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政策范文10篇

发展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物流；生态物流优化；博弈论

由于资源环境不断恶化，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威胁，环境保护是现代物流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生态物流（EnvironmentalLogistic）的含义是指自然环境与物流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实现抑制物流对环境影响的效果，并使物流效用最大化，这种物流管理系统能够促进健康消费与经济共同发展。生态物流是从环境角度对物流体系进行重组，强调了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必须取得平衡，体现了企业物流管理系统必须向绿色化方向发展。

1生态物流的概念及与传统物流相比的区别与联系

生态物流是集交叉性、多层次性、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生态物流管理是以企业获得最大效益并实现最优化服务为目标，为社会化环境和生态管理提供解决途径。废弃物逆向物流的存在取代了传统物流中物料单向运作模式，减少了物流操作环节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减少因焚烧、填埋引发的资源浪费，同时也降低企业处理废旧物品的成本，改善了整个供应链的效益，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物流使社会物流与企业物流有机结合，也是正向和逆向物流相结合，产品从上游源头的采购到生产再到销售都要经过包装、运输、仓储、装卸和加工配送等一系列物流活动才能到达顾客手中，最后再通过回收，使整个产品从产生到消亡实现绿色生态化。生态物流在我国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但还只是停留在观念上，比如废旧物品回收、污染源控制、资源和能源节约等问题，与国外的情况相比，我国的生态物流存在较大的差距，还需要经历一段长期和艰辛的发展历程。

2现代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物流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往往产生效益背反现象，也就是物流活动越频繁，燃油消耗增加必然加重空气污染，因此废弃物污染和浪费所引发的环境资源问题越发严重。现代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化运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运输作业造成环境污染多见于运输车辆的燃油消耗引起的空气污染。不合理的配送中心及货运网点布局导致迂回运输、过远运输现象，增加了燃油消耗，造成废气污染，在途车辆还导致城市交通阻塞频频发生。（2）带来空气污染。集中化库存虽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物流费用，但由于运输网点的减少必然会增加运输路径，燃料消耗和对道路面积的需求也在提高。例如，现代物流学中提出的零库存管理方法，针对客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控制库存数量、安排运输；从环境角度看，JIT配送必然会增加运输频率，适合距离比较近的企业间运送。如果供应商与生产商之间处于较远范围，要实施JIT配送就必然利用多种运输方式，如货运从铁路或空运转到公路，从而会增加燃油消耗，带来空气污染。（3）包装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许多消费品包装都是一次性的，而且包装结构过于复杂，包装材料会消耗大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玻璃瓶、塑料袋、易拉罐等包装使用后会成为城市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少包装材料不可降解，长期停留在自然界中，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成为长久污染物，为处理这些废弃物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4）不合理的流通加工选址增加了运输距离、装卸搬运等一系列物流活动次数，进而会产生新的污染。由于现在消费者分布相对分散，导致流通加工中心网点范围越来越大，为快速满足消费者需求，分散式流通加工必然造成资源利用率下降，难以形成大规模、集成化生产；由于流通加工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加工中的边角废料难以集中利用；而且流通中的中转次数也会增加，物料迟滞现象也频发，造成管理费用增加。

3基于博弈论的生态物流激励机制

物流企业如果不实施绿色物流，其经营目标只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会影响现代物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没有政府规制的完全市场条件下，企业会从短期目标出发，加入治理环境的企业成本将大于边际私人成本，外部成本只能被转嫁给无关者。政府就应当使个人边际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使企业赚取合理利润。当政府实行有限干预，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囚徒困境”。政府为了促进生态物流的发展，就要在税收、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多种方面给予扶持，但同样会增加政府的支出。因此，地区政府考虑到自身利益，在增加政府支出推动生态物流发展时也将考虑支持的效果，争取在优先支持下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大化；物流企业也将视地区政府的支持力度，决定在该地区的规模。如果在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地区政府必然在相互比较中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完全理性的企业也将合理决定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规模，所有参与主体的策略集合即构成纳什均衡。

4基于完全理性的企业、政府竞争的古诺模型

古诺模型是各方参与者同时决策并且了解各方收益的博弈，属于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在行动之前需掌握彼此的博弈信息。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博弈可以作如下理解。地方政府存在着明确的收益函数，如式（1）所示。E=QR-C（1）参与竞争的地方政府一般地理位置相对临近，在区位以及集聚因素等资源禀赋相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的投资激励措施往往对于吸引生态物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式（1）中，E为地方政府吸引生态物流的净收益，Q为吸引生态物流量，R为政府吸引外资回报率，C为地方政府吸引生态物流付出的成本或让渡的收益。Q与R的乘积成为地方政府吸引生态物流形成的总收入。该模型假设有两个地方政府参与竞争，通过实行激励政策来增加生态物流规模，q1、q2分别为两个地区的生态物流规模，考虑到地区经济集聚效应，构造收益率与生态物流规模函数R=a+bQ，其中，Q=q1+q2，地方政府吸引生态物流的边际成本随着生态物流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因此设成本函数C=dq2。将Q、R、C带入（1）中，可得以下结果。Ei=［a+b(q1+q2)］-diqi2（2）由此，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的收益函数分别为式（3）和式（4）。E1=［a+b(q1+q2)］q1-d1q12（3）E2=［a+b(q1+q2)］q2-d2q22（4）将式（3）和式（4）左右两边分别对q1、q2求一阶导数得式（5）和式（6）。11211122Eabqbqdqq∂=++−∂（5）22112222Eabqbqdqq∂=++−∂（6）当（5）和（6）同时为0时，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的收益函数达到最大，此时以q1、q2为未知数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即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解该方程组，得式（7）和式（8）。*2121212(2)34()4adbqbbdddd−=−++（7）*1221212(2)34()4adbqbbdddd−=−++（8）由式（7）和式（8）可知，当地方政府1和地方政府2对生态物流的激励程度一样时，即d1=d2时，在吸引生态物流的竞争中两个地方政府的最优规模相等，即q1*=q2*。因此，当地方政府优惠力度一样大时，地方政府竞争博弈的唯一结果是（221212(2)34()4adbbbdddd−−++，121212(2)34()4adbbbdddd−−++），达到纳什均衡。以上分析表明，当地方政府同时做出独立的决策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都会达到规模为121212(2)34()4adbbbdddd−−++的生态物流，此时参与博弈的地方政府收益亦相同。若是考虑一般情况，处于竞争博弈中的地方政府对生态物流的激励强度很可能不相同，即d1≠d2，假设地方政府1的激励政策大于地方政府2，即d1>d2，此时比较式（7）和式（8）得q1*<q2*，这说明不同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系数（d）不一样时，成本系数高的地方最优规模小。对地方政府而言，激励成本系数主要由3种因素决定：税费优惠、财政措施以及公共管理部门效率水平。由于后两者在短时期内不易得到改善，因此对生态物流企业提供有竞争力的税费优惠是地方政府对生态物流者利益的让渡，这种措施可能吸引更多的生态物流企业，但是对地方政府来说会减少其收益。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地区物流企业可支持的程度减少，导致该地区的物流经济规模缩减。

5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当地方政府竞争行动符合古诺模型假设条件时，若地方政府对生态物流企业的激励程度相同，各参与主体的最优投资规模也相同；若地方政府对生态物流企业的激励程度不同，激励程度在高于一定程度后，激励程度越大的企业，最优规模反而小。此时，较大的激励政策虽然会吸引更多的生态物流，但是激励政策越大政府让渡利益越多，反而不利于地方政府达到地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第二，地方政府竞争政策可以起到吸引生态物流流入的目的，特别是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短期内吸引生态物流企业，但长期依靠利益让渡吸引生态物流流入的方式会造成全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科教文卫投入进而优化投资环境，不仅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持续积累而且可以达到吸引生态物流流入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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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颖菁,刘娟娟.基于博弈模型的绿色物流税收策略［J］.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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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炎亮,谭黎.政府与煤矿逆向物流的演化博弈分析［J］.商业时代,2012(20).

发展政策范文篇2

(一)改革开放前文化改革发展态势(1949—1977年)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文化发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明确地指出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指明了文化发展的前进道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也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项基本方针。继“双百”方针之后，于1964年9月又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一方针，该方针是在当时文化排外主义比较盛行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一方针的提出表明了我党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对于之后的文化改革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二)改革开放后文化改革发展态势(1978—1990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一次转折，就文化发展而言，系统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发展模式，恢复到之前的健康稳健的文化发展体制。1979年9月，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全新的概念，并指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出席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发表祝辞，提出新时期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新方针，划清了文艺与政治的界限，承认了文化市场的发展地位，提出了文化改革发展的目标。至此，文化改革发展得到了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我国的文化改革发展进程开始明显加快，文化政策地位明显提高，部级的文化政策开始形成单独文件并在全党全社会得以贯彻落实。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并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地位，指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该决议对于进一步加快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程，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文化改革发展形势(1991—2001年)

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也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1991年7月，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2000年，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该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崭新的概念。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一大进步，对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市场”到现在的“文化产业”，这一认识观念上的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加深，这是市场经济进步在文化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体现。2000年，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重要内容，突出体现了先进文化的伟大历史作用，指明了文化发展对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的理论成果。此外，这一时期由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部门规章有200多部，涉及诸多领域，如《著作权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等，这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法律法规建设。

(四)新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势(2002年至今)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将文化分成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和经营性质的文化产业，并且强调要积极完善文化的相关政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文化发展观”。新的文化发展观是对文化改革发展战略思想的突出贡献，对于振兴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2004年9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这一崭新的命题，并于2006年10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2005年1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最全面的纲领性文件，从改革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企业、调整文化领域结构等六大方面指明了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方面的发展纲要。2012年2月15日，《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公布，《规划纲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具体目标和任务，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规划纲要》重申了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到2015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十项主要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文化改革发展的具体要求。2012年11月8日，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出了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指明了我国未来文化改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二、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问题

(一)文化事业改革不深入

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近几年来，我国文化事业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显现出了许多问题与缺陷，深层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体制性问题成为制约文化事业发展的最大问题。首先，政府职能依旧没有转变，陈旧思想根深蒂固。目前，我国文化体制依旧管理过死、权限过宽，文化企事业单位职责不清，许多文化机构份内的事项都由政府直接插手代劳，文化机构法人地位和自主创新能力也渐渐消失，文化事业机构经营能力也逐渐下降。其次，部分文化事业单位所有制形势和资金来源单一，常年依靠财政补贴，形成巨大财政负担。2006—2011年，文化事业单位开支占文化财政总投入的86．6%，而文化产业投入仅占文化财政总投入的13．4%，大多数文化事业单位常年靠财政吃饭，盈利能力低下，资金来源单一，形成巨大的财政负担。2005年开始的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也因单位自身问题和种种限制而效果不佳。最后，文化机构内部机制僵化，人事制度冗员现象严重。文化机构缺乏鼓励创新的绩效奖励工资制度和竞聘淘汰的激励工作机制，岗酬匹配机制不健全，冗余人员过多。

