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能力范文10篇

发展能力范文篇1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要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科技、教育水平总体比较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人口增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等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对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关键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联系上海实际，主要是要做到“推进一个主战略，实现五个进一步”。“推进一个主战略”，就是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当前，上海进入了一个人均GDP达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有效解决好经济结构升级的问题，就要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文化、教育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科学发展之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实现上海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五个进一步”，就是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坚持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处理好自身发展与服务全国的关系，做好加快自身发展和主动服务全国这两篇大文章，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多作贡献；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处理好中心城区功能提升与郊区加快发展的关系，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瓶颈制约，加快推进郊区“三个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进程，加快郊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郊区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农民收入提高，实现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互动发展；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增强社会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活力，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坚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处理好人口、产业、基础设施、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积极保护生态环境，走良性循环的发展新路；坚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进一步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坚持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

二、坚持以正确的方法推进发展

采取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紧跟时代潮流、带领人民不断开拓前进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们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但要善于提出目标和任务，而且还要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同志曾经用过河要有桥或船的形象比喻，生动地阐述了正确的方法对于完成任务、做好工作的重要性。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是保持快速发展难度加大的时期、深化改革阻力增大的时期、扩大开放风险更大的时期、资源环境制约趋紧的时期。在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巨大考验。尤其是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党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要把这一伟大事业和伟大创举不断推向前进，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科学的方法。

多年来，上海历届市委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在上海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四个统一”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了上海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确定发展的思路上，坚持中央精神、形势发展和上海实际的有机统一。既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要求，同时又坚持求真务实，增强科学预见和判断形势的能力，切实做到想清楚、看明白、有准备。结合上海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走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在完成发展的目标任务上，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既立足新的实践，抓住机遇，敢闯敢试，争取领先一步；又在遇到困难和风险的时候，不退缩，不气馁，不停步，以永不言败的锐气和永不懈怠的斗志，坚定不移地去做。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加强调查研究，讲究平衡操作、协调推进，努力抓好落实。在执行发展的方针政策上，坚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开拓性的有机统一。既坚决维护历届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方向，不“翻烧饼”，不走回头路，把上海发展的“接力棒”一棒一棒接好、传好，又注重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进取，不断开辟新的境界、作出新的建树。在处理发展的关系上，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有机统一。既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又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兼顾各方利益，努力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坚持以完善的体制机制保证发展

体制机制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领导发展的效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既要抓好当务之急，着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要研究治本之策，谋划长久之计，站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努力形成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来保证发展、促进发展。

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是党执政兴国必须抓好的头等大事。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必须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把经济工作置于党委全局工作的中心位置，切实完善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当然，与过去领导计划经济根本不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这六个方面构成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职责，体现了党委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总揽不包揽、协调不取代的精神，有利于理顺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上海市委在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市委八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对促进上海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市委八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意见》，对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作出了制度安排；近期召开的市委八届六次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2005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举措，反映了市委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强调要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体制保证。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只有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和根本的保障。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党必须切实发挥好领导作用，解决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问题。要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为目标，使政府做到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坚持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消除非公经济发展障碍，按照平等待遇、调整结构、开放领域、引导产业、创新服务的思路，着力突破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要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合理布局、多元投入，大力发展各类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扶持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要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救助机制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更具活力和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发挥正确政绩观的导向和保证作用。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建立起科学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保证领导干部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政绩、树政绩。努力创建经得起历史检验、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实在在的业绩。目前，上海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试点。我们考虑，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突出“三个重点”，抓好能够充分反映部门和地区工作实绩的关键性指标，能够充分反映班子成员整体素质和状态的综合性指标，能够充分反映干部个人角色定位和作用的差异性指标，使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全面、准确。在考核评价的主体上要坚持“三位一体”，就是要探索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社会和群众共同参与对干部实绩的考核评价，克服考核的片面性和封闭性，增强社会性和专业性；对一些专业性强的岗位，要积极推广专项绩效评估，委托专业主管部门或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评价，从而构建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在评价和选用干部上要坚持“三个结合”，即把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结合起来，不简单地以印象取人；把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起来，不片面地以分数取人；把集中考核与平常了解结合起来，不机械地以票数取人。通过考核评价体系和机制的创新完善，保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

四、坚持以人心的凝聚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和凝聚人心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事业之所兴在顺民心，事业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更有效地凝聚人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快更稳更好。

发展能力范文篇2

**的变化，静悄悄，却又扎扎实实。

从森林资源危困，到率先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森林覆盖率达到62.96％，居全国第一；从工业发展、环境污染，到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实行全流域综合治理，环境指标出现逆转；从闽东闽西差距巨大，到闽西审视比较优势，急起直追；从只重GDP增长，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民生为重、又好又快……

，要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省委书记卢展工说：“**省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部署要求，着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化为各级领导班子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

转变发展观念，推进科学发展，**各级领导班子也曾感到困难多、办法少，而今天，他们决心坚定、精神坚韧，咬定目标、改革创新。提高驾驭科学发展的能力，关键在于八个字：真学，真信，真懂，真用。

专题研究找准关键，干部培训“一班一策”

理论武装“点燃”科学发展热情

今年7月1日，卢展工在省委党校调研时说：“要把理论学习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把干部理论学习作为一项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使每一次学习，都成为领导干部提升素养的有效充电；使每一次学习的过程，都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经历”。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委先后举办了一系列专题研究班，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到海西来了，讲背景、释政策；省委省政府领导到班上来了，讲思路，提要求；省直有关部门领导上讲台了，谈想法、出新举……省委党校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海西战略，先后培训干部超过1.5万人次。

理论学习，打开思路；历史变迁，寻找借鉴；跨国比较，开阔眼界……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干部，干部综合素质、战略思维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

省委认为，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班子成员要“真心、潜心、用心学习理论。”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吴玉辉介绍，加快两个先行区建设专题研讨班，312位厅级干部参加了学习，党员联系本地本单位实际，对转变发展方式，提出思考和建议，交流讨论，气氛极为热烈。

在科学发展观专题学习中，省林业厅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推进到整个系统,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思想基础。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强化以人为本，探索建立派遣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依法维权“四位一体”的劳动派遣模式，率先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省教育厅深入剖析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用长效机制来解决问题的探索性措施……

从专题研究班到专题培训班，把理论武装与提高解决科学发展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探索用新的教学方法，“点燃”干部理论学习的热情，使“要我学”的任务变成“我要学”的追求。

“一班一策”教学法凸显**特色。探索首先在937名乡镇党委书记轮训中展开。闽东闽西发展差距大，乡镇干部面临的发展难题不同。**从“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出发，创新培训方法，实现了学员不同、专题不同、师资不同、教学地点不同、教学方法不同。从20**年起，**将用5年时间分层次、多形式把全省在职干部再轮训一遍。

四个专题七度调研，谋划发展海西先行

凝聚共识驾驭经济社会全局

20**年夏，大地在高温中炙烤。

7月31日至8月8日，卢展工亲率一支调研组，轻车简从，深入泉州各县市、开发区及街道、乡镇、企业开展调研。而就在同时，由其他省委常委为组长，另配有人大、政府、政协及若干个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组成的8个调研组，也深入其他8个地市，就“坚持改革开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海西先行、加强党的建设”等4个专题展开调研。

**省委每年都抽出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全省性大规模专题调研，今年已是第七度。转变发展方式，摸准现实脉搏，凝聚集体智慧。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项项关于海西科学发展的举措、一桩桩关于以民为本的创新、一条条关于又好又快的决策，不断酝酿、形成、出台、落实——

率先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率先实行生态补偿机制；有效创新农村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科技特派员、下派村支书、专家服务团、农村“六大员”制度；坚持每年都向全社会征集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向社会公开征集立法项目；率先推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实行农房统保；率先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率先设立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贫困生助学金制度；率先将农民工纳入失业保险……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学习、调研、决策、落实四位一体的机制，有力地提升着**省九地市领导班子推进科学发展、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能力。

相对发达地区的领导班子，对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审视已有的发展成果，找不足，开新路。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州处于什么位置？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袁荣祥说，在**建设“两个先行区”的实践中，福州要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构筑临江向海、山水相间的沿江滨海现代化城市新格局。

如何应对“特区不再特”的新挑战？经济特区厦门市提出，厦门要继续在全省示范带头，坚持改革创新与规范运作相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发挥自身优势与参与全球竞争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民生法制相结合。

“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增强后劲。”泉州市委出台《泉州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试行办法》，把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政治文明、重点工作等5个方面39项指标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实绩的主要内容。

“宁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把事关民生的工作做好。”晋江经济发展迅猛，市委班子却如此自定规矩。仅今年他们投入民生建设的财政就高达15.47亿元。

“科学发展观强调好字当头，加快老区发展绝不能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了。”如今，随着污染产业的退出，新兴环保产业已经逐渐在龙岩市唱起“主角”。

地处偏远的清流县曾遭遇发展阻碍，县委领导班子带领干部群众看到了生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的巨大潜力！短短一年间，花卉产业兴起，工业结构调整，简陋县城巨变！

……

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曲折、困难的过程，迎难而上，跨越坎坷，化解矛盾，科学发展观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省直机关率先垂范，服务基层锤炼作风

