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范文10篇

国家经济范文篇1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羊群效应”和“交叉感染”EI益显著。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三、金融全球化视域下国家经济主权的维护

国家经济主权就是指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经济政策，处理国内、国际一切经济事务，不受外来干涉。面对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主权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来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第一，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充分利用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增强综合国力，从而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利用金融全球化充分吸收利用外资，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短缺问题，改善了国内产业结构，充分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经验，培养了大批经济建设人才，极大地增强了综合国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学会了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在交往中增强自己的实力。过去成功的经验告诉人们，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要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一方面，在国际金融交往中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时刻不忘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必须做到国家经济主权的合理让渡，即在自愿、平等、公正的前提下让渡出一部分经济主权，为争取更大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其它利益而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联系和合作，从而真正做到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第二，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保障我国的经济主权。首先要处理好金融全球化环境下保护与开放的辩证关系。只讲保护不讲开放，不能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资本和国外的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从金融全球化乃至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机遇就愈小，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讲开放不讲保护，就有可能使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侵害，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其次，政府要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一要保持宏观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降低对外依赖程度，这是保证国际金融资本在我国正常流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根本条件。二要积极慎重地开放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总体程度应与国内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相适应，应与政府金融监管能力相匹配，根据“开放经济理论”慎重地有步骤地开放金融市场。三要注意吸取别国的经验教训、重视对已发生的金融危机的个案研究，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第三，加快金融业或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内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金融全球化使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凸现并扩犬，为此必须加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提高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增强抗风险能力，完善金融监管的法规。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第四，加强金融监管，制定国家经济安全防范措施。我国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三大防御体系：制度防御体系，监督与执行防御体系，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这对于维护中国的经济安全具有深刻的意义。本文认为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和金融监管的方式问题更为重要。我国每年引进几百亿美元左右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又存在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中国资本外逃1997年就有480亿美元左右。在我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这充分说明了加强资本流动监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加入WTO以后，我国资本账户逐渐开放，资本流动就更为容易，构建合理的资本流动控制体系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迫在眉睫。第五，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致力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和新机构。在金融全球化下，金融运用状态问题，金融政策的实施，金融波动与危机的传导，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独立主权问题，而成为一种全球性问题。国际协调和合作，完善全球金融市场管理规范十分必要。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的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及其活动，争取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发言权和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以保证中国在金融全球化乃至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世界级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又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这种局面已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这就迫切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国家合作，重建或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确立新的职能和机制，确立新的章程和游戏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国家经济范文篇2

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首要基本规范。传统国际法一直把国家主权等同于政治主权，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夺得政治上的独立，但在征收境内的外国资产或对其实行国有化时，其行动的合法性普遍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非议。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主权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本国重要的自然资源和其他经济要害部门仍不同程度地受到原宗主国的控制，造成“不发达的发展”的不利局面。20世纪5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经济主权开始被提到国际层面上来，此后经过南北双方20多年的激烈斗争，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才通过联大的三个决议(<资源宣言><新秩序宣言>和<经济宪章>)最终得以全面的确立。对决议中的某些内容，发达国家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但迫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一体的强大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硬碰撞”已不符时代潮流，不得不转而采取“软侵蚀”的策略。经济全球化恰好为这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它要求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配置和重组，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利用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迫切愿望，以跨国公司、区域性组织和国际经济组织为媒介制订一系列的国际游戏规则来制约、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中国家脆弱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抵御和化解主权风险能力的有限性；而他们要发展民族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又必须融人全球化的大潮。因此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善于趋利避害，进一步地巩固和坚持既得的国家经济主权，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二、借全球化提出的几种弱化经济主权的主张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原则面临着许多新挑战，各种要求国家放弃或削弱其经济主权的观点层出不穷，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经济主权“过时”论和“废弃”论。它们否定“国家主体中心主义”的现有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将不再是国际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主体，国家主权的核心概念如经济主权领土主权等早已过时，主张重构与国家经济主权概念相对应的概念体系，如全球经济社会、超国家经济体系等，一些西方学者甚至主张抛弃国家主权。其根本目的是要消解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动摇现代民族国家的能力、形式、独立、权威和合法性，本质上是美国学者杰塞普(P．JeSSup)的“国际政府”和“跨国法优先”等学说在新时期的翻版，依旧带有强烈的经济殖民和大国霸权气息。

2．国家经济主权“弱化”论。此种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跨国公司利用信息技术的膨胀，整个世界成了没有国界的“地球村”，国家经济主权的神圣性、国家经济决策的能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强化了各国的经济体制、贸易规则、金融秩序等游戏规则的趋同性，使得国家经济主权在这些方面显得软弱无力。这一论调过分夸大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忽视了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一根本事实。事实表明，任何国家都不会牺牲自己经济主权的根基来换取相应的利益；相反，各国在保护本国民族工业、强化金融监管、规制跨国公司的各种限制性商业行为等方面的管理权能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发达国家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既得优势鼓吹“弱化”经济主权，是为其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赤裸裸的干涉寻找理论依据，实质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3．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这一论点主张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的矛盾可通过相互让渡而得到协调，“让出一部分主权，换取整体的利益只要是自愿的，由本国独立决策，就是合理的州“让渡论”隐含着经济主权可分的思想。笔者认为，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抽象的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是不可分割、限制和让渡的。表面看来，国家签订经济条约似乎让渡了其部分经济主权，但这实际上是它在行使自己的经济主权。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为谋求共同发展之大计，各国通过签订国际经济条约相互协调利益，自愿对本国的涉外经济立法权做出适当的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让渡其经济主权，而是各国主权在国际范围内积极协调作用的结果。例如，欧盟法对成员方经济主权管辖范围的渗透几乎是毫无保留的，但在2000年欧盟财政部长会议上。英国主张保留税法否决权是事关经济主权根基的大事，据此拒绝了欧盟在各国实行新的统一税制的做法。可见在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中，各国能接受的对其经济主权的条约限制是有选择、有限度的。成员国履行国际经济组织协议的义务，并非让渡或转移经济主权，而是基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对主权行使的调整。诚如曾华群教授所言"，各国理应保持本国经济主权的永久性和完整性，不能不顾本国的国情和漠视本国的根本利益，接受损害本国经济主权的国际机制。一位欧洲国家外交官说得好，大国高喊主权让渡，无非是把主权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如果中小国家让出主权，则意味着两手空空。

三、面对全球化应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这些国家为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应得的利益、增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经济主权的行使将变得更富有灵活性和艺术性。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经济霸权主义时隐时现，形形色色的主权观念“淡化”论、“弱化”论时常会在不同的场合悄然出现，发达国家利用全球化不断地挑战并试图侵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之面临着诸多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应当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在宏观方面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确立全新的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权利和权力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国家在享有权利、行使权力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所以，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不能僵化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主动、灵活的表现。