(二)文化市场发育不健全

目前，我国文化市场还处于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干预模式向市场经济下的自由配置模式转变的过程之中。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市场也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转变，但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首先，文化市场发展缓慢，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仍十分有限。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文化市场发展速度明显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文化市场开放程度较低，许多文化单位仍是“企业招牌、衙门模式”，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效果不够明显。其次，政府监管过严，范围过宽，事无巨细。我国文化市场发展受行政干预的影响较为严重，在图书、教辅、音像、出版等方面仍有行政干预的政治色彩，文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致使文化产品价格扭曲。最后，文化市场产权保护真空。我国文化市场产品和创意的产权版权保护仍是空白，市场交易透明度低，盗版侵权时有发生，秩序混乱，这对文化产业长远发展和我国文化国际形象十分不利。

(三)文化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文化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且引起了法律界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文化法律的层次较低、可操作性较差，文化法律法规的数量和有效性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需要。首先，文化法律建设较为落后。文化立法程序不完善，文化法律建设不系统，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缺乏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文化大法，促进文化市场发展繁荣的专项法律不健全，《电影法》、《电视法》、《广播法》、《文化市场法》等均未出台。其次，文化政策取代文化法律的现象严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多以政策性文件为指导纲领，临时制定部门规章，甚至以领导批示为落实方案，缺乏文化改革发展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而且不同部门间、不同层次间的规章计划还存在着矛盾抵触的现象，这不仅影响文化发展规划的落实，更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连续性。最后，文化法律建设重心偏离。许多文化法律法规过于偏重监督、限制和处罚，而没有考虑文化法律的促进作用，应建立以发展、促进、服务为重心，以规范、惩戒为辅助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积极引导文化市场繁荣发展。

(四)文化发展资金不充足

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资金不足是制约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十年来，我国文化财政投入占国家财政比重始终保持在0．4%以下，尽管我国文化投入年年增长，但相对于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相较于文化强国的财政投入规模，我国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首先，财政投入力度不足，投入比重不均衡。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规划，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仍然没有完全纳入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的扶持领域，扶持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项目资金没有完全纳入各级财政预决算项目，所需资金大多是临时调拨，扶持力度难以保障。文化事业财政投入和文化产业财政投入比重严重失衡，事业投入过高，产业投入过低，不利于文化事业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其次，投资融资限制过多，渠道不畅通。我国文化发展投融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缺乏投融资的社会渠道，过于依赖财政投入，没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银行信贷、社会捐赠对文化市场的投融资作用。

三、美韩文化发展的主要政策

(一)美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政策

美国是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也是世界文化强国，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其文化之发达让世界其他国家“望其项背”，它的成功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相关文化政策的支持和法律保障。而美国政府能全面落实其文化政策则是有赖于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来保障文化政策落实，利用市场化发展文化产业，依托发达经济推动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既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也促进了文化发展的高度繁荣［1］。

1．完善的文化产业政策

(1)文化产业高度市场化。美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高度发达，已成为推动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其文化市场主要以自由开放和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得益于美国政府“开放、竞争”的文化市场管理模式。文化高度发达的美国，目前没有专管文化的政府机构，而是以完善的法律体制和非政府的民间文化组织进行管理，如联邦艺术暨人文委员会、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博物馆学会等。这些非政府机构分别行使某一方面的政府职能，主要以协调文化活动和财政资助为主，没有实际的行政管理权，在地方也没有相关的分支派出机构。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公益性和市场难以触及的文化领域。依托发达的经济，文化产业也走向了高度市场化，影视、出版、唱片已形成完善的经营销售网络，甚至控制了诸多其他国家的文化市场。可见，“政府退后，市场优先”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确实是文化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2)健全的文化法律体系。美国文化产业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健全的文化法律体系。美国文化法制体系相较我国比较健全，且日趋完善，通过法律来落实文化发展政策远比指导性文件更有保障，也更易落实。早在1790年，美国就颁布了第一部《文娱版权法》来保护文化的发展，而后，又相继出台了《联邦税收法》(1917)、《无线电法》(1927)、《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1965)、《博物馆图书馆事业法》(1996)、《联邦通讯法》(1996)、《反电子盗版法》(1997)、《跨世纪数字版权法》(1998)，此外还有《合同法》、《劳工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乌拉圭回合协议法》等文化相关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共同形成了完善的文化法律体系，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3)利用先进科技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发达的科学技术在美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上也得以全面体现。目前，美国在许多文化领域是世界最先进的，如电子出版、大众传播、影视制作、网络传输、影音发行、通讯卫星、数字化等。依托发达的科技，美国政府通过文化外交、自由贸易打开了世界文化市场，引导文化产品出口，扩大了国内文化产业，推动其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利用文化产品行销全球大大增加了国民收入和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也通过文化理念的输出增加了对世界政治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2．依托发达经济的投融资政策

美国经济的高度发达，保障了文化领域的资金投入;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将促进经济的健康运行。由于联邦政府未设文化部，所以主要依靠联邦艺术暨人文委员会、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博物馆学会对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进行资助，州和地方政府也会对文化领域进行资助，但对文化的直接投入十分有限，主要是鼓励社会、企业、个人对文化的投融资，这方面的资金远远多于政府的投入。政府规定，对于文化行业的捐赠者和赞助者，政府会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此外，文化行业的社会关系也是捐赠赞助的重要来源。政府鼓励企业对文化领域的投融资，发达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也为投融资提供了便利。许多文化企业也与各大财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让文化产业融得大量资金。政府的大力鼓励和发达的投融资体系，使得社会各界均乐于对文化行业进行投资、融资、捐赠和赞助。

(二)韩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政策

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时还是贫困国，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韩国就已是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后就一直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先锋。目前，韩国文化产业高度发达，最具代表性的影视唱片业更是风靡世界。作为我们的邻国，韩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2］。

1．文化立国的产业政策

(1)突出文化发展战略。早在1986年，韩国的经济发展“六五”计划中就已明确提出了“文化发展和国家发展同步化”的战略目标，为之后“文化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0年，政府出台了《文化发展十年规划》，完善了文化发展的相关指导和规划。1993年，韩国政府制定了《文化繁荣五年计划》，提出了未来五年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1998年，韩国继日本之后，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全面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于同年又颁布了《国民政府的新文化政策》。1999年，韩国政府颁布了新一期的《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继续文化的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文化产业又被定位为韩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地位有增无减，并于2000年提出了《21世纪文化产业的设想》和《电影产业振兴综合计划》。2001年，再次提出《文化韩国21世纪设想》，为21世纪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指出前进的道路。至此，“文化”已成为韩国的经济支柱和发展战略而不可撼动。(2)健全政府职能机构。为促进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韩国政府建立了一批专事文化的政府机构，为文化发展保驾护航。1994年，韩国发展下设了文化产业政策局，专门指导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1997年，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受创，韩国政府为扶持文化产业渡过难关，成立文化产业基金，专对文化企业提供贷款。1999年，韩国政府设立游戏综合支援中心和游戏技术开发中心，专对新兴的游戏文化产业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2000年，新增文化产业振兴委员会，旨在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全面指导和落实相关政策安排。之后，又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旨在配合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培养文化专门人才，开发国外文化市场。(3)优化文化产业布局。韩国建立的一批文化职能机构，在优化文化产业布局、调整文化产业结构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依据本土文化市场结构的特点和优势，文化产业振兴院作出了专业化城市生产布局规划，将部分优势文化产业集中在某些城市来集中发展，每个文化产业规划城市的发展领域各有不同，互有分工。如富川、大田、釜山主要发展漫画、影音和游戏，光州、春川主要发展动画、卡通，全州、济州主要发展数字、影像等。此外，全国到2010年共建立20多个文化产业园区，以整合科研实力，进一步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

2．力度空前的财政政策

“文化立国”战略的制定，为韩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财政政策的大力扶持也渐渐成为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韩国要以文化立国，可想而知，其在文化方面的财政投入一定不少，统计数字也显示出韩国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空前，投入比例稳居世界前两名。1998年，财政在文化产业方面投入已达到29232亿韩元。2000年，财政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入突破了国家财政总额的1%，如此高的比例领先世界。2001年，财政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入同比增长9．1%，突破1兆韩元。2003年，财政在文化产业方面的投入更是达到1．1673兆韩元。此外，政府还设立了文艺振兴基金、文化产业振兴基金、信息化促进基金、广播发展基金、电影振兴基金、出版基金来共同促进文化产业化发展，形成了资金投入规模大、优惠程度高、扶持范围广的文化发展财政政策体系。

四、美韩文化发展政策的启示

(一)健全文化产业发展政策

韩国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主要依托其“文化立国”的战略目标，产业政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对一个产业的兴衰至关重要。因此，首先应当充分认识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坚定“文化兴国”的政策导向，在此基础之上提高文化产业地位，制定一系列符合国家现实条件的文化发展政策，在党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健全长期性、综合性、前瞻性的文化改革发展政策和文化产业发展政策［3］。其次，为真正贯彻落实文化改革发展政策，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应健全政府文化改革发展机构，建立部门间的沟通机制，协调政策实施落实。最后，注意在文化改革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时刻发挥市场化的优势作用，美国文化产业的高度发达也正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这是行政命令所无法取代的，坚持“政府退后，市场优先”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必将是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的未来方向。

(二)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对国外文化发展政策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发展的优劣和文化相关法制建设有着密切联系，最为典型的要数美国。美国文化法制体系相较我国起步较早、更为健全，且日趋完善，通过法律来落实文化发展政策远比指导性文件更有保障，也更易落实。尽管我国也在文化法制建设上有了长足进步，但我国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等诸多领域仍是法律空白，许多法规也时过境迁。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及时修订陈章旧规，适时制定新则，在已有法律的基础上，完善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填补我国文化法律的不足，为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法理支持和法律保障［4－5］。

(三)加强财政政策扶持力度

财政政策始终是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以“文化立国”的韩国在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财政投入十分巨大，2001—2011年韩国在文化方面的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年均始终保持在1%以上，而同期我国的文化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年均仅为0．386%。巨大的财政投入为韩国文化产业的高速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韩国政府还建立了各种扶持文化企业发展的文化产业基金，形成资金投入大、优惠程度高、扶持范围广的文化发展财政政策体系。我国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落后，财政政策的扶持对文化产业发展意义重大，我们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强政府财政对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导、鼓励社会投资的文化产业基金会，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专用资金制度，以使财政资金能够发挥最大效用。

