类概念之前就存在的是句子和造句规则系统，

是它们决定了词类的存在和划分方式。它们之间的逻辑推演关系是

9）句子→造句规则系统→词类

3．3所谓“兼类”和词的同一性

根据8）确定的两类词W［，1］和W［，2］，如果它们没有重合的部分，当然应该分为两类。如果它

们有重合的部分W，W中的词既能作A成分，又能作B成分，而且它们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0）i作A成分和B成分意义相同

ii作A成分和作B成分意义有所不同，但两种意义之间有转换关系，从它们作一种成分时的意义能推

出它们作另一种成分时的意义那么W［，1］和W［，2］仍然可以分为两类。即使合为一类（W［，1］＋

W［，2］），也要注明其中有的词能作A成分，有的词能作B成分，有的词能作A、B两种成分。只有在W

占的比例很大，特别是接近W［，1］和W［，2］的100％时，把W［，1］和W［，2］合在一起才可

能比较方便。承认这个结论，也就否定了下列命题：

11）一个词如果意义不变，就可能把它归入一类，而不归入两类

事实上我们的结论是，一个词进入一类还是两类，要看它在8）i和ii两方面的表现是不是一类词的共

性，这是不能仅由几个词决定的－－几个词的共性可以是划分小类的标准。如果汉语的形容词都能作谓语和状

语，那么它就可以是一类；如果仅有部分形容词能作状语，那就可以把用作状语的形容词归入副词，不必考虑

它们用作状语时意义有多大变化。［（4）］事实上，只把它们看作形容词，不肯一分为二，那么对于形容词

这一类词怎么讲呢？说它们都能作谓语和状语不是事实；说它们都只能作谓语、不能作状语也不是事实；说它

们都能作谓语、有的还可以作状语，等于没说。

我们的结论还对词的同一性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在语法中，把若干词形看作同一个词时，必须兼具下述两

个条件：

12）i它们的意义相同；或者有符合普遍法则的转换关系，可以看作同一个意义之下的几个变体

ii把它们归为一个词W后，W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在语言中有普遍性，可以说是一类词的共性

这就是说，在语法中讲词的同一性，要看（Ⅰ）它们的词形和词义；（Ⅱ）它们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

（Ⅲ）它们在意义和造句方面的表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这个结论排除了所谓“兼类”问题的困扰。即使根据词形和词义说W［，1］和W［，2］是同一个词，

只要它们在8）i和ii方面的表现不适合看成同一类词，就可以分归两类。这时大可说它们在语法上是两个

词，而不是一个词。算起细账来，说它们是同一个词的两个分岔和说它是两个词，效果相同。［（5）］

4句子的主语和宾语

4．1主宾语的讨论基础

近年关于语言共性和类型学的研究对主语和宾语有较多报告，Comrie曾把构成主语概念的因素归纳

为三类；语法关系，语义角色，语用角色。［（6）］一般认为三者有关系，但并不等同。然而迄今为止，既

没有证明三者彼此独立，也没有证明三者有什么明确的关系。特别是语法关系，论者只能说英语句子“Itis

raining”中的主语“It”只有使句子完整化的语法作用，没有明确的语义和语用内容，却不能严格地证明

语法关系不是由语义角色和语用角色所衍生的概念。

如果我们只知道主语涉及三种因素，却不知道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也不知道这三种因素怎样配搭

起来构成主语概念，逻辑分析就无法进行。所以本文不能直接使用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推理。定义G本身也不包

含关于主语和宾语的论断，所以为了推导主语和宾语的概念必须引入新的假设。

4．2事件和事件角色类型

如果肯定主语和宾语是句子的成分类型的名称，那么在研究句子成分的种类之前，首先需要从句子的形式

和内容的关系方面研究句子的构成方式。

假定我们认为一个句子一般都对应着一个事件，那么分析句子就要分析事件的结构。事件都有发生的时间

和地点，如果不考虑这两个因素，那就可以说事件都是由一个或几个必要的参与者组成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

事件中承担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可称为事件角色。例如“吃”这个事件有吃者和被吃者两个事件角色，“打”

这个事件有打者和被打者两个事件角色，“跑”这个事件有跑者一个事件角色。在用句子表述每个事件时，就

要用动词表示事件的名称，用其他句子成分表示事件的各个角色；相反，在理解一个句子时，动词告诉我们事

件的名称，一些句子成分告诉我们事件的各个角色。这表明，如果句子要表示一个事件，那么它的一些句子成

分必须表示事件的各个角色，造句规则也就必须说明事件的各个角色跟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

如果甲是吃者，乙是被吃者，用汉语表达这个事件就可以说“甲吃乙”，但一般不能说“乙吃甲”。有时

候还可以说“乙甲吃”，或者简单地说“甲吃”。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说“甲乙吃”或“乙吃”。这些组合方

式都需要由造句规则给出。显然怎样鉴定事件角色与句子中的一些成分的对应关系是造句规则的必要任务。

着眼于此，最简单的办法是一一罗列标示。例如可以罗列几个描述“甲吃乙”事件的句子，逐一标明哪是

吃者，哪是被吃者；对“打”、“跪”等动词构成的句子也可以这样逐一列举和标示。然而这样做等于一个词

一个词地、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给出句子的构成方式，而不是用有普遍性的规则给出。既然事件角色跟句子中

的一些成分的对应关系必须由造句规则给出，那么，如果确有造句规则其物，就必然有以下两个命题：

13）在上述表示“甲吃乙”这个事件的一些句子中，虽然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有变形规则F

。一旦知道哪是吃者，哪是被吃者，就可以利用变形规则F生成一些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句子，它们都能表示这

