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利益范文10篇

发展利益范文篇1

摘要：近两年，随着印美领导人的互访，印美战略伙伴关系达到了新的高点，其原因是双方各有政治、经济、科技和地缘战略利益的需求考虑。印美关系快速发展，将会对南亚地区、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乃至全球战略态势产生影响。由于双方在全球战略格局、地区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与其他大国关系上存在分歧。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限度。

关键词：印度美国国家关系现状前景

近年来，印美关系明显升温。2005年7月，印度总理访美受到高规格礼遇，两国宣布完成“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的规定动作，进入“新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时代。2006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期间，两国又签署了具有突破性的民用核能源合作协议，标志着印美战略伙伴关系达到了新的高点。如何把握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轨迹，如何认识印美发展战略关系的深层考虑，如何看待印美关系的战略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

1、印美关系的发展轨迹

近几年来，印美关系出现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发展。2000年，克林顿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在时隔22年之后对印度进行的首次访问，无疑对加强两国关系具有历史性意义。

布什执政以后，印美关系继续加强。美方为加强对印拉拢的力度，对到访的印度官员给予破格接待。印美高级官员一再强调“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天然盟友关系”。布什连任总统以来，印美关系进一步快速升温。正如时任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所说，2005年是“美印双边关系的分水岭”。2005年3月，国务卿赖斯出访亚洲，将印度作为第一站。她在新德里时公开宣称美国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美国务院发言人和驻印大使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完全同样的观点。

同年6月，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访美期间，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签订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国防合作文件——印美国防合作新框架》。根据这份文件，美国给予印度一系列“准盟友”的待遇：联合生产先进武器、加强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解除对印出口敏感军事技术的禁令。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国防采购与生产小组，联合进行军事研究、开发、试验以及对海军导航员训练等方面的合作。据报道，该小组将着重探讨双方联合生产F一16和F一18战机问题，而这样的合作只有美国的盟友才能享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将根据协议向印度推荐“爱国者一3”型反导弹系统，以抵御短程弹道导弹的攻击。尽管这一协议还只是框架性的意向，所涉具体军事合作项目还需进一步讨论并需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但它对提升双方军事关系的意义不可低估。

2005年7月，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访问美国，两国签署了十多项文件，双方宣布完成“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NSSP)的“规定动作”，进入“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的时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方在印度继续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宣布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应该“得到同样的利益和优势”。布什将“要求美国国会修改法律及政策，并与盟友一起调整国际秩序，与印度在民用核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而长期以来美国是一直禁止向印度转让核技术的。因此，印美联合声明被世界舆论普遍认为是美国政府改变其长期坚持的核不扩散政策的标志，它们纷纷用“历史性的”、“破天荒”等词语来形容印美关系的新进展。

2006年3月布什访印期间，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和高科技领域达成一系列协议，特别是核合作协议，显示美对印的格外垂青和美印关系的急剧升温。同年7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9票赞成，68票反对通过了美印核协议法案，使得这一协议向最终落实迈出重要的一步。尽管这一法案尚需参议院的批准和布什总统的签署，但正如美国众议院的一位议员所说，共和党和一致认为，与印度的核协议可以服务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因此，其最终完成法律程序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印美合作的战略考虑

从美国方面来看，加大对印关系的力度完全是为其全球战略、亚洲战略和南亚政策服务的。应该说，美国对加快发展对印关系的超常热情显然有其深刻的战略考虑。其中，拉印制华是美国强化对印关系最重要的战略意图。

2001年以来，美国不断扬言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并将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威胁，因此费尽心机要在中国周围建立“防御墙”，防止中国挑战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区大国的印度自然成为美国心目当中遏制中国的“战略链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官方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印度是最为突出的潜在大国之一，美印在商品自由流通、保护印度．海上通道、打击恐怖主义和建立战略稳定的亚洲方面具有共同利益。美国应把印度视为一个力量不断增强、与美国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大国，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布什的第二任期开始以后，其拉印制华的意图更趋明显。2005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发表了题为《新兴的全球大国：美国的行动日程》的报告，内称鉴于印度在未来25年的发展潜力，布什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将印度培养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美国新南亚战略的积极鼓吹者泰利斯多次说，“华盛顿需要一个强大的印度”，“即便印度与美国只保持伙伴关系而非正式结盟，一个强大且独立的印度也应是美国的战略资产”，“当前的目标是把印度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心大国。现在的设想是如果在亚洲有一群强大国家，在将来中国有可能表现恶劣的时候就会自动起到制约作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达纳·迪龙在该基金会的网站上向政府献计称，“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来说，印度是最大的没有充分利用的机遇”。他说：“如有必要，应该将政策聚焦于培养印度的经济竞争力、加强其军事能力和它在联合国等论坛上的国际地位，以便对抗日益膨胀的中国霸权。”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国务院高级官员艾伦·凯斯则说，“当我们要应对中国的挑战时，我们就需要把印度作为经济选择”。从他们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扶印制华”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共识”。

