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监督范文10篇

公众监督范文篇1

关键词：执行力行政机关公众监督

一、“执行力”这一概念起源于行政法学，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

然而现在，其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作为一种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从这层含义上讲提高执行力对加强机关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7世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提出，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的最高职责。20世纪初，著名的行政学家威尔逊、古德诺、怀特等也指出了执行对于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更是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他们指出重视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将“执行力”这一概念引进行政管理领域，于凤荣、王殿春发表了《提高我国公众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一文，史耀疆发表了《科学组织中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其强化政策》一文，胡昌升发表了《执行力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一文。在这里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执行力，可理解为是为达致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进行组织内日常事物、履行行政机关责任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二、行政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各种执行性活动，其主要职能就是公正和中立地执行国家意志。

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效率低下，执行不力的情况较为严重。我国进行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行政机关的改革，以通过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执行力。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少部门和单位还存在这样的现象：

现象一：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人多力量大”、“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到组织结构上便是追求部门齐全，人员充足，形成一种规模庞大、结构严密、分工细致、上下贯通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种管理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人浮于事，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使得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低下。

现象二：公务员缺乏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抱怨，就是通过行政机关办事太难，不仅时间上经常延误，而且有时态度还十分恶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不同。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特点是：垄断性，没有竞争，公务员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使得其对服务对象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现象三：行政执行缺乏合理的程序。在行政执行活动中，采用合理合法的行政执行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但是。还不够完善，行政机关中的一些事情的解决往往没有法定的程序，使得执行者在执行中没有时间、规则的约束。有些即使制订了相关的执行程序，但与之匹配制裁措施却没有，这样使得一些行政执行活动成了任意性行为。

针对这些现象，我认为，除了应该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自身监督外，还应该加强公众监督的力度。因为，公众是行政执行力的作用对象，作为被服务者或者被管理者，他往往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有更深刻的理解，可以发现深层次的问题，也最有发言权。同时，加强公众对公务员工作的监督力度，也可以消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有利于行政执行的合理与合法。具体来说，加强公众监督具有以下作用：

1、通过加强公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监督，从外部施加压力，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进行“精兵简政”。行政机关效率低下，执行力不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行政机构过于庞大，机构设置臃肿，这仅靠其内部的监督是无法彻底改变的。而由公众来进行监督，作为纳税人，其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促使行政机关进行改革，使行政机关的人员配置达到最优化。这样，即精简了行政机关，节省了财政支出，又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力，简化了办事程序，节省了时间，使行政机关和外界公众达到双赢。

2、通过加强公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监督，根据服务对象对公务员工作的反馈来考核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能力，并以此为主进行奖惩，使得能者上庸者下。这样不但公务员的整体素质能得到提高，而且公务员的升迁、荣辱与他所服务的对象直接挂钩，使他在处理问题时会从方便办事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讨好上级、从部门内部的利益出发，其工作积极性才能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工作效率才会得到提高，执行力才会增强。

3、在公众的监督下，行政行为的程序可以得到进一步完善。程序的不合理会造成行政相对方的损失，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权的监督是为了自身利益，并且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之间往往有利益冲突，因此其会尽可能的要求详知行政主体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理由，并充分地行使他们的监督权。所以，公众成为行政活动的监督者，行政主体就会主动理顺程序，以最好的方式使得对方满意。

4、加强公众监督，可以使公务员的考核制度更为科学、客观，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企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考核方式就是360°考核法。通过这种方法，收集与评估者有关的各方面人员的意见，从而进行综合评估，这种方法由于比较全面所以结论也较为客观。同样，在进行公务员考核时，公众作为行政执行活动的直接作用者，最有权利对行政行为作出评价，其评价结论也更为客观。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机制由于忽视了公众的作用，主要由上级对工作进行评估，从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在这种机制下，往往会滋生腐败现象。所以，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重视人民群众监督是根治腐败的治本之道。

总之，公众的监督应该贯穿于行政活动的始末，对于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公众都有监督的权利，这种监督的范围之广是立法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等远不能企及的。正因为这样，其对于提高行政机关执行力所具有的作用也更为巨大。所以，提高行政行为加强公众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莫勇波.政府执行力：当前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课题[J].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章志远.行政行为执行力初探[J].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5).

公众监督范文篇2

关键词：执行力行政机关公众监督

“执行力”这一概念起源于行政法学,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然而现在,其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作为一种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从这层含义上讲提高执行力对加强机关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7世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提出,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的最高职责。20世纪初,著名的行政学家威尔逊、古德诺、怀特等也指出了执行对于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更是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他们指出重视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将“执行力”这一概念引进行政管理领域,于凤荣、王殿春发表了《提高我国公众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一文,史耀疆发表了《科学组织中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其强化政策》一文,胡昌升发表了《执行力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一文。在这里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执行力,可理解为是为达致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进行组织内日常事物、履行行政机关责任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行政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各种执行性活动,其主要职能就是公正和中立地执行国家意志。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效率低下,执行不力的情况较为严重。我国进行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行政机关的改革,以通过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执行力。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少部门和单位还存在这样的现象:

现象一: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人多力量大”、“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到组织结构上便是追求部门齐全,人员充足,形成一种规模庞大、结构严密、分工细致、上下贯通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种管理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人浮于事,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使得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低下。

现象二:公务员缺乏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抱怨,就是通过行政机关办事太难,不仅时间上经常延误,而且有时态度还十分恶劣,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不同。政府公共服务部门的特点是:垄断性,没有竞争,公务员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使得其对服务对象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现象三:行政执行缺乏合理的程序。在行政执行活动中,采用合理合法的行政执行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但是。还不够完善,行政机关中的一些事情的解决往往没有法定的程序,使得执行者在执行中没有时间、规则的约束。有些即使制订了相关的执行程序,但与之匹配制裁措施却没有,这样使得一些行政执行活动成了任意性行为。

针对这些现象,我认为,除了应该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自身监督外,还应该加强公众监督的力度。因为,公众是行政执行力的作用对象,作为被服务者或者被管理者,他往往对行政机关的工作有更深刻的理解,可以发现深层次的问题,也最有发言权。同时,加强公众对公务员工作的监督力度,也可以消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方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有利于行政执行的合理与合法。具体来说,加强公众监督具有以下作用:

1、通过加强公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监督,从外部施加压力,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进行“精兵简政”。行政机关效率低下,执行力不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行政机构过于庞大,机构设置臃肿,这仅靠其内部的监督是无法彻底改变的。而由公众来进行监督,作为纳税人,其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促使行政机关进行改革,使行政机关的人员配置达到最优化。这样,即精简了行政机关,节省了财政支出,又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执行力,简化了办事程序,节省了时间,使行政机关和外界公众达到双赢。

2、通过加强公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监督,根据服务对象对公务员工作的反馈来考核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及工作能力,并以此为主进行奖惩,使得能者上庸者下。这样不但公务员的整体素质能得到提高,而且公务员的升迁、荣辱与他所服务的对象直接挂钩,使他在处理问题时会从方便办事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讨好上级、从部门内部的利益出发,其工作积极性才能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工作效率才会得到提高,执行力才会增强。

3、在公众的监督下,行政行为的程序可以得到进一步完善。程序的不合理会造成行政相对方的损失,这是众所周知的,由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权的监督是为了自身利益,并且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行政主体的权利之间往往有利益冲突,因此其会尽可能的要求详知行政主体对行政权力行使的理由,并充分地行使他们的监督权。所以,公众成为行政活动的监督者,行政主体就会主动理顺程序,以最好的方式使得对方满意。

4、加强公众监督,可以使公务员的考核制度更为科学、客观,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企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考核方式就是360°考核法。通过这种方法,收集与评估者有关的各方面人员的意见,从而进行综合评估,这种方法由于比较全面所以结论也较为客观。同样,在进行公务员考核时,公众作为行政执行活动的直接作用者,最有权利对行政行为作出评价,其评价结论也更为客观。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机制由于忽视了公众的作用,主要由上级对工作进行评估,从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在这种机制下,往往会滋生腐败现象。所以,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重视人民群众监督是根治腐败的治本之道。

总之,公众的监督应该贯穿于行政活动的始末,对于行政机关的所有行为公众都有监督的权利,这种监督的范围之广是立法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等远不能企及的。正因为这样,其对于提高行政机关执行力所具有的作用也更为巨大。所以,提高行政行为加强公众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莫勇波.政府执行力:当前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课题[J].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章志远.行政行为执行力初探[J].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5).

公众监督范文篇3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个高度来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文明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认识。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和法治已经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列宁老早就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1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民主和法治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它们既是目的，又是过程；既是手段，又是内容；体现了目的与过程的一致性，手段与内容的一致性。

政治文明，明显具有递进性、结构性、系统性的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政治文明不仅具有递进性的历史特点，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是一个不断递进、演化、发展、创新的过程。所谓结构性，有的学者曾提出价值意识、制度和规范、机构、功能四个层面的看法，其中把价值定位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制度和规范被看作是政治文明的主要载体，机构被看作政治文明的物质表现，而由机构所表现出来的角色意识和行为，被视为政治文明的现实表现。至于系统性，无非是为了强调政治文明的结构体系。

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因为这是由“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所决定的。迄今为止，任何我们所看到的体系，表现在价值层面上很好的东西，通常大都是由相应的制度给以保证，并体现在较好的实践层面上。诚然，政治文明建设作为社会制度的表现形式，依时代与社会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文明，它所代表的最本质的东西，必须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价值取向，必须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进步的不断提高有机统一，使社会管理层能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主动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佳合作形式，引导人们逐步进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和良好的政治运作的制度形式上。

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政治意识的文明内容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受到社会存在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或许正是由于政治意识文明无法脱离社会存在的现实，使得“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1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列宁也曾讲过：“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2200多年前的汉密尔顿在其《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政治意义的命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3，这一命题被许多人认为是

对世界政治理论以及人类文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直到今天，它仍然闪耀着人类智慧的思想火花和真理的光芒。

在作了上述有关政治文明的扼要论述后，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国当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到底需要怎样的价值取向?作为公众舆论中的强势媒介舆论监督，应当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以为，十六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问题，为公众舆论、媒介舆论监督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和实践领域。

二、对公众舆论的理解

公众舆论，简言之，就是公众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公开表露的认识和意见，是公众心态和情绪的社会集纳。我国是一个舆论古国和舆论大国，古人早有“舆人之论”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思想观念渊源流长。近代报人梁启超在他1896年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里，明确提出了“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运用报纸进行监督政府的思想。在西方，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正式出现“公众舆论”的概念。一般情况下，公众舆论是因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把“公众舆论”列入公共领域的功能范畴。甚至在整个18世纪，所有“公众舆论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阶级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基础。西方著名思想家，德国的尤根·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在其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4中，对公众舆论只能给出一个相对的定义，他说，“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取决于如下的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而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是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形成的。”他同时指出，米尔斯(C.W.Mills)在比较“公众”与“大众”之后，为公众舆论的定义提供了一个经验标准，这就是“在公众当中，(1)事实上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2)公众交往有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3)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的行动中，甚至是在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导性的权威体制中，随地可以找到一条发泄途径。(4)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之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他进而认为，当意见陷入“大众”交往之中时，意见就不再是公众舆论了：“在大众当中，(1)表达意见的人比接受意见的人要少得多；因为公从群体成了受大众传播影响的个人的抽象集合。(2)主要的交往有了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个人很难或者不可能马上或者有效地回应。(3)运转中的意见能否实现，掌握在那些组织并且控制这一运转渠道的权威人士手中。(4)大众无法从机构中获得自主性；相反，权威机构的人渗透到大众当中，从而削减了大众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时任何自主性。”1198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写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指出：“舆论是一种常常难以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的集体现象，它是同人的社会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各种意见的总合，而且是在广泛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比较和对比一些意见的一种连续的过程。”2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肯定了一种“集体现象”“多种意见的总合”的同时，指出是一种动态的、“连续的过程”，这是舆论的最典型特征。舆论不是一个多种意见的终结，是在过程中发展的，是一种进程中的状态。也正是由于如此，所以舆论是可易的，可变的，有时是可逆的。

