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系统范文10篇

法律系统范文篇1

【关键词】法理学/法律推理/人工智能

【正文】

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历史

计算机先驱思想家莱布尼兹曾这样不无浪漫地谈到推理与计算的关系：“我们要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哲学家同两个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拿在手里，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两个人面对面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注：转引自肖尔兹著：《简明逻辑史》，张家龙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4页。）

如果连抽象的哲学推理都能转变为计算问题来解决，法律推理的定量化也许还要相对简单一些。尽管理论上的可能性与技术可行性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确实令人惊叹。从诞生至今的短短45年内，人工智能从一般问题的研究向特殊领域不断深入。1956年纽厄尔和西蒙教授的“逻辑理论家”程序，证明了罗素《数学原理》第二章52个定理中的38个定理。塞缪尔的课题组利用对策论和启发式探索技术开发的具有自学习能力的跳棋程序，在1959年击败了其设计者，1962年击败了州跳棋冠军，1997年超级计算机“深蓝”使世界头号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俯首称臣。

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是博弈、难题求解和智能机器人；70年代开始研究自然语言理解和专家系统。1971年费根鲍姆教授等人研制出“化学家系统”之后，“计算机数学家”、“计算机医生”等系统相继诞生。在其他领域专家系统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鼓舞下，一些律师提出了研制“法律诊断”系统和律师系统的可能性。（注：SimonChalton,LegalDiagnostics,ComputersandLaw,No.25,August1980.pp.13-15.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p.2.）

1970年Buchanan&Headrick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拉开了对法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序幕。文章认为，理解、模拟法律论证或法律推理，需要在许多知识领域进行艰难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如何描述案件、规则和论证等几种知识类型，即如何描述法律知识，其中处理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是主要难题。其次，要了解如何运用各种知识进行推理，包括分别运用规则、判例和假设的推理，以及混合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推理。再次，要了解审判实践中法律推理运用的实际过程，如审判程序的运行，规则的适用，事实的辩论等等。最后，如何将它们最终运用于编制能执行法律推理和辩论任务的计算机程序，区别和分析不同的案件，预测并规避对手的辩护策略，建立巧妙的假设等等。（注：Buchanan&Headrick,SomeSpeculationAbout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egalReasoning,23StanfordLawReview(1970).pp.40-62.）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沿着两条途径前进：一是基于规则模拟归纳推理，70年代初由WalterG.Popp和BernhardSchlink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二是模拟法律分析，寻求在模型与以前贮存的基础数据之间建立实际联系，并仅依这种关联的相似性而得出结论。JeffreyMeld-man1977年开发了计算机辅助法律分析系统，它以律师推理为模拟对象，试图识别与案件事实模型相似的其他案件。考虑到律师分析案件既用归纳推理又用演绎推理，程序对两者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包括了各种水平的分析推理方法。

专家系统在法律中的第一次实际应用，是D.沃特曼和M.皮特森1981年开发的法律判决辅助系统(LDS)。研究者探索将其当作法律适用的实践工具，对美国民法制度的某个方面进行检测，运用严格责任、相对疏忽和损害赔偿等模型，计算出责任案件的赔偿价值，并论证了如何模拟法律专家意见的方法论问题。（注：''''ModelsofLegalDecisionmakingReport'''',R-2717-ICJ(1981).）

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注：钱学森教授：《论法治系统工程的任务与方法》（《科技管理研究》1981年第4期）、《社会主义和法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和法制建设》（《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章，为我国法律专家系统的研发起了思想解放和理论奠基作用。）1986年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七五”研究课题，它在建立盗窃罪量刑数学模型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法律数据库开发方面，1993年中山大学学生胡钊、周宗毅、汪宏杰等人合作研制了《LOA律师办公自动化系统》。（注：杨建广、骆梅芬编著：《法治系统工程》，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349页。）1993年武汉大学法学院赵廷光教授主持开发了《实用刑法专家系统》。（注：赵廷光等著：《实用刑法专家系统用户手册》，北京新概念软件研究所1993年版。）它由咨询检索系统、辅助定性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组成，具有检索刑法知识和对刑事个案进行推理判断的功能。

专家系统与以往的“通用难题求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它要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规则简单的游戏或数学定理证明问题；(2)它面向更加专门的应用领域，而不是单纯的原理性探索；(3)它主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域，选择合理的方法来表达和运用特殊的知识，而不强调与问题的特殊性无关的普适性推理和搜索策略。

法律专家系统在法规和判例的辅助检索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了律师一部分脑力劳动。但绝大多数专家系统目前只能做法律数据的检索工作，缺乏应有的推理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进入了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开发时期。知识工程是指以知识为处理对象，以能在计算机上表达和运用知识的技术为主要手段，研究知识型系统的设计、构造和维护的一门更加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自动控制与系统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知识工程概念的提出，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几个推理定律再加上强大的计算机就会产生专家功能的信念。以知识工程为技术手段的法律系统研制，如果能在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等方面获得突破，将会使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发展源于两种动力。其一是法律实践自身的要求。随着社会生活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律实践需要新的思维工具，否则，法律家（律师、检察官和法官）将无法承受法律文献日积月累和法律案件不断增多的重负。其二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的全部思维活动为目标，但又必须以具体思维活动一城一池的攻克为过程。它需要通过对不同思维领域的征服，来证明知识的每个领域都可以精确描述并制造出类似人类智能的机器。此外，人工智能选择法律领域寻求突破，还有下述原因：(1)尽管法律推理十分复杂，但它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案件）、相对明确的前提（法律规则、法律事实）及严格的程序规则，且须得出确定的判决结论。这为人工智能模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法律推理特别是抗辩制审判中的司法推理，以明确的规则、理性的标准、充分的辩论，为观察思维活动的轨迹提供了可以记录和回放的样本。(3)法律知识长期的积累、完备的档案，为模拟法律知识的获得、表达和应用提供了丰富、准确的资料。(4)法律活动所特有的自我意识、自我批评精神，对法律程序和假设进行检验的传统，为模拟法律推理提供了良好的反思条件。

二、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价值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对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方法论启示。P.Wahlgren说：“人工智能方法的研究可以支持和深化在创造性方法上的法理学反思。这个信仰反映了法理学可以被视为旨在于开发法律分析和法律推理之方法的活动。从法理学的观点看，这种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揭示方法论的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开展从法理学观点所提出的解决方法的讨论，而不仅仅是探讨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有关的非常细致的技术方面。”（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在模拟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学家通过与工人智能专家的密切合作，可以从其对法律推理的独特理解中获得有关方法论方面的启示。例如，由于很少有两个案件完全相似，在判例法实践中，总有某些不相似的方面需要法律家运用假设来分析已有判例与现实案件的相关性程度。但法学家们在假设的性质问题上常常莫衷一是。然而HYPO的设计者，在无真实判例或真实判例不能充分解释现实案件的情况下，以假设的反例来反驳对方的观点，用补充、删减和改变事实的机械论方法来生成假设。这种用人工智能方法来处理假设的办法，就使复杂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假设实际上是一个新的论证产生于一个经过修正的老的论证的过程。总之，人工智能方法可以帮助法学家跳出法理学方法的思维定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法学问题，从而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

二是提供了思想实验手段。西蒙认为，尽管我们还不知道思维在头脑中是怎样由生理作用完成的，“但我们知道这些处理在数字电子计算机中是由电子作用完成的。给计算机编程序使之思维，已经证明有可能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童天湘先生认为：“通过编制有关思维活动的程序，就会加深对思维活动具体细节的了解，并将这种程序送进计算机运行，检验其正确性。这是一种思想实验，有助于我们研究人脑思维的机理。”（注：转引自童天湘：《人工智能与第N代计算机》，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5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使计算机能够获取、表达和应用法律知识，软件工程师为模拟法律推理而编制程序，必须先对人的推理过程作出基于人工智能理论和方法的独特解释。人工智能以功能模拟开路，在未搞清法律家的推理结构之前，首先从功能上对法律证成、法律检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等法律推理的要素和活动进行数理分析，将法理学、诉讼法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模型化，以实现法律推理知识的机器表达或再现，从而为认识法律推理的过程和规律提供了一种实验手段。法学家则可以将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推理过程、方法和结论与人类法律推理活动相对照，为法律推理的法理学研究所借鉴。因此，用人工智能方法模拟法律推理，深化了人们对法律推理性质、要素和过程的认识，使法学家得以借助人工智能科学的敏锐透镜去考察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BryanNiblett教授说：“一个成功的专家系统很可能比其他的途径对法理学作出更多的（理论）贡献。”（注：BryanNiblett,ExpertSystemsforLawyers,ComputersandLaw,No.29,August1981.note14,p.3.）

三是辅助司法审判。按照格雷的观点，法律专家系统首先在英美判例法国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浩如烟海的判例案卷如果没有计算机编纂、分类、查询，这种法律制度简直就无法运转了。（注：PamelaN.GrayBrookfield,ArtificialLegalIntelligence,VT:DartmouthPublishingCo.,1997.p.402.）其实不仅是判例法，制定法制度下的律师和法官往往也要为检索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且由于人脑的知识和记忆能力有限，还存在着检索不全面、记忆不准确的问题。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强大的记忆和检索功能，可以弥补人类智能的某些局限性，帮助律师和法官从事相对简单的法律检索工作，从而极大地解放律师和法官的脑力劳动，使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更加复杂的法律推理活动。

四是促进司法公正。司法推理虽有统一的法律标准，但法官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个体，所以在执行统一标准时会产生一些差异的结果。司法解释所具有的建构性、辩证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差异。如果换了钢铁之躯的机器，这种由主观原因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加以避免。这当然不是说让计算机完全取代法官，而是说，由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相对统一的推理标准和评价标准，从而可以辅助法官取得具有一贯性的判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物质欲望和感情生活，可以比人更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正像计算机录取增强了高考招生的公正性、电子监视器提高了纠正行车违章的公正性一样，智能法律系统在庭审中的运用有可能减少某些徇私舞弊现象。

五是辅助法律教育和培训。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凝聚了法律家的专门知识和法官群体的审判经验，如果通过软件系统或计算机网络实现专家经验和知识的共享，便可在法律教育和培训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例如，(1)在法学院教学中发挥模拟法庭的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专业学生巩固自己所学知识，并将法律知识应用于模拟的审判实践，从而较快地提高解决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2)帮助新律师和新法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迅速获得判案经验，在审判过程的跟踪检测和判决结论的动态校正中增长知识和才干，较快地接近或达到专家水平。(3)可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律师和法官及时获得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建议，弥补因知识结构差异和判案经验多寡而可能出现的失误。(4)可以为大众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

六是辅助立法活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不仅对辅助司法审判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完善立法也具有实用价值。（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例如，伦敦大学Imperial学院的逻辑程序组将1981年英国国籍法的内容形式化，帮助立法者发现了该法在预见性上存在的一些缺陷和法律漏洞。（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立法辅助系统如能应用于法律起草和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有可能事先发现一些立法漏洞，避免一个法律内部各种规则之间以及新法律与现有法律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

三、法理学在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中的作用

1.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想来源

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之法理学思想来源的追踪，不是对法理学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作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旨在揭示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直接影响。

第一，法律形式主义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18-19世纪的法律形式主义强调法律推理的形式方面，认为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以J·奥斯汀为代表的英国分析法学的传统，主张“法律推理应该依据客观事实、明确的规则以及逻辑去解决一切为法律所要求的具体行为。假如法律能如此运作，那么无论谁作裁决，法律推理都会导向同样的裁决。”（注：（美）史蒂文·J·伯顿著：《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页。）换言之，机器只要遵守法律推理的逻辑，也可以得出和法官一样的判决结果。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与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注：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92页。）如果法官违反三段论推理的逻辑，就会破坏法治。这种机械论的法律推理观，反映了分析法学要求法官不以个人价值观干扰法律推理活动的主张。但是，它同时具有忽视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僵化的缺陷。所以，自由法学家比埃利希将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推理说称为“自动售货机”理论。然而，从人工智能就是为思维提供机械论解释的意义上说，法律形式主义对法律推理所作的机械论解释，恰恰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提供了可能的前提。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实际过程来看，在其起步阶段，人工智能专家正是根据法律形式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前提，首先选择三段论演绎推理进行模拟，由WalterG.Popp和BernhardSchlink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推理大小前提的法律和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被计算机以“如果A和B，那么C”的方式加以描述，使机器法律推理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

第二，法律现实主义推动智能模拟深入到主体的思维结构领域。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推理主体的社会性。法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其所从事的法律活动不可能不受到其社会体验和思维结构的影响。法官在实际的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机械地遵循规则，特别是在遇到复杂案件时，往往需要作出某种价值选择。而一旦面对价值问题，法律形式主义的逻辑决定论便立刻陷入困境，显出其僵化性的致命弱点。法律现实主义对其僵化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霍姆斯法官明确提出“法律的生命并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注：（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478页。）的格言。这里所谓逻辑，就是指法律形式主义的三段论演绎逻辑；所谓经验，则包括一定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及直觉知识，甚至法官的偏见。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官主观能动性和法律推理灵活性的强调，促使人工智能研究从模拟法律推理的外在逻辑形式进一步转向探求法官的内在思维结构。人们开始考虑，如果思维结构对法官的推理活动具有定向作用，那么，人工智能法律系统若要达到法官水平，就应该通过建立思维结构模型来设计机器的运行结构。TAXMAN的设计就借鉴了这一思想，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网络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协调程序、说明程序分别对网络结构中的输入和输出信息进行动态结构调整，从而适应了知识整合的需要。大规模知识系统的KBS(KnowledgeBasedSystem)开发也注意了思维结构的整合作用，许多具有内在联系的小规模KBS子系统，在分别模拟法律推理要素功能（证成、法律查询、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评价、理由阐述）的基础上，又通过联想程序被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具有法律推理整体功能的概念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