(四)实施多元化投融资政策

发展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民生科技；政府

一、民生科技：一种客观的现实需要

民生科技作为政府主导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要求，既关系着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也关系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达成度。公共政策作为维系和推动民生科技发展的主要工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字面来理解，民生科技是民生和科技的合成词，这既包含着价值指向性问题，也包含着工具指向性问题，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结合。从概念上看，民生科技就是“指与解决、服务民生问题直接相关的科学技术，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社会安全、心理健康以及文化追求等切身感受和现实利益问题相关的科学技术”。[1]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推动科学技术与民生福祉有机结合，让科技发展助力民生、让科技发展服务民生、让科技发展推动民生，是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案头的重要任务。新世纪新阶段，民众的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逐步从提高物质需求向提高生活质量需求转变，民众渴求健康、环保、安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2]从现实情况看，“民生科技由于贴近人民需求，因此与其他类型的科技相比更易于在区间推广。”[3]总之，民生科技的发展固然有理论层面的激发，但更多内容则是来自于民生领域发展的实际需要，是理论和实践协同推动的结果。

二、民生科技发展的公共政策缺位

（一）民生科技政策价值凸显不足。民生科技政策的价值指向既不是简单地民生，也不是简单地科技，而是民生科技，强调科技发展的民生指向性、融合性和协和性，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在具体民生科技政策设计上，多数时候我们是强调工具理性，即更多地借助于科技来解决问题，强调事后的纠正、调整。而民生科技强调前瞻性，即在民生科技政策方案形成之前，就着眼于具体的民生问题，着眼于具体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民生科技的核心要义在于“为了人”的科技，但在具体的政策运行过程中，受制于功利思想的影响，价值论者与工具论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性的问题，前者更多地强调“为了人”，后者更多地强调“问题的解决”，由此生发开来，民生科技价值难以有效地糅合到一起。（二）民生科技政策方案质量不高。民生科技政策方案对于政策运行具有直接作用，民生科技政策方案问题剖析越准、方案的对策应对就越具有针对性，其效果就会越好。客观现实是，在民生科技政策方案制定过程中，政策参与者与政策参议者往往都会各取所需，为我性地输出个人或团体诉求，对具体的民生症结与科技的项量关系分析不深，对民生与科技的契合性挖掘不足。（三）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被权力裹挟。在民生科技政策运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往往会根据个人偏好进行政策裁量，符合自身需要的或能够给自身带来利益的政策，就多执行，相反，不符合个人需要或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的就漠不关心地执行。在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往往被权力绑架，政策演变成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谋取私利的工具。（四）民生科技政策跟踪问效不足。比较而言，民生科技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物、环境、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等相关的内容，就其辐射的领域也是包罗万象的，很难用具体的文字将其涵盖到位，这也无形地加大了对民生科技政策效果追踪的难度。政策需求多元，认识多维，能力素质各有差异，这些都无形中加大了对政策追踪问效的难度。

三、民生科技发展的进路：公共政策供给质量的改进与提升

（一）进一步彰显公共政策的民生科技。价值就民生科技价值生成而言，“它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各种风险，包括安全风险、环保风险、投入风险、利益风险、科学技术风险和认知风险等，我们需要通过相应的路径减少或规避公共安全科技发展的风险，促进民生科技的发展。”[4]强化民生科技价值，主要应从民生科技价值理性和民生科技工具理性两方面入手。对于前者，就是要不断地创设条件和内容，推动民生科技的融合性，强化民众的个体认知，使广大民众充分看到民生科技的发展对于人自身的意义，不单纯是要科技，而是要为了人的科技；对于后者，就是要不断地用民生科技抑或是科技去解决民生问题，通过问题来解决不断提升民众的感悟和理解程度，促使民生科技价值从形而下层面向形而上层面过度，真正实现“让科技活动和创新成果造福于广大民众，为广大民众谋福祉”。[5]（二）进一步提升民生科技政策方案的质量。民生科技政策方案制定的质量和精确程度直接关系着民生科技问题或症结的剖解度，如果“症状”不清晰，提供的解决方案任凭如何科学、民主和符合法治精神，都是毫无益处的。为此，强化民生科技政策制定，必须精准研判民生科技政策的症结问题，尤其是要找准与民众利益最直接、最现实、最相关的问题及其与科学技术的配套程度、契合程度，能够有效区分哪些是民生科技问题能够解决的、哪些是民生科技不能有效解决的；哪些是民生科技现在就可以解决的，哪些是民生科技需要在未来解决。按照民生科技问题的大小、强弱精致政策方案，集思广益、多维协同联动，确保民生科技政策方案是经得住推敲和研磨的方案。（三）进一步规范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者的权力边界。规范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者权力边界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规范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者权力边界。权力是政策施动的有效保障，必须对政策执行者进行有效规约，以防止权力被滥用，为此，必须明确界定科技政策执行者的权力边界，即明示给科技政策执行者，哪些是他能做和必须做的事项，哪些是不能做的事项，使其能够谨慎用权、合法用权和有效用权。二是进一步加强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者的约权工作。民生科技政策约权应主要从内部慎独和外部惩戒两方面着手。所谓的内部慎独就是不断提升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者的慎独慎微意识，提升个人的内在自省，确保个体行为与政策要求同向同行；所谓的外部惩戒就是努力借助于规范把民生科技政策执行者装进制度的笼子，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四）进一步提升民生科技政策实效。一是提升民生科技政策运行质量。民生科技政策制定完成后，执行效果对政策实效具有决定的影响和意义。切实关注民生科技政策的执行细节，能够把政策方案所表征的内容精准地配置好执行内容，能够努力促使政策执行主体按照政策需求去裁量政策和执行政策。二是跟踪问效，不断提升民生科技政策效果。“要通过科技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进行引导、规范和管理，创办中介构有效地传递市场信息和技术，并在研发项目的初始投入、新产品购买上发挥更多的作用，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的投入，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和转化体系，为民生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科技进步、生产技术产业化提供前提和保证”。[6]

参考文献：

[1]李宏伟.民生科技的价值追求与实现途径[J].科学经济社会，2009，（3）.

[2]苏玉娟.民生科技与中国梦的实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8）.

[3]周元.民生科技论[M].科学出版社，2011.

[4]苏玉娟.民生科技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

[5]崔永华.民生视域下的科技发展与政策启示[J].科技论坛，2012，（8）.

发展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薪酬；公共政策执行阻滞；路径

1当前薪酬视域下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基层公务员处在国家改革和建设的第一线，是政府的执行主体，也是政府政策的诠释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出台后，我国基层政府的公务员管理有了一个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使得公务员的薪酬管理有法可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的综合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人们的各种追求也在上档次并呈多元化态势，这就给各级领导及公务员的执政能力及管理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当前，基层公务员在执行政策方面，存在执行缺损、歪曲执行、政策执行替代、政策执行附加等方面问题。

(1)政策执行缺损。一项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完整的执行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但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将政策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基层公务员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特别是乡镇基层公务员薪酬更少，工作内容多、更繁杂，有些地方的基层公务员在执行政策时，会通过寻租方式来获得经济报酬或直接通过收取钱财方式来中饱私囊。只选择那些对自身有利的政策内容执行，对自己利益受损的政策内容则有选择性的不传达、不执行。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有效的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2)政策执行曲解。基层公务员在传达和执行上级或中央政策时对政策精神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中某些抽象性、概括性的语言，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在政策制定上，一些地方照搬照套，结合实际制定有特色的政策措施不够；有的地方制定的政策缺乏连贯性等。在政策理解上，有的对政策掌握不够全面、系统，甚至片面地理解政策。有的基层公务员还利用自己自由裁量权以权谋私，从而严重损害公共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政策执行替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的综合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人们的各种追求也在上档次并呈多元化态势。当下，基层公务员面临职务低、晋升空间小、工资待遇低等方面的问题。在面对升迁无望、待遇水平不满意的情况，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也放松了对事业上的进取。为了平衡事业升迁无望的心理和提高原有物质生活水平，有些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面对执行的政策对自己不利时，就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制定与上级政策表面一致，而实际上却违背上级政策的实施方案，替换上级的政策，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4)政策执行附加。公务员基本工资实行全国统一标准，由中央财政支付，至于津贴、补贴和奖金，完全看各地各部门的财政收入。从纵向看，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所受监管更多，所享待遇并非想象的那样好。从横向看，党的机关、人大机关一般低于其他机关。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为了自身或地方、部门的利益，在执行中央或上级政策的过程中加进一些原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从而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其附加的政策的主要是基层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弥补薪酬待遇水平不高，从而导致政策变形。

2薪酬视域下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阻滞原因分析

由于基层公务人员的地位及背景的特殊性，在基层政府同一部门内的公务员往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也就对薪酬制度有不同的认可度。因此，基层公务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偏差，造成政策执行阻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政策制定一以贯之。由于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的影响，使得某些政策在付诸实施前就有先天性缺陷。表现为有些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性和不配套性。这样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因而也就很难使人遵从。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也为执行者寻找对策、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由于公务员收入分配不规范，助长了一些权力部门公权寻租行为。基层公共部门滥用其手中的公共权力，危害公共管理和行政效率，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所以基层公务员会凭借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肆意横行，为一己私利，在平衡自己薪酬待遇低下的同时损害公民利益，这些都影响政策的执行。

(2)监管机制缺乏力度。基层政府在进行薪酬管理工作时对公务员进行“按劳取酬”的管理，必须注重满足公务员的公平感。其滥用权力而获得的隐性收入必然会影响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导致分配秩序的紊乱。同时，在我国公务员薪酬政策的设计制定过程中，公务员既是这一政策设计的主体，也是这一政策的受体，因此，在目前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形势下，此种薪酬制定方式很难保证薪酬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使得薪酬制度很大程度上缺乏科学性和社会公信力。并且，这种情况一旦形成，很难通过合法的渠道有效的消除这种不公平，使得基层公务员在执行政策时不当使用自由裁量权导致政策变形、走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3)基层公务员素质较低。由于基层公务员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偏低，不能正确理解政策，导致政策偏离。我国执行政策的基层公务员学历偏低，大专以下学历的公务员还占有相当的比例，“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人员不足，同时受财政等方面的制约，还聘用一些未经专业训练的或学历低下的临时工或合同工来协助执行政策”。同时一些基层行政机关的领导也缺乏对政策实质的准确理解能力，知识水平偏低，业务执行能力不强，不能结合本地区、本部门、以及具体事务的实际在把握政策实质的基础上灵活处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行使行政权力的不当，而使政策目标发生偏离。