个事件。

14）至少对绝大多数事件而言，如果一些形式上有所不同的句子都能表示同一个事件，那么那些句子

之间必然有同样的变形规则F。

这就是说，用事件角色组成句子的方式必然有相当的普遍性，可以总结成适用于所有事件或绝多数事件的

造句法则。举例来说，如果对“吃”事件而言，用吃者和被吃者可以组成一些句子表示“甲吃乙”这个事件，

那么对于“打”事件而言，也应该可以用相同或相近的方式由打者和被打者组成一些句子表示“甲打乙”这个

事件。这等于说，虽然每一个事件都有自己的事件角色，不同的事件其事件角色一般互不相同，但是它们在造

句时必然有若干基本的组合方式。在这些基本组合方式中，互不相同的事件角色按其造句方式可以区分为几个

类型。［（7）］

在那些基本组合方式中，事件角色不能再用“吃者”、“被吃者”、“打者”、“被打者”这些具体名称

，必须使用能代表一类一类角色的通用名称。比如A角色，B角色，C角色，等等。例如我们可以说汉语中“

A＋动词＋B”和“B＋A＋动词”这两个造句方式可以表示同一个事件，那么命A＝吃者，B＝被吃者，规

则说明

吃者＋“吃”＋被吃者

被吃者＋吃者＋“吃”可以表示同一个“吃”事件。而命A＝打者，B＝被打者，规则说明

打者＋“打”＋被打者

被打者＋打者＋“打”可以表示同一个“打”事件。

事实上这一番论证跟上文关于词类的论证本质相同。把由词组成句子的方式归纳为若干类型，那些组合类

型就决定了词的分类。把由事件角色组成句子的方式归纳为若干类型，那些组合类型就决定了事件角色的分类

。

4．3主宾语和事件角色类型

除去时间、处所等因素不考虑以外，组成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最少是一个，也可以有两个或三个。这就是说

，即使不考虑更复杂的情况，事件角色类型也至少要有A、B、C三种。这也表明，若用主语、直接宾语、间

接宾语这些句子成分表示事件的不同角色类型，这已是对事件角色类型的最大限度的概括。

事件角色对应着事件的参与者，所以是语义概念。但这里所说的事件角色类型是根据表示事件参与者的句

子成分在造句时的活动方式确定的，它们不是纯粹的语义概念。它们跟汉语界所讲的施受关系不同，所以尽管

不看句子仅仅看事件就能判断哪个事件角色是施事，哪个事件角色是受事，而一个事件角色进入A、B、C等

角色的哪一类，却要看代表它的句子成分在造句时的表现属于哪一个类型才能决定。

上文已经论证了语法规则系统中必须包括的反映事件角色的规则，否则句子的形式就不能跟它的意义对应

。西方语法中的主宾语概念一般地讲是反映事件角色的。［（8）］“Itisraining”等例子不仅极为个别

，而且究竟能不能说是真正的反例也还需要证明，所以不足以否定主宾语反映事件角色的结论。如果我们想让

主宾语概念跟事件角色无关，那就必须建立另外的造句规则陈述用事件角色组成句子的方式，否则就不能说明

在“甲吃乙”这个事件中甲是吃者，乙是被吃者，更无法说明“甲吃乙”跟“乙吃甲”不同－－因为二者的差

异仅仅是甲和乙的事件角色不同。所以，不考虑事件角色而定义的主宾语实质上是另一种主宾语，它跟西方语

法中的主宾语不同，也完全不能取代反映事件角色的主宾语概念。

4．4用事件角色类型定义主宾语

如果把主语、宾语跟上文所说的事件角色A、B、C类型结合起来，那么有两个事件角色的动词（即二元

动词）就可以考虑把一个角色归入主语，把另一个角色归入宾语。仍然用“吃”事件为例，“甲吃乙”在汉语

中就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需要考虑：“甲吃乙”，乙甲吃”，“甲吃”，“甲乙吃”，“乙吃”。

由于A、B、C等角色对应事件角色，所以对于同一个事件而言，一个角色只能进入其中的某一类，而不

能进入两类。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吃”事件中的吃者归入A类，被吃者归入B类，那么在由“吃”

组成的句子中有A类表现的成分就是吃者，而不是被吃者。如果我们发现在某些句子中有B类表现的成分是吃

者，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句子跟上述句子分开。这时可以说有两个“吃”事件，在“吃［，1］”事件中，吃者

是A角色；在“吃［，2］”事件中，吃者是B角色。

例如，若规定动词前面的名词短语是A角色，后面的名词短语是B角色，那么

15）a十个人吃一锅饭

b一锅饭吃十个人

在15）a中“十个人”是A角色，在15）b中“十个人”是B角色。然而“十个人”始终是吃者。要想避免把第二句中的“十个人”当成“被吃者”，就必须把两个“吃”分开。否则我们就必须修改A、B角色的定义，允

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参与者在一个事件中只能有一种事件角色，它是吃者就不能是被吃者。但是，即使

事实上是同一个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也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事件。这时原来的一个角色就分成两个角

