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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修订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01:14:48

法律修订

法律修订范文篇1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二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出现“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广大贫苦民众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开始超乎寻常的加剧，而旧法律上的弊端，则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清户部就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而使“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官民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8]。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9]。广大农民生活正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开始极度尖锐。

而此时，法律上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政府更为反感。如：“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10]。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尤其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满汉相仇更为明显，这很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仅就满汉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导致后果而上奏朝廷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11]，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12]，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随时可能陷于混乱。

旧律例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更是给污吏压民提供了方便。在当时，即使“知法律者”胥吏，也不能尽懂旧律的所有内容与涵义，只有“刑名专家”才能明了律意，而这些专家，却“上以助官广通声气，下以助官压抑平民。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任上下其手而莫能禁止”[13]。这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更加迫切地需要律例行文与体例皆简单明了的律法。因为只有“明了浅易”的律法出台，并在全国、在民众间真正推广、施行，使“村夫野老聚首闲谈，亦知某事为犯何律，某事为例所不禁”，才能让“差役不敢以无罪相欺，官府不敢以非理相难，势豪土棍不敢视为蠢陋而鱼肉之”[14]。

此外，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对清廷统治不利。清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熏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主张对一般犯罪，尤其青少年罪犯，要仿西国，改良监狱，行惩治教育，即“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所谓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英国一直“励行不懈，颇著成绩”[15]。同时，对重犯、死囚，也需要科学地执行处决。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让重犯、死囚游街示众，公而正法，目的在于“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16]，而近时这种行刑效果却不仅未能达到其目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因为虽将重犯、死囚“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警心”，但罪犯之恶行却“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愍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实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7]。尤其在当时被处决、重判的犯人当中有着不少爱国或反封建先进人士，其视死如归、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英雄面貌，为百姓所景仰，其临刑的豪言壮举虽有助于民心与社会进步，但显然不利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

故而有人认为“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议，摄影而去”。这“即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此又周防不密，未可忽略者也”。而“查东西各国刑律，死刑有密行、公行之分”，“其行刑之所，或在监狱一隅，或别择障围之地”，“其制颇可采择”[18]。

阶级矛盾的激化，致使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发生。而中国当时的旧律所实行比附定罪与三权不分的原则，使得“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的情况严重，这则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因为历来“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若“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则必然致使“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19]，将严重影响到法律行使的准确、统一。正是这种不合理原则的实行，才导致了部分清正廉明的官吏不知以何标准去统一“定刑量刑”；也使得大批官吏营私舞弊，造成更多冤假错案的产生，使当时的法律执行掺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感情成分。至于清末旧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淆，使得“酷吏之严刑峻法，每锻炼周内入狱，以矜其能，论者又恶其不仁。然此非独其人之过，盖以一身兼行政、司法，适足以为酷吏之藉

也”[20]。

从上可见，旧律实在是“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法三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惟所欲为，莫敢谁何”[21]。正是由于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才使不法官吏得以作威作福，为害百姓。“况定例之旨（即比附定罪），与立宪尤为抵捂，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混淆不分，导致了地方官吏的专权，为广大民众所厌弃。

1851年，在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皆发生变化而迫切需要调整而未调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迅速恶化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其颁布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法令也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与统治权威。1894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兴中会”，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声势也日益壮大。189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扫荡了祖国大地，沉重打击和孤立了清王朝，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凡是义和团活跃地区，“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纪纲法度，荡然无存”[23]。特别是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卖国求索和投机钻营的官吏，在义和团运动中皆受到了严厉惩罚，有的被义和团处死。这就存在了大片因义和团破坏而需重建“纪纲法度”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呼唤着新律例重建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又为新律例提供了许多“试验田”，即实行新律例的地区与空间。与此同时，清廷上下非常震惊，也纷纷寻求“杜绝乱源”的办法。于是“变革政体，实行立宪”的呼声迅速高涨，“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24]。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击，清王朝已难以照旧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为了维系人心，更为了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必然要寻求新的自救道路，这可以说是清王朝之所以发动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资本主义的在华发展，必然地引起了中国当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遂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5]。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法律修订范文篇2

一

二

三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遂下诏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26]，“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27]，即同意并宣布对旧律例进行修订。稍后，在政治改革上，清政府整修内政、裁撤冗员、清除腐败、剔除积弊等；在法制领域里，对旧有《大清律例》进行了一些删改、完善工作。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495。

[2]宁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第649页，科学出版社1957版。

[4]《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5][6]《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833页。

[7]同上，总第4803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第4册，第30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9]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10]《清末司法制度的几个问题》郑秦/历史档案1988年3期130页。

[1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967页。

[12]同上，总第4970页。

[13][14][21]闵暗：《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第223页、第224页、第221页。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册，总第20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18]同上，总第2061页。

[19][22][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8页、第876页。

[23]劳乃宣辑：《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1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法律修订范文篇3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被以慈禧太后的顽固统治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

三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495。

[2]宁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第649页，科学出版社1957版。

[4]《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5][6]《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833页。

[7]同上，总第4803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第4册，第30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9]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10]《清末司法制度的几个问题》郑秦/历史档案1988年3期130页。

[1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967页。

[12]同上，总第4970页。

[13][14][21]闵暗：《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第223页、第224页、第221页。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册，总第20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18]同上，总第2061页。

[19][22][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8页、第876页。

[23]劳乃宣辑：《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1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法律修订范文篇4

关键词：证券公司；风险防范；公司治理；高管违规；监管不足

一、引言

原五洲证券风险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逐步积累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因相关证券类法律法规的缺失与不足，导致法律的事先制约不足，从而使得违规者的可得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监管者因自身权限不足对屡禁不止的违法违规行为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纠正，以及对投资者保护的乏力，是其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一是原先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证券业从业高管人员进行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不足，约束力不强，使其风险和收益极不对等，造成违规成本极其低廉。二是在处置过程中，对于仍在进行的违规行为，当时的监管机构无有力的监管手段予以惩处和遏制。除对涉嫌违法违规人员向有关部门申请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外，并未有其他司法、行政处罚措施。从而暴露出证券管理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漏洞，对处置类似风险不利。三是在调查违规问题时，虽然取得了主要证据，但由于没有强制取证权或调查工作超出了监管范围，无法查证其全部违法事实，从而也暴露出制度和监管手段方面存在的缺陷。

