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学报范文10篇

公安学报范文篇1

关键词：警务化管理；学生；个性发展

一、重视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协调发展的必然性

1.1警务化管理的意义公安院校是为我国的人民警察培养后备人才的院校，作为武装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各个公安院校一定要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整个人民警察队伍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在各个公安院校在进行日常的文化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建立一套系统的警务化管理制度。警务化管理对我国公安院校的长期发展，为我国培养合格的人民警察，提高我国人民警察的总体水平有重要意义。

1.2警务化管理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前提警务化管理对于加强对公安院校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公安院校要培养适应时展的预备人民警察，因此他们从入校的那天起就受到警察理念，警察思想的熏陶，这样的环境下使学员更能够塑造出学员的警察意识，使他们更能够坚定自己人民警察的立场。实行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始终保持优良的职业作风和保持严格的纪律性，经过长期的警务化管理，能够使学员在以后的工作中自主的保持自己的纪律性，形成了忠诚、坚毅、吃苦耐劳的警察品格。这是警察院校与其他普通院校在管理方面的最大的不同点。公安院校有其行业特点，所以在警察院校进行警务化管理的同时还要注重学员的个性发展，在警务化管理的前提下为学员提供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为学员提供展示自己个性的平台。有时候，学员的个性发展违背了警务化管理的要求，这就需要学员的个性发展服从于院校的警务化管理，要让警务化管理去约束学员的个性发展，没有警务化管理的个性发展，就会使学员失去严明的纪律性，失去警务化管理的意义。

二、正确处理好学生个性发展与警务化管理的辩证关系

2.1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管理，它通过对学员进行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为学生营造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的校园环境，提高学员的警察素质的培养。这种管理模式并不等同于封闭办学。我校长期以来通过开放办学，使得院校的教学质量，教学效率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都明显提高。我校与多个单位建立实习基地，其中包括深圳。通过实行学警结合，校局互动的办学模式，让学生实践锻炼中培养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个性发展，发挥学生个人的潜能搭建平台。通过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学习公安人员的工作方法，有利于提高学员的警察职业技能的提升。

2.2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严明的纪律，强调集体行为的统一规范，强调制度条例的约束等，这对于学生个性的彰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现代高等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突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因此，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需要创新机制，将纪律的规范性、行动的统一性、行为的约束性与培养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警务化管理主要通过队列操课、一日生活制度、请销假制度等载体来体现，并且通过经常性的检查来贯彻落实。在某种程度上，警务化管理容易导致学生自我管理的弱化。因此，学校在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中，十分注意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让学生在警务化管理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校团委和各大队建立了如督察队等学生自治组织，让学生参与到警务化管理中来，充分发挥学生在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在警务化管理中体现学生主体性，使学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加明确学习目的，自觉性更强，更能有效地自觉进行警察意识的培养和锻炼。其次，积极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精力有宣泄之道身心有释放之所。所有这些，都使学生的个性和特长有发挥之地，同时自身的组织策划宣传发动使学生在逻辑思维言语表达文字写作特长技能等才能在活动中得到全面调动提高。

2.3社会发展、竞争激烈、学业压力、艰苦警训等带来学生一系列心理问题，在严格的警务化管理面前易感到更大压力，以至违反规章，所以我们在严格在警务化管理同时，建立关怀、人文管理意识。管理要有针对性，要深入学生内心，同时把学生看作是同学、朋友进行平等交流、对话。让学生从管理中学会服从，学会尊重人，学会处事的方法原则，这不是不讲管理原则，而是严格管理的另一面。学生从学校接受到管理严格无情的一面，又接受到管理宽怀感性的一面。公务员之家

在公安院校强调严格管理的同时，更要充分注重学生个体发展，坚持警务化管理与个性发展相统一，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体发展在公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不是对立而是完全可以统一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一种综合性人才，他不仅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智能素质、社科人文素质、个性心理素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创新和完善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机制，在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发展的和谐统一中培养创新能力，适应培养公安高级专门人才的需要，是公安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卓.从几件小事看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教育研究，2007，（10）.

[2]裴仁昌.也谈警务化管理与学生发展.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5）.

[3]韦志兆.论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性发展.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

[4]胡宇南.浅论公安院校学生警察意识的培养.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4）.

[5]陈小冰.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与学生个体发展.江苏警官学院学报，第21卷第6期.

公安学报范文篇2

关键词：互联网+；电信网络诈骗；困境；治理

1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实施的电信诈骗越来越职业化、高科技化，甚至形成了相互合作的若干产业链，增加了打击的难度[1]。互联网1.0/2.0时期，依附于互联网的诈骗犯罪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物理性，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不限于物理条件，呈现涉案人数众多、被害人众多、技术智能化、地域跨度较大等负面特点，治理效果差强人意。当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仿佛成为了一百三十多年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所论述的那种“几乎没有危险，工作量最少，经济报酬优厚”的犯罪勾当。根据“互联网+”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特点，也困于现实治理的窘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必须转变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第一、完善立法解决电诈争议；第二、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多个部门协调联动，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第三、打击电诈亚文化，重点预防，三管齐下，从而达到全民反诈的高潮态势来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2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中国电信网络诈骗分析报告》中的得出：仅在2015年此一年，电信网络诈骗涉案人员将近60万，经济损失高达222亿元。2017年之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率有所缓和，同比下降了6.1%，造成群众财产损失也有所下降，群众财产损失为120.1亿元，同比下降29.1%。虽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发生率较于2015年的峰值点有所下降，但涉案财产金额仍然触目惊心，多发态势依然严峻。2015年6月，我国建立了以公安部为主的，包括23个部门及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诚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因电诈犯罪不再局限于物理条件，具有高度的智能化、技术化、隐蔽化、多样化等特性，当下的治理措施要想根治电诈犯罪却有些捉襟见肘。应对新型网络犯罪常态化，最合理的措施必然是要将网络犯罪治理前置到犯罪前端，减少犯罪的发生[3]。通过转变电诈犯罪治理思路，将治理重心置于前端预防并采取多元治理手段，将以往的“打击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且针对我国实际国情及电诈犯罪特点“扬长避短”，由“一元打击”转变为“多元共治”，从犯罪根源着手，打烂电诈犯罪滋生温床。

3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困境

3.1立法设宽泛化导致电诈犯罪立案、管辖难

（1）电诈犯罪立案金额下限高，“微骗”不立案2016年我国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公私财务价值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则分别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根据《意见》关于诈骗金额的规定，可以清晰得知我国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立案金额下限为三千元，如涉案金额未达到三千元，则导致公安机关对于“微骗”不予立案。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人们总认为该罪一定属于涉案金额巨大的犯罪类型，动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但根据实际数据分析，在一起电诈活动中，多数被害人损失财产不到三千元，小额电诈在整体电诈犯罪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些被害人寻求公安机关帮助，想追回其被骗财产，但事与愿违，根据法律规定，涉案金额不到三千元，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导致了“微骗”行为频发。虽然电诈犯罪金额可以累计，但因电诈犯罪的高度隐蔽性以及证据难收集性，警方无法将许多“微骗”行为联系到一起，甚至因缺乏证据对那些多次实施“微骗”已然构成量刑标准的犯罪嫌疑人束手无策。小额的电诈行为，容易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也让被害人觉得金额较少无法立案，疏于向公安机关提供有益线索，从而导致电诈犯罪行为愈发猖獗。（2）管辖权分配不明，侦查效果不佳《意见》明确规定：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犯罪结果发生地及行为发生地所在地区的公安机关均可以行驶管辖权。此外，若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均不同，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所在公安机关也有权力实施管辖。根据《意见》所得，对于电诈犯罪，实际拥有管辖的公安机关包括三类：处于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事实上，“互联网+”背景下的电诈犯罪已然突破了物理时空界限，跨区域特征越发明显，多数电诈犯罪都是跨地域发生——其犯罪行为发生地、结果发生地、嫌疑人居住地均不相同。法律规定的初衷本意是好的，为了更方便打击犯罪，但事与愿违，当多方拥有管辖权，要么争夺管辖权，导致管辖过剩，要么都不管辖，导致管辖真空。法律虽然对多方管辖进行了规定：可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但指定管辖因程序烦琐、耗时繁多、过程复杂等原因也成了影响打击电诈犯罪的重要因素。实践中也缺乏指定管辖的指导性意见和正式标准[4]。无论是管辖过剩抑或是管辖真空，管辖权的分配不明将影响权力的运用，不利于打击电诈犯罪。

3.2警力资源有限办案难

近些年来，一些不法分子纷纷转移地点，将遥控指挥犯罪的中心转移到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端技术，使得犯罪行为愈发隐蔽，犯罪活动愈发猖獗。例如不法分子身处境外，在境外租赁网络服务器，搭建网络诈骗平台，使用VOIP、GOIP等多种网络技术手段，任意修改网络IP定位，任意修改来电显示，导致公安机关通过现有手段对其很难定位，极大增加了抓捕难度。此外，诈骗人员在骗得赃款后，赴境内外各城市、地区将赃款转移至多个不同账户，通过ATM机或地下钱庄提现，从而使得境外电信诈骗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分离、犯罪人员与被害人分离、犯罪所得能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迅速提现，欺骗性和隐蔽性显著增强[5]。这种犯罪行为发生地和操纵犯罪行为地分离，并且是跨越了国家，给公安机关侦破此类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目前，我国警察人数约为170万，占总人口的0.125%，相比之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察和人口的比例为：美国1:460，日本为1:500，英国1:414，法国1:630，就连一些不发达国家的警民比例也大都在1:1000以下[6]。我国警察总体人数不少，但是相对于整个国家庞大的人口则显得捉襟见肘。目前对于大规模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因犯罪行为发生所在地警力不够，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此案件的模式是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抽调异地公安协同调查，合力侦查。但是抽调人员并非是长久之计，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其手段繁多，技术智能化，涉及环节多，要想侦破此类案件必定耗费大量精力，无论是警力抑或是物力，都将会给公安机关造成极大的负担。即使对于数量众多的电诈犯罪，公安机关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经费与编织去解决此类案件，所以完全依靠警力去打击此类案件无疑是杯水车薪。

