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字典十篇

汉语大字典篇1

关键词：《汉语大词典》 撮 托举

《汉语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由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五省一市的一千余位语言文字专家学者历时十八年编纂完成，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纂原则，共收词目约三十七万条，五千余万字，可谓集古今汉语语词之大成。正因为规模宏大、收字繁多，加之编纂时间较早，所以难免出现释义义项错误等问题。本文以山东淄博方言中一句歇后语为引子，就“撮”字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错误的义项进行考证，以此订正。

在山东淄博方言中，有一句歇后语：老奶奶上树——欠撮（读cuō）。这是一句谐音双关歇后语，句中“撮”字意思应是“从下往上托举”，但是《汉语大词典》中“撮”并没有这个义项。“撮”字到底有无“托举”之义呢？下面对此进行论证。

“撮”读cuō时，在《汉语大词典》中共有12个义项，下面仅把与本文有关的义项列举一下：①用手指取物；抓取。《水浒传》第九十五回：“那人就地撮把土。”清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②摘取；摄取。《史记·太史公自序》：“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③聚，聚合。《孔子家语·始诛》：“﹝少正卯﹞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王肃注：“撮，聚。”引申为拉拢，撮合。清李渔《慎鸾交·久要》：“怎见得众冰人，撮不得巫山就。”④扶持；簇拥。《三国志平话》卷中：“曹操得命，西北而走。至江岸，众人撮曹公上马。”《西游记》第九十七回：“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马，吆吆喝喝，一拥而出。”《红楼梦》第十四回：“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照着，撮拥凤姐进来。”⑤结；束。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四：“﹝圆通禅师﹞作颂云：‘谁能一日三梳头，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红粉也风流。’”关汉卿《调风月》第三折：“再说一个海誓山盟，我便收撮了火性。”

由上所举，我们发现《汉语大词典》中“撮”确实没“从下往上托举”这个义项，但仔细研究会发现《汉语大词典》“撮”字的义项④“扶持；簇拥”所举古文献材料中《三国志平话》和《西游记》的例子，“撮”用“扶持；簇拥”解释似乎不合适，反倒是用歇后语中“从下往上托举”来解释更合情合理，那这到底对不对呢？我们用事实材料证明。

（一）分析《汉语大词典》中义项“扶持；簇拥”是否合理

扶持：《汉语大词典》“扶持”条有四个义项：①搀扶。《礼记·内则》：“以适父母姑舅之所……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②支持；帮助。《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③服侍；照顾。《孟子·滕文公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三回：“你去扶持你爹，爹也得你恁个人扶持他，才可他的心。”④神农乐名。《通典·乐一》：“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簇拥：《汉语大词典》对“簇拥”只有一种解释：许多人团团围着。《水浒传》第二十二回：“知县听得有杀人的事，慌忙出来升庭。众做公的把这唐牛儿簇拥在庭前。”《古今小说·张道陵七试赵昇》：“真人急忙整身，叩伏阶前。见千乘万骑，簇拥着老君，在云端徘徊不下。”

我们由此发现，“扶持”跟“簇拥”两个词意义上相差甚远，《汉语大词典》把二者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义项解释“撮”，是矛盾的，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

（二）从文献资料所引“撮”字义与“扶持”“簇拥”的意义上来作探讨

“扶持”在《汉语大词典》中给出的所有表动词性的义项强调的动作发生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即参与动作的主体是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但《汉语大词典》给出的文献资料是“众人撮曹公上马”和“把唐僧撮上马”。上马的动作主体，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不是平行地处于同一平面上的，这就跟“扶持”相矛盾，再拿来解释当然不正确。

“簇拥”只是强调“团团围着”这一种状态，并不强调主体发出什么样的动作。但文献资料中的“撮上马”显然强调的是主体发出的动作，而不是状态，因此二者也是相互矛盾的。注意“簇拥”用来解释“撮拥凤姐进来”却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汉语大词典》中“撮”字义项④“扶持；簇拥”是不准确的。应该分作两个义项：

a.簇拥。例如：

（1）《红楼梦》第十四回：“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照着，撮拥凤姐进来。”

b.从下往上托举。例如：

（2）《三国志平话》卷中：“曹操得命，西北而走。至江岸，众人撮曹公上马。”

（3）《西游记》第九十七回：“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马，吆吆喝喝，一拥而出。”

（三）“撮”字的“托举”义，古已有之，在古文献资料中，用例甚多。例如：

（4）《西游记》第三十八回：“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就是一阵狂风，把八戒撮出皇宫内院，躲离了城池，息了风头，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将来。”

（5）《西游记》第六十五回：“簇拥着唐僧，使个摄法，共弄神通，一阵风撮出垣围，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于平处等候。”

（6）《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七回：“相主事夫妇都连忙起来，摸他身上还是滚热的，嗓子里正打呼卢。相主事娘子抱着往上撮，相主事叫起爹娘并那上宿的家人媳妇。”又第七十七回：“两个家人娘子倒替着往上撮，一个把绳剪。”

（7）《毛公案》第五回：“姚庚复又举刀来杀，忽然从地上起了一阵狂风，把安人撮起，顷刻间刮去，踪影全无。姚庚一见，只唬得呆呆发怔。呆了半刻，只得转身回家，向刘氏将适才之怪事说了遍。”

（8）《聊斋俚曲集·墙头记》第二回：“你过来，我把这墙头上撮过你去罢。”

由此可见，“撮”字之“托举”义在明清之际很是盛行，至今依然沿用。

参考文献：

[1]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1版）[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汉语大字典篇2

关键词：说文解字 汉语大字典 “女”部字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是汉语言文化在语言世界的反映。而汉字自萌芽以来，经历了从古文字时期到今文字的不断发展、演变，这其中既有生活环境的影响，也有人们对精神文明不懈追求所起到的促进作用。而《说文解字》的出现，将文献传说中的合理因素与古文字实物材料相结合，汉字第一次有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归类，适时的弥补了古文字学研究的空缺，因此成为古文字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发端。不仅如此，其独创的540部首框架体系，成为后世字典编撰的典范，《汉语大字典》即为其中一例。

《说文解字》通过分析字形来解释字的本义，《汉语大字典》也是受其影响，充分利用《说文》中原有资料，同时纠正其中的一些谬误与欠完善之处，并根据时展与汉字的演变，增添了新的释义与补充。本文通过对“女”部汉字的构成及释义分析，探究汉字结构所反映的女性性别歧视问题以及《说文解字》对于《汉语大字典》形成的影响意义。

一.《说文解字》中的“女”部字的意义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造字时即已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联系起来，生动形象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观念与文化，记录了汉族文化思想观念的形成。《说文解字》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著作，其反映的文化内涵很值得我们借鉴。

根据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以“女”字为部首的字就有258个，构成了全书中的几大部类之一。“女”部中排名第一位的为姓氏，总共为十一个，据考证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姓氏，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地位的重要性。其后的反映婚姻、生育等的“女”部字无不与女性特有的身份、职能相统一，如“好”字，一个“女”字，一个“子”字，形象生动了女子以多生育子女为美好的意思，以及婚姻、生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女性地位的变化，“女”部字也从反映汉民族始祖神之一的“女娲”变为祸国殃民的“姝喜”、“妲己”，以致后来亡了周朝的“褒姒”，汉字结构的变化见证了女性地位的变化，“女”部字由可敬可爱的神变为可憎可恶的女性形象，这种变化从许慎的《说文》中表现的十分明显。

二.《汉语大字典》中“女”部字构成及受《说文》影响

《汉语大字典》在汉字排序上虽然受到拼音字母的影响，不再以部首偏旁的排序为主要方法，但是其对于女性的解读及地位的转变明显受到《说文》的影响，汉字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女性地位在社会中的变动，如“娲”字，《说文》解释为“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而《汉语大字典》中的解释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女帝王，她曾炼五色石补天。”显然，其释义是以《说文》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延伸的。

性别歧视也在《汉语大字典》中体现的愈加明显，“姓”“氏”等作为母系氏族社会制度产物，代表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父系社会的逐步确立，“女”部字的构成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奸”、“嫖”等主要是男人的劣迹的行为，被害人大多是“女”，却都从“女”部。而表达一些恶德的如“妄”“婪”等，这些本来与“女子”没有必然关系的品行，由于古代社会女性地位的关系，也被打上歧视的烙印。

三.结语

正如祝敏申先生所评价的，在中国古文字学史上，许慎第一次综合文献传说中的合理因素与古文字实物材料，勾勒出汉字古文字从萌芽、发展直到演变为今文字的历史过程，这是许氏对古文字学和整个中国文明史研究中最杰出的理论贡献。

汉语大字典篇3

在汉语工具书现代化方面，我们首先要感谢魏建功先生。他在1950年接受叶圣陶先生的邀请，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开始主编《新华字典》。提出“绝对以音排列”、“以语分字”、“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等进步原则。［10］终于在1953年正式出版《新华字典》。其次是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15］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终于在1965年出版“试用本”，1978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使汉语工具书现代化在《新华字典》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配合语文现代化新生活的新型语文工具书不断涌现。这是中国语文生活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下面有时简称《规范字典》)1998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给汉语工具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风，引起学者们见解新颖的讨论。大家在赞扬它的规范意识的同时，指出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运用语言理论，结合有关成果，讨论汉语工具书现代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必须区分词典和字典

英语只有词典，不需要字典，汉语词典和字典都有需要。因为任何语言都有几万个活着的词，但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字。英语用26个音素字，不需要专门的字典去解释。汉语通用的字有7000个，所以需要字典。［8］［P254］

汉字的字在古代记录的基本上就是词，所以古代的词典就可以直观地叫做字典。在现代汉语中，虽然词典不能简单地叫做字典，但是，单字基本上仍然记录有意义的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的总数肯定少于词的总数。通过语素学习词，可以一定地提高效率。这就好比一些英语单词学习手册，把词根、词缀从大量的词中拆分出来。所以语素意义上的“字典”，可以比词典更加简明地提供基本信息，可以为巩固学过的词语提供联系。这样字典的存在有一定意义的必要。但是，要完全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更加需要词典。

有些人仍然不愿意区分词和字，也就不会明确区分词典和字典的不同。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

《规范字典》把“非”分开成“非1”和“非2”，是非常科学的创新。但是“非2”的解释是“指非洲”。“非洲”在“非1”里面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如果有小朋友问“非洲”是“谁”，我们只好叫他再去查词典。

即使要让词典和字典两种工具书同时存在，也绝对不能混淆字典和词典的功能，不能混淆“字”和“词”的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就出过一本《英文部首字典》。把“英语语素构词词典”，叫做“英文部首字典”，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缺乏语言理论常识的表现。它严格混淆“字”和“词”。一个字的部首和一个词的词素，怎么能够等同?这好比把北京市、长沙市、韶山市3个级别分别是省、地区、县的城市并列在一起。为什么会在研究外语的人那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观念？因为有些研究汉语的人现在还认为词是字构成的，说汉语的词汇可以通过汉字扩大，英语词的结构复杂，“不能类推”。［1］其实，英语单词完全可以通过词根、词缀这样的语素类推。不过，英语语素一般不像汉字用一个语素字书写，而是用几个音素字书写。

