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监督范文10篇

摘要：执行职能是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能力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是现阶段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就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执行力，加强公众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公众的监督可以使监督体系更为完善，同时还有利于消除行政机关内部的弊端，发挥其他监督无法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执行力行政机关公众监督

一、“执行力”这一概念起源于行政法学，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

然而现在，其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作为一种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从这层含义上讲提高执行力对加强机关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7世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提出，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的最高职责。20世纪初，著名的行政学家威尔逊、古德诺、怀特等也指出了执行对于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更是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他们指出重视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将“执行力”这一概念引进行政管理领域，于凤荣、王殿春发表了《提高我国公众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一文，史耀疆发表了《科学组织中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其强化政策》一文，胡昌升发表了《执行力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一文。在这里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执行力，可理解为是为达致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进行组织内日常事物、履行行政机关责任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二、行政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各种执行性活动，其主要职能就是公正和中立地执行国家意志。

摘要：执行职能是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能力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是现阶段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就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执行力,加强公众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公众的监督可以使监督体系更为完善,同时还有利于消除行政机关内部的弊端,发挥其他监督无法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执行力行政机关公众监督

“执行力”这一概念起源于行政法学,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然而现在,其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作为一种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从这层含义上讲提高执行力对加强机关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7世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提出,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的最高职责。20世纪初,著名的行政学家威尔逊、古德诺、怀特等也指出了执行对于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更是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他们指出重视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将“执行力”这一概念引进行政管理领域,于凤荣、王殿春发表了《提高我国公众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一文,史耀疆发表了《科学组织中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其强化政策》一文,胡昌升发表了《执行力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一文。在这里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执行力,可理解为是为达致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进行组织内日常事物、履行行政机关责任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行政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各种执行性活动,其主要职能就是公正和中立地执行国家意志。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效率低下,执行不力的情况较为严重。我国进行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行政机关的改革,以通过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执行力。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少部门和单位还存在这样的现象:

现象一: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人多力量大”、“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到组织结构上便是追求部门齐全,人员充足,形成一种规模庞大、结构严密、分工细致、上下贯通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种管理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人浮于事,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使得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低下。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十六大报告中最精彩的理论亮点之一，彰显了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历史进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而公众舆论和媒介舆论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措施之一，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为公众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借鉴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等思想的前提下，本文拟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个高度来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文明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和法治已经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列宁老早就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1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民主和法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它们既是目的，又是过程；既是手段，又是内容；体现了目的与过程的一致性，手段与内容的一致性。

政治文明，明显具有递进性、结构性、系统性的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政治文明不仅具有递进性的历史特点，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是一个不断递进、演化、发展、创新的过程。所谓结构性，有的学者曾提出价值意识、制度和规范、机构、功能四个层面的看法，其中把价值定位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制度和规范被看作是政治文明的主要载体，机构被看作政治文明的物质表现，而由机构所表现出来的角色意识和行为，被视为政治文明的现实表现。至于系统性，无非是为了强调政治文明的结构体系。

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因为这是由“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所决定的。迄今为止，任何我们所看到的体系，表现在价值层面上很好的东西，通常大都是由相应的制度给以保证，并体现在较好的实践层面上。诚然，政治文明建设作为社会制度的表现形式，依时代与社会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它所代表的最本质的东西，必须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价值取向，必须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进步的不断提高有机统一，使社会管理层能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主动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佳合作形式，引导人们逐步进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和良好的政治运作的制度形式上。

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政治意识的文明内容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受到社会存在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或许正是由于政治意识文明无法脱离社会存在的现实，使得“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1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列宁也曾讲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2200多年前的汉密尔顿在其《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政治意义的命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3，这一命题被许多人认为是

鉴于PPP项目绩效考核之主体的范围相对比较宽泛，故本文以“PPP项目核心参与主体”为分析要素，把政府方项目实施机构、社会资本方、社会公众、第三方专业咨询机构作为下文论述的中心，分析各主体参与绩效考核的职责定位与参与路径。