色，它们可以相同，也可以不相同。例如Fillmore曾提到的贸易事件，本来是同一椿买卖，从买方看

是一种情况，从卖方看又是另一种情况。［（9）］由于事件角色跟事件对应，事件角色又只能进入一种角色

类型，所以两个角色类型必须对应两个事件角色，要想使同一个参与者具有两个事件角色，也就必须把一个事

件分化为两个事件。

如果把“吃”分化为“吃［，1］”和“吃［，2］”两个事件，A、B角色的性质就可以单纯些；把“

吃”看成一个事件，A、B角色的性质就复杂些。若把这里的A、B角色分别命名为主语和宾语，那么结论就

是：把主语和宾语定义为事件角色类型时，分化动词，主语和宾语的性质就会单纯；不分化动词，主语和宾语

的性质就会复杂。

4．5几个具体问题

这些结论已经阐明怎样用事件角色类型来定义主宾语概念。例如对于“台上坐着主席团”而言，如果考虑

到“主席团”的某些性质，愿意把它归入宾语，由于有“台上坐着椅子”这种句子，就只能说这是两种意义的

“坐”。两种意义之间有什么转换关系，那是另一问题。如果说这个“坐”跟“张三坐着椅子”中的“坐”是

同一种意义，由于“主席团”跟“张三”是同一种事件角色，就只能把“主席团”跟“张三”归为一类。限于

篇幅，这里不再详述具体的处理方法，只是顺便说明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在所谓“主格·宾格”类型的语言中，不及物动词所带的那个论元是主语；乃物动词带的那两个论

元是主语和宾语。在所谓作格（ergative）类型的语言中，不及物动词所带的那个论元的句法标记跟

及物动词的宾语的标记相同。在所谓active类型的语言中，不及物动词所带的那个论元的句法标记一部

分跟及物动词的宾语相同，一部分跟及物动词的主语相同，于是在汉语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某些不

及物动词句中的论元，例如“台上坐着主席团”中的“主席团”，归入宾语，让句子无主呢？看惯了主格·宾

格类型的语言，这样做可能不大顺眼。考虑到世界上的语言并不都是同一类型，如果从语法规则系统上看确有

必要，似乎也不必排斥。

第二，采用跟事件角色挂钩的主宾语概念时，如果主语概念只有一个，那么一个句子中的两个成分若所指

不同，就不可能都是主语。像“这棵树叶子大”这种由一元谓词构成的句子，不可能有两个事件角色，“这棵

树”和“叶子”所指不同，不可能都是主语。其实把这种句子中的“叶子”看成主语很有问题。因为“叶子”

在这里所指不明，不能成为表述的对象，也不能成为事件角色。单说“叶子大”，不知它是指全部叶子，还是

指某些叶子，不能构成一个具体的命题，它也就不是完整的句子，不能跟有主有谓的完整句混为一类。事实上

像“叶子大”这种组合的功能相当于无主动词组合，不同于典型的句子。［（10）］

第三，汉语中有些动词介于不及物动词与及物动词之间，例如“张三折了一条胳膊”中的“折”。从形式

上看，“折”在这里带有两个论元，但事实上“折”本是不及物动词，跟“吃”等典型的及物动词不同。所以

不能省略“一条胳膊”，单说“张三折了”不能成立。“张三折了一条胳膊”跟上文的“这棵树叶子大”有相

同之处，“这棵树”跟“叶子”，“张三”跟“一条胳膊”都必须有领属关系。而且单说“一条胳膊折了”跟

“叶子大”差不多，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可以看作是一元谓词向二元谓词过渡的一种方式，即一元谓词

跟它的直接论元结合后，整个组合作为一个新的谓词跟原谓词的间接论元结合。［（11）］它们跟典型的二

元事件不同，在典型的二元事件“吃”中，必有吃者与被吃者双方；而在“大”或“折”这种事件中，本质上

只是某个东西大，某个东西折了。“这棵树”和“张三”是这整个事件的涉及方面，而不是独立的事件角色，

也就不是谓词的直接论元。所以这种事件不能说成“这棵树大”和“张三折了”，也不能说成“＊这棵树我的

一棵树叶子大”和“＊张三折了李四的一条胳膊”。若把它们归入二元谓词，就需要说明它们跟典型的二元动

词有哪些不同；若把它们归入一元谓词，则要说明这是某些一元谓词的特殊格式。当然还可以作为一元谓词向

二元谓词过渡的一种变形方式，即作为向一元谓词引入间接论元的一种方式。到底采用哪一种处理方法，要看

系统的具体需要，不能泛泛而论。只要使用得当，这些方式都行得通。

5关于句子

5．1句子的讨论基础

如果说讨论主宾语时，语法的定义不能提供足够的逻辑论据，本文已不得不从句子跟它所描述的事件、句

子成分跟事件参与者的关系入手，那么研究句子是什么时，就更不能依靠语法的定义G；因为在定义G中，句

子是未予定义的基本词项。本文不得不尝试从语言的功能方面引入假设，探索句子的概念。

如果我们认为相互讲话时，每个人每次所说的一段完整的话至少也要包含一个句子，那么一个句子显然可

以是一个音素、一个词或一些词的组合－－因为它们在一定场合下都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答话。既然如此，句子

就只能由它在实际场合的功能来确定，而不能由它包含多少个词来确定。这表明句子不是可由其实际出现的词

语的组合方式来定义的单位，即不是一个表层结构单位。如果说短语是表层结构单位，那就可以得出结论：句

子和短语的区别在于句子不是表层结构单位，而短语是表层结构单位。所以比较句子和短语的表层结构没有意

义。

这样讲是说句子的表层结构是个变量，它的最小值可能是一个音素，它的最大值在理论上讲没有上界。但

是如上文所说，由于分解句子时无论把它分解为多少个片断，最终我们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概括为有限的几种

组合关系，所以句子的表层结构中所能包含的语法关系（即组合关系）却有最大值，那就是通过造句规则所确

定下来的成分与成分之间可能产生的组合关系的总数。

5．2句子和它的信息量

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以外，句子的交际功能首先决定于它所传达的信息量。这个信息量跟它包含的所有的词

