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格范文10篇

法律人格范文篇1

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此外，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

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国家主权

国际组织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在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明显地变得密切起来，国际组织便不断地以所谓国际行政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它们是以非政治的、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它们尚不完善，它们是以国际事务局为中心负责日常业务和沟通情报的。根据其规章，条约当事国的全权代表会议，则每若干年讨论一次条约上规定的国际合作，但不考虑该组织的机关的具体事务。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形成了以在政治上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为中心目的的政治性组织，并出现了综合性的以各种国际合作作为任务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便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性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性组织──“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和平组织自不待言，就连国际合作中许多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发展成为高度健全的组织，在常务秘书处之上，设置了大会、理事会这类具有实质性职权的机关。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同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和职能性的组织关系。总之，各种国际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各自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关系时具有哪些权利义务，即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格。

一、国际组织概述

关于国际组织的概念迄今没有统一的说法，众说纷纭。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是由若干国家根据条约组成的团体，它为一定的宗旨在国际法上独自存在，并通过其机关独自开展活动，也称国际机关、国际机构、国际团体等。在我国马骏教授主编的《国际法知识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国际组织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和任务，根据共同同意的国际条约而成立的常设性组织。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国际组织是依国际条约而成立的要件。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松田干夫所下的定义：国际组织是指许多国家为了共同目的和利益，根据条约或其他协定而成立的国际性组织。这个概念比前述两种定义在国际条约之后加上了其他协定，而且中间用的是“或”，意即除依国际条约而成立国际组织之外，依“其他协定”也可以成立国际组织。与此观点极相似的是英国国际法学者阿库斯特的更为简洁的定义：“国际组织”一词通常用来说明根据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协议建立起来的组织。在中国政法大学梁淑英教授主编的《国际公法》一书中，对国际组织的概念也是采用了“依协议”而建立：国际组织是指若干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为了共同的目的，依协议而建立的常设团体。很明显，这种定义除“依协议”而成立国际组织外，比起前述几种定义来，明显有了不同，即在国家或其政府外，加上了其人民、民间团体。作为国际组织概念的叙述，可以认为这是比较完整的。一般地说凡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其政府、民间团体、个人，基于某种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而创设的各种机构，均可称作国际组织。武汉大学的梁西教授亦持这种观点。

当然，国际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组织，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组织，也包括若干国家和民间团体或个人所组成的国际性机构。狭义的国际组织，则只指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亦即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在国际法上讲国际组织，基本上都被认为指的是狭义上的国际组织，即政府间国际组织。如韩国柳炳华教授在其著作中给国际组织所下定义时，即认为“国际法上的国际组织指根据被称为设立宪章的国际条约建立的政府间组织”。梁西教授在其《国际组织法》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国际组织法定义中所说的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即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这是指严格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项中关于条约用语规定“国际组织”者，谓政府间之组织；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9“国际组织的参加”第1条规定：为第305条和本附件的目的，“国际组织”是指由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以及197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和1986年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都将国际组织表述为政府间组织，以区别于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学者干脆就用“国家联合”来进行定义，如苏联著名国际法学家童金就认为：国际组织是为实现一定的宗旨，以国际条约为基础，有相应的机构体系，拥有与各会员国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根据国际法成立的国家联合。

毫无疑问，不论是广义上的国际组织还是狭义上的国际组织，都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跨国机构，它是介于国家之间的组织，但它不是超国家，也不是超国家组织，更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1980年国际法院在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协定的解释”的咨询意见中说明国际组织不是某种形式的超国家。因此，国际组织一般不能超越成员国政府对其地方机关、法人或人民直接行使职权。

目前，全球有多达几千个为数众多的国际组织，研究国际组织的种类可以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例如，根据国际组织成员的性质可以分为国家间（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根据不同的工作目标可以分为拥有普遍权限的组织和拥有专门权限的组织；根据组织程度或组织宗旨的差异可分为合作组织和联合组织。合作组织指的是普通的国际组织，它以成员国的主权和独立为前提，通过互相合作谋求解决国际问题，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追求共同政策和实现共同目的。联合组织以发展国际共同体为目标，谋求逐渐实现区域联合。此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最基本的应是以成员的构成为标准，划分为普遍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或曰封闭性组织）。但不论如何划分，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以政府间的协议作为其存在的法律基础的。这种协议的正式文件，一般就是有关国际组织据以建立组织机构和进行活动的基本文件，这类基本文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为“盟约”；有的为“宪章”；有的为“规约”；有的为“组织法”；等等。国际组织一般还都设有一定的常设机构（如大会、理事会等），通过其机构进行经常性的组织活动，以实现其基本文件所规定的宗旨。所以，国

际组织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此外，综观国际实践，国际组织还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特征。

第一，国际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主权国家，它是建立在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机构。所以，它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去干涉别国内政。虽则少数国际组织也接纳某些政治实体或地区为准成员甚至正式成员，但组织的主体无疑仍然是国家。

第二，依国际条约而成立。一项阐明其组织宗旨、结构、职权、运作方式的基本文件，构成该国际组织成立与组织活动的法律基础，通常表现为国家间的多边条约。

第三，以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在国际组织内，各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亦不论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如何，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

第四，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国际组织的自主权存在于一套不同于成员国的机构系统和独立的决策程度。

独立的法律人格决定了国际组织可以在国际法上享有和承担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种权利和义务与各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不尽相同，它是作为国际法的派生主体而享有与国际法主体资格直接有关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缔结国际协议的权利、享有特权和豁免的权利以及派遣代表的权利。

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就是它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国际组织就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而无法在其成员国领域及国际范围内开展有效的组织活动。有了这种资格，它就可能在实现其宗旨和执行其职务中具有法定的行为能力，即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能力。正如韩国柳炳华教授所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指国际组织具有的国际法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和履行者的主体资格”。

关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是开始就得到承认的，也不是国际组织本身所固有的。在这里，法律人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国际组织，即使是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也只是一种介于国家之间的法律组织形式，而非国家实体，因此它并不具备国家的属性，离开主权国家的授权，任何国际组织在法律上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可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性，并受国际组织本身职能、任务的制约。此外，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范围以及国际组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等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即使没有明示规定，也要给予承认。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