词典可以包含字典，字典不能包含词典。一般来说有了《现代汉语词典》，就不需要《新华字典》了。但是《新华字典》为什么也畅销呢？表面的原因是，重量轻价格又便宜。其实，使用字典的人往往是已经掌握汉语的人，只是经常忘记书面上用什么字表现。一个大学的中层干部因为一个词的意思不懂，打电话问我。我说你查了词典没有。他说查了。原来他一辈子只知道小学就买了的《新华字典》。为了方便小学生，应该精简现代汉语词典中那些杂质和不常用的词语，编辑一本《新华字典》那么重的《汉语词典》。

2.词典和字典的编写必须现代化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现代化的词典、字典这样的汉语工具书。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小学生、中学生，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少数民族学生更加迫切需要这样的工具书。［6］汉语工具书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汉语的正常使用和健康发展，它应该成为汉语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需要长期的连续的比较稳定的又有现代化思想武装的研究队伍。

现代化的语言工具书，是与现代化的语文生活密切相关的。80年以前，“白话文运动”废除文言文，使汉语的书面语不再是一种古董一样的少数人的摆设，而是成为接近口语的充满活力的大众交际工具。同时“国语运动”使汉族人的口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交际方式。中国语言的现代化在这一个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语言能够更加适应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汉语工具书虽然一直在追随这种现代化的需要，但是目前从语言观念到语言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3.词典和字典需要加强时间和空间规范意识

作为普通话词典应该是对现代共同汉语的单一系统的共时描写词典，不是普通话跟古代汉语、方言的对比词典。因此，要具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意识。［7］可是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在区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表现出了最高的水平，但是，距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距离。这里应该肯定的是在1990年修订中，《新华字典》更加自觉地修改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达习惯和规范的释义”，例如把“位次于后”改为“地位次于皇后”。［9］这是工具书本身的在语言现代化道路上的明显进步。

对于“蜈蚣”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用了“有一对足”，《新华字典》相应地用的是“有脚一对”。很明显，《新华字典》更加现代化，用“脚”代替了“足”。相反，对于“猪”的解释，《新华字典》用了“体肥”，《现代汉语词典》更加现代化，用的是“身体肥”。再例如，《新华字典》用古代词“此”解释现代词“这”，用方言词“晓得”解释共同语的词“知道”，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空间意识。同样，《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集大量古代汉语的语素意义，是一种倒退，更加严重地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意识，使规范失去了真正意义，与它名称中的“现代汉语”背道而驰。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收集了“要fio”，用“〈方〉不要”解释。“fiào”完全违背普通话语音系统中音节结构的规则，不可能在普通话中成长。所以《应用汉语词典》把它删除了。但是，《应用汉语词典》也保留许多方言词。例如，“mǎo”，汉字写成“有”缺少里面两横，用“［动］（粤语)没有”解释。即使要收集一些方言词，又怎样进行比较科学的解释呢？对比《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没有”，我们发现用“粤语”注释是画蛇添足，因为湘语等方言也有。至于读“mǎo”的声音，就像模仿外来词的声音，不可能逼真。这个词注释成“上声”，可是长沙、衡山等地方的方言读“阳去”。再说，这个方言词能否取代普通话“没有”或者“没”，跟外来词一样在普通话中流行呢？我们需要把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夹杂的方言词，把不会写白话文的人夹杂的文言词，都当做现代汉语的词收集到词典中吗？

4.词典必须重视词意识和正词法

《现代汉语词典》一开始就以词为单位拼音，这是汉语词的拼写在现代化方面的表率。在1996年的修订中更加注意词的书写规范的引导。例如，异形词在确认的主要词形下面进行解释，其余词形下面只说明同主要词形。“这样做有导向作用，树立了规范。”［14］

但是，这些进步还是不够。正当我们需要《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进一步出现新的现代化突破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同样的编写队伍编写的其他词典中还有一定的倒退现象。例如《新编汉语词典》［4］的编者李国炎、莫衡、吴崇康、单耀海4人都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这部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不同是词语采用逆序集中。可是取消词语的拼音，使一些词的读音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多音字包括轻声不能得到准确信息，例如“打点(dadian)”。

他们为香港编辑的一本类似的字典中，放弃了词式拼音，改为汉字式拼音，也许是为了尊重出版者的“实用性”要求，而放弃了“科学性”。《现代汉语词典》的老主编吕叔湘先生，在为《新编汉语词典》写的序言中说，他当时问作者《新编汉语词典》跟《现代汉语词典》有什么不同，作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注重科学性，我们要编的是首先考虑实用性。”我们认为实用性应该使科学变得容易接受，不是放弃科学。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成语词典》［5］对成语的拼写，全部遵守了正词法规则。例如“千言－万语”写成“qiānyán－wànyǔ”，“泪如雨下”写成“lèirúyǔxià”。

5.汉语词典同样应该说明词性

给词说明词性是汉语工具书迫切需要进行的现代化工作。事物肯定可以分类，只是有的容易有的难。语言中的词都可以根据功能分类，确定词性。各种语言的词典一般会说明词性。由于汉语在书写实践中长期出现不按照词书写等旧习惯，人们难以确定汉语的词和词性，所以一直缺乏全面说明词性的词典。随着汉语应用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这个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末期，中国从对外汉语词表，到相关的词典，都开始说明词性。

这里要特别提到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良夫主编的《应用汉语词典》。这是到目前为止，在词典现代化方面最先进、最全面的成果。它在继承《现代汉语词典》的好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词性，采用正词法，插入文化知识等。

我们忍不住要问：《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过程中为什么不做这样的改进工作呢？

6.词性说明不应该用于语素或者字典

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不同程度地把“字”和“词”混淆在一起来做语言工具书编写工作。《应用汉语词典》凡例说：“比词小的词素……也一律标注词类”。这就不仅造成矛盾，而且词素或者语素跟词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关系，而是使用上的不同性质的关系。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前言”说：“给词标注词性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当前我国通行的字典、词典一般都没有标注词性”。对于词典，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警告，也是汉语词典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的觉醒。但是，在字典上面标注词性，却有点南辕北辙了。给字典上的字记录的语素说明词性，不仅不伦不类，没有必要，而且会带来许多主观错误和麻烦。［2］

给“字”确定“词性”，好比给“眼睛”而不是给“人”去解决户口。这不仅没有积极价值，反而有些消极作用。本来我们的教育使我们不能区分“字”和“词”，这样反而强化了这种混淆。例如，《规范字典》第37页，有“并”的一个解释是“表示两件以上的事同时进行或者被同样对待，相当于‘一起’”，例子有“工农业并举”。根据词性“副”，我们应该可以说“工农业并发展”。可是事实上为什么不行？因为这正是词素意义，虽然与词“一起”的意义一样，但是它们的语言构造功能不同。“并发展”(一个词素＋一个词)要说成“一起发展”(两个词构成的词组)。“如果词素和词的功能完全一致，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可是事实上不完全如此。”［11］

这也许在古代汉语中基本上可行。今天我们是用来创造句子的“词”不再是用一个“字”书写的。一个词内部的结构分析，如同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化石，如同分析建筑用的砖。如果一定要把砖打碎，当作几块砖来使用，那么肯定会使用“故呢，一定要及时治疗”这样别扭的句子，把不能自由使用的“故”来代替自由单位“所以”。

7.词典应该区分单音节的词和语素

汉语的词典是在字典这座大楼上面经过修补建筑起来的，显得不伦不类。如果要编写词典，我们必须字典的模型，重新设计词典的模型。这样才能促进词典科学化、现代化。这不是不要优良传统，而是要敢于打破不良传统。对于思想保守的人，需要忍痛割爱，才能避免更大的痛苦。

目前比较进步的词典《应用汉语词典》在凡例第一条说：“本词典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这跟《现代汉语词典》完全一样。这种按照字或者音节的数量来区分语言单位的做法没有抓住语言单位的实质，也是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需要的。人们需要知道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这样才方便规范地用词来说话。

例如，如果知道“知”、“幸”在现代汉语没有词的功能，中学生作家郁秀就不会在她的小说《花季，雨季》第123页（海天出版社，深圳，1996年）出现“真不（知），这是你们的（幸），还是不幸？”的句子。这句话应该连同问号一起修改成“真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幸运还是不幸。”不然，《现代汉语词典》怎么用“不幸运”解释“不幸”？

问题是：《现代汉语词典》又用“幸运”解释“幸”，只是例子属于包含“幸”这个语素的词或者成语“荣幸，三生有幸”。读者无法体会“幸”的这种功能不是词的功能，所以容易错误地当做词去用。

如果我们的词典能够明确地把“单字条目”区分成“单字（音节）词”和“语素”。如果通过词典进行引导，并且通过语文教学贯彻这种思想，那么上面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现代汉语词的规范就能够得到普及。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就不是停留在语音和文字的形式上，而是深入到了词汇和语法层次，就有希望形成系统和规范的现代汉语。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国语言学家JohnDe-Francis（德范）1996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BCChinese-EnglishDictionary》。把字作为一个特殊条目夹杂在词条中间说明它有哪些表达语素的能力。这样不是字牵着词走，而是词牵着字走，就真正体现词典的性质。

8.解释用的词语要尽量常用化

在严格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用尽可能常用的词语解释。用同义词解释意义，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办法。但是，用来解释的词语如果更加不常用，那么，正如古代人用同音字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可能越注释越读不出来一样，这种解释可能越解释越糊涂。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毛病。例如，查找“拌”，解释是“搅和”；再查找词条“搅和jiaohuo”，解释是“〈方〉混合；掺杂”；再查找“混合”，解释是“掺杂在一起”，查找“掺杂”，解释是“混杂”；再查找“混杂”，解释是“混合掺杂”。这样进入了死胡同。我又回头查找“搅”字条下面的解释“搅拌”，才算基本解决了问题。“搅拌”的解释是“用棍子等在混合物中转动、和弄，使均匀。”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能用“搅和〈方〉”这个方言词进行解释？方言词是北京方言中的还是南方方言中的，情况又大不一样。又例如，查找“诽”，解释是“毁谤”；再查找词条“毁谤”，解释又回到“诽谤”。

在《新华字典》中，我们发现，“这”用“此”解释，“知道”用“晓得”解释。这好像是面向古代、方言地区的人翻译词语。这怎么能够很好地为学习共同汉语的现代人服务呢？

所以，用同义词方法解释，应该用常用词解释不常用词，对于常用词我们不能用不常用词进行同义解释，而要尽可能用定义的方式解释，并且定义解释用的词语尽可能选择更加常用的，更加容易理解的。这样看上去浪费了一些篇幅，实际上节省了读者使用中的许多时间，而且真正解决了疑问。

英国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2]收集了5.6万词条，只用0.2万个常用词（definingvocabulary）解释，¼，而且几乎都有完整的句子例子。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俞士汶教授认为这本词典是“受限语言”的杰作［13］。

9.词典、字典编写者要有语言理论素养

随着普通话在国内的普及，随着汉语在国外的流行，汉语的词典、字典迫切需要上面这样的编写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许多人来参与词典、字典的编写是好事。虽然编写词典、字典不是个别人的专利，但是认为会说普通话的小学生也可以编写词典、字典，这就忽视了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同时，有人错误地认为语言学专家去编写词典、字典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这就会导致符合素质要求的人不能做，做的人可能不具备基本素质。如果总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汉语工具书事业怎么顺利发展呢？当然，即使是语言学者，如果缺乏现代化的思想，缺乏现代汉语的发展意识和规范意识，也不能实现词典、字典编写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陈蒲清.《论世界文字发展轨迹与汉字》［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2］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3］黄河清.《Dictionary和“字”》.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67).

