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术语范文10篇

法律术语范文篇1

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宝河.法律语言的语言特征［J］.池州师专学报，2005（2）

2.熊松.英语法律文书的文体特征及翻译要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3）

3.金朝武，胡爱平.试论我国当前法律翻译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翻译，2004（3）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译林出版社，2002

法律术语范文篇2

论文摘要：文章在分析英汉法律术语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而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是风俗和习惯。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阶级出现，于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就逐渐形成了，作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手段和工具的法律也就相伴而生了。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方法和机制之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是人类社会阶段性的政治制度、人类的精神高度、财富分配形态和方式、生产发展水平的体现。

法律翻译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加快，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对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成外文。入世将我国纳入国际一体化的大环境中，由于我国法律制度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为了更好的参与到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我国开始也加快了向国际发达国家学习的步伐。这就要求大量翻译外国的法律、法规，以便于学习借鉴。但是受法律翻译人员专业水平和翻译态度的影响，我国法律文件的翻译质量不容乐观。有些法律法规的翻译，在词汇层面并没有尽最大的可能体现出法律文体同其他文体的差异，不符合法律词汇特征的翻译随处可见。为了提高法律翻译的质量，有必要在了解法律术语的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其翻译的出路。

一、法律术语的特征分析

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宝河.法律语言的语言特征［J］.池州师专学报，2005（2）

2.熊松.英语法律文书的文体特征及翻译要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3）

法律术语范文篇3

摘要：法律术语是法律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法律术语的词源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法律术语词源翻译技巧法律语言翻译

一、引言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必然需要借鉴其他法制较完善的国家的立法经验,适时地援引国际法律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法律术语(如“破产”“、版权”“、专利”“、法人”等)。对国外法律文本的翻译,首先必须把握好法律术语的准确概念及其恰当的定名。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法律语言(legallanguage或thelanguageoflaw)是“指人们在立法、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语言。它是因交际功能而形成的全民语言的变体或支脉”。法律语言承载着法律的力量,是法律意志的载体。法律语言的这种权力表象,再加上它是人们了解法律的唯一途径,使法言法语显得威严神秘,令人顶礼膜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语言就如同医学用语、科技用语一样属于一种文体变体(style),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语域变体(register),是一种行业语(professionaljargon)。法律语言“主要由法律术语、法律工作常用词语和民族共同语中的其他基本词和非基本词构成,而法律术语是其中的重要词汇成员”。因此,在翻译法律文本这一特定目的文本(special-purposetexts)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法律术语的翻译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词源特征

法律术语在法律语言体系中的地位表明其翻译准确程度直接决定了整个法律文本的翻译质量。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转换和语言转换同时进行的双重工作。任何法律翻译工作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涉及不同法律制度下的法律概念所产生的功能性差异。因此,要使译入语精确地表达源语的真正内涵,达到法律翻译的严谨,就必须掌握源语和译入语词源的主要特征。

关于法律英语的定义,一种较普遍的并具有较大包容性的观点认为,凡涉及到法律领域的英语,包括词汇、短语、习惯用语、句子结构等都是法律英语。“法律英语主要是指普通法国家(common-lawcountries)的律师、法官、法学工作者所用的习惯用语和专业语言(customarylanguage),它包括某些词汇、短语、或特定的表达方式(modeofexpression)”的观点也为英美法学界所公认。

由于法律英语主要反映的是普通法国家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英汉互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基本法律框架、法律制度及法律概念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只要对英汉法律术语的词源特征进行探究,就会发现两者存在诸多共同之处。

(一)借用外来词

从法律英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外来词,特别是法语和拉丁语单词构成了其词汇来源的最主要渠道。由于英语法律词汇的贫乏和方便表达的需要,很多法律术语是从法语中借鉴甚至全盘接收过来的。例如:voirdire(对陪审员预先审查),saisie(查封、扣押),questionnaire(调查表),estoppel(禁止反言)等。中古英语时期及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拉丁文的涌入,大量源自拉丁文的法律术语产生并发展起来,如Inpersonam(对人的、属人的),Inrem(对物的),Resjudicata(既决事项、一事不再理、定案)等等。

(二)沿用旧的法律术语

作为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交流工具,语言的一些基本符号从古至今一直被沿用着。古英语词汇在现代英语中所剩不多,但在法律英语中却常有出现。如witnesseth(此证),writ(文书,正式文件,书面命令)。虽然这类古词语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大众,却可以使法律公文更加简练、庄重。法律英语除了在构词上沿用一些古体语以外,还继承了许多旧的法律术语。如exile(流放),summons(传票)等。同样,我国法律文书中也使用一些文言虚词,常见的有“兹”“,本”“,上述”等,使行文凝练,端雅。在法律条文中也沿用了诸如“自首”“,诉状”“,大赦”等法律术语。由于这些旧的法律术语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特定含义,没必要舍近求远重新创造新的法律术语。

(三)扩大或缩小民族共同语一般词汇的含义范围

这类术语一般具有多义性,虽然从词性上看都是常用词,但在不同的语域中有截然不同的意思。如appeal的一般词义是“恳求、呼吁”,而作为法律术语即“上诉”,complaint的一般词义是“抱怨”,作为法律术语意为“起诉、控告、原告”;又如汉语中“告诉”一词,在成为法律术语之后既改变了原来的语音形式,又改变了原来的词义。这类词使用频率高,构成了法律术语的主体。

(四)从相关领域中创造新的法律术语

随着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门类划分日趋细密,一些新兴的法律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应运而生。相关领域内的术语也进入到法律术语的范畴。例如:documentarycredit(跟单信用证)源自金融学,archipelagicwaters(群岛水域)来自于地理学,monogamy(一夫一妻制)源自人口学等。另外,由于目前存在的许多社会现象在以前闻所未闻

,已非原有的常规词汇所能确切表达,因而生成大量新词(Neologism),从而使法律术语的内容更加丰富。例如cybercrime(网络犯罪),riotact(反暴乱法),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三、法律术语的翻译技巧

法律术语所表达的是国家法律制度中特有的事物、关系、行为和程序,而每一法律制度又是不同历史、文化习俗及社会经济的产物,有自身的概念体系和知识结构。法律术语意义的确定受特定语言的制约,也受法律文化的影响。从以上对英汉法律术语词源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演变过程中具有近似的发展轨迹,但法律术语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术语那样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一般来说,译者应当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源语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引起歧义或法律解释上的争议。

然而,在法律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发现在将源语转化成译入语时有些领域能很好地对应,但有些却不对应,这意味着源语文化中有某些因素在译入语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对这些因素的语言表达在译入语中是“空缺(gap)”或“空白(void)”的。这是因为“所有法律制度都包含了一些术语,这部分术语在别的法律制度或法系中没有对应词”。法律术语翻译面临的最大问题通常也就是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这时如果逐字硬译,往往会出现看似准确贴切,实则貌合神离的“假等词”。正如将“Oil-PollutionLaw”译成“油污染法”就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正确的译法应当是“油污染防治法”。

用精确的术语表达明晰的概念,是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特点和最基本的要求。准确性作为法律语言的灵魂,要求法律翻译不仅应当实现源语和译入语在语言功能上的对等,还要求两者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是相同的,即法律功能上的对等。要达到这一目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可采取如下技巧:

(一)扩大或缩小词义范围(LexicalExpansionorNarrowness)公务员之家

面对法律术语的译入语和源语在意义范围上的不一致,译者可以通过适当扩充或缩小词义来达到两者在概念上的相对应。例如,在翻译“indictment”和“complaint”时,汉语中“诉状”这一术语并未区分刑事与民事诉讼,其含义明显比这两个英语法律术语的内涵范围大。这时如果根据其各自的实际意义分别译为“刑事公诉状”和“民事起诉状或刑事自诉状”,实际上就是采用了缩小译入语词义范围的做法。

(二)释义(Paraphrase)

释义是指舍弃源语中的具体形象,直接用译入语将其意图内涵表达出来。在翻译一些具有鲜明国家或民族特色的法律术语时,如果直译不能使译入语读者明白,加注又使译文冗长繁琐时,就可采用释义法。它既可使法律译本简练,又不损害对源语信息的表达,是解决缺少确切对等词的一个有效方法。例如,在翻译“quietpossession”时,如果按字面理解译为“安静占有”,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实际上,在法律文本中,该术语表示“不受干扰的占有使用”。又如“PowerofAttorney”一词,看来似乎意为“律师的权力”,其实指“授权委托书”。在采用释义法时,译者必须准确把握源语的实质含义,以免造成误译。同样,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带有明显时代烙印并颇具中国特色的术语,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2条中出现的“劳动教养”在英语中就无法找到有相同内涵的对等词,目前较通用的做法是译为“reformthroughlabour”。在相关行政规章中频繁出现的“挂职干部”一词也只能采取释义的方法,即“cadreservinginalowerlevelunitforaperiodwhileretaininghispositioninthepreviousunit”。

(三)创造新词(Neologism)

对法律术语词源的分析表明创造新词也应当成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术语翻译技巧。实际上,Sarcevic已经归纳了三种创造新词的途径:给普通语言中或其他专业领域中现有的术语赋予法律涵义,使用别的法律制度中现有的术语或者创造新的术语。

