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范文10篇

公众参与范文篇1

关键词：量变；质变；公众参与；地方立法

公众参与立法是公众政治参与在立法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民主权利的实践表达，在约束和规范立法行为、表达公众利益诉求和加强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等均对公众参与立法作出了明确规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2015年首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将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市从49个扩大至284个。所有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此背景下，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学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研究地方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价值及意义；第二，关于“公众参与立法有序性”的探讨；第三，聚焦于公众参与立法中“公众”的界定；第四，关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实践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五，提出完善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对策建议。《列子•说符》有“大道以多歧亡羊”的说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其一在于对社会现象作出解释；其二是预测，即根据已知条件展开推理；其三是控制，即通过操纵决定因素或条件，使得某事项包括参与该事项的主体朝着预期的方向发生改变。然而，进行准确而有效的解释、预测和控制的基本前提，是研究活动必须对准方向，找对思路。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研究，应当通过系统性的实证分析，寻找并发现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中的具体表现，方能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否则，不但无法进行准确有效的解释、预测和控制，反而可能对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后续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甚至造成混乱和障碍。综观已有成果，或是基于研究者理论性的探讨，或是基于一线立法工作者的实践经验，鲜见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使得数量虽众却好似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结论有失严谨。因此在笔者看来，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研究的当务之急应是解决研究思路和方向问题，对目前地方立法公众参与主流研究成果的关注点，很有必要进行思考和总结。第一，研究地方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价值及意义，对于此类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休矣。《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立法法》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五条：“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六条：“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然而现实情况却如《决定》指出的“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客观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应当“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可见，公众参与立法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忽视和脱离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而单纯探讨其必要性、价值和意义，已然不是未来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研究的必选项。第二，关于“公众参与立法有序性”。笔者认为，目前既无必要亦无法有效对“有序性”进行探讨。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正处于也将长期处于量变阶段，此时探讨“有序性”问题还为时尚早。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先从微小的、不显著的变化开始，经过逐步积累而达到显著的、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之二的量变质变规律。当前学界对“有序”的理解虽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无外乎或侧重立法机关的有序引导，或强调公众一方的有序参与。然而现实中既非立法机关故意不进行有序引导，更不是公众一方不愿有序参与。立法权，究其本性是一种反映和代表民意的国家权力，必须以民主为根本价值取向。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众参与立法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本不该出现若干法律法规与民意脱节的情况。然而，现实中的地方立法活动无论是地方性法规还是政府规章，从政府部门到政府常务会乃至人大常委会，立法活动基本是在体制内循环。这种局面的成因很复杂，笔者认为历史原因的影响尤大。首先是我国国情。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确定采取行政主导型还是民主推进型立法模式时，缺人缺钱缺经验的现实状况和数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共同作用很自然地使天平倾向了前者，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较长时期内，此种立法模式仍将占据我国立法活动的核心地位。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顺利实现了从无法可依过渡到有法可依。尤其改革开放后，更将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效率需求，提高立法速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数十年间，从中央立法到地方立法，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到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再到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凭心而论，中国在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困难局面下至今能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而取得举世瞩目的全方位发展成就，高效的立法活动居功至伟。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私权意识不断暴露，此种立法模式的不足之处日益显现。行政主导型主要是自上而下，民主推进型主要是自下而上。对公众参与立法而言，行政主导型存在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也是我国公众参与立法在各方面的发展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相比明显落后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缺乏让立法机关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的外部力量。虽然模式的选择已成事实，但如果能将公众参与立法形成制度化，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行政主导型的先天不足。然而，学界普遍认为虽然从《宪法》《立法法》到《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再到各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及政策性文件都规定了公众参与立法的依据，但基本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内容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刚性规定严重不足。刚性的不足与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的影响叠加，使得让立法机关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的外部力量显得微乎其微。最后是缺乏让立法机关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的内在因素。如前所述，模式选择上存在先天缺陷，又无外力作用，那么立法机关自身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专制是传统政治历史的基本要素，法律更多时候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政权更替带来的法律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不可能迅速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人类都有自己的各种习惯，生活和工作均不例外，一旦养成极难改变，意识和思维习惯更是如此。正如电视连续剧《亮剑》中说的那样，一支部队是有气质的，与它首任的军事主官的个性特征关系很大。同理，立法机关虽然是组织，但其具体活动是由人完成和控制的，因此立法机关的组成人群尤其是领导成员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基本决定了该机关的活动风格。建国之初，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努力解决吃饭问题，普通公众别说参与立法活动，很多人满足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文化水平都需要培养，否则也不会有所谓“全国性扫盲”运动。因此立法机关也不太可能让几乎不具备参与能力的普通公众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只能邀请部分专家以顾问或其他身份参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公众中势必会出现部分精英要求参与，又或许立法机关领导者中有看到不足而希望加强，但往往难以改变整体局面。时间一久，就成了习惯。如前所述，立法机关的组成人群尤其是领导成员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基本决定了该机关的行为，人类都会趋利避害，立法机关同样有。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未来将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加之缺乏让其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的外部力量，此种背景下，还未从上至下深入贯彻民主立法理念的立法机关只会认为，公众参与这种事务对其自身没有现实益处反而可能造成如增加工作量、规定时限内无法完成文件出台任务等影响，其态度必然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走个过场，这是其理性思维下的自然选择。时间一久，同样成了习惯。因此，笔者才会得出现实中并非立法机关故意不进行有序引导的结论。至于不是公众不愿有序参与立法活动的原因则更简单。因为在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下，立法机关毫无疑问处于强势地位，公众基本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立法机关的相应安排，此种情形下，所谓公众不愿有序参与的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立法模式的先天不足，与让立法机关积极推动公众参与的外部力量和内在因素双双缺失的影响三重叠加，使得目前对“有序性”的探讨既无必要性也无进行有效研究的可能。试想，连积极推动的条件都不具备，所谓的“有序引导”就更谈不上。现实中的无序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自然结果，也是量变过程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第三，聚焦于公众参与立法中“公众”的界定。如有研究者认为，“公众”是立法主体之外的普通公众（包括个人和社会组织）[2]；也有研究者认为，“公众”仅指与公共机构相对应的私权利主体，主要指自然人（也包括营利性法人组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但不包括公共机构的成员和作为立法助理的专家、学者[3]；还有研究者提出，“公众”应划分为不同类型，包括利害关系人、专家和普通群众三类。笔者认为此种界定是必要的，因为法律关系具有主体、客体和内容三大要素，公众参与立法牵涉层面广泛，至少涉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行业协会或相关社会组织、利害关系主体、专家和普通群众等。只有准确界定“公众”的范围，才能理清与其他主体间的关系，进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仅凭单纯的理论性探讨并无法直接进行界定，应先通过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将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所处的量变阶段精准定位，方能为“公众”的合理界定打下坚实基础。第四，关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实践现状及存在问题，此研究工作是笔者认为眼下最迫切也最应该做但也是难度最大的。主观难度在于应当尽快调整和修正现有的研究思路；客观难度在于研究者因经费、时间、精力和水平等方面的不足使得研究手段、调查广度、分析深度均受到较大限制。两者之中，主观难度更加突出，且更具现实性。客观难度虽然也不容易解决，但只要主观意愿强烈，工作意志坚定，整体思路对头，还是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公众参与立法意愿低、热情缺失，法治意识淡薄。然而，这种长期以来形成通说的观点是与常理相悖的，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尤其当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参与意愿应当是高涨的。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研究者在实证调查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显示，这一问题应该不成其为问题。如张晓、岳盈盈进行的山东省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研究获取的数据就表明，山东公众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自觉遵守法律，主动履行法定义务。90.4%的公众相信法律，84.4%的公众对“依法治国”心怀憧憬、充满信心。如果某项法律直接关系自身利益，高达88.0%的公众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明确表示不愿意表达自己意见的比例仅为2.6%[4]。这与笔者正在进行的湖南省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研究初步调研所获取数据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普法工作的全面开展，全民法律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因此所谓的参与意愿低，热情缺失只是长期以来忽视和脱离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纯理论研究的结论，用网络热词来说就是“被低”和“被缺失”。科研工作同样符合量变质变规律，或许个别的研究成果影响不会很大，但如果大量实证研究反映出各地情况均为一般，则可充分说明现状并非公众不愿参与立法活动，而是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惟有如此，才能引起决策层的重视，也促使立法机关的自省，继而真正为公众参与立法从量变往质变进行转化创造条件。否则，在决策层和立法机关看来，很容易认为问题是出在公众自身缺乏参与热情，那么学界的研究也只能是原地踏步，得出千篇一律的结论，无法对未来公众参与立法的良性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益处。二是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缺失、参与程序不健全。我们认为，这不应被视为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问题，恰恰是造成现有局面的原因之一。如果这种本末倒置的研究思路继续下去，是不可能对余翼：对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思考公众参与立法从量变往质变进行转化创造任何有利条件的。三是立法机构对公众参与重视程度不足。这确实成其为一个问题，然如前所述，其根源在于立法模式先天不足、缺乏外部力量和内生因素等多重影响的叠加。立法机构切实提高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视程度，至少需要几方面持续地共同发力：其一是顶层设计，即大力加强公众参与的制度刚性化，对立法机关形成强大的外部力量；其二是使立法机关自身逐渐产出内生因素，即对于各级立法机关的组成人群尤其是领导成员大力灌输公众参与立法的理念，而这一点是必须以第一点为基础的；其三是公众自我觉醒，倒逼决策层予以重视，立法机关进行自省，最终实现与外部力量和内生因素的胜利会师，那时或许才具备从量变往质变进行转化的初步条件。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未来将另行撰文论述。