［4］李国炎等.《新编汉语词典》［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汉语大字典篇4

关键词：字母词 借词 《现代汉语词典》

一、字母词“入典”之争的由来

字母词主要指由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西文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与数字、汉字或符号混合构成的词语，其中大部分为缩略形式。《现代汉语词典》为现代汉语使用规范的权威词书，在1978年的第1版中就收录了“阿Q”“三K党”“X射线”3条字母词，1996年第3版正文中增加“卡拉OK”一词，并首次在正文后以附录形式吸纳了39条“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此后在词典中以附录形式出现的西文字母词词条不断经历增删修订：2002年第4版（增补本）收录字母词145条（正文3条不变，附录收142条）；2005年第5版在第4版基础上（附录中）新增49条，删除9条；2012年第6版正文和附录收录的西文字母词已达242条（正文3条，附录239条）。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词典》）中西文字母词的收录与增删修订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环境和语言环境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外越来越多的文化接触和交流。西文字母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汉语词汇同其他民族词汇交流时存在的空白，属于一种更为纯粹的“借词”，因为绝大部分字母词不仅音与义都借自外语，连同字形也一并来自外语。近年来，汉语中西文字母词不断涌现，数量迅速增加，这也反映了在中外交流中作为强势语言的英语对汉语的影响和冲击。正因如此，第6版《词典》一经问世，就因收录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而备受关注与争议。包括“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翻译家江枫、《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傅振国在内的百余名语言文字工作者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举报《词典》违法，认为《词典》收录西文字母词有损汉语纯洁，威胁汉语安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于8月29日在京召开专家座谈会，就《词典》字母词条目展开讨论并回应质疑，认为《词典》编纂者根据词语使用频率、为读者查阅方便而慎重选取一定数量的字母词编入附录中，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充分考虑到了字母词与汉字词的区别；华龙网等大型网站也就此辟专栏进行讨论和意见征集：学生群体和外企工作者倾向支持字母词“入典”，认为字母词具有鲜活性，已融入生活；部分文字工作者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字母词“入典”可能会改变年轻人的语言习惯，影响汉语的传播和发展。

二、汉语语言环境中字母词的存在“弊大于利”

字母词“入典”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归根到底在于字母词本身就存在争议。字母词应如何分类？与汉语词汇有哪些不同？在实际运用中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

（一）字母词的分类

西文字母词按构词成分可以分为纯字母词和混合字母词两大类。2012年新版《词典》收录纯字母词181个，均为缩略形式，或提取一个单词中的几个关键字母，如：“PS”（用软件对原始图片进行修改，英文“Photoshop”的缩写）、“FAX”（传真，英文“facsimile”的缩略变体），或提取几个词的首字母构成简称，如：“AQ”（逆商，英文“adversity quotient”的缩写）、“CBD”（中央商务区，英文“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缩写）。混合字母词则包括字母汉字混合词、字母数字混合词、字母符号混合词三种类型，新版《词典》收录此类字母词共61个，如：“X光”（X射线）、“C2C”（电子商务中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方式）、“CD-R（刻录光盘）”。无论是纯字母词还是混合字母词，在书写形式上，由于笔画少，较之于方块汉字组成的词写起来更为简便，符合语言经济省力的原则。也正是因为书写形式的不同，西文字母词出现在汉语中就非常醒目，容易形成视觉焦点，因而经常与汉语词一同出现在广告、标语等宣传语言中，如“终极PK”“PS教程大放送”等等。

西文字母词按来源可以分为“借入式字母词”和“自创式字母词”两大类。“借入式字母词”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WTO”（世界贸易组织）、“DNA”（脱氧核糖核酸）、“GDP”（国内生产总值）等；“自创式字母词”则是仿照英语缩略词的构词方式，一类是先把汉语英译再取首字母，另一类则直接由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组合而成。前者有“CCTV”（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中国中央电视台）、“CBA”（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 中国篮球协会）等，后者有“HSK”（汉语水平考试）、“PSC”（普通话水平测试）等。借入式字母词以快捷的方式、精炼的形式填补了汉语词汇的空白，丰富了汉语表达；而自创式字母词采用了对外的视角，与国际接轨，便于国际间的交流沟通，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以便于识别的通用语形式宣传中国的方方面面。

西文字母词按内容则可以分为术语（如：“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RT”阴极射线管）、专名（如：“CIA”美国中央情报局、“WHO”世界卫生组织）、日常用词（如：“T恤衫”“K歌”）三大类。随着国际间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入，大量术语、专名以及用于描述新事物的日常用语涌入中国，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因为翻译滞后、译法不统一造成的口语或书面语形式的混乱，而直接使用西文字母词可以使表意更加准确，避免歧义的产生。

（二）字母词与汉字词的区别

西文字母词的构词形式与汉字词不同。首先，构词成分不同：西文字母词的构词成分主要为西文字母，它与作为汉字词主要构词成分的汉字分属表音和表意两大体系。其次，简缩方法不同：西文字母词多为英语的简称形式，其简缩时多为取一个英文单词的几个关键字母或取几个单词的首字母；汉语简称则是由关键字组成。

西文字母词的表义功能与汉字词不同。由于西文字母词多为某几个单词首字母的缩略形式，每个字母可以分别对应不同的单词，因而字母组合产生的意义非常多，比多为单义词的汉语简称更容易在实际交流中产生歧义。

西文字母词的使用范围与汉字词不同。首先，在空间上，与汉字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中的畅通无阻不同，西文字母词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虽然我国普及英语教育多年，但人们受到的英语教育毕竟有限，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能听懂并识得英语的人几乎没有。其次，西文字母词使用的时间范围与汉字词不同。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词语的流通速度并不相同，每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不断经历着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灭亡，字母词也有时效性，如果借词时只图一时之便直接“拿来”而不及时“汉化”，当该词在原语言环境中被淘汰时，这些“不中不洋”的借词就会显得格外尴尬。

（三）字母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不同类别的字母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通过分析以上字母词与汉字词的区别，不难看出字母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中使用时存在的种种问题。

首先，因为构词成分不同，字母词和汉字词同时出现在书面形式中时会影响方块汉字的整体美观，在口头交际中汉语夹杂英语也会显得不伦不类。由于西文字母词不符合汉语构词规律，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像汉字词一样进一步简缩，实际使用时并没有比汉字简便。如：“加入WTO”可以先还原成汉语，再简缩成“入世”，5个音节变成两个音节，更加简便；又如：“CPA”汉语对译过来是“注册会计师”，可以进一步简缩成“注会”等等。

其次，由于西文字母词的多义性，在汉语环境中使用时容易引发歧义。例如2012版《词典》收录的自创式字母词“PSC”在书中释为“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汉语拼音缩写形式，但是在实际语言应用中，“P”“S”“C”还可以分别代表不同的英文单词，“PSC”可以同时是“Population Society of China”（中国人口学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美国公用事业委员会）、“Port State Control”（港口国监控）、“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产品安全委员会）等词的缩略形式。类似的例子还有“ABC”“AV”“DC”“PET”等等，这类字母词在使用时需要通过汉语注释排除歧义，如果不加注释往往会引发误会，降低交际效率。网络语言受西文字母词影响也在大量自创拼音的缩写形式，比起这些新的拼音缩写，借入式字母词的群众基础就显得非常单薄，如：《词典》收录的“TMD”（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heater missile defense的缩写）就远不如国骂“TMD”知名度高。

第三，由于使用范围不同，汉语语言环境中过度使用字母词有可能会脱离群众；字母词的读法有待统一，《词典》上并没有给出语音标注，只能在书面形式上辨别字母词的词义，在口头交际中使用字母词则容易因其特殊的语音形式造成理解困难。另外，借词的首要目的在于方便交流沟通，但一些字母词在原语言环境中淘汰后仍然广泛用于汉语语言环境中，例如：2012年第6版《词典》附录中还保留着字母词“W.C.（厕所）”的词条，该词借自过去英国人用的“water closet”，现在在英语国家中早已淘汰，但它在中国的知晓度仍然很高，且在实际交际中大有取代对应汉语词“厕所”之势，这不仅不利于国际间的交流沟通，还影响了汉语词汇的纯洁性。

通过分析字母词的分类和字母词与汉字词的区别，不难发现字母词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字母词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它的确在交际中以简便快捷的形式发挥了独一无二的桥梁作用。比起字母词之“利”，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字母词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以上提及的几条外，近年来字母词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语的发展，不利于汉语和汉字真正地“走出去”。

三、字母词入典“利大于弊”

字母词的存在弊大于利，字母词“入典”却无可厚非：对于字母词“入典”，质疑的声音主要针对字母词不够资格编入作为汉语语言使用规范的《词典》，但是《词典》并没有在正文中编排字母词，而是在正文后另辟附录专门收录，这就在形式上很好地区分了字母词和汉字词。虽然字母词无法被纳入汉语词汇系统，也不够资格在《词典》正文中出现，但《词典》收录字母词意义重大。

首先，西文字母词是时代的产物，语言的实际应用并没有门槛。新时期，新概念和新事物不断涌现，语言间的接触更加频繁，而新词首先在一种语言环境中被创造出来，并由它的原产地流向其他缺少此类词义描述的语言中。我国全民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社会、学校中英语教育的普及使主要来源于英语的字母词具备了在汉语语言环境中被理解的可能性，并被较高频率地使用。在关于字母词“入典”的讨论中，学生群体和外企工作者就是字母词的忠实拥护者。正是因为字母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中具备一定的使用率，又有一定数量的使用人群，《词典》才会择取其中部分词语以如实记录汉语语言生活的变化，也为读者解疑释惑，尽工具书之责。

其次，《词典》收录西文字母词，还体现了新时期汉语开放、兼容和多元的特点，一方面汉语词汇系统不断吐故纳新，另一方面，汉语对外来词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汉化能力。上文提过，字母词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借词，历史上借词时通常使用的方法是根据本民族语言中现有的语素材料和语音进行改造，字母词先把形、音、义一起借来，有待通过“汉化”改造成只借意义的“意译词”。将常用的字母词以附录形式收入《词典》，有利于在“汉化”外来词这个过渡阶段为读者查阅提供方便，同时可以提供一份语言发展和词汇系统更新的真实记录。