其次。要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当经济主权受到外界无理、蓄意的干涉、侵犯时，要坚决维护本国的合法权力。对可能对本国产生严重冲击、影响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非分要求，应断然回绝、寸步不让。

第三，要加快完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国内基础产业和幼稚产业竞争力的培植和提升。增强防御和消弭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时，不仅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更要以发展的观点来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坚持主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主权。而实现主权则是坚持主权的保证。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主权方面始终没有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等，特别是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平等参与和决策权一直没有得到实现；在WTO体制中，各项贸易事务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IMF的决策体制仍是当年由美国主持推行的以“缴资”多寡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间的协调和沟通，注重参与规则和制度的制订，努力推动有利于实现本国经济主权的国际法的出台。事实证明，凡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议题谈判的结果便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如<纺织品与服装协议)(TRIMS协议>；反之，若发展中国家内部分化，谈判的结果就会对他们很不利，如(TRIPS协议>。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联合与团结，提高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达到经济主权的最终实现。

四、结束语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某些发达国家总认为自己的经济主权是固有而不可侵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却是外部所赋予的。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自始至终都相当敌视。无论是主张主权“过时～废弃～弱化”或是“让渡”。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即维护自身的主权，限制、削弱甚至取消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历史和现实表明某些发达国家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自动放弃其主导权和控制权，发展中国家要始终坚持经济主权，团结起来，为彻底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而努力。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各种挑战。经济主权过时论、废弃论、弱化论、让渡论等思潮此起彼伏。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坚持国家经济主权并不矛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实现国家的经济主权。

21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许多新问题¨”，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围绕着各国经济主权的“攻防战”，各国学者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辩论，经济主权“过时论”“弱化论”“废弃论”“让渡论”等各种论调不绝于耳旺”。笔者认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注意理清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权的关系，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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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范文篇3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或一体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国际经济组织多达109个，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国家经济主权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经济组织。一些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这些组织或者是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且近些年来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已逐步带上了国际政治的色彩，其利用所具有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此外，一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分经济管理职能公共化的形式，在有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二)跨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民族经济主权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冲击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跨国公司执行全球生产战略，往往视国家经济主权为其障碍，因此其超越国界的经济活动总是力图逃避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的监督，从而模糊了国家的管辖权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第二，跨国公司腐蚀政府官员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三，跨国公司在金融市场利用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券等逃避外汇管制、利用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三)非政府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从国内的角度看，随着非政府组织涉足领域逐渐增多，作为独立于政府的组织，它越来越体现公众的意志从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这就无形中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才可能有效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其次，非政府组织由于独立于政府，可以越过政府直接卷入国际事务，但在很多情况下，非政府活动进一步打破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民”之间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虽然非政府组织不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但他们是当代国际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通过他们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响，并且其在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济全球化在许多方面都对国家主权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于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主张，学者们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归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济制度、贸易规则方面趋于相同或者是类似，特别是在严格按照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规则进行交易的时候更是强化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这样从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自觉、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行为，而导致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主权国家的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的话，那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国家意志的法律，国际经济法此时也就失去‘国际’这一独特的法律属性了；国际社会也就不能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主权的销蚀，但如果从所有民族国家的整体来看，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共同让渡，共同享有，国家主权并没销蚀。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政府向本国企业或非政府主体让渡的角度看，即表现为本国企业或非政府主体对政府主事务的干预，其实质是国家经济主权在民族国家内部的重分配，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变为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和国家关系理论，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能力独立地对本国的经济进行有效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从而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卷人经济国际进程。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主权的角色，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国际机制的建立。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障和加大支持力度。换言之面对经济国际化的挑战，国家会奋起做出各种适应性调整把挑战视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其结果往往是增强了综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国国际法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为首的学者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的普及和扩展下，与其相关的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也应当同步实行全球化和体化，这是一种不为人意志所转移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突破原有的国际法体系。废除国家主权是充分表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的重要依据。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米夏埃尔·齐恩、克里斯·哈曼等学者已经作了专门的论述，这里不再进行论述。由此，废除国家主权失去了其在理论上的必要性，也就难逃为发达国家插手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务而削弱别国主权进行开脱的嫌疑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国所提倡，他们坚持欧盟是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国际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全局利益，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并不会损害主权的完整性，其结果会形成欧洲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和欧洲大经济区。欧洲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国家主权是可分的，这样对于增强欧盟的总体实力，加速其各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可见，该理论是欧盟的形式视为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理想化状态。虽然国际社会至今尚未就此观点达成一致，但它具有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的，“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的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理的。

主权的让渡不同于主权的割让，而是国家问的主权共享。“主权让渡是为了解决国际组织的授权问题而产生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国共享的方式，说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国家的，所以，让渡不是割让。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国际组织并保留退出的权利．主权国家所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因为国家在理论上有可以收回让渡的主权的权利。至于在实践中权力的收回是否可行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国家的战略选择和权力行使，因为主权让渡和受限也是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结果。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济主权弱化的结果，笔者认为，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是国家基于自身某种利益的考虑所做出自主意识的选择从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和获取国家的根本利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样高度一体化的区域联盟的结成也是从属于国家利益这一前提下的。而事实上，正是主权国家本身推动了全球化不断地向纵深发展。就国际社会整体而言国家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机制化组织适度地让渡一部分主权，恰恰是一国权力的延伸、变通和扩展，是对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在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提出新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势，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如何协调处理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当前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的锐利武器。一国的经济主权需要维护，而其经济也必须发展，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思考的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理解经济主权时，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利”的具体体现，而避免理解为纯粹的、抽象的国家“权力”。它的实现体现为国家所行使的各项具体经济权利．这些国家经济主权权利可以分为核心经济主权权利和可让渡的经济主权权利。核心经济主权权利要始终不渝的予以坚持；而对于那些可以让渡的经济主权权利则可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法律新秩序的形成，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冲击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注释

[1]胡联合。胡铭．《试析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安全的主要挑战》．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l期，第36页

[2]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14页

[3]程唬。《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比较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240页

[4]参见Lillieh．R．(ed)．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UnitedNations，Charlottesvm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073，P．197

[5]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36页

[6]参见刘力．《经济全球化与新主权观》．载刘德喜主编．《WTO与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2003，第133页

[7]肖佳灵．《国家主权论》．时事出版社，2003，第411页

[8]参见LouisHenkin，”TheMythologyofSovereignty”，Newsletter，AmericanSocietyofInternationalLaw，March—May，1993，P．1-2

[9]参见[德]米夏埃尔·齐恩．《黑、红、绿、棕：对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载[德]乌·贝克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162—171页

[英]克里斯·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载王列等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l998，第l94一l80页

[10]参见Lillich，R．(ed)，HumanitarianInterventionandtheUnitedNation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073，1198