3薪酬视域下公共政策基层执行阻滞的解决路径

基层公务人员在政策执行中的失控导致政策失败，将会造成整个社会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无序和混乱。科学合理的公务员薪酬是吸收和稳定公共部门人才，建立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的重要保证。因此，针对现存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分析政策执行阻滞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1)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首先，要建立政策监管的严密机制，在制度上保证执行的力度与效度。目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阶段，关于公共政策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这就要求基层公务员必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不能够享有不受法律和政策制约的各种特权。其次，可以将基层公务员的薪酬管理与岗位管理、绩效管理相结合，形成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以激励每个公务员。固然，当公务员的薪酬太低，生活困难时，存在着较多的腐败倾向，但这并不能成为腐败的直接原因。不管在何种国家，何种社会，公务员队伍中都存在腐败问题，若能够采取有效的管理约束，就能使腐败控制在最低程度，不至于严重危害社会。

发展政策范文篇5

本文作者：孔令刚工作单位：安徽省商业经济学会

(一)商贸流通业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商贸流通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连结生产、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先导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城市化进程。1.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催生流通业在社会生产循环中从末端变成先导发达的服务经济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流通业是服务业的现实主体,流通业必然要挑大梁。随着总体上买方市场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流通业对整个产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凸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流通业决定制造业的发展态势。当前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一些新的重大变化。已经实现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变,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这种状况催生了生产与流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这就是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而不再是生产决定流通和消费,流通业在社会生产循环中从末端变成先导。2.不断完善的现代化流通体系将加速推进安徽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关系到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安徽来说,广大农村地区基础条件相对依然薄弱,二元经济结构依然表现明显,极大地影响我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重生产、轻流通造成的农村流通业发展滞后,使得农产品流通市场中“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突出,农村日用工业品消费市场发展滞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城乡流通效率低下严重地阻碍了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所以,在加快我省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过程中,通过商贸流通业的带动作用,可以促进农村市场建立起有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使农产品能真正实现货畅其流;同时,还可以推动农业生产在市场导向下,使农户与其他市场组织结成利益共同体,整合采购、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使农业生产走向产业化经营之路,大大提高农村市场中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外,通过市场导向的作用,农产品适销对路了,农业生产实现了产业化,又可以大大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提高广大农村对城市日用工业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促进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3.不断增强的商贸流通业引导、发掘和创造需求的功能推动安徽产业结构优化当今国际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具有强大竞争力,关键在于有效地把“创新、制造和服务”三者有机结合,他们的工业产品附加值构成中,纯粹的生产环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物流服务等两端环节的比重越来越大,增值获利越来越高,流通业已经成为价值链中最为重要的增值环节之一。从国际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已经达到了经济腾飞的物质基础,这一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求旺盛,社会消费需求明显扩大,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出现新的转移。必须寻求新的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产业发展速度的均衡性和产业之间的协调性三方面;产业结构高度化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的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扩大、产业结构更新周期的缩短等方面。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能不断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个供应链的调整的最终动力,而商贸流通业又在供应链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能把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市场信息快速高效地反馈到生产部门、销售部门,促使这些部门资源的重组和转换。现代流通业引导需求、发掘需求和创造需求的功能的增强,也会不断地推动着产业结构升级和合理化。4.逐步降低的流通成本和逐步提高的流通效率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商贸流通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批发业和零售业等商品流通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提高、物流业中流通方式的改进带来的物流成本的节约及流通现代化带来的流通效率的提高等方面。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商贸流通业在带动就业也具有重大作用。由于商贸流通业点多面广、比较分散、门槛较低、进人比较容易,可以吸纳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发挥带动社会就业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安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商贸流通业将成为解决这部分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场所。并且就业率提高了,人们收入增加了,就会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二)顺应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新趋势,安徽商贸流通业发展将迎来加速发展期1.商贸流通业将进入发展壮大的加速期扩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商贸流通业加快发展迎来新契机。“十二五”以及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扩大内需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安徽商贸流通业将进入发展壮大的加速期。2.现代新兴商贸流通业态创新将进入加速期“十二五”时期,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同步增长,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有望进入消费拉动主导阶段。从消费的阶段性特征看,安徽经济己经进入耐用消费品主导阶段,非耐用消费品进入品质提升期,服务性消费加快兴起。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大型购物中心、品牌连锁店、仓储式卖场和电子商务等现代商贸流通业态将在这一阶段蓬勃发展,现代新兴商贸流通业态创新进入加速发展期。零售业态异彩纷呈,网点类型丰富多样,传统的百货商店、专业店、杂货店等得到了升级改造,新兴的超级市场、专业店、专卖店、仓储式商店、无店铺零售等蓬勃兴旺,而且这些业态之间还相互渗透、创新组合。特别是代表现代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的连锁经营更是快速发展。3.商贸流通业进入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管理应用的加速期信息技术革命深入推进,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迎来新契机。当今世界正迎来以物联网开发、互联网创新应用以及信息智能处理等为主要特征的新一波信息革命浪潮。信息化技术应用将带动商贸流通技术和管理革命。基于物联网互联网交互平台,商贸流通业有望形成新业态、新形式。基于供应链信息资整合共享,加强上下游联动,推动实系统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商贸流通业将进入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管理应用的加速发展期。

1.创新政策,强化规划引导近年来安徽商贸流通业发展经验表明,政府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加强规划引导。规划的失败是最大的工作失误。随着我省城市改造力度加大,城镇化推进力度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这都给我们流通业发展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争取立法部门对流通产业布局规划的支撑。要提高规划刚性,少走弯路。少交学费。近年来国家和我省研究出台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我们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政府部门要着眼于宏观经济目标,将流通产业政策列入最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和最高的决策层面,从体制、政策、主管机构、审批权限、企业经营范围等诸多方面提供保证。一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流通业的政策支持。加大政策支持,为流通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更好宽松、有利的环境。建立政府对新建大中型流通企业的行政听证制度,确保大型商业企业的数量、购买力水平、消费结构与城市规模相适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按照流通企业数量适度、规模适度、布局合理和结构合理的原则,做出相应的中长期规划,通过规划并配合有关政策来引导商业网点的合理发展;规模经济为特征的经营方式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如政府应对连锁经营企业在规模上进行适当管制,除规定最低的门店数量外,对其最高数量也应进行合理测定,防止因门店数量的盲目增加而导致过度竞争。二是广大流通企业要吃透政策,利用政策,用好政策。要充分利用现阶段各级政府支持流通产业发展的良好机遇,争取产业政策支持、争取投资项目支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同时政府亚需制定企业进入或退出政策,促进产业集中度的稳定上升,大型优秀企业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2.加大特色商业街建设力度,发展城市社区商业以“便利消费进社区,便民服务进家庭”为主题,按照规划优先、市场取向、便民利民、网点连锁的原则,依托城市社区,重点开展社区商业示范区创建活动,实现城市社区居民购物、餐饮、维修、美容美发、洗衣、家庭服务和再生资源回收等生活需求在社区内得到基本满足,促进社区商业网点配套和服务水平升级。创建和培育商业示范社区,积极培育社区商业骨干企业。建议修改出台《关于加快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发展政策意见》,特色商业街的建设将充分发挥各城市和集镇独特的历史文化优势,继承传统商业街的历史文脉,积极引导商家举办具有民俗传统的主题商业文化活动,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提高特色商业街区的文化品位。设立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发展专项扶持资金,用于特色商业街区的前期规划、基础设施配套、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并要求各市县根据工作实际,设立引导扶持配套资金,对辖区特色商业街区建设给予适当补助。制定发展目标,3年时间,在全省培育一批集聚效应显著、文化底蕴深厚、建筑风格鲜明、基础设施完备、街区管理规范、拉动消费作用明显的特色商业街区。设立全省特色商业街建设专家委员会,依托学会智力资源,对商业街建设的指导和认证评选工作,促进商业街建设规范化和特色化。3.加快城乡空间融合,城乡商贸统筹,建立城乡一体化商贸流通体系在空间布局上,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批发零售物流配送一体化的商贸流通渠道网点。重点组织实施针对广大农村网点缺失的“覆盖战略”;针对二三线城市商业资源小、散、差的局面,重点组织实施提高市场集中度的“补强战略”;针对国内外影响力巨大的特大城市,重点组织实施能够引领商贸流通业未来与发展方向的“创新战略”。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应以统筹城乡商品场发展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功能分类的双向流通的城乡商贸流通模式,加快构建新型商品流通体系,促进城乡市场的相互融合、互促共进,实现城乡商贸业良性发展。科学规划并合理布局沟通城乡的交通、物流配送及信息网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市场和农工商一体化流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农村市场分散、农民买难、农产品卖难与城市市场拥挤、工业品大面积滞销积压的“双重不对称滞销”难题。而城乡交通及物流配送设施和信息网路平台配置失衡或供给不足是造成城乡市场通路堵塞难题的根本原因。因此,规划和布局城乡一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物流配送设施和以互联网为主的信息网络设施,将有助于以新兴零售业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尤其是服务农产品的冷链物流)等为依托的现代商贸流通企业在农村的快速成长壮大。培育联结生产和流通,具有较强专业化水平的经营性实体,组织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鼓励农产品直接进入大型批发市场,逐步建立具有一定组织化程度、畅通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强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对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改造、升级和规范,建立特色农产品配送中心。重点培育和建设一批标准化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特色农产品配送中心,对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购物中心进行直接配送;建立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重点支持农产品物流企业和物流配送中心的发展,加快标准化连锁农家店建设的步伐;推进“三绿工程”建设。在继续推进以减免通行费和植物检疫费,保证畅通为主要内容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建设的同时,着力构筑绿色市场体系。按照政府推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资源整合、重点扶持、规范发展的原则,重点抓好市区农贸市场改超市和绿色市场创建认证工作,建立和完善流通环节食品检测体系与无害化处理制度;推动优势农产品进入城市和国际市场。鼓励和引导大型连锁经营企业建立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支持农产品产业化龙头企业到大中城市开办农产品超市,与现有超市建立产销、配送关系,推动优势农产品进入国际大型零售企业采供体系,进入国际市场。分层次推进乡镇商业网络建设,做到“货畅其流”。通过组织化规模化提升,创新发展模式,通过工商联手、农商对接,提升农户组织化程度,将特色农产品推向市场,带动农产品流通;必须培育龙头企业,增强龙头企业规模化程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城乡商贸流通中的核心主体作用。建立“两级配送、三级销售”流通渠道体系和“县、乡、村”三级农业生产资料连锁供销渠道体系。通过“经营连锁化”、“销售超市化”和“配送集中化”,实现农村流通业态创新;通过在农产品领域逐渐采用拍卖、仓单、远程合约、期货交易等方式实现流通方式创新。建议各级政府应把农村流通设施纳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加大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立农村商业网络与商品流通基础设施体系。4.构建合理的市场主体结构,加快推进传统流通业现代化培植大企业集团,支持中小流通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市场主体结构。加快推进流通业规模化发展。做大做强流通业是实现流通业规模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从全球范围来看,提高流通业集中度.发展规模经济是大势所趋,这是产业发展自身内在的规律所决定的。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与壮大都离不开优势企业的带动。确立商贸流通产业优先发展战略,要把培植大企业集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引导商贸流通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合并等多种形式,培育一批规模大、机制新、效益好、实力强的商业骨干企业,提高流通主体的市场竞争能力。推动民营经济与国有、集体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实现产权上结合,机制上对接,经营方式上取长补短,继续提高民间资本在商贸经济中的比重。中小流通企业是流通企业的主体和扩大消费的主要渠道。加快推进传统流通业现代化。加快传统流通业现代化是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严格地来讲,没有传统的产业和现代产业之分,传统产业可以现代化。现在我省传统流通业的比重还比较大,关键是业态传统、服务方式传统、服务产品传统,必须要用现代的先进经营理念引导企业家,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信息化,产业的信息化程度是服务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传统服务业要向现代的服务业转变,必须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这一有效的武器。推进中小流通企业体制创新,引导中小流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流通技术、营销方式及管理经验,全面提高中小流通企业现代化水平。5.培育发展特色市场,改造提升商品交易市场当前安徽市场建设工作中,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综合性大市场与专业性市场建设并举,专业性市场特色更加明显,这是由于市场细分、产业分工、专业化经营所决定的。要根据这一新的发展态势,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市场、专业市场,要把市场与本地区产业特色、区位优势和其他比较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改造提升商品交易市场,加快批发业的稳步发展。按照“改造提升现有专业市场、规划建设新的专业市场、促进市场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合理确定各类专业批发市场的职能分工,推进商品交易市场组织、经营和管理的创新。采取散户经营与公司制经营相结合的模式,优化市场交易主体,提高经营的组织化程度;探索利用专业市场的优势,增加会展功能,培育知名会展;延伸服务内容,增强配送功能,推动商品交易市场从商品集散地向物流配送中心转变,带动市场升级。6.推动电子商务服务系统建设,加快商贸流通业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电子认证体系、电子支付体系和电子交易安全体系等服务系统的建设,为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安全、畅通、高效的服务系统。建立网上虚拟市场,积极开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BZB)电子商务,大力发展网上销售(BZC)业务。推广应用电子认证证书,实行电子银行结算、第三方物流配送,逐步采用统一、快捷、方便的结算方式,推动有形的实物交易向集信息、交易、结算、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电子商务模式发展,实现有形市场与网上虚拟市场的结合,利用互联网的开放性、无时空性的特点,扩大商品市场的对外辐射能力和知名度。推广电子商务,鼓励大型百货商场、购物中心、连锁超市建设网上商城,增强配送功能,扩大网上消费。要在零售企业中大力推广数字终端设备、条形码技术、电子标签技术和电子订货系统,进一步推广供应链管理技术和批发业信息管理系统,不断加快批发零售业信息化建设步伐,进而带动批发零售业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7.引导企业实施从“价格战”向“创造新市场”转变战略,创新消费服务方式一直以来“价格战”是批发零售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行业发展日趋成熟,竞争压力不断加大,批发零售企业要确保利润空间,立足不败之地,必须实施由“价格战”向“创造新市场”转变的战略。创新消费服务方式,改善商贸流通服务功能,促进现代流通方式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市场”就是要开拓农村市场,将城市中心区大型商业设施不断往郊区、中心镇延伸;开拓国际市场,鼓励大型零售企业要勇于走出国门;开拓特殊人群市场,更加注重人性化营销,对零售市场细分,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居住社区、不同消费人群、不同时间节奏人群的消费需求。断创造新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8.建立健全商业信用体系,开展信用监管和公共服务商业领域的诚信危机加深已经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致使经济运行中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防范成本剧增,必须高度重视,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诚信首先是一种信仰、理念。培育诚信难度极大,要付出巨大代价和艰苦努力,而失去诚信却十分容易,稍有闪失即可前功尽弃。新情况是,在商贸流通领域,诚信状况在两极分化:有实力、并从讲求诚信中尝到甜头的企业,更加看重诚信;没有实力、破罐破摔、得过且过的企业,对培育诚信形象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更加不在乎,更加乱来。需要进一步完善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重规范的市场秩序,依法严厉打击伪劣假冒,严厉制裁商业欺诈,提倡、鼓励“诚信促销”,信守合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购物安全”和企业的交易安全。其中,要切实改变违法犯罪“成本过低”、打击违法犯罪“成本过高”,“事前规范不足,事后惩处不力”的被动局面,坚决制止“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受罚一下子、享受一辈子”侥幸心理所诱发的种种挺而走险举动(这种局面等于放任、鼓励商业欺诈)以强化信用意识、促进诚信经营、防范交易风险为目标,引导各类流通企业建立起以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信用档案管理和信用信息互通为主要内容,适合自身行业特点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加以完善,逐步使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鼓励公众参与,完善举报制度,降低索赔成本,抓堵欺诈源头,从严细化法律,确保打击有力、防止回潮反复。支持和鼓励各行业协会(商会)制定信用方面的行规行约,强化会员的守信意识和诚信自律。鼓励行业协会在行业内部开展信用活动,对失信行为进行评议。支持行业协会配合政府制定行业信用发展规划,开展信用监管和公共服务。