从印度方面来看，它对密切同美国的关系也有着深刻的战略动机。首先，印度渴望美国对其政治大国地位的承认。自尼赫鲁时代以来，印度一直以大国的身份自居。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拥有国之后，它对大国地位的渴望更是有增无已。印度认为，它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快速、国际影响重大的国家，理应成为世界六大力量中心(即美国、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之一。为了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印度希望借势美国，壮大自己，提升自身的战略地位，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宏伟设想。

其次，印度渴望美国的技术转让和资本流入。根据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印度的经济总量已经从世界排名第十二位上升为第十位。但是，印度经济也面临如何保持发展后劲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缺乏高新技术的问题。现在印度最为迫切的是得到美国的“神圣三项”技术，即民用核技术、航天技术和超级计算机技术。此外印度也希望进一步密切印美双边经贸关系，吸引更多的美国资金进入印度。

再次，印度希望牵制美国同其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近年来，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基本上是保持对印巴的相对平衡。但是“9·11”以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了针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战争，美巴关系重新热络起来，这使得印度感到不满甚至愤怒。而深化对美关系，体现自身在美国重塑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价值，至少可以使美在印巴平衡的天平上尽量向印倾斜，促使美国处理南亚问题时采取“区分层次”的方式，按照不同“量级”而加大印度的“砝码”。

最后，印度国内某些人内心深处存在借重美国、赢得对华战略筹码的意图。虽然近年来印中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由于双方还缺乏足够的政治互信，加之历史造成的隔阂，印度对中国还有不少疑虑，其战略决策层内的对华强硬派仍有对华打“美国牌”的意图。例如，当2005年6月印美签订《印美国防合作新框架》的时候，印度前驻美国大使曼辛格就表示，尽管华盛顿和新德里都不愿意承认这份协议背后的“中国因素”，但印美双方对中国的崛起均存在一种“无需说明但明显存在”的不安。

3、印美关系的战略影响

应该看到，印美关系的发展还有相当的空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与之发展关系的对象，是诸多大国外交关注中的重中之重。而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将近11亿人口的大国，它所具有的战略优势也是美国所格外青睐的。因此，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印美两国发展关系的潜力都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印美战略关系必然会对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乃至全球战略态势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南亚地区而言，印美战略关系必然会挤压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相对削弱巴美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整个亚洲地区而言，印美战略关系无疑将为中印关系带来某种负面影响，增加中印处理双边关系的难度。而对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而言，印美战略关系将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使得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变得更为复杂。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印美关系的制约因素。由于双方在全球战略格局、地区安全形势、国家安全战略、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深刻分歧，两国关系的发展仍有一定限度。

首先，在世界格局多极化问题上。印度对美国一超独大的霸权地位颇有微词。冷战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亟欲扮演唯一的世界领袖角色。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颐指气使、恣意妄为的做法多持批评态度。2005年，印度国防部长在对美国高级战略家发表演说时就公开声明，“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单独担负起保证世界和平和秩序的责任”。他甚至还表示，如果美国仍想寻求霸权，印度是不会充当“跟班”的。印度的这种“敢言”令美国大为不快。关于印度对世界格局的看法，美国方面也是心知肚明。美国前驻印大使特雷西塔·谢弗曾与人合作撰文指出，“印度不喜欢一个两极的世界，也不喜欢一个单极的世界，它喜欢一个多极的世界”。尽管美国已经表示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大国，但在曼莫汗·辛格访美期间，布什总统对印度要求美方支持其“争常”一事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因此，对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已有的承诺，还是值得观察的。

其次，在地区安全问题上。长期以来，印巴之间彼此相互为敌，曾经三度兵戎相见，双方围绕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一直争斗不已。近几年，双方关系虽然有了改善，但造成印巴对峙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美国对印巴争端的基本考虑是进行“危机控制”，而不是“危机解决”，因此它必须同时对印巴双方的利益给予适当照顾。尽管现在美国在印巴平衡中采取了逐步向印度倾斜的政策，但它必须考虑到巴基斯坦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面还有重要价值。一旦美国完全抛弃巴基斯坦，其后果是美国对南亚安全问题的控制力严重丧失，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再次，在印度国内政治问题上。从印度政府的角度来看，它必须考虑国内普遍存在的厌美甚至反美情绪。正如印度最著名的战略分析家拉贾·莫汗所说，“在印度政治精英的世界观中，反美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另外，曼莫汗·辛格领导的政府是一个联合政府，它必须依靠左派的外部支持才能维持统治，而印度的左派力量向来对美国抱有抵触情绪。因此，印度政府的对美政策显然要受制于国内政治的制约。

发展利益范文篇2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发展利益范文篇3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问题。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发展利益范文篇4

