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创新范文10篇

发展创新范文篇1

思维决定发展，有什么样的思维，就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一个善于创新思维的人，常常会作出创新的决策，采取创新的举措，做出创新的发展结果。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方如此，一个单位也如此，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

创新思维的关键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创新能力的具体表现。创新思维就是以超常规的眼界、视角、方法观察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惯性思维，传统做法，只能求得一个稳字，很难推动一个地方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缺乏创新思维，一切按部就班，就会显得死气沉沉。相反，经常出新思路、新点子、新举措，单位就会充满活力，工作起来也比较轻松。创新思维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什么时候创新，什么时候就发展，什么时候自满，什么时候就停止不前。

创新思维要张扬个性，一个地方的知名度大小主要体现在他与众不同的程度上。与众不同，差异越大，人们越容易记住。丽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借助地震之后恢复重建之机，突出小桥流水、江南古镇这一特点，全力打造名城，是因为他挖掘整理出了东巴文化。楚雄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抓住民族特色，建了彝族村寨，是因为他利用自然遗址，建了恐龙谷。丽江古镇、东巴文化、彝族村寨、恐龙谷就是个性。

创新思维，既要重视“整体”，更要强调“个体”。没有个体思维创新，整体思维创新便无法达到。没有一个个干部的创新，哪来一个地方整体决策的创新；没有一个个员工的创新，哪来企业文化创新。昭通的整体思维创新需要各县区的个体思维创新来支撑。试想。没有水富的大峡谷温泉，大关的黄连河瀑布，鲁甸的文化广场，能有昭通在外的整体形象吗？在打造昭通这个整体形象时，千万不要忽视了各县区个体形象的打造。

创新思维的最终目的，就是建设创新型的昭通，使昭通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我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地创新，五年之后，十年之后，整个昭通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发生奇迹般的变化。

发展创新范文篇2

既是重建又是重新布局

记者：武都区教育系统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请简要谈谈恢复重建后学校硬件建设方面的情况。

李红军：两年来，武都区重建了117所学校，目前全区96.2%的学生搬进了新教室，30多所城乡中小学在教学设备方面基本达到了现代化。比如，兰州军区援建的武都八一中学，硬件设施和教学环境在省内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当然，这只是典型的例子。但大多数学校的图书室、实验室、宿舍、食堂、浴室、多功能报告厅、塑胶操场等设施都是高标准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打赢了学校硬件建设这场翻身仗。

记者：学校硬件建设是否基本实现了城乡均衡发展的目标？武都区在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李红军：在城乡学校的硬件建设上，我区是没有差别的，恢复重建后，大部分农村学校的建筑规模、校园面积和教育设施甚至都超过了城区学校。在重建规划中，我们就坚持城乡标准统一的方案，在学校规划、布局、设计、建设中都优先解决农村学校，在教学设备配置、课桌椅更新、教师力量分配等方面都对农村学校实行了倾斜政策。为了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还开展了城镇学校对口帮扶和“送教下乡”活动，帮助农村学校提升教育质量，逐渐缩小与城区学校之间的差距。

记者：效果如何？

李红军：效果可以说比较明显。比如，城乡学校基本消除了硬件建设上的差别，农村学校教学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农村教师和学生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等等，都是推行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带来的良好效果。从教学成绩方面来看，近两年的小学和初中学科优秀率和升学率，农村学校在逐步攀升，甚至有些学科合格率已超过城区学校。当然，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完全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这一目标还需要一段时间，农村学校教育资源的短缺问题、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认识问题和家庭教育问题等都有待解决。

记者：在灾后重建的同时，武都区对学校布局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学校布局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

李红军：武都区学校分布的特点是农村学校数量多、分布散，要想把所有的学校都建成现代化的标准示范性学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按照先建后撤、逐步推进的原则，把原有的538所学校调整成了211所，撤掉了分布零散的村学、教学点，并入到人口相对集中的完小及中心学校。从我区人口分布和变化情况来看，这一措施比较符合发展需求。但同时又形成了新的问题，如撤掉一些小规模的教学点和村学就会出现服务半径内低龄儿童上学难的新问题，就有可能出现适龄学生流失的现象，因此，我们没有完全撤并这些学校，而是适当保留了低年级个别班级，并开设幼儿班，为山村孩子提供就近上学的方便。

解决好群众关心的问题才能谈发展

记者：我们知道，在很多城市的市区、城区，由于历史原因，有部分学校拥有优质教育资源，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上这样的“重点”学校。因此，出现了择校热、大班额等现象，武都区城区学校也可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

李红军：这种现象在城区尤为突出，我区城关中学就曾有一个90多人的班级，70～80人的班级很普遍。这些“大班额”现象，曾一度引起家长和老师的担忧。本学期，我们对城区各学校进行了重新分班，要求每班学生人数控制在60人以内，并落实了有关负责人的学籍管理责任，比较有效地制止了学生盲目转学、择校的现象。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城区学校划区域招生，对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民工子女入学登记造册，严格转学手续，加强学生信息数据库监测，有效管理学生流动问题。例如，我们利用数字校园网学生信息数据库来管理学籍档案，每一个学生的学籍变化和流动情况，都能得到监测。对农村学生进城上学的，我们要求学生提供住房、户口、监护人情况等六个方面的信息材料，材料齐全的才准予报名注册，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农村学生盲目进城择校的现象。

记者：近一段时间以来，幼儿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武都区是否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武都区是否对幼儿教育发展做了规划？

李红军：武都区现有各种形式的幼儿园63所，在园幼儿9996人，幼儿入园率达到61%。但从幼儿园规模来看，城区仅有2所公办幼儿园，与当前社会发展和城区内现有人口数量极不相称，民办幼儿园的管理还需要规范化。在布局调整中，我们把原有撤并的学校校舍加以维修，用于开办农村幼儿园，要求上规模的小学附设幼儿园，并规划在东江新城区、钟楼滩开发区和江南新区各新建一所公办幼儿园，满足城区幼儿入园需求。

记者：对发展学前教育有什么新举措或新思路？

李红军：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我们正在加紧制定我区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讨论稿）》，发展学前教育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今后，我们将在新建几所公办幼儿园的基础上，鼓励有能力、有资质的社会力量创办幼儿园，并把这些私立幼儿园全部纳入我区民办教育的管理范围，在办学资质、收费、幼儿保育、幼儿综合能力发展、幼儿教育课题研究和幼儿园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性管理。同时，我们还计划成立相应的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对农村私立幼儿园、农村学校附设幼儿园、城区私立幼儿园、城区公立幼儿园进行分类管理，对幼儿园园长、保育员进行业务知识和安全管理培训，形成学前教育发展的良好局面。

用创新思维推动教育发展

记者：武都区推行的校长竞争上岗制可以说是教育管理上的一大创新，请问这一制度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思路而开展的？当时是不是很有压力和阻力？

李红军：我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行校长竞争上岗制度，当时我刚任教育局局长，顶着许多压力，让全区90所中小学校长竞争上岗，通过竞争，一下子就把原来49位校长从岗位上换了下来，心理压力真不小。

总体思路就是“办好学校，先选好校长”。我们通过“组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竞职演讲、考察了解”等环节，在300多名竞聘者当中先后两批选拔出了90名优秀的中青年教学骨干，并聘为校长，这在区教育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记者：这一制度实施已有几年时间了，现在看来，效果如何？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制度上还有什么样的创新思路？

李红军：校长竞争上岗制是我区教育史上最大的一次人事制度改革，从这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这项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首先打破了校长的终身制，取消了中小学校长的行政级别，推行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用人机制，极大地激发了我区教育的活力。当然，在校长工作和学校发展的考核评价机制方面还不完善，我们也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和办法。

今后，在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工作中，我们正在计划尝试一种管理和培养并用的新模式，就是在学校管理人员的聘任与考核过程中，采取“制度上管理”和“能力上培养”的模式，不但要做好人才的选拔，还要做好人才的培养。通过这一模式，做到教育管理后备力量的培养和人才库的建设，如果能成功的话，这也将是一项管理创新成果。

记者：如果其他地区要借鉴这一创新做法，从你们的实践经验来看，你认为如何才能有效地保障这一制度顺利推行？

李红军：要做好这项工作，最重要的要有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形成政策依据和后盾力量，全面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解决一些人为的制约性因素，给教育部门形成权威保障。当然还需要操作单位激流勇进的锐气、一股劲儿干到底的“牛”气和大干特干、不畏干扰的勇气。但最重要的是要慎重制订方案、严谨操作程序，考核评价公正，制度体系科学，做到人性化管理。一句话，要开展好这项工作，就不要怕丢了“乌纱帽”，在操作中要有法可依，管理中以人为本。

记者：你前面提到教育创新的问题，请问武都区在教育管理方面有哪些创新点？

李红军：说实话，这两年我们所做的好些工作至少在全市是走在前面的。除了校长竞争上岗制，还有“主题月”和“文化周”等。我就举一个“联片教研”方面的例子。

“联片教研”由教育局教研室组织，在各片区确定一个中心校，然后由这个中心校来带动整个片区内的教学研究活动。先以学校为“点”开展教研活动，再以中心校为“片”开展教研，最后以全区为“面”开展教研，达到点、片、面的结合。在教学研究中，由中心学校确定教研课题，各学校轮流组织开展，最后在区教研室的统一组织下进行总结。这种活动可以代替教师培训，就是所谓的“以研代培”模式。这是我区均衡城乡教育资源、以研代培的创新模式，它不但加深了学校之间教学研究的沟通与交流，还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培训效率。

记者：如果把你们的管理思想上升到理论层次，能不能概括性地阐述一下？

李红军：总结起来讲，我认为，可以概括成两点，即管理思想创新和工作思路创新。

发展创新范文篇3

抓领导齐抓共管争创一流

在开展“三级联创”活动过程中，县委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认真履行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职责。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抓好“三级联创”工作。一是县委班子集体抓。县委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县委领导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二是组织部门专门抓。县委组织部对“三级联创”工作牵头抓总，制订方案，安排部署，检查指导，考核管理。三是乡镇党委具体抓。党委书记、副书记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着力抓落实。四是相关部门配合抓。县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头落实，通力合作。县、乡、村三级形成了横向联合、纵向联动，共同争先进、创一流的工作新格局。