的信息量的总和没有必然的关系。独词句“火！”、“飞机！”等作为句子，其信息量不等于单词“火”、“

飞机”的固有信息量。而单词“火”、“飞机”的固有信息量也不能构成句子。听话人把“飞机！”作为句子

时，“飞机”传达的信息是“看飞机！、“飞机来了！”等等，绝不是仅仅指飞机这种东西而已。如果我们认

为独词句中的“飞机”跟单词一样，仍然指一种事物，那么显然是听话人给它增补了另外一些信息后才当作句

子接受下来。若不给它增补必要的信息，他就不会把它当作句子。在一个跟飞机没有任何联系的场合说“飞机

”，听话人绝不会认为它是句子，一定要问“飞机怎么了？”或“你说飞机干什么？”。

如果我们把词语在所有的场合下都能传达的那一部分信息叫作词语的固有信息量（I），把词语在某些场

合下可能传达的信息量叫作词语的场合信息量（I［，1］），把听话人根据语境给词语增补的那一部分信息

量叫作场合信息增量（I［，2］），那么显然有等式：［（12）］

16）I＝I［，1］－I［，2］

上文的论证表明句子所传达的信息量是它所包含的词语的固有信息量的总和与场合增量的和。一般讲来，

不是一个单词的固有信息量就能形成句子，而是它的场合信息增量使它实际传达的信息达到了句子的信息量水

平，它才成为句子。所以，要研究句子的概念，就必须研究句子所包含的信息量。

既然一个句子在理论上可以无限长，那么句子所包含的信息量也就可以无限大。但是，因为句子必须包含

一些词语，所以句子传达的信息量不会无限小。若用Si表示用在具体场合的句子，用I（Si）表示Si所

传达的信息，那么在各种场合下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句子就组成语言的句子集合｛S［，1］，S［，2］，…

｝，而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也就构成信息集合｛I（S［，1］），I（S［，2］），…｝。现在需要研究I

（S［，1］），I（S［，2］），……等信息集合有没有公共的交集I（S）。

5．3句子的三个必要信息范畴

由于一个句子的各个成分可以自由地使用不同词语，所以从每个句子的信息集合中包含的具体信息角度看

，两个句子可能没有任何公共信息。例如在“张三走路”和“李四睡觉”中，张三和李四是不同的人，走路和

睡觉是不同的行为，都不相同。但从句子中包含的信息属于哪些范畴方面看，这两个句子都包含人物信息和行

为信息，而且人物都是谓词的论元，所以这两个句子包含的信息范畴相同。要研究I（S［，1］），I（S

［，2］）等信息集合有没有公共交集I（S），就要从它们所包含的信息范畴方面考察，而不是从具体信息

方面考察。

我们可以看到I（S）至少包括三种信息范畴。第一种是谓词及论元范畴。上文已经假定句子跟事件对应

，事件由谓词表示，事件参与者由论元表示，那么句子在表达一个事件时，必须有谓词和它的全部必要论元。

如果一个谓词P是二元谓词，那么在由P组成的句子中仅给出一个论元就不够，听话人听到这样的句子就要从

上下文中找出所欠缺的论元作为信息增量增补进去。例如“吃”一般是二元动词，听话人所期待的论元数值是

2，所以只说“吃”、“我吃”、“吃苹果”都不是完整的句子。然而在回答“你吃苹果吗”这个问句时，它

们都能成为句子。因为听话人会从上文中找出所缺的论元，使它们的信息量等于“我吃苹果”。这里非常重要

的是，听话人对谓词论元的期待数值。只要他的期待值未被满足，他就不会认为他所听到的是完整的句子，他

就必然要感到困惑而不满足。

第二种是相对时间范畴。言语是谈话行为的组成部分，一个语言单位是不是句子要由谈话行为来确定。谈

话中使用的句子描述一个事件，它由事件的参与者、时间和处所等成分构成；谈话行为也由谈话者、谈话时间

和谈话处所等成分构成。在同样条件下，不管谈话者是谁，都不会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性质；不管谈话处

所在哪里也都不会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性质；只有谈话时间会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性质。在句子所描

述的事件之前谈话，那个事件还不存在，不是事实；在那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谈话，事件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进

行之中，结局如何还不知道；在那个事件过去之后谈话，事件已经是历史事实和客观存在。正因为谈话时间会

影响句子所描述的事件的有无和真假，所以一个句子必然要表述它所描述的事件跟谈话行为的时间关系。如果

句子中缺少这种表示相对时间的信息，听话人就必须从语境中找出来作为增量补充进去。做不到这一点，他就

不会认为自己听到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第三种暂且称为语气范畴。既然一个句子能独立地完成一项交际任务，它就必然要具有交际功能。它需要

让听话人明白这是陈述一个事件，还是提出一个问题，还是发出一个命令，如此等等。这可能表现为一定的句

式，可能表现为一定的词语，或者表现为一定的语调。在陈述一个事件时，句子中可能出现情态词语或判断词

语表示讲话人对事件的看法，加上“大概，也许，肯定，可能，应该”等词语。在提问题时可能使用语气助词

、表示疑问的语调或者表示疑问的词语，等等。在祈使句中可能使用表示命令或祈求的词语，特定的句式，等

等。

这三种信息范畴不一定在每一个句子中都需要体现为句子自身的表层表现形式，可以隐含在语境之中，但

缺少任何一种都不成其为句子。为了推导句子的概念，上文引入了一些假设，肯定这些假设就可以证明I（S

）包含上述三种信息，但还不足以证明I（S）只包含这三种信息。需要重申，具备这三种信息的语言单位也

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能满足最低的交际要求。例如当甲问“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时，乙只说“我明天走”而不