普遍地确立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得到普遍承认则是近年来的事。在国际法上，普遍确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是国际判例，是194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58（Ⅲ）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赔偿请求资格发表咨询意见以来，即“执行联合国职务时遭受伤害的赔偿案”。1947年至1948年间，联合国为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有关巴勒斯坦的争议，派遣了仲裁员及观察员。1948年9月17日，联合国瑞典籍仲裁员弗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和法国籍首席观察员塞雷上校在耶路撤冷的以色列控制区遭到暗杀。事件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承担了对那些在联合国领取薪金或津贴的受害人支付适当赔偿的责任，同时将国家对联合国应付责任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联大鉴于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意见，遂于同年12月3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1949年4月11日，国际法院就此案发表了咨询意见。咨询意见认为：

要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宪章》是否赋予了联合国以其会员国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换言之，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人格。由于宪章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考虑宪章想要赋予联合国以哪些特性。法院认为，联合国是国家集体活动逐渐增加的产物，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宗旨，它必须要具备国际人格。从宪章的规定来看，它并不限于使联合国仅仅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是为它建立了机关，设定了具体任务，并规定了它和它的会员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缔结条约和它在广泛领域内负有重要政治使命的事实也证明它和它的会员国具有明显不同的身份。鉴于联合国预期行使和享有且事实上正在行使和享有的职能和权利只能在它具有大部分国际人格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最后，法院没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

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承认了联合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对造成的损害可向负有责任的国家追究国际责任。并进一步声称“代表着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的50多个国家，依照国际法，有权创立一个客观上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这个国际人格者不仅为它们所承认，还具有创立而且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法院的这一结论表明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具有法律人格。

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且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到国际组织的特殊现象：各种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在解决当代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正因如此，随着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其国际人格逐渐为国际法所承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国际组织是基于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为此目的，它除需要维持组织内部的工作机能外，还需对外开展活动。而对外开展有效活动的基础是在其活动范围内占有必要的法律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人格。它不仅在其成员国领域内（即在国内法上），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即在国际法上），都需要具有这种法律人格。关于这一点，韩国柳炳华教授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认为“国际组织的国内法律人格指的是‘国际组织在特定国家享有的国内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例如，是否可以签订国内法上的合同，取得或转让动产、不动产，或者提起诉讼；而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则是‘指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上承担权利义务实施法律行为的国际法承认的资格’。”

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是国际法的主体，这已是当今的共识。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实际上承认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许多著名国际法学者在其论著中也都肯定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英国的劳特派特认为联合国是国际法主体，具有它自己的人格。前苏联国际法学家科热夫尼科夫认为：国际组织是“新的国际法主体”。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指出：实际上，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必然的趋势。但很显然，国际组织既没有领土，也不能对成员国国民进行统治，它所取得的法律人格，是依其各成员国所共同制定的关于建立该组织的基本文件，而不是本身当然的。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同于国家的法律人格，同主权国家比较起来，显然是有限的。国际组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具有一定限度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们的法律人格是派生的，是成员国通过基本文件而授予的，或是从基本文件中引伸出来的，其权力与活动范围都不得超越组织章程的规定。可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从职能的观点出发为了实现其宗旨在必要的范围内所给予的。它只能在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和职能范围内承担权利义务，实施法律行为。所以，国际组织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创立的组织，它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象国家那样是自身具有的。因而，国际组织是一种既区别于国家又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法律人格者。

当我们确定了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后就不能不问国际组织之法律人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毫无疑问，国际组织不可能有诸如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管辖权之类的问题。那么，国际组织能享有什么特定的权利，承担什么特定的义务和行使什么特定的权力呢？一般地说，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主要内容，首先应该是享有特权和豁免，其次国际组织还具有使节权和国际条约缔结权以及对其国际公务员的保护权。此外，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诉讼当事者的能力（不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只能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和国际求偿权及承担国际责任等。

国际组织为了有效地行使职能，其财产、总部和支部以及工作人员等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在外交使节方面，由于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国际习惯法也享受特权和豁免的待遇。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是为了达到目的和完成任务，在必要的范围内而给予的权利。承认国际组织有特权和豁免，是因为它具有独立性，而且其独立性需受到保护。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只在其职权范围内或由于组织存在的必要而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签署条约，不论其基本文件中有无缔约权的明文规定，在实践中都不影响国际组织缔约权的行使。1986年3月21日订立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以公约的形式承认了国际组织的缔约权。

国际组织具有接受和派遣外交使团的使节权。当然，国际组织的使节权与国家的使节权有所不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而国际组织与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使节权不存在同样性质的平等问题，而且往往不要求对等。

法律人格范文篇2

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此外，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

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国家主权

国际组织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在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明显地变得密切起来，国际组织便不断地以所谓国际行政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它们是以非政治的、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它们尚不完善，它们是以国际事务局为中心负责日常业务和沟通情报的。根据其规章，条约当事国的全权代表会议，则每若干年讨论一次条约上规定的国际合作，但不考虑该组织的机关的具体事务。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形成了以在政治上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为中心目的的政治性组织，并出现了综合性的以各种国际合作作为任务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便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性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性组织──“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和平组织自不待言，就连国际合作中许多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发展成为高度健全的组织，在常务秘书处之上，设置了大会、理事会这类具有实质性职权的机关。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同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和职能性的组织关系。总之，各种国际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各自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关系时具有哪些权利义务，即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格。

一、国际组织概述

关于国际组织的概念迄今没有统一的说法，众说纷纭。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是由若干国家根据条约组成的团体，它为一定的宗旨在国际法上独自存在，并通过其机关独自开展活动，也称国际机关、国际机构、国际团体等。在我国马骏教授主编的《国际法知识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国际组织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和任务，根据共同同意的国际条约而成立的常设性组织。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国际组织是依国际条约而成立的要件。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松田干夫所下的定义：国际组织是指许多国家为了共同目的和利益，根据条约或其他协定而成立的国际性组织。这个概念比前述两种定义在国际条约之后加上了其他协定，而且中间用的是“或”，意即除依国际条约而成立国际组织之外，依“其他协定”也可以成立国际组织。与此观点极相似的是英国国际法学者阿库斯特的更为简洁的定义：“国际组织”一词通常用来说明根据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协议建立起来的组织。在中国政法大学梁淑英教授主编的《国际公法》一书中，对国际组织的概念也是采用了“依协议”而建立：国际组织是指若干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为了共同的目的，依协议而建立的常设团体。很明显，这种定义除“依协议”而成立国际组织外，比起前述几种定义来，明显有了不同，即在国家或其政府外，加上了其人民、民间团体。作为国际组织概念的叙述，可以认为这是比较完整的。一般地说凡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其政府、民间团体、个人，基于某种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而创设的各种机构，均可称作国际组织。武汉大学的梁西教授亦持这种观点。

