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政策范文10篇

国债政策范文篇1

所谓内部因素是指由于国债发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是从国债发行的经济效应和经济负担两方面考察国债的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问题。相关指标包括：赤字比率、国债负担率、外债偿债比例、国债利率和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财政赤字是一年当中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财政赤字（盈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国债与财政赤字密切相连，国债是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长期高赤字必然导致高债务。这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项内容，赤字扩大需要发行国债，发行国债需要偿还利息，从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动国债的膨胀，影响国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赤字比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保持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债务规模扩大，随着总需求水平提高和国民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甚至出现盈余，债务规模趋于减小。这种发展趋势显示国债政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财政风险减弱。

2.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债务存量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情况的基本指标。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GDP的规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对国债规模产生约束和限制，以及国债是否会对未来造成沉重负担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国债余额与GDP的相互关系，即国债负担率是否适当。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并未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界线作出明确和科学的解释。即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约中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马约标准只是为了形成共同的市场条件，并有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促使达不到目标的国家必须努力达到相关标准，反映的是欧盟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和经验数字。因此，其他国家国债规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这一标准，则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债负担率指标对国债规模的合理性及国债政策的风险性进行分析。当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成为不可控制时，就可能导致债务负担率的持续上升，或者大幅变动，就可能在短期内积累债务风险；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赤字为零，也会出现债务增加导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导致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国债负担率快速上升。

3、外债偿债比例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内债是一国政府欠本国公民的钱，许多人认为内债不构成负担，尽管这种看法过分简单化，但它却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债是一国政府欠外国人的钱。这种债务确实导致债务国公民可支配资源的净减少。外债利息的沉重负担，意味着一国消费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债对国债政策及财政稳定性的影响或威胁可能会更大。一国经常帐户赤字表现为净债务的增加，而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关系表示为：经常帐户赤字＝（投资－储蓄）＋（政府支出－税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资相对于储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净外债的增加。举借外债对于一国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这并不说明任何规模与结构水平的外债都是适宜的。因为，如果经济的长期增长都依赖于外债流入，那么外债不断增加就会对未来偿债造成压力；如果外债被用作有利可图的项目或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那么外债的利用就不会增加出口行业的产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从而给外债的偿还带来更大的困难；如果政府政策过分压制国内储蓄率，还会造成过度举借外债。尽管很难通过单一指标判断一国外债的最优水平，但是人们认为偿债比例（债务偿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实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则表明该国对外贸或国际利率水平的逆向变化是脆弱的。由于偿付外国贷款是一国的基本义务，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国内利率，削减重要的进口，而这会使该国经济绩效受到损害。

4.国债利率

国债利率直接影响举债成本，如果在市场利率水平较高的时期大量发债，势必增加未来时期的付息负担，形成还债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续增加。所以，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融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国债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国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容量产生的结果。由于资金的稀缺性，国债的过度发行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国债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续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就可能导致国债货币化融资，从而使基础货币增加并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胀压力。通胀水平上升，又会迫使国债利率上调，进一步增加举债成本，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因此，国债利率持续上升可能是国债政策出现问题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风险相应增加的表现。国债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状况的反映，包含了资本市场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的评价。如果政府信用状况好，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就低，国债的市场利率相应就低，国债价格趋于上升；反之，则国债的市场利率就高，国债价格趋于下跌。在国债市场上，如果国债利率持续走高，国债价格持续下跌，仍然难以吸引投资者购买，那么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5、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如果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给人们提供应有的效用，能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产性。由于政府债务融资并非完全用于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便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可再生性资产”。如果国债资金纯粹消费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资产越多，则通过资产增值实现债务偿还和负担减轻的能力就越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强。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国债资金用于诸如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增进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类似的消费性支出活动将不会造成后代人的净负担，从而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财政风险。因此，只要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与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项目，就将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如果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债务负担严重，需要进行资产重组；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会出面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化解的话，上述隐性及或有债务就可能导致国债的较大增加，在转轨经济国家此类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各类隐性及或有债务的存在，尽管不会对国债政策产生直接、显性的影响，但其风险转嫁作用也将使国债政策受到显著的约束，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财政风险。通过一定指标对这些外部因素进行评价与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掌握相关因素对国债政策及财政风险的潜在影响。

l、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银行贷款损失增加、不良资产水平高时，表明银行体系较为脆弱，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木足。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会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国家的财政平衡。从收入方面看，贷款损失增加，将使银行可被征税收入减少，银行税收也就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持会给政府带来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银行的利润转移；中央银行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接管，将导致中央银行的利润下降和税收减少。从支出方面看，由于国有银行实际承担了财政的部分职能，因此，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最终责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出资为银行弥补资产损失，补充资本金。这些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只能通过发债的形式筹措资金，从而逐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对国债规模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因素。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制约和削弱了财政为其他公共消费和投资支出继续扩大债务规模的可能性。国际经验表明，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0％以内，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健的，而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变动也就成为我们判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指标。

2.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支持和参与程度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亏损也通常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帐户不能反映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在许多国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门缺乏财务责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适当控制，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会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或只使少数人受益。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国家干预分配信贷的现象十分普遍，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多种保护，使银行业为争取客户不惜降低贷款审查标准，大搞人情贷款和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由于大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紧密。政府对银行间接融资实施严格控制，难以避免地形成了经济腐化和金钱政治，造成了贷款运用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对公共或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进行担保是普遍现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显性或有债务。由于缺乏其他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债务依赖型的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利息负担沉重，有些连利息也难以偿还，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尽管有政府信用作为保证，但是，由于政府项目的还款困难，银行也相应调低了该类项目的资信程度，使政府信贷再融资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加重了未来财政支出的负担，是财政深层次风险的体现。

3、养老金制度欠账规模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及国债规模急剧扩大。造成财政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支出增长迅猛，其中最大的支出增长因素是转移支付，又以公共养老金为主。目前，所有工业国家仍然面临缴费缺口，尤其是主要工业国家，它们的年度缺口达到GDP的1.8％。养老金赤字不断积累使主要工业国的养老金负债超过了国家的有形政府债务。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养老金支出高于收入对今后赤字造成的压力比发达国家还要巨大。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公共养老金负债属于政府隐性直接负债，即政府对职工的负债。从现收现付向完全积累制为主的养老金制度转变的融资渠道，较为可行的是发行国债和出售部分国有资产，而通过提高税收和降低财政支出的空间较小，通过财政盈余为养老金债务融资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承担的养老金负债可以分为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是当前需要支付的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即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部分债务可以通过扩大养老金的覆盖面、提高退休年龄、延长缴费时间、提高缴费率，以及增加其他税收收入、增加国有资产出售收入等方式解决资金来源问题；长期债务是若干年以后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它的偿还分散在较长时期里，会大大减轻短期内筹措养老金债务的压力，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或税基扩大以后的税收收入来融资。但是，无论是国债融资还是税收融资，都会使未来数代人为偿还养老金制度的转轨费用而付出更多。由此可见，养老金制度欠账会对未来国债扩张产生压力，这种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通过其他财政手段、市场或私人（私人管理或建立养老基金）方式解决问题的程度。因此，对养老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收支状况的考察和预测也是评价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方面。

国债政策范文篇2

如何评价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也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来评估国债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由于国债扩张带来的财政风险程度，仍然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度量需要在确定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的选择要具有层次性、代表性、简明性和相关性。既然国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直接导致财政风险（危机）的局面，那么影响和决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决定了财政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因素确定评价原则，并选择相关指标。考察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原则包括：国债收益大于成本原则、国债的代际公平负担原则、国债扩张的限制性原则以及国债政策的灵活性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选择如下指标或方法，用来衡量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