给出准确的时间就不能成为合格的答句。

6结束语

20世纪时代精神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从基本概念开始建立严格的理论和论证基础，要想使目前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的汉语语法成为科学的知识系统，这也是必由之路。本文对汉语语法进行元理论分析，试图阐明怎样

使用一些基本假设建立汉语语法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工作应该向何处发展，特别是怎样打开目前在许

多根本问题上陷入的僵局－－事实上本文得出的一些结论已经为解决那些问题提出了一种具体的工作方案。元

理论分析不排除存在不同知识系统的可能性，它所否定的是不从整个系统出发孤立地提观点的做法。当我们讲

汉语语法如何如何时，必须弄清楚这是在什么理论前提之下讲话。因为离开那些信条，汉语语法很可能并不如

何如何。任何理论前提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本文使用的方法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它能打开眼界、开扩思

路，剥去每一种理论神秘的外衣，使我们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90年代汉语语法研究能否全面开花，关

键就在这里。

下注：

（1）对R［，1］和R［，2］作别种理解就可能构成别的语法模型，此处不讨论。

（2）关于怎样确定语言单位的意义，参看杨成凯“语义分解与合成：语义学的定义”（提交1991年

第二届语用学全国讨论会的论文），此文内容已并入杨成凯“语用学理论基础研究”（见《语用研究论集（第

一辑）》）。

（3）当然未曾命名的句子片断要除外，例如汉语句子中的语气词就没有句子成分名称。

（4）当然也可考虑在形容词下分出一个小类，说明它们可以用作状语。

（5）关于汉语词类的其他问题，参看杨成凯“词类的划分原则和谓词‘名物化’”（见《语法研究和探

索（五）》）。

（6）参看C．N．Li编SubjectandTopic(AcademicPress,Inc.出版，1976），B．Comr

ie撰LanguageUniversalsandLiguisticTypology(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出版，1981；

中译本书名为《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出版，1989），T．Shopen编Lang

uageTypologyandSyntacticDescriptionVol.I(CambridgeUniversityPress出版，1985），以及

其他有关论著。

（7）如果这一点不成立，那么语法G中就没有具有普遍性的用词造句的规则。

（8）限于篇幅，论证略去。

（9）参看杨成凯“Fillmore的格语法理论（下）”（《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3期）。

（10）参看杨成凯“广义谓词性宾语的类型研究”（《中国语文》1992年第1期）。

（11）这个间接论元是原主语的领格成分，它跟旁格宾语等都是原句中较疏远的语法关系。

汉语语法范文篇10

关于汉语词类研究的重要性，龙果夫教授在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序》中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词类问题）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用的意义，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本质反映在词类上。离开词类，既不可

能理解汉语句法的特点，也不可能理解汉语形态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说明汉语语法，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

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正是基于这一点，又由于汉语自身特点的原因，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

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

便，我们把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并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评述。为了叙述得

清楚、透彻些，在此不妨也把古人的一些有关认识附录在前。东鳞西爪，多有不足之处，冀读者笑正。

一、《文通》以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898年的《马氏文通》揭开了汉语语法学的序幕。但是，对汉语语法现象的研究则是古已有之，而其

中研究最多、取得的成绩最大的无疑是对汉语词的研究。

从汉代开始，我国就有了对“语助”的研究。此后直至清代，历代都有人对汉语词的一些现象及其特性加

以描述和说明，诸如“实字、虚字”说，“死字、活字”说，“叹辞”说等等，多散见于一些私人学术著作和

笔记中。元代（一说明万历20年），我国出现了一部专门论述汉语虚字的著作－－卢以纬的《助语辞》第一

次对汉语虚词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当然，这种研究多从表义、释义出发，很少涉及语法功能。

清代是我国古代对词类研究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人未加留意的词的类

别概念。如王筠《说文句读》中的“动字、静字”说，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问辞”说，其他像“称代辞

”、“形容辞”、“指辞”、“设辞”这些称谓也都出于清人之口。对前人已有研究的现象，清人又加以进一

步的细致研究，扩大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王鸣昌的《辨字诀》在南宋张炎等提出“实、虚字”之说后，又进

一步把虚字分为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等七类。代表清人对词类问题认

识的最高成就的是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

在从汉代到清代的漫长历史阶段中，我国古代学者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始终是朦胧的、模糊的，还没有进入

自觉阶段。他们没有视词类问题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只是附之于“小学”（文字、训诂之学），并使之

成为经学的附庸，所以不可能真正触及汉语词类的本质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古人对汉语词的研究也是很不全面、很不均衡的，主要侧重于虚词的诠释和说明，而对于

争议颇多的实词却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即使触及到的也只是从词汇平面去解

说，而很少从语法平面去探讨。古人所以这样做，在于他们感到实词意义明了，便于理解，毋需为之多费笔墨

。

另外，古人研究语法还有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缺点，即所用术语从来不给予定义，因而一些有关汉语词类

概念的术语的含义往往不很明确，有时前后用语歧出，缺乏规范化，这都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

麻烦。这个缺点在后来的《马氏文通》得以幸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时期前人对词类的研究还是很有成绩的，他们首创了不少语法学上的概念和术语。

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氏文通》，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少有关的术语大都取之于古人。不难设想，如果没有

古人的数千年的辛勤探索，汉语语法学要一下子达到《马氏文通》这样的起点，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一时期古人对汉语词类的研究还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它只能称作是汉语词类科学研究的前奏

或准备。

二、《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马氏文通》的诞生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

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虽然它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总倾向还