由于许多法律术语不是专门创造的,而是由全民族共同语的原始词义外延缩小从日常生活转用到了法律方面形成的,即在原来含有一般词义的旧词基础上赋予其表示法律概念的新义,因此对此类词的翻译就属于Sarcevie归纳的第一种创造新词的方法。例如日常生活用词box表示“盒,箱”之义,现已具有法律涵义,成为法律术语,表示“证人席,陪审席”。

使用别的法律制度中已有的术语直译对等词,在法律领域很常见。例如,把“Queen''''sCounsel(Q.C.)”译为“(女皇)御用大律师”,把“ChanceryDivision”译为“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庭”就使用了直译对等词。由于所处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法律制度中没有“御用大律师”、“衡平法法院”这些概念,所以直译对等词是创造新词的一种形式。

(四)转换词性(Conversion)

许多法律术语的词源通过扩大或缩小民族共同语词义范围的方式实现。实际上,在法律术语翻译中也存在词性转化的现象。例如,作为法律术语的“不能犯”“、不作为”不再像民族共同语中一样作为动词词组,在句子中充当谓语而是具有动词功能的法律概念,在句中常常充当主语和宾语,而不能充当谓语。因此可以译为“forbearance”。英语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在

“notproven”的结构中,not是副词,proven是由动词prove转化而来的过去分词,具有形容词的功能,意思是“未证实的”,作为法律专业术语,它已名词化,从而可以译为“证据不足”。

法律文本的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主导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交际过程,也是译者在既定框架内创新的主动思维过程。要使法律术语的译入语在准确传达源语立法本义的前提下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风格,译者不仅要熟悉相关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掌握主要的翻译技巧,还应当遵循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这是由法律语言体现权威所决定的。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不仅体现在某一部法律法规之中,而且还体现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当注意保持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如果源语法律术语的内涵没有发生变化,所选用的译入语一旦确定,就应当严格保持前后一致。否则,即使是选用了意义极为相近的译法,也可能会引起误解。

四、结语

法律术语具有特定的内涵、适用对象和范围,是最正式、最规范的法律语言。法律术语的词源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转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法律术语的翻译过程中要适当考虑源语的词源,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从而满足法律文本翻译的严格要求。

参考文献

[1]何主宇主编.最新法律专业英语[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陈庆柏.涉外经济法律英语[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法律术语范文篇4

[关键词]法定代表人；特色法律术语；翻译策略；法律

效果等同中文法律术语的准确翻译对译者而言是一大难题，而中国特色法律术语的英译比普通法律术语的翻译更具挑战性。鉴于不同法系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法律体系、思维方式、社会背景、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很多法律术语在目标语法律中没有确切对应语，有的表面上对应，内涵和外延却不完全相同，由此导致术语不可译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定代表人”就是这样一个英译“名不符实”的中国特色法律术语。

1法律术语的翻译原则

法律文本的翻译要求严谨、精确，保持译名的前后一致，即译名同一律。而法律文本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术语的准确翻译。法律术语的翻译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移植，而是要求译者透彻理解相关的法律体系，并且要对待译的法律文本以及法律术语进行比较分析。要准确翻译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术语，译者首先要研究源语法律术语的含义，比较涉及的法律体系，根据源语术语与目的语对应词语在语言功能和法律功能上的对等程度，在目标语言法律体系中寻找具有相同含义的术语，即在目标法律语言中发现源语言法律术语的对应词。就法定代表人的英译而言，需要先了解这一术语的法律含义和同相关术语的区别，理清概念，之后才能选用合理的翻译策略，确定合适的英译。

2法定代表人的英译

2.1法定代表人和法人、法人代表、法定人的区别。法人是相对于自然人（naturalperson）而存在的，是法律上拟制的人（artificialperson）。法人雏形早在罗马法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法人概念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是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而中国最早在1986年4月颁布的《民法通则》中才予以确认（、何勤华，2015:148）。《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英文中表达法人概念的词汇很多，常见的有：legalperson,juristicperson,judicialperson,corporation,corpo-ratebody和artificialperson等。查询法律语料库中的词汇使用频率，英美人士偏爱“artificialperson”，而中国译者似乎更青睐“legalperson”，译名可见于各类汉英词典和法律法规的英译文本。尽管有研究者认为“legalperson”作为“法人”的对等译名在英文法律语境中的使用频率差异较大，建议使用其它词语如“juristicper-son”或“judicialperson”（赵德玉、崔娟，2005：66-71），但鉴于约定俗成和遵循先例原则，“legalperson”已经被普遍接受，不宜再改作他译。法定代表人，全称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人们常将其与法人或法人代表混淆。例如下面这则新闻标题：“支付宝法人变更，叶郁青替代马云”。显然，此处的法人应指法定代表人。法人是一个组织，必须有法人机构来代替其做出意思决定和表示，而法定代表人是自然人，依照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参与民事活动，两者不能混同。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这两个概念也经常被混淆，包括一些权威辞书的释义，如《大辞海》法学卷就将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划上了等号（、何勤华，2015：150），但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首先，两者的概念不同，法定代表人是一种公司法律制度,是指依照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而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而法人代表是根据法人内部规定担任某一职务，并由法定代表人指派代表法人对外依法行使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人，它只是对个人的授权,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其次，两者产生方式不同，前者源于法律规定，而后者源自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再之，两者在组成人数、权限和变更法律程序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区别。法定人和法定代表人的区别也是明显的。法定代表人是一种公司法制度,而法定人是一种民法制度。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一般认为，法定存在于两种情况：（1）民法上的法定，如《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人；（2）商事法上的法定。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对于公司取得法定权。中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对于商事法定则无明确规定。有的研究者如赵军峰等认为法人代表包括“法定代表人，也包括法定代表人授权或委托的代表，如法定人，授权代表”（赵军峰、陈为林，2017：49-50）。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述，法定人的存在依赖于法律的明确规定，中国只有民法上的法定人。法人可以担任民法上的法定人，但法人代表产生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而非法律的规定，因此不是“法定人”，只能是代表法人的特别委托人。2.2法定代表人英译现状。经查询国内相关资料，笔者发现法定代表人的英译是比较统一的，似乎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原则。无论是查阅线上电子词典或线下纸质词典，以及中国双语法律数据库如“北大法律信息网”等平台的检索结果，法定代表人都被翻译为“legalrepresentative”。而法人代表和法定人的翻译则较为混乱，据不完全统计，法人代表的英译名包括：corpo-raterepresentative,legalrepresentative,representativeofanartificialperson,representativeofacorporation,repre-sentativeofalegalperson,statutoryrepresentative等近10种，甚至有词典对法人代表、法定人和法定代表人提供了相同的译文，即都翻译成“legalrepresentative”。三个在中文中概念截然不同的法律术语在英文中竟然采用了同一译名，异名同译，显然不符合译名同一律原则。上述资料分析显示，国内对这几个术语的翻译是比较随意和不规范的，难以表达术语内涵，有必要使之规范，方便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交流。2.3法定代表人的不同英译名称比较。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英译问题，多位学者都曾发文论述，提出了不同的参考译名，如：宋雷（2004：226）认为，“legalrepresentative”的含义与法定代表人的含义相去甚远，在多数情况下，“le-galrepresentative”都等同“legalpersonalrepresenta-tive”，即其基本含义应为“法定人”，即法律事务人，其根本不是我国公司等企业或事业实体中的法定代表人。基于以上分析，宋雷提供了“initialagentforserviceofprocess”的对应译文，认为该术语指“登记注册时指明的公司负责收受法院司法文件以及负责承担公司法律责任等的代表人，其含义基本等同我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义均（2016：3）等根据英语语言学家J.R.Firth提出的词汇“搭配意义”理论，认为词与词之间的搭配会产生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就是结构意义（struc-turalmeaning），词汇意义是单词本身的意义，而结构意义则是词汇组合方式所产生的意义。结构意义不同于词汇意义或要大于词汇意义。翻译中如果我们按源语的字面意思逐字翻译或把它的搭配结构直接搬入目标语中，轻则就会产生异常搭配，重则会改变源语的结构意义。唐义均（2016：3）认为，将“法定代表人”译成legalrepresentative，译文仅在词汇意义层面对等，但在结构意义层面是不对等的，并提供了“managingagent”“corporateofficer”和“chiefexecutiveofficer”三个对应译名。赵军峰（2017：49-50）等则在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英译名之前辨析了“法人”“法定代表人”和“法人代表”的区别，根据“法定代表人”在《美国法典》语料库和中国法律英译语料库中出现的频率，认为“虽然有些词典将legalrepresentative的基本含义解释为“法定人”，即“法律事务人”，与“法人代表”概念雷同，还是建议将“法定代表人”翻译成legalrepresenta-tive—词比较符合约定俗成的术语规律。2.4法定代表人英译名的确立。综上，相关学者对法定代表人的英译名都持否定态度，要么认为应该改译，如宋雷建议译为“initialagentforserviceofprocess”，唐义均建议译为“managingagent”“corporateofficer”或“chiefexecutiveofficer”，而赵军峰等认为尽管“legalrepresentative”不够精确，但基于约定俗成的法律术语翻译规律，仍建议保留其译名。法律术语在用法上具有指向明确、语义特定的特点。每个法律术语基本上对应于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翻译时不能随意用其他词语来代替，而上述“法定代表人”对应了5个英文法律术语，而且每个英文术语都已经存在，并都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势必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惑。由于法系之间的差异，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法律概念与英美法系的概念并不对等，因此在法律术语或概念的翻译上，有学者认为，“凭一两个相同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一个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因此“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李克兴、张新红，2006：406）。笔者同意此观点，在翻译法律中文法律术语时，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法律术语的准确内涵，其次如果目的语法律体系中有对应内涵的术语就直接采纳，若无对应内涵的术语也不宜生硬匹配，只要译出其制度功能即可。对于传统的中文法律术语、有中国特色的中文法律术语，如确实没有对应的英文法律术语，宜先找出英美法中近似的法律制度，采取变通的手段来翻译，求同而存异（屈文生，2012：73-74）。上述提供的“法定代表人”的5个英文译名，在英文法律语境中都有自己的含义，与“法定代表人”的中文法律语义相去甚远，此时就不宜套用英美法中已经存在的法律概念，而应该采用合理的创造新词原则，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概念移植进入英文环境中。鉴于此，建议将“法定代表人”这一中国特色法律术语创译为“statutoryrepresentative”，以避免同英文中已经存在的术语如“legalrepresentative”混淆而引起误解。Statutory有法定的含义，源自statute，指制定法上的规定，符合中国法定代表人产生的背景，即由法律规定按照一定程序产生。而“法人代表”本质上是一种授权委托关系，可以译为corporateagent。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薛波，2017：325），该术语指被授权代表公司进行活动的自然人或法人；广义上包括所有有权使公司受其行为约束的公司雇员及高级职员。这一释义同“法人代表”的概念是基本吻合的。