优良作风夯实执政为民基石

“作风建设关乎党的事业全局。”省委认为，提高驾驭科学发展的能力，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锤炼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又一个关键。

改进工作作风，学习有榜样，建设有目标，检查有办法，改进有措施！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情况有何做法、成效？”“领导班子能否切实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今年4—5月，由省直机关工委、纪委、效能办等共同组成9个调研组、4个暗访组，对80个省直机关党组（党委）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情况进行了一场大调研。调研中，“听、看、访、谈、议”多管齐下：召开了75场座谈会，961名党员干部职工参加，个别访谈948人，问卷调查15**人，查阅了众多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活动记录等材料。

让普通群众感兴趣的是，4个暗访组对省直机关及部分服务窗口进行了暗访：有多少人上班姗姗来迟，下班早早离开；有没有工作人员一杯清茶一张报纸“磨时光”；有没有开着电脑不工作而是玩游戏、炒股票……总体情况良好，也有被逮了个正着的。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省直机关工委负责同志说，评价“工作好坏”并不是调研的主要目的，他们更期望发现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中的趋向性、普遍性情况。

“优点阐明，不足说透”，每个单位接受调研形成的评议材料都超过10页纸。思想政治建设诸多亮点记录在案，部分单位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调研结果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重视。卢展工对调研情况汇报专门批示，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各单位领导班子深受触动，如何继续解放思想，如何将理论学习与科学发展具体实践更充分结合，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机关干部作风建设是示范和表率，要常抓不懈。省委日前已决定，对机关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情况定期调研的经验，将向各设区市推广。同时，省委高度重视把素质好、有潜力的干部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接受磨练。

**先后选派两批9000多名省市县机关干部到贫困村、薄弱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每批任期3年。他们在基层一线最困难的地方摸爬滚打，与当地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实践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材料。“不到深山，不知还有农民生活这么苦！”省直机关下派干部张志坚第一次来到崇山峻岭中的周宁县玛坑乡东坑村时，这个无自来水、无小学校舍、无文化站、无卫生所的村子，让他深受震撼，与百姓的血肉情感，那一刻充盈着他的内心。

发展能力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创新能力;政府能力结构;竞争;合作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加剧,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多方位、深层次地接受来自国际组织、国外政府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在国际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由该国经济持久发展的竞争力决定。经济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来源于一国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正因为此,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政府创新等各种围绕“创新”而来的“名词”长久地牵动着各国研究者的神经。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企业依附性强,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企业根本没有余力进行自主创新,何况国外“新”技术的引进仍能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这就使得企业更没有动力去创新。加上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也少有促进科技创新的动力源。

在这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现代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应着重完善创新型制度、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创新文化,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基于此,当前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更为迫切的是,加快创新政府职能与行政方式转变,调整与之不相适应的行政机制,这其中至关重要和基础性的在于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创新能力的加强,不仅能为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条件,而且还能为之作出表率,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走出发达国家“由于私部门对政府的示范作用或者是政府自身迫于信息技术的压力”而被动创新的惯性。本文旨在分析影响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政府内外结构性因素,从政府的角度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一条有益的选择路径。

所谓政府创新能力,是指政府为适应不断变换的经济政治环境,回应公民、社会诉求,实现政府基本价值目标,对行政理念、组织机构、行政制度及体制等行政活动各层面进行自我革新的能力。政府创新是政府创新能力的外在表征,政府创新能力是影响政府创新的内部决定因素。政府创新能力与政府其他能力一样,内蕴于政府机理,外化为政府行为。政府内与外、历史与现实等林林总总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塑造着政府创新能力,时间、空间二元框架的四维结构的运行限定着政府创新能力的高低。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影响政府创新能力的因素归结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结构,具体从政府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大方面来探析。

二、政府内结构性因素

相对于外在的市场、社会而言,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系统。政府的机构、职能及运转均遵循着一整套特有的理念与原则,它们塑造了政府内外迥然不同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执行方式、文化氛围等。影响政府创新能力的首要因素仍在政府内部。政府内结构性因素是指在某一特定政府内部能对该政府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一般而言,探讨和研究政府创新能力都以某一特定而具体的政府为考察对象和落脚点。根据内因外因论,政府内部分层次结构因素,诸如价值取向、机构设置、职能分配、权责关系、能力结构等,就成为决定政府创新能力的关键性变量。

(一)价值取向

从最根本的政府设计到政府机构的建立与运转,价值取向始终是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价值取向,是指导政府内在机构运转与外部职责实现的基本理念,它为政府内外行政行为提供规范和导向。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是我国政府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最本质的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换言之,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政府必须坚持的工作方向和行政行为的指导方针与原则。这一原则通过政府行政的每一个程序与方式予以贯彻,在每一个行政细节上得以体现。从系统论角度看,价值取向内构于政府系统的输入、转换、输出与反馈这四个基本环节。类似地,政府创新能力也体现在政府行为的这四个环节中,价值取向为其提供理论与理念支撑,但同时也规约着政府创新能力生长的方向、路径及速度。

一方面,政府的价值取向存在着真伪问题,存在着是否符合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及是否符合人民意愿等问题。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政府创新能力的生长创设了良好氛围,而错误的价值取向则背离行政规律,在它指引下的行政行为只会收到与预期目标相悖的结果,行政失败不可避免。因而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创新能力由于错误的行政价值取向带来的政府创新屡次失败而成长受挫。甚而言之,这种错误的价值理念完全排斥政府创新,更勿言政府创新能力的培养。由此言之,只有在科学而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在对政府创新宽容甚至鼓励的政府行政环境下,政府创新能力才得以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价值取向存在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问题。从应然的层面看,政府是公共部门,其执掌公共权力的宗旨在于为社会公众服务。从实然层面看,行政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追求,并可能将行政权力作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手段。政府价值取向的这种张力及政府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在政府创新中出现了假借创新之名,行自利之实的“伪创新”行为。它不仅内在地影响着政府创新能力的建设方向,同时还为政府创新能力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因而,从政府价值取向角度考量政府创新能力,必须分析其是否符合行政规律,行政执行是否与之相符等方面来具体化操作。

(二)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是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它与政府价值取向有所区别。政府价值取向是政府作为行政组织和国家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结构体中的基本功能和定位,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统合性。各层级政府机构和部门都必须以此为生存要义,它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应努力追求的方向。政府创新能力同样必须以此为依归,否则政府创新将会偏离其轨道。而行政文化则不同,它只是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体在长期行政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行政文化所依附的行政组织包含了一个国家中所有的行政机关。每一个行政机关由于其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成员组成、经济条件以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形态迥异,显现出行政生态圈光怪陆离的一面。然而,行政文化也并非与政府价值毫无关联。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追求其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围绕行政理念、行政方式、行政效能等点滴累积而成。透过它,或多或少可以管窥政府价值的实现状况。从现实看,行政文化也并不总是自我限定在政府价值规范的轨道内活动,与之相左者有之,在经济社会急遽变革的转型时期尤为常见。正因为此,不同的行政文化孕育出不同的政府创新能力。

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指导之下进行的。这些意识以不同形态存在,有的比较显著,已有具体规章条例来约束;有的则让人难以捉摸,即使身临其中也不知所以然,但它们都至关重要。优良的行政文化有助于形成团结奋进的组织氛围,有利于组织价值目标的实现。它们包括了诸如公平、民主、平等、坚持不懈、相互学习、团结协作、积极创新、追求卓越等重要品质。

政府创新作为创新主体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其整个过程必然要受到行政系统内一定思想、观念、情感、动机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巨大而持久、潜在而无形。从政府创新实践看,个人创新,也即由政府官员个人设计、实施的创新,几乎微乎其微,而且也极难真正成功。真正具有创新力和影响力的政府创新绝大多数都是有组织的集体产物,也就是说团体创新才是政府创新的主导和努力方向。但团体创新易受行政文化约束,它除须具备个人创新所需的全部条件(比如行政官员个人的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能力等),同时还必须拥有优良的组织机制和创新文化。反之,低劣的行政文化,如贪污渎职、不思进取等则起着相反的结果,前述之“伪创新”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研究政府创新能力势必需要考量该政府及部门的行政文化。只有首先在行政机构体内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优良文化,形成符合政府价值理念的行政文化,才能极大促进政府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行政文化不仅仅指创新文化③,而且还包括上述诸如团结协作等重要品质。

(三)组织机构

虽然关于国家和政府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说,但这些理论假说归于现实却可纳入同一的目的性追求,即探寻现存的政府功能与定位,或者说为当下的政府职能与治理方式及路径寻求理论支撑。从守夜人政府、全能政府、最小政府到有效政府等,政府建构与治理理念的变化无不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政府组织以某种秩序化的方式变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说明与印证。有关政府理论及对政府运转解读的新认识,一方面是对政府在一定历史、社会环境中适应性调整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是对政府职能与机构调整的前瞻性探讨。简言之,一是政府已适性研究,一是政府可适性研究,但共同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适应性变迁是其暗含的主题。变迁,与变革类似,常常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创新。政府组织机构的建立本身就为政府创新提供了土壤,为政府创新能力的施展搭建了合适的舞台和组织保障。从这个角度讲,政府部门的内部组织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政府创新能力。