3.3电诈犯罪涉案财产损失挽回难

截止到2020年，所有电信诈骗案件中，电信网络诈骗已占据全部案件的85%，上升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依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升级，杀猪盘、淘宝刷单、直播诈骗、虚假二维码、木马链接等。目前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流行的手段为GOIP，GOIP可以同时操作上百部乃至上千部智能手机，实现移动信号和网络信号的无缝转换，不法分子利用GOIP同时操作上百部智能手机，甚至身处境外远程操纵。相关的黑色产业链的合作大都在网络平台上运行[7]，这种非接触式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论是调查取证抑或是抓捕，都需要警方相较于传统犯罪耗费更多的时间。对于电诈涉案财产的挽回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抢先在犯罪分子转移涉案财产之前将其止付，否则就如同大海捞针，茫茫无际了。比如2016年发生的“徐某玉被骗案”，此案经最高检公安部挂牌督办，仅耗时七天便告破此案，但此案主犯陈某辉却将诈骗所得财产挥霍一空（打赏给网络女主播）。虽是个案却可见一斑，电诈犯罪分子普遍认为“来钱容易”、“来钱快”，便导致其肆意挥霍被害人财产。每当公安机关抓捕到电诈犯罪嫌疑人，往往也只是“人在财空”，诸多因素导致电诈涉案财产挽回难，无法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而对于电诈犯罪的被害人，其往往更重视被骗财产的止损，涉案财产挽回难不仅影响被害人的正常生活，也降低了被害人对公职机关的合理期待。

4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机制

（1）完善立法，解决电诈争议问题从刑事领域来看，应当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电信诈骗网络犯罪单独入刑[8]。对于电诈犯罪没有单独罪名予以规制，不仅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难以对电诈犯罪进行有效打击。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法分子借助互联网漏洞实施犯罪的行为将会持续增加，以往的诈骗犯罪对于物理性诈骗的打击效果较好，但因电信网络诈骗因借助互联网技术的独特性，其犯罪智能化、专业化、隐蔽化。通过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专门规定电信网络诈骗罪，对其单独量刑，彰显了国家层面对此类犯罪打击对决心，震慑不法分子。对于《意见》中规定的电诈犯罪最低金额立案标准应当下调，对于立案金额调整之后还不符合标准的“微骗”行为，警方也应当予以记录。通过对最低立案金额的调整可以扩大电诈犯罪的线索来源，将多个案件线索集合化，有助于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此外，警方对“微骗”行为如实记录，也可以增加被害人对公安机关的信任感，提升公民的安全感。公民相信公安机关，也会主动将所知案件线索告知公安机关，有助于公安机关开展行动。最后，通过“微骗”立案也对电诈犯罪分子起到了威慑作用，保障公民不受电诈犯罪的侵害。对于电诈犯罪管辖权的争议也应当予以明确。《意见》中规定了多地警方都有权对电诈犯罪予以管辖，但事实却容易出现要么抢着管，要么都不管的窘境。为了避免部分公安机关人员推诿扯皮，也为了避免部门公安机关人员以权谋私，应该明确“被害人报案管辖”机制——电诈犯罪的被害人向那个公安机关报案，就由该公安机关予以管辖，以达到对被害人财产快速止损的目的。此外，“被害人报案管辖”也同样符合《人民警察法》的立法精神，《人民警察法》规定了人民警察具有“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的职责，公安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对被害人受损财产予以及时止付，减少被害人财产损失。当下电诈犯罪呈现产业化、链条化趋势，需要犯罪分子多方合作，涉及多个环节，包括但不限于：“水房”、“话房”、“菜商”、“卡农”等。电诈犯罪诸多环节的顺利运转正是由于电信、金融机构、个人信息处理业者等的纰漏，由于上述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的过失或故意助长了电诈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导致了被害人财产的损失。如果能够责令电信诈骗实施客观上所借助的电信、金融机构、个人信息处理业者，为其在电信诈骗实施中存在的过失或故意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既能实现对受害人的损害救济，也能倒逼上述主体积极地履行相应防范与管理义务，从而有效预防电诈犯罪的发生[9]。通过完善立法对电诈犯罪相关行业责任主体确定赔偿机制，一方面有助于责任主体提升自身监管能力，自发地进行监管更有助于弥补行业电诈漏洞；另一方面，因大多数涉案金额难以追回，通过赔偿机制弥补电诈被害人损失，维护被害人正常生活质量，遏制电诈猖獗趋势。（2）转变电诈犯罪治理观念，多元共建有效治理“互联网+”背景下电诈犯罪相较于传统诈骗犯罪具有多种新生特点——如涉案人数众多、被害人众多、技术智能化、地域跨度较大等。传统的“单一打击”治理犯罪模式对于该种新型网络犯罪已然捉襟见肘，转变“多元治理”治理模式势在必行。过往电诈犯罪治理工作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虽然政府可以增加公安机关电诈治理资金，扩充反诈公安人员编织是打击电诈犯罪活动的一个方法，但该方法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且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对于当下高发的电诈犯罪活动，不能仅仅依靠公安机关打击治理，应当实现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电信机构等多部门协调联动，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根据“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每个公权力部门都有责任去预防治理电诈犯罪，有义务去抵御电诈犯罪对于普通民众带来的风险，减少电诈犯罪活动的发生。在我国，公安部门既是治安行政机关和刑事执法机关，依法承担社会治安责任。《人民警察法》规定：人民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责任。基于法律规定及公安机关的特殊性质，其在多部门协调联动中应起到主导作用，积极协调其余部门，最大程度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整合多方资源治理电诈犯罪。地点导向警务（Place-basedPolicing）实证研究表明，在小范围地点内投入警力打击犯罪，不仅比散布警力打击高效，还更可能促成犯罪控制效益的扩散，而不是犯罪的移转[10]。运用公安刑侦技术，联合金融部门监管职能，电信部门大数据技术支持，以挽回被害人损失财产为导向，对重点地区持续开展重点整治，多方合作深度打击电诈犯罪，适用全封闭打击体系，让电诈犯罪分子无处可逃。金融机构作为被害人损失财产和电诈犯罪分子“中转站”，决定了电诈犯罪分子能否将被害人财产成功转移。金融机构作为被害人财产止付的最后一道屏障，其作用不言而喻。对此，金融机构应该优化网络交易机制，采用“延期转款”服务遏制诈骗财产转移。在通常情况下，被害人被骗之后通过金融机构将钱款转移到不法分子指定账户上，不法分子随即将钱款提现，金融机构支付系统可以通过延长转款时间从而有效遏制诈骗结果的发生。当被害人将钱款转移至金融机构，被害人当对本次转款存疑时可以主动选择延期转款服务，自主选择延期时长。如果被害人在延期时长内发现自己被骗，可以主动向金融机构申请撤销此次转款。此外，金融机构亦可根据大数据技术排查支付风险，当金融机构通过大数据排查后发现某笔转款异常，则也可主动适用延期转款服务，在延期转款期间，由金融机构联系转款人和公安部门予以沟通排查。金融机构在保障用户个人隐私的基础之上，配合公安部门工作，对频繁转款账户予以监管，采取延期转款服务，积极主动联系公安部门核查情况，保障公民财产安全。电信网络是电诈犯罪实施的必备工具，对电信网络设备予以严密监管，犯罪分子即使手段在高明，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1年我国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运营商和电信部门要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对移动电话号落实一号一实名制度，对于不符合相关资质的电话卡零售网店一律取缔，对申请移动终端设备的个人或单位予以详细记录并建立全国联网档案制度，做到一件一录，件件可查。电信机构还应加强移动终端市场监督管理，加强对伪基站等电信设备的监管力度，对不符合规定的相关部门严厉管控，建立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库，积极主动配合公安机关、金融行业相关工作。此外，电信部门还拥有先进的网络技术，可以抽调部分网络技术人才到公安部门和金融机构予以借调交流，提升电诈犯罪治理质量，降低治理成本，建立信息网络技术支持常态化机制，协同打击电诈犯罪。形成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合成作战、快速反应、整体联动”的整体架构[11]。转变电诈犯罪治理观念，通过公安部门主导，金融机构，电信部门协调联动，三管齐下，进而实现电诈预防共建共治制度，深度治理电诈犯罪。（3）打击电诈亚文化，源头治理重点预防源头治理电诈需加强受骗群体预防观念。无论是传统诈骗还是新兴的电信网络诈骗，其行为方式不外乎不法分子采取欺骗的手段诱使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被害人在错误的认识下错误的处分了财产。要想从根源处预防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是关键的一环。电信网络诈骗技术虽然会随着互联网的更新而翻新，但在某一地区，某一时间段内，其犯罪手段还是受制约的，不可能一种方法使用完毕之后就放弃，对于一些使用过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依然要加强宣传防范力度，不仅仅是对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宣传防范，对过往诈骗手段也需要大力宣传防范。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宣传单等等，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采取其最适宜接受的宣传方式，对各个阶层的人士实施全方位式、全覆盖式的宣传。比如对于在校大学校可以在朋友圈采用转发防诈骗知识集赞换取礼品；对于社区人群，在社区明显位置公布诈骗套路解析等等。新闻媒体在宣传防诈骗知识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应予以配合，积极提高自身的防诈骗意识，做到“三不”（即“不听、不信、不转账”），在提高自身防诈骗意识的基础上，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新闻媒体参与社区防诈骗知识的宣传，使防诈骗知识走“群众路线”[12]。此外，人民群众不仅是反诈知识的接收者，更是反诈知识最好的传播者，要充分借助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于电诈针对的四种高发人群（在校大学生、农民工、居家人群、农村群众），其亲朋好友甚至是小区业主、村里民众都可以成为反诈知识传播者，呼吁人民群众随时随地普及反诈知识，建立反诈知识普及奖励机制，对于取得一定影响的群众要及时奖励。通过全方位的防诈骗措施，让不法分子无处下手，从源头解决此类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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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丰.论我国电信诈骗立案管辖的困境及应对策略[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2）：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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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武胜伟.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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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新宝，葛鑫.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电信诈骗综合治理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5）：42-49.