一、内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所谓内部因素是指由于国债发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是从国债发行的经济效应和经济负担两方面考察国债的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问题。相关指标包括：赤字比率、国债负担率、外债偿债比例、国债利率和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财政赤字是一年当中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财政赤字（盈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国债与财政赤字密切相连，国债是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长期高赤字必然导致高债务。这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项内容，赤字扩大需要发行国债，发行国债需要偿还利息，从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动国债的膨胀，影响国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赤字比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保持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债务规模扩大，随着总需求水平提高和国民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甚至出现盈余，债务规模趋于减小。这种发展趋势显示国债政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财政风险减弱。

2.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债务存量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情况的基本指标。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gdp的规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对国债规模产生约束和限制，以及国债是否会对未来造成沉重负担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国债余额与gdp的相互关系，即国债负担率是否适当。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并未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界线作出明确和科学的解释。即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约中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马约标准只是为了形成共同的市场条件，并有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促使达不到目标的国家必须努力达到相关标准，反映的是欧盟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和经验数字。因此，其他国家国债规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这一标准，则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债负担率指标对国债规模的合理性及国债政策的风险性进行分析。当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成为不可控制时，就可能导致债务负担率的持续上升，或者大幅变动，就可能在短期内积累债务风险；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赤字为零，也会出现债务增加导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导致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国债负担率快速上升。

3、外债偿债比例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内债是一国政府欠本国公民的钱，许多人认为内债不构成负担，尽管这种看法过分简单化，但它却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债是一国政府欠外国人的钱。这种债务确实导致债务国公民可支配资源的净减少。外债利息的沉重负担，意味着一国消费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债对国债政策及财政稳定性的影响或威胁可能会更大。一国经常帐户赤字表现为净债务的增加，而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关系表示为：经常帐户赤字＝（投资－储蓄）＋（政府支出－税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资相对于储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净外债的增加。举借外债对于一国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这并不说明任何规模与结构水平的外债都是适宜的。因为，如果经济的长期增长都依赖于外债流入，那么外债不断增加就会对未来偿债造成压力；如果外债被用作有利可图的项目或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那么外债的利用就不会增加出口行业的产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从而给外债的偿还带来更大的困难；如果政府政策过分压制国内储蓄率，还会造成过度举借外债。尽管很难通过单一指标判断一国外债的最优水平，但是人们认为偿债比例（债务偿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实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则表明该国对外贸或国际利率水平的逆向变化是脆弱的。由于偿付外国贷款是一国的基本义务，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国内利率，削减重要的进口，而这会使该国经济绩效受到损害。

4.国债利率

国债利率直接影响举债成本，如果在市场利率水平较高的时期大量发债，势必增加未来时期的付息负担，形成还债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续增加。所以，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融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国债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国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容量产生的结果。由于资金的稀缺性，国债的过度发行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国债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续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就可能导致国债货币化融资，从而使基础货币增加并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胀压力。通胀水平上升，又会迫使国债利率上调，进一步增加举债成本，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因此，国债利率持续上升可能是国债政策出现问题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风险相应增加的表现。国债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状况的反映，包含了资本市场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的评价。如果政府信用状况好，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就低，国债的市场利率相应就低，国债价格趋于上升；反之，则国债的市场利率就高，国债价格趋于下跌。在国债市场上，如果国债利率持续走高，国债价格持续下跌，仍然难以吸引投资者购买，那么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5、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如果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给人们提供应有的效用，能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产性。由于政府债务融资并非完全用于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便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可再生性资产”。如果国债资金纯粹消费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资产越多，则通过资产增值实现债务偿还和负担减轻的能力就越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强。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国债资金用于诸如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增进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类似的消费性支出活动将不会造成后代人的净负担，从而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财政风险。因此，只要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与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项目，就将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如果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债务负担严重，需要进行资产重组；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会出面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化解的话，上述隐性及或有债务就可能导致国债的较大增加，在转轨经济国家此类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各类隐性及或有债务的存在，尽管不会对国债政策产生直接、显性的影响，但其风险转嫁作用也将使国债政策受到显著的约束，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财政风险。通过一定指标对这些外部因素进行评价与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掌握相关因素对国债政策及财政风险的潜在影响。

l、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银行贷款损失增加、不良资产水平高时，表明银行体系较为脆弱，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木足。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会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国家的财政平衡。从收入方面看，贷款损失增加，将使银行可被征税收入减少，银行税收也就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持会给政府带来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银行的利润转移；中央银行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接管，将导致中央银行的利润下降和税收减少。从支出方面看，由于国有银行实际承担了财政的部分职能，因此，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最终责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出资为银行弥补资产损失，补充资本金。这些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只能通过发债的形式筹措资金，从而逐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对国债规模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因素。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制约和削弱了财政为其他公共消费和投资支出继续扩大债务规模的可能性。国际经验表明，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0％以内，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健的，而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变动也就成为我们判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指标。

2.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支持和参与程度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亏损也通常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帐户不能反映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在许多国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门缺乏财务责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适当控制，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会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或只使少数人受益。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国家干预分配信贷的现象十分普遍，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多种保护，使银行业为争取客户不惜降低贷款审查标准，大搞人情贷款和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由于大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紧密。政府对银行间接融资实施严格控制，难以避免地形成了经济腐化和金钱政治，造成了贷款运用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对公共或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进行担保是普遍现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显性或有债务。由于缺乏其他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债务依赖型的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利息负担沉重，有些连利息也难以偿还，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尽管有政府信用作为保证，但是，由于政府项目的还款困难，银行也相应调低了该类项目的资信程度，使政府信贷再融资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加重了未来财政支出的负担，是财政深层次风险的体现。

国债政策范文篇3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年度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年度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

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

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

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

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中特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国债政策范文篇4

一、国债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经济学中，挤出效应一般是指政府通过向公众（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或非政府部门）投资减少，从而使财政支出扩张部分或全部抵消。

挤出效应是国债的副产品，若挤出效应存在且过大，则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质疑，考查挤出效应，重点要分析政府债务对利率的影响。在IS——LM模型中分析挤出效应的产生，我们可知其产生有严格的假设条件，挤出效应只有在货币供给不增加并且经济活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民间储蓄居高不下，投资萎缩，消费低迷的情况下，政府支出扩张不会引起利率上升，且考察起来，我国近年来实际利率的上升与政府支出无相关关系，实际利率上升和它对非政府投资的某些抑制作用也不能说明政府支出扩张有挤出效应，因为我国货币供给量一直在变化。利率上升一方面是因为价格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商业银行名义利率下调幅度不够，是利率政策限制了财政政策扩张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而不是财政扩张自身产生了“挤出效应”。另外，政府供款也不一定引起资金需求竞争。我国资金需求主要是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我国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一直超过7%（或总准备金率超过15%），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金是充足乃至过剩的。这种资金过剩是民间资金需求不足、银行资金供应谨慎双重作用下的结果，政府向银行借的是闲量资金，它只是减少银行闲量资金，并非消除银行的闲量资金，所以对企业的资金供应并未产生挤出效应。我国近年来政府扩张支出的同时，也配合适度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财政扩张产生的利率上涨压力被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抵消，不会产生利率的上升。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况且，据估计，目前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20%投资完全可以由民间投资来取代。现在政府投资的项目可能就是今后高效率的民间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所以政府现在的投资可能已经对未来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因此，挤出效应的存在已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也是国债政策实施中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避免的重要问题。90年代中期后，规定财政不能从银行透支，财政赤字须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央行不能从国债一级市场上直接购买国债，这些措施基本上从制度方面阻断了财政赤字扩大直接引发央行增发货币并导致通货膨胀的渠道。但是由于赤字债务化后。财政赤字与超量货币发行之间的间接联系依然存在，对通胀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间接影响的大小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关系密切。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实行稳健货币政策，规范公开市场操作行为，避免产生通胀的诱因。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依然较高，银行资金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比较充裕，利率和价格水平较低，适当增发国债，不仅成本低，也有物资保证，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二、国债的规模风险分析

