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范文10篇

关联范文篇1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①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从认知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研究，是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交际与认知模式。“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②Sperber和Wilson将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1991：381）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1986:122），并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Presumptionofoptimal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

（1）发话者意欲向听话人显映的假设集{I}，具有足够的关联，使听话人值得努力去处理该明示的刺激信号（ostensivestimulus）。

（2）这一明示刺激信号，是发话者传递假设集{I}时所能运用的最大关联的信号。

（3）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的最大关联。（1986：158）

在关联理论中，Sperber和Wilson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I}（1986：63），只有说话人说出的话具有“明示性”，听话人的推理才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准确理解说话人话语的意义。例如：

甲：你怕吃辣菜吗？

乙：我是四川人。

上例中，乙明示的话语为甲提供了一个推理的认知语境，使甲获得了“四川人”这个语境信息。甲再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确认“四川人喜欢吃辣菜”这一语境假设，于是甲分析出乙的暗含前提（impliedpresupposition）是：四川人喜欢吃辣菜，乙是个四川人。再由此推断出自己的暗含意图（impliedintention），最终获得“乙喜欢吃辣菜”这个语境效果。然而现实的话语交际，并不总是处于最佳关联的状态，关联障碍与偏向关联的情况也很常见。

二、关联障碍的形成缘由

在话语交际中，明示性信息在关联推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明示性信息缺乏、不足或偏误往往导致交际双方不能形成有效映现、产生关联障碍致使关联推理失败，它的形成有诸多类型、因素。

1、色彩义选择失误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一人去找矿长办事，怕矿长家的狗咬他，一进门就给狗扔了一块面包，狗没吃。又扔了一块骨头，狗又没吃。他笑着说：“矿长家的狗真廉洁。”正好矿长出来听到，问：“难道我不廉洁吗？”来人赶快回答：“廉洁，和狗一样廉洁。”矿长大怒。（《一样廉洁》，《喜剧世界》2005年8月下半月）

上例“矿长家的狗真廉洁”中的“狗”属褒义，也是临时的色彩义。而在矿长追问下，那人在情急之中发出“矿长和狗一样廉洁”的明示信息，此中“狗”具有的临时褒义色彩未能在推理方厂长那里产生有效映现，却产生“狗”贬义的固定色彩义与矿长作比的映现。色彩义的选择失误造成了关联障碍。

2、文化层次差异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茶庄老板说：“西洋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有二伯问：“什么叫之母哇？”茶庄老板说：“之母就是他妈，就是成功他妈。”（萧红《呼兰河传》）

因为文化水平低，有二伯不能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意思，发话者与受话者双方的有效映现未能形成，故有二伯错误地将其关联成“之母”。文化层次的差异造成了明示性信息的关联障碍。

3、语境信息不足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王斯阳：我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

黄傅雯：炸弹？什么炸弹？

王斯阳：感情的炸弹，要炸开你世俗的外衣，让你的感情尽情奔流。

（《月光》，《剧本》2001年第6期）

王斯阳说出“我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时，未向黄傅雯发出足够的明示信息，直至说出“感情的炸弹”时，黄傅雯才理解了话语，形成了有效映现。此例是听话人因缺乏语境信息而未能理解比喻义所形成的关联推理失败。

4、年龄差异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小侄女望着姑姑的脸说：“姑姑，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姑姑高兴地抱着她左亲右亲，并问：“是怎么像的”小侄女回答：“上面都有细细的毛。”（《喜剧世界》2001年第8期）

姑姑从成人用喻的角度出发，错误地将“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关联成了“脸像水蜜桃一样鲜润”，以为小侄女在称赞她。此例由于小侄女未说出明示性信息：姑姑的脸和水蜜桃上都有细细的毛，姑姑和小侄女关联了不同的相似点，而这种关联障碍是由于年龄层次的差异所引起的，明示性信息不足造成言语交际中关联推理的障碍。

三、修辞关联的生成方式

在一些具有修辞效果的言语现象中，话语双方并未一味追求最佳关联，而是对最佳关联进行背离、偏离，产生了极佳的修辞效果。本文称此种关联为修辞关联。修辞关联是一种积极关联，究其关联方式，有如下一些：

1、增大关联推理难度

红卫兵：什么成分？

齐来福：贫农。

红卫兵：（问吴秋香）什么成分？

齐来福：（代答）也是贫农，三代都是贫农。

红卫兵：都是贫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就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电视剧《雪野》）

“关联原则是对明示推理交际的总概括。关联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言语交际中不同的环境下说话人会尽可能做到关联。”③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推理努力越少，语境效果就越好，关联性就越强；反之，推理努力越多，语境效果就越差，关联性就越弱。在上例中，“都是贫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就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是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不同场合说的话、写的文章，而红卫兵却断章取义地用来到处乱套，明示性信息杂乱。通过输出杂乱信息，增大了推理努力的难度，使语境效果变差，致使很难生成最佳语义关联。但正因为如此，话语产生了幽默、嘲谑的修辞效果。这是一种放弃最佳语义关联、生成最佳修辞效果的关联。

上午十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问卓娅：“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例中卓娅的回答“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了模糊词语，将军官的推理努力尽量增大，从而使语境效果变差，形成了逆最佳语义关联的最小语义关联。如果说上例是无意为之的增大推理难度，此例则是有意增大推理难度，以期追求雄辩的修辞效果。

2、单向、定向的最佳语义关联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不仅仅限于客观环境等非语言语境、话语本身等语言语境，而且，语境不是言语交际中双方事先知道的固定因素。为此，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语境观，将语境视为一个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形成、发展的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是听话人有关世界的假设子集，也就是说语境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④例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连续问了三个问题：问对待不讲信义的朋友该怎么办，对待不能管理国家的长官怎么办，最后一问是对待不能治理国家的国君怎么办。孟子的目的并非向齐宣王讨教答案，前两问是为第三问作铺垫的。在整个对话中，由于孟子事先设立了预期的关联，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此对孟子而言，与关联理论强调的动态语境有所不同，对话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语境，话语生成的是一种最佳语义关联。而对齐宣王而言，则落入了孟子设下的陷阱，最后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虽说是动态语义关联，却不是最佳语义关联。可见，这种最佳语义关联是单向的，且话语发展的方向也是由一方事先设定的。此例从孟子的角度看属于单向、定向的最佳语义关联。话语关联的结果是产生了雄辩的修辞效果。

3、关联不同的语义亮点

甲：这部电影听说很好看，你觉得好在哪儿啊。

乙：好上厕所。

上例中的两个好，一为“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一为“容易，便于”的意思。甲乙双方彼此关联，亮点各异，故没有形成有效映现而最终形成最佳语义关联，但却使一个词的两种意思先后出现，从而产生了新颖、别致的修辞效果。

4、逆反的语义关联

甲：我再考你一个：李字去了木。

乙：这个字念“子”啊！

甲：不对了，念“一”。

乙：怎么念“一”呀？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吗？你把那个木字去了，不就念“子”吗？

甲：念“一”。我说李字去了木，是去了那个“了”和上面那个“木”，可不就剩了一道了吗？

（侯宝林：相声《猜字》）

上例中，题目有两种答案，因此关联本身就具有多向性。甲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乙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甲、乙处于一种对立的矛盾关联之中，始终不能形成有效映现、最佳语义关联。且对甲而言，语境是静态的、事先设定的，关联也是定向的，即逆对方的语义关联而动。甲在追求打破乙最佳语义关联努力的过程中形成了雄辩的最佳修辞效果。

5、利用百科知识的偏向关联

第一个男子（骄傲地）：我的妻子是天使！

第二个男子：你真幸运，我妻子还活着呢。

（《幸运天使》，《喜剧世界》2001年第5期）

第一个男子骄傲地将自己的妻子比作天使，明示性信息不可谓不强。但第二个男子为了挫挫第一个男子的傲气，偏偏不从相似义“美丽”作关联推导，而从百科知识“天使不在人世间”中，推导出“你妻子已死，不在人世”的隐含意义。表面上是对第一个男子表示了羡慕之情，实际上对第一个男子进行了艺术的戏谑嘲讽。本例幽默的修辞效果源自对语境要素中百科知识的调用、推导。

6、明示信息引导关联失误

昨天在大街上，一位漂亮姑娘素不相识，却主动和我说话。一位朋友问：“老弟可真走运！她说什么了？”“她说……”“说呀！别不好意思，你我又不是外人，我还可以当参谋呢!”“她说：同志，随地吐痰，罚款五角！”

（郭长信：《别不好意思》，《讽刺与幽默》1985年7月5日）

上例明示性信息“她说……”造成话语双方未能形成最佳关联，而这种关联偏向、失误是由发话人有意造成的，产生了幽默的修辞效果。

由上述分析可知，言语交际有遵循关联理论最佳关联原则的一面，此时，双方互相协调，努力增大明示性，以取得最佳关联、语境效果。但话语如果缺乏明示性，往往会造成交际双方不能互相显映，形成关联障碍，这是基于说话者与听话人利益一致，追求最佳语义关联而作的分析。实际上，在言语交际中，出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发话者往往诱导受话者定向、偏向关联；或者听话人识别、理解了说话人明示的信息，交际双方已实际形成了有效映现，受话者却故意不往说话人明示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推理，违反最佳语义关联原则，进行多种关联，以期获得幽默、讽刺、新颖、雄辩等修辞效果，追求一种“最佳修辞效果关联”，这种现象可称作为修辞关联，它是交际双方利益不一致的言语交际结果，以关联理论来衡量，似乎缺乏规范性，但却是一种积极的语言现象。而对言语交际中修辞关联现象的分析却正是关联理论研究所忽视的方面。

①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6.

②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③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第22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

④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第23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

关联范文篇2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①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从认知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研究，是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交际与认知模式。“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②Sperber和Wilson将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1991：381）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1986:122），并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Presumptionofoptimal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

（1）发话者意欲向听话人显映的假设集{I}，具有足够的关联，使听话人值得努力去处理该明示的刺激信号（ostensivestimulus）。

（2）这一明示刺激信号，是发话者传递假设集{I}时所能运用的最大关联的信号。

（3）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的最大关联。（1986：158）

在关联理论中，Sperber和Wilson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I}（1986：63），只有说话人说出的话具有“明示性”，听话人的推理才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准确理解说话人话语的意义。例如：

甲：你怕吃辣菜吗？

乙：我是四川人。

上例中，乙明示的话语为甲提供了一个推理的认知语境，使甲获得了“四川人”这个语境信息。甲再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确认“四川人喜欢吃辣菜”这一语境假设，于是甲分析出乙的暗含前提（impliedpresupposition）是：四川人喜欢吃辣菜，乙是个四川人。再由此推断出自己的暗含意图（impliedintention），最终获得“乙喜欢吃辣菜”这个语境效果。然而现实的话语交际，并不总是处于最佳关联的状态，关联障碍与偏向关联的情况也很常见。

二、关联障碍的形成缘由

在话语交际中，明示性信息在关联推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明示性信息缺乏、不足或偏误往往导致交际双方不能形成有效映现、产生关联障碍致使关联推理失败，它的形成有诸多类型、因素。

1、色彩义选择失误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一人去找矿长办事，怕矿长家的狗咬他，一进门就给狗扔了一块面包，狗没吃。又扔了一块骨头，狗又没吃。他笑着说：“矿长家的狗真廉洁。”正好矿长出来听到，问：“难道我不廉洁吗？”来人赶快回答：“廉洁，和狗一样廉洁。”矿长大怒。（《一样廉洁》，《喜剧世界》2005年8月下半月）

上例“矿长家的狗真廉洁”中的“狗”属褒义，也是临时的色彩义。而在矿长追问下，那人在情急之中发出“矿长和狗一样廉洁”的明示信息，此中“狗”具有的临时褒义色彩未能在推理方厂长那里产生有效映现，却产生“狗”贬义的固定色彩义与矿长作比的映现。色彩义的选择失误造成了关联障碍。

2、文化层次差异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茶庄老板说：“西洋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有二伯问：“什么叫之母哇？”茶庄老板说：“之母就是他妈，就是成功他妈。”（萧红《呼兰河传》）

因为文化水平低，有二伯不能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意思，发话者与受话者双方的有效映现未能形成，故有二伯错误地将其关联成“之母”。文化层次的差异造成了明示性信息的关联障碍。

3、语境信息不足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王斯阳：我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

黄傅雯：炸弹？什么炸弹？

王斯阳：感情的炸弹，要炸开你世俗的外衣，让你的感情尽情奔流。

（《月光》，《剧本》2001年第6期）

王斯阳说出“我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时，未向黄傅雯发出足够的明示信息，直至说出“感情的炸弹”时，黄傅雯才理解了话语，形成了有效映现。此例是听话人因缺乏语境信息而未能理解比喻义所形成的关联推理失败。

4、年龄差异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小侄女望着姑姑的脸说：“姑姑，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姑姑高兴地抱着她左亲右亲，并问：“是怎么像的”小侄女回答：“上面都有细细的毛。”（《喜剧世界》2001年第8期）