抓落实强化责任严格管理

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目标责任制和严格的管理考核办法，是保证实现抓“三级联创”工作层次性与统一性、推进创建工作步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有效途径。一是落实责任制。县委坚持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制定并实施了《威信县党建工作责任书》，明确党建工作目标，强化党建工作措施，落实党建工作责任。二是严格考核。2002年，县委结合实际，制定印发了《乡镇党委年度工作目标量化考核办法》，把物质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大块工作分解细化进行量化考核。三是强化检查督促。县委组织部实行了股室联系乡村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定期对全县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检查指导，针对存在问题，督促乡镇党委及时整改。

抓关键打造班子带好队伍

在县委班子自身建设上，一是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完善县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领导机制。县委立足于全县工作大局，集中精力把好方向、抓好大事、出好思路、管好干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县得以全面贯彻落实，努力发挥县委对全县重大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是规范程序，民主决策，健全县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工作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县委通过完善议事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凡属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干部的推荐、任免、奖惩，都坚持在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三是坚持原则，珍惜团结，增强县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整体合力。主要是注重处理好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班长”与班子成员的关系，使班子内部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谅解、相互补台的良好工作氛围。

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县委紧紧抓住理论学习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这条主线，突出抓班子、带队伍、找路子“三个重点”，一是选好配强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总支书记，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县委结合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和村级体制改革，在用人上严格按照“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严把思想政治素质、理论功底、党性修养、文化知识、基层经验“五关”。通过“两推一选”，把群众、党员、组织三满意的能人选到乡镇、村级班子中来，增强了乡、村领导班子的整体功能。使“有人管事”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二是按照“领导当楷模、机关作表率、基层树形象”的要求，切实加强乡镇党委的“形象”建设。三是坚持运用“三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抓住会前征求意见、会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认真整改这三个基本环节，进一步提高乡镇党委的民主生活会质量，着力解决好影响班子凝聚力的突出问题，增强班子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四是加强乡村干部的监督管理，切实转变干部作风。各乡镇党委结合各自实际，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乡、村干部的监督管理，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抓基础夯实基层组织建设

一是进一步理顺村“两委”班子关系，不断推进村民自治进程。村改委以来，县委组织部和民政局及时制定印发了《村党总支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分别对村支书、主任进行集中培训，引导和帮助村党总支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法制观念，支持村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引导和帮助村委会牢固树立党的集中领导观念，自觉接受党总支的领导，进一步理顺了村“两委”关系。二是合理设置基层党组织，不断扩大党的覆盖面，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2003年以来，针对待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县城外来个体工商户和离退休住昆老干部不能正常参加组织生活、不能按时交纳党费的实际，相继成立了待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党支部,把待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党员归人事局党总支管理；成立县城外来个体工商户党支部，把外来务工经商流动党员归工商局党总支管理；成立县驻昆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归县直工委管理。

抓队伍提高党员干部素质

一是在党员队伍建设上，严格贯彻“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和“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认真把好“入口关”、“审批关”和“转正关”，注重从生产工作第一线和高知识群体、青年中发展党员，积极做好在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党员工作。全县现有2280人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普遍实行了“两推一公示”（共青团组织推荐优秀团员、妇联组织推荐优秀妇女作为党员发展对象的制度，发展党员公示制）、发展党员预审制等做法，保证了新发展党员质量。2004年上半年全县新发展党员290名，党员总数达11319名，党员队伍结构有新的改善，活力有新的增强。同时，严肃组织纪律，坚持和完善“”、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党员处置力度，形成能进能出、吐故纳新的机制，使党的队伍始终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在党员干部培训和党员电化教育上，以被确定为全市党员电教科技工程示范县为契机，制定并实施了《威信县2002年至2006年农村党员、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工程五年工作规划》和副科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定期为基层讲党课制度，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村民小组党员电教播放点，形成了以县党员电教中心为龙头，以乡镇电教工作站、村级电教播放点为依托的辐射县、乡、村、组四级电教网络。目前，全县基层党组织党员电教工作正朝着“三化”（播放工作经常化、管理制度化、内务建设规范化）、“七有”（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有内容、有制度、有活动、有效果）方向发展。为拓宽视野，转变观念，还采取举办各类培训班、聘请专家教授进行专题讲座、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参观考察等形式，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2002年以来，县、乡、村三级党组织共举办中青年干部、后备干部、村支书（主任）培训班、专题知识讲座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27期，受训的农村党员、基层干部达3600人次，从而增强了他们的发展意识，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

抓创新探索活动有效载体

发展创新范文篇4

商业模式创新是中央商贸企业创新发展的重头戏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企业的根本目标是创造利润和实现投资价值。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选择体现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发展战略制定的关键之所在。

一般来说,商品社会里的任何一个商业组织,通过对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组织,最终将增值的商品和服务传递到客户,并产生每个组织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效益。这一流程和方式,就是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判断一个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否成功,归根到底是要看能否创造为客户所认知的价值并因此而实现自身的持续性盈利,换言之,就是要看能否实现企业可持续性的发展。

商业模式的创新是中央商贸企业创新发展的重头戏。商贸企业商业模式的拓展,既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资源基础,并非全面转向制造业,即所谓通过实业化来实现,又要突破既有模式,以既有能力和渠道为依托,沿着价值链环节上下延伸。近几年来,中国纺织集团坚持商业模式创新,经营规模从50亿元左右发展到150亿元以上,利润总额在几千万元的基础上增长了近7倍,净资产收益率增长了近10倍,2007年效益水平更有望创历史新高。

供应链管理是商贸企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探索

目前,供应链管理作为一种"跨行业"的商业模式在国外被广泛认知和实践。今天,中纺集团已经改变了单纯贸易商的传统形象,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贸易流通环节,也不再单纯依赖于贸易差价,而是依托价值链上多种产品和服务的组合来不断向前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能力为特征的企业发展新格局。

从经营的环节来看,供应链管理强调的是从头到尾的整个价值链环节,而不只是其中的一段或几段孤立环节;从管理的对象来看,供应链管理强调的是对贯彻整个价值链环节的"三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统筹安排,而不是将三者孤立开来对待。以中纺集团棉花和棉纺业务为例: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从棉花到棉纱整个供应链的优化整合,增强业务的协同发展效应,在继续巩固中国最大棉花供应商的基础上,加快打造中国高档差异化棉纺织企业的步伐,以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经营活动涵盖了贸易、运输、研发、制造和分销等几个主要环节,跨越了服务和制造两个行业,也跨越了传统贸易活动和运输与分销两个流通产业,盈利也不仅仅是依靠单纯的一买一卖来赚取差价,从而塑造了中纺棉花棉纺业务不同于其他竞争对手的特色和优势。

从实现盈利的手段来看,供应链管理追求整体流转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拘泥于某一个或几个环节利益的最大化。近年来,中纺集团油料业务一方面加快向国内压榨环节延伸的步伐,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具有丰富原产地采购经验的战略合作伙伴,积极筹备开展海外原产地采购工作,进一步完善油料业务的价值链。在经营中,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货物从巴西等原产地运到国内分销出去,而是全程关注其间所发生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以及对其中的各种风险进行认定和控制,并为自身和客户提供一揽子风险防范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从源头到末端的整个供应链效益和效率的最优化。

牢牢把握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回顾和总结中纺集团近年来探索转型发展的实践,我们感到,中纺集团经营规模和效益水平快速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转型过程中,把握住了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发展的历史性契机。我们在未来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为商贸类企业所提供的历史发展机遇,将企业的未来发展更加紧密地与国家发展的总体要求结合在一起,在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积极发展,力争发挥更加突出的主导性作用,为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提高对外经济贸易效益做出自己的贡献。

发展创新范文篇5

1.企业文化内涵

企业文化或称公司文化、企业精神，一般指企业中、长期形成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作风、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对企业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其内容大体分为:(1)劳动文化（主体是劳动者）;(2)生产文化（主体是管理人员）；(3)经营文化（主体是决策层）。它是企业领导倡导、培植并身体力行的结果，通过各种方式灌输到全体员工的日常行为中去，日积月累地逐步形成。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对企业经营管理发挥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既使领导人更换，也会代代相传。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正在打破国界，在全世界兴起，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文化的辩证法,是来源于社会，奉献于社会。企业文化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2.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

企业文化即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思想核心理论基点，企业的文化理念亦即企业的经营哲学思想，企业活动从事什么，禁止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走这个方向而不走那个方向，都是有个想法的，有大想法，有小想法，一时之念长期之思，而企业一贯性活动必定是在一个长期形成的较深层的想法支配下进行的，不可能是盲目从事，即使是盲目行事也有一种文化理念支配，不要正确的文化理念就是盲目从事的文化，长期形成而深层的那个想法就是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1)企业哲学;(2)企业精神;(3)企业目标;(4)企业道德;(5)企业风尚;(6)企业民主;(7)企业形象;(8)企业价值观;(9)企业素质;(10)企业行为规范等。

3.企业文化的功能

(1)导向功能。企业文化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把企业职工引导到企业所确定的企业目标上来。企业提倡什么，崇尚什么，职工的注意力必然转向什么，企业文化越强有力，越用不着巨细无遗的详尽的规章制度。

(2)提升功能。先进的文化理念可提高企业形象的美感度，增加品牌的附加值。万宝路的文化比登喜路明显高出一筹，万宝路立意于一种人格力量和一种人类审美的局面，而登喜路仅仅着眼于烟的口味，固而万宝路的形象价值是登喜路的几十倍。

(3)凝聚功能。被企业员工认同的企业文化，如同一面大旗，使员工自觉簇拥其周围，并吸引后者跟入，同时对企业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产生吸引力。

(4)激励功能。崇高的文化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推力，让企业职工有盼头，有奔头，让企业外部的合作者产生合作的动力，对消费者激发其信心。

(5)稳定功能。正确的文化存在着一种同化力量，对一些消极的“亚理念”起着消弱、改造的功能，从而使正确理念“一统天下”，企业处于有序状态，以利平稳而有力的运行。

二、企业文化创新内涵与价值

1.企业文化创新内涵

企业文化创新是指为了使企业的发展与环境相匹配，根据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形成体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并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活动过程。企业文化创新的实质在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突破与企业经营管理实际脱节的僵化的文化理念和观点的束缚，实现向贯穿于全部创新过程的新型经营管理方式的转变。