二、之后修订的《证券法》、《公司法》和《刑法》进一步健全了证券法律制度

1、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的法律规定，加强内部监督力量的制衡，细化违规经营行为，防范经营风险一方面，修订后的《公司法》为消除董事长滥用权力的根源，避免在董事会形成“一言堂”局面，重新定位了董事长的角色与作用。一是削弱董事长的决策权。规定在公司内部宏观的决策权归股东会所有，微观的决策权归董事长所有。二是取消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三是免除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代表董事会行使决策权的权利。另一方面，修订后的《公司法》为加强公司内部力量相互制衡，加强制约与监督，进一步增强了监事会职权和增设独立董事制度。首先，新增了监事会的罢免建议权、召集主持股东会议权、提案权、诉讼权和调查权。其次，优化监事会结构。规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所占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下限，具体比例则由公司章程规定。保证了来自重要利益相关者———职工的监督。再次，增加监事的质询建议权和提议权。规定监事可以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四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2、加大对股东虚假出资、高管人员违规的惩处力度，防范道德风险一是针对股东虚假出资，修订后的《证券法》第151条明确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在此之前，还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修订后的《公司法》第20条确立了股东责任追究和揭开公司面纱机制。当其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时，可以刺破“公司的面纱”，由该股东对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规定为防范股东滥用公司制度，逃避赔偿责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安排。二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强化了对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机制，一方面，通过第11条拓展了公司章程约束管理层的范围，还通过第149条构建了管理层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执行公司职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机制。三是修订后的《证券法》首先对证券公司高管增设了积极任职资格，同时第131条还规定，证券公司高管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的，证券监管机构可撤销其任职资格。同时，增加了多个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大幅提高了罚款金额的比例或数额，增加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以及即使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将按照数额处罚。四是《刑法》修正案将实践中欠缺追究刑事责任依据的某些证券违法行为犯罪化，扩大刑法对资本市场的适用范围和调整空间，并提高量刑幅度，增强惩罚强度。增设了“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侵占、挪用客户财产的背信行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违规运用资金的行为”这些新的罪名；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提高了法定刑；修改了将违法所得作为确定罚金数额标准的做法，使之与修订后的《证券法》关于罚款的规定相衔接，从而对无违法所得的案件，也能对当事人处以罚金刑，剥夺其一定时期内再犯的经济能力。3、扩大监管权限，加强行政监管，进一步减弱监管不足带来的风险修订后的《证券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权限，防范因监管手段不足而带来的风险。一是增设了证券公司的设立标准。第124条规定，证券公司主要股东要具有持续盈利能力，信誉良好，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二亿元。二是强化了证券机构高管人员的监管。不仅规定了证券公司设立时主要股东的资格要求，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东资格的审核要求和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还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可以要求证券公司股东在指定期限内提供信息、资料。三是证券公司财务风险指标不符合监管规定，证券监管机构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限制证券公司分配红利，向高管支付报酬、提供福利，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或者限制其权利；甚至撤销有关业务许可。四是明确赋予证券监管机构一定的准司法权。即第180条、230条、233条规定的现场检查权、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权、询问权、查阅复制权、相应资料封存权、限制证券买卖权等。这些准司法权强化了执法权威和配置效率，加大检查和惩处力度。五是赋予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公司采取风险处置措施的职权。证券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或风险巨大，在整改和强制措施无效的情况下，证券监管机构可将该证券公司纳入风险处置程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责令其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撤销等监管措施。4、增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减弱各类风险的冲击修订后的《证券法》从多个层次和角度增强保护投资者权益，明确了对投资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创设了股东派生诉讼权，在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方面都体现了对投资者保护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化了维护客户资产安全。修订后的《证券法》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上升至法律层面，要求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并明确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账户中的证券和资金负有保管义务，要求证券公司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保证客户资产安全，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形式挪用。证券公司破产或清算时，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属于破产财产或清算财产。非因客户本身的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得查封、冻结、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此为保障客户资产安全确立了有力的法律基础。二是增设规定由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三、对继续完善证券法律制度，加强风险防范的几点建议

证券法律制度的健全，对资本市场稳定乃至金融稳定的基础支撑作用。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法律制度，但是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总体建设还相对滞后。修订后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为重构证券法律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进一步健全证券法律法规体系首先，修订后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中存在大量的授权性立法条款，其中有50余处明确授权国务院或证监会制定具体的规则或细则。这就需要制定下位的法规、规章等，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更有力的规范市场行为。其次，修订后的《证券法》和《公司法》本身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调整、完善。如《公司法》中第141条规定公司发起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但对于他们违规转让股份后如何处罚却没有相关规定。又如，第148条规定董事、高管不得有八项行为，并规定当他们进行这些违规行为时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却没有规定相应的违规惩罚措施。这里违规责任界定不明可能使得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断超越自己的职权，造成公司治理结构失效。再次，为与新修订的法律相协调，减少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需要进一步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以弥补现行法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不相衔接之处，减少灰色地带，减弱法律带来的风险。2、严格贯彻落实，增强执行力法谚云：“徒法不足以自行”。虽然修订后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以及《刑法》修正案，在加强和完善对证券公司的监管，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方面添加了浓浓的重笔。但是，仅仅有基本法律的框架，并不足以拥有足够的实际执行力。从这层意义上讲，面对市场的黑色陷阱，并不是没有法律来约束，尽管原《证券法》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如果相关的执法部门都能认真贯彻法律要义，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证券市场恐怕也不会有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诈行为，引发了整个行业的风险。因为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证券机构在强大的法律利剑前多多少少会衡量利弊、衡量得失。因此，要对法律坚定的贯彻执行，切实强化执法机制建设，否则，再完备的法律，再具有创新性的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

参考文献

[1]胡芳芳：关于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经济学分析[J].经营管理者，2014（12）.

法律修订范文篇5

一、《药品管理法》的内在价值

随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相继告别刑法时代和民法时代，以及行政法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的兴起，人们对医疗健康的需求层次也日渐提高，药品作为一种可以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具有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特殊商品，作为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可以防病治病；疏于管理，就可能危及公民的健康权益。药品质量问题中间更是存在信息的高度不对称，离开了精密的化学和生物测试仪器，消费者纵使再有“一双慧眼”，也无法判别出药品的真伪优劣。在此情况下药品立法可以说势在必行，从全球化的视角，美国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FDCA），英国有《1968年药品法》（MedicinesAct），日本有《药事法》（1970年颁布），由立法机关制定药品基本法，业已成为各国的共识。《药品管理法》，恰恰是这样一部保障人民健康，促进医药发展的重要法律；也是旨在降低药品带来的健康风险，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的设计精巧的制度安排。

二、《药品管理法》的演进历程

1978年，卫生部制定了《药政管理条例》，这是《药品管理法》的最早雏形。在《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单位关于加强药政管理禁止制售伪劣药品的报告》（国发1980（242）号文）中，提出“健全药事法制，……以1978年国务院批转的《药政管理条例》为基础，拟定‘药政法’”。从1980年开始，《药品管理法》的起草开始正式运作，其间易稿十余次，1984年9月20日六届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并规定于1985年7月1日实施。应该讲，这部法律的降生，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十几年来，以《药品管理法》为核心，陆续制定颁布了大量药品法规规章，一个纵横交错、初具规模的中国药事法体系已初具雏形。消费者用药安全得到保障，医药事业也作为“朝阳产业”呈现出繁花似锦的景象。

而面对我国医药事业的飞速发展，面对全球药品法律趋同化的浪潮，1984年颁布的这部《药品管理法》也暴露出了一些缺点与不足，如法律责任规定的粗疏、面对新形势的滞后、与其他法律衔接的不协调等等。随着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出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整个药品管理体制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也使得《药品管理法》修改工作浮出水面。《药品管理法》修改过程中，大的改动就达十余次，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卫生部等机构部门密切协作，并广泛征集地方医药卫生系统的意见建议，听取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呼声与诉求，召开了由药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名学者参加的专家研讨会。2000年7月，经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严格认真的三审程序，于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这部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