[11]参见慕亚平。《和平、发展与变革中的国际法问题》．法律出版社2003第328页

[12][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94页

[13]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机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页

[14]参见曾令良．《论冷战后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第115页

国家经济范文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主权这个新概念得到广泛传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这个问题以高度的重视。在传统的政治安全以外，经济主权的提出表明国际关系的重点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国家经济安全显得日益重要。

经济主权出现以来，对于其体现及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主要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国家经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提法，即经济主权是指“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另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观点，即经济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权”，“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可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二是从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它是指“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三是从国家处置内外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主权主要体现的是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_4J。四是从保护民族经济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谈经济主权问题，认为“国家经济主权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完整权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自主管理权。比如，如何调适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际巨型投资之间的诸种关系等，都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确立、健全、完整和切实践行”。

以上人们对经济主权的认识，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经济主权的表现及其内涵，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主权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更为完善的提法应是，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国“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它主要体现在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方面”。笔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思考，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着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是多领域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主权方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肯尼亚总统莫伊说：“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确立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权。”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影响力上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多地涉足各国国内经济问题，这一切向国家经济主权提出了挑战。例如，一国的发展规划、债务、贫困、资源生态环境等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组织的干预。其次，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限制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例如由于当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也必须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和排斥。中国加入WTO谈判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时，国家在决定本国经济体制时的决策权受到限制，要对同国际体制不相适应的外贸、金融、税收体制进行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再次，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就必须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如果投资于土地和资源，就会侵蚀一国的“自由处置他们天然财富和资本”的经济主权。另外，引进的资金技术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宏观决策权力。最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无国籍论”，再加上民族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多元化，使国家经济主权保护本民族经济发展的能力弱化，国家经济主权日益受到新的国际生产和国际分工的潜在威胁。此外，目前世界上大量人口的贫困化大范围的粮食危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一个国家或部分国家的能力范围，必须通过所有国家的努力，包括“让渡”“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绝对经济主权。三、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维护

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主权提出的挑战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维护国家主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首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经济安全引起全球各国的重视。一般认为“所谓经济安全，指的是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相区别的经济领域里，各国为实现本国的经济独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各个部门的平衡等目标所确立的保障和过程，涉及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本国经济开放的速度和范围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主权就无从谈起，维护经济安全就成为维护经济主权的重要任务。各国不仅在维护经济主权的考虑中，重视把经济安全战略纳入统一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之中而且都对经济安全保持了高度的戒备和警惕。越来越多的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处于国际动态环境之中，政府调控难度加大，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深，不注意经济安全，世界经济动荡就会使国家经济陷入混乱。因此，各国都注意采取措施防范经济风险，维护经济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应注意防范外国资本投机，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其次，化解外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际资本流动量增大，各国都坚持对外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外资的大量涌入，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往往是一国的经济速度是数量型、粗放型增长，结果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流入量，宏观经济决策力下降，使本国经济形成虚假泡沫，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爆发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与外资的流动有关，这个惨重的经验教训，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引进外资时，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措施防止对外贤的依赖，尽量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再次，注意进行国际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单靠自己一国的努力难以实现。经济安全往往和政治军事安全相互交织，日益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性的综合因素构成的复杂的整体。这就需要通过全世界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共同合作，达成一致共识，共同努力。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性，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重建和改革，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不断提高维护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能力。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日益重要，成为各主权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论文关键词]经济主权体现维护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维护权、经济发展权、经济安全权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挑战。国家必须从经济安全、化解外资风险、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维护经济主权。

[参考文献]

[1]张骥，穆书涛．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1)．

[2]陈漓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142．

[3]粱守德．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J]．国际问题研究，2001，(1)．

[4]姚莉．论资本国际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J]．教学与研究，2001，(1)．

国家经济范文篇5

一、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国家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百年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的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新中国的领导层深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无法振兴民族，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国家利益。建国伊始，中国就把经济建设作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将经济利益摆在了突出地位。中国政府深知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因此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非常重视与外部的经济交流。

1、对外贸易是新中国主要的国际经济利益

国际贸易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利益，新中国要发展经济，离不开与外界发生经济贸易联系。总理积极主张发展与一切国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更需要同外界互通有无，开展贸易，……只要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这就需要输入，也需要向国外输出。”[3]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际贸易几经波折。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际市场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其比重在70%以上。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遇到了第一股较强的寒流。中国积极拓宽外贸渠道，将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1957年，中国已同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8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并同其中24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或议定书。1963年，中国同日本签订了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1964年，中国与法国的建交不仅促进了中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而且在西欧掀起了开展对华贸易的热潮。1965年，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回顾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的历史进程，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几经曲折，但仍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5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11.35亿美元，到1978年，对外贸易总额已发展到206.38亿美元。[4]建国前，中国出口商品的80%以上是初级产品。“一五”计划后，中国工业迅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70年代的初级产品出口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这样的成绩在面临西方国家封锁和中苏关系恶化的不利贸易环境下确实来之不易。