面对日益深化、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不仅从思想上认识到创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灵魂，是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而且逐步深入地把创新贯彻到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落实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中。企业不能固守一种固定文化表现形式，它既要保持其文化的本质不变，又要不断创新它的表现形式，增添新的文化内容，这是企业文化获得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文化创新不能一次完成。成熟的企业文化是一个能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文化，其标志是上下同欲，自觉求新求变。企业文化深入到企业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种活动，并有巨大的同化作用，使新的企业员工能很快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当中，接受、理解企业文化、认同企业文化、自觉约束自己，通过自身体现企业文化、加入到创新企业文化的过程中。

创新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和生命力所在，是企业价值观的内核。没有创新的企业文化就没有创新的企业英雄人物和创新的员工队伍，就没有创新的技术、创新的管理、创新的产品、创新的服务和市场，企业就会丧失其社会价值的依据。

2.企业文化创新的价值

(1)企业文化是新世纪企业竞争的核心。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企业硬件的较量已经逐渐开始淡化，竞争的核心将由20世纪60年代技术竞争、20世纪70年代管理竞争、20世纪80年代营销竞争、20世纪90年代品牌转向21世纪的企业文化竞争。企业文化能使企业在新世纪保持长久的竞争力，企业文化创新也由一种全新的文化理念，转变为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决定性作用的新型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其思想观念，它决定着企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能够激发员工的士气，充分发掘企业的潜能。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建立后，它所带来的是群体的智慧、协作的精神、新鲜的活力，这就相当于在企业核心装上了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可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2)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现代企业文化更紧密地把企业文化活动与企业的实际收益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直接挂钩。因此，它在企业的地位就愈见重要和突出。当企业内外条件发生变化时，企业文化也相应地进行调整、更新、丰富、发展。成功的企业不仅需要认识目前的环境状态，而且还要了解其发展方向，并能够有意识地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企业文化以适应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依靠文化带动生产力，从而提高竞争力。文化创新会直接作用于人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一个企业无论实力多么雄厚，它的企业文化建设一旦停步不前，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个企业必将会成为强弩之末。

(3)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的基础。企业要进行管理创新，必须变革约束管理创新的思维、观点，打破现有文化模式，任何一个企业为了在新的竞争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彻底地管理变革，这就涉及到企业深层次的方面，企业管理理念、企业精神等诸多方面根源于企业经营者的思想深处，要求企业必须创新建立健全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制度创新是企业文化创新的主要现实表征。制度创新的基础就是文化创新，没有文化的创新，制度创新是一句空话。企业在深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应切实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把创新与企业文化结合起来，以企业文化创新为载体推动制度创新，真正为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推动力。

三、企业文化创新的基本思路

企业文化创新要以对传统企业文化的批判为前提，对构成企业文化诸要素包括经营理念、企业宗旨、管理制度、经营流程、仪式、语言等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弘扬、重建或重新表述，使之与企业的生产力发展步伐和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

1.企业领导者加强自身修养，担当企业文化创新的领头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家的文化，是企业家的人格化，是其事业心和责任感、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创新精神等的综合反映。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全体成员灌输企业的价值观念。这正如我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在分析他个人在海尔公司充当的角色时所说的,“第一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中如何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第二是牧师，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

企业文化创新的前提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观念的转变。因此，进行企业文化创新，企业经营管理者必须转变观念，提高素质。

(1)要对企业文化的内涵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要彻底从过去那种认为搞企业文化就是组织唱唱歌、跳跳舞、举办书法、摄影比赛等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真正将企业文化的概念定位在企业经营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上。

(2)要积极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要从原来的自我封闭、行政命令、平均主义和粗放经营中走出来，牢固树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全新的发展观念、改革观念、市场化经营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等等。

(3)要认真学习掌握现代化的管理知识、方法和技能，同时要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的管理经验，用于企业发展，并且在文化上要积极融入世界，为企业走国家化道路作好准备。

4.要有强烈的创新精神，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要保持一种非凡的活力，双眼紧盯着国际、国内各种信息，紧盯着市场需求，大脑中要能及时地将外界的信息重新组合构造出新的创新决策。

2.企业文化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推动作用得以实现，关键在于全体员工的理解、认同与身体力行。为此，在企业文化变革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培训计划的设计和实施，督促全体员工接受培训、学习。通过专门培训，增进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员工的参与积极性，使新的企业文化能够在员工接受的基础上顺利推进。

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企业文化创新的不竭动力。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往往会在下级组织招致变相的扭曲或其他阻力，况且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累积过程，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给予不断的强化。因而新的企业文化的建立和运行过程必须通过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予以强化和保障，使之形成习惯稳定下来。比如分配机制的变革就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因为分配机制同时体现了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有机结合。另外，也要注意精神激励的重要性，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物质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自我实现的评价将压倒其他因素。企业应该增强管理过程的透明度，对员工实行公正对待。

现代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也是企业凝聚力的较量。这归根结底又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的竞争。顽强的企业团队精神，是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条件。要把企业成千上万名员工凝聚起来，只靠金钱是不够的，企业必须具备共同的价值观、目标和信念。对共同价值的认同会使员工产生稳定的归属感，从而吸引和留住人才。事实证明，企业只有形成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员工队伍。

3.建立学习型组织

企业间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实际上应该是学习能力的竞争。如果说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那么其中的关键是企业的学习能力。建立学习型组织和业务流程再造，是当今最前沿的管理理念。为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世界排名前100家企业中，已有40％的企业以“学习型组织”为样本，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成为企业成长的关键性资源，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根基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功的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学习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命力的源泉。企业要生存与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强化知识管理，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有一个逐步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实现质的突破，才能在现代企业制度的环境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企业追求的永恒主题。

参考文献:

[1]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

[2]王海之:浅析企业文化对管理创新的价值[J].商业研究，2001(10）

发展创新范文篇6

关键词：新时期；汽车营销；创新模式

发展新的营销模式要求在标准化生产的基础上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新汽车营销模式强调商品的特性要满足消费者的利益，这就需要研究消费者的体验，以消费者体验作为关注焦点，从而实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目的。

一、目前我国汽车营销服务的特点

（一）营销方式单一。从现在整个汽车市场的营销方式上看，我国在汽车营销方面所采用的销售方式非常类似，基本是都是采用信贷销售、网络销售、活动推销、展览销售等来吸引消费者，但是这几种的消费模式并不能真正满足汽车销售的需求。事实上，根据大量数据表面，在汽车营销中，通过广告的营销方式占据主要的成交份额。因此，在这个营销的态势下，我国汽车营销的潜力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发展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二）售后保证系统不完善。在我国汽车的营销中，让人比较放心就是4S店的服务，但是即使是4S店中，售后保障也没有完善的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4S店尚且如此，其他营销模式中的售后保证就更让消费者质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很多的汽车销售人员认为只要将销售的工作完成，汽车卖出就算完成任务，而对售后保障服务缺乏认知。

二、新时期汽车营销的创新

（一）营销内涵的创新。汽车营销内涵的创新主要是体现在积极的、联动的沟通销售。通过与客户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与客户建立足够的信任感，并对公司的产品有着一定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感官和思考、情感和行动的方式，以消费者的体验作为本次销售的重点，使销售的定位更加精准。（二）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营销的创新。大数据技术就是将海量的信息资料进行整理，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线索，并针对某一事件进行分析，了解事件内部的规律。在企业进行市场营销时，通过大数据能够针对客户消费的数据和消费的侧重点，找到客户的需求，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营销计划，使企业的营销模式向精准营销方面迈进。相比较传统的市场营销，大数据时代下的通过客户在网页上的浏览记录、购买记录等信息制定的企业市场营销战略定位更加清晰准确，也更能够达到营销的目的，从而扩宽销售的渠道。（三）建立绿色的营销理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节能环保的理念是我国一直贯彻落实的发展方针，因此企业营销就应当在绿色健康的发展中，追求经济效益，从而达到消费者和社会以及企业之间能够达到统一的利益需求。建立绿色的营销理念需要强化绿色的营销观念，树立绿色的营销环境，在保证汽车能够符合国家绿色标准的基础上，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客观的消费。企业也要在营销的方式上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四）营销观念的创新。企业可以通过“四位一体”的营销模式，打响企业的品牌，扩大汽车的知名度，扩宽汽车的销售渠道。所谓的四位一体就是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提升汽车服务的标准和质量，是客户能够在销售中、售后中、维修中和信息反馈中得到很好的服务，从而对汽车和企业的品牌产生信赖，增加企业优质客户的人数。这样的营销模式，真真正正的体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原则，增进了客户汽车品牌和企业的关系，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五）营销服务的升级。在销售中产品的质量和销售的服务是最为重要的，产品的质量越好，汽车的口碑也就越好，营销的途径也就越广。所以为了能够保证在汽车行业的竞争力度，一定要保证汽车的质量。除了汽车的质量外，营销的服务和态度是非常关键的，在营销的过程中关注客户多遇到的困难和疑虑，通过在咨询和购买以及维护方面的保证，解决客户的难题，为客户提供最优质服务。通过产品的质量和营销服务的创新不仅能够提升企业品牌的知名度，也能够维持和消费者良好的关系。（六）经销模式的创新。如果将汽车的供应商转化成汽车的经销商，无疑能够在价格上做出让步，在质量上得到保证，这样一来，就能给购买汽车的客户在价格上让利，而这一点在现在生意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大的社会环境中，尤为重要。事实上，这种经销模式的转变虽然会让汽车的经销商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却能够对汽车资源更有效利用，不仅能够加强和汽车制造商的合作，也能够在价格上吸引更多的客户。其次就是可以在各大商业圈或者是购物中心通过二级完成汽车的销售，这样的好处是客户能够挑选的汽车品牌会更多，购买的成本也会降低，还能够更好的展示各种品牌之间的优缺点，帮助客户更好的选择。（七）依托于互联网的新零售。随着新零售概念的火爆和升华，奶茶、咖啡和母婴产品甚至是汽车等都采用新零售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营销方式，新零售的营销模式逐渐成为营销的主流。从新零售概念的诞生到汽车新零售过车体验的创建，利用金融消费，打造汽车和人以及生活三位一体的生态营销体系正在引领人们向极致生活延伸。事实上，这种线上和线下融合的方式不仅模糊了线上线下的概念，也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而汽车和电商的结合是新的发展趋势，比如说在奇瑞汽车就有一款新零售的车型，那就是瑞虎7i，这款车型还参与了天猫的活动，消费者直接下单就可以在附近奇瑞的门店提车，完成整个交易。除此之外奇瑞依托互联网拓展新的零售模式和销售渠道，在品牌、金融、库存、流量、场景、智能化等方面为线下渠道全面赋能。这样的模式会让整个交易的过程更加简单方便，也是企业的营销范围得到很大程度的扩张。

实现汽车服务营销模式的创新，是促进我国汽车销售行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其本质目的是根据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特征，促使企业进行的发展战略和营销模式的创新，进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静.我国汽车营销现状及创新策略[J].科技与企业，2015，20：68.