三、宏观审视：立法理念和技术上的可喜进步

1.体现了确保药品安全有效的法律核心价值

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云“公众的健康就是公共的财富”（Publichealthispublicwealth）。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忽视，常常会导致危害消费者健康权益的人间惨剧的发生，如1961年席卷欧洲造成万名新生儿“海豹胎”的反应停药害事件，如日本70年代使用氯碘喹造成350人死亡的“思蒙”事件，等等。日本1979年药事法修订案明确立法目的是“确保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美国1962年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修正案也要求生产商必须提交“实质性证据”（SubstantialEvidence）来证明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说确保药品安全有效是各国药品法律的核心价值。

我国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第一条就明确了“保障药品质量，保障人体用药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用药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因而对原有的第二章到第四章的条文作了大幅度充实和完善，进一步细化了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以及医疗机构药剂管理的资格许可制度，明确了许可程序和许可条件，提高了相应的准入壁垒。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分别对假药、劣药概念做出了更为明晰科学的界定，分别增加了两款和三款情形。通观《药品管理法》全文，从事前的药品审评制度，到事中的药品质量管理和动态认证制度，到事后的药品淘汰（第四十二条）和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制度（第七十一条），不难发现，确保药品安全有效，象一条看不见的红线，贯穿于《药品管理法》始终。

2.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的理念和精神

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强化了药品管理部门的行政职责和职权，如第64条赋予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监督检查权，第65条规定其“可以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但应该看到，加强监督管理和我们说的简政放权是并行不悖的，根据美国史普博教授在其代表作《管制与市场》中的陈述，药品管制不同于传统产业部门的经济性规制，它属于社会性控制的范畴，理应予以强化。但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在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保障行政权有效运作的同时，也尽可能的汲取了那些符合现代行政法治发展趋势的理念和制度，对行政权运作加以规范和控制，从而充分保障了药品消费者和企业的权益。

比如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就规定了地方药品管理部门不能通过实施药品检验、审批为名限制排斥其他地区药品的进入，这其实是打破行政性垄断的重要举措；第七十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其检验机构不得参与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行政权运作，让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浆”，理顺政企关系的制度创新。同时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还对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给予了必要的尊重，比如第六十四条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候，应出示证明文件，履行事先的告知义务；第六十五条规定了行政处理决定的时限，第71条规定了对确认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药品的鉴定时限。这些程序使得公众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同时对于药品管理部门及公务人员的责任，修订前的《药品管理法》没有只言片语，只是在《药品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有简略交待；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在第九章法律责任的第八十七、九十二、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八、九十九等六条中，对药品管理机构及其公务人员的行政不作为，不依法履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职权以及其他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乃至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对其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法律责任乃至政治责任都作了细密完备的规定。可以说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特定历史环境打下的“管理法”烙印，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权利义务平衡的理念和精神，做到了对多元利益的恰当平衡。

3.立法技术上的进一步成熟完备

修订前的《药品管理法》的制裁条款仅仅有第五十至第五十四条五条，而当时的《药品管理法》义务条款一共四十多条，且性质不一，程度不同。造成了许多条文只有行为模式，缺少相应的法律后果，使得其在实践中往往形同虚设。而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第九章法律责任的制裁条款从第七十三条到第一百零一条共29条，条款内容占总篇幅的27.4%.对于行政处罚的种类、设定、管辖、适用和执行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也规定了药品违法活动的相应刑事责任（参见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八十二、八十七、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九条等条款）；第93条中则对药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作了说明。同时对于药品行政处罚，与刑罚乃至民事责任的竟合与衔接，作了较好处理。应该说，法律责任的细化和相应的制裁条款是必要的，正如美国药品法学者在《药品立法和规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持续的警戒对于保护公众权益是必要的，药品法同样需要牙齿……药品管理当局必须享有相应的处罚权。”

《药品管理法》正文中间，授权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相应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比如第三十五条授权国务院制定特殊药品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六条分别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制定《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oodManufacturingPractice，简称GMP）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oodSupplyingPractice，简称GSP）。同时《药品管理法》中还赋予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行政职权，并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行政裁量权。而这种授权并不是学者们常批评的“空白式授权”，而是法律形式分层化运动的集中体现。正如英国药品法学者佩恩。詹姆斯指出的那样，药品法仅仅提供一个规制的基本框架，而把细节留给法定的行政机构加以规范。日本《药事法》则把纲目细则以及技术性事项的规定，通过授权条款委托给厚生省制定相应的“告示”或“省令”。我国修订后《药品管理法》中授权条款的灵活运用，体现了药品管理中积极行政的特性，也是各国药品管理的共通趋势。

同时，在对一些作为全球药品管理共通趋势的先进法律制度的规定和表述过程中，如何做到既体现法律的前瞻性，又密切结合我国现实情况，《药品管理法》也做出了大胆有益的探索。比如修订后《药品管理法》第九条、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了《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制度，但同时规定实施办法、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其立法技术技巧就在于，将制度写入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中，个中具体内容、技术细节和配套措施，通过授权的方式明文规定以相应部门规章的形式予以具体化。这样既保持了法的稳定性和前瞻性，又可以根据现实情况发展不断探索这些法律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运作。

法律修订范文篇6

一、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1]

正如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所言，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的法学学科。[2]“法律关系”是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后逐渐移用到其他法律部门。与民事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相对显得要复杂一些。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税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关系，而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其中后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前两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3]在此我们主要从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人们常常把税法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故从“命令服从”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法律关系，想当然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税收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4]和法治理论的发展，上述观点诚有修正的必要。我们认为，平等性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5]在此，我们欲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和法治理论两方面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寻求依据。

税收的经济本质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同税收有密切关系的财政。税收是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现代国家也通常被称为“税收国家”。[6]财政或曰公共财政的存在依据在于弥补市场失效。市场失效决定了政府（国家）[7]和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8]由于市场失效的存在，对于私人生活必须而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必须由政府（国家）来提供，政府（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便是公共财政，而税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明确了税收和财政的密切关系后，我们再探讨税收的经济本质。在税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关于税收本质的学说有公需说、利益说、保险费说、义务说、新利益说等。[9]目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税收本质作出比较合理解释的是新利益说。这一学说也可称为“税收价格论”，它将税收视为是人们享受政府（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作为政府（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产品，它由社会成员私人消费和享受，政府（国家）由此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社会成员通过纳税来补偿。私人为了自身消费而支付费用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市场等价交换行为在公共财政活动中的反映，从而税收也就具有了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10]法律经济学也指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的公用事业费。一种有效的税收应该是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支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11]这一经济分析的观点也证明了税收本质上的“价格”属性。“税收价格论”在揭示了税收的价格属性后，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税收价格仍然遵循“等价交换这一市场本性”，这一重大发现的必然逻辑结论是“税收征纳双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平等关系”[12].这一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反映到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即首先表现为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政府（国家）与人民（纳税人）之间的平等；其次具体体现为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平等。

以上我们从税收的经济本质的角度证明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下面再从法治理论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平等作为法的价值目标，与自由、人权、理性等准则一样是法必不可少的价值追求。平等意味着法对权利、义务的公正分配。法沿着人类平等观念正常发展的历史轨迹把平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3]在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分析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这一价值准则的重大意义。

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仅强调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而忽视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其实，在英美法系国家则不同。在英国人看来，个人与政府应当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个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14]英国法学家沃克认为，现代法治的精义是：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合本身利益的法律。[15]由此可知，在英美法系的传统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税法中更是如此。