四、字母词“入典”之争的启示

《词典》收录西文字母词引发争议，从侧面反映了西文字母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首先，西文字母词的读音有待统一。《词典》附录 “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中西文字母无注音。1996年版《词典》正文中收录了3个字母汉字混合词——“阿Q”“卡拉OK”“三K党”，直到2002年版《词典》，这三个字母词中的字母都是以汉语拼音的形式标注语音，“Q”注作“qiū，又kiū”，“OK”注作“ōukèi”，“K”注作“kèi”。但从2005年版《词典》开始，正文字母词中字母的注音被取消。字母词没有规范的读音，就会影响语言交际的准确性和效率。至于选取怎样的注音方式，存在国际音标注音、汉语拼音注音、汉字注音三种意见。我们认为汉语拼音注音比其他两种注音方式更为合理。参考英语词汇中吸纳的汉语词，如“Confucius”（孔子）、“tofu”（豆腐）、“kow tow”（磕头）、“mahjong”（麻将）等，读音是英语化而近似汉语拼音的发音，并不影响我们的理解，因此我们在借入西文字母词时也不必追求读音和西文读音完全一致，字母词在汉语语言环境中使用，就应赋予它与汉语语音系统相符的语音形式，这样不仅便于讲汉语的人使用和掌握，也有利于把字母词纳入汉语词汇系统。

其次，西文字母词的使用有待规范。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之所以反对西文字母词“入典”，是因为汉语语言环境中存在字母词滥用的情况，一旦它们进入作为汉语词汇规范权威的《词典》，就会给读者造成字母词合法化、规范化的错觉，进而误导人们认为汉语可以混杂英语一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必要的注释。”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也要求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来语言文字。但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电视网络媒体、报刊杂志中，诸如“GDP”（国内生产总值）、“DIY”（自做）、“QC”（质量检查）等西文字母词常常不带汉语注释单独出现，会影响甚至削弱汉语作为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造成语言使用的混乱。因而西文字母词的使用有待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力度，防止滥用。

第三，西文字母词应尽快走上“汉化”之路。在立法监督以防西文字母词滥用的同时，尽快把它们转化成方便人们识记、使用的汉语新词，才是保护汉语的一大良策。大量西文字母词出现在汉语语言生活中，正是“翻译缺位”和“翻译滞后”的表现。每种语言中都有借词，汉语词汇曾吸收过不少外来词，其中包括部分从日语中直接“拿来”的“形借词”，如“背景、常识、法律、作者”等等。在近代，日本与西方的接触比中国更为频繁，因而首先把因交流产生的新事物翻译成日文，并以书面语汉字的形式加以记录，由于字形相通，汉语从日语中借词时可以直接借词形并按照汉字本身的读音来拼读这些新词。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始直接对话，由于汉字和西文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少了日语这个桥梁，借词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是先翻译（包括音译和意译）后吸收。如“电话”借英语“telephone”一词，经历了先音译为“德律风”再意译为“电话”的过程。字母词是没有翻译成汉语的英语，应该遵循先翻译后吸收的原则，尽快“汉化”，然后从汉语语言环境中剔除，以保持汉语的纯洁性。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说过，外来词并不是语言中的一股恒力。语言系统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有自身的生成和发展机制，西文字母词的生命力有限，虽然它们现在可以被收录进《词典》，但并不能说明它们就具有进入汉语词汇系统的资格。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随着国际间交流的进一步推进，必然还会不断涌现出包括字母词在内的大批新词，为了交际的需要，汉语词汇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西文字母词是“引进来”的结果，需要及时“汉化”；“mahjong”和“CCTV”等词则是汉语词汇“走出去”的结果，前者保留了汉语语音，比迎合英语字母词构词规律的后者更有利于推广汉语。

使用字母词在短时期内好处多多，既丰富了汉语词汇和语言表达，又有利于和国际接轨，但是从长远来说，弊大于利。直接“拿来”西文字母词本身就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伴随着新的社会现象的产生，应该有新的语言表达形式与之相对应，当其他语言先于我们创造出该现象的表达方式时，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甚至暂时“借用”，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紧跟时代步伐更新汉语词汇库，吸收新词、淘汰旧词，及时“汉化”外来词，这也是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在民间，很多网民已经开始自发承担起“汉化”外来词的责任，用汉语音译的方式幽默地“汉化”字母词，如“QQ—球球，IPhone—爱疯”等等。这些“汉化”的成果如果经得起时间考验，比起字母词更有资格被收录入《词典》。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刘涌泉.字母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李明.也谈字母词语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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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吉辉.字母词语的外来词语性质分析[J].汉语学习，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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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郑泽芝.字母词语与汉语文字系统[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汉语大字典篇5

开幕式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何元龙致欢迎辞，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长徐祖友、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敬体讲话，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谭景春做工作报告。

本次学术研讨会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会议主题是汉语词汇研究与词典编纂，论文主要涉及辞书理论的创新与提高，《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等语文辞书的编写、修订以及汉语词汇研究等相关问题。

一、辞书理论与实践

韩敬体回顾了我国的三次辞书规划及其落实执行情况，给语文辞书编修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张志毅在《对词义和词的再认识》的报告中关于“词义语境原则”“基于海量语料统计分析研究词义的语义、语用、语法新分布原则”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郭小武对中型通用语文辞书编写中存在的过于追求纯和简、专和全、厚和多的三种误区，以及原创性、对象性、时代性、文化性、类型性、层级性、协调性等七种缺位提出了批评。王东海基于对中外经典辞书的研究，从知识内容、知识品牌、知识更新、知识整合和用户资本等方面探讨了打造汉语辞书核心竞争力的方法。谢仁友对民国时期的白话辞书做了梳理和研究，指出《王云五大辞典》代表了民国白话辞书的最高峰。林仲湘、吴建生、安志伟、叶军、乔永分别讨论了《现代汉语详解字典》《现代汉语常用语典》《中国惯用语大辞典》《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新华成语大词典》等辞书的编写经验和研究心得。

二、关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

目前，《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李尔钢从收词、义项以及书证等方面讨论了《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准则。杨蓉蓉提出《汉语大词典》修订要达到的目标以及需要采取的措施。高淑贤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中归纳了大型语文工具书修订的共性。孙毕提出利用《汉语大词典词目音序索引》来大面积提高《汉语大词典》的质量。除了上述宏观层面的建言外，杨小平、林源、张颖、赵红梅分别从释义、义项排列层级、成语相关问题、借鉴欧美词典编纂理念等方面对《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提出了建议。王绍峰、周阿根、王宝红则分别指出初唐佛典文献语词、“后嗣义”词汇、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等对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价值。

三、关于词典的注音、字头、字形、收词和释义

晁继周提出了普通话常用轻声词、儿化词词表选词的四个主要原则，即尊重语言事实、从严掌握、适当照顾系统性和尽量与现行标准一致。马启俊、刘子怡探讨了地名 “六安”之“六”的读音。程建功则对成语“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的异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洪年、李斐分别考察了《汉语大词典》无源字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部分姓氏用字字头的处理办法。李贵生、何茂活分别对方言用字的规范化、方言词典“本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盛玉麒针对《现代汉语词典》中“v+n”式“词化短语”词汇化问题，提出汉语词根相关性与短语词化度的概念。杜翔提出整体同源是认定多音节的多义词和同形同音词的基点。新词新义和字母词是词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王伟探讨了《现代汉语词典》义项的增补。刘楠考察了语文词典对因误用产生的新词新义的收录问题。曾柱提出了新词语“新鲜度”的概念并分析了新词语词典收词的难度。张铁文研究了《现代汉语词典》各版本字母词的收释。

苏宝荣、马英新对作为偏正式复合词的非常规组合“动+名”结构的语义结构类型做了精细的归纳，并揭示了该结构隐含“动素的连带成分”这一实质。谭景春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释义修订为例，提出了同类条目释义行文的一致性、释义行文用浅显的现代汉语普通话、释义行文用长的字符串解释短的字符串等词典释义的三条基本原则。从类型学的角度来改进释义引起了多位与会人员的关注，邓春琴考察了语义地图理论在区分多义词与同音同形词、排列多义词义项等方面的作用。王楠、邵宇彤、于峻嵘、冯海霞、李慧、张瑞洋的论文分别考察了类义词、词语分类注释、同义词词典三项式形容词释义、汉语亲属称谓词释义比较、“V单+NP”语块中NP的出条与释义、“精深、精湛、深湛”词义辨析等问题。此外，安华林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义部分若干问题提出商榷。王霞、侯瑞芬、张定、王敏分别探讨了成语字面义、现代汉语“×着”结构、语文词典否定极性词、汉语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等问题。

四、辞书数字化

胡全红探讨了学生汉语词典在移动应用领域应具备的特点、功能和呈现形式，并对其市场化产品形式，提出了几种设想。邱立坤提出了面向辞书编纂的大型通用语料库建设的构想。高永伟以《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的修订为例，探讨词典网络化趋势，以及数字时代英汉词典的创新。范剑淼介绍了其所在公司的“海量在线词典”。

密切关注语言生活是本届会议论文的一个亮点。前不久“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刚刚落幕，张晖、李志江基于听写大会词汇书写统计数据，归纳了听写大会反映出的中学生科技名词识记的特点，探讨了其成因，并对加强中学阶段科技教育提出了建议。

汉语大字典篇6

关键词：词典与语言规范；《现代汉语词典》 异体字；同形词；异形词

一、汉语言规范史与辞书发展

在汉语的规范工作中，词典作为最重要的工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百年来，汉语言规范的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黎锦熙等编纂了《国音字典》和《国语词典》，基本确立了白话文的主流地位。第二个时期是从1953年到《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前。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根据现代汉语来收字词、注音、释义，抛弃了已不再使用的文言文释义，确立了词条释义的白话文文风。第三个时期，国家相关部门把标准细化，先后制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简化字总表》(1964年)，《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等。

吕叔湘指出：“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我们还没有一部能够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真实情况的词典……”①在此背景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②历时20年，于1978年编纂出《现代汉语词典》。为了反映最新的语言现象，完善语言规范标准，1983和1996年又出版了两部修订本，2002年出版增补本，最新版本是2005年版（第五版）。

二、《现代汉语词典》与语言规范

下面主要从异体字、同形词、异形词三方面来具体考察《现代汉语词典》在语言规范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2.1 异体字

1955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但该表由于历史局限，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没有考虑到正体字与异体字义项关系的问题，通通处理为淘汰后者。

《现代汉语词典》梳理了正字与异体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了些匡正工作。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凡例中：“2.1……括号内的异体字只适用于个别意义时，在异体字前头加上所适用的义项数码，如:彩(②綵)。”

