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管理制度范文10篇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1

国债的性质与地位

遵循着这一思路，我们首先来对国债在整个经济和财政中所处的地位作一分析。从财政=税收+费用+……+债务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就如一个人可以有多种创收的方式，一个国家也有着不同的收入渠道，但收入的最终用途与这些收入形式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一个经济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支出的情况下，是不会去借债维生的（当然，用贷款来投资除外，因为政府一般不存在这种行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我们可以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各种财政收入的性质来加以分析。首先，政府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就相当于一个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的砝码，当经济的天平由于种种因素不能趋于平衡时，政府就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适时地往天平的两侧添加重量不同的砝码，使之趋于平稳。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这一砝码的作用恰恰就是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那么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以上我们对国债应充当的角色作了规范性的分析。但是现实的经济生活并非如某个公式一样简单明了，各种影响经济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并且交互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国债性质的分析也就不能只停留在规范的理论分析中。国债在财政收入中的补充性地位是国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国债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我国在建国初，税收制度不统一、收入不足，而支出却由于新旧交替、战争、通货膨胀等原因屡增不减，收入远远不抵支出，因此曾经发行过几年国债。从1959-1978年我国度过了二十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债空白时期，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债，而是以种种暗债的形式存在。这一时期，国债的作用不只是被大大弱化，而是国债彻底退出了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的舞台。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却是逐年锐增，尤其是近几年来，其增长态势令人望而生畏。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除了我们对国债的认识不够以外，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紧密相关。实际上，我国的改革就是以国债的连年增发为支撑的。从我国的发债史可以看出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地利用国债，国债的性质、作用不是被人为地缩小就是被无谓地夸大。直到今天，对国债的依赖性几乎已不能自拔，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正确?乩斫夤谡鼍蒙钜约霸诓普杖胫杏τ械牡匚唬庋拍苁苟怨婺5暮侠砣范ㄓ肟刂谱呱险返墓斓馈?nbsp;国债的规模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一、我国国债规模的实证分析

我国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到1996年底，累积发行国债近6646.02亿元，到1996年底，国债余额达3803亿元。年度人民币国债发行额增长率相当高，从1981年的40多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2000亿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债规模的变化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阶梯式上升的特征。表1不同时期国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年度

年发行额

年均发行

平均利率

发行总量

1981-1990

43.83-93.46

39.5

8.4%

395

1991-1993

199.3-395.64

303.1

14.5%

909.3

1994-1996

1028.6-1847.7

1461.8

14.5%

4387.5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90年，年均发行额仅为39.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规模很小。第二阶段是1991-1993年，从1991年期发行规模第一次跃上了200亿元的台阶，年均发行额大体在303.1亿元左右。前13年的发行总量为1304亿元。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国债总量问题并不突出。第三阶段是1994-1996年，1994年国债的发行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实际发行额为1028.6亿元，比上年的395.6亿元剧增了260%。1995年发行规模继续扩大，突破了1500亿元，1996年更是达到了1847.7亿元，又比上年增长了近30%。由于一年期以内（不含一年期）的短期国债需要在当年偿还，而不计入当年发行规模，因此，实际发行额还不止这个数。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的发行规模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增长速度。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入90年代以来迅猛增长的主要背景，在于自80年代初就确定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致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又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国家的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加之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国债的

筹资成本长期偏高，国债的发行规模迅猛增长就在所难免。至于国债发行规模阶梯式上升的具体原因，则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的根本转变。1981-1987年以前这个期间，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1987年国务院做出了财政部的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因此，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我国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飚升，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衡量国债规模的两个主要指标

1．债务负担率。是国债累积额与同年GDP的比重。其计算公式是：债务负担率=（历年发行、尚未偿还的国债累积额÷当年GDP）×100%。它着眼于国债的存量，反映国债累积总量相对于同年经济总规模的比例关系。这一指标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截至1996年年底，我国历年发行、尚未清偿的国债累积额为4265.84亿元，大约占同年GDP的6.3%。这一数字，同美国的69%(1994)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相比，似乎并不大。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额每年都在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1994、1995和1996年的递增率分别为：58.99%、31.87%、26.95%），而且我国的举债历史并不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累积规模之所以如此庞大，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如果我国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国的国债规模很可能会赶上已经有几百年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2．债务依存度。是国债发行额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其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的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它着眼于国债的流量，反映当年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在我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以全国的财政支出作为分母，二是以中央财政支出作为分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财政制度，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债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从表2中可以看出，

表2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单位：亿元

年份

政府债务发

行额

全国财政支

出

中央本级财

政支出

第一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第二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1991

461.40

3813.6

1337.61

12.0

34.5

1992

669.68

4389.7

1609.01

15.2

41.6

1993

739.22

5287.4

1648.20

13.9

44.9

1994

1175.25

5792.62

2253.79

20.3

52.1

1995

1549.76

6823.72

2873.75

22.7

53.9

1996

1967.28

7973.55

3466.59

24.8

56.7

1997

2476.82

9233.56

4450.87

26.8

55.6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两个指标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国债规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一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债的发行规模（而非累积规模）偏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偏大又集中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三、债务依存度偏高的原因

债务依存度偏高是国债发行规模偏大的结果。债务依存度偏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一）体制改革。随着政府减税让利这一改革步伐的迈出，财政的亏空也越来越大，赤字连年不断，而且只增不减。在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同时靠向中央银行透支和举借国债两种方式来弥补。但是向中央银行透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彻底取消了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这样财政上的赤字就只能由举借国债这一种方式来弥补。随着弥补赤字方式的“双轨制”转入“单行道”，国债的发行规模亦由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十至几百亿元，一举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税收“缺位”。在改革前，与我国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相伴随的财政收入结构是税利并存，以利为主，而且来自国有企业的缴款占大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财政收入渠道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人们的纳税一时尚未提高、税收惩罚力度没有到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处处滋生、蔓延，致使该征的税不能全部征上来，国家税收大量流失。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种矛盾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着如此“刚性”的财政支出，要改变充当着财政收入体系主力军的税收的“缺位”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而这一过程自然造成了财政对国债的日益依赖，从而形成了国债的“越位”。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冲击、借新债还旧债以及财政支出膨胀等原因也使国债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非

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挤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而与此同时，这些非规范性财政收入则急剧扩张。其所带来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但是财政支出并未随之同步下降，其中借新债偿旧债也占去了相当的比例，支出的膨胀使得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债以渡过难关。由此便形成了财政支出膨胀→财

政赤字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财政支出进一步膨胀→国债发行规模再增加这样一种连锁反应。

四、降低债务依存度，适度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使经济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是多年的举债历史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作用。但是，发行规模把握不好，则可能是国家财政面临一定的风险，甚至还会造成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指标中，债务负担率在目前来看还有发展的余地，但是单纯地从债务负担率的判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仓促，因为从国债发行的增长速度来看，如果在今后不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那么用不了几年我们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才积累下来的数额。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既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从宏观上做出统筹安排，把握好国债的发行规模。首先，要重树税收的“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税收与国债在财政收入体系中是一种此增彼减的关系，国债的“越位”自然是税收“缺位”的必然结果，所以让税收重新挑起“主力军”的重担是降低债务依存度的关键一步。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税法建设，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要更新旧的税收观念，树立新型的征纳税关系。严堵税收流失漏洞，使国家的税收流失减少到最低界限。

其次，要清理政府收费，实现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形式如何，只要是政府取得的收入，本质上都属于财政性资金。因此，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可由财政部门统一调度、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扩大经常性的财政收入总量，对于降低债务的依存度来讲，显然具有打基础的意义。第三，还本付息支出要“分流”。根据国债还本支出和利息支出的不同属性，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还本支出，可以留在“债务预算”中，仍通过举借新债的方法来解决，并以次使之成为一个实际上无需偿还的永久性余额。利息支出，则须列入“经常性预算”，以税收为代表的经常性财政收入作为资金来源，不能继续指望于举债。因为，若将国债的利息支出和还本付息支出混为一谈，统统依赖举借新债的办法去解决，那么，在发新债抵旧债的循环中，虽不会带来一笔国债本金余额的变化，但由此而发生的利息支出额却会日益增大。第四，要千方百计压缩支出。导致国债发行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出现赤字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非债务财政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出过大。由于国债发行固有的灵活性特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取得财政收入相对比较便利，就可能会刺激政府放宽对自己的预算约束，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造成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居高不下。由于财政支出的效益无法由市场自动的反映，我们目前必须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控制财政支出的膨胀并通过政治程序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益。取消不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的种类

一国的国债是由许多不同形式的具体国债构成的。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单一的债务形式也极为少见，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要充分而有效地运用国债，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对国债进行科学的分类。

国债的分类方法

国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按照发行区域可分为国内的国债和国外的国债，简称“内债”和“外债”。如我国于1998年发行“内债”6508.6亿元，发行外债80亿元，那么发行的国债总额即为6588.6亿元；按照偿还期限可以分为短期国债、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它们的期限分别为一年以内、一年至十年及十年以上；按照流通与否，可以分为可转让债券和不可转让债券；按照发行方式可以分为强制国债、爱国国债和自由国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式，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说明或解决不同的问题。

二、几种主要的债券

最基本的一种国债分类方法是按照其流动行将国债分为可转让债券和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债券是指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国债，是各国政府国债的主要形式。它按照还本期限的长短又可分为国库券、中期债券、长期债券和预付税款券，其中每一种债券在期限、面额、付息方式、推销方法、承购对象、发行目的、经济影响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往往被各国同时加以采用。其比重往往在70%以上。

1．国库券。国库券是政府短期国债的最主要形式，期限有3个月、6个月、9个月，最长不超过一年。一般采取不记名形式，不按期计息，债券上只有票面金额而不载明利率。但出售时按票面金额打一定折扣发行（折扣率按当时的市场利率灵活确定），到期按票面金额十足还本，等于预扣利息。国库券是各国资金市场上（短期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流通工具，在货币和信贷资金的融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政府用于调节季节性资金余缺的重要手段。这是由于国库券兼备安全可靠性和高度流动性的特征，同时又是一种可以带来利润的资产，而且国库券的面额多样，可大可小，为认购主体的多样化提供了方便。

国库券的承购者主要有三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居民个人。国库券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投资对象和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工具，发行国库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银行信用规模的扩张。所以总的说来国库券的发行对经济有扩张性或膨胀性的影响。2．中、长期债券。中长期债券的特点是期限长，一般要注明利率，本息要分别计算。与国库券的发行不同的是，中长期债券的发行不是用于弥补预算年度内各级借间财政收入的淡旺差额，而实实在在是为了弥补整个预算年度内的财政赤字。中长期债券的主要认购者有储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有养老基金和靠养老基金生活的人。因为中长期国债的购买者都不是创造货币的机构，所以也就减少了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可能性，不会造成银行信用的扩大。从其与利息率的关系看，在市场资金供给量一定的条件下，大量发行较长期的债券，会使长期资金需求相对大于供给，而短期资金供给相对大于需求，从而抬高长期利率，因而造成投资和消费的下降。所以，总的来讲，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对经济的影响一般是紧缩性的，或者说是中性的。

不可转让债券是不能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债券，使各国政府债券的补充形式。它按发行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对居民个人发行的储蓄债券和对特定金融机构发行的专用债券。这两种债券的期限都较长，并且都有特定的发行对象，其不同点是储蓄债券的发行条件优于专用债券，专用债券的推销方式带有某些强制性。

三、国债种类的设计

科学、恰当地设计国债的种类结构，对于国债的顺利推销、国债执行不同时期的经济任务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债结构的合理设计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种类力求多样化，这是国债顺利推销的前提条件。二是国债的种类结构应该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即在经济危机时期，要尽量扩大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作用的短期债券的发行，缩短国债的期

限结构；在通货膨胀时期，则要尽量扩大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影响的长期债券的发行，延长国债的期限结构。三是国债的种类安排应力争使债息成本达到最小，就是在利率较高时期多发行短期债券，在利率较低时期多发行长期债券；预期利率看涨时集中发行长期债券，预期利率看跌时集中发行短期债券。

国债的发行

一、国债的发行

（一）国债的发行条件

国债的发行规模一旦确定，那么不管其种类如何，都必须经历一个推销的过程。推销的顺利与否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政府在推销国债时，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国债发行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债券的票面额、发行价格、利息率等的规定。债券票面额的大小，应当根据国债的发行对象、人民生活水平、日常的交易习惯及国债的发行数额加以确定。随着国债在我国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我国国债面额的设计也将逐步拉开档次，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国债的发行价格应力争等于或接近票面价值，即要力争平价发行，而避免按低于或原理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国债的利息率应当参照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政府信用状况和社会资金供给量等因素加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到政府在不同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的需要。

国债的发行方式

各国的国债发行方式多种多样，各有特色，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

1．固定收益出售方式。这种推销方式的特点是按预先确定的发行条件出售国债，认购期限较短；发行条件固定；发行机构不限。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可转让的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在市场利率稳定的时候，这种发行方式对于政府是有利的。但在市场利率不稳定时，可能导致一部分债券出售不动，还可能导致旺销。