著名的分析法学家凯尔森对“私权利”和“公权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他认为，“从全部法律创造活动的功能角度看，私权利和政治权利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如果从一个动态的观点来看，权利的性质是参与法律创造的能力，那么所谓‘私权利’和所谓‘政治权利’之间的区分，就不象通常所推定的那样重要。”[16]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正是如此，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税收的征收，政府并无决定税收征收的权力，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征税。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税收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17]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能征税表明了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而在具体的税收征纳关系中，征税机关是政府的代表，纳税人是人民的一分子，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延伸到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就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关系的平等性。

以上从税收的经济

本质和法治的角度证明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其实，通过简单考察税法的发展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税法的发展史就是税收法律关系由不平等到平等发展的过程。[18]税法原来是作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进行制度设计和学术研究的。德国最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奥托﹒梅耶（OttoMayer）就将税法置于警察法之后讨论，随着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颁布，才将税法从其行政法教科书中剥离。[19]警察法律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与其相并列，当然谈不上平等性。把税法作为行政法分支的观点现已为各国所摈弃。现代税法是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为核心所构造的独立法律领域。税法在公法中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20]

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后，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进行制度设计保证这种“平等性”的实现。现代各国税法是从两个层面进行制度设计的，在宏观层面，通过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中规定税收法定主义，将税收法律关系全部统一的通过法律加以规范，严格的受税收法定主义的支配，一方面否定行政机关（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另一方面也否定纳税人的任意处分权。[21]在微观层面，通过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权利（力）、义务的设计最大限度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22]

在论证了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后，我们再分析我国税法的状况。我国现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平等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在私法领域，由于企业制度改革的不到位，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平等的价值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和贯彻。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作为征税机关，主要是将自己看作行政权力的行使者，将征税和其他行政行为混在一起，没有认识到税收的本质属性；作为纳税人，也没有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纳税人的观念，还是从传统的角度看待税收，将税收看作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一种负担。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人的这种意识主导下，税收法律关系显然谈不上平等性。导致的实践后果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手段不断强化，严厉打击偷漏税等违法行为，使税收征纳关系在总体上处于失衡状态：一边是纳税人消极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强化权力下疲惫的身影。[23]这种状况的存在影响了税收职能的发挥，破坏了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应有的法律关系，不利于法治观念的形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法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税收的经济本质，对纳税人和征税机关的关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这最终表现为对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认识。可喜的是，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立法者正是以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作为指导思想来重新构建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关系的。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的许多具体制度都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并将其贯彻到税收立法、执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只有在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才会认识到税收的经济本质，认识到税收是自己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相应价格费用，有了这种认识自然就会主动纳税。[24]征税机关在认识到国家在提供公共产品中的角色后，也会注意到自己角色的转换，增强对纳税人的服务意识。这样就可以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我们为之所关注的保障税收收入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其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税法是与公民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之一，它与公民财产权直接相关联。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对权利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的权利意识是整个社会实现法治的基石。如果公民的权利在与其日常生活极其密切的税收法律关系中得不到尊重，那就很难想象公民会有正确的权利观念。[25]因此，认识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权利意识，从而影响到我国的法治进程。[26]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税收征管法立法宗旨的完善。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1条明确规定“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是该法的宗旨之一。以往的税收征管立法总是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比较多，把规范的重点放在纳税人的缴纳行为上，而对征税机关的征收行为的规范力度不够，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损害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从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出发，全面地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合理地调整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要求纳税人要依法纳税，也要求征税机关要依法征税，两者并重。

2.对纳税人权利义务的重新设计。如何实现税收法律关系事实上的平等，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赋予纳税人税法上的权利。[27]新修订《税收征管法》在第一章总则的第8条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纳税人的权利，这在我国税收立法中是第一次，将有助于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所谓纳税人权利，就是指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法律对其依法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与保障，包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应当获得的救助与补偿。[28]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纳税人权利主要有如下几项：（1）知情权。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2）请求保密权。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其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保密。（3）申请减免税和退税权。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4）陈述、申辩权。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享有进行说明和为自己辩解的权利。（5）申请行政复议权。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受理机关必须作出裁决。（6）提起行政诉讼权。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7）请求赔偿权。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提出赔偿请求。（8）控告检举权。纳税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税收征管法》的其他章节也规定了纳税人的其他权利，如要求回避权、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取得完税凭证权、拒绝违法检查权，等等。

3.对税务机关权力义务责任的重新配置。税务机关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一方重要的主体，因其拥有行政权力而具特殊性，也是实现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所面临的重大障碍。就实际状况而言，税务机关拥有行政权力，和普通纳税人相比，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呢？一般是通过强化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责任，以防止其滥用行政权力，在最大限度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新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机关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进行了新的配置，有助于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具体而言，主要是增加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义务和责任：[29]（1）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7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三项义务，即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提供纳税咨询服务。这些义务尽管是倡导性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予以保障。但对树立税务机关的服务意识，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还是很有意义的。（2）保密义务。新修订的《税

收征管法》第8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依法为纳税人的情况保密。这一义务和纳税人的请求保密权相对应。（3）回避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12条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或者与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4）依法征税的义务。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违法征税的情形，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第28条补充规定了三种违法征税行为，即提前征收、延缓征收和摊派税款。同时规定，农业税应纳税额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这对维护农业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很有意义。（5）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时的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扩大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的同时，也对其规定了更为严格的义务。该法第42条规定，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必须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须的住房和用品。（6）赔偿责任。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增加规定了税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即除了旧法规定的纳税人在限期内已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未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失的，税务机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外，在该法第43条补充规定，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不当，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7）税务检查时的义务。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59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并有责任为被检查人保守秘密。

二、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

国家（征税机关）享有的税收权力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呢？和一般的行政权力完全相同吗？联系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税收的经济本质，税收是纳税人为了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这样国家就享有了对税收的请求权。这种请求权和民法上的债权非常类似。因此，我们认为，从税收的经济本质可以推出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其实，关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在国外税法上几乎是公理，不用更多的证明。[30]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行政权力的角度来认识税收权力的。通过前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税收权力和一般的行政权力是有区别的。现以罚款和税收作比较来加以说明。前已述及，税收是公民享受公共产品的价格费用，从而税收权力就具有了债权的属性。而罚款是行政机关针对从事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方而进行的行政处罚，是对行政相对方财产权的剥夺。在本质上，显然和税收不同。由此看来，征税的税收权力与作出罚款等行政行为的一般行政权力是不同的。[31]

我国原有的税法并没有确认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32]，导致了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证出税收权力确实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这一确认在我国税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借用民法债的制度完善税法制度，充实税收权力的内容；另一方面，让民法债的理念渗透到税法中，有助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观念的转变，进而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税收权力债权属性的具体制度有如下一些：（1）税收的一般优先权制度。承认税收优先于普通私法债权就等于承认了税收权力和普通私法债权在性质上的同一性。也就是说，税收权力是债权的一种，税收权力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33]（2）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是民法上的债的保全制度。这些制度能够作为税收的保全制度规定在税法中，也就表明了税收权力和民法上的债权具有类似性，说明了税收权力具有债权属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50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3、7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34]（3）纳税人合并、分立时的税款缴纳制度。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在发生合并、分立时对普通私法债权的保障制度。但我国法律对税收债权在纳税人发生合并、分立时应如何缴纳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导致的结果是，一些纳税人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形式多样的重组、改制活动逃避税收的缴纳。其实，税收债权和普通私法债权一样，也应该得到相应制度的保障。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48条规定了纳税人在合并、分立时税款的缴纳方法。一方面有助于保障国家税收的实现，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确认了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具体内容是：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缴清税款。纳税人合并时未缴清税款的，应当由合并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纳税人分立时未缴清税款的，分立后的纳税人对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三、反映了税法的经济性