2、引进技术和智力支援是重要的国际经济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进一步巩固新政权。发展经济遇到的普遍问题，是资金不足。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借助于国外的资金。建国初期，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的条件下，中国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一些合资经营公司。60年代又同阿尔巴尼亚、坦桑尼亚建立轮船海运合资经营公司。这对中国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以至打破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都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除中波、中坦合资经营的两个轮船海运公司保留下来并得到发展外其他都中止。显然，在那个时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来中国投资办企业的。同时，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国也不鼓励外国来华投资。应该说，这种思想影响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更加深了。期间，允许外商来中国直接投资办企业被视为禁区。总体来说，对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发展自己，中国的领导层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未能给予充分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经济利益中的引进外资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长期落后，工业技术能力处于极低的水平，新中国将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作为战略部署。工业是技术密集型经济形态，技术水平的落后成为工业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格外重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支援。早在50年代，就曾指出，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关起门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不行的。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资本主义生产上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习的。”[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敌视态度，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主要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其中，由于中苏当时的友好同盟关系，苏联就成为中国争取经济技术援助和专家智力援助的主要国家。从苏联引进技术援助和智力支持集中体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一批大型工业企业项目和随后陆续的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智力援助上。1949年—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超过2万人。[6]虽然中苏之间在经济合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出现过一些矛盾，但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和智力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过较大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1978—1990）中国经济自从清代闭关锁国以来就与世界经济长期隔绝，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国内经济一直被外国经济势力所侵蚀和压榨，遑论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虽然与少数西方国家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但主要是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60年代以后，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日趋萎缩，主要局限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直到70年代，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才有所改善。建国几十年来，依靠自力更生，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成绩，但忽视国际经济利益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壮大，制约了综合国力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认识到国家利益的维护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由此，发展经济成为中国政府最为关心的中心任务，海外经济利益也相应地被中国政府重视和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视国家利益的实现基础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7]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领导层将发展经济视为优先考虑的核心国家利益。1978年，中国政府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也迅速发展扩大。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利益中最受关注和突出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劳务输出、海外工程承包等。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可以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经济利益。内向型的经济利益主要包括吸引外资、进口商品、引进技术、接待旅游、智力引进等；外向型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商品出口、劳务输出、海外投资、海外收购、技术出口等等。国际贸易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的国际经济利益。1978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为206.4亿美元，逆差11.4亿美元。[8]到199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54.4亿美元，在世界各国和地区贸易中的排名上升到第九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29.8%，由此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外贸易从内外两方面满足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需要。外贸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是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建国前30年，由于不正常的内外部环境，外贸的发展始终被束缚。改革开放后，有对外贸易关系的国家数量大为增加，抑制了几十年的外贸潜力得以释放。其次，中国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外贸易得到鼓励和支持。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国际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视外国资本的流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中国几乎不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很长时间内，中国与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没有信贷关系，并且一度为没有外债而自豪。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认识转变了，加之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从1979年，中国开始恢复利用外资，当年贷款35.1亿人民币(约20亿美元)[9]到1990年，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达到102.9亿美元。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利用外资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外借款，包括通过银行商业借款贷款，出口信贷以及对外发行债务、股票等方式，从境外筹措资金；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从效果上看,主要是缓解了资本和外汇短缺两个缺口，培育了市场经济因素，启动了“市场化”。引进技术和人才是中国给予特殊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由于受当时国际环境和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虽然采取措施利用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这些技术在技术存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中国基本上依靠本国力量实现技术创新，虽然在少数领域里接近或者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大多数产业领域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在技术人才上，由于“”10年的破坏，造成我国科研事业荒废、对外交流中断、知识陈旧，出现了人才断层。改革开放后，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下，引进、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来迅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瓶颈问题成为中国给予特殊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引进技术和人才从改革开放起就得到鼓励和支持。先进技术的引进不仅快速解决了经济建设中的技术瓶颈，而且产生了长远的经济效益。以轻工技术的引进为例：80年代引进的家电生产技术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在技术上推陈出新，家电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产品。引进国外智力人才也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聘请外国专家和派出培训，引进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推动了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三、冷战后，中国经济利益的主要内容与分析

（1991—）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速和关键的时期。1991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掀起了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高潮。1993年，中国政府在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的完善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成熟和稳健。同时，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和联系更为紧密，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得到深化，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在此基础上迅速的成长与扩大。

1、对外贸易是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

1991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是建国以来增速最快的时期。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高达29740亿美元，增长了143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0]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远超同期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速，也比同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速度高出许多。2010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由1980年的29.8%上升到49.2%。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外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这一重要利益，中国与美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2、能源供应是重点关注的经济利益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飞速增长。以石油为例，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伴随着对石油消耗的迅速增加，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快速增加导致对石油进口的节节攀升，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进口国。1990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日均不超过6万桶，进口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不到3%；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为29450万吨，日均进口原油超过80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11]在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强的同时，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中国如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石油消费大国。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国内很多资源相对贫乏，加大了中国对海外原材料和能源的依赖，凸显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3、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人才是特殊的经济利益

吸引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国际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截止2010年底，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吸引外资因此也成为中国此阶段经济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引进技术和吸引海外人才也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特别关注的海外经济利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如果看作是技术硬件，那么，引进外国专业人才则等同于引进技术软件。引进外国专业人才不仅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知识，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思维方法。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思维方法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中国迫切需要外籍高层次人才来中国投资经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中国政府顺应这一需要，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完善了人才引进的制度框架，使中国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加大。2004年，中国政府施行了被称为“中国人才绿卡”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4、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制是战略性经济利益

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虽然重新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不一致性曾经使得中国对外开放受到了很大的局限。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体制接轨，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制后，能够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使国际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更符合本国的经济利益，从这一点上看，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是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利益。制度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控制地位，千方百计地要使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为其利益服务，有的国家甚至试图以此建立新的经济霸权，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经贸主流，适应国际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不仅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竞争，参与制订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同时还要学会应用国际规则来规范企业的国内和国际商业行为，学会运用国际经济规则来保护自己，为中国发展创造公正合理的外部经济制度环境。从此意义上讲，全面参与世界经济体制是中国战略性经济利益。

5、海外投资是新兴的国际经济利益

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开始起步。近10年来中国海外投资出现了很大的飞跃。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的地区和国家已经达到177个，在境外设立了1.3万家企业，目前年度投资规模已经接近600亿美元，累计海外投资达到2600亿美元，居全球前五位，在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一。[12]从中国企业投资区域来看亚洲是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其次是北美、非洲和南美，最后是欧洲，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地区。[13]尽管中国海外投资近10年出现了很大的飞跃，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海外投资存量还比较低。虽然中国海外投资尚处于起步期，但是海外投资已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利润、技术和国际市场经验，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和动力，成为增长前景看好的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海外投资会步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会越来越重要，规模会日益庞大。

国家经济范文篇6

一、引言

近几周人们对于基本法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进行了很多的讨论,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忽视的"德国联邦议院已经通过了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必要性,将银行财产收归国有的法律基础,71〕并且还讨论了在基本法中规定国家责任界限的不同建议"这些问题是值得探究的,因为通常认为,德国的基本法中只有少部分关于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规定"当人们谈到德国经济近60年来的迅猛发展时,也很少提及基本法,而是首先指向别的事件和因素,例如在1948年6月20日基本法颁布前近一年被推行的货币改革,另外还有对经济和社会体制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举措,即社会市场经济"我想试着谈谈,德国基本法对于德国经济制度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影响了社会国家原则的表现形式,并为德国的稳定和富裕作出了必要的贡献"