可以这样简约地说，那些

进入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里的人，他们对公共事物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现象提出的意见，最终形成了公众舆论。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可以对国家公职人员评头论足，包括对一些腐败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由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现代公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传媒以“公众舆论”的形式与代表国家机器的官方机构进行沟通、交流、对话，以图实现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一种互动、影响关系。在这种互动、影响过程中的，公众舆论监督可以形成一种既无形又巨大的舆论压力，来催促国家机关的从政人员不致于滥用权力，尊重普通劳动者，为公民真诚服务，这种舆论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

如果说，构成国家主要权力的立法、司法、行政，作为国家政治实体的力量源泉的话，那么，以民间性质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则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公民社会中唯一能够与国家主要权力相抗衡的力量来源。这种民间权力集中体现在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以及对国家公务人员中的违法人提出批评，建议、检举等多方面表现出来的权力。这样一种公众舆论监督，在其广度和深度方面反映了社会文明化的进步程度。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成为衡量和检查现代社会中公民人格的独立意识和自治水平的重要指标。那种敢讲真话，仗义直言，敢于举报、勇于监督的品质，正是当代公民社会的理想人格、独立人格的生动体现。

如果说，把“以权力制约权力”看成是现代法治国家自治的一种法治信条的话，那么，“以公众舆论去监督权力，制约权力”，则可堪称是现代社会文明中公民用民主理念彰显的一面旗帜。毋容讳言，由于国家公用权力天生具有一种扩张性，因而在国家对公民的侵权方面，广泛且脆弱的社会个体大都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公众舆论，对处于绝对强势的国家执政者来说，给予一定的舆论压力是完全必要的。公众舆论，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的巨大民间力量资源，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这个资源。

三、媒体之于公众舆论的地位与责任

不管在西方，还是在当今我国，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公共领域中的大众传媒总是受到各方力量的制约。

比如，在西方，哈贝马斯就曾明确指出，公共领域中大众传媒受到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的双重宰割。“公共领域由于深受社会势力的影响，因而享有权力。最初，政府使这些新闻机构处于间接的依附状态，授予它们某种半官方地位，因为政府并没有取消，而是充分利用它们的商业性质。当时，路透社股份有限公司是整个英国报刊业的财产；但是，其章程条款的任何变动都必须得到最高法院的同意，这就使它具有了某种公共权力性质。……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新媒体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因为如果不这样，它们的传播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从而避免受到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功能的侵犯。”1

“按照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模式，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当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由于商业化以及在经济、技术和组织上的一体化，它们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因此恰恰由于它们保留在私人手中致使公共传媒的批判功能不断受到侵害。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报刊业相比，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影响范围和力度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公共领域本身也相应地扩展了，另一方面，它们越来越远离这一领域，重新集中到过去商品交换的私人领域。它们的传播效率越高，它们也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体的利益的影响。如果说过去报刊业只是传播和扩散私人公众的批判的媒介，那么现在这种批判反过来从一开始就是大众传媒的产物。随着个人的新闻写作向大众传媒的转变，公共领域因私人利益的注入而发生了改变。尽管这些私人利益本身并不完全代表作为公众的私人的利益，但是它们在这一领域却优先得到表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意味着，私人利益之间的竞争完全受市场调节，从而与公共舆论的冲突无关。”2

“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交往渠道增强了，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于是，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3在当下我们国家，大众传媒同样也受到两个力量甚至更多个力量的制约。首先，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舆论阵地，传媒首先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但是他又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这就是群众的喉舌。从根本上讲，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人民群众的喉舌，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矛盾，有时甚至相当激烈。

根据我多种研究工作的分析，一个政党的成熟程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看他驾驭媒体的能力，与媒体合作是否成功。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党，都有他驾驭媒体的绝招，失去了媒体，失去了公众舆论，那这个政党离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时日不多了。

媒介舆论在公众舆论中影响力最大。一般讲，媒介舆论监督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层次性首先是对国家政权方面的党务、政务以及重大决策的选择与报道；其次是对国家各级公务员执政工作的评估与报道；再其次就是对社会上一切违纪人员、犯罪人员的人和事的评价与报道。舆论监督的主体在这里显然是公民，而新闻媒介通常也就成了公众实施舆论监督的代表和喉舌，它们既可以矛头对上，又可以矛头对下。中国媒介作为政治工具有它浓厚的属性特点，他对政府有一种依附，而恰恰是这种依附，决定了中国媒介传播在对权力机关实施舆论监督时，就不能不处于一种天然的劣势境地。但对权力机构来说，诚如尤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型转型》中指出的：“它们能够操纵‘公共舆论’，而本身却不受公众舆论的控制。”1

发达国家的媒介舆论监督，一般讲要比我们的监督效果好一些，它们的重点往往集中在对高层次的监督上，即我们上面讲的第一层次，至多是第二层次。一是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公务员，这种监督符合广大公民的利益，再说这种监督风险也比较小。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报纸除非煽动以暴力或者其它非法手段，推翻政府，它的一切批判政府的言论都不受法律制裁，”托马斯·杰弗逊甚至讲过：“一切谬误，只有大家都可以批判，就不可怕了。”大众媒介在西方，表现在舆论监督方面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遏制政府滥用权力。象“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下台，克林顿的性丑闻，日本几届政府的匆匆下台等，媒介舆论监督都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世界上决没有超阶级的东西。媒介对政府的批评，往往是发挥着一种更为平等的制衡作用。比如，被西方社会称之为“第四权力”的报业或媒介，有时也被看作国家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中的“看门狗”的角色等。在我国，一般的公众舆论有时很难界定，他们往往既是真实的，又是模糊的；既是生动的，又是粗糙的；既是流变的，又是相对稳定性，有时甚至有某种偏激与盲目。而新闻舆论则不同，较之公众舆论，它是一种比较成熟、明晰的意识形态，它是在公众舆论基础上升华后的结晶，具有较为合

理的科学性以及可掌握的规律性。因而，这种媒介舆论的表达主体，具有超越一般公众舆论主体的狭隘立场和视野的能力，比较理性；在表达公众意见方面，他们更多地体现了思辨优势，经过大量对进入舆论领地的泥沙俱下的意见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去掉了渣滓提高了纯度；在评价是非的分寸的把握上，较之一般的公众舆论，显得更为客观、理性；在其权威性、引导性、前瞻性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舆论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因而更具有监督“权力”的实质内容。

四、怎样发挥好媒介舆论监督在公众舆论中的作用

舆论监督已经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传媒促进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已成为我国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发挥好媒介舆论监督在公众舆论中的核心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有效实施媒介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有法可依、赋予权利

媒介舆论监督，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主要还是以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为依据，这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四十一条均有明确规定。尽管知情权在宪法中找不出直接依据，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以及“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等，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舆论监督”的提法，赋予舆论监督以明确的意义和内容，作为执政党代表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完全可以作为公民知情权和实施舆论监督的重要依据。

舆论监督的形式和内容非常宽泛，是公众通过民主方式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既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和评论，也可以是对国家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评价；还可以是对社会上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和人的揭露和批评。“舆论监督”的主体是公众，而新闻媒介通常是公众实施舆论监督的代表和喉舌。

但是，由于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新闻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舆论监督的外部环境和空间条件还比较差，舆论监督的效果还不甚理想。特别是由于媒介作为政府的依附、政党的工具属性，使得媒介对党务、政务的监督，对国家公务人员的施政监督还非常困难，受到多方面制约。因而，媒介舆论监督更多把自己定位在批评非政治权力层的份上，以致公众对媒介舆论监督甚至失去信心。

目前，我国舆论监督的障碍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首先是“权力障碍”，反映在上级权力部门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其次是不同程度的司法干预；再就是“说情”风和被监督对象及相关人越来越“成熟”的抵制和干预，使得舆论监督常常是隔靴挠痒。美国的杰克·富勒在其《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中明确指出：“当代报道中的最大困难之一直接来自被观察的现象所产生的监测效果。最常见的报道对象——首先是政府和政客——已变得特别精通于支配新闻事业的种种规律。因此，他们策划事件，作出关于公共政策的决定，其目的只是为了在电视或报刊上买个好。”1另一位美国人凯利在《纽约时报杂志》撰文说：“媒介与政客同玩一场游戏”。我以为不是没有道理。我们现在还是媒体与政府合为一体的体制，你能对“主人”监督什么?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内不少专家建议，为了健全舆论监督的法规体系，要尽快实现新闻立法。舆论监督缺乏法律保护，必须依靠新闻立法，用立法的形式保障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如果一时还不能出台新闻法的话，可以先

由国务院尽快颁布一个舆论监督条例。2在国务院还没有这个条例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也可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条例，据说珠海市出台过一个舆论监督条例，对推动珠海地区的舆论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的专家建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新闻媒介独立负责的地位和作用，确认新闻媒介传播事实、反映和整合舆论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应该规定新闻媒介具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同时也规定，新闻媒介的批评和监督仅仅具有信息和舆论的作用，而不具有行政和司法的功能。改政府对新闻媒介的直接控制为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立法咨询机构中的专业委员会对媒介的间接监控；同时，扩大新闻工作者协会等行业组织在沟通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及维护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方面的作用，提高新闻界的专业水平。”1“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保障并完善包括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在内的所有社会监督体系及其监督机制。鉴于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政府各级领导部门应该支持媒介的舆论监督。应将广播电视媒介舆论监督类节目置于有利的时段位置，以扩大其影响。对抵制和破坏舆论监督的行为应该有追究和仲裁的法定机制和渠道。”2包括目前关于批评报道的批准手续问题，也急需改革。以往如遇舆论监督类报道，要层层审批，有时还必须征求当事方主管部门的同意，方可公开，极大地障碍了正常的舆论监督，有时也失去了应有的时效性。民主化进程走到今天，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应当赋予新闻媒介独立负责的地位和自行审核新闻的权利。鼓励新闻媒介主动与政府各部门特别是上级主管部门沟通，寻求支持和理解。同时，保留行政部门依法事后追究媒介责任的权力，以加强媒介自身的责任心，减少政府、特别是个别机构对新闻媒介的直接控制，而采取由法规部门按法定程序依法管理的做法。