笔者对本课题进行初步实证研究后的感受是，要使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任重而道远，惟有齐心聚力、统一思想、砥砺前行、长期坚持，方可显滴水穿石之功。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笔者在向长期关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研究者们致以敬意的同时斗胆呼吁：本课题牵涉层面广泛，问题成因复杂，纯理论性研究所得结论稍显空泛，也无法保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进行多区域、多维度、多视角、多变量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再通过对所得数据进行共享交流、横向比较及综合分析，准确定位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所处的量变阶段，方能借助学界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为地方立法公众参与争取更多重视，努力在积累量变过程中“量”的同时也注重提升“量”本身的“质”，为将来从量变往质变进行转化创造实质性有利条件。第五，提出完善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对策建议。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认识进路，对策建议是必须有的。但是笔者觉得，任何对策建议都不可能具有在一切时空条件下的普适性。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忽视或脱离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对策建议好比病急乱投医，只有先清醒定位自身所处的量变阶段，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这方面的既有成果，内容不可谓不细致不全面，但大多在时间性、合理性或现实性方面值得推敲。如建议重构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有关制度。殊不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任何系统性制度的形成谈何容易，动辄谈重构完全不切实际。又如建议学习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有关经验，这点笔者是认可的，关键是学哪些和怎么学。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还是需要先准确定位自身所处的量变阶段，才能确定哪些是现在结合自身实际可以学的，哪些是未来可以创造条件尝试学的。有学者建议我国建立地方立法中的利益集团利益妥协机制[5]，笔者认为这就属于未来可以创造条件尝试学的，但在目前所处的量变阶段，现实可行性并不强。再如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提升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程序制定的立法层次[6]。对此笔者的观点是，从公众维度影响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因素，至少分为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参与条件，提升参与程序制定的立法层次只是部分解决参与条件问题，目前更为迫切的应是尽快提升如何强化公众参与能力和增强公众参与意愿的立法层次。

总之，公众参与在地方立法中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追求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课题。笔者的研究是初步的，很多观点和结论难免有失偏颇与浅薄。好在科学研究本就应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未来笔者将就本文未尽之处继续求教于学界前辈大方。如对未来我国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良性发展能有些许裨益，则为幸甚。

参考文献：

[1]刘文静.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循序推进[J].地方立法研究，2016（1）:37.

[2]佟吉清.论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2:42.

[3]饶世权,饶艾.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概念、主体与价值[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8（1）:83.

[4]张晓,岳盈盈.打通立法与民意之间最后一公里———关于破解地方立法公众有序参与困局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7（2）:26.

[5]黎晓武,张昌武.论地方立法中利益集团利益妥协机制的建立[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3）:89.

公众参与范文篇2

关键词: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夏门PX事件

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理论

1.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概念与本质

公众指的是政府为之服务的主体群众。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指通过一定方法和程序让众多市民能够参加到那些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及决策过程中来,从而保证规划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使规划能切实体现公众的利益要求,并确保规划工作能够成功实施,实质上是公众与项目主持方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

1.2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意义

首先,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公众参与可以协助政府履行好各项管理、服务职能,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这与我国提出的政府应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为市场服务型政府是不谋而合的。最后,公众参与有助于减少规划失误,增强规划的合理性。

2结合厦门PX事件分析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现状和不足

2.1厦门PX事件的概况

厦门这座被联合国评为最佳人居的城市,2007年5月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厦门PX(又称对二甲苯,化工原料,属低毒物质,会对神经系统有刺激作用,但一般是短暂的,其毒性可能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产生)项目的选址位于距离厦门主城区仅7公里的海沧开发区,一旦投产,据说将给厦门带来高达800亿的工业产值。国家发改委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了项目的申请报告。厦门大学中科院院士赵玉芬在2007年年初发现了该化工项目的存在,她意识到,作为危险化工原料的PX在距离主城区如此之近的海沧,如此大规模地生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厦门的生态环境。一旦发生极端事故,可能危及厦门本岛百万居民。最终,经过各方半年多时间的博弈,PX项目决定迁离厦门。

2.2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现状和不足

(1)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律和制度不健全。

拥有一个严肃而权威的制度作保障,是确保公众能够真正参与城市规划的前提。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的法治化不健全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无法可依。

调查显示约有50%的规划师认为现阶段公众参与的最大障碍就是法律制度不健全,虽然我国已将公众参与列入法律范畴,但缺乏可供操作的程序性规范,对公众参与规划的对象、机构、内容、权利、义务等尚无明文规定,从而使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就很难保障。而相比国外,公众参与已作为一项法定的制度被确定和执行下来。

②有法不依。

我国对公众参与规划已有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曲解法律条文或钻法律漏洞等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法律还需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官员、执法人员为了地方或个人利益而至法律于不顾。这一点在厦门PX事件中就有所体现,海沧区的土地招拍挂存在严重的违规问题,在先有化工区规划以后,又引进了许多房地产项目和几所学校。

③违法不究。

要实现法律面人人平等就必须对权力的使用加大监督力度,对违法乱纪行为严肃查处,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实行问责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2)参与主体的重视程度不够。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官员和开发商、规划师、广大公众。首先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其次,规划师未发挥有效的协调作用,忽视了规划的公众参与,虽然大多数规划师认为应该将公众参与纳入法定程序,但是对实际操作上并不抱有太大信心。最后,公众大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观念,对与城市发展长远利益相关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的建设还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

(3)参与的技术方法落后。

在城市规划方案形成的前期和后期反馈阶段,主要采用的是发放问卷及走访调查的方式来搜集信息,这样首先会造成收集的信息不全面,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其次,对回收的调查问卷和访问结果的处理分析工作又极为繁杂,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进入规划方案,且所获得信息仅限于选项答案,难以作进一步的分析挖掘。再者,调查问卷要经过设计、印制、发放、回收,系统分析等阶段,会造成调查成本的加大和调查效率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众参与的障碍。

(4)规划各阶段中的参与程度不足。

一个规划项目从立案到最终实施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规划立项准备、初步草案准备、规划方案形成、初步成果完成、规划成果审查、规划成果完成、规划实施。在每一个阶段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度都有所不同,但是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如规划师一般会在前期进行一些调研,在规划方案制定出来以后才向公众进行展示,让公众提意见,在方案的规划过程中也没有公众参与的内容,这就构成了事后参与。

3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建议和对策

3.1加强法律体系的建设

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滞后是制约我国公众参与规划的主要因素,所以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从法律上明确行政机关应承担的义务和公众拥有的权利,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强民主监督机制,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建议在城市规划部门、检查部门和法院设立城市规划监督检查小组,专门负责与城市规划相关的法律事务,监督的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人大、政协和纪委,广大人民群众、居民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等都要参与进来,扩大监督的范围。

3.2发展公众参与的非政府组织

目前公众参与的组织主要是居委会,但居委会并不独立于政府,而是政府在基层的代表,但从国外公众参与的发展历史来看,一个独立于行政组织之外的、受法律保护和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它不代表任何个人或某利益集团,不会出现利益寻租。可以在各个社区成立“公众参与委员会”,赋予其决策、管理权限和法律上的支持,成员应由主管城市工作的政府官员、规划师和拥有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公众组成,其中公众应占绝大多数,委员会主要负责收集、整理公众意见和建议,提出可行方案,监督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3.3深化参与意识,普及规划知识教育

规划知识贫乏以及文化水平的限制,直接制约了公众参与规划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加强对规划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当务之急。可以将规划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广大公众从小就树立起参与城市建设的意识;专业人员,如规划师、规划专业的大学生和政府官员走进社区,举办讲座或定期进行系统地规划知识培训等。

3.4改进公众参与的技术方法

引入先进技术手段全面推行公众参与,如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如电子网络来拓宽参与者的广度,方便政务管理,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其次,政府部门要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实行政务公开,通过网络平台将城市规划政策信息及时地在网站上,从而使公众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得信息,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4结语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需要,是民主与效率的统一。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众事业,需要各利益主体共同努力,使广大公众了解规划、支持规划、运用规划,不断提高参与规划的能力,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尤建新.现代城市管理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公众参与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知情权，参与渠道，制度建设