经济性是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35]我们认为对税法经济性的理解，可以和对税收经济本质的认识相结合。现代对税法的认识和对税收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税法和行政法相分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内涵的重大变化。如前所述，税收的存在是有经济依据的，即税收是公民为获取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税收构成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来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化，税收除了满足财政收入，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外，还承担起了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从税收的存在依据和职能两方面都可以看出税收的经济属性，而税法和税收关系密切。因此，税收的经济属性就决定了税法的经济性。税法的经济性具体表现在通过健全的税收法律制度保障税收经济职能的实现。

具体而言，税收实体法在很多方面体现了税法的经济性，如通过规定税目、税率、减免税、退税等制度调节经济运行。现代各国普遍采取的分税制也体现了税法的经济性。[36]分税制是以中央政府提供中央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理论进行设计的。分税制对于迎合地方偏好、鼓励地方政府间竞争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37]同时，健全的分税制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而健全的分税制需要税法的保障。

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但旧的《税收征管法》是在1994年以前制定的，没有规定分税制的内容，使得我国的分税制由于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在我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国税机关和地税机关一样，均按行政区域设置，不可避免地要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现实中地方政府对税务机关施加压力，为保证本地利益而侵蚀中央税款的事件屡有发生。如一些地方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通过各种方式把本该入中央金库的税款划入地方金库，侵蚀中央税收；还有的地方所设立的国税机关、地税机关各自为政，互不协调。[38]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中央

的财政收入，进而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税法的经济性并没有表现出来。

面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联系税法的经济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的税款入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53条规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同时进一步规定，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上述规定完善了我国的分税制法律制度，将会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提高，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而体现出税法的经济性。

四、表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技术性也是现代税法的特征之一。税收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国民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税法也随之复杂化。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为保证税负公平，防止偷税、逃税行为，设计条理细致的税收法律制度就很有必要。一方面税法要谋求与私法秩序保持协调，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如何才能确保税收征收，保证税收征管的实效。因此，在这些复杂的制度设计中就表现出税法的技术性。[39]具体而言，税法的技术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税收实体法中，税法根据税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税种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二是表现在税收程序法中，从纯粹技术的角度分析税收征管的各个环节，进而设计相应的法律制度。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表现了税法的技术性。具体制度有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的帐户管理制度和发票管理制度。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不涉及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权利（权力）义务的重新配置，仅是根据其本身的特点对其具体的制度细节进行调整，这样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些制度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我国原有的税务登记制度的主要缺陷是，税务登记和工商登记在程序上脱节，且税务登记证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不高。纳税人在办理工商登记后往往不办理税务登记，逃避纳税。另外，一些没有营业执照的经营者以未办理工商登记为由拒绝办理税务登记。从事经营行为的事业单位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不办理税务登记，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该法第15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证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30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将所有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都纳入了税务登记的范围，同时规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通报义务，可以使税务机关及时了解纳税人的工商登记状况。在法律责任部分，该法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可以处以罚款。这些制度设计就可以保证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从而使税收征管的基础环节得以完善。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制度设计中，基本上不涉及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权利（权力）义务的调整，仅是对这些制度本身的一些细节重新进行安排，从而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在纳税人帐户管理方面的规定也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旧的《税收征管法》由于没有将税务登记和纳税人帐户管理联系起来，也没有规定金融机构在帐户管理中的义务和责任，使得税务机关通过冻结的方式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具体的细节进行了调整。该法第17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帐户和其他存款帐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号码。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帐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同时在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金融机构的相应法律责任。有了这些制度设计，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的实际效果就会得到提高。

发票是经济生活中的收付款凭证，它能够证明相关主体之间的款项收付和资金流向，因此，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征管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发票制度的各个环节进行具体的设计，就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实效，进而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我国原有的发票制度进行了修改。该法第21条规定，税务机关是发票的主管机关，负责发票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缴销的管理和监督。单位、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应当按照规定开具、使用、取得发票。同时在第22条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的企业印制。通过对发票制度的这些设计，就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实效，也就表明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体现了税法的技术性。

五、促进了税法和科技的互动性

关于法律和科技之间的法理学问题，已有学者作了深入地研究。[40]这里我们仅从部门法的角度探讨税法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即互动性。税法和科技的关系相当密切。一方面税法为科技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税法往往通过规定税收减免、费用扣除、税前列支、投资抵免、税额豁免、延期纳税、亏损结转、加速折旧、先征后返等制度为其提供支持。[41]另一方面，科技对税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税收实体法方面，科技的发展对税种、税目、税率及其他税法要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税收程序法方面，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税收征管的方式方法。我国《税收征管法》的修订正好发生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很自然地规定了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

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反映科技对税法重大影响的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1）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建设制度。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6条规定，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税收征收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的这一规定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体现了科技对税法的影响。（2）会计核算软件制度。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针对实践中会计制度的发展变化，及时地对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了规范。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增加规定会计核算软件也应当报送税务机关备案。会计核算软件是专门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电子计算机应用软件，包括采用各种计算机语言编制的用于会计核算工作的计算机程序。财政部于1994年6月30日了《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对会计核算软件的有关问题作了规定

。《税收征管法》提高了规范层次，将有助于健全纳税人的财务会计制度，从而有利于税收征管。（3）税控装置制度。税控装置制度是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税收征管制度。从国外许多国家加强税收征管的经验看，推广使用税控装置，可以降低税收征管成本，加大税收征管力度，打击偷税、逃税行为。国家税务总局于1998年6月26日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加油站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通知》。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也规定了税控装置制度，反映了科技对税法的强烈影响。具体制度是，该法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4）采用数据电文申报纳税制度。所谓数据电文，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的规定，是指“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者传递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E-mail）、电报、电传或者传真。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反映了信息时代人们交易方式的变化，在该法第26条规定，纳税人除了可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外，也可采用数据电文等方式办理纳税申报。体现了科技对税法的影响。

「注释」

[1]我们这里所说的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可理解为税法主体在税收活动中法律地位的平等。

[2]（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18页。

[3]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98页。

[4]须注意的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税法是应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税收相适应的。“税收”和“税法”的概念在古代自然经济状态下早已存在，但其本质和特征与现代的理解完全不同。关于对税收的历史考察，可参见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219-222页。

[5]参见前引2刘剑文、李刚文，第98页。

[6]（日）井手文雄：《日本现代财政学》，陈秉良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53页。

[7]尽管在国家的起源上有“社会契约论”和“阶级国家论”的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国家）在面临市场失效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大同小异的。恩格斯曾经指出：“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理解这一点，是我们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和税收理论的重要前提条件。