姑姑从成人用喻的角度出发，错误地将“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关联成了“脸像水蜜桃一样鲜润”，以为小侄女在称赞她。此例由于小侄女未说出明示性信息：姑姑的脸和水蜜桃上都有细细的毛，姑姑和小侄女关联了不同的相似点，而这种关联障碍是由于年龄层次的差异所引起的，明示性信息不足造成言语交际中关联推理的障碍。

三、修辞关联的生成方式

在一些具有修辞效果的言语现象中，话语双方并未一味追求最佳关联，而是对最佳关联进行背离、偏离，产生了极佳的修辞效果。本文称此种关联为修辞关联。修辞关联是一种积极关联，究其关联方式，有如下一些：

1、增大关联推理难度

红卫兵：什么成分？

齐来福：贫农。

红卫兵：（问吴秋香）什么成分？

齐来福：（代答）也是贫农，三代都是贫农。

红卫兵：都是贫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就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电视剧《雪野》）

“关联原则是对明示推理交际的总概括。关联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言语交际中不同的环境下说话人会尽可能做到关联。”③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推理努力越少，语境效果就越好，关联性就越强；反之，推理努力越多，语境效果就越差，关联性就越弱。在上例中，“都是贫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就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是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不同场合说的话、写的文章，而红卫兵却断章取义地用来到处乱套，明示性信息杂乱。通过输出杂乱信息，增大了推理努力的难度，使语境效果变差，致使很难生成最佳语义关联。但正因为如此，话语产生了幽默、嘲谑的修辞效果。这是一种放弃最佳语义关联、生成最佳修辞效果的关联。

上午十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问卓娅：“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例中卓娅的回答“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了模糊词语，将军官的推理努力尽量增大，从而使语境效果变差，形成了逆最佳语义关联的最小语义关联。如果说上例是无意为之的增大推理难度，此例则是有意增大推理难度，以期追求雄辩的修辞效果。

2、单向、定向的最佳语义关联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不仅仅限于客观环境等非语言语境、话语本身等语言语境，而且，语境不是言语交际中双方事先知道的固定因素。为此，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语境观，将语境视为一个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形成、发展的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是听话人有关世界的假设子集，也就是说语境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④例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连续问了三个问题：问对待不讲信义的朋友该怎么办，对待不能管理国家的长官怎么办，最后一问是对待不能治理国家的国君怎么办。孟子的目的并非向齐宣王讨教答案，前两问是为第三问作铺垫的。在整个对话中，由于孟子事先设立了预期的关联，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此对孟子而言，与关联理论强调的动态语境有所不同，对话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语境，话语生成的是一种最佳语义关联。而对齐宣王而言，则落入了孟子设下的陷阱，最后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虽说是动态语义关联，却不是最佳语义关联。可见，这种最佳语义关联是单向的，且话语发展的方向也是由一方事先设定的。此例从孟子的角度看属于单向、定向的最佳语义关联。话语关联的结果是产生了雄辩的修辞效果。

3、关联不同的语义亮点

甲：这部电影听说很好看，你觉得好在哪儿啊。

乙：好上厕所。

上例中的两个好，一为“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一为“容易，便于”的意思。甲乙双方彼此关联，亮点各异，故没有形成有效映现而最终形成最佳语义关联，但却使一个词的两种意思先后出现，从而产生了新颖、别致的修辞效果。

4、逆反的语义关联

甲：我再考你一个：李字去了木。

乙：这个字念“子”啊！

甲：不对了，念“一”。

乙：怎么念“一”呀？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吗？你把那个木字去了，不就念“子”吗？

甲：念“一”。我说李字去了木，是去了那个“了”和上面那个“木”，可不就剩了一道了吗？

（侯宝林：相声《猜字》）

上例中，题目有两种答案，因此关联本身就具有多向性。甲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乙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甲、乙处于一种对立的矛盾关联之中，始终不能形成有效映现、最佳语义关联。且对甲而言，语境是静态的、事先设定的，关联也是定向的，即逆对方的语义关联而动。甲在追求打破乙最佳语义关联努力的过程中形成了雄辩的最佳修辞效果。

5、利用百科知识的偏向关联

第一个男子（骄傲地）：我的妻子是天使！

第二个男子：你真幸运，我妻子还活着呢。

（《幸运天使》，《喜剧世界》2001年第5期）

第一个男子骄傲地将自己的妻子比作天使，明示性信息不可谓不强。但第二个男子为了挫挫第一个男子的傲气，偏偏不从相似义“美丽”作关联推导，而从百科知识“天使不在人世间”中，推导出“你妻子已死，不在人世”的隐含意义。表面上是对第一个男子表示了羡慕之情，实际上对第一个男子进行了艺术的戏谑嘲讽。本例幽默的修辞效果源自对语境要素中百科知识的调用、推导。

6、明示信息引导关联失误

昨天在大街上，一位漂亮姑娘素不相识，却主动和我说话。一位朋友问：“老弟可真走运！她说什么了？”“她说……”“说呀！别不好意思，你我又不是外人，我还可以当参谋呢!”“她说：同志，随地吐痰，罚款五角！”

（郭长信：《别不好意思》，《讽刺与幽默》1985年7月5日）

上例明示性信息“她说……”造成话语双方未能形成最佳关联，而这种关联偏向、失误是由发话人有意造成的，产生了幽默的修辞效果。

由上述分析可知，言语交际有遵循关联理论最佳关联原则的一面，此时，双方互相协调，努力增大明示性，以取得最佳关联、语境效果。但话语如果缺乏明示性，往往会造成交际双方不能互相显映，形成关联障碍，这是基于说话者与听话人利益一致，追求最佳语义关联而作的分析。实际上，在言语交际中，出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发话者往往诱导受话者定向、偏向关联；或者听话人识别、理解了说话人明示的信息，交际双方已实际形成了有效映现，受话者却故意不往说话人明示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推理，违反最佳语义关联原则，进行多种关联，以期获得幽默、讽刺、新颖、雄辩等修辞效果，追求一种“最佳修辞效果关联”，这种现象可称作为修辞关联，它是交际双方利益不一致的言语交际结果，以关联理论来衡量，似乎缺乏规范性，但却是一种积极的语言现象。而对言语交际中修辞关联现象的分析却正是关联理论研究所忽视的方面。

①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6.

②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③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第22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

④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第232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二版。

关联范文篇3

1、关联企业

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三条指出，集团客户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商业银行的企事业法人授信对象：

（1）在股权上或者经营决策上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企事业法人或被其他企事业法人控制的。

（2）共同被第三方企事业法人所控制的。

（3）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关系和二代以内旁系亲属关系）共同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

（4）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可能不按公允价格原则转移资产和利润，商业银行认为应视同集团客户进行授信管理的。

2、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称之为“关联方交易”，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对关联者的揭示》称之为“关联者之间的交易”。

二、企业关联交易对银行信贷带来的风险

目前，在我国，银行贷款仍然是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来源，但由于公司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监管制度以及对关联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出现了许多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现象，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指出：一些企业集团利用商业银行之间信息分割，多头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在风险大的项目上，给银行贷款造成很大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容易导致银行对关联企业资信审查失控

贷前审查是贷款安全发放的首要环节，但是，关联企业的集团光环往往掩盖了其成员企业的真实资信状况，部分企业利用关联交易粉饰信贷资料，导致银行对关联企业资信审查失控，其手段主要表现为：

（1）企业通过关联交易粉饰借款人财务报表，借款人财务信息不真实、不可靠，信贷人员如不能及时发现企业关联交易行为，往往会导致交易风险失控，最终形成信贷风险。

（2）银行难以掌握贷款的实际用途。关联企业成员通常是分头融资，统一调度，关联企业间资金抽调行为十分普遍，这一情况使得银行难以控制其贷款资金的最终用途，从而难以控制贷款风险。

（3）企业有意逃避监管，贷后检查失效，风险预警系统钝化。

2、引发信用膨胀，弱化信贷资源配置功能

一方面，从表象看，关联企业内各个成员的贷款量虽不是很大，但在从属企业受控制企业绝对支配的组织架构下，从属企业对以自己名义获取的贷款并没有支配权，往往会被控制企业所挪用，从集团整体角度看，控制企业的贷款量远远超过了其原有的授信额度，从而形成该企业的信用膨胀。

另一方面，由于非规范关联交易的存在，给一些经营业绩不佳、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公司一些可乘之机，可以方便地粉饰自己的经营业绩，易给外界产生一种繁荣假象，诱导银行信贷资金向这些企业集中，从而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3、担保虚化

集团成员企业通常采用相互担保形式获得贷款，包括集团公司为子公司、孙公司担保，子公司、孙公司为集团公司担保，子公司、孙公司之间相互担保。这些相互担保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它们之间关联和控制关系事实存在，被控制的一方对担保的履行与否完全取决于控制方，实质上，银行信贷风险通过贷款担保链条在集团企业内部不断地传递，集团企业系统风险未能有效向外分散，债权银行的贷款在风险链中实质处于担保不足或无担保的状态。在债务链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冲击将沿直线甚至网状传播，导致一个区域、一批企业出现偿付危机。

4、逃废债务

（1）转移优良资产。关联企业转移资产的方式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控制企业通过非正常交易、无偿赠与等方式将贷款企业的有效资产转移至其他关联企业；另一方面，控制企业往往通过贷款企业进行改制、资产重组等方式，剥离企业优良资产，组建新的企业，并以此来达到转移资产的目的。

（2）非正常破产。在将贷款企业的有效资产进行转移以后，贷款企业往往会主动宣告破产，进行清算。而在清算过程中，控制企业往往又通过将抵押物低价拍卖、增加关联企业的债权等不正当方法来逃避银行债权，使得金融机构面临这样一种困境：碍于法人人格独立原则，无法向转移资产的幕后关联企业直接追索还款责任。

三、银行防范关联企业交易信贷风险的对策

集团客户已日益成为各商业银行重要的信贷客户，其授信总量占比逐步上升，如果管理不到位，其风险较一般非集团企业更大，因此必须提高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的认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避免重蹈“德隆系”等覆辙。

1、做好对关联企业的统一授信工作

首先，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银监局颁布的《商业银行集团客户授信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和《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文件做好关联企业统一授信，严把贷款审批关，将贷款防范风险“关口”前移，使贷款风险由被动化解变为主动防范。其次，应在统一授信管理的基础上，根据个体差异调整对集团客户授信管理和风险防范的侧重点，银行应理清企业间关联关系，确定对经济效益、管理水平较好的企业成员进行授信。

2、建立针对集团关联企业相互担保贷款的风险控制机制

证监会的《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对关联企业担保做出了规定，银行业可以借鉴上述规定的相关做法，制定集团关联企业担保管理办法。

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对集团客户贷款应首选抵押、质押或集团外部企业担保等方式，尽量避免由关联企业提供连环保证或担保，如果接受集团关联企业保证或担保，也要设置保证、担保的限额，以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

3、切实加强贷后管理

（1）严密监控信贷资金流向、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企业投资人和主要管理人员的诚信状况、关联企业间的关联交易行为，防止资产、利润的非正常转移。

（2）加强对关联企业间财务往来的监控，严禁使用银行信贷资金对其关联企业进行投资，严格控制关联企业间开立银行汇票，对于申请人和承兑申请人是关联企业的情况要给予重点关注。

（3）加强企业间关联交易行为的监督，防止集团成员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恶意悬空银行债权。

（4）建立预警报告制度，要依托商业银行自身的信贷管理系统和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建立系统的、连续的、反应灵敏的预警机制，便于及时发现早期预警信号，并积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以防范风险于未然。

4、依法约束关联交易

为了对非市场原则下发生的关联交易和利益转移现象进行有效制约，商业银行可在贷款合同中设置相应的保护性或约束性条款，如：关联信息的告知义务及违约责任；重大关联交易发生前须征得贷款银行的同意；股东分红不得超出税后净利的一定比例；年度股权投资不得超出某一警戒线或净资产的一定比例；未经银行允许，不得出售特定资产，不得进行兼并收购，不得为第三方提供担保等活动，否则应视为违约，贷款人即可依《贷款通则》第22条规定，加速贷款到期或停止支付借款人尚未使用的贷款，从而取得控制贷款风险的主动权。

5、建立关联企业信息共享机制

首先，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高效、快速的覆盖全行所有信贷业务机构和网点的决策支持、客户关系管理、信用评级、贷款评估、监测分析、风险管理等系统，并将这些系统通过网络技术整合到统一的信贷综合系统中，为防范和控制关联企业风险提供统一的信息平台。

其次，银行监管部门也应充分发挥协调与监管作用，逐步完善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增加集团客户相关信息模块，建立各家商业银行的信息共享平台。

6、完善关联交易披露的会计准则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规定，关联方交易的披露应当遵循重要性的原则。但由于重要性原则的运用更多的要依靠职业判断，在实际操作中只具有指导性作用，因此有些企业对于一些较敏感的关联交易该披露而不披露，给相关监管单位造成监管信息的盲点。