二、媒介舆论监督的价值追求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坚持客观。

媒介舆论监督的价值追求和职业操守，是力量之本。舆论监督必须说明事实真相，追求真理，坚持客观。真理、客观，就是真实，真实是最有力量的，真实对敌人的杀伤力最大。列宁指出，新闻报道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联系到人和事，“要冷静地分析证据，更详细地、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3恩格斯说：“这些报纸虽然代表着自诩为世界上最讲究实际的民族的舆论，却从来不屑于研究细节和统计数字，而这些细节和统计数字不仅在贸易和经济学方面，而且在国家政策方面都是采取一切明智决定的基础。”4、邓小平、等也多次明确强调，一定要用事实说话，事实是最说明问题的，事实最有力量。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遵循的客观是什么?从最纯正的意义来讲，客观就是指新闻报道必须超然物外，清澈如水，一如事物的本身。大量事实证明，在有意识存在的社会里，客观只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而已，很难做到。这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某一利益群体的一分子，人的社会属性铸就了搞新闻报道的人不可能超然物外，清澈如水。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去追求客观了呢?也不是!从更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客观性是一种理论，客观性是一种方法，客观性是一种境界。

客观性是一种理论。新闻工作者、媒介人，坚持客观性这一理念，就可以避免偏见，防止歪曲，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对新闻价值进行取舍。不管你如何评价客观性，毕竟它从整体上为媒介了解、报道社会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和一种到达目的地的途径。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下，象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时间就很有市场，而一些过分的激烈的表述则失去了市场，兼顾平衡的报道方针以及编辑思想则趁势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作为一种观念、准则，客观性最终成为保护媒介人的武器，功不可没。由此，客观性的实践准则也越

来越被世界新闻界所公认。

客观性是一种方法。客观性已经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发展成为一种程式。比如陈述性的报道，解释性的、调查性的报道等，都体现了它是一种方法。特别是借鉴社会学以及其它学科的一些分析方法、统计方法，将其应用到新闻报道实践中，也体现了客观性的原则。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客观公正”已成为国际新闻业的共同准则和行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实践已经早已无数次证明，新闻报道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新闻也不应该是客观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在一种冠冕堂皇旗帜下的方法、理念。有学者说，客观性决不意味着总是发现事物的真相，它的价值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判断各种复杂事物的一种途径和方法，是沟通国家政体与公民的一种解释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在“客观性”的幌子下，媒介已经不知不觉地最有效地向受众推荐，销售了他的产品——事实与观点的那样一种高明方法。

客观性是一种境界。对许多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客观性是永远值得追求的那样一种既美好又比较切合实际的思想境界，但决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的标准，因为人们很难真正达到的那种境界。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事实，只有人们对事实的解构。

作为媒介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价值准则，坚持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公正客观，是做好舆论监督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三、媒介舆论监督的工作思路：找准问题、因势利导

媒介舆论监督要发挥作用，必须找准问题，因势利导，在热点、难点上下功夫。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矛盾，抓住了矛盾，就抓住了问题。同志早就说过：“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1

实施舆论监督，要深入下去找问题，特别要留意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把那些公民、受众最关心的问题，报道出来，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在抓问题方面要敢于反潮流，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实践证明，做好舆论监督有很多困难。一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甚讲究分权制衡，这是中国国情所在。因此，在对付权力腐败方面办法不多，好多时候束手无策。其次是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利益趋动下的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非常好地利用媒体的运作特点，把腐败东西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其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有人把这种对民主政治发展独特的功能模式，称之为“阳光”功能模式，因为它的公开性、透明性犹如阳光下灭菌，从而为民主政治净化环境。朱基同志曾多次表扬揭露南丹矿难的新闻记者，说：“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再比如，关于南京冠生园月饼用陈年旧馅的报道等，都收到了非常好的“阳光”效果。

在找准问题的过程中，要善于引势利导。什么叫“势”?“势”就是一种状态，一种趋向，大到世界大势、国家大势，它反映了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决定着今天的走向，以及明天和未来的局势。“势”关大事，“势”关国计民生。在关注“势”的过程中要解决好媒体与公众舆论“两张皮”的问题，一是政府意图，二是公民需求。公众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生活和社会事件公开表露的认识和意见，新闻传媒要有效地引导舆论，了解群众心态，体察民情民意，人们在想什么?关注什么?都要真实反映舆情，正确表达公众舆论。当然，这种反映舆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通过反映舆论体现传播主体的

意图与观点，反映公众舆论本身就包含了影响舆论。如果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媒体左顾右看，有意回避，不主动触及，就难以影响、引导社会舆论，就会失去民意和信任，必然大大削弱引导舆论的作用。

四、媒介舆论监督对政府的迫切要求：公开信息

媒体舆论监督的前提是了解事实，公开事实。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新闻舆论监督无法真正实施；新闻采访权利在今天仍然缺少合法的依据和畅通的渠道。2003年SARS疫情信息封闭，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人们普遍认识到，流言止乎媒体，应对危机需要信息“阳光”。当然，信息公开并不意味着毫无保护、一览无余的信息公布，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等国家秘密的信息内容，需要有法律的保护。但对这些需要保护的内容和范围，对信息公开的实施方法，也应该受社会各界的争辩和实践的检验。

长期以来，我们对媒体的管理一直沿用一种“泛政治”化的传统思维，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掩盖事实真相，结果教训惨痛。对于人民大众的知情权，一定要给予充分的保障。这是人民的政治权益，理应得到保护。十六大把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推进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让人民讨论，媒体负有重要责任，前提是政府支持。在这次SARS防治过程中，一段时间之内的媒体“失语”、“失真”，极大地损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同时造成疫情蔓延的严重后果，媒体负有不可推卸责任。当然，媒体也有媒体的苦衷。媒体不能只是政府的喉舌，不能只服从党的领导，只做党的工具。我们现在是民主施政，因此，媒体还有公众舆论部分的公众属性，所以，媒体同时又应当是人民群众的喉舌，是反映民意的工具，具有公器之责。现在，信息公开的原则和新闻采访权利都缺少合法的保障措施，新闻采访的权利和新闻信息的获得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随意性比较大，在比较开放的地区，在比较开明的领导下，信息公开和新闻采访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保证；但在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情况下，信息公开的原则尚未确认；新闻采访权得不到保障。而有的主管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往往把“正面宣传为主”作为抑制舆论监督的挡箭牌，封锁公众的知情权。

公众监督范文篇4

一、政府方项目实施机构的职责定位

（一）项目实施机构职责定位的冲突。项目实施机构由政府部门或政府指定的相关机构担任，是以平等主体身份与社会资本方展开协商、谈判，并以PPP项目系列合同为依据构建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合作关系的主体。作为PPP模式的重要参与主体，项目实施机构通过竞争性程序选择社会资本方，由社会资本方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般而言，项目实施机构在PPP项目中需要扮演两种角色：作为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实施机构有责任与社会资本方一道共同向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实施机构负有监督管理的职权和义务。在项目绩效考核体系中，项目实施机构作为规则的制定者，与社会资本方等主体在事前建立起PPP项目绩效考核综合管理体系；作为规则的执行者，依照绩效考核规则考核社会资本方的履约行为。同时，实施机构与社会资本方共同协作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在绩效考核体系下一并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考核。而此，也就导致了项目实施机构在PPP项目绩效考核体系中的自我冲突的角色定位：首先，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项目实施机构承担监督社会资本方履约的职责，系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者与监督执行者；其次，作为公共服务的购买者，项目实施机构有责任与社会资本方协作，共同协作促成项目履约，并负有按效付费的职责，买卖行为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相对于社会资本方而言，项目实施机构既是绩效考核规则的制定者，也是绩效考核管理的执行者；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既是绩效考核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被考核监督的对象。如此，项目实施机构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则难免陷入职责自相冲突的尴尬局面。（二）项目实施机构职责冲突的化解。项目实施机构的职责冲突问题，有着深层次的体制、观念背景因素，问题的解决无法一蹴而就，但是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调解。其一，项目实施机构的考核结果并非最终的裁决，社会资金方若对政府方的考核结果存有异议，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模式寻求司法救济。其二，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参与PPP项目的绩效考核，分解政府方于绩效考核中职责，在减轻政府方履约职责的同时，调动了社会资本方与社会公众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从制度完善的视角分析，应当剥离项目实施机构绩效考核体系制定者的权利，由项目实施机构负责组织社会公众、社会资本方、专业咨询机构、项目专家等，组成项目绩效考核体系的构建组织。首先，可以确保所构建项目绩效管理体系的高标准，落实社会资本方与项目实施机构之间的依效考核，保证绩效考核指标设置的公平、公正；其次，在项目实施机构与社会公众之全面监督考核之下，保障整个项目履约之社会公益目的；最后，剥离规则制定的职能，能够较好地规避权责冲突的处境。

二、社会资本方在绩效考核中的职责定位

社会资本方作为PPP项目绩效考核的主要作用对象，考核方旨在通过对社会资本方所提供的项目融资、工程建设、运维服务、项目移交等内容开展系统的考核，以期在监督社会资本方履约的同时，也激励社会资本方提高服务社会的效率与质量。社会资本方在绩效考核中定位为被考核对象，主要配合考核方完成监督考核工作。故相较于社会资本方而言，PPP项目的绩效考核更多的是风险。（一）项目预期收益减少风险。现阶段的PPP项目绩效考核，业已成为政府按效付费的依据，诸多的政策规范中均明确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项目回报的依据。如《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未建立按效付费机制的PPP项目不得纳入PPP项目库，不得安排财政预算支出。建立按效付费机制是项目合规性的必备条件。绩效考核机制往往直接反映于项目的PPP合同，约定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根据系列考核点的重要程度分别设置相应的考核评分权重，并根据最终的评分结构支付相应比例的费用。由此，绩效考核挂钩付费标准以核增/减项目收益，必然会影响社会资本方的项目收益，当考核不达标的时候，则存在被扣减收益的风险。（二）社会综合评价降低风险。鉴于PPP项目均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一旦项目履约过程中存在违约或绩效考核不达标等，均会给企业的社会公信力造成不利的影响。如，在参与PPP项目竞争中，部分项目会设置对参与的社会资本方以资信、实力等方面的评分考核，若存在有项目绩效考核不达标的情形，则必然会制约社会资本方承接新的项目，对企业的商誉及可持续发展造成难以预估的损失。同样，也适用于寻找PPP项目联合体方的内容。《PPP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五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记录社会资本方等相关项目参与方的失信行为，并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三、社会公众的职责定位与参与路径构建