3结语

由于中西法律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别而导致法律概念的不一致，确切的对等词在目的语是不存在的。英、汉法律词语空缺现象是法律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即便目的语中存在接近对等、部分对等的功能对等词，其内涵和外延也存在不小的差距。而对于具有文化负载的中国特色法律术语，英语中基本上是不存在对等词的。译者需要在透彻理解中英法律语言的基础上，深入把握中西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兼顾中英民族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斟酌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将其翻译成即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又能准确传递源文内涵的法律语言。法律翻译是一项极其严谨的工作，而法律术语翻译的质量将影响整个文本的法律效果，译者应在翻译实践中进行反复探索,力求使译文准确地表达源语言词语的多层次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勤华.大辞海法学卷（修订版）[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148-150.

[2]李克兴，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406.

[3]屈文生.中国法律术语对外翻译面临的问题与成因反思[J].中国翻译，2012（6）：73-74.

[4]宋雷.法律英语同义•近义术语辨析和翻译指南[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26.

[5]唐义均，丁媛.从词语搭配视角看“法定代表人”的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16（3）.

[6]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25.

[7]赵德玉，崔娟.“法人”英语翻译名的确定[J].中国翻译，2005（2）：66-71.

法律术语范文篇5

一直以来，语言学家和法律界专家对法律术语，法律英语的用词特点和修辞特点、法律英语的简化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并被运用于法律英语教学，法律文献翻译，法庭口译，法庭辩论技巧，声音识别，笔迹识别等众多实践领域中。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为外文，同时也有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成中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这类翻译中存在许多问题。本文试图运用语用原则分析法律英语的特点和法律文献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对推动法律翻译的发展有所贡献。

2．法律英语的特点

2.1法律英语的语用原则

法律法规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规范法律主体的行为，调节法律主体之间人际关系。这种规范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具有法律效果的言语行为（即法律言语行为）来实现的。因此，作为言语行为实施者的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法律能力和语言能力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准确、得体地使用法律言语行为，以便能够传达其所意图的法律效果。这里的得体就是准确使用法律言语行为而言的，不是Brown&Levinson(1987)等人所谓的礼貌得体这一日常交际原则。法律也是人与人较量的工具，较量双方都使用法律作为武器为自己服务。其中一方必然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漏洞以维护自己的非正当权益。为了不给这种人钻空子，立法者所使用的表述法律内涵的法律英语必须准确严谨。法律英语表述的准确性对司法者的断案、判决而言至关重要。

2.2法律英语的语用特点

法律英语同科技语言一样，并不具有特殊的语言材料或独立的语法体系，而是民族共同语在法律语境中的一个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语言变体或语域。由于法律学科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法律长期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强大的规范和调节作用，造成了法律英语在实现其调节、规范作用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自身的语体特点。法律英语的使用特点可以从语篇结构、句法和词汇选择三个层次来考量。

从语篇结构层次上看，法律语篇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高度程式化。法律语篇注重前后层次、埋伏照应、结构严谨、简详得当并具有严格特殊的程式。立法语篇结构层次分明，都是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从总论、总则到条文、从重要条文到次要条文的语篇结构（张新红，2000）。这种程式化语篇是保持法律规范的庄严性及其内容的严谨合理和准确规范的必要手段，能使法律规范的内涵得到最充分的体现。程式化的语篇结构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可以给所涉及的法律条文、专业术语和概括性词语设定具体的阐释语境，减少曲解或误解法律条文和概括性词语的可能性，瓦解那些想钻法律空子的企图。这种程式化也符合专业用法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期待，可以使他们在理解和使用法律的过程中尽可能减少错误。司法语篇是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制作或的有关处理诉讼案件的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的司法公文。司法语篇的法律规范性和严肃性要求在其制作和使用上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即语言规范、内容完整、格式统一，例如上诉书、抗诉书、申诉书等，其制作均有相应具体规范要求（于绍元，1999）。

在句法上，法律语篇多用结构紧密、说理完整的长句，常常使用并列结构和复杂的同位语成分，为了保证表述的严谨准确性，有时会放弃简洁明了性和可读性。例如英国的法律法规都是由一句话构成的，首先前面使用一个“Beitenacted…”的颁布套语，然后一条一条地列出具体的法律内容。这样的法律条文必然很长，并带有各种复杂的附加修饰成分、插入语、并列结构和同位语等句子成分，于是虽然造成阅读和理解甚至是使用上的困难，但是却能保证法律内涵的完整性、准确性和严密性。

在用词上，法律语篇使用的词汇主要有法律词汇和全民共同语中的一般词汇这两大部分。法律词汇都有特定含义和特定的使用范围，不能随意引申或用其它词汇替代。法律词汇主要包括法律语体专门术语和人工法律术语。人工法律术语指进入法律语言之后被赋予了特定的法律含义的民族共同语，如委托、告诉、故意的。法律专用术语和人工法律术语的数量虽然不大，但它们的使用频率高、能量大，并且地位独特，构成了法律语言区别于其它语体的主要区别性特征。

3．当前法律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翻译历史悠久。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每年有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成英文，同时也有大量的外国的法律文献被译成中文，其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法律术语翻译错误

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它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法律术语翻译错了，就很有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它含义，或者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而造成的失误。比如jail和prison这两个词的翻译。一般词典都将这两个词译成“监狱、牢狱”，不加区分，也有的词典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区分。如《新英汉词典》将jail译成“监狱”，而prison则有两个不同的译法：1.监狱；2.看守所、拘留所。《大英汉词典》也将jail译成“监狱”，但对prison的两种译法的顺序与《新英汉词典》刚好相反：1.拘留所、看守所；2.（尤指洲政府及联邦政府的）监狱。即使是专业词典也不例外。《英汉法律词典》同样将jail译为“监狱”，而将prison译为“监狱、牢狱、看守所、拘留所”。这样给人造成的印象便是：jail等于监狱，prison等于看守所、拘留所或者监狱。那么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关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刑诉法教授JamesA.Inciardi认为“Ajailisnotaprison.Prisonsarecorrectionalinstitutionsmaintainedbythefederalandstategovernmentsfortheconfinementofconvictedfelons.Jailsarefacilitiesoflocalauthorityfortemporarydetentionofdefendantsawaitingtrialordispositiononfederalorstatecharges,andofconvictedoffenderssentencedtoshort-termimprisonmentforminorcrimes”。由此可以看出，jail不同于prison。Prison是由联邦或州政府设立的关押已判决重罪犯的改造场所，而jail则是用于短期关押由联邦或州立司法机关起诉的等待审理的被告或被判处较短有期徒刑的轻罪犯的地方设施。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对判处死缓、无期及有期徒刑的罪犯，应送交监狱执行刑罚，而在被交付执行期，剩余刑期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因此，jail恰恰相当于我国的“看守所、拘留所”，而prison则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监狱”。

3.2法律文体使用不当

法律英语结构严谨，用词考究，逻辑严密，文体较其它体裁更为正式、刻板，较多地使用被动语态，这是由于法律本身的特质决定的。但是，如果对法律英语的文体把握不当、认识不清，翻译中也可能会造成各种错误。比如，shall在法律英语中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其语气往往较will和should强，带有法律强制性的意味。下例中的shallbe用得就不是很理想，不如改为is更符合原文的意思和文风。

如：第八十四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为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为债务人。

Article84Adebtrepresentsaspecialrelationshipofrightsandobligationsestablishedbetweenthepartiesconcerned,eitheraccordingtotheagreedtermsofacontractorlegalprovisions.Thepartyentitledtotherightsshallbethecreditor,andpartyassumingtheobligationsshallbethedebtor.

再如：Thepartiesshalldistributeprofitsandsharelossesinproportiontotheirrespectivepercentageofinvestment.ThePartiesshallonlybeliablefortheindebtednessoftheCompanyuptotheamountoftheirinvestmentintheregisteredcapitaloftheCompany.