是一致的，因而不妨合在一起论述。

A．共同的倾向

首先，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最大的共同倾向是模仿倾向。《文通》在词类分别上基本套用拉丁语法，把汉

语的文言词分成九类，其中实字包括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五类；虚字包括介字、连字、助字、叹字

四类。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则参照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也将汉语的词分成五大类共九种：

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同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

助词、叹词。

两者一比较，不难看出，除了在每类词的具体范围上有所差别外（如黎氏把指代词、疑问代词统归入形容

词，而马氏未曾），马、黎两家词类体系大致相当。而同期的其他一些语法著作在词类的划分上，或以《马氏

文通》为法，或仿效《新著国语文法》，即有变更，也是无伤主体，均没有突破原有的体系。

对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何容先生在其《中国文法论》中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这时的“中国文法

书，差不多都是依照欧洲文法的例，把词分成八类，再加一类欧洲语言里所没有的‘助词’，而成为九类”（

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这一论述几乎适用于当时的一切文法书。

说当时模仿严重并不意味着全无一点革新的气息。早在1920年，刘复（半农）就提出了“建造起一个

研究中国文法的革新的的骨格”（《中国文法通论》第91页）的主张，可惜未能贯彻到底。当时真正称得上

革新派的要数陈承译、金兆梓、何容诸人。他们对汉语词类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上（具体将在下文提及

），而在实际的划分上仍跳不出《文通》的窠臼，只有金兆梓的划分（见《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相对说

来比较有新意，既照顾了意义，更突出了功能，对印欧语的词类体系有一定的突破。可惜作者对“体”、“相

”这些概念言之不明，使读者甚感茫然。在词类的划分上也存在着互相牵扯的毛病。

尽管这四十年中革新的呼声愈来愈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模仿体系的地位，原因在于革新派本身缺乏

一个全新的、比较合理的、能为众人乐意接受的词类体系。

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第二个共同倾向就是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

些词的归类上，这正如王力后来所指出的：“争论的中心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归类。”（《关于词类的划分》

，见《语法和语法教学》第77页）这样做，优点是重在实用，通病是理论阐述不够、不深。可想而知，没有

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足够认识，要想圆满地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那当然是难以奏效的。

B．分歧点

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了汉语词类观的不同。总括起来说，这一时期汉语词类研究有两大

分歧。

1．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

马建忠和黎锦熙都是“词无定类”论者，但各自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马氏认为“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文通》第24页，1983年新1版），主张“依义定类”、“随义转类”，他这是从意义出发的。到

了黎锦熙先生，他说得更明确：“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

位置、职务，才能认定这一个词是何种词类……国语的九种词类，随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或职务而变更，没有严

格的分业。”（《新著国语文法》第6页，1951年版）他强调：“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同上）两个

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结论都是一个－－“词无定类”。这个观点无疑是不符合汉语实际的，理所当然地遭到

了后来语法学者的责难。

和上述两人相反，陈承泽认为“字（词）有定类”。陈氏在其《国文法草创》一书中主张要以“字”在句

中“所居之文位”（第11页）来定其类。他提出了“一义数用”的观点，认为词应“从其本用”（第18页

）定类，这就避免了马、黎因“随义定类”、“依句辨品”而造成的“词无定类”的弊病。但究竟什么才是字

（词）的“本用”，作者却未能说清楚。不管怎么说，陈氏的观点比之前两人确实大大进了一步，为汉语词类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确立了前提。

2．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

当时学者虽然在词的类别上颇多相似，但运用的标准却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条是意义标准；一

条是句子成分标准（或曰功能标准）。

马建忠在划分词类时强调：“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文通》第23页）

亦即从意义角度出发，与之相同的有杨树达等。他们拿意义作划分词类的唯一标准，而根本忽略了词的语法功

能。这样做极易滑向“词无定类”的歧途，因为“一词数义”现象在汉语中是屡见不鲜的。

黎锦熙、陈承泽、金兆梓等则反对以意义为标准来区分词类。黎先生主张“依句辨品”，陈承泽强调以“

字”在句中“所居之文位”来定其类，金兆梓也认为“中国文字的字形上，不能表词性的区别，是全靠位置区

别的”（《国文法之研究》第52页）。三者说法不一，但意思是一个，即都赞成以词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决定

词类。这种标准较之意义标准确实要进步，其优点有二：（1）从语法角度出发划定词类，可给任何一个在句

中的成分归类；（2）词类和句子成分关系单纯化、明朗化，使人一目了然，便于讲清问题。缺点在于把词义

和功能割裂，将句子成分和词类合二为一，也极易坠入“词无定类”的泥潭中去。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贡献最大的要首推《中国文法论》的作者何容先生。何先生在该书第三部分“论词类区

分”中对汉语词类划分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认为：“单从意义方面说明各类词的分别，是不容易说明的”（

第58页）、“各类词都有其共同的形式上的特征以别于他类词”（同上）、“所谓某一类词的形式上的特征

，也就是从语言的表意方法上表现出来的它们的共同之点。”（第57页）可见，何先生是主张以语言自身的

表意方法即形式上的特征作为区分的标准的，即以词的语法特征（语法功能，不仅仅是指充当句子成分的能力

）来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

C．成就与不足

关于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主要不足，已在上文各部分谈到，这里不复赘言。在此主要概括一下这四十年所

取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

1．从自发走向自觉，第一次把汉语词类问题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点，系统地分别了词类，创立、

选用了一些语法上的术语并全都给予较明确的定义，因而奠定了传统语法词类体系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

