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规律范文10篇

发展规律范文篇1

正所谓，远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立于不同视角审视问题，就会得到差异化的结论。鉴此，我们在一同研究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之前，也就有必要捋一捋思路，调一调视角。下文就主要阐述了本次研究的入手视角:1．1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入手。从哲学观点出发，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的，而矛盾又同时具备普遍性与特殊性。换言之，事物的发展也同时具备普遍性与特殊性。那么我们在研究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之时，也就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讨论。1．2从现象和本质关系入手。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并存的，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当然法学发展规律同样也是本质与现象相互联系而形成。以史为镜，各个国家的法学都在其他法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譬如法、德法学发展中存在相互移植借鉴的现象，同时二者的本源则是罗马法学;而美国法学则又是在英国法学基础修订得来，以上实例反映的“法学互通”是法学发展的现象，而其本质则是“法学存在移植继承”的发展规律。1．3偶然性与必然性关系入手。法学的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存的。其中法学发展的某个事件可能是必然的也有可能是偶然的，譬如11世纪伊纳留斯(Irnerius)创立的注释法学派，曾一心专注于注释罗马国法大全，而对社会实际不加关注，最终导致其整个学派由盛极一时走向了衰败零落。从这一历史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法典注释是法学发展的规律”这一点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反之伊纳留斯脱离实践而过度重视法典注释从而导致其学派走向衰落的事件则是偶然发生的。一言以蔽之，法学发展总是具有必然和偶然的，其中法学发展的规律是历史必然性、事物的普遍性所决定的，这即是法学发展的本质所在，反之法学发展历程中的某一事件、现象则可能是偶然性的，这则是其发展特殊性所决定的。推而广之，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必然也具备上述特性，也可以从以上三个视角进行探究。

2新中国法学发展的规律

正如上文所言，法学发展的规律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其是法学发展的本质所在。同理新中国法学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由其普适性特点所决定的。通过偶然与必然、本质与现象、特殊与普遍等视角的研究，我们大抵可以窥探出新中国法学发展的规律如下:2．1新法确立过程的曲折性与反复性。从新中国法学发展史观之，我们不得不感叹国家法学发展之艰辛。当然法学发展的艰辛与曲折这一规律也并非新中国独有，其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譬如法国著名法学家梅兰(Merlin)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一度极力推崇资产主义法制观念，然而随着政治领导的变动其主张也随之改变，如此才能够在乱世之中得以安身立命。由此可见，新法的确立总是曲折反复，这一点与时代特性、政治因素、社会形态等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伊始，社会形势初定，百业待兴，在暗潮汹涌的格局之中要想稳定局势都十分不易，更遑论拟定一部稳定全面的法典。不可否认，新中国法学发展历程是曲折反复的，1957年后的“反右运动”、“”、“”等动荡因素，使民众产生了对待法律的虚无主义，这无疑使我国法学发展多走了不少的弯路。2．2大力移植外国法学。在上文我们就提到了法学发展具有移植性规律。诚然在新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移植他国法律的现象并不少见。譬如在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主要是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的法学成果，从而推动本国法学的发展。此后，随着我国与苏联外交关系的微妙化，在经济文化交流上也出现了转变。在此阶段，我国开始大力学习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学成果，其中德国法学对新中国法学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总言之，移植外国法学是新中国法学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2．3对本国历史上法学遗产的吸收。对本国历史上法学遗产的吸收是世界各国法学发展的重要规律，欧美国家的部分法学虽然并没有直接继承吸收本国的法学，但间接上是存在继承关系的。譬如美国法学继承了英国发展的精华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学，而实际我们知道美国建国之初本身就主要是由上述国家的移民所组成的。新中国作为历史文明保持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我国法学发展进程中，继承本国的法律遗产就再方便不过了。新中国法学体系对中国古代法学遗产的继承并没有稳定的评价标准，而是以社会需求来决定取舍，如在“左”的社会环境下，古代法律中“宽严相济、德主刑辅、亲亲相隐”等优秀遗产并没有被继承下来，而“重刑轻罪，轻罪不来，重罪不至”等高压式法学思想却得到了“发扬”。虽然新中国法学发展过程尤其初期阶段对历史法学遗产的继承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可置否历史法学遗产对我国法学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结语

综上所述，在本质与现象、偶然与必然、普遍与特殊视角下，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具有“新法确立过程的曲折性与反复性”、“大力移植外国法学”、“对本国历史上法学遗产的吸收”等规律。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清中国法学发展的具体情况，从而推动法学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勤华．新中国法学发展规律考［J］．中国法学，2013(03):134～148．

发展规律范文篇2

“社会市场经济”管理模式

根据*基本法，实行“大交通”管理体制，联邦交通、建设与住房部是联邦交通运输事业的主管机关，它在交通运输方面的业务范围覆盖铁路、公路建设与公路运输、内河航运和航道建设、海运、航空以及气象服务等各个领域。

*货运管理部门是联邦货运管理局，是联邦交通、建设与住房部领导下的直属专业管理局，联邦货运交通法中规定联邦货运管理局的任务是监督和控制，其主要任务是为保障货物运输安全和保护环境、制定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检查货物运输车辆、审核运输企业并管理经营许可证、监督货物运输市场(跨交通方式的货运市场监控)、专业统计、养路费征收。该局的检查范围涵盖公路、内河、铁路和航空货运等各种运输方式。各州货物运输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形式不尽相同，有的隶属于交通局，有的设在内政部内。其主要任务是依靠法律手段对交通运输进行宏观调控、审核运输企业并管理经营许可证以及监督管理。

*物流业的管理模式是实行政府宏观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运行，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有效合理的竞争机制为前提，把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制度。

注重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

*位于欧洲中心，拥有欧洲最长的水运网络(7300公里)和世界第三大高速公路网(1.4万公里)及全球最现代化的集装箱船队，高速铁路网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自动化、信息化及智能化物流装备为*发展现代物流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大部分运输基础设施均由政府投资建设，每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达数百亿欧元，经营权归政府所有，同时在修建过程中对环保也提出了具体要求，管理权由私有公司承担，它负责管理期间的养护与维修的相关费用。德政府要求物流中心紧临港口，靠近铁路货运站，周围有高速公路网，物流中心内至少有两种以上运输方式的联接。

*各级政府鼓励和支持物流园区的建设，目的是为了促成物流服务公司经营地点集中化，运输组织集约化，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减少城市交通量，降低物流对环境的影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更有效地为工商业服务，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和资金的投入上，*各级政府对物流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有资金投入，但并不直接参与物流园区的经营活动，而是通过参股的方式加入。*现有33个物流园区，其中5个还在规划和土地开发阶段。每个物流园区总面积平均约140公顷，即140万平方米，总体入住率是40%左右，共有1200个企业进驻，工作人员有4万左右。

市场准入管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实行货运市场自由化，1985年开始提出运输服务自由化，1993年初价格管理取消，包括定价、价格体系，1994年欧共体跨国运输限制取消，1997年底市场准入限制完全取消，1998年短途、长途运输、搬家运输的划分方式取消。从1998年开始*基本上实现了货运市场的自由化，只是对用大于3.5吨的车辆(包含挂车)从事经营性道路货运的实行准入许可和强制保险，其前提是专业知识、诚信、资本能力(确保竞争能力、运输安全、环境保护)。

严格市场监管

道路货运监督检查是*行业管理主要问题之一，由联邦货物运输管理局的分支机构来执行。主要采取流动检查和定点检查的形式对道路运输车辆及运输企业的相关经营行为进行检查，检查地点一般在联邦告诉公路和州际公路上进行，还往往与警察、海关和商业监管人员以及外国执法机构联合执法。

其监督检查有以下特点：一是检查内容广泛。检查项目包括运输执照、运输单证、保险、车辆行驶记录仪、驾驶员工作时间、车辆技术、养路费征收等。二是检查力度大。检查人员可以拦截正常行驶的车，并对其进行检查，对一般性违规可以警告或者罚款，对严重违规的车辆可以禁止车辆继续行驶。三是检查密度高。*是欧洲对道路运输车辆的检查密度最高的国家，每年检查车辆超过60万辆次，处罚车辆超过12万辆次。四是检查人员素质高。检查人员上岗前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合格取得相关证书后才能执法，除了基本的从业资格证外，检查人员还要经过相关法律法规、车辆行驶安全、货物装载安全等方面的专业培训。

法律体系完善使竞争有序

*政府制订的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物流市场规范经营、有序竞争的重要保障。

*主要的货物运输法规包括：《道路货物运输法》(2004年)、《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人员市场准入规定》(2000年)、《商法典》(2004年)、《道路货物运输合同法》(20*年)、《*通用运输条例》及其补充规定(20*年)、《危险货物运输许可及承运人培训的规定》、《危险货物运输法》、《联邦高速公路养路费征收法》、《联邦高速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等。