发展政策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估审计；发展

一、公共政策评估审计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治理为主导，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为辅助支持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其中，社会公众为国家治理的委托人，政府为社会公众的主要人。依据受托经济责任原则，为了达到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抑制政府治理主体在公共政策行为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倾向，需要依赖一种能够发挥免疫功能的经济问责机制，于是政策评估审计由此而生。依据审计署科研所研究报告，政策评估审计可以定义为“国家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从形式、事实、价值三个维度，对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系统（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公共政策过程（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和公共政策的结果及其影响进行的监督、评价、建议、咨询等审计活动”。［1］政策评估审计作为新型的独立审计类型，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预防性，与传统的审计模式相比，政策评估审计强调事前监督，察觉未来隐患，追踪问题本源，为政府主体提供前瞻性的意见与建议；二是广泛性，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主要途径，往往会涉及对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的调整，因此政策评估审计较一般审计项目而言，其审计对象具有明显的广泛性；三是全局性，社会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博弈性和妥协性特征，其在内容安排、实施方式、出台时机等方面体现了权力机关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综合平衡考虑，因此政策评估审计需要基于政策治理的宏观性，运用全盘思维进行反映和分析公共政策的运作流程。［2］政策评估审计致力于服务国家治理，充分体现了受托经济责任的本质要求，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提供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途径，有利于政策过程的透明化。政策评估审计可以提供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途径。在审计计划阶段，政策评估审计所使用的现场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能够吸收接纳公众的公共政策意见，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同时，社会公众还可以利用审计举报、审计请求等方式，影响政策评估审计的范围向公众所关注的重要政策领域聚焦靠拢。政策评估审计的结果公告可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一系列过程基本都是在行政以及有关部门的内部完成的，公民无法掌握真实、透彻的内部信息，因此无法保障委托人——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政策审计的结果公告能够改变目前这种政策信息由内部知情人士垄断的局面，使公众更全面地了解政策过程的整体运行情况，从而督促政府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管理信息的透明度。（二）服务国家治理，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政策评估审计能够通过政策选择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来服务国家治理。对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审计，可以找出政策过程中的缺陷和问题，对评估政策进行优化选择，同时提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共政策的针对性建议，为国家治理提供合理保障。政策评估审计能够促进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随着社会环境条件的不断更新变化和政府活动的日趋复杂，传统的政府审计模式显然不能适应现实的苛刻需求。作为一种执行反馈工具，政策评估审计运用政策实施过程中衍生的问题去反思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失误，［3］可以有效地使公共政策制定流程逐步走向科学化，促使政府制定出科学、民主、合理的社会公共政策。例如我国在1999年推出的助学贷款政策的演变过程就充分体现了政策审计的反馈作用。通过政策审计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从最开始的国家助学贷款发展到2007年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违约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最终实现了国家、银行和高校学生的共赢。（三）对政策落实执行效果进行检验，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效率化。政策评估审计可以检验政策的执行效果。经过一系列科学论证的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变化莫测的外部因素大大增加了政策落实状况的不确定性，这就必然要求在政策执行的全过程中对执行效果进行不间断地跟踪审计，及时判断、分析和总结，保障政策贯彻落实，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评估审计能够督促政府履行职能，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政策评估审计有利于促使政府部门关注其公共政策是否达到了预设期望，是否满足了社会需求，是否促进了国家治理，从而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此外，政策评估审计尤其是政策执行情况审计的问责，还可以督促相关责任人恪尽职守、认真履职，保证政策执行效率。例如在2006年审计署开展的对全国18个省（市）收费公路的政策审计中，通过对“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公共政策的审计，卓有成效地明晰了交通部门和地方政府在收费公路政策中的责任与角色，从而推动了该项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公共政策评估审计现状分析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日渐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政策评估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型模式虽然获得了十足的关注，但目前在我国尚处于积极摸索的发展阶段，以下便从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概况和审计业务的具体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一）制度文件颁布概况2014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以及审计署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来支持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的发展建设。相关政策审计制度文件的内容可以从表1中窥见一斑。通过表1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出台的政策审计制度规定文件大都是对政策评估审计的基本属性（重要作用、所处地位、实施目标等）予以明确，涉及的是宏观理论层面问题，主要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因而对系统性建设政策评估审计制度的初步规定就出现了一定的真空地带，同时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时间也普遍偏晚。这些都是我国政策评估审计尚处于摸索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二）政策审计具体实践作为一种刚起步的新型审计模式，政策评估审计的具体业务实践在我国还处于基础性阶段。这首先集中体现在政策审计的项目数量层面。以2015年为例，审计署官方网站公告的审计结果统计显示，当年审计署一共了34个文件公告，其中涉及政策评估审计项目的有6个，占比为17.65%，所占比例明显处于较低的层次水平。其次，我国政策评估审计业务实践的不成熟还表现在政策审计项目的内容层面。我国审计署2010—2016年开展的政策评估审计项目的主要内容情况如表2所示。通过表2可以看出，我国审计署近七年的政策评估审计重点关注了各项规划政策的落实执行情况，但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如政策制定及政策本身、政策审核及合法通过、政策反馈及有效改进等方面几乎没有涉及，政策审计内容总体上呈现出单一性、零散性、保守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尚处于摸索发展的初级阶段。三、公共政策评估审计问题剖析通过政策评估审计在我国的逐步发展和不断探索可以看出，当前国家审计已经基本具备开展政策评估审计所需的必要条件，但纵观近几年我国的政策评估审计实践不难发现，其在审计项目规划、审计职能地位、审计人才建设、审计方法体系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政策评估审计项目确定模式缺乏规范性。审计项目的选择和确立是审计工作的起点，是审计目标的具体体现，更是提高审计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基础。然而，纵观我国审计机关近年来的政策评估审计实践，在审计项目确定模式方面还缺乏规范性，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我国审计机关尚未单独设置相关部门来制定计划管理制度对审计项目计划工作进行全面管理，合理确定政策评估审计项目，保证审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进行；另一方面，审计署的审计战略规划和各地方审计机关制订的审计项目计划之间未能紧密衔接，关联度不高。［4］审计工作的发展规划、战略计划与具体审计项目之间应保持无缝衔接，从而使发展计划对审计项目起到指导作用，具体项目对发展计划起到支撑作用，形成辩证的统一关系。（二）政策评估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体现不充分。独立性是审计工作的灵魂，政策评估审计也不例外。然而，从目前的审计职能地位上看，我国审计机关还不是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机构。审计机关的经济监督权限不等同于政策评估权限。当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尚没有关于政策评估审计的条款，从《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审计的职能定位可以看出，审计行政部门是进行经济监督的国家机关，而非公共政策的评估机构。对哪些公共政策应该进行审计，政策过程中哪些阶段应该进行评估，政策评估审计的流程应包含哪些必要步骤，怎样评价政策评估审计的效果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同时缺乏评估权力的法律保障。这都给审计机关单独开展公共政策评估审计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且这个独立性的问题在地方审计机关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地方审计机关的人力、财力、物力大都直接取自地方政府，地方审计机关的负责人也由本级人民政府提拔任命，这势必会使地方审计机关对地方政府形成形式上的独立、实质上的依附现象，审计机关实际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内部审计机构”，其进行的政策评估审计难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影响。（三）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政策评估审计是一项庞大冗杂的社会工程。公共政策本身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对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公共政策按照不同的维度可以进行不同层次的分类，本文以社会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为标准将公共政策分为五类，详见图1。由图1可以看出，政策评估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较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其内容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财政学、工程学、统计学等。虽然目前审计人员的学历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人员专业单一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政策评估审计需要对政策计划、制定、执行、落实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反馈，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从而需要有充足的审计资源与力量来满足跟踪审计内容的专业性和广泛性，因此，提高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势在必行。（四）政策评估审计流程与方法体系比较零散。目前我国政策评估审计方法体系大致沿用了国家审计的程序和方法，主要包括：审计准备阶段（了解公共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划定审计范围和确定审计重点）、审计实施阶段（实地调研、现场审计、相关单位走访、汇总问题数据、撰写审计底稿）、审计报告阶段（撰写审计报告初稿、听取公共政策利益相关方意见、形成最终报告、将审计报告结果向社会进行公告）。在现实审计过程中，部分政策评估审计的方法已经开始应用。如在2012年8月审计署的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公告中，揭示的诸如险种间尚未完全实现有效衔接、各地实行的保障政策尚不完全统一、基金筹集管理使用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问题都应用了政策审计中的效果评估模型，［5］同时也体现了经济评估模型中常采用的比较分析法和比率分析法。然而这些数据分析方法和政策评估方法的应用都比较零散，未能系统地遵循评估模型体系。政策评估的专业性、逻辑性、整体性不强，欠缺科学、合理、系统的政策评估审计流程与方法体系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公共政策评估审计的完善对策