第三，“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打开了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拟的思路。法律形式主义忽视了疑难案件的存在。疑难案件的特征表现为法律规则和案件之间不存在单一的逻辑对应关系。有时候从一个法律规则可以推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它们往往没有明显的对错之分；有时一个案件面对着几个相似的法律规则。在这些情况下，形式主义推理说都一筹莫展。但是，法律现实主义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它否认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法律规则的存在，试图用“行动中的法律”完全代替分析法学“本本中的法律”。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是使法律推理摆脱机械论束缚所走出的必要一步，然而，法律如果真像现实主义法学所说的那样仅仅存在于具体判决之中，法律推理如果可以不遵循任何标准或因人而异，那么，受到挑战的就不仅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且还会殃及法治要求实现规则统治之根本原则，并动摇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存在的基础。哈特在法律形式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的争论中采取了一种折中立场，他既承认逻辑的局限性又强调其重要性；既拒斥法官完全按自己的预感来随意判案的见解，又承认直觉的存在。这种折中立场在哈特“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律概念既有“意义核心”又有“开放结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法官发现问题的阳面，而根据社会政策、价值和后果对规则进行解释则有助于发现问题的阴面。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使基于规则的法律推理模拟在受到概念封闭性的限制而对疑难案件无能为力时，找到了新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疑难案件法律推理模型，通过逻辑程序工具和联想技术而建立起来。Gardner博士就疑难案件提出两种解决策略：一是将简易问题从疑难问题中筛选出来，运用基于规则的技术来解决；二是将疑难问题同“开放结构”的法律概念联系在一起，先用非范例知识如规则、控辩双方的陈述、常识来获得初步答案，再运用范例来澄清案件、检查答案的正确性。

第四，目的法学促进了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目的法学是指一种所谓直接实现目的之“后法治”理想。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把法律分为三种类型。他们认为，以法治为标志的自治型法，过分强调手段或程序的正当性，有把手段当作目的的倾向。这说明法治社会并没有反映人类关于美好社会的最高理想，因为实质正义不是经过人们直接追求而实现的，而是通过追求形式正义而间接获得的。因此他们提出以回应型法取代自治型法的主张。在回应型法中，“目的为评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地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制度屈从的危险。反之，缺少目的既是僵硬的根源，又是机会主义的根源。”（注：（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美国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对形式主义法律推理和目的型法律推理的特点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前者要求使用内容明确、固定的规则，无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不能适应复杂情况和变化，追求形式正义；后者则要求放松对法律推理标准的严格限制，允许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抽象标准，迫使人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追求实质正义。与此相应，佩雷尔曼提出了新修辞学(NewRhetoric)的法律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只是根据演绎法或归纳法对问题加以说明或论证的技术，属于手段的逻辑；新修辞学要填补形式逻辑的不足，是关于目的的辩证逻辑，可以帮助法官论证其决定和选择，因而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他认为，在司法三段论思想支配下，法学的任务是将全部法律系统化并作为阐释法律的大前提，“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就成为对法律的三个要求。而新修辞学的基本思想是价值判断的多元论，法官必须在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示下履行义务，必须考虑哪些价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会上有效的公平的”。这些价值构成了判决的正当理由。（注：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6页。）制造人工智能法律系统最终需要解决价值推理的模拟问题，否则，就难以实现为判决提供正当理由的要求。为此，P.Wahlgren提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5种知识表达途径中，明确地包括了以道义为基础的法律推理模型。（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引入道义逻辑，或者说在机器中采用基于某种道义逻辑的推理程序，强调目的价值，也许是制造智能法律系统的关键。不过，即使把道义逻辑硬塞给计算机，钢铁之躯的机器没有生理需要，也很难产生价值观念和主观体验，没办法解决主观选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斯纳曾以法律家有七情六欲为由对法律家对法律的机械忠诚表示了强烈怀疑，并辩证地将其视为法律发展的动力之一。只有人才能够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够发现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价值。因此，关于价值推理的人工智能模拟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2.法理学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制的理论指导作用

GoldandSusskind指出：“不争的事实是，所有的专家系统必须适应一些法理学理论，因为一切法律专家系统都需要提出关于法律和法律推理性质的假设。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切专家系统都必须体现一种结构理论和法律的个性，一种法律规范理论，一种描述法律科学的理论，一种法律推理理论”。（注：GoldandSusskind,ExpertSystemsinLaw:AJurisprudentialandFormalSpecificationApproach,pp.307-309.）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仅需要以法理学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为知识基础，还需要从法理学获得关于法律推理的完整理论，如法律推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历史，法律推理的标准、主体、过程、方法等等。人工智能对法律推理的模拟，主要是对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知识进行人工智能方法的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并编制计算机应用程序，从而在智能机器上再现人类法律推理功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专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吸收法理学关于法律推理的研究成果，包括法理学关于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成果。

随着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从低级向高级目标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法律推理的微观机制认识不足已成为人工智能模拟的严重障碍。P.Wahlgren指出，“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领域的开发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许多潜在的法理学原则没有在系统开发的开始阶段被遵守或给予有效的注意。”“法理学对法律推理和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已经有几百年，而人工智能的诞生只是本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情，这个事实是人工智能通过考察法理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一个有效动机。”（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因此，研究法律推理自动化的目标，“一方面是用人工智能（通过把计算机的应用与分析模型相结合）来支撑法律推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应用法理学理论来解决作为法律推理支撑系统的以及一般的人工智能问题。”（注：P.Wahlgren,AutomationofLegalReasoning:AStudy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ComputerLawSeries11.KluwerLawandTaxationPublishers.DeventerBoston1992.Chapter7.）在前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充当法律推理研究的思想实验手段以及辅助司法审判的问题。后一方面，则是法律推理的法律学研究成果直接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所应用的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法理学在真实和假设案例的推理和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为几种人工智能法律装置借鉴而成为其设计工作的理论基础。在运用模糊或开放结构概念的法律推理研究方面，以及在法庭辩论和法律解释的形式化等问题上，法理学的研究成果也已为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所借鉴。

四、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究的难点

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成果，但它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构成了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目标。

第一，关于法律解释的模拟。在法理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法律解释的研究对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制起着关键作用。法律知识表达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解释。法律规范在一个法律论点上的效力，是由法律家按忠实原意和适合当时案件的原则通过法律解释予以确认的，其中包含着人类特有的价值和目的考虑，反映了法律家的知识表达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德沃金将解释过程看作是一种结合了法律知识、时代信息和思维方法而形成的，能够应变的思维策略。（注：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7.p.75.）目前的法律专家系统并未以知识表达为目的来解释法律，而是将法律整齐地“码放”在计算机记忆系统中仅供一般检索之用。然而，在法律知识工程系统中，法律知识必须被解释，以满足自动推理对法律知识进行重新建构的需要。麦卡锡说：“在开发智能信息系统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任务既不是文件的重建也不是专家意见的重建，而是建立有关法律领域的概念模型。”（注：McCarty,Intelligentlegalinformationsystems:problemsandprospects,op.cit.supra,note25,p.126.）建立法律概念模型必须以法律家对某一法律概念的共识为基础，但不同的法律家对同一法律概念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策略。凯尔森甚至说：即使在国内法领域也难以形成一个“能够用来叙述一定法律共同体的实在法的基本概念”。（注：（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尽管如此，法理学还是为法律概念模型的重建提供了一些方法。例如，德沃金认为，法官在“解释”阶段，要通过推理论证，为自己在“前解释”阶段所确定的大多数法官对模糊法律规范的“一致看法”提供“一些总的理由”。获取这些总的理由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原则，用自我建立的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这种法律原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证明现存的明确法律制度是正当的。其次，再以法律原则为依据反向推出具体的法律结论，即用一般法律理论来证明某一法律原则存在的合理性，再用该法律原则来解释某一法律概念。TAXMAN等系统装置已吸收了这种方法，法律知识被计算机结构语言以语义网络的方式组成不同的规则系统，解释程序使计算机根据案件事实来执行某条法律规则，并在新案件事实输入时对法律规则作出新的解释后才加以调用。不过，法律知识表达的进展还依赖于法律解释研究取得更多的突破。

第二，关于启发式程序。目前的法律专家系统如果不能与启发式程序接口，不能运用判断性知识进行推理，只通过规则反馈来提供简单解释，就谈不上真正的智能性。启发式程序要解决智能机器如何模拟法律家推理的直觉性、经验性以及推理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即人可以有效地处理错误的或不完全的数据，在必要时作出猜测和假设，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具有灵活性。在这方面，Gardner的混合推理模型，EdwinaL.Rissland运用联想程序对规则和判例推理的结果作集合处理的思路，以及Massachusetts大学研制的CABARET（基于判例的推理工具），在将启发式程序应用于系统开发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法律问题往往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人工智能模拟法律推理的一个难题。选择哪一个答案，往往取决于法律推理的目的标准和推理主体的立场和价值观念。但智能机器没有自己的目的、利益和立场。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划定了机器法律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范围。

第三，关于法律自然语言理解。在设计基于规则的程序时，设计者必须假定整套规则没有意义不明和冲突，程序必须消灭这些问题而使规则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就是说，尽管人们对法律概念的含义可以争论不休，但输入机器的法律语言却不能互相矛盾。机器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LDS基于规则来模拟严格责任并计算实际损害时，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使用不精确的自然语言进行推理。然而，在实际的法律推理过程中，法律家对某个问题的任何一种回答都可根据上下文关系作多种解释，而且辩论双方总是寻求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智能法律专家系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语言理解研究工作的突破。牛津大学的一个程序组正在研究法律自然语言的理解问题，但是遇到了重重困难。原因是连法学家们自己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专业术语规范。所以EdwinaL.Rissland认为，常识知识、意图和信仰类知识的模拟化，以及自然语言理解的模拟问题，迄今为止可能是人工智能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对于语言模拟来说，像交际短语和短语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会在较窄的语境条件下取得成果，完全的功能模拟、一般“解决问题”能力的模拟则距离非常遥远，而像书面上诉意见的理解则是永远的终极幻想。（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

五、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开发策略和应用前景

我们能够制造出一台什么样的机器，可以证明它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从检验标准上看，这主要是法律知识在机器中再现的判定问题。根据“图灵试验”原理，我们可将该检验标准概括如下：设两间隔开的屋子，一间坐着一位法律家，另一间“坐着”一台智能机器。一个人（也是法律家）向法律家和机器提出同样的法律问题，如果提问者不能从二者的回答中区分出谁是法律家、谁是机器，就不能怀疑机器具有法律知识表达的能力。

依“图灵试验”制定的智能法律系统检验标准，所看重的是功能。只要机器和法律家解决同样法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相同，就不再苛求哪个是钢铁结构、哪个是血肉之躯。人工智能立足的基础，就是相同的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结构来实现之功能模拟理论。

从功能模拟的观点来确定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策略，可作以下考虑：

第一，扩大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主体。现有人工法律系统的幼稚，暴露了仅仅依靠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从事系统研发工作的局限性。因此，应该确立以法律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三结合的研发群体。在系统研发初期，可组成由法学家、逻辑与认知专家、计算机和知识工程专家为主体的课题组，制定系统研发的整体战略和分阶段实施的研发规划。在系统研发中期，应通过网络等手段充分吸收初级产品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的意见，使研发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形成反馈，将开发精英与广大用户的智慧结合起来，互相启发、群策群力，推动系统迅速升级。

第二，确定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应用为主导的研发策略。目前国外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领域，还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加以应用。但是，任何智能系统包括相对简单的软件系统，如果不经过用户的长期使用和反馈，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向成熟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如果不能将初期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为产品，我们也难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必须走产研结合的道路，坚持以应用开路，使智能法律系统尽快走出实验室，同时以研究为先导，促进不断更新升级。

第三，系统研发目标与初级产品功能定位。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研发目标是制造出能够满足多用户（律师、检察官、法官、立法者、法学家）多种需要的机型。初级产品的定位应考虑到，人的推理功能特别是价值推理的功能远远超过机器，但人的记忆功能、检索速度和准确性又远不如机器。同时还应该考虑到，我国目前有12万律师，23万检察官和21万法官，每年1.2万法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获取、表达和应用能力参差不齐。因此，初级产品的标准可适当降低，先研制推理功能薄弱、检索功能强大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与计算机厂商合作生产具有强大数据库功能的硬件，并确保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判例的网上及时更新；同时编制以案件为引导的高速检索软件。系统开发的先期目标应确定为：(1)替律师起草仅供参考的起诉书和辩护词；(2)替法官起草仅供参考的判决书；(3)为法学院学生提供模拟法庭审判的通用系统软件，以辅助学生在起诉、辩护和审判等诉讼的不同阶段巩固所学知识、获得审判经验。上述软件旨在提供一个初级平台，先解决有无和急需，再不断收集用户反馈意见，逐步改进完善。

第四，实验室研发应确定较高的起点或跟踪战略。国外以知识工程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人工智能法律系统开发已经历了如下发展阶段：(1)主要适用于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2)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3)运用判例和假设的推理；(4)运用规则和判例的混合推理。我们如确定以简单案件的规则推理为初级市场产品，那么，实验室中第二代产品开发就应瞄准运用开放结构概念的推理。同时，跟踪运用假设的推理及混合推理，吸收国外先进的KBS和HYPO的设计思想，将功能子系统开发与联想式控制系统结合。HYPO判例法推理智能装置具有如下功能：(1)评价相关判例；(2)判定何方使用判例更加贴切；(3)分析并区分判例；(4)建立假设并用假设来推理；(5)为一种主张引用各种类型的反例；(6)建立判例的引证概要。HYPO以商业秘密法的判例推理为模拟对象，假设了完全自动化的法律推理过程中全部要素被建立起来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HYPO忽略了许多要素的存在，如商业秘密法背后的政策考虑，法律概念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固有的模糊性，信息是否已被公开，被告是否使用了对方设计的产品，是否签署了让与协议，等等。一个系统设计的要素列表无论多长，好律师也总能再多想出一些。同样，律师对案件的分析，不可能仅限于商业秘密法判例，还可能援引侵权法或专利法的判例，这决定了起诉缘由的多种可能性。Ashley还讨论了判例法推理模拟的其他困难：判例并不是概念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样本，因此，要通过要素等简单的法律术语使模糊的法律规则得到澄清十分困难，法律原则和类推推理之间的关系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描述。（注：EdwinaL.Rissland,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Law:SteppingStonestoaModelofLegalReasoning,TheYaleLawJournal.(Vol.99:1957-1981).）这说明，即使具有较高起点的实验室基础研究，也不宜确定过高的目标。因为，智能法律系统的研究不能脱离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水平。