[10]大卫·威斯勃德，科迪·W．特勒普.地点导向警务模式的效率性[M].金诚，陈韵汝译，人民出版社，2012：9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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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学报范文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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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材建设；治安学；问题；对策

Abstract：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isoneoftheimportantaspectsofcoursesconstructing,basingonitsstableteachingorder,increaseteachingquantity,guaranteethetalentedpersoncultureassignment.Thecurrentpublicorderadministercourse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sveryfast,buttherearesomelacksstill:thetotalframedisfigurement,notenoughtotheteachingmateriallevelofstructuredistinctiondegree,notenoughtotherealisticproblemsresearch,intersectandrepetitiontotheteachingmaterialcontents.Wecanintensifythepublicorderadministercourseteachingmaterialthroughmanyways:classifyingtheteachingmaterial,delaminatingtheteachingmaterial,enhancingthecase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sandcreatingtheintegralteachingmaterialmode.

Keywords：Teachingmaterialdevelopment;Thepublicordersubject;Problem;Strategy

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像治安学这种新兴的学科来说，其意义更为重大。本文从治安学出版的教材入手，加以系统归纳和评述，以期比较全面地反映治安学科教材的出版现状，希望就此抛砖引玉，以推进治安学科整体的完善和发展。

一、治安学科教材建设的阶段性回顾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治安学科教材与著述的启蒙

20世纪初叶，清政府在学习西方治安新法、创办警政的同时，即开始筹办警察教育，当时清政府编辑出版了大量有关治安管理的书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东西方各国的治安管理制度和警政理论。其中不少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例如，作新社编译的《警察学》、汤化龙的《大清违警律释义》、汪有龄的《大清违警律论》、郑宗楷的《警察法总论》、钱定宇的《中国违警罚总论》、李士珍的《警察行政理论与实际》等均是具有较高水准的治安学学术著作［1］。

（二）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前——治安学科教材建设开始启动

20世纪50年代治安管理理论研究有个小高潮，出了一些教材，主要是关于户口管理方面的，如《户籍管理常识》、《户口管理工作教材》、《户口登记工作教材》，或是关于治安保卫和消防工作的，如《派出所工作教材》、《民警治安工作概要》、《做好农村治安保卫工作》、《群众消防》、《消防工作教材》等等。随后六七十年代由于“”，治安学业务教学和研究一度空白，特别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禁锢甚多，导致治安管理的理论研究进展缓慢以及教材建设的滞后［2］。

（三）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治安学科教材建设开始发展

1979年，在全国省公安局长会议上，提出“组织力量编写教材”。随后，1980年8月，全国公安院校工作座谈会决定，编写公安业务统一教材，分公安工作概述、政保、经文保、治安、刑侦、预审、劳改和劳教等八门教材。之后，又有几本治安管理的教材相继问世，如，1984年6月原西南政法学院公安业务教研室编写了《社会治安管理学》，这是第一次赋予治安管理以“学”的称呼，成为治安管理从经验总结、单纯阐述业务知识向系统化理论研究转变［3］。

（四）20世纪90年代至今——治安学科教材建设开始繁荣

1998年教育部重新调整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其指导思想是使培养对象具有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知识与对社会需要更强的适应性。在此背景下，本着“厚基础、宽口径”的原则，同时在学科专业建设方面打破原有治安管理与保卫工作之间的界限，使所设课程更具有科学性与综合性，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公安大学将治安系原有的治安管理与安全防范专业合并为新的治安学专业，加强了原有两个专业之间在教学内容方面的融合，同时，在治安学本科专业下面设立了涉外警务、治安管理、安全防范、交通管理四个柔性专业方向，以此为契机，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编写和修订了一批教材，如李健和教授主编的《治安管理学总论》、张惟诚教授主编的《安全防范技术》、熊一新教授主编的《治安管理学》、郭太生教授主编的《事故对策学》、陈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治安系》等，在质量与体系方面均有较大的提高与发展［4］。

二、治安管理学教材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治安教材建设总体构架缺陷明显，未确立好学科体系的辩证逻辑主线

从我国治安学科建设的发展历史来看，治安学科基本上是以治安管理学为立足点来构架治安学科体系的，以治安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组织机制等内容构成治安学的基础理论，以户口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公共场所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案事件管理等具体业务为分支理论而构成的学科体系。这种理论构架为公安业务部门所欢迎，但这种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使得治安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先天的缺陷，将治安学学科体系混同于治安管理的业务体系，使得治安学教材体系无法形成内在逻辑性的结构体系，造成的后果就是教材理论性不强，更像是法律法规的罗列或是工作指导手册，起不到教材应有的前瞻性和启示性以及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预示性。

（二）教材层次区分度不够

虽然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教材是针对不同学历层次、不同职务或者衔级的培训而编写的，但实际上所编写出来的教材在内容上的层次要求是不明显的。就学历教育的教材而言，大专、本科各层次所使用的教材(作为公共基础课用的教材)从章节结构到内容基本相同，要说有所不同的话，主要是某章或者某节在选择的内容多少有所差别，上下一般粗，本科教材讲什么，大专教材也讲什么。现在治安学专业已经开设硕士研究生教育，但是相关教材还没有。

（三）操作性研究受业务局限，对很多现实问题研究不够

公安院校治安业务教学现行的通用教材，基本上是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公安部组织有关公安院校编写的。往往是采取松散式或者是自由组合的方式，由某所学校牵头，自由组织一所或几所学校的有关人员参编，参加教材编写的人员绝大多数是从事治安管理学科理论研究或者教学的理论型人员，从事治安管理实际工作的人员很少参编。故编写出来的教材难免会有与实际不相符的地方。

（四）教材理论性不强，操作性也不强，出现两头弱化现象

或许是因为治安管理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时间不长，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所编的教材的理论深度也不够。现在的治安管理教材中的原理的理论阐述比较简单，显得比较单薄，明显过于浅易；同时治安管理教材的实用性、操作性不强也是客观事实，虽然也讲到一些相关的方法、技术，但大多是原则性地介绍，缺少对问题解决的方法、步骤、要求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具体介绍，故学生学习后往往只是知道内容的大致轮廓和解决问题的大致思路。［5］

（五）内容交叉重复

现行的治安学教材存在着教材名称彼此相互涵盖或交叉，基本概念的内涵定义不确定，分支学科的内容划分周延性不足，研究范畴交叉重复，甚至相互矛盾，理论判断大多为经验性，缺乏理论基础。例如以《治安秩序管理》命名的课程及其教材，在整个治安学的学科体系中是作为一门主干课程设置的，但教材却没有自己独有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与治安管理学、特种行业管理、治安案事件查处等教材是交叉重复的，使人感觉就是一些治安管理经验和制度规范的堆集。并且在概念体系上与治安学其他学科相矛盾和冲突［6］。

三、加强我国治安管理学科教材建设的设想与建议

（一）分类编写教材

治安学教材结构直接由治安学课程体系所决定，目前各个学校开设的有关治安学的专业课程多达十几种，并且划分为两类：“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涉及到治安管理具体业务的教学，包括治安管理基础理论、社区警务、危险物品管理、治安秩序管理、治安案件查处等，这些教材我们称之为“专业核心教材”，应坚持由公安部统一组织编写为主，确保教材的质量和权威性。“选修课”的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可根据对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校的具体特点而开设，主要是开拓学生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同时可以克服公安部统编教材的滞后性的问题和缺少地方针对性的问题。

（二）分层次编写教材

随着公安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公安学历教育以由大专教育为主体，发展成为了以本、专科为齐头并进的办学格局。本、专科生其培养的目标和知识结构的要求是有明显差异的，概括起来说，本科教育比较注重学生理论素养的培养，专科教育更注重的是理论应用能力的培养。

（三）创建治安学的特色教材

进行案例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实践的了解深度，可以缩短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案例教材可以使基础理论和实际操作得到很好的结合，特别是公安院校培养的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创新人才，更需要贴近实战的案例教材和教学。适合案例教学的课程有《治安案件查处》、《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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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熊一新.论治安学的学科地位［J］.公安大学学报,2002,(4).

［2］高婧.治安管理学教材建设述评［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校,2001,(11).

［3］李健和.论治安学科建设［J］.公安教育,2001,(3).

［4］郭太生.治安学研究的困惑与发展［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3).

公安学报范文篇4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公安院校；法学教育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其执法质量和能力水平直接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作为公安后备人才的培养阵地，公安院校以高水平的法学教育为法治公安建设提供战斗力。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学教育是一种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的是对人的意识的引导，而法学教育所侧重的是对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的塑造。从作用的效果上来看，法学教育更能深化公民法治意识，约束公民的行为，保障社会的良性运转［2］。从作用机制方面来分析，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得到良好实现后才能保障法学教育顺利进行。但是，法学教育并不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简单延续，实际上当一种行为方式仅仅靠思想政治教育无法有效实现时，人们就会考虑采用法治的方式加以弥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二、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现状

（一）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人才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的研究与定位，如果不能准确定位，找准位置，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就会失去方向，误入歧途［4］。过去一段时间，公安院校在公安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中过多地强调警察职能的专政性和命令的服从性，往往弱化了警察执法理念，导致学生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手足无措。在教育训练中更多注重操作技能的实用性，忽略了法律职业素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渐渐形成了执法能力不足的短板。

（二）现有的法学教育未充分体现警察职业特点

公安教育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应与警察职业要求紧密联系，但现有的法学教育未能充分体现警察职业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安院校的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未完全与警察职业要求接轨，对法治理念和人权观念的培养重视不够；二是课程内容没有从警察职业需要出发进行设置，基本只开设了16门法学核心课程中的4—5门课程，针对性不强［5］；三是公安院校的法学教材也缺乏特点，未能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大多数选用的是其他政法院校的系列教材，缺乏公安特点，不能完全满足公安需求，很难胜任培养公安法律专门人才的重担。

（三）法学课程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

法学课程的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安院校法学课程的安排有很强的随意性，缺乏法学教学课程体系设计［6］。二是所开设的法学课程存在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例如法理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基本都被作为选修课，甚至很多专业学生都不开设此类课程。三是现有法学课程普遍存在课时量较少的问题。