2．拍卖方式。其发行条件由投标过程决定，拍卖过程往往是政府机构直接组织的。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中长期债券。这种方式的适应性较强，但是政府在其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3．柜台经销方式。这种发行方式期限不定、发行条件不定，适用于不可转让债券的发行。

4．直接销售。即政府与认购者直接见面交涉。这种发行的推销机构只限于财政部门，认购者只限于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发行条件通过谈判来决定。它适用于某些特殊类型的政府债券的推销。这种推销方式有利于充分挖掘各方面的销售资金，但是采用的范围却很狭窄。国债的推销时间

国债推销的时间安排有大体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1．定期模式。即债券的发行时间有着固定可循的规律。这种推销方法有助于投资者准确地预期国债的推销情况，形成承受政府债的习惯性心理。但其缺点是政府缺乏时间选择的灵活性。

2．不定期模式。即政府债券的发行随市场行情和政府财政状况的变化而定，而不规定具体的推销时间表。不定期模式有利于政府灵活把握国债的发行时间和发行时机，但是投资者却缺乏准确的预期。

3．常日模式。指政府债券每天都在金融市场上常日供应，随时发售，而不视其他条件的改变。这种模式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只有储蓄债券采用这种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不定期模式，但是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推销，也为了能够与各种经济环境相适应，我们应该考虑将三种时间模式同时并用。

二、国债发行方式的改革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国债发行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了保证逐年增加的国债发行量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发行出去，就必须对国债的发行方式进行深入的改革，引入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市场发行方式。为了建立规范的国债发行机制，提高国债信誉，降低筹资成本，保证政府筹资按期、足额地完成，并促进国债管理的良性循环，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国债发行市场。1991年，第一次实现了国债的承购包销方式，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行政分配认购国债的发行办法。但是承购包销是一种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发行方式，在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以前，承购包销对于价格的谈判只是一种形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承购包销。因此，为了实现稳定发行国债的要求，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经验，应该进一步实现发行方式的改变，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国债的招标发行。

我国国债发行市场的现状

我国现阶段的债券市场主要由国债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金融债券市场三部分组成。国债市场自1981年重新启动以来的发展，尤其是国债市场化改革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1988年开放国债二级市场至今，经过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国债发行已经建立了是商业银行和证券经营机构为主体的一级自营商的国债承销组织，形成了国债销售渠道和分销网络；在承销人和发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法律关系，通过承销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取代原先的行政附属关系；完成了国债一级市场由零售向批发市场的飞跃，并在国债发行中引进透明、公正、合理的招标机制；国债期限、品种、付息方式及券面形式也实现了多样化；市场改革提高了国家信誉和国债发行效率，大大降低了发行成本，是规模稳步放大的国债发行一直比较顺利，为支援国家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认识到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仍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一方面，国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国债市场的发展不能脱离金融市场相对落后、银行改革滞后这一事实的制约。

我国国债发行市场的完善

从世界各国的国债发行市场来看，高效率和低成本是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期望实现的目标。高效，是指尽可能缩短国债发行的时间；低成本，是指要比行政方式发行的成本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或者说是公共部门），主要是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宏观经济导向，进行总量调控。但是作为置身于市场中的政府，也属于千丝万缕的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分子，政府经济行为的有效性不仅会影响到其自身的能力和地位，对其周围的市场主体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债发行作为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势必要追求高效率、低成本。这是世界各国国债市场总的发展趋向。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要建立一个相对发达和完善的债券市场，近期内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合理设计国债期限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基本上是以3-5年期的中期国债为主，既没有期限超过10年的长期国债，又几乎没有期限在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中期国债的期限结构又比较单一，使得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这种单一的期限结构，使国债严重缺乏选择性，不利于投资者进行选择，很难满足投资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大大缩小了国债的发行范围，同时还造成了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过快。不仅如此，由?诠谙薏晃榷ǎ嗄昀从殖手鹉晗陆登魇疲偌由细断⒎绞焦诘サ鳎沟谜癯ジ赌甓炔痪贾鹿械狡冢纬沙フ叻澹フ叻逵直破炔普黾咏栊禄咕傻谋壤佣蟠蠹泳缌顺フ攴葜醒氩普С龅难沽Γ焕诓普罩У钠胶狻＜改昀矗乇鹗?996年对国债市场的改革，我国国债的期限品种比过去有了较多的增加。但是，从国债市场的

发展，从财政和金融对宏观调控的配合来说，还是很不适应的。

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不合理既与设计缺乏科学性有关，也与受市场的客观约束有关。我国的基金组织不发达，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资金都比较紧张，无力进行长期投资，国债的消化主要靠居民个人，而我国居民的收入较低，结余有限，又没有长期投资的能力。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人们对长期投资不很习惯，特别是对期限较长的国债投资难以适应，所以期限较长的国债往往难以推销，迫使发行者不得不将国债的期限逐步缩短。可见，市场对国债期限的选择和需求，是期限设计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债的期限设计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客观经济环境及市场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期限结构，使之既能满足发行者资金使用期限的要求，又能适应市场的需求。2．优化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在国债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国债持有者通常以专业机构、政府部门为主，个人持有国债的比例较低。比如，美国个人持有国债的比例仅为10%左右，日本也不超过30%。而目前我国国债的持有者中，个人投资者的比例大概在60%以上。他们一般很少到国债交易市场去交易，其主要原因是，个人投资者一般属于期满兑付型，而且个人进行国债交易很不方便。长期以来，在我国中央银行不持有国债、专业银行很少承购国债、国外投资者基本上不允许购买国债，这种极为单一的国债持有者结构，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和发展。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善和优化国债持有者的结构。可以考虑配合货币政策的运用，打破中央银行不能持有国债的框框，保持中央银行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这对其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十分有利的。此外，还应该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进入国债市场。允许商业银行持有一行数额的国债既有利于调节其资产结构，又有利于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且，持有风险小、收益高、流动性强的国债同持有先进、同业拆借、中央银行存款相比，也是专业银行最理想的二级储备。各国的国债发行方式都是历史形成的，体现了各国自己的特色。但是以上的几个规范性特征也说明，尽管世界各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是对政府债券的发行方式与条件的认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各国政府债券的发行市场有很多共同的规律。因此，在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时，既要考虑本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也要基本上走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国债的认购主体

国债认购主体的不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债发行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常常会因为应债主体的不同而其国债的运用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国债的认购主体可以分为民间组织和公共机构。民间组织又可以分为企业和居民个人。企业有银行企业和非银行企业。公共机构则有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以上的组织和机构都可以作为国债的买者，并且其购买行为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按照经济影响的不同，通常可把国债的认购主体分为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银行系统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非银行系统包括公众和政府部门。不同主体认购国债的经济影响

公众认购国债

公众主要包括居民个人、工商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基础银行以外的各种投资摺9谠谒械墓叶际钦淖钪饕泄赫摺6谌瞎汗臼浅鲇谕蹲驶虼⑿畹哪康摹9诔泄赫话阒换嵩斐烧С鲇朊窦渲С龅淖唬换嵩黾踊蚣跎倬弥械幕醣夜└浚锌赡芤鹗谐±实亩淌辈ǘR虼耍谌瞎汗木糜跋煲话闶恰爸行浴钡模炊陨缁嶙苄枨蠹炔换岵┱判杂跋欤膊换岽唇羲跣杂跋臁?/P>

政府机构认购国债

政府机构认购国债实际上仅是政府部门内部的资金转移，或说是政府各部门银行存款账户之间的资金余缺调剂，也就是说“是从政府的一个口袋转入另一个口袋”。一般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任何扩张或紧缩性影响。只不过随着政府机构认购国债而将一部分资金使用权转交给财政部，从而使资金在使用方向或是具体用途上发生变化。所以，政府机构认购国债的经济影响完全是“中性”的。

商业银行认购国债

商业银行认购政府债券的经济影响取决于商业银行本身有没有超额准备金。如果商业银行有超额准备金，那么通过资金的使用和转移，在经济中增加相当于认购债券额一倍的货币量。如果商业银行没有超额准备金，那么其购买国债的经济影响则与社会公众购买国债的影响相同。

中央银行购买国债

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债券，一般可以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从财政部直接购买；二是从二级市场上购买；三是从商业银行购买。但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结果都会增加商业银行系统的准备金，从而造成银行存款的倍数扩张，货币供给量将多倍增加。

二、选择应债主体的原则

力求多样化

首先，国债应债主体的广泛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运用国债的规模及国债的顺利推销。要通过发行国债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就是国债的销售面要非常的广。而只有国债应债主体能够力求多样化，销售面和发行范围才能越宽阔，政府债券的可运用规模及筹集资金的余地就越大，顺利推销也就越有保证。因此，应该把一切有可能在国债上投资的个人、单位、团体等都力求纳入国债的发行范围。其次，国债应债主体的广泛多样也是政府执行不同时期国债管理政策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国债应债来源不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别。如银行系统购买国债将给经济带来扩张性影响，非银行系统购买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则是“中性”的。利用国债应债主体的选择和变化来执行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则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与经济形势相适应

在经济处于低潮或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应尽量从银行来借入资金，二不向非银行系统借入或少向非银行系统借入资金，以求扩大货币供给，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处于高涨或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则应力图扩大非银行系统持有国债的比例，减少或不向银行系统借债，以求减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抑制经济发展的过旺趋势。

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1996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目前经济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许多产品、原料大量过剩，而另一方面则有许多重要的原材料严重短缺，生产处于低靡状态；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也波及到了中国。国内、国际的环境综合造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与复杂性相比，通过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增长自然是目前我国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启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分配范畴和日渐广泛的信用资产，历来是国民经济管理中灵活而有效的工具。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调控要求，政府在选择国债应债主体时，就应该主要向银行系统发行债券，以刺激经济的增长。1998年8月18日，国务院面向四大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及9月4日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就是政府利用银行的扩张效应启动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

国债的偿还

在发行期举借的国债，到期便要进行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方式有很多种，如付息的方式可以采用按期分次支付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期限较长的国债的偿还，可

以把集中的负担分散化；还可以采用到期一次支付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期限较短或超过一定期限后随时可以兑现的债券。还本的方法有分期逐步偿还法、抽签轮次偿还法、到期一次偿还法、市场购销偿还法以及以新替旧偿还法。选择哪一种偿还方式对政府灵活调节债务负担的分布、对经济的顺利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理论上讲，利息应该从经常项目来支付。因为经常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如果将利息与本金合并计算，那么由于每一笔债券都要支付利息，所需要发行的债券会越滚越大。所以利息应该通过税收所筹集到的资金来支付，列入“经常性预算”。对于本金的支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发新债还旧债，按照这种方法来偿还国债，则可能有一笔债务是终生不用偿还的，这会影响政府的债信。但是，如果人们有能力在银行定期的存入一笔款项，那么他就有能力购买不断升值的国债，正如银行的流动存款资金永远都在上升一样，社会上总会存在着一些闲置资金，所以这种方法也有其可行性。这样也就不会影响每年正常的发债规模，否则每年的债窆婺V谢嵊邢嗟币徊糠侄际?用于上一年债务的利息与本金偿付的。国债的管理

与国债运行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国债管理。所以我们上文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属于国债管理的内容。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更应该理清国债管理思路，积极稳妥地做好今后的国债管理工作。具体而言：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2

国债的性质与地位

遵循着这一思路，我们首先来对国债在整个经济和财政中所处的地位作一分析。从财政=税收+费用+……+债务这一等式中可以看出，在收支的总体平衡中，是由支出来决定收入的。因为有了支出的需要，才有了对足以支撑这些支出的收入的要求，因而才产生了财政。收入是随着支出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各种收入之间则存在着此增彼减的关系。就如一个人可以有多种创收的方式，一个国家也有着不同的收入渠道，但收入的最终用途与这些收入形式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一个经济人在自身收入足以满足支出的情况下，是不会去借债维生的（当然，用贷款来投资除外，因为政府一般不存在这种行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债在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一种补充性的角色。为了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我们可以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应发挥的作用以及各种财政收入的性质来加以分析。首先，政府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就相当于一个可以自动调节经济的砝码，当经济的天平由于种种因素不能趋于平衡时，政府就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适时地往天平的两侧添加重量不同的砝码，使之趋于平稳。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这一砝码的作用恰恰就是满足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需要。如此种类繁多、项目庞杂而经济效益又非常隐性的公共物品决定了政府用来满足这类支出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具有稳定可靠、数额庞大等特征。那么与国债相比，税收恰好具有这一特性。税收凭借其强制性、固定性与无偿性这三大特性稳居财政收入的第一位，相形之下，国债的特征则是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自愿性是建立在群众自愿承受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收入的量不是很稳定可靠。有偿性是任何债务本身都具有的一大特征，借债就必须偿还。灵活性则是指国债的确立是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为依据的，既不具有发行时间的连续性，也不具有发行数额的固定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债只是赤字的伴生物。因此，只有当税收、利润和费用等既定的收入形式不能满足政府的支出需要时，国债才能作为某种调节器在灵活性上使财政收支的公式得以平衡。由此可以得出国债的基本功能就是弥补财政赤字。