【作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发展利益范文篇5

在我国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深入研讨民间组织发展问题是很及时的。一方面，我国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凸显民间组织的作用。无论是利益主体的分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还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都对民间组织发展提出了现实而又迫切的要求。另一方面，我国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攻坚阶段，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伴随着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民间组织必将在社会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社会职能中逐步发挥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既有很强的客观需求，又有现实的可能性。

政府转型是我院近几年的重点研究课题。从我国的实践看，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这里，我就“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发展”提出几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一、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与民间组织发展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既是从一般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公共需求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

第一，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比较严重，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广大社会成员对缩小收入差距、实行社会再分配的基本公共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更为迫切。

第二，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已成为当前多数社会成员重要的公共需求，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前不久，引起全社会广泛讨论的公共医疗体制改革深刻地反映了解决这两类问题的迫切性。

第三，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就业和社会保障已成为全社会基本的公共需求。目前，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第四，公共安全越来越开始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公共需求。当前，我国在生产安全、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还比较突出。SARS危机、矿难、毒米、假奶粉等问题日益成为广大百姓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

第五，随着利益关系的变化，合理、正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开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共需求。

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说明，我国不仅面临着经济不发达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突出矛盾，更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和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并且，后一个突出矛盾既构成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转型的现实压力，又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发展民间组织的客观需求。为此，我们要从解决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突出矛盾出发，在推进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的同时，发展民间组织，有效地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1、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发挥民间组织在协调具体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在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多元化已成为基本现实的情况下，不同的民间组织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的具体利益要求。因此，在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变中，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形成有组织、有秩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效。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可以协商。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好得多。

2、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发挥民间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公共需求的深刻变化，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不同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加大社会风险程度。当前，由于我们缺乏各种利益群体有组织、有理性地表达自己具体利益的机制，导致了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年来，有些地方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与当地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充当一方利益主体的代表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各级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济活动和利益中摆脱出来，并基于利益关系变化的需求发展各类民间组织，有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从总体上说，在我国社会矛盾尚未转化为政治矛盾的前提下，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有利于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来化解社会矛盾，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均衡发展的合力，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3、在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当前，由于公共产品供求失衡，我国的公共服务面临巨大压力。“世界经济论坛”将于近几日公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显示，我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名列全球33位，而在公共机构质量方面的排名为56位。要尽快缩小我国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应当在加快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的同时，充分发挥各类民间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特殊作用。国际经验证明，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我国全面增长和深刻变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的群众性、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应该也可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以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提供。

二、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保护与民间组织发展

无论是政府转型还是民间组织发展，其基本目标都是实现公平和公正。当前，我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不仅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就是说，弱势群体问题已开始成为我国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能否妥善地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既是推进政府转型的重大任务，又是发展民间组织的现实需求。如何把政府的作用和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合力，把弱势群体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对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民间组织要在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弱势群体的形成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不仅规模较大，而且还有明显扩大的趋势；第二，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的问题相当突出，并有一定的普遍性；第三，因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步增多；第四，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这告诉我们，弱势群体增多和利益受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客观现实。因此，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机制有相当的迫切性。从这一现实需求出发，应当加快发展各种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民间组织，使民间组织在代表弱势群体利益、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商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2、民间组织要在解决劳资关系失衡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专家调查后发现，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近些年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2004年以来仅千人以上的群体事件就有数十起。现实情况表明，劳资关系的失衡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频发的矿难，还是王斌余事件，都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基层工会在维护职工具体利益中的角色缺位问题。根据“珠江三角洲工伤研究项目小组”对佛山、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的582位工伤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在遭遇工伤这种特殊困难关头，53%的工伤者表示得到过一些关心，但是回答说这些关心来自工会的比例只占到1.9%。今年1月份，重庆市周立太等83名工人要求工会为其出具困难证明，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在全国首开先例，状告基层工会不作为。这些事情很令人深思：我国现行的基层工会组织如何能在劳资关系的利益协调中有所作为？从这一现状出发，一方面，要完善现有的基层工会组织，使其成为劳动者具体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要依据相关法律，使基层工会组织扩大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去。目前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1亿人，应当也有可能加快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3、民间组织要在维护农民基本权益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城乡改革不同步，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尤其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占已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因为农民土地问题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未来几年，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农民组织成为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主体，提高农民及农民组织在土地交易中的谈判地位。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农民组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既不能简单地退出，也不能采取传统方法，强化对农民组织的行政控制，而是要在政府自身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地支持、规范和引导农民组织的发展。只有观念转变、体制转型，政府才能主动支持农民组织建设，形成与农民组织平等对话的协商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第一，要支持农民组织发挥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例如，鼓励和支持农民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有效地改善农村治理结构，政府与农民组织共同解决和处理农村的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第二，善于处理农村发生的各类冲突，降低农村社会风险。在我国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由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越来越强烈，如果这个利益诉求得不到基本满足，农村社会暂时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局部地区甚至会产生某些过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从广大农民利益出发，主动与农民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依靠农民组织缓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