由于分工原则在政府的应用,官僚政府依据某种技术方法,被人为设计分割为若干要求相对独立、职责明确却又不相互重叠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虽各自独立运转,但却又相互关联,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状态构成了政府独特的组织结构。由于职能分配的不同,政府各部门面对的事务性工作及其工作对象、制度、程序等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政府内、外部行政事务处理的要求上,比如与公众生活密切性程度等。政府部门工作与公众生活相关性越强,相互间交流与沟通频率越高,相互间制约程度就越深。政府部门与公众互动性的增多,在扩大公民参与的同时,给政府部门行政无形中增添了压力,也为政府创新提供了动力源。

虽说政府创新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改革行为得以实现,其直接动力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往往以信息的形式通过政府组织机构进入政府系统,而强大的政府创新能力需要有能迅速而全面汇集相关信息,拥有一套正式规定和持续运转的组织安排。正因为此,政府部门职能不同,接收公众信息的程度和流量不同,部门创新的动力不同,最终政府创新能力培育与提升的机会也不同。这是从单一的政府部门角度看政府组织机构对政府创新能力的制约作用。

政府组织机构在政府创新中的影响,除其分工带来的职务、权力分化外,责任也是具有内在约束力的重要因素。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能规范政府创新,避免步入歧途,为政府创新能力正本清源。

政府部门间沟通与协调关系也影响着政府创新能力。政府的组织结构安排应力求保证政府总体动力、官员动力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相协调。这就要建立一套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和保证系统内各部门之间能相互沟通的体制,以保证政府各部门的运作不偏离目标以及政府创新不偏离预先的设定,有效提升政府创新能力。一般而言,当一项政府创新超出了单一部门的界定,需要多个部门间沟通与协作时,政府创新能力受政府组织结构影响的程度就会很深,牵涉部门越多,程度越深。这种掣肘作用不仅体现在政府创新的创制阶段,同样地,体现于制定与执行的衔接上。创新不仅仅指创新文本的形成,它还包括了这些文本在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的实现。没有执行的政府创新是极不完整的,执行的欠缺使得政府创新能力无法得到实践检验,所谓的政府创新也只能算是一个止于文本的美好愿景;执行的偏离,势必扭曲创新意图,削弱对政府创新能力的评价。

(四)政府能力结构

政府能力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是若干基本能力的综合体现,主要地可分为政府常规能力和政府创新能力。这里主要探讨政府常规能力结构对政府创新能力的影响。要阐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了解政府常规能力结构。学界已有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但大体都是根据政府的行政行为把政府能力作功能性区分,如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改造能力、适应能力、贯彻能力、自律能力;人力、财力、权力、公信力、文化力、信息力和结构力,等等。

笔者则认为,对政府能力结构的分析,不能仅限于列举式地对政府能力作功能性区分,还应对政府能力结构进行价值性区分。这种价值性研究为政府能力的提升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也能避免那种为提升政府能力而单一地强化能力结构中某一方面的不当倾向,同时,它还为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评价提供了依据。

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系统理论,政府作为一个系统,其一切行政行为可基本归结为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四个阶段。输入,被区分为要求和支持两个方面;转换是政府内部价值、信息等程式的有效运转;输出可归为政治产品的生产;反馈则可视为输出经社会系统转换后对政府的再输入。要求和支持被看作是社会系统向政治系统输入的两种类别。其实,“在系统这一端的那些输出,其功能类似于输入那一端的要求和支持”,也即政治系统向社会系统的输出,也可区分为要求和支持两个方面。类似地,在政治系统内部,它的运转同样体现出消极和积极两副面孔,要求和支持亦可概言之。进而,我们认为,政府行为及其能力向度可归结为要求和支持两个方面,政府能力结构首先应是要求与支持的结构性关系。

政府要求能力即表现为政府为维护统治而对公民提出服从要求的实现程度,它是政府将统治阶级或公众的意志转化为政策结果的能力展示,具有强制性和规序性的特点。其能力指向于政府生存,具有消极的意味。而政府支持能力则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特定要求,还能包容和支持公民泛化的要求,同时培养公民及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它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整合性、回应性及服务性等特点。其能力指向于政府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意味。而从前述对政府能力研究的介绍看,现有研究更多笔墨偏重于政府要求能力,比如汲取财政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社会抽取能力等。这是从政府功能的视角对政府能力的一种理解。

另外,从政府结构的角度看,由于静态的结构式理解缺乏特定的价值观导引,不能形成富有指向性的结构间协同力。即使进行能力建设,也往往易于走向其对立面。最终得到强化的只有政府对社会的规制、抽取、控制等要求性能力和公民的惯性不合作态度。随之,由于政府能力结构的非平衡性发展,政府的活动领域,虽似有所压减,但实则政府抽取的大量社会资源与规制社会发展的方向均不同程度地使社会自主活动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社会活力难以维系。一个缺乏活力和生机的社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反之,明确了基本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具有价值统摄性的政府能力建设,更多地在于服务社会,挖掘社会发展潜力,提升社会活力。偏隅于政府支持能力建设,更多的资源将会留在社会,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能放大社会资源的可活动空间,为其自我整合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环境氛围。只有在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有机体中,新的观念、思想、制度、科技才会不断涌现,社会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经由政府支持能力所内蕴的政府与公民互动,政府创新和社会创新必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创新型社会所打造的创新型人才也能为政府创新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由此,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会拥有不竭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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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支持能力与政府创新能力呈正相关,政府支持能力越强,政府创新能力越高,从而政府创新举措越多,质量越高。反之,政府要求能力,从总体趋势看,与政府创新能力呈负相关,政府要求能力越强,政府创新能力的构建越受限制,政府创新易趋于萎缩。因而,判断政府创新能力必须深入分析政府能力结构,考量政府要求能力和政府支持能力的相对比重。(五)政府官员素质

政府创新行为归根结底是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他们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政府创新能力的高低,关系到政府创新的速度、质量和效果。一般而言,政府官员素质包括知识和能力两大方面。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创新则是推动知识跨越阶梯的动力。政府创新是政府合法生存和有效发展的工具和抓手,是政府官员在现实资源条件约束下的行为选择。它的成败,归根结底,由其主体决定。政府官员的知识积累和增长是政府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从政府创新要求看,政府官员必须具备的知识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专业知识。专业化的行政分工必须辅之以政府工作人员必备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在进入政府系统前的专业学习获得,比如现在公务员招考中对报考人员所学专业的要求,这时习得的主要是相关理论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进入政府系统后自身学习和政府提供的定期培训习得,这时以行政技能和实践知识为主,理论知识为辅。衡量专业知识水平,一般考查两个方面:学习专业和学历程度。这两方面的考量,在我国尚未完全走出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仍未完善干部定期培训制度、高等教育初步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需要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更需要教育体制更新和教育质量提高。从政府创新实践看,政府官员是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缺乏相应领域专业知识的政府创新,势必是水中月、镜中花。

2、社会知识。这里的社会知识是指除专业知识以外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知识。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是政府官员必备的相辅相成的两个知识面。深厚的专业知识虽然可以使政府官员对问题的专业理解更深刻,但也容易使政府官员的思维和视角停留在其所在的部门领域。各类社会知识不仅是政府官员行政的必要知识条件,更是政府创新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领域只是社会大系统极其微小的一个子系统。不同子系统间存在着复杂关联,而这些深刻的内在关联并不会以浅显的形式表露无遗,让人们轻易感知。它需要人们不断地对之研究和挖掘。

因而,政府创新面对的不仅是表露出来的表象问题,而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的复杂问题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政府创新都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是指时序上的系统性,更重要的是指在空间结构上的系统性,也即不同领域的相互协同与配套。在这种情况下,担当创新主体的政府官员自然需要深入了解问题背后的相关社会知识,包括人文习俗与传统等。当然,掌握社会知识的需要,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政府官员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去深入学习,它还可以通过不同领域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相互合作而实现。这也就涉及到政府部门官员间的知识结构。在拥有完备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的政府组织中,政府就有了提升创新能力的知识基础。

三、政府外结构性因素

政府外结构性因素是指在某一政府外部能对政府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包括政府间主体结构关系、政府与社会结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结构关系等。政府间主体结构主要指上级政府、同级政府以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都是在国内严密的“府际”关系约束下的合理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创新就是地方政府间博弈的选择结果。政府与社会结构主要是指“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政府与市场结构则主要指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以及在怎样的领域内如何适时施加何种干预等两者行动合理边界问题,是指“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

从政府外结构对政府的内在态度来看,基本可概括为竞争、合作与对立三种基本情况。本文即以此分类为框架,逐一进行分析。

(一)竞争

众所周知,竞争是市场经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新政治经济学将其引入政府领域,诺斯就曾详细分析竞争对一个国家的执政集团及其国家兴衰的巨大影响。市场经济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将外在压力及时转化成为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以降低成本,谋求生存和发展。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这三个变量决定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一理论引入到分析政府创新时,“竞争”便成为制约政府创新能力的要素之一。