二、德国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基本法

首先,基本法看起来似乎真的对德国的经济秩序发展仅作出了很少的贡献"联邦宪法法院一再强调基本法的.-经济政策的中立性0"[2二因此也可以说,基本法赋予了构建不同经济秩序形态的选择权"5基本法6不仅包含了保障经济行为的基本权利)这里以5基本法6第14条、12条以及第2条第1款为例,还包含了以第15条为例的规定,即不动产和土地、自然资源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可以获得损害赔偿"根据这些不同的表述,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象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经济秩序"但可以肯定的是:起草、磋商、通过基本法的这些人,代表了一种政治上的多样性"除了共产党之外,在德国社会(SPD)和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中也存在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流派,他们追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或是共同经济的经济体制"川我们可以说.虽然第15条从结果上看基本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是这些流派主张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历史环境中,联邦宪法法院多次并且特别强调基本法是经济政策上中立0的"事实上,在历史上一方面建议施行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追求继续社会化进程的经济政策之争,基本法基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我们只能说,完全隶属于国家计划管理的经济体制是不可行的"顺便提一下,如今德国确定了推行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0"1990年通过两德签订的5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及社会联盟的条约6的第1条第3款确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共同的经济秩序0"川然而德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发展是否真的和德国基本法没什么关系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有争议的"事实上,基本法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德国的经济秩序并没有向着当时两国主张的不同经济秩序方向发展"在其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的作用也正在逐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从两国当时的历史矛盾看来几乎不可能的相互合作"基本法和宪法实践显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国的经济秩序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对经济的深人调整以及建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理念共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些国家作为大股东并且行使相当控制权的情况"这里我想以大众公司为例,最初大众企业是国有的,如今下萨克森州仍然持有其大量的股份"川除此以外,5大众公司私有化法6确保下萨克森州在大众公司私有化后仍然能够对公司经营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川国家对于经济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有所加强"德国经济在1966年和1967年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人们通过引人全面控制0体制寻求解决之道"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学说可知,国家应当投人其全部经济政策手段主动干预经济,以缓解经济衰退"川并且规定,货币及中央银行政策、财政预算政策、政府采购以及国家援助事宜应以一种相互协调的方式作为,这种合作形式的主体应当包括联邦、各州和德国联邦银行"川5基本法6第109条的修改为此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联邦和各州在编制预算时应当根据第109条第2款考虑到所谓整体经济平衡0的必要性"根据同时期颁布的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为目的的国家稳定法,川这样一种整体经济平衡应当设立以下个部分冲突的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收支平衡以及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第109条第4款规定了一种防止整体经济平衡受干扰的手段,即可以规定地方机构和共管乡镇组织的贷款取得以及联邦和各州在德意志联邦银行开立无息结存账户(经济景气平衡准备金)的义务"这种举措和法律的发展明显反映了当时对于计划经济以及国家调控的可行性是持乐观态度的"我们也不能把经济秩序的发展看作是国家影响作用的持续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及两德统一后显现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趋势"尤其是基于欧洲的影响出现了一种广泛的私有化趋势,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供给领域"〔-"〕以前由国家建立的铁路、邮政、电信以及电力和当时其他相应的公共设施一起都被私有化了"因此需要建立市场并且运用竞争法手段调控,限制国有企业的市场统治地位并且同时保障重要的公共生存利益"仁-1口第87e条第4款和第87f条第1款包含了所谓的国家保证义务"第87e条第4款中提到,在扩建或运营联邦铁路网络时以及安排有关非客运性质的交通运输服务时,联邦保证考虑公共利益特别是交通的需求情况"第87f条第1款涉及邮政和电信方面.,联邦保证提供提供覆盖面较广、适当和充足的服务0"至此国家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更加明显了"虽然在私有化的进程中国家正是通过私有化将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义务分离出去,但是根据上述基本法的规定,国家有义务建立能够使服务的提供具有经济竞争力的法律上的框架性条件,这些条件应保证公共利益得以实现梦.2二所以我们现在明白,基本法事实上只是设置了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的外部框架"

三、基本法和欧洲经济法

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更加现代的角度来讨论基本法对于经济的影响"如今涉及经济的法律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的影响"仁-3二这不仅仅涉及到外贸、农业、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等单一领域以及所谓的经济宏观调控法"竞争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欧洲化了"一段时间以来,欧洲加深了在公司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民法领域的影响"除此之外,联邦宪法法院在以基本法的标准对欧洲法进行的审查上有所收敛"它使欧洲法、由欧洲人权公约保障的基本权利保护和欧洲法院具有优先权,但并不表明欧洲基本权利保护降低到了基本法保护水平之下"7.书二因此德国宪法和宪法管辖权实际上在经济领域失去了影响力"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合宪的法律对这种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欧洲基本权利保护的发展过程中包含了众多与德国宪法相一致的元素"德国的宪法理念影响了欧洲法中基本权利地位的发展"德国宪法实践在欧洲法院的判决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判决使基本权利地位被看作是成员国的宪法传承并且确定了基本权利在共同体法中的效力"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经济自由、所有权保护、比例原则以及存续保护等等"这些欧洲法院的判例也影响了随着里斯本条约的签订规定了国家法律义务的欧洲基本权利宪章"泣-5二这里也是基本法的成功之处"

四、基本权利

5基本法6中的基本权利在经济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首先提到以下涉及经济的基本权利:第14条的财产权保护、第12条的职业自由和第2条第1款的一般行为自由"基本权利在德国的国家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使宪法诉讼和规范审查成为可能的宪法管辖权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重要的判例影响了宪法领域,并且也促进了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基本权利首先确定了个人享有何种权利和自由并限制了国家的干预",5习但是如果在基本权利中仅仅看到国家公民间的边界划分以及国家市场间经济领域中的界,限,就不那么准确了"众所周知,基本权利不仅仅赋予了对抗国家干预的权利,而且包含了客观的价值内涵,〔.7〕这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及其适用和解释中必须被考虑到的"因此基本权利不仅在权利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发挥作用,同样影响了公民间法律关系的构建"f.8〕需要强调的是,基本权利无论从何种角度看,特别在财产权保护中是绝不可能从独立的、排他的法律领域中推导出来的,而是起源于共同关系的相互作用"5基本法6第14条第2款规定的财产权的社会联系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同样符合这样一种设想,即权利和自由之间存在一种社会联系,基本权利正如今天被解释的那样,扩展了其保护范围,这种保护涉及到具体被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之间的功能联系"财产权保护应当确保其在财产法领域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并且为基本权利享有者自行构建生活形式提供可能性"〔-习第14条中所指的财产具有私人使用性,也就是说要对权利主体予以确认"这样看来,财产应当作为私人自主行为的基础,并且有益于个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利益"职业自由要求保护职业选择自由、,"〕职业从事自由、[21〕工作岗位选择自由及职业培训所在地的选择自由,卿〕保护作为职业与人类个性有关的及作为人类个性的延伸所表现出来的工作,并且应当提供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其保护范围也包括与权利和自由的行使有关的相互行为"卿8最后,可以根据第2条第1款人格权的自由延伸着一基本权利得出与他人签订合同的自由"阳口以上观点表明,3项涉及经济的基本权利进一步保障了经济交流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功能性前提条件使得竞争和市场得以存续"同样不应忽视的是,当我们将职业自由保护、财产保护、一般人格权保护这3项基本权利联系起来时,这种权利保护的意义便十分重大"虽然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共同判决中指出,应当概括地看待这些基本权利并从中引出一种抽象的、广泛的经济模式,但是需要注意且强调的是,如今基本法表现出了重要的基本决定权"[25皿虽然纵观涉及经济的基本权利并没有规定明确的经济模式,嘟〕也没有提出建立市场和引人竞争机制的要求,卿〕但不可忽视的是,基本权利在限制竞争和取缔市场的解释中设置了严格的界限"联邦宪法法院在其一系列的判例中扩展了此原则,并作出了德国经济秩序发展的重要决定,其对于1979年3月1日(工人参与的)共同决定法的判决尤为重要"嘟二裁决涉及1979年的共同决定法,它规定了职工在2000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相当于董事会)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比例为各占50%"股东方仅仅在票数相当的情况下享有少量优势,即从这个团体中选出的领导在下一次的表决中拥有两票"如此大规模的员工参与在德国前所未有"在欧洲规则的影响下,这种参与在采矿冶金工业也就是煤钢生产企业存续已久"尽管如此,共同决定法还是为德国经济秩序指明了道路"最终,联邦宪法法院判定受到企业财产权保护及工会权利保护的宪法诉讼是无根据的"在众多值得一看的法院判决中,我想切合我的主题选出一例,来清楚表明联邦宪法法院是如何根据第14条财产权保护判定,财产的使用始终在经济上对第三人有影响"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肯定共同决定法的规定具有可行性,即立法者在财产使用涉及第三人利益时等特定情况下,有权规定财产的使用"具体判决如下:由5基本法6第14条第2款得出此案件中财产的使用和处分不仅局限于所有权人,而且涉及到因物的使用产生的其他共同权利人的利益"据此,基本法要求财产的使用必须符合公共利益,并且要考虑到一些非所有权人的利益,这些非所有权人应是在其自由的保障和自主生活的构建上依赖这些财产的使用的"少〕这项判决明确了基本权利在个体与国家事务关系中的重要性"除了在众多判决中涉及的雇佣关系问题,基本权利同样在环境政策和环境法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这些政策领域与经济密切相关,是因为在环境政策中也涉及到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保护和分配"虽说不能逐一举例,但我想强调的是,联邦宪法法院及法律学说肯定了基本权利的公共属性,特别是财产的社会关联性。