以上我们对国债应充当的角色作了规范性的分析。但是现实的经济生活并非如某个公式一样简单明了，各种影响经济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并且交互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国债性质的分析也就不能只停留在规范的理论分析中。国债在财政收入中的补充性地位是国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国债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我国在建国初，税收制度不统一、收入不足，而支出却由于新旧交替、战争、通货膨胀等原因屡增不减，收入远远不抵支出，因此曾经发行过几年国债。从1959-1978年我国度过了二十年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债空白时期，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债，而是以种种暗债的形式存在。这一时期，国债的作用不只是被大大弱化，而是国债彻底退出了作为一种财政收入形式的舞台。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国债规模却是逐年锐增，尤其是近几年来，其增长态势令人望而生畏。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除了我们对国债的认识不够以外，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紧密相关。实际上，我国的改革就是以国债的连年增发为支撑的。从我国的发债史可以看出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地利用国债，国债的性质、作用不是被人为地缩小就是被无谓地夸大。直到今天，对国债的依赖性几乎已不能自拔，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正确地理解国债在整个经济生活以及在财政收入中应有的地位，这样才能使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确定与控制走上正确的轨道。国债的规模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一、我国国债规模的实证分析

我国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到1996年底，累积发行国债近6646.02亿元，到1996年底，国债余额达3803亿元。年度人民币国债发行额增长率相当高，从1981年的40多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2000亿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国债规模的变化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阶梯式上升的特征。表1不同时期国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

年度

年发行额

年均发行

平均利率

发行总量

1981-1990

43.83-93.46

39.5

8.4%

395

1991-1993

199.3-395.64

303.1

14.5%

909.3

1994-1996

1028.6-1847.7

1461.8

14.5%

4387.5

从表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90年，年均发行额仅为39.5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规模很小。第二阶段是1991-1993年，从1991年期发行规模第一次跃上了200亿元的台阶，年均发行额大体在303.1亿元左右。前13年的发行总量为1304亿元。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国债总量问题并不突出。第三阶段是1994-1996年，1994年国债的发行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实际发行额为1028.6亿元，比上年的395.6亿元剧增了260%。1995年发行规模继续扩大，突破了1500亿元，1996年更是达到了1847.7亿元，又比上年增长了近30%。由于一年期以内（不含一年期）的短期国债需要在当年偿还，而不计入当年发行规模，因此，实际发行额还不止这个数。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的发行规模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GDP的年增长速度。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入90年代以来迅猛增长的主要背景，在于自80年代初就确定了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致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又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国家的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加之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国债的筹资成本长期偏高，国债的发行规模迅猛增长就在所难免。至于国债发行规模阶梯式上升的具体原因，则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的根本转变。1981-1987年以前这个期间，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1987年国务院做出了财政部的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因此，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我国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飚升，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衡量国债规模的两个主要指标

1．债务负担率。是国债累积额与同年GDP的比重。其计算公式是：债务负担率=（历年发行、尚未偿还的国债累积额÷当年GDP）×100%。它着眼于国债的存量，反映国债累积总量相对于同年经济总规模的比例关系。这一指标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截至1996年年底，我国历年发行、尚未清偿的国债累积额为4265.84亿元，大约占同年GDP的6.3%。这一数字，同美国的69%(1994)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同一指标相比，似乎并不大。但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近几年来，我国国债的发行额每年都在以30%左右的速度递增（1994、1995和1996年的递增率分别为：58.99%、31.87%、26.95%），而且我国的举债历史并不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累积规模之所以如此庞大，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积累下来的。如果我国按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我国的国债规模很可能会赶上已经有几百年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

2．债务依存度。是国债发行额占同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其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的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它着眼于国债的流量，反映当年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在我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以全国的财政支出作为分母，二是以中央财政支出作为分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财政制度，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债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从表2中可以看出，

表2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单位：亿元

年份

政府债务发

行额

全国财政支

出

中央本级财

政支出

第一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第二口径计算的债务依存度

1991

461.40

3813.6

1337.61

12.0

34.5

1992

669.68

4389.7

1609.01

15.2

41.6

1993

739.22

5287.4

1648.20

13.9

44.9

1994

1175.25

5792.62

2253.79

20.3

52.1

1995

1549.76

6823.72

2873.75

22.7

53.9

1996

1967.28

7973.55

3466.59

24.8

56.7

1997

2476.82

9233.56

4450.87

26.8

55.6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从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两个指标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国债规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一风险主要体现在国债的发行规模（而非累积规模）偏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偏大又集中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偏高。三、债务依存度偏高的原因

债务依存度偏高是国债发行规模偏大的结果。债务依存度偏高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

（一）体制改革。随着政府减税让利这一改革步伐的迈出，财政的亏空也越来越大，赤字连年不断，而且只增不减。在允许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同时靠向中央银行透支和举借国债两种方式来弥补。但是向中央银行透支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94年彻底取消了财政向中央银行的透支，这样财政上的赤字就只能由举借国债这一种方式来弥补。随着弥补赤字方式的“双轨制”转入“单行道”，国债的发行规模亦由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几十至几百亿元，一举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税收“缺位”。在改革前，与我国传统的收入分配机制相伴随的财政收入结构是税利并存，以利为主，而且来自国有企业的缴款占大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国家统管城市职工工资的格局相继被打破，原有的财政收入渠道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然而，在人们的纳税一时尚未提高、税收惩罚力度没有到位、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尚未确立的情况下，各种偷漏税的行为处处滋生、蔓延，致使该征的税不能全部征上来，国家税收大量流失。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种矛盾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着如此“刚性”的财政支出，要改变充当着财政收入体系主力军的税收的“缺位”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而这一过程自然造成了财政对国债的日益依赖，从而形成了国债的“越位”。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冲击、借新债还旧债以及财政支出膨胀等原因也使国债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由于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非

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挤占，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而与此同时，这些非规范性财政收入则急剧扩张。其所带来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降。但是财政支出并未随之同步下降，其中借新债偿旧债也占去了相当的比例，支出的膨胀使得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债以渡过难关。由此便形成了财政支出膨胀→财政赤字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财政支出进一步膨胀→国债发行规模再增加这样一种连锁反应。

四、降低债务依存度，适度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使经济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是多年的举债历史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系列积极的作用。但是，发行规模把握不好，则可能是国家财政面临一定的风险，甚至还会造成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指标中，债务负担率在目前来看还有发展的余地，但是单纯地从债务负担率的判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有些仓促，因为从国债发行的增长速度来看，如果在今后不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那么用不了几年我们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才积累下来的数额。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则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既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所以当务之急是降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从宏观上做出统筹安排，把握好国债的发行规模。首先，要重树税收的“主角”地位。进一步完善税制，把该征的税全部征上来。税收与国债在财政收入体系中是一种此增彼减的关系，国债的“越位”自然是税收“缺位”的必然结果，所以让税收重新挑起“主力军”的重担是降低债务依存度的关键一步。为此，必须大力加强税法建设，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要更新旧的税收观念，树立新型的征纳税关系。严堵税收流失漏洞，使国家的税收流失减少到最低界限。

其次，要清理政府收费，实现政府收入机制的规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形式如何，只要是政府取得的收入，本质上都属于财政性资金。因此，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可由财政部门统一调度、规范性的政府收入，扩大经常性的财政收入总量，对于降低债务的依存度来讲，显然具有打基础的意义。第三，还本付息支出要“分流”。根据国债还本支出和利息支出的不同属性，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还本支出，可以留在“债务预算”中，仍通过举借新债的方法来解决，并以次使之成为一个实际上无需偿还的永久性余额。利息支出，则须列入“经常性预算”，以税收为代表的经常性财政收入作为资金来源，不能继续指望于举债。因为，若将国债的利息支出和还本付息支出混为一谈，统统依赖举借新债的办法去解决，那么，在发新债抵旧债的循环中，虽不会带来一笔国债本金余额的变化，但由此而发生的利息支出额却会日益增大。第四，要千方百计压缩支出。导致国债发行的根本原因是财政赤字，出现赤字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非债务财政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财政支出过大。由于国债发行固有的灵活性特征，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取得财政收入相对比较便利，就可能会刺激政府放宽对自己的预算约束，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造成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居高不下。由于财政支出的效益无法由市场自动的反映，我们目前必须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控制财政支出的膨胀并通过政治程序监督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益。取消不必要的财政支出项目，控制国债规模。

国债的种类

一国的国债是由许多不同形式的具体国债构成的。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单一的债务形式也极为少见，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要充分而有效地运用国债，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是十分重要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对国债进行科学的分类。

国债的分类方法

国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按照发行区域可分为国内的国债和国外的国债，简称“内债”和“外债”。如我国于1998年发行“内债”6508.6亿元，发行外债80亿元，那么发行的国债总额即为6588.6亿元；按照偿还期限可以分为短期国债、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它们的期限分别为一年以内、一年至十年及十年以上；按照流通与否，可以分为可转让债券和不可转让债券；按照发行方式可以分为强制国债、爱国国债和自由国债。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方式，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说明或解决不同的问题。

二、几种主要的债券

最基本的一种国债分类方法是按照其流动行将国债分为可转让债券和不可转让债券。可转让债券是指能够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国债，是各国政府国债的主要形式。它按照还本期限的长短又可分为国库券、中期债券、长期债券和预付税款券，其中每一种债券在期限、面额、付息方式、推销方法、承购对象、发行目的、经济影响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往往被各国同时加以采用。其比重往往在70%以上。

1．国库券。国库券是政府短期国债的最主要形式，期限有3个月、6个月、9个月，最长不超过一年。一般采取不记名形式，不按期计息，债券上只有票面金额而不载明利率。但出售时按票面金额打一定折扣发行（折扣率按当时的市场利率灵活确定），到期按票面金额十足还本，等于预扣利息。国库券是各国资金市场上（短期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流通工具，在货币和信贷资金的融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政府用于调节季节性资金余缺的重要手段。这是由于国库券兼备安全可靠性和高度流动性的特征，同时又是一种可以带来利润的资产，而且国库券的面额多样，可大可小，为认购主体的多样化提供了方便。

国库券的承购者主要有三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居民个人。国库券是商业银行的主要投资对象和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工具，发行国库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银行信用规模的扩张。所以总的说来国库券的发行对经济有扩张性或膨胀性的影响。2．中、长期债券。中长期债券的特点是期限长，一般要注明利率，本息要分别计算。与国库券的发行不同的是，中长期债券的发行不是用于弥补预算年度内各级借间财政收入的淡旺差额，而实实在在是为了弥补整个预算年度内的财政赤字。中长期债券的主要认购者有储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有养老基金和靠养老基金生活的人。因为中长期国债的购买者都不是创造货币的机构，所以也就减少了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可能性，不会造成银行信用的扩大。从其与利息率的关系看，在市场资金供给量一定的条件下，大量发行较长期的债券，会使长期资金需求相对大于供给，而短期资金供给相对大于需求，从而抬高长期利率，因而造成投资和消费的下降。所以，总的来讲，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对经济的影响一般是紧缩性的，或者说是中性的。

不可转让债券是不能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的债券，使各国政府债券的补充形式。它按发行对象的不同又可分为对居民个人发行的储蓄债券和对特定金融机构发行的专用债券。这两种债券的期限都较长，并且都有特定的发行对象，其不同点是储蓄债券的发行条件优于专用债券，专用债券的推销方式带有某些强制性。

三、国债种类的设计

科学、恰当地设计国债的种类结构，对于国债的顺利推销、国债执行不同时期的经济任务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债结构的合理设计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种类力求多样化，这是国债顺利推销的前提条件。二是国债的种类结构应该适应经济形势的需要，即在经济危机时期，要尽量扩大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作用的短期债券的发行，缩短国债的期限结构；在通货膨胀时期，则要尽量扩大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影响的长期债券的发行，延长国债的期限结构。三是国债的种类安排应力争使债息成本达到最小，就是在利率较高时期多发行短期债券，在利率较低时期多发行长期债券；预期利率看涨时集中发行长期债券，预期利率看跌时集中发行短期债券。

国债的发行

一、国债的发行

（一）国债的发行条件

国债的发行规模一旦确定，那么不管其种类如何，都必须经历一个推销的过程。推销的顺利与否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政府在推销国债时，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国债发行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债券的票面额、发行价格、利息率等的规定。债券票面额的大小，应当根据国债的发行对象、人民生活水平、日常的交易习惯及国债的发行数额加以确定。随着国债在我国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我国国债面额的设计也将逐步拉开档次，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国债的发行价格应力争等于或接近票面价值，即要力争平价发行，而避免按低于或原理票面价值的价格发行；国债的利息率应当参照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政府信用状况和社会资金供给量等因素加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到政府在不同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的需要。

国债的发行方式

各国的国债发行方式多种多样，各有特色，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

1．固定收益出售方式。这种推销方式的特点是按预先确定的发行条件出售国债，认购期限较短；发行条件固定；发行机构不限。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可转让的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在市场利率稳定的时候，这种发行方式对于政府是有利的。但在市场利率不稳定时，可能导致一部分债券出售不动，还可能导致旺销。

2．拍卖方式。其发行条件由投标过程决定，拍卖过程往往是政府机构直接组织的。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中长期债券。这种方式的适应性较强，但是政府在其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3．柜台经销方式。这种发行方式期限不定、发行条件不定，适用于不可转让债券的发行。