（四）教学内容与公安执法实践脱节

当前，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存在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理论、轻实践。法学课程讲授基本上是围绕阐述基本理论、解读法律条文展开，或缺少实践教学环节，或实践教学环节流于形式。二是教学内容简单重复、没有与时俱进，与公安执法实践严重脱节。

（五）教学方法相对单一落后

此前的教学方法以灌输式、讲授式教学方法为主，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和交流。近年来，法学课程的教学逐步采用了案例教学法、分组辩论法、实践教学法等，有的公安院校会组织去法院观摩庭审、与公安法制部门交流，但这些由于经费开支、审判内容与教学内容的不相符或不公开审理等原因，经常被取消；去公安机关的实践教学课程，往往由于涉密性、阶段性的特点，导致学生参与深度不够，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单一落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三、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完善路径

（一）明确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在实践需求的基础上设定，聚焦忠诚干净担当为民，突出德才兼备要求，培养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理念，着力锤炼“四个铁一般”，充分发挥公安院校预备警察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生力军作用。公安院校可以通过搭建系列法治文化育人载体平台，如建设理论研究平台，成立公安法治文化研究中心等进行理论研究与创新；建设特色校园法治文化育人平台，形成蕴含法治文化的校园标识，打造特色法治文化节和法治类学生社团等；建设警务化管理平台，通过严格教育、严格训练、严格管理、严格纪律，培养学生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建设新媒体传播平台，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传播校园法治文化精神，来培养崇尚法治、信仰法治，具有法律原则、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精神的德法兼修的时代新人［7］。

（二）科学设置法学课程体系，调整完善法学教学内容

加大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既要体现公安特色，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均衡发展。确保核心课程的学时，应加大核心课程师资力量建设，为了课程特色化建设，还应进一步开设司法鉴定学、证据法学等有利于开展公安执法活动的法学或法学交叉学科作为选修课，针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开设相关法学课程。公安院校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以公安实战发展为导向，时刻关注公安实践对公安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课程内容，注重发挥课程思政的作用，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组织专业教师集中力量撰写彰显公安特色的法学精品教材，从公安工作实际出发，为公安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以学生为主体，推动法学实践教学

为全面适应公安工作的复杂性、多变性、危险性，公安法学课程应将教学与实战相结合，增加模拟教学训练和实践环节的教学课时。第一，通过实习提前了解公安工作。组织学生统一到派出所实践锻炼，了解公安工作，以及公安工作经常运用的法律法规等。第二，模拟情景教学，提高学生实战操作能力。通过选取典型案例，让学生模拟案件环节，培养学生将来从事公安实战工作应具有的操作能力，该过程可以邀请实战部门人员到场指导。第三，打造校外法治文化育人平台。组织学生到廉政教育馆、法院等教育基地，接受法治文化的洗礼。打造品牌校外法治文化基地，进一步丰富软硬件资源，形成良好培育环境。

（四）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优化教师多元知识结构体系

公安法学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过程中，公安院校一是引进法学专业全日制毕业生，在公安机关中选聘业务骨干到校兼职教学，建立一支知识扎实、业务过硬的法学教育师资队伍。二是优化原有教师的知识结构，促进公安法学教学工作由理论向实战倾斜。可以倡导将法学教师轮流教授本科各专业基础课程，形成多元知识结构体系，储备更多的法律知识。三是鼓励任课教师到公安机关业务实践，掌握一线情况，增长业务技能。

（五）多种途径结合，扩展课堂教学模式

公安院校法学教育要紧跟时代有所创新，根据不同对象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一是侧重启发式教学，改变传统纯讲授教学模式，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正反双方辩论教学等。二是采用多媒体设备与软件设计等现代化教学方式。多媒体的应用可以使教学内容更新颖、更生动，深化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三是在线教育实现法学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利用线上课程，采用网络教育模式，打破时空限制。

参考文献：

［1］吴星儒.当代中国公安院校法治观教育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

［2］刘文华.公安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价值、困境与路径［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04）：118-122.

［3］袁周斌.公安院校警察法学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反思［J］.教育观察，2017（19）：56-62.

［4］彭玉伟.加强和改进公安法学教育的理性思考［J］.科教文汇，2015（07）：55-56.

［5］曹晖.警察院校法学教育模式的反思与重建［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4（03）：98-100.

［6］化国宇，管清亮.公安院校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03）：104-109.

公安学报范文篇5

所谓测谎，就是对谎言的鉴别活动。“测谎”一词，是由“测谎仪”(LieDetector)而来；“测谎仪”的原文是Polygraph，直译为“多项记录仪”，是一种记录多项生理反应的仪器，可以在犯罪调查中用来协助侦讯，以了解受询问的嫌疑人的心理状况，从而判断其是否涉及刑案。由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此时大都会否认涉案而说谎，故俗称为“测谎”。准确地讲，“测谎”不是测“谎言”本身，而是测心理所受刺激引起的生理参量的变化。因此，解释“测谎”或

“测谎技术”，我们认为其科学称谓应是心理测试技术。

二、测谎仪如何进行测谎

（一）测谎的三大前提

1.被测人必须自愿接受测试，除非涉及刑事案件，任何人不能强迫他人接受测谎，否则，即构成对人身权的侵犯；

2.专业人员专业性、司法公正性高；

3.鉴定结果只作为审查其他证据的辅助性手段，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二）哪些案件适合测谎

适合测试的有22种案件，比如：投毒、爆炸、杀人等，但像审理惯偷、系列抢劫等就不适应了，因为这样的人每次都重复同一种模式，即“动力定型了”，就好像刷牙一样，天天都做，心理痕迹不明显了，在测试中很难区分。

（三）如何使用测谎仪

1.测谎室的要求

（1）室温：不超过25℃；

（2）环境噪音：要求非常安静；

（3）环境温度：20℃至25℃，如有必要应安装空调；

（4）光照度：适宜，否则影响测试；

（5）通风：保证有足够的氧气；

（6）室内布置：整洁，墙壁上可悬挂证明测谎员资历的证明等；

（7）桌椅：最好是比较舒适的扶手软椅，供接受测试的嫌疑人坐，尽量不要用木凳。

2.题目的设置

（1）一次测试不超30分钟

每道题约25秒钟，即使50多道题，测试一次也超不过30分钟。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注意力、记忆、认知等活动能保持30分钟，超过则会逐渐疲劳。

(2)尽量使用方言

南北方语言有很大差异，比如：“平时是穷得没钱花吗？”这对南方人很正常，不会引起波动，而北方人则不同，他认为是侮辱他，会很愤怒，会影响测谎效果。避免出现女性敏感的问题，比如对于强奸的问题，应该这样去问：“作案人是爬上床了吗？是站在地上吗？是扒衣服了吗？是没扒衣服吗？”此时图谱显示的就是真实心理痕迹的反映。

(3)所有人用同一套题

由于测试题指向的是心理事实而不是某一个嫌疑人，所以，所有的嫌疑人都用同一套试题，用一个标准来测试，这样，无辜者将会被排除，而真正的作案人会被找出来，而且，为了检验所出题目的客观性，一般先测办案民警再测嫌疑人。因为办案民警对案中情节都已熟知，所以在测试中对涉及的目标题都会无任何反应，以保证排除无辜而不会出错。

三、测谎的心理学原理

测谎技术是一种心理测试技术。所谓的心理测试技术，是以生物电子学和心理学相结合，借助计算机手段完成的对人物心理的分析过程。从该项技术的原理上阐释，此项技术绝不是“测量被测人是否说谎”，也不是“测人说的话（或供词）是不是说谎。心理测试图谱评判的是被测人有无对违法犯罪事实的特殊事件的心理痕迹。按照心理学的理论，每个人在经历了某个特殊事件后，都会毫无例外地在心理上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作案人在作案后随着时间的延续，心理会反复重现作案时的各种情景，琢磨自己可能留下的痕迹，甚至想不琢磨都无法克制。每当被别人提及发案现场的一些细节时，作案人的这种烙印就会因受到震撼而通过呼吸、脉搏和皮肤等各种生物反应暴露出来。现代科学证实，人在说谎时生理上的确发生着一些变化，有一些肉眼就可以观察到，如出现抓耳挠腮、腿脚抖动等一系列不自然的人体动作。还有一些生理变化是不易察觉的，如：（1）呼吸系统：呼吸速率和血容量异常，出现呼吸抑制和屏息；（2）循环系统：脉搏加快，血压升高，血输出量增加及成分变化，导致面部、颈部皮肤明显苍白或发红；（3）皮肤：皮下汗腺分泌增加，导致皮肤出汗，双眼之间或上嘴唇首先出汗，手指和手掌出汗尤其明显；（4）眼睛：瞳孔放大；（5）消化系统：胃收缩，消化液分泌异常，导致嘴、舌、唇干燥；（6）肌肉：肌肉紧张、颤抖，导致说话结巴。这些生理参量由于受植物神经系统支配，所以一般不受人的意识控制，而是自主的运动，在外界刺激下会出现一系列条件反射现象。

这一切都逃不过测谎仪的“眼睛”。这种细微的反应被测试仪器记录下来后，便汇集形成或者知情、或者参与的结论。正是基于这种原理，心理测试技术在测试嫌疑人时既允许回答“是”或“不是”，也允许受测人以沉默作为回答。

四、在中国的应用

关于“测谎”结果的法庭证据作用，我国过去一直认为“测谎是唯心的”而全盘否定，直到80年代公安部有关人员到日本考察后才认识到“测谎是有科学根据的”，决定在我国开展“测谎”工作。1981年，我国引进美制MARK-型测谎仪一台，至1985年先后在北京、沈阳、南昌等地办案6宗，准确率在90%左右，显示了“测谎”技术辅助预审工作的明显效果。1991年，公安部科技情报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组成的“测谎仪课题组”研制出“PG-1型心理测试仪”，并于同年6月开始试用。辽宁省公安机关据此侦破了几起只有嫌疑人而缺少物证的久拖未破的积案，其100%的排除无辜准确率、98%的认定准确率，连美国权威都惊叹说：“我们还没有做到！”从此，国产测谎仪名声大振。接着，公安部将此项目列入“八五”重点项目。“九五”期间，又被列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目前，已出PG-7型测谎仪，将测试参数增加到包括皮肤电阻、血压、脉搏、呼吸等。目前，中国使用测谎仪的单位已经超过100家。测谎仪在全国各级公安司法部门试用的几年时间内，已成功地辅助侦破了大批疑难案件。

有人提出：能否将测谎仪引入中国司法，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测谎结果，作为证据直接使用？对这一观点，司法界的专家们认为：测谎仪虽然如此神通，但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来看，测谎结论尚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明文规定的七类法定证据，不包括测谎结论。原因在于：测谎技术及其结论的可靠程度（准确率）并不尽善尽美。目前在中国，由于测谎技术的引进、开发、研究和应用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作为一种高新技术，在审判工作中的研究和应用还是极少触及的新领域。测谎结果还不能作为证据直接使用。

参考文献：

[1]彭新波.心理测谎技术的历史发展[J].零陵学院学报，2002.