例如下面四类不同的异体字③：（A代表正体字，B代表异体字）

第一类A＝B，即完全异体字，例如：峰［峯］、梅［楳、槑］。《现代汉语词典》处理法是把异体字直接写在正体字后的括号里，异体字不再另外出条，如：峰（峯）、梅（楳、槑）④。

第二类A＞B，即异体字的义项小于正体字，《现代汉语词典》的处理法是把异体字直接写在正体字后的括号里，异体字前头加上所适用的义项数码，异体字不再另外出条，如：钟［鍾、鐘］：

钟1 （鐘）zhōng名①响器，中空，用铜或铁制成。②计时的器具，有挂在墙上的，也有放在桌上的：挂～︱座～︱闹～③指钟点、时间：六点～

钟2 （鍾）zhōng①（情感等）集中：～爱︱～情②（Zhōng）名姓 。

钟3 （鍾）zhōng同“盅”。

“鐘”“ 鍾”二字字义是不同的，前者指敲击的响器，计时的鐘，鐘点。后者指姓氏，集中，酒盅。现二字合并用“钟”代替，“钟”的字义是这两个字字义的总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处理法显然更客观，更严谨。

第三类A＜B，即异体字的义项大于正体字，例如：修［脩］。《现代汉语词典》里把正体字和异体字都进行出条，具体操作是：

脩1 xiū 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原义为干肉，古时弟子用来送给老师做见面礼）：～金︱束～。

脩2 xiū 同“修”。

这样的处理考虑到异体字有着正体字没有的义项，如果简单处理为去掉异体字，则违背了语言的客观准确性，《现代汉语词典》对《异体字表》进行了匡正处理，实属合理。

第四类A×B，正体字和异体字义项之间有交叉关系，例如：閑［閒］。《现代汉语词典》里：

闲（閑、閒）：……

“閒”另见662页jiān“间” ；670页jiàn“间”。

间（間、閒）

“閒”另见1474页xián“闲”。

由于“闲”在表示“闲暇”义上，可作“閒”。但“闲”本义指栅栏，这是“閒”没有的，“閒”又读作jiān、jiàn，这些音义都是“闲”没有的。“间”是“閒”的后起字，二字属古今字，但“閒”又可通“闲”，指“闲暇”，这是“间”字没有的。经过对复杂的交叉关系进行梳理，语言历史演变事实更清晰了。

《现代汉语词典》中作出的不同于《异体字表》的处理，绝大多数都是恰当的。《异体字表》之后陆续的《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做了一些调整，不少地方是与《现汉》的处理方法吻合的。

2.2 同形词

同形词的处理的变化体现了《现代汉语词典》不断修正的精神。处理变化可从凡例中初步窥见：

78-02版: 2.(b)……形同音同，但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也分立条目，在［］外右上方标注阿拉伯数字，如:［大白］1、［大白］2,［燃点］1、［燃点］2；注音方式不同的，不标注阿拉伯数字。

05版: 1.2(b)……形同音同，但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也分立条目，在［］外右上方标注阿拉伯数字，如：［大白］1、［大白］2,［燃点］1、［燃点］2。

如：96版:［借款］jiè//kuǎn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

［借款］jièkuǎn借用的钱:一笔～。

05版:［借款］①(-∥-)动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②名借用的钱:一笔～。

以注音不同将本来属于多义词的“借款”一词处理为同形词是错误的。同形词中每个词的意义截然不同，而多义词的几个义项有个共同的核心意义把它们联系起来，义项间往往有派生关系。因此只有以词义作为同形词根本判断依据，才利于保持多义词内部意义间的整体性，更好理解义项间的关系。《现代汉语词典》正是充分吸收了以往研究成果，才在第5版中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动。

汉语大字典篇7

先来看“b”字的几个文献用例：

（1）《太宗文皇帝御制孔庙碑》：“鼓b皇皇，G婊鳎八音相宣，圣情怡怿。”（明陆N《（嘉靖）山东通志》卷三十七，明嘉靖刻本）

（2）《六朝・鲍昭》：“鲍参军作《数目诗》云：七盘起长，庭下列歌b。八珍盈雕，奇肴纷错重。”（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十三，明刻本）

（3）《服饰门・裳》：“（T）《说文》云：亦曰x，音b。字亦作惚。”（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三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九四一，636页）

（4）《康熙字典・人部》：侧，又同仄。《史记・平准书》：“公卿铸b官赤侧。”注：“赤侧，钱名。”（清同文书局刻本，子集中，21页）

（5）《寄苏眉源郡伯》：“罗山人b精于素脉，委蛇多暇，或有意乎此也。幸进而御之。”（明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尺牍卷三，明天启刻本）

（6）伏见天皇：秋八月癸酉立女御藤原b子为中宫，冬十二月丁卯号所生准三宫藤原肿釉恍辉门院。（清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卷十二，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以上，前四例“b”字当皆为“（R）”字。例（1）为“b”在明清刻本中早见者，其中“鼓b”并用，典籍“鼓（R）”经见，“b”用作“（R）”不待言。例（2）引鲍照《数目诗》，其中“歌b”字，《四部丛刊初编》本《鲍氏集》卷五《数诗》作“歌R”；《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引《数名诗》亦作“歌R”；清乾隆五十五年湛贻堂刻本《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数目字入诗・鲍明远诗》作“歌”。例（3）引《说文》“x，音b”，检《说文》无此语，《广韵》：“x，职容切，平章。”则“x”实音“”。例（4）引《史记・平准书》，其中“b官”字，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作“官”。《四部丛刊续编》本《平斋文集》卷三十《饶州堂试・九》：“公卿请铸R官赤侧，以一当五。其后二岁，赤侧以贱，而废三官。”“R官”是汉代主管铸钱之官，本与乐府铸D之“官”相区别，王国维《观堂集林・齐鲁封泥集存序》：“官，此乐府铸D之官，非水衡掌铸钱之R官也。”但“”与“R”往往通用不别，如《正字通・金部》：“R，《汉志》‘黄’，《周礼》作‘R’；《诗》‘R鼓’亦作‘’，古二字通用。”因此，前四例中的“b”字，均为“（R）”字。

后两例“b”字皆用于人名，当与“章”同。增加形、声偏旁，是汉字分化和俗字产生的重要方式。“章”的增旁俗字很多，如《龙龛手镜・心部》：“P，音章，惧也。”又水部：“漳，音章，水名。”又马部：“，音章，马名。”等皆是。“b”字类此，可训“音章”，例（6）“藤原b子”一本作“璋”“彰”是其证，然是否为金名，并没有文献用例可以证明。但在用法上，正字或与其增旁俗字相同，如《字汇补・立部》：“章，又与樟同……又与獐同。”《康熙字典》同部：“章，又之亮切，同障。”与此相类，用于人名的“b”字当亦同“章”。

由此可知，明清刻本中“b”字实兼有二职：一是用作“（R）”字，二是用于人名。以例（1）早见推之，“b”之为字，用作“（R）”乃其初衷。然则以音、形考之，“b”是否可为“（R）”之异体呢？先说字形，篆、隶“章”字末笔一竖皆上出作“”，与“童（重）”形体非常相近，如《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1985：174）引《相马经》作“”，又引《尚方镜》作“”。后世写本刻本亦然，如《敦煌俗字典》（2005：542）作“”。因此，加金旁的“b”与“（R）”往往形近易混，如上例（2）中“歌b”字，“b”刻作“”，若不是“章”字末笔一竖直长可见区别，就容易误认作“（R）”字。再说字音，“章”字《说文》：“从音十。”英藏S.388号《正名要录》“右各依脚注”：“章，从音。”本是个会意字，《广韵》有“诸良”“之亮”二切。然考“章”与“（R）”音亦可通，如《释名・释亲属》：“俗或谓舅曰章，又曰。”“章”“”一声之转，“”正与“”同音。《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二十三》“背尊章，嫖以忽”师古注曰：“尊章犹言舅姑也。今关中俗妇呼舅（姑）为R。R者章声之转也。”《丛书集成初编》本《韵补》卷二下平声“R”引作：“章者，R之转也。”《说文解字注》“材”字条下按云：“汉人曰章，唐人曰H，音。”《字汇补・立部》：“章，又之风切，音中。”皆“章”与“（R）”音同之例（按，《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汉语大词典》“章”字皆失收此音义项）。今“b”字“从金从章”而作，与“（R）”形相近、音可通，其异体关系似可沟通。

但是，以“b”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始见于明清刻本，使用时间未久；明清以来的汉语字书不收，在所收“（R）”等相关字条下也未提及；文献用例太少，不能与“（R）”同用，反映增旁俗字“b”与“（R）”的字际关系还没有得到社会和文字学家的认可。张涌泉先生（2010：48）《汉语俗字研究》指出：“合理的增旁俗字产生后，往往迅速为社会所承认，成为‘正字’而进入流通领域……成为正字系统的组成部分。相反……‘无理’的增旁俗字则很难为社会所承认，而往往只是昙花一现，便销声匿迹了。”“b”即后者也。考“姑章”字近代增旁作“嫜”，为前者“姑”从女类化也。《正字通・女部》：“嫜，杜甫诗‘何以拜姑嫜’，通作章。”《康熙字典》同部：“嫜，《广韵》、《集韵》、《韵会》‘诸良切’，《正韵》‘止良切’，并音章。”然“嫜”实与“（R）”音亦通，《大正藏》第五十四册《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q姑”条：“又作，同之容反。《释名》云：俗谓舅嫜名。”“嫜”与“q”“”一声之转，皆与“（R）”同音。“b”与“嫜”盖相类也，但相比而言，“b”的地位却大不如后者。

最后再看“b”的贮存情况，《中华字海》、印刷本《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大词典》失收“b”字当补；《汉语大词典》（光盘2.0版）音“zhān馈辈晃螅可增补“人名”为义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谓“同‘\’”，“b”与“\”形音皆疏，不知何据？另，“b”与“（R）”音同形近，又有文献用例，为其或体可也，今之大型语文辞书不妨增之。

附 注

[1]为便于字形比较，本文“\”“（R）”等相关字形采用繁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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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玉裁（清）.说文解字注（影印经韵楼藏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崇文书局，2010.