一、政府方项目实施机构的职责定位

（一）项目实施机构职责定位的冲突。项目实施机构由政府部门或政府指定的相关机构担任，是以平等主体身份与社会资本方展开协商、谈判，并以PPP项目系列合同为依据构建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作关系的主体。作为PPP模式的重要参与主体，项目实施机构通过竞争性程序选择社会资本方，由社会资本方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般而言，项目实施机构在PPP项目中需要扮演两种角色：作为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实施机构有责任与社会资本方一道共同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实施机构负有监督管理的职权和义务。在项目绩效考核体系中，项目实施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与社会资本方等主体在事前建立起PPP项目绩效考核综合管理体系；作为规则的执行者，依照绩效考核规则考核社会资本方的履约行为。同时，实施机构与社会资本方共同协作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在绩效考核体系下一并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考核。而此，也就导致了项目实施机构在PPP项目绩效考核体系中的自我冲突的角色定位：首先，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项目实施机构承担监督社会资本方履约的职责，系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者与监督执行者；其次，作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项目实施机构有责任与社会资本方协作，共同协作促成项目履约，并负有按效付费的职责，买卖行为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相对于社会资本方而言，项目实施机构既是绩效考核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绩效考核管理的执行者；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既是绩效考核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被考核监督的对象。如此，项目实施机构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则难免陷入职责自相冲突的尴尬局面。（二）项目实施机构职责冲突的化解。项目实施机构的职责冲突问题，有着深层次的体制、观念背景因素，问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但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调解。其一，项目实施机构的考核结果并非最终的裁决，社会资金方若对政府方的考核结果存有异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模式寻求司法救济。其二，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PPP项目的绩效考核，分解政府方于绩效考核中职责，在减轻政府方履约职责的同时，调动了社会资本方与社会公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从制度完善的视角分析，应当剥离项目实施机构绩效考核体系制定者的权利，由项目实施机构负责组织社会公众、社会资本方、专业咨询机构、项目专家等，组成项目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组织。首先，可以确保所构建项目绩效管理体系的高标准，落实社会资本方与项目实施机构之间的依效考核，保证绩效考核指标设置的公平、公正；其次，在项目实施机构与社会公众之全面监督考核之下，保障整个项目履约之社会公益目的；最后，剥离规则制定的职能，能够较好地规避权责冲突的处境。

二、社会资本方在绩效考核中的职责定位

社会资本方作为PPP项目绩效考核的主要作用对象，考核方旨在通过对社会资本方所提供的项目融资、工程建设、运维服务、项目移交等内容开展系统的考核，以期在监督社会资本方履约的同时，也激励社会资本方提高服务社会的效率与质量。社会资本方在绩效考核中定位为被考核对象，主要配合考核方完成监督考核工作。故相较于社会资本方而言，PPP项目的绩效考核更多的是风险。（一）项目预期收益减少风险。现阶段的PPP项目绩效考核，业已成为政府按效付费的依据，诸多的政策规范中均明确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回报的依据。如《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未建立按效付费机制的PPP项目不得纳入PPP项目库，不得安排财政预算支出。建立按效付费机制是项目合规性的必备条件。绩效考核机制往往直接反映于项目的PPP合同，约定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根据系列考核点的重要程度分别设置相应的考核评分权重，并根据最终的评分结构支付相应比例的费用。由此，绩效考核挂钩付费标准以核增/减项目收益，必然会影响社会资本方的项目收益，当考核不达标的时候，则存在被扣减收益的风险。（二）社会综合评价降低风险。鉴于PPP项目均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一旦项目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或绩效考核不达标等，均会给企业的社会公信力造成不利的影响。如，在参与PPP项目竞争中，部分项目会设置对参与的社会资本方以资信、实力等方面的评分考核，若存在有项目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情形，则必然会制约社会资本方承接新的项目，对企业的商誉及可持续发展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失。同样，也适用于寻找PPP项目联合体方的内容。《PPP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五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记录社会资本方等相关项目参与方的失信行为，并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三、社会公众的职责定位与参与路径构建