[2]张二虎.关于测谎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

[3]郭晓娟，苏彦捷.心理生理测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J].心理科学，2000.

[4]杨承勋.“测谎”技术与应用[J].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7.

公安学报范文篇6

1方法

1.1实证数据选取与预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12],总共选择“图书馆学;情报学冶(以下简称“图情冶)、“法律冶和“体育冶三个学科中的学术期刊为实证研究样本,其中“图情冶学科包含43种期刊,“法律冶学科包含94种期刊,“体育冶包含41种期刊。每一种期刊包含学术期刊影响力指数(AcademicJournalCloutIndex,简称CI)和期刊分区(Q),以及35项学术期刊计量指标或表征因素(简称“因素冶)。例如,复合类指标、综合类指标、人文社科影响因子指标、出版指标、引证指标、网络传播指标等。因为少量期刊缺失个别因素的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筛选。本文采用如下筛选方案:(1)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因素数据的期刊:“图情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DataandInformationScience》,“法律冶期刊中的《中国法律评论》、《交大法学》、《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国际法研究》、《医学与法学》、《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河南警察学院学报》、《中国律师》、《新疆警察学院学报》、《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中国刑警学院学报》,“体育冶期刊中的英文期刊《JournalofSportandHealthScience》和《当代体育科技》;(2)存在缺失单个因素数据的期刊,采用该学科内其它期刊该因素值的平均值作为其估计值,如《情报学报》的“web即年下载率冶;(3)用边界值代替非确切数值,如“>20冶的数值均以“20冶替代;(4)删除不必要的冗余因素和分区无关因素,如“影响因子排序冶是与“影响因子冶的冗余,“研究层次冶是与分区无关的因素。最终选用42种“图情冶期刊,82种“法律冶期刊和39种“体育冶期刊为研究对象,每一种期刊均包含33个因素,如表1所示。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方法,这些因素分为三组,分别是:“上年期刊主要影响因子冶,“其它各类计量指标冶和“人文社科类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及可被引文献量冶,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因为所有期刊影响力因素的取值范围差异很大,比如“复合总被引冶的数值量级可达上万,而“复合影响因子冶的数值量级只有10左右,所以本文采用数据标准化来减少计算误差。标准化的定义为:z(i)=x(i)-滋(i)滓(i)(1)其中为x(i)为期刊x的第i个因素的原始数值,滋(i)和滓(i)分别为数据中所有期刊的该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z(i)为标准化之后该因素的数值。1.2深度自编码器。深度自编码器(以下简称自编码器)作为深度学习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无监督的深度神经网络[18]。它不仅能够表达高维非线性变量关系,而且能够将其压缩为低维关系,从而为衡量期刊的排序分区提供一个可视化的表达和分析。在实际应用当中,自编码器具有重建过程简单、可堆叠多层等优点,通常由输入层、编码解码隐含层和输出层组成。其中,输入层和输出层维度(神经元数目)相等,输入层和隐含层之间构成编码器,输入信号x沂Rd通过编码过程在编码隐含层产生含数据特征的激励a沂Rm,解码隐含层和输出层之间构成解码器,a通过解码过程得到重构信号y沂Rd,解码是编码的逆向运算。在本文中,x代表期刊,用d个期刊因素表示,y表示重构之后的期刊。自编码器的训练目标是使原始输入y抑x,从而捕获数据中最重要的信息。如图1所示,本文采用L层自编码器,其过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输入层-编码隐含层:a(1)=f(Wx+b)(2)编码隐含层:a(i+1)=f(W(i)a(i)+b(i)),i=1,…,L(3)其中,W和b分别为各层的权值矩阵和偏置项,L为编码隐含层的数目,f(誗)为激活函数,本文中采用sigmoid函数,其定义为f(z)=11+e-z,值域为[0,1]。在本文的自编码器实现中,输入层包含神经元数目对应于期刊因素的数目。同时,也设计了包含不同隐层数目的自编码器构架,用来调查特定学科内期刊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以及期刊排序分区。在可视化当中,最后一个编码隐含层的神经元输出值分别作为期刊的坐标值。该值又称为隐空间主元值,简称隐元值。