在沿用着前人择定的不少词类概念，当然有的内涵已发生变化。

2．研究日趋细致，不仅分出了大的类别，而且还进一步划分了许多次范畴（如黎锦熙就给每类词分了很

多细目），论述详尽，尤适合语法教学，有的颇贴切于汉语的某些实际。如黎锦熙已注意到汉语量词的特点，

只是由于受纳氏文法的束缚，他仍将量词归在名词分下来论述。虽还未独立为一大类，但已难能可贵。

三、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人们开始“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

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陈望道《文法革新论丛·序言》）。文法革新

讨论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

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

汉语本身特点出发，因而和以前不同，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这是一种正常可喜的现象。A．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

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

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

王力、吕叔湘在分类标准上基本以意义为主。王力说：“中国语里，词的分类，差不多完全只能凭着意义

来分。就意义上说，词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实词，它们的意义是很实在的，它们所指的是实物，数目，形

态，动作等等；第二类是虚词，它们的意义是很空灵的，独立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意义可言，然而它们在句子

里却有语法上的意义。”（《中国语法纲要》第43页，开明书店1946年4月初版）由此可见，王力所说

的意义对实词来讲是词汇上的意义，对虚词来讲则包括语法上的意义。吕叔湘也主张把词“按意义和作用相近

的归为一类”（《中国文法要略》第16页），虽说已强调“作用”，但在具体分类时仍以意义为主。上述观

点，基本上还是套用旧说，因而意义不是很大。

在此颇值一提的是方光焘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提出的“广义形态说”。方光焘认为可从词的形态上来分类，

但他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形态的广义形态。他说：“我认为词与词的互相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

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那么辨别词性，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

（《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第50页）从狭义形态发展到广义形态，这是方先生的独到创见，它摆脱了印欧语的

羁绊，把汉语词类研究引向了一条新路。

高名凯在其《汉语语法论》一书中对汉语词类问题也发表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首先，他认为：“词类是

词的语法分类，每一类的词都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第60页）随后，他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三个

标准：一是词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二是词在句子里的功能；三是“注意词的形态”。他的这种不囿于意义一项

而取多项标准的观点显然大大超越了前代学者和同时代的学者。标准从一条到三条，这更切合汉语的实际。但

他后来却主张以狭义形态作为区分词类的标准，并认为汉语没有狭义形态，从而得出汉语实词不能分类的错误

结论（详情见下文）。

B．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

既然各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标准，那么在分类标准指导下的词类划分当然也就各有千秋了。

吕叔湘把词分成实义词和辅助词两大类。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因为他们的意义比较实

在些”（《要略》第16页）。凡“意义比较空虚”“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第17页）的，

称为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称词（称代词）、关系词和语气词。吕先生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创立了语

气词这一大类。但总体说来，划分欠细致。由于受叶斯泊孙“三品说”的影响，他把词分为甲、乙、丙三级，

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给词作了划分，和以前各家不同的是，王力先生提出了“

半实词”、“半虚词”之说，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汉语中有的词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功能来看都介乎

虚、实之间，很难直接判定它属于虚词、实词中的哪一类。此外，王先生还提出了一种不列为第十类词的特别

的词－－记号。按王先生之说，“凡语法成分，附加于词，仂语或句子形式的前面或后面，以表示它们的性质

者，叫做记号。”（第307页）这种记号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称之为语缀的语法成分，不便视为词的一种类别

。同样，王力也因受“三品说”影响而把词分为“首品”、“次品”、“末品”。

高名凯对汉语词类的区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他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再行分类”（《汉语语法论》19

57年版第67页），因为“汉语的实词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功能”（第82页）。高先生的这个观点是有违汉

语事实的，并且和他本人的“三条标准说”有相抵触之处。但是尽管如此，高先生在其著作的绪论里还是把汉语实词分成“三种（名词、动词、约词）四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汉语语法论》1948年版

第52－53页），并在第三编“范畴论”中详细地论述了指示词、人称代词、数词、数位词、次数词、体词

、态词、欲词与愿词、能词、量词等十个方面的范畴，这正反映了高先生思想上的矛盾之处。

C．成就与不足

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成就，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具体体现在：

（1）由于从汉语的本身出发，不盲目模仿，因而对汉语的词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对于汉语的“数

词”，以前的语法著作（如《新著国语文法》）大都归入形容词，而王力先生第一次把它同其他词区别开来，

使之独立成类。总之，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

（2）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重视实用，也较多地从理论上予以阐述，把对词类的研究和对句

法的研究结合起来，避免就事论事。

（3）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初期，陈承泽就提到了词类活用问题，但

他所说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活用。而吕叔湘先生在其《要略》第二章最后一小节中专门探讨了词类活用问题

。他认为一个词只应有一种用法（本用），若有其他用法则为活用，他这种认为词和功能“一一对应”的观点

显然是受到了印欧语的束缚。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谈到了词的分隶问题（兼类问题），但他认为：“要

看词之应否分隶，不该看它是否有两种地位和职务，而该看它是否有两种相差颇远的意义。”（第25页）这

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兼类也不完全一致。但无论如何，王、吕先生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应抹杀的。

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

（1）模仿风气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仍不时地找到一

些模仿的痕迹。王力、吕叔湘在说明词的关系时，不切实际地引进了叶斯泊孙的“三品说”。而高名凯认为汉

语实词无分类的观点，无疑与法兰西学派分不开。

（2）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严重缺陷是：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

重视不够。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点，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

（3）由于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

著。

四、当代汉语词类研究述评

建国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使得建立新的、科学的汉语语法体系势在必行，但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

是汉语词类问题。词类问题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自《文通》以来一直悬而未决，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