公共服务中的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参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公众积极主动参加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行为，是公众对公共服务中各种决策及其贯彻执行的参与，是社会民主管理的具体体现。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维护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公众通过参与公共服务，为政治管理不断注入活力，有利于政府政策的顺利执行。从目前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公共服务中的公众参与日益增多，必将成为提升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针对当前公共服务中公众参与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切实措施，有效提升公众参与的总体水平。

一、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

目前，公共服务中公众参与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公众参与意识淡薄，或参与能力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水平的提升。因此，要提升公共服务中公众参与水平，必须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提高其参与能力。

作为公民，其本身既是理性之人，又是道义之人，必须增强主体意识和公德意识，深刻认知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并且采取积极的参与行动，自觉地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作为政府，首先，应通过网络、报纸、杂志、电视等途径来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唤起公众参与意识;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为公众提供便利和保障;通过具体的参与行动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服务意识和政治素质，使公众成为有理性思维的、有服务价值取向的、真正能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参与公共服务活动的人。再次，应加强对公众参与相关技能的传授和培训，努力培养公众的政治民主行为能力。以往的政治教育基本不从技术角度来讨论政治参与的问题，主要偏重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内容的普及，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通过政治社会化向公众传授一些实际的知识，让公众懂得政策制定过程的相关知识，了解如何参与以及如何通过这种参与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技能，增强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二、扩大公众知情权

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有权从政府及其他有关方面获知关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情况，有权获知他人就国家及其他公共实体的行为所作的客观说明。然而，我国的政府信息在相当长时期一直处于封闭、闲置或半封闭、半闲置状态，应予公开和披露的政府信息一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明确界定。这直接导致公民知情权享受不是很充分。而知情权不足，又会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在缺乏对社会公共事务应有了解的情况下，公民只能被动地接受政策，而不能在政府公共服务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表达自己的意愿。

要改变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的被动性，增强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就必须保障公众对政府公共信息的了解，扩大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公众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对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极大的帮助:一方面，公众多数处于社会基层，掌握着第一手的资料，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最及时;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直接与决策者交流，从而为政府与决策者提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民个人相对于政府而言，在信息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不可避免地仍处于劣势:一是政府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当信息过于繁多和复杂时，可能会扭曲、滞留信息;二是政府部门一般是封闭运作，剥夺公民应该充分享有的知情权，不但导致公众缺乏主动参与，甚至会在社会中产生扭曲信息，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因此，应进一步推动电子政务发展，完善政府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实现阳光行政，让公众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相关信息。

三、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参与方式，即公众通过什么样的具体途径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因此，加强引导，形成规范化而又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我国为了使公众能够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来，逐步建立了公众听证制度、公示制度，采用民意调查、专家论证等各种方式，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基本保证。但是，对公众的具体参与行为、参与的权利保障、参与的渠道和平台及参与实施的制度建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有些地方政府仅按自身的意愿行事，缺乏长效的保障机制。这不仅打击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使公众参与的热情随之消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参与渠道狭窄，公众参与极有可能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给社会增添不稳定的因素。

当前，应针对公共服务中公众参与渠道狭窄的问题，从三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公众与政府间的沟通交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不仅能够拉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能使政府以平常的心态去接受公众的评议，并更加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在此过程中，公众可以对政府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宝贵的意见。这样公众与政府相互信任，形成良好的互动，可以促使公众参与的渠道逐渐开阔和畅通。其次，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从建国至今，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所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过度膨胀，其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为了满足社会多样化、个性化和效益化的需求，公共服务已经不能单方面靠政府去推动，还需要妇联、社团、社会中介组织、政协、非政府部门等组织来推动。因为这些组织既可以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之不足，也可以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机制和能力培养载体。然而目前这些组织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完善，为了进一步推进公众参与，政府要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促进这些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再次，关于公众参与的形式，托马斯曾指出有五种:关键公众接触、公开听证、公民调查、咨询委员会、共同生产。鉴于目前的中国国情，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去参与公共服务，从而影响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公众参与范文篇4

所谓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指的是除政府及其机构之外的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立法的制定和执行过程。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程度不断加深，各种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已经成为地方立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具体来说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具有以下几点价值:(一)促进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首先可以来制衡某些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义，从而实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避免独裁、专断的情况出现。其次，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可以促进法律的一步步不断完善、向良性发展。同时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会让人民大众感受到当地的立法是很正规的，程序、流程也是很符合人心的，当地政府也会更容易的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同感。(二)促进地方立法的地方适应性。每一个法律的颁布，都是要符合一定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对于地方立法来说，要符合当地的文化、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公众参与地方法的定制，可以深刻感受到当地人民的需求、意见。公众参与程度高的地区所颁布的地方法的地方适应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弱。而适应性越强的地方法就越能促进一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人民满足感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三)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权利的监督。所谓民主法治，就是说立法不仅仅是为了约束人民，同样的也是为了人民大众。在当今我国推行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在，通过公众参与，广泛的听取人民大众的意见，会提高敌法立法的质量;而公民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在监督的过程，制约着不合理的法律法规的颁布，让地方立法真正做到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我国地方法公众参与面临的困境

(一)公众参与方式单一。由于我国民主法治的体系尚不完善，所以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主要方式是公民个人参与并提出相关意见。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小的，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总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公民个人参与地方立法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使得讨论的主题被分散，最后的结果就是公民参与的效果得不到显现。所以很有必要去完善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机制。(二)地方立法信息不够透明、公开。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立法的信息公开这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所以就导致了各个地方在立法过程中的信息公开方面有很大差别。而且公布的形式大部分也是在当地的政府网站，传播度受到了限制，而导致绝大部分公民没能及时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公众无法知道对于政府征集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是否被采纳，让公民无法感受到参与感，长此以往公民参与度就会越来越低。(三)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由于我国民主法治起步较晚，加上国家内部的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我国现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意识不强。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认为自己与立法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没有去关注地方立法，还有地方立法机关的主导性过强，对于公众的意见得不到完整、有效的反馈而导致公民感受到不论是否参与都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再加上上述的两点，都是导致我国公众参与意识淡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完善

(一)健全立法公开制度。公民是否愿意参与地方立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之前参与的过程中提出的相关意见等是否被采纳等，也就是公民是否能获得相关的信息。这就要求当地政府要完善立法公开制度，加大信息公开程度，减少公众和立法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例如:公开立法会议的时间、内容等信息;邀请一部分公众来旁听来增加透明度等。让公众切实感受到地方立法的具体过程，从而激起公民参与的意识。(二)完善反馈机制。我国目前公民参与立法的意识淡薄，除了政府的信息不够公开，最主要的源头就是公民参与之后的结果无法获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否被采纳等无法得知。所以对于反馈机制很有必要去完善。例如:成立相关部门，在政府网站上开设相关板块等，让公民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己所提的意见和建议是否有被相关部门看到，以及相关部门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只有这样，才会进一步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

四、总结

和其他的法律法规一样，地方立法存在的价值就是用来约束人民同时，为人民考虑，所以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可以实现地方立法的公开、公平、公正，也有利于当地政府的不断发展。所以需要提高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度。

［参考文献］

［1］顾爱平．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困境与对策［J］．江苏社会科学，2017(06):106－114．

［2］李巍．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因应之策［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6(02):69－72．

公众参与范文篇5

1行政垄断及其表现

行政垄断是指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及享有行政权力的机构，运用公权力实施并保护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运用公权力而使部分或全部市场主体竞争意识不自觉、竞争行动不自主，这是正常企业无法直接办到的，其实施者只能是享有行政权的机关或被授予行政权的组织。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竞争的歪曲，而且是对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直接否定，因而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滥用经济力量排挤竞争对手而形成的经济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1］此外，与经济垄断不同的是行政垄断还表现为一种非法的行政行为:从主体上看，行政垄断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或特权组织;从行为上看，行政垄断除具有公权力赋予的强制性以外，往往还以地方规章、决定、命令或者行业规章等公文的形式出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现象上看，常以传统习惯行为滋生，“你不告我不纠”而默许存在，“你控告我绕道”而规避嬗变，具有一定的顽固性;从目的上看，行政垄断往往成为开掘和保护地方、部门局部利益的得力工具，具有私利性;从救济途径上看，行政垄断的救济途径并不顺畅，由于行政垄断行为多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诉讼难以规制，即便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简称《反垄断法》)做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的规定，实质上将此类行为的规制划入了一个较为暧昧的地带;从结果上看，行政垄断伴有的政治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滋长不正之风，催生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加剧社会矛盾。可见相较经济垄断而言，行政垄断对市场经济的破坏性更大，危害更严重，是一种超越经济垄断的垄断。［2］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007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反垄断法》，并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结合《反垄断法》的规定，行政垄断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四类。