今后在制定披露标准时，应考虑以关联交易金额作为依据，而不是仅仅以关联交易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在此可以借鉴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标准第十四号备忘录》备忘录中“重大关联交易”（是指发行人与其关联方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高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或高于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五的关联交易）标准，制定相应披露标准，使信息披露有章可循。

【论文关键词】关联企业关联交易信贷风险防范

【论文摘要】现代企业中关联交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关联交易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如果监管不到位，不当的关联交易则会产生风险，给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监管当局中的风险监管带来巨大的挑战。文章从关联企业及关联交易的界定出发，分析了不当关联交易给银行带来的风险，最后主要从银行角度出发，提出了防范关联企业关联交易风险的建议。

【参考文献】

关联范文篇4

企业集团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竟争和战略优势，以及达到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控制其他企业的目的，往往会通过一定的途径取得其他企业的权益，组成子公司，或通过资金融通、技术合作、共同开拓市场、供产销一体化等渠道进行合作经营或合资经营。因而形成母子公司间，或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多家子公司之间，以及参与合作或合营的各方之间等关联关系。对关联关系的界定，会计准则中的关联方关系强调的是一方对另一方财务和经营决策权的控制与重大影响的关系，它首先突出的是企业权力构架中的核心——财务管理权。[1]在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中，由于一方能够对交易的另一方的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实施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因而此种交易往往是建立在非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的。

国内外理论界普遍认为关联交易的性质是一种中性的经济范畴，是一种合法的商业交易行为，它既不是纯粹的市场交易，也不属于企业内部交易。与一般的市场行为一样，关联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哪个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不允许进行关联交易。但它又有别于一般市场交易的交易行为，其特殊性在于交易过程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交易主体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甚至是相当复杂的关联方关系。在不存在关联方关系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往往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一般不会轻易接受不利于自身的交易条款，这种交易是交易双方在相互了解、自由的、不受各方之间任何关系影响的基础上商定条款而形成的交易，是一种公平、公允的交易。而关联交易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联方之间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可能不按照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而是运用手中的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使交易建立在非公允交易的基础上。关联交易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并不代表其具有当然的公平性与合法性。相反，此种违反市场交易竞争条件的所谓“交易”是可能滋生不公平交易、欺诈行为和掠夺性行为的。因此关联交易既为各国法律所认可，同时又受到各国法律的严格限制。

企业集团关联方之间往往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或者一方能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企业集团关联交易的交易主体之间存在的控制因素，往往使从属公司在经济上部分或全部丧失了自主性。企业集团滥用控制权导致从属企业在经济上丧失独立性与公司法上完整地承认企业是独立的法律主体形成严重的冲突。企业集团关联交易主要包括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租赁、提供资金、担保和抵押、管理方面的合同、研究或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和关键管理人员报酬等。企业集团间存在关联关系的企业进行交易时，它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不完全吻合，在保障大股东权益的同时，造成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侵犯。由于企业集团相关联的经济业务渗入，其动机很可能不同于正常的营业关系，从而加大了审计人员的审计风险。因此，在企业集团财务会计报表审计中，加强对关联方交易的审计是规避审计风险的重要方面。

二、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分析

审计风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一般是指审计者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后者是指审计者因审计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2]审计风险控制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审计质量的高低，而审计质量的高低又关系到审计成败。审计风险贯穿于审计过程的始终，有什么样的审计活动就会有与此相适应的审计风险。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是指在对企业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计时，审计人员未能察觉出对财务报告具有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存在重大的错报漏报，从而导致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审计风险表现在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上。

对企业集团审计过程中的固有风险是审计人员可以通过获取相关的信息来评价企业集团经营过程中所固有的风险，确定其对终极审计风险的影响。其性质主要表现为固有风险的高低取决于会计报表对于业务处理中的错误和舞弊的敏感程度，并受企业集团外部经营环境的间接影响；其产生与企业集团有关，而与审计者无关。在缺乏法律监管和机制监管的情况下，企业集团与其关联方往往扭曲交易条件，以转移利润或谋求某些不正当的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从而导致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危害企业的独立性和资产的完整性，侵害企业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由于企业集团关联方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影响与被影响的合法关系，不公平的关联方交易是在这种合法关系保护之下进行的，因而给审计者的风险评估带来很大的难度。此外，我国目前的法律和法规对关联方交易的规范不尽完善，监督惩处的力度不够，使得企业集团利用关联方交易的造假成本不高，进一步增加了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的固有风险。

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的控制风险是指企业集团对关联方交易的揭示和披露中存在着重大的错报、漏报而未能被内部控制程序及时防止和发现的风险。对于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的控制风险，审计者只能评估其水平而不能影响或降低它的大小。由于内部控制制度不能完全防止或发现所有错弊，因此控制风险不可能为零，它必然会影响最终的审计风险。由于局部利益的驱使，出现关联方交易存在相互之间转移收入和费用的行为，并利用价格调节利润，使资金使用不遵循有偿原则进行等现象。[3]在我国现阶段，股权结构不合理、企业集团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现状的客观存在，易造成企业集团的内部控制系统难以有效制止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从而影响企业集团关联交易审计的控制风险水平。企业集团董事和控股股东的法律义务和责任不明确，相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和诉讼机制的不完善，都可能造成在控股股东及董事层面的关联交易内部控制系统变得十分薄弱，关联交易审计的控制风险相应加大。

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的检查风险是指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的揭示和披露存在重大错报、漏报而未被审计者的实质性测试发现的可能性，是审计风险要素中唯一可以通过审计者进行控制和管理的风险要素。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的检查风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识别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的检查风险，即审计人员是否能识别存在显失公允的关联方交易的风险；二是披露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的检查风险，即审计者在确定企业集团是否按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关联方交易进行处理和披露过程中的检查风险。由于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存在着较高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要求审计者必须实施更多实质性测试，搜集更充分适当的证据来降低检查风险。我国关于关联交易的会计准则还很不完善，审计准则中原则性条款过多，缺乏与会计准则相配套的审计操作规程，企业集团关联交易审计的检查风险难以控制。由于我国的企业集团中关联方交易的形式多样，涉及面广，加之现有审计准则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社会各方对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容易产生偏差，都给审计证据的搜集带来了困难，增大了审计者降低检查风险的难度。三、防范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审计风险的途径

（一）进一步健全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的法规政策

企业集团关联交易控制制度是世界各国法中正在发展完善的重要内容。这一制度主要涉及到公司法规则的完善与体系化，但同时也涉及到合同法、税法、反垄断法、刑法和贸易管制法等各部门法规则的完善。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和相关规章对于诚信义务的规定存在两方面的缺陷。其一，现有法规试图以简单的行为列举方式和消极义务方式取代诚信义务的概括性条款内容和抽象调整作用，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关联企业行为的特殊性，这在司法实践中将很难回答不公平关联交易是否构成“侵占公司财产”行为的问题。其二，现有法规仅仅将诚信义务赋予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忽视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控制权人其实也应负有此类义务。因此，扩展我国公司法中关于诚信义务的内容以及其义务人范围是十分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企业的各种欺诈行为，特别是对于关联企业的不正当关联交易行为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在充分明确企业集团负有设立文件、章程文件、高管人员身份文件、股东名册、企业集团会计文件等文件持续置备义务的基础上，将关联方及其交易信息的披露扩展到其中。关联交易行为的信息披露应在关联交易协商确定后、实施前，由公司授权执行人依照企业章程规定的决策权限向董事会或股东会报告说明该交易之内容、交易合同条件、交易之性质等内容，并报请批准。在关联交易经授权批准后，合同签署与履行情况的信息披露应说明交易之内容、交易之条件、交易之性质、交易之公平性、交易之批准与履行情况。为了抑制关联企业行为中包含的严重违反合同法原则的危险因素。我国合同法有必要按照现代合同主体形态特征进行修改补充，凡未按照信息披露原则和程序公平原则使关联交易协议交由企业集团非关联股东或董事判断和推断者，凡控制权人试图以隐秘方式、滥用控制力方式或者实际上的强制方式使此等关联交易协议得以不公平地签署和履行者，均属于违反自愿公平原则的合同，受该等关联交易协议履行效果损害的当事人应当享有撤约请求权。

（二）不断完善企业集团内部治理结构

加强企业集团内部治理，是规范企业集团关联方交易的基础，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的企业集团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其治理机制普遍存在问题。例如董事会、监事会独立性不强，债权人对企业实施的监控作用较小，关键人具有无所不管的控制权等。为了克服我国企业集团内部控制权过于集中，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过度重合，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混乱不清的状况，可以将控制权从所有权和经营权中分离出来，建立起内部制衡机制，董事会行使决策权、管理层行使执行权、单独成立审计委员会行使控制权。其中内部控制权应包括内部审计权、聘任和解聘注册会计师、设计内部控制制度、对董事会决策的质疑等权力。为了克服现行公司法存在的不足，有必要对于企业集团的章程内容做出规范，设立重大关联交易股东大会批准制度、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制度。

（三）提高审计者的素质，确保审计独立性

加强对审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是防范审计风险的重要基础。审计部门应对审计人员进行后续教育.包括常规审计技术和专业素质的培训和审计经验的传授，培养审计人员良好的审计风险意识，提高其在繁杂的企业审计中灵活、有效地控制各种风险诱发的能力，正确地对待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使审计人员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意识和敬业精神，恪守审计规范，达到遏制审计风险的目的。独立性是审计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时也是保证审计工作客观、公正的基础和避免审计风险的根本前提。为确保审计的独立性，审计部门应建立主审会计师定期轮换制度.在主审会计师外，建立起由资深的审计员或其他人员担任的独立复核会计师制度，尽量地避免来自企业集团等方面的干预。要进一步实施同业互查制度，采用同行介入检查的方法来保障审计的独立性。[4]

论文关键词：关联企业关联交易企业审计审计风险

论文摘要：如何正确认识企业集团审计风险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控制审计风险，是当前审计理论和实务中亟待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企业集团关联交易审计风险分析入手，阐述了加强企业集团关联交易审计的重要性，以及在企业集团审计中关联交易审计风险的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参考文献：

[1]施元冲.会计与税法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比较及纳税调整[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5）.

[2]赵李娜.审计风险的实证研究[J].山东商业会计，2006，（1）.

关联范文篇5

摘要：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认为是翻译研究的主流。本文提出，语言、文化与翻译关系密切，翻译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翻译应基于语言转换，借助文化关联的认知语境，从语境干涉的语言层、认知层、交际层、语用层等多维层面获得最佳的关联才能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1.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译文：InMarchIheardfromMr.LiuXunyuthatHushengwassickandhopelesslysickatthat.Thedoctorsaidtherewasnothinghecoulddobuttowaitforthedaytoarrive...Howquicklythedayhad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中特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forthedayto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quicklythedayhad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译文：WhatImeanbyloveisnotthelovebetweengourdsonthesamevine,butthelovebetweenhusbandand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lovebetweendistant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isa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familyissaidtohaveatleastoneskeletoninthecupboard.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译文：Ofaslenderfigure,shehaddroopingshouldersandaratherlongneck,slimbutnottothepointofbeingskinny.Hereyebrowswerearchedandinhereyeswasalookofquickintelligenceandsoftrefinement.Theonlydefectwasthathertwofrontteethwereslightlyinclinedforward,whichwasnotamarkofgoodomen.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ThewineinHsin-mei’sstomachturnedtosourvinegarinhisjealousy.