当然，国际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组织，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组织，也包括若干国家和民间团体或个人所组成的国际性机构。狭义的国际组织，则只指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亦即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在国际法上讲国际组织，基本上都被认为指的是狭义上的国际组织，即政府间国际组织。如韩国柳炳华教授在其著作中给国际组织所下定义时，即认为“国际法上的国际组织指根据被称为设立宪章的国际条约建立的政府间组织”。梁西教授在其《国际组织法》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国际组织法定义中所说的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即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这是指严格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项中关于条约用语规定“国际组织”者，谓政府间之组织；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9“国际组织的参加”第1条规定：为第305条和本附件的目的，“国际组织”是指由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以及197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和1986年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都将国际组织表述为政府间组织，以区别于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学者干脆就用“国家联合”来进行定义，如苏联著名国际法学家童金就认为：国际组织是为实现一定的宗旨，以国际条约为基础，有相应的机构体系，拥有与各会员国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根据国际法成立的国家联合。

毫无疑问，不论是广义上的国际组织还是狭义上的国际组织，都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跨国机构，它是介于国家之间的组织，但它不是超国家，也不是超国家组织，更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1980年国际法院在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协定的解释”的咨询意见中说明国际组织不是某种形式的超国家。因此，国际组织一般不能超越成员国政府对其地方机关、法人或人民直接行使职权。

目前，全球有多达几千个为数众多的国际组织，研究国际组织的种类可以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例如，根据国际组织成员的性质可以分为国家间（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根据不同的工作目标可以分为拥有普遍权限的组织和拥有专门权限的组织；根据组织程度或组织宗旨的差异可分为合作组织和联合组织。合作组织指的是普通的国际组织，它以成员国的主权和独立为前提，通过互相合作谋求解决国际问题，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追求共同政策和实现共同目的。联合组织以发展国际共同体为目标，谋求逐渐实现区域联合。此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最基本的应是以成员的构成为标准，划分为普遍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或曰封闭性组织）。但不论如何划分，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以政府间的协议作为其存在的法律基础的。这种协议的正式文件，一般就是有关国际组织据以建立组织机构和进行活动的基本文件，这类基本文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为“盟约”；有的为“宪章”；有的为“规约”；有的为“组织法”；等等。国际组织一般还都设有一定的常设机构（如大会、理事会等），通过其机构进行经常性的组织活动，以实现其基本文件所规定的宗旨。所以，国际组织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此外，综观国际实践，国际组织还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特征。

第一，国际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主权国家，它是建立在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机构。所以，它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去干涉别国内政。虽则少数国际组织也接纳某些政治实体或地区为准成员甚至正式成员，但组织的主体无疑仍然是国家。

第二，依国际条约而成立。一项阐明其组织宗旨、结构、职权、运作方式的基本文件，构成该国际组织成立与组织活动的法律基础，通常表现为国家间的多边条约。

第三，以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在国际组织内，各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亦不论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如何，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

第四，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国际组织的自主权存在于一套不同于成员国的机构系统和独立的决策程度。

独立的法律人格决定了国际组织可以在国际法上享有和承担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种权利和义务与各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不尽相同，它是作为国际法的派生主体而享有与国际法主体资格直接有关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缔结国际协议的权利、享有特权和豁免的权利以及派遣代表的权利。

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就是它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国际组织就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而无法在其成员国领域及国际范围内开展有效的组织活动。有了这种资格，它就可能在实现其宗旨和执行其职务中具有法定的行为能力，即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能力。正如韩国柳炳华教授所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指国际组织具有的国际法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和履行者的主体资格”。

关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是开始就得到承认的，也不是国际组织本身所固有的。在这里，法律人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国际组织，即使是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也只是一种介于国家之间的法律组织形式，而非国家实体，因此它并不具备国家的属性，离开主权国家的授权，任何国际组织在法律上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可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性，并受国际组织本身职能、任务的制约。此外，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范围以及国际组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等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即使没有明示规定，也要给予承认。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

普遍地确立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得到普遍承认则是近年来的事。在国际法上，普遍确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是国际判例，是194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58（Ⅲ）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赔偿请求资格发表咨询意见以来，即“执行联合国职务时遭受伤害的赔偿案”。1947年至1948年间，联合国为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有关巴勒斯坦的争议，派遣了仲裁员及观察员。1948年9月17日，联合国瑞典籍仲裁员弗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和法国籍首席观察员塞雷上校在耶路撤冷的以色列控制区遭到暗杀。事件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承担了对那些在联合国领取薪金或津贴的受害人支付适当赔偿的责任，同时将国家对联合国应付责任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联大鉴于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意见，遂于同年12月3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1949年4月11日，国际法院就此案发表了咨询意见。咨询意见认为：

要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宪章》是否赋予了联合国以其会员国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换言之，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人格。由于宪章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考虑宪章想要赋予联合国以哪些特性。法院认为，联合国是国家集体活动逐渐增加的产物，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宗旨，它必须要具备国际人格。从宪章的规定来看，它并不限于使联合国仅仅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是为它建立了机关，设定了具体任务，并规定了它和它的会员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缔结条约和它在广泛领域内负有重要政治使命的事实也证明它和它的会员国具有明显不同的身份。鉴于联合国预期行使和享有且事实上正在行使和享有的职能和权利只能在它具有大部分国际人格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最后，法院没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

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承认了联合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对造成的损害可向负有责任的国家追究国际责任。并进一步声称“代表着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的50多个国家，依照国际法，有权创立一个客观上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这个国际人格者不仅为它们所承认，还具有创立而且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法院的这一结论表明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具有法律人格。

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且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到国际组织的特殊现象：各种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在解决当代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正因如此，随着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其国际人格逐渐为国际法所承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国际组织是基于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为此目的，它除需要维持组织内部的工作机能外，还需对外开展活动。而对外开展有效活动的基础是在其活动范围内占有必要的法律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人格。它不仅在其成员国领域内（即在国内法上），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即在国际法上），都需要具有这种法律人格。关于这一点，韩国柳炳华教授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认为“国际组织的国内法律人格指的是‘国际组织在特定国家享有的国内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例如，是否可以签订国内法上的合同，取得或转让动产、不动产，或者提起诉讼；而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则是‘指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上承担权利义务实施法律行为的国际法承认的资格’。”