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终将体现为财政赤字的扩大，从而引起国债发行规模和国债余额的急剧增加，引发财政风险。

1998年之前，我国债务负担率一直在5%左右，1998年若加上当年发行的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债务负担率升至13.3%，1999年为13.08%，2000年为15.51%.与经济发达国家同一指标相比，我国的国债负担率显得较低，虽然有人说，西方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国债发行史，而我国的国债发行只有十几年，债务余额具有不可比性，但至少说明我国国债负担率还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对于我国国债依存度，从表面上看，当前我国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已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20%），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高，因此须警惕财政危机及政策时滞过后有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险。对于财政债务依存度来讲，由于我国作为分母的“国家”或“中央”财政支出，只包括了预算内的支出数额，这显然极不完整或大大缩小了实际财政支出数字，若加上预算外支出后，则完全可能在警戒线范围之内。对于国债偿还率，国外经验表明，一般应控制在10%，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国债偿债率虽有所下降，但也确实超过了警戒线，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我国财政还承担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隐性国债和或有国债，隐性债务日益显性化，财政压力将逐日逼近，若不及时建立偿债基金，国债偿还缺乏法定来源，长此下去，赤字货币化将成为可能，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因此应该加以警惕。当然，关于国债规模的这些警戒性指标，只是一般性经验指标，并不一定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吻合。这些指标所应用的环境不同，反映问题的实质就不同，若简单用这些指标进行比较，可比性不强，而且这些警戒性指标都是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国债规模的而非从规模效应角度来探讨。我们讲的国债规模应该是国债的适度规模即国债正净效应最大化的国债规模，而非国债最大可能规模即国家信用崩溃的临界点所对应的国债规模。判断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应该从国债规模效应角度出发，立足于政府债务规模的效用评价，主要着眼于能否促进宏观经济的均衡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矫正社会投资对有效投资的偏离。

考察国内外其他国家的债务情况，发现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赤字率的周期性波动、国债负担率回跌的过程。相信我国的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在现阶段出现上升情况，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也终究会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上。

三、国债的运行机制风险分析

自从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发行量剧增，但相应的国债使用偿还制度却没有建立，结果国债偿还量日益增加，还本付息额持续扩大，使每年国债发行用于还债的比例逐年升高，从1986年的12.77%上升到目前的70%左右，真正把债务收入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比例逐年下降，国债规模若进入“发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则就确定构成一种现实的、直接的风险存在。另外，财政信用资金的使用效益低也造成了财政效益的高风险存在。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每年发行的国债仅有1／3用于基础产业的投资和建设，而这为数不多的1／3的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令人担忧。1998年财政部财政监察员在对涉及138亿元国债专项资金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中发现，其中的20个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挪用资金或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有10个项目准备不足；从规划、设计到投资预算制度均缺乏科学论证，纯属“边勘探边施工、边设计”的三边工程；有15个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落实问题。再一方面，从近年来我国债务支出分析看，国债越来越多地用于消费性支出，考察我国发债史，可看出，自从恢复发行国债以来，前期主要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后期则主要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真正用于投资性的支出不多。若债务偿还不能通过债务使用的投资性支出定期回收实施债务偿还只能通过发行新债或增税来实现，则将形成“财政赤字化——赤字债务化——债务消费化”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引发债务危机，危及政权稳定和社会的有序运行。

从上述分析可见，我国国债政策既有现实的经济可持续性，又确实存在着风险，潜伏着危机。国债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反映了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内在需要。今后，我国仍要实行积极的国债政策，且注意其负面效应，同时注重通过各种措施的配合来完善，以培养经济内在自主增长动力，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社科院宏观组，借鉴国际经验寻求积极财政政策的新思路，《财政经济》，1999（11）。

（2）傅志华，2001：《国家财政安全论》，人民出版社。

（3）姜作培，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晋阳学刊》，1999（6）。

（4）项怀诚，2001：积极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成功经验，《求是》。

国债政策范文篇5

[关键词]国债规模；效应；政策建议

一、国债规模现状分析

根据经济学理论，判断国债规模状况，主要从国家的财政收支与国民经济等因素综合考虑。

（一）从财政收支角度看，国债规模偏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

从财政收支角度来衡量国债的指标有两个：一是债务依存度；二是国债偿债率。债务依存度是当年政府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

这一指标从流量上反映政府债务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比例越高，表明财政政策对国债发行的依赖性越大，债务风险也增大。由于我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等是中央政府独有的职权，因此，在我国计算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意义重大。按照目前我国财政统计口径计算，1997-2003年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均在75%以上，明显偏高于国际公认的25%-30%左右的警戒线。虽说这一指标由于政府收支被严重扭曲，占相当大的政府收支游离于政府预算之外而被高估，但中央财政国债依存度偏高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国国债规模已属事实上的“偏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我们应当引起警觉。

国债偿债率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它表明当年的财政收入中必须拿出多少份额用于国债还本付息，该项指标越大，说明偿债能力越弱。关于这一指标的数量界限，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为8%-10%.1994年以前，我国国债偿债率都在10%以下，平均为3.4%；1994年以后，债务还本付息支出迅速上升，偿债率由1994年的9.6%迅速增至1998年的23.82%；1999年以后虽有所回落，但仍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0%以内的水平。故有理由认为国家财政陷入被动举债局面。

（二）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国债应债能力有余地，但期望不高

从国民经济的较大范围看，衡量我国国债的指标主要有三个：一是国债负担率；二是居民应债率；三是赤字率。这些指标主要着眼于国债的存量来反映一国经济的应债能力。国债负担率是指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用于衡量政府累计债务相当于经济总规模的比例，一定程度上反映债务总量对经济的影响及国民经济的总体应债能力。经济越发达，债务承受能力越大。国际上一般认为债务负担率不应超过45%，但经济发达国家承受的比例可能高一些。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联盟成员国政府债务负担率不得超过60%.实际上，我国国债负担率由1981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70%，2003年回落至14.90%，这一指标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因此，从国民经济的承受力看，我国政府发债空间仍很大，政府债务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张余地。但如果加上目前现存的银行不良贷款和社会保障欠债以及地方债务等隐性赤字和隐性债务，我国的债务负担率明显高于所计算的结果；据估计，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70%，已超过欧共体规定的警戒线，这将加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使得我们不应高估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

居民应债率是指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截至到目前，我国居民的储蓄余额已超过10万亿元，居民应债率在16%以上，表明我国城乡居民购买国债的能力十分宽松。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居民储蓄用于养老防老、买房、子女教育等费用比重较高，加之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及国债市场的不规范，投融资渠道不畅通，使得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动用呈现一定的刚性，国债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因此，我们不能对居民的应债能力有过高的期望，也不能简单地从居民储蓄余额的数量来判断国债的发行空间。

赤字率表示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占同期GDP的比重情况，用来衡量国民经济对财政的应债能力。国际上通常以3%为警戒线。从1997年到2003年，我国的赤字率都在警戒线以下，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有所回落。可见，国民经济依旧有一定的应债能力。

二、国债政策及其效应

国债政策的增强、减弱或退出，要结合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具体情况来分析。

（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是否意味着国债政策的市场退出

当前，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控制经济过热，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国债发行的内在动力正在减弱。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界就在调整国债结构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甚至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还是应该减少国债发行节奏和步伐，就此原地踏步，或是国债政策完全从市场退出，争议较大。笔者认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等于不发国债，消灭赤字，只是数额有所减少；在当前经济情况下，继续坚持国债发行政策依然十分必要。事实上，近年来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重心和在建设项目应继续予以国债融资关注，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过去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还本付息，也需要发行新债。