双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来进行利润的分配和亏损的分担。但是双方对公司的责任只须负责至其各自对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额。

这个例子中的译文后半部分似乎过于口语化，不太符合法律的行文规范，可考虑改译为：

双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分担亏损。但各方承担的责任以其在公司注册资本中的出资额为限。

3.3省译、增译和误译

如：例1：第九条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___美元（或双方商定的一种货币）。

Article9ThetotalamountofinvestmentofthejointventurecompanyisUS$___(oraforeigncurrencyagreeduponbybothparties).

例1译文中加上了一个foreign，把货币变成了外币。

例2：TheOfficialCommenttotheoriginalSection5-101wasaremarkablybriefinauguraladdress.

原《统一商法典》第五篇第5-101条具有鲜明的“开幕词”性质。

例2中的officialcomment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例3：论国际金融法的概念和体系

OnConceptandSystemofInternationalFinancialLegislation.

例3中的译者将国际金融法译成了国际金融立法。

这几个例子都不是很难理解，也没有艰深的专业知识问题，这说明法律英语的翻译需要高度的精确性。

3.4法律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译

语言上的障碍可以通过掌握语言知识来解决，而文化差异是翻译中的一大拦路虎。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属于大陆法系，而英美国家的法律是属于英美法系，所以这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英美国家的律师分为两种：solicitor和barrister,对这两个词有几种译法。香港将前者译为“律师”，而将后者译为“大律师”，这样让人们认为后者比前者地位高、水平也更高。而内地则将前者译为“事务律师”或“诉状律师”，将后者译为“出庭律师”或“辩护律师”，这种译法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种律师分工的不同，但也不是绝对的。还有，虽然lawyer一词在美国英语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但是很少在律师的名片上使用，他们一般用attorney-at-law，而我国许多律师的名片上用的都是lawyer。

跟公司有关的一些概念的翻译一直存有争议。比如，有人认为，corporation比company正式、规模更大，但后者更常用。在英语中，corporation和company都是多义词。Corporation除了可以表示“公司”外，还可以表示“法人”；当表示“公司”时，相当于businesscorporation或for-profitcorporation。Company除表示“公司”外，还可表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商行”。Company表示“公司”时一般在英国英语中使用，corporation表示“公司”时一般在美国英语中使用。澳大利亚英语两词都使用，一般没有区别。美国一般将公司分为closecorporation和publiclyheldcorporation,英国一般将公司分为privatelylimitedcompany和publiclylimitedcompany，澳大利亚一般将公司分为publiccompany和proprietarycompany。所以很难分清哪个词更常用、更正式，哪个词所表示的公司规模更大。

法律术语范文篇6

[关键词]法律英语；法律移植；翻译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水平均有了显著提高，但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立法、司法问题亟须解决，因而法律移植作为我国借鉴他国立法经验、技术的重要手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体现在环境法研究领域。由于我国环境立法的开展比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稍显落后，因此，对国外环境法中的先进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将其化为我国的环境制度，是我国环境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我国2018年借鉴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案（CERCLA），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再如，目前实效良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也有较多是对美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借鉴。综上，法律移植对于我国法治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而作为法律移植中最基础的外语翻译，直接决定了对外国法的借鉴质量。本文以法律英语翻译为研究视角，提出了法律英语翻译中的常见问题并给予建议，以期为研究国外法律制度提供帮助。

1法律英语翻译中的问题

1.1法律英语翻译准确性有待提高

准确、简练、合逻辑一直以来都是法律的标签，在法律英语中也是一样的，法律英语翻译同样应讲求准确、简练、合逻辑。首先，用“法律”来举例子，英文上能够代表法律的单词很多，包括但不限于law；statute；act；code。其中law的内涵较为广泛，既可以指代宏观上的法律体系，也可以指代具体的部门法，但其一般不用来作为某个特定法律命令的名称。Statute专门指代以立法形式设立的制定法，是与判例法相对应的概念。而act常用来作为单一法律的命名，如清洁水法CleanWaterAct、议会法ParliamentAct，这里应注意，statute与act存在共用情况，而code不同于act，其用来指代法律的汇编，如联邦法规汇编CodeofFederalRegulation。但在很多法律英语翻译实务中，翻译者并不区分这些词汇的用法，这给外语的理解带来了巨大的不便，尤其体现在中文译作英文的情况下。同时，译者还存在着漏译的情况，法律行文简练，条文中的每个词都对条文的理解至关重要，随意的漏译会使条文丧失完整性，继而影响对条文的理解。例如，arbitrationclause一词应翻译为“仲裁条款”，而有些翻译人员受翻译中意译的影响，简单地将其翻译为“仲裁”，但实际上二者的意思并不相同，这也会给法律的理解带来困难，或许直接决定了一个仲裁案件的走向。除了漏译外，实务中也有部分翻译人员存在增译的现象，多表现为添加一些修饰性的文字，从而追求语言的优美。这些本来应属于翻译的技巧，但对法律而言可谓是画蛇添足，不仅不利于法律文本的简练，也不利于法律解释学的适用。

1.2译者对法律文化差异欠缺思考

法理学上将世界的法系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不同法系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因而译者在理解法律术语时，必须将其放置于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予以理解。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来说，双方存在如法律渊源、法律适用技术、诉讼程序、法律分类等差异，这些都可能会影响译者对法律术语的理解。对于我国而言，在清末以前，我国一直是属于中华法系的国家，后来在引进西方法律的过程中，主要以大陆法系作为参照，因此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系的内容，混合成了社会主义法系，但我国近代以来的法律因受德、日法律的影响，大陆法系的特征明显。这就造成了在对主要以英语为主的英美法系进行研究时，法律英语的翻译受法律文化影响较为严重。比如，对于assignment（ofacontract）一词来说，其作名词的词义为“任务”“分配”，稍懂法律的人会将其翻译为“（合同的）转让”，但实际上该翻译并未考虑到法律文化的差异，“转让”的翻译不仅有失语义上的准确性，更会在实际研究中误导研究方向，致研究陷入困境。我们在理解assign-ment一词时，首先应了解到，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权利和义务是均可转让的。对于债务的转让而言，如果经债权人同意，则旧的债务人退出债务关系，由新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债务，当然我们在民法上称其为债务转移。而在普通法系的美国合同法中，虽然权利同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一样，是可以转让的，但义务是不可以转让的，只能转托。债务人把自己承担的合同义务转托给第三人（受托人）履行，并不能由此而解除自己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王军，2004）。美国合同法第二次重述中，也明确规定了义务的转托①。所以对于assignment，我们应该准确地翻译为权利的转让，对于义务，美国合同法中使用的是“delegation”，是指转托而非转让。如果未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区分，而均翻译为“转让”，或者将义务的转托翻译为assignmentofduty，会直接造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由此也可看出，法律文化差异为法律英语翻译带来的问题，这应引起法律英语翻译人员的重视。

1.3缺乏法律英语翻译人才

通过前述可知，对于法律英语的翻译而言，法律知识和英语知识同等重要。如同木桶定理，仅有法律学习的背景，读不懂英语更不必谈翻译，但如果仅有英语翻译的背景，缺少对法律的了解，尤其缺乏对法律文化的了解，其翻译质量难堪大用。由于法律文化差异，在翻译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中文中缺乏对应的词汇，如Consideration一词在中文中并无对应词，因其是普通法系独有的词汇，意为“对价”。目前该翻译已被我国普遍接受，但问题在于首次翻译该词的人一定要有相当的法学素养，才能够对普通法的术语作出解读，并翻译为中文名词。同时，法律术语的严谨性造成了对于一个简单的法律术语，英文文献中通常会以长文对其作出解释，而对于该解释，缺乏法律逻辑的人通常难以理解，或者进行直译，结果错误百出。目前，我国正缺乏这些同时具备深厚的翻译功底和较高法学素养的相关法律英语翻译人才。

2解决问题的建议

2.1翻译时注重法律英语的特殊性

正如前面所述，法律英语的特殊性在于法律术语的准确性。法律术语是法律概念或法律现象的浓缩和提炼，是法律文本中的核心词语，体现了法律语言和法律文化的独特性，蕴含着法律制度、法律价值、法律精神和法律思想的精华。法律术语的准确翻译，是整个法律文本翻译的关键所在（时宇娇，2019）。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应尽量保证法律术语的准确性，保证词汇的精准表述，不随便漏译、增译。在翻译方法上，我们可以采取直译加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所谓直译，就是对原文内容和形式的保留，如对于statute,tort这种具有明确意思的词汇，应直接予以直译，而如果出现如上所述的consideration,voluntaryaction等类似中文没有对应翻译的词汇，则需要翻译人员根据自己对英文内容的理解，加上自己或他人法律知识的辅助，将其以中文形式进行表达，只保持原文的内容，不拘泥原文的形式（肖云枢，2001）。唯此既能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也能保证翻译的逻辑性，避免产生理解上的困难。