4.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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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释慧琳（唐）.一切经音义（影印《大正藏》本第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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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任臣（清）.字汇补（《续修四库全书》第233册影印清康熙五年汇贤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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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自烈（明）.正字通（影印清康熙九年弘文书院刻本）.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

汉语大字典篇8

1.1语言和词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信息工具，是语音和语义结合的复杂的符号系统。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这些符号系统各不相同4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词。

词是语音中最小的自由的声音和意义结合的实体单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例如汉语的“水”、“学习”，英语的“water”、“study”。

它们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如果再分解成更小的语素就不自由了。例如“学习”这个词可以分解成“学”和“习”两个语素。“学”是成词语素，可以独立运用，组成“学知识”、“学雷锋”等词组。但是“习”只能与其他语素共同构成词语，例如“学习”、“练习”等。因此，“学习”这个词是语言运用中的最小单位，是由两个字记录的双音节“词”。

口语以词为基本单位，从平常的说话当中可以感觉到“词”的存在。比如“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这句话在口语中的存在形式是“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词与词之间存在明显的语音停顿，词内的语素则结合得相对紧密。人们说话总会自觉地在脑海中进行分词，然后有条不紊地说出来，这样说话才有条理，别人才听得懂。

但是，我们在汉语书面语中却看不到词。由于汉语书面语采用字式书写，只有字距，没有词距，词的形式被淹没，导致人们只知道有字，而不知道有词，误认为汉语是由字组成的。“人们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口语中的‘词’，就是汉字作用的结果。”[5]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没有形成词意识的主要原因。

尽管很多中国人对“词”说不清楚，但是每个人的语感中又确实存在模糊的词感。对于“现在”、“马上”、“自己”、“自来水”、“巧克力”等这些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字组，他们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拆开辨认，再合起来理解和使用，而是很自然地看成一个整体。这恰好证明“词”这样的语言单位的客观存在性。我们提倡加强词意识，只是使人们能够保持学习书面语以前就存在的词的认识能力。

树立词意识，首先要能够辩别什么是词。现在通用的方法是造句法和插入法。“造句法”是1938年陆志韦在《国语单音词词汇》[4]中提出来的，用来区分词和语素。例如：“人民”可以拆分成为“人”和“民”两个语素，这两个语素不能颠倒次序，也不能在中间插入其他语素。而“人民”可以独立地自由运用。例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所以“人民”是一个词，不是不成词语素。1994年王力又在《中国现代语法》[7]中提出“插入法”，区分词和词组。例如：“白菜”不能说成“白色的菜”，而“白纸”可以说“白色的纸”，因此“白菜”是词，“白纸”是词组。

1.2词和字。

“词”是语言的实体单位。“字”是语言的形式单位。字和词是不同平面的性质不同的单位，它们之间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古代汉语是词文字，基本上一个字记录一个词。随着汉语词的多音节化发展，记录一个词最少用一个字，更多的词用字组[6]（P223）记录。

受传统的“字本位”意识的影响，有的人认为“词”是由“字”组成的，“字”是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因此学习汉语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字就可以了。事实上不是这样。这三千多个“字”实际上是三千多个单音节语素，是构成词语的原始级语符。它们构成了《现代汉语词典》里5万多个活的词。这些活的词语才是语言使用中的基本构件单位。人们学习语言，运用语言和分析语言都以“词”为单位而不是“字”。

英语的“词”在人的直观感觉上是现成的。相反，汉语的“字”是现成的。有人把英语的词距误认为字距，把英语的“词”和汉语的“字”等同起来，认为英语的“字”（实际上是词）比汉字多得多。这种观念严重地混淆了字词的界限。应该明确，英语的“字”是26个拉丁字母（A.B.C.D……），这些字母组成的成千上万的字组记录的才是英语的“词”。“英语字典”应该叫做“英语词典”。

1.3词和音节

音节是最小的自由的语音单位，也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解的语音单位。汉语音节独立性强，音节中的音素结合紧密，音节之间界限明显，每个音节都有声调（轻声音节除外）。在书面形式上，基本上一个字对应一个音节，除了部分儿化音节，如“花儿”读作“huār”，两个汉字对应一个音节。

根据音节数量的多少把现代汉语的词语分为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人在说话的时候，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表现在语音上就是许多音节以词的方式连续起来说，形成语流。语流中，音节不是一个个独立的，而是以词的方式组合成音组，具有整体感。因此，说汉语和别的语言一样，语音中总是流动着韵律与节奏。

语音中的音节或者字在语流中的节奏不同或者从属的词不同，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这水果真凉”按照不同的音节划分可读成“这水果真凉”和“这水果真凉”，前后意思完全不同。实际上这是分词不同的结果，在语音形式上就表现为音节节奏的不同了。

二、汉语发展促使词意识觉醒

2.1汉语的词多音节化、多字化

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因此被叫做词文字。发展到现代汉语，单音节词只有2000多条，数量比较稳定，而多音节词有5万多条，还在不断增加。[12]汉语的词明显地朝着多音节化多字化发展。所以现代汉字只能叫做语素文字。

从外因看，社会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中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汉语词汇的发展。一些单音节的基本词在原来的基础上派生出许多新词。例如从“人”这个单音节词派生出的多音节词，古代有“寡人”、“鄙人”等，现在有“人民”、“人格”、“人行道”、“人造革”等等。外来词“托福”、“咖啡”、“迪斯科”、“冰激凌”、“维他命”、“爱滋病”等构成宠大的多音节词家族。

从内因看，汉语语音系统从古代到今天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总的趋势是简化。由于语音简化而形成的同音的单音节词太多，影响语言的交际功能。虽然在书面语中可以靠汉字的形体区分同音词，但是在口语中很难分辨。《施氏食狮史》[10]的故事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

刚一听，不知所云。用现代汉语的多音节词替换部分词语，改成：

“石头屋子里的诗人姓施，爱好狮子，发誓吃掉十头狮子。姓施的人常常去市场看狮子。……”

这样一听就明白了。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复杂，单音节词的同音现象不多。但是随着音系简化，这些原来不同音的单音节词的读音逐渐相同，因此用现代语音读很难区分它们。势必要求延长词的形式，增加词的音节数量来弥补，以区分词义。因此，词的多音节化是为了适应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2.2“词”和“字”的术语分工

古代汉语把“词”叫做“字”，没有词的术语。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咱我过去管它叫‘文字学’的却是内容极其广泛的一门学问，……几乎等于语言学了。”[3]“字正腔圆”中的“字”实际上是“音节”。人们常说的“字义”应该是“语素意义”或者“词义”。字只是一种图形，本身没有声音和意义。文字记录口语，所谓的“字的形体、声音、意义三要素”中的“声音和意义”不过是字记录的语言单位具有的声音和意义的“折射”。

直到1907年章士钊在《中等国文典》[9]中第一次在文言文基础上明确区分字和词：“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可以是一个字记录一个单音节词，也可以几个字记录一个多音节词。

现代语言学进一步明确了两者的分工。“词”属于形式结合内容的语言实体符号层面，同时管声音和意义。“字”属于语言的视觉形式层面，作为语音形式的辅助形式只管形体。“字”和“词”是语言系统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概念，不能完全重合。例如“漂亮”是两个字，记录口语中的"piàoliang"这一个词，意思是“好看的，美观的”。还有多个字记录一个词语的，例如“单眼皮”、“胆小鬼”、“蛋白质”、“小不点儿”、“歇斯底里”等等。相同的字还可以记录不同的词，比如“花”这个字记录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花朵”的“花”，另外一个是“花钱”的“花”。类似的还有“长（cháng）——长（zh?ng）”，“黑人（黑色人种）——黑人（没有户口的人）”等等。

2.3词式书写的提倡

20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已经初步建立了词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书面形式上就是词式书写。词式书写又叫做词连写[6]（P224）。与字式书写相区别，就是按照词的方式书写，在字距之外还要体现词距，使词与词之间有明显的距离。英语就采用词式书写，例如“Tomorrowisanotherday.”可是要汉字也实行词式书写，有些人不能理解。好好的搞什么词式书写？没见过，也不想多此一举，按平常那么写不也挺好的吗？事实上词式书写的要求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了，势在必行。

第一，词式书写是汉语书面语进一步改革的重要过程。汉语书面语经过了历次改革才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从右起竖排到左起横排。标点符号从没有到有，而且越来越完善。这些变革使书面语不断完善、科学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词式书写是书面语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是经过科学研究的适合汉语现代化的一种新形式。

第二，从语言本身的规律来看，词是所有语言表达意思的基本单位。虽然汉语书面语不分词，但是人们在阅读的时候必须在心中默默分词，叫做“分词连读”。词式书写是尊重口语实际的做法，把“分词”这种语言行为直接体现在书面形式上，以便人们在视觉上有效地获得语言信息。尤其是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优势，多音节词大量增长，词式书写可以提高阅读效率，并且排除歧义。

第三，词式书写是信息时代对书面语的新要求。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电脑网络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磁盘和光盘成了纸张以外最重要的语言载体，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取代纸的地位。在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有很多人几乎完全依赖于电脑而不习惯动手写字了。词是计算机进行检索和分析等中文信息处理工作的基本单位。电脑不比人脑，不具备人的经验，也没有语感，它不会自己分词。人们必须给它设计一种程序，使它能自动分词。这个工作十分复杂，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效果也不如意。实行词式书写能绕过这个技术难题，大大提高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的速度和准确性。目前大多数人采用拼音输入法打字，以词为单位输入没有同音词的选择问题，能大大提高打字速度。

因此，不仅国家制订了拼音词式书写的正词法，而且在汉字文本书写中，也有很多语言学专家都提倡和研究词式书写，并且努力进行实践。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理论》[6]就采用词式书写。

三、词意识在汉语生活中不断深入

3.1《现代汉语词典》[11]对于词意识的加强具有最早示范作用

汉语的工具书分为词典和字典两种。古代汉语从直观上把词典叫做字典。但是时代要求我们对字典和词典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工具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字典是使用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的语言殊的词典，主要解释语素。词典主要是收集和解释大量的词语。词典可以包含字典，字典不能包含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是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它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单字条目，对每个字（语素）进行注音、释义和用法举例。单字条目下再列出以这个字开头的多字条目（词、词组或者熟语），然后进行解释和举例。在注音上也采取分词连写方式区分词和词组，体现出鲜明的词意识。它突破了以前的工具书以字（语素）为单位的解释体例，收入56000多个词条，提供了全面的词语信息，具有最早的示范作用。

3.2《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8]对词意识的加强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汉语拼音的主要作用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给汉字注音可以以音节为单位，但是拼写普通话需要以词为单位。在《汉语拼音方案》推出30年以后的1988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制定公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以下简称《正词法》），1996年又作为国家标准公布，拼写汉语从此由音节拼写走向了词式书写。《汉语拼音方案》确定了音节的拼写规则，《正词法》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词的拼写规范，是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正词法》原则上以词为连写单位，适当考虑语音、语义、习惯等因素，制定出各项规则，包括分词连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标调法、移行规则等。[8]既有规定性又有灵活性，既符合语言规律又便于操作，为词式书写提供了指导依据。

3.3对外汉语教材的生词教学模式对词意识的加强具有突破性

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仍然停留在“字本位”的观念上，而对外汉语教学率先采用了“词本位”的教学思路。以《标准汉语教程》[1]为例。不同于小学语文教材里的生字表，《教程》的每篇课文后都附有生词表，形式如下：