第五，人－机系统解决方案。人和机器在解决法律问题时各有所长。人的优点是能作价值推理，使法律问题的解决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从而具有灵活性。机器的长处是记忆和检索功能强，可以使法律问题的解决具有一贯性。人－机系统解决方案立足于人与机器的功能互补，目的是解放人的脑力劳动，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该方案的实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为主，机器为人收集信息并作初步分析，提供决策参考。律师受理案件后，可以先用机器处理大批数据，并参考机器的起诉和辩护方案，再做更加高级的推理论证工作。法官接触一个新案件，或新法官刚接触审判工作，也可以先看看“机器法官”的判决建议或者审判思路，作为参考。法院的监督部门可参照机器法官的判决，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某种监督，如二者的判决结果差别太大，可以审查一下法官的判决理由。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司法腐败。在人－机系统开发的第二阶段，会有越来越多的简单案件的判决与电脑推理结果完全相同，因此，某些简单案件可以机器为主进行审判，例如，美国小额法庭的一些案件，我国法庭可用简易程序来审理的一些案件。法官可以作为“产品检验员”监督和修订机器的判决结果。这样，法官的判案效率将大大提高，法官队伍也可借此“消肿”，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薪水，吸引高素质法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未来的计算机不会完全取代律师和法官，然而，律师和法官与智能机器统一体的出现则可能具有无限光明的前景。（注：Smith,J.C,MachineIntelligenceandLegalReasoning,Chicago-KentLawReview,1998,Vol.73,No.1,p277.）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为法律工作的自动化提供越来越强有力的外脑支持。电脑律师或法官将在网络所及的范围内承担起诸如收债、税务、小额犯罪诉讼等职能。自动法律推理系统将对诉讼活动发挥越来越多的辅助作用，例如，通过严密的演绎逻辑使用户确信全部法律结论得出的正当性；在解决相互冲突的规则、判例和政策问题时提示可能出现的判决预测；等等。正如网络的出现打破了少数人对信息的垄断一样，电脑法律顾问的问世，将打破法官、律师对法律知识的垄断，极大地推动法律知识的普及，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素质，使法律真正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法律系统范文篇2

1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存在较大的弊端

我国现有的电子商务方面立法仅仅是某一个方面的立法规范，缺乏一个完整、规范的体系，例如《：合同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文域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等。这样的立法现状对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我们必须重视电子商务立法体系的构建，只有对其加以重视，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电子商务立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制定出有利于我国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规范。

2电子商务立法的立法原则与调整对象

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定义概念，但是不同的说法表达的意思却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指在客户的要求下，通过数据电文提供的有偿服务。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电子商务的调整对象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以有利于电子商务贸易在该地区的有序发展。虽然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地区或组织对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有不同的界定，但是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对“电子商务的任何一笔交易包含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这一说法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相对统一的认识标准有利于完善电子商务市场，有利于解决因标准不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从而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原则包括：

2.1最低限度调整原则

虽然电子商务是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新体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能摆脱传统商务的本质特性，传统商事交易法的基本原则是意思自治，所以意思自治也应该是电子商务立法的基本原则，也说明电子商务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鼓励电子商务交易的发展而非限制。此外，还有一个原则是为了鼓励技术的进步，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并且规定了电子商务不能因为采用电子的形式为借口而抵制法律的效力，也不能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受到优惠的待遇，此原则为技术和媒介中立原则。

2.2国际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原则

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说是全球性的，这就决定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非是单纯的仅限于一国的范围内。所以这些年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试图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达成共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由联合国贸法会指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就是很好的体现。当然，中国的电子商务立法也必须坚持这一点，在立法过程中注意和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规范相结合，才能不偏离国际上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大方向，才能更容易与国际接轨，使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和交易习惯不同，这就决定了要考虑国情但又不能过分强调，这样才能保证电子商务法成为调整电子交易的法律。

2.3鼓励行业自律原则

行业自律原则在电子商务立法中是需要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因为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比较快，可谓是日新月异，但是立法一般都有滞后性的缺陷，不能及时的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商务交易涉及到的法律关系是多重的，并不是单一的，这样仅靠一部电子商务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坚持行业自律原则。

3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对信息流的规范、资金流的规范和物流的规范。

3.1对信息流的规范

目前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文献是联合国贸法会草拟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所以我国在电子合同立法方面应以此为蓝本，并结合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数据电文的相关规定来构建我国的电子合同法律体系。同时，各界对电子人的有关界定和规范也有广泛的讨论，电子人是指由编制人设定，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以实现编制人的意愿。电子人是由人编制的，代表着编制人的意思，虽然电子人不具有法律人格，但是通过电子人进行的行为同样反映编制人的意思，具有同自然人与法人作为产生同样的法律效力。但也不能否认电子人的特殊性。由于电子商务本身的特殊性，所以电子商务的安全应是电子商务立法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电子商务立法都把这一问题放在极其关注的位置上。首先要明确的是对电子签名是否具有效力的认定，新加坡、欧盟和美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立法对电子签名效力的认定持肯定的态度，由此可见，确定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所以，中国的电子商务立法不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背道而驰，我国应承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电子签名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借鉴一些国家先进的、可行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方法，在解决法律问题的基础上也要兼顾技术问题，应保持技术的中立性，并对安全电子签名问题做相应的规定。知识产权保护是电子商务中的另一重大的课题。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电子商务中商标权问题主要涉及域名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对于域名的保护没有必要专门制定新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直接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解即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网络侵权问题进行了规定，再加上传统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些都对电子商务中著作权保护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对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著作权法律关系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一般认为，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中有三方面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中最重要的权利，即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以及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在我国，虽然在网络传播权方面有比较全面的规定，但在其他两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还有欠缺。这种情况也应成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立法关注的重点。有效的技术措施问题是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涉及到的重要问题。对有效的技术措施的界定标准可以借鉴欧盟的界定标准，并且结合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具体情况和有关著作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解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的空白。其次，对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首先我们要承认制定有关数据库保护的专门法律是必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数据库才有资格受到法律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只要是独创性的数据库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有学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来进行参考，但都是各说一家，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说法。

3.2对资金流的规范

电子货币和电子支付等问题是该部分所涉及的主要的法律问题，电子货币是由网络银行发行的，并且具有与传统货币等同功能的一种数据货币，其本质是一系列的数据信息。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支付方式也必然会发生变革，网络商务具有快捷便利的特点，就要求方便快捷的网络支付方式与之相适应。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引起的新的支付方式的出现，这就必然要求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在我国，首先应该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国统一的电子货币管理机构，负责对电子货币技术标准进行制定，再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各银行发行自己的电子货币。

3.3对物流的规范

新型的物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出现，电子物流是一种新型的物流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传统的物流法律规范所无法解决的，这就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法律规范的出现，对该法律规范的制定可以借鉴传统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物流是一种通过在线以数据形式传送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应针对电子物流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保证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有序。

法律系统范文篇3

论文摘要：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优越性及存在的风险进行思考性分析,进而提出有效可行的措施促进其稳健发展,这无疑是理论上的进步,更对实践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金融全球化浪潮兴起,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国际化,混业经营已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初露端倪,是现行分业经营法律体制实践上的创新,是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有效制度过渡。

金融立法上的空白要求我们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设计完善的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制度,规范其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业在金融全能化浪潮趋势下,经历了出于金融防范风险而建立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和法规体系到今天实践创新的中信集团、光大集团等及国有商业银行等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这很显然是金融领域的新探索。

一、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理性分析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2月联合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为: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二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的从事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监管环境和经营文化下,为适应扩大了的金融业务范围而创建的一类金融企业。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存在其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土壤:

(一)国际趋势。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变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回顾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格局的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从最初的混业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再经过中、长期的金融创新与融合的演变。成功的典例是美国和日本。经历“金融大爆炸”结束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转向金融控股公司方向整合,吸收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优势,摒弃两者的缺陷,向更兼容的模式发展。

(二)自身机制。风险和效率是金融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我国的金融立法更强调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实施严格分业经营管理。随着入世承诺的兑现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我们唯有在提高金融竞争力和效益基础上才能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与安全。正如学者所说的“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市场地位的逐步确立,不断追求利润,是金融控股公司产生的微观原因”。

(三)实践探索。目前我国全面实行混业经营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如缺乏一元化无法满足在全面的混业下各金融领域界限淡化的要求;资本市场上透明度低尤其是证券市场,承受金融风险的能力脆弱;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不完善。如果实现“一步到位”混业经营则极易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实践中,四大国有银行纷纷建立金融公司。此外,光大、中信等也是我国实力较强的金融控股公司,许多股份制商业银行也纷纷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今后发展的方向。

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与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存在有其自身合理的优势和不可避免的风险,这是事物的二元论,存在的价值正是其优劣的博弈结果。

(一)发展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优势

1.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增加某一金融服务产品的数量,如扩大银行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以吸收更多的存款,来降低成本;通过增加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如利用同一个银行网点同时销售证券、保险、基金等不同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

2.金融创新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形式使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成为有机整体资金可以自由流动,各业务间不受或少受限制,使金融部门内部各要素得以重新组合并衍生出新的金融业务,从而促进金融创新。

3.风险分散优势: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集团来统一调度资金,通过多元化、综合化经营,分散单一业务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合理的投资组合来转移风险。在集团层次设立统一的风险监管机构,提高子公司风险控制的有效性,降低控制风险的成本。

4.便捷优势:这主要是针对客户来说的,即“一站式金融服务”亦称“金融超市”,就是将各种金融商品和服务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消费者进入一家金融超市就可以同时进行储蓄、信贷、信用卡、保险、基金、股票等多种金融交易。

(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风险

1.资本金的重复计算

资本是金融机构存在的生命源,是抵御风险的缓冲器,是债权人利益的终极保证。然而为了实现资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金融控股公司容易出现资本金重复计算的问题。通常表现为:(1)集团公司拨付子公司的资本金在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同时反映,造成资本金的重复计算;(2)子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和相互投资,造成资本金多次计算。同一笔资本金用来抵御多家公司的风险对债权人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最终会导致集团的整体风险。

2.内部关联交易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交叉持股关系和繁复的资金链,使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成为经营策略的重要内容。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资金和商品的相互划拨、相互担保以及为了避税和逃避监管而相互转移利润。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关联交易,无形中使控股公司的各个法人形成了一个债务链。此外,关联交易还增加了各子公司进行内幕交易的可能性。如果发生内幕交易必然会妨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3.风险传播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涉及多种金融领域的金融混合体。一旦出现风险,会随着各公司的内部交易相互传递,引爆整个集团公司处于风险之中。风险传播可细分为风险传递和传染两个方面。传递效应是指金融控股公司个别成员的危机将通过错综复杂的有形、无形联系外溢、回波层层放大,殃及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升级为系统风险。传染效应是指即便金融控股公司只对子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集团成员间也已经设置了防火墙,外界仍会因某一成员的危机而对其他成员乃至集团整体的经营稳健和信用能力下降。传染效应源于外界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传递效应的担忧,反过来又加剧了传递效应。如金融控股公司往往基于维护集团整体声誉的考虑,调度资金救助濒危子公司,这本身就可能成为风险传递的渠道。

4.监管风险

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质是冲破现有监管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淡化金融公司的界限,强化母子公司的信息交流。然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机构的分业监管模式,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式的监管: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这些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以及监管的标准和范围各不相同,不利于监管机构互相协调行动,形成严密的“防火墙”,隔离风险的传递。但是母子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却弱化公司的监管,造成“监管真空”,为委托问题提供方便,进而诱发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环境的动荡。

三、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设计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决择

金融控股公司的类型根据控股的动机和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一般不从事专门的金融业务,也不经营零售业务,只是全资拥有或绝对控股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附属机构或子公司。这些附属机构或子公司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开展专门的金融业务。二是经营性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经营专门的金融业务,如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等并通过出资设立子公司参与其他金融业务。

在西方国家,金融控股公司一般都是经营性控股公司。在美国,控股公司和各金融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控股公司和子公司通过资产纽带和股份制原则紧密连接,各种金融业务之间有效建立“防火墙”,不同的子公司从事不同种类的金融业务。在德国,实行的是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控股公司不仅可以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也可从事包括证券、保险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与西方发达市场体制相比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故我认为,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成立初期,宜推行“纯粹型”控股公司模式。母公司不设特有的事业领域,而仅仅是一个公司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母公司可以将精力集中于子公司的战略管理、提高公司的资本运作效率、对企业的内部整合和外部兼并与重组。子公司则是经营活动的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业务经营贯彻母公司的战略意图,是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中心和利润中心。

在目前以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为主要组成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的实力是最强大的,尤其是那些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其业务网点、资产和资本规模都是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能够有实力收购其他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的首推商业银行。并且可以防止金融控股公司与各子公司间的利益冲突。以商业银行为主体进行金融控股公司的构建,最终形成规范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是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或现实选择。

(二)加快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法规的存在是金融控股公司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已在法律上确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如《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第3条中明确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但是,现行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这虽然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留下生存空间,但却未提供明确性支持。因此,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要整合各部金融法律,在其中修订加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相关内容,并使其协调与配套。文本要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与程序,较之一般公司的设立应门槛更高;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与运作模式,做到明确分工。

(三)建立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

根据2002年2月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分业监管基本格局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而且修改后的《保险法》以及正在修改和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也并没有打破目前监管格局的动向。因此,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基础上,探索发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的合理结构,以期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

在实践中,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三方监管联席会议机制。2003年9月18日召开的金融监管三方联席会议通过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规定:分业监管、职责明确、合作有序、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的相关机构和业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架构已初步建立。但基于没有一家专门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专业监管,可能导致监管各方协调不一致,或者监管各方都对此不承担责任,或者相互争夺监管权;现有的监管机关只熟悉本行业的监管业务,可能难以承担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综合监管的职责;由于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然是分业监管,必然会形成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盲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的综合监管机构,负责跨业监管与决策,对金融控股公司下属不同金融业务领域的子公司则由原来各监管机构实施专业化监管。

参考文献:

[1]夏斌,金融控股集团设置监管“防火墙;———迫在眉睫的任务[J].金融与保险,2005(8).

[2]李昀,刍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及监管[J].深圳金融,2003(12).