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是国际法的主体，这已是当今的共识。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实际上承认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许多著名国际法学者在其论著中也都肯定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英国的劳特派特认为联合国是国际法主体，具有它自己的人格。前苏联国际法学家科热夫尼科夫认为：国际组织是“新的国际法主体”。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指出：实际上，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必然的趋势。但很显然，国际组织既没有领土，也不能对成员国国民进行统治，它所取得的法律人格，是依其各成员国所共同制定的关于建立该组织的基本文件，而不是本身当然的。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同于国家的法律人格，同主权国家比较起来，显然是有限的。国际组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具有一定限度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们的法律人格是派生的，是成员国通过基本文件而授予的，或是从基本文件中引伸出来的，其权力与活动范围都不得超越组织章程的规定。可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从职能的观点出发为了实现其宗旨在必要的范围内所给予的。它只能在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和职能范围内承担权利义务，实施法律行为。所以，国际组织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创立的组织，它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象国家那样是自身具有的。因而，国际组织是一种既区别于国家又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法律人格者。

当我们确定了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后就不能不问国际组织之法律人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毫无疑问，国际组织不可能有诸如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管辖权之类的问题。那么，国际组织能享有什么特定的权利，承担什么特定的义务和行使什么特定的权力呢？一般地说，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主要内容，首先应该是享有特权和豁免，其次国际组织还具有使节权和国际条约缔结权以及对其国际公务员的保护权。此外，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诉讼当事者的能力（不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只能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和国际求偿权及承担国际责任等。

国际组织为了有效地行使职能，其财产、总部和支部以及工作人员等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在外交使节方面，由于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国际习惯法也享受特权和豁免的待遇。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是为了达到目的和完成任务，在必要的范围内而给予的权利。承认国际组织有特权和豁免，是因为它具有独立性，而且其独立性需受到保护。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只在其职权范围内或由于组织存在的必要而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签署条约，不论其基本文件中有无缔约权的明文规定，在实践中都不影响国际组织缔约权的行使。1986年3月21日订立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以公约的形式承认了国际组织的缔约权。

国际组织具有接受和派遣外交使团的使节权。当然，国际组织的使节权与国家的使节权有所不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而国际组织与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使节权不存在同样性质的平等问题，而且往往不要求对等。

法律人格范文篇3

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家间多边合作的法律形式，是广泛活跃于国际社会并有着重大影响的非国家行为体。从法律角度考察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下简称国际组织），最基本的问题是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也就是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法律人格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国际组织能否独立、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实现其宗旨，关系到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意义早为人们所共知。事实上，国际组织是否应该并已实际具有法律人格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种客观现实了。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国际法院关于赔偿案的里程碑式的咨询意见起，到60年代末苏联东欧学者的基本认同，有关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理论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1]但是，实际上围绕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国际组织数目的日益增多，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日益增强，同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相关的问题表现得更加复杂深入，更加具体现实，以至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屡屡被重新提起，一些新问题又脱颖而出。比较集中的至少有下列三个问题：一。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法律根据和法理基础；二。该人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三。该人格属性的法律后果。国外学者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论著已连篇累牍，经久不衰，而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讨论仍寥若晨星，浅尝辄止。本文不避浅陋试图对上述三个问题作一深层次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鉴于国际组织的活动跨越于国际、国内两类法律秩序，本文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讨论也将分别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展开。

一、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根据

1.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

国际法律人格，也称国际人格，通常是指能独立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的能力和资格。只有具备国际人格的实体才能成为国际法主体，国际人格和国际法主体这两个概念因而也常交替使用。[2]转统国际法认为，主权国家是唯一的国际法人格者，也就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而国际组织，至少在它的早期，不被承认为国际法人格者或国际法主体。然而，现代国际法倾向于认为，在国际人格和国家主权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3]意味着不排除非主权国家的实体，也可能拥有某种国际人格。国际法院在其1949年赔偿案咨询意见中，明确否定了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指出各国集体活动的逐渐增加已经产生某些并非国家的团体（按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引者）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情况，这种新的国际法主体不一定是国家或具有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因为“在任何法律体系中，各法律主体在其性质或权利范围上不一定相同，它们的性质取决于社会需要”。[4]国际法院不但在该咨询意见中，根据暗含权力理论推论出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格，从而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也都在实际上在不同范围内被承认为国际人格者，而且在它于1980年解释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1951年协定的咨询意见中，明确断言“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受国际法一般规则、这些组织的组织法或它们作为缔约方的国际协定对它们所设任何义务的拘束”。[5]看来，国际组织具有不同于其成员国的单独的国际法律人格这一点，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6]

不过，有一个问题却是不甚明了的：与国家相比较，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究竟从何而来？它的法律根据和法理基础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主权国家很清楚：国家的国际人格是与生俱来的，固有的，客观的，是国家在国际法上基于主权的一种基本属性，是一般国际法所普遍承认的。那么国际组织呢？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本身都没有明文规定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律人格，从成文法的角度看，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地位是不确定的。[7]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根据的学理论战，出现了众多的理论和说法。就其观点的差异而论，传统上可分为三派：[8]第一派以前苏联东欧学者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只有在组织约章中明确赋予国际组织以国际人格的情况下，这种法律人格才存在。[9]按这种观点推论，凡没有在组织约章中明确规定的国际组织，不得享有国际人格，这无异于否认了现今国际组织的大部分不具有国际人格。因为在实践中，通过组织约章明确授予国际人格的情况始终是少数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则。[10]显然，这是“约章授权论”的观点。