这些法规对货运的具体规定有：从事道路货物运输必须满足诚信、专业技术、资本(确保竞争能力、运输安全、环境保护)三个前提条件；货代商对承运货物承担赔偿责任，新《*通用运输条例》规定，承运人对普通货物损坏或丢失承担每公斤5欧元的赔偿责任，货物外表损坏，必须在交接货物时当场提出索赔，对外表看不见的损坏，可在交货后7天内提出索赔；超过3.5吨的机动车货运必须办理赔偿保险，承运人在运输途中必须携带保险证明；3.5吨以上的卡车司机必须具备从业资格证书；实行职业驾驶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新的驾驶员要经过140小时的培训，经过考核，每位驾驶员在五年内必须接受35小时的培训，每次至少7个小时。

中小运输企业主力军

*目前有卡车运输企业53486个，从业人员505556人，其中驾驶员347000人，其中大部分卡车运输公司都是中小型的，拥有单辆车辆的占27%，超过50辆车辆卡车的运输公司只占3%。公路货运主要是靠集装箱运输或大型厢式车来完成的，约占95%以上。

*现有车辆365378(其中鞍式拖车：135509)，挂车：292141(其中鞍式挂车17*24)。对于载重车辆(不含挂车)来，轻型和重型车辆占大部分，其中载重量小于3.5吨的占33%，大于9吨的占44%，大于14吨的占23%。对全部挂车，中型和重型占多数，分别为25%和53%。

卡车运输公司获得运输业务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直接面对货主，从货主那里直接获得合同，这种方式往往仅限于那些大型的专业化卡车运输公司；第二种是挂靠车辆，这是最主要的经营方式，中小型卡车运输公司将车辆挂靠于中等规模的货代公司和大型的卡车运输公司，并从那里获得运输合同；第三种就是卡车运输公司从货物运输中介或网上获得运输合同。

企业联合体实现组织化

*道路货物运输的组织化程度较高，主要体现在物流生产的高度社会合作化、专业化和工业化，其中货代企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的货代公司发展于上世纪70年代，能够提供仓储、中转、运输以及增值(如理货、包装、预装配、呼叫中心、回程货物处理、价格标签等)服务，主要从事货物运输的组织，在道路货物运输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0%的货代公司从事零担运输，20%从事包裹运输，70%的企业从事国际货物运输。其发展趋势是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量从1985年的33人一直增加到现在的64人。自备运输车辆的企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目前为58%。

另外，*货代企业日益走向协作化。由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货物运输市场的自由化，加上燃料价格升高，运输成本提高，以及欧洲东扩，因而*货物运输竞争日益激烈。为拓宽运输服务网络、有效利用资源、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货代公司走向了联合。联合的方式有多种，有紧密型的(如参股)，有松散型的(如通过签定合同建立合作关系，而各个企业又相对独立，经营仍然比较灵活)，另外还有交费式，通过缴纳年费参加于一个大的联合体。

目前，*有35个货代公司联合体，平均每个合作体有32个合作企业，分布在*或整个欧洲。这些联合体主要从事零担、包裹与快递以及专业化运输(如汽车、自行车、药品、生活用品等)。这些联合体在物流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在*2005年物流企业前40强中就有6个是这种联合体。

多式联运“受宠”

多式联运是*物流企业采取的一种主要运输手段，其比例大约为67%，特别是许多大型物流企业，非常重视采用多式联运。*多式联运的特点有：

基础设施完善

由于*政府的财政支持(为货运中转站提供85%的基础建设资金，以及运营推动资金，以减少第一年的亏损)，*在港口、城市工业区、物流园区等地拥有大量的货运中转站，为多式联运提供了便利。例如*物流园区内基本上建有多式联运中转站，其中一半由*政府投资建设，企业经营，*公铁货运中转有限公司就运营着近30个货运中转站，而*这类公司一共有8个。

积极政策支持

例如：联运的重载货车的载重量可以达到44吨(单独一种运输方式的重载汽车装载量限重为40吨)，免收税费，减少燃油税；减少养路费，可以在节假日运输等。

完善标准体系

发展规律范文篇3

一、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和要求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核心内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可见,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态等各方面的需要,发展的意义在T.社会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权益,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更是生态环境发展的本质。因此,它是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核心内容。可以这样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规律。为了表述的简单,可以把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简称以人为本的发展规律。

(二)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1、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要求全面发展。同志指出,“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3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为前提。人的全面需求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生态需求。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又必须以全面供给为前提。因此,必须全面推进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生态产品生产的发展,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2、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要求协调发展。同志指出,“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协调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全面发展,必须处理好各方面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协调发展。协调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各方面发展的相互关系。各方面发展的关系是由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态承载力即资源和环境承受力决定的。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态需要的满足,都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生态生产的现实能力,从而不能脱离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态承载力。现实的生产力和资源环境承受载力的总量和结构,决定了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生态产品的总量和比例,从而决定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的程度和比例,进而决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出过高的消费要求,也不能脱离现实生产力结构和资源环境结构提出超现实的消费结构。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而且是社会总供给结构和社会总需求结构的平衡,还是经济社会各方面、各环节运行的协调,包括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协调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协调发展。3、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要求可持续发展。同志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障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2“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们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知识经济为主导,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人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客观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求我们在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目标,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性

(一)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具有全局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发展的其他规律相比,具有全局性。发展的其他规律,如人口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生态发展规律等,都分别揭示了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有局部性。而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将发展所包含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大系统来进行观察和分析,揭示了这个大系统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有全局性。因此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所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具有统领全局的意义。

(二)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具有共同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全局性,决定了它的共同性。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揭示了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共同规律,因而这个规律也就揭示了经济社会每一方面发展规律的共同性质。也就是说,人口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生态发展规律等各方面发展规律中,都共同存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可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各方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某一方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以生态发展规律为例,生态发展规律,主要是生态平衡规律。生态平衡规律中,除了自然规律以外,包含着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规律,也就是以人为本,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口的发展,不能脱离资源环境的承受力。资源环境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合理适度开发资源,进行生态的生产和再生产,恢复和保护生态平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人口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都包含着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是不言而谕的。

(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具有决定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发展的其他规律相比,具有决定性。人口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政治文化发展规律,生态发展规律,都由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决定,受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制约。当然,其他发展规律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他发展规律只能决定经济社会某一方面的发展,而不能决定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对其他发展规律的抽象,它包含其他经济规律的共同内容,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办事,也就遵循了其他发展规律的共同要求。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没有包括其他发展规律的全部内容,因此,在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办事的同时,还要切实注意按其他发展规律的特殊要求办事。只有做到按经济社会一般规律要求办事和按其他发展规律特殊要求办事的辩证统一,才能实现科学发展。

(四)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具有长期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其他发展规律相比,更具有长期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共有的规律。这个规律赖以存在的条件就是人类社会。只要存在人类社会,这个规律就必然存在并必然要发生作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因而具有长期性特点。一切人类社会形态都要遵循这个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就要受到惩罚。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以资本为本,一切服从资本家阶级增加剩余价值的需要,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的、一般的规律。结果,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陷入周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危机之中,迫使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不得不按照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进行调整,以缓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并不意味着就能无条件地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办事,如果不认识这个规律,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要求,同样会受到惩罚。我国当前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诚信缺失等问题,就是违反了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产生的恶果,必须按照这个规律的要求办事,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发展纳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即使将来实现了共产主义,仍然存在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的问题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的问题,同样也要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办事,否则,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顺利发展。