法律系统范文篇4

【关键词】穆斯林；现代法律；宗教

在土耳其为加入欧盟做不懈的努力的时候，宗教，道德，文化，法律各个方面与欧洲的生活方式的冲突，也比以往更加引人注意。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和冲突在土耳其显得更加强烈，不论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法律，都在这里得到强烈的印证。土耳其不但地处欧亚两洲，而且，在土耳其民族从亚州中部往欧亚大陆迁徙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都不断受到中西各个民族文化，宗教思想的冲击。它目前所处的位置和状况，都有使我们对土耳其法律体系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土耳其是一个地处欧亚两洲,大部分领土位于小亚细亚的亚洲国家,国土78万平方公里，人口90％以上是穆斯林。伊斯兰的准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对他们而言，很久以前伊斯兰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同时也曾经作为一种法律体系被运用。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的同时，也把它作为法律在将近400年的历史中慢慢被接受了.15世纪，土耳其人建立了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广大地区适用伊斯兰法。从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在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并且开始定居，接受伊斯兰法律也成为了必然。在土耳其人建立的最后的王国中,特别是影响中亚历史的奥斯曼时期的政治机构和行政法律是值得我们特别研究的。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前，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法律和行政设置结构对今天土耳其法律根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奥斯曼时期的法律结构对今天的土耳其法律人士来讲是最重要的典范。

到奥斯曼时期结束为止,几乎都是单纯的伊斯兰特征，在300多年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改变。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在安纳托利亚大陆上塞尔柱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官僚政治中法语是他们的生活语言，但是阿拉伯语却是他们的法律审判语言。

伊斯兰法律的源泉就是古兰经，它规定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全部法律都是依照古兰经和伊斯兰的法典来规范的。伊斯兰法律的根源由4部分组成，分别为：古兰经（kur’an）、撒那经（Sünnet）、赞美神的词（İcma）、个人意见和观点（İçtihat）。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前两个是不容争执的。伊斯兰的法律分行政法和特别法2种，行政法不但对宗教事务的模式和规范，宗教等级，税务征收进行了规定，还把刑事方面的规定也都划归在行政法的范畴之内。它规定了复仇、伤害以及对通奸刑事和棒打的刑罚，对盗窃、抢劫、信仰的变更、造反和反叛的刑罚；并且规定了司法机构，审判方法和诉讼程序。在这部分中对通奸和信仰变更的处罚都有非常详细的和严厉的规定。特别法中却规定了：自由人，奴隶，家庭，遗产，伊斯兰宗教基金，债务和分配，伊斯兰法律中的所有权等等。

奥斯曼帝国的法制结构,仅仅是比塞尔柱王朝法律体系更加详细，但从原则上是相同的。这个法律结构从建国到几百年的历史中慢慢消失，它的权威仅仅在统治中心保留着。奥斯曼帝国在踏上消亡之路上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内部原因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到19世纪，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各自自己的势力范围，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已被它们瓜分完毕。在欧洲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下，大工业兴起，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就这样，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在这种情形背景下，西方法律对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特别是伊斯兰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西方的法律制度通过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影响日强，使传统的伊斯兰法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在想结束这种无希望情况的统治者SELIM三世的改革不成功之后，穆罕穆德三世在（1808－1839也跨出了勇敢和潜意识的一步，为国家法律结构改革和更新而努力。从18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被迫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就是这个时候西部的影响也渐渐的进入了土耳其。1839年以后，土耳其的法律对西方更加开放。至此，土耳其法律系统也进入了土耳其法律是西方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境地。在法律改革方面，奥斯曼帝国主要仿效法国的法律颁布了《商法》、《刑法》、《海商法》，并于1876年颁布了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1840年后，伊斯兰法与西方世俗法在奥斯曼帝国里并存，而且存在着双重司法系统，即沙里阿（şia）法院和世俗法院。但前者权限逐渐缩小，后者逐渐占主体地位。在引进西方法律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采用西方国家法典的形式对传统的伊斯兰法规则进行了编纂，其产物是《马雅拉》，它是一部民事法律汇编。这部法律汇编是伊斯兰法律史上政府对伊斯兰法规则予以编纂并颁布的首次尝试。也是政府试图通过法典编纂的形式使传统法律系统化、明确化和现代化的最初探索。这种法律现代化的方式对后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现代化，一直采用这种方式。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过渡中，走在最前沿的伊斯兰国家。建国后，土耳其废除了已实行长达1200余年的哈里发制度，确立政教分离的政策。先后颁布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海商法》等。

今天土耳其法律系统是以穆斯塔法•凯马尔(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为首的激进派，在共和国的初期1926－1938年期间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的结果，在执行了政教分开的政策的同时，也在1936年成立了大国民议会，开始实行民主选举。

穆斯塔法•凯马尔带领的保卫国家的战争，在1920年3月16日赶走伊斯坦布的侵略者以后，1920年4月23号在安卡拉成立了大国民议会，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以斯坦布不适合做一个执政地，宣告一个政府的灭亡和一个新的政府成立。1921年随着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在主权下的一个不结盟的国家”的原则被确定后，根据这个原则，对在几千年来，作为在主权中所适用的政治、管理规则和惯例，进行了一场大变革。

洛桑和平会议以后,和政府的法律改革一起，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国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923年洛桑协议的签订，对非穆斯林和外国人的不平等条款被取消。随后，土耳其新的法律系统也被建立了。国家的法外治权和对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待遇的取消，也意味着：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政教分开的新的土耳其法律系统中开始运用。

1923年，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以对以前生效的法律进行改革为目的，成立了一系列法律修改委员会：民法、诉讼法、贸易法、审判程序、和刑法修改委员会等。

当时民法修改委员会分为2部分,一部分,是以家庭法律为主，在他们的修改草案中,不论是不是穆斯林,都对个人和家庭中的宗教法律理论进行了规定。第二部分,是对其他法律系统和审判权利进行规定。这个草案,以国家需要为主线，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法律体系。

1923年10月29日，从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的宣言开始,，到1924年取消哈里发政权为止，是土耳其共和国向社会改革,政教分离跨出了最重要一步的时刻。从这时起，执政党作出了放下旧的法律体制，吸收西方法律系统中精髓的决定。首先对当时的《瑞士民法》仅作了一点修改后，几乎全盘接受了。

《民法草案》完成之时，1925年11月5号由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凯马尔宣布新民法的通过。1889年的《意大利刑法》在1926年被土耳其接受的同时，依靠德国和意大利法律体系为基础的一个新的《贸易法》也产生了。

在1926年10月4日《贸易法》和《民法》同时生效。865号《贸易法》中，第一部分是以通常的理论规定了：贸易公司，商业债券，商业承包等等。随后在1929年5月13日的1440号法令，是在865号法令上附加的《海商法》，在这一部分中一共有1485条，这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贸易法》，一直到1957年1月1日废除为止。

新的《民法》和以《瑞士债务法》为源泉而制定的土耳其《债务法》一起在1926年10月4日同时生效。这样，人人平等――这个长期以来人们追求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从此以后，土耳其国民之间，不论性别，民族，宗教，实行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原则的历史开始了。

在《民法》和《债务法》从《瑞士法律》转接过来之后,其他基础法的转接也开始了。与西欧国家中相联系的法律一个个被翻译后，就生效了。土耳其共和国法律系统理论也进入了大陆法系的范畴中，就这样从奥斯曼时期到现在，一个“和时代需要紧密联系”或“和现代法律一起，最现代的一个法律系统”，土耳其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下，仅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实现了。对旧的法律和西方法律之间的矛盾,他们以激进的观点和改革的态度对待的。

1929年生效的《海商法》是以德国法律为源泉制定了。《诉讼法》以瑞士的诉讼法为样本，在1927年生效。《刑事诉讼法》仍然以德国法律为源泉，并在1929年被接受。《破产和执行法》却是依照《瑞士联合破产执行法》制定并在1929年生效。《税务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依然是以西欧，特别是德国法律为基本，而制定。所有这些法律都是为迎接以后的形势变化而作准备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就是大陆法系。但因为当时在照搬的过程中，法律人士在编写土耳其法律的时候，仍然使用了大量的阿拉伯语，直到今天为止土耳其法律仍然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学科。土耳其历史上，这类国家曾长期奉行伊斯兰法，但在近代以来的改革中己彻底放弃伊斯兰法而以西方法律代之。尽管这类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己引进西方的现代法律，但国内大多穆斯林仍然认同传统的法律文化，这就导致了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间的冲突，成为法律现代化的巨大阻力。

论文材料取自：

（1）COŞKUNÜÇOK,AHMETMUMCU,GULNIHALBOZKURT.

《土耳其法律史》Ankara2002

（2）SADRİMAKSUDİARSAL.《土耳其历史和法律》İstanbul1947

（3）DOGUINES.《匈奴、土耳其和蒙古史》（Çeviren:H,C.Yalçın）İstanbul1923

（4）RESITRAHMETİARAT.《土耳其文化研究》Ankara,1964

（5）CEVATAKŞİT.《伊斯兰刑法》İstanbul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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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KİFAYDIN.《伊斯兰和奥斯曼家庭法律》İstanbul1985

（8）TARIKZAFERTUNAYA.《土耳其政党》İstanbul1945

（9）TARIKZAFERTUNAYA.《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西方化行动》İstanbul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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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ELİDEDEOĞLU.《法律化的行为》İstanbul1940

（12）VELİDEDEOĞLU.《土耳其民法》İstanbul1950

（13）FUATKORPULU《土耳其文学史》Ankara1926

（14）HUSEYINNAMIKORHUN.《土耳其碑文》Konya1936

（15）TARI.《宗教史入门》istanbul1955

（16）YUSUFZIYABINATLI.《奥斯曼时期经济和法律的机构》Ankara1980

（17）GULNIHALBOZKURT.在土耳其的备受欣赏的西方法律Ankara1996

（18）AHMETAKGUNDUZ.《土耳其法律史》Ankara1990

（19）SADDIKTUMERKAN.《土耳其的市政》Ankara1994

法律系统范文篇5

本文将不讨论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是不是解决乡村社会的纠纷、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好方法，而将通过对经验调查资料的分析，揭示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对现代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

一、问题与假设

在中国农村基层司法实践中，曾出现诸如“送法下乡”或“司法下乡”的独特现象。强世功和赵晓力曾以陕北一个法院“依法收贷”的案例为例（注：本案例讲述的是一个法院向农民收回贷款的故事。一位农民没有按时向信用社还贷，信用社提请法院帮助，法院协同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警察以及村干部到这位农民家中，把不还贷款的利害关系澄清了一遍，后来农民很快还了贷款。），来说明“送法下乡”这一基层司法实践的特征。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案例，来解释国家法律制度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关系、司法制度在基层农村的运作规律以及乡村社会法制化过程的特征。强世功把基层群众的法律知识和国家权力结构与基层司法的特殊实践联系起来；而赵晓力则侧重于从事件中的关系特征和当事人的行动策略的角度来解释“送法下乡”的原因（注：参见强世功《法律知识、法律实践和法律面目》，载王铭铭（编）《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王铭铭（编）《乡土社会中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苏力对“送法下乡”的解释是：“今天的司法下乡是为了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农村有效渗透和控制。因此，从一个大历史角度来看，司法下乡是本世纪以来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注：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确实，如果把“送法下乡”本身就看作是法制化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这种现象无疑也就是国家力量向下渗透的方式之一。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摆脱多数西方学者看待中国问题的老框框，即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的明显局限就是把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立起来，而不是把他们看作是互动的、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从动态系统分析的角度看，乡村社会的法制化可能并不是一种强大的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格式化”，而是不同力量之间的不断互动和不断选择的过程。

法制系统是指由法庭、警察、法官、律师以及其它法律机构和一系列法律条文及程序构成的制度系统，法制系统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但法制系统的功能实现或功能发挥，需要有社会成员的支持，也就是说，法制系统功能发挥的程度虽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较为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的支持程度。目前，已有一系列的研究从“支持”的角度来分析法制系统的运行及功能发挥。如Rogers和Lewis从政治支持角度对服从和遵从法律态度的分析（注：H.Rogers,E.Lewis,"PoliticalSupportandComplianceAttitude",inAmericanPolitics

Quarterly＜1974＞2:61-77.）；Walker运用经验材料分析了公众对警察和法庭的支持程度（注：D.Walker,"ContactandSupport:anEmpiricalAssessmentofPublicAttitudesTowards

thePoliceandCourt",inNorthCarolinaLawReview＜1972＞51:43-78.）；Sarat从知识、态度和行为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支持程度（注：S.Sarat,"SupportfortheLegalSystem:AnAnalysisofKnowledge,Attitudes,and

Behavior,"inAmericanPoliticsQuarterly.＜1975＞3:3-24.）。

“支持”是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通常代表个体对政治体制、政策和政治家的行动意向和行动选择。伊斯顿在对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支持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并从多角度来加以分析。伊斯顿认为“最低限度的支持对政治系统的维持是必需的”（注：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因为支持不仅反映个人对系统的意向，也是系统从环境中获得资源“输入”的重要途径。支持和要求或需要相对应，个人根据系统可能满足自己要求和期望值的程度而向系统做出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的选择。

法制化如果要在乡村社会扩大其广度和深度，法制系统就必须从乡村社会中获得农民的支持。然而，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现实社会中的农民并不是主动遵守和运用法律，他们对现代法律体制持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基层司法系统之所以要“送法下乡”，是因为农民支持法制化的程度仍较低。

二、数据说明和方法

本文分析中所运用的数据来自于对六个乡镇的3000名农民居民的问卷调查，这六个乡镇分别选自六个省的六个县。六个乡镇是通过非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的，即运用判断抽样方法进行选样的。在进行选样时，我们主要考虑到地域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选取了六个不同地区。

问卷调查的方式是入户访谈，访谈对象是根据入户随机抽样表选定的，调查共发放问卷3000份，最后收回有效问卷2970份。

问卷涉及农民与现代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或能够反映农民对法制系统支持程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法律意识部分；二是纠纷及解决的方式。

在法律意识部分，我们主要考察了人们关于法律知识的基本状况，如“您认为不交农业税、使用假证件等行为是严重错误还是根本没有错误的行为？”等问题；以及人们对

待法律的态度，在这方面主要涉及人们对法律的认知状况，问题是询问人们对“即使法律规定不合理，人们也应该遵守法律”等陈述的态度；另外，还涉及人们对当地警察、法官和法院的整体评价。如果人们的法律知识和意向与法制基本原则相一致，则表明他们对法律系统是支持的，相反，则表明支持的程度较低。