第二派观点以北欧学者斯耶斯第德为主要倡导者，坚持国际组织具有客观国际人格的说法。他们认为，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基础不在于其基本文件的规定或其创立者的意图，而在于国际组织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就其国际人格不依赖于成员国的主观意愿而存在这一点而论，这种人格是客观的。国际组织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法的一般性主体，拥有固有的能力，其国际人格是国际法所赋予的。[11]显然，这是一种“客观人格说”或“固有人格说”的观点。这种观点忽略了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同国家的差异，过分强调国际组织的固有权力，强调其国际人格同成员国意愿的分离，这种说法不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第三派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学界的主流看法。该看法首先确认了国际组织具有国际人格者地位，其次强调，这种国际人格不是基于组织存在的事实本身而产生，而是由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明示或暗示赋予的。再次，该派观点中的“暗含权力”论学者强调，国家的国际人格是本身固有的，而国际组织的人格则是派生出来的，二者必须有所区分。[12]从探寻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由来的角度考察，第三派观点实际上是“约章授权论”与“暗含权力论”的一种结合，它不否认组织的国际人格可以经由组织约章明确授予，但更强调在没有约章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暗含权力”理论推论出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这一观点，前者有国际实践为证，后者则主要是依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从实践考查，的确，自从联合国成立以后，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向实际存在的多种类型的国际法主体开放，在组织约章中明确规定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的现象多了起来。例如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第6条）、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协定（第10条1款）、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第176条规定了国际海底开发局的国际人格）、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8条1款）、东南非洲共同市场条约（第186条1款）、南圆锥形共同体组织议定书（第34条），以及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4条1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可否认，以国际公约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是授予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甚至未必是主要的方式，因为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都没有类似的规定，它们的国际人格是组织基本文件默示赋予的，也就是说，承认基本文件暗含着授予国际组织以国际人格的权力。这种实践的最初和主要的根据就是国际法院在赔偿案的咨询意见。

其实，早在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上，就有人建议在宪章中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国际人格，但被会议第四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拒绝了。其理由是，此种做法是多余的，因为宪章作为一个整体，其条文实际上将暗含这一意思。[13]这份报告的远见和洞察力令

人震惊，可惜不具有法律效力。当1949年国际法院面对是否确认联合国在宪章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具有国际人格的问题时，全体法官一致认为，联合国被设计成国际协调中心因而具有特殊的使命、权利和能力。“该组织被期待并在事实上行使和享有那些职能和权利，只能被解释为是以联合国拥有很大程度的国际人格及国际舞台上的能力为前提的。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高类型的国际组织，如果没有国际人格就无法实现其创立者的意图。必须承认，成员国通过赋予联合国一定的职能、义务和责任，也就赋予它为有效实现那些职能所必要的能力。……因此，本法院的结论是，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14]在这里，国际法院实际上是运用国内法上的“暗含权力”理论，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了解释。它从联合国的创立意图和职能需要出发，推论出联合国应具有为实现其宗旨、履行其职能所必须的某种权力，即使宪章上没有相应的明确规定也不妨碍它实际上暗含着这种权力。这种推论，严格以宪章为根据，正是鉴于宪章明确规定了联合国的各种权利、义务和权力，才能得出它同时也暗含着赋予联合国以国际人格的意图，否则无法承担这些权利、义务和权力。这一推论过程，表明了在宪章的明文规定与暗含意图之间的因果关系，为确立联合国的国际人格找到了根源。法官们特别强调了联合国的国际人格属性同成员国的意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观点很明确，推论出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格，正是为了体现和实现联合国创立者的意图，二者是完全一致、紧密联系的，从而实际上把联合国国际人格的效力根据，建立在创始成员国的立法意图和共同同意的基础上。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虽然仅仅是针对联合国而言的，但是这一充满睿智、令人信服的推理过程和暗含权力理论，却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仿效，具有普遍的示范效应，使得几乎所有未被基本文件明确授予国际人格的国际组织，都可以基本文件的默示授予为根据而取得国际人格。

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取得根据问题，虽然因赔偿案咨询意见而取得突破性的解决，但是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与此种人格相关联的一些问题，必须同样引起重视。其中至少有下列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同国家的区别。国际法院虽然确认了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格，但又特别强调，这并非说联合国是一个国家，其法律人格、权利和义务同国家是一样的；也不意味着它是一个“超国家”，其权利义务总是在国际层面，甚至在国际层面上有比国家更多的权利义务。说它是国际人格者，只是表明它是一个国际法主体，有能力取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15]这段意见的用意在于提醒人们，虽然都是国际法主体，都具有国际人格，但不能把国际组织与国家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在国际法律体系中，法律人格是各不相同的。其法律性质取决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其权利范围也并非一致。[16]至于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同国家相比有哪些不同，国际法院没有进一步具体说明。不过通常认为，主权国家拥有国际法所承认的国际法主体的全部国际权利和义务，而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则取决于组织约章所标明或暗含的、或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组织宗旨和职能。[17]也就是说，主权国家是主要的、典型的国际人格者，具有完全的国际人格，而国际组织只是在有限范围内是国际法的主体和国际人格者，是不完全的国际人格者，具有有限制、有条件而非一般的国际人格。[18]如果进一步地探究，不难看出，国家的国际人格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主权所决定的，是其本身固有的，是主权性人格；而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则是组织的约章明示或暗示授予的，因而是派生的。其权利、能力的性质和范围主要取决于组织的职能需要，是一种职能性权利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组织的人格不妨称之为职能性人格。[19]

其次，各政府间国际组织享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国际人格。虽然所有国际组织都可援引赔偿案咨询意见的理由，断言自己享有组织基本文件上没有明示宣告的国际人格，但是这决不表示所有的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和能力。[20]这与国家相比是很大的差异。所有主权国家都平等地享有国际法所承认的同等的主权权利和国际人格，而每一个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程度和范围却是一个个案，其差异取决于各自基本文件所规定的不同的宗旨与职能。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国际组织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在国际组织法上，法律人格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划一的概念，而是有其具体不同的内涵的。这也恰恰验证了国际组织法的一个特征：国际组织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一套统一的固定的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国际组织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它不过是把各国际组织产生和运作过程中共同遇到的法律问题归纳、抽象出来，形成为一套规范性或指导性的法律模式，其真正适用须结合每一个国际组织的具体情况。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组织由暗含权力推论出来的国际人格是否具有客观性，对于没有承认该国际人格的非成员国是否有效。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国际组织的这种人格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有效和得以发生。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明确断言，联合国具有客观的国际人格，即使对非成员国也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其理由是，联合国是由代表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国家组成的。[21]显然，国际法院在这里把成员国的普遍性作为制定联合国具有客观国际人格的依据。如果照此推理，是否意味着非普遍性国际组织就不具有客观的国际人格，其人格效力仅限于成员国呢？这一点是不清楚的，赔偿案咨询意见实际上是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国的国际人格因其成员国的普遍性而具有客观性，这一理由能否使之成为一条一般性原则或规则，是值得商榷的。现今多数学者认为，从理论上看，国际组织客观人格的概念同条约的相关性原则是对立的。众所周知，“条约不及于第三方”。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本质上是一个条约，对于非成员国的第三方不具有约束力，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也是针对其成员国而言的，对非成员国不具有同等效力。因此，非成员国享有充分自由，以决定是承认还是否认这种人格。[22]虽然一般来说，非成员国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拒绝承认一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但是也绝无义务去承认这种人格。不过事实上，除了曾经发生过前苏联东欧国家拒绝承认欧洲共同体法律人格的情况外，[23]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非成员国拒绝承认一个国际组织的先例。[24]因此，客观人格问题在实践中看来已经得到了解决。据国际组织法专家阿美拉辛荷的研究，国际实践表明，国际组织的客观人格同成员国数目的多少及是否被非成员国承认无关，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也无意确立关于国际组织客观人格的一般性标准。国际组织的客观存在并且拥有一定的法律能力这一事实，使得非成员国在与国际组织的交往时往往视之具有国际人格，而无须予以正式承认。他的结论是，国际组织事实上具有客观法律人格，而不论其成员国多少或是否被第三国承认。这一结论的得出，也许符合实际情况，但似乎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因此至今仍受到置疑。[25]