[8]关于公共财政和市场失效的具体关系，可参见前引3张馨书，第23-58页。

[9]参见前引5井手文雄书，第262-263页。

[10]参见前引3张馨书，第232页。

[11]（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25页。

[12]前引3张馨书，第231页。

[13]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37、438页。

[14]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246页。

[15]（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90页。

[1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00、98页。

[1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

[18]这一过程和人们对税收的经济本质的认识和税收法治的发展过程基本相一致。

[19]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4月初版，第15页。

[20]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台）三民书局1997年9月版，第9页。

[21]参见前引19陈清秀书，第13页。

[22]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的方式，和“平衡论”提出的实现行政法律关系整体平衡的方式有类似性。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7-18页。

[23]湛中乐、朱秀梅：《公民纳税意识新论》，《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第36页。

[24]当然，公共产品领域的“搭便车”问题是无法完全排除的。大多数纳税人的主动纳税也不排除极个别的纳税人从事偷税、逃税等违法行为。

[25]尽管在其他部门法律关系中，公民也可以体会到权利的平等。但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由于一方主体是拥有行政权力的征税机关，公民在拥有行政权力的征税机关面前理直气壮的主张其权利和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对公民树立权利意识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法治向来关注的不仅是公民相互之间的平等，而更加关注公民与拥有行政权力的机关之间的平等问题。

[26]考察税法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注意到税法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48页。由此看来，确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导致我国税法的全面变革或许会成为我国实现法治的突破口。

[27]当然，这并不否认税法对纳税人义务的规定。事实上，税收征管法中有许多纳税人义务的规定。但在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方面，强调纳税人权利似乎更有意义。

[28]刘剑文、宋丽：《〈税收征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税务研究》2000年第11期，第8页。

[29]当然，在强调税务机关的义务和责任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中的权力。在新的《税收征管法》中对税务机关的权力较之旧法也作了改动。如扩大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对象的范围，增加规定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是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等。这些规定对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认为，考虑到税务机关的特殊性，在实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上，应把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其义务和责任的强调上。因此，这里主要论及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对税务机关义务和责任的规定。

[30]承认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并不是完全否定税收权力的行政权力属性。对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一种是从宏观上，整体的、抽象的角度来理解，即税收权力是一种债权，而其行政权力因素已经退居幕后。在这种角度理解税收权力和税收法律关系，就

可以得出税收权力是一种公法债权，税收法律关系由于其债的属性而具有平等性，这和前面对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论述是一致的。还有一种角度，是从法技术的观点来看待税收权力，认为其具有债权属性，但也不否定其行政权力属性，这样就可以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引进民法债的制度，完善税法制度，同时也充实税收权力的内容。这里主要是从法技术的角度看待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相关论述可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18-21页；颜庆章：《租税法》，（台）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修订版，第81页。

[31]我们认为，这也是税法得以独立于行政法的主要依据之一。

[32]旧的《税收征管法》也有关于纳税担保的规定，但这种担保是由税务机关责令作出的，尚不能完全说明税收权力的债权属性。

[33]关于这一规定存在的不足可参见刘剑文、魏建国：《我国税法对国外税收优先权制度的借鉴》，《法制日报》2001年5月20日理论版。

[34]关于税务机关如何行使税收代位权、撤销权，还有待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35]经济性也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关于税法的特征，可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7-38页。

[36]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财政结构的地区组织的设计不是为了形成一种有效的格局，而是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副产品而逐渐形成的。但在地方政治结构的构造上，财政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参见（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董勤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1月第1版，第277-278页。

[37]参见（美）哈维﹒S﹒罗森：《财政学》，平新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67-468页。

[38]参见刘剑文：《修订〈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制建设的福音》，《纳税人》2001年第2期，第30页。

[39]参见前引1金子宏书，第25页；前引28颜庆章书，第81页。

法律修订范文篇7

关键词:单一法典化;刑法立法;刑法修正案

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在建国之后不断发展，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形势政策、相关刑事制裁等组成的不规范、不系统的刑法体系，到1979年刑法典的诞生，意味着刑法正在朝着系统化、规范化的模式发展。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革，1997年我国系统性修订了刑法，废止单行刑法，重组刑事责任规范内容，最终实现我国刑法法典的系统性、规范性［1］。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刑法因立法原因出现的混乱状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局限。

一、单一法典化的局限性

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社会转型过程，各方面仍会出现变革，社会关系也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各种领域的犯罪问题向复杂化方向发展，这也给刑事法带来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各种社会领域出现的犯罪行为涉及面逛，类型多，需要刑法立法更加具体化、全面化。例如金融犯罪行为，可能关系到保险、外汇、证券等多方面，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危害性较大［2］，一旦出现，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大。现行的金融方面的法律虽然一直在修订和补充，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再加上金融方面的刑事犯罪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就加深了刑事法修订的难度。目前我国对金融犯罪方面的刑事立法有了较大的突破，不过由于人们对刑事立法的了解不够全面，经常会受到较多的金融问题，司法机关每年处理的金融方面的案件也在逐年提升，这意味着金融案件在每个人的身边，被侵犯的可能性从来没有减少，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方面刑事立法困难重重，更不用说我国不同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了，皆会带来一些刑事犯罪行为，多种多样，层出不穷，需要立法保障。其次是科技的发展，高科技犯罪呈现多样化特点，这一类型的犯罪通过常规的法律很难有约束作用。最为常见的就是计算机犯罪，我国目前现行的刑法立法在计算机犯罪方面规定的只有两种，计算机犯罪行为包含多个方面，涉及到的领域也比较多，更多的计算机犯罪行为一时无法侦破。还有的计算机犯罪行为涉及多省、多国，更加增加了侦查、控制、预防、管制的难度。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刑法立法发展的不平衡，是单一法典化局限性一直难以攻克的重要因素之一。还有一些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较大的危害，只能采取特殊性、针对性的形式对策才能解决。比如“黑社会”问题，我国近些年“打黑除恶”力度加强，“黑社会”现象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一些“黑社会”在保护伞下活动，侦查难度大，刑法措施不够完善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单一法典化刑法立法模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弥补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原则性的修订立法，内容涵盖面更加广泛化、系统性、具体性。

