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公私合作公众情绪共振研究

摘要：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环保领域公私合作项目日趋上升，其负外部效应导致公众负面情绪产生。基于共振视角，研究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邻避效应及公众情绪共振；结合“结构箱”理论，探究个人情绪与群众情绪孪生交织达到情绪共振；设计群体情境实验，评价情绪感染程度。研究表明，群体情绪对个体情绪具有放大作用，且不同群体规模情绪放大程度存在差异。从源头阻断、抑制发生及控制传播方面提出阻断对策，促进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整体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情绪共振；群体情境；孪生交织

1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邻避效应及情绪共振

公私合作项目被越来越广泛地用作国际发展合作中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2]。与传统的环境治理不同的是，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的唯一主体不再是政府，而是从传统的单一项目交互和合同管理转化为多元主体治理网络[3]，治理行动者在环境多层级空间具有多元化高度适应性[4]，促进了环境治理责任多元主体的共担[5]。在独立活动的同时，相互依存并共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环境类邻避设施潜在的和实质的风险引发环境治理项目规划地周围居民的抵触情绪和强烈反对，其中居民个体情绪与群众情绪的相互交织，使得负面情绪传播叠加，社会冲突频发。当公众的某种情绪逐步发酵成为社会的普遍情绪时，大多数人的共同情绪被激发出来，传播的负面情绪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当其达到足够的规模并产生社会共鸣时，构成“社会情绪共振”[6]。在互网络媒体舆论导向中，公众情绪与舆情事件同步波动生成“共振机制”，放大了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公众情绪产生震荡共鸣，舆论导向进一步深化为某种社会效应。

2网络媒体对公众情绪的影响

2.1网络舆情传播的放大作用

群众通过在网络媒体不断表达观点、释放情绪、关联互动产生社会影响，从而促成舆论的生成与发酵。在新媒体生态格局中，各个媒体对焦点事件进行不断转载和无限传播，不断放大信息和音量为公共议题[7]。特别是在原有邻避情绪的基础上，由于政府处理问题不得当，使得公众的负面情绪加深。在此过程中，自带情绪色彩和片面性的信息在网络场域中广泛传播，形成了政府、网络媒体、公众三方之间的多向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网络舆情传播对负外部性的放大作用，主要通过网络媒体场域下的社会放大站和个人放大站，其中社会放大站包括社会媒体、新闻网站、软件等其他组织，极易煽动公众的负面情绪和恐慌感。情绪在大幅度的不断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达到共振，最终造成舆情事件加速发酵与风险感知无限放大的后果。

2.2结构箱中的情绪共振研究

借助“结构箱”理论，应用于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引发的公众情绪共振方面的研究，探讨此类情形在“结构箱”中的形成因素以及事件形成的过程分析。结构箱包括政治、经济、网络等不同方面因素[8]，在其形成的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外部负效应带来的公众怨气不断积压，导火索的出现点燃结构箱中的怨气，引发多维因素相互碰撞致使群体事件爆发。2.2.1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负效应导致某一事件发生———导火索结构箱的形成因素越多，其不满压力越大，公众对于社会不满情绪的燃点就越低。一旦结构箱中以环境污染事件为导火索引起民怨群愤，燃点触发，个人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导致环境群体事件发生。例如太湖水污染事件，政府漠视群众生产生活状况，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公众环境利益遭受长期侵害，社会矛盾升级，情绪张力扩大，一旦偶发导火索事件就会引爆一场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事件。2.2.2政府处置问题不当———催化剂导火索事件发生之后，公众情绪波动较大，极易受到不法分子的恶意引导，产生偏激行为，政府处理事件的态度、方式决定其舆情事件的导向。若政府能够及时做出回应，抚慰民众不满情绪，便可熄灭导火索事件源头。若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较差，盲目掩盖事实真相，回避社会责任要点，则会催化民众负面情绪的积累 发。在原有邻避情绪的基础上，政府处置问题不当起到催化剂作用，使其政府形象与公信力受到严重损伤。2.2.3信息扩散，负外部性被放大———公众情绪共振互联网媒体的普及降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事件讨论的门槛，事由真实性缺乏验证，导致部分不良媒体通过文字游戏对信息进行包装，断章取义，使其信息失真。在舆论的不断传播下，群体多元观点的争鸣与多样情绪的发酵，个体情绪势能a与群众情绪势能b孪生交织，在网络媒体与群体认同的作用下，群体情绪持续传播与双向感染致使公众产生群养效应与模仿心理，公众情绪不断发酵演化产生情绪共鸣，每一个情绪传播节点都为下一个环节提供情绪势能，推动情绪势能螺旋上升到达顶峰造成情绪共振，如图2所示。2.2.4社会控制失败———群体事件爆发在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群体事件中，参与主体为保证自身利益，产生过激行为，群体事件升级。为防止事态蔓延，地方政府与企业暗箱操作，公众所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干群矛盾厚积潜伏。一旦事态发展超出公众心理预期和政府可控能力范围，环境治理群体事件爆发，事态发展将无法预计。此时公安部门与政府的控制方式、态度与时间在群体事件中起着重要作用。倘若防控失误便会导致社会控制的失败，使得最后一道防线崩塌，群体事件大规模爆发。