国家经济范文篇7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垄断趋势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1．跨国公司对我国各行业垄断情况。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占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此外，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制约国内幼稚产业的发展。

2．跨国公司的垄断趋势直接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跨国公司的垄断有可能获取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宜对外披露的重要行业信息，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如IBM目前已垄断我国银行业大型机市场。作为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之一的银行业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又几乎仅由一家外国公司提供关键产品的服务，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IBM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的垄断，客观上使我国金融运行存在较高的安全隐患。因为，当国家间战略出现冲突时，IBM肯定要服从美国国家战略。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IBM曾一度撤回其全部专家，中断对我国银行业IBM大型机的服务。

3．与跨国并购关联的法律漏洞多，监控机制失灵。当前，我国对跨国并购还只是针对个案，通过行政法规、政策来调控，以防止无法可依而导致的失控局面。有鉴于此，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反垄断作为对外资并购管制的首要任务，并将其确立为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事实证明，反对垄断、保护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内在要求，在构建我国法律体系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把反垄断原则确立为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合理规制外资垄断国内市场，从而促进有效竞争，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二、跨国并购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会产生潜在的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集中程度增加的可能性，造成对一国市场的垄断，解决途径在于由政府来控制跨国并购行为，防止国内市场垄断。政府干预跨国并购也是基于主权理论。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并购管制作为促进政治、经济独立的手段。

跨国并购的兴起是要素市场，特别是知识市场国际不完全性的市场。跨国并购通过克服这种不完全性，促进了国际专业化分工。可见，跨国并购和国际贸易一样，使国际比较利益得到了有效利用，改善了世界福利。但也应看到，跨国并购的某些行为并不能提高效率，尤其是所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市场结构可能引发限制性的商业活动，并助长低效率，而跨国公司却赚得并非出自高效率的超额垄断利润。

美国管制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是与美国管制理论的变化分不开的。以博克、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为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该学派不承认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从而特别反对政府对企业合并进行规模上的干预，认为反垄断法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益，因此，对企业合并的分析重点应从市场结构转向经济效益，并以经济效益作为评价和是否干预企业合并的依据。此外，一些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美国青年学者也提出了“新贸易理论”，其核心思想就是：政府应当在资金、技术上帮助本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获得国际竞争优势；如果这种帮助能够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地位，就会给本国带来更大的利益；政府还应当通过各种办法防止外国竞争挤占本国国内市场。如今，效率分析在反垄断审查中的势力已大于结构分析。

三、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

在美国，由于并购法律体系并未对外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区别对待，而且美国没有独立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对跨国公司并购进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规并不存在，美国的并购法律体系适用于任何企业并购。

（一）美国调整并购的法律体系与执行机构

1．联邦反托拉斯法。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及在这之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联邦证券法。由《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规构成。《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决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实施证券法案，管理证券交易，监管市场。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关并购的联邦证券法的核心，该法对通过证券交易所逐步收购和通告发出收购要约一次性收购作了规定。

3．州一级的并购法律。州并购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或惩罚，主要表现在对目标公司的反并购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承认或支持；规定对敌意并购行为进行惩罚；或者干脆直接通过立法防止敌意并购行为。在执法过程中，普遍的倾向是对外国并购公司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4．政府颁布的并购准则。美国司法部为了便于执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颁布一次兼并准则，用于衡量什么样的并购可以被批准，什么样的并购得不到批准。

在美国，执行并购法律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关部门。

（二）对跨国并购的特殊限制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领域，外资进出是自由的。

1．国家安全。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认为该项并购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就此并购提请总统审查，而总统有权根据“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禁止任何外国人对从事州际商务的美国企业实行吞并、取得或接管。美国国会甚至至今还试图使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

2．航空。外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不得超过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美国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二。

3．海运。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否则就取消沿海、内河航运权。未经联邦运输部长的批准将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出售给外国公司，属于违法行为。

另外，对通讯、金融、原子能等行业也有限制。

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主要特点是：外松内紧，表松里紧。在宽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跨国并购的具体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并购管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四、西方国家跨国并购管制的经验做法对我国的启示

1．加紧制定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并购与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宪法”，我国可以在反垄断法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控制制度，以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通过《反垄断法》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既能做到遵守WTO规则，又能维护国家利益；既能充分吸引外资，又能控制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这是当前条件下我国的理性选择。

2．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完善的中国并购审查法律体系有助于克服跨国并购可能带来的遏制民族工业、垄断国内市场等负面效应。对认定跨国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国应设立专门的国家并购审批机构进行审查。允许民间行业协会参加，充分吸收市场经验。

3．通过立法确立外资并购待遇标准。我国赋予外资国民待遇的同时，也有必要出台以下限制措施。（1）行业限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防、新闻等部门，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2）目标企业限制。在行业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技术的企业，应当严格限制外资兼并收购，或者规定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标准。（3）并购规模的限制。对于交易金额达到相当规模的外资并购项目，应当予以限制。（4）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的限制。外资并购一般应由作为并购方的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而且应当在并购生效时即支付全部价款。