三、社会体制改革与民间组织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在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当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不适应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体制改革的滞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政府履行制度性公共服务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基本前提。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利益关系开始发生两个大的变化：一是由利益倾斜向利益兼顾转变；二是由利益增进向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重转变。这就需要在社会体制改革中，通过民间组织发展寻求新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1、以政社分开为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实现政府转型，建设和谐社会，重要的在于发展和培育“大社会”，增强社会活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从总体上看，政企分开有了实质性突破，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尚未真正破题。为此：第一，要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稳步推进政社分开，逐步实现社会组织领导人自选、活动自主、经费自筹等方面的改革。第二，要适应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实际，建立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平等协商对话机制。在现代社会，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是社会的三大支柱。因此，政府与民间组织不是简单的管理与服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伙伴关系，合作关系。第三，要把政社分开作为政府转型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政社分开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从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中超脱出来，尽快地把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职能下放给具备条件的民间组织。要在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取长补短的平衡关系，为社会整体的进步提供推动力。

2、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当前，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建设和相关立法明显滞后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比如，对民间组织仍然采取行政上的双重管理，登记准入门槛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民间组织的发展。因此，应当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实现民间组织的规范发展。尤其在我国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建立和完善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规范体系更为迫切。为此，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民间组织法”。

发展利益范文篇6

【摘要】战略联盟是企业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来源。但是战略联盟的失败率却很高,本文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盟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首先对战略联盟中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联盟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战略联盟;机会主义行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战略联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虽然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企业成长壮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战略联盟的失败率却很高。斯皮克曼等(1997)指出,根据战略联盟成绩数据预测战略联盟失败率为60%。蒋国平(2001)认为战略联盟的失败率大约在50%～60%之间。虽然理论上讲,战略联盟能在共同利益下既能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和各种谈判监督成本又能避免一个企业内部化行为带来的和它的专业能力不相容或者高昂的管理费用,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及契约的不完备性等原因,战略联盟中仍可能发生许多机会主义行为最终导致联盟失败。本文认为战略联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联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对战略联盟中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1战略联盟中机会主义行为的成因

1.1联盟企业的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早由西蒙提出。传统经济理论中认为人是具有完全理性的,即具有无限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能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最优的决策。但是西蒙认为由于人们的理性受到了信息传播能力、信息传播效率及接受信息的能力等限制,人们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而只能具有有限理性。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联盟各方都无法在事先得到他方的所有相关信息,也无法预测战略联盟中各方的行为及其后果,战略联盟的最后的收益及其分布状况也无法完全知晓。因此,战略联盟的各方在事先无法完全收集到和联盟契约安排相关的所有信息,也无法预测未来事件的各种变化从而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也无法制定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方案以平衡各方利益激励各方的努力,从而为联盟中机会主义行为的出现留下了空间。

1.2联盟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性。

战略联盟本质上是企业间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一种共享和协作关系,它是介于市场和企业的中间组织形态。要实现战略联盟的共同利益,联盟企业间必须进行信息的共享,只有获得信息的共享才能获得彼此的信任和通力协作。但是,很多情况下,联盟企业间不能实现信息的充分的共享。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可能不向联盟伙伴公布某些信息,甚至有可能对信息进行扭曲和修改,散播不真实的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战略联盟决策和行动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风险的增加,风险的增加破坏了契约的有效性,从而可能导致联盟中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1.3联盟合约的不完全性。

合约可以分为完全合约和不完全合约。完全合约是指准确地描述了交易在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并且规定了每种情况下合约各方的权利和责任的合约。完全合约要求当事人能预见合约过程中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事先就做好安排,同时要求缔约方自觉遵守合约的条件。在战略联盟中,联盟的各方都面对着有限理性、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所以,要缔结一个包含预见联盟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并事先做出完好安排的合约也是不可能的。

1.4联盟各方利益的差异性。

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加入战略联盟的动机各有不同,如有的企业是为了共享盟友的销售渠道资源,有的则是为了获得某项关键技术,有的可能是为了获得市场方面的信息等等。企业之间利益动机的差异越大,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国内企业开始和国外企业组建战略联盟,目的是为了用自己的渠道优势来换得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如2004年的波导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的战略联盟。双方在联盟协议中规定波导公司可以全面采用西门子公司的技术,西门子公司的的手机在波导的销售渠道里销售。虽然事先规定了严格的控制机制,但是波西联盟最终还是失败了。联盟各方利益的差异性导致各方彼此动机差异,如果缺乏足够的信任,那么这样的联盟必然是会失败的。

1.5联盟监管机制的缺陷。

要使战略联盟发挥作用,必须对战略联盟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包括几个方面:

1.5.1成员企业的甄别。即能对加入联盟的企业进行有效的评估,包括企业的财务、技术、管理等基本情况及加入联盟的真实动机。

1.5.2签订良好协调各方利益的联盟协议。因为不同的企业加入战略联盟的动机不同,只有协调好各方的利益才能保证联盟企业能够共同努力来为联盟整体利益努力。

1.5.3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确保联盟协议的实施。

1.5.4有效的监督各方的行为,及时对不合理行为进行制止并实施惩罚。虽然进行有效的监管能够尽量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等原因,做到以上几点是非常困难的。联盟监管机制的缺陷增大了联盟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2防范战略联盟中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

2.1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

Orbell和Dawes(1993)年指出,管理机会主义行为的最直接的方法是选择恰当的交易伙什,这种交易伙伴通常是趋向于对特定的任务采用合作的态度而不是采用机会主义的行为。要对联盟伙伴进行有效的选择就必须建立一定的选择标准。选择标准的建立要根据企业发起战略联盟的性质或是战略联盟的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来确定,基本应当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技术实力、管理水平、加入联盟的真实动机、合作的可能性及可信任程度等等。同时还要注意联盟企业之间资源的互补性程度。Oliver(1990)认为,较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是战略联盟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为战略联盟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战略联盟本质上是企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共享和协作的组织,而资源的互补性能够加强联盟企业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从而有利于减少联盟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共同利益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2.2增强联盟企业间的相互信任。

在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间的相互信任是十分重要的。Preet等(1996)研究了战略联盟伙伴关系的事后行为方式,认为信任是最重要的行为要素。Cullen等(2000)认为,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和承诺是战略联盟存在的基础。企业的控制和信任是两种不同的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方法(杨蕙馨等,2005),信任的增长甚至可以取代权利的控制(Birnbirg,1998)。

要增进联盟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必须要建立促进联盟企业间相互信任的产生机制。Zucker(1986)研究认为,战略联盟中信任的产生机制有过程型、特征型和规范型三种。因此,联盟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这三种信任产生机制来增进相互间的信任:

2.2.1过程型机制的建立。过程型机制强调的是过去的行为对现时的及将来的行为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长期的稳定的相互关系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对双方行为的可预期性,从而增进相互间的信任。过程型机制的建立首先是在联盟初期各方要真实的表现出自己的可性度并对对方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主要是联盟各方要坦诚的披露自己的相关的真实信息,例如财务实力、技术状况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诚意和合作的意愿。其次就是在联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渠道来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以此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

2.2.2特征型机制的建立。特征型机制强调战略联盟合作各方的社会背景和公司文化越接近,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一致性也就越高,从而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能够涵盖各方共享利益和策略并被各方接受的联盟文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特征型机制的建立主要是依赖于联盟企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联盟企业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有利于增进对文化差异的认同,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促进不同差异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此来激发联盟中成员之间相互信任。

2.2.3规范型机制的建立。规范型机制强调在联盟内建立一套阻止相互欺骗和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规范的重要性。这套机制的重点是提高欺骗的成本。提高欺诈成本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有加强联盟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投资和对违反合约的行为进行有力的惩罚。专有性资产的投资将联盟各方都锁定在战略联盟里,因为一方违约其他各方都会遭受巨大的交易风险,同时违约方的专有资产的投资也会蒙受巨大损失,所以专有性资产的投资降低了联盟伙伴选择其他的合作对象的可能性,加大了违约成本,从而增加了各方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可能性。其次就对违约的行为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从而加大了企业违约的成本,在违约收益和成本的权衡中,联盟企业就不会贸然的做出违约的行为。

2.3加强联盟企业间的相互沟通。

协调联盟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沟通。没有良好的沟通,即使是最好的关系也可能破裂。沟通可以是正式的沟通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沟通。正式的沟通包括定期的会议,正式的文件、正式的汇报等。非正式的沟通包括联盟企业经理或成员之间的非工作接触等。沟通有利于增进联盟各方的相互了解,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帮助建立联盟企业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在联盟组建之初,沟通能够增强联盟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得联盟各方获得相关方的必要的信息,建立初始的信任,从而为联盟组建打下基础。在联盟发展的过程中,经常的沟通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加强联盟企业之间的协调,消除各自的分歧,同时能够增进文化上的交流、认同和学习,为良好合作创造条件。

2.4加强联盟的监督和管理。

联盟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了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监督的主要作用是较少信息的不对称从而降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监督机制自身在合作伙伴身上施加了压力,可以增强合作性。要进行有效的监督首先必须建立监督的标准来规范联盟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这一标准主要是联盟合约。其次,就是要组建联盟的监管机构。监管机构包括联盟层级的董事会,同时各成员企业可以成立专门的联盟职能部门来对自己的战略联盟进行管理。最后就是要对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事先规定好惩罚措施。首先,这是一种威慑。其次,这也意味着如果企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就可能面临惩罚,这就是潜在的违约成本。如果有企业实施了机会主义行为,那么联盟就要依据相关的规定实施惩罚。