（二）继续保持一定的国债发行规模，是否会加剧政府债务危机

当一国政府发行国债，以债务融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后，如果不在以后的时期里增加税收或减少别的转移支付，那么，由于国债到期要还本付息，政府财政必将陷入一种永久性的赤字状态之中，从而易引发政府债务危机，这也是强调国债政策市场退出的观点。但根据目前的国债现状及运行，我们要注意到以下几点事实。

近几年，我国的国债资金主要是增加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投资与积累，这一方面为以后偿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尤为重要的是，由此与民间资本产生的互补作用，提高民间资本的效率，进一步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产量，进而拉动整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为政府偿债提供了充实的经济基础。另外由E多马对债务融资极限问题的研究及债务经济的稳定条件推算公式△b=q[（r-y）b-x]可知①，国债负担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才能使国民收入增长的问题，若国民经济能持续增长，且经济增长率超过实际利率水平，则国家不易陷入债务经济陷阱。从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势看，宏观经济运行将在较长一段时期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不会出现较明显的起落现象。这是中央财政偿还债务的最基本保证，也是我们对发行国债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最基本判断依据。由此判断，我国当前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三）继续发行一定的国债，是否引发通货膨胀

在经济过热情况下，依旧保持一定的国债发行数量，是否会进一步推进消费膨胀和投资膨胀，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保持一定量国债，不一定会激发通货膨胀。我们要注意到发行的大多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项目、某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际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并且，中央财政用于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严格执行国家确定的投资方向，不搞重复建设，优先安排在建项目的政策举措下，投资膨胀反而可以有效控制，因为从投资的增加到有效供给的形成可以预期，显然，有效供给的增加本身就是对通货膨胀的一种抑制。同时发行国债，使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改善供求关系。事实上，过大的储蓄余额，会对市场价格形成潜在的压力，通货膨胀一旦发生，极易产生雪上加霜的效果，而部分储蓄通过购买国债转化为投资后，既可以在产生投资需求后，把这种投资转化为更大的供给，还可以促进供求结构改善，这对于物价水平的合理化和防范通货膨胀的发生是有帮助的。

（四）继续发行一定的国债，是否会产生“挤出效应”

财政通过借债、扩大支出是否产生挤出效应，西方经济学界早有讨论。在一般情况下，挤出效应的生成机制在于财政支出是否导致了利率上升，国民收入降低。前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政府部门投资对利率是否具有相当的敏感程度，后者取决于政府运用资源的效益。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笔者认为目前继续发行适度国债、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不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我国一直以来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支出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新加坡经济学家俞乔根据我国1979-1994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我国企业投资对利率不敏感的结论。最近几年情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从1996年以来我国一再降低利率，但是我国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一直不景气，连非国有企业都是如此，我国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况且我国现阶段国债政策的投资可以改善投资环境，缓解瓶颈制约，能加速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会吸引和促进私人投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以，国债政策的继续实施并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从以上国债规模与效应的分析可知，虽然从国债的财政负担看，国债增发的余地小，但从国债的经济负担看，政府仍有一定的发债空间。并且在结合具体经济效应分析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的国债发行规模与赤字规模，对经济不存在破坏性的影响，反而有利于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及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上，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是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要求，也是保持一定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

三、国债政策建议

（一）整顿财政分配秩序，提高财政收入集中度，减少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降低国债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财力过于分散，导致财政收支矛盾不但没有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缓和，反而呈激化的趋势。要解决政府财力高度分散、财政被肢解的问题，一是要加快税费改革，将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税收，保留合理的收费项目，并将所有的税、费等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内进行管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改革税收征管方法和征管手段，使应征的税收尽可能地征上来。同时，还必须完善我国现行税制，统一税法，切实解决因税法不统一、税收优惠过多而导致的税收政策性流失问题。这样，通过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应减少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借以控制国债规模。

（二）优化国债的使用结构，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

国债的使用效益是国债发行的载体。在国债资金的投向上要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等非竞争性领域的比重。具体而言，国债资金应主要运用于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高新科技产业、教育、企业技术改造及新产品的开发等方面。财政部门还必须对国债资金运用的全过程实施全程监控，确保国债资金的全部到位。要知在制度本来就有缺陷，需要改革的情况下，保持一定量的政府投资还可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体制复归”，官僚主义和分权行为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也可能会降低财政政策的外部效应。事实上，也只有通过优化国债资金使用结构，加强国债资金监管，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使国债的偿还逐步转向主要依赖国债项目收益及社会有效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效益提升，才能形成“以债养债”的良性循环。

（三）优化国债期限、品种和持有者结构

合理的债务结构既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有利于降低国家筹资成本，减轻财政未来负担。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应注意解决好三个问题：其一，合理的期限结构，主要是适当增加短期和长期国债。根据国外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的短期国债（一年期以下）在全部国债中约占40%-50%，这既有利于筹集资金，又利于扩大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更好地发挥国债作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点之功能。发行长期国债，可能缓解偿债压力，加强财政使用资金的连续性。其二，丰富国债品种结构。与以往年度相比，近几年发行的国债品种的多样性有所改善。随着经济的发展，为满足居民的不同层次的投资需要，应继续增加国债品种，如考虑发行社会保障债券、建设债券，储蓄债券等品种多样的专项债券。事实上，发行专门用于社会保障的国债或社会保障专项国债与专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债能起到异曲同工之效。其三，优化国债的持有者结构。长期以来，我国极为单一的国债持有者结构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和发展。今后我们要打破中央银行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这一惯例，以利于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另外，要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允许商业银行更大规模地直接进入国债市场，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降低国债发行成本，还有利于调节其资本结构，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再者，要着力培育国债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作为以回避风险、追求最大收益为经营目标的专业投资组织机构，它的培育、成长及成熟将促进国债市场发生质的飞跃和量的拓展。

（四）要注重降低国债的筹资成本国债的筹资成本

主要包括国债发行利率、手续费以及券面印制费和债务资金的在途占压费用。笔者认为侧重点应是降低国债发行利率。实际上，具有“金边债券”之称的国债，在各种金融资产中，风险最低，且随着国债流通市场的建立完善，国债的流动性也很强，所以，其利率通常是应低于市场利率的。但由于历史及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国债利率都稍高于银行存款利率，并且还存在国债期限越短，利息率越高的不合理现象，使得我国国债成本过大。

（五）要加强隐性债务和国有负债的综合管理，降低国债风险，确保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隐性债务和国有负债主要包括我国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所借的外债，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社会保障欠款及各级政府的担保债务、地方财政的隐性赤字、各种金融机构因破产而可能引起的政府支出等。由于隐性债务和国有负债的存在，将形成潜在的资金需求，一旦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显性债务，可以直接导致国债规模的扩大，进而可能发生利率提高、经济增长下降等对宏观经济的不良影响，并可能累计成巨大的财政风险。因此，注意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化解和消除隐性债务和国有负债风险，是保持国债政策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注释：①公式推导见平新乔著《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P605-607.式中△b为国债负担率在时期中的变化，q为含义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倒数，r为实际利息率，y为经济增长率，b为国债负担率，x为非利息支付的盈余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

参考文献：

[1]里查德?A?马斯格雷夫等：《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2]李茂生等：《中国财政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刘华：《公债的经济效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吴志文：《透视国债规模、防范财政风险》，《财政金融》2004年第8期。

国债政策范文篇6

笔者试想以国债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谈几点看法。

一、国债规模的现状分析

通过发行国债，聚集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挥其乘数效应，这不仅有理论支持，更有实践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并非因此一谈扩大内需就油然想起要发债。国债空间大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这恐怕还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如表1，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我国尚存发债空间。但是，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依存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目前财政收入受到制度外收费项目的排挤，经过调整之后，人们对此指标尚可接受。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费改税工程才刚刚起步，在未来3-5年内不可能有彻底改观。因此，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受到收费项目的排挤，侵蚀财源的现象在以后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债务依存度依然较高，政府在发债时，必须充分考虑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发债空间。

（二）从债务总规模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启动公债发行，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政府调配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些人把我国的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横向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债总规模还比较小）。但是，我国的国债发行历史较短，且偿债方式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和经济内生增长力量来还债基本上未能反映在偿债资金里。因此，把我国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实质上并非让人放心。

（三）从政府的隐性债务看国债总规模

单纯从国债本身这个范畴来进行比较，我国国债规模尚未达到警戒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达标指标），但我国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各种不良资产，增大了政府发债的风险性。日前，我国有影响的政府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公共担保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外债；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例如欠发达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等。

综合上述五大要素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政策协调司财务处估计，截至1999年止，政府的债务负担率为90%-125%.