（一）注重审计项目计划管理，加强政策审计的宏观性。首先是政策评估审计的计划管理工作。审计项目的计划管理应当在注重审计范围广泛性的基础上突出当前社会各个领域发展与改革的重点，从源头上推动国家良好治理。例如可以通过前期广泛的社会调研，统筹规划审计项目计划工作，使审计项目具有连贯性、一致性、整体性，从而为政策评估审计的后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其次是加强政策评估审计的宏观性，提高审计选题的立项质量。公共政策全面性和审计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使审计机关在确定政策审计项目时应当遵循两大原则：一是国家战略方针的引导性原则，要重点根据国家当前的部署规划以及人大、政协的会议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合理制订审计项目计划；二是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原则，审计机关应当充分运用各种媒体通信软件全面及时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需求，并相应地开展立项调研，全面搜集有关信息资料，最终汇总形成审计项目计划。此外，在关注审计项目整体性的同时也要注意有针对地突出其特异性。比如，对于时效性较强的公共政策，跟踪审计要强调项目的及时性；对于周期较长的公共政策，跟踪审计要强调项目的连续性；对于呈现阶段性特点的公共政策，跟踪审计则要强调项目的适时性和动态性等。［6］（二）完善政策评估审计体制，强化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依法审计是现代审计制度建立和运行的基础。在2016年6月1日审计署颁布的《“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指出了依法审计的原则，即审计程序合法、审计方式遵法、审计标准依法、审计保障用法的基本要求。然而目前，我国政策评估审计缺乏相应的具体审计准则和专业操作指南，没有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审计流程可以遵循，审计质量必然无法考核评估。反观国外，政策审计大都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例如美国在1993年颁布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就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完善进行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赋予了政策评估审计强有力的法律保障。［7］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操作模式，总结我国多年政策审计实践和探索的经验，同时结合本国体制和国情，完善政策评估审计的相关规范体系。具体途径可以为：通过修订现行的《审计法》或者政策评估审计规章制度的形式，确立政策审计在我国审计监督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对政策审计的审计目标、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内容、审计报告等审计要素加以明确，予以细化，同时建立并完善政策评估审计的评价体系，逐步实现政策审计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推进政策评估审计的持续发展。完善国家政策审计管理体制，还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保障审计机关的独立性，保证审计主体能够客观、公正地发表审计意见，提高审计的社会公信力。例如，可以对地方政府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行政隶属关系进行改革，实行上级审计机关对地方审计机构的统一垂直领导或者采取审计署派驻机构和地方审计机关混合编组的形式，强化地方审计的独立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三）推进政策审计人员队伍建设，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持。审计人才是国家政策评估审计能力提高的基础和关键。为了保障政策审计的有效实施，我国审计机关应该加强政策评估审计的人才队伍建设，为政策审计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持。一是要积极建设多样化的政策审计人力资源库，打破传统的审计、会计主流学科的限制，更多地吸收引进不同专业的技术性人才和具备多种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加强对审计人员的政策评估培训，优化审计人员知识结构体系，针对不同的政策评估项目，对审计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技能训练，发挥继续教育的优势；三是要注重政策评估审计人员的基层建设，可以考虑在高校开设政策审计课程，培养公共政策审计的专业性人才，充实政策审计力量，不断适应国家审计深层次发展的需要。（四）拓展政策评估审计流程，实现政策链审计全覆盖。公共政策的运作流程大致包括政策制定、政策审核、政策执行、政策反馈四个部分，因此，政策评估审计的流程拓展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相应的评价与监督。基于对政策流程的整体剖析，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政策评估审计的流程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延伸，具体可以包含政策制定阶段的前瞻性审计、科学性审计和可行性审计，政策审核阶段的合规性审计、民主性审计，政策执行阶段的跟踪审计和政策反馈阶段的后续审计。以下就对各审计流程内容进行分点简要概述。前瞻性审计，主要是按照政策拟采取的有关措施，预测其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以便对与政策不配套的规定策略进行修正和完善，强调政策制度的整体协调性；科学性审计，主要是审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策是否符合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预期达到的政策目标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强调政策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可行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政策实施细则是否完备、政策实施要素是否齐全、政策实施条件是否满足，强调政策制度实施的可执行性。合规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政策审核流程是否经过了法定程序，如征求人大代表、主管部门、特邀专家等的意见，强调政策通过的合法合规性；［8］民主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政策决定过程的信息是否向社会公众充分披露，是否接受了国家治理委托人的有效监督，强调政策制度的公开性、透明性。跟踪审计，主要是审计社会公共政策在执行阶段的公共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政策执行进度是否滞后，执行实施效果是否有效，强调政策执行方面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后续审计，主要是审计政策执行部门经过上述审计流程后在政策评估反馈方面是否对政策审计建议、完善意见等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和配套行动，督促其进行落实和改善，强调政策执行的全面性。至此，政策链全面审计流程体系的参考框架可以用图2表示。（五）丰富政策评估审计方法，提高政策审计综合效率。在丰富政策评估审计方法层面，除了可以采用审阅法、观察法、调查法等传统审计方法以外，还可以积极借鉴国外政策评估领域的一些专门方法。比如，GAO（美国政府问责局）通过采用未来导向型的长期财政模拟分析方法对有关公共财政和公共债务的中长期收入、支出进行预测，从而分析证明不同财政政策假设下联邦财务收支情况和长期预算的效果。［9］我国政策评估审计也可以类比通过这种公众持有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方法来衡量可持续财政政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我国政府审计机关还可以广泛吸收采纳如价值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德尔菲法等定性评估方法以及线性回归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马尔科夫分析法等定量分析方法。［10］同时，政策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还应当创新审计思路，开拓审计视野，综合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和学术理论成果，勇于探索连续跟踪审计、政府绩效审计、互联网审计等新型审计方法在政策评估审计中的运用，提高审计效率，提升审计质量，完善审计分析，最终形成客观、可靠、合理的审计结论，发挥政策评估审计在服务国家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姝.开展公共政策审计有效服务国家治理［R］.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审计研究报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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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明月.政策评估在国家审计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内部审计，2013（5）：86-88.

［6］徐震，李飞.借鉴美国公共政策审计评估的经验推动我国国家审计的科学发展［J］.审计与理财，2012（4）：13-15.

［7］徐向真，陈文慧.基于SWOT分析的公共政策审计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5）：40-43.

［8］陆秋婷.基于国际比较的公共政策审计理论、计划及方法研究［J］.商业会计，2014（13）：62-65.

［9］李越冬，崔振龙，王星雨，聂光光.最高审计机关在维护财政政策长期可持续性领域的经验与启示——基于48个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审计实践［J］.审计研究，2015（6）：25-30.