PPP项目实施经费源于政府财政支付、使用者付费，PPP项目的最终目的亦在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效率，故社会公众系PPP项目的最终投资者与最终服务受益群体。PPP项目服务的质量、效率与效果，对社会公众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故应当赋予社会公众以绩效考核主体地位，对PPP项目主体（社会资本方、政府实施主体）进行全面的监督。此外，赋予社会公众监督PPP项目实施的权利，也是搭建项目实施主体与社会公众持续沟通的渠道，便于双方及时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分歧，避免社会公众反对的风险。（一）社会公众的监督权行使不足。虽则规范性文件赋予了社会公众对项目实施的监督权，但是存在部分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一，社会公众对政府方（项目实施机构）监督的缺失。政府方在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与监督作用，但是部分地方政府领导基于政绩的需要，在推进PPP项目的过程中，存在违规突破PPP项目运作流程规范、违规增加地方政府负债等问题。上述违规操作行为极易导致项目在后期履约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而停滞，从而给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公众利益造成实质不利影响。因此，政府方亦应当列为社会公众的监督对象，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制约，但是作为政策规范制定者的政府部门，则较少关注到对自身权力的监督。其二，社会公众行使监督权的方式与程序规范的笼统化。权利的生命在于运行，否则权利形同白纸。现行PPP系列规范仅提及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并未就具体的监督方式、途径，以及监督后对监督结果的具体应用作出明示，故而调动社会公众监督PPP项目实施的积极性，有待制度层面的完善，尤其是完善对社会公众监督结果的应用。其三，社会公众对项目全过程监督的限制。PPP项目实施流程，涵盖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移交五个阶段，故对PPP项目的监督应当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然而在项目实际运作中，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往往仅限于项目实施阶段，而对项目其他阶段则未能实际地行使监督权。PPP项目实施各阶段合规运作，对整个项目实施均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因而社会公众的监督应当涵盖项目实施全过程。（二）构建社会公众行使监督权的路径。我国政府现阶段已逐步认识到社会公众参与绩效考核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何组织公众参与绩效考核，公众参与绩效考核所要发挥的作用尚未明晰。就保障社会公众监督权实施而言，笔者以为主要存在三种操作模式。其一，从宏观层面，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及权利行使方式予以法律形式的确定，如听证、申请信息公开、诉求答复制等。其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应用互联网技术构建体系化的PPP项目全流程的信息公开机制，畅通与民意的沟通机制，实现项目参与方之间的自我约束。其三，签订绩效考核协议模式。基于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所制定之监督规范并不能细致地适用于种类繁杂的PPP项目类型与实施模式。故就可操作性方面而言，可参照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签订绩效考核协议监督社会资本方的方式，由社会资本方与社会公众之间订立监督协议，赋予社会公众以明确、稳定、可行，且具有项目针对性的监督方式、监督程序、项目服务不达标的整改责任与违约责任。以此，则可以兼顾项目的特殊性，且保障社会公众对PPP项目的监督具有合同依据。

四、专业咨询机构的职责定位与参与路径构建

（一）独立的第三方绩效考核专业机构。于系列的PPP政策规范文件中，均能够看到引入第三方绩效考核监管机构的规范内容。如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的第2724号文规定，鼓励推进第三方评价，对社会资本方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引入第三方绩效考核专业机构参与PPP项目的绩效考核，其根本缘由在于三点：其一，专业机构的专业水平。PPP项目绩效考核参与主体众多，难免在考核专业能力方面参差不齐，而产生诸多的争议，影响绩效考核的目标达成。其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客观公正视角。诚然，PPP项目强调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就项目层面，双方应当系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政府方的强势行政主体地位仍然在主导着项目的推进，影响着项目绩效考核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其三，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项目各利益主体参与绩效考核，无疑其出发点会受到其所处地位的束缚，而导致绩效考核方向存在一定偏差。故而引入第三方独立的绩效考核机构，参与PPP项目绩效考核，无疑于绩效考核体系中引入一股清流，促使PPP项目实现其高效服务社会公众之最初目标导向，系PPP项目绩效考核的必然趋势。（二）专业咨询机构的参与路径分析。无疑，第三方绩效考核机构存在其独特的主体定位，以及专业的考核能力布局，应当主导项目的绩效考核体系。但是，第三方绩效考核专业机构在考核体系中的定位应当如何，存在一定的争议：一是依授权行使绩效考核。王玉梅认为，PPP项目绩效评价主体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受政府与私营部门委托，以不具有任何一方利益倾向的态度进行绩效评价……当然，以委托的形式授权第三方考核机构参加PPP绩效考核，其程序操作相对比较易于操作。但是，政府方、社会资金方、社会公众，尤其是政府方、社会资本方委托第三方考核机构参与，不免导致委托第三方主体考核自己的“尴尬”情形。该委托授权模式，背离了利益隔离的基本原则，自初始就不免存在其内在原理的自我矛盾。但是，社会公众则可以利用绩效评价机构的专业能力，委托其进行专业的绩效考核，并以该结论为依据监督考核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方项目实施机构等主体行为。二是依职权行使绩效考核。结合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评价属于社会性评价，理应由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组织来负责实施，这是国外公共治理评价的通行做法和实践经验。从理论上看，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负责公共治理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评价者的心理防御，使其表达出真实的心里感知，评价结果的准确度和公信力更高”。（包国宪,周云飞2009）因此，第三方的专业考核机构应当依法独立行使绩效考核权利。该机构应当独立运作（经费自筹或者公益基金资助等），尽可能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以不具有向任何利益方倾斜的专业严谨态度，以不受利益主体干涉的高姿态，主导并完成PPP项目的绩效考核。赋予第三方以独立的考核权限，才能切实地发挥其考核评价应有的功效与作用，才能切实地保障绩效考核的真实性、准确性与权威性。

公众监督范文篇5

相对于无限的需求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面对稀缺的资源，人们一直在努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资源的配置方式是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市场来完成。由于存在外部性，以及为了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某些部门或行业不能由市场来决定等现象，市场可能无法完成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政府进行干预，造成一些特定物品或服务需要由政府生产和提供。即有时政府要由管理服务角色变为投资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另外，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项目，一般投资额较大，在推动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聚集和拉动作用，所以有时是国家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调节手段。

我国从1978年的经济改革开始，投资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化。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颁布是一重要里程碑“。决定”中明确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完善了政府投资体制。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并合理划分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事权。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得到明确和巩固。由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项目称之为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按“决定”中规定，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一般投资额较大，建设期较长，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巨大的聚集和拉动作用。同样，项目一旦失败，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是广泛和巨大的。

在投资活动中，初始决策至关重要，如同产品成本控制主要发生在设计阶段一样，初始决策阶段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投资项目的最终结果。然而，我国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对项目决策的重视程度不够；不该政府投资的项目而安排了投资；投资超过实际需要；宏观决策、项目决策、项目经营决策三者相互混合；决策程序不合理，我国目前采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决策责任不明确等。如何改善对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是提高效益和更大程度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关键，是关系改革成效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主体及相互间关系的分析，试图发现影响公众参与决策的因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力图达到改善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目的。

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主体分析

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是政治选择问题，第二层次是市场选择问题。在第一层次中，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公众、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官员。其中，公众作为一个个体的集合体，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完成对政府的授权。然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观念化的象征物，其真正的职能需要具体的官员来负责执行，所以政府进一步委托相应的官员。在这一层次中，完成权力的委托，其权力委托链如下：公众———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官员。

在第二层次中，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公众和项目建设方。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项目建设方是生产者，公众是消费者。地方政府通过委托项目建设方来生产公共产品，从而满足公众需求。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层次的公众和第二层次的公众不是一个概念。但因为第二层次的公众是第一层次的子集，不影响本文的分析，所以本文对两者不作区分。从上面分析可知，公众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是权力的起源，严格来说权力链上的每一方的权力都来源于他，是他的代表；另一方面作为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拥有产品的最终选择权。从权力链角度，公众是间接参与投资决策；但从消费者角度，却是直接参与投资决策。本文主要关注的投资决策主体包括公众、地方政府和官员。

公众是一个集合体，集合体内部构成对集合体的显现目标产生决定性影响。如对拟修建一条公路的计划，有的人会因渴望享受更便捷的交通而表示赞同；相反有的人会因其可能破坏宁静的环境而反对。那么最终对外表现是什么结果呢？就取决于双方的力量。一般公众可以分为有组织的团体、多个有组织的团体、无组织的公众以及三种形式的混合体。对公众组成的分析有助于参与方式的选择。例如，对于有组织的团体，这个团体的定期集会就可以用作公众参与的场所，该团体的交流渠道则可以被用作宣传的机会。而对于无组织的公众，相关公众没有确定的参与场所和沟通交流渠道，所以选择公众参与的场所就很重要。

地方政府一方面承担来自公众的受托责任，承担着发展改善地区生活和投资环境、优化地区经济结构等任务，进而完成健康快速发展地区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承担来自上级政府的受托责任，承担维护地方稳定等相关责任。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努力对各方的受托责任，增加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同时增加其与上级政府的谈判能力。

官员既要维护公众利益，同时也关注自身利益。从理性人的假设来看，官员更注重的是自身利益，因为维护公众利益的动机也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官员的利益主要可分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在行政级别上的升迁。经济利益既包括正当的薪水、公务津贴等合法合理收入，也包括权势产生的寻租等收入。

不同主体之间的目标函数可能是一致的。通过提供公众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公众的利益得到满足；从而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地方政府获得上级好评，更加了其在同上级政府的谈判能力；同样，作为政府代言人的官员会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并进一步转化为经济利益。但冲突也时有发生。当上级政府为了整体的利益，需要损害地方局部利益时，地方政府就会面临选择。即是满足上级政府还是考虑公众？体现到官员就是政治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冲突问题。

三、目前公众参与决策存在的问题

委托关系的存在，容易产生问题。但是关系并不一定会产生人问题。人问题是指由于人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又难以观察并监督，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和非效率现象。解决委托问题，主要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是委托人主动采取措施引导人选择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而监督机制则是委托人被动地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修正，确保最小幅度的偏离。

在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投资决策中存在多重委托关系，随着委托链的加长，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的目标函数被偏离的程度也越来越大。委托问题的解决亦变得复杂。

其一，公众对人的激励约束缺乏。在现有委托链中，公众的主要权利是选择代表，通过代表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方面，选出的代表不可能完全清楚公众的真实意图，在再次传递中会出现无意识的偏差；另一方面，代表也有自身的效用函数，传递中可能存在有意的偏离。然后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再由政府委托官员。委托在继续进行，偏离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公众一旦完成投票，便失去对后者的约束。所以表面上，公众具有最大的权力。事实却正好相反。另外，地方政府无须获得公众的授权，而是通过行政权获得。即地方政府的权力主要来自上级政府而非公众。也加重了地方政府及官员对公众的漠视程度，在项目决策中，很少关注公众的意见。

其二，公众的监督无效。在现有委托链下，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也无效。主要原因如下：信息不对称。公众和政府及官员之间的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有限。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也是报给审批机关，很少对公众公开，公众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委托链的加长，增加监督成本。一方面，监督渠道匮乏，公众对政府及官员是间接委托，两者之间缺少直接沟通的渠道。另外，由于公众是集合体，个体行使监督的收益是全体共享，而监督的代价却是个体承担，个体的监督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也弱化了个体的监督动机。结果是人人都有监督权，人人都放弃行使。缺少激励和惩罚。原则上，政府及官员的权利来自于公众的委托，公众可以授予也可以剥夺。但实际上，政府的权来自于行政权，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及去留主要由上级政府来完成的，公众的影响甚微。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及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上级，公众的监督行为也就产生不了多大的威慑作用。

四、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建议

其一，完善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评价制度。从前面分析可以知道，地方政府及官员承担实际的项目决策权。如何引导其向公众利益靠拢？关键是公众要能够影响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利益。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利益主要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其中政治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而政治利益取决于上级政府对其的认同程度。现阶段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主要是GDP指标，而公众的意见成分较少。如果把换成GDP外加公众的评价，地方政府及官员对待公众的态度可能就会大不相同。

其二，加强信息披露。加强公众的知情权，强化项目相关信息的披露。关于项目的立项申请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资料应对公众公开。可以通过网络、报刊等媒介。让公众了解项目对其的影响，以及项目的进展情况。