4．直接销售。即政府与认购者直接见面交涉。这种发行的推销机构只限于财政部门，认购者只限于有组织的集体投资者，发行条件通过谈判来决定。它适用于某些特殊类型的政府债券的推销。这种推销方式有利于充分挖掘各方面的销售资金，但是采用的范围却很狭窄。国债的推销时间

国债推销的时间安排有大体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1．定期模式。即债券的发行时间有着固定可循的规律。这种推销方法有助于投资者准确地预期国债的推销情况，形成承受政府债的习惯性心理。但其缺点是政府缺乏时间选择的灵活性。

2．不定期模式。即政府债券的发行随市场行情和政府财政状况的变化而定，而不规定具体的推销时间表。不定期模式有利于政府灵活把握国债的发行时间和发行时机，但是投资者却缺乏准确的预期。

3．常日模式。指政府债券每天都在金融市场上常日供应，随时发售，而不视其他条件的改变。这种模式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只有储蓄债券采用这种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不定期模式，但是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推销，也为了能够与各种经济环境相适应，我们应该考虑将三种时间模式同时并用。

二、国债发行方式的改革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国债发行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保持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了保证逐年增加的国债发行量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发行出去，就必须对国债的发行方式进行深入的改革，引入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市场发行方式。为了建立规范的国债发行机制，提高国债信誉，降低筹资成本，保证政府筹资按期、足额地完成，并促进国债管理的良性循环，政府开始着手建立国债发行市场。1991年，第一次实现了国债的承购包销方式，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行政分配认购国债的发行办法。但是承购包销是一种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发行方式，在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以前，承购包销对于价格的谈判只是一种形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承购包销。因此，为了实现稳定发行国债的要求，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经验，应该进一步实现发行方式的改变，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国债的招标发行。

我国国债发行市场的现状

我国现阶段的债券市场主要由国债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金融债券市场三部分组成。国债市场自1981年重新启动以来的发展，尤其是国债市场化改革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1988年开放国债二级市场至今，经过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国债发行已经建立了是商业银行和证券经营机构为主体的一级自营商的国债承销组织，形成了国债销售渠道和分销网络；在承销人和发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法律关系，通过承销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取代原先的行政附属关系；完成了国债一级市场由零售向批发市场的飞跃，并在国债发行中引进透明、公正、合理的招标机制；国债期限、品种、付息方式及券面形式也实现了多样化；市场改革提高了国家信誉和国债发行效率，大大降低了发行成本，是规模稳步放大的国债发行一直比较顺利，为支援国家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认识到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仍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一方面，国债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国债市场的发展不能脱离金融市场相对落后、银行改革滞后这一事实的制约。

我国国债发行市场的完善

从世界各国的国债发行市场来看，高效率和低成本是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期望实现的目标。高效，是指尽可能缩短国债发行的时间；低成本，是指要比行政方式发行的成本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或者说是公共部门），主要是为各个经济主体提供宏观经济导向，进行总量调控。但是作为置身于市场中的政府，也属于千丝万缕的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分子，政府经济行为的有效性不仅会影响到其自身的能力和地位，对其周围的市场主体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债发行作为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势必要追求高效率、低成本。这是世界各国国债市场总的发展趋向。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要建立一个相对发达和完善的债券市场，近期内至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合理设计国债期限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基本上是以3-5年期的中期国债为主，既没有期限超过10年的长期国债，又几乎没有期限在1年以内的短期国债，中期国债的期限结构又比较单一，使得国债期限结构缺乏均衡合理的分布。这种单一的期限结构，使国债严重缺乏选择性，不利于投资者进行选择，很难满足投资者对金融资产期限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大大缩小了国债的发行范围，同时还造成了国债发行规模增加过快。不仅如此，由于国债期限不稳定，多年来又呈逐年下降趋势，再加上付息方式过于单调，使得债务偿付年度不均，导致国债集中到期，形成偿债高峰，偿债高峰又逼迫财政增加借新还旧的比例，从而大大加剧了偿债年份中央财政支出的压力，不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几年来，特别是1996年对国债市场的改革，我国国债的期限品种比过去有了较多的增加。但是，从国债市场的发展，从财政和金融对宏观调控的配合来说，还是很不适应的。

我国国债期限结构的不合理既与设计缺乏科学性有关，也与受市场的客观约束有关。我国的基金组织不发达，金融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资金都比较紧张，无力进行长期投资，国债的消化主要靠居民个人，而我国居民的收入较低，结余有限，又没有长期投资的能力。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人们对长期投资不很习惯，特别是对期限较长的国债投资难以适应，所以期限较长的国债往往难以推销，迫使发行者不得不将国债的期限逐步缩短。可见，市场对国债期限的选择和需求，是期限设计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债的期限设计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客观经济环境及市场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期限结构，使之既能满足发行者资金使用期限的要求，又能适应市场的需求。2．优化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在国债市场较发达的国家，国债持有者通常以专业机构、政府部门为主，个人持有国债的比例较低。比如，美国个人持有国债的比例仅为10%左右，日本也不超过30%。而目前我国国债的持有者中，个人投资者的比例大概在60%以上。他们一般很少到国债交易市场去交易，其主要原因是，个人投资者一般属于期满兑付型，而且个人进行国债交易很不方便。长期以来，在我国中央银行不持有国债、专业银行很少承购国债、国外投资者基本上不允许购买国债，这种极为单一的国债持有者结构，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和发展。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善和优化国债持有者的结构。可以考虑配合货币政策的运用，打破中央银行不能持有国债的框框，保持中央银行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这对其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十分有利的。此外，还应该允许商业银行直接进入国债市场。允许商业银行持有一行数额的国债既有利于调节其资产结构，又有利于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且，持有风险小、收益高、流动性强的国债同持有先进、同业拆借、中央银行存款相比，也是专业银行最理想的二级储备。各国的国债发行方式都是历史形成的，体现了各国自己的特色。但是以上的几个规范性特征也说明，尽管世界各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是对政府债券的发行方式与条件的认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各国政府债券的发行市场有很多共同的规律。因此，在发展我国的国债市场时，既要考虑本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也要基本上走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国债的认购主体

国债认购主体的不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国债发行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常常会因为应债主体的不同而其国债的运用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国债的认购主体可以分为民间组织和公共机构。民间组织又可以分为企业和居民个人。企业有银行企业和非银行企业。公共机构则有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以上的组织和机构都可以作为国债的买者，并且其购买行为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按照经济影响的不同，通常可把国债的认购主体分为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银行系统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非银行系统包括公众和政府部门。不同主体认购国债的经济影响

公众认购国债

公众主要包括居民个人、工商企业、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基础银行以外的各种投资者。公众在所有的国家都是政府债券的最主要承购者。而公众认购公债基本是出于投资或储蓄的目的。公众承购政府公债，一般只会造成政府支出与民间支出的转换，不会增加或减少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但有可能引起市场利率的短时波动。因此，公众认购国债的经济影响一般是“中性”的，即对社会总需求既不会产生扩张性影响，也不会带来紧缩性影响。

政府机构认购国债

政府机构认购国债实际上仅是政府部门内部的资金转移，或说是政府各部门银行存款账户之间的资金余缺调剂，也就是说“是从政府的一个口袋转入另一个口袋”。一般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任何扩张或紧缩性影响。只不过随着政府机构认购国债而将一部分资金使用权转交给财政部，从而使资金在使用方向或是具体用途上发生变化。所以，政府机构认购国债的经济影响完全是“中性”的。

商业银行认购国债

商业银行认购政府债券的经济影响取决于商业银行本身有没有超额准备金。如果商业银行有超额准备金，那么通过资金的使用和转移，在经济中增加相当于认购债券额一倍的货币量。如果商业银行没有超额准备金，那么其购买国债的经济影响则与社会公众购买国债的影响相同。

中央银行购买国债

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债券，一般可以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从财政部直接购买；二是从二级市场上购买；三是从商业银行购买。但无论是哪一种途径，其结果都会增加商业银行系统的准备金，从而造成银行存款的倍数扩张，货币供给量将多倍增加。

二、选择应债主体的原则

力求多样化

首先，国债应债主体的广泛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运用国债的规模及国债的顺利推销。要通过发行国债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就是国债的销售面要非常的广。而只有国债应债主体能够力求多样化，销售面和发行范围才能越宽阔，政府债券的可运用规模及筹集资金的余地就越大，顺利推销也就越有保证。因此，应该把一切有可能在国债上投资的个人、单位、团体等都力求纳入国债的发行范围。其次，国债应债主体的广泛多样也是政府执行不同时期国债管理政策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国债应债来源不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别。如银行系统购买国债将给经济带来扩张性影响，非银行系统购买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则是“中性”的。利用国债应债主体的选择和变化来执行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则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与经济形势相适应

在经济处于低潮或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应尽量从银行来借入资金，二不向非银行系统借入或少向非银行系统借入资金，以求扩大货币供给，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处于高涨或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则应力图扩大非银行系统持有国债的比例，减少或不向银行系统借债，以求减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抑制经济发展的过旺趋势。

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1996年经济“软着陆”的成功，目前经济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许多产品、原料大量过剩，而另一方面则有许多重要的原材料严重短缺，生产处于低靡状态；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也波及到了中国。国内、国际的环境综合造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与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与复杂性相比，通过财政政策启动经济增长自然是目前我国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启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国债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分配范畴和日渐广泛的信用资产，历来是国民经济管理中灵活而有效的工具。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调控要求，政府在选择国债应债主体时，就应该主要向银行系统发行债券，以刺激经济的增长。1998年8月18日，国务院面向四大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及9月4日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就是政府利用银行的扩张效应启动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

国债的偿还

在发行期举借的国债，到期便要进行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方式有很多种，如付息的方式可以采用按期分次支付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期限较长的国债的偿还，可以把集中的负担分散化；还可以采用到期一次支付法，这种方法适用于期限较短或超过一定期限后随时可以兑现的债券。还本的方法有分期逐步偿还法、抽签轮次偿还法、到期一次偿还法、市场购销偿还法以及以新替旧偿还法。选择哪一种偿还方式对政府灵活调节债务负担的分布、对经济的顺利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理论上讲，利息应该从经常项目来支付。因为经常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税收，如果将利息与本金合并计算，那么由于每一笔债券都要支付利息，所需要发行的债券会越滚越大。所以利息应该通过税收所筹集到的资金来支付，列入“经常性预算”。对于本金的支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发新债还旧债，按照这种方法来偿还国债，则可能有一笔债务是终生不用偿还的，这会影响政府的债信。但是，如果人们有能力在银行定期的存入一笔款项，那么他就有能力购买不断升值的国债，正如银行的流动存款资金永远都在上升一样，社会上总会存在着一些闲置资金，所以这种方法也有其可行性。这样也就不会影响每年正常的发债规模，否则每年的债务规模中会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用于上一年债务的利息与本金偿付的。国债的管理

与国债运行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国债管理。所以我们上文提到的所有问题都属于国债管理的内容。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更应该理清国债管理思路，积极稳妥地做好今后的国债管理工作。具体而言：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3

2、外汇平衡基金债券。韩国在80年代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1989年达50亿美元，导致国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为了吸收资金，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于1987年发行“外汇平衡基金债券”，一年内到期，一次性偿付，此种债券占政府未偿债券的25％。

3、粮食基金债券。首发1975年，目的是为了弥补粮食价格双轨制而造成的财政收支不平衡而发行，该债券占到期末偿债券的25％。

（二）特别法债券

韩国的特别法债券是为特别项目融资和有效运用设计。其目的一是为了支持国内工业、农业、电力、交通运输及通讯等项目的技术开发而募集专项资金所发行。二是为特别信贷而筹措资金。三是为了控制货币增长，稳定币值而发行。

1、第一类为支持工业和技术开发项目发行的债券：

（1）电话债券。目的是为扩建、改建通讯设施之用，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发行通过义务认购方式，销售给电话申请者，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电话债券停发。

（2）道路债券。道路债券于1968年至1976年间发行，目的在于支持汉城－釜山高速公路的修建。公路债券反映的是市场的实际利率，强制性地卖给得到机动车辆开车许可证者。

（3）国民住宅债券。80年代韩国掀起不动产投机热，使公寓房的所有权者大发横财，为了平衡不动产价格，吸收经营不动产聚集的资金，发行了此种债券，强迫性地卖给购买新房的买主，债券分配数额据买房人所出价格确定。

2、第二类债券是为特别信贷而筹措资金，如外汇金融债券是为了支持出口信贷而发行。

3、第三类债券是为了控制货币增长，稳定币值而发行的货币稳定债券，该债券是1960年发行的最重要的债券之一，按面值以贴水利率发行。1991年发行13兆韩国元，到1989年发行了20兆。该债券占特别法债券的很大部分，以分配方式售给非银行机构。货币稳定债券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对市场流动资金调控的重要手段。市场需注入资金时，中央银行可通过回购货币稳定债券向市场注入资金，市场需减少资金时，中央行可通过发行货币稳定债券吸收资金。

（三）地方政府债券

为了弥补当地政府的财政赤字、地方政府的公共事业投资而发行。发行首先要经当地地方议会和内部事务长的批准，首都汉城发行要经首相批准。如1968年至1976年发行的汉城－釜山地铁债券。由汉城地方政府发行，由金融机构承购。