然而,对于政府创新,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具有垄断性和独占性等特点,缺乏市场经济式的竞争生存压力,因而也就缺少创新的内在动力。其实,政府内部竞争从来都不缺乏,竞争机制也一直贯穿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学者们认为传统政府缺乏竞争,主要是由于大家关注的竞争内容不同。现代政府建立之前,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任人唯亲、政党分肥,只是当时的竞争是被异化了的竞争:围绕的不是能力而是亲疏关系,是肉体上你死我活的纯自然式拼杀。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自然不能产生创新的动力,有的只是毁灭的冲动。

与异化了的竞争不同,现代政府寻求的是在透明、公正的前提下围绕能力和绩效进行的竞争。现代政府管理中的竞争广泛分布于公务员管理、政府部门职、权、利的分配与界定以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各领域。中国现代政府和政府行政科学化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从非公开的异化竞争转向建立一个包容、鼓励、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的过程。对于如何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具体的竞争操作机制,国外学术界已取得一些进展,如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就主张要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行政运行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如推行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维护的承包制、改革政府执行部门使其能够与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竞争等。这些竞争机制的建立旨在迫使政府从内部生长出创新动力,以提高公共效率,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政府的创新真正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尚不多见。这是因为普遍的健全而有效的竞争机制并未形成。良好竞争机制的建立于目前而言本身也是一种政府创新,而且还是有效提高政府创新能力的必要过程。有效竞争机制的建立与行政体制和环境有着紧密关联。竞争能否推动创新,其根源在于“竞争环境必须公平合理,竞争者遵循同一竞争规则,竞争结果才具有可比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的优胜劣汰,否则就会导致竞争者或者失去再竞争的勇气和信心,或者不走正道⋯⋯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最大的‘罪状’就是压抑创新人才。”这种情形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竞争时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没有透明作为基础,竞争的公正、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当前考察政府创新能力最切实的就在于判断政府运行机制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阳光运行。

另一方面,创新除了必须需要竞争这一“动力”以外,还必须有“引力”作用。所谓“引力”,也就是能够对政府官员创新形成吸引力的因素,也即对政府官员有可预期的良好收益。毕竟,政府官员也有着渴望成功和被认可的希冀,甚至还有着毋庸讳言的自利的倾向。竞争要形成的是能者上的局面。这才是旨在通过竞争衍生出政府创新的本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形成有效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如何将政府创新与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建立关联是影响政府创新能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合作

如果说,竞争是创新的动力,那么合作则是创新的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任何一个组织、群体和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有机的生态圈中,根本无法做到与世隔绝。这个生态圈包括自然生态圈和社会生态圈。政府创新必须与自然和社会这两个生态圈进行充分合作与协调,否则政府创新将成无源之水。由于自然生态圈本身是一种环境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物质资源、人口因素、气候条件等,虽然对政府创新有一定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因而这里主要集中探讨政府与社会生态圈间的合作。

一般而言,政府创新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生态圈的合作包括政府间合作(包括政府与上级政府、同级政府以及下级政府)、政府与企业合作(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政府与专家合作(包括本地和外地相关领域学者等)以及政府与公民、社团合作(包括市民、移民、外来民工及各种社团等)。这些“创新主体间密切有效的联系与合作,能够使创新资源在主体间高效流动,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效益”,增强创新能力。

首先,从政府间的合作来看,在既定的中国政府体制及政治格局下,政府创新过程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内部的团结与协作,其合法性还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肯定,创新的执行则必须得到下级部门的认可。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自上而下授权式的,政府官员对上负责,政府创新必须在上级政府所规定的界域内行动。在这种机制的约束下,政府创新能力的施展,在普遍地缺乏创新精神和文化的政府部门中,很大程度上就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有开明的上级政府和领导。此外,政府创新能力还包含创新文本的执行能力,但该执行却并不总是由创新的政府部门来完成。下级执行机关的态度、能力等多种因素都深刻影响着政府创新执行的成败,制约着政府创新能力的充分施展。即使是政府领导机关的创新,也必须有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才能得到真正落实。这是因为虽然行政权力对上负责,但透明行政机制尚未建立,现有监督体制发挥实效有限,责任追究机制更不完善,下级政府及执行机关仍有较大的自主活动空间来谋求最大化的自我利益。这种自利空间的存在足以使其阳奉阴违,从而导致政府创新流产。故而,上、下级政府是否能紧密合作,就成为制约政府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从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看,虽然两者性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排除合作的空间,而且某种程度上,政府创新还必须获得这些企业的支持与配合。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商人,在追求自我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公共福利这些副产品。而政府就是为了这些副产品而产生和运作的。政府需要企业的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事实上,不仅“政治家们交换好处以增进彼此的合作”,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同样需要依赖交换建立起合作关系。政府创新也受这种合作关系的制约:政府创新是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它必然要影响到市场领域活动中的主体。现代社会政治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可谓不深,诚如林德布洛姆所言,“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新的经济体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出现和增长,势必要求改善其生存的传统社会环境,也就自然向政府提出创新的要求。这种经济与政治的交融关系,虽也掣肘着政府的创新行动,但更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深受大多数企业欢迎的政府创新必然能得以顺利开展。在政府与企业围绕政府创新进行的合作中,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合作如何在互利的基础上规范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扩大公共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创新能力自然就包含着政府调动、协调企业以配合其行动的能力,两者的合作水平自然深刻影响到政府创新能力。

再次,从政府与专家学者的合作来看,则必须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重视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专家学者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在其所研究的领域一般都有相当的造诣,有更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对特定的问题有独特的认识,比一般的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政府创新必需的知识储备在其主体尚不完全具备时,专家学者就是一个良好的智力源、蓄能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心,是社会的良知,对社会问题一般能持中立的态度,不偏不倚地进行探讨,从而能较为客观而深刻地把握问题本质,提出解决之道。同时,强烈的责任心使专家学者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热心奉献自己的真知灼见。从当前政府创新实例看,在专家学者充分参与下,其成功率较高。专家学者不仅在创新理论上提供指导,更能对具体创新方案进行修正,同时还能防止政府官员创新中的自利倾向。政府在创新过程中是否能够正确地吸收专家意见,是其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表现。

最后,从政府与公民、社团的合作来看,扩大公民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吸收公民、社团的创新力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公民对政府政策的认可,使政府创新顺利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来是党和政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本质上,它实践了公民参与,体现了社会民主。遵循这一原则,党在战争年代赢得了民心,取得了革命胜利;在和平年代,则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实现小康。群众路线之所以能发挥如此效果,关键就在于政府与民众在知识、信息、人力、思想、力量等方面的激烈碰撞,使得政府创新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公民通过不间断参与不仅能够为政府创新提供智力支持,更能在参与中形成主人翁意识,易于理解政策意图,减少创新执行成本,从而既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又有利于促成创新型公民社会的形成。研究显示,民间社团组织发育情况、公民参与意愿和水平、公民不同的参与方式和途径等变量因素,与地方治理发展水平、治理能力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地方治理的绩效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能力。而当前,政府绩效的大幅度提高很大程度上通过政府不断创新来实现。故而,政府创新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继续走群众路线,扩大公民有效参与,吸取民间智慧和力量。

从各国政府的创新实践来看,强调政府与公民、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政治并不是‘零和’的博弈,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用合作化解冲突和对抗是整个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实现共赢的必不可少的路径。”

(三)对立

政府创新巨大的利益相关性,很可能会引起部分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和抵触。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政府创新的透明性、公正性及合理性遭到质疑且对利益受损群体缺乏相应补偿时。此时,对立、冲突的程度深刻制约着政府创新能力。政府采取何种方式予以化解对政府创新能否顺利开展影响深远。一般而言,面对对立情绪,政府有四种基本处理方式:强制、说服、利诱和逃避。这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分别表明了政府不同的行政理念,极易导致相异的政府创新结局。

首先,强制性的处理方式。显然,这一处理方式是传统政府的首选,同样也是现代政府要求能力的直接延伸和现实表现。强制充分显示了政府权威,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层级化结构,是“大政府、小社会”的自然要求和惯性行为。强制要求特定群体,响应政府号召,服从政府安排,独自承担政策性后果。政府创新中的利益调整以局部的帕累托倒退来实现所谓的“公共利益”改进。这种方式与现代复杂社会特别是市场规则被普遍接受后人们的期望行为方式明显冲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政府一体独大的传统格局中遭到瓦解,而且公民社会已在夹缝中缓慢成长,公民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与追求亦成为共识。那种仅以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简单而空洞的口号已难以实现计划经济条件下曾产生的辉煌效应。为此,强制招致的不会是服从,更可能是规模更大、程度更深的对立和冲突。这只会使政府创新陷入尴尬的境地,政府创新夭折在所难免。

其次,说服性的处理方式。说服性的宣传教育是我国政府行政方式的优良传统,具有本小利大的优点,实施效果颇佳。但这种方式易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政府创新所涉内容、说服的方式和手段、群众的觉悟程度、利益受损量等。这些因素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已不似传统社会中那样稳定。政府创新大多是重组公民长期以来积累的存量资本,关乎其长远生计,但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却非政府一家能言。现代公民社会虽还不足以与政府“分庭抗礼”,但已能挑战政府在各方面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说,若创新中政府仅仅采取这一方式化解冲突,则势必自缚手脚,政府创新能力也因此难以获得施展的空间。