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

(一)调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可以调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是指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又好又快发展,而且是“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其他规律一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遵循这个规律的要求,经济社会就能又好又快发展;违背这个规律的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规律中包含着人的全面需要机制,人的全面需要机制自发调节着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生态活动等一切人参与的活动,从而调节着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当经济社会发展离开又好又快发展要求时,也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满足一定阶段人的全面需求时,人们就会以各种方式提出诉求,迫使决策者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和决策,从而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很快的,年均增长速度1953—1957年为9.340/0,一958—1977年为5.23%,1978—1989年为9.73%,1990—2008年为9.52%。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由一个被列强欺凌的弱国变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目前,中国GDP总值和进出口总值都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人均GDP解放初只有几十美元,1978年也只有1%美元,但2008年增加到3266美元。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第一,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第二,经济增长不平稳,出现较大经济波动,存在明显周期性。建立新中国以来,经济以两位数增长的时期有1963—1966年年均10.05%,1969—1970年年均为一5.150,0,1983—1985年年均为13.2%,1987—1哭8年年均为飞1.45%,1992—1996年年均为12.86%,2005—2007年年均为10.97%。但同时存在着负增长:1960—1962年年均•11.07%,1967—1968年年均一4.9%,1970年为一1.6%。还存在低增长时期,1972年为3.8%,1974年为2.3%,1990年为3.8%,说明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的波动大而频繁。中国经济增长也同世界经济一样,具有周期性,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同世界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一般为ro年左右。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同时急剧下降。1957—195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从1956年的巧.0%降到1957年的5.1。%,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由1973年的7.9%下降到!974年2.3%,1979一一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由1978年的11.7%降到1981年5.2%,在1990—1991年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由1988年11.3%,降到19%年的3.8%。当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世界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由1995年的10.5%降到1997年的8.8%。当2008年开始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时,中国经济由2007年的11.8%降到2008年的9%和2009年的8%(预测数)。第三,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基尼系数达到0.47一-刃.48,超过公平分配警戒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大的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第四,农村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第五,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第六,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七,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第八,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第九,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资源的需求增加,对生态的破坏加重,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上述问题的存在,说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但质量和效益不高。没有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发挥人的全面需求机制的作用,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硬道理,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效益和质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第二个作用是可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要求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可见,按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办事,就能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发展规律范文篇4

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工业化、服务业、货物贸易、商业存在和生产性服务贸易等。这些因素间存在着密切相连、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工业化发展水平是决定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其他因素紧紧围绕着工业化这个基础性因素存在和发展，进一步理清基础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明确各因素在服务贸易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在深层次上认识服务贸易，从总体上更好地把握和推进服务贸易发展。

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服务贸易依托服务业而发展，是服务业的国际化。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工业化发展程度、类型和侧重点的不同，决定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类型和侧重点。如美国在电信、英国和澳大利亚在金融业、印度和爱尔兰在IT服务外包、法国和中国在旅游服务贸易等方面，根据本国工业化或依托别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状况，形成了具有各自优势的服务贸易类型。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类型不仅直接影响着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工业化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向，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

货物贸易结构调整能够增大服务贸易数量、质量并引导工业结构调整。一国货物贸易结构体现了该国工业化水平和类型，货物贸易的技术含量影响服务贸易的规模和质量。机电高新技术产品是货物贸易中产生最大服务贸易规模和最高技术含量的类别。我国货物贸易中三资企业占半壁江山，且主要是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但所产生的服务贸易我们却难以获得。加大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机电高新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改变货物贸易结构，加大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数量、质量，而且将在引导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加快工业化发展进程。生产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直接为工业化服务，能够集中反映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生产性服务贸易也制约着消费性服务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带动消费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推进消费性服务贸易的结构调整和内容更新；反之消费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又会引导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和提高其水平。另一方面，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提高工业化发展速率，促进实现规模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加快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

商业存在能够提升工业化水平。商业存在是目前服务贸易的主要贸易模式，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量的56%。商业存在的发展是以工业化为依托的，工业现代化程度决定了商业存在的类别、数量、规模和布局。商业存在对于弥补国内产业、资源和市场不足，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利润，促进企业技术和设备更新，加大科研投入，尤其是提升工业化水平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并可带动其他服务贸易模式的出口。我国企业“走出去”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仍有20倍左右的巨大差距。我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见，服务业、货物贸易、生产性服务贸易和商业存在是支撑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在服务贸易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些基本因素又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工业化规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类型和发展方向，其他因素是在工业化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业化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向，加快其进程。

二、流通规律是服务贸易整体发展的根本动力

按照WTO的划分，服务贸易有12个大类、160多个小类，在众多类别中如何下手?万事从源头抓起，关键是找出服务贸易发展的规律，抓住对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战略基础、支撑作用的一类或几类作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带动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这是对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一步。

我们在分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成因中阐述过，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之上，工业化促进服务发展成为产业，工业化也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现代化，社会化大分工和大规模生产在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而社会化大分工和大规模生产是通过大流通引发的。现代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形成和发展的推动力是现代化大流通，现代化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提供了根本保障，研发成为了先导力量，从而构成了现代化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支撑。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流通规律在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上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所谓的流通规律：即体现为以流通能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组织能力。流通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会生产组织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

美国经济的强大并充满活力主要是来自于流通先导型经济，强大的流通能力不仅带动了美国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还使美国经济在全球配置中获得巨大利润，并掌握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力，美国GDP占全球的3%－4%，美元在全球的外汇交易中的比重为62%，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4%，占全球贸易结算中的货币分布达66%。一个国家竞争力强弱，不仅在于生产多少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得到多少份额。全球前500位的跨国公司中，美国占2／3，美国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几乎在各个行业都排在前列，在世界知名品牌中美国占2／3。

俄罗斯服务业占GDP的60%，其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拥有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冷战时期建立的发达交通网络、较完善的物资储存和分拨系统所形成的大流通体系，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

2005年，我国市场的交易和流通总量已达80多万亿元，是GDP的4.4倍，“十五”期间年增长12.3%。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7万亿元，年增长14.6%。生产资料交易总额达14.2万亿元，年增长15.5%。在我国快速发展的巨大市场规模中，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21%，而美国国内物流成本为5%－6%，国际物流成本为l0%－25%，国内外综合成本为9%左右，我国是美国国内物流成本的4倍左右，国内外物流综合成本的2.3倍。此外，第三方物流已被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而我国第三方物流仅占物流市场营业额的5%，大部分企业还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运作模式。我国流通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成本高且效率低、库存量大、资本周转慢等问题。流通不仅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瓶颈，也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大流通不仅是生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动力，而且是服务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原动力。现代化大流通产生的流通速率的提高，使企业到企业和企业内部的物流成本都大大降低，生产组织的社会化成为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自发向生产大规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企业规模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的高要求日益增强，极大地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迅猛发展。2005年，麦德龙和宜家集团的销售总额超过了我国100强零售企业的销售总额。麦德龙集团在28个国家拥有544家商场，在国内没有仓库，完全靠第三方物流；宜家集团在34个国家开设了商场，在54个国家定牌采购，在9个国家拥有36家工厂，在16个国家设立了28个物流中心，海外业务占集团利润的92%；沃尔玛公司在美国国内就有108个配送中心和3000个分店。

大流通孕育大的企业集团，大企业集团又加快了大流通的现代化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大流通，生产社会化分工就缺乏动力，研发缺乏环境，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受限，社会化大生产难以真正形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也难有大的突破。而没有金融和电子信息网络的保障以及研发的引领，流通现代化就难以为继。优先发展现代化流通，可以引发金融和电子信息产业以及整个服务业向现代化、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提高金融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并使研发充满活力。加快发展现代化大流通是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和集团化生产的关节点，也是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向现代化、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的动力。

流通业的现代化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流通业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引发了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和企业的分工向社会化和规模化发展，还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大企业集团的主导下，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也要向分工更精细的专业化发展，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反之，这种分工和组织形式的进步，又进一步促进了流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竞争和经济进步，从而使经济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

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于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和企业结构的调整在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影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是流通，流通也是解决市场速率的关键因素。

因此，认识流通规律，遵循流通规律，利用流通规律，发挥流通规律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理解服务贸易、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系列问题极其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竞争，就是流通能力的竞争。应把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规划，上升到政策的层面去推进，作为商务领域的中心工作去抓，形成以服务贸易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以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引领的现代化引领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格局。三、促进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

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同于货物贸易的发展，主要是循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发展主要是以物化的产品为核心而展开，而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则主要是以无形的社会生产分工和消费供给方式为核心而展开。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等是围绕着产品的质量、价格等而制定，而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法规和政策等则应围绕着以社会化大分工为前提，以发展大规模和专业化生产为目标，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现代化组织供给方式为核心等而制定。促进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同在于，货物贸易针对的是有形的物，服务贸易针对的是无形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消费供给方式。

我们在促进以产品为中心的货物贸易时也强调抓大企业，而实际上关注点、政策着力点主要还是在大企业生产的产品上，对于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很少涉及，对于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也很少考虑。国家通过行政力量促生了一些生产型大企业，进一步夯实了工业基础，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使生产组织方式向规模化和专业化迈进了一步，但就整个市场来说这种做法对改变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作用是局部的、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因为，改变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动力在市场，市场是动态的，市场运行的速率决定了生产组织方式，在速率低的市场运行系统中，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优势难以全面发挥，因而促成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产生的动力不足，这是影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和谐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把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作为商务工作的重点，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中心由抓产品转向抓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着力点放在抓流通渠道和流通企业上，放在促生产性和消费性流通并进上，将真正进入商务工作抓企业的实质阶段，并使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成为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的实际工作。