(1)地区垄断。它又称“地区封锁”、“横向垄断”、“地方保护主义”，是最严重、最典型的行政垄断形式。地区垄断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了本地区利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它有两种基本形式: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和限制外地商品流入本地市场。

(2)部门垄断。它又称为“纵向垄断”，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管理事务职能的组织，为了本部门的利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权益。部门垄断也有两种基本形式:部门分割和垄断定价。

(3)强制交易。它也称为行政指定交易，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只能将商品或服务出售给自己或自己指定的经营者，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从而排挤其他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的行为。它具体分为强制出售和强制购买两种基本形式。

(4)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它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本地区或者本部门的企业联合起来以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在我国，政府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为了对抗外来竞争，动用行政权力，强制企业联合组建所谓的企业集团也不鲜见。这种政府出面硬性“捆绑”组建的集团企业违背了企业自身意愿，往往“集而不团”、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更无法发挥整体优势，严重侵害了企业的自主性以及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反垄断法》实施三年多以来，在规制垄断行为、规范市场秩序、服务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实现了我国在反垄断领域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显示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然而，我国现阶段对于行政垄断的规制仍有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2007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1082名参与者中，51．8%的人认为最该反对的垄断是行政垄断，而71%的人认为，目前《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定仍显不足。［3］加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与和谐受到侵蚀，其间行政垄断所扮演的推波助澜角色不仅折射出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并未能从市场有效撤出，而且使得规制行政垄断陷入了“专捏软柿子”、“无齿之虎”等等质疑声中。《反垄断法》虽然作为当前规制行政垄断的基本法律依据，但该法并非专门针对行政垄断企业制定。所以面对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花样迭出的行政垄断现实，《反垄断法》显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律条苍白，主体无力。特别是独立、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一直未能建立，以纪代法、以权弄法、多头执法、协调难、扯皮多等行政痼疾的困扰，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行政垄断规制的多元化方式。

2行政垄断规制体系应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2．1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的必要性现有的对于行政垄断的规制手段主要表现为立法、执法等“硬规制”手段。不可否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国外已有经验来看，此类方法都应当成为规制的最有力手段。但应当看到的是:一方面，我国现有的反行政垄断的诸多立法大都采取列举规定的形式，很难穷尽行政垄断的全部，给规制行政垄断形成“网漏”;另一方面，行政行为具有的自由裁量性、灵活性等特点，使得行政垄断形式不断嬗变、新样迭出，这与法律规制的稳定性、滞后性形成了常态化矛盾。此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只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违法行为的起诉权，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恰恰表现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通过制定政府规章、部门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因而逃避了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再从行政机关系统内的救济来看，我国《行政复议法》虽然扩大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政复议权，但需看到行政复议法规定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只是一种附带性审查，并非专门针对抽象性行政行为而进行。因此，实践中依靠行政复议规制层出不穷的行政垄断行为也很难奏效，造成了行政垄断规制的“硬伤”。以上列举的这些“网漏”、矛盾、“硬伤”充分说明单纯的司法、行政“硬规制”手段难以完全适应行政垄断规制的现实要求。随着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化，“公众参与”这一概念已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这种来自公众的监督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效力，而是作为一种与法律规制相对应的“软规制”来发挥作用。

2．2引入公众参与机制的预期目的具体来讲，公众参与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地参与与政府管理相关的活动。根据我国行政活动已有的实践，公众参与的常见形式可大致概括为: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公众参与评价反馈四种形式。［4］通过引入公众参与，加强公权力部门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双向交流，达到以下几个目的。首先，集公众之智，举社会之力，提升行政行为的科学性，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必须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角色”中摆脱出来，其决策行为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公众参与应当成为政府角色转变的监督、约束力量，力求避免因行政行为失误而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其次，提升决策可接受性，减小行政行为实施阻力，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民主化已经成为当前政治和行政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通过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增强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政策顺利实施;与此同时还增加了公众对行政垄断规制活动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再者，要全面考虑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强制性特点很容易造成行政权的滥用，而行政垄断中牵涉的利益关系复杂微妙，正所谓“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引入公众参与将规制活动公开化、透明化，防止行政权力的不当运用，同时也可以弥补《反垄断法》规定的行政机关自我监督、自我规制的缺陷。此外，须看到保障公众参与本身就是对公民的国家权力主体地位的一种肯定，是我国宪法“主权在民”原则的具体体现，符合现代民主国家对尊重公民权力的精神，也与我国行政法要求的公开、公正、参与的行政程序原则相契合。

由此可见，在行政垄断规制当中引入“软规制”，不仅在打破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自我规制，有效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避免行政垄断规制的僵硬和形式化等方面有着现实必然性，更有其内在的的宪法和行政法依据。

3公众参与规制行政垄断的实施建议

3．1践行信息公开制度，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公正、公开、便民、及时、准确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提出的基本要求。知情权是公众实现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基础。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公众参与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现实却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政府规定的各种限制价格变动并不公布经济依据，相对方很难弄清变动是否适度;再如，各行政垄断行业内部的利益分配情况外界难以获知，很难确定该行业是否通过内部人员利润分配消化了超额垄断利益;甚至行政机关干预经济的原则和职权范围、反垄断执法机关的授权范围也存在相当程度的模糊。除此之外，信息公开的方式上还存有分工不明确、方法不科学、时间不及时等等问题，使得公众在实现知情权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信息缺失已经实质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将公众置于信息的孤岛上很难谈行政的公正、透明。

3．2建立健全公共参与决策制度，保障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公共参与决策制度已为越来越多的管理领域所接纳和确认，实践中方法不断多元化和制度化。其中听证、专家咨询会、座谈会等已成为行政机关广泛采用的方式。自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听证程序以来，听证活动在行政机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决策中已经屡见不鲜，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在行政垄断规制中，应当发挥听证会双向沟通的优势，对于政府限制价格的规定、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封闭”行业的特殊要求等情况加以商讨确定、公开通告。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也为公共参与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过网络征集公众意见虽然互动性相对不足，但其所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较小，方便汇总，影响面广，不失为一种实用的参与方式。与普通公众相对应，一些具有专门知识技能背景的专家、社会组织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挥。行政垄断规制中，举办专家咨询会、座谈会，针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遇到的诸如经济运行的症结分析、市场失灵的预见判断、政府干预的正确措施、行政绩效的预见评估等等具有较强专业性的问题，展开研讨、论证、形成专业的意见、结论，为政府机关寻求必要的智力和技术支持。

3．3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治理，形成行业、政府良性互动在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社会组织应当得到充分的发展。作为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企业单位的第三类市场参与者，社会组织并不隶属于政府的管理机构体系，而是以实现其自身以及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为目的履行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长久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一直未能摆脱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定位不明，职能萎缩，难以担当“第三主体”连接政府和市场桥梁纽带的职能。针对行政垄断现状，应当给行政行为确定边界，为社会组织发展留足空间，积极引导以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行业协会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与经营者之间是以服务、咨询、沟通、协调、监督、公正、自律为职能的社会组织。通过行业协会的运作，对内可以加强行业自律，提高全行业公平竞争意识，开展行业热点、难点问题调研，提出相应对策意见;对外应当积极开展与政府部门有效沟通，参与政策与法规制定，加强维权工作，服务会员单位;此外，还应加强宣传，积极引导社会舆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相较而言，行业协会贴近民众，行动灵活，兼具专业性和广泛性。当前，如何帮助行业协会脱离政府机关的过度束缚，使其真正发挥好“社会细胞”的活动力、经济发展的调适力、公共服务的辅助力以及社会矛盾的消化力，应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要课题。

公众参与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适用;司法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良性互动;司法民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1］为实现这一目标，司法信息公开至关重要，只有司法信息公开，公众才可能掌握司法进程及其状况，才可能有序有效参与司法。从司法信息公开到公众参与司法的线性逻辑被学界广泛认识，然而，司法信息公开的实践困境似乎也提醒人们这种单向逻辑惯习有必要重新审视，重新发现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的关系对提升时下司法民主水平意义深远。