在第二部分，主要涉及人们的财产、用水、借贷、计划生育、合同、消费、婚姻、家庭、邻里、劳动、农业负担、人身和财产伤害及索赔等17个方面的纠纷发生和解决方式。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能够反映人们在行为上对待法律系统的态度。

设计这两大方面的问题来度量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支持情形，主要借鉴伊斯顿对政治支持衡量标准的分析。伊斯顿把支持分为行动来支持的“显性支持”和用态度或情绪来支持的“隐性支持”（注：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芝加哥研究传统通常以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能反映法律范围的六种行为来考察和衡量人们对法律的遵从和支持程度，如违章停车、噪音干扰邻居、顺手牵羊等行为；在分析中主要运用相关和路径分析法，来解释人们的期望结果、实际结果以及程序争议对人们遵守法律的影响程度（注：T.Tyler,WhyPeopleObeytheLaw,YaleUniversityPress,1990.），这种方法的局限在于其心理色彩太浓。

由于个人所提供的支持通常是一种整体性的或一种比较笼统的支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体会到自己对法律系统的基本态度，而不是各个具体方面汇总而得出的结果。因此，在分析农民对法制系统的支持时，这需要在整体态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各具体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以因素分析为主；同时在解释支持状况的原因方面，结合定性分析。

三、法制意识与支持

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行为的认识，以及对法律的基本态度，是人们遵守法律、依法行事或向法制系统输入支持的重要方面。为测量人们对法律及法制系统所持的整体态度，我们列举了一系列陈述，要求被调查者给予评价，表1是从中选取的一部分（见表1）。

表1中的问题主要反映个人对待法律和法制系统的态度及与它们的关系，从问题的意义和功用来分析，对问题1、2、3、4、6的肯定回答，表明被访者对法律及法制系统具有权威性的认同，或者说它反映了人们对法制权威的敬畏和服从。法制系统向社会输出的不仅仅是行动的规则和惩罚的威胁，法制也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一种权威或权力，这类似于福柯关于“权力”、“话语”、“规训”的阐述（注：参见福柯《规训与惩戒》，三联书店1999年版。）。目前，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权威话语似乎成为法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时尚，如Conely和O''''Barr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读，试图把法律系统的运行看作是权威话语的运作（注：J.Conley,W.M.O''''Barr,RulesversusRelationships,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Merry在解释美国工人阶级之所以好讼，是因为法律系统的权威话语向人们承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注：S.E.Merry,GettingJusticeandGettingEve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0.）。

表1农民在法律意识方面的支持(%)

附图

从表1的数据来看，回答“同意”的人占有的比例较大，尤其对问题1、3、6的肯定回答高达71%、64%和73%。但是，在涉及个人与法律系统的关系时，如对问题2、5、11的回答，态度模糊的人所占比例较高。由此表明，农民对法律的敬畏是明显的，但支持的态度是模糊的。

如果从问题7、8、9、10来看，农民拒绝运用法律系统的工具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在与陌生人还是与关系亲近的人发生纠纷时，农民的第一意向并不是运用法制系统的工具。

如果再进一步对表1中的11个问题进行因素分析，得出的因子矩阵如表2。因子分析结果使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态度更为简单明了。

附图

＊采用基元分析法和变值尽简(Varimax)旋转法

因素1中包含的7个问题，代表了农民在心理上对法制系统的“敬畏”是明显的；同时，因素2中包含的4个问题反映了农民在态度上对法制系统的“非支持”也是明显的。例如在对问题11、5、7、2的回答上，保持中立立场的人比例很高，这表明他们的支持是不明显的。

为了说明农民对待法制系统的总体态度，我们还考察了农民在经验感觉中对当地司法系统的整体评价。

评价反映农民对法制系统的认知状况，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他们的态度。他们是否向系统提供支持，部分取决于他们的评价结果。很显然，如果人们对法律系统评价较高，对他们很信任，那么，提供支持的可能性会更高；相反，如果农民对法制系统缺乏评价、或者评价较低，那就很难想象他们会极力支持法制系统。

表3农民对当地法律系统的评价(%)

附图

从表3的统计数据来看，对当地警察、法院和法官作支持性评价的农民基本占50%左右，作不支持性评价的人在30%左右，持中立立场的人在15%左右。

以上结果表明，农民在价值评价的层次上，对法制系统的支持度并不高。

四、行为和显性支持

法制系统的功能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行为来体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较少遵守法律的规则或规范，较少通过法律系统的途径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那么这说明社会系统中的成员在行为上对法制系统并没有给予较高程度的支持，这样法制系统的功能也就难以实现。

在调查中，为了把握农民在行为方面与法律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考察了乡村社会中诸如财产、邻里纠纷等17种纠纷发生的频率以及农民在解决纠纷时所选择的方式。表4的数据是从中选择的10种纠纷发生的基本情况及解决方式选择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纠纷主要是邻里、农业负担和家庭纠纷。

表4乡村社会中的纠纷及其解决方式(%)

附图

第三种纠纷解决方式代表了可能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方式，从统计数据来看，选择这种解决方式的人比例很小，只有在合同纠纷、与政府发生纠纷以及被别人指控时，选择这种方式的比例才相对较高，而在其它纠纷中，农民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很小，这与布莱克关于法律与关系距离呈曲线型的命题较为吻合（注：参见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在处理纠纷时，农民选择自己直接解决的占多数。较多的人在遇到纠纷时，要么忍忍算了，要么就自己解决。农民的这种行为取向，大多由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因素的作用，而习惯和文化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在价值或文化方面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其行为包括解决矛盾和纠纷的行为方式，自然遵循着该文化的逻辑和规则（注：aroff,S.Robert,RulesandProcess:TheCulturalLogicofdisputeinAfrican

Context,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农民不太愿意选择法制途径，表明他们在行为上并不强烈支持该系统。

五、小结

法制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一种潮流，法制建设伴随着现代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分工越来越细、关系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统一的法制系统和法律规范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

法律系统范文篇6

关键词: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法学实践教学，积极支持青年教师进行实践教学的新探索，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平，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本文对我校法律系法学实践教学的框架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结合当前国内国际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提出了完善建议。

1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开展情况

北方工业大学法律系十分注重法学专业本科教育，除开设国家教委指定的十六门法学核心课程外，根据法学专业的特色，还开设了金融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以及政府法治管理等方向的选修课程。法学专业本科生教育侧重在经济法（公司证券）、民商法（知识产权）方向，培养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金融证券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正常课堂教学之外，法律系尤其专注于学生综合人文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建有完备的模拟法庭、教学示范中心、知识产权教育基地、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等多家司法机构属于共建单位。法律系本科生近几年来获得多项部级、省部级学生竞赛奖项，在大学生科技项目、创业实践研究等方面均表现优异。

（1）大纲规范实践教学。一是实践实习。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形成了体系化的实践实习培养模式，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分阶段、分层次开展。具体来说：一年级暑期开展法学认识实习；二年级暑期开展社会实践；三年级暑期开展毕业实习（现调整至三年级下学期前八周集中进行）。三种实践实习都有专门的教师担任总负责，根据具体情况再分派不同的教师分组开展指导工作。二是模拟法庭（纳入课程体系）。目前我系已形成以模拟法庭辩论队为基础、参加各种模拟法庭竞赛为主要形式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体系。此外，民诉、刑诉等程序法授课教师在授课中引入模拟法庭的教学方式也是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实验实训（拟纳入课程体系）。学院法律系2013年起开始拓展法学专业本科培养实验实训的教学方式。通过申请有关项目经费支持，法律系购置了相关设备，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安装实验仪器的调试、运行以及对实验室人员的培训工作。实验室的建设为学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推动，为物证检验与鉴定实验室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四是毕业设计。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设计在学校的整体框架体系之内，同时，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特殊性，法律系委任专门的负责教师对毕业设计工作进行总负责，加强全系指导教师的组织管理工作，研究出台针对法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指导文件，如选题指南、文献综述方法推荐等。

（2）竞赛带动实践教学。（学科）竞赛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课堂外教学方式，有着不可替代的教学价值。法律系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一是模拟法庭竞赛。模拟法庭竞赛不仅有利于提高法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还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思辨、演讲等综合能力。近年来，参加过模拟法庭竞赛的本科生都在升学、就业等各方面表现优异。二是知识竞赛。知识竞赛主要是指以知识问答为主要内容的竞赛活动，可以锻炼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同时也能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量，提高专业能力。如法律系学生在全国金融法知识竞赛中连续几年获得佳绩。三是辩论及演讲比赛。辩论及演讲比赛主要是双方或者学科探索个人针对某一问题或社会现象进行自我观点的阐述，旨在提高学生的思维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四是读书征文比赛。主要为文法学院举办的假期征文读书活动，该活动规则为在假期内阅读专业或非专业书籍，并完成读书笔记或读后感，进行评比。五是研究生模拟面试比赛。近年来，法学专业研究生入学笔试中复试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为提高法学本科生考研的专业面试能力，帮助本科生对所学的专业课进行全面、深入复习，法律系举办了法学专业研究生模拟面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六是知识产权类竞赛。法律系民商法研究生先后参加了首都大学生保护知识产权志愿者辩论赛等知识产权类竞赛，取得佳绩。法律系知识产权教师组织本科生参加全国性知识产权征文，也屡有斩获。

（3）协会拓展实践教学。一是组建北方工业大学模拟法庭辩论队。法律系根据专业特色和人才培养需求，因材施教，组建模拟法庭辩论队。辩论队由法律系教师担任指导老师，学院为辩论队提供专业训练场所，准备相关书籍、影像资料及服装，定期邀请法学界和司法界知名专家进行指导培训。辩论队每学期定期举办法学演讲比赛、辩论赛、司法文书大赛等专业竞赛。模拟法庭辩论队选拔、培训队员连续参加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全国金融法知识竞赛、环境模拟法庭竞赛等，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次。二是成立NCUT知识产权协会。该协会由北京知识产权局和文法学院（法律系）共同指导，具体由民商法学科点牵头建立。协会通过相关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和介绍，吸引了众多同学参与，与此同时协会还协助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贯彻国家方针政策。三是建立北方工业大学法律志愿者服务队。该服务队由文法学院（法律系）与门头沟区法院共同指导，具体由法学本科学生党支部牵头建立。服务队组织本科生开展门头沟区法院诉讼服务大厅的志愿服务，取得司法实务研究、法律实践教学和志愿服务的多重效果。

（4）课题牵引实践教学。一是大力开展创新活动。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2008年6月开始实施的一项本科生创新教育资助计划，是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题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倡导以本科（高职）学生为研究主体的教学改革，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法律系每年基本都有2~3项大创课题，并多次获得全校一等奖、入选校实践教学成果展。“科园杯”大学生科技活动由石景山区科委和北方工业大学联合资助开展，旨在培养大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截至2017年，石景山区科委已资助了数百个科技项目，为学院大学生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法律系每年基本也都会有1~2项科园杯课题，并多次获奖。二是组织暑期实践项目。近年来，校团委通过坚持开展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了青年学生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由于组织工作出色，学院已连续多年被团市委评为“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单位”。法学专业本科生每年都会申请该项目。三是鼓励教师承接课题项目。教师承接了司法部、中国银行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以及水利部等众多法学课题研究项目，这些课题项目由教师主导，带领学生组成专项课题组，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学生对某一课题领域的了解程度加深，同时，也增强了学生法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2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新探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各种媒体方式兴起以及“00”后即将升入大学，高等教育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学生对于课堂灵活性、趣味性的需求更加强烈，单调的知识点讲授的教学方式愈加不合时宜。在2017年5月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就指出，法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处理好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近年来，我校法律系青年教师对实践教学进行了新的探索：

（1）课堂实践教学方法尝试。一是法律职业模拟体验。法律系教师受大学生涯规划有关理论启发，开始探索在课堂教学中通过让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模拟体验的方式，将法律知识和实践能力贯穿其中。学生首先选择扮演的法律职业，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务等。之后，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确定基本案情。学生需要对案情的事实细节进行推演、敲定，对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根据法律文书的有关撰写要求，起草相应的法律文书。最后成果呈现的方式是提交一份法律文书或就基本案情、事实梳理、法律分析进行课堂汇报。二是情景剧演示。

情景剧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课前研读知识点、查阅相关案例、编排剧本进而进行课堂演示，教师全程指导和点评。这种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力，课堂也变得生动有趣，富有魅力。当学生自己需要动手设计场景时，学生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被调动起来，这种模式也激发了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当然，情景剧教学方法也有不小的弊病，最大问题就是可能会流于形式——学生们为了演而演，比如追求搞笑和效果，忽视了知识点。这就需要教师进行全程的把控，防止走偏。三是法院旁听。参加庭审旁听，学生可以观察庭审的每一个步骤，聆听法官、公诉人、律师、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讯问、陈述、辩论，获得对诉讼程序的感性认识，直观地学习案件所涉及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并可以进一步研究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优秀的法官、公诉人、律师的表现提供了法律职业行为的范例，为学生培养法律职业素质进行了形象的演练。庭审旁听也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的兴趣，使理论学习和司法实践联系更加紧密。四是面试考核。传统的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起到以考促学的作用。运用生涯规划的相关理论，引入面试答辩的方式，可以克服传统考核方式的弊病，既能够对学生所学课程知识进行考察，也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当然，面试答辩考核方式在操作起来确实比笔试困难很多。考试时间、考场顺序、秩序维护等都需要事先有合理的设计和安排。

（2）组织读书会。法律系个别学科点教师带领研究生对选定的著作进行深入研读与交流，有少量本科生参加。读书会旨在通过对于名著进行深度理解分析并引导学生讨论交流，增加学生对于法理学相关理论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与写作能力。主要活动形式是由教师选择一本难度适中的名著，用一学期的时间针对文章中主要段落、主要章节进行精读，每周约完成一章节的精读。