一、引言

相对于无限的需求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面对稀缺的资源，人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资源的配置方式是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市场来完成。由于存在外部性，以及为了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某些部门或行业不能由市场来决定等现象，市场可能无法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政府进行干预，造成一些特定物品或服务需要由政府生产和提供。即有时政府要由管理服务角色变为投资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另外，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项目，一般投资额较大，在推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聚集和拉动作用，所以有时是国家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调节手段。

我国从1978年的经济改革开始，投资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是一重要里程碑“。决定”中明确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完善了政府投资体制。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并合理划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事权。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和巩固。由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项目称之为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按“决定”中规定，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一般投资额较大，建设期较长，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聚集和拉动作用。同样，项目一旦失败，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是广泛和巨大的。

在投资活动中，初始决策至关重要，如同产品成本控制主要发生在设计阶段一样，初始决策阶段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投资项目的最终结果。然而，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对项目决策的重视程度不够；不该政府投资的项目而安排了投资；投资超过实际需要；宏观决策、项目决策、项目经营决策三者相互混合；决策程序不合理，我国目前采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决策责任不明确等。如何改善对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是提高效益和更大程度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关键，是关系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主体及相互间关系的分析，试图发现影响公众参与决策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力图达到改善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目的。

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主体分析

1政府危机公关与媒体舆论导向概述

政府危机公关是指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为获取公众的信任与理解，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以顺利解决危机、提升政府形象为目的。本文主要研究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为使大众媒体能够正确引导公众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化解危机，而采取的一些列规范的引导策略。

2政府危机公关媒体舆论导向管理重要性

危机发生后，公众难免会出现猜测心理，谣言风波不可避免的会随之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形象。大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对于政府危机公关至关重要，通过规范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可引导公众正确判断危机形势，进而转变公众舆论的方向，避免产生谣言，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3大众媒体舆论导向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媒体危机舆论导向监督缺乏可操作性

［摘要］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多规并立”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化解矛盾、规避风险，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探索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进行整合，力争形成“一个县(市)、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为了确保“多规合一”的顺利实现，必须完善“多规合一”的法律机制。