韩国国债的发行

（一）法律依据

韩国国债的发行必须要遵循有关法律。韩国的企业会计法，国家会计法列在特别帐户－基金建立法中。

韩国的特别帐户包括特别帐户、公众帐户、公众基金帐户、普通帐户。“普通帐户”是为执行政府全体财政而设计，“特别法帐户”是为特别项目的融资和有效运用而设计的。

会计核算法中规定，政府通过税收而征发的满足财政支出的发行债券必须在不可避免下方可获准发行。

（二）发行程序

首先要向财政部门递交建议书，向经济计划委员会递交结算申请书，向政府内阁递交建议书，建议书的内容包括发行条件、资金运用计划、偿还本金和利息的方式。内阁阅后转呈总统批准，经国民大会讨论通过方可批准发行。

（三）发行条件

议会对政府利用公债的目的严加审核，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发债目的要符合条件，要为弥补财政赤字，平衡财政收支而发；二是控制货币供应量，稳定币值；三是专用基金，如工业复兴债券、粮食基金债券等；四是支持工、农业和技术开发项目。

（四）债券的期限

韩国债券分为短期债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如国库券、粮食债券；中期债券一至五年，如投资国库券、国民投资券；中长期债券五至十年，如国家基础建设投资债券；长期债券十年以上，如第二种国民住宅债券。无限期债券即无到期规定，是为了向国际金融组织交纳会费所募集，何时赎回得按照金融组织要求，所以叫无限期债券。

韩国发行中长期债券多是1949－1963年间，短期债券（指一年以内）1967年－1971年间发行，1977年以来发行超过5年以上期限的债券只占5％不足，说明韩国的国债向短期化发展的特点。

（五）债券的利率

韩国的国债与市场利率相比较，有三种利率水平：第一种债券低于市场利率水平，如电话债券；第二种是与市场利率波动幅度挂钩的债券；第三种是零息债券，如田地投资国债券等。

（六）国债的发行方式

韩国采用的方式是间接公募法，财政部门发行国债是由韩国中央银行作为中介人承办，财政部将发行的债券以分配方式交给韩国的中央银行总部，再由央行分配给金融机构后卖给认购者。

韩国央行对政府债每年分两次包销，债券的收入支出均列在“国民帐务帐户”中。

韩国的“货币稳定债券”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及调控流动资金水平的重要工具，它的发行是由承购包销包销，即中央银行指定的保险公司、金融公司等54家机构包销。

第四节韩国国债的流通转让

韩国的国债流通转让主要是通过交易市场实现。由于国债的种类和发行条件没有标准化，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水平、收益率较低，通过交易所买卖的国债数量很少，大多数是通过证券公司的门市部－柜台交易而实现流通转让。

1991年政府债的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25％，特别法债券的交易量占64％；公司债占34％。政府债的二级市场很大不发达，政府为了鼓励政府债的交易，刺激二级市场，给予了各种优惠政策。政府债券多是担保，承购人多是公司、金融机构而非个人，政府给予各种投资性的刺激，包括免费的上市股票登记，优先上市，免交年费。中央银行对待有规定数额的国债且达到一年以上的机构提供优惠税收，利息收入所得税降低，政府债、货币稳定债还可以作为银行向央行贷款的抵押工具。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4

一、现代国库管理制度：财政管理制度的一场革命

传统意义上的国库是指负责办理财政收入收纳、划分、留解和库款支拨的“国家金库”。随着经济与政府财政活动的日益扩展，现代国库职能逐渐拓展到公共财政管理的诸多方面。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出的定义可以看出，国库不单是指国家金库，更重要的是指财政代表政府控制预算执行，保管政府资产和负债的一系列管理职能。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国债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构成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三者相互促进，有机一体，与其他国库管理制度共同构成现代国库管理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国库的一系列管理职能，是一个科学的财政管理体系。与传统国库相比，现代国库不仅内涵丰富，更重要的是确立新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创新管理方式和手段，革除传统国库存在的资金分散收付、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较低、透明度不高等弊端，实现了财政管理制度的革命。

（一）国库集中收付管理。

国库集中收付管理作为现代国库管理的基本制度，是指通过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规范财政资金收入和支付运行机制，进而提高预算执行的透明度以及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财政管理活动。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完善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即财政部门作为接受政府委托负责管理财政资金收支活动的具体承担者，需要依托于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统一核算政府财政收支活动，财政收入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缴入国库，财政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所有财政资金收付活动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二是规范的财政资金收付程序和方式，即财政收入按照规范的收入程序和方式直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财政支出通过规范的资金支付程序和方式将资金直接支付给商品和劳务供应者，在实际支付业务发生前，财政资金余额全部保留在国库单一账户中。三是对财政收支活动实行有效的监控，即财政部门通过引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每一笔财政资金收支活动进行实时监控，有效地解决财政资金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控制以及透明度等问题，实现财政资金的安全、规范和高效运行。

国库集中收付管理为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国库集中收付管理通过设立设计科学的账户制度和资金收支运行机制，可以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透明度，使财政部门在预算执行上程序透明，使每一笔财政资金的支付使用过程透明，保障财政资金支付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可以简化财政资金收付流程，减少资金运行中间环节，提高资金入库和支付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国库集中收付管理还可以使所有尚未支付的财政资金保留在国库单一账户中，统一归于国库管理，实现财政部门对政府现金流的有效控制；同时，财政部门在及时了解国库库款变动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国库现金收支基础数据库、加强财政用款的计划性和选择科学有效的预测方法等一系列措施，能够对未来某一时间段（如美国为9个月、英国为5个月）每日国库现金流量进行滚动预测。财政部门控制政府现金流、实现对国库现金流的准确滚动预测，为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和加强国债管理与国库库款紧密衔接提供了条件，为实现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益、降低财政筹资成本奠定了基础。

（二）国债管理。

国债管理是在控制国债规模和国债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国债发行、兑付、交易等一系列管理活动，长期以最小的成本满足财政筹资需要，同时促进国债市场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国债管理的原则归纳为在确保国债按时足额偿还、保证国债市场流动性的同时，定期滚动发行关键期限国债，提高国债管理的定期性和预见性。各国采用的债务管理工具有很多种，其中包括组合发行不同种类的债券。有可流通和不可流通的债券，固定利率、浮动利率和通胀指数债券，短期、中期、长期甚至超长期债券，向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普通债券和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的储蓄债券。采用发行、续发行、买回债券、换券等各种融资方式，并根据国库库款预测情况和市场变化对融资额和融资频率适当调整。综合运用官方定价、承购包销、现价发行、价格招标等各种定价机制，面向承销团成员或一级交易商发行国债。适当运用货币掉期、利率掉期、远期等各种衍生融资工具，以实现债务风险与筹资成本的最佳组合。各国对国债规模的控制分为国债发行额管理和国债余额管理两种，国债余额管理又分为国债限额管理和预算差额管理两种。国债限额管理是立法机关为政府发行国债设置一个额度限制，在此限额内，政府自行决定国债发行品种、时间和发行方式；预算差额管理是立法机关每年审批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即国债规模的增量或减量，不审批国债的借新还旧部分。

国债管理是现代国库管理制度负债管理职能的重要体现，它与国库现金管理密切配合，可以大大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效率和效益。特别在国债余额管理方式下，通过准确预测国库现金流，可以合理安排国债发行时间和节奏，使国债管理和国库库款更好地衔接，尽可能降低国债筹资成本；通过发行1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可以保证财政部每天都有足够的现金余额满足财政支付需要，有效规避可能因国库资金不足造成的财政支付风险，为国库现金管理运作创造了灵活的机制。国债余额管理还可以使债务管理当局更加科学灵活地制定国债发行品种和期限结构，特别是短期国债的大量发行，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市场收益率曲线，确立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基准地位，有利于扩展债券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为国库现金管理的市场化运作创造良好的货币市场环境。

（三）国库现金管理。

国库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国库现金支付需要的前提下，以实现国库闲置现金最小化和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系列财政管理活动。从国际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看，国库现金管理大都是在国库单一账户上保留一个基本稳定的余额，如美国为50亿美元，英国为2亿英镑，以确保正常财政支付需要，超出部分进行市场运作，提高国库资金效益。当出现季节性财政资金缺口时，通过发行1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予以弥补，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发行期限为几天的现金管理券弥补临时性的资金缺口；当出现长期性财政资金盈余时，通过减少国债发行或买回国债等方式降低国库现金余额。在具体操作上，不同国家的做法不尽相同，其中以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最具有代表性。一是在国库资金归集方式上。美国近1**0家商业银行征税时将国库资金直接存放在国库商业银行税收与贷款账户（TT&L）中，按比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低0.25个百分点的水平收取利息，每天通过国库商业银行账户和国库单一账户的资金划拨，保持国库单一账户余额稳定在50亿美元左右；而英国的国库资金在征收时直接进入国库单一账户，然后对超过国库单一账户目标余额2亿英镑的部分进行市场运作。二是在中央银行介入程度上。美国的国库现金管理由财政部委托美联储进行具体操作，操作指令由财政部商美联储后下达；英国则是由财政部独立制定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指令和具体操作。三是在操作方式上。美国超过国库单一账户目标余额的短期资金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定期存款进行操作；而英国除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外，还大量进行同业拆借、国债回购与逆回购等其它操作方式。

国库现金管理是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特征。从国外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经验看，建立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是一个层层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首先是推行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建立国库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有效加强财政对国库资金的控制，使原来滞留在各预算单位账户的闲置资金集中到国库单一账户，国库现金余额增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通过一系列财政管理活动实现国库闲置现金最小化和投资收益最大化，对实现科学理财、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国库现金管理的开展，还可以使国库单一账户上的现金余额保持基本稳定，有利于减少国库库款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更高层次上的协调配合。

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国债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核心体系。国库集中收付管理奠定了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基础，为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和高效国债管理提供了条件。国债管理，特别是国债余额管理，推进了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创造了灵活的机制。国库现金管理实现了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高层次目标，通过加强财政自身管理实现科学理财，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此，现代国库管理制度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为“财政革命”。

二、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从改革试点到全面推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财税体制进行了几次重大调整，但2**0年以前的财税改革重点是收入分配制度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触及到财政国库管理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国库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公共财政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因此，研究建立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成为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一）实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奠定了我国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是以设立多重账户为基础的分散收付制度，财政收入由征收部门通过设立过渡账户收缴，财政支出通过财政部门和用款单位分别开设账户层层拨付。在这种制度体制下，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较低，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等问题时有发生，并在不同程度上诱发了腐败现象；财政资金运行信息反馈迟缓，难以及时、准确地为预算编制、执行分析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决策参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传统分散收付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公共财政发展的要求，有必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在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2**1年起我国开始推行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一是改革账户管理体系。建立科学、可控、集中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改革传统模式下账户分散设置、管理薄弱、监督不力的弊端。二是改革资金收缴方式。建立财政资金新型收缴管理方式，采取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方式，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财政专户，改革传统方式下收入透明度低、收入退库不规范、收缴信息滞后等弊端。三是改革资金支付方式。实行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方式，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直接支付给收款人，改革传统以拨作支、层层转拨的资金拨付方式，提高资金的有效性、规范性和安全性。

几年来，我国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从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来看，截至2**5年底，已在中央和地方全面推行。2**6年向纵深推进，中央部门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基层预算单位达到53**多个，纳入改革的财政资金总量达到4**0多亿元；地方36个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本级，270多个地市，1**0多个县（区），共计16万个基层预算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从收缴管理改革来看，积极推进财税库行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工作，实行税收收入电子缴库，实现财政、税务、国库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税款入库效率和透明度，建立健全税收收入收缴管理机制。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力度加大，范围不断扩大，有非税收入的中央部门均纳入改革范围，其中40多家已正式实施改革；财政部驻各地监察专员办事处征收和监缴的非税收入实施了收缴管理改革。地方收缴管理改革也迈出了较大步伐，有十几个省份使用中央开发的非税收入收缴信息系统实施了改革，其他地方也积极探索了适合本地情况的改革模式。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成效显著，为我国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一是预算执行监督控制机制实现突破，基本形成了过去无法实现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监控机制，有效发挥了动态监控的威慑作用；二是预算执行管理手段实现创新，预算执行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大幅度提高，有效增加了预算执行透明度，为财政运行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更为及时可靠的信息基础；三是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效益实现提升，财政资金收缴和支付运行避免了中间环节的层层滞留，大幅度提高了运行效率，为国库现金管理、降低财政筹资成本、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益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国债管理的改革创新，推进了我国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建设。