保护（动、名）bǎohùtoprotect,protection

缺（动）quētolack

然而（连）rán''''''''érhowever

罗马(专名)Luóm?Roma

每一课后，还有针对难理解词语的注释和词语例解，练习也针对词语设计，例如：熟读词组，用指定词语改写句子，用词语造句，用词语完成句子等等。这种编排模式强烈地体现了编者的词本位意识和教学意图。对外汉语教学把“词”作为学习单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比传统的生字教学有明显的优势。比如“老两口”这个词，分成三个语素分别解释就是“老——old”，“两——two”，“口——mouth”。外国学生就纳闷了。什么意思呢？两张嘴？还是老的？分别知道了每个语素单独的含义却不明白组合以后的意义。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词解释成“oldcouple”，一切都清楚了。今后看到这三个字，他们会立即想到“老年夫妻”的意思，而不会老去琢磨“oldtwomouth”是什么东西了。这种生词的教学模式是汉语教学方式的进步，也应该积极引进到对内汉语教学中来。

3.4电脑汉字输入中的词语输入方法使词意识的加强具有飞跃性

随着输入技术的不断改进，电脑汉字输入已经从最初的单个汉字输入发展到以词语输入为主，包括词组、成语和语段输入。

拼音输入法现在很普及，但是以前人们受汉字文本的影响，以为汉语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而这样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字。所以有人一提到拼音，就会得“同音词恐惧症。”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同音字不是同音词。如果利用多音节化的规律，以词为单位输入，可以大量避免“重码”的现象。例如“高兴”这个词分别输入“gao”和“xing”就面临“高、搞、告、稿、膏、篙、羔……”和“性、行、型、形、星、醒……”的同音选择。但是一次性输入“gaoxing”，根据“高频先见”和“用过提前”的原则，“高兴”会自动地出现在词表第一项，只要敲空格键就行了。

所以，电脑汉字输入中的词语输入不仅使打字速度大大提高，而且是尊重语言规律的表现。

四、词意识应用存在的问题

4.1小学语文教学仍然用生字教学、单音节拼音

翻开小学语文第一册课本，看到的仍然是老一套的“字本位”的教学模式。拼音一律根据汉字采用单音节形式，如“tàiyáng”（太阳）、“yuèliàng”(月亮)、“xuéxiào”(学校)、“l?oshī”(老师)。每篇课文后面只有生字表而没有生词表，有对字的笔画结构的分析而没有对相关词语结构的解释。课文注音只注生字，常常一个词只标记一半，例如“农（nóng）民把玉(yù)米种到地里。”这种教学方式过分强调汉字学习，把词语割裂成一个个的单字，对词意识是巨大的损失。

课堂上，老师要求学生用“天空”造句。一个学生站起来很有自信地回答：“今天空气真好！”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这种现象。生字教学效率很低，难怪吕叔湘先生会说：“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2]

人类学习语言都是从词开始的。儿童学习汉字之前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活的口语词汇。虽然生字教学能通过相对有限的语素帮助理解它们构成的词，达到“生词熟字（语素）”的目标，但是仅仅靠这些语素要掌握5万多个活的词语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学会了“裙”和“带”两个字（语素），就不一定知道“裙带”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语言学习的重点还应该是词语。

国家提倡素质教育，小学语文教学也迫切需要改革，从“字本位”转变到“词本位”的观念上来。只有学好了词语，才能真正掌握普通话，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化素质。

4.2社会上应用汉语拼音仍然不遵守正词法

虽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已经公布了10多年，但是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大量不遵守正词法的现象。

笔者到新民路的新华书店对拼音读物、文艺类书籍进行调查发现：童话类少儿拼音读物封面的拼音有一半以上不遵守正词法书写规则。有的一个一个音节分开写，例如“GELINTONGHUAGUSHI（格林童话故事）”；有的全部连写，“BAIXUEGONGZHUHEQIGEXIAOAIREN（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书内的注音全部采用与汉字一对一的单音节拼写格式。文艺类书籍绝大部分封面没有标注汉语拼音或者用英语代替，有拼音的也是根据设计需要随意排成各种格式、花体，拼音在这里成了附庸风雅的装饰品。

报纸的情况相对较好，但是也有少数像“SanXiangDuShiBao(三湘都市报)”这样的不规范拼写。

一些语言学的书籍也存在“违规”行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教程》封面上是“XIANDAIHANYUJIAOCHENG”。当然，这是编辑出的问题。

人们的词意识普遍不强，加上正词法的执行力度不够，使正词法的普及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阻力。

4.3工具书的词意识需要加强。

前面已经论述过《现代汉语词典》是具有明确汉语词意识的词典，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词典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加强词典的词意识。

首先，《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把单音节或单字的词从语素中分离出来，同多音节词一样以词条的形式排列出来。例如花1有19条语素义，其中[1]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一朵~。[9]衣服磨损或要破没破的样子：袖子都磨~了。[11]比喻事业的精华：文艺之~，革命之~。[14]指棉花：轧~，弹~。[18]作战时受的外伤：挂了两次~[19]姓。花2：用，耗费。~`费，~钱[11]（P536）。“花”在取这些义项时是成词语素，即独立的词。还有“花儿”是单音节词。词典应该把这些词单独列出来，以区分不成词语素。否则，词典里少了单音节词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新晨

其次，《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词性标注很不完整，只给虚词、代词、量词等数量较少的词语标注了词性，而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等没有标注。词的内涵包括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两个方面，仅仅解释词义是不够的，应该标出词性，指示词的功能，使人们在了解词义的基础上掌握词的用法。

[参考文献]

[1]黄政澄.标准汉语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吕叔湘.语言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N].人民日报，1978-03-16.

[3]吕叔湘.语言和语言学[J].上海：语文学习，1958（2-3）.

[4]陆志韦.国语单音词词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38.

[5]彭泽润.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强化汉民族的“词”意识[A].王均.语文现代化论从2[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6]彭泽润、李葆嘉.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

[7]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

[8]徐文熠.语言文字规范手册[M].北京：语言出版社，1997.

[9]章士钊.中等国文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10]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汉语大字典篇9

关键词：“土著” “执著” 音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阅读和查阅语音材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字典辞书关于“土著”中“著”字的读音还存有异议。主要有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是大部分字典采用、目前人们也普遍使用的读音zhù；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土著”中的“著”应该读作zhù。

1.“土著”中“著”音zhù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中有解释为：

著（zhù）：名词，世世代代定居不迁的人 ，土～

《汉语大词典》中有“土著”一词：

土著（～zhù）①亦作“土箸”。世代定居一地。《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俗或土箸，或迁徙，在蜀之西。”②世代居住本地的人。

此外，《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工具书也都认为“土著”中的“著”读作zhù。

2.“土著”中“著”音zhuó

《辞海》中有：

著：zhuó ②土著的略称。《后汉书・李忠传》：“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馀口。”

《实用汉字字典》：

著：①zhuó “着”的本字；

②zhù 旧读zhuó，土著的略称。《后汉书・李忠传》：“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馀口。”

以上是相关字典辞书关于“土著”一词中“著”字读音的分歧意见。本文从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中得到启发，试从字音与字义本来对应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执著（着）”和“土著”这两组词中的“著”字读音和意义。

二、关于“著”的读音

“著”字不见于《说文》，说明其是汉语中的一个后起字，其前身为何，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1.一种观点认为，“著”是“箸”的俗字。

箸，饭也，从竹，者声。[1]

2.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著”字本为草名。

著，直闾切。又忠恕、驰略、知略切。[2]

“著”从其他字分化出来以后，读音和意义大致固定下来，参考丁声树编写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zhù著，陟虑切，遇合三去御知”，“zhuó 着（著），直略切，宕开三入药澄”。也就是说，“著”字是个多音字：读zhù音时，义为“明也”“显也”等，后有引申义 “显露出”、“写作或写成的作品”等；读zhuó音时，义为“附着”，后引申出“穿衣”、“接触”等义。

三、关于“执著（着）”和“土著”中“著”的读音

据北京大学语料库检索，“执著”一词作为佛教用语最早出现在六朝汉译的佛经中，如“愚痴凡夫，以不曾闻佛正法故，眼见诸色，悦豫於心，即执为实，以[执著]故则有系缚，……”[3]；“着”作为“著”的俗字，在唐朝的汉译佛经中已经出现了“执着”的使用情况，本义是“对某一事物坚持不放，不能超脱”，进入一般词汇后意思是“固执或拘泥”，不难推出，这里使用的是“著（着）”的“附着”义，这也是一个至今仍比较严格地按照本音来读的典型范例。而“土著”中“著”读音的争议焦点大概就在于此，只要弄清楚这里的“著”字究竟使用哪个义项，其本音就可确定。

不论是“土著”这个词还是它的略称“著”，都表示世代定居不迁的人，其意义中包含几个要素，例如“稳定”“驻扎”“不流动”等，以这种词义去推导其中“著”的语素义，在“附着”义和“明显”义中选择，当然是前者，表示人们附着在一块土地上，定居不迁，而与其意义联系的读音应为zhuó。《汉书・西域传》中有证：“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意思是说西域各国的百姓大都是固著在当地的居民。唐代颜师古为“著”字注音为“直略反”，其在现代的读音即为zhuó。

之所以产生这种古音和今音变异，读音与意义不对应的情况，大概与字形分化有关。“着”作为“著”的俗字很早就出现了，并承担了“著”字很多读音和意义。随着“着”字的使用日益频繁，“著”的zhù意义项的专用化也越来越突出，现代汉语中“著”更常见的读音是 zhù，而zhuó音很少使用，或者在读zhuó音时可以与“着”换用。造成“土著”中“著”字音变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土著”一词在古书中不常见，人们更多的是接触“著”字的zhù音，那么习惯性地将其错念成zhù音也是有很大可能的。

循其本，溯其源，得文字之正义，复文字之本音。本文比较粗浅地探索和分析了“著”字在两个词（主要是“土著”一词存在争议）中本应有的读音，而意义是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线索和依据。现代汉语中，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土著”更倾向于被读作tǔ zhù，但若想确定正确的音义关系，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词语，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注释：

[1]许慎《说文》，“饭”相当于吃饭时使用的筷子。

[2]《玉篇・部》

[3]《 北魏译经》

参考文献：

[1] 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年

[2] 罗竹凤.《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

[3] 辞海在线 http：///

[4] 《实用汉字字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5] 丁声树.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汉语大字典篇10

关键词 辞书强国 分级定量精品意识

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大发展大繁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辞书业要发生质变，就是由辞书大国发展为辞书强国。这既是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辞书人对国家对民族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前景令人鼓舞，可是要把这种前景变为现实又谈何容易。对这个问题有些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我也不避固陋谈以下三点看法。

一、切实做好当前的辞书工作，为辞书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一）净化辞书市场，清除辞书垃圾。近二十年来，我曾三次参加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汉语文辞书编校质量的检查。通过检查发现了一批质量好或较好的辞书，但同时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的不合格产品。奖优汰劣，切实提高现有辞书的编校质量，反对辞书编纂中的粗制滥造和抄袭拼凑现象，任务仍十分艰巨。