一、现状素描:从司法信息公开到公众参与司法

(一)揭开司法信息公开的面纱。所谓司法信息公开，是指各级司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将司法流程中形成的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及时、充分、有效地公之于众。司法信息公开的主体不仅是法院，还包括诸如检察院、公安局这类依据法律行使国家司法职能的机关。司法信息公开的内容应当是同案件法律适用相关的所有信息，不能仅限定为案件审判信息，还应包括诸如司法制度信息、司法行政信息、司法统计信息甚至包括司法人员违纪查处等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也不能仅限定为庭审现场情况公开，还应包括诸如公诉意见书和辩护意见等信息的公开，总之，司法信息公开的核心是依法构建以“公众知情权”为基点的司法信息公开内容和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司法信息都要事无巨细地公开，这不可能也无必要。较为可取的做法是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那些不应公开的信息通过法律用“例外”规定的方式排除。司法信息公开的渠道不仅包括传统社区墙板、报纸、电视、广播等方式，还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方式。俄罗斯近年来实施“电子法院”制度，网上立案、电子传唤、远程开庭、案件信息上网等多个方面就是适例。［2］理解司法信息公开应将其与司法公开区分开来，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司法公开偏向用特定技术手段打破司法程序的时空限制，将相关司法行为精准呈现给社会公众;而司法信息公开更多的是对司法流程形成信息的有效公开，某种意义上，司法信息公开是对司法公开的公开。［3］除此之外，司法信息公开阐释还经常同司法信息透明概念缠绕在一起，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就用“司法信息透明化”来界定司法信息公开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司法信息公开只是司法信息透明的手段和方式，而司法信息透明是司法信息公开的方向和目标。司法机关公开司法信息的目的有且仅是信息透明，如果司法机关是为了公开司法信息而公开就是表面上的公开，最后不可能真正实现司法信息透明化。(二)司法信息公开助益公众参与司法。德沃金曾言:“任何国家部门都不比法院更为重要，也没有一个国家部门会像法院那样受到公民那么彻底的误解。”［4］10误解是基于误会的理解，其实质是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认知误判。由此可知，减少误解的关键就在于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这其中的重要举措就是司法机关进行充分且有效的司法信息公开。高质量的司法信息公开不仅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司法机关和公众的信息沟通成本，还对推动公众参与司法大有裨益，尤其在深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大地更是如此［5］。首先，司法机关对司法信息公开的认知影响公众参与司法的信心。如果所有司法机关认为只要聚焦认真办案的主业就可以，而司法信息公开可有可无，可多可少，那么，这就容易给公众一种心理暗示，即公众只应该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不应该卷入和自己不相干的司法事务;还有些司法机关将司法信息公开视为其专属权力，将公开司法信息看成是对公众的“赏赐”行为，这样，公众即便是有能力参与司法并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也不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去贴司法机关的冷漠嘴脸，最后，公众参与司法的信心势必大打折扣。反过来，如果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司法信息公开并将其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样就会向公众传递欢迎公众了解司法并参与司法的积极信号，进而极大地鼓舞公众参与司法的信心。其次，司法机关对司法信息公开的质量影响公众参与司法的效果。高质量的司法信息公开不仅要求司法机关及时公开相关司法信息，而且公开的司法信息还必须全面、准确。就司法信息公开的“及时性”而言，它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将司法信息公之于众，否则，公众可能就会因为信息的“后知后觉”而无法参与司法，或者是即便公众参与了司法事务也是仓促参与，难以取得预期实效;就司法信息公开的“全面、准确性”来说，司法机关对司法信息公开必须尽可能地无遗漏和无瑕疵。这是对司法机关公开司法信息内容的质的要求，残缺不全或者带有瑕疵的司法信息公开，不仅不能帮助公众有序有效参与司法，还可能因此误导公众参与司法，从而造成极坏的示范效应。总而言之，公众只有对司法信息“知情”才有可能参与司法，并且“知情”是“及时、全面、准确”的知情，否则公众很难在参与司法过程中发挥应有之作用。正如克拉克所言:“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民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话。”［6］959以聂树斌案为例，先不谈该案件其他司法信息公开的问题，判决书是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文本证据，理应公开，可聂家从聂树斌一审到死刑被执行都没收到过判决书。［7］这不仅成为聂案日后申诉的障碍，也让公众对该案的司法参与和监督沦为空话。试想，要不是日后最高司法机关的主动纠错，蒙冤者的冤屈被沉雪的难度可想而知。反之，在许霆案中，广州中院司法信息公开工作就相对到位，特别在一审判决后，案件经由司法机关和媒体广泛报道，公众借助这些海量司法信息催生了一场关于法律与民意之间的对话，最后，不仅实现了个案正义，而且公众在参与司法的过程中也提高了法治意识。［8］

二、通说的发展:从公众参与司法到司法信息公开

司法信息公开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参与司法，扩大了司法民主，提升了司法公信力。从司法信息公开到公众参与司法的单向逻辑俨然理论通说，这自然有其合理性，只是承认通说并不意味着固守理论。相反，在反思中理解通说、发展通说才是打开通说的正确方式，而时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实践困境恰好为我们重新理解司法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司法的关系提供了经验性视角和依据。(一)对单向逻辑通说的反思。首先，单向逻辑通说违背了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普遍的，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一个联系的整体，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9］521，“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9］492。而从司法信息公开到公众参与司法的通说仅是看到了司法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司法的促进作用，忽略了公众参与司法对司法信息公开的激励功能，这就人为地割裂了两者间的联系，使得两者之间更多地呈现出司法信息公开对司法公众参与的“输血”机能，屏蔽了公众参与司法对司法信息公开的“造血”功能;更多地展现出司法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司法的联系，撇开了公众参与司法对司法信息公开可能造成的影响，厚此薄彼的单向思维势必将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的关系推向不平衡、不协调的危险境地，这也从根本上背离了联系普遍性的哲学根基。其次，单向逻辑通说削弱了司法民主的动力机制。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本来都是推动我国司法民主进步的重要动力，其中，司法信息公开通过司法信息的透明让司法机关实施的相关司法行为和流程为公众所知晓，是为司法民主;公众参与司法则通过公众直接进入司法场域参与对案件的立案、起诉和审判等程序来彰显司法民主意蕴。遗憾的是，单向逻辑通说仅是看到司法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司法的推动作用，忽略了公众参与司法对司法信息公开的促进效用，这就意味着，在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关系场域中，将本是推动司法民主的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司法的双动力机制变为仅剩司法信息公开这一单动力机制了。最后，单向逻辑通说容易诱发消极后果。就公众参与司法而言，由于单向逻辑通说过于强调司法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司法的影响，司法信息公开极易获得在其与公众参与司法这一关系场域中的优势地位和支配作用，而公众参与司法的话语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日渐逼仄，直接后果是公众参与司法就会慢慢丧失其应有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对司法信息公开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而公众能否有序有效参与司法很大程度上受司法信息公开情况的影响甚至决定，一旦司法信息公开机制运行失灵，公众参与司法的境况面临极大威胁，而我国自上而下司法信息公开运行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使得这种境况发生的几率大大增加。就司法信息公开而言，公众参与司法是充满人情味的常识对机械化司法的对冲矫正，是人民常情、常理进入科层式司法场域的民主化努力，更是对长期处于行政化流程的司法信息公开运作情况的有效外部监督。遗憾的是，单向逻辑通说过分迷恋司法信息公开对公众参与司法的单向关系，客观上造成使得公众参与司法的角色日渐边缘化，公众参与司法很难或者不能为司法信息公开注入应有外部监督资源来督促司法信息及时、全面和准确的公开。时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选择性公开、不及时公开、信息公开无反馈等问题恐怕同此不无关系。(二)公众参与司法推动司法信息公开。对单向逻辑通说的反思使得我们重新审视司法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司法的关系，尤其是要挖掘公众参与司法对司法信息公开的可能积极意义，对此，首要就是公众参与司法能够倒逼司法信息公开的质效。一方面，公众参与司法检验并提升司法信息公开的“质”。公众参与司法并不是公众陪衬式地参加审判或者是在网络上对司法事务情绪性的发言表态，它必须建立在对司法信息充分且真实占有的基础之上。因此，那些打算占有或者正在运用司法信息来参与司法的普通公众对司法信息公开的情况就最有评判权，实践中，只要公众在参与司法过程中出现信息受挫，公众首先想到的就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司法信息公开有无问题，例如，是不是司法信息没有被公开?是不是司法信息公布的不完整或者有瑕疵?如果最后证实同相关部门的司法信息公开质量有关系，接下来，公众就会要求后者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司法信息公开状况，以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信息的知情权。这个意义上，公众参与司法不仅能够检验司法信息公开的“质”，还能够间接提升司法信息公开的“质”。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司法检验并提升司法信息公开的“效”。公众参与司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公众对司法信息“去粗取精”综合分析运用的过程。实践中，公众参与司法对司法信息公开保持着天然的敏锐感，只要司法信息公开不及时，公众参与司法所依赖的信息资源就会发出短缺“告急”信号，影响公众参与司法的效率，例如，公众在对聂树斌案发声时候，发现该案连最基本的判决书都没有公开，就会立马识别并反思该案司法信息公开不及时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公众找到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这其中既有可能是职能部门对司法信息公开的认识态度问题，也可能是司法信息公开的渠道不畅问题。对于前者，司法机关必须从思想上摒弃司法信息公开“麻烦论”认识，做到司法信息及时公开;对于后者，积极拓宽司法信息公开的渠道，让司法信息公开插上现代信息技术的“翅膀”，推动司法信息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让公众知情。