2.2注重对法律文化差异的思考

法律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是法律英语翻译所面临的最大困难，翻译人员应对此采取正视的态度。在翻译实务中，不少翻译人员不愿意过多地对一个法律术语的来源进行追溯，导致其忽视了法律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陷阱，也使得翻译质量大打折扣。在翻译实务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考虑法律术语的对等性，即我国法系和英美法系间是否有相对应的词汇，法律渊源的不同导致法系间大多的词汇都难以对应，所以，翻译者在具体翻译时应予以注意。其次，英美法系因受判例的影响，法律语言并非起源于书面用语，而是由法律从业者的语言发展而来（蔡芳芳，2016），为了增加表达的准确性，在法律表述上会大量使用同义词，但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表述上讲求简洁，因此，翻译人员在进行英译汉时，应结合我国法律特点予以翻译。对于法律文化的差异，翻译者不仅在翻译时要予以注意，更重要的是平时要注重积累，必要时也可以求助于专业的法律人员。

2.3重视法律英语翻译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专业门类中开设了翻译专业以及法律专业，但二者并不存在交叉。我国自1995年以来模仿美国的J.D.项目，开设了读本科时没有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专业，目的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如今法律硕士中也不乏许多本科专业为英语的人才，非法学的教育背景应当是这些学生的“第三只眼睛”，对于本科专业为英语的非法学法律硕士，他们正多了英语这只眼睛。但法律硕士的教育目前仍不成熟，大多高校仍采用本科的培养模式，并没有重视将法律硕士的非法学背景与法学相结合，这导致了该培养方式没能很好地达到开设法律硕士的目的。但毕竟该培养方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法学与英语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只要我们重视人才的培养，发挥出法律硕士应有的培养效果，我国法律英语翻译人才缺乏的问题就会逐渐得到解决。另外，法律研究者应重视外语水平的提升，法律研究或多或少都要依靠比较法，对外国法律进行借鉴或者对比思考，这些都离不开研究者自身的外语水平。在我国高度重视英语教育的大环境下，目前法律研究者大多具有英语读写能力，虽缺乏翻译技巧，却能够为专业的翻译人员提供法律英语方面的咨询帮助，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缺乏法学教育背景的翻译人员在法律理解上的困难。

3结语

在法律移植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性也越发凸显，但目前法律英语翻译仍面临较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为我国研究域外法律提供方便，也有利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更可以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好的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蔡芳芳.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法律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29（1）：104-106.

[2]时宇娇.法律术语的英汉翻译策略[J].中国科技翻译，2019，32（1）：36-39.

[3]王军.美国合同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法律术语范文篇7

究其原因，盖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翻译高手能够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出人类感觉的共同“精魂”，“投胎转世”之后，语言习惯的差异便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载体，翻译往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用目的体系（本土的）法律术语对译出发体系（比如英美的）法律术语，意味着把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制度牵强地叠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内涵有着共同的“精魂”，但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影响移植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着意把出发制度的内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当别论。但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这样一部强调保持渊源制度完整体系的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差异一旦“化”掉，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们不妨剖析一个《海商法》制度“海上货物留置权”为例，分析PossessoryLien，[4]翻译方法如何给法律概念解释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在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立法渊源的我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这一问题至少在具体学科的比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产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开创了我国将国际公约直接变为国内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这一立法特色对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内涵的解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结构上看，《海商法》几乎全部是对国际公约或构成国际航运惯例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标准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约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加之公约渊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体系，与隶属大陆法传统的我国一般民商法体系难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国际公约或国际标准合同的方式，构成我国《海商法》各章的内容。如涉及本文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的两章内容，分别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约》、《海牙—威斯比公约》及《汉堡规则》的内容，只是根据我国的航运政策进行了取舍，具体规范结构则是翻译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节还参考了国际标准合同如使用率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参照几个国际标准合同制定的[5].

由这种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应地，同一英文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中分别被译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国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国法中重要的财产担保制度，我国传统中译为“留置权”，但它的内涵为“优先权”，远远大于我国“留置权”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Lien、MaritimeLien和EquitableLien（衡平法留置权）[7].MaritimeLien是Lien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商法中没有对应的术语，《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义译法直译作“船舶优先权”[8]，译出了Lien的“优先权”含义――优先权毋须占有标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从标的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获得清偿；而PossessoryLien在在英国财产担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标的物而取得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有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义译出为“占有留置权”（或“占有优先权”），而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权”[9]，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如此以来，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时至少引起了两个问题：

（1）同源于英国法中的Lien制度体系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在我国海商法中却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Lien在我国作为船舶“优先权”构成独立的制度体系，PossessoryLien作为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的一个分支。原有Lien制度体系下的两个分支概念之间以及分支概念与总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不只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译为英文本时，把“船舶优先权”被译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术语[10]MaritimeLien），进一步切断了以英文词义为线索回溯到出发体系中去寻找制度渊源关系的途径。

两大法系的留置权制度与各自体系内的优先权制度密不可分、协同作用，在功能设置上此消彼长、相互弥补，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担保承运人和船舶出租的债权实现，构成完整的制度总和。而仅就留置权制度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两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制度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是密切相关、协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补，此消彼长，各国对于单一制度的设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称都不尽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却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必须同时研究各国的优先权制度，否则无法知晓各国在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却由于翻译方法问题切断了英国法中具有明显联系的两个法律术语所代表的制度之间的联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两种制度――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与中国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之间的差异随着“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为渊源制度的英国占有留置权制度被赋予了目的体系中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全部特征，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研究、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时套用民事留置权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实，两类“留置权”存在着许多差异：民事留置权制度渊源于大陆法系担保制度，而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美担保法制度。突出的问题是，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制度以合约留置权为主体，法定留置权只是一种对于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适用范围很小的补充性权利；而大陆法的留置权制度以法定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许自行约定留置货物。在海上货物留置权被强加以民事留置权特征之后，这种差异成为法律适用中的最大难题。比如提单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权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否定合约留置权的判决一再受到航运界振振有词的质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门的论证在逻辑矛盾中显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开头“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法律特征”的命题下否定约定留置权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

主要篇幅讨论英美合约留置权条款的内容及其约束力。[13]另一种肯定约定留置权效力的论证是依据民法学关于大陆法系“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划分的理论，把“债权性留置权”与合约留置权混为一谈。[14]可见以大陆法留置权理论解释渊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适履。

《海商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只有三条，本身并没有肯定或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留置权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权与诉前扣货的关系问题等等，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依赖于对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解释，而解释的方法却全依赖于法律原理――究竟选择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抑或适用英美担保法理论作为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依据，成为实践和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及其对于法律解释的意义

法律术语的翻译在法律移植中的意义远非文字技巧问题，它直接决定法律概念能否作为制度移植的载体，准确、完整地传达立法者移植某项制度时的意图，换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图继受外国法律规范的内涵，充分体现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方法。所以港台民商法专家对于法律术语特别是英美法术语的翻译方法都十分重视。综合起来大概分为两大派论：

从事大陆法学民商法研究的学者认为，“应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我国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概念用语相契合。”[15]主张将出发体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统一用目的体系的相应概念来表示（本文称之为“制度功能对译法”或“功能译法”）。

从事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凭一两个相同的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主张“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16]（本文称之为“概念内涵直译法”或“文义译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时实际上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翻译――把MaritimeLien译作船舶“优先权”采用的是文义译法[17]，反映了出发概念自身的内涵；而把PossossoryLien译作“留置权”，采用的是功能对译，亦即出发概念所代表的制度与目的体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时，直接用目的体系中的相应概念来代替出发。如果按文义译法直译，则possessoryLien应译为“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总概念Lien可译作“优先权”或留置权）。这种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两种不同方法翻译同一体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进一步增加了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寻找法律制度源头的难度。

笔者认为，功能对译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个体系中的术语的内涵强加于另一个体系的术语内涵之中，或者导致出发概念内涵的遗落，或者导致其内涵的增衍，实际上造成对所移植制度规范的任意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所以，文义直译法更符合法律术语翻译的内在要求，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内涵。象“优先权”（Lien）这样的概念，我国现行普通民事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相应制度，采用直译生造词语反而提供了寻找法源的线索，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的讨论普遍从英美法制度中去寻找解释依据，在比较法研究方法上没有分歧，这与术语翻译保持了英国制度的原貌是分不开的；而属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Lien（占有优先权）由于按功能对应译为我国已有固定内涵的“留置权”，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我国留置权制度体系，海上货物留置权变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中的特殊制度，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与母体的渊源关系，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常常陷入异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只能套用我国留置权概念特征去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其牵强附会已如前述，直接影响对规范内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发挥。比如根据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因而不承认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如果适用民事留置权的法律特征来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认定海上运输合同中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据，然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扣货的依据恰恰是提单的留置权条款，对留置权法律规范中所确定的留置权成立条件加以解释时，也又能不适用英美法中合约留置权理论，包括对留置权条款进行解释的合同解释理论。

当然，采用何种方法翻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王泽鉴反对“个别法规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继受国家之法律理论”，主张“设法使之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也是为了使法律的有机体内“部分与整体调和，以实现其规范之功能”[18].从前面介绍的《海商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体系，甚至各具体制度自成一体，因而其中的个别概念若要“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应当首先考虑与海商法的相关制度相协调，由此构成完整的功能体系。如果为了与本国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牵强地采取概念对译，则破坏了《海商法》内的部分与整体的调和关系，影响法律规范功能的实现。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翻译方法，法律概念作为“部分”都难以同时兼顾与本源制度体系的“整体”和本土制度体系的“整体”协调关系，所以，讨论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对于法律解释和理论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当我们对移植的法律术语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切不可忘记这些术语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术语的内涵有时只是由翻译者确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某种制度联系。所以即使主张把英美法术语纳入我国概念体系的学者，也特别强调要“通过解释途径”，否则会造成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这一点，在解释主要通过翻译所产生的《海商法》时应受到格外的重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法律适用和理论研究中都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讨论使用什么方法来翻译法律术语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术语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字符号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内涵是通过解释途径附于这个符号之上的。