国债市场从无到有，在改革创新中逐步发展壮大。国债发行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已由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时的行政摊派发展到目前记账式国债全部采用在国债承销团的基础上招标发行，储蓄国债由财政部确定票面利率后通过承销团承购包销发行。国债发行计划的透明度不断加强，关键期限国债的全年发行计划和记账式国债的季度发行计划提前公布，减少了国债发行不确定给市场带来的冲击。而且，记账式国债已经形成从3个月到30年的短、中、长期的国债期限结构，满足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其中1年、3年和7年期记账式国债作为关键期限品种持续滚动发行，增强了市场的流动性，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国债交易方式不断创新，由最初的现券交易、质押式回购交易逐步发展到目前买断式回购交易、远期交易、掉期交易和融券交易等各种交易方式，完善了市场的做空机制。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了做市商制度和债券经纪人制度，为活跃二级市场交易、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2**6年开始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后，从根本上消除了之前实行国债发行额管理带来的诸多弊端，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债管理水平，促进国债市场健康发展。国债余额管理的实施，既能增强全国人大对政府债务的控制能力，又能增加国债管理的灵活性，有利于形成较为合理的国债品种和期限结构，促进国债的顺利发行和国债市场的发展完善，并为人民银行有效实施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便利。在国债余额管理方式下，财政部每半年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书面报告一次国债发行、兑付等国债管理活动情况，有利于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加强财政管理和防范财政风险。国债余额管理的实施，改变了国债发行额管理下经全国人大批准的年度国债发行额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必须全额完成的控制方式，增强了国债管理的科学性和灵活性，可以在不突破全国人大规定的国债余额限额的前提下，根据国库库款的预测情况，合理安排国债发行时间和节奏，通过少发债或使用国库资金提前兑付国债等方式，积极调节国库暂时闲置的资金，使国债管理与国库库款更好地衔接。特别是短期国债的大量发行，不仅为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创造了良好的货币市场环境，还为保证正常财政支付需要的前提下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创造了灵活的机制。

（三）国库现金管理的开展，促进我国财政国库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推行国库集中收付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对国库现金管理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2**2年了国库存款计息有关办法，规定国库存款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单位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2**3年在记账式国债5期发行工作中，根据国库库款预测情况规定延迟3个月缴款，避免了国库库款的大幅波动。2**4年根据国库现金余额大量闲置的情况，提前买回当年到期的三只记账式国债101亿元，减少了国库资金的闲置和国债利息支出。从国库资金放在人民银行无息存款，到按单位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再到国债发行延迟缴款和提前兑付年内到期国债，为我国规范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随着国库集中收付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大量滞留在预算单位的资金逐步集中到财政国库管理，加上近几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使得中央财政国库现金余额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和国库现金效益，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而且，随着近年来国债管理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国库现金流预测能力的加强，我国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的条件基本具备。为此，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做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设计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模式，即在确保国库支付需要和国库现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从易到难的原则，稳妥有序地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工作。先实施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和买回国债两种操作方式，待取得较多实践经验后，再实施国债回购和逆回购等其他国库现金管理方式。为确保国库资金安全，在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中，财政部选择在资产质量好、资金实力强、商业信誉好的国债承销团和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的商业银行总行进行存款，并要求商业银行以存款金额120%的可流通国债作为质押。存款期限内，对质押国债的市值变化进行实时监测，并可根据国债市场的变化情况调整质押比例，确保质押足额，保证国库存款的安全，有效地规避了可能因商业银行经营困难等原因给国库存款带来的损失。在买回国债中，国债作为金边债券，完全没有信用风险，财政部买回国债后无论是持有到期或注销，安全性都有绝对的保障。为保证国库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和买回国债都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存款期限在1年（含1年）以内，买回国债的剩余期限也较短，这既有利于规范操作，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可以有效规避期限过长导致流动性下降带来的损失，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库资金的收益水平。在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工作中，财政部负责国库现金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制定操作规划，经与人民银行协调后下达操作指令，人民银行进行具体操作。同时，财政部与人民银行之间建立定期协调机制，确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6年8月，财政部实施了首次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买回国债操作，共买回年内到期的三期记账式国债186亿元，扣除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后净减少国债利息支出42**多万元。12月实施了3个月期限、数量2**亿元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操作，招标存款利率为2.7%，实际净收益接近1亿元。另外，为加强国债管理和国库现金管理的密切配合，根据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和国库库款余额较高的情况，在全国人大规定的国债余额限额内，2**6年主动减少国债发行325亿元，按目前1年期国债约2%的利率水平计算，净减少国债利息支出4.2亿元。买回国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和减少国债发行三项操作，在确保国库支付需要和国库现金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共为中央财政增加净收益（或减少支出）5.6亿元。随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全面展开，收益数额将会大幅增加。以目前国库现金余额的三分之一规模，约15**亿元进行滚动操作，预计每年可为财政增加净收益约30亿元。根据近年来财政收支规律判断，国库现金管理的步子还可以再迈大一些，如以目前国库现金余额的三分之二规模，约3**0亿元进行滚动操作不会影响正常的财政支付，每年可为财政增加净收益约60亿元。即使出现特殊情况，在国债余额管理方式下，也完全可以通过发行1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必要时还可以通过临时发行期限为几天的国库现金管理券来弥补国库现金缺口，保证有足够的库款满足财政支付需要。上述计算的收益是扣除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息收入后的净收益，如果考虑到人民银行的全部资本由国家出资，属于国家所有，人民银行每年的净利润需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亏损则由中央财政拨款弥补。在这种关系下，人民银行给付财政的活期存款利息相当于中央财政的钱从“左口袋”放入“右口袋”，不能给中央财政带来实际收益。从这一层面说，3**0亿元的国库现金管理滚动操作每年将为财政增加净收益约80亿元。国库现金管理既不同于财政直接投资生产领域取得收益的做法，也有别于依托预算单位提高财政资金效益的管理方法，而是通过财政部门科学理财，做大财政收入“蛋糕”，使我国财政管理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三、我国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在创新中不断升华

随着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逐步建立，革除了传统国库管理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基本实现了国库内涵从银行国库向财政国库的变化，国库职能从库藏国库（或经收国库）向管理国库的变化,库存资金性质从资金到资本（以钱生钱）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提高财政科学理财和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根据“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立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目标和方向，下一步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发展设想是：建立健全财政资金安全、规范和高效运行机制，有效监督控制预算资金运行，完整、准确和及时反馈预算执行信息，科学管理国库现金和政府债务，使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成为我国构建管理型公共财政体系的基础性制度。

（一）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建立比较完善的国库集中收付运行机制。

完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是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运行的基础，是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比较完善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包括财政部门持有和管理的财政资金和运营财政资金账户、收入收缴及支出支付运营账户、经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或授权财政部门开设的特殊用途账户、代保管性质账户。同时，进一步明确各类账户的功能和性质，以及设立程序。确立比较完善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后，所有财政性资金都要纳入此体系内规范运行。

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在中央和地方全面推行改革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支付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使用效益，力争在2010年之前，使所有预算单位、所有财政资金都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一是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在一般预算资金实施改革的基础上，对离退休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外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同时，深化预算单位改革的级次，将改革推进到所有基层预算单位。二是推进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试点。通过总结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中央专项资金改革试点经验，扩大专项资金试点范围，建立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新型的拨付监督体系。三是充分利用现代支付清算工具，建立公务用卡制度，杜绝现金管理漏洞，进一步提高财政财务管理水平。

完善收入收缴运行机制。在非税收入收缴方面，按照统一规范、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目标要求，将所有非税收入实施收缴管理改革，将改革实施到所有有非税收入的单位。规范和完善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征收非税收入的管理机制，建立规范的中央与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协调机制。在全面实施改革的基础上，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监督、分析预测，为提高预算执行分析水平提供条件，并为非税收入资金支付实施国库集中支付提供保障。在税收收入收缴方面，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的总体要求，通过财政、税务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库进行联网的技术支撑，加快完善税收收入收缴管理机制的步伐。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推进财税库行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并进一步实现与海关的横向联网，建立健全财政对税收收入缴库、退库、更正、免抵调、对账业务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制度；建立健全税收收入信息反馈制度，将财政的税收收入宏观信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在缴库明细信息和纳税单位经济信息获得方面取得突破，实现财政对税收收入信息明细化、深入化，并达到完整、准确、及时的要求。通过完善税收收入收缴管理机制，有效提升财政对预算管理、征缴管理、预算执行分析、国库资金收入分析预测水平。

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国库动态监控是在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中建立的，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新型财政管理监督机制。按照完善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程和预算执行监控功能的要求，要逐步拓展国库动态监控范围，建立和加强财政国库内部监控机制，保障财政国库体系安全运行；将外部监控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的改革资金和单位，保障财政资金收支规范。完善国库动态监控运行机制，以实时动态监控为重点，通过综合核查、动态监控信息披露、监控检查通报、处理整改等手段综合运用，提升国库动态监控水平。建立国库动态监控分析报告制度，对财政国库运行进行综合分析，反映分析预算执行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成因，为加强和完善预算执行管理提供监督反映机制。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先进的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体系。

（二）完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推进国债管理改革与创新。

完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提高国债管理水平。更加科学、合理地进行国债品种结构的设计与管理，合理安排国债期限结构，加大1年期以下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确立国债收益率的市场基准地位。提高国债管理的透明度，在做好每半年向全国人大报告国债管理工作情况基础上，充实向社会财政部半年度国债管理工作报告的内容，增强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国债规模的统计评价工作，建立国债风险预警、监控机制，提高国债风险管理水平，有效防范财政风险。

完善国债市场法制建设，推动国债市场的发展和创新。加快修订《国库券条例》和国债登记托管办法，规范国债发行、流通、托管和偿还各环节活动，加强国债市场的法制建设。积极推动商业银行重新进入交易所市场进行国债交易，协调有关机构采用电子化手段提高国债跨市场转托管效率，实现国债跨市场的实时交易，建立统一互联的国债市场。在国债发行方式改革方面，尽快推出国债预发行交易制度，完善国债招投标规则，强化国债发行的价格发现功能，促进国债一、二级市场更好地衔接。

加强国债管理与国库现金管理的密切配合，为规范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创造条件。按照全国人大规定的国债余额限额，根据国库库款预测情况，合理安排国债发行时间和节奏，继续通过少发债或使用国库资金提前兑付国债等方式，积极调节国库暂时闲置的资金，加强国债管理与国库现金管理的密切配合。同时，根据库款预测情况加大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并可尝试发行国库现金管理券，保证每天都有足够的现金余额满足财政支付需要，为规范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建立灵活的机制。

（三）规范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实现我国国库管理制度的新飞跃。

建立健全国库现金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使国库现金管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在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国库现金管理有关条例，改变目前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开展主要以国务院批示和部门规章为依据的局面，确立国库现金管理的法律地位。同时，总结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的经验做法，制定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指导地方尽快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提高国库现金流预测能力，建立完善国库现金管理风险控制体系。继续完善中央财政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基础数据库，加强库款变动趋势研究与分析，建立财政收支预测体系，尝试按季分周、按周逐日滚动预测国库现金流量，进一步提高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准确性。同时，为确保国库资金安全，减少国库现金管理操作风险，按照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的原则，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规范操作流程，建立后台负责账务记录与清算，中台负责投资风险分析并下达明细操作指令，前台负责具体市场交易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国库现金管理工作安全高效地开展。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5

国债市场自1981年重新启动以来的发展，尤其是国债市场化改革二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从1988年开放国债二级市场至今，经过市场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国债市场从无到有且规模不断扩大，国债品种不断丰富，国债发行方式不断创新。通过政府的辅助，我国国债市场已经建立了由商业银行和证券经营机构为主体的一级自营商的国债承销组织，形成了国债销售渠道和分销网络。我国国债市场为支援国家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同时，也应清醒的认识到，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仍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现有的国债管理制度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还有待创新和完善。

2.我国国债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发行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国债的发行市场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发行的不确定性、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债品种单一、期限分布不够合理等。从国债负担率指标来看，2007年末我国的国债余额为46503亿元，国债负担率约为19%，远远低于欧盟“马约”60%的警戒线和同期主要市场发达国家87%的平均水平，可见我国在扩大国债市场规模方面仍大有可为。在定价机制方面，目前以混合式价格招标方式为主，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一级市场定价失真。而国债发行利率的确定多年来仍未脱离参照银行存款利率的做法，这使国债市场的利率化程度不能稳步提升。我国发行的国债品种较为单一，种类少，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有关资料表明，澳大利亚国债品种达31种、加拿大为20种、英国为17种，而我国到目前为止可以上市流通的国债只有5种左右。

2.2流通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流通市场存在的问题有：流动市场的流动性较弱、运行效率较低、场外交易不够活跃、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国债流通市场目前的换手率还是偏低，即便是交易最为活跃的跨市场中期国债都无法保证每天存在成交，这使市场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而二级市场的场外交易不灵活，严重导致了整个国债流通市场的灵活性不强。并且，我国现行的国债市场交易仅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不相称。

2.3偿还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偿还制度方面，存在着偿还方式单一、偿债规模较大、债务依存度较高、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我国国债规模在近几年迅速扩大，2007年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包括特别国债发行)更是创下23483.28亿元的历史新高。但这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担忧。而我国国债主要的偿债方式是以新替旧偿还法，所以偿债方式匮乏和偿债规模过大严重阻碍了国债偿还市场的发展。我国恢复发行国债近30年来，国债历史并不长，所以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并不健全，这直接影响着国债的偿还。

3.创新我国国债管理制度的建议

3.1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创新

首先要推进国债利率市场化。随着国债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的不断完善，国债期限品种结构日趋多元化，国债的流通转让效率也大大提高，变现能力逐步增强，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也显著增大，使得国债利率有条件成为市场的基准利率。