发展政策范文篇7

2005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扶持家禽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56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了扶持家禽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对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维护家禽业稳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疫情带来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禽类产品市场持续低迷，家禽养殖、加工企业和养殖户生产经营困难。为促进家禽业进一步恢复发展，经国务院同意，适当延长《若干意见》中的有关政策实施期限。现通知如下：

一、关于免征所得税，增值税即征即退，适当减免部分地方税的政策。将“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家禽加工企业和冷藏冷冻企业加工销售禽肉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并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政策延长到**年12月31日。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企业进行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和冷藏冷冻禽肉的所得，免征**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收的增值税、所得税按现行财政体制负担。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或部分地区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工、冷藏冷冻企业及个人生产经营用的土地、房产和车船，适当减免**年度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

二、关于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费政策。对家禽养殖、加工企业和养殖农户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继续执行到**年12月31日。各级财政部门要保证检验检疫机构正常运转的经费。

发展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旅游产业；文化旅游；文化强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文化与旅游结合能促进文化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

一、文化旅游和文化旅游资源

（一）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泛指以鉴赏异国异地传统文化、追寻文化名人遗踪或参加当地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为目的的旅游。1991年，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在参照了多种有关定义后提出了文化旅游的概念性与技术性定义。文化旅游的概念性定义指人们离开他们的日常居住地，为获得新的信息与体验来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而趋向文化景观的移动。文化旅游的技术性定义指人们离开经常居住的地点，到文化旅游吸引物所在地进行浏览观光，如一些艺术文化表演地、遗产遗迹。21世纪以来，我国的旅游业已经从传统的观光型旅游逐步向参与式文化旅游转变，这一转变极大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迫切需要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而文化旅游可以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娱乐活动之一。

（二）文化旅游资源

文化旅游资源专指人文旅游资源，指能够吸引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古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实体或以其为载体的神话传说、名人轶事等，它是文化旅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旅游资源能够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使人身心得到放松，展现社会风俗风貌，传播当地文化。旅游产品是旅游文化的载体，人们可以通过旅游产品感受和了解当地文化特色。例如，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具有一定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拥有极具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赋予了草原无限生机和活力，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陈巴尔虎旗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与俄罗斯隔着额尔古纳河相望，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景色最美的地段，拥有优良的天然草场，草场面积广阔，水资源充足，草类茂盛，草质优良，各种珍稀的动植物繁衍生息，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览和观光。陈巴尔虎旗地区游牧气息浓郁，有着极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受到广大游客的青睐。

二、文化强国视域下的文化旅游发展策略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文化旅游发展

文化旅游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文化旅游产业会得到蓬勃的发展。在发展文化旅游时，应结合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因素，对当地文化旅游进行科学的定位。在建立文化旅游品牌时可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不仅能提高文化旅游品牌形象，促进文化旅游产品的创新，提高文化旅游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旅游产品蕴含的文化产生一定的认同感，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二）进行文旅融合

发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应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充分发挥二者的促进作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关系紧密，如果没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作为支撑，旅游产业将难以实现长足稳定的发展。在文化强国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必须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融合，开发高质量文化旅游产品，发展文化旅游，加大旅游景区建设力度，充分挖掘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这样才能激发文化发展活力，增强人民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强国战略顺利实施。文化旅游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能够缓解人们的压力，使人们的心情得到放松。民族歌舞是非常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的缩影，能陶冶游客的情操，提高游客的文化素养，因此需要对这一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关于内蒙古旅游的调查显示，大部分游客比较欣赏和赞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他们想要领略这样的风土人情，所以非常愿意去内蒙古旅游。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些民族的歌舞推动着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例如陈巴尔虎就将民族歌舞与旅游业相结合，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使游客充分感受到民族歌舞的魅力，促进了民族歌舞的创新发展。将民族歌舞等文化艺术与旅游业融合，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文艺繁荣和发展。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只有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才为时代所歌颂。旅游目的地应开展多样化的文化艺术活动，促进各地区文化艺术交流，以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感受民族文化，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例如，陈巴尔虎旗的歌舞有顶碗舞、筷子舞、蒙古族长调民歌等，这些是歌舞演出中的重要形式。陈巴尔虎旗可以在景区表演这些歌舞，吸引游客注意力，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旅游体验。不同的民族歌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例如《敖鲁古雅》《天边》等舞台剧，充分展示了古老游牧民族的文化，是游牧文化的缩影，充分展现了蒙古族文化的魅力。将这些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推进文旅融合，能够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发展。

（三）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促进民族文化传播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我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部分地区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不够，未形成文化旅游品牌。在文化强国时代背景下，我国必须由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产业大国，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发挥其国际影响力。陈巴尔虎旗以发展畜牧业为主，为了合理运用陈巴尔虎旗旅游资源、弘扬和继承民族文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地相关部门精心打造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游牧人家”旅游品牌，依托草原生态旅游资源和浓厚的游牧文化底蕴，开发了群众广泛参与的休闲度假、观光体验等旅游产品，使得该地区的旅游业实现了健康快速发展。“游牧人家”品牌特点是游牧文化特色鲜明，把草原旅游资源和游牧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建立以体验巴尔虎人生活和休闲度假为主的全新旅游产品。当地以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与现代化经营理念相结合的方式，让游客亲身参与牧民真实的生产生活，感受当地民俗民风，以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并给牧民群众提供了可参与的市场平台，开辟提高牧民收入的新渠道。由此可见，陈巴尔虎旗“游牧人家”品牌的建立，不仅激活了当地经济，还使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得到广泛传播。这样的品牌效应使得草原民俗文化得到推广和宣传，促进了当地旅游资源整合，向游客展示了当地独特的草原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弘扬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中华文化的战略地位，使得中华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扬。

（四）制定并落实文化旅游发展政策

文化旅游发展政策对文化旅游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为文化旅游发展奠定初步基础，推动旅游管理制度改革，为文化旅游发展指明方向。从整体上看，文化旅游发展政策有待完善，相关部门应结合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和趋势制定文化旅游发展政策，以促进文化旅游发展，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强全国文化旅游发展的顶层设计，对文化旅游的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当下我国部分文化旅游发展政策存在滞后性，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脱节，一些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理念较为落后陈旧，使得国内文化旅游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开发。对此，应逐步改变文化旅游发展理念，积极制定科学的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提升文化旅游发展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以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其次，积极出台文化旅游相关的扶持性政策，推动政策落实，建立新型旅游业态。从宏观角度来看，积极贯彻落实文化强国战略，能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发展。相关部门应积极调整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加大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旅游企业开发高质量文化旅游项目，对历史文化古迹等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构建文化旅游品牌，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此外，相关部门可以制定科学、合理、规范的旅游行业标准，完善旅游评价体系，积极推进中国文化旅游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最后，出台文化旅游发展政策，推动旅游管理制度改革。要想实现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通过国家政策对旅游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以实现文化旅游业规范化发展。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新的文化旅游业态不断涌现，文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文化旅游发展政策的完善和落实，能够促进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进而推动我国文化旅游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新时代，相关部门应积极制定并落实文化旅游发展政策，为文化旅游发展奠定基础。

三、中国文化旅游未来发展方向

新时代，旅游产业与文化、教育等产业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在文化旅游不断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旅游产业逐渐与其他产业（文化、农业、交通、体育）相融合，实现共同发展。可以说，多元产业融合是中国文化旅游发展的未来方向。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服务质量尤为重要，不同的旅游服务质量能给游客带来不同的旅游体验，科技的进步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应把握好科技与旅游的关系，走“科技兴旅”之路，促进旅游产业与科技产业融合，从而实现文化旅游业发展。可以开发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等App，并为游客提供体验式旅游和虚拟旅游等旅游新形式，使旅游市场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我国旅游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发展模式的不断升级。随着旅游产业地位的不断提升，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发展壮大。近年来，国家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建立了很多文化旅游基地，如文化主题公园，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开展多样化旅游活动，我国旅游市场日益扩大，文化旅游逐渐向多元化和全域化方向发展。新时代，大众旅游全面发展，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转变，旅游产业由单一产业发展向多产业联动转变，实现了多产业的全面融合。我国文化旅游市场的全方位对接使文化旅游产业更好地服务于游客，使得旅游企业和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多元化和全面化发展。总之，文化旅游是进一步传承和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精神享受，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能够促进地域文化传播，增强我国的文化竞争力。文化强国视域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可以让世界认同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文化战略地位。因此，应积极探索文化旅游发展策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文化旅游发展，打造文化旅游品牌，促进民族文化传播，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发挥其国际影响力，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发展。新时代，旅游产业与文化、教育等产业联系日益紧密，多元产业融合是中国文化旅游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应促进文旅融合，发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相互促进作用，开展多样化文化艺术活动，促进各地区文化艺术交流，吸引游客前来旅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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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政策范文篇9

一、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必要性

贵州省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截至2016年底，全省林地面积达到880万公顷（1.32亿亩），全省森林面积达到863.22万公顷（1.29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52%，森林蓄积为4.01亿立方米。贵州省的森林面积虽占地较广，易进行林业生产，但是在林业生产过程中会面临干旱、冰雹、暴雨洪涝等自然灾害，并且生态承载力低、生态环境脆弱[2]，急切需要保险作为规避风险的方式。通过分散自然灾害对林业生产的风险，森林保险已成为提高林业生产抵御风险能力的有效措施。森林保险可以保护林农的利益，使林农通过森林保险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从而弥补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使之迅速恢复生产，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业务的开展为促进林农民增收提供支持。例如，2015年黔西南州的保险机构结合评估给林农造成的损失进行理赔，已理赔资金1432万元，贵州省2016年保险公司向林农赔偿1730万元。林农获得的赔偿可以用于其他农业生产活动，从而为其增加收入。

二、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发展的现状

第一，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发展的情况简介。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全面推行政策性森林保险，主要险种是火灾保险，以承保公益林、商品林为主，其后逐步扩大到经果林。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每亩保额为500~1000元，林木火灾险保险费率不超过2‰，综合险保险费率不超过3‰。公益林保费全部由各级财政补贴；商品林保费各级财政补贴80%，投保人承担20%。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及省属林场统一实施林木综合保险。林农购买综合险，商品林一亩每年最多只需交0.6元保费，在保险期内，因自然灾害导致被保险林木受损的，根据受损程度可获承保单位500~1000元的赔偿[3]。2013年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投保面积7173万亩，保费达1.7亿元；2016年全省森林投保面积5500万亩，保费达1.6亿元。第二，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运行。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政策性较强，利益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强，需要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配合，因此需要按照政府引导为主、林业生产者自愿参保、保险承办机构负责的原则，采用兼顾林农缴费能力、财政补贴能力、承保主体风险承受能力和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的运行模式。县财政部门负责本级财政负担的保费补贴资金的收缴、分配、结算等管理工作；林业部门组织对灾害防控，协助保险公司做好事前的保险风险评估及灾后查勘定损和宣传引导工作，协同组织相关生产经营者投保；保险公司对承保、理赔服务和普及保险知识等需要加大投入力度[4]。如黔西南州2017—2018年度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由州林业局牵头负责，州财政局、州政府金融办配合，州平安保险、州人寿财险、州人保财险、州太平洋财险、国元农险5家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共同做好政策性森林保险业务工作。第三，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赔付情况。2014年1月31日，毕节市七星关区阴底乡箐口村野鸡林场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人保财险贵州毕节分公司支付赔款80万元；2014年，安顺市森林保险赔偿金额为291.29634万元；2015年1月27日，桐梓县林业局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桐梓县柏箐自然保护区支付森林保险理赔金6.9万元；2016年贵州省森林保险的保险赔偿金额为1730万元。以上数据虽不能完整反映全省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赔付情况，但说明了森林保险的赔付处于稳步发展阶段，体现了各保险公司对森林保险赔付的较高积极性。