三、“概念还原解释法”――海上货物留置权解释方法的一个启示

尽管法律术语的翻译作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内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经常发生增衍或遗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国生产法律的主要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弥补这种缺陷的途径是比较法解释。比较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将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种解释因素，以求正确阐释本国现有法律规范之意义内容”。[19]笔者主张，在进行比较法解释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分析和认识我国法律制度与所继受的外国立法例之间的渊源关系，把特定概念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还原到所继受的该外国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对法律概念作出准确、完整、合乎逻辑的比较法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本文称之为“概念还原解释法”。采用这一解释方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概念特征与制度功能之间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运用“还原解释法”的第一步，是准确无误地找到法律概念赖于产生的“祖籍”。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一件直截了当的事

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为追索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渊源提供了一个路径。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移植而来，这些公约和惯例却是两大法系各国制度长期博羿、借鉴和融合的结果，仅就具体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而言，如何能确定它渊源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陆法系的担保物权制度呢？从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线索，所有的线索都在翻译中被切断了（已如前述）。这个答案只能通过对公约、英国担保法和大陆法系担保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进行比较，找出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规定最相近的制度。

经对公约与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较，笔者看到，海运公约和惯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运大国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术结构和法律体系上如此。为遵从国际法规则，公约成员国都会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国际条约的内容纳入内国法律制度体系，非成员国的海商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联系往往也比与本国普通民商法制度体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国此各国海商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与本国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较好的大陆法各国，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论。虽然这已成为常识，然而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与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况下，笔者得出这种结论需要拿证据才能服人。

面对如何协调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本国民商留置权制度的关系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都与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都大相径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实际上是由“留置权”概念下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优先权制度[21]共同构成，亦即大陆法各国将英美法PossossoryLien（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制度分解为留置的权利和优先受偿的权利和两个功能互补的制度，从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纳入本国民、商法体系，使之与本国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语上，几个国家都避免直接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为“留置权”或“优先权”（这样就避免了前文所说的术语对译造成的概念内涵增殖或遗落的缺陷），只是具体规定了海上货物运输债权人如何通过占有标的物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一信息进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权特征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与我国大陆同样实行民商合一体例的台湾，是采用“特别留置权”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台湾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属于特别留置权，与普通民事留置权之间具有巨大差异.[22]国内学者习惯于引用台湾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依据，对于台湾的特别留置权不可不特别留意。尽管我国理论界主流意见趋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对于国内其他民商法的独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权”特征与英国法PossossoryLien制度的特征一样，所列举的留置权项目包括运费或租金、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其范围大于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的范围[23]，而囊括了合约留置权中任何可能产生的费用；从《海商法》条文的内容来看，留置权的实现须经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变卖，这一明确规定反映了英法“占有优先权”效力特征；从留置权与诉扣货两项制度的关系来看，体现了“占有优先权”与“衡平法优先权”制度功能互补的特点。整个海上货物留置权规范无不渗透着英美法PossessoryLien制度的特征，换言之，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整合了大陆法海商法以“留置权”制度和优先权制度共同承担的功能。由此可以确信，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同源，与渊源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的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有着不同根系。

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还原为PossossoryLien，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寻找解释这一制度特征的理论，实践与理论的逻辑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决：

（1）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和留置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英国法中，PossossoryLien既可依法律规定而产生，也可依合同约定而产生。普通法规定的留置权（即法定留置权）不仅在范围上小于合约留置权，而且适用条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权只是作为当事人之间关系或他们之间交易中特定情形下的默示条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亦即，约定的留置权效力优先，普通法留置权为补充性或选择性的权利。因此，我们不必借助大陆法留置权理论，依“法定担保物权”说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或以“债权性留置权”为佐证肯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而应当依据英美法的合同解释规则确认留置权条款的效力，“概念还原解释法”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根据。

（2）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问题。

P>《海商法》规定了两类不同的货物留置权：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和船舶出租人的货物留置权，它们分别源于PossessoryLien中的“特别（占有）留置权”（SpecialLien，或“特别占有优先权”）和“一般（占有）留置权”（GeneralLien，或“概括留置权”，“一般占有优先权”）[24].这两种货物留置权的效力规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这一重要问题在海上货物留置权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渊源制度所致。

作为承运人留置权渊源的特别留置权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权人扣押占有某项财产直到该特定财产所生费用全部清偿为止的权利。这解释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留置权成立的条件――留置权人只能就留置物产生的费用留置该特定财产，却并不必问该财产的所有人（货主）是谁。同时，特别留置权不含有债权人出卖标的物的权利，只有当制定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才可以按规定的程序出卖留置物，这为解决我国承运人行使货物留置权的方式问题找到了依据；留置权与法院扣货之间的关系也从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过申请扣押把留置权转移给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权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优先请求权的唯一方式。留置权仅仅是一种抗辩权，法院扣押货物所实现的是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因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货物留置权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权人那样自行处理留置的财产，而只能通过司法扣押拍卖标的物而实现其优先受偿的权利。

一般留置权则是为了担保一般债权而设置的担保，更类似于我国的质权。根据一般占有优先权，留置的财产可以不是留置请求权的标的，它可以基于行业惯例产生，也可基于双方认可的持续性先例而确定，还可以由双方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定。我国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权必须以货物为租船人所有，却不以置于船上的货物为产生请求权的标的物为限，即源于此。

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其他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运用“概念还原解释法”，把翻译过来的“留置权”概念还原到它基于产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获得完整、合理的解释。索本求源不仅适合于解释象海上货物留置权这样处于两大法系

夹缝中的概念，也不仅仅对于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这样一部典型地成体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释具有意义，笔者相信，作为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还原解释法”对于由移植产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种启示。如果运用这种比较法解释方法通过统一的司法解释把概念的内涵加以确定，会避免实践中的大量争议而在许多问题上实现司法统一。

「注释」

[1]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1辑，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6期。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页。本段加引号的部分都是钱先生描述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时使用的词汇。

[3]各国海商法都极少照顾与本国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因为海商法主要由航运惯例构成，国际一体性很强，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中都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4]《海商法》中译为“留置权”，用于指称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笔者主张按字义翻译为“占有留置权”，本文后面将用重要篇幅专门介绍《海商法》译法的由来和笔者译法的理由。

[5]这一部分内容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法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交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6]考证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真是煞费苦心，因为我国海商法论著一般只有关于Maritimelien的介绍，Possessorylien在英国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约定，适用各种国际标准合同，很少有海商法理论对于Lien制度进行系统讨论；而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又几乎不介绍英美留置权Possessorylien制度，个别提及这一制度的文章对英美留置权制度的功能也有严重误解。例如用英国学者Treital的观点――“留置权可以填补国内时履行抗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来说明我国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研究大陆法为主的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英美法留置权和优先权制度的陌生。实际上，Treital所指的留置权正是英国法中Lien，英国法的这项担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列举了Lien的9个内涵，其适用范围比同时履行抗辩权广泛得多；而大陆法系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要比留置权广泛。本文主张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为立法资源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尽可能深入探究两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权”概念的标签下隐藏的制度差异。

[7]关于英国优先权和留置权的介绍参见董安生：《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页；司玉琢：《优先请求权·时效·碰撞责任限制》，大连海运学院（内部发行），第55页；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8]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另参见徐新铭：《船舶优先权》，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作者在书中列举Maritimelien的许多译法：海事优先权、海上留置权、海上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权，等等。

[9]参见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10]笔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和海商法专家对这种译法普遍给予批评，但尚未见对这一术语见诸文字的讨论。

[11]海上货物留置权与优先权制度的功能互补关系，在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中也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另文发表的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中详述。

[12]参见徐霆：《浅析提单与租船合同的留置权条款》，载于《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1996年3月刊；汤凯：《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1991年《中国海商法年刊》，第208页；（香港）陈承元：《承运人之留置权》，载于《国际海商法律实务》，郭国汀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文章赞同这一观点，见伍治良：《浅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海事审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长。

[13]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庭长；同时参见金正佳等：《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作者是某海事法院业务院长。他们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权威性。

[14]刘志文：《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及其影响》，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页。

[15]（台）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6]（港）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7]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我国对大陆法系“留置权”概念的翻译也采取了功能对译法。

[18]王泽鉴，上引书，第130页。

[19]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34.