再次,利诱的处理方式。利诱,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则是交换。林德布洛姆曾将不同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归纳为权威、交换和说服三种形式。交换无处不在,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后,即使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交换也已司空见惯。交换是以互利的方式赢得相互间融洽共处。双赢能成为对立双方共同的追求。对于政府创新中的冲突,首先取决于政府是否秉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理念,是否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利益相关方对等地和平协商。只有政府的姿态做出转变,才能赢得公民的支持,促成政府与公民间合作,也才能以此提升政府创新能力。

最后,逃避的处理方式。面对政府创新中的冲突不闻不问,一方面可能缘于政府尚未获得有关信息,或者即使掌握一定情况,但出于自负,相信政府权威足以自动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则可能缘于政府能力羸弱,无力化解。本质上,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了政府能力的不足。前者是获取信息、判断局势能力的不足;后者则是问题处理能力的不足。毋庸置疑,这些不足必然使政府创新能力存在结构缺陷。

四、小结

政府创新能力是政府能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能力发展的关键性变量,极易受到政府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现代政府处于一个社会联系日渐紧密的庞杂系统中。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市场主体力量日益强大,政府权威遭致削弱。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不再神秘、封闭,其行政行为更不能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单一命令方式。因而,政府要求能力已不再是政府能力的全部,政府支持能力发展的呼声渐次高涨,服务型政府正是顺应潮流发展的产物,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只有在此背景下才有其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体现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这对于提升政府创新能力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因素。因为,它有利于政府官员摆正自身角色和地位,深刻认知权力来源与政府的“公仆”职责;有利于行政权力行使方式朝柔性化方向发展;更有利于赢得公众对行政行为的支持,从而为政府创新提供便利的行政环境。可见,正确的行政发展理念是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府内结构性因素内在地制约着政府创新主体能力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方面,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政府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方面。一般而言,政府创新均是由内而外扩散形成。也就是说,政府创新议题首先来自于政府内部,它能否从提议进入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内部协调和利益平衡能力。因而,包含着行政文化、组织机构、官员素质以及政府能力结构等内结构性因素是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发展能力范文篇4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要“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利用图书、绘画和其它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等技能。”这就明确地把幼儿的早期阅读要求纳入了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使得早期阅读倍受提倡和重视。

在社会和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的阅读能力被视为主要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能力。因此,教育也面临着挑战和选择,教育不仅要培养有知识、会思考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培养会学习、会探索的创造型人才。然而,会学习的基础和关键就是阅读能力,只有学会阅读才会吸收,有了吸收,才会有创造。而要使儿童能够尽早阅读,就必须先解决认字问题,在幼儿阶段就开始实施认读活动。

根据“最佳期实施最优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儿童发育过程中,存在着“最佳期”的现象,错过了最佳期,儿童的智力和心理发展都会受到影响。研究还表明:口语发展的最佳期是2~4岁,书面语的发展最佳期是5~6岁,从口语向书面语转化的关键是认识和掌握汉字。因此,牢牢把握最佳期,充分开展科学认读活动,让幼儿认字,发展书面语言,是可能和必要的。

二、研究的目标

我园自2004年9月份起,参加了“科学认读——发展儿童语言及思维”的课题实验,几年来,我们确立了以“开展科学认读,促进幼儿早期阅读能力发展”为题,将科学认读渗透到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其目的:

1.让幼儿在没有压力的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然而然地认读汉字,激发兴趣,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

2.以科学认读为手段,整合多方资源,培养幼儿早期阅读能力,促进幼儿素质的全面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具体措施

(一)创设认读环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幼儿园的空间、设施、活动材料和常规要求等应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的游戏和各种探索活动,有利于引发、支持幼儿与周围环境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为此,我们非常注重良好环境的构建,从利用、优化、开发幼儿园环境、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入手,通过环境的刺激作用,让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关注汉字,主动认读。

1.幼儿园认读环境创设。

幼儿在园的一日活动中,我们充分利用一切机会,让幼儿感受书面语言,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有关方面的文字信息。首先,在幼儿刚入园时,我们为实验班的每个幼儿制作一个姓名牌挂在幼儿的身上,使教师对幼儿、家长对幼儿、幼儿对幼儿能尽快建立人与汉字的对立关系。其次,对各实验班的所有玩具、用品等物品进行标名,使幼儿经常有机会与这些“汉字宝宝”接触。第三,每个实验班都专门开辟了一个阅读区角,墙面布置成“字宝宝乐园”,贴挂幼儿在活动中接触过的字、词、句;角落摆放一些适合幼儿阅读的图书、字卡等,让幼儿自主翻阅、自由交流,阅读区的读物做到两周更换一次,以保持新鲜感。

2.家园合力,营造亲子阅读的氛围。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因此,我园在开展科学认读活动时,积极做好家长工作,密切家园关系,努力做到家园一致。每年在招收小班新生时,我们都要通过现场咨询、交流,由家长自意选择“科学认读”实验班,幼儿入园后,我们组织召开家长会,聘请专家对家长进行家教知识、早期阅读指导等讲座,要求家长能为幼儿创设与幼儿园教育一致的阅读环境,要求父母每天最少抽出十五分钟时间和孩子一起开展阅读活动。

(二)通过集体语言活动,进行认读

有计划、有组织的阅读活动,有利于提高幼儿的认读能力,发展幼儿的语言,丰富幼儿的阅读经验。我们利用语言活动时间,先让幼儿自主阅读,仔细观察画面中人物(动物)的表情、形态、动作等,并运用语言讲解画面内容。在幼儿初步阅读之后,教师和幼儿一起阅读,要求幼儿注意倾听教师讲述画面的文字说明,帮助幼儿理解这些画面的语言信息,在幼儿基本理解画面内容后,教师再朗读,幼儿跟随教师用手指着画面的文字说明,帮助幼儿逐步建立口头语言和文字的转换关系,最后归纳阅读内容,认读相关的字词。

(三)激发幼儿认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我们首先通过“导读入题”,引导幼儿去观察画面,发现问题,找寻汉字,如故事《小鸭和小鸡》,采用“感知——探索——发现”的方式,教师出示玩具小鸭和小鸡并给它们脖子挂上相应的汉字牌子,从“小鸭和小鸡长得什么样子?”“它们之间发生什么故事?”“小鸭和小鸡有什么本领?”层层设置问题,让幼儿带着问题去观察、思考、探索、发现。在活动过程中幼儿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兴趣,轻松愉快地认识了“小鸭”“小鸡”“朋友”等汉字。其次,为了引发幼儿认读兴趣,我们还巧妙地安排不同难易程度、不同类型的阅读材料,将儿歌、故事的画面和阅读材料轮流出现,使幼儿在学习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获得不同语言经验时,感受认读的兴趣,获得阅读经验。同时,我们还不断创设有趣的情境,巩固幼儿的认读内容,如我们有时把字卡做成果实形状,把它们挂在“果树”上,用“摘果子”的游戏来认读字卡;有时把字卡做成各种各样的花朵,玩“采花”游戏来认读字卡。调动幼儿积极动脑筋,想办法,认读字卡。

(四)扩展认读空间

如果把科学认读仅仅局限于幼儿园语言活动,那是远远不够的。广阔的社会活动、家庭教育等都是幼儿获得有关阅读知识的大舞台。我们在认真抓好家长工作的同时,积极组织幼儿参与社会活动,将幼儿带出幼儿园,先进社会大家庭,从而进一步解放幼儿的双手、头脑、眼睛、嘴巴、时间及空间,在幼儿踏青找春天、秋游、参观超市等活动中,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认读商场、游乐场所及各种花卉、蔬果的名字,如“桃花”“蔬果超市”“翠湖公园”等,提高了幼儿的认读能力,陶冶了情操。

四、课题实验的主要成果

1.科学认读活动有效提高了幼儿的阅读兴趣。

我园参加实验近六年来,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对汉字的敏感性增强了,他们看见电视里屏幕上、马路上有认识的字都会大声读出来,见到不认识的字也能主动向家长教师提问。幼儿求知欲增强了,喜欢看书读书,大班的孩子还能主动阅读报纸,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家长或连顺带猜的读,有的会在看书读书中发现新知识,提早开启了幼儿的自学之门,培养了幼儿的学习习惯。

2.促进了幼儿情智的发展。

随着实验的深入开展,我们逐渐发现实验班的孩子思维活跃,发言积极,善于表述,对于某些问题敢于提问,并能发表自已独特的见解,其认知能力也明显提高了。同时,早期阅读也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每首儿歌、每个故事、每个字词都是丰富幼儿情感的重要纽带。认读实验班的孩子情感丰富,热爱父母、友爱同伴,有的性格活泼开朗,有的喜欢静静地思考,每个幼儿都能富有个性地发展。