三、定位与构建:良性互动中提升司法民主的能力

公众参与范文篇7

公众参与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现代立法的权威来源于民主，而民主的实质是参与。在民主立法实践中，各级立法机关逐步实行开门立法广集民意。公众也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法律草案的公共评论、网络听证、立法调研等形式参与到立法过程中并取得了诸多成就。以近年来倍受公众关注的法律草案的公共评论为例，2011年4月，《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23万余条，创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在这些意见中，83%的公众希望提高个税起征点，改革原有税率结构，以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同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该修正案，个税起征点由现行的2000元提高至3500元，税率结构由9级调整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①在该例子中，一方面，立法机关在事前公开立法草案，并提供网络征集和信件邮寄两种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在立法过程中倾听、尊重民意;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参与立法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从表决通过的法律文本观察，公众参与对立法确实产生了有效影响。这一互动过程反映出当下中国对公众参与立法强调的是公众的有序参与，其目的是通过公众的有序参与使立法机关和公众在制度框架内共同有序地推动社会治理向民主和善治转型。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公众参与立法还存在着若干问题。我们认为，公众参与立法的主体虽然是公众，②但立法活动本身却是双向的，即立法机关和公众之间理性且有序的协作。然而，在公众参与立法的过程中却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部分立法机关权威有余、理性不足、垄断了立法话语权，未能给公众提供充足的参与表达渠道，并且在多元利益间产生冲突时缺乏有序的利益协调机制;另一方面，部分公众的法律意识、秩序意识、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不足，在参与的有序性方面未能达到维护社会秩序、遵守法律和程序规则进行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的要求。如此种种导致了公众在立法实践中或处于淡漠的被动参与，或陷于非理性的过度参与。这些问题并非孤立产生的，需要将其置于传统观念和制度的关联脉络中予以考察。在我国，虽然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传统随着近代革命的结束而遭到瓦解，但是传统观念却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立法的有序展开。第一，部分立法机关工作人员在立法活动中仍然存在着国家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观念，致使公众参与渠道流于形式。他们或者主张国家全能和公权独大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侵入并屏蔽社会领域中的公共表达;或者缺乏民主观念，把公众参与和立法机关引导对立起来，对民意置若罔闻，未能提供充足的参与渠道;或者把公众参与立法和社会秩序稳定对立起来，把正常的公众利益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而进行压制，怯于进行有序引导;或者将公众参与立法与行政权威管理相混淆，以行政权的管理逻辑代替立法权的民主原理，将公众视为行政活动中命令的绝对服从者，而非公共治理的民主参与者，致使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命令。第二，在部分公众的观念中或者存在对官本位观念、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的默认与忌惮而无力参与或不敢参与;或者对权威抱持依赖和崇拜心理，渴望清官治政而无心参与;或者对立法机关的公信力产生怀疑，突破法律与程序规则而过度参与;或者安于现状无所欲求，导致不愿参与或经过动员而被迫参与。传统观念是制度形成的重要渊源，同时也是制度实践的重负。在当代立法制度中仍然部分地存在着国家主义的迷思与羁绊。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制度设计方面，立法机关与公众角色的定位以及权力(权利)配置存在不当之处。以地方立法为例，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的体制从本质上讲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政府主导的体制，公众处于该体制的边缘地带。其中，地方立法听证制度被视为公众参与立法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但从是否采取听证、如何听证、到听证的议题与内容、听证的主持人、听证参与人的确定等都是由地方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决定，基本上没有给公众提供主动、自愿参与的制度渠道。这实际上是通过控制立法过程进而“预定”了立法结果。在这种情境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十分有限，何谈参与的有序性要求了;第二，在制度实践方面，除了因制度设计原因导致公众参与立法呈流于形式的现象外，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也是制约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主要障碍之一。现代立法本应是公众与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之间、公众之间就公共(多元)利益进行平等、有序博弈的结果，但是在实践中却时常转化为部分享有立法权的机关(例如某些行政机关)垄断立法权，将本部门利益披上法律的“合法”外衣，与其他部门争利，与公众争利。公共利益被部分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劫持，并通过立法的制度化形式进一步固化既有利益格局，而公众作为公共利益的承担者却被排斥在这一利益格局之外，无法获得有序参与利益表达、进而参与利益分配的机会和渠道。当然，我们同样认为不能简单的将中国传统法制和现代法治对立起来，脱离自身历史传统而盲目重构制度;也不能只看到陈旧观念对社会进步的阻碍，而忽视观念自身的演进及其在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不能全盘否定现有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而贸然推行制度的激进变革。在公众有序参与立法问题上，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破旧立新的巨大翻转，而是推陈出新的理性渐进。也就是说，要寻求一种能够平衡转型中国立法民主与社会秩序之间张力的有序参与模式。

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的基本模式

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总体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由公权力推进社会转型的必要性，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使公权力受到规制，以避免其与市场或私人利益结盟走向权力异化的危机。这就需要建立法治框架内的民主制度作为制约机制。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无法直接开放出民主制度与观念，但却蕴藏着“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资源。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就必须实现从民本到民主的治道变革，即从“以民为本”的统治策略转变为“由民做主”的治理方式。这就要求建立一种共享性权力结构，将公众的话语和权利要求嵌入国家公共治理的框架中，形成合作共治的格局。“共享性权力结构的基础是政府的公共性……在共享性权力结构下，公民和政府不是谁大谁小，或者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均以公共利益为依据，统一到公共准则上来”。［1］(P17)这种权力结构使公众和政府处于平等地位，并在寻求公共利益上获得一致，为二者的有序协作奠定了基础。该结构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充实了公众话语权，通过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形成施加实质影响而制约了公权力，另一方面，该结构并不排斥国家进行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而是通过国家对公众民主参与的认同和包容，增强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双向互动进程，它可以有效避免传统中国家主义对社会公共领域的侵袭，通过公众民主参与和平等共治打破官民对立的格局，化解社会秩序危机。具体到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层面，如果要达致有序进而有效参与的要求，立法机关与公众均须以公共利益为指向，进行双向、平等的有序合作。进一步说，中国公众有序参与立法应当采取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有序协作模式。该模式可以分解为两方面问题:一是(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如何进行引导，以利于公众在公共事务中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二是(社会)公众自身应当如何行为，以达到有序参与国家立法活动的目标。我们认为，首先，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应主要承担制度供给、保障参与秩序和做出理性回应的公共职能，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立法。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公民有序参与立法并不是要对参与加以管控，而是要求立法机关限定自身的权责边界，通过履行公共职能来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支持和公共服务，将公民参与纳入制度化框架，使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得到制度化解决。而这些公共职能必须以民主、秩序和限权为价值取向，主要包括:第一，在制度供给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科学制定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序和决策规则，保障多元利益格局中的每一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拥有平等的利益表达机会和改善机会。第二，在保障参与秩序方面，立法机关要通过立法程序的设置引导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立法过程。第三，在做出理性回应方面，立法机关应当以公共利益为依据，对公众提出的问题做出真实、合理的说明和反馈，不能敷衍、漠视公众的合理诉求，或者为维护部门利益顾左右而言他。其次，公众应当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立法。自觉参与是相对于被动参与而言的，它一方面指向公众对自身作为治理参与者的角色，以及对参与的民主宪政价值有着充分的自我觉醒和自我认知。另一方面指向公众对公共议题拥有敏锐性和责任感，能够自发的、主动的将公共议题“问题化”，而非一味依赖立法机关发现公共议题。自愿参与是相对于被迫参与而言的，它强调参与者面对公共议题时应当具有参与的热情和意愿，而非政治淡漠。正如科恩指出的，“从长远来说，民主的安全与稳定，归根结蒂要依靠公民们自己有参与的内在愿望，而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要求”。［2］(P19)自律参与一方面是相对于自利参与而言，它强调公众在参与过程中要保持自律的心态，从自利、偏私的个人利益中抽身出来，在与立法机关或其他公民进行理性论辩中开放出公共立场，寻求主体间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自律参与是相对于过度参与而言，它强调公众应当在制度框架内依法寻求参与渠道，在参与过程中应当避免情感卷入，达致理性、客观、包容他者、尊重秩序的适度参与。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既是公民权利的实践也是公民责任的承担。立法机关理性引导和公众自觉、自愿、自律参与相结合的模式明确了立法机关与公众的各自角色及其权力(权利)配置，有利于在互动中进一步发挥各自的功能。因此，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平衡转型中国立法民主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张力。

公众参与范文篇8

关键词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政府职能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经过“十一五”期间的发展，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加强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今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总书记再次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新提到重要的日程，并明确提出“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这是党和政府首次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结合在一起。群体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的优良传统。群众工作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和政治优势。但群体观念并不排斥公民观念或公民意识。公民个人的法定权利得不到保障，群体观念就会被动摇，群体也就会缺乏内在的凝聚力。换句话说，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和维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才可以真正实现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因此，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群众工作互为前提、互为依赖，二者体现于公众参与和党的群众路线之中。