3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群体情绪测评实验

3.1实验假设

基于公众情绪视角，考察群体情景参与主体的情绪体验水平以及不同组群规模下参与主体情绪的差异性。结合Jakobs、Bruder研究，做出以下假设。3.1.1群体情景对参与主体情绪起到放大作用在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负效应的影响下，参与主体在群体情景中的情绪体验水平明显高于参与主体在个人情境中的情绪体验水平。3.1.2群体情境因素群体规模显著影响调查主体的主观情绪水平。不同群体人数对参与主体的个人情感体验水平有不同影响。组群基数越大，其负面情绪的共振效果越明显。3.1.3情绪感染因素受他人情绪影响程度、与他人情绪的一致性、对他人情绪评估，分别与个体情绪体验水平呈正相关。

3.2实验设计

在A地XX区域，政府下发基于公私合作模式有关建设的垃圾焚烧厂文件。建设初期附近居民情绪波动最大，以便准确了解公众情绪起伏的过程，实验主要调查对象是此区域附近居民。3.2.1随机选取附近居民200人次发放调查问卷1（单独情境下情绪调查）。3.2.2分组情绪调查。将填写问卷1的参与者聚集到附近居委会，并分为3人组、6人组和10人组。群体情景组的参与者充分讨论居住地附近建立垃圾焚烧场会对生活带来的影响（讨论时间30min），并总结发言。3.2.3群体讨论后情绪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其包含了8种情绪词，其中4个是正向情绪词，4个是负向情绪词。整理汇总有效样本数据，利用SPSS25.0对有效问卷数据做信度分析，验证调查问卷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如表1所示，分别对4个正向情绪词与4个负向情绪词进行合并，结果显示其Cronbach'sAlpa值均大于0.70，表明调查问卷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较好。如表2所示，该份关于环境治理公私合作公众情绪共振问卷的KMO值为0.782>0.7，p值为0.000<0.05，表明此量表的变量间存在相关性。通过比较4个情景组情况的总体均数之间的差异，判断各组观察值具备独立性，服从近似正态分布。3.2.4总体心情得分在不同分组情况上的得分差异。为研究总体心情在分组情况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其在分组情况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由表3可得，p（总体心情）=0.000＜0.05，F=43.775，表明总体心情在分组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在10人组的人群的总体心情评价水平最高。相比个人情景，在群体情景下，参与者不满情绪更高，假设1成立。3.2.5负面词评价在不同分组情况上的差异。为研究负面词评价在分组情况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其在分组情况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由表4可得，p（负面词评价）=0.000，F=234.647，表明负面词评价在分组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且6人组的人群负面词评价水平最高，且均高于个人组。群体情景中的群体规模不同会对参与者个人的情绪体验水平的影响不同。情绪规模越大，个人情绪水平越高，假设2成立。为研究情绪感染因素与个体情绪体验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运用皮尔逊积差判定相关强度。由表5可得，情绪感染因素与个体情绪体验水平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4以下，表明情绪感染因素与个体的情绪体验水平存在显著的低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情绪感染因素与负面词评价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在0.4～0.7，表明情绪感染因素与负面词评价之间存在显著的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受他人情绪影响程度、与他人情绪的一致性、对他人情绪评估分别与个人心情、负面词评价有正相关性，假设3成立。研究表明，群体情景对参与者情绪起到放大作用，个人情绪体验在群体情境中体验更加强烈。群体情景中的群体规模不同对参与者个人的情绪体验水平的影响不同，群体规模越大，个人情绪体验会有上升的趋势。情绪感染因素与个人情绪体验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说明个人情绪在群体事件中受他人情绪感染，公众情绪极易产生共鸣，达到情绪共振。

4阻断对策分析

通过分析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引发的公众负面情绪，探究情绪共振效果，以寻求强大的情绪疏导能力，提出阻断对策抑制此类群体事件发生，从而达到完善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目的。因此，结合“结构箱”中的事件形成过程，针对每一阶段提出有效治理对策。

4.1阻断“结构箱”形成

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建立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绩效评估考核机制，加大项目监管力度，根据评估结果和合同进行价格调整或补贴，促使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并进行监督，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监督机制。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强化法制创新，厘清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在运作过程中的法律冲突问题，营造项目稳定权威的法治环境，构建国家环境安全审查机制，为法律法规体系的完整提供强有力保证。

4.2抑制“导火索”发生

树立风险预警意识。消除绿色环境欠账，充分重视公众利益，贯彻环境治理理念于日常管理范式的点滴细微之处，切实增强公众幸福感；疏通民意反映渠道，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协调社会利益纠纷，有效引导舆情控制，推进政治民主。推动公众积极参与。加强群众指导服务，支持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行生态补偿制度，强化公众服务功能，发挥群众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3减缓“负情绪”共振

规范媒体传播制度。聚合公众情感，规范数字媒体市场机制，建立有效可行的舆论扩散管控制度，加大打击谣言力度，归咎信息传播社会责任，构建事前共同预防、事中协同处理、事后总结经验的处置体系，共建健康、文明、绿色的网络环境。健全生态保护机制。发挥各级政府环境资源与生态优势，强化环境治理经营管护环节，完善资源市场运作机制；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修护，合理配置资金、技术、资源，健全生态系统保护与补偿机制，促进环境治理公私合作项目整体式可持续发展，实现项目价值增值。

作者：任志涛 郭亚 冯亚坤 姜兆胜 方大伟 单位：天津城建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