五、思考

1.进一步为幼儿创设良好的认读和阅读环境,做到书本环境和非书本环境同步,做到幼儿园环境与家庭环境一致,使幼儿像说话一样,自然习得汉字,提高阅读能力。

发展能力范文篇5

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要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科技、教育水平总体比较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人口增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等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央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对指导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关键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联系上海实际，主要是要做到“推进一个主战略，实现五个进一步”。“推进一个主战略”，就是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当前，上海进入了一个人均GDP达到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有效解决好经济结构升级的问题，就要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文化、教育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科学发展之路，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实现上海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五个进一步”，就是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坚持统筹区域发展，进一步处理好自身发展与服务全国的关系，做好加快自身发展和主动服务全国这两篇大文章，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多作贡献；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处理好中心城区功能提升与郊区加快发展的关系，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瓶颈制约，加快推进郊区“三个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进程，加快郊区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郊区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农民收入提高，实现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互动发展；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增强社会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发展活力，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坚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进一步处理好人口、产业、基础设施、资源和环境的关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积极保护生态环境，走良性循环的发展新路；坚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进一步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坚持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

二、坚持以正确的方法推进发展

采取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紧跟时代潮流、带领人民不断开拓前进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们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但要善于提出目标和任务，而且还要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同志曾经用过河要有桥或船的形象比喻，生动地阐述了正确的方法对于完成任务、做好工作的重要性。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是保持快速发展难度加大的时期、深化改革阻力增大的时期、扩大开放风险更大的时期、资源环境制约趋紧的时期。在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也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巨大考验。尤其是我们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党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要把这一伟大事业和伟大创举不断推向前进，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能力，也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科学的方法。

多年来，上海历届市委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在上海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四个统一”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保证了上海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确定发展的思路上，坚持中央精神、形势发展和上海实际的有机统一。既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要求，同时又坚持求真务实，增强科学预见和判断形势的能力，切实做到想清楚、看明白、有准备。结合上海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走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上海特点的发展新路。在完成发展的目标任务上，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既立足新的实践，抓住机遇，敢闯敢试，争取领先一步；又在遇到困难和风险的时候，不退缩，不气馁，不停步，以永不言败的锐气和永不懈怠的斗志，坚定不移地去做。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重可行性和操作性，加强调查研究，讲究平衡操作、协调推进，努力抓好落实。在执行发展的方针政策上，坚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开拓性的有机统一。既坚决维护历届市委、市政府对上海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方向，不“翻烧饼”，不走回头路，把上海发展的“接力棒”一棒一棒接好、传好，又注重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进取，不断开辟新的境界、作出新的建树。在处理发展的关系上，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有机统一。既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坚决破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又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分清轻重缓急，兼顾各方利益，努力做到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坚持以完善的体制机制保证发展

体制机制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领导发展的效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机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既要抓好当务之急，着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要研究治本之策，谋划长久之计，站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努力形成有利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来保证发展、促进发展。

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是党执政兴国必须抓好的头等大事。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必须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把经济工作置于党委全局工作的中心位置，切实完善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当然，与过去领导计划经济根本不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经济工作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这六个方面构成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基本职责，体现了党委谋全局、把方向、管大事，总揽不包揽、协调不取代的精神，有利于理顺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上海市委在完善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市委八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对促进上海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市委八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意见》，对促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作出了制度安排；近期召开的市委八届六次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2005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些举措，反映了市委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强调要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体制保证。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只有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和根本的保障。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党必须切实发挥好领导作用，解决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问题。要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为目标，使政府做到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坚持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消除非公经济发展障碍，按照平等待遇、调整结构、开放领域、引导产业、创新服务的思路，着力突破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要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合理布局、多元投入，大力发展各类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扶持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要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完善各项救助机制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建立更具活力和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发挥正确政绩观的导向和保证作用。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以正确政绩观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政绩观，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建立起科学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评价机制，保证领导干部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政绩、树政绩。努力创建经得起历史检验、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实在在的业绩。目前，上海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试点。我们考虑，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突出“三个重点”，抓好能够充分反映部门和地区工作实绩的关键性指标，能够充分反映班子成员整体素质和状态的综合性指标，能够充分反映干部个人角色定位和作用的差异性指标，使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全面、准确。在考核评价的主体上要坚持“三位一体”，就是要探索组织部门、主管部门和上级领导、社会和群众共同参与对干部实绩的考核评价，克服考核的片面性和封闭性，增强社会性和专业性；对一些专业性强的岗位，要积极推广专项绩效评估，委托专业主管部门或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评价，从而构建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在评价和选用干部上要坚持“三个结合”，即把领导评价与群众评价结合起来，不简单地以印象取人；把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起来，不片面地以分数取人；把集中考核与平常了解结合起来，不机械地以票数取人。通过考核评价体系和机制的创新完善，保证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落到实处。

四、坚持以人心的凝聚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和凝聚人心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事业之所兴在顺民心，事业之所废在逆民心。只有更有效地凝聚人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更快更稳更好。

发展能力范文篇6

所谓用资能力是指地方高校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所获取的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指如何配置一定数量的教育资源，使其效果达到帕累托状态，即若改变这种配置状态，会造成至少一个受教育者的利益受损［2］。地方高校基本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型学校。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对新办本科院校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体系的教育经费配置有明确要求:教学经费投入能较好地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其中，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拨款与学费收入之和的比例≧13%。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1500元人民币，且逐年增长，其增长幅度不低于教育事业经费增长的幅度。但目前许多地方高校缺少清晰的战略发展规划，同时理念上也没有建立起可持续的发展观，表现在内部资源配置方法上:一是没有实施预算管理。预算是对纳入预算管理的所有财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有效工具。但许多学校没有年度预算计划，资源的配置是学校内各部门相互博弈的结果，资金使用仅靠人为的指挥和控制;有预算的学校也存在内部预算分配缺乏科学的定额标准、部门的预算收入和学校实际预算收入存在差异、部门预算没有将债务收支纳入综合预算以及预算的软约束等问题。二是财务核算仍采用传统的只核算费用支出、不核算培养成本的方法。高校的成本会计核算是计量教育投资效益的前提，也是实现高校持续发展和增强竞争力的基础。由于高校财务管理弱化，在缺少有效制度约束下，教学、科研、设备、后勤服务等方面的资金使用没有计划性，势必造成办学成本上升和办学效益的低下。缺乏效率资源配置的结果，首先表现在设备利用率不高。学校的固定资产是办学的物质基础。由于资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管理方法不科学，财产分散，造成设备闲置、物资积压、损失浪费严重;财产物资的购置、验收、领用、保管、报废手续不严密，验票不验货，造成重复购置，使用上不核算成本，利用率低，损失浪费严重［3］。其次是盲目追求大而全及提高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同质化。地方高校无法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来实现专业结构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的突破、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等目标，无法形成办学特色从而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学校的声誉，这必将影响学校的再融资能力。地方高校的资源配置无法体现为地方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输送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目标，必然抑制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难以吸引优质人才及优质生源，教学质量与非财政收入都将进入恶性循环，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无从保证。

在地方财政支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断增加的需求，政府除了为地方高校提供的直接财政款项和专项经费外，还应构建多元化的高校财政支持资金来源系统，通过多种渠道为地方高校财政支持筹集更多的资金。与此同时，地方高校自身也应增强自我筹资的能力和加强财务管理，平衡规模、结构与效益，注重内涵建设，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央财政应建立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性支付制度。人才的市场化致使人才资源配置不存在壁垒效应，即人才在市场的流动导致地方高校培养的人才不一定为本地区经济服务。特别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当人才流动率不断提高时，必然使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资效益每况愈下。而劳动力的流入地享受着输入地教育提供的社会效益，却不需要为之提供资金等支持［4］。同时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这也制约了地方政府增加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因此，中央财政应通过补助生均公用经费、实行绩效拨款和加大对学生资助力度等方式来加大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利于解决地方高校资金困难，调控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引导地方高校更加注重办学质量与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地方财政投入的监督制约机制。为保障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统一规定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投入到高等教育的财政直接拨款占该地区总财政收入的最低比例;其次，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高等教育的预算审核，对于财政投入不足的高校，应限制其招生规模，规模的扩张也是经费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鉴于传统高教生均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存在着助长学校追求数量与层次结构的盲目扩张，无法激励学校追求效率的弊端，应改变拨款机制，建立和完善地方高校的绩效评价体系，将绩效因子纳入拨款公式中，并逐步加大根据绩效分配资源的比重，激励地方高校提高教育质量，避免资源浪费。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重构成本分担制度。教育成本分担是学校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高等教育通过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提高人的职业能力，从而给社会、个人以及用人单位带来经济利益。因此，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均是成本分担的主体。我国现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的主体中，国家的财政拨款却在逐年下降，至今未达到GDP的4%，而受教育者个人分担的比例逐年提高，雇主、企业等受益者所分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未超过2．0%。目前的就业市场对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存在歧视，他们大都就业层次比较低，所获得的教育投资收益无法补偿分担的成本，目前的分担制度显失公平。因此，国家应本着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开征高等教育消费税，向用人单位等受益者课税，使高校的收入得到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为高等教育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转环境。同时，开征教育消费税不仅可以将教育成本合理分摊，还能促使用人单位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有效遏制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用人倾向［5］。完善激励教育捐赠的法律规范。《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捐资助教虽有鼓励条款，却无对捐赠方减免税收优惠的具体比例规定。同时由于国家没有颁布募捐法，使学校的募捐及管理工作处于法律的相对真空地带，也增加了捐赠者的缺少法律保障的担忧，无法激发社会捐资助教的积极性。应在国家文化建设层面树立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营造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氛围，建立与健全有关捐资助学相应的法律与法规，如出台募捐法、修订税法中的相关内容，包括开征财产税、遗产税及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细则等，以激发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捐资助学热情，并制定高校融资和接受捐资的激励政策，将高校融资与政府配套奖励资金相配套［6］。