4．应立法规范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在外资并购的审批范围上，除了对“购买”股权或资产的外资并购方式进行审批外，也应将非按现有持股比例的股份认购、股份消除、认购配股及转配股等致使外商取得企业一定控制权的行业的外资并购纳入审批范围。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应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5．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常征兆，适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6．合理确定股权定价，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最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是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的收购。由于可供参照的价格少，转让的透明度又相对较低，因此可能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由于我国评估业在无形资产评估方面的技术、能力与国际上的差距，国有资产中无形资产的流失可能会相当严重。因此，如何确保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建立完善、全面的股权市场，是一个重大课题。

7．要建立服务型理性政府。应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提供服务的原则，加快建立健全企业“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从投资审批和管制为主逐步过渡到投资保护、投资指导、投资监管及提供服务为主。政府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和外交渠道，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业务信息系统，为企业提供搜集投资环境、国别政策、法律法规等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多、双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深入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组织的特点，并利用外交手段促进和保护境外投资，为企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便利。加强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走出去”没有监管不行，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参考文献：

［1］胡景岩，王晓红．跨国公司发展与战略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1－231．

［2］王晓晔．竞争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382－383．

［3］史建三．跨国并购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185－186．

国家经济范文篇8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主权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主权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主权而且政治主权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主权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主权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主权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主权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主权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主权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主权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国家经济范文篇9

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和突出，主要表现在：（一）资本的国际化。其标志是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商品资本国际化，以国际信贷为重要内容的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等。（二）生产的国际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工艺和劳动力的国家在更多更细的程度上进行分工协作，国际分工也日益深化：各国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整合中，更加紧密地与国际产业的更新和转移相结合，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形成生产的国际化统一经营网络。（三）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因此技术创新的国际化是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它表现在：跨国公司间的相互控制逐渐增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联盟更加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同类产品中更具竞争力的显然已是那些经过国际合作与支持的项目；国际技术转移、高科技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日益增多。在此以前，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探析国家主权的涵义也许是天经地义的，而如今，经济的触角已经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间的关系也从以战争手段掠夺领土转向以经济手段争夺市场。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元世界体系正在演变成为多元层次的世界体系。国家主权就是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管理自己的国家，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主权。主权是国家属性的主要特征。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是开放、合作、互相渗透。由此，国家主权的排他性和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发生了碰撞。

最明显的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家间在经济上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不断“侵蚀”到国家的主权，使得国家在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时候，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都受到了制约。以跨国公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飞速发展，到1995年，世界上已有约3.9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万家，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7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拥有资产3.4万亿美元，一些跨国公司所覆盖的国土面积和运营范围比有史以来任何帝国的地域更加浩瀚。跨国公司在各个领域向主权国家的经济主导权发出严峻挑战：由于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庞大的管理组织体制，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并正在继续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全世界的80％。跨国公司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基础影响到主权国家的决策和利益，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更大的利润。无论对母国还是东道国都是如此。比如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在把资金和技术向海外转移的时候，为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和销售的新市场，也不拒绝把部分产品“返销”到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从中得益，在国与国的争议中，这些有利益关系的大公司未必会站在美国一边。同样，由于跨国公司对技术转移严格而有效的控制，往往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形成经济依附性发展，削弱了国家经济主导权。

跨国公司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通过经济手段涉入政治领域。远的，如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在帮助推翻伊朗摩萨德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的，如韩宝事件在韩国掀起的政治经济危机等。众所周知的是，区域性组织以及一些国际性的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日益不可分割，这些国际性机构实际上已经深深地介入世界政治的运行轨道，对国家主权产生着越来越深的影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由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全球性问题将不可能由单个国家或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那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肯定会积极参与。这就必然导致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国际利益势必出现多样化和分散化。

当然，主权国家在面临这些矛盾与冲突时，并非是束手无策。首先，在当今，经济一体化趋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符合时展规律和主权国家利益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给单一的主权国家既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经济实惠。其次，为了巩固国家主权，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国家宁愿付出某种代价——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种“让渡”是有条件的，即以不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为前提。如跨国公司为母国带来可观的利润，同时，为东道国提供了急需的资本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国家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享有自主权，即经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家之间仍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相互依存的国家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种主权让渡的“契约”。因为任何导致主权国家对“侵蚀”其主权行为作出反弹的因素都会反过来“侵蚀”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经济的联合毕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主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复杂的，影响它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包括文化、传统、语言等更为深层次的方面。事实上，正是由于文化上逐渐趋同，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达到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联合，将欧盟国家联结在一起的，是其相近的文化观念，在这个层面上，主权国家存在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同时，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也越来越引起更多的国家、政府及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国家创新体制是指在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

，各个国家也更加注重具有民族特征的多样性的发展。国家创新体制的兴起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区域性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的发展部分地“侵蚀”了国家的经济主权，才为国家创新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正在与国家创新体制构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都应当纳入世界轨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交流，与其他国家保持合作与协调。这同时意味着，要想发展也必须保持本国民族的特色，这也是国家主权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国家经济范文篇10

美国对外国投资的基本政策是，坚持公平对待，同时保留相当数量的例外。这些例外可以分成两类，一是行业例外，即排除某些行业中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这些行业通常包括海空运输、采掘业、能源行业、通信行业、银行业及政府采购，以避免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落入外国投资者的控制中；二是审批程序，即将通过并购、收购方式进入美国市场的部分外国投资者的并购、收购程序中断。

1.外国投资委员会和《艾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作为《综合贸易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在1988年通过了《艾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并由外国投资委员会专门负责执行。该委员会的12名成员负责审查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交的收购报告，进行调查，并确定该项收购交易是否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该修正案同时赋予总统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即对外国直接投资者提供的收购进行否决、暂缓，或是进入审议程序。①该修正案没有给出国家安全的具体含义。但美国财政部规定，所有委员应结合自身代表的部门，将其评估的重点放在关系美国国防安全的产品和关键技术上，重点考查可能改变被收购公司所有权的项目，不要过多考虑经济因素。除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各行政部门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要求，制定涉及外国投资的法规，同样可以阻挠外国投资项目。比如，美国国防部制定的《国家工业安全计划》中，规定涉及关键技术、机密情报和特种机密情报的行业，不允许外国投资者通过收购的方式获得相关企业。这类行政部门的评估，与投资委员会并行，互不干涉，但都会影响外国投资者收购、并购的顺利进行。