二、国债两大实质效应分析

（一）从应债主体上看国债的挤出效应国债的挤出效应

在此主要是指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在资金上的争夺，有些人认为由于国债投资领域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特点（重视社会效应、周期长、回收慢等）决定了其投资具有不可替代性，民间投资根本无力在政府投资领域内分得一块自留地。其实不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和公共财政下明确的政府分工，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会越来越宽，门槛也会越来越低。如在此情况下仍对发债乐此不疲，则不仅会影响其资金的流向，更会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事实上，民间投资对经济的真正“飞跃性”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二）国债风险效应分析

由于政府的主权地位，人们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较小，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政府的主权地位大规模在国内外举债来促进或保持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也达到了举债主权国政府的举债目标。但国际经验表明，许多政府错把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表面繁荣误认为永久的繁荣，没有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表面繁荣带来的经济泡沫，结果陷入了债务危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国债风险主要内在于以下两方面：

1.从国债的偿债方式来看，我国的国债还本主要是通过举新债而完成偿还旧债，逐步滚动累积下去，政府不仅要承担更大的还本压力，更要承担巨额付息的风险，尤其是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投资者将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那么，政府要参与与其他金融资产争夺市场，不仅要有信誉作保证，更要为投资者带来投资实惠，否则，政府很可能顾此失彼，而隐入债务窘境。

2.经济增长未见预期成效，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达到政府的预期调控目标，乘数效应未能完全释放出来，这是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意见，经济增长不稳定是其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不是与经济发展同步，也不是通过严肃立法而取得的，对于税收增长的可持续性人们更持怀疑态度。因此，主要以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降低国债总规模在我国目前情况似乎前景非常黯然。同时，国债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益性和任意改变资金用途，更加剧了国债的风险。

200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7.8%，虽有所回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0.3个百分点。据专家估计，受美国经济缩水的影响，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外贸出口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积极财政政策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长期政策。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发债空间已经很小，财政风险较大，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固。因此，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时，必然要实现转向。在条件成熟时，国债应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其它政策工具发挥效应腾足空间。

三、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

（一）减税应是刺激民间投资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著名的“拉弗曲线”论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源动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也应双管齐下，注重供给管理，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基础，释放和化解财政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件早晚的事情。但是，从全球总体企业税负水平来看，我国处于偏高水平，且存在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非常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出口退税政策几经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激励，但在正式加入WTO后，自由贸易政策将会自动抵销其出口退税正效应。此外，全球税制改革的一大潮流就是减税，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留足资金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减税应该是指根据国内客观经济情况，灵活地降低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对其形成较实惠的激励，而不是简单的税种“剪贴”。其重心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方面。在两税未能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先在税率上统一起来，究竟采用哪档税率，可参照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标准，制定在25%-29%之间；其次，要规范两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减少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寻租行为，为企业公开纳税创造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空间；第三，要加快费改税工程的工作，对一切强加于企业头上的不合理收费，可以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拒付的权力。

2.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其实质是政府敛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促成投资激励和科技进步，尤其是对于那些固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而言，长期得不到资金来更换设备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些人担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政府收入会损失一块，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更认为，增值税转型之后，客观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经济活动量也会因此而成倍增长，这样一来流转税类中其他税种收入的自然增长会弥补转型后财政收入损失中的一块，二来也可以通过公司（企业）所得税补回一块。更为重要的是，增值税转型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经济活动量，也更符合国际惯例。如此看来，增值税的转型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行性，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其它税种的调整。对于因宏观经济形势而开征的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税种，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及时、有计划地将土增值税及其个别税种停征。同时，对于在地方税体系中存在内、外两套征收方法的税种，要尽快统一标准，公平税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坚决予以停征，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聚集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更重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和对经济活动量增长的贡献大小。

（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加强项目监管

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普遍反映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工程项目重复建设，资金浪费非常严重。对于利用国际组织贷款来发展的一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府只管投资而忽视效益。形成极大的资金“漏斗区”，不仅项目本身不能盈利，无法安排资金还贷，甚至还要求国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这种支出增长根本不可能发挥其乘数效应，其结果往往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在今后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财政支出还要加大投资力度，但其重心一定要放在效益和监管上。在立法可能的前提下，明晰政府的具体职责，突出其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而淡化其投资者的角色，同时，要加快预算管理，一改过去支出随意性特点，使预算（预算草案）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三）税式支出应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也已到了末期，我们可以在清理和整理的过程中结合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们足够的政策支持。我国中小型企业在资本市场无力筹集它们想要的资金，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愿给它们提供贷款，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面临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其发展一要靠自身积累，二要靠政府支持。税式支出是提高中小型企业自身积累率的重要政策。中小型企业，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一个消费者，它发展的优劣状态，直接影响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与经济增长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四）投资重点应放在农村、教育和环保方面

国债政策范文篇7

［关键词］国债；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财政风险

1998年以来，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维护财政的稳定性及消除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作用等方面，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凸现，尤其是全球经济萎缩，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以图冲破经济发展中的“极点”，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笔者试想以国债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谈几点看法。

一、国债规模的现状分析

通过发行国债，聚集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挥其乘数效应，这不仅有理论支持，更有实践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并非因此一谈扩大内需就油然想起要发债。国债空间大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这恐怕还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如表1，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我国尚存发债空间。但是，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依存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目前财政收入受到制度外收费项目的排挤，经过调整之后，人们对此指标尚可接受。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费改税工程才刚刚起步，在未来3-5年内不可能有彻底改观。因此，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受到收费项目的排挤，侵蚀财源的现象在以后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债务依存度依然较高，政府在发债时，必须充分考虑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发债空间。

（二）从债务总规模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启动公债发行，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政府调配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些人把我国的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横向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债总规模还比较小）。但是，我国的国债发行历史较短，且偿债方式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和经济内生增长力量来还债基本上未能反映在偿债资金里。因此，把我国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实质上并非让人放心。

（三）从政府的隐性债务看国债总规模

单纯从国债本身这个范畴来进行比较，我国国债规模尚未达到警戒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达标指标），但我国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各种不良资产，增大了政府发债的风险性。日前，我国有影响的政府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公共担保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外债；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例如欠发达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等。

综合上述五大要素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政策协调司财务处估计，截至1999年止，政府的债务负担率为90%-125%.