三、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存在的问题。1.林农参保主动性不高。2013年，关岭县政策性森林保险投保面积共计76.4万亩，其中商品林0.6万亩，公益林75.8万亩；2013—2014年，安顺共投保森林面积438.53424万亩，其中公益林面积433.451222万亩，商品林5.083019万亩；2016年湄潭县公益林投保面积为122.008047万亩，商品林投保面积为20.040649万亩；2017年，松桃县投保的森林面积共263.89万亩，其中公益林176.95万亩，商品林86.94万亩。从上述数据中可知，商品林的投保面积在森林投保面积中占比小，由此得知林农对森林保险的参保积极性不足。2.保险险种单一。当前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产品只有政府主导的公益林和商品林火灾险和综合险两个品种，不能满足林业生产经营者的需求，例如2016年湄潭县森林保险的险种只有政策性森林综合保险，2017年黔西南州的森林保险险种就包含火灾险和综合险两类险种，在林业生产经营中，林木因霜冻、干旱、泥石流等灾害所引起的林木损失还没有相对应的险种，林农投保的可选范围被局限。3.保险理赔时间长。从林业发生灾害至赔款到户耗时长，在发生保险责任事故时，被保险人并不能完全明确其所受的损失是否属于保险理赔的范围，需要时间去确定，现场勘验需要的时间长；被保险人索赔赔偿时，需要提交的索赔单证多，所需的单证包括保险单正本、投保清单、保险凭证、出险通知单和损失清单、其他相关技术材料、投保人和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其他证明材料等。以上内容反映出保险理赔过程中理赔时间长，需要的资料多，从而使森林保险理赔所需的时间长。（二）原因分析。1.林农保险意识薄弱。贵州属于欠发达地区，林农观念落后，不易接受新鲜事物。很多林户知道在林业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损失，但由于对森林保险的理解不够全面，对购买森林保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认为灾害不太可能发生，缺乏长远的林业风险预防概念，也缺乏保险的意识，以至于林林农无法意识到森林保险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因此，加大林业保险知识的宣传力度，已成为当前贵州省森林保险工作的重中之重。2.保险人员缺乏完整的森林保险知识。贵州省保险机构中的业务人员对财产险和人身安全险等保险的拥有完整的业务知识而缺乏对森林保险的专业知识，原因在于保险市场中对森林保险的需求没有对财产险和人身安全险的需求大。森林保险主要是针对林木的保险，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林木有保险需求，从而导致保险人员缺乏森林保险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不可能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森林保险险种。在此背景下，若需要扩大森林保险的险种必须对贵州省的保险业务人员进行系统的森林保险业务知识的培训。3.森林保险理赔程序复杂。首先，森林灾害发生之后，查勘人员到达现场，并查勘灾害发生的情况时，要按照有关技术规程和标准，对受影响地区的位置、范围、面积、损失程度等受灾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根据权限及时逐级上报灾害损失情况，这一过程导致查勘的时间长，从而增加了理赔的时间。其次，贵州省现有的森林保险理赔人员，大多数不具备专业的理赔知识和能力，缺乏正确判断投保人提供的凭证的能力，导致林农认为森林保险的理赔程序复杂而困难，进而也影响了林农投保的积极性。

四、促进贵州省政策性森林保险发展的对策建议

发展政策范文篇10

医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各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医学创造与医学积累。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分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广义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这里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大家庭，具有本国的、本土的、非外来的意义。狭义的概念就是指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中国民族医药其中包括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傣医药、壮医药、苗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土家族医药、回回医药、朝鲜族医药等等。

在我国，民族医药、民间医药与中医药并称为中国传统医药。中医药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医学，至今具有无可争议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中国传统医药的当然代表。民族医药不是中医药的某个分支，而是中医药的姐妹。民间医药则是蕴藏在民间的养生习俗、单方验方、草医草药和医疗方面的一技之长，他们并不一定受到中医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很难归属于某个民族医学，人们一般通称其为“民间草医”。民族医学和中医学有着相似的哲学思维、医疗特点、用药经验和历史命运，都属于中国的传统医药。

同时，中国传统医药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也是世界传统医药的一部分。在2002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2002～2005年传统医学战略》中，对传统医学下了确切的定义，指出“传统医学是传统中医学、印度医学及阿拉伯医学等传统医学系统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疗法的统称。传统医学疗法包括药物疗法(如使用草药、动物器官和/或矿物)和非药物疗法（如在基本不使用药物的情况下进行，比如针刺疗法、手法治疗及精神治疗）。

二、我国民族医药的政策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4年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通知中指出：“民族医药是祖国医药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民族医药事业，不但是各族人民健康的需要，而且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各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组成部分，要努力发掘、整理、总结、提高，充分发挥其保护各民族人民健康的作用”。200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认真发掘、整理和推广民族医药技术”。

2002年12月4日，卫生部、教育部、人事部、农业部在《关于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在中等医学专业中可保留卫生保健及中医(民族医)类专业”，在谈到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时，要求“增强全科医学知识和中医药学(民族医学)的教学内容”。2004年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民族医药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要认真做好挖掘，整理、总结、提高工作，大力促进其发展”；“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农村和偏远山区、牧区，还要注意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要高度重视民族医药的发展”。吴仪副总理强调：“我们都在讲中医药是国粹，要努力保护，加以提高，但是不给予积极支持，连起码的政策都不落实，又谈何重视，谈何保护，谈何提高？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坚决落实好既有的政策，把对中医药的支持落实到行动上来。同时，要不断研究制定新的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政策”。2003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在附则中规定：“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从1977年版开始，在所收载的“中药药材”中开始包括少数民族药材，在中药成方制剂中包括少数民族成药，这是《中国药典》第一次出现民族药的概念。

三、我国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民族药企业的出现可以上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时期。当时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它的前身是药王山医学利众院与“门孜康”合并而成的拉萨藏医院)因门诊量增大，国内外对藏药的需求明显增加，藏医不仅要在门诊看病，还要自己动手配药、粉碎、制丸、包装甚至发药。1964年，为了满足藏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藏医院扩建藏药厂，同时派专人到北京同仁堂学习先进的制药技术。1982年，由中国药材公司筹划并投资，在内蒙古的通辽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化的蒙药厂。1996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时，由江苏省投资近7000万元在拉萨援建了现代化的西藏自治区藏药厂(今西藏藏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传统藏药进入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发和西部大开发形势的鼓舞下，一批民营的民族医药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如奇正藏药创办于1993年，金诃藏药创办于1996年。至目前为止，全国的民族药企业约130家，主要包括藏、蒙、维、苗、傣、彝六类民族药，2003年销售约50亿元。

四、我国民族医药行业质量管理状况

民族药的国家标准，共计1178种，其中制剂865种，药材313种。具体情况是：《中国药典》1995、2000年版共公布民族药药材5种，制剂33种。1995年9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藏药部颁标准，其中藏药材136种，制剂200种。1998年10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维吾尔药部颁标准，其中维药材115种，制剂87种。1998年11月1日，卫生部公布了蒙药部颁标准，其中蒙药材57种，制剂177种。关于这一点，有人理解为民族药的国家标准只有藏药、蒙药、维药三种。其实，到2002年12月，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经专家评审已经将435个民族药地方标准转为国家标准(减去与以往标准重复的实为405种)。至此，民族药的国家标准共计1178种，即药材313种，制剂865种。其中，藏成药318种，蒙成药177种，维成药96种，傣成药37种，苗成药154种，彝成药81种，壮成药1种，景颇族成药1种。2000年版《医保目录》收入民族药47个。

五、进一步提高民族医药质量信誉水平是民族医药行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总的来说，我国民族药的发展正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我们的民族药企业大都是新兴企业、民营企业和西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目前还属于弱势企业，市场影响力不够，很多企业存在资金少、药品销售主渠道不畅、进入医院比较困难等问题。同时，由于有关民族药的宣传工作非常薄弱，许多民族药的性味、功能、主要疗效等内容未能被群众了解，如民族药的说明书没有特色，普通老百姓看不懂其中的术语。还有一点，就是大部分中医和西医行业的从业人员对民族医药学习掌握也很不够，影响了民族医药的普遍使用，以上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因此，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客观、真实地了解民族医药，努力提高民族医药企业质量信誉度，是促进我国民族医药发展的重要任务。

六、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是提升民族医药质量信誉度的有效手段

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是向社会公众提供全国各行业、各地区企业单位质量信誉、产品(服务)品质和用户服务信息的专业查询平台，由中国质量协会主办、相关行业协会联办，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是联办单位之一，具有很好的社会公信力。民族医药企事业单位参加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即可通过该平台更加有力地配合企业进行广告和商业宣传，树立民族医药企业的良好形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广大民族医药企业通过共同的努力，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以中国质量信誉咨询系统彰显民族医药企业形象，我国民族医药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并获得全面发展。

附录：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简介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是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学术团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积累非常深厚，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大量的医药文化。除中医学以外，还有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壮医学以及苗、瑶、彝、侗、土家、朝鲜、回、哈萨克等几十种民族医药。它是一个伟大的医药宝库，也是当代依然有科学生命力的医药卫生资源。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94年2月18日，1997年11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全面开展学术活动，现有会员一万一千余人，团体会员35个。从1998年开始，相继主办或承办了藏医药、蒙医药、维吾尔医药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与各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学术组织联合召开了藏医药、蒙医药、苗医药、土家医药、壮医药、瑶医药、彝医药、侗医药等学术研讨会，促进了这些民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连续举办了"中国民族医药论坛"，首次提出"让民族医药下山进城，造福人类"，对"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医药走向世界"、"民族医药与西部开发"、"民族医药面对入世"、"民族医药与社会保健"、"民族药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等重大课题，组织专家和企业家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对各地的民族医药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认为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表现。对民族医药的继承和发扬，是对民族文化应有的认知和尊重，也是根据人民的意愿对现实存在的传统医药资源的必要开发和合理利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根据深入的调查和会员群众的意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加强民族医药文献整理的建议》、《关于推荐民族医药专家进入国家药典委员会的建议》、《关于适当放宽民族医院院内制剂审批标准的建议》、《关于民族医药立法的建议》、《关于让更多的民族药进入"医保目录"的建议》、《关于推举民族药进入"国家基本药物制剂品种目录"的建议》及《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民族药部分遴选方案的建议草案）等等，对民族医药工作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多次提出"抢救民族医药，保护民族医药，把根留住"的学术呼吁。发掘整理民族医药要采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腔热情、深入细致的态度，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保护民族医药主要要保护人才，保护文献文物，保护药材资源，保护民族医药文化园区。同时认为民族医药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抱残守缺，不固步自封，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民族医药的发展，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临床能力为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