[2]汪五一.中国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的创新研究[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发展创新范文篇7

中国漆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国就已经诞生了漆器。受2O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漆艺运动影响，漆画在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首次以独立画种的身份登上了舞台，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普遍受到国内外艺术界的关注与喜爱，并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漆画是中国民族绘画的新创造，它有着丰富的表现力、鲜明的民族性以及强烈的现代感。

中国现代漆画具有绘画性和工艺性的双重属性，是绘画和工艺相结合的画种。受传统漆器审美的影响，漆画创作离不开传统漆艺的技法，同时也兼收了其他画种的长处，如：描漆的工笔之美，画漆的重彩之美，刻漆的版画之美，推漆的浮雕之美，刮漆的油画之美，泼漆的写意之美。他所包含的题材范围也很广，体现出巨大的艺术潜力和广阔的开发空间。但现代漆画毕竟历史太短，根基尚不深，与博大精深的中国画以及实力雄厚的油画等诸多画种相比之下，还显得很稚嫩。无论在表现形式、工艺制作以及创新能力上都有他的软肋，中国漆画要想真正融人世界美术的主流，还有相当远的路程要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随着时代而发展，漆画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贯穿古今中外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之路。在越南磨漆画的影响下，国内一些现代漆艺家开始了漆画的创作活动，但由于漆画技法的繁复，材料工具的特殊以及制作过程的艰辛，限制了漆画的普及。目前，很多漆画艺术家也都在探讨漆画的发展趋势、漆画今后的路程该如何走等等新话题。这关系到中国现代漆画能否成否成为一门纯艺术而被广大艺术爱好者所承认。不少漆艺专家提出应加强中国漆画的精神追究，要尽力避免漆画作品中感情苍白、思想匮乏以及缺乏号召力等诸多问题，同时还要注意漆画发的方向性的问题。自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至今已近三十年，漆画的发展在总体上始终徘徊不前，主要问题在于方向性不强，究其原因就是漆画的创作原则不够明确以及创作环境不够规范，定位不明，重视不够。现阶段，漆画发展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生怀绝技的老艺人一身绝学无处传授导致一些传统技艺不声不响的流失；一些高校从市场效应出发，逐渐取消漆艺专业……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抑制漆画的发展。

漆画是创造性的艺术，它的价值在于创新，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是艺术发展的灵魂。现代的漆画艺术从古老的漆艺中脱胎而出，是当代艺术家与传统漆艺结合的产物。漆画艺术家们把漆画从古老的漆艺中“脱胎换骨”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创新。它并不是摒弃一切自身的一些特质而盲目的去追求标新立异，它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而漆画的发展也离不开这种在创新中的实践变化。同时，漆画还需要借鉴其他画种的长处，巧妙的把绘画性与工艺性有序的结合在一切，这就需要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不仅要注重工艺性，同时要注重绘画性，要从构图的科学，色彩的冷暖，空间的前后，造型的美观等方面去考虑，它还需要有对传统艺术观念的修养，更需要有执著胆大的创新尝试。这样漆画才能在这个社会多元化发展，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的艺术天地。

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则是促发创新的契机。全新的事物会给人不一般的感受，使你在表现时极尽所能，创立新的方法以适应新的命题，达到创新的目的。漆画的创新取决于技法的变化以及艺术风格的体现，它与艺术家所受的教育、生活经历、艺术实践以及生活的环境、时代等密切相关。本人认为漆画的发展需要关注观念的改变以及语言的创新。观念上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的繁荣与创新。

我们不能被旧的传统观念束缚，应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形成新的艺术语言及艺术观。现代漆画的技法、造型、构图、色彩、材料等表现形式，区别于其他画种的特色。创立了现代漆画的自身艺术语言。总之，漆画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处于发展阶段，是包容性很强的一个艺术体系。漆画要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中国现代漆画要有更好的发展，漆画家们要掌握传统漆艺的材料、工艺及表现语言，不断探索、丰富表现技法。加强与世界主流美术之间的对话，紧跟世界美术的大潮流。他的发展与创新需要容纳百．的博大胸怀，兼容一切有利于漆画发展的艺术。这样漆画艺术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逐步的走向成熟。

发展创新范文篇8

(一)银行保险发展创新的本质是银行保险合作

银行保险是保险公司在业务拓展中，从产品销售渠道选择的创新，到主动开发设计适合银行柜台窗口服务的特殊保险产品，再到与银行联盟或控股，成立专门的银行保险组织机构，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银行保险经营管理文化理念的发展与演化过程的结果。这已超出了原来销售保险产品的渠道选择问题，其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银行与保险在物质技术、组织制度和文化意识等层面全方位创新，本质上看则是银行保险合作。

银行保险合作从保险公司简单地借助银行柜台窗口作为保险产品的营销渠道，到利用银行丰富的客户资源、大量的网点、强大的信誉和资金优势设计适合银行销售的独特银行保险产品，再到在混业经营情况下能与银行经营风险形成平衡对冲的独特银行保险产品的开发设计，从物质技术层面上体现了银行保险技术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其次，银行保险合作还沿着减少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轨迹，从严格分业经营制度背景下松散的协作，到混业制度背景下的银行保险双方紧密的战略联盟，再到参股分权或设立子公司的组织制度层面上的演化。另外，从起初消费者单一的保险消费，到保险公司提供“一揽子”以分散风险、保值增值的理财服务为核心的多样化金融保险产品组合，从保险消费意识到保险经营理念均体现了银行保险的意识层面的变迁。

(二)银行保险发展创新是银行资源与保险资源整合的产物

1.银行资源与银行产业资源

银行资源就是货币和信用。它主要指货币资金、流通证券、社会成员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政府间接受的信用。而银行产业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所拥有的银行体系，而且，银行产业资源的利用就是银行体系对经济过程提供的整体性功能服务，而银行资源的开放就是将经济中的各种资源用于对银行体系的投入。银行不仅要科学地开发利用好银行资源，还要合理高效地利用好银行产业资源，而保险寻求银行或与银行的联盟，甚至参股银行等，则正是充分利用银行产业资源拓展保险资源的体现。

2.保险资源与保险产业资源

保险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技术、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一定的时间内，可以被保险人利用、开发设计成保险商品的可保风险标的，是投保人拥有的财物及其相关利益(或生命与身体)存在的致损(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投保人希望以商业保险方式转移的纯粹风险，它产生的后果是损失(害)。保险经济活动是保险公司通过拥有的人财物等保险产业资源，将保险资源开发设计成保险商品，保险商品一部分进入生产领域(企业财产保险、工程建设保险、给职工办职业年金计划等，保险费都计入生产成本)，一部分进入了消费领域(个人或团体保险消费，主要是基于安全、情感和自我实现需要的消费品)，从而参与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再生产与精神再生产过程中。尽管保险资源总量会受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规模、发展水平、积累程度，以及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法律制度、医疗、卫生、科技、教育、环保等因素的制约，但保险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还与人们的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关，还与整个保险业的保险产业资源的发达与完善状况有关。

保险产业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系统在某一时间所拥有的保险体系，它是保险经济活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历史地形成的三个层面。一是保险经济活动中历史地积累形成的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如风险管理与保险活动中直接占有使用的人力、资金、财物等物质资源，以及风险管理与保险技术等知识资产。二是保险经济活动中历史地积累形成的组织制度层面的内容，如各种风险管理与保险组织机构形态、组织制度规范、法律条款、政策文件等非物质资源。三是保险经济活动中历史地积累形成的保险文化意识层面的内容，是保险产业资源的第一、第二层次内容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风险管理与保险文化建设积累形成的精神成果，如保险文化理论、保险心理理论和保险道德理论等。保险产业资源的利用，就是保险业系统对社会经济过程提供整体性功能服务的过程。

保险资源是保险增长与发展的基础，保险产业资源是保险增长与发展的条件。保险公司不仅要科学的开发利用好保险资源，而且，还要合理有效的利用好保险产业资源，而保险寻求银行或与银行的联盟，甚至参股银行等举措，正是借助银行产业资源来实现保险资源和保险产业资源的有效利用。

3.银行保险产品是金融技术创新的产物

金融混业经营使保险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托市场间的互动成为现实，推动着金融与保险的渗透和变异，刺激了保险专业化分工。特别是随着以法律为中心的条款设计技术、以财务平衡为中心的精算技术、以承保业务与资金运用业务为价值链的实务操作技术等保险产品设计技术的日趋成熟，很多成本低利润高的金融型保险产品相继问世。可见，保险通过银行保险实现了业务的专业化和归核化，开拓了新的营销渠道，使业务上了规模，节省了业务成本。银行则利用自身资金优势、客户资源优势、营销服务网点优势，通过银行保险拓展新的业务空间，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又降低了业务结构上的经营风险，并延长银行的业务价值链，形成更大的规模经营，增加新的利润生长点，却不会增加太多成本。

显然，银行保险产品是金融创新的产物，是集金融物质技术创新、金融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文化意识创新为一体的在产品技术形态方面直接的体现，是适应银行业与保险业在不同深度与广度相互融合而出现的一类特殊金融服务创新，相应的金融保险组织机构与制度管理创新也应运而生。

4.银行保险服务是金融管理创新的产物

银行保险服务价值链(以财产保险为例)包括市场调研、险种研发、精算定价、营销渠道、推介展业、核保承保、共保分保、资金运用、客户管理、防灾防损、查勘定损、核赔理算等活动环节。但不同经营主体其银行保险服务价值链结构是不同的，这是导致经营主体在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内部治理结构差异的根源。另外，银行保险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服务内容与形式都完全不同。如在银行分销阶段，营销渠道、推介展业、核保承保等环节是由银行独立完成，其它环节则由保险公司完成。而在战略联盟阶段，银行参与的服务活动内容就多些，上述环节银行都参与。在银行人股保险公司阶段，银行股权性参与的服务内容就更广泛。显然，银行保险服务也是保险商品服务活动形成的价值链管理不断创新的结果，其价值链上的活动则是为顾客提供的具体服务创造利润。