译文2：TheconsiderableamountofwineHsin-meihadconsumedearlierwasburninginsideandmakehimsickwith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关联范文篇6

随着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区域间的运输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反映区域运输的统计需求日益强烈，学者开始从区域角度研究公路运输统计问题．左庆乐从必要性、可行性和体系建立几个角度对建立高速公路运输量统计调查制度进行理论框架体系研究［3］．陈荫三提出了利用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数据开展通道运输量统计的基本方法，并以南京—上海高速公路为例，首次统计了高速公路通道的客运量、货运量、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及客、货运输密度［4］．崔凤安在借鉴铁路运输量统计的基础上对开展区域交通网运输统计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但是，以上研究均基于高速公路收费系统的流量流向数据，得到的结果也是反映通道或交通网的运输生产情况，对反映经济区域间的运输关联关系仍是片面的．本文在传统的车辆抽样调查基础上，通过研究编制区域间的公路运输流量流向矩阵，构建公路运输区域关联模型，为研究分析区域间公路运输供给与需求关系、测算区域公路运输生产规模提供基础支撑．

2模型构建

模型构建的主要思路是通过编制区域间的公路运输流量流向矩阵，构建区域间的公路运输发送和到达模型，从而统计推算区域公路运输量．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区域划分．研究公路运输区域关联模型，首先要明确区域的划分．理想状态下，经济区域总是划分得越细越好，但这种理论上的要求在实际中是很难完全做到的，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区域的增加，对分区域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计算工作量会越来越大，另外区域分类太细、区域数目增多，将导致表格的填满率降低，模型的利用效果就会大大降低．目前较为常用的几种区域划分方法包括:七大经济区，即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六大综合经济区，即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三大经济带，即目前常用的东、中、西部．一般情况下，在现实的经济管理中，较常用的是历史沿袭下来按照行政管理划分的行政区划，也就是说31个省级区域．且从经济区域的划分来看，多是依托31个省份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因此按照行政区划研究编制流量流向矩阵是最细化、最基本的数据单元．通过对基于31省份的流量流向矩阵进行合并与整理，可以得到任何一种经济区域划分的流量流向表格．(2)基础数据调查．构建模型的基础数据来源是车辆抽样调查数据．由于需要获取的是流量流向矩阵，覆盖全国各个省份，且考虑到车辆的流动性强，抽样调查范围应该覆盖全国车辆．为提高调查效率，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针对全国范围的公路运输客货车辆按照“全国—省—地市—吨(客)位”的顺序进行分层．其中吨(客)位层内部应按照车辆核定载质量(载客位)的结构特点划分成3～5层，这样的层也叫基本层．在基本层内按照随机起点、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既定数量的样本．如推算总体为各省运输量总量的话，根据岑晏青等［1］已有研究，按照各省车辆规模情况，每个省份的样本量数量一般在400～1000之间．但编制31省间的流量流向矩阵，使得推算的目标量大大增加，需要大规模增加样本量，结合交通运输部2008年开展的公路运输量专项调查，样本量确定为载客汽车5．3万辆，货车13．5万辆，并按照等比例原则按照各基本层车辆数所占比例将样本量分配至各基本层．车辆调查的具体内容是车辆每个运输趟次(即开始上客或装货到乘客下空或货物卸空的一个完整过程)．调查指标包括每个趟次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起点(出发地)、终点(目的地)、运输的货类、货重及载货里程．同样，为了数据处理方便，对于出发地和目的地采用统一的行政区划编码．(3)编制流量流向矩阵．编制流量流向矩阵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不同省份间的运输量进行统计推算，以生成表1棋盘式表格．在表1中，行表示发送情况，反映从某省出发到其他各省的人或物情况;列表示到达情况，描述从全国各省到达该省的人或物的情况;表中的每个方格代表由一省发出到达该省人或物的情况．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完全封闭，必然会和其他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产生交通运输往来，因此在表格里包括了出境和入境交通运输情况．编制的难点在于根据调查获取的车辆基础数据推算得到矩阵表格中的各要素．主要步骤为:首先对每辆车每个趟次的起终点进行梳理，将出发点和结束点均相同的各趟次运输量进行累加，若不存在自某省出发抵达某省的运输量，则补零;其次按照分层抽样调查的统计推算方法，自“吨(客)位—地市—省—全国”逐层计算两两省份间(各省与境外)的运输量;重复计算32×32次，得到流量流向矩阵．

3模型应用

根据以上建立的模型，借助2008年交通运输部公路运输量调查数据［6］，对北京市的区域公路货物运输生产特点，以及与周边省份的公路货物运输交流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公路货物运输以输入为主．2008年，进入北京市的公路货运量为13233万t，出京货运量为5034万t，入京运量达到出京量的2．6倍．之所以产生这种区域公路货物运输特点，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北京市属于特大型消费城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丰富，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万元级阶段，消费需求规模逐渐扩大;二是北京本地的经济特点是服务业、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高度发达，满足城市生产、生活物资需求的产业规模相对较弱，其产品产量和丰富程度难以满足北京消费的需求，必须依赖外省的货物调入．(2)公路货物运输辐射范围为环渤海地区．从与相关省份的公路货物运输交流情况来看:出京货运量中，目的地为河北、天津、山东、内蒙、辽宁的货运量分别占出境总量的29.6%、13.6%、11.8%、8.4%、6.4%，五省合计为69.8%;入京货运量中，始发地为河北、山东、天津、内蒙、安徽的货运量分别占入境总量的44.2%、11.2%、9.8%、6.2%、4.4%，五省合计为75.7%．可见，北京公路货物运输的辐射范围主要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圈，这一特点符合公路运输的经济范围(500～800km)．(3)北京市内运输市场由本地车占据，出入京货物运输服务严重依赖外地车辆．入京货运量的93.8%、出京货运量的80.0%由外地车辆承担，而京内货运量的93.0%由北京本地车辆完成，说明北京与外省之间的公路货物运输严重依赖外地车辆，尤其是与经济社会及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物资运输对外地车辆的依赖程度高，比如鲜活农产品、煤炭和石油．

4研究结论

关联范文篇7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关联范文篇8

本文以湖北省72个县（市）财政和部分市县财政的有关数据为依据，对地域人口、人员结构、可用财力、公共支出、地理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与供养系数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对孝感市的财政供养系数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财政供养系数的建议。

一、影响财政供养系数的相关因素分析

1.地域人口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1）将全省72县（市）按地域人口由大到小排列，并按人口数量自然划分成10个档次。（2）将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随地域人口顺序排列，并按地域人口档次计算平均值。（3）各档次的财政供养人员总量除以对应档次的地域人口总量等于该档次财政供养系数。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1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地域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关系分析表单位：万人、人、个地域人口财政供养

档次县市个数系数（％）

变化范围人口均值

1100-1652781192.38

290-1002658252.79

380-902278862.63

470-801981422.62

560-7018947102.99

650-6016162132.99

740-5013900113.05

830-4010039102.77

920-30866843.81

1010-20592725.33

关系显示：（1）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与地域人口数量成正比变化。人口大县，供养人员相应较多；人口小县，供养人员相应较少。（2）财政供养系数与地域人口数量成反比变化。人口大县，供养系数较小；人口小县，供养系数较高。（3）综合关系。人口大县供养人员较多，但供养系数较低；人口小县供养人员较少，但供养系数较高。

推论：人口大县供养系数较低，人口小县供养系数较高；降低供养系数的重点是人口小县。但现实中人口小县供养人员较少，而人口大县供养人员较多。本文认为，由于供养系数的分母——地域人口的不可比成分较大，考核供养系数应以分子——供养人口为主。因此，降低供养系数的重点应是供养人口大县，而不是供养人口小县，即不能以供养系数高低作为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的实践标准。

2.人员结构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1）划分。将财政供养人员按工作性质分为行政单位供养人员、事业单位供养人员两大类。人员经费相应划分为行政人员经费和事业人员经费。（2）对比分析。选择某市作为样本。（3）比较年度。选择1993年与200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对比。

表2孝感市1994-2003年财政供养人员结构变化表单位：人、万元其中教师占事业

年度行政人数占比例％事业人数占比例％

人数比例％

199423.876.248.8

199523.476.648.5

1996247647.1

199722.777.348

199823.876.254.5

199924.975.151.8

200025.874.253.8

2001267454.4

200226.173.956.1

200324.175.954.9

平均值24.4675.5451.79

关系显示：（1）行政与事业人员结构虽有所变化，但变化不大，基本保持了一定的比例。即行政机构人员占1/3，事业单位人员占2/3。（2）教师数量占事业单位人员总量的1/2强，比重显得过大。

人员经费的结构与人员的结构呈同向变化关系。（1）在人员经费结构中，行政人员经费占经费总额的比重30％，事业人员经费占经费总额的比重70％，其中教师经费占事业人员经费的比重接近60％。调查发现，当行政编制冻结后，事业单位供养人员急剧膨胀。一部分是历次机构改革中行政机关精简人员，一部分是新进单位的人员，大部分都流向事业单位或压往二级单位。较多事业单位或二级单位人浮于事，相互攀比，一些苦活、累活没有人做，在社会上临时聘用人员。（2）人均经费水平逐年提高。其中事业人均经费支出增长27.4％，教育人均经费增长22.05％，均高于行政人均经费支出增长5.6个、0.25个百分点。

表3孝感市2000-2003年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结构变化表行政人员经费事业人员经费

年度占比人均占比人均其中教人均

重％经费重％经费师％经费

200029.7694570.3569060.46396

200130.3915169.7738354.67408

200231.71057268.3806164.39241

200325.31255474.71176954.211626

平均或

递增29.2521.8％70.7527.4％58.3722.05％

推论：供养人员结构反映了一级事权中从事行政与事业工作的人员配置比例。从相对比例看，事业所占比重过大，尤其是教师人数及经费比重突出。据此推论：降低财政供养系数，减少供养人员的重点是事业单位，其中优化教师队伍应是重中之重。

3.可用财力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1）可用财力为一般预算收入与转移支付之和。本文将72县（市）一般预算收入与转移支付相加后，按照可用财力大小自然划分为5个档次。（2）供养人员数量范围指划分档次内最低数量到最高数量范围。（3）人均财力水平是指各档次可用财力金额之和与财政供养人员数量之和的比值。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4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可用财力与供养人员关系分析表单位：元、万人、万元可用财力供养人口人均财力

档次县市个数

范围数量范围水平

13-3.532.3-2.81.16

22.1-3221.2-31.06

31.5-2131.1-21.04

41-1.5220.9-1.70.94

50.5-180.4-11.09

关系显示：（1）财政供养人员与可用财力成正比变化。可用财力较多的县市，财政供养人员较多；可用财力较少的县市，财政供养人员较少。（2）人均财力支出水平基本相等。不管是财力多的县市，还是财力少的县市，人均可用财力基本保持在一个相等的水准。（3）综合关系。人均可用财力没有拉开档次，可用财力主要聚集在养人上。财力强的县市多养人，财力弱的县市少养人。

推论：财力多的养人多，财力少的养人少，据此推论，财政就是“吃饭财政”，财政增收就是为了供养更多的人员，而这却背离了一级政府事权人员配置的原则，是财政工作的误区。因此，降低财政供养系数不能将可用财力与供养系数挂钩。

4.公共支出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借助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地域人口、可用财力、工资水平等指标之间的公式推出公共支出与供养系数之间的关系。下面是演绎过程：

（1）人员经费支出=财政供养人员×人均工资标准=供养系数×区域人口数量×人均工资标准

（2）财政支出=经常性支出+专项支出=（人员经费支出+公务费支出）+专项支出

（3）财政支出=可用财力=财政供养系数×区域总人口×人均工资标准+公务费支出+专项支出

财政供养系数=[财政支出-（公务费支出+专项支出）]/区域总人口×人均工资标准=（可用财力-公共支出）/地域人口数量×人均工资标准

关系显示：在一定时期内，某县（市）的可用财力、地域人口数量、人均工资标准基本上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可视为常量指标。因此，财政供养系数与公共支出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公共支出是被减量，被减量与差值成反向变化关系，即公共支出越大，供养系数越小；公共支出越小，供养系数越大。当可用财力等于公共支出时，供养系数为零。当可用财力大于公共支出时，供养系数为正；当可用财力小于公共支出时，供养系数为负。

从事权与财力配置上讲，一级政府有一级事权，一级事权有相对应的可用财力。根据这一设立原则，一个地方的可用财力应包括两部分：首先，履行一级事权所需的非人力资源财力，主要指物质资料、生产工具等。其次，完成一级事权所需配备的人力资源所需财力，主要指生产与再生产的补偿财力，如工资、奖励、福利等。按照行政管理理论，国家赋予同一级政府的事权是基本一致的，公共支出也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各级的工资标准、地域人口、可用财力不同，财政供养系数必然是不同的。在同一级别的公共事权相同的前提下，可用财力较多的地方，可用财力超出公共支出的增量就多，就可以提高供养系数。而可用财力较少的地方，可用财力超出公共支出增量就小，财政供养系数就低。而可用财力比公共支出低的地方，财政供养系数为负数，这个地方的财政必然是负债运行。

推论：如果一个地方履行一级事权不完整，则说明可用财力不足以养人，供养系数应为负值。但在实际中，履行一级事权不完整的地方较多，但财政供养系数却为正值，有的还较高。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矛盾。实际情况是由于供养人员失控。可用财力大量向人员经费集中转移，挤占了履行正常事权所需财力。因此，降低财政供养系数，需要划分地方可用财力，可用财力必须首先用于履行一级事权，并据此配备相应人员，超过公共事权所需人员必须精简。

5.地理环境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1）将全省72个县（市）按地理特征分为五个类型：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城郊县、湖（库）区县。（2）地域人口、供养人员范围按各类型从最小到最大列示。（3）供养系数为各类型县（市）的供养人员总数与地域人口总数的比值。具体统计和计算过程略，结果列表如下：

表5湖北省2002年72县（市）地域人口与财政供养人员及系数关系分析表单位：个、万人地域人口供养人口供养系数

类型个数

范围范围（％）

山区县348-1200.5-2.52.84

丘陵县650-1001.3-32.85

平原县1735-1000.6-2.62.81

城郊县1035-1600.9-3.52.76

湖（库）区县550-1401.8-2.82.53

增长率％14.47％11.22％

关系显示：（1）地域人口起点基本相同，变化幅度逐步增加。主要是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造成的。（2）供养人口起点依次增大。说明供养人员与地理环境呈同向变化关系。其中山区县供养人员相对较少，而平原、城郊、湖（库）区县供养人员相对较多。（3）供养人员在3万人上下变化。这是一个县（市）的最大值。（4）供养系数依次减少。虽然地域人口、供养人员同向增加，但地域人口依次增长高于供养人员依次增长，即供养系数分子增长低于分母增长，导致供养系数依次减少。计算结果证实了这一点。