［关键词］“多规并立”;“多规合一”;法律规制

1引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领域采取“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各部门从履行自身管理职能的角度入手组织编制了不同类型的规划，我国规划领域呈现出“多规并立”的局面。不可否认，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探索实践，我国各项规划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多规并立”的格局下，现行规划体系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出现了从“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趋势。如何防范“多规”之利向“多规”之弊逆转已成为摆在我国规划决策者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2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由政府出台的规划类型有80余种，其中法定规划有20余种，［1］较为重要的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为了研究方便，文章将以上述四种规划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规划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2.1规划法制化建设滞后，规划实施缺乏法制保障。首先，我国规划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不同类型的规划编制所依据的法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据《宪法》编制，但是在该领域缺少基本法为其提供法律依据，配套法和相关法也处于缺位状态，法规体系尚未健全。［2］城乡规划依据《城乡规划法》编制，此外在该领域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法规规章与之相配套。相对而言，城乡规划法规体系较为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据《土地管理法》编制，在该领域同样有相关的法规规章与之相配套。整体而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法规体系也较为完善。环境保护规划依据《环境保护法》编制，除此之外，直接涉及环境保护规划的法规规章数量很少，环境保护规划缺乏完善的法规体系。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规划法规体系。就具体规划而言，除了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法制建设进程仍较为落后。其次，我国规划法律关系模糊不清。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由此可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我国现行规划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政策性。然而就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而言，三类规划的法律地位相同，这也就造成了当不同规划之间出现冲突时无法从法律层面解决谁服从谁的问题。上述法律对于不同规划之间的关系多采用“相衔接”这样的词汇描述，然而具体该如何衔接却未做说明，导致在很多情况下有关部门往往空有衔接的意愿但无衔接的具体措施，使得规划矛盾难以协调。2.2现行规划体系结构复杂，纵向、横向问题突出。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可以描述为一个由纵向规划层级和横向规划类型交织而成的“条块分割”的规划网络，导致实践中大量问题的产生，可以用“上下不衔接，左右有冲突”来概括。［3］从纵向上看，一方面，我国规划层级间关系不尽合理。理论上讲，不同层级规划之间应当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上级规划侧重于战略性、政策性而下级规划侧重于可操作性、适应性。但是目前却存在着上级规划战略性、政策性不足而下级规划简单模仿上级规划导致操作性、适应性不强的问题。［4］另一方面，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到规划的实施。当自身利益达到一定程度足以冲破政府行为规范约束的时候，下级政府就会不顾上级政府规划而追求自身利益进而出现“政策执行失真”的现象。［5］所谓“政策执行失真”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与政策内容不符、偏离政策目标、违背政策精神的现象。［6］从横向上看，长期以来各部门围绕各自职责和管理权限从事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虽然部门分工是专业化的客观要求，但是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争相编制“自己部门的规划”容易因为缺乏沟通协调而诱发“孤岛现象”。所谓“孤岛现象”是指政府机构间在职能、资源、信息、利益等方面因为不能满足多元组织主体充分整合、及时交流、高效利用的一种状态。［6］2.3规划决策缺少公众参与，规划科学性、民主性不足首先，我国公众参与限制性因素较多。从主观方面看，由于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间较短，公众的民主意识普遍不高，导致参与规划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而非社会责任感。除非某一规划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人会为了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规划而“发声”。从客观方面看，各项规划的专业色彩浓厚而公众由于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参与到规划的编制过程中。若要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当务之急是向公众普及相关专业知识使其具备参与规划编制的能力。这项工作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次，我国公众参与缺乏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保障公民参与规划的权利。法律规定上的缺失使得公众参与成为各项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备选项”而非“必选项”，不仅造成公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反观国外，以英国为例，1990年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案》规定每一种类型的开发规划从编制、公布、审批到诉讼的程序都有法定的公众参与内容，公众参与因此被视作英国规划法规体系的“骨架”。［7］2.4权责不对等造成规划权力滥用与规划责任缺失。首先，现有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权力的规定常常采用高度概括的方式，造成了政府部门权力内容模糊不清、权力边界相互交叉，进而为政府部门随意扩张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实践中政府部门掌握了权力就等同于获得了利益，因而各部门争权现象屡见不鲜，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关系的紧张，更影响了日常工作的开展。相较于高度概括的政府部门权力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部门责任的规定不仅更为模糊，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缺失的，这就造成了现实中“有权无责”的现象经常发生，导致规划权力成为各部门竞相争夺的焦点。其次，规划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规划权力的行使需要来自上级、同级部门以及公众的监督。而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规划领域存在着上级监督虚化、同级监督弱化、公众监督缺失等问题。第一，我国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对于规划编制这样的具体事务则关注较少，这也就造成了上级监督虚化，往往流于形式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长期以来各部门将编制规划的权力看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往往不允许其他部门“指手画脚”。而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互不买账”造成同级监督弱化，无法避免各自为政的现象发生。第三，由于现行法律未就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做出明确规定，导致各个部门编制规划时缺乏透明度以及公众缺少参与规划的途径和机会。再加上公众专业知识匮乏，无法对规划编制发挥监督作用造成了规划领域公众监督的缺失。

[摘要]当前，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日显冲突，由此而来的名人官司日益增多，本文对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作了概述，并就其侵权认定作了介绍，提出了一些立法、司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知情权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的概念源于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official）的概念，并树立了“确有恶意”原则。三年后，在“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1]此案的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将“确有恶意原则”确立为适用于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报道的场合，后成为新闻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媒体监督及其影响