二、国债两大实质效应分析

（一）从应债主体上看国债的挤出效应国债的挤出效应

在此主要是指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在资金上的争夺，有些人认为由于国债投资领域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特点（重视社会效应、周期长、回收慢等）决定了其投资具有不可替代性，民间投资根本无力在政府投资领域内分得一块自留地。其实不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和公共财政下明确的政府分工，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会越来越宽，门槛也会越来越低。如在此情况下仍对发债乐此不疲，则不仅会影响其资金的流向，更会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事实上，民间投资对经济的真正“飞跃性”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二）国债风险效应分析

由于政府的主权地位，人们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较小，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政府的主权地位大规模在国内外举债来促进或保持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也达到了举债主权国政府的举债目标。但国际经验表明，许多政府错把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表面繁荣误认为永久的繁荣，没有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表面繁荣带来的经济泡沫，结果陷入了债务危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国债风险主要内在于以下两方面：

1.从国债的偿债方式来看，我国的国债还本主要是通过举新债而完成偿还旧债，逐步滚动累积下去，政府不仅要承担更大的还本压力，更要承担巨额付息的风险，尤其是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投资者将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那么，政府要参与与其他金融资产争夺市场，不仅要有信誉作保证，更要为投资者带来投资实惠，否则，政府很可能顾此失彼，而隐入债务窘境。

2.经济增长未见预期成效，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达到政府的预期调控目标，乘数效应未能完全释放出来，这是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意见，经济增长不稳定是其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不是与经济发展同步，也不是通过严肃立法而取得的，对于税收增长的可持续性人们更持怀疑态度。因此，主要以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降低国债总规模在我国目前情况似乎前景非常黯然。同时，国债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益性和任意改变资金用途，更加剧了国债的风险。

200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7.8%，虽有所回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0.3个百分点。据专家估计，受美国经济缩水的影响，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外贸出口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积极财政政策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长期政策。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发债空间已经很小，财政风险较大，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固。因此，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时，必然要实现转向。在条件成熟时，国债应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其它政策工具发挥效应腾足空间。

三、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

（一）减税应是刺激民间投资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著名的“拉弗曲线”论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源动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也应双管齐下，注重供给管理，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基础，释放和化解财政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件早晚的事情。但是，从全球总体企业税负水平来看，我国处于偏高水平，且存在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非常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出口退税政策几经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激励，但在正式加入WTO后，自由贸易政策将会自动抵销其出口退税正效应。此外，全球税制改革的一大潮流就是减税，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留足资金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减税应该是指根据国内客观经济情况，灵活地降低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对其形成较实惠的激励，而不是简单的税种“剪贴”。其重心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方面。在两税未能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先在税率上统一起来，究竟采用哪档税率，可参照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标准，制定在25%-29%之间；其次，要规范两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减少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寻租行为，为企业公开纳税创造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空间；第三，要加快费改税工程的工作，对一切强加于企业头上的不合理收费，可以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拒付的权力。

2.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其实质是政府敛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促成投资激励和科技进步，尤其是对于那些固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而言，长期得不到资金来更换设备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些人担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政府收入会损失一块，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更认为，增值税转型之后，客观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经济活动量也会因此而成倍增长，这样一来流转税类中其他税种收入的自然增长会弥补转型后财政收入损失中的一块，二来也可以通过公司（企业）所得税补回一块。更为重要的是，增值税转型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经济活动量，也更符合国际惯例。如此看来，增值税的转型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行性，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其它税种的调整。对于因宏观经济形势而开征的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税种，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及时、有计划地将土增值税及其个别税种停征。同时，对于在地方税体系中存在内、外两套征收方法的税种，要尽快统一标准，公平税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坚决予以停征，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聚集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更重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和对经济活动量增长的贡献大小。

（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加强项目监管

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普遍反映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工程项目重复建设，资金浪费非常严重。对于利用国际组织贷款来发展的一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府只管投资而忽视效益。形成极大的资金“漏斗区”，不仅项目本身不能盈利，无法安排资金还贷，甚至还要求国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这种支出增长根本不可能发挥其乘数效应，其结果往往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在今后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财政支出还要加大投资力度，但其重心一定要放在效益和监管上。在立法可能的前提下，明晰政府的具体职责，突出其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而淡化其投资者的角色，同时，要加快预算管理，一改过去支出随意性特点，使预算（预算草案）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三）税式支出应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也已到了末期，我们可以在清理和整理的过程中结合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们足够的政策支持。我国中小型企业在资本市场无力筹集它们想要的资金，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愿给它们提供贷款，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面临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其发展一要靠自身积累，二要靠政府支持。税式支出是提高中小型企业自身积累率的重要政策。中小型企业，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一个消费者，它发展的优劣状态，直接影响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与经济增长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四）投资重点应放在农村、教育和环保方面

国债政策范文篇8

一、国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一）国债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方式

从设立国债制度开始，国债就一直是我国筹集财政资金，调节市场资金规模和资金利率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债市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1991年为国债市场的初始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重视发挥财政资金补充的作用；1992年至2005年为管理逐渐完善阶段，国家出台《国库券条例》，相关管理也逐渐正规化，国债市场规模和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2006年至今为国际化管理阶段，我国参照国际管理经验对国债采取余额管理方式，在管理方式上实现新的变革。近20年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2000年我国发行国债规模为2719亿元，2007年发行国债规模达到历史峰值为21883亿元，2017年发行国债规模突破3万亿元，2020年为应对疫情防控和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行国债规模突破7万亿元。从国债发行规模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分析，2000年发行国债规模为一般预算收入的20.23%，2010年发行国债规模为一般预算收入的13.47%，2020年发行国债规模为一般预算收入的38.39%。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国债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财政赤字的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稳定民生、促进国内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债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

国债不仅仅是增加财政收入，应对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还是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国债是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确保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当经济发展低于预期，市场融资成本较高时，中央银行会开展国债逆回购，向市场投放资金；而当经济发展增速过快，存在一定通胀风险时，中央银行则会发行国债，紧缩银根。近年来，中央银行每年开展的逆回购数量均高达数百次，特别是在每年1月、6月等重要缴税期，中央银行开展的逆回购更为频繁。中央银行对国债的公开市场操作对于调节金融市场流动性保持在合理位置具有重要意义，是防止金融市场“过热”或“过凉”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国债利率是金融市场利率的参照标准。2020年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也提出要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更好的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对其他金融产品利率定价基准作用。国债利率由国家信用背书，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无风险收益率”，金融市场各类产品的利率均参照国债利率这一基准利率制定，国债利率的调整会产生倍数效应并传导到整个金融市场，并最终影响市场资金共计总量。我国于2015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地方债券利率应基于相同代偿期记账式国债平均收益确定。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国债利率规范和引导金融市场产品利率，形成国债利率与债券利率的联动调整机制，并提升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水平。

二、国债如何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起到纽带作用

国债市场由发行市场、流通市场、使用市场和偿还市场四个环节组成，四个环节中国债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中均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国债市场中有四个重要的主体，分别是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商业银行、广大民众。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财政部门是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商业银行是市场资金重要的提供者，广大民众是资金的持有者和需求者。在国家货币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和国库就是小型的市场资金后备库和蓄水池。借助国债市场，政府可以有效调节市场资金规模，并通过调整市场资金供需关系影响市场利率水平。不同环节，国债市场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有所不同。

（一）在发行环节

如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的话，资金从商业银行向国库流动，在存款准备金率不变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规模会降低，相应的能够用于贷款的资金规模也会降低，最终造成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规模减小。如发行1亿元国债，财政部门的资产增加1亿元，负债增加1亿元；中央银行准备金减少1亿元，国库存款增加1亿元；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不变，政府债券增加1亿元，超额准备金减少1亿元。在发行环节，资金从商业银行和广大民众的手中流向国库，金融市场中的债券总量增加，但资金总量减少，市场主体获得足额资金的难度提升，相应的获取的成本即利率也会提升。

（二）流通环节

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对国债的操作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财政部门的国债回购会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市场资金供给增加，各市场主体获得资金更为容易，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金。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在国债市场购买国债的方式调整金融市场的资金总量和利率水平，国债市场可以成为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桥梁。假设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为r，财政部门回购1亿元国债时财政部门的国库存款减少1亿元，国库现金管理存款增加1亿元；中央银行的资产增加1亿元，货币发行量同样也会增加1亿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1*r亿元，超额存款准备金增加100*（1-r）亿元。在流动环节，国库的现金管理会使资金在国库和商业银行之间双向流动，如资金从国库流向商业银行，则市场流动性增强，可用资金变多，贷款利率一般会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降低；如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向国库，则市场流动性降低，可用资金减少，贷款利率一般会提高，市场主体融资成本也会相应提升。