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美国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是渐进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也是渐进式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大流通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贸易增速加快，企业和产品大量涌向世界，经济迅速崛起。

我国经济实行跨越发展，不同于美国渐进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社会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变革加快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工业化发展进程具有的巨大反作用力，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制造商品向促进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上转移，从根本上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化，实现以服务贸易开放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服务业整体发展全面协调带动工业化的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工业、农业发展同时并举，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上，高位推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加快实现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走出一条中国式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

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抉择

战略是关于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加快发展我国服务贸易，应实施大流通带动服务贸易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大流通带动战略），这是根据战略的规定性、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律、构成战略基本要素的要求等综合考虑的抉择。加深对大流通带动战略基本构成的认识，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把握这种战略抉择的科学性，把大流通带动战略落在实处。

（一）战略定位

战略定位是就一事物在全局事物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来确定其在全局中的位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全局战略的不同、一事物发展程度的不同等决定了一事物在全局中的战略定位。我国经济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和谐和节约型社会，调整经济和贸易结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等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我国所处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而又存有巨大发展潜力。这些因素决定了服务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带动作用，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处于促进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加快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定位。

（二）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是战略成败的关键。战略选择应以战略定位为前提，建立在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上，从而能够顺应规律，利用规律，驾驭规律，推动事物科学发展。大流通是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选择大流通带动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可以从总体上解决服务贸易的发展问题。

大流通带动战略是超越战略。一个战略能否称其为超越战略，关键是看该战略的动力性质，大流通带动战略就是从本质上解决了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为服务贸易的超越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足够推动力，使战略超越成为可能。

大流通带动战略是导向战略。我国存在着内需不旺、产业和贸易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大流通带动战略解决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在深层次和大范围上启动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充分利用和有效协调“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创造条件，引导企业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引导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引导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引导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加快转变。

大流通带动战略是均衡战略。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存在的系列问题，实质上是发展的不均衡。大流通带动战略不仅作用在服务贸易均衡发展的关节点上，而且也作用于服务经济与制造经济均衡发展的关节点上；不仅考虑到服务贸易的国外发展，而且也考虑到服务贸易发展的国内基本建设支撑；不仅要解决服务贸易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要解决服务贸易各类别协调和共同发展的问题。

（三）战略方向和目标

战略方向和目标就是战略集中指向的方向和目标。在战略筹划和实施中战略的指向不是散射和无规律的，而具有方向性和目标性。大流通带动战略的方向就是通过把发展服务贸易、拉动服务业、促进贸易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型等具有逻辑递进关系的几方面统一起来，进而形成战略方向，战略总目标即加快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

（四）战略布局

战略布局是在战略整个空间进行的力量分配，以及力量分配后形成的战略态势。大流通带动战略的战略布局以全球作为其战略空间，战略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限的。因此，战略布局中战略力量的使用、分配一定要在空间上形成具有支撑作用的重心、重点。大流通带动战略的布局是以我国东部地区和大城市为重心，以建立国内外大流通渠道为重点，向我国中西部和全球有重点地扩延，通过基础性、推进性、助推性、保障性4类工程的部署，实现国内外整体布局。

（五）战略工程

战略目标的实现是通过若干个战役逐步完成，确定具有战役性质的4类服务贸易工程，是实现大流通带动战略的主要举措。基础性工程是大流通带动战略的根基，是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力量；推进性工程是在大流通带动战略的主要方向选择的工程，在服务贸易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助推性工程是对推进工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辅助力量；保障性工程是大流通带动战略有效实施的源泉。本文作者曾提出的15个战略工程，仅是大流通带动战略的部分任务，大流通带动战略4个工程形成的是开放体系，应根据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工程进行适时调整。

（六）战略阶段

战略的筹划和实施通常要划分阶段，以利于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变化的情况进行各方面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一个战略阶段通常为3－5年。战略划分成阶段，但各战略阶段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战略实施中战略方向和目标通常是不能改变的。大流通带动战略阶段的确定主要考虑：与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五年规划相同步，与服务贸易发展周期相一致，与服务贸易促进政策制定和调整期相衔接。为此，确定5年为服务贸易发展一个战略阶段比较适宜。

（七）战略规划

规划是指比较全面的长远发展计划。规划较之计划，具备了许多战略的特性。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实现，首要的是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的方式对服务贸易工作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筹划，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是服务贸易工作的基本依据，也是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和能否得以贯彻落实的关键。

一个好的规划会以其科学的前瞻性、整体全面的筹划性、内外部的协调性起到对商务工作很强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并使之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一个好的战略，不等于就能有一个好的规划，如果没有一个与战略相配套的好的规划，再好的战略仍可能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关键是对制定规划的基本内容、程序、方法的掌握和运用问题，以及对服务贸易战略和规划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和处理问题。

战略规划的制定是战略选择之后的又一次创造性活动，战略规划较之战略不同的是它直接指导实践，是战略到实践的中间环节，是实践和理论完美结合的产物。由此，战略规划的制定对我们的实践及其领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对我们制定规划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赋予了新的要求。

发展规律范文篇5

内容提要：营销思想与营销实践作为营销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本文以10年为周期，将营销发展史划分为5个阶段，通过对营销思想史与营销实践史的回顾分析，指出营销具有适应性、开放性、灵活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规律。

一、引言

营销，这种以“交换”为核心概念的理论体系及其实践，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商业活动的产生发展应运而生的。它的范畴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类：一类把营销作为经营的哲学，或者思维的方式，即营销作为一种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另一类则把营销与生产、财务或人力资源管理等相提并论，指针对某些特定活动的一类管理职能，即营销的实践过程。营销是商业交换过程的内在因素，但其重要性却是随着供求关系这个杠杆的变动而发生变化的。

对营销的历史研究，不仅包括营销思想(包括观点、理论、学派等)的历史，也包括营销在现实商业活动中实践的历史。这两者既相互独立，彼此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营销思想常常为营销实践所驱动，同时营销实践也不可能是毫无思想指导的率性行为。本文试图通过对营销思想发展史与营销实践发展史的回顾与分析，找出二者之间是如何互动的规律性的内涵。

回顾营销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营销理论体系每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就会产生出一批新的概念和观点，反映或促进实践，引起争论，并因此把整个理论体系向前推进一大步。因此，在下面的理论回顾中就以10年作为阶段的划分。

二、营销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实践背景

1．崭露头角的50年代

供求杠杆，在二战结束后因日益显著的供不应求而向有利于消费者的力量转移，迫使企业将他们的注意力由制造转为销售，从而促使了营销的萌芽和发展。在10年的时间里，营销学发展作为一种帮助企业家建立和保护市场的思想体系，并且迅速地在商学院里得到普及。但是，这时的市场上虽然产品开始丰富，但品种还远远没实现多样化。初期的生产过剩只是在满足消费者同质化需求水平上的过剩，表现为激烈的无差异的同质竞争。很快，企业迫于这种恶性竞争的压力而转向在树立品牌和寻求与众不同的细分市场上下工夫。在此期间，使营销由零散的思想火花发展为系统的思想体系的力量，是下面这四个里程碑式的概念。

20世纪50年代初，通用电气公司的约翰·麦克金特立克阐述了所谓“市场营销概念”的哲学，指出它是公司效率和长期盈利的关键。他认为，当一个组织脚踏实地从发现顾客需要，然后给予各种有针对性的服务，到最后使顾客得到满足，它便是以最佳的方式满足了自身的目标。他的这种思想清楚地表明了营销概念的重点已从“以产定销”转变为“以销定产”，这是营销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营销思想正从幼稚走向成熟。

在同一时间，齐尔·迪安在他的一篇关于有效定价策略的文章中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阐述了市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不同的市场发展阶段和相应的产品命运。其后，西奥多·莱维特在其著名的论文“利用产品生命周期”中对此概念加以高度肯定。从那以后，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在企业进行行业分析、制定发展战略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55年，西德尼·莱维提出“品牌”形象的概念，这实际上标志着差异化竞争时代的来临。从此，广告、促销、公关等职能或行业蓬勃发展。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以至于到了今天，所有产品的竞争已经集中体现在品牌的竞争上。这个概念的真知灼见已被时间所充分证明。

1956年，温德尔·史密斯提出了“市场细分”的概念，将营销实践在企业运作的过程中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每个市场的顾客需求都是有差异的，如果公司能够对市场进行成功的细分，精确地对顾客未被满足的具有可行性的需求加以界定，并率先占领这个细分市场，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产品差异上，那么，企业就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生存空间。市场细分的概念和思想在实践中是如此的有效，以至如今它已成为市场营销理论的基础，复杂多样的营销理论大多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根基。