5.银保战略联盟是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的产物

银行保险的发展历程表明，银行保险是金融业从最初的自然混业经营，到严格分业经营，再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混业经营的制度演化变迁的产物。以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为界标，银行保险大至可以分为萌芽的银行保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后的成长期，在世界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趋势下，金融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市场客户需求的推动，激发了金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银行与保险双方由松散协作，发展为紧密协作的战略联盟阶段，并逐渐向银行保险的高级阶段演化。

银行保险合作双方为了更大的节省合作成本，更多的分享合作利润，在松散的短期分销合作模式基础上，会自发地升华、衍生形成一种紧密的、长期稳定的、战略联盟的合作模式，即由寄生模式转化为共生模式，共同出资，联合开发设计产品，共担风险，共享利润。

银行保险战略联盟的共生模式，在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下，除了不能共同出资参股外，有着分销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此模式可以帮助保险公司充分扩充新的保险区域，拓展新的保险市场，寻找更多的销售渠道，维持较高的续保率，保持较高的保费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此模式可为银行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以“保本求利”为核心的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有利于银行客户接受保险保障，提高客户对银行服务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银行保险战略联盟的高级阶段是相互参股，甚至出现巨型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内设专业化银行保险公司。当然，这要求银行保险的法律制度层面提供必要的支持环境，以促进银行保险更高层次的健康发展。

二、银行保险发展创新的经验

在金融市场不断完善、金融企业不断网络化和虚拟化背景下，银行传统的垄断地位被动摇并逐渐削弱。银行客户需求的多样化与银行单一服务的矛盾加剧，激烈竞争加速了银行业自身的改革创新，推动其主动融合。

(一)中国的银行保险发展创新生机勃勃

对于仍然处于严格分业经营状态下的中国保险业，刚刚起步的银行保险业务已呈现出勃勃生机。统计资料显示，目前，银行保险与个人营销、团体业务，已经逐渐成为我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三大来源。自1995年开展银行保险业务以来，发展速度很快。如2002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388.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17.1%；2003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76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26%；2004年全国银行寿险保费收入795亿元，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25%。2005年由万能寿险的热销引发井喷，各保险公司业务量迅速上升，仅万能寿险实现的保费收入就占到总保费收入的36%。总之，近年来由银行保险产品引发的一波又一波银保浪潮，正在改变着各类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影响着人们对自己资产结构和方式安排的思考，改变着人们对银行和保险的传统看法。

但是，我国的银行保险合作仍然处于银行保险的初级阶段，即银行分销保险产品阶段。银行保险双方融合度不高，仅限于保险业务，使得合作中的银行与保险双方资源难以实现互惠互利，无法向合作的纵深发展，离股权性的参股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随着利率回调，客户兴趣也逐渐开始转向共同基金、投资信托和其它产品，而保险公司在银行手续费不断交替攀升的恶性竞争中，长期的“赔钱赚吆喝”无利润经营模式，使保险公司开始转向了高利润产品和渠道，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压缩不盈利的业务品种和规模，甚至退出银行保险市场。另外，在现有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法律框架下，双方不能直接相互持股，既无法在经营行为上紧密合作、协调一致，又不能实现利润分成，只能以兼业模式出现，依靠手续费来获得利润。这从组织制度层面上锁定和限制了银行保险的深层次合作。由此引起双方合作的短期行为必然使银行保险合作的结果不是双赢。

当然，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逐步放宽，保险经济活动的承保业务和资金运用业务两个轮子都正常地转动起来后，保险公司的综合实力将更强，保险产品的价格将更低，或者说返还给投保人的利益将更大，则银行保险产品将更有市场竞争力，银行保险合作将会向广阔的纵深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激烈竞争使不受制于自身资本金限制的中间业务成为银行业的重要利润生长点，也会迫使银行在近期收益与长远的业务发展上做出更理性的选择。这样的银行保险双方博弈才是双赢。显然，客户是银行保险的最终受益者。

(二)银行保险综合经营已成趋势

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多样化需求的刺激，推动着金融创新由物质技术层面为中心的产品创新，转移到了金融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文化意识的全面创新时期，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一轮又一轮的综合经营兼并浪潮，一些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涌现出一批国际知名的金融保险“巨无霸”，形成了不同产品、不同业务相结合的综合性金融机构，而金融业务的重心仍然紧紧围绕着居民个人金融业务展开。显然，以综合经营为趋势的并购浪潮既是以资本为核心的金融资源的重新整合，又是金融组织制度的重构，也是金融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下的金融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和再造。此趋势不但迅速改变了保险业的地区和业务格局，对今后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方向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发展创新范文篇9

第二，抓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主体。在发达国家，研发投入资金和研发人才的70%以上集中在企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我国在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科研体制，在企业之外建立了一大批靠财政供养的科研机构，使科技与经济长期处于“两张皮”的状态。随着应用型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革和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两张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地位逐步增强。去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科研投入的比重已由过去的30%左右上升到66.3%，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有大中型企业都应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应低于3%，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在10%以上。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企业，应当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因为这些企业集中了最好最多的科技资源，而且随着近几年盈利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具备了增加研发投入的实力。必须从考核指标等方面建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企业获得的技术成果，应对其市场价值做出评价，列为企业的绩效。对企业业绩的考核，不仅要注重实现利润和资产保值增值，也要注重其技术储备等长期发展能力。在考核企业资产价值时，不仅要看其有形资产，也要看其无形资产，越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越是要注重考核其无形资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企业技术进步的规律，我们今天应毫不犹豫地运用于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和管理。目前国有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水平，症结在于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追求技术进步的机制以及决定这个机制的考核指标体系。只有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研发的巨大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才能落到实处。

发挥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各自的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它们之间的联合，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大学科研经费60%以上来自于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每年达500多亿元。原部属256个应用型科研机构改制之后，有的进入企业内部，有的成为独立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增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和创新意识。要大力推动三者之间的联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这是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把自主创新的战略意义提到了新的高度。

【关键词】创新发展战略

2005年末，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自主创新的重大发展战略，指出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心环节。紧接着中央又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两年来，中央提出的这一战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科技创新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自主创新的成果开始涌现。2006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1.07%上升到1.42%，专利申请授权数同期由13万件上升到近27万件，增长1.02倍。但是，应当看到，技术创新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追求技术进步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足，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不高。2006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68%的企业尚未建立研发机构，76%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6%，远远低于国际上一般为3%的水平。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与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支出的比例为1∶0.26，远远低于日、韩1∶5－8的水平。绝大多数企业尚缺乏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出口轻纺产品中贴牌生产占相当高的比重。通常讲一类企业卖标准，二类企业卖专利，三类企业卖产品，我们的多数企业仍处于卖产品的阶段。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许多企业尽管销售额很大，但获利甚微，大部分利润流入外企手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国内投资只能集中投向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而电子信息、精密设备等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主要靠外商投资或进口产品来满足需要，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遭遇到资源、环境越来越严重的制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部署，切实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着重抓好以下主要工作：

第一，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去年年初通过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是集中了大批专家，经过缜密论证制定的，它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发展创新的目标、重点和政策措施，16个重大科技专项已陆续启动，鼓励科技研发投入等上百个配套政策也正式推出。落实好纲要，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当前的问题是，企业申请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主动性、积极性还不够高。如企业研发投入可以在税前超额扣除等优惠政策，真正能享受的企业不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申请的积极性低于中小企业，这就使本该享受的优惠政策而没有享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企业对政策信息不了解、不敏感有关，但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仍缺乏以技术进步求发展的动力，需要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入手，建立企业技术进步的机制。

第二，抓紧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企业是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主体。在发达国家，研发投入资金和研发人才的70%以上集中在企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我国在计划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科研体制，在企业之外建立了一大批靠财政供养的科研机构，使科技与经济长期处于“两张皮”的状态。随着应用型科研机构的企业化改革和鼓励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机构，“两张皮”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地位逐步增强。去年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科研投入的比重已由过去的30%左右上升到66.3%，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有大中型企业都应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应低于3%，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在10%以上。国有大型骨干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企业，应当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因为这些企业集中了最好最多的科技资源，而且随着近几年盈利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具备了增加研发投入的实力。必须从考核指标等方面建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机制。企业获得的技术成果，应对其市场价值做出评价，列为企业的绩效。对企业业绩的考核，不仅要注重实现利润和资产保值增值，也要注重其技术储备等长期发展能力。在考核企业资产价值时，不仅要看其有形资产，也要看其无形资产，越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越是要注重考核其无形资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阐明了的企业技术进步的规律，我们今天应毫不犹豫地运用于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和管理。目前国有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平均水平，症结在于国有企业尚未建立起追求技术进步的机制以及决定这个机制的考核指标体系。只有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研发的巨大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才能落到实处。

发挥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各自的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它们之间的联合，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大学科研经费60%以上来自于企业委托的研究课题，每年达500多亿元。原部属256个应用型科研机构改制之后，有的进入企业内部，有的成为独立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增强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观念和创新意识。要大力推动三者之间的联合，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第三，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实行开放式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技术资源的市场化、国际化也呈不断发展之势，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由于市场和管理等原因，经营困难，其技术人才和技术成果必然在国际上流动。一些以技术专利为主要产品的研发企业，必须通过出售其技术才能维持企业生存发展。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有研发能力而缺乏研究课题和资金支持，谁能提出课题并提供资金即可为谁服务。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了巨大的技术需求市场，而外汇储备的积累和人才培养，已使我们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和技术合作的实力。因此，要开动脑筋，灵活地采用各种办法，广泛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践证明，这比起关起门来自己研发，是一条省时省力省钱的捷径。总结各地企业的成功经验，至少有以下途径可以利用：一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凡是能买到的技术，尽可能用这种办法；二是用系统集成的方式实现重大装备和产品的国产化；三是依托重点工程，通过国际招标、技贸结合，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推广“三峡模式”；四是通过国际并购获取国外技术资源，如“联想模式”；五是通过国际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六是通过委托国外开发拥有知识产权，如煤炭直接液化技术的“神华模式”；七是自主研发设计，由国外制造或进口关键零部件，即“华为模式”；八是扩大加工贸易高技术产品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研制配套的比例，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第四，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我国科技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必须逐步增加科技投入，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科技资源管理分散，部门和单位相互封闭，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而且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如地面卫星接收站，由于不能面向社会开展服务，造成重复购置，利用率很低。国家出资建设的重点试验室，利用也不充分。一些科研信息、资料、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和面向社会开放做的很不够，科研力量、科研经费使用比较分散，对重大课题的组织攻关不力，存在着低水平的重复劳动。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缓慢。对此，必须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来解决。要健全和扩大技术市场和服务市场，把政府有关部门、科技中介组织的功能和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也应分离出来，按照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独立经营，既为母公司服务，也为社会和市场提供服务。尽快使科技研发成为服务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通过规划、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益。