其三，完善和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完善现有渠道。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的代表性，来减少公众目标被偏离程度。一方面可以在代表的选举过程中，通过更多渠道让公众了解候选人的更多背景信息，使公众选择更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对公众的构成进行有效识别，尽量考虑不同利益团体都有自己的代表，从而使得代表更具完备性。听证会。听证会是常见的公众参与决策的正式形式。通过听证会，让代表对相关问题在会上进行公开讨论。为了保证听证会的效果，听证会应该安排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方便公众的广泛参加；同时注意最终听证会的参与者是否具有有效的代表性。公众调查。公众调查可以随机抽取样本，调查结果更具有普遍代表性。政府机构通过问卷调查或电话调查等手段，来获得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调查的结果受到调查者对调查工具专门知识和方法掌握程度的影响，如问题提问的语气、方式等都会影响被调查者的答案。在采用此方法时，需要加强对信息的有效性进行鉴别。网络互动。在相关网站上公布信息，公众可通过网站浏览信息并发表相关评论。实时了解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做出反映，使双方的沟通时效性加强。

其四，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的建设。公众可能缺乏行权必需具备的相应专业知识，这样可能会对项目产生负面影响。为了保证公众权利的正确有效行使，就需要为公众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体系。加强工程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中介服务公司的建设，建立保证中介服务机构独立地位的机制，以便提供客观、公正的服务。另外建立专家库。政府或公众每次根据项目性质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由专家进行匿名评价。

公众监督范文篇6

政府危机公关是指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为获取公众的信任与理解，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以顺利解决危机、提升政府形象为目的。本文主要研究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为使大众媒体能够正确引导公众舆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化解危机，而采取的一些列规范的引导策略。

2政府危机公关媒体舆论导向管理重要性

危机发生后，公众难免会出现猜测心理，谣言风波不可避免的会随之产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形象。大众媒体的舆论引导对于政府危机公关至关重要，通过规范大众媒体的舆论导向，可引导公众正确判断危机形势，进而转变公众舆论的方向，避免产生谣言，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3大众媒体舆论导向管理存在的问题

3.1媒体危机舆论导向监督缺乏可操作性

第一，监督机构覆盖范围小。自2008年，政府设立了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要对中央媒体、网站论坛与新闻跟帖、微博进行全天监测。从数量上而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是我国目前仅有的监督机构，危机状态下难以达到监督的目的。从范围而言，目前我国并未实现对不同网站舆论的监测，仍难以辨别一些网络舆论的焦点。监督机构覆盖范围小，给媒体舆论导向监督工作增加困难。第二，监督人员的监督意识淡薄。由于危机进程不断扩展，舆论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升级。目前，网络舆论监督人员一方面数量有限，另一方面缺乏监督意识的常态化，往往发展到舆论失控的程度才引起监督机构和人员的重视，对政府危机公关的成败产生严重影响。

3.2忽视媒体危机议题设置的引导

媒体的议题设置是通过话题的反复播出，进而影响议题在公众心中的重要程度。分析近几年的危机事件，政府在引导媒体议题设置方面并未引起相关重视，651媒体议题设置的混乱，容易使公众曲解政府危机处置的态度。第一，忽视媒体议题设置顺序的引导。众所周知的三鹿奶粉事件，对大众媒体的议题设置进行分析发现，在危机事件恢复阶段，相对于设置病例数、处置问题奶粉等议题，更应注重设置制度完善或总结反思遗留问题等方面。危机状态下，媒体混乱的议题设置，影响了公众的心态，经常由一个话题引出很多话题。大众媒体混乱的议题设置顺序，分散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易引发公众的舆论风波，给政府的危机处置增加更大的困难。第二，忽视媒体议题转换频率的引导。“地沟油”事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从不同角度不断更新议题，包括:政府监管问题与法律完善、黑色产业链的揭发、餐饮行业废弃物的处置、检测地沟油等问题，大众媒体丰富的议题设置使公众在得到多元化信息保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发公众的舆论风波，对政府监管工作产生质疑。

4完善媒体危机舆论导向管理策略

4.1构建媒体舆论导向监督机制

第一，构建媒体舆论导向监督保障机制。危机事件发生后，需建立媒体舆论导向监督保障机制，以保证监督工作的顺利进行。政府应在技术、机构、人力方面为监督工作提供保障。技术方面，媒体的舆论引导形式可以通过企业研发的监督软件监测，既节省了人力，又为危机处置争取了更多的时间。机构方面，目前由学术机构、媒体与企业联合成立的舆论监测机构，具有一套专业性的监测体系，政府可以委托此类机构对媒体舆论导向进行监测，确保跟踪舆论焦点的即时性，保证政府工作顺利进行。人力方面，明确监督人员的职责，保障监督人员的监督意识。第二，建立媒体舆论导向研判机制。危机事件发生后，构建针对媒体舆论导向的研判机制至关重要。舆论导向研判机制是在监督媒体舆论导向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归纳与分析，研究判断舆论变化发展的趋势，进而掌握公众关心的焦点，因此，应招纳舆论专家、新闻职业等专业人士参与，将舆论监测情况与危机发展不同阶段相结合，分析总结出网络舆论变化的规律，使媒体真正掌握舆论引导的适宜时机，促进政府顺利解决危机事件。

4.2引导媒体危机议题设置

为保障政府危机公关中大众媒体能够正确的引导公众舆论，规范与引导媒体的议题设置至关重要。第一，规范媒体议题设置原则。政府危机公关过程中，关于媒体设置议题的原则需加以规范，议题应围绕公众最关心的话题，而不仅仅是呼吁制度完善等角度，确保公众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对于产生的舆论偏差做到及时改正，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舆论观，营造和谐的社会舆论氛围。第二，规范媒体议题设置的量与度。大众媒体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桥梁，公众会因为大众媒体过度的设置议题，引发舆论风波，反而给政府处理危机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因此，保证大众媒体议题设置的平衡性，避免媒体过度的设置议题，发挥大众媒体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作用，促进危机事件顺利解决。第三，规范媒体议题设置顺序。政府处理危机过程中，大众媒体的议题设置顺序，应根据危机发展进程加以规范。危机发生的初步阶段，媒体应将政府危机处置的态度等议题作为重点，随着危机事件的处置进展，议题设置顺序应与政府处置的动态保持一致，待危机事件恢复阶段，媒体应将理性反思与教训作为议题的重点，促使从惊慌趋于稳定，引导公众的负面舆论趋于理性。

4.3培养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或改变他人行为态度的个人，是常常对他人的主观想法施加影响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由于公众对危机事件的主观想法受舆论领袖想法的影响，公众对危机形势的判断受危机损害测评的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受舆论领袖评论的影响，因此，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需要培养舆论领袖，培养危机事件的亲历者、热点人物、专家学者作为舆论领袖，强化大众媒体正确的舆论导向。

作者:周磊 单位:黑龙江省科学院大庆分院

参考文献:

［1］陈红梅.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艺术［J］．传媒事物，2009，(07):92－93.

［2］戴鸿.突发事件的舆情引导研究［J］．新西部，2013，(02):66－67.

［3］朱红.试论在政府危机公关中的大众传媒的运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07):111－112.

［4］李春华.“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媒体议程设置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

［5］骆顺婷.我国食品安全危机中的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

［6］蒲红果.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79.

［7］魏颖.浅析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02):44－45.

［8］林爱珺，孙姣姣.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危机管理与舆论引导［J］．中国应急管理，2011，(03):84－65.

公众监督范文篇7

（一）媒体监督的积极意义。1.媒体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所发挥的监督作用不可替代。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新闻媒体的最大职责是保证社会公众合法权益的顺利实现，因此新闻媒体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事项进行合法且合理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职责之一是宣传政府政策和国家大政方针，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承担起反映社会公众心声，替人民说话这一职责。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新闻媒体的监督。在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因此只有共产党员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和得到保障。媒体监督是新闻媒体在反映群众心声的前提下，通过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等来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有效监督，从而有助于我国从严治党工作方针的落实和实现。2.媒体监督有利于间接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作为现代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标志着司法的民主化。贝卡利亚作为著名的刑法学家，曾在其著作中说到，“审判应该公开，犯罪的证据也应该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人民就会说，我们不是奴隶，我们受到保护。”媒体监督的最终归宿是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自由言论权的合法实现。因此，媒体有权利对司法机关甚至司法流程进行合法合理的监督。所以，司法部门在保证司法活动不受干扰的前提下，有义务接受媒体监督，更有义务主动配合媒体完成监督，因此媒体监督有利于审判公开。（二）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介审判”及其危害。“媒介审判”这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由报纸审判这一概念衍生而来。西方学者李普曼认为，它是指媒体工作者所的新闻报道，形成并且引领某种错误的社会舆论，从而妨碍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恶劣行为[1]。1．媒介审判现象干扰司法审判独立原则。媒介审判具有很大的危害。新闻媒体放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权，会对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比如，新闻媒体工作者会在不满足于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过度地对司法工作进行干涉，导致公众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从而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结合实际情况可以发现，新闻媒体工作者过度干涉审判独立的表现主要是：媒体过度介入会破坏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权威性，造成未审先判。媒介审判是过度的媒体监督，即媒体没有在合法且合理的前提下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而是凭借不全面的核实和调查，主要依据道德情感标准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未审先判”。由于媒体拥有较强的影响力，从而会引起舆论对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造成干扰，因为新闻媒体通过有选择性、倾向性、不全面、不完全真实的报道所渲染出来的氛围和情绪影响广大受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因此就会导致形成错误的社会舆论。媒体会借势继续鼓动受众，受众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严重干扰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破坏审判独立，因而难以保证司法公正[2]。2．媒介审判现象违背司法公正原则。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法律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最终防线，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终防线。在司法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根据法律所承认的证据断案，这是司法公正的内涵所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司法公正，前者是指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始终秉持公正的原则；后者指法院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作出公正的审判结果。虽然媒体和司法机关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公平正义，但是两者所依据的原则不同，媒体依据的是道德情感；司法机关所依据的是法律。因此，媒体在追求道德公正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践踏法律的公正。3．媒介审判现象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象征是法院代表正义，法院同时也受到尊重。但是媒介审判造成的未审先判会严重损害法院的威信。一件案子本应以法院的审判结果告终，而媒介审判干扰了法院审判，分散了法院审判的影响力。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国家，不仅司法机关要做到审判透明化，也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合理意见。因此当媒介审判造成错误的社会舆论时，社会公众发表大量的意见，作为法院就不得不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也需要给社会公众一个合乎情理的交代。