2．快速发展的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学的理论开始应用于营销，并促进后者发展的时代。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如何决定生产和消费，而营销所关注的是在特定的资源分配条件下交换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从何处购买或卖往哪里，对于这样一个现实存在的交换，市场营销是一个基本的渠道，它强调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这时，又不可避免地从社会学或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汲取营销发展可用的营养。如下面将提到的用于实践的4P营销组合就是从30年代罗宾逊和张伯伦的微观经济学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直接延伸而来的。而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兴趣，使营销者能更加灵活深入地探知消费者需要的细微差别，准确地选取细分市场。经过20世纪50年代市场细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入60年代后，问题的重心已经彻底地从企业(产品)转到消费者(需要)上来。因此，这个阶段的理论发展紧紧围绕着对消费者需求的把握：既有战术层面上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4Ps营销组合)，也有战略层面上对消费者需求的把握(生活方式等)，更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以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取代企业的近期生存问题(营销近视症)。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发展和变化也促使营销开始超越商业领域，向非盈利的政治或社会团体等范围渗透。营销逐渐扩大它的影响。</P>

20世纪60年代初，杰罗姆·麦卡锡提出了著名的“市场营销组合”4Ps，以产品、价格、促销和渠道构成营销过程控制的职能要素。尽管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营销内容的多样化，营销组合也由最初的4P发展到6P，甚至12P(如增加包装packaging、报酬payoffs、零卖peddlinh、政治politics、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s等)，但其内在的本质并没有变化，都为营销实践指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操作方式。

1961年西奥多·莱维特发表了著名的“营销近视”说。他指出有些行业在困难期间衰退的原因在于它们重视的是“产品”，而不是“顾客需要”。任何产品都只是满足一个持久需要的现有手段，一旦有更好的产品出现，就会取代现有产品。这一理论在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例证就是计算尺与计算器的不同命运。

1963年，威廉·莱泽提出了“生活方式”这样一个早已为社会学家所熟悉的概念，指出它对营销领域可能发生的深刻影响。各种生活方式是洞察形形色色消费方式的切入点。看到一对衣着入时的夫妇，我们可能猜出他们喜欢吃些什么或怎样度过休闲时光。厂商们越来越多地按照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来设计产品，锁定一个消费群体。

在20世纪60年代末，西德尼·莱维和菲利普·科特勒提出“扩大的营销概念”，认为营销学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非盈利性组织、个人和意识形态等等。并于70年代以后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社会大营销”的完善理论。当然，最初并非所有学者都欣然接受这种观念，戴维·洛克教授就攻击了这种观念，认为营销学正在将它的势力恶性膨胀，无孔不入地侵犯着所有领域。但是，这样的反面意见并没能阻止“大营销”概念的日益被普遍接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为这一理论的成熟和完善铺平道路。

3．运荡不定的70年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社会问题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大，使得60年代开始萌芽的社会营销观念在这个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同时，能源危机成为这个时代突出的问题，能源的短缺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商业发展的目标，醒悟到不能一味地以销售和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惟一目标。配合社会营销的发展，旨在抑制过度消费的低营销开始出现。值得一提的是，与低营销相似的反营销也开始与日益严峻的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针锋相对。这一时期，伴随着产品的极大丰富，服务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反映在营销理论上便是服务营销发展成营销理论体系中成熟且相对独立的一支。70年代的经济危机促使企业为了在近期竞争中取胜必须对长期的战略规划做出通盘考虑，使战略营销计划必须先于战术性营销组合的制订，因为只有在对市场进行研究、细分和定位的战略计划的基础上，战术性的营销组合才能顺利实施

1971年，杰拉尔德·泽尔曼和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社会营销”的概念，促使人们注意营销学在传播意义重大的社会目标方面可能产生的作用，如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在经济和社会变化迅速的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很快得到广泛应用，许多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美国的国际开发署等，都开始认同这一概念作为传播意义重大的社会目标的最佳方式。

对短缺的预言，导致了西德尼·莱维和菲利普·科特勒在1971年提出“低营销”的概念：在某种环境中，必须有选择地或全面地减少需求的水平，而不是一味地鼓励和刺激需求。这多半是与特定的社会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营销学者们并没有把这个理论停留在仅提出概念的水平上，而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出如何把不同的营销组合工具用于降低市场需求的具体实用的操作方法。这些在菲利普·科特勒的著作里有详细的阐述。

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导致了“战略计划”概念的产生，在这方面成绩卓著的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它说服企业不能对所有的业务一视同仁，而应该根据各种业务的市场份额成长的情况，决定取舍。这就是建立在波士顿矩阵之上的著名的“业务经营组合法”。对营销者而言，营销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销售额，而是要通盘考虑“战略营销”的概念。自此，战略性营销和战术性营销的界限日趋明朗。在实践方面，通用汽车公司已经按这两个概念分设了不同的营销部门。在教育界，也开始专设战略营销课程。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随即林恩·休斯塔克在1977年的营销学杂志上阐述了她对服务营销的独到见解。她认为，因为服务性商品和实物性商品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显著差异，对服务性商品的营销应该从实物产品营销思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此掀起对服务营销学的研究热潮，使其逐渐发展成营销理论体系中成熟的一支。

4．全球化的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经济领域最显著的趋势，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使得竞争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在产品方面，异质产品之间的替代度大大提高，竞争在同质和异质产品等不同层次展开。在地域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地方企业同样不能逃脱国际化的竞争，而跨国公司则面临着地区适应性和全球标准化的矛盾选择。一方面，规模经济的规律要求忽略地方市场的差异，提供尽可能全球统一的标准产品；另一方面，当地的零售连锁组织日益增长的势力要求更多的促销费用和某些特殊的促销活动。在广告方面，大规模受众的传媒效果下降，因而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大量数据的出现，大块市场又陆续被分割成一个个当地市场。此外，规模庞大、机构复杂的国际性大公司对组织管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培育企业文化方面，兴起了在全员中实行营销导向的内部营销。在社会营销方面也遇到了地域壁垒的问题。

1981年，瑞典的克里斯琴·格罗路斯发表了论述“内部营销”的论文。倡导在公司里创造一种营销的氛围，从经理到普通职员全部在本职工作中贯彻营销观念，营销工作已不再仅仅是营销部门的职责，而是公司全员都必须身体力行的责任，奉行顾客导向的营销观念。

1983年，西奥多·莱维特提出另一个堪称里程碑的概念“全球营销”。他呼吁跨国公司向全世界提供一种统一的产品，采用统一的沟通手段。他的学说可以在经济学中找到强力的支撑：过于强调对各个当地市场的适应性，将导致生产、分销和广告等方面规模经济的损失，使成本增加，而增加的成本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并削弱企业的竞争力。这一观点在营销学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尊为现代营销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也对其发难。但事实证明，莱维特的观点在实业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在个别全球化商品中也树立起成功的案例，如可口可乐。随即，学术界就有对此观点加以修正的意见提出，如“双枝营销”，倡导本土化营销与全球标准化营销的并用，巧妙地回避了彻底肯定或否定的激烈争论。

“直接营销”也在这10年中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是指在零售商店外向顾客销售的一种新方式。它从最初的上门推销和邮售，发展到现在的电话推销、电视直销和网上销售等。同一时期，查里斯·古德曼又提出“关系营销”的概念，指出“公司不是在创造购买，而是要建立各种关系。”对营销的认识更接近本质。

1986年，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大营销”的概念，即公司如何打进地方保护市场的问题。指出当代的营销者越来越需要借助政治技巧和公共关系技巧，克服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政治壁垒和公众舆论方面的障碍等，以便在全球市场有效地开展工作。

5．深刻变革的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类在沟通领域经历了一场革命。大规模沟通工具的效率和利用率越来越低。交互式的、个性化的沟通方式为营销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新的思维方式。伴随着制造业(柔性制造，CAM，CAD)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4Ps观点相适应的大宗消费市场终于可以实现极限的细分，呼吁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营销观点。在战略领域，兼并、收购、剥离等浪潮为全球大企业的分分合合推波助澜。世界范围内的企业战略联盟使营销网络超出单纯的“营销渠道”范畴，寻找战略伙伴或同盟者已成趋势。这种营销网络使得一家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东亚这样的三地市场同时推出一种新产品成为可能，减少了因为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滞后而被富有进攻性的模仿者夺走市场的风险。

信息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的蓬勃兴起将营销带进了“定制营销”的时代。基于信息技术的“营销决策支持系统”使一个公司不仅可以锁定一个细分市场，还可以为每一个特定的顾客定制产品，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营销方式已不仅仅是展示未来趋势的美好愿望，而是能够在现实中成功地付诸实践。如DELL电脑的个性化服务使其成长为世界电脑制造领域的领先者。理论界也由斯坦莱·戴维斯率先出版了主题为“大规模定制化”的专著，近来这方面的论著日见其丰。