（3）组织专业课学习沙龙。专业课学习沙龙是法律系个别教师发起的一项探讨式学习活动，主旨在于为法科生提供课堂教学之外的学习空间。学习沙龙从2016年秋季学期开始试运行，一年以来，在院系领导、法律系同仁以及学生的支持下，已经初具规模。学习沙龙的活动内容有：法律电影赏析、寒暑假分别举行读书征文比赛、研究生专业课模拟面试、案例分析、社会热点问题的法律分析等。

（4）组织论文工作坊。法律系个别教师指导研究生进行金融法等专业性很强的外文文献的研读工作，通过对大量的国外相关法律论文的翻译阅读，学生对国内外相关法律规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触了前沿法律问题，同时也学习了国外的论文写作方法与结构。论文工作坊吸引了一些本科学生参加。

（5）组织案例工作坊。法律系个别教师指导研究生和本科生进行以有关行业、产业领域的案例分析为核心的学习活动，以典型案例判决书、行政处罚书等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基本案情、争议焦点、法律问题、学理分析等，重新建立民商经济法方面的知识体系，了解司法实务，提高研究能力。

3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发展方向及完善建议

北方工业大学自1946年创立以来，一直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办学的宗旨，坚持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形成了尊重差异、重视实践、分类成才的育人特色。学校实行完全的学分制，还有分层、分流培养的模式，以适应学生个性化成才的需要。培养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专业人员是学校一项重要人才培养目标。近些年来，学校先后出台了有关实验室开放项目、第二课堂、素质拓展学分等一系列教学政策，引导各院系教师、学生重视实践教学。可以说，法学本科实践教学在未来的发展中有着良好的政策环境，法律系应该找到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笔者提出以下发展完善建议：

（1）已有实践教学方式的完善。一是实践实习。从已开展情况来看，实践实习还是有着非常规范的运作模式、管理制度。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随着法学专业招生人数的迅速增多，学生的就业、考研和司法考试等压力，加上指导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意识和经验不足，专业实习有流于形式的倾向。对现有的实践实习进行改善，可参考北航的锥形立体结构模式。具体是：根据学生的实习培养方案，共建单位对学生进行岗位安排和岗前培训，为学生分派实习指导老师，责任教师根据学生的特点提供工作分配参考；每一个带队教师带领并指导10名左右学生，对实习活动进行全面控制，及时了解实习进展，组织阶段性的座谈会，结合理论教学对在实习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专业指导并确定学生的科研项目选题。二是模拟法庭。学院模拟法庭课程开设及辩论队的建设已有几年时间，有了很多积累。最大问题在于很多普通学生都无法参与，即不能惠及更多学生。如在课程中，教师也无法兼顾到所有课堂上的学生，没有参与到角色中来的同学不能得到有效训练。而辩论队也只能是优中择优，只有少数人被成功选拔入队。另外，模拟法庭课程设计也有优化和完善的空间，如鉴于当前仲裁重要性的逐渐显现，是否能够加入模拟仲裁的内容？除了传统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外，是否可以考虑经济类的案件？三是毕业设计。目前学院毕业设计在形式和流程管理上和很多高校相比都不逊色。问题在于本科生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普遍存在大而空的情况。建议统筹资源，引导学生选择更具务实性的选题，例如在实践实习时即发现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方向，利用在实习单位的相关便利条件，收集、整理并分析与选题相关的案例及文字资料。四是组建协会开展实践教学。对组建的协会进行重整，增加协会的专业性，对协会成员进行定期培训，增强其法学素养以及法学理论功底；同时，协会在多参加比赛的同时，应该兼顾比赛规模等，提高自己的获奖档次。

（2）开拓新型实践教学形式。一是建立案例分析实验室（案例工作坊等）。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案例分析实验室的教学内容是在不同的软件系统支持下的互联网＋完成，包括立法、执法、诉讼、非讼、司法考试、司法文书写作、法律事务等8个实验教学内容，形成了全新的网络实验教学体系。教师通过不同的系统选择相关案例，学生自主选择角色，运用所学法学知识在网上模拟完成角色任务检验自己所学理论知识的应用水平。学院应学习借鉴其模式，在法学实验室开放时，采用这种网络虚拟形式，来检验学生的知识水平。法律系2013年起开始拓展法学专业本科培养实验实训的教学方式。通过申请有关项目经费支持，法律系购置了相关设备，但该设备实验室至今仍未开放，应尽快开放案例教学实验室，运用大数据，建立案例数据库，方便学生进行案例学习。在运用网络化实验室手段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小作坊”式的案例分析活动，小范围讨论式的形式更容易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导学生进行思维激荡、智慧碰撞。二是开设法律诊所（法律援助等）。法律诊所引进中国以来，已经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具体到每个学院，更是需要根据学院情况的不同进行调整。学院在探索法律诊所类课程（实验室项目）之初，可以进行大胆创新，比如引入校外教学资源，请资深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仲裁员参与课堂教学，通过互动讨论、法律咨询游戏等创新课堂形式。每个专业课堂的人数不宜过多，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改变传统的教师单纯授课的形式。在开展法律援助方面，可以依托法律志愿者服务队等一些协会，以微信或其他网络平台，在全校以及周边社区范围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实现服务社会和学生实践的双重效果。

（3）新专业的实践教学。2017年学院正式设立知识产权本科专业，是华北地区率先设立知识产权本科院校之一。知识产权法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并且其保护对象具有抽象性，使之成为法学教学中的难题。为提高新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新专业的竞争力，学院将知识产权实践教学内容早早纳入知识产权法本科专业的教学培养计划中，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估考核体系；其次，构建优质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包括引进优秀的律师，精通相关专业的专利人等指导实践教学，将这些专业人员投入知识产权的法律诊所课堂；最后，积极拓展针对知识产权法学的实践教学方式，如到商标机构、专利机构及相关审批部门见习、实习等。

（4）配套政策措施建议。在改善与创新实践教学方式的同时，需要随之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主要包括：①实践教学体系的设计如何与整个本科培养方案衔接，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结合学院的现有政策，重新对现有资源进行评估，确定学院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基调定准了，才能顺利发展。②要有组织保障。可以考虑专设法学实践教学中心，由现任教师兼任中心指导教师，在经费、课时工作量等方面给予倾斜，鼓励教师开展实践教学方面的研究、课程、活动、项目等。③硬件建设，包括教学设备等。实践教学开展空间无非两种，一个是校内，一个是校外。在校内，大多实践教学方式都有一定的空间和设备要求，比如案例研讨室等。④开拓校外合作资源，借助外脑。一方面学生实习见习需要有校外相关的基地，另一方面，由于法学教师毕竟没有在法律实务的第一线，因此需要邀请法官、律师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担任校外导师，开设专家讲座论坛等。基金项目：本文为北方工业大学2017年“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项目“我校法学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喆.法学专业学生实践教学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法学杂志,2014.35(9):102-108.

[2]刘剑文.供给侧改革下法学本科核心课程的结构调整[J].政法论丛,2017(3):32-42.

[3]张卫华.本科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研究[J].政法论丛,2014(3):127-135.

法律系统范文篇7

[关键词]人工智能；实用主义；反思性法社会学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不管会不会出现诸如《黑客帝国》影片中机器摧毁人类的可怕场景，我们的生活已然离不开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与效率。之前，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大部分局限于解决人力不能达至的生产需要，随着思维科幻性的大幅度跳跃，人工智能开始拟人化创新，从简单地模拟人的动作、语言等外部行为，到如今能够进行飞速模拟和按程序思考，这类技术的瞩目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人工智能技术向拟人化方向转变。1.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是弱人工智能。从现在的人工智能应用使用现状来看，目前的人工智能基本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即智能机器未能真正实现自我推理和解决问题。它们的使用效能建立在先人为设定好的程序设计，当然这种弱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让人们看到了智能应用不可思议的一幕。2.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虽然我们尚且处于弱人工智能迅猛发展，而强人工智能暂时处于瓶颈的阶段，但这并不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我国，司法实务方面，司法机关致力于信息化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智能应用可能潜在的问题，在推动“智慧法院”的深化建设过程中，要将智能应用视为未来司法实务工作中科学发展的强大助力。（二）人工智能发展带动司法技术革新。1.“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应用。在司法实务的具体智能应用方面，譬如，“上海于2017年初启动了司法审判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开发。上海法院行政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前期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为基础案由，构建了智能阅卷、智能归纳、智能辅助、庭审评议等模块组成的系统总体架构。”①为了使法官接触到广泛的网络信息而提供详细的信息资源，系统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模型的建立与完善，在处理标准化的事项之外，根据一些法官处理过的裁判文书去分析主审法官裁判的思维导向。此外在公司企业这类事务的处理基本上有着相似的模板与标准化的流程，人工智能已经逐步替代人力去完成各项数据保存与信息分析。这类似的智能应用不仅仅只会存在司法实务的某一个方面，智能应用科技能够给生活带来许多现实的有效的帮助，它的低人工成本、高处理效率等特征会加速其在社会的推广度与接受度。2.人工智能运用于司法实务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广计算机一体化法庭，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其扮演了本该由法务人员担任的各类工作角色。在法律工作处理的程序性上，虚拟化科技和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模拟犯罪现场和提取证物。现实中能够运用在法律领域的智能化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从程序性的人身强制措施到文书检测，甚至是程序进行监督和心理鉴别都能做到另一番境界。目前，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已经投入使用司法审判支持系统，在整个的裁判预测可能性加持下，判决的支持和部分自动执行判决也并非不可能。而各企业公司等对其需求性会集中体现在法务替代与案件简化处理方面。

二、人工智能给司法实务带来的挑战

（一）人权与伦理方面。人类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部分人却认为智能应用是用科技在挑战人权和伦理底线。首先，当智能应用逐步地在司法实务中推广，许多本该由司法人员处理的，那些在法律规则框架中的，通过内心确信和良心评判的信念则可能会在程序化的机器处理中消失殆尽；其次，智能应用的未来发展始终绕不开拟人化的“自我”意识觉醒，那么这样是否会面临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动摇人类主体地位的危险呢？（二）隐私保护及网络安全方面。近年来，智能化的普遍应用让手机、电脑等智能化计算机工具广泛介入人们的生活，社会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刺激着一系列物质品的生产，信息数据的可牟利性带一一一一一一来的可观收入同时也发酵了大量的负面问题，比如个人信息泄露。在我国，“电信诈骗”案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尽管国家和相关部门已经斥巨资加以打击防范。一方面，我们能想到的是智能化技术本身具有反受制性与漏洞缺陷。既然是人为创造的东西，它有极大的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而篡改相关程序。如黑客的存在、网络病毒的传播便显示了人工智能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缺陷。前段时间，各大高校主网络系统被入侵，导致了信息系统全面瘫痪，实际上，让我们往简单的问题想想，当人们习惯将所有资料数据等保存在智能数据库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死机”罢工类现象，其实给人们带来的困扰是精神与身体双层次的。（三）司法从业者方面。显而易见，法律工作的完成并不仅是对纠纷循规蹈矩地作出案件判决，司法裁判可预测性本身就会具有不精确性与变量，而在大量加入人工智能的模拟推测后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结果变更的加大与不确定。法律工作解决的最可靠之处并不依赖于逻辑分析或者是数据处理，更多需要法律工作者们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与灵活变动，何况这也是一个“法律不外乎人情”氛围的大环境。当现代新兴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等应用于法律程序中时，人们一方面重视科技在法律社会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探索法律对智能应用领域或产业的相关规范作用。同时，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给法律社会带来积极效益之际，人们也不可忽视其本身具有的与社会实际生产应用脱节的缺陷、新生技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等负面反映。人工智能运用于法律，冰冷的“铁块机器”设置让它摒弃了绝大部分的人性往来或者社交弱点，从这方面看来，它是更加公平公正的，可人们不能忽略的是，人工智能毕竟是人造之物，在需要法律灵活运用之际，未必能做到尽善尽美。

三、传统法社会学对司法实务智能应用局限性

如果说对于智能科技的应用前景抱有的是真挚的欢迎，那上述的负面影响又该如何平衡法律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是否意味着法律在对社会调整过程中对于新兴科技带来的社会效益只需一概接受，在大量的利益冲击下对已有或将有的隐患视而不见？对于这样的涉及法律、智能应用，或者说法律调整功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问题，可以试图从法社会学角度进行反思，并进一步寻找可解决的理论探究途径。对于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大部分人是抱着乐观的前景展望，但一些行动主义化和功利主义化的理论只顾将智能应用所展示出来的生活功效、行动速率和经济效果放在眼前，当所有的价值取决于经济结果时，他们对部分损害与道德冲突等问题则是选择视而不见了。法社会学家庞德提出的法哲学的核心理论——社会利益说，将社会法理论置于实用主义立场，注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即威廉•詹姆斯提出“有用既是真理”这一论断。这种传统的法社会学实用主义立场观念也意味着对司法实务中智能应用长远发展中问题的忽略，毕竟经济效益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如不重视那些初现端倪的“小矛盾”，其在日后可能会如星火般绵延成大片问题。（一）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庞德在实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实效和作用为理论核心，法律被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为实现实用主义意义上的价值，法律的目的仅在于确定、界定和保障利益了。必须承认，法律社会司法实务中的智能应用对社会发展需求、主张和利益的适应性而言是无法拒绝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催生了系列新形式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它进一步促进了法律在社会内部的传播，并且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有效的对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构，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新型法律规范。这既是人类科技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司法实务处理过程中简化繁杂手续的有利方式。法社会学将法律视为实现一定社会目的的工具，此种观点凸显了它强烈的工具主义取向。智能应用对于人类社会或者说人们为达成某些共同或非共同价值目标的辅助途径和工具。而法律为了适应社会的这一科技发展，必然会紧随新事物的发展壮大而有新的变更或者创制，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实务中的许多事项也须借助智能应用途径去解决，问题在于这样并非是通过人们日常使用最多的工具去传达法律的价值和精神，而法律仅仅是智能应用的规范保障，大量的问题只有在智能应用的使用过程或之后才会凸显，后补型的规范对损失的弥补作用究竟能有多少，人们不得而知。工具性价值的利益一旦蒙蔽了长远性的发展远瞩这既是深入性思考的欠缺，也是法律社会调整功能的薄弱表现。（二）法律与智能应用子系统的割裂。在试图打破传统法社会学工具主义局限性的过程中，本文试着转向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来思考法律社会、法律与智能应用之间的关系，以便能够找到一条更有利于解决司法实务中智能应用问题的理论途径。实际上，法律与智能应用从表面而言可视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如社会学家卢曼所言：“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特别化的沟通循环已经从一般的社会沟通循环中独立出来，成为自创生的次级社会系统——再生产自己的要素、结构、过程以及边界——并与其组成部分超循环相互连接。”法律系统是从功能分化的社会分化出来的具有特定功能、达到高度自治的且能够自我创生的交往性系统。也就是说法律系统在这一方面与智能应用可视为两个独立运作的功能体系，从卢曼系统理论之阐述得知，社会系统不仅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整的特性，而且具有自我指涉、自我再生的特性。因此一旦如卢曼所指出的系统封闭性社会特征那般，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损害问题，通过自我的再生功能，智能应用这一子系统就能独立抗拒外界的干扰影响而产生自身的秩序，或者说除非智能应用这一子系统能够明确给予法律系统以提示，法律系统再自我创生修复。那么法律实务中智能应用实践果真只能如此吗？