公众参与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公众参与又称公民参与和公共参与，是指公众通过直接与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互动的方式决定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治理的过程。它强调的是在立法、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治理中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遵循“公开、互动、包容性、尊重民意”等基本原则进行双向沟通和协商对话。公众参与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公示、听证会、论证会、咨询会、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民意调查。公众参与来自于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选举民主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它是公民在政治选举之外进行利益表达、诉求反映、协商沟通和化解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

广义的公众参与是指公民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排除一切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增强社会与政府、公民与政府的合作，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它既包括狭义的公众参与，即公民直接参与到立法、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也可以是公众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发挥社会组织汇集民情、反映民意以及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命令的渠道作用，使社会组织真正成为沟通公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还可以指公众自身伦理道德素养的提高，成为真正的权利主体、责任主体、发展主体和价值主体，以一种道德自律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承担起公民个人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自觉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

就当前党和政府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和意义来说，我国的公众参与既强调其狭义，有强调其广义。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更多是为了配合政府做好社会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中介，社区为基础，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我们既强调公众参与的有序性和规范性，即明确公众参与的形式、领域和方式，将公众参与纳入到民主法治的建设当中，使公众参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逐步推进；同时又重视公民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建设，提高企业组织和事业单位服务社会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并且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民公共合作精神，构筑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是现代政府的应有之责，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和落实。

公众参与群众路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方式不同，但殊路同归。群众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群众工作。尤其在当前，我国社会分化加速，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凸显，能不能做好群众工作，协调好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处理好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对做好社会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去”。就社会管理而言，坚持群众路线也就是确立群众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深入并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这是因为群众路线当中包含了两个参与过程：一个参与过程是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汇集起来，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这是党和政府汇集民意，汲取民智的过程，也是群众间接参与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第二个参与过程是是党和政府将形成的思想和政策重新回归群众，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并在群众中进行实践和检验。这一过程既是党和政府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组织建设，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过程，也是群众再次间接参与到政策修正和监督的过程。这两个参与过程与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当中的公众参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后者是“正向参与”，即公民作为社会管理中的主体，直接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参与是公民的权力，是由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而群众路线是一种“逆向参与”，即决策者主动地、持续地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培养群众观点，调查和了解群众的福祉。群众虽然不是决策的主体，但却是决策的主角和管理的主体。在公众参与与群众路线之间，二者方向不同，但殊路同归。因此，确立公民主体地位，构筑创新社会管理的群众基础，必须加强公共参与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为此，可以从以下三点加强建设：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明确程序和原则，保障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现代社会主张“人民主权”和“主权在民”。公民是分散的、原子的个体，公民将权利让渡给政府，由政府代替全体公民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的公共权力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当中，即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对公共资源重新进行分配，达到协调利益，解决矛盾，实现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中应当以公共精神为导向，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避免公共权力“部门化”和“私人化”，防止公共权力成为部门和个人谋求私利的工具。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掌握着权力，是公共政策唯一的制定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易于神秘化和保守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应当增强行政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反映民众诉求和需要，让公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当中，回应、协调和满足公众的不同要求。这既是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宪法和法律的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既可以保证公共权力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又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维护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公众参与方面取得不少成绩，并明确提出加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但公众参与缺乏刚性的法律法规，缺乏明确的程序和原则，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二、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增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

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它是联结公众和政府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的“减压阀”和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社会组织具有表达、参与、沟通、协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掌控一切，社会控制严密，个人均从属于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整个社会刚性稳定。但是，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原有的“单位制”组织体系被打破，大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出现，再加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失业人员、流动人口和老龄人口的增多，大量人群沉积在社区，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因此，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服务社区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十分重要。一方面，社会组织不仅可以收集民情，汇集民意，把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反应给政府，进行有效地沟通和协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政府的政策、指示和命令传达下去，进行解释和贯彻。特别是在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性职能，向贫困弱势群体和特殊群体提供多元的、特殊的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社区老年人、残疾人和失学儿童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疏导、环境保护、卫生和社会治安防护等。目前，增强和改进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关键是要重点培育和监督各类行会和商会、各类公益机构和慈善机构、基层自治组织，使其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发挥群众自我协调和自我服务的功能。

公众参与范文篇9

1国外公众参与立法相关制度及特点

1.1美国的相关制度

美国最高立法机关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由国会行使立法权。在公众参与立法机制方面，其正式和非正式听证制度、地方行政立法制度、公众提案、社会专家协助制度都较具特色。

1.1.1美国州议会立法的听证制度

美国是联邦主义制度国家，意味着各州的立法程序和方法各不相同，总体来讲一般分别包含四个阶段：提出并起草议案、委员会审议、议院院会审议、议院交由另一院审查并由两院协商并递交州长签署。在委员会审议阶段是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主要阶段，公众参与的主要途径是参加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举行的听证会，该听证会将决定其议案的命运。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对和该议案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行取证，该行为被法律称为听证。按照惯例参议院和众议院会就一项议案分别进行一次听证会，一次为支持者召开，另一次为反对者召开。一项议案举行的听证会的数量取决于议案所涉及的利益关系多少和它的复杂程度、其他因素和时间上的安排配合等。

1.1.2美国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四种程序制度

美国的听证会源于英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美国除了议会立法外在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上还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其具体包括有四种程序：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混合程序和协商程序。正式程序是一种是发话的程序，多用于司法领域亦称审判型听证。包括有口头陈述意见和提出相关证据、相互盘问以及进行听证。在正式程序中，听证记录是制定法律法规的唯一根据，行政机关不能在听证记录以外利用其他的证据作为制定法律法规的根据。正式程序能很够很好的保护公众的权益，但由于该听证采取的是审判型听证方法，使得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证人的相互盘问上，大大的见地了立法的效率，导致行政机关的立法失去了灵活性和适应性。和正式程序相比，更具灵活性的是非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听证几乎适用于全部的行政裁决和议会立法。美国绝大部分的法规都是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非正式程序制定的。该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部分就是公告—评价。《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和紧急情况外，行政机关必须将其建议制定的法规草案或主要内容在《联邦公告》上公布，供广大社会公众了解和加以评议。混合程序在公众参与和程度上不完全采取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而是同时采用书面表达、口头表达和有限度的口头辩论等各种方式。混合程序的产生的原因是弥补前两种程序的不足之处。正式程序是为公众提供了充分的参与机会，但是其效率低下。就非正式而言，其程序简单有效，但利害关系人无权了解建议其中的法规事实根据，因此产生了混合程序。国会的立法、法院的判例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规则使得混合程序并不诸于单独的行政立法程序法典中。混合程序在公告评价程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透露有关情报、解释运用案卷材料的目的、答复相对人的意见、禁止单方面接触等。协商制定规章程序并非一个独立完成行政立法的程序。协商程序是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公告－评价”程序的补充，是在其基础上增加的一种程序设置。协商程序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行政规章都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制定，相比较正式程序和非正式程序和混合程序而言，协商程序的各个环节体现了对组织和从事谈判活动的技术与经验的较高要求，该程序的意义在于能够尽量的减少以后可能会产生的诉讼。

1.2日本的相关制度

日本许多法律制度都是仿效大陆法系国家而建立起的现代法律制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法律制度深深受到美国影响并得到较大发展。目前，日本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机制，其中都较具特色，有许多参考价值。

1.2.1公听会

日本的听证可分为两类：一是狭义的听证，二是公听会。狭义的听证适用对象是影响特定人的权利义务和行政处分行为；公听会适用于影响多数人利益的立法行为，其目的在于广泛的听取意见，使立法行为科学化、民主化。就日本的公听会而言，其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公听会和美国的正式听证程序比较类似。1.2.2提交意见书的程序在对地方立法有利害关系的公众可以提交意见书，提交意见书的目的和公听会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有效的保证立法的公正性和民主性。该程序中的公众参与的主体仅限于和拟定法规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该程序和公听会一样，没有统一的程序规则，取决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1.2.3咨询程序

概括来说，咨询程序是指立法机关原则上应听取其合议机制机关意见的程序，被征求意见的机关称为咨询机关。咨询程序的目的是使得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有识者的意见在地方立法中得到反映。咨询机关大都代表着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和特定的公益，如：私立学校审议会、自然环境保护审议会和最低工资审议会等。立法机关征求这些组织的意见，实际上是通过这些组织征求到各社会群体的意见。就咨询程序相对公听会中的个人意见的收集方式而言，咨询程序所征求到的意见应该说更具代表行，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公众参与的成本更方便了公众参与。1.2.4审议会审议会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专家参与立法的方法。它是由负责法规起草工作部门的部长聘请政府以外的民间人士组成的，通常这些民间人士是由退休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记者、行业代表等各方面人士来组成的。以这种广泛的征求意见的行动和姿态来达成各方面对法规内容的认识，从而获得对该法案的普遍支持。1.3国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特点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体现以下明显的特点：