其次，要实现国债品种多样化。通过创造合理安排国债品种结构的体制条件，进一步丰富国债品种结构，增大专项国债发行比重等方法来满足国债市场上各类需求。

第三，要促进国债期限分布平缓化。结合中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经济现状，可增发一些期限超5年的国债，并可尝试发行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同时，可加大短期国债发行的比例，活跃国债流通市场，拓展国债的金融工具功能，降低国债的发行成本。

第四，推进发行方式竞争化。推行国债拍卖方式发行，提高国债发行的透明度，创新竞争性发行机制，逐步实现国债发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同时，改变目前国债发行的不确定性，建立国债的滚动发行机制，丰富国债市场的交易品种，满足财政的短期资金融资需求。

最后，推动国债发行市场投资主体的机构化。从投资主体方面来说，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承销团制度，鼓励承销机构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从而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债发行机制。还可以调整国债所有权结构，允许商业银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原则持有国债，有步骤、有选择地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参加国债承销团，推动国债市场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3.2国债流通管理制度的创新

3.2.1建立做市商制度以提高国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加快发展具有做市功能的国债自营商，培育为投资者服务的经纪商，逐步建立做市商制度。同时，参照国际运作规则引入同业经纪人制度，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促进国债现货交易，提高市场的效率。努力打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国债市场，逐步建设统一的国债市场。

3.2.2引入二级市场中介结构化以提高国债市场运行效率

流通市场的中介结构化，是从提高市场效率，减小市场交易结算风险的角度考虑，积极发展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交易结算人或经纪人的中间业务，使住房、社保、医疗等基金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均可通过人或经纪人进入市场扩大金融机构在国债市场上的中间业务份额。在条件成熟时，也可考虑设立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吸引外国投资者，促进国债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国债市场的改革。

3.2.3发展场外交易市场以活跃国债现货交易

发展场外交易市场能为个人参与国债流通市场的买卖提供了便利的场所和途径，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国债的需求，也能有效弥补单一结构的不足。同时，进一步扩大债券登记体系的覆盖面，完善债券市场结构。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介服务水平，扩大市场参与者。

3.2.4加快法律体系的建立和信息化服务的完善

结合我国自身国情，通过完善一线监督和信息报告职能，逐步形成对国债交易场所、托管结算等机构的高效、灵敏的监督体系。在国债流通市场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中稳步向前，建设高效的国债信息系统及报价系统，培育专业信息服务商，提高市场信息集散与揭示的水平，促进国债市场监督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3.3国债偿还管理制度的创新

3.3.1建立合理的国债偿还制度以缓解国债偿还风险

国债偿还可通过建立偿债基金，达到偿付、减债、调节、增值和担保的优势。在偿债基金运作过程中，要防止出现对偿债基金的挪用与滥用，必须建立严格的基金管理制度来加以保证。另外，偿还国债时，在规定时间将到期国债统一还本付息外，还可根据经济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选择国债偿还期。当政府偿债能力不足时，可采取借换债的方式还债，即投资者可持原有的国债购买新的国债。

3.3.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缓解国债发行压力

国债的偿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中央财政收支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应加强偿债风险的综合管理，消除隐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的压力，坚持财政周期性平衡与结构性平衡并举的方针，强化债务余额管理，努力保持国债经济稳定发展。通过规范财政支出范围，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使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以减轻，从而缓解国债发行压力，使国债被动发行的局面得以改变，降低国债风险。

3.3.3提高中央财政的集中度以消除偿债风险增大的隐患

国家财力集中程度的国际比较看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远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0—40%，有的超过50%。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受力较强。因此，要通过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集中度;相应减少财政对国债依赖程度，从结构上解决或缓和财政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强的矛盾，控制国债规模。

3.3.4调整国债投资使用方向以形成良性的国债循环机制

调整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投资重点应转向与产业升级关系密切的装备工业、电子信息、软件、飞机、造船等产业。完善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国债项目选择、确定的社会化评价和决策体系及程序。建立权威的项目投资信息网络和经常性的投资信息制度，开展项目推荐。建立起完备的投融资制度，对财政资金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控制，使财政投融资方式能为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的改善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6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基金。

具体而言，刘尚希博士曾提出提出第一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是金融危机，第二个是养老金风险，第三个是地方财政危机。[4]

三、财政风险的对策：

财政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动辄随之以社会危机、动荡。于是，防范财政风险也是一个全社会全面的工作，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财政学各个方面都需要完善。下面尽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与财政风险联系紧密的财税法学角度，谈谈对财政风险的控制。

（一）对经济、金融的规范、控制

1.完善经济责任制

2.增强银行独立性

银行的受信活动主要是银行以债务人身份与社会各界进行的信用交易，包括吸收存款、各种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形成银行的负债。银行的授信活动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客户提供融资，形成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信贷、信用证、进出口押汇、贴现等业务。银行的授信活动是银行效益的直接来源，但也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形成不良资产，严重的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引发社会动荡。[5]

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的银行呆坏账比率非常之高，在这样高的呆坏账比率之下，银行体系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声誉起了关键作用，相应地，国有银行集中的不良资产，也必然意味着巨大的财政风险。[6]从现实考虑，我国银行一旦独立，脱离了国家的声誉保护，不良资产引发的社会动荡的严重性可向而知。两者间这种过分的依赖大大增加了财政风险。故而，应当增强银行的独立性，逐渐进行银行改革：比如，增加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合理渠道，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债券，增加附属资本，确保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从社会上吸纳资金补充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减轻财政负担，缓解财政风险。要求商业银行提取充足的呆账准备金，如不能一次到位，应制定时间表，要求逐步到位，以建立呆账核销机制，减少虚假利润，保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同时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提高回收率。[7]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引致的财政风险。关键在于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机制。

1.完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避免困难地区财政危机爆发。财政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联邦主义对体制的要求则是实现“分级管理”向“分级所有”的转变，将权、责、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举债或进行地域间转移支付。

2.还可考虑适当扩大对社会公众扩大征缴范围，提高征缴率，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三）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体系

针对财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现象，结合财政法基本原则，在国债管理方面给予重视。

1.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民主原则要求人民通过一定得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要逐渐实现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刚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不够。财政部作为行政分支本身也需要制约。加强财政部对显性、隐性债务的调控能力，控制好支出规模。[8]

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及财政投资行为，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硬化预算约束，加强支出管理，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间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又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以缓解地方政府资金缺口。[9]

2.财政法定原则：我国目前

的国债体系非常简单，法律制度不完善，在实行方面不免不够“依法”（很多复杂情况“无法可依”），只有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国债法制才能在此基础上，财政法定，加强国债管理，强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效益。

3.财政健全原则：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减少赤字规模是必要的，但除非出于修改不甚公平且为低效率的现行税制之考虑外，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提高税率和增加新税种方面，而应放在降低税率并强化税务征管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以及降低税务征管工作成本方面。[10]

4.财政平等原则：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例如，优化支出结构：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这一点分税制以来已经改善了很多；在项目和部门间的分配：比如中央财政似乎对基础设施的“软项目”投资不足。[11]

体现之一——教育。对职责之内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尽义务投资严重不足。例如，相当多的西部地区颇为贫困，农民很少或基本没有现金收入，基层政权靠摊派来维持“民办学校”和自身的生存。

体现之二——农村投入。中央财政似乎漠视了农村仍然是持续的净剩余流出的地区。在县以下金融机构基本被撤裁之后，通过国有或民营金融机构向农村注资资本已不现实，那么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投融资便利就势在必行，但这一块却恰恰是比较匮乏的。

「注释」

1参见《规范信用活动防范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陈志刚来源《金融时报》（2004年5月11日）《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2具体论述参见《财政风险及其定性、定量分析）张志超2003年4月的《经济学动态》

3见注1.

4《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5见注1.

6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思考霍宏涛《生产力研究》No。4.2004

7见注1.

8参见：财政风险来自政府花钱缺乏制约—《财经时报》

9见注1.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7

一、加强队伍自身建设，推动各项业务工作全面发展

（一）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

20*年要把学习贯彻*和**全会精神作为全年工作的主线，结合金融监管的工作实际进行认真的查摆问题，找差距，提高财政金融监管工作水平，增强为首都金融发展服务意识。管理措施责任到人，监管服务工作到位。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求真务实和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二）继续加强内部制度的建设，用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行为

一是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调研，提高管理工作质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断提高监管服务水平。

二是坚持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制度。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重点学习金融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不断提高干部队伍政治和业务素质。

（三）继续加强业务培训工作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新业务的培训，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敢于探索的金融财务监管干部队伍。

二、积极探索金融监管工作新方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财务监管。

（一）积极促进首都金融企业发展，支持金融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创造条件上市、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等多种形式改善和提高资本充足率。通过对市属金融企业多种服务形式的监管，依法规范和引导金融企业，逐步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化金融企业。

（二）从注重金融财务监管，转向侧重金融财务监管，重点放在促进金融企业风险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果的提高，增强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提高银行业对北京经济建设的支持力，促进再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探索对金融企业效绩评价的有效方法。

（四）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依法维护国有金融资产安全和存款人利益。完善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

1、进一步加强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重点是做好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工作，清理核实金融企业国有资本占有和变动情况，建立健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规范登记程序，明确管理重点，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加强对金融企业资产处置的合法、合规性管理，逐步加强对股份制金融企业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考核，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确保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维护国有资产权益。

（五）对金融企业费用支出等指标的控制，采取更加适应金融业发展的方式，掌握好费用率或费用额的执行标准，在防范风险的范围内给金融业更大的施展空间。

（六）加强与金融各有关监管部门的协调和配合，与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加强联系和沟通，提高财政金融管理工作力度和深度，按照市里统一安排，研究和落实促进金融业发展规划。

（七）与金融各有关监管部门研究建立健全日常沟通机制，通过各部门协调配合逐步健全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高度重视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与社会稳定的问题，积极开展对金融风险因素的研究工作。

（八）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保证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措施和方法，落实中央政策，配合做好信托公司清算和农信社改制和清产核资工作。

（九）根据中央精神会同市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微利项目小额担保贷款的财政贴息管理有关政策。指导区县财政部门做好微利项目贷款财政贴息资格管理工作。

（十）做好中央专向再贷款的还本付息工作。

三、加强国债管理工作

1、要继续组织做好市、区（县）两级财政遗留的特种定向债券和特种国债的兑付工作。及时收缴各区县已兑付特种国债券凭证，按照财政部要求逐笔向财政部申请特种国债资金，并将财政部拨付的资金拨付到各有关单位，严格国债管理，维护国债信誉，确保国家资金的安全。

2、做好凭证式国债发行的监督检查工作。会同人行营业管理部对本市凭证式国债发行情况进行检查，严禁凭证式国债超冒发行。探索国债发行市场化运作后，财政部门新的国债管理职能、监管任务、监管方式，以适应新形势对国债管理工作的要求。

四、协助有关处室落实部门有偿资金的清理及财政周转金清理总结工作

（一）积极协助有关处室落实部门有偿使用资金清理措施。工作中一是要协调有关单位落实好各项清理政策，保证清理工作质量；二是督促各有关部门将回收部分有偿使用资金纳入财政专户；三是协调解决好各有关单位在清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证清理工作稳步进行。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8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基金。

具体而言，刘尚希博士曾提出提出第一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是金融危机，第二个是养老金风险，第三个是地方财政危机。[4]

三、财政风险的对策：

财政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动辄随之以社会危机、动荡。于是，防范财政风险也是一个全社会全面的工作，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财政学各个方面都需要完善。下面尽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与财政风险联系紧密的财税法学角度，谈谈对财政风险的控制。

（一）对经济、金融的规范、控制

1.完善经济责任制

2.增强银行独立性

银行的受信活动主要是银行以债务人身份与社会各界进行的信用交易，包括吸收存款、各种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形成银行的负债。银行的授信活动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客户提供融资，形成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信贷、信用证、进出口押汇、贴现等业务。银行的授信活动是银行效益的直接来源，但也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形成不良资产，严重的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引发社会动荡。[5]

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的银行呆坏账比率非常之高，在这样高的呆坏账比率之下，银行体系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声誉起了关键作用，相应地，国有银行集中的不良资产，也必然意味着巨大的财政风险。[6]从现实考虑，我国银行一旦独立，脱离了国家的声誉保护，不良资产引发的社会动荡的严重性可向而知。两者间这种过分的依赖大大增加了财政风险。故而，应当增强银行的独立性，逐渐进行银行改革：比如，增加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合理渠道，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债券，增加附属资本，确保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从社会上吸纳资金补充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减轻财政负担，缓解财政风险。要求商业银行提取充足的呆账准备金，如不能一次到位，应制定时间表，要求逐步到位，以建立呆账核销机制，减少虚假利润，保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同时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提高回收率。[7]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引致的财政风险。关键在于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机制。

1.完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避免困难地区财政危机爆发。财政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联邦主义对体制的要求则是实现“分级管理”向“分级所有”的转变，将权、责、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举债或进行地域间转移支付。

2.还可考虑适当扩大对社会公众扩大征缴范围，提高征缴率，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三）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体系

针对财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现象，结合财政法基本原则，在国债管理方面给予重视。

1.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民主原则要求人民通过一定得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要逐渐实现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刚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不够。财政部作为行政分支本身也需要制约。加强财政部对显性、隐性债务的调控能力，控制好支出规模。[8]

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及财政投资行为，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硬化预算约束，加强支出管理，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间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又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以缓解地方政府资金缺口。[9]

2.财政法定原则：我国目前的国债体系非常简单，法律制度不完善，在实行方面不免不够“依法”（很多复杂情况“无法可依”），只有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国债法制才能在此基础上，财政法定，加强国债管理，强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效益。

3.财政健全原则：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减少赤字规模是必要的，但除非出于修改不甚公平且为低效率的现行税制之考虑外，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提高税率和增加新税种方面，而应放在降低税率并强化税务征管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以及降低税务征管工作成本方面。[10]

4.财政平等原则：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例如，优化支出结构：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这一点分税制以来已经改善了很多；在项目和部门间的分配：比如中央财政似乎对基础设施的“软项目”投资不足。[11]

体现之一——教育。对职责之内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尽义务投资严重不足。例如，相当多的西部地区颇为贫困，农民很少或基本没有

现金收入，基层政权靠摊派来维持“民办学校”和自身的生存。

体现之二——农村投入。中央财政似乎漠视了农村仍然是持续的净剩余流出的地区。在县以下金融机构基本被撤裁之后，通过国有或民营金融机构向农村注资资本已不现实，那么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投融资便利就势在必行，但这一块却恰恰是比较匮乏的。

「注释」

1参见《规范信用活动防范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陈志刚来源《金融时报》（2004年5月11日）《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2具体论述参见《财政风险及其定性、定量分析）张志超2003年4月的《经济学动态》

3见注1.