发展利益范文篇7

【作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后来的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带动问题。与亚当·斯密“剩余产品出口”模型相似的有所谓“大宗产品”（Staple）出口带动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所谓大宗产品，主要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开发和新发现，常常导致国内大量剩余。这些剩余由大批量的出口吸收，便可减少国内资源的闲置和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储蓄和投资，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是加拿大经济学家因尼斯在30年代根据加拿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史实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一般认为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思想还是有启发价值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一个带动整个经济起飞或高速增长的领先部门。当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时，就有可能成为这样的领先部门。

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发展中国家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他把经济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另一个是传统的尚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农业部门。现代的工业部门采用现代技术，面向市场，易于接受变革。传统的农业部门技术落后，生产仅能糊口，没有什么产品流向市场，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现代工业部门运用再生产资本，雇佣工资劳动力，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受制度和组织形式及资源条件的约束，劳动的边际产品低，并且常常低于其平均水平，劳动力供给因而具有“无限”的特点。现代工业部门的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吸收劳动力以扩张工业生产的积极性。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面对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只要提供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便可得到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同时还可进一步增加利润。借助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得以不断扩张，吸收源源不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超过传统部门，整个经济就可以从劳动力转移中得到好处。尤其是在剩余劳动力尚未吸收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上升的情况下，利润和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将加速。如果资本主义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是出口产品，传统部门生产的是进口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展无疑将有助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和需求，并降低劳动力的工资（因为食品的价格将因进口而降低），从而进一步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和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观点，再联系到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利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观点便应运而生。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命题是D．H．罗卜特逊在30年代首次提出来的，50年代R．纳克斯对这一学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纳克斯在分析19世纪国际贸易的性质时指出，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加以最适当配置的手段，它实际上是通过对外贸易把中心国家的经济成长传递到其他国家，即中心国家经济迅速增长引起的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认为，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

（1）较高的出口水平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了提高其进口水平的手段。进口中包括资本货物的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它是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2）出口的增长也趋向于使有关国家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它们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领域，亦即它们各自享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就会提高劳动生产率。

（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

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

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

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发展利益范文篇8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早已被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看作是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本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制度能否正常运转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如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本人认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针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专门的立法

可以说成功缓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过大问题的几个国家,都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任务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其中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完全以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来推进,而美国、德国也都有相关的专门法规出台。日本政府无论是对全国性开发,还是对地方性开发或特殊性开发,都制订了相应的法律,并根据各项法律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保证了政府各项开发政策的实施;美国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规范对落后地区援助资金的使用情况,保证所有的程序和过程都在严格的法律控制之下,防止发生将资金挪作他用,而使项目夭折的事情,保证了援助项目落到实处,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德国的相关法律主要是使得平衡区域差异成为各级政府的共同任务,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高到了基本法的高度。

2充分运用了财政政策的相关工具

首先,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税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通过差别税制积极培养落后地区的良性循环能力。其次,要对落后大的地区转移支付,这里可以以德国的财政平衡制度作为借鉴。其特有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体现其合作性财政联邦制的“合作”性质,即通过财政手段实现州之间或地方之间人均财力的相对平衡,为确保各地区居民能够实现这种相同的生活水准创造条件,这正是德国财政制度的核心。

3对落后地区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

区域协调性问题处理的比较好的国家都十分关注运用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实行对落后地区倾斜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准备金制度、利率政策的倾斜。考虑到落后地区货币乘数较小的现实,应实行区域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其存款准备金率;而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深化理论的核心,也是落后地区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应该有效的反映资金的稀缺、投资的风险,利率也可以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作为资金流向的导航器。其次,采取积极政策合理推动落后区域金融的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业务创新及制度创新。理念创新是实现由传统经营理念向现代经营理念的转变。落后区域金融发展滞后,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但内部理念的落后也是重要因素。

4加大国家对落后区域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包括交通、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落后地区依靠自身力量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这方面的建设,这就需要国家加大相关的投资力度。同时,要针对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高度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以德国为例,其在不同地区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要关注跨行政区域间经济的综合治理,使得区域间经济能得到协调发展。

5采取多种手段提高劳动者素质

美国政府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主要是着重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核心是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的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认为政府的扶持是必要的但也是次要的。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当前对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比重正在逐年增加,可见国家对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一问题也高度关注,但高等教育的投入并未随之增加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6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

德国所采取的这一政策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当前国情下,如果使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任务的具体承担者,而中央政府主要发挥居中协调作用,则更容易解决“诸侯经济”导致的各种矛盾。具体的做法可以首先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地区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合理性及相关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同时建立专门的部门定期进行审查以确保法律的有效性。

7合理利用外资

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分依赖海外资金,同时引进外资时应在吸引直接投资上下工夫。外国资本的流入如果处理不当,有时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特别是在短期资金和那些随时可以兑现逃走的证券投资的管理上。由于目前通讯手段十分发达,全球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证券投资资金在瞬时内就会抽走,从而对一国的对外支付造成严重压力。