二、审判独立与媒体监督的平衡

（一）审判独立及其作用。司法独立是西方国家实现权力制衡的重要措施，是指除了国家的司法部门外，其他权力部门不可对司法权的正常运行进行干涉，即使是司法部门也要按照法定程序来有效且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各个国家的审判独立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别。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审判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司法体制,它可以体现出法律程序的严谨性和公平性；审判独立能够保障司法机关包括法官等重要角色保持中立的态度，从而给审判带来公正、公平、平等，能够让每一个地位不同的人得到同等的对待，从而保障和维护各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审判独立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从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运行[3]。（二）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有效的媒体监督是指媒体监督合法合理适度，利用媒体的特殊职能和职责对司法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时告知社会公众案件的真实情况，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使社会公众成为监督司法运行的“眼睛”。从而可以保障司法公正，保障司法活动不受其他公权力的干扰，促其独立运行，这是有效的媒体监督。通过对有效的媒体监督进行定义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有效的媒体监督可以促进审判独立。因为媒体监督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开性与透明性，另外还具有广泛性。媒体监督把司法活动的进程实时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实时并及时地了解司法活动的相关司法程序，有了全社会眼睛的监督，可以有效遏制其他公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对司法权进行干扰和控制，也有利于遏制司法权的行使人滥用权力，使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保障司法机关在保持公正中立的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做出公正的司法判决，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人民做主的和谐社会。媒体监督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公众自由言论权和知情权的实现。媒体通过把司法活动告知社会公众，让社会公众正确了解司法程序、审判独立的概念和作用，强化社会公众对审判独立这一法制观念的熟悉和肯定，号召社会公众同新闻媒体共同进行司法监督，保障审判独立，做到通过公众影响社会生活甚至历史的发展。新闻媒体介入监督司法活动，有利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受害人可能会处于劣势，这时他可以通过媒体，把他在司法活动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等等如实告知社会公众，从而获得同情和支援，促使司法机关作出公正的判决，从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有效的媒体监督不仅可以促进审判独立，还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4]。

三、如何构建媒介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合理关系

公众监督范文篇8

财政透明度是良好财政管理的一个方面，但财政透明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促进效率、保障政府和官员负起责任的一种手段。财政透明度由此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和许多国家的高度关注，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也把它视为宏观经济稳定、政府良治和财政公平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担心任何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都会迅速对世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为此，IMF和OECD都制定了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准则，作为指导各国财政透明度实践的指南。

一、财政透明度的理论分析

初始的财政透明度的定义是由GeorgeKopits和JonD.Craig(1998)给出的：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关于政府的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的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可靠的、详细的、及时的、容易理解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的，便于选民和金融市场准确地估计政府的财政地位、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及收益。这一定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编制的《财政透明度手册(修订版)》所采纳。

(一)财政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政府的各项财政统计数据、财政分析预测报告等，都是社会成员能够免费获得的公共信息商品。在使用上，财政信息的获得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也就是说，财政信息产品能够被无限多次地划分，但无论划分多少次，被划分的财政信息产品的内容都不会因此而损耗。财政信息产品数量和质量与财政信息产品的使用频率和使用目的无关，这就构成了财政信息产品作为社会公共品的基础之一。

理性预期的一个结果是：如果价格能够无成本地显示市场参与者所需要的信息，那么，就没有市场参与者愿意投资信息系统。这意味着将没有人愿意为生产信息而花费资源，因为投资信息系统的人因此而获得的效用与不投资获得的效用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人都能够通过观察价格体系而无成本地获得信息。当没有其他人搜集某类信息时，这类信息就变得极有价值。因此，如果你是惟一搜集这类信息的人，那么，该环境条件就对你产生获取这类信息的强烈刺激，从而改变市场的信息分布，这又刺激其他人收集同样信息。信息收益不可分割的公共性再次构成财政信息作为公共品的基础。

(二)财政透明度的契约精神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是人们订立契约、让渡自己全部或部分权利而组成的。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作为受托人有义务履行公众所赋予的受托责任。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财政支出数额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起已超过20％。财政支出的扩大化一方面意味着政府受托责任的扩大，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运营存在更多低效率的隐患。社会公众是公共财务资源的主要提供者，有权力监督政府使用公共财务资源的效率和效果。但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是公共信息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社会公众则处于信息弱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博弈会使社会公众产生强烈的监督政府行为和获得公共信息的动机。因此，提高财政透明度、尊重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是政府自愿履行社会契约、强化公共受托责任并实现当代政府存在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三)公共财政与财政透明度

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是财政管理的公共化和民主化。公共财政即是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政府之财的制度。简言之，就是“集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政府活动的透明度是宏观经济中财政持续性、良好治理和财政总体公正性的重要前提。提高透明度可以为公共财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实现政府治理的根本。公共财政又是透明财政、阳光财政，它需确保纳税人对各级财政活动具有充分的知情权，从而有效地约束并能引导各级财政部门自觉行使好人民赋予的财政管理职权，公共性和透明性共同构成一个协和体蕴涵在公共财政之中。

(四)信息对称与财政透明度

委托一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问题(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根源。如果要求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行动，就要求人的行为应当透明。政府作为人民的人有时为了掩盖其政策失误有着更强的隐匿信息的动力，而多数公民则无法使用“退出”的选择权。提高透明度可以促使官员更加负责，履行好公共受托责任，使公众和立法机关更有效地监督和评价政府。因此，财政透明度是委托人(公民)降低人(政府)成本的内在要求。透明度是实现完美信息和完全信息的制度安排，它表明了具备一定质量的信息被各个主体共享的程度。透明度的制度安排目标是信息的完全对称。信息完全对称包括两个含义，即完全信息和完美信息。其中完全信息含义是人们对参与博弈的各方每一个行为决策的结果、利益或损失有比较明确的了解或者明确的预期；完美信息是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都能观察对方的行为决策。因此，财政信息透明度就是政府在规定的时间按照规定的频率将财政信息向公众披露的程度。

二、我国财政透明度状况的现实考察

财政透明度问题是透明度问题在公共领域中的延伸。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提高财政透明度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公共治理的要求，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为建设规范秩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公共治理和政府财政管理的重点转移到公共财政透明度方面。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提高财政透明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财政透明度、减少了“暗箱操作”现象，但是我国整体财政透明度仍然较低，存在诸多问题。

(一)我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

我国财政透明度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演进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管理统收统支。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履行的是“国家分配功能”，财政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处于“黑箱”状态，社会公众对财政活动的信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参与其决策过程和行使监督职责。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随着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化改革和国家权力的下放，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转向间接管理和宏观调控，相应地，国家财政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渐进式改革。作为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强财政透明度的进程主要是始于上个世纪末期。从1996年起，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每年都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1996年国家审计署提交的审计工作报告针对国家财政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进行了揭示，其中涉及公共建设项目质量、社会保障资金及其他专项资金挪用挤占、预算外“小金库”、公共支出及行政浪费、官僚和腐败等问题。该报告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政府财政透明度问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中央政府各部委从2000年起在政府整体预算之外单独报告其部门预算。部门预算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对于增进财政透明度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全面建设，财政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尤其是财政职能的重新界定，要求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管理模式透明化、规范化。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具体内容包括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支、政府采购、绩效评价，以及参照国际惯例改革政府活动的程序、规范政府行为等。中央人民政府网站于2005年底开通。2007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国家预算应是政府信息公开最重要的内容。2008年3月，财政部《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规定将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社会公开《财政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府信息的进一步公开。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侧》规定了公民申请信息的权利，同时也规定，各级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有提供信息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做法都从不同的侧面推进了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进程，减少了“暗箱操作”现象，但是如果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制定的最低实施标准为考察标准，将我国放在全球视野中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我国财政的整体透明度较低，与最低实施标准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

普华永道于2001年了一份关于“不透明指数”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35个国家(地区)为调查对象，从腐败、法律、财经政策、会计准则与实务、政府管制等五个方面对不透明指数进行评分和排序。中国的“不透明指数”为87，被列为透明度最低的国家。此外，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近期作了一个调研项目，对我国31个省级财政透明度进行评分和排序，凸显了我国财政透明度存在的问题。课题组选择2006年各省级财政的决算数据作为调查对象，重点考察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国有企业基金三部分共计113项财政信息。“按我国的预算科目和会计标准将信息不断分解，从各个部分、各个层面考察财政信息，以观察财政透明度。”结果表明在113项调查信息中，公众能够获得的信息平均不足25项，不到所调查信息的四分之一。该项研究只是考查财政信息的可获得性，没有涉及信息的规范性、可靠性和及时性，也就是说，即使是按照最起码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财政透明度也是非常低的。

(二)我国财政透明度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在有所改善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总体上看，财政透明度方面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责明确和预算编制程序规范方面进展相对较快，而不足主要是在财政信息透明方面进展依然缓慢，还难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1，政府信息公布的范围问题

政府公开的财政信息是不全面的，公众共同拥有并委托政府进行管理的资金从性质上来说应该包括三类：一是政府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使用的资金；二是政府为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标准、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资金，即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三是政府投资生产经营活动所占用的资金，即经营性国有资产。目前，第二和第三类资金的有关信息尚无系统的政府报告制度，而第一类资金，政府也只是提供了其中的一部分，即预算内收支。预算报告内容过于简单，缺少预算收支和以前年度的对比数据；没有公布预测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依据，只是简单介绍财政政策重点，缺乏具体的目标阐述和数量指标；预算报告中披露的债务指标数据不完全；预算完整性不够，预算信息不能反映政府财政资金使用全貌。且公布的信息通常是笼统的数字，缺乏明细资料，不能对项目支出的构成以及具体的安排适当与否作出判断。

2政府信息公布的时限问题

我国预算年度采用的是历年制，而全国人代会是每年的3月份，这造成财政预算年度与人代会会期不一致。各级政府预算经人代会审批通过后，实际下达到各预算单位的时间又进一步滞后，结果造成我国每个预算年度都有很长时间处于无预算状态运行。由于预算下达时间较晚，因此年初资金往往不尽合理，导致预算执行过程中追加调整频繁，影响了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此外，社会公众不能及时了解预算和决算，人大代表也只是在开会时才看到预决算报告，在短短几天会期中作出认真的审查是比较困难的，而大量的信息在事后很长时间无从查找。

3政府信息公布的法制问题

预算方案一旦确定，就代表了公众和纳税人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规模和结构的接受程度，具有法律效力。而我国预算违法的责任性质、责任主体、责任形式及追究法律责任的程度，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立法中都没有清晰的认定。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实施，但由于我国综合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尚未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和范围方面还有着局限性，存在着形式上公开多，实质上公开少；原则方面公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公众被动参与多，主动参与少的现象。这与建立现代法治政府、保障个人基本人权的宗旨尚有较大差距。

4政府信息公布的监督问题

虽然人大有权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督，但是长期以来其监督更多停留在法律的形式上，目前仍然缺乏真正有效的预算监督手段。而人大代表的预算专业知识明显不足，也成为预算审核的一大障碍。同时，审计部门由于缺乏独立性而导致监管不力，社会的外部监督就更是缺乏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作用寥寥。财政的内部监督较为薄弱，监督方式主要是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事后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从财政监督整体上看，体系不完整，缺乏明确分工，部门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严重地影响了财政监督综合效能的有效发挥。现今尚无一部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对财政监督职能、内容和手段等方面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

三、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内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完善，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高政府财政活动的透明度和效率，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共识和政府的必然选择。

(一)完善政府治理结构：建立“透明”政府

“透明”政府是指政府有义务在合适的情况下，公开除涉及客观原因需要保密的所有信息，公民对政府所有的信息有知情权。首先，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政府职责的明确界定是“透明”政府的首要要求，这包括在各行政部门之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其他经济实体之间政府的职责。其次，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治理核心的财政透明化要求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逻辑，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根本，构建“民主开放、规范、高效”的服务型政府，通过透明度来加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增强公众参与程度，及时了解民意，围绕民众需求确定政府目标、科学决策和规范行政程序。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平等关系，公众不再是政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政府也不再是公众行为的意向控制者，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所形成的委托一关系中，政府主要承担公共受托责任，政府治理目标定位于社会价值的创造。