推论：由于人口增长控制属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范围，我们只能控制供养人员增长。按照地理条件与供养人员关系，控制财政供养系数重要依据是按供养人员起点大小，即按地理划分的后三类（湖库区县、城郊县、平原县）应是重点控制地域。

6.政策环境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

分析方法：本文涉及政策环境包括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人事体制、经济周期等，由于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庞大主题，限于篇幅，此外主要以定性分析这主。

（1）行政体制与供养系数。目前，我国行政体制设计是五级管理体制，即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自治州）、县（市级县、县级区、自治县）、乡镇（民族乡）。各级不论区域人口多少，面积大小，级次高低，经济好坏，都设有“大而全”的行政事业管理机构，配备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据有关资料，解放初期，全国的官民比例为1∶600，到2002年各级各类官员占总人口的平均比例已达1∶28，干部总人数是解放初期的80多倍。这种庞大的层次多的行政管理体制，不仅办事效率日益低下，而且需要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作支撑。仅以乡镇为例，1984年，全国撤社建乡结束时有乡镇92476个，按当时每个乡镇平均支出20万元计算，需要消费财力184.9亿元。经过改革，到2003年底止，全国乡镇减少至38464个，按2002年每个乡镇平均支出50万元计算，仍需要消耗财力192.3亿元。以湖北省的情况来分析，2002年，全省财政供养人员中，省地两级供养人员占全省比例为1/4弱，而县乡两级供养人员占全省供养人员比重为3/4强，其中乡镇级占全省比重达到24.45％。

表62002年湖北省财政供养人员按行政级次分布和人员结构表单位：人合计财政拨款或补助开支人员

行政

级次国家集体离休退休长休

人数占比重％职工职工人员人员职工

省级21335010.43159148783455748585277

地市级27831713.612117787981528852652618

县级105315651.508219203958810471180444733

乡镇级50001324.4539385424458214578945611

总计2044836100158670072810224613606262239

结构10077.593.561.0917.630.11

比例％

关系显示：行政管理层次与财政供养人员成正比，与财政供养系数成正比。

推论：根据上述关系显示，要降低财政供养系数，需要减少行政管理层次。按照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行政体制设计只需设三级政府，我国可比照改革。

（2）财政体制与供养系数。从1994年起，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按照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一级政府有一级事权，一级事权有相应的财力。但从分税制10年运行的情况看，各级事权不规范是突出的问题之一，在地方各级体制运转中，经常有事权错位、缺位和越位的情况出现，形成了中央调控各地事权的局面。特别是几次增加工资，在经济转型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吸引效应”，各地膨胀了一大批人员。后来，在“一要吃饭，二是建设”思想引导下，地方政府及财政把保工资发放作为第一要务，更是巩固了“吸引效应”，不少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省份没有把住关口，供养人员无序膨胀，相互攀比，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财政供养人员，提高了供养系数。

关系显示：财政体制不规范，为地方供养人员增长创造了机会。

推论：一级事权不能相对独立，就不是完整的分税制体制。要认真执行分税制，增强地方各级事权的相对独立性。增加工资要适合社会发展状况，实行地方听证制度，不能强求各地统一。

（3）人事体制与供养系数。目前，全国人事制度特别是人员管理方面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这也是财政供养人员居高增长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编制管理上，人事部门与财政部门形成了“两张皮”。产生了人事核定的编制，财政不一定认可，但为今后转正奠定了基础。二是在供养来源上，预算内与预算外“两张皮”。产生了单位认可的人员，虽然没有人事或财政编制，但仍然由单位供养，也为今后逐步转正创造了条件。三是在进人问题上，缺乏法律规范。进人质量、进人数量、进人对象，全凭领导研究决定，没有统一规划。四是在人员出口上，不鼓励人员出去。主要是工龄时段太长。以国家公务员为例，只要不犯错误，都必须坚持工作30年，机构改革也不能精简。按照每人30年的平均工龄批次依次平行推移，供养人员基数必将越来越大。

关系显示：人员编制、人员经费实行多头管理，是财政供养人员间接增长的重要原因。进人无法律依据，是财政供养人员直接增长的重要原因。人员出口不畅，不断产生基数累积，是财政供养人员增加的潜在基础。

推论：编制管理、经费来源管理分割，进口松出口紧，导致财政供养人员必然增长，仅靠财政一家加强管理不行，要控制供养人员无序增加，降低供养系数，必须改革现行人事制度，对人员编制及预算外资金实行统一立法管理，出台激励人员有序流动的相关政策。

二、孝感市财政供养系数与全省、全国、国际比较和推论印证

孝感市位于湖北省中部，现辖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8910平方公里，总人口506万人。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343.55亿元，财政收入18.39亿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9.53亿元。从地理特点看，北有山区县（大悟县），南有湖区县（汉川市），中有丘陵和平原县（安陆市、应城市、云梦县、孝南区），是一个地理多样化的典型区域。

1.孝感市财政供养系数与全省比较。

（1）7个县（市）区供养系数与全省县（市）比较。

分析方法：将7个县（市）区的地域人口、财政供养人员、供养系数按照地域人口由大到小排列，然后根据全省72个县（市）有关资料，找出各项指标所占位置，分析其中的关系。

表7孝感市2002年度7县（市）区财政供养系数及相关因素全省排序表单位：万人、人地域全省供养全省供养系全省

县（市）名称

人口排序人口排序数％排序

汉川市106.46523383152.1966

孝南区83.161920707222.4956

应城市65.282419345262.9335

孝昌县61.822813833452.2365

安陆市61.702918953273.0630

大悟县61.123116230382.6650

云梦县57.213517628323.0928

全省平均值62.62174852.79

关系显示及推论印证：①地域人口排序及关系。地域人口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县（市）有3个，从大到小依次为汉川市、孝南区、应城市。地域人口低于全省平均值的有4个县（市），从大到小依次为孝昌县、安陆市、大悟县、云梦县。分析发现，地域人口与供养人员基本呈同向关系。②供养人口排序及关系。供养人口高于全省平均值的有5个，即汉川市、孝南区、应城市、安陆市、云梦县。低于全省平均值的有2个，即大悟县和孝昌县。说明7县（市）区财政供养人员整体水平较高。③供养系数及关系。高于全省平均供养系数的县（市）有3个，即云梦县（3.09％）、安陆市（3.06％）、应城市（2.93％）。这种结果印证了“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不能仅以供养系数为标准”的推论。

（2）市直财政供养系数与全省市州比较。

分析方法：①将全省9个市州（武汉市不可比）的财政供养系数进行排列比较，找出其中存在的关系。②地域人口指履行事权所辖行政区域总人口。③财政供养人员指市（州）本级财政供养人员。

表8孝感市2002年市直在湖北省市州中财政供养系数排序表单位：万人、人地域全省供养全省供养全省

市州名称

人口排序人员排序系数排序

黄冈市723120741810.2875

荆州市633218101430.2866

襄樊市577319202920.3333

孝感市506414416740.2847

宜昌市397512349350.3114

恩施州381610780570.2838

十堰市338711966260.3542

咸宁市27889911380.3561

随州市24996400090.2579

关系显示及推论印证：①地域人口及关系。全省市州地域人口最多的是黄冈市（723万人），地域人口最少的是随州市（249万人），其中孝感市所辖人口在全省市州中排第4位，居于中等位次。②供养人员及关系。全省财政供养人员最多的是黄冈市（207418人），供养人员最少的是随州市（64000人），其中孝感市市直供养人员排全省市州第4位，居于中等位次。从排序看，供养人员与地域人口排序基本呈同向关系。③供养系数及关系。全省财政供养系数最大的市州是咸宁市（0.35％），供养系数最小的是（0.25％），其中孝感市供养系数排全省市州第7位，相对较低。从排序看，供养系数最大的市（咸宁市）不是供养人口最大的市（黄冈市），供养系数最小的市（随州市）却是供养人口最少的市。

2.孝感市财政供养系数与全国部分省份比较。

表9全国部分省份2002年财政供养系数及人均财力情况表单位：万人、元地区划分选择省份供养人口供养系数％人均财力

东部地区浙江省104.12.344846

中部地区安徽省156.52.4814000

湖北省206.243.4413462

其中孝感市14.422.8510431

关系显示和推论印证：从上表可以看出，湖北省的财政供养人口较多，人均可用财力较低，财政供养系数相对较高。其中孝感市与全省相比，人均财力均较低，财政供养系数较低，但与全国部分省份相比，财政供养系数仍然较高。因此，孝感财政既要做大“蛋糕”，也要降低供养系数。

3.孝感市财政供养系数与国外部分国家比较。

分析方法：选择部分国家与我国、我省及孝感市进行比较分析。

表101999年部分国家和地区财政供养系数相对比例比较表单位：亿人国家或地区名称国家或地区人口财政供养比例

美国2.731∶187

法国0.591∶164

日本1.261∶150

印尼1.941∶98

中国12.591∶30

其中：湖北省（万人）5938.031∶29

孝感市（万人）597.721∶35

关系显示及推论印证：（1）发达国家供养比例相对较低，不发达国家供养比例相对较高。其中我国的供养比例较高，是美国的6.23倍。（2）湖北的供养相对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说明需要降低供养系数。（3）孝感市供养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国外国家的供养比例，说明仍需要降低供养系数。

三、降低财政供养系数的路径选择

降低财政供养系数，需要确立一个基本目标。从国外情况看，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0.5％左右，印尼等国家的供养系数在1％左右。鉴于我省的财政供养系数为3.44％，因此建议现阶段将降低财政供养系数的目标定为2％，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全省整体供养系数下降1.44个百分点。

1.减少行政管理层次，调整优化工作职能。

由五级政府逐步转变为三级政府，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实行县直管乡和村民自治制度。创新市（地）制，实行省直管市、县后，市级保留行政级别，作为市级县管理。从理论上讲，每减少一个行政层级，或减少一项职能，都可以减少一定数量的供养人员，节约相应数量的行政成本。以湖北省为例，2002年全省乡镇财政供养人数50万人，占全省供养人员总数24.45％。如果按保留30％的派出机构或联络机构人员估算，则全省乡镇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35万人，将减少供养系数0.59个百分点，全省财政供养系数可由3.44％减少到2.85％。再以孝感市为例，全市7个县（市）共有乡镇、街道办事处共115个，财政供养人员6万多人，如果撤销乡镇一级，保留30％派出或联络人员，则全市可减少供养人员4.2万人，占全市供养人员总数的29％，将减少供养系数0.83个百分点，财政供养系数将由2.84％下降到2.01％。

表11孝感市1994-2003年财政供养人员城乡数量结构变化表年度城关人员占比重％乡镇人员占比重％

199452.147.9

199551.748.3

199654.245.8

199756.843.2

199851.748.3

199941.758.3

200041.758.3

200149.350.7

200260.139.9

200373.126.9

上表说明，城关与乡镇供养人员比重各占1/2左右。乡镇财政支出中，教师工资占60％比重，从2001年起，各地实行教师工资县级统一发放，乡镇供养人员比重开始下降，转增了城关供养人员比重。鉴于乡镇主导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变少的情况，撤销乡镇一级应该有时机成熟。

2.明确各级政府事权，合理划分养事与养人财力。

一是要明确划分各级事权，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市场经济公共管理的要求，重新划分中央、省、市、县政府事权，按新的事权需要设置机构，对原来的机构实行调整。有事权任务的机构就保留，无事权任务的机构就撤消，重复交叉职能的机构就合并，不强调上下完全对口，只要事情有人做就行。二是要合理划分养事与养人财力。现在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养人支出占用财力太多，养事支出占财力份额太少。据调查测算，全省县（市）工资性支出占县（市）财政支出总额比例在70％左右，少数县市达到80％以上，这种结构明显不合理。因此，降低财政供养系数，就必须合理划分养事与养人财力，逐步降低养人支出所占财力比重，要以养事为先，养人与养事相协调。不然，按照有关推论，养事（公共支出）财力越少，养人的财力就会越多，供养系数就会越大。

3.明确重点降低对象，因地制宜降低供养系数。

一是根据地理环境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降低供养系数可以供养人员起点大小为基础，重点应是供养人员较多的湖库区县、城郊县、平原县。对财政供养人员超过2万人的县（市），要作为重点控制对象。二是根据地域人口与供养系数的关联分析，降低供养系数应是纵向降低，即县（市）自己现在与自己过去相比是否有所降低。合理确定供养系数水平。供养系数不强求一律。科学的标准应是在各地正常履行事权基础上的供养系数。即在合理划分养事与养人财力基础上，可用财力超过养事财力的增量可以适当提高供养系数，可用财力等于或不足养事财力的情况下必须降低供养系数。三是从行政体制与供养系数的关系看，降低的重点级次是县乡两级。从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看，当前改革的重点是逐步撤销乡镇一级。四是从人员结构与供养系数的关系看，改革的重点应是事业单位和二级单位。各级要将精简供养人员的重点放在事业单位和二级单位。对适合参与市场竞争的事业单位，要创造条件推向市场。各级在精简行政编制的同时，必须同时控制好事业单位、二级单位人员编制，务必将编制落实到人，否则容易产生供养人员“此伏彼起”，机构改革成了“走过场”。