二、刑法修订案与特别刑事立法的融合

(一)刑法修订案的作用。刑法修订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刑法滞后性，确保刑法能够和社会发展同步。刑法典修订案能够保证切合实际的原有刑法内容继续保持下来，并发挥作用，保证其内在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还有利于紧跟时展的需要，及时的完善刑法内容，确保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保证了刑法法典结构的科学性、稳定性，还能够结合社会发展变化做出改变，保证其内在统一性。原有的刑法法典是在前人的智慧上产生出来的程度，对于社会发展和稳定有重要的作用［3］，一个国家在一部法律中规范发展，还可以帮助公民学法、知法、守法、懂法、用法，用法律的武器切实维护自身的权益。刑法法典中仍然有优势的内容要继续保存下来，并为社会的稳定服务。刑法修订案的出现，弥补了刑法出现滞后性的可能，更好的服务社会。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减少单行刑法的带来的影响，减少普通法律和特别形式立法之间的矛盾，既维护了宪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又将刑法置于半开放状态，在修订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二)特别刑事立法。单行刑法一般具有零散性的特点，不具有法律应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既不利于司法部门有效使用刑法，也不利于公民的学习和使用法律，这就使得刑法的立法需要结合社会需要进行。刑法修订案有效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可能出现重叠的情况［4］，如果社会上社会问题频发，就会多次修改刑法，频繁的修改也容易造成一种“朝令夕改”的情况，损害刑法的权威性，长久以往公民也会对刑法产生怀疑的态度。立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益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如果脱离了这一目标，刑法将会变成无水之源，无本之木，逐渐失去立足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高度变革时期，各种犯罪的社会现象较多，这也造成了刑法繁杂且零散的情况。时代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提高，都为刑法的发展提供了土壤。通过特别形式立法的方式，可以重新对一些特别的刑事案件进行审视，有利于协调刑事法和刑法典之间的关系，在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特殊问题的同时，保持刑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刑事立法方式可能会造成刑法体系的分散，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人员及时的做好整理汇编工作，这样有利于缓解刑法系统性的问题。特别刑事立法对解决复杂性犯罪领域有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我国“扫黑除恶”行动有效打掉多个黑社会组织，包庇黑社会人员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得到应有的处置，这是特别刑事立法有效应对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刑事立法开始贴近人们的生活，真正做到为了公民的生活，保障公民的权益。近两年重拳出击，有效打击了黑社会，人们的生活受到黑社会影响已经少之又少。这是立法的进步，也是社会的进步。刑法修正案主要在原有的刑法法典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的改变，实际上改变的内容少之又少，这种方式虽然缓解了刑法立法滞后性，但是在一些需要结合社会实际状况刑法立法上也有较大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特别刑事立法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刑法修订案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犯罪行为超出刑法法典的规定范围等情况，仍然坚持于现行的刑法法典或者寄希望于刑法修订案，可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特别刑事立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刑法修订案有作用，但是有限，特别刑事立法也是在一定类型的犯罪形式上有作用，在实际刑法立法中，要做到刑法修订案与特别刑事立法的有效融合，解决刑法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大限度的发挥刑法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目前的刑法立法模式需要紧跟社会发展的实际，完善发展，不断规范刑法立法，充分利用刑法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等文件的优势，结合实际，融合发展，相互配合，尽可能的发挥形式法律整体功能，推动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到刑法立法模式是需要社会变化而发展的，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在刑法的保护下参与社会活动，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是受到刑法约束的。刑法要让公民懂、公民用，在规范的系统范畴内发展，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确保公民权益。

［参考文献］

［1］童德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反思［J］．法商研究，2017(06):29－32．

［2］童德华．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批判［J］．法学评论，2017(04):83－92．

［3］段孝刚．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60－63．

法律修订范文篇8

关键词:罪刑法定;刑法;适用范围;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是刑法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在价值选择方面，罪刑法定表现了形式的公平公正。对于刑法来说，其最终的价值目标是实现公平以及公正。罪刑法定原则是目前世界各地普遍认同的一项最重要以及使用范围最广的刑法基本原则。刑法的适用范围，往往是指刑法的适用对象，适用期限以及适用于什么地方。刑法的颁布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稳定，以及国家人民的利益。刑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国家公民的安全，同时刑法的实施具有较强的公平公正性，它能保证每个公民的利益。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刑法是国家制定的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并处罚的一种基本法律。刑法讲究公平公正以及法定原则。刑法依据的基本原则即为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是若在相关法律中并未明确规定的就不能称之为犯罪。明确性以及法定是罪刑法定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法定通常是指所有的罪刑必须有明文规定，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罪刑,不能仅凭自身意愿擅自判决。在法律面前，所有人必须严格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作为执法人员以及执法人员家属更不得执法犯法，也不得擅自利用职权轻贱法律。即使国家在违法犯罪以及法律执行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关制定，但是其中并没有对刑法的适用范围进行明确规定，这就导致了相关人员在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二）研究意义。很多学者、法官以及法律爱好者都知道刑法的适用范围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但是所有的刑法立法都是刑法建立者自身经过长期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并通过对这些经验进行探究并分析而制定出的一系列规则。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口分布比较广泛，同时各个地方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然而犯罪行为又是多种多样的，同时每一种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于执法者本身来说并不可能一人了解所有的犯罪行为。而对刑法适用范围的研究，有利于在执法过程中减少一些不必要问题的发生，从而使执法过程顺利的进行。

二、刑法的时间适用范围

（一）刑法的时间适用范围。刑法的实践适用范围具体包括失效时间、生效时间以及刑法溯及力。其中刑法失效时间往往是指刑法废除已经不再使用；生效时间是指法律的颁布并使用；而刑法的溯及力通常是指刑法是否具有适用性。（二）刑法时间适用范围的内容。1．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顾名思义就是指刑法终止效力的时间，在刑法失效期间是不能通过刑法进行判决，然而刑法的失效时间通常由相应的立法机关来确定。一般来说，法律失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在新的法律颁布后，旧的法律就会自然而然的失效，或者由相关的立法机构宣布并确定废除该项法律，又或者相关立法机构明确规定了法律实施的期限，过期之后，该法律自动作废。目前我国刑法失效的基本途径可大概归纳为两种。第一种是法律自然失效，新法律的颁布并使用自然而然地淘汰了旧的法律；第二种则是由相关的立法机构明确规定废除某一项法律。2．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的生效时间与其他法律的生效时间大同小异，其生效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一种是由相关的立法人员宣布该法律在什么时候实施，并不是立即实施，而是在法律颁布并宣布后过一段时间再实施，在这其中有一段时间的间隔。第二种生效方式则是由相关立法机构宣布后立即实施，在这期间没有任何的时间间隔，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马上生效。3．刑法的溯及力。刑法的溯及力往往是指，在该法律生效之后，对该法律生效之前还未经过审判或者并不确定行为是否适用问题进行判断。如果不适用则表示该法律没有溯及力，反之，如果适用则表示该法律具有溯及力。在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本法实施以前出现的犯罪行为，如果通过当时的法律来看，该行为无法判断为犯罪行为，那么就依据当时的法律。而如果当时对这种行为也判定为犯罪，那么就依据当时的法律追究个人以及团体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认为该行为不犯法或者情节不严重的就依据本法来确定处罚方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在本法实施之前，已经对其他法律进行过生效判决，那么这项法律仍然有效。其具体操作方式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三）刑法的溯及力。经过当时的法律进行判定，该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但之后颁布2019•5（下）的法律又证明该行为不是犯罪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审判结果尚未确定，应当依据之后颁布的新的法律进行判定。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经过修订之后的法律具有溯及力；经过当时的法律进行判定，该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而之后颁布的法律中该行为属于犯罪行为。针对这种情况，执法人员并不能依据修订后的法律来追究行为执行者的刑事责任；如果之前的法律与之后修订的法律都判定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那么应按照修订前法律的规定追究行为执行者的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修订后的法律是不具有溯及力的。在对一种行为进行判断的时候，应当依据从轻并从旧的原则进行处理。但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例外，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法律相比于修订之后的法律承担的刑事责任重的情况下，应当依照修订之后的刑法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修订后的法律具有追溯力；如果当时的法律已经对该行为进行了判决，那么将不再进行重新判决，直接依据已经判决好的结果。尽管当时的法律判决较修订后的法律罪刑判决比较重，也不再作更改。这样充分保证了法律执行工作的严格性以及稳定性，从而为人民树立一定的威严，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现象的出现。