第五、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是对智力劳动成果价值的肯定，是激励科研开发、激发人的创造智慧的重要手段。发达国家正是凭借科技上的优势，运用知识产权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并获取超额利润。作为发展中国家，破解技术封锁的唯一途径，就是下决心增加研发投入，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培养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要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善于利用和学习专利技术来创造自己的专利。要打破对国际专利的迷信，只要舍得投入，就能产生自己的专利，并以自己的专利打破外国公司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去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3910件，比上年增长57%，国际专利申请量由全球第37位上升到第8位。其中华为公司一家即申请了575件，占全国的15%，在全球企业中居第13位，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中居首位。为什么一个公司竞能占全国这么大比例？关键在于重视以创新求发展，去年公司研发投入达60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0%，企业6万职工中有3万人从事科研，平均年龄只有27岁。如果我们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中央级大企业都能像华为这样，我国就有可能迅速成为专利生产大国，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

第六，大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归根到底要靠人才。要坚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学校教育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所具备的各种素质，既要有扎实的科技基础知识，又不迷信书本知识，不循规蹈矩，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注重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同时培养数以千万计的科技研发队伍，充实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要培养一批科技管理人才，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创新。要重视培育优秀企业家，通过企业家的组织活动凝聚人才，建立创新型企业。各级政府和企业既要组织重大科技攻关，又要重视生产工艺、产品设计等方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善于把小的革新集成为大的创新，实现技术的突破。要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善于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

中华民族是有创造智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以四大发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我们一定能创造出无愧于先辈的科技成果，涌现出一批引领世界科技进步的科学家、发明家。

发展创新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创新能力;政府能力结构;竞争;合作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加剧,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多方位、深层次地接受来自国际组织、国外政府的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在国际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由该国经济持久发展的竞争力决定。经济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来源于一国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正因为此,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政府创新等各种围绕“创新”而来的“名词”长久地牵动着各国研究者的神经。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企业依附性强,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企业根本没有余力进行自主创新,何况国外“新”技术的引进仍能为企业带来丰厚利润,这就使得企业更没有动力去创新。加上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也少有促进科技创新的动力源。

在这种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现代创新型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中应着重完善创新型制度、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发展创新文化,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基于此,当前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更为迫切的是,加快创新政府职能与行政方式转变,调整与之不相适应的行政机制,这其中至关重要和基础性的在于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创新能力的加强,不仅能为企业、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条件,而且还能为之作出表率,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走出发达国家“由于私部门对政府的示范作用或者是政府自身迫于信息技术的压力”而被动创新的惯性。本文旨在分析影响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政府内外结构性因素,从政府的角度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一条有益的选择路径。

所谓政府创新能力,是指政府为适应不断变换的经济政治环境,回应公民、社会诉求,实现政府基本价值目标,对行政理念、组织机构、行政制度及体制等行政活动各层面进行自我革新的能力。政府创新是政府创新能力的外在表征,政府创新能力是影响政府创新的内部决定因素。政府创新能力与政府其他能力一样,内蕴于政府机理,外化为政府行为。政府内与外、历史与现实等林林总总的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塑造着政府创新能力,时间、空间二元框架的四维结构的运行限定着政府创新能力的高低。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影响政府创新能力的因素归结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结构,具体从政府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大方面来探析。

二、政府内结构性因素

相对于外在的市场、社会而言,政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系统。政府的机构、职能及运转均遵循着一整套特有的理念与原则,它们塑造了政府内外迥然不同的机构设置、职能定位、执行方式、文化氛围等。影响政府创新能力的首要因素仍在政府内部。政府内结构性因素是指在某一特定政府内部能对该政府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一般而言,探讨和研究政府创新能力都以某一特定而具体的政府为考察对象和落脚点。根据内因外因论,政府内部分层次结构因素,诸如价值取向、机构设置、职能分配、权责关系、能力结构等,就成为决定政府创新能力的关键性变量。

(一)价值取向

从最根本的政府设计到政府机构的建立与运转,价值取向始终是政府不可或缺的内在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价值取向,是指导政府内在机构运转与外部职责实现的基本理念,它为政府内外行政行为提供规范和导向。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是我国政府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最本质的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换言之,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政府必须坚持的工作方向和行政行为的指导方针与原则。这一原则通过政府行政的每一个程序与方式予以贯彻,在每一个行政细节上得以体现。从系统论角度看,价值取向内构于政府系统的输入、转换、输出与反馈这四个基本环节。类似地,政府创新能力也体现在政府行为的这四个环节中,价值取向为其提供理论与理念支撑,但同时也规约着政府创新能力生长的方向、路径及速度。

一方面,政府的价值取向存在着真伪问题,存在着是否符合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及是否符合人民意愿等问题。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政府创新能力的生长创设了良好氛围,而错误的价值取向则背离行政规律,在它指引下的行政行为只会收到与预期目标相悖的结果,行政失败不可避免。因而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创新能力由于错误的行政价值取向带来的政府创新屡次失败而成长受挫。甚而言之,这种错误的价值理念完全排斥政府创新,更勿言政府创新能力的培养。由此言之,只有在科学而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在对政府创新宽容甚至鼓励的政府行政环境下,政府创新能力才得以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价值取向存在着实然与应然的统一问题。从应然的层面看,政府是公共部门,其执掌公共权力的宗旨在于为社会公众服务。从实然层面看,行政主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追求,并可能将行政权力作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手段。政府价值取向的这种张力及政府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在政府创新中出现了假借创新之名,行自利之实的“伪创新”行为。它不仅内在地影响着政府创新能力的建设方向,同时还为政府创新能力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因而,从政府价值取向角度考量政府创新能力,必须分析其是否符合行政规律,行政执行是否与之相符等方面来具体化操作。

(二)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是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它与政府价值取向有所区别。政府价值取向是政府作为行政组织和国家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结构体中的基本功能和定位,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统合性。各层级政府机构和部门都必须以此为生存要义,它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所在,同时也是一切行政活动应努力追求的方向。政府创新能力同样必须以此为依归,否则政府创新将会偏离其轨道。而行政文化则不同,它只是作为一个政府机构体在长期行政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行政文化所依附的行政组织包含了一个国家中所有的行政机关。每一个行政机关由于其历史背景、地理环境、成员组成、经济条件以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形态迥异,显现出行政生态圈光怪陆离的一面。然而,行政文化也并非与政府价值毫无关联。行政文化是政府在追求其价值取向的过程中围绕行政理念、行政方式、行政效能等点滴累积而成。透过它,或多或少可以管窥政府价值的实现状况。从现实看,行政文化也并不总是自我限定在政府价值规范的轨道内活动,与之相左者有之,在经济社会急遽变革的转型时期尤为常见。正因为此,不同的行政文化孕育出不同的政府创新能力。

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指导之下进行的。这些意识以不同形态存在,有的比较显著,已有具体规章条例来约束;有的则让人难以捉摸,即使身临其中也不知所以然,但它们都至关重要。优良的行政文化有助于形成团结奋进的组织氛围,有利于组织价值目标的实现。它们包括了诸如公平、民主、平等、坚持不懈、相互学习、团结协作、积极创新、追求卓越等重要品质。

政府创新作为创新主体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其整个过程必然要受到行政系统内一定思想、观念、情感、动机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巨大而持久、潜在而无形。从政府创新实践看,个人创新,也即由政府官员个人设计、实施的创新,几乎微乎其微,而且也极难真正成功。真正具有创新力和影响力的政府创新绝大多数都是有组织的集体产物,也就是说团体创新才是政府创新的主导和努力方向。但团体创新易受行政文化约束,它除须具备个人创新所需的全部条件(比如行政官员个人的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能力等),同时还必须拥有优良的组织机制和创新文化。反之,低劣的行政文化,如贪污渎职、不思进取等则起着相反的结果,前述之“伪创新”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研究政府创新能力势必需要考量该政府及部门的行政文化。只有首先在行政机构体内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优良文化,形成符合政府价值理念的行政文化,才能极大促进政府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行政文化不仅仅指创新文化③,而且还包括上述诸如团结协作等重要品质。

(三)组织机构

虽然关于国家和政府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说,但这些理论假说归于现实却可纳入同一的目的性追求,即探寻现存的政府功能与定位,或者说为当下的政府职能与治理方式及路径寻求理论支撑。从守夜人政府、全能政府、最小政府到有效政府等,政府建构与治理理念的变化无不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政府组织以某种秩序化的方式变迁。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说明与印证。有关政府理论及对政府运转解读的新认识,一方面是对政府在一定历史、社会环境中适应性调整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是对政府职能与机构调整的前瞻性探讨。简言之,一是政府已适性研究,一是政府可适性研究,但共同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适应性变迁是其暗含的主题。变迁,与变革类似,常常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创新。政府组织机构的建立本身就为政府创新提供了土壤,为政府创新能力的施展搭建了合适的舞台和组织保障。从这个角度讲,政府部门的内部组织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政府创新能力。

由于分工原则在政府的应用,官僚政府依据某种技术方法,被人为设计分割为若干要求相对独立、职责明确却又不相互重叠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虽各自独立运转,但却又相互关联,这种既独立又关联的状态构成了政府独特的组织结构。由于职能分配的不同,政府各部门面对的事务性工作及其工作对象、制度、程序等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对政府内、外部行政事务处理的要求上,比如与公众生活密切性程度等。政府部门工作与公众生活相关性越强,相互间交流与沟通频率越高,相互间制约程度就越深。政府部门与公众互动性的增多,在扩大公民参与的同时,给政府部门行政无形中增添了压力,也为政府创新提供了动力源。