4.推行岗位成本管理，控制工资增长水平。

研究发现，供养人员数量增减与单位人均支出水平高低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在可用财力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供养人员数量越多，人均支出水平出现偏低。而供养人员数量越小，人均支出水平就会偏高。而当人均支出水平过低、接近甚至低于社会一般岗位支出水平时，单位人员数量必然减少。当人均水平较高、高于社会一般岗位支出时，单位人员数量又会重新膨胀。运用这一规律，我们建议：一是建立岗位成本管理制度。即每个机构划分成若干个岗位，每个岗位按照履行事权需要核定一个标准成本或定额，所有岗位标准成本或定额加总之和即为某个单位的经费总额。政府及财政对各单位实行定额管理，超支不补，节支滚存。通过这个办法，可以一定程度抑制人员增加。二是控制人员工资水平。实行一般工作人员享受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特殊技能人员实行奖励工资制度。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机关单位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就会产生吸引效应，促进供养人员增长。而当企业单位工资高于行政机关工资时，就会产生大量人员“跳槽”现象。这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比十分明显。

5.实行人事立法管理，缩短在职工作时段。

一是实行人事立法管理。重点规范单位编制数量、进人权限和法定程序，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招录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纠正“收费养人、养人收费”和自定进人等行为。二是全面清理供养人员，建立人员台账，实行“两卡一证”管理。在此基础上，严把人员“进口关”。三是缩短工作时间。建议将干部退休年龄修改为：男53岁、女48岁退休，将必要工作时间缩短5年以上，逐步减少批量移动基数，以此减少供养人员增长速度。四是鼓励人员外出创业。从经济周期看，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接近尾声，投资增长明显加快，就业岗位将逐步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员，也为人员分流创造了条件。五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基本生活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让失业人员、分流人员享有必要的生活保障。

数据来源：

1.《湖北省县级财政供养人员人均收入与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财政与发展》2004年第5期）

关联范文篇9

一、《日冕》和文学批评的功用

爱默生和福勒交往密切，他们对彼此生活、创作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传记作者和批评家不厌其烦地考证爱默生和福勒交往的每一个细节，挖出了不少宝贵的资料。⑥但是仅停留在史料考据式的生平研究显然还不够。《玛格丽特•福勒研究前景》(ProspectsfortheStudyofMargaretFuller)一文即指出:“他们的关系中还有很多未被研究和未能定论之处。”⑦近年来，福勒/爱默生研究开始出现理论和文化转向。如《女性主义会谈:福勒、爱默生和阅读游戏》(FeministConversations:Fuller，Emerson，andthePlayofReading，1995)就是通过主体性(Subjectivity)和活动(Agency)的概念来解读福勒的翻译实践，探讨福勒和爱默生两人的通信、交谈和文学批评是如何对爱默生的女性主义倾向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二人从“门徒关系”定位为更为平等的“精神伙伴关系”。事实上，爱默生早期对福勒有着巨大的影响。自从1836年7月2日第一次见面以来，他们的交往持续了14年，直到1850年7月福勒因为海难去世。福勒曾这样评价爱默生:“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学到了心灵生活的意义”，因为爱默生让她懂得“心灵是属于自己的领地”。

《19世纪的女性》中的女权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胎于超验主义的“自助”和个人主义思想，譬如福勒书中这段著名的语句:“女人所需要的不是像女人一样行动或统治，而是自然而然的成长，充满智慧地去分辨是非，随心所欲地自在生活，上帝在亚当夏娃离开共同的伊甸园时就赋予了她无穷的力量，现在她只需展示出来。”⑨正是在爱默生的鼎力支持下，福勒掌管了《日冕》杂志，成为超验主义最重要的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她的名字也一度成为“超验主义的同义词”。⑩《日冕》最初的定位并非文学性杂志，而是思想性杂志，是“一本关于精神哲学的杂志”。瑏瑡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爱默生充满激情地宣告，现在思想改革的春风已经吹到新英格兰了，但在文学领域，文学批评却走在了文学创作的前面。文学批评应该是具有诗意和创新的，因此《日冕》希望能传递一种“把人提升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这个更高的层次即自然的高度。瑏瑢显然，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是输入超验主义精神的工具。在同一期发表的《现代文学思考》(ThoughtsonModernLiterature)中，这样的超验主义诉求得到延续。相对于教化性(道德)文学，想象性文学注定只能是二流的，作者也不过是神圣自然规律的容器。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关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自然启示，更是起到“督导”(oversee)文学本身的功用。因此，在爱默生看来，文学批评的功能在于运用超越文学的真理来阅读和评价那些转瞬即逝的作品;换言之，文学批评家应当像超验主义者那样，深谙“超越”书籍教化的智慧。瑏瑣爱默生还宣称，现代文学事实上也正在经历某种哲学转向，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从对客观事物的关注，转向对“主体”或心灵的关注。以此而论，文学批评的标准就应该是“主体性”(subjectiveness):好的文学应当把读者引向形而上的“自然”，而非作者或作品本身。现代诗歌的另一大哲学特质是“对无限性的感受”(theFeelingofInfinite)。为了诠释这一特质，爱默生以歌德为反例，认为歌德虽然博学勇敢，忠于事实，但缺乏“道德感受”，只“是现实的诗人，而非理想的诗人”。瑏瑤一言以蔽之，爱默生所赞许的诗人应当敢于挣脱日常生活的羁绊，引导读者回归到与自然的神圣关系中去。如果说《现代文学思考》还仅是在列举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拜伦和雪莱这一批“现代作家”，那么其“姊妹篇”《艺术思考》(ThoughtonArt)则更为直接地输出了超验主义哲学观。瑏瑥爱默生开章明义地指出，统帅一切艺术的准则就是“宇宙之灵”(theUniversalSoul)，也就是超灵(Oversoul)的代名词。他说，为了造出“有用”或者“美丽”的作品，个人必须遵从创造一切的宇宙之灵的安排。瑏瑦因此，艺术家应该“去个人化”，不受党派、习俗、时代的羁绊。总之，爱默生反复强调的是伟大艺术作品应该把读者引入一种“宗教性”的心灵体验中去。为什么爱默生要急于给《日冕》贴上哲学和宗教的标签呢?在《日冕》创办之前，超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还在不断定义和演进的过程中。所谓的“超验主义俱乐部”虽然定期集会讨论，但在很多人眼中不过是“一群志趣相投者的俱乐部”，成员中“没有哪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瑏瑧随着影响的日益扩大，作为超验主义舵手的爱默生迫切地需要为之正名。事实上，早在创刊前就曾有读者去信询问《日冕》杂志的未来定位。爱默生在日记里记录道:“我不得不告诉那些年轻人这本杂志的意旨是文学，而非心理学或者宗教。但无论谁都可以从他们的问题和语气看出，波士顿、坎布里奇和周围地区的人们需要的正是一种宗教。”(JMNVII，341－42)可是福勒却不这样看。她认为《日冕》的目标与其说是“领导公共意见”，还不如说是“提供一个渠道以便于在我们当中萌发一些自由而宁静的思想”，以及“激发每个人对自身进行更为深邃而崇高的思考，让他们看到一些心灵是如何因为睿智的自我托付而葆有生机。”

显然，福勒看重的并不是超验主义所代表的宗教和哲学的革新，而是文化、文学层面上的觉醒，是要用“更高尚的观点”同美国新近出现的商业主义和肤浅庸俗的知识展开对决。瑏瑩爱默生和福勒对《日冕》的这种认识与定位差异，源于他们在超验主义运动中的不同诉求。福勒通过举办定期的“会谈”(Conversation)，期待实现的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抱负，她所寻找的是一个能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瑐瑠就《日冕》这份刊物而言，福勒追求的就是公正地树立新的文学准则，实践高水准杂志的编辑原则。她曾说:“我选稿的标准是言之有物，即使我个人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一本杂志不仅仅需要符合一部分人的喜好”(FL，III，160－61)。这样的办刊想法在她为《日冕》写的第一篇文章《略论批评者》(AShortEssayonCritics)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在福勒眼中，批评者不仅仅是诗人，他应该同时具备哲学家和观察家的特征。文学批评的用处并不是为作品“贴上标签”(stamp)，而是“过滤”(sift)出好的作品。也就是说，好的批评家不会告诉读者这本书是否值得一读，或者应该读出什么，而是“他自己在里面读到了什么”。

从文学批评出发，福勒思考着这份杂志的命运。她认为，臣服于党派之争的杂志只会逐渐失去影响力，读者需要的是有新意的思考，对生活诚恳的见解，因为“自然是圣灵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而人类文学和艺术则是对它的批评”。瑐瑢可以看出，福勒在本质上是认同超验主义文学观的:文学创作是自然的投射，而自然又是圣灵的外化。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为传播超验主义思想而服务，这也是福勒作为超验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正因为此，她主编了《日冕》的前三卷，和爱默生一起将其打造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但同时，福勒又很明确地反对爱默生办杂志的“个人化”标准:“我希望我的品位和喜好比他们的更宽广，而不是更严苛。这是我们的差别之处。”瑐瑣1844年，福勒接受《纽约论坛报》(NewYorkTribune)的职位，离开了波士顿和《日冕》，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和爱默生的这种内部分歧。瑐瑤归根结底，她始终更加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向往更为广阔的读者群。有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日冕》对福勒是件坏事”，瑐瑥因为编辑工作耗时耗力，还没有薪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三年里，福勒的超验主义文学观得以确立和检验。她在《日冕》发表的《大诉讼:男人与男性;女人与女性》(TheGreatLawsuit:ManversusMen．WomanversusWomen)是《19世纪的女性》的雏形之作，她和爱默生的合作深刻影响着她对社会和个人关系(包括友谊和婚姻)的认识。这也是本文下一节将讨论的话题。

二、超验主义友谊观

如何定义爱默生和福勒之间的关系?从第一次见面之后，爱默生就将福勒称为“我亲爱的朋友”。作为朋友，他们在日后的会面和通信中多次讨论友谊的内涵和意义。在1840年夏天，爱默生终于写成著名的《友谊》(Friendship)一文。批评家们在考证《友谊》的内容时，发现爱默生采用了福勒信件中的许多材料，甚至文章本身就是对福勒批评的“辩护状”。瑐瑦当然，爱默生所讨论和实践的友谊并不是超验主义者们友谊的全部，瑐瑧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笔者通过对比福勒和爱默生在友谊观上的一致和分歧，希望能扩展超验主义友谊的内涵，同时也探究爱默生友谊观所无法摆脱的困局。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友谊和爱、自我、道德这些概念是息息相关的。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Buell)把爱默生的友谊观称为“柏拉图式的”，瑐瑨这亦和超验主义的哲学观一致，因为超验主义其实正是“1842年出现的唯心主义”。瑐瑩将超验主义友谊定义为柏拉图式友谊，这直接表明了它对古希腊友谊精神性的继承。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友谊(Philia)是超越肉体之爱(Eros)、追寻普世之善的一种形式。爱默生则声明他最憎恨用友谊之名描述“时髦和世俗的关系”，“我们应当赋予彼此的日常需要和人生职责以尊严，并用勇气、智慧和和谐来点缀人生”。瑑瑠友谊何为?爱默生很清楚，超验主义大写的“自助”和扎根于社会关系的友谊看似格格不入。他承认自己“反感社会，拥抱孤独”，而友谊则像上帝赐予的珍宝，源自“我”和朋友们“心中的神灵，”它突破了“个性、关系、年龄、性别和境遇”等重重限制，才找到了彼此(F174)。这种纯洁而真挚的情感所带来的是快乐和平静，因而更为接近“真理”。古典友谊的另一核心内涵是相似性。在亚里士多德讨论的三种友谊中，“拥有相似美德的人之间的友谊”是最值得嘉许的，因为它基于彼此欣赏和良好愿望之上，这种人与朋友的关系就如同“人和他自己”，朋友因而也成为了“另外一个自我”。瑑瑡在《友谊》中，爱默生采用了类似的语言:友人正如心灵的“画像和模仿…我发现一个相似的存在，从高度、品质到好奇心，以非我的形式重现自我”(F179)。自我提升正是爱默生选择进入友谊关系的目的。然而同时，对个人独立的追求又让爱默生对友谊的相似性产生了疑惑，让他怀疑友人本身是一种自在的“悖论”(F179)。因此，他警告人们“一刻都不能忘记做自己”(F181)，但同时又惊叹于友谊所要求的“两个心灵的融合”(F180)。所以，爱默生在《友谊》中呼唤的朋友关系其实是“介于相似和相异之间的折中”(F181)，它只能是超越时空和现实而存在的，或换而言之，它只能是一种超验的体验。用斯蒂芬•亚伯勒(StephenYarbrough)的话总结:“超验主义友谊首先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可以接近但不可以达到，而且就算达到，也不能持久。”瑑瑢不难发现，爱默生关于友谊的陈述凸显了自助和超验的悖论性质，这和德里达读出蒙田的“哦，我的朋友，世上没有朋友”的解构主义内涵颇有几分相似。瑑瑣在一个人拥有超验体验之时，“(他)就成为了神的一部分。亲密友人的名字因而也变得陌生无关:是做兄弟、做浅交、做主仆，都变成无关紧要的事。”瑑瑤但将个性置于共性之前，这是福勒所无法理解的。因此她在通信中一再批评爱默生“灵魂的冷漠”，批评他总是在谈话中像陌生人一样“保持批判距离”(JMN7:509)。在福勒看来，友人之间的情感不应该只是建立在“彼此绝对价值的基础上”，还应包括“性格的投合”。她曾反问，“为什么我要因为朋友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就少爱他一点?”(FL2:321)这其实相当于直接驳斥了爱默生的观点，即“高尚友谊的存在条件是具有独立于这种友谊的能力”(F181)。当然，福勒也赞赏超验主义友谊对自我的提升。在《自传罗曼史》(AutobiographicalRomance)中，她描述了自己和一位英国女性的友谊初体验。因为福勒，这个英国友人“得以实现最好的自我”;反之，“福勒日后所有的成就”也都被这个朋友预判出来。瑑瑥这段友谊不仅基于日常的亲密交往，还有互惠的特质:双方在教堂做礼拜时相遇，这个友人在午后弹奏竖琴，还在福勒伤心哭泣时赠与不凋花。这段友谊的本质在于“分享彼此的存在”，其根源并非“我的美德”，而是保持敏感开放的心态，不被传统、普遍的关系和看法所束缚。瑑瑦这和爱默生式的友谊迥然不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友谊观从属于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强调友谊双方的相似性，而非互惠性。爱默生的看法更像是对亚里士多德友谊镜像论的再诠释:在选择朋友的过程中，人们加深对自我存在的意识。对爱默生而言，友人的镜子折射的是大写的自我:“灵魂用朋友围绕自己，这一来，便可达到更崇高的自我认识和独立状态”(F176)。反过来说，获得友谊的确别无它途，只有完善自我，自己先变成友人(F183)。