（三）资金使用环节

当财政部门将发行国债获得的资金用于财政支出时，商业银行承担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按照财政部门的支付指令，将相应的资金划拨至收款人账户，这样会增加相关市场主体的银行存款规模，而由于商业银行银行存款规模增加，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也相应的增加，这就增加了市场中的资金供给总量。如财政部门将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支付项目资金时，商业银行存款增加1亿元，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分别增加1*r亿元和1*（1-r）亿元。企业的银行存款增加1亿元，应收账款减少1亿元。使用环节的本质是将发行国债筹集到的资金转移到商业银行的过程，财政支出会造成市场资金供给的增加，市场主体获得资金更为容易，一般会带来利率的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更低。

（四）偿还环节

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的资金一般来源于预算收入或是发行新的国债。财政部门将本金和应付利息一并支付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代为偿还本金和利息，资金由国库流动到商业银行，增加了市场的资金供给规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利率一般会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将降低。不同的偿还方式对市场资金共计和利率变化的影响不同，当政府使用税收偿还国债本金和利息时，国库政府存款规模减小，市场中的资金供给总量增加，资金使用成本降低。而当政府采用发行新的国债偿还到期国债的方式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信贷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市场资金总量变化不大，市场资金使用成本即利率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三、更好地发挥国债市场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中作用的建议

国债对于政府应对财政赤字、调整市场资金共计量和调整市场资金利率均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更好地发挥国债市场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中的重要作用，未来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注重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

通过增加国债规模、丰富国债种类、完善国债期限等方式，更好的发挥国债收益率曲线对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增强市场利率与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弹性。这样有利于减轻财政政策对于货币政策的影响，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国债利率来调整市场利率水平，充分发挥国债市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中的协调作用。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应注重协调配合，科学评价国债市场运行规律和对资金市场的影响，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市场运行中的配合机制，使国债市场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完善政府融资制度

当前受疫情影响，国际敌对势力刻意遏制，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等因素影响，政策财政收入增速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借贷发展”成为很多地方政府不得已的选项。但从较长的发展周期来看，“借贷发展”有很多弊端，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均存在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利息成本已经成为威胁地方财政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深化结构性改革措施，完善土地、劳动力、基本、技术和数据五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规范、科学、法治化的融资约束机制，防止滥用国债市场融资，切实降低债务成本。

（三）确保国债市场平稳运行

2020年5月，我国国债收益率开始快速攀升，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应对疫情措施得力，市场加速回暖，还有就是不断扩大的国债市场规模让国际投资者有了新的投资工具，国际资本进入形成的杠杆效果加大了国债收益的波动幅度。为确保国债市场的稳定性，防止国际资本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我国国债发行政策应采取小量多次供给的发行模式，减少单期发行量，将国债收益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此外，建议合理确定贴现国债发行量，确保国债供给的平稳性；建立部级国债交易平台，允许国内所有经济主体在交易平台内交易国债，保持交易平台的独立性，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新的安全正规的国债投资和交易平台。

四、结语

突如其来并迅速席卷全球的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可控因素，我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有效控制疫情发展，成为经济快速回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整体企稳向好，但内部和外部发展压力同时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为积极应对欧美等国家引发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我国应充分发挥国债市场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的纽带作用，充分发挥国债市场调节市场资金规模和市场利率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国债市场规模，丰富国债品种，采取小量多次供给的发行模式，减少单期发行量，加速建设完善国债交易中心和网络交易平台，让国债市场成为调节政府市场资金规模和资金利率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和民众资金避险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蒋婷婷，郑国忠，崔正阳.疫期主要发达经济体超常规政策隐忧、溢出风险及对策［J］.福建金融，2021，4（5）：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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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春紫，陈晓莉.肺炎疫情下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际溢出——基于中国国债市场的事件研究［J］.东岳论丛，2021，42（4）：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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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政策范文篇9

一、坚持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

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扩大财政投资，势必会扩大财政赤字。对于是否以及如何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学术界提出预算平衡论、功能财政论、周期预算平衡论和充分就业预算论。要根据一定时期的资源状况（如短缺或闲置）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出现的矛盾，正确地处理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认识和运用财政收支矛盾和平衡规律，实行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年度都要强求预算平衡，而是可以实行动态平衡，即在一定条件下可每隔若干年实现一次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着时滞，财政的一些经济性支出增加后，可能造成当年财政赤字，但这些支出最终会形成生产力，从而会增加以后年份的预算收入。还应看到，由于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不同年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以及供求状况不会一成不变，如果固守年度财政的平衡原则，就可能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要区分两种类型的财政赤字。一种是结构性赤字，它是假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政府取得充分就业的收入时出现的预算赤字，是对经济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后的赤字，这在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杜绝。另一种是实际赤字，这是缘于经济运行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所产生的财政赤字，是未对周期性因素加以调整的财政赤字。在出现经济萧条，资源大量闲置和失业严重的状况下，可以实行“逆周期”调节，实行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借以扩大总需求。在经济效益提高和税制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因此，根据经济周期变动和资源状况，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实行动态的财政收支平衡原则。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赤字960亿元，中央财政共发行国债3891亿元（不含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国债收入主要用于扩大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1999年，我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在资本存量超过黄金律的情况下，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就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资本存量而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根据在离散时间或连续时间下的凯恩斯——拉姆齐规则，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而在以后享有更高消费水平，这越划算。财政可运用国债这一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储蓄、资本存量和消费。在公共财货是消费品的模型中，典型的行为者具有“幸福函数”（即瞬时效用函数），且所有的物品为正常的，政府支出一般会是顺周期的（费莱明，1987）。政府支出的水平将受到征税的边际成本的影响。要是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品（如基础设施），就会被视作是对经济受到扰动的反应。在均衡条件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当前生产的投入（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1986~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8.2%，低于GDP年均增长率9.8%，我国消费率在“八五”期间和1997年分别为59%和59.9%（1991——1995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6、1997年分别为62%和60.6%.目前我国只有在扩大投资的同时扩大最终消费，才能使投资最终获得市场和效益，也才能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和加速数。不过，目前我国应主要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其中，财政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还有，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一次性住房货币补贴，这将有利于促进关联强度大、带动效应明显的住宅业的发展。另外，据测算，如果我国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达到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至少要增加33，400亿元购买力。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提高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国债资金应主要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其原因是：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特点，且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此外，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和某些高新技术项目，国债资金也可给予必要支持。必须加强国债资金拨付和使用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经济效益。

二、国债的效应和适度规模

（一）要正确地看待国债发行同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关系

国债的发行能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这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一是要看由谁认购国债，二是政府是否及时动用国债收入，三是国债的发行对商业银行准备金变动的影响。

如果由公众（个人和企业）用现钞和活期存款购买国债，流通中的货币就会以相等的数额减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会变少（原因是公众为购买国债而开出商业银行的支票）。但当财政支用国债收入后，又会增加商业银行准备金，其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同公众购买国债前的货币供应量是等额的。

倘若由商业银行购买国债，就由商业银行开出由自己支付的支票，使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减少。俟财政动用这项国债收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又会等额地失而复得，致使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但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却发生了变动。然而，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或给予再贴现，就会使商业银行在认购国债时所减少的准备金得到等额补充。不仅如此，在财政动用这笔国债资金时，还会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

至199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亿元。因此，财政部可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一些长期国债，将一部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这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资金运营效益，减少国债发行费用，并调节产业结构。这一般不会增加货币供应量。还需说明的是：如果这一部分国债资金被束之高阁的时间长于这一部分储蓄存款的闲置时间，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要是商业银行以所认购的国债出售或抵押给中央银行，且财政动用了这笔国债收入，会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偿还期限和国债收入的动用时限以及在办理再贴现时，必须顾及由此而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问题。其中，国债收入应优先用于在建项目。