（一）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1.媒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可替代。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的最大职责是保证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顺利实现，因此新闻媒体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合法且合理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宣传政府政策和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承担起反映社会公众心声，替人民说话这一职责。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因此只有共产党员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和得到保障。媒体监督是新闻媒体在反映群众心声的前提下，通过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等来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有助于我国从严治党工作方针的落实和实现。2.媒体监督有利于间接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司法的民主化。贝卡利亚作为著名的刑法学家，曾在其著作中说到，“审判应该公开，犯罪的证据也应该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媒体监督的最终归宿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言论权的合法实现。因此，媒体有权利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流程进行合法合理的监督。所以，司法部门在保证司法活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有义务接受媒体监督，更有义务主动配合媒体完成监督，因此媒体监督有利于审判公开。（二）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介审判”及其危害。“媒介审判”这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由报纸审判这一概念衍生而来。西方学者李普曼认为，它是指媒体工作者所的新闻报道，形成并且引领某种错误的社会舆论，从而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恶劣行为[1]。1．媒介审判现象干扰司法审判独立原则。媒介审判具有很大的危害。新闻媒体放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会对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比如，新闻媒体工作者会在不满足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过度地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导致公众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新闻媒体工作者过度干涉审判独立的表现主要是：媒体过度介入会破坏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造成未审先判。媒介审判是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体没有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而是凭借不全面的核实和调查，主要依据道德情感标准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未审先判”。由于媒体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从而会引起舆论对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造成干扰，因为新闻媒体通过有选择性、倾向性、不全面、不完全真实的报道所渲染出来的氛围和情绪影响广大受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因此就会导致形成错误的社会舆论。媒体会借势继续鼓动受众，受众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严重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破坏审判独立，因而难以保证司法公正[2]。2．媒介审判现象违背司法公正原则。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终防线，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在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根据法律所承认的证据断案，这是司法公正的内涵所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正，前者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后者指法院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作出公正的审判结果。虽然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公平正义，但是两者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媒体依据的是道德情感；司法机关所依据的是法律。因此，媒体在追求道德公正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践踏法律的公正。3．媒介审判现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象征是法院代表正义，法院同时也受到尊重。但是媒介审判造成的未审先判会严重损害法院的威信。一件案子本应以法院的审判结果告终，而媒介审判干扰了法院审判，分散了法院审判的影响力。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不仅司法机关要做到审判透明化，也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因此当媒介审判造成错误的社会舆论时，社会公众发表大量的意见，作为法院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也需要给社会公众一个合乎情理的交代。

二、审判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平衡

（一）审判独立及其作用。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措施，是指除了国家的司法部门外，其他权力部门不可对司法权的正常运行进行干涉，即使是司法部门也要按照法定程序来有效且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各个国家的审判独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判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司法体制,它可以体现出法律程序的严谨性和公平性；审判独立能够保障司法机关包括法官等重要角色保持中立的态度，从而给审判带来公正、公平、平等，能够让每一个地位不同的人得到同等的对待，从而保障和维护各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审判独立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运行[3]。（二）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是指媒体监督合法合理适度，利用媒体的特殊职能和职责对司法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告知社会公众案件的真实情况，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使社会公众成为监督司法运行的“眼睛”。从而可以保障司法公正，保障司法活动不受其他公权力的干扰，促其独立运行，这是有效的媒体监督。通过对有效的媒体监督进行定义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因为媒体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与透明性，另外还具有广泛性。媒体监督把司法活动的进程实时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实时并及时地了解司法活动的相关司法程序，有了全社会眼睛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其他公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司法权进行干扰和控制，也有利于遏制司法权的行使人滥用权力，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司法机关在保持公正中立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民做主的和谐社会。媒体监督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公众自由言论权和知情权的实现。媒体通过把司法活动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正确了解司法程序、审判独立的概念和作用，强化社会公众对审判独立这一法制观念的熟悉和肯定，号召社会公众同新闻媒体共同进行司法监督，保障审判独立，做到通过公众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历史的发展。新闻媒体介入监督司法活动，有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受害人可能会处于劣势，这时他可以通过媒体，把他在司法活动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如实告知社会公众，从而获得同情和支援，促使司法机关作出公正的判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有效的媒体监督不仅可以促进审判独立，还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4]。