2.国际组织的国内法律人格

国际组织不但在国际层面，而且也在国内法律秩序中，拥有不同于成员国的自主的法律人格，以便能独立行使其各项职能。比较而言，国际组织国内人格的取得与承认，要比其

国际人格来得明确和简易。

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都正式宣告，组织享有国内法上自主法人的权力，[26]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国内人格主要是从其组织约章中取到法律根据的。当然，除此而外还有一些用作补充的更为具体的法律文件。例如，通过多边条约或议定书，详细载明或列出组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地位及特权与豁免；通过双边性质的总部协定。进一步界定组织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等。所有这些文件都具体列出了组织在国内法上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例如订立合同，取得和处理动产与不动产，进行法律诉讼等。[27]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即使组织约章及有关文件中没有关于组织的国内人格的明确规定，国际组织也被普遍认为在国内法上享有为实现其宗旨、履行其职能所必须的从事任何法律行为或任务的权力，这种暗含的权利和权力应视为组织国内人格的必要组成部分。[28]由此也可见，暗含权力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同样也适用于其国内人格。[29]

至于国际组织的国内人格如何在成员国或非成员国得到承认和发生效力，则由于多种因素而表现得各式各样。一般说来，各国都有自身的规则和方法，来决定国际组织的人格是否及如何在本国法律体系中发生效力。

首先，对成员国而言，它们受组织约章的拘束——如果该约章已确立了组织的国内法人格——都会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承认组织在本国的人格，这是它们的义务。不过，在具体的接受方式上，主张一元论或二元论的国家却大相径庭。在主张一元论的成员国内，约束国家的国际法规则可以直接在国内法庭上引用，如荷兰，因此承认基本文件规定的组织国内人格是顺理成章的事，毫无窒碍。而在主张二元论的成员国内，往往只有当赋予国际组织以国内人格的国际准则转化或纳入到该国内法之后，这种人格才能被承认。也就是说，需要相应的国内立法来确认组织人格在国内的效力。在这方面，英国是一个转化的典型。英国专门制订了《英国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以规定英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在国内法上的法人地位。美国也制订了类似的《美国国际组织法》。但是并非所有二元论国家都象英国那样采取转化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当一批国家，在国内最高权力机关批准了所加入的国际组织的条约后，就视为完成了纳入程序，该条约即在国内产生效力，无需再作另外的专门立法了。总之，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成员国承认国际组织明示或暗示的国内人格是没有疑义的。

问题在于非成员国。它们没有义务承认自己未参加的国际组织在本国的法律人格。一则因为该组织的基本文件对它们（第三国）无约束力，二则也没有习惯国际法规则要求非成员国必须这样做。不过在实践中，非成员国是愿意并可能去承认一个国际组织的人格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非成员国通过与该国际组织订立总部协定或特权与豁免的双边协定，承认该组织在本国的法律人格，如瑞士与联合国签定的日内瓦总部协定，奥地利与石油输出国组织签定的维也纳总部协定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非成员国都是在国内诉讼过程中，通过适用其国内的冲突法规则或其他原则，例如礼让，来承认国际组织的国内人格的。特别是当出现在非成员国国内法院上的国际组织，其基本文件没有明确规定国内人格的时候，非成员国一般都是借助于冲突法来确认的。冲突法上有个普遍规则，即法人的法律地位和能力是由属人法决定的。国内法院将国际组织应适用的准据法指向属人法，即国际法。而在国际法上，国际组织是享有国际法律人格的，这样该国际人格就成为组织在国内法上具有人格的基础和证据。[30]例如，在锡理事会诉AMALGAMET公司案中，美国并不是锡理事会成员国，没有承认该组织的义务，但纽约法院依据冲突法规则，承认了该组织在美国的法律人格，使之能在美国法院直接参与诉讼。[31]类似的案例还有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诉哈森案“。[32]在后一案中，英国并非AMF成员国，但最高法院认为，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已经或准备承认该组织，这一点就足以使英国法院承认AMF的法律人格了。更何况，AMF业已被它的一个成员国阿联酋赋予了国内人格，出于国际礼让的考虑，英国也承认其国内人格，[33]以便其参与诉讼程序。英国的述做法的确有权宜应变的考虑，但它惯常的主要适用冲突法规则的做法却多为其他国家仿效。[34]总之，不论采用何种理由，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成员国承认一个国际组织的国内人格是不困难的。[35]

二、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一旦被确认，接下来就必须了解这种人格在国际国内法律秩序中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种人格属性将要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过，这种人格属性、内涵和效力在文献中不总是被评估得很清楚的，应该根据各组织的职能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格定义去确定其权力内涵。

1.国际人格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在谈到国际组织国际人格的内涵时，有两点是必须重申的。其一，国际组织承受国际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能力不同于国家，它只具有组织约章明示或暗示的为实现其宗旨职能所必要的那部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其二，各国际组织的国际人格，因各组织的宗旨、职能、性质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范围和程度。