如果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公债，中央银行给财政部开具支票，当财政部用以支付商业、劳务和其他支出时，作为卖方的公司、企业、个人将所得收入存入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及其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得以增加，从而会产生派生存款。简言之，当中央银行直接认购国债时，会增加高能量货币的投放。这是中央银行实行债务货币化，它在总需求特别严重不足时并非绝对不可用，但目前我国不宜强调采用这种方法。

（二）要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

当国债的发行引起利率上升以及由此导致企业和个人支出（特别是投资）减少时，就出现“挤出效应”。它会减弱政府支出增加的扩张效应。在以国债弥补财政赤字时，若用货币融资法（即由中央银行直接认购或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会增加名义货币存量。因之，利率趋于降低，投资随之增加。而在采用债务融资法（由个人、企业和商业银行认购国债）时，由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会增加和赤字财政所造成的价格上升（由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增加所使然），以及一部份流通中的货币用于购买国债，导致实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和利率攀升，从而减少了个人和企业的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债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投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乘数。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有着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物价水平较低，信贷资金供过于求，且自1996年以来已七次调低银行贷款利率。这些都有利于消减国债的挤出效应。应在增加财政投资的同时，采取措施（包括银行贷款、在必要时的税收优惠以及发挥财政资金的补助和贴息等导向作用在内），根据产业政策，鼓励集体、个体和社会其他方面增加投资，以形成投资需求的持续性。此外，要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阻遏利率上升。这既有利于克服国债的挤出效应，又能增加财政投资的配套资金。还应看到：第一，在资源闲置和存在失业的情况下，随着产品需求的扩大，实际收入和产量也会增加，因而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再者，由于储蓄水平随收入的上升而做到“水涨船高”，利率（因货币需求的利率反应性）不会上升到完全抑制投资的地步。储蓄的增加有可能为较多的预算赤字融资，而无需完全取代私人支出。第二，当实现充分就业时，挤出效应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总需求扩大，会导致物价上升而非产量增加。目前我国资源闲置严重，社会就业压力较大，在此情况下，不会出现完全的国债挤出效应。

（三）要适度确定国债规模

确定国债规模，应考虑多种因素。国债规模不能超逾政府的偿债能力和国民的应债能力。可主要用以下两类指标来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另一类是反映国债与财政收入关系的指标，其中较重要的有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偿债率。

从我国情况看，1994~1997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52.14%、53.68%、55.61%和51.5%，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为20.3%、22.7%、24.9%和26.9%，而国际公认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分别为15~20%和25~30%（目前发达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一般只有10~15%）。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偏高的。另一方面，1991~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5.14%、5.25%、5.5%、5.21%、5.45%、5.6%、8.1%、10.3%，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和发达国家的公债负担率（如美国在1993年为69.2%，日本和法国在1992年分别为52.7%和29.6%）。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而国债负担率又偏低，究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1997年为11.56%）；二是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债余额已历经数百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国债余额（到1997年末国内债务余额为5511亿元）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三是我国国债偿还期限平均说来偏短。为了适度确定我国国债规模，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国际上公认的几种用以反映应债能力和偿债能力的警戒线都是可以参酌的，尤其是债务负担率的警戒线值得参考。我国国债规模的控制，要考虑我国资源闲置的状况，要顾及财政收支平衡同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以及财政与信贷统一平衡等问题，而不宜仅用单项指标来衡量。

要解决我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和债务负担率较低的矛盾，并遵循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公债管理中宜减少公债换发的原则，一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二要适当延长国债的平均偿还期限，其中特别要适当增加长期国债所占比重。与此同时，要合理确定短、中、长期国债的结构，以利于降低国债发行成本，均衡各年份国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并使中央银行能灵活机动地利用国债市场而调控经济，以国债期限结构变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另外要发展国债贴现和再贴现业务。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关于政府预算约束的数理分析，税收的预期现值等于在经常项目上的政府购买的预期现值加上政府最初的净债务。资本帐户支出不会影响对现值预算平衡的预期（萨金特，1986）。为了使我国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当前的债务水平等于将来某个时刻出现最初盈余的贴现现值，提高偿债能力，必须做到：（1）经济增长率一般宜高于国债增长率，降低债务——收入比率。该比率取决于实际利率、产出增长率和非利息预算盈余之间的关系。（2）要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税收征管，稳步推进“费改税”，完善税制，并把现有的预算外资金中由财政部门管理的那一部分纳入预算内管理，以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根据我国历年数据测算，经济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不及0.7%）。（3）要做到“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相结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压缩一般。（4）要建立偿债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拟为：从税收收入中划出一部分；从上交财政的国有资产经营收益中提取一部分；收回有偿使用的那一部分国债资金的本息。借鉴历史上欧洲国家实行“减债基金”（即偿债基金）的失败教训，必须控制国债规模，并严禁偿债基金被挪用。（5）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条件具备时采用国债销售发行法，可试行市场购销的偿还法，即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证券市场上陆续收购某种国债，在该债券到期前逐步给以清偿。

主要参考文献：

（1）[美]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国债政策范文篇10

第一步：设计报表格式设计报表格式要以现行财务报表为基础，然后在项目上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如增加变动成本、贡献毛益、固定成本、税息前利润、速动资产、长期资产等项目。需要注意，如果采用自动填列财务数据的方法，调整的项目必须列于会计软件或Excel模板提供的报表之下，以免自动填列财务数据时对不上行次。

第二步：针对主栏，增设必要栏目增设栏目包括本期数栏、上期数或计划数栏、行业平均数栏、比较栏。比较栏可分绝对数与相对数，即差额和百分比。当然，为了清晰起见，栏目也不要设置过多，可以将不同的比较内容置于同一工作簿的不同工作表中。

第三步：针对主栏，确定分析指标在这一步，首先要注意指标的内容，可以根据企业的具体需要确定。如经济效益综合指标体系、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破产测试比率体系，另外可以考虑增加利息保证倍数、现金比率、固定比率、固定长期适合率等指标。其次应注意指标的位置，必须是在给定的报表格式之下。在确定分析指标时，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根据各种分析目的确定指标；分析指标应与国际接轨，如美国邓氏公司的14种比率，美国《报表研究》年刊中登载的11种比率，再如国际著名评估机构的评估指标，都可纳入其中；不仅要考虑目前需要，而且要考虑未来需要，在财务指标上也应顺应时代进行创新；为了避免未来损失，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将需要的指标纳入其中，另一方面指标不能太多太滥，以免喧宾夺主。

第四步：录入计算公式要迅速、及时地计算财务指标，就要事先将每个计算公式录入到某一个单元格中。这里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公式的位置，必须与要计算的指标在同一行；二是公式的写法，如果引用其他单元格的资料要用该单元格的地址来表示，至于用绝对单元格还是用相对单元格则视需要而定，一般说来用相对单元格即可。

第五步：填列财务数据填列报表数据有两种方法，即手工录入和自动生成。其中自动生成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利用电算会计报表，其基本作法是：首先调出电算会计报表文件，然后另存为“。Excel”文件，接着保存、关闭，最后再用Excel调出所另存的文件即可。二是利用数据库，其基本作法是：首先在Excel下调出数据库文件，然后输入分析内容，最后另存下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Excel程序中，一般装有工业、商业、旅游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几个行业财务报表模板，具体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如果手工输入，应该先打开某报表模板，然后录入原始数据，生成报表后，再复制到分析文件中。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无需计算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值、负债总额等合计栏，由系统自动生成。但是由于财务状况变动表已被现金流量表所取代，故现金流量表需自行编制或自制模板。如果是施工、房地产、外商投资等企业，由于系统未提供各种报表模板，企业只能自制。

第六步：生成分析结果当完成了上述步骤后，各分析指标的结果就自动生成了。如果为了直观，还可以将结构分析、趋势分析的结果在图表中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