三、如何构建媒介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合理关系

（一）加强新闻媒体的行业自律。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众认识社会和了解社会的眼睛，新闻媒体工作者不应仅局限于眼前的利益，而更应放眼于国家的发展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从而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用自身的影响力去推动社会的稳步向前发展，实现媒体和新闻业的社会价值。明晰新闻媒体责任，在一个合理的“度”的前提下去开展新闻媒体工作就变成了一种必要。除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合理规制外，本文再提出两点建议。1.建立行业内部监督机制。不仅要让舆论监督成为制衡权力部门的一把利剑，也要让其成为监督新闻媒体合理运行的一柄长刀。新闻媒体作为百姓公众接收第一手新闻的信息源，如果出现不报道、错报道、虚假报道，都极有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所以应当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督。2.建立行业内部评测考核。建立行业协会，定期对各新闻单位所新闻的真实性以及合理性进行评测考核。对于不达标者责令改正或内部警告；不改者，则向社会公告。（二）加强司法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1.司法公开透明化步伐加大。深入考究当下新闻媒体绑架舆论，舆论绑架审判的根源，其实还是司法公开不够透明化，对于大部分的案情，社会公众还是通过捕风捉影的各种新闻信息渠道了解到的，但其中诸多是变了“味”的。如果司法公开透明化的程度切实得到了增强，社会公众可以直接通过司法机关了解案情以及庭审经过，那么也就没有那么多不实且低俗的新闻卖点了。2.司法新闻办的构建。司法新闻办，顾名思义就是司法机关下的新闻发言部门，具体来讲其工作内容就是对案情简介、开庭审理、裁判文书等一系列（下转第141页）上的步步为营，不论是利用原生广告吸金，还是从“付费墙”到“数字化订阅”全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经济引擎，都是为了实现“影响力有效转化”这一个终极目标。图5：《纽约时报》数字化订阅人数2011-2016数据来源：《纽约时报》收入结构大调整：“用户变现”才是王道，网易新闻学院，2017-02-21，dy.163.com/v2/article/detail/CDQEPJD105118VJ5.html报纸的数字化转型绝不是盲目跟风，想哪做哪。“影响力经济”不仅仅是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与盈利模式，更应是报纸数字化转型的大逻辑，是各项具体措施的价值所在。

摘要:新媒体时代消息传播速度快，一旦发生热点事件，网上的帖子阅读量和转发量极大，社会公众往往会跟帖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虽可监督司法审判，但不加规制会成为独立、依法审判的绊脚石。因此，如何规制和引导网络舆论，使其与司法审判形成良性互动是我们应当探索的。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司法审判;良性互动

一、前言

当今社会是一个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进行交流传播，信息实时更新快、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且社会公众可以互相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意见。网络舆论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及时了解新闻时事，行使享有的监督权及时发现不公平的现象，还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消息寻求帮助。但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且面对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社会公众只看结果，他们自认为不公平就一边倒，倒向人情而不考虑法律，此时舆论极易被有心人利用，暗中引领舆论风向，试图给司法审判人员施压，以网络舆论左右审判结果。