采用PPP模式融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PPP)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其实质是公共部门根据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提出建设项目，通过招投标确立私人部门合作伙伴，私人部门负责项目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修，即实行契约机制，私人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公共部门(或政府)向私人部门付费作为对其生产成本的补偿和收益的回报［7］。地方高校可以通过PPP模式来缓解教学资源的紧缺。在PPP模式运行中，应选择合适的项目，一般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教学楼、学生宿舍和体育运动设施等并合理选择PPP的类型;建立规范化标准和程序来选择合作伙伴;财务部门应加强对PPP项目的成本效益核算，建立起项目启动前后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监管体系，确保项目能真正发挥作用。产学研结合增强创收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未来企业的竞争将是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必将导致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管理创新需求和人力资源培训的增加。地方高校应顺应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顺应知识经济和市场需求，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和智力优势，增强应用型和技能技术型科研成果“产出”能力，积极与当地企业、团体密切合作，开展受托研发、技术指导、共同申报课题、共建实验室、开放校内实验实训平台、进行人才交流等［8］，通过有效开展产学研，既履行了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的职能，同时也能部分解决科研经费投入不足问题;通过产学研究合作教育，与企(事)业或行业合作举办专业、共建教学资源、合作培养人才来解决专业建设中实践经费投入有限等问题，实现校企双赢。此外，高校还可为企业提供战略规划、流程再造、管理诊断、税收筹划等各类咨询和服务，以及承担各种培训来获取收入。加强学校特色建设以吸引社会捐赠。捐赠收入要成为高校筹资渠道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对于办学历史不长的地方高校而言，由于毕业生大都是一般收入阶层，校友的捐赠能力相对比较有限。因此，地方高校应贴紧区域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来优化专业结构，在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不断努力探索，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形成特色、品牌和社会声誉，以此来吸引包括校友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捐资助学。同时，学校应成立募捐管理机构，设计多种形式的募捐途径，并对所募集的资金进行透明化管理，公布资金使用的用途及成效，使募捐工作制度化与规范化，成为学校一条经常性资金来源渠道。实施教育流程外包引进优质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是开展教育活动所需要的一切基础和条件。教育水准与经济发达水平基本是一致的，发达国家有丰富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经验可供地方高校借鉴。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可尝试教育流程外包。所谓教育流程外包，是一种外资引进的模式，是借鉴服务业流程外包的原理，将部分教育服务全程承包给外资，容许外资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供独立于我国现行教育体系之外的服务［9］。目前各高校所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可视为教育流程外包的方式之一。成功的教育流程外包应能起到引进国外优质教学资料，影响与带动学校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促进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并使人才培养的规格、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人才培养的就业竞争性提高，进而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拓展学校发展空间。

高校资金管理的本质是实现资源约束下的最优选择。从资金的筹集、分配到有效利用，是系统工程，学校应设立校融资管理的专门组织进行管理，使资源的配置能围绕培育与形成学校的特色展开，最终形成学校存量教学资源的差异性，以此来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保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融资预算管理。所谓融资预算管理指在地方高校融资管理活动中，对融资规模、方式和结构，资金使用和负债资金归还来源、偿还方式等方面的未来情况进行预测与规划及其制度安排。融资预算管理包括了预算的编制、执行及考核过程。融资预算编制的起点是学校的办学规模，地方高校应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合理确立其规模，预算的编制方法可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方法;预算经过审批下达后各部门应严格执行，同时学校应建立起相应财务资源优化配置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考核预算的执行情况。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内部资源的配置就会缺少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机制，运行中往往是趋向成本最大化，学校的融资就难以从粗放走向集约。通过融资预算，可以规范融资行为，实现学校融资的来源、使用、还款的同步控制，为学校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建立和完善财务成本管理。高校教育财务成本管理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的需要。在建立和完善财务成本管理内容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育成本核算的对象，如可以把二级院、系、部、所作为各个成本核算单位，然后再细分到各专业、各年级作为核算对象，进行成本归集和分配。随着条件的成熟，进而过渡到把每个班、每个年级作为一个成本核算的对象进行细化管理［10］。其次以学年作为成本核算期，合理选择成本核算方式并确定教育成本核算的范围，凡培养学生有关的各项费用均应计入教育成本，而与培养学生无关的费用则不应计入;再次设置成本项目并进行记录、归集、费用分配和成本结转，基本的成本项目应包括:人力成本、固定资产成本和费用成本;最后强化成本控制。制订教育成本的控制标准，实施成本形成过程的动态控制并考评成本控制结果。构建融资风险防控体系。地方高校融资风险是指学校在融资过程中，存在的不能筹集资金和无法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校融资结构及负债融资规模不合理所引发的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风险;二是指环境变化及学校财务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的学校“信用”下降，弱化学校再融资的能力，无法在相应的筹资渠道获取所需要的资金的风险。为有效防控风险，应树立风险观念;建立评价学校偿债能力体系，合理确立负债融资规模，集成使用各种负债融资方式，降低负债融资的成本;加强对负债资金使用项目的可行性评价，提高负债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再融资能力;加强债务资金使用的动态控制，建立识别风险的预警体系;制订还款计划，建立偿债基金，以保证债务资金的到期偿还。加强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加强学校资产的经营管理是指通过经营、置换学校闲散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来提升学校资产使用效率和完善教学设施的一种方式。在法律框架下，以区位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为指导，利用土地置换和出让、出租闲置低效设施、参与股份制、建筑物冠名等形式从事商业活动［11］，通过多种市场化经营模式优化学校资源配置和提高学校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总之，单纯依靠地方财政投入和学费收入的二元结构的经费来源，已经不能满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因此，政府应调整相关高等教育的投融资政策，构建多元化的高校财政支持资金来源系统，增强对地方高校财政支持。与此同时，地方高校也应增强自身的外源与内源融资能力，加强内涵建设，实现办学规模、结构与效益的统一，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作者：陈育俭工作单位：莆田学院

发展能力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产业科学发展能力

当今世界，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而且有可能成为综合国力的核心。从美国、加拿大到日本、欧盟，各国都把发展文化生产力作为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并把扩大对外文化贸易、争取国际文化市场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境外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涌人中国，凭借其经济实力传播价值理念，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为此，我们应采何种措施，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是我们党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先进文化首先是精神文化，她要借助物质手段来完成她的传播、吸收、接受的过程，因而先进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统一。文化的产业化或文化产业就是经济文化一体化。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方式，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她使文化生产具备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商品属性。而知识技术和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推动了高科技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使文化产业成为高新技术与文化紧密结合的产物。网络传播技术、数字技术、激光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艺术的创作，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业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式的更新。文化的产业化正在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高科技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发展文化产业对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活力;二是有利于促进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求;屯是有利于抵制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文化产业的商品属性，发展文化产业也会出现黄色、暴力等庸俗文化，降低文化品位，削弱文化的高雅品格。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文化产业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导航仪，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化产业才能快速发展、良胜发展，才能在世界文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坚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性方向，一是要做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文化产业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既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遵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由于文化精神产品具有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的特点.对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科学文化素质及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文化企业在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时首先考虑社会效益，避免产生消极影响。二是要发展传统文化和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首先要对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资源进行世代转换和创造性改造，使这些古老的文明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营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在世界文化竞争中，我们必须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商品，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三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弘扬主旋律和文化多元化的有机统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商品的产业，必然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生产和经营。消费者在市场上对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极大的选择的自由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消费者，形成了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文化生产企业则较多关注如何适合消费者的口味，适宜消费者的需求，力求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但是，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同时，还要引导消费者文化需要。这就需要生产弘扬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产品。四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需将中国的先进文化纳人世界历史进程。不能离开人类文明进程的整体先进性孤立地看待和理解中国的先进文化，也不能离开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来孤立地看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是人类整个文明形态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中国形态，中国先进文化才可能与人类社会的其他文明形态存在着共享、共融、共通的关系，才能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可能性和相融性的过程中建立起充满个性特征的中国文化。

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

对于领导力，目前理论界形成了一些共识，如:“领导力是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团队)为实现领导者自己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目标，而通过说服或榜样作用激励某个群体的过程。领导力是多维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合力，是领导者素质、能力及其影响力等各个方面的总和。领导力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也不是一种单一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是社会环境、发展历史、文化业态等多要素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立体结构。一位领导者的具体决定和最终结果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结果并不是衡量领导者才能的可靠标准等等。从这些共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领导者带领跟随者实现其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文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这种集体文化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见，领导者通过宣扬、培育人民群众大众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形成全民族行动的合力，带领和影响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各个阶段的胜利，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要求，也是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当代中国，党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前辈为振兴中国文化进行艰苦求索的结果。“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都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出路，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人民群众为创造主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真正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所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是由当今世界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状所决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性是相统一的;三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根本的就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决定了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对于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有效抵制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牢固地坚守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能力范文篇8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发展能力范文篇9