2实证分析

2.1期刊因素分析与选择。尽管期刊拥有多达33个因素,然而有的因素与其它因素密切相关,相互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导致因素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比如在2017年的“图情冶期刊中,第2个因素“复合影响因子冶与第3个因素“复合他引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9969,它与第4个“复合5年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性为0.9768。再如,第11个因素“可被引文献量冶与第33个因素“可被引文献量2016冶的相关系数等于1,其中的原因在于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所以这两个因素包含相同的数据。指导期刊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明确重要的因素、并剔除冗余的因素。以“图情冶期刊为例,我们首先计算了方差膨胀因子(简称VIF)。结果表明,“可被引文献比冶(15.279)、“基金论文比冶(22.645)、“平均引文数冶(24.273)、“引用半衰期冶(20.735)和“被引半衰期冶(15.520)这五个因素的VIF在15和25之间,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现象,括号中数值为对应的VIF值;更为严重的是,其它因素的VIF远大于25,甚至高达10的7次方,存在极度共线性现象。由此可见,“图情冶期刊的因素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现象。其次,按照表1里面的因素编号顺序,我们计算了建立因素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矩阵,从而挑选共线性程度较低的期刊因素。因为我们不关注相关性的正负,而是关注相关性的大小,所以相关系数矩阵包含的是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应用非负矩阵分解算法对该矩阵实施聚类。经观察发现,这些因素可以形成4个聚类。其中,第1个聚类包含11个因素,包括10种综合类、复合类以及社科统计源期刊引用的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以及“web即年下载率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高达0.935。第2个聚类包含10个因素,包括8种复合类、综合类总被引和各种统计源引用、“被引期刊数冶和“总下载量(万次)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841。第3个聚类包含7个因素,包括4种可被引文献量、2种半衰期和“引用期刊数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545。第4个聚类包含5个因素,分别是“可被引文献比冶、“基金论文比冶、“平均引文数冶、“他引总引比冶、“互引指数冶,其内部的平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229。图2(a)显示了因素相关系数图,其中节点表示期刊因素,连边表示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粗连边表示高相关性,细连边表示低相关性;为了突显聚类,因素聚类用虚线框和对应的序号进行标定。最后,针对相关系数很高的聚类,只选择其中第一个因素作为该聚类的代表因素。对于相关系数较低的聚类,选择全部的因素。总共获得了8个因素,包括“复合总被引冶、“复合影响因子冶、“可被引文献量冶、“可被引文献比冶、“基金论文比冶、“平均引文数冶、“他引总引比冶和“互引指数冶。在重新计算它们的VIF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可被引文献量冶的VIF值(4.314)相对其它的因素而言数值较大,而且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超过了0.600,因此为了降低共线性程度进一步剔除了该因素。最终采用其它7个因素进行期刊影响力分析。如图2(b)所示,这些因素的VIF值均小于2.500,平均VIF值为1.693,“基金论文比冶具有最大的VIF值2.207。同时,我们也统计了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如图2(c)表示,其相关性绝对值总体较低,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250;最大的相关性发生在“基金论文比冶因素,它分别与“平均引文数冶和“复合影响因子冶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557和0.520;最小的相关性发生在“复合影响因子冶和“他引总引比冶之间,两者几乎完全独立。这些结果表明,所选因素之间具有很低的共线性程度,可以用来进行下一步的期刊排序,从而可以用来指导期刊发展和提高期刊影响力。2.2基于深度自编码器的期刊排序。在实证分析中,根据隐层数目与神经元数目,设计了不同构架的自编码器,以将上一节选出的期刊因素拼接在一起作为自编码器的输入。采用了四种不同层数的自编码器构架,其隐层数目分别为1,2,3,4,并分别调查了每一种构架对应的隐层神经元数目。通常隐层数目在3及以上的自编码器被称为深度自编码器。为了描述方便,这里采用{A,B,C,D}的格式来表示自编码器构架,其中字母数目表示层数,字母本身表示该层的神经元数目。以“图情冶期刊为例,我们设计了渐进式的构架设计策略,即先调查隐层数目为1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然后在此基础上调查隐层数目为2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以此类推,直至确定最后一个自编码器构架中的神经元数目。具体过程如下:(1)当采用一个隐层{L}的时候,我们分别调查了L分别等于2~10、15、20、30、40、50和60条件下自编码器的隐空间输出结果。由于CI是目前最好的期刊影响力度量指标之一,我们计算了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并期望第一隐元能够正向衡量期刊影响力,所以选择这个相关系数为正且数值最大时对应的神经元数目作为该隐层的最佳神经元数目。我们发现,L=3对应最好结果。同时,该值也可为多个期刊的影响力分布提供了一种可视化手段。因此我们选择3作为自编码器{L}的隐层神经元数目,同时也是自编码器{L,3}中第二个隐层的神经元数目。(2)当自编码器采用{L,3}构架时,我们分别调查了L在同样条件下自编码器的隐空间输出结果。通过与上一步类似的方法,确立隐层神经元数目L=5。(3)当自编码器采用{L,5,3}构架时,确立隐层神经元数目L=50。(4)当自编码器采用{L,50,5,3}构架时,确定隐层神经元数目L=30。虽然可以继续增加层数时,但是采用更多隐层构架的自编码所产生的隐元数值却越来越小,趋向于过拟合。最终,我们最多只考虑采用四层的深度自编码器构架。此外,尽管最终获得了三个维度的隐变量,但结果表明只取前两个隐元来显示期刊分布就足够了。图3(a)、(b)、(c)、(d)分别显示了“图情冶期刊由四种自编码器生成的隐空间分布。为了方便可视化,使用CI分区作为期刊的标记,其中圆点、方块、三角和浅蓝菱形分布表示1、2、3、4区期刊。由四个不同构架自编码器生成的期刊分布结果如下:(1)当采用第1个自编码构架时:对比CI分区结果,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等于0.7582。其中,CI值排名前三的1区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杂志》与其它1区期刊相对分散;有两个1区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与2区期刊靠近;大多数2区期刊与1区期刊邻近,但《医学信息学杂志》远离其它2区期刊;隶属于3区的期刊与4区期刊和2区期刊均呈现较大重叠混杂。(2)当采用第2个自编码构架时: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等于0.8028。期刊分布更加突显了1区期刊与其它期刊的不同,大部分1区期刊保持与其它期刊分离的状态;两个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靠近1区期刊;此外,在2区期刊当中,除了《医学信息学杂志》之外,《现代情报》也略远离其它同分区期刊;4区期刊《图书情报导刊》远离其它的同分区期刊。(3)当采用第3个自编码构架时:期刊的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期刊分区边界初步显现,呈现出与第一个隐元相关的趋势,其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26;CI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1区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突显出了与其它期刊不同,而其他两个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呈现靠近1区期刊的趋势,分别与《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和《情报科学》相近。(4)当使用第4个自编码构架时,所有期刊被映射成一条近似单调直线,能够使用第一个隐元对期刊进行排序和分区,其中第一个隐元与CI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8503;1区期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包括《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第二组包括《情报杂志》《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科学》《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但是2区期刊《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位于其中;第三组包括《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馆论坛》,但是它们与其他分区的期刊混杂在一起。此外,其它分区期刊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杂重叠。总的来说,自编码器能够一个以非线性方式综合了多个高独立性期刊因素的期刊排序度量,其第一个隐元可以用来作为期刊排序度量值(排序得分)。另外,也应用深度自编码器在“法律冶期刊和“体育冶期刊。由于篇幅限制,只选用了采用一个隐层和四个隐层这两种自编码器构架的期刊排序结果,如图4所示。期刊排序结果表明,这两大类期刊表现为与“图情冶期刊相似的规律。当采用一个隐层时,期刊较为分散,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48和0.501,但是该构架利于发现离群期刊,如“法律冶期刊里面的《法制与社会》和《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体育冶期刊中的《冰雪运动》。当采用四个隐层时,期刊分布呈现规律性,第一个隐元与C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96和0.838。再次说明,第一个隐元可以用来作为分区得分。2.3分区方法对比。现有分区方法均根据期刊顺序和数量来实施,可分为基于平均划分的方法和基于固定非平均划分的方法。前者的代表方法包括JCR分区方法和CI分区方法,后者的代表方法有中科院分区。基于现有的划分策略,本节对应地设计了深度学习平均分区方法(简称DL平均分区)和深度学习非平均方法(简称DL非平均分区),并以“图情冶期刊为例进行对比分析。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分别使用影响因子作为期刊排序度量,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简称“年报冶)提供的两大类影响因子:复合类和综合类。为了实施后续的期刊分区方法对比,首先调查了复合类影响因子与综合类影响因子在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中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两者无论是对于JCR分区还是对于中科院分区而言,结果非常接近,在42个“图情冶期刊中只有2个期刊的分区不同。因此,在后续的分区方法对比当中,只采用“复合影响因子冶(简称“影响因子冶)来分析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结果。对应于期刊分区策略,分区方法对比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以CI分区为基准,对比了采用平均划分的JCR分区方法和DL平均分区方法。主要对比结果如下:(1)在CI的1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情报科学》和《图书馆论坛》分为2区,DL平均分区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和《图书馆论坛》分为2区;(2)在CI的2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图书馆杂志》《国家图书馆学刊》分为1区,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和《医学信息学杂志》为3区;DL平均分区将《情报学报》和《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为1区,将《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为3区;(3)在CI的3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和DL平均分区同时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分为2区、将《农业图书情报学刊》和《农业网络信息》分为4区;此外,JCR分区将《文献》为4区,而DL平均分区却将其分为2区,将《图书馆学刊》和《四川图书馆学报》分为4区;(4)在CI的4区期刊列表中,JCR分区将《大学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界》为3区,DL平均分区将《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图书馆界》《数字图书馆论坛》《中国典籍与文化》分为3区。其次,以采用非平均划分的中科院分区为基准,对照CI值和CI分区,设计了一个CI非平均分区,并对比了DL非平均分区。主要对比结果如下:(1)中科院分区的两个1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将《大学图书馆学报》分别分为2区和3区;(2)在中科院分区的六个2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都将《图书情报工作》分为1区,将《情报杂志》分为2区;前者将《情报资料工作》《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分为3区;后者将《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分为3区;(3)在中科院分区的十三个3区期刊中,CI和DL非平均分区都将《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科学》分为2区;前者将《信息资源管理学报》分为4区;后者将《情报学报》分为2区,将《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分为4区;(4)在中科院分区的二十一个4区期刊中,CI非平均分区将《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分为3区,DL非平均分区将《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和《文献》分为3区。综上所述,在给定平均划分条件下,三种分区方法在1区和4区的分区结果差异不大;在给定非平均划分条件下,由于非平均划分条件下1区和2区期刊数目较小,三种分区方法的结果差异稍大;少量期刊主要表现为分区差值临近,没有出现跨越一个及以上分区的差异情况;此外,《中国图书馆学报》在所有分区结果中均排名第一。详细对比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公安学报范文篇7

[论文内容提要]农村土地､债务､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治安环境是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只有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开展农村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保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笔者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出发,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保持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治安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少数农村地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治安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还比较强烈,农村社会稳定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矛盾的重点

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农村矛盾是当前农村反映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土地承包权属纠纷｡主要是城中村､城郊村､开发区､工业园区､移民安置区等村组,人多地少,成员复杂,因土地权属纠纷导致群众上访的事件仍持续不断｡二是违规征地引发矛盾｡少数用地单位违规操作,未批先占,少批多占,或占地后长期闲置,导致撂荒,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三是群众对土地补偿标准不满｡特别是国家建设征地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经营性项目征地,土地补偿标准不一,群众不接受,因征地补偿问题阻止高速公路和铁路施工,甚至阻断交通的事件时有发生｡四是失地农民的利益缺乏保障｡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仍然是影响农村乃至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农村债务问题存在严重隐患

农业部在1999年采取抽样的调查发现,全国村级约有3600亿的债务｡而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该数字已经达到4000亿｡村级债务问题不仅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纠纷､危及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债务不能偿还,由此引发干部与群众之间,现任干部与原任干部之间,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等多方面矛盾,由于债务问题引发的行凶动武事件在各地也经常发生｡农村债务不解决,对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影响很大｡

(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村务公开未完全到位｡现在农村很少召开村民大会开展村务公开,多数公开栏常年不公开,上面检查时往往是突击应付｡即使公开了,内容也不具体,群众看不明白,甚至出现公开内容不真实的现象｡久而久之,群众对村务公开失去了信任,对村级事务失去了监督｡二是农村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少数地方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尤其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村内宗族或派性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少数房头宗族势力干涉村务政务,操纵村民换届选举,导致村民之间矛盾冲突,影响正常的村民自治工作,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

(四)农村社会治安环境令人堪忧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村社会治安保持了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所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刑事案件与2005年基本持平,其中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分别下降了25.2%､13.3%､14.8%和5.2%｡2007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发生的刑事案件继续保持稳中有降｡但是,有的农村地痞､村霸､市霸､水霸､菜霸等流氓恶势力横行乡里,为害一方;有的地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危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农村的和谐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社会矛盾,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农村经济落后､乡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有直接联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形成了强烈反差,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发展水平严重失调｡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农村社会和谐进程,是农村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一方面取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依赖于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些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因土地承包､土地租赁､土地征用､征地补偿等涉农土地问题日益增多,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对农民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面对失地失业,又无养老､医疗保障;面对因公致残,生活极度困难;面对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受到破坏;面对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等等,广大农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激化社会矛盾｡

(三)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

一是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少数干部不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不够,不能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回避推诿,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及时调处,导致各种矛盾由小变大,致使一些群众越级上访,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二是不依法行政｡有的基层干部法律法规水平低,不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注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处理矛盾纠纷方式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三是以权代法｡少数被“海选”出来的村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在集体项目承包､征地补偿､救济款发放等群众敏感的问题上,不实行村务公开,搞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侵犯了农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引起农民群众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

(四)预防调控机制不健全

完善健全的预防调控机制,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保证｡有些地方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工作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健全的工作责任制｡有的乡镇维稳专班仅一个人,村组干部配置过少,加上经费保障不力,维稳工作难以开展｡有的地方信访工作又比较薄弱,信访机制很不健全,导致了一些应由部门处理的信访问题,直接集中到党委和政府,不仅影响了党委政府的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且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促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对策建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应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努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农村平安建设的成效,关键在于基层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应把农村平安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各地平安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党政主要领导任期目标,列入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与晋职晋级和奖惩使用直接挂钩｡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查找薄弱环节,帮助解决农村平安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工作突出的县(市､区)､乡(镇)､村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鼓励;对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导致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和单位,严格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一票否决权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使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民法律素质

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各地要加大“五五普法”工作力度,通过广泛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具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法制宣传活动,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约束能力,使农民群众自觉地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矛盾纠纷｡

(三)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整合力量､整合资源,加强乡(镇)､村(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站点等工作网络建设,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情况报告､归口调处等制度｡高度重视和解决农村因干群关系､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资产处置､村务公开､邻里纠纷和宗族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和推行重大决策及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的发生｡

(四)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积极稳妥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要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完善信访督察专员､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等制度,确保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人回应､有人处理｡要建立对重大案件､重访案件实行实地调查处理制度｡对重大案件､重访案件或认为有必要进行督查督办的案件,省级党委､政府应授权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调查处理,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防止重访､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平安建设切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切实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基业,只有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重视农村平安建设,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国务院摸底基层债务财政部酝酿相关方案》

②公安部《我国农村上半年治安形势保持稳定》,2007年08月23日05时27分,来源:新华网｡

[参考文献]

[1]王智民,等.当前中国农民犯罪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4).