二、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作用

网络舆论顺应时代潮流，紧贴生活实事，拓宽了社会公众认知世界的渠道，并且每一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有利于监督司法审判工作，督促司法人员依法审判、公正裁判。俗话说看人要看两面，网络舆论也是如此。网络舆论的主体上到国家领导人，下至上学的孩童，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个人修养、兴趣爱好以及生平经历等都是不一样的;至于客体，网上探讨评论的很多案子都比较复杂，社会公众热切关注时事可以理解，但他们带有感情色彩的、没有专业性而仅凭生活经验作出的评价一波又一波，再加上网络舆论本身的复杂隐匿性，部分网民法律意识淡薄、参与评论情绪化，在网上越炒越热，导致大量舆论偏激或虚假但具有强烈的煽动效果，进而生成舆论风波，给司法审判带来巨大压力，无形中影响了司法审判工作。(一)积极作用。1．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司法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司法审判是司法活动的核心，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案件外，都应当公开，确保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我国是法治国家，公众法治意识觉醒，加之互联网科技的运用，使得公众能够在线观看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并可以通过各种报道了解案件最新进展，公众还在网络平台上各抒己见。由于审判过程公开透明，任何公民在发现程序错误或其他问题时可以及时反映，以使司法审判做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网络舆论成为公民监督司法审判的重要渠道。换句话说，网络舆论在司法审判的各个环节，都给社会大众创造了及时跟进的条件和平台，当司法案件审判结束后，又能及时对其结果进行言论评议，这是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正面价值，也是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针和理念所支持的。①但是，社会公众并不是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任何言论，传递负面消息，而对于煽动性较强、性质较恶劣的言论或帖子，网络平台应加以审核。2．防止权力滥用。司法审判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但司法审判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可能会对其进行滥用。而权力被滥用的行为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司法内部的监督也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做到有效监督，此时网络舆论这种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监督形式才能够有效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网络舆论将一个个案件仔细研究，使司法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行为摊开暴露在阳光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权力滥用，使权力在法律规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有助于提高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从而得出产生合法合理的裁判。3．提高司法权威。司法审判是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而司法裁判虽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也需要义务人的自觉履行，所以司法审判须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才能树立司法权威。社会公众随处可获知司法审判的程序和结果，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个人主观对其评价，甚至可以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监督。司法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一旦符合法律规定，并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从而得到社会公众的一致认同，赞美性的评论不绝于耳，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较快，传播范围也广，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有利于司法权威的提高。(二)消极作用。1．影响审判独立。法院独立进行司法审判活动。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意思显而易见，为保证审判工作和结果的公平、公正，审判人员只需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审判活动、履行审判职能，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涉。而当今社会网络舆论盛行，在案件刚发生时就不乏有些好事之徒对其结果进行预测，而这些“预言家”往往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仅凭个人生活经验和他们自认为的正义就妄下定论，甚至有当事人一方试图通过媒体和网络的力量形成舆论漩涡颠倒黑白，进而干扰审判人员，并利用强大的网络舆论向审判人员施压，使得审判人员不得不考虑怎么判决容易让社会公众接受，最终为了给社会公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作出法律上的让步，杭州飙车案就是这样一个有力的证明。2．扰乱审判程序。程序公正有利于实现结果公正，如果程序违法，结果肯定不会合法，因此，想要得到一个公正、合法的判决结果，首先应保证司法审判的程序正当，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对法律的具体落实。就网络舆论监督而言，其本应是司法公正的有力臂膀，但网民相较于司法工作人员而言，不仅缺乏专业知识的淬炼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他们在网上只看标题不看具体内容而断章取义，且不进行法律知识的研究而只谈自己的看法空口说白话，加上一些网络媒体为增加帖子的关注度和浏览量跟风炒作，极易使网络舆论误入歧途。“复旦投毒案”的审判中，网民竟宣扬事实清楚，无需按照审判程序进行，甚至认为为被告辩护是多余的，呼吁司法机关尽快判决结案。在严格遵守正当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得到的判决结果与舆情不相符合时，激愤的网络舆论可能会影响审判程序的正常进行。3．破坏司法公信力。网络世界是个虚拟世界，由于各种信息的和证明均是在网上进行，导致真实性无法确定，网络监管缺位，使一部分虚假信息在网上，但网络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社会公众看到该信息后不知认真分辨反而盲目跟风进行转发和评论，导致热点问题一再发酵，虽事后经相关部门查明事实并进行澄清，但依旧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认知，打破司法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破坏司法公信力。另外，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许多司法腐败现象，一经发现就被严肃处理，且各大媒体或网站都会有相关报道，此时网络舆论会疯狂吐槽，并会深挖其罪责，司法公信力不复存在。所以一旦发现蛛丝马迹，无论是否真的存在权钱交易或徇私枉法等行为，普通公众会本能地认为该审判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公正审判，进而将瑕疵无限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