全球性的竞争催生了“战略营销关系网络”。在营销网络中，公司可以找到战略性的合作伙伴，以求获得更广泛、更有效的市场占有。这种发起于营销领域的战略联盟近来逐渐上升到公司整体战略层面，使得竞争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世纪之交互联网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营销工作也不例外。互联网的交互式、动态性、即时性和全球无障碍等特性使其作为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成为一个最高效的营销工具。“网络营销”方兴未艾，可以预期它还将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营销实践的方式和方法。

正如战略学家魏斯曼所说：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是依赖与问题相临的更高的一级，即问题不可能在它出现的那一层面得到解决。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公司如何建立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营销战略和模式，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仅靠传统的营销模式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突破以往的思维定势，深刻认识现代竞争的本质，确立基于整体竞争的营销理念，在企业战略的层次上规划核心能力，重整营销资源，重建营销模式，构建稳定高效的营销网络，进而掌握市场，赢得竞争的主动，才能获得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这就是基于整体竞争战略的营销观“深度营销”，也是营销领域最新的研究和实践趋势。

发展规律范文篇6

关键词：成本会计发展规律

一、成本会计的发展是管理思想不断演进的产物

（一）20世纪前期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许多企业为了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危机，开始推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其基本特点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精确测算工人们每一步、每个动作、每道工艺流程所需花费的时间，制订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和有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力争以最简单的操作、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完成特定的任务。当时的成本会计配合泰罗科学管理的需要，引进了“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等的技术方法。

其成本会计的目的是在企业战略方向和管理决策已确定的前提下，协助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生产经济效果和节约的问题。在这个阶段，要求标准成本计算必须对全部成本计算进行全面地收集和合理的分配，使产品及其相关的费用能在已售的产品和未销的存货之间区分开来，强调以客观、明确的方法对全部成本进行分配。

（二）新管理科学理论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引进行为科学管理，注重“人”的因素。正如梅奥的《人的行为科学研究》和麦格雷戈的《企业中人的因素》中所强调的：应发掘企业中人的发展潜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以及为组织目标而奉献的意愿。即认为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应以产品为中心，而应以人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对组织的行为，以及组织中人的行为进行广泛地调查研究；让职工参与管理、决策，借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扩大企业利润。

二是增强竞争能力，优化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是由德鲁克提出的，即企业建立合适的组织条件和运作方法，使人们能通过使自己的努力符合组织的目标而最好地实施自己的目标。

三是强调经营决策。管理的重心在经营决策，这是现代管理科学与泰罗科学管理最本质的区别。

著名的管理学家西蒙认为，决策的过程就是全部的管理过程，现代企业经营决策的成功或失败往往是企业最大的成功与失败。c.w.杰斯曼强调有效的决策是分析、解决问题的合乎理性的逻辑过程。同时，在标准成本计算方面，还增加了现实性。把过去制订标准成本具有理想规范的倾向，即所谓“理想的标准成本”，改变为“现行的、可以达到的标准成本”。为了对间接费用进行控制，采用了编制“弹性预算”的办法，代替传统的“固定预算”。四是运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现代科学突飞猛进和大规模运用于生产，使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同时，企业外部生产瞬息万变竞争加剧，因而，企业管理迫切要求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工作效率以及企业管理的灵活性和高度适应性。五是采用系统管理。在现代管理科学基础上发展的现代成本会计体系，其成本管理是全局性、决策性的，以服务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这与标准系统中的成本控制不同，因而有必要建立区别于传统成本会计的现代成本管理理论。

（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管理科学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管理思想受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加之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推进，使成本会计实践更为丰富多彩，技术方法日新月异，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

一是成本会计中的权变思想得到体现。目前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企业管理（包括成本管理）只用固定的数学模式，就可应付自如，而必须把各种现代管理学派的理论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根据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权宜应变、灵活掌握，力求在工作、组织和人三者之间，形成最佳配合，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二是信息经济学思想渗透于成本会计之中。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试图对信息的“需求”进行计量，而这种需求的计量是以信息的价值和提供该项信息所花费的成本为基础的。信息成本通常包括精确性成本和及时性成本两类，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容易确定。但信息价值的计量则较为困难，一般通过决策者所面临的环境、决策者可采用的行动、实现环境和决策者采取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此结果是环境和行动的函数）、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或偏好因素构成的模型求得。从理论上讲，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成本会计核算中不能片面追求“真实性”而不顾取得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否则就得不偿失。目前为止，信息系统的成本会计核算还难以准确的定量化，强化信息系统的成本效益分析仍将是未来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是理论得到应用。理论认为，成本管理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且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即“经管责任”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司组织中，“人”是相对于“委托人”而言的。股东把决策权交给总经理，总经理再把管理权层层分配给各单位的负责人，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树状”的委托责任系统。

成本管理系统的目标不再是“真实性”，而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经济效率，即评价一个成本管理系统是否有效的标准，应视其是否能及时、有效地促使管理人员实现企业原定的目标。因此，委托人与人之间订立合同的出发点：一方面要使部门的管理者（人）分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起到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作用。必须指出，对于成本管理系统的这种认识，是从委托人与人之间订立合同的活动中引伸出来的。这使成本管理工作者意识到今后成本会计系统，应当利用以预算为基础的合同和特定的差异分析模型。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重大突破。四是信息技术冲击和影响着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进入21世纪以来，与现代信息社会相适应的高科技突飞猛进，成本会计中的传统观念和视野，理论与方法等都显得有些不适应，信息技术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冲击影响着成本会计核算与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如随着生产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以成本为焦点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成本成为现代成本会计理论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成本会计的发展是各种成本管理方法不断交融再生的产物

（一）成本会计的发展体现了“整合”的内在要求

“整”是整体和整理。“合”是协调。“整合”是将全部资源，根据完整性、系统化与有序协调的原则进行整理，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各类文明、文化的多元与差别，使得整合对象不断扩大。整合不是排斥，而是建立在兼容基础上的壮大和最优，在取长补短中获得新生，这也是经济学中渐进式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制度变迁由渐进式和激进式之分，前者的变迁过程是缓慢和自发的，后者则具有革命性的特征。西方国家这两种变迁的制度之间是匹配的，而我国的制度变迁尚缺乏经验，加之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致使我国的制度变迁在激进与渐进之间往往难以协调。所以，容易出现国外“最优”的成本会计工具无法成功地移植于我国企业，究其根源就在于国情的不同。会计是环境的产物，从企业环境角度分析，影响成本会计整合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1）技术因素。上个世纪推动成本会计整合的最直接的技术因素有适时制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适时制（Just-In-Time）的目的是消除不增值作业（N0ValueAddedActivities），减少浪费。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SIMS）是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AT）、弹性制造系统（FMS）和管理信息系统（MIS）等各个系统的集合。SIMS对成本会计的冲击表现在：传统的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机器折旧与研发费用增加），以及成本控制方法的整合变动（如各责任中心变为作业组，标准成本差异控制的效果减弱）等方面，本世纪对成本会计整合的最直接因素将是由智力资本所表现的各种技术要素。传统以节约为核心的成本会计理念是建立在资金、设备等有形资产投入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的，本世纪的成本会计发展将围绕品牌与技术标准的确立开展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整合与创新。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成本会计的功能将进一步扩大，未来成本会计系统的整合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因素。

（2）环境因素。在我国迅速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同时，环境、贸易摩擦等问题也迅速成为成本会计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积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问题的诸多方面需要借助于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整合去加以解决。此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产品和技术的竞争，而更多的是规则的竞争，是对规则制定与参与程度的竞争。加强成本会计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工具开发与整合，并积极投身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如会计规则、贸易规则等）的制定，将会在帮助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等贸易磨合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3）人文要素。会计活动既受制于技术性的规定，如记账方法等，更受价值观的支配，其中人文因素的影响极为明显。成本会计是企业文化的体现，从构成文化因素的前提条件看，成本会计体系的整合状况体现了国家和地区的大众文化与社会习俗。就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目标是要明确产权主体，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但如果片面强调产权改革而忽视人文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出现不应有的发展阻碍。上个世纪末理论界普遍认为，产权清晰的企业环境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成本会计界也围绕产权问题开展了各种问题的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创新概念，如产权成本会计、产权财务成本、财权等。这些成果普遍认为，经济的增长、企业的发展是技术与制度的产物，是以产权清晰为基础的，进而得出结论：一个产权不明晰的企业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其实这种认识也具有片面性，没有注意到文化差异和文化创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二）成本会计的发展符合科学研究方法观的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积极引进了欧美各国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同时在学术界的推动与支持下，几乎大部分的先进成本会计工具在各领域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应用。但现实问题是企业在应用中客观表现出不太适应的倾向，迫切需要通过成本会计工具的整合来提高其应用的效率或效果。目前要注意研究、总结这些技术与方法应用中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企业特点加以整合与提炼。具体的思路是：理顺各种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坚持技术的有效性和方法的实用性原则基础上，实现成本会计工具之间的互补，以及成本会计功能的提升，获得整合的综合效应；围绕企业特定环境开展成本会计工具的“个性化”改造，特别是针对我国经济转轨环境与文化特征，实现成本会计工具的“本土化”。如何将我国企业已经获得的成本会计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提高，使分散的经验更加合理、系统，进而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体系，这是现阶段强化成本会计整合的根本目的之一。优化成本会计的技术与方法，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加以整合，寻求突破。成本会计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两种：