[2]师逸,蒋凌燕.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若干因素浅析[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3]苏建忠,陈允政.浅谈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原因及对策[J].广西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02｡

[4]宋远翔.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公安学报范文篇8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遏制对策

5月13日上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的人民币65万元。至此,因“故意杀人罪”而冤狱11年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终结。

从去年年初的“躲猫猫”开始,“喝开水死”、“摔跤死”、“做梦死”……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受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危害巨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思想意识因素。

1、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即: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的。我国现阶段有些司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仍奉行有罪推定之实,实施刑讯逼供。

2、封建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君权和特权至上,没有人权的概念。我国现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体制,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更加偏重惩罚犯罪。有些刑事侦查人员认为自己有权力,便可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刑讯逼供在所难免。

(二)法律制度因素。

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即: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2、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

3、我国证据制度很不完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口供的严重依赖,部分执法人员把口供视为最重要、最简便、最有效的证据,甚至奉为“证据之王”,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我国《刑讯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对于威胁、引诱、欺骗获取的言词证据加以排除,这一规定过于含糊过于简单,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但是对通过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其他证据能否使用也没有规定,实践中也就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这无疑会促使刑讯逼供的发生。

4、刑讯逼供是我国典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我国典型的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其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作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5、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承担。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从而无法向检察机关控告,所以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

6、讯问规则不完善。目前,在我国讯问规则中,讯问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并不允许包括辩护人在内的第三方在场。此外,讯问的地点大多设在司法机关内部的特定场所,不可能实现讯问过程的群众监督,这就使得刑讯逼供处于较为隐蔽的位置,刑讯逼供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由此被讯问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受到刑讯逼供的手段如何,程度如何都无从认定。

7、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是,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有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依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才能发现,而这些都属事后监督,需要提供证明,所以也很不现实。另外,基于机构设置、工作场所的安排,职业利益的“一体均沾”,即使是对于公安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很难做到完全有效的监督。因此,目前的监督机制和监督途径以及监督手段,决定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8、程序违法的惩罚制度缺乏效力。目前对侦查阶段发生的程序违法的制裁和惩罚制度不合理、不严厉,对于刑讯逼供以及其他程序性违法,显然无法奏效。

(三)现实因素。

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经济落后,司法投入普遍不足,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这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另外,部分侦查人员素质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四)政治因素。

公安工作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制,其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来的执法工作考评,往往过分注重数量指标,片面强调破案率,命案必破,限期突破,加上领导指示、民众期望、舆论炒作等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因素,给执法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从而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

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措施

刑事诉讼法尽管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相关的具体制度跟不上,不足以遏制刑讯逼供,从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出发进行分析,得出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切实可行的措施有:

(一)完善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

1、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侦查权的内部制约。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和羁押部门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有着统一的领导。而且,立法和司法实践均不强调二者之间的监督和制约,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应紧密配合,以共同实现打击犯罪的任务。这种形式分立而实质合一的设置体制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并实施侦押分离制度,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

2、赋予律师在场权和实行同步录音录像措施——侦查权的外部监督。

律师在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凡在拘留、逮捕后进行的讯问均应允许律师在场,以监督可能出现的非法行为。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固定证据和监督警察的讯问过程,通过讯问过程的公开化,还能够制约警察的讯问行为从而遏制刑讯逼供。

(二)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1、应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严禁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而并未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仅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未规定对实物证据予以排除,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都予以排除。

2、确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告诉办案人员在审理任何被刑事指控的人时,对被指控者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他承认犯罪。”在刑事诉讼中,由享有控诉权的检察机关负责收集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证其罪。因为他们本身在诉讼中就处于弱势,这样更有利于他们权益的维护。

3、对刑讯逼供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侦查机关负举证责任。

(三)加大司法投入,提升办案科技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犯罪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高智能、高科技的犯罪大幅提高,如果仅仅依靠旧有落后设备,必然造成侦查工作的被动,诱发刑讯逼供。加大司法投入,保障正常的经费运转,可大大提高侦查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强化侦查手段,减少或消除刑讯逼供存在。

(四)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素质。

任何制度无论制定的如何完善,如果执行、实施的人员不愿或者根本不想按照该制度去执行,效果就可想而之了。因此,应该加强办案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技能和法律知识培训,从而有效预防刑讯逼供的发生。

(五)严格刑讯逼供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犯有刑讯逼供一般违法行为的,查清后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严重违法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应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不仅应查处直接责任人员,对那些纵容,包庇、失职的单位领导,也要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结语

法律面前,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尊严。公民追求幸福和尊严,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给涉案人员以公正的审判、人道的待遇,彻底终结非正常死亡现象,既是对公民生命尊严的尊重,也是对中国法治尊严的尊重。刑讯逼供的彻底根除已迫在眉睫,我们期待刑讯逼供消失的那天,我们向往法制建设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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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娜,王昭.论我国刑讯逼供遏制机制的完善.法制与社会-法制园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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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勇.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

公安学报范文篇9

[论文内容提要]农村土地､债务､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治安环境是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只有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开展农村平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保持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协调,使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笔者从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出发,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保持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治安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少数农村地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治安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反映还比较强烈,农村社会稳定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问题成为农村矛盾的重点

因土地问题引发的农村矛盾是当前农村反映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是土地承包权属纠纷｡主要是城中村､城郊村､开发区､工业园区､移民安置区等村组,人多地少,成员复杂,因土地权属纠纷导致群众上访的事件仍持续不断｡二是违规征地引发矛盾｡少数用地单位违规操作,未批先占,少批多占,或占地后长期闲置,导致撂荒,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三是群众对土地补偿标准不满｡特别是国家建设征地补偿标准远远低于经营性项目征地,土地补偿标准不一,群众不接受,因征地补偿问题阻止高速公路和铁路施工,甚至阻断交通的事件时有发生｡四是失地农民的利益缺乏保障｡一些地方违法征占农民耕地,不给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和生计安置,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仍然是影响农村乃至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农村债务问题存在严重隐患

农业部在1999年采取抽样的调查发现,全国村级约有3600亿的债务｡而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该数字已经达到4000亿｡村级债务问题不仅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成为引发农村矛盾纠纷､危及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债务不能偿还,由此引发干部与群众之间,现任干部与原任干部之间,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等多方面矛盾,由于债务问题引发的行凶动武事件在各地也经常发生｡农村债务不解决,对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影响很大｡

(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村务公开未完全到位｡现在农村很少召开村民大会开展村务公开,多数公开栏常年不公开,上面检查时往往是突击应付｡即使公开了,内容也不具体,群众看不明白,甚至出现公开内容不真实的现象｡久而久之,群众对村务公开失去了信任,对村级事务失去了监督｡二是农村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少数地方宗族势力死灰复燃,尤其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村内宗族或派性之间矛盾难以调和,少数房头宗族势力干涉村务政务,操纵村民换届选举,导致村民之间矛盾冲突,影响正常的村民自治工作,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

(四)农村社会治安环境令人堪忧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村社会治安保持了持续稳定,农民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增强｡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所立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刑事案件与2005年基本持平,其中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分别下降了25.2%､13.3%､14.8%和5.2%｡2007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发生的刑事案件继续保持稳中有降｡但是,有的农村地痞､村霸､市霸､水霸､菜霸等流氓恶势力横行乡里,为害一方;有的地方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直接危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农村的和谐稳定,而且直接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社会矛盾,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农村经济落后､乡村集体经济薄弱､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有直接联系｡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形成了强烈反差,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发展水平严重失调｡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严重地影响着农村社会和谐进程,是农村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建立

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一方面取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依赖于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些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因土地承包､土地租赁､土地征用､征地补偿等涉农土地问题日益增多,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性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对农民群众在经济利益上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面对失地失业,又无养老､医疗保障;面对因公致残,生活极度困难;面对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受到破坏;面对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等等,广大农民群众表达诉求的愿望和行为更加强烈,很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激化社会矛盾｡

(三)基层民主制度不健全

一是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少数干部不体察民情,关心群众疾苦不够,不能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回避推诿,对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及时调处,导致各种矛盾由小变大,致使一些群众越级上访,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二是不依法行政｡有的基层干部法律法规水平低,不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注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处理矛盾纠纷方式方法失当,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三是以权代法｡少数被“海选”出来的村干部,利用手中职权,在集体项目承包､征地补偿､救济款发放等群众敏感的问题上,不实行村务公开,搞暗箱操作,以权谋私,侵犯了农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引起农民群众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

(四)预防调控机制不健全

完善健全的预防调控机制,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保证｡有些地方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工作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健全的工作责任制｡有的乡镇维稳专班仅一个人,村组干部配置过少,加上经费保障不力,维稳工作难以开展｡有的地方信访工作又比较薄弱,信访机制很不健全,导致了一些应由部门处理的信访问题,直接集中到党委和政府,不仅影响了党委政府的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且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促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对策建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平安建设,构建和谐新农村,应着重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加强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努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农村平安建设的成效,关键在于基层党委和政府｡各级党委､政府应把农村平安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各地平安建设的总体规划,纳入党政主要领导任期目标,列入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与晋职晋级和奖惩使用直接挂钩｡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查找薄弱环节,帮助解决农村平安建设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工作突出的县(市､区)､乡(镇)､村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鼓励;对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导致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和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和单位,严格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一票否决权制,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使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二)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民法律素质