(二)改进政府预算制度：建立“透明”预算

预算是公众监督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机制，通过对收支规模的调整影响总供求；通过调整预算支出结构实现经济的合理发展。政府预算透明度是指政府预算从编制、执行到决算都必须是公开、透明的，置于权力机关监督、舆论监督和广大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以确保政府预算活动的有效性、完整性、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政府预算信息公开，不仅是现代社会公众知情权的要求，而且是公众参与财政决策、监督政府财政活动、实现良好政府治理的前提。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向立法机构提交预算文件，二是通过有关载体直接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为了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各公共部门和政府之间、各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各部门与公众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都要保持高度的信息透明，以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人为支出安排不当和支出效益低下的后果。基于此，应着力构建有效的预算相关信息获取机制及完整的财政管理信息体系。

(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建立“透明”法制

公共财政必须是规范化、法制化的财政。而实行民主理财，就是要将公众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将国家意志通过法律法规体现出来，才能实现依法管理财政事务。所以，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是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基础。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前提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因此，必须加强财政法制建设，加强有关公共财政方面的立法，改进现行已不适应公共财政目标的法律、法规以及预算管理的运作程序，使之对政府行为具有根本约束力，从而形成公开透明的财政政策环境、严明规范的财政法制环境，通过有效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最终达到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的目的。当前，应切实贯彻落实已经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强各地信息公开机构建设，提高服务水平，真正做到“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四)提高财政监督水平：建立“透明”监督

政府的权力是公众赋予的，权力的行使又需要通过纳税人提供的税收来解决，为此政府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必须具有很高的透明度。根据公共财政的内在要求，结合我国财政监督透明化建设的原则，我国的财政监督体系应构建为“人大监督财政部门监督审计外部监督社会监督”的全方位、分层次的“四位一体”、内外结合的公共治理模式。在内部监督方面，主要是监督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财政法规、政策、制度的执行情况，监督财政资金运行、资金追加等程序是否依法合规，监督财政机关内部各单位财务收支的管理。在外部监督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以避免单一机构进行监督的片面性，并将结果通过公告或新闻媒体公之于众；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来提高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和法律意识，并为他们的监督行为提供尽可能的工具及渠道，如开设投诉电话、召开咨询会议、聘请义务监督员等。

(五)强化财政信息化建设，改善技术手段

财政透明度建设需要现代信息和技术手段的支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完备的财政信息系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体系框架的总体要求，2002年初，国务院设立“金财工程”，并把它列为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个重点工程之一。它将详细记录每个用款单位每一笔财政资金的运行状态，切实减少预算执行的随意性，是一种带有“事前”控制机制的政府财政“资源型”管理系统。应以此为基础，利用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推进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和应用，把预算内外资金、基金等所有财政性资金及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总会计中的总账、分类账等信息纳入信息系统，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库。提高自动化程度、减少人工干预环节，加强执行监控以保证资金安全、信息安全，提高公共财政活动的效率和透明度。

公众监督范文篇9

一、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环境保护现状评析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的新要求

2008年7月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要求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总体战略，随着城乡环保一体化的推进，这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城乡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一体化、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一体化、法制建设实现一体化。要求各级政府和公众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要有同等的使命感，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和城市环保同等重要的地位，打破长期存在的城乡管理二元结构，借鉴城市环保的经验和先进成果，加大农村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的管理体制，实现与城市环保管理体制的接轨。并要结合农村环境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构建新的农村环境法律保护机制，从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体系。

（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环境保护发展的制约因素

1、农村环境保护政府主导缺位第一，政府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短视。由于现存的政绩考核体制，以及基层政府自身利益等种种复杂因素，政府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追求经济利益，这在广大农村尤为突出。地方政府为求其“经济业绩”的提高和政府工作环境的改善等特殊利益的获取，盲目引进污染企业，甚至予以包庇，而企业创收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有效帮助，双方形成一种互惠互利的“利益趋同”关系。在法制不完善的时期，没有有效机制对政府的短视及失当行为进行纠正，更使国家环保法规到了地方便成了软约束。第二，政府环境保护责任追究机制缺失。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虽有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对所管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的规定，但由于没有同时建立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履行环保职责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辖区环境质量恶化的地方政府领导的责任追究缺乏具体规定。[1]政府在行使环境管理权时未尽其责却无外部约束，这是很多地方政府不能真正履行好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原因。第三，政府单方履行环保职能缺乏社会基础支撑。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资源，在政府这个代表人的背后，实际拥有者是广大公众，他们也是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实际履行者和环境恶化的最终受害者，因此政府环境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事务之中。但由于我国公众环保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薄弱，参与热情不高，加上相关机制不健全，使得政府在发挥其环保职能方面缺乏内部动因和外部监督与制衡。2、农村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缺失第一，农村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意识欠缺。据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水平偏低，具体体现在：城乡居民环境知识水平较低，对环境恶化趋势感知差；居民的环境保护行为消极，在公共场所环境行为失范；环保意识没有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思想深层，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缺乏应有的基础。第二，农村环境保护公众参与途径缺失。现阶段我国环境立法只有关于公众参与的一些原则性规定，更没有具体的可行制度保证公众参与到农村环境保护之中，并且缺乏鼓励公众全过程参与的激励性规定，无论是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知情权，还是利益表达权和监督权都没有有效制度予以保障，导致参与途径缺失，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愿的实现。第三，农村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程度不够。目前我国的公众参与仅是对环境保护的某一环节或某一阶段的参与，并没有实现对环保全过程的参与。我国的环境保护长期以来都是以末端治理为主，但由于环境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和不可逆转性，事前的预防和事中参与显得尤为重要，而现行制度中尚无事前预防的相关制度且事中参与又缺乏一定的保障，这使公众并不能全面的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之中。由此看来，仅仅依靠政府单方权力对环境事务进行决策或决定或是全由公众参与环保事务都是不可行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政府与广大民众的倾力合作。[2]

二、农村环境保护中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应然关系

（一）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互制互动关系解构

在环境保护中，政府的环境管理权来自公众的赋予和委托，但公众不能仅作为消极的权利享有者，而要分担管理整个的集体利益的责任。[3]这是现代民主条件下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合理定位和必然要求。首先环境权是公民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公民理应享有。公众作为分散、无组织的个体都各自对环境这个不可私有化的公共产品索取权利，必然引起社会矛盾的产生，以致公众最终无法真正享有环境权。这使得公民将环境管理权交给政府统一行使，主导环境保护领域，以保公民环境权的实现。可是单纯依赖政府履行环境管理权，政府负担未免过重，且没有社会基础支撑，政府的决策难以真正实现。另外，政府行权过程缺乏公众监督易会出现权力滥用及寻租行为。所以公众在授予政府环境管理权的同时，也不能放弃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必会积极参与环保，政府为更有效的履行环境管理权，必然要组织引导公众参与环保。两者这种新型关系定位的实现需要政府建立并拓宽一系列的公众参与渠道，公众通过这些参与渠道，对政府行为形成有效制约与监督，而政府的举措会紧紧围绕公民环境利益，其职能落实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此建立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互制互动，有机结合的环保模式是环境保护的优质选择。

（二）政府引导保障公众参与农村环境保护

1、政府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环保观念。环境保护意识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础，而公众的思想意识是多元、分散的，即使有健全的公众参与制度，也很难发挥作用。这就要政府正确予以引导和有效推动，使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树立一个统一的环境整体利益的环保观念。2、政府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环境保护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实现较多依靠公共机构和公共政策，尤其是政府的机制。政府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保障作用体现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制度保障和公众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事后的救济制度保障这两个方面。政府必须发挥其环境保护的主导作用，履行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职责，切实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开辟多种渠道，防止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成为一句口号。

（三）公众参与补充监督政府履行农村环保职责

1、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能克服政府职能的局限性，保证其决策的科学有效性。由于环境危机的加深，政府解决问题手段的有限性逐渐凸显。因此，调动社会力量，集中群众智慧，能弥补政府对农村环境管理的种种不足。从公众利益出发，以符合公众对环境权益的需要为目的，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实现政府环境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有效性。2、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对政府履行环保职能有监督作用。政府作为有其独立利益的特殊行动体，在其行使职权过程中可能利用权力寻租，导致政府寻求对策时考虑角度狭窄，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从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形成对传统权利，特别是对企业生产经营权和政府管理权的制衡。[4]公众参与能对政府环境管理形成有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政府滥用或怠于行使环境管理权，保障政府合法行政。

三、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互制互动下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机制构建

（一）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源头控制制度

防控污染源是全面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关键，针对农村农业污染、生活污染及乡镇企业污染（包括城市污染转嫁）三大污染源，分别要从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有所体现。首先，政府要把环境指标量化作为乡镇企业设立审查及项目引入审批的重要指标，采用税收等一些财政手段引导企业，建立绿色生产、营销体系。其次，政府对农村环境保护进行规划，通过科学规划村镇布局、居住和生活排污公共设施及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再次，依法推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引进节约型的先进技术，鼓励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支持发展生态农业。

（二）建立公众充分参与环境保护的保障制度

1、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信息的获取是实现公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赋予公民环境信息获取权，公民可以申请要求公共机构和企业向其提供环境信息。另一方面公众环境信息的获取应由政府提供物质保障和程序保障。政府定期组织听证会、公示会，把公共机构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及政府的环保计划、目标予以公布。此外，对一些涉及企业内部秘密不便公开的信息，政府便要作为公众的代表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2、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途径，并规定相关的环保部门有保障公众参与的义务。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的环境保护部门制定环境政策时，可以吸收公众代表或是向广大公众征求意见。同时要建立专门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平台，保证公众切实能够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决策环节。这样可以对政府履行职责进行监督，克服政府考虑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倾斜政策，确保环境政策是民意的反映。各级政府采取一定措施，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并及时答复、回应公众提出的问题与意见，确保公众参与的有效性。3、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为使公众在参与环境保护过程中权利受损得到救济，防止国家机关的失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对我国的诉讼制度进行重大变革，引进公益诉讼制度。以环保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为基点，以有环境资源被污染或破坏的威胁和可能性为立案条件，将既享有环境权利又承担着环境义务的广大公民，以及公共环境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此外，面对特殊人群的环境利益受损时，可以赋予成熟的环保组织（农村社区组织）专门的起诉权。同时引入人民陪审制度，这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司法环节的体现，更能有效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三）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制度

1、建立专群结合的环境保护监管网络制度。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监管相结合，建立起“专群结合、点面结合”，全面覆盖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网络。发动社会公众参与“排污企业”的监管。对公众反映的污染企业及其相关污染行为的具体情况进行及时的收集和反馈，使环保部门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这些企业的排污状况。要重视并支持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合理发挥他们的资源与在农民中的影响力，带动农民更好的参与到环境保护之中，聘请一些环境保护志愿者作为专职监管员，全过程参与项目质量管理，弥补政府的缺陷与不足，进一步协助政府完成大量环保工作。2、建立政府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公民对政府环保职能履行的监督机制，积极组织和引导公众充分发挥环保议事权，让他们对环保工作的办事程序等评头论足。同时政府环保职能的落实从某种程度上能通过环境绩效显示出来，把环境绩效纳入每一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中，建立专门的政府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制度，阶段性向公众公布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情况，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意识。调动社会力量（包括公民和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定期对政府环境保护职责履行和实际环保效果进行群众满意度测评，通过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进行评分和提意见等形式，完善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机制，防止地方政府不能依法履行职责。