发展规律范文篇7

关键词：中国舞蹈历史发展娱人娱神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

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袁禾.中国舞蹈[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发展规律范文篇8

关键词：城市发展；法律；资本主义；社会学意义

一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农业时代政治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以经济功能为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城市优先发展逐步转移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主要功能逐步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然而，这一转变并非突变，而是一种渐进性转变，实际上，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已开始发展起来，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这是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共性。当然，从城市产生的那一天起，中西方城市的发展就存在一定差异，愈发展。这种差异就愈大。

城市产生于文明社会，它的起源大体上与原始社会解体，国家的出现一致。原始社会后期，一部分权势集团或富有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驱使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土地的耕作者在其居住地周围，挖壕筑沟、修城造廓。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城廓也就不断巩固和完善，这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王权制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庭和宙宇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吏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成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因此，从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农业时代早期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社会功能中，政治功能排在首位。它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在古代中国，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间，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即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形成了大批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都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政治中心、军事踞点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依着‘由外而内’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建立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于自发的自然地形成。”在西方，古代希腊文明的源头——爱琴文明-克里特、迈瑞尼文明时代。亦是如此。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宫殿的修筑。每个城市国家多围绕王宫而形成，宫廷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表克里特文明中政治城市优先发展。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是如此。“在古希腊人中，王权制度和城市主体的构成成份，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见到的情况基本相同。”

然而，历史的发展逐步使中西方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罗马帝国的日益扩张，城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蛮族的入侵，使灾难加深了，昔日繁荣的都市已变得满目疮夷。然而，大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奇迹发生了，新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出现，同时衰败的古代城市开始复苏。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黎、伦敦、科伦、布拉格等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这些城市一兴起，就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与中世纪早期一些由教会控制的城市，性质完全不同，它们是经济中心。西欧从此开始逐步由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转移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主要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而在中国，随着秦王朝一统中国，郡县制的普遍推行，城市成为中央、郡、县各级政权机构所在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首都——郡治——县治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因政治的需要而推动。

然而，从政治城市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中国城市的性质在唐代中后叶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出现了一些经济都会，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另一方面，从唐末到北宋，新的工商业城市——镇市开始发展起来。宋代各镇市均以工商业的发展为特征，部分镇市的繁荣特征与收入状况，已开始接近或超过州县城。虽然它们总体上规模略小一些，但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政治城市的突出的经济功能。把这些镇市称为经济都市或雏形的经济都市，显然并不过分。市镇的广泛兴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城市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赵冈指出，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行政区划的治所”(赵氏称之为“城郡”Cities)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两类(Markettowns)，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

唐宋之后，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之间的商品流转较以前更加活跃。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地区、长江沿岸、大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较快。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均为国内地一流的城市。这些城市经济非常发达，晚明的苏州无论“财赋之所出”、“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还是“驵侩诗张之所依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可以说已经转化为工商业功能为主的城市。清代的北京，城市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出现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的景象，城市功能向多样性、综合性发展。又如开封，傅依凌将其作为传统城市的代表，认为“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但明中叶以后，在保持这种奢侈性消费特征的同时，生产经营型及为满足广大民众生产、生活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店铺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日渐增多起来。这一时期市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工商业茂盛的镇市。如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盛泽镇、震泽镇等。市镇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堪称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天津、上海等。

因此，农业时代后期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发生了一定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强化，城市功能向综合性、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之都，如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可谓工商并重，这一类城市已具备了前现代化城市的特点。另一方面，大批经济意义上的市镇开始产生。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行政功能为主的状况。“即使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市镇繁荣，‘经济因素’在一些城镇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区域内主要城镇所具有的政治或军事功能，则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这一点与欧洲城市发展道路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西欧自工商业城市兴起之后，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并且依赖货币，使城市从不自由的地方上升到自由的地方，城市先后通过购买或武装起义，使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城市开始制订了自己的法律，成为了持久的自治共同体，并逐步成为了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外权力中心”。然而，中国自宋代城市“城市革命”以来到鸦片新战争前几百年的时间，虽然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但其城市是整个封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较多的中外学者在论及古代中国城市时都注意到了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区别。而韦伯最为典型，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等著作指出了西方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古代的城市的区别，他从城市起源、地位、性质、有无法律、居民的差异等几方面论述了中西城市的区别。他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帝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结果。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则是商业发达的产物；“在古代中国，以城廓为地域界限的城市虽然早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城市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和军队的控制之下，不像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城市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参议会，按照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商人与工匠的政治组织。”“亚洲城市中没有一种特别的、城市市民本身所独有的、实质的法或诉讼法，”中国城市的居民“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中世纪城市则是以自由民为主要成员。并在比较东方城市与西方城市两大理想类型城市(以传统中国城市为典型)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的内在关联。韦伯的城市观也受到很多批评刚。从上述的分析看，韦伯将西方中世纪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进行比较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确，在农业时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行政中心城市与欧洲中世纪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中世纪欧洲城市不能作为西方早期城市起源的典型。西方早期城市都是以政治功能为主，直到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才诱发了西方城市功能的变异：生产性的城市经济中心出现，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城市才开始走向城市自治，东西方城市的发展才出现巨大的差异。因而不能将欧洲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作为城市的原生形态来与中国原生形态的城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中世纪城市革命”开始，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市镇开始产生，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因此，中西方城市发展道路在具有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同一性。但是，即使是这些经济城市。与欧洲中世纪的工商业城市相比，也仍然缺乏政治上的特殊性，因此韦伯对中西城市发展差异的分析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在韦伯看来，这种差别有着根本的社会学意义。正如施坚雅所说：“韦伯的构想虽则在史实上并非总是确切无误，但在社会学上却是无瑕可击的。在他更大的开拓性计划中，西方型城市的特殊职能又赋予他的构想以高度的洞察力。”这里所说的韦伯“更大的开拓性计划”就是指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西方为什么较早步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步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西方城市的历史发展中找到答案。要真正了解这一点，需要从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谈起。

二

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是韦伯终身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一般认为，韦伯仅仅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起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与城市的重要性。理性的法律是使经济行动得以收到预期的后果的基本前提。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就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而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和载体，城市创造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系列条件。而理性的法律正是首先产生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即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特征在于，它的基础是一套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由工业城市创造的，它们不存在于古代的城市(polis)”。韦伯在考察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基础上，指出了适合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城市的5个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和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4、团体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部分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也通过行政机关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正是这种理想类型的城市共同体，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14世纪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并且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扩张，“新兴的资本主义”用新的商业贵族的权力取代“封建主和行会市民”的权力，并且借助于王权，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全社会。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和城市实际上是合二而一的。”而在中国，由于没有产生这种城市共同体，无法产生出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产生了这种城市自治共同体，而在中国古代却没有产生这种城市共同体?我们还是要从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分析出发，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权力体系和不同的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答案。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之后，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战胜封建主以致最终战胜王权，一方面是城市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西欧独特的社会结构：政治分裂，教权与俗权相对，世俗统治与教会统治并存；诸侯割据，王权软弱，全国缺乏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中，社会留下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缝隙，在这些缝隙中，由于相对脱离了结构性的强制，新的因素能够产生和发展起来。再者，西欧封建制度带有契约性因素，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关系具有契约性关系，因此韦伯称西欧封建制度为法制化制度，这一点对西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城市的所谓自主性与独立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其法制化因素的延伸，城市所得到的特许状“只是领主与封臣之间契约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如果不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多元结构，没有封建支配所展示的那种固定化、法制化的倾向，城市的政治特权无法想象。