虽说政府创新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改革行为得以实现,其直接动力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往往以信息的形式通过政府组织机构进入政府系统,而强大的政府创新能力需要有能迅速而全面汇集相关信息,拥有一套正式规定和持续运转的组织安排。正因为此,政府部门职能不同,接收公众信息的程度和流量不同,部门创新的动力不同,最终政府创新能力培育与提升的机会也不同。这是从单一的政府部门角度看政府组织机构对政府创新能力的制约作用。

政府组织机构在政府创新中的影响,除其分工带来的职务、权力分化外,责任也是具有内在约束力的重要因素。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能规范政府创新,避免步入歧途,为政府创新能力正本清源。

政府部门间沟通与协调关系也影响着政府创新能力。政府的组织结构安排应力求保证政府总体动力、官员动力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相协调。这就要建立一套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和保证系统内各部门之间能相互沟通的体制,以保证政府各部门的运作不偏离目标以及政府创新不偏离预先的设定,有效提升政府创新能力。一般而言,当一项政府创新超出了单一部门的界定,需要多个部门间沟通与协作时,政府创新能力受政府组织结构影响的程度就会很深,牵涉部门越多,程度越深。这种掣肘作用不仅体现在政府创新的创制阶段,同样地,体现于制定与执行的衔接上。创新不仅仅指创新文本的形成,它还包括了这些文本在政府行政实践活动中的实现。没有执行的政府创新是极不完整的,执行的欠缺使得政府创新能力无法得到实践检验,所谓的政府创新也只能算是一个止于文本的美好愿景;执行的偏离,势必扭曲创新意图,削弱对政府创新能力的评价。

(四)政府能力结构

政府能力是一个系统性概念,是若干基本能力的综合体现,主要地可分为政府常规能力和政府创新能力。这里主要探讨政府常规能力结构对政府创新能力的影响。要阐明这一点就必须首先了解政府常规能力结构。学界已有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但大体都是根据政府的行政行为把政府能力作功能性区分,如汲取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能力;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改造能力、适应能力、贯彻能力、自律能力;人力、财力、权力、公信力、文化力、信息力和结构力,等等。

笔者则认为,对政府能力结构的分析,不能仅限于列举式地对政府能力作功能性区分,还应对政府能力结构进行价值性区分。这种价值性研究为政府能力的提升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也能避免那种为提升政府能力而单一地强化能力结构中某一方面的不当倾向,同时,它还为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评价提供了依据。

根据戴维·伊斯顿的系统理论,政府作为一个系统,其一切行政行为可基本归结为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四个阶段。输入,被区分为要求和支持两个方面;转换是政府内部价值、信息等程式的有效运转;输出可归为政治产品的生产;反馈则可视为输出经社会系统转换后对政府的再输入。要求和支持被看作是社会系统向政治系统输入的两种类别。其实,“在系统这一端的那些输出,其功能类似于输入那一端的要求和支持”,也即政治系统向社会系统的输出,也可区分为要求和支持两个方面。类似地,在政治系统内部,它的运转同样体现出消极和积极两副面孔,要求和支持亦可概言之。进而,我们认为,政府行为及其能力向度可归结为要求和支持两个方面,政府能力结构首先应是要求与支持的结构性关系。

政府要求能力即表现为政府为维护统治而对公民提出服从要求的实现程度,它是政府将统治阶级或公众的意志转化为政策结果的能力展示,具有强制性和规序性的特点。其能力指向于政府生存,具有消极的意味。而政府支持能力则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特定要求,还能包容和支持公民泛化的要求,同时培养公民及社会自主发展的能力。它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整合性、回应性及服务性等特点。其能力指向于政府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意味。而从前述对政府能力研究的介绍看,现有研究更多笔墨偏重于政府要求能力,比如汲取财政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社会抽取能力等。这是从政府功能的视角对政府能力的一种理解。

另外,从政府结构的角度看,由于静态的结构式理解缺乏特定的价值观导引,不能形成富有指向性的结构间协同力。即使进行能力建设,也往往易于走向其对立面。最终得到强化的只有政府对社会的规制、抽取、控制等要求性能力和公民的惯性不合作态度。随之,由于政府能力结构的非平衡性发展,政府的活动领域,虽似有所压减,但实则政府抽取的大量社会资源与规制社会发展的方向均不同程度地使社会自主活动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社会活力难以维系。一个缺乏活力和生机的社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反之,明确了基本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具有价值统摄性的政府能力建设,更多地在于服务社会,挖掘社会发展潜力,提升社会活力。偏隅于政府支持能力建设,更多的资源将会留在社会,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能放大社会资源的可活动空间,为其自我整合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环境氛围。只有在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有机体中,新的观念、思想、制度、科技才会不断涌现,社会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在这样的社会中,经由政府支持能力所内蕴的政府与公民互动,政府创新和社会创新必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创新型社会所打造的创新型人才也能为政府创新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由此,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将会拥有不竭的动力源泉。

-

;

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政府支持能力与政府创新能力呈正相关,政府支持能力越强,政府创新能力越高,从而政府创新举措越多,质量越高。反之,政府要求能力,从总体趋势看,与政府创新能力呈负相关,政府要求能力越强,政府创新能力的构建越受限制,政府创新易趋于萎缩。因而,判断政府创新能力必须深入分析政府能力结构,考量政府要求能力和政府支持能力的相对比重。(五)政府官员素质

政府创新行为归根结底是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他们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政府创新能力的高低,关系到政府创新的速度、质量和效果。一般而言,政府官员素质包括知识和能力两大方面。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创新则是推动知识跨越阶梯的动力。政府创新是政府合法生存和有效发展的工具和抓手,是政府官员在现实资源条件约束下的行为选择。它的成败,归根结底,由其主体决定。政府官员的知识积累和增长是政府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从政府创新要求看,政府官员必须具备的知识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专业知识。专业化的行政分工必须辅之以政府工作人员必备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在进入政府系统前的专业学习获得,比如现在公务员招考中对报考人员所学专业的要求,这时习得的主要是相关理论知识;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进入政府系统后自身学习和政府提供的定期培训习得,这时以行政技能和实践知识为主,理论知识为辅。衡量专业知识水平,一般考查两个方面:学习专业和学历程度。这两方面的考量,在我国尚未完全走出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仍未完善干部定期培训制度、高等教育初步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需要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更需要教育体制更新和教育质量提高。从政府创新实践看,政府官员是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缺乏相应领域专业知识的政府创新,势必是水中月、镜中花。

2、社会知识。这里的社会知识是指除专业知识以外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知识。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是政府官员必备的相辅相成的两个知识面。深厚的专业知识虽然可以使政府官员对问题的专业理解更深刻,但也容易使政府官员的思维和视角停留在其所在的部门领域。各类社会知识不仅是政府官员行政的必要知识条件,更是政府创新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领域只是社会大系统极其微小的一个子系统。不同子系统间存在着复杂关联,而这些深刻的内在关联并不会以浅显的形式表露无遗,让人们轻易感知。它需要人们不断地对之研究和挖掘。

因而,政府创新面对的不仅是表露出来的表象问题,而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形成的复杂问题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政府创新都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不仅是指时序上的系统性,更重要的是指在空间结构上的系统性,也即不同领域的相互协同与配套。在这种情况下,担当创新主体的政府官员自然需要深入了解问题背后的相关社会知识,包括人文习俗与传统等。当然,掌握社会知识的需要,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政府官员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去深入学习,它还可以通过不同领域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相互合作而实现。这也就涉及到政府部门官员间的知识结构。在拥有完备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的政府组织中,政府就有了提升创新能力的知识基础。

三、政府外结构性因素

政府外结构性因素是指在某一政府外部能对政府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结构性力量。这种结构性力量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包括政府间主体结构关系、政府与社会结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结构关系等。政府间主体结构主要指上级政府、同级政府以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政府及部门的行政行为都是在国内严密的“府际”关系约束下的合理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创新就是地方政府间博弈的选择结果。政府与社会结构主要是指“小政府、大社会”,还是“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政府与市场结构则主要指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以及在怎样的领域内如何适时施加何种干预等两者行动合理边界问题,是指“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

从政府外结构对政府的内在态度来看,基本可概括为竞争、合作与对立三种基本情况。本文即以此分类为框架,逐一进行分析。

(一)竞争

众所周知,竞争是市场经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新政治经济学将其引入政府领域,诺斯就曾详细分析竞争对一个国家的执政集团及其国家兴衰的巨大影响。市场经济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必须不断创新,将外在压力及时转化成为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以降低成本,谋求生存和发展。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竞争程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力量这三个变量决定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一理论引入到分析政府创新时,“竞争”便成为制约政府创新能力的要素之一。

然而,对于政府创新,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天生具有垄断性和独占性等特点,缺乏市场经济式的竞争生存压力,因而也就缺少创新的内在动力。其实,政府内部竞争从来都不缺乏,竞争机制也一直贯穿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学者们认为传统政府缺乏竞争,主要是由于大家关注的竞争内容不同。现代政府建立之前,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任人唯亲、政党分肥,只是当时的竞争是被异化了的竞争:围绕的不是能力而是亲疏关系,是肉体上你死我活的纯自然式拼杀。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自然不能产生创新的动力,有的只是毁灭的冲动。

与异化了的竞争不同,现代政府寻求的是在透明、公正的前提下围绕能力和绩效进行的竞争。现代政府管理中的竞争广泛分布于公务员管理、政府部门职、权、利的分配与界定以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各领域。中国现代政府和政府行政科学化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从非公开的异化竞争转向建立一个包容、鼓励、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的过程。对于如何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具体的竞争操作机制,国外学术界已取得一些进展,如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就主张要建构以市场为导向的行政运行模式,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如推行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维护的承包制、改革政府执行部门使其能够与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竞争等。这些竞争机制的建立旨在迫使政府从内部生长出创新动力,以提高公共效率,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毋庸讳言,当下中国政府的创新真正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尚不多见。这是因为普遍的健全而有效的竞争机制并未形成。良好竞争机制的建立于目前而言本身也是一种政府创新,而且还是有效提高政府创新能力的必要过程。有效竞争机制的建立与行政体制和环境有着紧密关联。竞争能否推动创新,其根源在于“竞争环境必须公平合理,竞争者遵循同一竞争规则,竞争结果才具有可比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的优胜劣汰,否则就会导致竞争者或者失去再竞争的勇气和信心,或者不走正道⋯⋯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最大的‘罪状’就是压抑创新人才。”这种情形在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进行竞争时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没有透明作为基础,竞争的公正、公平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当前考察政府创新能力最切实的就在于判断政府运行机制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阳光运行。