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

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

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

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

首先，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语法学界产生了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以高名凯为代表的少数学者

坚持认为汉语的实词不能分类，理由是汉语本身缺乏构形形态，这完全是拿印欧语的词类理论来硬套汉语，根

本忽略了语言的民族特点。而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则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讨论的结果，

肯定论者占了上风。

其次，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也发生了争执。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高名凯等坚持认为只有

狭义形态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而多数学者则主张给汉语的词分类应从广义的形态即词和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语词的句法功能等因素入手。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

：（1）词汇意义（概念的范畴）；（2）形态标准（包括构形性质和构词性质的）；（3）句法标准（词在

句中的作用或功能、词的组合等）。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

另外，对汉语词的具体分类以及词类的界限问题，很多学者也作了探讨，尽管互有出入，但无伤总前提，

这是允许存在的。

总的说来，这次讨论是成功的，收效甚大，对当代语法的研究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澄清了长期蒙在汉语语法学界的一片迷雾，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

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大体反映了汉语词类

的基本事实。其中“”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下面逐一介绍。

《暂拟体系》根据“词汇·语法范畴”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前者下辖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

、量词、代词六类；后者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五类。对各类词的定义、特点和主要用法，《暂

拟体系》还作了说明，描写细致详尽，尤利于中学语法教学，确实是以前的语法书望尘莫及的。至于体系中的

“附类说”，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故后人颇多贬辞，不妨作为小类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前身是《语法讲话》）是结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首作。它区分词类的标准是“性

质和用法”，其实质和“三结合”标准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讲话》并未采用一般的“虚、实词”说，而

是一次性地把汉语的词分成名词、代词、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语助词、象声词等十类。

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语法书中，《语法讲话》最早将量词独立成一大类，这是很有必要的。《讲话》的另一个

特点是把每一类词分成若干小类并对许多个别的词详加说明，比较具体，举例也颇精当。

十年动乱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当然也就谈不上词类研究了。

“”被粉碎后，语法研究恢复了生机，对词类问题的研究又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时期，整个词

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

分析问题》和熙的《语法讲义》。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法讲义》有关汉语词类观的突出之点是把汉语的词分成“封闭类”和“开放

类”两大部分。这种划分从能否遍举（全部列举）和能产性大小这个角度出发，比较干脆利落，避免在虚实上

纠缠，也便于教学。另外，他们还根据语法功能，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比较成功地反映了汉语实词

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趋势。应该说，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

考察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我们不难认识到以下几个特点：

（1）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以前在词类区分问题上照搬印欧语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对汉

语的自身特点认识不足。

（2）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划分标准是个很棘手的理论问题，整个词类大讨论几乎都是围绕

这个轴心，此后的不少学者也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这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小的，“三结合标准”（

词义、形态、功能）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公认。

（3）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以前的各家只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至于各类词的界限以及如何判定某

一个词的性质等，则常被忽略，即使有所提及也是言之不明。当代学者显然在这方面又超越了前人。如不少人

采用的以“鉴定字”和“重叠式”来区分词类的方法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起码不失为一种有用的辅助手段。

（4）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词类的活用和兼类现象解放前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他们对“活用”和“兼类”的差别往往辨之不明。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王力认为凡属兼类词必须具备两种

以上的常见用法（详见《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上册第22－24页，中华书局1957年1月版）；张

志公认为一词兼类的意义必须相关（详见《汉语语法常识》第21－22页，中青出版社1953年11月版

）；吕叔湘认为：“主要的原则是：凡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凡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同类的词不是都能这样用，而是决定于习惯的，是词类转变……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

而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46

页）；熙认为：“当我们把A、B两类词分开的时候，可以允许有一部分词兼属A、B两类。但是兼类的

词只能是少数，如果把A和B分为两类之后，大部分A类词同时兼属B类，或大部分B类词兼属A类，那只能

说明我们当初把A和B划分为两类词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语法讲义》第39页）；胡裕树认为：“甲类

词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了修辞上的需要，偶尔用作乙类词，这是活用。”（胡编《现代汉语》第332页，1

982年10月第4次印刷）等等，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较好地解决了汉语词的兼类和活用的问题。

（5）不仅重视各类词的研究，而且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

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

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形态、功能”这三结合的标准，以及如何

确定一个公认的词类体系，还缺乏一致的认识。但是，当代词类研究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

结语

纵观汉语词类研究的整个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理出这三条线索：

1．标准的多重化

曾有不少人企图通过一条标准（或意义标准或功能标准或形态标准）来给汉语词作一个彻底的划分，这种

愿望是好的，因为这样不会有交错的情况出现。然而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不合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客观实际

。于是很多学者只好深入探求，终于由单项标准发展到今天的多重（三条）标准，同时还找到了其他的辅助性

手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划分词类的能力，使问题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2．分类的精密化

回顾汉语词类研究史，可以看出对汉语词的划分是越来越细了。马建忠和黎锦熙参照印欧语法，把词分成

九类。此后，依据汉语特点，吕叔湘把“语气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王力把数词单独立成一大类，科学院语法

小组的《语法讲话》又把量词单独立为一大类。另外，越到后来，词的次范畴（小类）也越多，这些都表明汉

语词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精细了。

3．角度的多样化

传统词类研究多从意义的虚实出发，把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随着词类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角度也不

断增多。比如有人从功能的角度把实词分为体词和谓词两大类，从词的数量的多少和能产程度的高低这一角度

把词分成了开放类和封闭类两大部分。这两种分类法不仅给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子，同时也给语法教学提供

了不少方便，对后来者也不乏启迪。

从词类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进一步认清汉语的特点，从而找到更为合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