而反观中国，自专制主义国家建立以后，中国就一直不存在象西欧那样的教权与俗权并立的统治模式，皇帝“不仅是最高的领主，也是最高的祭司”。皇帝的权威是全面的。至高无上的。而且中国的文明从未发生中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专制统治体制一直延续，而且不断强化。正如王国斌所指出：“中国不仅一直维持着统一帝国的形象，而且不断地再创统一帝国的实体。”其城市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虽然到了帝国晚期，一方面，许多传统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如苏州、杭州等工商业非常发达，但这些城市仍然是封建政权分布在各地的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因而城市一直是在封建皇权的有力控制之下，不可能成为城市自治共同体。另一方面，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市镇发展起来。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足以阻止任何自主社会力量的兴起，足以阻止自主城市的发展，并将市镇纳入自身的运行体系之中，而不使之成为对立物。对此，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有精辟的论述。

发展规律范文篇9

新世纪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未来几年，中国证券市场将会有更多的新变化、新问题，券商的经营环境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证券公司要想在证券市场上立稳脚跟并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未雨绸缪、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来审视和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即将发生的变化，判断这些变化将对证券公司产生什么影响，提前作好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变化。

但是，并非每个券商都具备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能力，竞争态势的出现客观上给券商准确预测和评估带来了较大的难度，纷繁复杂的事物不断涌现可能会扰乱视线和思路，就算能够对今天出现的新事物了如指掌，也无法通过孤立的现象推断明天的境况，券商很容易落入被动地接受新事物的境地。所以，必须透过这些纷繁事物的表面，挖掘出其内在的、贯穿其中的本质因素，从而从源头上掌握了事物发生发展的真正精髓，把握其走向和脉络，才能对未来发展动向和即将出现的新生事物有所准备，从而选择适当的应对措施，变原先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出击，这样才能在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运筹帷幄、应对自如。因此，不是简单地对未来即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预测，而是应深入寻找表象背后的主线、挖掘出内在的运行规律才是主动应对挑战的关键。

表象的形成可能受许多主线交叉控制，而行业发展所遵循的普遍规律是最重要的一条主线，各行业都将在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下向前发展，只不过各个行业表现出来的特征略有不同而已，因此，研究行业规律是把握行业发展脉络的根本和要害。虽然中国证券行业的发展仅经历了较短的时间，但它同样遵循普遍的行业发展规律，而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就会有相应的事物出现。认真研究和剖析我国证券行业的发展规律，就能站在一定的高度认识和辨别对券商经营环境构成影响的因素，把券商这一单个的个体放置到证券行业的大背景下面来研究，就会从行业的波动中把握券商的沉浮，从行业的规律中敏锐地感察生存环境的变化，从行业的发展趋势中寻觅新的机会。

在经济学的范畴里，行业一词它是指由具有相互可替代性但同时又有差异性的产品的生产者所组成的群体。虽然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概念，但由于具有某种普遍的特征而被经济学列为研究的对象。关于行业经济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行业的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其发展前景。因此，要剖析证券行业就应该首先了解其特定的规律。

行业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观阶层，它的发展既要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微观经济因素也对其产生一定的作用力。一方面宏观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期促进或抑制行业的发展，酝酿和催生出一个新的行业或者淘汰和消灭一个旧的行业；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因素又赋予了各行各业不同的性质和特征。虽然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但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却是使各个行业遵循基本的发展规律、按照特定的轨道运行。

从宏观层面看，行业发展会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将使需求弹性大的行业呈现出相应的波动，经济增长将推动行业向前发展，但对需求弹性不同的行业其作用力显然不可能一样，需求弹性大的行业宏观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大。相对于其他实体商品而言，虚拟的股票等有价证券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随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也较大，在经济上升时受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并能提前表现出来。从中国"十五"规划勾勒的宏伟蓝图可以看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因素将刺激投资者对有价证券的需求，也为证券行业的扩张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下，未来几年的证券行业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和较强的扩张潜力。这是我们在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后得出的初步结论，也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为证券行业定了增长的基调，证券经营机构才能

在这样一个有增长潜力的行业中寻觅到获取利润的机会，试想，如果宏观经济都不支持一个行业的增长，那么身处其中的企业怎样寻找获利机会呢？因此，行业增长的基调为券商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

二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使行业发展得到鼓励或抑制，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背后，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进行宏观调控，如扶持和鼓励某些缺乏市场前景但有对国民经济必不可缺的行业，以弥补市场经济产生的缺陷，所以政府的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业的发展。中国的证券行业本质上属于带有政府控制的垄断性行业，券商的经营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控制的松紧程度，政府设定的"门槛"在未来不远的时间内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逐步降低将是必然的趋势，券商的生存环境也因此受到较大的影响。

从微观层面看，有许多因素决定着行业的兴衰，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竞争"成分"的多少，竞争者的多寡使行业性质发生巨大的变化，竞争者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变化使行业形式从完全垄断变成寡头垄断，再演变为垄断竞争，直至完全竞争，反之亦然。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受到竞争因素的影响，在竞争者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反复变化过程中，行业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行业也在垄断与竞争的抗衡中螺旋式地前进。

作为国民经济的构成要素而必然受到政府的调控，中国的证券行业不可能出现完全竞争的格局，但在政府控制范围内的竞争者数量的增减将自动而充分调节竞争和垄断的形式的比例，使这个被政府控制的行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格局。

随着竞争者数量的增加，中国的证券行业必然经历一次由少数券商寡头垄断到较多数量券商参与的垄断竞争的转变，然后，竞争激烈程度的上升将导致优胜劣汰机制发挥作用，参与竞争的券商数量又会由多变少，从而再次回到少数实力雄厚的券商垄断的格局，但这绝非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盘升。

发展规律范文篇10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潮展现了一条光明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全党深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世纪仍闪耀着理想的光芒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但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只是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现在看来，他们的设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状况进行的分析批判，因而难免带有局限性。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探索在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他虽然根据当时俄国国情，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关于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采取“新经济政策”等符合经济规律的措施，但由于他去世过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论述不是很多。在斯大林时期，二战前，苏联大搞阶级斗争，干扰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战争爆发后，适应战争需要.实行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对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苏联这种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逐渐形成了斯大林模式，以至于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两个平行理论”，认为存在着两个市场，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商品，虽然后来他也承认在流通领域存在着商品，但他仍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对此，曾著文进行了批驳并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党的八大也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路线，可惜的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偏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是很不完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大胆扬弃了业已僵化的苏联模式，提出了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他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改革开放，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的这些观点是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为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取得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工作者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在研究和探讨的原因，认为苏东发生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所致，因此纷纷深人广泛地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理论进行再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既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过时的理论，而是在坚持继承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理论，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论指南。2000年，越南曾两次派人到中国，同中国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磋商，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致看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有该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自主的运动。社会主义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建立和建设的。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应由该国的党和人民去负责地推进。他们提出要建立朝鲜式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表示，法共再也不照搬任何模式，法共将根据人民的要求，建设有法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非共产党也在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而努力奋斗，争取“建设具有南非模式的社会主义”。拉美一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建立有拉美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即使一些小党也开始积极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中东地区的塞浦路斯劳动党提出要走“通向社会主义的塞浦路斯道路”。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魅力，不仅指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公务员之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潮和逆境中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并取得辉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首先，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进步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和艰难斗争，但它不仅能坚持下来，而且能够在这种考验和斗争中巩固和强大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在坚持社会主义。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的真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同中国建设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大胆摒弃僵化模式，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取得了举巨瞩目的成就。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10%，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六位，跻身于经济大国之列，国内总产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达2456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的大国;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为3.4%，发达国家为2.2%，其中美国为2.3%，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对外贸易总额居世界第10位，吸收外资居世界第2位。古巴前驻华大使、现任外交部长格拉·贝切罗在谈到中国建国50年来的成就时说，改革开放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奇迹，它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第三世界都是重要的。

如果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中国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底子薄、人口多，负担重。但经过50年的发展，国民经挤和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据统计，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054亿元，是1952年679亿元的120倍。从党的十二大到1999年，我们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大、综合国力最强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建国后50多年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并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科学和正确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公务员之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和活力。为社会主义走出低谷展现了一条光明之路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还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必须在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之后，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绘制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和其他有益经验;如果闭门锁国，坐井观天，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脱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起来，封闭起来，孤立和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当然，改革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而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对外开放也并不意味着要与资本主义“趋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壮大社会主义事业，增强社会主义国力，因此，要时刻警惕和防范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和“自由化”的战略图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全球化支配地位推进“和平演变”战略也正危及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安全，为此，社会主义国家要正确认识全球化进程和实质，正确处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融人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找到既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又与资本主义竞争的适宜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利用全球化这一过程推广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树立起抵御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坚强屏障，力争改变不合理的旧的经济政治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地，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积蓄力量。公务员之家

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