公众监督范文篇10

[关键词]公众人物隐私权知情权

一、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概述

（一）公众人物的含义

公众人物的概念源于1964年美国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在该案中，布伦南大法官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official）的概念，并树立了“确有恶意”原则。三年后，在“足球教练诉退伍军人案件”中，法院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首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1]此案的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公众人物都涉及到公共利益。

1971年的“罗森布鲁诉大都会新闻有限公司案”将“确有恶意原则”确立为适用于任何有关公共利益的对个人报道的场合，后成为新闻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公众人物（PublicPerson）已成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指一定范围内广为人知的、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根据学者史宾塞（DaleR.Spencer）的解释，公众人物包括政府官员、公职候选人、发明家、作家、运动员、艺术表演家、罪犯、被控诉的人以及其他易受注意的人物。

在我国公众人物又称社会知名人士，始见于2002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时报》案，指的是因其特殊才能、成就、经历或其它特殊原因而广为公众熟知，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社会人物，包括党政高级官员、著名科学家、艺术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著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劳动模范、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公众人物。

理论上，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愿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公众人物和非自愿性公众人物。从公法的角度和以对公共官员的特殊要求为标准，又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美国联邦法院还从时间属性上将其划分为完全公众人物和有限的公众人物。

（二）隐私权的含义及其特点

隐私，也称个人生活秘密，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且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如个人日记、生活习惯、财产状况。隐私权（therighttoprivacy）是公民对自己个人生活和以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从根本上排斥他人干涉的一种人身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

我国尚未确立隐私权制度，但有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已有规定，如《宪法》39、40条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来进行保护。

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点是：

1、公众兴趣性。公众人物因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其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2、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由于公众人物具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公众人物的工作、生活、言行举止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甚至构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3、法律保护的限制性。有权利就有义务，有权力就有限制。公众人物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拥有更多的权力和地位，在权利的行使上同样受到限制，在隐私权方面享有的法律保护范围就要比普通公民小。当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的天平就要向公共利益倾斜。

4、与知情权的冲突性。知情权（therighttoknow）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按其内容划分为知政权、社会知情权、公众知情权和个人知情权。知政权指公民享有的知道国家事务、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的权利；社会知情权是对一切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公众团体的知情权；公众知情权是指在对公众人物的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是指公民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情况和资料的权利。隐私权重在保护个人信息，具有保守、封闭和自控的特点；知情权重在公众了解社会各种信息，具有公开、开放和外向的特点，二者具有天然的对抗性。该冲突反映到公众人物身上就更突出和尖锐。

（三）公众人物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表现

1、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知政权赋予了公民进行民主参政，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政府官员接受全体公民的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其权力行使的基础是全体公民的认可。因此，公共官员不希望可能降低其威信的私人信息为公众所知。公民的年龄、学历、健康状况、财产来源、社会关系等属于普通公民的个人私人信息，但对于政府官员来说，还是其能否恰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关系到公民选举、罢免的权利问题。

2、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公众人物主要是通过传媒而广为人知并获利的，他们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采访报道的目标，他们自身及其言行等都具有新闻价值，其遭受侵犯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公民。普通公民热衷于知道被传媒采访报道的公众人物。为了吸引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传媒就会更加广泛报道公众人物的信息，稍不注意就会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2002年范志毅状告《东方体育时报》案等，都突出地反映了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

二、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侵权认定

（一）范围界定：

司法实践中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公开程度应限于与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相关的私人信息的了解和评价。除此之外的其他私人信息，若非公众人物地位、职位、身份之需，且非公众的合理兴趣范围内的情况下，不违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就应属于隐私权的范围。

1、对纯粹私人信息的侵犯。例如身体的隐私是私人生活中最私秘、最敏感的领域，属于私人信息，擅自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披露他人的裸体照片，则会损害他人的名誉、贬低他人的人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私权观念日益强烈，但新闻从业人员出于不同的动机，越来越过分地侵犯到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从“台湾艺人白冰冰之女遭绑匪残害事件”、“香港艺人刘嘉玲早年裸照遭《东周刊》刊登风波”可窥一斑。

2、侵犯私人空间。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空间隐私除个人合法占有的房屋之外，还包括私人合法支配的空间，如更衣室、电话厅等，公众人物对这些私人空间也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未经其许可不得擅自闯入其私人所有的、合法占有的房屋以及其他空间，也不得非法采用红外线扫描、高倍望远镜探测、长焦距拍照等手段窥视个人空间。

3、恶意侵害私人生活私事，严重贬损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该行为已经超出了公众利益的界限，属于基于个人目的的恶意加害行为，故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可见，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客体包括个人信息、个人私人活动和个人隐秘空间。个人信息包括不愿为外人公开的居住条件、身体上生理或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等信息。个人的私人活动是指与所从事的职业完全有关的活动。个人的隐秘空间包括自己的住宅、休息室等个人物质领域及其个人日记、往事等精神领域的空间。虽然公众人物在以下方面的隐私应该受到保护：（1）某住宅不受非法侵入或骚扰；（2）私生活不受监视；（3）通信秘密；（4）夫妻两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或调查；（5）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及其行使职务行为完全无关的私人事务。但是，国家为防止个别政治性公众人物在无人监督管理的情况下，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干出影响国家机关或政府形象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对其“八小时以外”监督建立机关、家庭、社会全方位互动监督网络。如果公众对这些公众人物的在八小时之外的违法乱纪行为（如、）对其进行以披露、批评等方式予以监督则是对公众人物这一特殊主体在特殊场合予以隐私权保护的例外要求。虽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制的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排斥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体放弃该权利（或被推定放弃）或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谨慎地迫使部分主体放弃该权利。法院在划定隐私权界线时应考虑到隐私权与其他权利在冲突时必要的协调，协调时两项权利相互做出合适让步。这是减少社会碰撞，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二）违法行为的界定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一般为作为的方式。隐私权是公民的人格权，其性质为绝对权，任何其他人都负有不可侵害的义务。该种法定义务是不作为义务，违反该法定义务而作为，即为作为的违法行为。对于私人信息的刺探，私人活动的骚扰，私人领域的侵入，以及对私生活秘密的泄露等等，均为作为的行为方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法侵害隐私权的现象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三大类。即（1）非法收集、传播、利用个人信息、资讯；（2）干涉、追查、跟踪、拍照、摄影等非法搅扰私人活动；（3）偷看、宣扬个人日记、身体缺陷、通信，非法搜查他人住宅、行李、书包、身体，擅自闯入公民住宅、卧室，安装窃听、监视装置等侵害私人领域。

（三）损害事实的认定

隐私的损害，表现为个人信息、个人空间、个人私事活动被刺探、被监视、被窥视、被侵入、被搜查、被干扰、被披露、被公开、被宣扬，这是隐私损害的基本状态。隐私损害的基本形态，是一种事实状态，一般不具有有形损害的客观外在表现形态，在这一点上与名誉损害的事实有相似之处即不必表现为实在的损害结果。只要隐私被损害的事实存在，即具备侵害隐私的损害事实。隐私侵害事实具多重损害的特点。表现在隐私损害而支出的财产损失，这些也是隐私侵害事实。但这些损害事实不是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的基本形态，它的有无影响侵害事实不是侵害隐私权的，而只影响侵害程度的轻重和损害范围的大小。作为构成侵害隐私权民事责任的事实要件，以具备其基本形态即隐私被损害的事实以足够。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备主观过错，其主观过错的形式有故意和过失，主要是故意。以下行为可以不认定为故意：

（1）为了行使宪法规定的监督权利而正当地新闻等媒体曝光。

（2）为了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而正当申诉、控告；

（3）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正当秩序而对社会不正之风进行批评；

（4）为了行使自己的参政权、管理权、对员工的录用权从而了解、调查其一定的个人信息。

（四）认定的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公众人物的事业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社会的、公众的，公众有权了解他们的事业及他们事业有关的个人情况”[3].国外所谓的“高官无隐私”就是基于这一原因。一般西方国家都要求高级公务人员必须公布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情况，存入公共档案，保证公众随时监督。我国刑法也规定了两条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隐瞒境外财产罪。

2、公序良俗与利益权衡原则。个体信息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是不应该为社会知晓的，他们是隐私权保护的对象。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公众人物已经从社会得到了普通人无可比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牺牲或让渡部分隐私方面的利益以取得利益平衡和社会公平，满足公众的兴趣，保存公众的利益。公众人物借助于媒体的报道获得了日渐提高的声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有更多机会保护自己，当媒体上出现不利己的信息时，可随时发表声明澄清，而其对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作贡献的方式也是被动的——只要求他们比常人更能容忍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和监督。因此应当允许新闻媒体在其隐私领域有限度地扩展中来满足公众兴趣。因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相比，后者更具有合理性。

3、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原则。当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了知情的愿望时，即产生了公众兴趣。许多公众人物的利益往往来源于公众的关注，他们借助于媒体扬名，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既然受益于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宣传，为了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公众人物的某一些相关信息也就失去了保护意义。

4、公众人物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人格尊严是一项宪法权利。公众人物作为公民，同样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在行使公众知情权时涉及公众人物隐私权，不得以伤害其人格尊严为目的。

三、完善法律保护的建议

“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毫不例外，我国的法律在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方面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带来很多不便，因此有必要完善。

1、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把隐私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只是借助司法解释并通过保护名誉权的方式对公民的隐私权实行间接保护。这种方法缺乏独立性，当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尚不构成名誉权侵害时，法律就无能为力了。同时，我国法律对隐私权只作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要在宪法、民法典中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独立的人格权，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应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民法典为重点，以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为辅助的直接保护。

2、设立公民隐私权保护的例外。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和限制另行立法规定，是有宪法依据的。宪法规定了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和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无具体的操作细则，为此，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设置保护和限制规则。

3、加快新闻立法步伐。我国的新闻法酝酿已久，但一直没有出台。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入世”，必然要求健全新闻立法。将新闻舆论监督权的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限制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是新闻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4、加快信息公开法的立法步伐。为更好解决知政权与政府官员隐私权的冲突，国外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统一完整的信息公开法，例如美国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1982年加拿大的《信息公开法》、1996年韩国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等。而我国仅仅在广州、深圳、上海和成都等地先后颁布了相关的信息公开法，还没有出台正式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尚在酝酿中。为此，我们应借鉴学习国外立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信息公开法》。

5、设立重要官员个人财产和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公示制度。为确保党政官员的公务廉洁、高效及所选拔的干部具有较高群众威信就要对各级党政主要官员的个人学识、工作经历、财产和家庭成员等有关情况进行任前公示，听取公众反馈意见，再予综合考虑。这种公示制度将促进党政官员依法、廉洁从政的监督机制的形成。

6、建立公众人物隐私的曝光特许制度。对公众人物的犯罪、违法、违纪、违反道德等不良行为实行曝光特许，大众传媒可以公开披露。公众人物无论公务活动还是私人生活都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其不良行为会构成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更严重危害，新闻舆论有责任加以披露，以对社会道德示范和价值趋向的导引以及警示和教育。

注释：

[1]CurtispublishingCo.v.Butt3，388U.S.1967，p130.

[2]夏利民：《公民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与平衡》，《中国律师》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