8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德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实并非作为工业巨头的诸多大企业,而是众多的中小企业。为支持本国中小企业发展,德国采取了设立州投资的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资助项目、中小企业参股基金、市场开发项目,为中小企业创造、保证就业、提高竞争力,以及对出口市场的开拓、培训和技术应用等方面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成立巴伐利亚建设融资促进银行,为企业申请商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成立巴伐利亚风险资本投资公司,为中小企业融资等一系列手段。而这一点与我国实际也相吻合,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无疑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

发展利益范文篇9

【摘要】本文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绩效管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了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内容,以期为绩效管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管理;战略管理

迈克•波特认为如果不能将战略转化为行动,那么战略的制定就是一项没有价值的活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如何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化为行动和成果是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正是基于多年来的管理实践,并在结合绩效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正是解决这一命题的最优选择。

1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

要了解绩效管理如何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首先必须理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在五个方面:第一,目标的战略性。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首先是以企业自身发展目标为基础的,它是在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环境分析和预测基础上,对企业提出的最高战略目标,企业的一切目标都服从于或服务于这个战略目标。第二,发展的持续性。企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强调的是发展而不是增长。企业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不断地创新,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第三,企业的创新性。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于创新,特别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第四,环境的应变性。成功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较强的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对生态资源利用的适应性。第五,竞争的优势性。企业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的是在非平衡中求得竞争的优势,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水平。

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思想融入企业发展战略以后,以其为导向,对企业绩效进行科学的管理就成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途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将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理解是企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它是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实践途径,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其深层的目标,是基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员工及其主管持续动态的沟通,明确员工的工作任务及其绩效目标,确定对员工工作结果的衡量办法,并在过程中影响员工的行为和组织的行为,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绩效管理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密切,通过分析,我们得知绩效管理实践活动直接影响员工(广义上包括经营层、管理层和操作层)的行为态度,科学的、规范的、公平公正公开的绩效考核制度对员工直接产生影响,如对员工职业生涯导向、价值导向、能力导向、努力导向都可以通过绩效管理来达到,而绩效管理又直接对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经营目标、企业形象产生作用,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如绩效管理的实施可以直接反映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并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同时,绩效管理是建立在一定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的,也反映着企业对外的形象。对员工绩效和组织绩效的科学管理使得两者协调最终形成企业在成本、质量、服务和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再经历长期不断的持续改进和发展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原则

2.1体系建立的整体思路:建立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的整体思路是:先梳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明确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然后梳理企业的主要业务流程、部门职能、关键岗位职责,然后明确绩效管理的基本策略和管理框架,然后分解为部门、岗位和个人指标,通过目标的层层分解,建立起基于企业战略的绩效目标体系,保证每个部门、岗位的努力都与企业的战略目标要求相一致,再根据主要业务流程和职能职责选取关键绩效指标(KPI)并设计标准和确定权重。

2.2绩效管理体系建立的SMART原则:S(Specific)即“具体的”,绩效管理体系中反映的各绩效指标要是具体的。

M(Measurable)即“可衡量的”,是指绩效指标不论是数量化的或者是行为化的,测量这些绩效指标的数据或信息是可以获得的。

A(Attainable)即“可达到的”,是指绩效指标在经过相当努力的情况下是可以达到的,既不能过高又不能过低。

R(Relative)即“相关的”,是指绩效指标与总目标、相关目标的一致性。

T(Time-based)即“以时间为基础的”,是指绩效指标要讲效率,是有完成时限的。

3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的内容

绩效管理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有效工具,为保证绩效管理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如下图如示,该体系由绩效目标体系、绩效管理过程体系、绩效管理的组织保障体系、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四个子系统组成。

绩效管理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员工的绩效来最终提高组织的绩效,因此只有以企业战略为导向,通过绩效管理把企业的战略目标最终分解到部门和员工,才能将员工的个人发展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真正构建成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型的绩效管理体系。

4绩效管理体系实施中还应该注意的问题

4.1绩效管理的严肃性:绩效管理制度是企业的管理制度,具有制度的严肃性,企业可持续发展也需要这样的制度保障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所以,在实施过程必须严格按照既定流程和要求进行,做到奖罚分明。

4.2绩效管理的连续性:绩效管理是一项长期和连续的系统工作,不能想实施就实施或者间断性的实施。如绩效考核的每一次间断,就是绩效考核的新一次开始,员工就需要再花费时间去适应。绩效管理只有不间断、连续的实施,将制度变为习惯,才是绩效管理的根本,也正是绩效管理这样的不断持续改进和创新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

4.3绩效管理的透明化:在绩效管理中必须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带有偏见,缺乏公正、公平、公开性的考评,可能滋生员工中不良思想情绪,不但影响组织和各级主管人员的管理活动,还会对以后绩效管理的活动产生严重的干扰。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陈小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2]张晓彤.绩效管理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芮明杰.现代企业持续发展理论与策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发展利益范文篇10