爱默生和福勒对友谊的分歧之所以如此尖锐，还因为爱默生继承了古典友谊的男权中心主义传统。在《友谊》中，他写道:“从与自己兄弟灵魂的联盟中，我汲取了快乐与祥和”(F177)。而在终止和福勒友谊讨论的信件中，他对于“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女性”交流的感激，恰恰反证了他对“彼此亲密、完美朋友的兄弟关系”的推崇。瑑瑧从这一意义上，爱默生也许并不仅仅是“为非个人化模式的友谊辩护”，瑑瑨而是从根本上认可了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的传统。接下来，爱默生用典型的性别差异的语言描述道:“我们的构造存在差别。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就像在完全不同的国度出生和成长一样”(L237)。这让人想起爱默生著名的“演讲”(lecture)和福勒同样著名的“会谈”(conversation)，两种交流方式所产生的听众距离有明显的亲疏之分，这也从侧面表现了两性表达和沟通方式的差异。因此，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友谊看似是对包括性别在内的任何社会规范的超越，但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他定义的友谊并未摆脱婚姻、地位、财富的束缚。在友谊的社会性方面，福勒的观点则更为成熟。她在《贝婷•布伦塔和她的朋友冈德洛德》(BettineBrentanoandHerFriendGünderode)中刻画了两种不同模式的友谊，即布伦特和歌德的异性友谊，以及布伦特和冈德洛德的同性友谊。布伦特和歌德之间的友谊“并不美好”，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平等。在他们的交往中，布伦特变得过于敏感，而歌德和她的交流缺乏真诚与尊重。简而言之，“他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满怀感激的感性举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布伦特和女牧师会会员冈德洛德“充满诗意”的同性友谊。双方拥有同样的天赋和美貌，共享“她们最好的思想、最美丽的想象”，不需要“屈尊会见”，因此福勒将之称为“真正的友谊。”瑒瑠究竟是否存在平等的异性友谊?福勒并未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19世纪的妇女》中，她以英国哲学家威廉•古德温(WilliamGodwin)和女权主义先驱玛丽•伍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为例，说明平等的友谊在婚姻关系中的必要性，理想的婚姻不仅需要彼此的尊重，更需要爱和支持。瑒瑡与此同时，福勒又非常清楚，在现实生活中古德温这样的男性实属罕见，所以“在当下女性才是彼此最好的帮手”。(WNC172)福勒对于两性差异和交往，进而对女性面临困境的认识，是她的女性身份决定的，同时也是她对爱默生影响最大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后文对福勒所著的《19世纪的妇女》的讨论窥见一斑。

三、“19世纪的妇女”

1855年9月20日，爱默生应宝琳娜•瑞特•戴维斯(PaulinaWrightDavis)的邀请，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女性权利大会”(Woman’sRightsConvention)并发表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参与女性运动。女权主义者对爱默生的演讲期许甚高，受益却比较有限，因为她们不能肯定爱默生“究竟是赞同还是反对(她们)”。瑒瑢这样的困惑并非没有理由。在由演讲稿修改而成的《妇女》(“Woman”)一文中，瑒瑣爱默生赞美“女性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者”，认为女性应该获得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并进而指出“毋庸置疑，她们有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如果妇女要求选举权以及和男性平等的参政权，不应被拒绝”(W406，416)。但另一方面，爱默生又对女性参与社会运动的愿望抱有怀疑:“虽然理论上的公正不应该被否认，但最好的妇女并不希望得到这些……令她们感到厌烦和厌恶的职责”，甚至呼吁“女性应该在男性中寻找监护人”(W418－419)。最后，文章以典型的爱默生个人发展观作为结尾:“男性在变得更加高尚和有品位的同时，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女性素质也能随之得到提高”(W423)。爱默生的论述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他对个人参与社会改革和运动的保守主义态度。他不仅谢绝参与乔治•瑞普利(GeorgeRipley)声势浩大的乌托邦试验(即“布鲁克农场”)，对梭罗(HenryDavidThoreau)投身的废奴运动也是三缄其口。归根结底，爱默生“自助”论的个人主义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参与激进运动的冲动，这其中自然包括女性运动在内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对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也对爱默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有评论家指出，这也许是爱默生为什么“不认为现在的妇女希望在公共事务中取得平等的权利”的原因之一。瑒瑤不过，必须客观地承认，虽然爱默生对女性在各方面遭受到的歧视和迫害认识不足，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女性主义姿态还是存在的，也值得后人肯定和激赏。而爱默生之所以会对女性问题有这样的敏感性，之所以会直接声援女性运动，这其实与福勒的影响密不可分。对此，包括茨瓦格(ChristinaZwarg)、吉尔伯特(ArmidaGilbert)、斯蒂尔(JeffreyA．Steele)在内的批评家都有所论述，甚至认为“富勒的观点…直接构成了爱默生女性问题思考的核心”。瑒瑥早期女权主义领袖如伊利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CadyStandon)更是赞扬福勒“维护了女性思考的权力”，称她为“过去33年来女性权利风潮的先驱”。瑒瑦然而，值得细究的是，在女性问题上，爱默生和富勒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观点相似?又在哪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19世纪的妇女》。在早期女性主义运动语境下写成的《19世纪的妇女》原名为《大诉讼:男人与男性;女人与女性》。富勒旨在鼓励男性和女性突破个人成长中的阻碍，实现在现世生活中作为“天使”或“信使”的使命(WNCxiii)。显然，原来的标题更体现了爱默生的“自助”思想。男性不光学会运用“超验主义”的原则解放个人的命运，他们也将同时意识到女性生活的重重限制(WNC24)。也正因为此，这本书被认为是表达了“美国超验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著作”。

在女性获得平等政治、经济权利的根据和主张上，爱默生和富勒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甚至在对女性气质的描述上也存在类似的局限性。爱默生在《妇女》中写道，女人天生就“感情强烈”，她们比男人“更加容易受伤、更加不坚定、更加脆弱”，然而女人的这种天性又赋予她们“某种神圣化的力量”(W413)。有批评家澄清，爱默生不过表达了在19世纪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本质论”，即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天然的生理和性情差异。瑒瑨毕竟，直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兴起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在这一方面，富勒同样并未超越她的时代，她也没有认识到女人的“女性”特征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塑形。相反，富勒承认“男性和女性代表一种根本的大二元对立”，并特别强调女性“富于磁性和神秘”的气质。她认为:“我相信女人特别的天赋在于动作的感染力，天生的直觉性和性情的精神性。她的过人之处并不轻易表现在分类和再造中，而是体现在对原因的直觉把握上”(WNC115－116)。如果以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评判，福勒这种对女性气质的描述简直可以说是在质疑女性推理能力和创造能力，代表了赤裸裸的“男权主义话语”。但是，把含有浓厚法律诉求意味的标题换为蕴含历史、社会关怀的“19世纪的妇女”，富勒显然用心良苦。女性在政治上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也许容易，要想真正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刻板的女性气质却殊为不易。在对女人天性的认识上，富勒或许比爱默生更为深入。她不光指出性别和“职位、财富、美貌、天才一样，不过是出生时的偶然事件”(WNC337)，还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的相对性和流动性，认为“每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包括两个层次的:男性的和女性的”(WNC115－116)。这种精神上的“雌雄同体”思想是突破两性二元对立壁垒的第一步。在富勒把“女性心灵看作是内心‘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和谐平衡”时，辨明女性气质和女性(以及男性气质和男性)的差异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关联范文篇10

“美育”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美学家席勒在其《美育书简》中提出和使用的。他认为美育是通过人们对美的形象的观照,培养对美的情感,纯洁人的心灵,以达到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美育在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近代可追溯到王国维、蔡元培著作中的阐述。在理论界和教育实践中,很长时间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视美育为智育、德育等教育形态的辅助手段或途径的观点。多数人简单地理解为在课表上开设一两节音乐课和美术课就是美育。近几年来,应试教育这根无形的指挥棒又把千军万马引向升学的独木桥,于是,美育在许多的学校已形同虚设,甚至被忘得一干二净,原因是考试一般不涉及美育的内容。因此,重新审视美育,界定其内涵,恰当地认识其特质和功能,确立现代美育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指导美育实践是相当必要的。首先,美育具有情感净化功能。美育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情感教育。通过美育实践,不但可以丰富人们的情感,同时,还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和发展积极、健康的情感,抑制和克服消极、邪恶的情感,使人的思想纯洁化、高尚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格。具体地说,它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和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它要求受教育者通过对艺术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充分感受,懂得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激发他们的美感,陶冶他们的情操,提高他们的生活情趣,使他们变得高尚、积极,在思想上全面地健康地成长。

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的大教育家孔子认为“乐(yue)”可以陶冶人的性情。他在《论语·泰伯》中说人的品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荀子也同样强调美的教育,他在《荀子·乐论》中说:“乐(yue)者,圣人之所乐(le)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yue)而民和睦。”近代史上,著名教育家王国维、蔡元培都曾大力提倡美育。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段。

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蔡元培也指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他还提出了学校要“体、智、德、美”四育并行的教育宗旨,对近现代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美育是一种能力教育。学校美育虽然不是一种知识教育,但是它在培养学生对美的认识感受能力、表现和创造能力,以及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古今中外的许多教育家、思想家、美学家的言行都充分证明了。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著名的“寓教于乐”的原则,实际就是美育与道德教育统一的思想。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就把美育规定为教育的重要内容。1917年,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又响亮地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近几年来,许多有识之士对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育观的否定,对我们该如何对待美育以极大的启示。特别是如今坚定地把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更证明了学校美育不仅仅只是一两节美术课、音乐课,也不是个别学科的简单渗透所能替代的,而应该作为一门与德、智、体、劳既有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重要课程。因此,加强学校美育势在必行。

二、德育及当今学校德育的困惑

所谓德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灌输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教育,使人们能从理智上对客观社会现象进行正确评价。它主要是通过说服教育对受教育者的言行产生一定的规范性,最终使一定的社会行为准则走向“内化”,成为受教育者观念意识的组成部分,并在行为上自觉服从之、遵守之。德育包括道德认识、道德行为和道德情感三项内容。道德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既是行为准则,又是善恶标准。大则表现为对某种价值观、人生观标准的遵从,如我们赞扬张海迪“身残志坚”,是“生活的强者”、“青年的楷模”,以及重义轻利、廉洁自律等观念;小则体现为对日常行为准则的遵守,如不能随地吐痰、公共场所不应大声喧哗、讲究文明礼貌等。