[20]关于法国、德国“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仅具同时履行抗辩权之功能，国内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其实日本“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功能与法国和德国差异不大。笔者主张对各国制度作功能比较而不是概念比较，亦即各国保护同一类法律关系的制度之功能设置上的异同，故在此不作“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之划分。日本学者林良平指出，“谈论某种权利是物权或债权没有意义最好是对债权利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发生那样的权利是否妥当，作个别判断”。（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此笔者在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较法学理论为据另有详述。

[21]法国为“特定动产优先权”、德国为“法定质权”、日本为“先取特权”。参见1966年《关于海上物运输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国法令》第3条，《德国商法典》第397条、410条、614条、623条；《日本商法典》第753条、第757规定。

[22]《台湾民法典》第445

条、647条、938条、960条、962条，《海商法》162条；另参见（台）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第426页。

[23]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为“法定质权”，与约定质权的项目分开规定。

法律术语范文篇8

论文关键字：风险风险转移风险成本法律经济学

一、风险和风险转移的基本概念

风险是买卖合同必须考虑的问题，它关系到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但是法律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论是中国的《合同法》、英美法系的《货物买卖法》，还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此均未作一—明确定义。而风险转移是用来确定买卖双方当事人对这些可能发生的各种货物意外损失的承担责任何时由卖方转移到买方。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如果货物风险已经由卖方转移至买方，则货物由于意外事件所遭受的损害或灭失，其损失应由买方承担；而且买方不能以货物遭受损害或灭失为理由拒绝支付货款r如果货物的风险尚未移转给买方，则货物损害或灭失的损失就仍然由卖方承担，而且卖方不能以此为理由要求免除其交货义务，除非卖方能证明这是由于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风险转移原则决定风险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从卖方转移至买方。为此，需要全面地认识风险，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对投资主体预期收益产生的上下波动，从结果来看风险可能产生收益，又可能产生损失。只有从风险的产生因素、风险的承受主体、风险的作用方式及其影响结果来分析，才能把握风险的本质。有风险就需要风险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因此就需要风险成本。风险成本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的保险业组织RIMS的前任主席道格拉斯·巴(DouglasBarlow)于1962年提出，RIMS及其战略伙伴Enrst&Young公司在的报告中将其界定为与风险相关的如下费用：保险费、置留损失、内部管理；对外服务包括咨询、必备管理和其他销售服务；融资担保；费、税和类似费用。

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风险涉及的不仅仅是适当降低风险的目标，而且还涉及到第二个目标：风险配置和分散来自风险的损失。笔者认为，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所谓的风险是在对货物转移所有权时由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和第三人造成的风险带来的成本损失，因为每个人都是理性和自私的，这样的风险成本是不愿接受的。亚当．斯密曾说：”我们接受杀猪者、制啤酒者和烤面包者的服务，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慈善恩惠，而是因为他们的谋求私利。”风险转移就是通过某种机制将这种风险成本转移给别人。在作为合同当事人制定风险转移条款时，会尽可能将自己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因此在犹如战场的谈判桌上，最终的结局必定是综合因素的影响，如心理和信息的博弈，甚至是历史因素。即使是法律经济学的权威代表人物理查德．波斯纳和吉多．卡拉布雷西两大法官也承认：在实践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法律经济分析作为法律或判决的高效理论进行应用一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本文仅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转移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尝试一种新的公平合理并且简便可行的解决风险转移的方法。

二、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转移的形成

现在许多部门法中都有习惯和惯例的存在，它们虽然不是成文的法律规范，却也起着调节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但存在不一定代表合理，许多习惯是由于历史原因积淀而来，并被人们传统的道德观和”身在现在，面向过去”的大众舆论所保护。大象作为一种大型动物，力气是不可小觑的，运用其粗壮的鼻子拔树、搬运等力气活自然不在话下但马戏团的大象在向观众施展才能之后，却能怪怪地受缚于一个既轻又细甚至能被小孩随意移动的”栓象桩”上。这就是从小训练的习惯对其行为的影响。在韦伯看来，绝大多数人以某种符合法律规范的方式行事，但是人们却不是把它作为～种法律义务来遵守的，而是因为周围许多人获知具有某种权威的人赞赏这种行为并且非难相反的行为，或者仅是由于人们对某种生活常规性的不假思索的习惯而己。对于国际贸易术语同样如此，虽然其在世界上130个国家拥有会员，但是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要求不同，难免会有强势和弱势的划分，这就自然影响到了合同的当事人在谈判桌上的谈判地位，处于弱势的一方为了满足低层次的经济发展要求，肯定在缔约方面受到一定限制，而强势的一方则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将合同制定尽量利于自己，比如在风险转移的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会将风险成本大部分或全部转移给另一方。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共收集了l3个贸易术语，可分为四组，即E组、F组、c组和D组。虽然四组贸易术语之间有差别，但都与风向转移相关，故也可以用风险转移为标准区分这四组术语。E组：包括一个术语，即EXW，可译为工厂交货，指在卖方的库房或营业地交货，风险在工厂交货时由卖方转移至买方。F组：包括三个术语，即FCA、FAS和FOB，就风险转移而言，风险都是在将货物交付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或船舶时转移。C组：包括四个贸易术语，即CFR、CIF、CPT和CIP，风险是在卖方将货物交付给卖方签约的承运人或船舶时转移。D组：包括五个术语，即DAF、DES、DEQ、DDU和DDP，这些术语的共同特点是在目的地或目的港入关前交货，故风险也在这些地点交付时转移。

笔者认为，这四组贸易术语很好的反映了风险转移规则形成及变化。在市场经济下，当货物供不应求时，卖方自然处于强势地位，不仅可以在商品价格上一锤定音，而且还可以再交货地点、运输、保险、办理出入境手续等方面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合同条款，尤其是风险转移方面，风险在卖方工厂转移，卖方不承担任何运输中的风险。这就是典型的E组中的情况，这时货物的价格明显高于价值。

当通货紧缩后，市场的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会立即对货物的供销比例施加影响，卖方的优势地位逐渐削弱，这时风险转移的时间慢慢后延，从卖方工厂到卖方在指定地点交给承运人，再到卖方的海港港口，然后到卖方港口的船舶上。不仅在风险转移方面做出了让步，甚至在运输和保险方面，卖方从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到需要承担费用，很清晰的反映了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的商品供销比例对于卖方谈判地位的影响。国际贸易术语中的F组和c组就反映了卖方地位的变化，这时货物的价格在价值标准线上下波动，但相差不大。

在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之后，生产者认为生产某种货物有丰厚利润，会暂停或者放弃原本的生产计划，大量生产这种货物：而销售者则大量囤积以待更高价格出售，而消费者由于无法支付高额的售价而选择不买或者少买这种货物，生产．销售一消费的链条在消费处出现了瓶颈，这自然导致了通货膨胀。这时买方由原来的弱势地位成为谈判桌上的强势主体，合同条款自然会利于买方，在运输和保险方面，由原来的买方支付费用到卖方支付费用，在风险转移方面，由在卖方工厂转移风险到在买方工厂转移风险。国际贸易术语中的D组反映了买方地位的变化，这时货物的价格明显低于价值。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买卖双方像是在”智猪博弈”，都有可能成为”小猪”，在”智猪博弈”的模型中，小猪最佳的策略是选择等待，然而现实中小猪却没有权利选择等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猪和小猪即使充分实现了民主，决定轮流去踩按钮，大猪按按钮时他们的受益比为4：4，小猪按按钮时的收益比为9：—1，他们单次的平均收益应该是6．5：1．5，这样的分配对于小猪也是不公平的。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大猪就是资本家，占有绝大多数资源，雇佣小猪去按按钮，报酬是你可以和我同时吃猪食．于是小猪只好每次都去按按钮，他们的利益分成是7：1．就算是大猪和小猪充分实行了民主也充分建立了信用机制，于是他们轮流去按按钮，然后另一方等按按钮的猪回来以后一起吃．那么大猪按钮时候利益分成是5：3，小猪按按钮的利益分成是7：1，平均单次收益比为6：2。处于弱势的一方不能选择等待，市场也不允许等待，即使承担风险成本也要去踩”按板”，少吃点总比饿肚子强，慢速发展要比停滞不前强，投机虽然成本低，但是行不通，只有当自己拥有了谈判桌上的强势地位后，这种境遇才会改善。在市场经济下的买卖双方不存在”志愿者困境”，利益和发展的需求推动着”小猪”去按按板，因此需要法律对权利进行配置，调节这种不公平，使双方的劳动和报酬。

三、法律经济学对风险转移的透视

(一)市场经济影响权利的配置

市场经济的变化影响合同当事人的谈判地位，进而影响到了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在权利配置上，法律经济学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在波斯纳看来，只有能够实际上拿出货币购买好处或者预防损失的人才有发言权。权利的变化也是如此，比如说现在有一项法案准备授权奴隶最基本的人权，这些权利对于他们是宝贵的，但如果按照波斯纳的理论，只要奴隶主能够拿出足够的货币，那么就可以阻止此项法案的通过，标准就是所谓的价值最大化。但是这里的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即”帕累托最优”并不一定等于社会财富最大化。而科斯认为在权利配置时，外部性的存在并不可怕，只要全局收益大于全局的外部性即可，而且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法律不论怎样配置权利，它都是有效的，只是对于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以买卖双方为例，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权利配置都是有效力的。若将权利配置给卖方，买方会承担运输、保险及风险成本；若将权利配置给买方，卖方会承担运输、保险及风险成本。买卖双方承担的成本是一样的，对于权利配置的社会成本来说，这样的权利配置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买卖双方的利益却是不同的。然而市场是存在交易成本的，所以法律或者一项决议的立场既涉及分配也涉及效力。