四、反思性法社会学视角下司法实务智能应用的法理建构

法律系统范文篇8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信息公开

气候变化法是我国环境法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领域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气候变化法应由一系列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组成，学者们多着眼于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法系统的体系化建构，但忽视了微观层面体系化研究。无论学者们主张的气候变化体系分类方法存在何种差异，其均主张一部居于核心地位的基础性法律，即《应对气候变化法》。这一阶段的体系化研究是为了证成《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存在，而当研究深入至该部立法的具体立法实践时，体系化的研究方向也应由宏观转入微观。

一、《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的体系化转向

1.立法体系化的外部基础。在与法律联系紧密的政治系统层面，国家政策和规划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体系化提供了外部立法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将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规，并建立总体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关系，以提供法律基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完善法律法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法》被列入《国务院2016年度立法计划》中的研究项目。现代社会，政治与法律已分化为相对独立但结构上又相互联系的功能子系统。[1]由上述政策性文件规定可见，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已经在国家政治系统内形成共识，但由于政治与法律系统的分化，这样的政治共识将由国家立法的形式传导至法律系统。这有利于法律系统对各系统领域内材料的观察，进而将各社会系统中关于复杂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材料通过法律观察的二值符码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具体规则。该种转化方式将使涉及科技、经济、政治等复杂社会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变为法律系统可以捕捉并进行观察的法律问题，进而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律的体系化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合法化运行。2.突破固有立法思维缺陷。气候变化法系统属于环境法系统中的子系统，在进行《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时将面临环境法立法的固有缺陷问题，集中体现为立法“套路”的结构困扰。目前，我国立法研究思维模式趋于成熟和固定化，对我国法律已经规定的论题，采取分析法律规定、列举域外经验、点出问题所在、提出修法意见的研究思路；对我国法律没有规定的论题，采取明示论题意义、列举域外经验、阐述制度构造、提出立法意见的研究思路。[2]这使得大部分立法只能保持形式的稳定性而无法保持内容的指向明确性，这在我国环境法立法研究中尤为明显。在此背景下以各环境要素为支撑形成了数十部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其下位法，但由于对各部法律间的法教义学关系研究较少，使得环境法体系化较差。同时，与环境法相交叉的其他部门法的体系化也较弱。因此，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法》进入微观层面立法研究，对其体系化探索不能仅停留于气候变化法的整体框架。应深入法律内的每一章节的体系化研究，对接已有法律规定，应用教义学的法学方法，整合已有国际、国内法律规定，着重从法律概念、法教义学的角度研究法律的体系化。

二、《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的矛盾及突破

1.体系化中立法模式选择的矛盾。《应对气候变化法》虽然在实践层面已经存有外部诸社会系统的立法共识，但内部体系中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具体而言主要为政策性立法与管制性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如选择管制性立法模式，分配具体权利义务过程中，需要对国家、企业、个人课以施行防止气候恶化的强制性义务，因而必然涉及强制性的管制。根据法律体系化的考量，行政法中强制性管制主体为行政机关，机关在进行管制时必然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限制。根据以往法律规定，必须存在造成环境污染的危害行为，存在切确的因果关系，行政机构才能对行为主体施以行政处罚等强制性管制措施。但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存在无法证明切确因果关系、没有产生污染危害的情形，如公众日常生活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没有达到管制性措施的实施要求。如选择政策性立法模式，在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体系化过程中存在一定优势。国内法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一部基本法，可以对社会中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行为作规范性指引，对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范畴进行规定。[3]国际法层面，由于气候变化国际条约中我国不需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因而我国气候变化法应侧重于引导性，而非强制性。[4]但如选择此种模式，其条文的抽象性、规制措施的非强制性，将可能无法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立法目标。2.突破口的选择———气候变化信息公开。由上文可知，不能局限于两种立法模式的对立，应寻找两种模式的交叉点并结合气候变化法的特殊性探索《应对气候变化法》体系化的突破口。环境法系统乃至该系统下的气候变化法系统面临极大的复杂性问题。第一，因对各环境要素的关联性以及其对生活的影响认知欠缺，进而产生的认知不足问题。第二，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其不利后果将会对人类整体利益产生不可估计的损害，因此产生了或多或少的规制选择的问题。第三，由于法律系统需要对气候变化进行规制，但规制的对象和内容存在广泛的利益冲突，因此产生了利益和权利分配的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法系统，其不确定性较大。出于体系化的考量，气候变化信息公开是一可行的突破口。信息公开不对行为主体施以强制性管制措施，可以缓和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同时属于管制性措施的一种形式，同时具有刚性与柔性的管制特征。其目的主要在于公开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府信息，通过信息的交流，通过间接强制的方式促进公众、企业施行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在此层面，它兼具政策性立法的属性，即使对信息公开作出喜欢规定而非政策性指引规定，其对气候变化仍然起间接作用，进而发挥引导公众、企业的作用。气候变化信息公开是政策性、管制性立法方向争议解决的一个交互点，对《应对气候变化法》本身的体系化建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指引。

三、气候变化信息公开章节的体系化建构

《应对气候变化法》信息公开章节的体系化建构应立足于现有的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同时吸收司法判例中的实践经验。重视法律系统内部的体系化，统一法律概念定义，发挥法教义学的解释功能。目前，与气候变化信息公开有关的国际法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其配套规范、《巴黎协定》（下称《协定》）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为主。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主要有四部，主要涉及环境法与行政法，分别为《环境保护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下称《办法》）、《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公开办法》）。《应对气候变化法》关于信息公开的内容已有较为丰富的立法资源，该立法虽为新法，但不能脱离已有国际法、国内法的体系框架。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法》的信息公开部分不仅承担着将国际条约内化为国内立法、进行体系化的立法任务，同时还承担着将国内已有立法进行体系化的任务。1.同已有立法的体系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法》的信息公开立法因同时涉及国际公约、国内行政法与环境法中的信息公开规范，因而其立法内容需同以上三类法律规范达至体系上的协调。现存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公开信息的范围方面存在差异，需要进行体系化协调。国内法规范中，《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责过程中制作、获取并进行记录、保存的信息。《公开办法》规定的环境信息则包括政府与企业两类环境信息。前者与《条例》规定一致，后者则为企业经营产生的环境影响和其环境行为有关的、并由其记录、保存的信息。可见，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行政法中信息公开的范围，但它依然需要运用《条例》中的规定。气候变化信息公开的信息公开界定属于环境法下属范畴，也应包括企业信息公开。国际公约中，《公约》规定与国内法则有所不同，其信息公开包括了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报告和两年期更新报告、国际评估和审评以及国际磋商和分析。同时，《协定》第十三条第7款规定各缔约方应定期提供国家清单报告、跟踪国家自主贡献相关必要信息，该条第8款同时规定，各缔约方还应当酌情提供与第七条下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相关的信息。除此之外，公开信息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国内法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多为污染物相关信息，而根据《公约》对温室气体的定义，信息公开的内容包含了非污染信息的公开，如二氧化碳排放信息等，它突破了我国已有环境信息公开内容的规定。为达到体系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法》在信息公开章节规定公开时应受到已有法规约束，将不同种类立法涉及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内容融入立法中。2.对司法实践的回应与吸收。法律的运行过程不仅涉及立法，还涉及司法。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从数量众多的法律条文找出相应条文以涵摄法律事实，经由法教义学的粘合使法律条文不再空洞，而是与司法裁判紧密联系的法律运行过程。司法裁判理由因来源于法律条文与法律事实的教义学解释，在新的立法中也将成为重要的立法借鉴。可以说，司法判决的整个过程及其结果均为法律体系化的重要环节。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法》中关于环境信息公开内容部分的立法和体系化不应只关注各效力层级的立法内容的整合与协调，还应关注司法判决中新近的判决结果，以弥补法律条文实践面向滞后的缺陷。司法裁判中体现的新近争议点主要涉及环境信息公开的涉密审查和界定及公开形式与程序问题。已有环境信息公开案件主要涉及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申请公开，公开的争议点主要为申请公开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是否应当公开，其中主要涉及商业秘密的公开审查。目前，法院对涉及商业秘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常采取的裁判态度为先对涉密企业征求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再根据企业回复进行判决。如（2015）辉行初字第100号判决认为被申请公开企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所载的项目产品工艺参数、原材料配比、设备明细和治污措施等，涉及该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如公开该环境影响报告书则商业秘密可能泄露，后经该企业同意，判决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而不公开该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但需要指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的环境信息并不是均为涉密信息，故法院在进行判决时也会采取区分的态度。如（2014）苏行终字第00236号判决中二审法院认定第三方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有关地方电网规划、变电站总平面图布局、电网地理接线图、城市电网管线图、输电线路路径描述等内容系商业秘密，不进行公开，对不属于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部分则进行公开。同时，法院对于环境信息是否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等的审查也有较为严格的程序。（2014）穗中法行终字第64号判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但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内容仅限于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如涉及第三方的政府信息无关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则不论第三方是否同意，行政机关均应当公开。环境信息公开案件中原告申请公开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中除了商业秘密审查，还有涉及个人隐私的审查问题。（2012）武行初字第50号行政判决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的公众参与篇章涉及调查对象的姓名、电话号码、住址以及对工程项目建设等信息，属于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是其个人隐私，因此进行不公开处理。根据以上司法判例实践，《应对气候变化法》应从两方面吸收其经验，以促进立法的体系化。第一，立法条文中应当区分环境信息证明文件与文本全文，保证公开环境信息的同时也能保护商业秘密；应当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程序进行明确规定，以平衡和保护相关法律主体的权利。第二，行政机关在处理涉密的环境信息公开案件中，只注重保护企业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对于环境保护的公共利益性质重视不足。依据《条例》，即使事渉第三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但公开机关可进行公共利益衡量后再决定是否公开，实际情况中后者很少被运用，《应对气候变化法》由于不仅规制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还规制非污染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公开，范围的扩大将导致涉密审查的频繁发生，除了对企业信息公开的规制，还应注重公共利益审查。这是由于气候变化信息公开由于涉及政府信息与企业信息公开，其中不同性质的利益包含行政机关部门利益、企业利益、公民个人利益等，这些利益共同构成了社会公共利益，不能仅关注企业一方利益即进行不公开判定。

四、结论

随着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危害的日益严重与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生效，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在全面依法治国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内立法支撑，这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法》立法及其体系化已经由第一阶段的立法证成转向为第二阶段立法模式选择与法体系的内部协调。选择具有管制性与政策性立法交叉属性的气候变化信息公开部分作为切入口。通过协调已有立法与吸收司法实践经验的体系化方式，可以为整部《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内部体系化提供具体和明确的路径指引，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法》的颁布提供智识指引。

参考文献：

[1]伍德志.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02）：5.

[2]刘卫先.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法学研究及其转向[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22-23.

[3]刘哲.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问题探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6.

法律系统范文篇9

您好!

我叫Xx，是电大经济法律系的一名应届毕业生。

做为一个电大法律系的毕业生的我在校期间，在师友的严格教益及个人的努力下，我具备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系统地掌握了市场营销等有关理论;熟悉涉外工作常用礼仪;具备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同时，我利用课余时间广泛地涉猎了大量书籍，不但充实了自己，也培养了自己多方面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严谨的学风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塑造了我朴实、稳重、创新的性格特点。

此外，我还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抓住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大学四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与优秀学生共事，使我在竞争中获益;向实际困难挑战，让我在挫折中成长。祖辈们教我勤奋、尽责、善良、正直;XXX大学培养了我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作风。我热爱贵单位所从事的事业，殷切地期望能够在您的领导下，为这一光荣的事业添砖加瓦;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

相信我，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

此致

法律系统范文篇10

导言

2003年以来，苏州市高新区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通过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方式取得建设用地。2010年年初，高新区调整征地拆迁补偿政策，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宅基地补偿费，且数额较大，达到了被拆迁村民每户近40万元的标准。由于此前取得的拆迁补偿中无该项独立费用，通安镇已拆迁村民认为政府工作人员有克扣、贪污补偿费用的嫌疑，并要求增加历史上的补偿费。2010年7月14日，上千村民聚集在通安镇镇政府，反映其诉求。由于与镇政府工作人员产生言语冲突，村民打砸了部分办公设备，并在此后两日内占据镇政府办公室，走上马路，封堵312国道，最多时聚集人数上万。21日，苏州市虎丘区政府紧急宣布通安镇暂停拆迁，镇党委书记王军和镇长孟晓瑜就地免职。通安镇领导被撤职似乎“鼓励”了数个邻镇被拆迁户。21日当晚，一场大雨过后，浒墅关镇数千名村民聚集浒墅关镇政府门口，通安镇华金路至312国道路段再次聚集近万名群众。其间，东清镇亦出现数千群众聚集的现象。经多方面努力，各地聚集人群逐渐散去，“通安事件”得以平息。7月28日，苏州市委宣布，“报省委同意”，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王竹鸣就地免职。［1］“通安事件”的发生，展示了苏州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脆弱性，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根据现行征地拆迁法律法规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并不存在单独补偿的空间。《物权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在征收时应当补偿，但未明确单独的宅基地补偿费用。苏州市高新区调整征地补偿政策时将宅基地补偿费用单独列明，应是当地在《物权法》精神要求下的前瞻性举措，但未料到出台后竟然引发已被拆迁农民的群体性事件，130而且，第一次“就地免职”作为平息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措施，竟然又导致聚集事件的蔓延，进而引发第二次“就地免职”。这一事件反映土地征收活动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可控性及风险控制对策的不确定性，充分表明在我国的土地或房屋征收领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予以化解。因此，本文拟从风险规制的行政法视角，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第12条规定为重心，对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及架构作一探讨。