然而,走进各类学校,简单地进行一下调查,我们不难发现学生的思想状况着实令人担忧:学习差的学生不思学习、不求上进,或沉溺于网络、或结伙斗殴;而学习好的学生不少是只顾学习、不问他事,以至于教室无人扫,垃圾成堆,自私和势利充斥着他们的心灵。学校的一位老师不幸患病住院,诊断为肝癌晚期,当校长把这一不幸告诉给学生时,这个老师教的班级的学生第一反应是:他们的课谁来上?却没有一个学生询问老师的病情,更无人提出要去看望老师,这种冷漠、自私的心态难道不是德育的失败吗?虽然像这样的孩子不会是多数,但这也给教育者敲响了一次警钟。学生的思想状况堪忧,原因何在?一是由于应试教育的误导,使有些学校淡化或忽视了学生的思想教育。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学校德育的内容死板、方法单一,偏重于苍白无力的说教,很难被学生接受,更难抵御社会、家庭中的一些负面教育的影响。现今的小学、初中,乃至大学大都开设了思想政治课,也制定了诸如学生守则、行为规范等,但其内容大多是要学生怎么样做,不许或严禁做什么等。这样,学生往往无法接受、不愿接受,或者表面接受而内心反感。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彻底改变德育的内容和方式方法。

三、德育与美育的区别和联系

(一)德育和美育的区别。首先,两者性质不同。德育是一种规范性教育,注重培养人和对社会的服从。美育是一种解放性教育,注重发展人的个性。德育强调的是人的意志品质与道德修养方面的规范性教育。它关注的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般道德原则,通过社会舆论和社会习惯来实现对个体言行及内在意志品质、价値观念的约束,使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培养高尙情操。如学生守则、校规、诚信观念、道义观念等。从总体上来说,德育侧重的主要是对受教育者理性方面的培养,使受教育者以理性的精神力量对个体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并决定付诸行动与否。因此,我们的德育工作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维护作用,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而美育强调的是一种感性的教育,在审美实践活动中,使受教育者的感性生命领域得到表现和升华,同时在作为人的感性生命力得以自然舒展之时还可以自由地张扬个性,使个体的审美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和提升。

其次,两者的实践过程不同。一般来说,德育主要是靠灌输和说服来实现的。即通过令人信服的观点和逻辑严密的阐释过程,以及生动、形象的恰当例证,使受教育者明了是非曲直、善恶正邪,从而接受教育者倡导的观点,确立符合社会一般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晓之以理”的教育过程。而美育则是一个“动之以情”为主的教育过程,它通过具体感性的审美对象诱发受教育者的各种审美功能,从而获得个体心灵的满足和升华,是受教育者对教育的内容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情感的认同过程,这一过程拒绝以任何强制手段达到目的。

第三,两者的教育形式不同。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德育最好采用形象化、艺术化的方式来进行,并在其中融入更多的情感因素,以避免说教的单调、枯燥。而美育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活动和具体可感的形象与形式,在审美感受中,使受教育者获得审美体验、感动、领悟的同时,也获得了思想境界的提升。如果说有效的德育活动方式是“寓教于乐”,使受教育者发掘出“乐”背后的思想、道德教育因素,那么成功的美育活动应当是“以乐为教”,在受教育者获得对审美对象美的内涵、美的形式的创造性感受、体验、领悟的过程中,教育目的已经获得了实现。如果片面地将艺术作品当作“思想教育的教材”向受教育者强行的灌输,这本身既违背艺术实践的规律,又抹煞美育的特点,片面挖掘、强调思想道德意义很可能导致受教育者的厌倦和逆反心理,正是“欲速则不达”。

第四,两者的社会功能和原则不同。德育主要是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它要建立和维护整套社会伦理、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美育主要是着眼于保持人(个体)本身的精神的平衡、和谐和健康。德育强调的是现实功利性原则,侧重于对社会价值尺度遵从的教育,使人适应社会现实,培养人的责任感、义务感,在规范中求得个人、团体、社会的和谐一致,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美育倡导的则是理想性原则,侧重于具有个性的理想主义的超越精神,使人在超越现实的前提下追求理想,推动现实的发展。如在欣赏音乐作品《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欣赏者会为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感动不已,但其目的并不是引导人们去“殉情”,而是感受对纯洁、美好的爱情追求,使个体的灵魂得以净化,产生对高尚、纯洁的情感生活的赞美、向往和珍惜,以及对一切反人性的封建婚姻的唾弃。

因此,视美育为德育的工具与手段,或将二者混为一谈,以德育代替美育,以美育取代德育的观点和作法都是片面的。在明确二者差异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每一种教育形态的功能而共同完成人的完善发展的教育目的。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教育的最后目标却在种种境界的综合,就是说,使各个分立的课程能发生的影响纠结在一块儿,构成了有机体似的境界,让学生的身心都沉浸在其中。”[2]

(二)德育和美育的联系。德育和美育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前者主要通过说教、灌输实施;后者主要通过诱发、引导实施。教育手段不同,目的是一致的。

首先,德育给美育以丰富充实的内容,保证美育的正确方向;美育为德育提供有感染力、吸引力的手段,通过美并利用美进行教育,提高德育的效果。美育本身也包含着荣辱观、羞耻感等德育因素,但并不等于德育。再说,审美作为一种高级的情感活动,本身虽包含着必不可少的伦理道德的因素、善的因素,特别是对社会美的评判,往往同善恶的道德感紧密相联,因此,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另一方面,美育的强烈的感染力是一般的理论教育所不具备的,它具有独特的情感优势。因为美育主要是靠美的形象打动人。把思想品德教育寓于美育之中,以美引善,使人在美的享受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容易收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其次,从个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审美状态是道德状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为道德实践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情感基础上,一个连最基本的美丑都不分的人,是不会有高尚的道德观念的。柏拉图说过:“整个心灵的和谐就是德行。”[3]因此,在他的美育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视以音乐的方式对儿童进行审美教育,使他们从幼年的成长时期就培养出和谐的心灵状态及恰当的情感世界,这样对儿童成年后理性世界的发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使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趋于完整和谐。狄德罗曾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必然会堕落。”[4]反之,一个内心充斥了低级趣味的人,很难在道德人格的发展上达到高境界。

第三,美育和德育在培养个体的人的感性与理性协调、平衡发展方面具有协同作用。感性与理性协调和平衡的人才是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情感过分压抑或不能得到正常满足、发展,极有可能导致心理变态、精神异常和人格扭曲。负面情绪或畸形欲望恶性泛滥,正常理性丧失,终将走向道德人格的严重残缺。几年前发生在北京骇人听闻的“蓝极速网吧纵火案”中,三个少年犯罪人都生活在情感生活极不正常、极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长期以来,情感世界的缺失导致了阴暗的心理和病态的人格,最终只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置道德、法律于不顾,坠入犯罪深渊。从道德角度看,适当约束人的感情世界(包括情感)是正常的和必须的。青少年的情感世界丰富、敏感、易变,而自我约束能力较弱,他们认识事物有相当明显的情绪化色彩,对此,一方面需要必要的德育说服和引导;另一方面,美育应充分发挥其情感净化功能,通过美育实践,帮助人们培养和发扬积极、健康的情感,抑制和克服消极、邪恶的情感,使人的思想纯洁化、高尚化,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格。青少年由于生理和心理的正常发育,往往有对异性产生微妙的情感变化,这是青春萌动的正常现象,是走向成熟的开始。但是,他们毕竟从感性到理性世界都处于相当不成熟的时期,无法达到对自我或对周边一切较为全面、清晰的认识,也无力承担这种情感变化背后负载的责任,甚至情感失败后的伤痛。面对这些问题,教师有责任和义务去指导学生以更理性的态度审视情感,正确对待、约束自我情感,从而走向成熟。例如:一位教师通过以含蓄优美、富于哲理性的语言和学生笔谈,以自然恰当、充满爱护和信任的谈话与学生沟通,在无伤害教育中,使学生将朦胧的“早恋”情感以理性的方式重新审视、约束,转化为正常的友情。[5]这里,教师是使学生的感到世界和理性世界走向平衡的疏导者和提升者。有的教师对此采取的方式是简单而粗暴的,不是采取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相结合的疏导方式,其后果不是导致师生关系紧张,就是影响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这样的教育方式显然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美育宗旨相悖的。

第四,美育追求的最终功利性目的是高尚的善。“真实的善是每个人的心灵所追求的,是每一个作为他一切行为的目的。”[6]在这一点上,美育与德育的要求体现了高度的一致性。美的最终目的是体现为善,善代表了人类普遍的追求,德育对人的思想品质、道德意识的培养,也无一不是指向“善”这一目的。因此,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美和道德是亲姐妹。”[7]马克思也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8]这种功利性不是以立竿见影的效果显现,更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培养人性普遍“善”化的高尚情操为终极。

四、德育实践的审美化

在德育的实施中引进美育机制,即德育过程的审美化。通过审美的感召力,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受到教育,使其道德水准得到提高。

从美学的角度讲,德育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说服、教育、管理、影响、感化等多种方式去把学生塑造成为美的人,使他们既具有相貌、体态、服饰、行为、风度等方面的外在美,也具有精神品质、心灵和情操等方面的内在美。而且培养学生的内在美应是德育主要目标。由此看来,学生爱美的本性和德育的主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与美育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关键是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是否研究了学生的心理,是否把德育与美育结合起来了。

有的学生喜欢打架斗殴,且屡禁不止,不是因为这些学生会从打架斗殴中得到什么益处或愉快,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敢于打架斗殴是一种勇敢无畏的表现,可以让别人觉得自己有面子、有本领。这说明这些学生错误地把打架斗殴看作是一种美的行为。对于学生的这些错误行为,过去的思想教育往往局限于谈心、批评;或制订守则、规范去要求学生去做什么、禁止他们不做什么,这种做法,效果并不好。因此,一味进行机械灌输、生硬的说教、简单化的强迫命令,往往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招致受教育者的抵触情绪,反而事与愿违,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最好的做法应该是让美育与德育联姻,用美去引起学生心灵的沉醉和神往。

首先,德育实践的审美化体现为德育内容的生活化和德育实践的情境化。比如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教师应及时找出学生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的正反两方面典型案例,本着尊重学生人格,保护学生正常发展的原则,以具体生动的事例将真诚的情感感染与严肃理性的说服教育结合起来,将德育工作的普遍规律和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和个性特点结合起来,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获得道德教育的感性积累。

在课堂德育实践中,创设审美化的教育情境,生动而具体,形象地展示出人类道德文明的成果,让学生感受到道德价值及个人情感的美好和生命的尊严。教师作为设计师和导演,应巧妙地设置美的教学环境,鼓励、引导学生依据个性充分发挥主体创造精神去完成教育的过程。比如:人生观教育是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让德育产生应有的“效果”,首先应让学生感到“有用”。因此,我们的教育应该从学生需要出发,从学生生活入手,在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难的同时,引导学生学会正确地看待他人、看待社会、看待人生。使学生成为自尊自爱、善待他人、热爱社会、超越自我、积极进取、服务社会的好公民,成为“自我实现的人”、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在确定“教育目标”后,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就成了关键。对学生的道德教育,重点不是理论教育,不能一味地从抽象、宽泛的原理出发,但也不能仅仅强调“以情动人”,要根据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主要采用“案例教育法”。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学生心理、符合当前学校教育实际的一种较好的方式。

其次,作为教育者,要想运用美育的手段达到德育的效果,必须善于引导、培养学生对美的感受、认识、鉴赏能力。爱美,是一回事,但在生活中,我们是否能够善于发现美,却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大雕塑家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爱因斯坦也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上述名言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美学道理:美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发现美。所以,美育必须培养和提高学生认识美的能力。让他们正确地辨别美和丑。有的学生爱着奇装异服,那是因为他(她)觉得奇装异服就是一种美,你去禁止他(她),他(她)会觉得委屈,不会接受;而你要是培养和提高了他(她)对美的认识能力,让他(她)认识到奇装异服不是一种美,而是一种丑,他(她)就不会刻意去追求。有些人不愿学习雷锋精神,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觉得雷锋的助人为乐等精神是“傻子”行为,过时了。如果能够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雷锋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意义,认识到那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美,这些人会努力去追求学习雷锋精神的。

其三,要注意培养学生初步地表现美的能力,发展他们的艺术才能,为他们将来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美打下基础。作为接受教育的学生,有时他们虽然认识到什么是美的,但自己还不知道如何去表现美、创造美。这就好像鱼是美的,但你不能只给学生一条鱼,还应教给他们捕鱼的本领,让他们自己去获得美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平时持之以恒的培养、陶冶和实践。在通常的情况下,美的事物、美的形象、美的理想所激起的道德情感与审美情感总是一致的。鲁迅说过,美和艺术的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必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可见,审美教育同人的思想面貌的形成,同青年人审美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密不可分的。

因此,结合学生实际进行一系列审美教育来促进德育工作,是获得美育、德育“双赢”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学书记的八荣八耻教育活动中,发动学生创造美好环境活动,让学生自己动手设计警示牌,挂在教室及走廊的墙上,时时提醒大家自觉维护环境卫生,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还可以让大家自己设计、绘制科普及批判封建迷信活动、批判“”的宣传画,在校园宣传栏中进行展览,既美化了环境,丰富了校园文化,又使学生们赏画的同时提高了分辨真伪科学的能力,自觉抵制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营造美好的环境,以无声的语言教育学生养成文明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