(二)权利配置及保护的公平和效率

没有交易成本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权利配置和保护就涉及到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罗尔斯认为，社会地位、自然天赋都不应成为不平等的因素，他主张将谈判主体置于无知之幕后进行权利分配，他所追求的是最小值的最大值，倡导机会的平等与正义。路易斯．卡普洛和斯蒂文．沙维尔在其著作《公平与福利》中尝试用福利制度扶助权利的救济，虽然以公平的观念来看，”受害人有权向加害人要求赔偿”是无可挑剔的，这个观念指导和影响着许多法律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如果实现赔偿请求的成本过高，则支持获得赔偿的权利将极有可能使每个人的境况变得更糟。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合理的救济实现机制的话，一味地要求”损害者赔偿”的公平观念反而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术语中的风险转移规则在确立权利配置时，不仅需要考虑权利配置的公平和效率，还要尽量在各国的不同规则中发现共同点并反映在其风险转移规则中，因为在一个国际货物买卖中，效率和推动贸易的发展和交流优先于公平。因为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有自我的审视权，如果合同显失公平，他可以选择不缔结合约。笔者更倾向科斯的市场经济模式，只要是全局的利益大于全局的外部性，在国际货物买卖中，这样的规则就是可行的，有效力的。

法律术语范文篇9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国际经贸商务发展迅速，并且面临不少挑战。作为法律文件的外贸合同也将在规范国际经贸运作，促进国际经贸发展，防范国际支付风险，巩固国际经贸成果等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对外贸合同订立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外贸合同概述

外贸合同是买卖双方通过磋商就某项或某些商品在国际间的买卖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达成的书面协议，是外贸文件中最常见的形式。国际货物买卖正是以这种合同为中心进行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都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倘若发生不属于不可抗力或其他免责范围内的不符合同规定的行为或不行为，就构成违约，违约方就应赔偿对方因此而造成的失。如违约方不赔偿或不按对方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对方就有权视不同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以取得法律保护。

一般而言，构成一项有效的外贸合同的必备条件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买卖双方当事人应具有法律行为的资格和能力；其二是国际贸易合同是买卖双方的法律行为，不是单方面的行为，所以，必须双方当事人表示意思一致，这种合同才能成立；其三是国际贸易合同是商务合同，是有偿的交换；其四是合同的标的和内容必须合法；其五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审批手续。

二、外贸订立中存在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争取合同文本的起草

当买卖双方就交易的条款经过频繁的磋商与函电、电邮往来，达成一致意见后，就进入合同签约阶段，于是有了合同由谁起草的问题。一般来说，合同文本由谁起草，谁就容易掌握主动。因为口头洽商的内容要形成文字有一个过程，有时仅仅是一字之差，意思则有很大区别。合同起草的一方在合同拟写过程中，可以根据双方协商的内容，认真考虑写入合同中的每一条款，斟酌选用对自己有利的措辞，安排条款的顺序或解释有关条款。而对方即使认真审议了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但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对词意的理解也会不同，很难避免不出漏洞。所以应重视合同文本的起草，尽量争取起草合同文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与对方共同起草合同文本。起草合同的文本，需要做许多工作，这可以同谈判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

2．注重外贸合同的中英文翻译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合同一般都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写成，而且两种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因此，在实际业务中，经常需要对合同条款进行翻译。一般认为，涉外合同的翻译需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忠于原文。即译文要忠实再现原文的涵义，不能有任何的违反和疏漏，尤其对合同的前文（Premble），及本文（body）中的具体条款（specificconditions）和有效期限（duration）的翻译要特别慎重。具体来讲，对于价格条款、数量、单价等重要数据万万不可以译错，否则很可能会因小的疏错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二，符合国际贸易惯例。一个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对方国家的习惯解释，往往不甚了解，常会引起当事人之间的误解、争议和诉讼。为此，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在国际上已被广泛采用的规则，形成了一般的国际贸易惯例，最典型的就是贸易术语。而英语合同的格式、条款、用词和符号等也都应该按照该行业的国际贸易惯例翻译，力争做到对合同的翻译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其三尽量使用规范的法律用语。由于依法成立的合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起草合同的业务人士习惯使用法律术语，以显示其准确、规范、威严的特色。因此，翻译过程中，尽量使用确切的法律名词、术语和用词，使译文准确而不含糊，严谨而无漏洞。

3．各种贸易术语慎重使用

在国际贸易中，最常用的贸易术语是FOB，CFR和CIF。这三种贸易术语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风险都是货物在装运港有效越过船舷时由卖方转移给买方；交货地点都在装运港船上；三者都属干象征性交货，即卖方凭单履行文货，买方凭单履行付欺，只要卖方提供正确、齐全的符合合同规定的单据，买方就要服行付款义务而不管货物。但在实际业务中，三种贸易术语对买卖双方所承担的风险又有所不同。

法律术语范文篇10

关键词:法律翻译;法律英语;语言特点;难点

近年来,随着对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法律法规,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成外文。同时,为了向发达国家学习,我们也大量翻译外国的法律、法规以便学习借鉴。本文试图以法律英语语言特点为切入点,探讨法律翻译的难点。

法律翻译属于应用文体翻译的一种,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别于其他场合的语言,法律文本应属于庄重文本,是各体英语中正式程度最高的一种。法律语言呈现出以下特点:

1准确性和正确性

鉴于立法语言所表述的内容是全体公民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司法人员的执法依据,立法者要通过语言文字的准确运用来表述国家的立法思想和具体的法律内容。因此,翻译时一定要反复推敲,做到用词准确,不产生歧义。

所谓准确性(precision),就是指内容表达清楚明了,用词准确无误,不产生歧义。正确性(correctness)是指用语恰当、符合、一致。为保持法律专业术语的稳定性及概念表达上的一致性,英美国家的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常常奉行的是坚持一贯的原则,结果既保留了法律英语惯有的表达方式,又明显地区别于其他行业用语。

2庄重性

法律代表着国家意志,是权力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英语即赋予正式和严谨的特点,表现出庄重性的特点。法律语言的庄重性主要体现在法律词汇的特殊性征上,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含有法律专业意义的普通词汇。

法律英语和普通英语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法律英语中用到的很多普通词汇往往具有专业特定含义。例如:prejudice指损害,counterpart指有同等效力的副本,更复杂的,如:dominion在民法中指完全所有权,在国际公法中为主权;estoppels在合同法中是不得反悔,在刑事讼诉法中是禁止翻供。因此,法律英语有其特定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

(2)特定的法律专业术语。

法律法规的规范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言语行为来实现的。正是法律语言的特殊社会功能使法律语言成为表达特有法律概念的专门术语。如defendant(被告),causeofaction(案由),damages(损失赔偿费)等,这些术语通常不会在其他语域中出现。

(3)古英语词的运用。

古词语在现代英语中不再广泛应用,但它在法律英语中却不可或缺,多为一些表示语法关系的复合副词。这些副词由here,there,where词根加上一个或几个作为后缀的介词构成,用于英语法律公文,例如:hereafter,hereof,thereby,therefore,thereafter,thereon,whereat,whereby等等,以增加法律英语的神圣性、权威性和严密性。

(4)外来词。

英语词汇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法语与拉丁语。当代法律英语的基础是普通法,普通法的基础是中世纪的罗马法,而罗马法是拉丁文写成和实施的,故法律英语中留下许多拉丁词不足为奇,例如:alibi(某人不在犯罪现场的申辩或证明),declaration(申诉,陈述,证言)。

(5)模糊性词语。

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是指某些法律条文或法律表述在语义上不能确指,它一般用于涉及法律事实的性质、范围、程度、数量等无法明确的情况。

如:Everyonehastherightonarrestordetentiontobeinformedpromptlyofthereasonstherefore(theConstitutionAct1982)。这里采用模糊词汇promptly(迅速)对无法量定的情况进行限制,概括地规范了法律主体应当施行的法律行为,体现法律的科学性。

3复杂性

复杂的名词结构、被动句的频繁使用是法律英语的句法特点,复合条件状语从句与高频率介词短语的使用更增加了法律语言的理解难度。正式的法律条规和文本中由于对中心词的限定过多,语法结构往往比较复杂,大句套小句,小句套分句。

4规范性

英美国家沿袭的是判例法,故对各种文书、表格的要求非常严格。而中美两国属于不同的法系,实行的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因此我们在学习法律英语时,不仅要求我们要读懂常用的司法文书格式,而且还要学会起草这类文件。法律文件中常有些平常不大用的词语,例如条约和合同的序言或前言部分,常有以Whereas(鉴于)开头的几段,文件的最后则用inwitnessof(以资证明)等词。

鉴于法律英语的上述特点,我们可以总结出法律翻译的难点所在。在今后的翻译中,对于相关翻译难点给予相应的重视,便可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

(1)要用法律专业术语来译,而且要正确地使用专业术语。

这一点是针对法律英语中词汇具有特定含义而言的。例如:opinion按字面意思很容易被翻译成“判决意见书”。实际上,judgment的正确译法应该是判决,decision是裁判(包括裁定和判决,如reporteddecision正确含义为既决案件的判决),而opinion则是判决书。再如,execution一词,与合同、文书、协定等连用时,根本不是“执行”,而是“签订”的意思。合同等的performance才是合同的“执行、履行”。

(2)以直译为主,掌握固定的表达格式,甚至直接仿效套用。

鉴于法律文本涉及权利、义务关系,产生法律效力,具有法律后果的特殊性和法律语言庄重、严密、逻辑性强等特点,对原文的忠实是法律翻译特别强调的方面。因此,翻译法律文件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运用固定的表达格式,以免使人产生多变反复之感。

(3)尽量使用被动语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