作为国际法律关系中的独立行为体，国际组织可以同成员国、非成员国、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对外交往。其国际层面的法律能力通常包括：缔结条约、接受和派遣外交使节、承认国际法主体、提出或接受国际求偿、就国际求偿诉诸法院、召开国际会议、保存和登记条约、颁发护照和国际旅行证件、承担船舶与航空器的注册，以及使用组织的旗帜、信章和徽识等。[36]当然，这些法律能力的具体实施，要依各个国际组织的实际情况而定，并不是一种统一的固定的规范。同时，个别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还拥有比这更广泛更重大的法律能力，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对特定领土行使管辖、监督成员国的选举等。以上所列举的国际组织对外交流的形式和手段，本质上也是其国际人格的内涵与表现形式。鉴于不可能就每一种能力形式都予以具体讨论，下面仅以缔约权为例进行示范性说明。

国际组织的缔约权从根本上说是实现组织职能所必需的，它可以由组织约章或其他法律文件直接明确授予，也可以从组织约章中推论出暗含有这种必要的法律能力。即使组织约章中没有明确规定，也丝毫不妨碍国际组织在实际上享有和行使缔约权。另一方面，各国际组织的缔约权能力是不尽相同的，其范围、程度的差异取决于组织职能和使命的差异。

国际组织具有缔约权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986年联合国主持通过了一个与国际组织相关的专门的条约法公约，即是这种共识及其重要意义的象征。[37]不过，这并非表示任何国际组织都可以同第三方缔结任何类型的条约。对国际组织缔约权的明显限制，就是这类条约的所涉事项不得超出国际组织的权限范围。这方面容易出问题的是组织暗含的缔约权的行使，即这样缔结的条约有否超越组织或组织内特定机构的权限。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并有人提出质疑，从理论上讲，国际组织可以请求国际法院给予咨询意见，但是迄今为止，这样的案例还没有出现过。[38]

国际组织本身订立的条约通常不直接拘束成员国，也不强制性地针对它们，而只拘束组织自身。甚至组织内某一机构对外缔结的条约，也最终以组织为拘束对象。这些都是组织被赋予独立法律人格的结果。除非组织规则或所订条约另有规定，或者组织成员国也是条约的缔约方，才出现例外情况，[39]对于例外情况，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区分在同一条约中组织的责任和成员国的责任。以欧洲共同体为例，它们一般是在有关条约的批准书或加入书中对此作出明确区分。[40]

国际组织的缔约权意味着它们是作为独立的一方而参与条约的，但是这一权力必须同组织的另一项准立法性质的职能严格区分，即国际组织具有充当国家间多边条约的发起者、组织者、审议场所或谈判场所的法律能力。在后一角色中，国际组织本身通常并不参与缔结条约，不构成条约的独立一方，而只是将经它通过的条约提供给成员国加入。实践中要做到这种严格区分并不容易。就连联合国都不总是能区别清楚的。[41]一般来说，国际组织作为独立缔约方参加的条约绝大多数是双边协定，其目的是用以界定组织的活动和法律地位，或是规定组织同特定国家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不过，近些年来出现了国际组织在较多限制的条件下，成为多边造法性条约的缔约方的现象，有一些国际多边公约现在开始向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洲共同体——开放，允其加入。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的《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最近几年已接受联合国、联合国的一批专门机构及少数政治性组织的加入。[42]但是，这样的条约毕竟只是一些例外。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经由公约形式的国际立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权国家的独有权力。

2.国内人格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规定国际组织国内人格的基本文件通常都提到以下三类法律能力：订立合同、取得和处置动产或不动产、提起诉讼。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都享有这三种法律能力，如同一般的国内法人一样。然而，国际组织国内人格的内涵远不限于此，还包括其他许多法律能力和行为能力。诸如，签发身份证件或旅行文件，管理特定的交通工具注册制度，制订旨在规范组织总部所在地活动的规则，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国内法中一般法人所能具备的法律能力，而只是为国际组织这类特殊的人格者所设立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国际组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享有为实现其职能所必要的特权与豁免，这是其国内人格的突出表现。

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法律根据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国际条约、又有国内立法。通常国际组织的组成条约都包括一个基本条款，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向组织、其他成员国使团及组织职员提供在其本国境内的特权与豁免，如《联合国宪章》第105条。不过这类条款往往过于原则，通常的做法是再补充一个更为详细具体的多边的专门条约或协定，以便实施、操作，如《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43]除了这类多边条约，还有一些双边条约涉及到或专门规定了国际组织在有关国家内的特权与豁免，如国际组织与总部所在国签订的总部协定，与承办组织活动的东道国、接受组织技术或经济援助的受援国签定的双边协定，以及同接受或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签定的双边协定，[44]等等。所有这些国际条约，赋予了缔约国在国际法上的法律义务，即承诺要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给予国际组织以特权和豁免。缔约国通常要经由国内立法来实施这些义务，如美国的《国际组织豁免法》（1945年12月29日），英国的《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法》（1950年7月12日）。当然，这类国内法令并不是一个国家国际义务的渊源，真正构成其国际义务渊源的，仍然是该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的组织法，以及该国家缔结的有关多边条约或双边协定。在实践中，如果缺乏明确的条约规定，根据诚信原则，一个国家一旦同意国际组织为某种目的在本国内存在，也有义务给予该国际组织以必要的特权与豁免。[45]

作为国内法中的一个特殊人格者，国际组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通常享有以下特权与豁免：

（1）司法管辖豁免。用以确保国际组织在其所有活动领域免于任何形式的诉讼程序。其正当性很简单：一个国际组织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是不宜由个别国家国内法院来决定的。[46]当然，实践中并非所有国际组织的所有活动都绝对地享有管辖豁免，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国际组织的具有私法性质的行为，如国际金融组织的融资活动，是不在豁免范围之内的。国际组织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主动明确地放弃某种管辖豁免，[47]但是这种放弃通常不得及于执行豁免。

（2）判决的执行豁免。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所有执行措施的权利，例如豁免针对组织财产、资产的判决执行。当然，特定情况下，某些国际组织也可能选择放弃执行豁免，但必须是明示的。[48]

（3）组织的房舍、财产和档案不受侵犯。这是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条约或条款中的一项原则。即便是东道国当局，没有获得组织行政首长的同意，也不得擅自进入组织所在地，尽管组织所在地仍然处在东道国的主权和法律管辖之下。