我们会惊讶于一个5，6岁的外国孩子能懂两门外语，而对受过四五年英语教学的中国孩子无法开口说英语的现状颇为担忧!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就是环境，气氛，习惯！

环境：有大环境，小环境。现在上海的语言环境应该说是非常优越的，为学习英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随处可见的中英对照标记，各类外语书籍，各种形形色色的外文课。小环境：就是要优化校园，教室，课堂的环境。这个环境是学生习得语言能力的根本和源头，也是我们老师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布局，才能使这个小环境得以发挥大作用！而课堂就是我们教师的主阵地。

一、在课堂教学中，利用直观教具，培养学生的直观思维，是整个教学过程变得生动，形象，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发展英语的语言能力。

根据心理学家研究：眼睛是在获取知识过程中，比耳朵等其他感官有更特别的贡献;而且眼睛识别事物最快，获得知识以后，记得最牢。根据这个特点，在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一切直观教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众所周知，现阶段的教具层出不穷，有最简单的图片(包括单词图片)，剪贴画，实物投影，电脑课件的出现很大一部分充实了直观教具的阵容，这些都对我们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看到教师为制作这些直观教具所付出的相当大的前期工作，而且并不能深入到每一堂课，每堂课的每个步骤。

而我在课堂教学中更多的是运用了简笔画这一直观教具。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在刹那间就能表现一件事物，一个行动，一个情景和一个情节。而且简笔画概括性强，能准确表达意思，几乎可以用于一切场合，一切课型和一些环节。它的特点是：简练，概括，工具简便，线条简明，容易学习，占用的时间少，却具有形象，风趣，活泼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影响。这样学生看到人和物，根据联想，进行描述，既可以使课堂气氛活跃，又可以初步利用英语进行思维，表达思想，发展了语言能力!

二、在课堂教学中，恰当运用游戏，活跃课堂气氛，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

恰当运用游戏可以调节一个学生紧张的状态，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使学生在游戏中增强对英语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愿意上英语课，喜欢上课的方式，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激发起’我要学’的学习热情，形成一种教师’善教’，学生’乐学’的良性循环的教学氛围。在教学中，游戏可以贯穿于整个过程，使之成为提高课堂质量的润滑剂。每一个游戏的运用都有其特殊的目的，为了巩固知识，抑或为了引出新授内容，有的是要加强学生说段能力的培养，有的是为了提供给学生可说的话题，增加他们对语言的支配能力。

如我在教学三年级牛津英语的时候，比较注重对学生听说的培养，以听说促动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我设计这样一个猜谜游戏，我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单词，让一个学生猜是什么，其他学生通过用句子描述这个单词来提供给他信息。例如，我显示了一个“mirror”，同学们就很踊跃：It’ssmooth.It’shard.It’sasquare.Maybeit’sacircle.Icanseemeinit.由于把最显著的特征说出来了，该生一下就猜到了。然后，我趁热打铁，反过来要求学生试着用刚才的话来描述下“mirror”。这样由听-理解-猜意-说，循序渐进的几步下来，学生的语言能力会有明显的提高。

在复习阶段如果运用游戏，往往事半功倍，也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自觉的气氛中复习巩固基础知识和语法点。例如在复习havehas这两个经常混淆的单词时，我放弃了一贯的题海战术，在黑板上画了代表havehas的两大篮子，然后再给出一些常见的人物名称，让学生把这些名称放入正确的篮子中，最后由老师统计，看谁篮子里的东西都放恰当了。由于代替了以往枯燥的练习，学生的兴致很高，就算错误多多，也乐于接受改正。

很多游戏具有竞赛性，抓住学生好胜心强的特点，引导他们主动投身于教学活动，课堂气氛必然更加热烈。经常采取一些小组比赛，个人比赛或者男女之间的比赛非常有效。例如为了加强对学生说段的训练，我设计了一个竞聘教师的广告。为了让学生有话可说，在广告上我给了他们一些提示：Areyouyoung?CanyouspeakEnglish?Canyoutellstories?Doyoulikechildren?AreyoutheteacherIneed?为了要得到这个岗位，学生们非常踊跃，积极组织语言阐述自己是最佳的人选。有一个学生这样说到：IamMary。Iamveryyoung。IcanspeakEnglishverywell。Icantellfunnystories。Ilikechildren。Icanrunandjump。Icanplayfootball。Ilikeswimming。Icandoanything。Iamgood。Iamtheteacheryouneed。

在运用游戏时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游戏的设计既要求合理，更要求新奇，有想象力。这样比较容易满足学生的胃口。

2．游戏不应为了玩而玩，而应经过精心设计为本课的中心和内容服务。

3．游戏必须有一定的参与面，让大多数学生动起来。

4．老师应控制好游戏的时间和规则，这是游戏成功的前提和保证。

5．游戏应常换常新，不然多次使用后效果会不明显。

三、在情境中，抓住一切契机，激发学生的表现欲，冲破学生的开口关，培养学生交际合作的能力。

英语教学的实质是交际，是师生之间的交际，是师生之间进行感情，思想和信息的交流过程，也是学生之间的交流。而英语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与交流思想，交换信息和表达感情。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应达到不同的交际水平。只有将语言教学和生活紧密联系，才能使语言教学走向生活，并为生活服务。

在课堂中，教师应尽可能的创设出真实的交际环境，让学生围绕所学内容进行语言交际实践活动。尽管这模拟的情景并不就是自然生活环境的再现，但比起机械的语言操练，它更贴近生活，学生也容易掌握语言的正确意义。教师应尽可能给学生设置’表现’的舞台，当学生从’无法表现’中燃起学说的愿望时，再于学习进程中递进的设计表现层次，辅以激励效应，顺应学生思维发展，让他们产生交际的愿望，而且会越说越好。

1．教学激发学生的“表现欲”主要围绕“愉快，竞争”四个字进行。

设置情景结合表演是很好的方法。例如在教学theanimalsIlike这个topic的时候，我设计了让四个小组竞争的情景。他们每个小组就是一个代表团，带上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头饰)，然后设计台词，对下面的同学进行一番现场演说，最后由下面的学生进行投票，选出哪一组的小动物为今天的明星。学生的表现欲望非常强烈，他们用简洁明了的口语加上适当的体态，争先模仿动物的憨态，急切的想让大家认可他们的动物是最好的，随着学生表现欲越来越强，表达的效果也越来越好。有的小组合作地非常地道，有专人表演小动物，专人演说，还有专人学扮声音，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这样的情景教学在课堂中是屡见不鲜的。

2．通过听说读写等语言活动，创设情景，输入大量语言信息，文化背景，为学生的交际创造外部条件。

学生通过感知，理解，记忆，归纳等思维活动，才能输出正确，得体，流利的口语。外因只有通过内应才能发生作用，交际化的课堂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如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经常的给学生讲讲外国的一些风俗习惯，阅读一些简短的外国笑话或者一些常见的外国谚语，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好奇，求知欲望增大。这些信息量的输入对于他们今后的口语及写作打下了基础。

3．课外发散，利用一些场所活动进行交际合作。

刚刚提到了引导学生用英语交际是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但是课内几十分钟的学习与表现，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只是开始，其练习量远远满足不了操练的需要，更别说进一步交际了。由于语言环境的限制，学生缺乏大量的生活与社会实践，有必要创造一些小环境。

发展能力范文篇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完成明年经济工作的各项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当作一项大事来抓，密切联系实际，努力加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广大知识界要在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理论和知识学习、思维方式、认识能力、工作方法等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同时，又为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提供切实的支持。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理论学习和知识学习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掌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掌握了各门现代科学知识，执政能力的提高就有了目标和方向，走科学发展道路就有了更加自觉的坚定性和更加过硬的本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中，共组织了44次集中学习，涉及内容和学科非常广泛，并请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进行讲解;十七大之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集中学习了依法治国的有关重要内容，为全党加强学习、努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做出了表率。当前，面对繁重的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完善知识结构，主动更新知识，不断增强把握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增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广大知识界在学习方法、知识的更新等方面要有积极的作为，努力发挥好思想库智力库的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要让统筹兼顾的方法深入人心。统筹兼顾，就是要全面、辩证地考虑问题，避免片面和短视。要正确领会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其各个环节的发展，使之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实现良性互动。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善于从各方利益结合点上考虑问题、谋划工作。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着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以点带面。领导科学发展就需要科学的方法;方法正确了，能力的提高就会事半功倍，就能抓住关键，取得事业的大发展。广大知识界也要不断掌握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深入调查研究是关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当前，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和把握真实情况，才能在制定政策、谋划工作、解决问题时做到胸中有数。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了解本地区本部门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了解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总结推广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办法。基层体现着百姓的疾苦，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工作方法和发展思路。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发展思路，在破解难题中增长领导才干。调查研究始终是广大知识界的重要工作方法，无论是课题研究还是服务民生，知识界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这一法宝，要在工作中运用它，在实践中推介它，让调查研究的风气更加浓郁，更加富有效率。

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狠抓落实才能取得实效。只有求真务实，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才能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对关键环节和重点难点问题一抓到底，切实抓出成效。广大知识界要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央的方针政策为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掌握，转换落实为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