我审读过一本200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海》。按照有关的规定，连续审读了10万字，其中有字词条目1806条。以《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以下简称《现汉》）为参照物，可以把这些条目分为四类：第一类，注音、释义、用例和《现汉》完全相同的有5 14条，占抽查条目的28%；第二类，释义、用例和《现汉》只有微小差别的有851条，占47%；第三类，立目和《现汉》相同，但释义有差别的有282条，占15%；第四类，立目和《现汉》不同的，有159条，占9%。一二两类合起来，共占抽查条目的75%，可以断定这本辞书的四分之三是抄袭或变相抄袭《现汉》的。而且除了全抄《现汉》的那一部分以外，其余部分的差错也很多。为节省篇幅，下面只举出4个例子，稍加说明：

表代表亲戚：表哥I表姐I表叔。（苏按：“亲戚”所指的范围很广，“表”只是亲戚里的一类，并不是任何亲戚都属于“表”。）

保护层

原指防止内部不受损坏的表层。（苏按：多了个“不”，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

摆显示；炫耀：把东西摆整齐。（苏按：把东西摆整齐的“摆”意思是“安放”，不是“显示；炫耀”。）

颁行计划生育在中国已颁行许多年了。（苏按：“计划生育”和“颁行”不搭配。）

这样的辞书是垃圾（苏培成2003），该书在出版总署2003年辞书质量专项检查里被认定为不合格辞书。也可见该书的编者和出版者无力甚至也无心提高这部辞书的质量，把这种劣质辞书推向市场只是为了追求利润。劣质辞书如何能获得利润？靠的是包装和炒作，而且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遗憾的是这种劣质辞书在如今的图书市场上并未绝迹。

（二）努力维护好优质辞书，充分发挥优质辞书的引领功能。社会需要大量的优质辞书，优质辞书对社会的贡献很大，而现有的一些优质辞书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质量，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评价一部辞书首先要看它的整体设计和理论基础，可是一字一词的注音、释义也不可以放松。读者查阅辞书，十分重视书中一字一词的注音和释义。一字一词出错往往会造成整个条目出错。如果使用者正好查阅到这个条目，就有可能被误导。下面试举几例：

1.《现汉》第5版“繁”字字头后括注了异体字“緐”。这个“緐”是错字，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每糸）”。《说文·糸部》：“（每糸），马髦饰也。从糸，每声。”段玉裁注：“盖集丝绦下垂为饰曰緐。引申为多，又俗改其字作繁。”《现汉》的这个错误来自《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把“（每糸）”误为“緐”，《现汉》未能细查，因而致误。这个错字已在第6版改正。又如“网络战”、“堰塞湖”、“零和游戏”等新词语，现今常用，《现汉》应及时补收。

2.《新华字典》第11版的《修订说明》告诉我们这一版修订的内容有五个方面：新增正体字800多个；对个别体例做了改动；酌情删去了个别过于陈旧的异读音；对个别释义进行修改；对部分例证进行修改。我们核对了修订后的《新华字典》，认为后四个方面的修订都是必要的，而且改得很好，但第一方面的修订值得商榷。这次新增的800多个字里大约有600多个是文言死字或现代罕用字，增加这些字是不必要的，是无利而有弊的。以字母C为例，增加的就有：辿梴儳旵燀綝煁珹珵憕等共42个。一部字典收多少字、收哪些字不是任意的，而是取决于字典的性质和读者对象。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字数太多。控制字数的有效办法就是“分级定量”。目前政府主管部门公布的汉字字量是常用字3500字，通用字7000字。《新华字典》第11版增加的文言死字和现代罕用字都超出了7000个通用字的范围。查考型的大字典要收这些字，而《新华字典》是供中小学师生使用的通俗实用的小字典，没有必要打破“分级定量”的界限收入这些字。把这些字补入《新华字典》，不但增大了学生的用字量，而且使得活字死字混杂，不利于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要保持《新华字典》的特色，不使丢失。

3.《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中的有些体例实在令人费解。例如：

降

jiàng①从高处往下走。②降生。③xiáng（详）。投降。[例从略]大字头“降”的注音管辖的应该是其后的三个义项，而在义项③后又出来个xiáng。试问投降的“降”到底是读jiàng还是读xiáng？比较《新华字典》的“降”字条：

降jiàng①下落，落下。②使下落。③姓。

降xiáng①投降，归顺。②降服，使驯服。[例从略]《新华字典》对“降”这个多音字的处理就清楚明白得多了。又如：

泛1（汜、汎）fàn①泛滥，大水漫流。②漂浮。③广泛，普遍。

泛2fàn①漂浮。②泛滥。③广泛，普遍。上述①②③又写作“汜”、“汎”。④fěng（讽）通“覂”。翻，覆。[例从略]泛1的三个义项和泛2的前三个义项的释义相同，对“汜”、“汎”这两个异体字的处理形式虽有不同，但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分立字头。泛2的内容大于泛1，如果把泛1删去，信息不会减少。为什么有了泛2还要泛1？照我们关于多音字分立的意见，泛1读fàn，泛。读féng（讽），分立字头是必要的。我绝不是反对所有的分立字头，像获（獲）、获2（穫）的分立，极1（極）、极2的分立，都是必要的。可是像泛1、泛2，范1、范2的分立就是不必要的。

另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还有一些明显的差错。例如：

僖古代用作帝王的谥号，如鲁僖公。春秋时的鲁僖公只是诸侯，不是周天子，用“鲁僖公”作为“帝王的谥号”的例证欠准确。

（三）大力开展辞书评论，促进辞书业的健康发展。辞书业要健康发展，奖优汰劣，离不开切实的辞书评论。我们发现有些劣质辞书的编者和出版者不是在提高书稿的质量上下功夫，而是大搞炒作，蒙混舆论。这种靠炒作一时走红的辞书禁不起检查，一查编校质量就露了底，自然会被读者抛弃，害人最终害了己。

要使中国从辞书大国变为辞书强国，首先要做好现在的事，没有了现在哪还有未来？

二、从世界看中国，从社会需求看辞书业担负的重任

（一）要清醒地看到与辞书强国存在的差距，积极引进先进的词典学理论和先进的编纂手段。周有光多次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这对辞书业也有指导价值。近代中国辞书业的发展本已落后于发达国家，可是我们长期闭关锁国，看不到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才有了转机，对辞书强国的辞书业开始有了了解。从出版的辞书文本说，“大型现代语文辞书，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而每个辞书强国都不止有一部这样的辞书”。现有的几部学习词典，“都不完全符合学习词典的要求，大多徒有虚名，跟《现代汉语词典》的相似率超过50%”（张志毅2012：8-9）。再就辞书编纂手段说，“词典语料库是西方上世纪70-80年代的产物，而我们直到90年代才有这方面的成果发表，而至今大多仍只限于纸上谈兵，没有投入商业运营的大型词典语料库；而在西方谈语料库的建设和重要性已经是个过时的话题”（章宜华2010：68）。

（二）从社会需要看任务，不断满足时代提出的需求是促进辞书业发展的动力。例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西学东渐带来了大量的新事物新知识，原有的《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一类的辞书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于是有了1915年出版的《辞源》。《辞源》是新型的综合性辞书。它广收古语、博采新词，对当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词语大量录入，满足了“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继《辞源》之后，1936年又出版了《辞海》，使这种综合型辞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如，抗日战争结束后汉语言文字学有了新发展，而当时社会通行的字典还脱不掉《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的窠臼。1948年冬，魏建功邀集金克木、周祖谟、吴晓铃等专家研究如何编纂适应新形势的新字典。之后，由魏先生起草了《编辑字典计划》，提出了新字典的十大特色。这些特色主要有：注意培养“语言”的观念，“名叫‘字’典，实系‘词’典”；绝对以音排列，例如“好”有喜好与和好两个意思，读音也不同，在字典里这两个意思就按读音分别排列；以义排词，由同一单字组成的词依意义归类排比；广收活语言等等。（魏建功2001：403）这些原则在魏先生主编的《新华字典》里基本上得到了实现，使得《新华字典》获得了新面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辞书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仍很不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还没有出现。在社会需求最广的现代汉语工具书方面，我们有了《现代汉语词典》，它虽然收录了6万多条词语，可是阅读中许多常见的词语还是查不到，我们缺一部《现代汉语大词典》。我们有了《汉语大词典》，可是不少词语发展变化的面貌还看不清楚，缺少一部《汉语历史大词典》。有关汉字的字书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内容多为陈陈相因，水平良莠不齐，缺少一部比较详尽的高质量的《汉字源流字典》。不少辞书的检索依旧困难，国家标准《汉字部首表》（GF 0011-2009）的并没有解决问题。供学术研究用的参考型专科词典更是缺乏。电子辞典方兴未艾，可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优质电子辞典还没有出现。应该看到当前为精品辞书的编辑出版所提供的社会条件、物质条件比过去要好得多，辞书界要抓住时机，努力工作，为辞书事业的发展繁荣建功立业。

三、树立精品意识，摒弃平庸之作，使辞书强国梦逐步变为现实

（一）辞书强国的重要标志是要有一批精品辞书，数量和质量都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依我的浅见，精品辞书至少要具有如下的条件：（1）要有原创性。要提出其他辞书没有提出的重要问题，要解决其他辞书没能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不是在现有辞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小打小闹。（2）对论述的问题要给出当代最新最精当的回答，要有足够丰富的信息量。（3）要便于检索，文字要准确、简洁、顺畅，便于阅读。

（二）精品辞书的编纂、出版和发行，受许多条件的制约，不是想做就能轻易做到的。编纂精品辞书要采用科学先进的编纂思想；要努力实现由传统辞书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的变革；还要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要幻想用少的投入就能换回多的产出。精品要靠打磨。对大型辞书来说，“十年磨一剑”是常态，“数十年磨一剑”也不足为奇。《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都是从1975年开始落实编写任务的。《汉语大字典》（八卷本）1990年出齐，历时15年；《汉语大词典》（12卷本）1993年出齐，历时18年。

要有一支高质量的编写队伍，要有一流辞书学家、语言学家的大力参与。随便找几个人搭一个班子就想编出精品辞书来是不可能的。随着老一辈辞书学家的离世，编写辞书的重担已经落在了新一代身上。薪尽火传，新一代要加倍努力，不负众望。编辞书很辛苦，要提高编写人员的薪酬待遇。

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作为核心。领导班子既指国家主管辞书的部门，也指具体的辞书编纂出版部门。编纂精品辞书单靠几个书生的努力难以成功，单靠一家出版社有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要有行政力量的支持。对于重要的精品工程要有国家的支持。1975年5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教育部在广州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制订了1975年至1985年十年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的规划（草案）。中央领导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对规划（草案）予以有力支持，最后才有了《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这个经验值得吸取。

（三）吕叔湘（1996：138）说：“要编一部新的词典，就要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鲜明特色。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东拼西凑去搞一本词典，就毫无用处，只能是‘劳民伤财’。”刘庆隆（2010：398）说：“编写字典、词典要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超过前人。这是应该做到的，不然就是简单重复，用处不大。”这些意见都非常宝贵。东拼西凑搞不出精品辞书，至多也不过弄出来一些平庸之作，弄不好就是辞书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