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各地要加大“五五普法”工作力度,通过广泛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大力开展健康有益､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具有乡土气息的群众法制宣传活动,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提高农民群众的自我约束能力,使农民群众自觉地通过合法渠道解决矛盾纠纷｡

(三)切实抓好农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预防､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整合力量､整合资源,加强乡(镇)､村(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站点等工作网络建设,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要严格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情况报告､归口调处等制度｡高度重视和解决农村因干群关系､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移民搬迁､拖欠农民工工资､集体资产处置､村务公开､邻里纠纷和宗族问题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和推行重大决策及重大项目风险评估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的发生｡

(四)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积极稳妥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要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完善信访督察专员､领导包案处理信访大要案等制度,确保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人回应､有人处理｡要建立对重大案件､重访案件实行实地调查处理制度｡对重大案件､重访案件或认为有必要进行督查督办的案件,省级党委､政府应授权有关部门进行实地调查处理,加大督查督办工作力度,防止重访､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平安建设切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也切实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基业,只有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重视农村平安建设,才能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注释:

①《国务院摸底基层债务财政部酝酿相关方案》

②公安部《我国农村上半年治安形势保持稳定》,2007年08月23日05时27分,来源:新华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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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远翔.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公安学报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LookingbackthecollectiverulesofcriminalevidenceinChina

Keywords」th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exclusionruleofillegalevidence

引言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

一、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立法现状及反思

我国证据立法吸取了大陆法系证据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诉讼法内以专章对证据制度的有关内容作了规定。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也有专门规定。然而，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却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了相关规定。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收集证据。”该法第二编第二章第89条至第118条、第131条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规定》第九章关于侦查的规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以上为我国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中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规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强。

一项完整和独立的刑事程序性规则由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构成。[1]实体性规则指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什么诉讼行为的规则；实施性规则指规定如何实现实体性规则的内容的规则。[2]按照这一理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可分为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解释》第61条、《规则》第265条、《规定》第51条属于实体性规则，其余规定属于实施性规则。其缺陷具体表现在：

（1）规定不完整。

1）实体性规则不完整。刑事诉讼法、《解释》、《规则》、《规定》均规定严禁用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但对应当用何种方法收集证据却未作具体规定。此外，实体性规则对如何收集物证等其他证据也未作规定。

2）实施性规则的规定不完整。①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规定，强制性证据收集行为如搜查、扣押、对人身和邮件的检查等都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②搜查、扣押、检查等行为限制性适用条件极少，如搜查、检查的时间、地点、范围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明确规定。③技术侦查措施非法治化。[3]依据《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实践中也在较广泛地运用，如通讯监听、测谎、密搜、秘捕等。但目前这种运用基本上是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秘密进行。法律对哪些属于技术侦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进行规范等问题，没有相应规定。[4]

（2）立法粗疏，可操作性不强。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实体性规则如《规定》第51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究竟什么是“法定程序”，如何“收集”，没有下文，实践中难以操作。实施性规则如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搜查的第109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但对如何搜查、搜查有何要求未作详细规定，实践中无法准确操作。

2、立法的缺陷——公、检、法在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

从关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公、检、法实际上对程序法进行了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这明显违背了作为现代程序法制化标志的“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1）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

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司法权法定化的表现，是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抑制刑事司法权的过度膨胀和扩张而设立的。所谓程序法定原则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诉讼法来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5]换句话说，刑事诉讼程序规则“只能由立法加以规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质。”[6]其他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作出规定，都只能被视为是对程序法定原则的背离，其合法性都值得怀疑。

当代着力提倡“法治”精神和价值，“依法治国”已被提升到一项治国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依赖于立法、执法、守法等诸多环节的完善。其中首先就要求在立法环节上作到“有法可依”，即立法机关必须制定出全面调控关系所需的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对于“有法可依”，我们不能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即认为“有法可依”仅仅指制定出完备的实体法，应当认识到“有法可依”本身也包含着对程序法制化的内在要求。程序法定原则就是“法治”精神在程序法上的体现。[7]公、检、法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作出的带有程序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明显地违背了这一原则。这一问题也充分反映了我国“重权力、轻权利”、“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

（2）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表现

1）关于公安机关有权采用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问题。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对侦查机关是否有权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证据作出明确规定。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据此公安机关被授予采用技侦措施的权力。但这一规定仍然不能解决公安机关应采用何种技侦措施及如何适用的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公安部制定的《规定》却擅自规定公安机关有采用监听等技侦措施，这一解释是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

2）关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证据的取舍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和引诱和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61条却规定凡经查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明确了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虽然此规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人权、规范侦查中的收集证据活动，但该规定确立的方式值得质疑。

总之，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在立法上还存在诸多问题，证据立法有待完善。

二、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反思

（一）理论研究的现状

1、研究的。

学者开始重视对证据规则的研究发轫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是否存在关于证据收集和运用的规则，较早论述的是樊崇义主编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一书。该书在关于证据制度的完善建议中指出：“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方向在于，将一些经过司法实践检验，在运用证据行之有效的带有性的重要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用来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活动。”该书建议制定的证据规则，包括证据的法定形式和条件、保障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证明责任、疑罪从无等等，可以说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界研究确立我国证据规则的开端。[8]之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对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议，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果。

2、现阶段的热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当前刑讯逼供现象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屡禁不止。1998年就查办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有关的犯罪案件1469件。[9]2000年最高权力机关的执法检查报告也指出，刑讯逼供已经成了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0]由此，学者对开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高度重视，试图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提出立法建议，促进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完善，以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已然成为界的热点问题。

（二）反思

1、理论研究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未给予足够重视。

刑事证据规则包括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而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刑事证据审查判断规则和运用规则。《刑事证据法（研究草案）》可以说是学者们对刑事证据研究的重要成果。该草案包括一般规定、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四章。然而在全部的27条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证据收集规则，[11]笔者认为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建议》是另一理论研究成果。该建议第二章用31条的篇幅对取证规则作了专章规定，但是在这些规定中对证据的收集规定的过于原则，如第6条规定：“公诉案件中有罪证据的收集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机关的侦查分工和侦查措施由刑事诉讼法来确定。”[12]笔者认为这难以和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等同。由此不难看出理论研究的欠缺。的确，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并非处于刑事证据规则的核心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对它的研究就可以搁置一旁。况且，收集证据还是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前提。目前的理论研究有“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这岂不是犯了“我要的是葫芦”这则寓言故事的错误？

2、为非据排除规则“验明正身”

从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大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之嫌。笔者认为二者是不能够等同的。

（1）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

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此等有关非法所取得的证据限制其证据能力的法规即所谓证据排除法则。”[13]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非法证据是否予以否定或什么样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则。”[14]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15]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刑事证据收集规则

从以上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界定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禁止性规范，主要包括禁止和证据禁止，即重心在“排除”上。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规定应当如何收集证据的准则，是授权性规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禁止使用非法的方法、手段就可以保证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呢？笔者持否定观点。因为虽然明确了禁止的方法、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侦查人员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由于对“应当如何做”没有详细规定，侦查人员没有可遵循的具体的操作规范，收集活动仍然处于非法治化状态。即使不会出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规定的后果，也难以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证据能力。此外，如果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为了保障人权，笔者认为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完善更是如此。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一种事后救济，是间接保障；而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事前救济—它可避免人权受到直接的侵害，它是一种直接保障。可见如果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蓝本，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立法，而不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完善，那么证据的收集就仍然无法规范，证据的审查、运用乃至诉讼效率也就难以保证。

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学者们对刑事证据规则的研究主要是以借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为基础的，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证据规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笔者认为仍然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突出表现就是脱离了我国的诉讼模式这一实际。

我国的诉讼模式既非英美法系特色的，也有别于大陆法系，是在继承中华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大陆法系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下，侦查占有重要地位，突出表现就是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几乎可以毫无例外的在法庭上使用，侦查中的结论几乎不会被推翻。而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其侦查较之我国侦查的地位要低。以这种模式为背景的证据规则基本上就是证据运用规则。借鉴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无疑对我国的证据规则的大有帮助，但将研究集于证据运用规则一点上，显然是无视侦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偏离了诉讼实践。故笔者提出，证据运用规则固然重要，但对刑事证据规则这一系统的研究应当全面，不可有所偏废，应当结合侦查实际，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也给予足够关注，保证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协调、全面发展。

三、总结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证据审查规则和运用规则的前提和基础。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不完整、不完善，将直接到收集到的证据的证据能力，进而对审判乃至诉讼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侦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侦查阶段收集到的刑事证据几乎毫无例外的进入了审判程序。这一现状与我国的法律传统是分不开的。所以在研究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时必须要结合这一客观实际，在对证据运用规则着力进行研究时，对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也不可偏废，否则研究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而失去实际意义。

从立法实际来看，目前我国尚没有刑事证据法典，仅有的刑事证据规则零碎地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这种现状与证据在诉讼中的灵魂地位是极不相符的。证据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条件，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诉讼过程实际上就是围绕证据的证明过程。这些已在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我国的法治进程、人们日益提高的法律意识及诉讼实践的要求，已使得我国刑事证据立法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立法及理论研究的反思，旨在引发立法机关及学者们对该问题的关注。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完善，不单单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它还涉及程序法定、保障人权、司法改革等深层次的问题。希望随着诉讼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熟，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暨刑事证据规则的立法能够早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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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9.

[2]锁正杰。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9.

[3]左卫民，刘涛。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J].公安大学学报。2002.（2）.

[4]左卫民，刘涛。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J].公安大学学报。2002.（2）.

[5]谢佑平，万毅。论程序法定原则——兼论公、检、法的司法解释权[J].诉讼法学研究[C].第一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94.

[6]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0.

[7]谢佑平，万毅。论程序法定原则——兼论公、检、法的司法解释权[J].诉讼法学研究[C].第一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94.

[8]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综述与评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7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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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N].检察日报。2000年12月28日。转引自左卫民，刘涛。证据制度国际性准则与中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J].公安大学学报。2002.（2）.

[11]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309-319.

[12]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42.

[13]宋世杰，陈果。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A].证据学论坛[C].第二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