三、刑法的空间适用范围

（一）刑法空间效力的含义。刑法的空间效力对刑法的适用对象以及适用地点等问题进行解决。根据世界各国对刑法的规定条约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不仅仅适用于该国家，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适用，它不受空间的限制。但是国内刑法在国外刑法适用过程中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法律的影响，国际法对于国内刑法具有制约的作用。也就是说当国内群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侵害了本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公民利益以及人身安全的时候，国家有权利利用国内的刑法对其进行制裁。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罪犯的权益。目前各个国家对罪犯权益保证方面极其关注。（二）刑法空间空间效力主要内容。1．刑法的属人管辖。属人管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国公民在国外发生犯罪行为的，依然依据国内的刑法进行处置。因此无论我国公民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为非作歹，最终都不能逃脱中国刑法的指尖。但是在刑法中有相关规定，如果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追究。比如对于重婚行为的判决，往往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判决是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进行拘役。我国刑法规定，凡是我国公民在国外犯下重婚罪的，可以不予责任追究。2．刑法属地管辖。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凡是在我国区域内犯罪的，若法律在犯罪行为上没有特别的规定，那么一律可依据刑法来判定。比如，德国一位公民在我国上海实施了抢劫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依据我国刑法进行相关处理。我国区域内范围一般泛指我国领水、领空以及领土。但这其中仍然包括我国所有的航空器以及船舶内实施犯罪的。比如，在过去的湄公河案件中，我国的船舶在国外遭到外国暴徒的袭击，针对这种情况来说，国外暴徒的犯罪行为仍然适用于我国的刑法。其次，如果针对某一时间的犯罪行为以及结果，其中只要有一项是发生在中国，那么就必然认定该犯罪行为实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对于这种犯罪行为来说，依然适用于我国刑法。比如国外一些不法分子试图通过互联网来谋取我国公民的钱财，但实际的犯罪结果是我国公民利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对于这种犯罪因为，依然可按照我国刑法来处置。3．刑法的普遍管辖。刑法的普遍管辖是指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我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试用中国刑法。比如，我国公民参与一些国家上不法分子组织的恐怖主义以及战争犯罪等关乎到国际社会的和平问题以及安全问题，甚至关乎到全人类利益的时候。所有国家均可在国家法规定范围内对犯罪者进行管辖。4．刑法的保护管辖。刑法保护管辖往往是指国外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以及国家实施犯罪行为的。按照刑法规定，其最低刑期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利用中国刑法进行处置。但是，如果当地法律来说该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或者犯罪行为较轻当地并不予以处罚，这种情况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决定。比如，美国当地没有禁止枪械的使用以及收藏，如果美国公民在美国持枪伤害中国公民，那么我国公民可以通过本国法律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罚。

四、完善时间适用范围的策略

（一）将从轻处罚修订为有益于被告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从轻处罚的条例已经不能再适应当今的社会。对于杀人犯来说，它伤害的是被告人的身心健康甚至是被告人的整个家庭。它们的从轻处理不仅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放松了警惕，而且肇事者得不到相应的惩罚也是被害人以及国家的一大灾难。因此应该适当的将法律倾向于被害人一方，经历弥补被害人的伤害。（二）对犯罪地进行全面解释。我国在刑法中对犯罪地的解释相对模糊，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的表述还不够完善，这样很容易导致刑法执行者不能完整的概括其犯罪形态。因此应完善对犯罪地的表述。（三）对船舶以及航空器的管辖做出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内外外交事件也越来越多，国家经常进行军事反恐演习以及军事交流，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国家或者群众一定不会对其造成破坏，因此国家应当对船舶以及航空器的管辖作出明确的规定。（四）全部肯定模式。在持这种主张的国家或地区的刑法中,认为溯及力的适用对象不但包括发生在新刑法生效前但新刑法生效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还应包括所有已经处理终结的案件。

五、结论

目前，我国大部分公民对法律的适用范围还不够明确，从而导致在我国的范围行为只增不减。这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还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了负担。以此，作为中国公民，必须要正视祖国的法律，了解我国法律的适用范围，尤其是刑法。只有在充分了解法律的基础上才能够不触犯法律。目前我国在法律适用范围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完善，因此需要不断的探索以及发现，去更好的完善并修订法律。

参考文献：

[1]齐文远．“亲告罪”的立法价值初探——论修改刑法时应适当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J]．法学研究，1997(1)：139-143．

[2]阮方民．从旧兼从轻:刑法适用的“准据法原则”——兼论罪刑法定原则蕴含的程序法意义[J]．法学研究，1999(6)：149-158．

法律修订范文篇9

李明华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载体档案的数字化数量越来越大，各项工作形成的电子文件越来越多，档案工作从传统实体管理逐渐转向数字管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法律予以明确。档案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法律中明确归档范围和管理责任。长期以来档案封闭期较长和开放鉴定职责不明晰，影响了档案“为民服务”作用的充分发挥。此次档案法修订的总体思路是立足实际完善相关制度，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明确电子档案法律效力，完善监督检查措施，充分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在对档案法修订草案进行分组审议时，与会人员普遍表示，修订草案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完善了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强化了档案的服务功能，有利于更好发挥档案“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全国档案事业统计年报表明，2017—2018年度，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接待到馆利用者1384.3万人次，提供利用档案3897.1万卷、件次；接待现行文件利用者90.5万人次，提供现行文件查阅104.7万件次；接待资料利用者45.6万人次，提供利用资料102.7万册次；举办档案展览6362个，接待参观者1033.7万人次；公开出版档案资料汇编774种、约3.7266亿字。据了解，为扩大档案开放与利用，提高档案开放的效率，档案法修订草案将档案开放的期限由30年缩短为25年，并明确档案开放鉴定制度，提出做好档案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衔接。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档案信息化的进程也不断加快。据相关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成效显著，各级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的比例均有大幅提高，全国数字化档案资源达2243万GB。值得注意的是，档案法修订草案新增了“档案信息化建设”一章，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档案信息化纳入信息化发展规划，保障电子档案、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成果等档案数字资源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另外，修订草案第三十条还明确，电子档案应当符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规的要求，不得仅因为电子档案采用电子形式而否认其法律效力，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档案可以以电子形式作为凭证使用。这些规定将助力档案信息化建设走上“快车道”。同时，档案安全是档案工作的底线，而守住底线，事关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此次档案法修订草案专门增设“监督检查”一章，明确监督检查事项，并规定监督检查措施。修订草案还完善了档案管理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例如，修订草案规定，非国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卖给、赠送给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法律修订范文篇10

一、全面摸底调查。

走访县工商局，了解我县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工商注册情况，并对劳务派遣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准确掌握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基本情况和被派遣劳动者有关情况（具体摸底调查内容见附表）。

二、广泛开展宣传。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广泛宣传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的意义和内容，重点宣传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劳务派遣用工岗位适用范围、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规范劳务派遣管理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认真组织培训。

要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召开专题研讨会和以会代训等方式。开展本系统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组织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法律条款的精神实质，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水平。积极发挥县协调劳动三方四部门的作用采取主动送法上门等方式，认真抓好劳务派遣单位、各类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学习培训。

四、开展政策清理。

（一）对照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和上级的有关规定，依法对已经制定出台的涉及劳务派遣的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对与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部将颁布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相抵触的，要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修订或废止。

（二）做好人社部即将下发的许可规定和劳务派遣规定的配套政策制定工作，确保7月1日在新法修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同时，开展行政许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