另一方面,创新除了必须需要竞争这一“动力”以外,还必须有“引力”作用。所谓“引力”,也就是能够对政府官员创新形成吸引力的因素,也即对政府官员有可预期的良好收益。毕竟,政府官员也有着渴望成功和被认可的希冀,甚至还有着毋庸讳言的自利的倾向。竞争要形成的是能者上的局面。这才是旨在通过竞争衍生出政府创新的本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形成有效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如何将政府创新与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建立关联是影响政府创新能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二)合作

如果说,竞争是创新的动力,那么合作则是创新的保障。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任何一个组织、群体和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有机的生态圈中,根本无法做到与世隔绝。这个生态圈包括自然生态圈和社会生态圈。政府创新必须与自然和社会这两个生态圈进行充分合作与协调,否则政府创新将成无源之水。由于自然生态圈本身是一种环境因素,包括地理环境、物质资源、人口因素、气候条件等,虽然对政府创新有一定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因而这里主要集中探讨政府与社会生态圈间的合作。

一般而言,政府创新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生态圈的合作包括政府间合作(包括政府与上级政府、同级政府以及下级政府)、政府与企业合作(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政府与专家合作(包括本地和外地相关领域学者等)以及政府与公民、社团合作(包括市民、移民、外来民工及各种社团等)。这些“创新主体间密切有效的联系与合作,能够使创新资源在主体间高效流动,有利于降低创新风险,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效益”,增强创新能力。

首先,从政府间的合作来看,在既定的中国政府体制及政治格局下,政府创新过程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内部的团结与协作,其合法性还必须得到上级政府的肯定,创新的执行则必须得到下级部门的认可。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自上而下授权式的,政府官员对上负责,政府创新必须在上级政府所规定的界域内行动。在这种机制的约束下,政府创新能力的施展,在普遍地缺乏创新精神和文化的政府部门中,很大程度上就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有开明的上级政府和领导。此外,政府创新能力还包含创新文本的执行能力,但该执行却并不总是由创新的政府部门来完成。下级执行机关的态度、能力等多种因素都深刻影响着政府创新执行的成败,制约着政府创新能力的充分施展。即使是政府领导机关的创新,也必须有政府职能部门的配合才能得到真正落实。这是因为虽然行政权力对上负责,但透明行政机制尚未建立,现有监督体制发挥实效有限,责任追究机制更不完善,下级政府及执行机关仍有较大的自主活动空间来谋求最大化的自我利益。这种自利空间的存在足以使其阳奉阴违,从而导致政府创新流产。故而,上、下级政府是否能紧密合作,就成为制约政府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从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看,虽然两者性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排除合作的空间,而且某种程度上,政府创新还必须获得这些企业的支持与配合。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商人,在追求自我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也带来了公共福利这些副产品。而政府就是为了这些副产品而产生和运作的。政府需要企业的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事实上,不仅“政治家们交换好处以增进彼此的合作”,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同样需要依赖交换建立起合作关系。政府创新也受这种合作关系的制约:政府创新是对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它必然要影响到市场领域活动中的主体。现代社会政治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可谓不深,诚如林德布洛姆所言,“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新的经济体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出现和增长,势必要求改善其生存的传统社会环境,也就自然向政府提出创新的要求。这种经济与政治的交融关系,虽也掣肘着政府的创新行动,但更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深受大多数企业欢迎的政府创新必然能得以顺利开展。在政府与企业围绕政府创新进行的合作中,惟一需要考虑的是,合作如何在互利的基础上规范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扩大公共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创新能力自然就包含着政府调动、协调企业以配合其行动的能力,两者的合作水平自然深刻影响到政府创新能力。

再次,从政府与专家学者的合作来看,则必须强化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联合,重视知识精英在政府管理创新中的作用。专家学者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在其所研究的领域一般都有相当的造诣,有更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对特定的问题有独特的认识,比一般的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政府创新必需的知识储备在其主体尚不完全具备时,专家学者就是一个良好的智力源、蓄能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着较强的社会责任心,是社会的良知,对社会问题一般能持中立的态度,不偏不倚地进行探讨,从而能较为客观而深刻地把握问题本质,提出解决之道。同时,强烈的责任心使专家学者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热心奉献自己的真知灼见。从当前政府创新实例看,在专家学者充分参与下,其成功率较高。专家学者不仅在创新理论上提供指导,更能对具体创新方案进行修正,同时还能防止政府官员创新中的自利倾向。政府在创新过程中是否能够正确地吸收专家意见,是其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表现。

最后,从政府与公民、社团的合作来看,扩大公民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吸收公民、社团的创新力量;另一方面有利于公民对政府政策的认可,使政府创新顺利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来是党和政府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本质上,它实践了公民参与,体现了社会民主。遵循这一原则,党在战争年代赢得了民心,取得了革命胜利;在和平年代,则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实现小康。群众路线之所以能发挥如此效果,关键就在于政府与民众在知识、信息、人力、思想、力量等方面的激烈碰撞,使得政府创新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公民通过不间断参与不仅能够为政府创新提供智力支持,更能在参与中形成主人翁意识,易于理解政策意图,减少创新执行成本,从而既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又有利于促成创新型公民社会的形成。研究显示,民间社团组织发育情况、公民参与意愿和水平、公民不同的参与方式和途径等变量因素,与地方治理发展水平、治理能力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地方治理的绩效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能力。而当前,政府绩效的大幅度提高很大程度上通过政府不断创新来实现。故而,政府创新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继续走群众路线,扩大公民有效参与,吸取民间智慧和力量。

从各国政府的创新实践来看,强调政府与公民、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主导性的政治理念。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政治并不是‘零和’的博弈,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用合作化解冲突和对抗是整个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实现共赢的必不可少的路径。”

(三)对立

政府创新巨大的利益相关性,很可能会引起部分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和抵触。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政府创新的透明性、公正性及合理性遭到质疑且对利益受损群体缺乏相应补偿时。此时,对立、冲突的程度深刻制约着政府创新能力。政府采取何种方式予以化解对政府创新能否顺利开展影响深远。一般而言,面对对立情绪,政府有四种基本处理方式:强制、说服、利诱和逃避。这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分别表明了政府不同的行政理念,极易导致相异的政府创新结局。

首先,强制性的处理方式。显然,这一处理方式是传统政府的首选,同样也是现代政府要求能力的直接延伸和现实表现。强制充分显示了政府权威,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层级化结构,是“大政府、小社会”的自然要求和惯性行为。强制要求特定群体,响应政府号召,服从政府安排,独自承担政策性后果。政府创新中的利益调整以局部的帕累托倒退来实现所谓的“公共利益”改进。这种方式与现代复杂社会特别是市场规则被普遍接受后人们的期望行为方式明显冲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使政府一体独大的传统格局中遭到瓦解,而且公民社会已在夹缝中缓慢成长,公民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与追求亦成为共识。那种仅以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简单而空洞的口号已难以实现计划经济条件下曾产生的辉煌效应。为此,强制招致的不会是服从,更可能是规模更大、程度更深的对立和冲突。这只会使政府创新陷入尴尬的境地,政府创新夭折在所难免。

其次,说服性的处理方式。说服性的宣传教育是我国政府行政方式的优良传统,具有本小利大的优点,实施效果颇佳。但这种方式易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政府创新所涉内容、说服的方式和手段、群众的觉悟程度、利益受损量等。这些因素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已不似传统社会中那样稳定。政府创新大多是重组公民长期以来积累的存量资本,关乎其长远生计,但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却非政府一家能言。现代公民社会虽还不足以与政府“分庭抗礼”,但已能挑战政府在各方面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说,若创新中政府仅仅采取这一方式化解冲突,则势必自缚手脚,政府创新能力也因此难以获得施展的空间。

再次,利诱的处理方式。利诱,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则是交换。林德布洛姆曾将不同国家政治与经济关系归纳为权威、交换和说服三种形式。交换无处不在,特别是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后,即使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交换也已司空见惯。交换是以互利的方式赢得相互间融洽共处。双赢能成为对立双方共同的追求。对于政府创新中的冲突,首先取决于政府是否秉持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执政理念,是否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利益相关方对等地和平协商。只有政府的姿态做出转变,才能赢得公民的支持,促成政府与公民间合作,也才能以此提升政府创新能力。

最后,逃避的处理方式。面对政府创新中的冲突不闻不问,一方面可能缘于政府尚未获得有关信息,或者即使掌握一定情况,但出于自负,相信政府权威足以自动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则可能缘于政府能力羸弱,无力化解。本质上,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了政府能力的不足。前者是获取信息、判断局势能力的不足;后者则是问题处理能力的不足。毋庸置疑,这些不足必然使政府创新能力存在结构缺陷。

四、小结

政府创新能力是政府能力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能力发展的关键性变量,极易受到政府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现代政府处于一个社会联系日渐紧密的庞杂系统中。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市场主体力量日益强大,政府权威遭致削弱。种种迹象表明政府不再神秘、封闭,其行政行为更不能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单一命令方式。因而,政府要求能力已不再是政府能力的全部,政府支持能力发展的呼声渐次高涨,服务型政府正是顺应潮流发展的产物,政府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只有在此背景下才有其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体现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变,这对于提升政府创新能力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因素。因为,它有利于政府官员摆正自身角色和地位,深刻认知权力来源与政府的“公仆”职责;有利于行政权力行使方式朝柔性化方向发展;更有利于赢得公众对行政行为的支持,从而为政府创新提供便利的行政环境。可见,正确的行政发展理念是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政府内结构性因素内在地制约着政府创新主体能力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创新型人才的成长方面,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政府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方面。一般而言,政府创新均是由内而外扩散形成。也就是说,政府创新议题首先来自于政府内部,它能否从提议进入实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内部协调和利益平衡能力。因而,包含着行政文化、组织机构、官员素质以及政府能力结构等内结构性因素是政府创新能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