一、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是党章赋予纪检监察机关重要职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内对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执行纪律的职能机关。监察机关简单地说，就是监督国家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并检举违法失职的机关或工作人员的职能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着“保护、惩处、监督、教育”四大职能。也就是惩处违纪的党员，清除党内腐败分子，查处各种不正之风；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监督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工作部署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教育党员遵纪守法，履行义务，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教育党员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所有这些职能其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解决人民群众最痛恨，最有意见的各类腐败问题，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种腐败案件，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以此确定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工作难点、工作措施和工作标准，全面履行监督、惩处、教育、保护和组织协调等职能。

二、纪检监察机关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面前的新问题

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是纪检监察机关三项工作内容之一，多年来持之以恒地开展纠风治乱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甚至比较严重，并且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一是有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从个人行为演化为部门和团体行为。如，在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关闭破产工作中出现的不正之风以及企业违法排污，学校、医院乱收费等问题，有的是以政府或部门集体研究决定的，有的甚至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加上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涉及的人员更多，影响和危害更大，纠正起来更有难度。

二是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背后大都隐藏着腐败案件。有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不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放入小金库，随意坐收坐支，挥霍私分，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有的收受“红包”、回扣、开单提成，一年几万，几十万，最终触犯刑律，被绳之以法；还有的地方一面埋怨政府投入不足，一面又将财政拨付资金和正常收费挪作他用，挥霍浪费，甚至装入私人腰包。

三是有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想方设法地钻法规制度的空子。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严重，制定的规章制度打政策的“擦边球”，有的部门规章制度甚至成为不正之风的保护伞。有的学校教育收费“一费制”执行了，符合要求，但在“一费制”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收费名目。

四是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越来越涉及到体制机制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多是受利益驱动，有些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受改革进程、思想认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三、切实把握好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重点领域

彻底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会伴随改革发展的全过程。纪检监察机关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必须从维护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群众最需要、最关注的地方做起，在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领域多用力，出成效。

一要维护和发展好群众的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是最基本的利益，把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基本的就是要满足好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人民群众总是通过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特别是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来衡量一级党组织的政绩，来评价党员干部的作风。这就是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更加主动和自觉地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的新领域，及时发现和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影响建设和发展的突出问题。适应发展需要更新思想观念，围绕发展战略调整工作思路，按照发展要求完善反腐机制，坚决惩治腐败保证发展，优化行业作风促进发展，加大监察力度支持发展，创建优良环境推动发展，让广大群众更多地享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二要维护和发展好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是老百姓期望党和政府以及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职。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关系到安居乐业的大事。作为肩负着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重要职责的纪检监察机关，还承担着处理群众来信，接待群众来访，按照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和规定的程序处理解决信访问题的职能，必须进一步强化“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无论大事小事，只要群众反映的符合实际，要求合情合理，都要努力帮助解决。查办案件不仅是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中心环节，也是维护群众利益的有效手段。在查办案件中，也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大案要案，坚决查处有重大影响的违法案件，把那些腐败分子侵占的利益归还人民群众；一手抓发生在老百姓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时刻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围绕群众反映的这些突出问题，纪检监察机关要集中力量进行专项治理，要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企业重组和破产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力度；加大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力度；加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力度；加大安全生产管理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坚决纠正基层站所及其工作人员执法不公、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吃拿卡要、刁难群众以及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使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三要维护和发展群众的整体利益。党员干部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关键的在于努力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利益结构、组织结构、价值结构多样化和复杂性相交织的新形势下，社会阶层中的群众具有更多的广泛性，他们的利益和困难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受损情况下，尤其需要各级党员干部认识到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只是人民的公仆，时刻牢记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奉献也应该越多，办事情，作决策，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尺度。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切实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多措并举，切身维护和发展广大群众一切合法利益。

四、努力构建防范损害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

维护和发展好广大群众的利益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和长期任务，必须以改革的精神从源头上探索解决的办法，不断推进制度建设，构建防范损害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

一是清理完善现有的制度。治理损害群众利益的工作开展多年，从上到下出台了大量的政策规定，有些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有必要分步骤、分阶段地对近年来制定的政策规定进行认真清理。凡不合时宜的，予以废止；凡规定笼统、不易执行或有较大漏洞的，抓紧修订。比如，在药品市场准入方面，由于有关法律规定的门槛很低，造成药品生产企业过多过滥，一方面药品的质量难以保证，另一方面造成市场恶性竞争，诱发并加剧了医药购销中的商业贿赂等不正之风。应考虑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规定。同时每一项工作都要从内容、程序和责任考核等各个环节去思考问题，形成制度之间的相互衔接、整体配套。比如，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虽经多年治理，但问题仍不断出现。因此，应考虑建立教育收费巡查制度和对乱收费行为实行责任追究的规定，使检查、纠正、处理和防范互相促进。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健全医德医风动态监测、评价和反馈机制，使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工作全方位、经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