4《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5见注1.

6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思考霍宏涛《生产力研究》No。4.2004

7见注1.

8参见：财政风险来自政府花钱缺乏制约—《财经时报》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9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

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国债管理制度范文篇10

（一）分税制的立法界定

财政体制，又称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学中的通说认为，它是“在财政管理中，划分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与企事业部门、单位之间的职、责、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制度”.[1]除通说之外，还有以下三种主要观点：财政体制是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制度；[2]财政体制是划分各级政府财力和财权的法规；财政体制既是财政管理制度又是财政分配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学者们均是从不同角度来界定财政体制的。实际上财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法的涵义是不同的。国家立法时须首先界定财政体制的概念，否则会引起歧义。换言之，立法界定财政体制时，可参照但不宜直接引用上述某一种关于财政体制的定义，应综合考虑一些特殊因素，具体包括：（1）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一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十分广泛并且直接延伸到经济组织内部，政府财政管理权的范围较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事权一般不直接介入经济组织内部，财政体制不直接决定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个人间的分配关系。（2）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应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3）财政体制的法定涵义还应与财税法的其他法律规范相衔接。因此，财政体制可界定为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相应地，财政体制法就是调整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财政体制法就是财政分权法，它在财政法体系中居基本法地位。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依财政体制法划定的财政权来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财政体制受经济体制的影响而形成集权式和分权式两种基本形式，分税制就是一种分权式的财政体制，故称之为分税制财政体制。关于分税制问题，在我国除少数学者主张它仅为一种税收体制外，[3]通常将其定义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相应划分财权和财力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4]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定义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分税制的实质问题，但并未涵盖分税制的全部内容。概言之，分税制是依法划分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财政权的制度。从各国分税制立法的实践看，我们认为，分税制至少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涵义：

1.分税制是一种涉及多种财政要素、多种财政行为的综合性财政体制。以法定形式划分税收收入是划分财力的关键，而财力的形式受制于财政权的划分，财政权的分配又是依据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性质和职责的，通过分税制可以将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因此，分税制是一种含税收管理体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权由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财政司法权构成，分税制立法必须划清三种不同属性的财政权并进行合理分配。

2.分税制是分设机构、划分事权、划分财政权三者相统一的财政体制。依我国宪法，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世界上不少国家还分设国家税务行政机关与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并设置了专门的税务司法机关。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不同，事权也不一样，划分财政权应与各自的事权相一致。机构分设的目的是为了划分事权和财政权，划分财政权和事权亦要求机构分设。

3.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选择的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市场经济是自主、分权的经济，它为分税制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即中央和地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适当分权。分税制作为一种分权式财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权，缺少实施分税制的基础。

4.分税制是一种以配套齐全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的规范化财政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无疑要求构建完善的财政体制法。在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实行分税制，并在宪法中确认各类国家机关的职责及相应的事权，为分税制提供国家基本法上的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将分税制各个方面的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分税制立法模式的选择

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各国分税制立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分权措施及分权程度上是不相同的。概括起来，分税制立法可以分为相对分权与绝对分权两种立法模式。前者是将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同时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虽相对明确，但亦有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大。后者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权较彻底，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财政立法权、财政行政权和财政收支范围非常明确，互不交叉，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不大。那么，从实际出发，我国应选择何种分税制立法模式呢？我们认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立法体制决定我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应为相对分权式。

1.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财政体制法是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分配关系的准则，是具体的财政体制在法律上的反映。财政体制既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又构成经济体制的一部分。集权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甚至不实行分权，这种立法模式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扬弃。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发展决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多种利益格局并存要求实行分税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必然促使中央适当集中财政权以形成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和财力，同时，分配给地方一定的财政权，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2.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政治体制保持一致。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这决定我国财政权以中央统一为主、地方分权为辅。即与宏观调控相对应的财政权必须统一在中央，适应市场调节的财政权由地方行使。在税收体制中设置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就是政治上相对分权原则的体现。

3.分税制立法模式应与国家立法体制保持协调。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实行两级立法体制。在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在地方，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务院曾制定了一批税收方面的暂行条例，这并不表明国务院是立法机关，更不表明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

条例构成一级独立的中央立法，因为国务院制定税收暂行条例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进行的授权性立法。同理，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省级（或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的授权性立法亦不构成一级独立的地方性立法。由于财政体制法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主导地位，显然，财政体制法的表现形式应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三）分税制立法内容的建构

各国分税制立法的模式虽不尽相同，但其立法内容的建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规定在各类、各级国家机关之间主要划分财政权中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分税制立法的核心是划分财政权，主要目的是使各级政府具有与其事权相称的财力。各级政府的财力是由各级政府财政收支范围和转移支付规模决定的，财力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行政权。具体而言，分税制立法至少应包括以下六大方面的基本内容：

1.分事权。划分事权是分税制实施的基础，划分事权的关键是将财政立法权与财政行政权分开，将各级政府的事权分清。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政府应承担的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范围，防止政企不分；二是将政府事务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防止权责不明。故将有关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划分并不等于均分事权，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遵循适度分权、受益、职能优势原则。下级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事务，应由下级政府办理，上级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须是不宜由下级政府承担或下级政府无力承担的事务；一项事权应分配给哪一级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使事权受益范围所涵盖的行政区域决定；各级政府都有处理不同事务的优势，[5]在划分事权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2.划分国家财政级次并确定各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国家财政的级次通常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财政支出范围是由各政府的事权决定的。划分财政支出范围一般遵循以下标准：凡是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和高新技术才能完成的经济事务或社会事务方面的支出，应由中央财政承担，否则由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受益对象遍及全国的，应属于中央财政支出范围，仅及于某一地方的，由该地方财政承担，财政支出的计划或标准须全国统一的，属中央财政支出，须地方因地制宜的，为地方财政支出。据此，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现宏观调控所需的支出以及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6]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力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财政收入范围应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确保中央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因为中央政府除直接安排消耗性财政支出外，为实现宏观调控还必须安排大量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入的关键是划分税收收入，并符合效率、适合、相当、经济等多项原则。

3.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遵循事权与财权相结的原则，并以财政支出的范围为依据。划分财政收入的范围应确保中央财政集中全国大部分财政收入。具体包括：（1）税收收入的划分。划分税收收入应以征收芾硇矢叩途龆乘肮槟囊患恫普保远跃梅⒄勾俳笮「龆乘肮槟囊患恫普N夜壳敖す胰ㄒ妫凳┖旯鄣骺厮匦璧乃爸只醒胨埃梅⒄怪苯酉喙氐乃爸秩范ㄎ醒牒偷胤焦蚕硭埃氲胤嚼婀叵得芮小⑺霸捶稚ⅰ⑿枰⒒拥胤阶橹杖牖裕阌诘胤秸鞴艿乃爸肿魑胤剿啊＃？）国有企业利润的划分。目前，中央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中央财政，地方企业税后利润全部上交地方财政。（3）其他专项财政收入的划分。

4.建立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将其财政收入按照法定标准、程序划转给下级政府作为其收入来源的一种拨款形式。根据财政收支法划定的初次财政收入范围，中央政府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财政收入，但按法定财政支出范围，全国大部分消耗性财政支出由地方直接安排。中央与地方这种纵向的财政收支差额是由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的。此外，由于同级不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上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同级不同地区间财政收支差额也需要转移支付来平衡。因此，转移支付对于弥补地方财政收支差额，维持整个国家各个地方财政负担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以创造全国统一市场、实现经济稳定有重大意义。[7]转移支付有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之分。前者又称整体性支付。上级政府对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具体用途不予限定，由下级政府自主支配使用。后者亦称专项性转移支付，它是上级政府依照特定目的和条件对下级政府的特殊补助，其主要目的是支持某一地区难以承担的全国性或跨地区性项目，以及上级政府所鼓励发展的行业或项目，实现国家特定调控目的。

5.划分财政行政权。财政行政权主要是各级政府运用国家所赋予的依法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强制性的权力，如公债发行权、税款征收权等。这种权力不同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财政立法权、财政司法权虽然也具有国家强制力，但财政立法权是针对各类财政事务制定和法律的权力，财政司法权是针对财政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但财政行政权应受制于财政立法权和财政司法权。划分财政行政权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及其财政主管机关依照财税法，对属于该级财政收支事项独立行使财政行政权，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行使监督权。

6.划分财政立法权。根据法治原则，各项财政权的划分最终表现为立法权的划分。政治体制及立法体制上的差异造成各国行使财政立法权的机关不完全相同，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立法权的分配办法各异。在西方国家，税法必须由议会制定，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大小因各国国家结构实行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不同。在我国，宪法对立法权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划分，这种划分适用于财政立法权的划分。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最高财政立法权，财政法律是制定财政行政法规、财政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国务院根据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可进行财政委托立法，也可以制定财政法律的实施条例；法定的地方权力机关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和需要，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财政法规。

（四）分税制立法的完善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虽确立了分税制的基本框架，但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分税制立法尚不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政府职能并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事权不清；在统一税法、集中税权时，忽视授予地方税收立法权；原有地区间财政分配格局尚未打破，缺少转移支付的法律规范；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不健全。故在走向21世纪之际，应构建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法统帅下的税收基本法、财政收支划分法、国债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的财政法体系。

制定税收基本法可以解决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自的税收征管权限以及设立税务司法机构的问题。对此，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依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

织法》第7条规定，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这里所称地方性法规理应包括税收地方性法规。赋予并允许地方实际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将地方诸多“费用”一并纳入税收管理的法制轨道。目前地方政府征收许多名目的“费用”，实际上相当于地方税。众所周知，分税制实施后我国地方税制更加薄弱，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有助于建立完备的地方税体系。税收基本法应将地方税收立法权具体化。同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监督，还应建立税收地方性法规备案备查制度。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应坚持“各管各税”的原则，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局征管，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管。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可参照我国现行的铁路、航运司法保障体系建立。

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可以在明确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划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范围。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事权仍不明确，也不科学。政府经济方面的事权过大，社会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各级政府事权不明确，造成有利的则争，无利的则推。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首先，应按“政企分开”、“职能转换”的原则界定政府的经济事权。政府应逐步放弃直接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有能力承担且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无关的经济活动，放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直接参与，集中力量从事个人、社会组织无力承担或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其次，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将政府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方面的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各司其职。再次，可设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管事项，并可以由中央政府有偿委托地方政府单独办理。此外，对国有企业利润、公债收入、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也应在财政收支划分法中进一步明确其财政收入级次。

制定国债法。国债是我国弥补财政赤字、筹措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现行国债管理的依据不仅停留在行政法规立法层次上，而且过于简单。国债法应对国债发行的条件、审批程序、国债的种类、发行的规模、国债的交易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实现调整国债结构、控制国债规模、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使用效益等目标，使国债市场化、国债管理法律化。

制定转移支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上下级政府间财力分配的均衡以及各地区间公共财力分配的大致平衡，但目前转移支付除规模不大之外，更主要的问题是不规范，不能完全实现转移支付的目的。要解决上述问题，有待于制定规范、完备的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立法应该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规定采用因素法、税收能力指数法等公式化的办法测算。特殊性转移支付应依专项财政拨款法规定的条件、审批程序、使用监督办法进行划拨，减少任意性。

此外，还应制定与预算法配套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进一步划清各级政府的事权。

综上所述，分税制立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处理经济上的分权关系，充分发挥各类、各级国家机关的职能优势，既确保中央权威，又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呼唤着尽快构建科学、规范的分税制立法体系。

「注释」

[1]陈岱孙主编：《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页。

[2]陈共等：《财政学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3]郝昭成等：《财税体制突破与利益重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4]储敏伟：《分税制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财经研究》1993年第12期。

[5]于宗先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财政学》，（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