2.重点行业的重新定义“9·11”事件后，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爱国者法案》，以期联合和加强美国各部分的力量，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供适当的工具，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活动。该法案规定，国会将为重点行业提供特殊支持。其中，重点行业被定义为“系统或资产，无论有形还是无形。如果此类系统或资产不能正常运转，或被破坏，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国家经济的安全、公共健康及公共安全，或以上任何方面的结合”。②这一定义扩大了重点行业的范围，尤其是特别指出的经济类行业。这类行业包括电讯、能源、金融服务、水业、运输业以及对“国防、经济繁荣、政府连续性、人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网络基础设施”。②2002年，通过《国土安全法案》，国会将识别重点行业的责任转交给国土安全部。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关键资源的清单，并将这些资源定义为对“政府和经济运行可能产生微小影响的、公共或私人控制的资源”。通过上述一系列规范的出台，国土安全部确认了17项经济产业属于重点行业和关键资源，并将这些产业分别划归不同的联邦政府部门负责审查，来履行基本的保护义务。2008年，国土安全部在内部备忘录中，将生产加工作为第18项产业，加入到清单中。国会和国土安全部门的一系列行为，彻底改变了决策者对国家安全的定义。虽然有决策者认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中，应将经济因素单独考虑。但仍将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由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等同于恐怖袭击，认为这样的投资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风险。

3《.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核。第一，是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议和调查外国投资的过程中就要向国会汇报。第二，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点行业和国土安全领域的产业，加入到了要求委员考虑和汇报的范围中。国家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也加入到审议委员行列。另外的变化是，要求投资委员会在不考虑投资涉及行业的前提下，对所有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外国投资者参与的交易进行调查。在这样的一系列审议要求变化之前，所有的交易都是被首先认定为，对美国经济有积极影响的。而变化之后，所有的交易都被首先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这样，所有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投资者，必须首先证明，其交易行为对美国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但是，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尤其是其后几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价值受到了影响。为应对这种变化，很多国家都拿出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基金，用来对外进行投资，包括美国也在这样操作。所以，相对美元的地位受到质疑之前，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外国投资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大增加了。综上所述，外国投资委员会、《国家安全工业计划》和与重点行业相关的各政府部门都会同时、但相对独立地参与到对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核当中。

二、经济角度考量外国投资政策

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过渡关注带来的问题是，当所有的政策、措施的设置都是为了限制外国投资者的并购、收购时，决策者们如何评估成本与收益。事实上，所有政策与措施审议的焦点都是非经济性因素，而不是如何获得经营效率、如何支持市场对资源的再分配。又因为政策制定者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不同的政府部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理解不一致，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也有很大差异。结果是，这些政策直接否定了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原理，给市场经济的运行穿上了保护主义的外套。目前，没有明确的、量化的指标体系，可以评估因涉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而被否决的外国投资项目的经济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对此类外国投资案的否决，都是在预防某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考虑潜在的，而非现实的威胁。当投资者来自多个国家，因为其背景不同，评估的过程则会浪费更多资源。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对外国投资的审核以及否决，扰乱了市场正常的运行秩序。这种扰乱，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当被并购、收购的公司，其生产的产品是带有美国特质时，会因为这种带着美国人民情感的产品即将落入外国企业控制而对外国投资过程进行审查；

二是对外国投资者的母国有质疑，尤其是那些被主权基金支持的外国投资者，其中，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的审查占有很大的比例；

三是外国投资案中涉及的行业或产品，在美国的政策中，原本就存在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性措施，为避免投资者试图通过收购，而非购买而获得相关产品，所以要对外国投资过程进行审查。

劳动力和资本是生产活动必备的要素。劳动生产率随着资本的累积而提高，并与经济的增长互相促进。如果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个社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就可能高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该行业则会相对运行良好。所以从其他行业吸收资本和劳动力，可以使本行业达到相对良好的目标。短期之内，这种生产要素的转移会导致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不匹配，以及部分生产要素的低效使用和浪费。但不同的行业竞争劳动力与资本这样的稀缺生产因素时，供求关系会决定其价格，对这些稀缺要素进行有效分配。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对这一分配过程的阻断，都会造成资源的错误分配，降低市场效率，增加整个社会运行的经济成本。比如，上述三种类型，或归入存在潜在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原因，阻碍外国资本的进入，会导致被意向收购的企业丧失应得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外国投资者可能带来先进的技术，或其他的生产要素，政府的人为阻碍行为会减弱企业获得这些竞争优势，此类虽然属于间接成本，但和直接成本的增加一样，将会降低生产效率。经济学家通常将生产过程和相关的经济行为分成短期和长期来考量。这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主要是根据市场上各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性而定。

一般而言，劳动力通常是会在短期内，以较低成本就可以在行业间流动的生产要素，而短期内，资本的转换则比较困难。所以，短期内，劳动力是可变成本，而资本是固定成本。从长期角度来讲，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所有的要素都会因市场的变化在各个行业中重新再分配。这种短期与长期的划分意味着，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通过政策或一些政府行为阻碍外国资本在某些行业中的再分配，与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自然流动不符，会导致企业短期成本的增加，并需要企业长期和短期利益的总和来弥补这样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后，其经济由和平时期的消费者导向，在短期内改变成战争中的、以武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产体系。这种改变确实带来了生产要素短期内在行业间的转换，但这种短期成本的增加可以由国家安全保障的迅速提升、反抗外来入侵能力的提高来弥补，是真实存在、即刻出现的收益。但是在和平时期，没有实际的外来威胁，无法量化评估重点行业、国土安全和关键资源的具体指标。当遇到具体的外国投资项目时，也不能准确评估外国投资会带来的好处。在不能准确判断外国投资可能带来的威胁成本和经济收益时，对外国投资项目的否决，就完全是政策制定与执行者根据个人偏好和臆想而做出的草率决定。

三、结论与建议

在经历了三十几年市场的洗礼和培育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强大和企业自身的成熟，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全球市场纳入到企业的长期战略中，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目前仍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是中国有规模、有实力的企业一定要抢占的市场。虽然遇到华为多次收购项目的挫折，但中国的企业不应对美国市场产生恐惧心理，仍应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划执行。

第一，为保证更多的企业成功进入美国市场，相关行业协会应积极进行公关活动。因为美国的现行法规体系没有提供关于什么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具体标准，完全是决策者的集体决定。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问题，公关活动不能够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所有决策者对中国企业的看法，但至少可以争取到大多数，可以保证对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的评估不受到个别利益集团的牵制和影响。只要美国现行的评估机制正常运转，中国企业在美投资过程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就会大大降低。

第二，目前在美投资受阻的企业多数是通过并购、收购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实际上，在资金上，很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有能力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在美国独立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的；在人力资源方面，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留学归国人员也可以满足企业经营的需要。通过绿地投资的方式，可以绕过投资委员会等机构的评估，达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目的。原并购、收购过程中看重的技术等资源，可以在经营过程中，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