1.3.1公众参与程序法定化且可操作性强

两国均普遍采取成文法的形式详细规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序和方法。美国、日本在统一行政程序法中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的做法使得公民严格依法参与地方立法，既有利于公民参与权利的实现，也有利于地方立法机构工作的顺利展开。

1.3.2参与方式的多样化

各国都为公民设计了参与行政立法的多种方式，分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一般采取审判式听证，即是正式程序。而在地方行政立法中，参与方式则更加的丰富，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参与方式。多样化的参与方式使得公民和地方立法机构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使得公民可以有效的实现公民参与权，更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地方立法机构的立法效率和有效的公平原则。

1.3.3重视公众参与的主动性

日本的提交意见书制度和美国的公告-评价制度，使得公众可以主动的参加进地方立法来，而不是因为立法机关的选择而被动的参与进来。往往公众参与的主动性越高，所指定的法规在将来的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就越小，从中可以看出重视公众参与的主动性的重要。

1.3.4重视公众参与的便民性和公正性

例如美国各州立法的听证会便是分散在各地举行，方便了没有时间和金钱参加的公众，如此之举便是便民性的特点之一。而分别召开的反对者听证会和支持者听证会便是为了使得地方立法做到最大的程度的公平合理性。

1.3.5为有效保障公民参与地方立法机构的实施

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了与参与机制相配套的其他制度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和《阳光中的政府法》规定了地方立法信息的公开制度，使得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权利可以得到很好地实现。同时，专家协助起草法律草案值得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公众提案权的实现。

2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现状

所谓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是指在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制定、修改、废止地方法规的过程中，吸收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程序，合法发表意见、建议和表达意愿的制度。目前，就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形式主要有：公民讨论、立法调研、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列席和旁听、委托社会力量起草法案以及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自2000年7月1日正式颁行《立法法》后，立法对规范立法活动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取得了长足发展，许多地方人大立法过程中都纷纷的敞开大门立法，采取多种措施保障了公众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立法建议涉及面虽然广，但主要集中在劳动、社会保障、房地产、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执法环境等多个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方面。公民讨论是由法案起草机关起草法案，对涉及地方全体人民利益具有重大的影响的法案，经由立法机关决定并在全区范围内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再由起草部门根据征求意见对法案加以修改，最后提交相关立法部门审议通过。以上海市为例，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时，坚持走群众路线，使立法能集思广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坚持走群众路线才能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且能更准确地反应社情和民意，具有较高的质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立法调研是对列入地方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案，常委会及有关机关组织人员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收集群众意见。书面征求意见则是将法案有针对性的性文件的任务。一些省市对于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做法是让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公印发有关利害关系人及相关专家，征求相关意见。基本上所有立法草案，无论在起草阶段还是在审议阶段都采用这种方式来让公众参与立法。座谈会上，包括主持人在内的所有参与人员均可自由讨论。一般不会对发言顺序、时间、次数做出限制。而论证会是就法案中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从科学性、可行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论证意见，必要时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得出论证结论。与座谈会不同，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只负责听取意见，一般不直接参与讨论、辩论。主持人在会后将听证会记录整理成听证报告书作为提交立法机关审议法案的参考资料。2000年，《立法法》把听证引入立法程序。对此，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等地都进行过公民列席和旁听立法的实践。委托社会力量起草法案，即立法主体或立法起草机关委托有关机构、组织或公民个人担任起草拟题交有关主体审议的规范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单独或联合以组织或个人的民意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3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不足

虽然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形式多样，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但与国外成熟的制度相比较，公众参与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3.1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欠佳

我国各类有关地方立法的条例对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城西均予以规定，但这些规定属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各种立法条例都在规则起草阶段规定了公民的参与，但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可能使参与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各地虽然都原则性的规定了公众参与立法，但对哪些法规的制定和修改要引入公众参与，通过什么途径参与并不明确。对公民的意见如何提交，地方立法机关如何受理并对待这些评论、反馈，评论期间长短等，都还欠缺具有可操作性的详细规定。

3.2参与程序呈现立法机关主导化过强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中，地方立法机关往往拥有很大范围的决定却，限制了国内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也影响了公众参与的公正性。诸如，在立法过程中需不需要公众参与，需要哪种程度的公众参与，用什么方法引导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听证制度中是否听证、如何听证、听证内容、听证参与人、听证主持人的确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部由立法机关决定。

3.3公众参与方式不够便民。我国幅员辽阔，行政区域划分范围较大，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往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

3.4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公众信息知情度欠缺

普通公众大都关注自身眼前的利益和对个人及家庭关系更直接的问题，对于长远的大局性的与个人生活似乎无关的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积极，对于这类的法案的制定也缺乏参与的热情。公众获取有关法规草案的信息有限，地方立法机关往往只公布草案而没有公布草案的说明和重要条文的解释，使得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信息不对称，有碍公众对法规草案的解读，也是导致公众缺乏对法案制定的热情。

4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上较为先进的做法，对于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制度的完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1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方式的改进

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程序规定得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不利于公众参与。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公众参与能否有效的实现。因此我国在参与方式法定化的前提之下，应加强对参与具体程序的设置，提高参与制度的可操作性。借鉴美国多种参与方式的程序，丰富我国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使用的程序，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有效的提高立法效率。我国幅员辽阔，为了使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民主化、科学化，便民的参与方式能使公众克服各种不便的困难。如一些公众，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民，要参加听证会是要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充分的调动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积极性，同时均衡公民权利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加强公众和立法机关两者间的互动。

4.2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配套制度

完善地方立法信息的公开制度。完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的公告制度。在公布形式上要多样，可以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闻媒体进行法案的公布；在公布的内容上要全面，不仅仅公开法规草案，还应当尽可能地公开草案的说明、重要条款注释等。完善专家参与地方立法制度。专家参与地方立法可以帮助普通的公众更好的实现参与权并利用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更好的为社会公众与立法机关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服务。

公众参与范文篇10

关键词：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影响因素

食品安全监管需要政府、企业、单位组织和公众形成“市场导向、社会共治”的格局，《食品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为社会各界参与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但目前来看，公众作为庞大的消费主体，其食品安全管理参与程度依然不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于2016年6—12月在昆山地区开展横断面调查，以了解公众的食品安全管理参与意愿和影响因素，为食品安全管理宣传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昆山地区2016年上半年建食品安全监管档案的餐饮服务单位（排除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集体食堂、企业单位等集体食堂），根据各乡镇餐饮服务单位构成，按比例分层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共选择140家单位作为调查点，于2016年6—12月在日间营业时间对各单位中具有独立消费能力（年龄≥18岁）且愿意配合的3名公众进行调查。1．2调查方法。通过查阅并参考有关文献、咨询专家等，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①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②食品安全知识和行为评价，共15题，均为单选。选项“经常”得3分，“偶尔”得2分，“从不”得1分，低于均分为水平较低，高于均分为水平较高；③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意愿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包括是否了解公众可以参与食品安全管理、认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渠道的多寡、对目前食品安全状况是否满意、对目前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是否满意等。1．3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入。运用SPSS19．0软件统计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中变量的纳入标准为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变量，检验水准为α＝0．05（双侧）。

2结果

2．1基本情况。共发放问卷420份，有效416份，有效率99．05％。被调查者年龄18～80岁，平均（36．9±12．0）岁。男性185名（占44．5％），女性231名（占55．5％）；以已婚为主，302名（占72．6％）；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56名（占37．5％），高中／中专102名（占24．5％），大专及以上158名（占38．0％）；职业中非食品相关从业人员305名（占67．9％）；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156名（占37．5％），3000～5000元170名（占40．9％），＞5000元90名（占21．6％）。2．2食品安全知识和行为评分。416名调查对象的食品安全知识和行为评价得分范围为17～39分（总分45份，最低15份），平均（29．09±3．85）分。水平较低199人（占47．8％），水平较高217人（占52．2％）。2．3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有272名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管理，占65．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食品安全知识及行为水平高低、是否了解公众可以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调查对象中，愿意参加食品安全管理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见表1。不同性别、是否已婚、不同教育程度、职业是否与食品相关、家庭收入水平高低、认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渠道较少或较多、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评价是否满意、对食品安全状况是否满意的调查对象，愿意参加食品安全管理的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2．084、1．592、1．696、3．117、0．256、0．145、0．470、3．292，P值均＞0．05）。将年龄、职业、食品安全知识及行为水平、是否了解公众可以参与食品安全管理和对目前食品安全状况是否满意为自变量，以公众是否愿意参加食品安全管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知识及行为水平较高和知晓公众可以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是影响公众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因素（P值均＜0．05）。见表2。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