一、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起源及发展

(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遂宁模式”

2005年初，针对当时最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居民拆迁、土地征用等重大事项，四川省遂宁市建立了重大工程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了《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明确规定新工程项目未经稳定风险评估不得盲目开工，评估出的严重隐患未得到妥善化解不得擅自开工。2005年9月，遂宁市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将风险评估机制逐渐应用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决策。2006年2月，颁布《遂宁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要求在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和其他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办法出台之前，均要认真组织风险评估，尽可能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或时机不成熟而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①遂宁市探索推行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理念上实现了从“保稳定”到“创稳定”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在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方面，遂宁渐渐摸索出“五步工作法”，形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遂宁模式”:“首先是确定评估对象，全面掌握情况，对拟订的每个重大事项，深入调查，广泛征求意见，掌握社情民意;二是分析预测，对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进行逐项分析预测，必要时邀相关专家和各方人士，召开稳定风险评估会和听证会;三是制定预案，落实措施，推行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而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的责任追究办法;四是编制评估报告，分级按规报送;五是审查评估报告，严格管理目标。根据评估结论，作出实施、暂缓实施或暂不实施的决定，并及时发现、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四川省在遂宁经验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推广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并于2010年12月1日施行《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46号)，在全国范围内首次通过省政府规章的形式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该办法第5条规定，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事项包括“涉及职工分流或职工利益变动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改制、重组、上市、拆迁等事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旧城改造中的拆迁补偿、居民安置等政策重大调整”，“涉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及农民土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安置和移民安置等方面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目前，国务院也正在组织制定《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房屋征收就被明确列入该指导意见确定的评估范围。［3］(PP4849)

(二)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城市房屋拆迁引发了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有些地方制定了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风险评估制度，如南京市房产管理局于2009年8月14日颁布《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该通知明确规定，“拆迁项目立项前要组织专家论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被拆迁人的意见，并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没有经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群众意见较大的项目，一律不得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正是因为国务院的明确要求，一些省市开始在原有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之外，通过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出台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从各地相关制度的内容看，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对拆迁政策的风险评估和对项目实施的风险评估。对拆迁政策风险评估报告，一般由各地拆迁管理部门或者当地政府负责编制，项目实施的风险评估由拆迁人负责编制，但风险评估结果的主要表现形式各地存在较大的不同。如有些地方规定评估报告要明确风险级别，进而由拆迁主管部门确定项目实施、暂缓实施或不实施，如乐昌市;有些地方未规定在评估报告中要明确风险级别，但要求拆迁项目审批单位根据评估报告内容提出不同的处理措施，如石家庄市、枣庄市;也有些地方只是规定评估结论要明确社会稳定风险控制措施，未能明确评估结论对项目实施的制约作用，如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以及安徽省铜陵市。

(三)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法律地位的确立及发展重点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征收条例》，同时废止2001年11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表明旧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已为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制度代替。《征收条例》第12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第一次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法律地位，即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之作为房屋征收决定作出的法定程序。房屋征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必将成为征收法制建设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就目前已有的风险评估制度分析，有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不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各地已有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功能定位。一是预防型评估，即分析具体项目有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并制定相关对策。如《无锡市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拆迁项目实施中可能引发的矛盾问题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案。特别是对在拆迁中可能形成的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和可能引发的恶性事件，需制定切实可行的紧急事件处理预案。”二是化解型评估，即在评估过程中实现社会稳定风险的化解。如最早启动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遂宁市，就强调社会稳定风险的化解，实现“保稳定”到“创稳定”的转变，明确其制度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在评估报告中确定项目能否实施或暂缓实施。不同功能要求反映了不同地区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不同定位以及对社会稳定风险基本理念的不同。为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功能定位问题予以厘清。

二、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

(一)认识论转换———以风险规制为目标的行政法学研究趋势

国内行政法学界对风险规制的研究，起源于对紧急状态的应急法制研究。而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代表的立法强调应急管理的预防原则，将风险规制引入研究者的视野对风险规制的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①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少数学者逐渐深入探讨风险规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推动了行政法学研究在该领域内的转向。有学者在反思风险规制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后，将风险概念区分为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两大模式，认为两者在风险本质的认识、判断风险否定性后果的因素及确定风险否定性后果的方法三大方面均存在重大差别，进而提出超级风险规制机构的设计，以实现两类风险概念模式所要求的理性与科学、民主与公平等价值目标。［4］也有学者根据德国学者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风险问题与决策机制以及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存在密切联系，而法律作为规范预期的重要系统，并不能彻底解决风险的复杂性问题，规范预期不得不相对化，规范不得不通过自我反省的机制调整法律形式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从法社会学角度切入风险规制问题。［5］在国内，不论是早期应急法制的研究，还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开展的风险规制研究，处理的问题大多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有关。现代科学技术如原子技术、生物技术等为现代社会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现代科学技术难以控制的系统风险。科学技术面对自身带来的风险问题，无法提供“科学”的答案，从而陷入了哥德尔所证明的“悖论”世界。因此人们不得不反思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弊端，进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产生冲击，出现了否定认识过程主客二元同一性的建构主义转变。“认识主体对于认识对象及其所处环境固然会产生各种影响及不同程度的改变效果，但认识过程本身永远只发生在主体的范围内。”［6］(P22)我国房屋征收领域的社会稳定风险，是人类行为而非科学技术活动引发的社会风险，这与核技术灾难、食品安全危机等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风险相较，更属于典型的人为建构所致。房屋征收活动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不仅通过类似苏州通安事件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同时也通过不受现有法律秩序所约束的大量上访现象暴露无遗。当前，中国社会因为拆迁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已经形成严重价值对立，属于最深层次的社会稳定风险，以致人们一提及拆迁二字，似乎就与暴力相关，并充斥着被拆迁人的血泪与火焰，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拆迁活动也似乎存在某种原罪，而通过拆迁活动产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成果在上述价值图景下却显得喑哑无声。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下，具有社会稳定风险的责任虽然屡屡发生，但却不受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规制，如前述由征地补偿政策调整所引发的苏州通安群体性事件，在现有征地拆迁法律及政策系统中仍属无解，只能依靠行政的手段解决。当前，在包括城市房屋拆迁在内的拆迁活动引发的上访及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领导承担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最早创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遂宁市就明确表述了相关部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一是检查述职。发生逾300人群体性事件和辖区群众赴省50人以上、赴京6人以上集体上访等情况的，辖区或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作专题述职及书面检查;二是一票否决。凡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取消责任部门、县区及主要领导当年评优、评先资格;三是组织处理。发生重大不稳定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领导应引咎辞职。”①

(二)重塑合法性———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功能定位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重要前提，就是人类已经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的判断，而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它的极度复杂性。这种极度复杂性是人为的有组织的复杂性，但它又吊诡地超出了人的控制能力，成为时时可能威胁人类本身的变量。因此，不论是法律系统还是宗教系统，在面对其环境的极度复杂性时，就存在“将系统及其环境的复杂性尽可能简化”的“技术主义”原则和方法，其宗旨就在于保障系统本身各主要功能，尽可能地在不受环境干扰的情况下，使其持续地稳定贯彻下去。［6］(PP33-35)以上述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观之，当拆迁法律无法解决拆迁活动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却又因为政治系统的要求，必须在系统内部处理相关社会稳定问题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运而生。《征收条例》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纳入房屋征收决定的必经程序，即是法律系统对于政治领域的社会稳定要求的内在反应。按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仍然属于一种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房屋征收法律处理政治系统有关社会稳定目标要求，需要采取技术主义的优化原则，方能符合系统对环境的复杂性化约机制。也就是说，当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法律系统的内部组成要素时，并不直接接受政治系统的规律与话语模式，而需要将社会稳定问题转化为法律系统的核心媒介或符码。这一媒介或符码按照卢曼的认识，即为合法/非法的符码“操作性封闭系统的分化要求系统在次级观察的层面上运作，并且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情况。法律系统的所有运作都是在这个层面受到控制，包括那些第一次的区分以及因此仅仅交流涉及预期的失望。凡是不能置于合法/非法控制图式的一切都不属于法律系统，而属于其内部或外部的社会环境。”①在《征收条例》出台前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规范城市房屋拆迁活动的最高法律依据系国务院于2001年11月1日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下称“《拆迁条例》”)，但是《拆迁条例》在为具体的拆迁活动特别是拆迁许可提供合法性支持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依据不足问题:一方面公益性拆迁与商业拆迁之间往往混淆，导致在本质上属于财产征收的拆迁活动与《宪法》及《立法法》有关要求相抵触，进而引发社会的普遍质疑;另一方面，即使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活动，也并不完全需要通过拆迁活动进行，这就要求主管部门作出拆迁许可时需要进行必要性判断。不论是拆迁的公共利益标准还是必要性要求，均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但是不论是拆迁主管部门颁发拆迁许可证，或者司法机关审查拆迁许可的合法性，均很难涉及前述两个方面，加之拆迁补偿争议的难解，这就导致我国拆迁活动存在普遍的合法性危机。四川遂宁等地创设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适用于城市房屋拆迁领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正是因其注重现有拆迁法律体系未能解决的上述合法性问题。2010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国办发明电〔2010〕15号)出台后，各地出台的独立的城市房屋拆迁社会稳定评估机制，其重心也在拆迁政策及拆迁许可的合法性方面，也反映了拆迁法律内化为政治系统稳定需求的运作模式。因此，虽然《征收条例》第12条仅仅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房屋征收决定的程序环节，并未细化其具体内容，但依法律系统与其环境(这里主要指政治系统)之间运作逻辑，重塑征收活动的合法性应当是内在于其所属法律系统的功能定位，房屋征收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当紧紧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三、我国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主要架构

(一)实现价值共识———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的程序进路

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是多元化的，这在房屋征收领域也是如此。相关问题既反映了城镇化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也反映了被征收人对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诉求。［7］作为法律系统的征收活动面临着卢曼所述社会系统的时间视阈，过去、未来与现在的问题均在征收过程中纷至沓来，多种价值选择需要在征收时予以决断。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说:“中国所面临的恰好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一种状况，这给我们的制度设计、给价值选择确实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制度框架把它统一起来，这样的制度框架，又可以看到很难按照某一种实质性的价值标准进行一以贯之的设计，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②如前所述，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内在影响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是其中所包含的严重价值冲突。然而，《征收条例》出台后，仍然没有排斥征收活动中的商业开发活动，同时也没有将征收的必要性上升为原则要求，这导致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合法性问题不可能通过法律运作机制予以解决。因此，如何完成传统法律机制未能完成的整合价值冲突的任务，就成为建构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首要问题。按照季卫东教授所持的新程序主义观点，关于共同体道德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基于承认的政治伦理，因此，房屋征收中不同价值冲突，应当在程序中实现共和，即形成价值共识。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房屋征收制度程序正义的期望。但是，在房屋征收领域冲突最激烈的旧城区改建领域，《征收条例》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要求三分之二被征收人同意的制度设计，在正式出台的《征收条例》中却被修订为多数被征收人不同意征收补偿方案时由政府再行组织听证会决定。这种修订，一方面将征收的公益性与征收补偿的公正性相混淆，另一方面则将被征收人的决定权变更为参与权，将原有的多数同意的法律程序修正为多数人参与的程序机制。这没有真正体现价值共识的程序正义，而且会为后续的房屋征收活动特别是旧城区改建活动引发社会冲突留下伏笔。作为响应外在环境(主要是政治系统)对于法律系统的要求(社会稳定)而形成的内在机制，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有必要在承继以遂宁模式为代表的风险评估机制基础上，以重建价值共识为目标，强化被征收人自愿同意的程序制度建设。

(二)扩大公众参与———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重心

房屋征收活动的社会稳定风险来源于被征收人及社会公众的价值冲突，并通过群体性事件或法律机制之外的上访等方式表现出来;消弭房屋征收活动社会稳定风险的重心在于房屋征收活动中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因此，公众参与就构成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重心所在。一旦纳入房屋征收活动，被征收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就在于补偿是否公平。《征收条例》设计的被征收人参与补偿意见征集程序，虽然实现了被征收人的普遍参与，但仍然存在公众参与不足的缺陷，需要在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建设过程中予以弥补。第一，避免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程序的虚置。征收补偿方案作为实现被征收人之间补偿公平的重要依据，是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的依据，同时也是征收补偿协议签订的基础。但是，《征收条例》对于征收补偿方案的内容并未细化，有可能导致补偿方案征求被征收人意见程序流于形式，进而在实施统一补偿标准的同时侵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如《征收条例》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根据这一条规定，评估价格出台后，被征收人对补偿方案的意见只能在评估异议程序中表达，而不能在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程序中得到有效回应。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应当重点收集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方案意见，进而在后续的征收补偿方案调整时实质性地回应被征收人的补偿要求。第二，解决以被征收人为对象的公平标准的范围。房屋征收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受益主体具有广泛性，不仅包括社会公众，也应包括被征收人。但是，如果仅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补偿被征收人，即使在被征收人间统一补偿，实现了被征收人间的“公平”，但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仍然有可能形成新的不公平。在实践中，一旦通过征收活动完成公共利益项目如教育、科技等公用事业建设，由于环境、配套等因素的改变，周边未纳入征收范围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就会骤然上升，而被征收人仅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补偿，其获得的补偿就不能在同样的地段买到同样的房屋，这很难说是公平的。在旧城区改造的征收活动中，如果政府将原有地段规划变更，征收活动完成后新建房地产价格翻倍上升，被征收人按照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获得补偿，两者之间差距更加明显，因此，房屋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当以被征收人为对象，衡量公平补偿的范围，重点将同一时期不同地段的征收项目、征收项目的周边居民及政策出台前的拆迁项目、政策出台后对市场的影响等纳入统一的评估范围，以实现更为广义的补偿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