（4）货币和财政特权。国际组织享有持有款项、黄金、任何货币并可自由移转的特权，而且组织的资产、收入或财产免除直接税，但属于使用公共设施服务的税捐不得免除。此外，组织为公务用途而运入运出的物品免除关税和进出口的限禁。

（5）通讯自由。包括官方往来通讯不受检查，有权使用电码、信使和邮袋，享有通讯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等。[49]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组织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仅仅是组织的国内法律人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之一，这种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获得，完全是出于实现组织宗旨、履行组织职能的需要。而且这种由职能需要所决定的特权与豁免不仅仅及于组织本身，还扩及组织职员和相关人员。换言之，作为国际公务员、国际组织的职员因组织享有的法律人格而取得在有关国家内的特权与豁免。

首先，就国际组织正式职员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而言，不同国际组织的不同级别的职员，享有不同等的特权与豁免。

（1）司法管辖豁免。组织行政首长及其副手、助手被赋予完全的司法管辖豁免，而其他官员，只有他们的公务行为才能享有管辖豁免。通常行政首长有权决定其下属官员的行为是否在执行公务。[50]而欧洲联盟的实践进一步表明，欧盟要为其职员的公务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不对其私人性质的行为负责。[51]

（2）薪金免纳税捐。国际组织职员不论是否是总部所在国国民，均得免予薪金所得税，但少数组织例外。[52]在一些组织的总部协定中，东道国国籍的职员不但不能免除薪金税，而且还不能免除其他国民义务，甚至不能享受司法豁免。[53]

（3）出入境便利。在联合国系统及某些区域组织中，其职员不但可豁免东道国移民限制和外侨登记而自由出入境，在发生国际危机时还可享有同外交使节一样的遣送、返国的便利，还可以凭借组织颁发的旅行证件，在各国享受快速

取得签证、免予签证或其他特殊的旅行便利。

国际组织职员的特权与豁免，如同组织本身一样，具有明显的职能需要的性质；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经由组织行政首长明示予以放弃。[54]

其次，虽非国际组织正式职员但为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家或国际武装部队成员，在他们履行公务期间，也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与豁免。[55]这些特权与豁免是为独立行使职能所必要的，从根本上讲则归因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至于说各成员国常驻总部使团或参与组织活动的特别使团，其使团成员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看上去类似于外交使团，但其法律根据并不是基于国家间相互对等的互惠原则的条约，而是渊源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56]据此，国际组织有邀请、接纳各成员国使团的权利，也有保证各使团成员独立、平等行使其职能的义务。

三、国际组织人格属性的法律后果

作为法律人格者的国际组织，如同其他人格者一样，其人格属性可带来相应的法律后果，具体地说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独立地承受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国际组织在遭受到不法行为的后果时，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法律秩序中，都有权对行为者提出求偿要求，包括在国内法院上提起诉讼。这一点已获得广泛承认，并被实践证明。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也要对自己的不法或不当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点在理论上也被广泛接受，并为国际组织本身所承认，只是在实际处理方面相对困难一些。联合国秘书长就曾指出过，联合国为其维和部队的行为所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应归结到联合国的国际人格及其承受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能力上。[57]这一结论其实对所有国际组织的活动领域都是适用的。

就国际组织开展活动的领域而言，它至少会在三个层面——组织内部法律秩序、国内法律秩序以及国际法秩序——产生因违反法律规则而承担责任的问题。因为在这三类法律体系中，规范责任的规则适用于所有法律人格者，当然也适用于国际组织。以下依次说明。

1.国际组织在内部法律秩序中的责任

比较而言，国际组织在组织内部法律秩序中产生的责任不是很常见的，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国际公务员法中，尤其是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共同体以及专门处理此类问题的行政法庭上。国际组织内各机构的行为，倘属不合法行为，不但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还会因其不良后果使组织承担损害赔偿责任。[58]更有甚者，欧洲共同体还把这种义务扩展到由组织各机构或有关官员在立法活动或执法活动中履行职能时可能产生的所有损害后果上，[59]包括那些非合同责任。[60]欧洲共同体法院还由此发展出世所罕见的“共同体侵权法体制”。[61]同样性质的规则，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三第22条中也有规定，国际海底开发局将对其在行使权力和职能过程中的不法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或赔偿。而某些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也正在小心翼翼地建立一种用以审查和决定组织机构行为在内部法中的合法性的机制。因为有公务员指陈，组织的某些正在实施的项目违反了组织的政策和指导原则，个人诉求也将因此而产生。[62]

不过实践表明，国际组织在内部法律秩序中的责任，基本上是针对组织职员而言的，从形式上看，主要是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这些责任的原因，更多的不是来自组织各机构的不法行为，而是基于国际组织实际上充当着国际职员意外事故“保险人”的角色。但凡国际职员在履行职能过程中遭遇意外事故，通常都由国际组织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或代为要求损害赔偿，这在国际组织的内部规则中都有明确的规定。[63]

2.国际组织在国内法律秩序中的责任

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内存在和活动，作为国内法人格者，它具有承受国内法上权利义务的能力。它必须遵守驻在国的法律，如果有违反法律的行为，必须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或者归因于组织订立的可适用国内法的合同，或者产生于因无视与合同相关的问题而导致的侵权行为。毫无疑问，如果组织参与订立的合同可适用国内法，那么组织对合同的不作为或过失行为都要承担国内法上的相应责任。这方面人们所熟知的案例有西土公司案和国际锡理事会案。在西土案中，阿拉伯工业化组织（AOI）因内部成员的意见纷争而中止了活动，从而也未能完成与西土公司订立的合资项目合同。西土公司提起诉讼，几经瑞士法庭的初步程序，最终被判决获得赔偿。该合同受瑞士法律管辖，AOI中止合同要承担根据瑞士法而产生的责任。[64]在第二个案子中，国际锡理事会（ITC）是一个商品协定组织，由于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破产，使之不能履行其在许多私法合同中的承诺，债权人因此在几个国内法院和仲裁庭起诉，其中多数在英国，也有在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既起诉该组织，也起诉其成员国，大多数求偿诉讼在1990年获得最终解决。[65]在这两个案子中，国际组织在国内法中的责任问题并未受到置疑，也没有成为国内法庭上的核心问题。

国际组织对其在一个国家领土内的活动造成的损害应承担国内法上的赔偿责任，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原则，即国际组织的责任原则，该原则既适用于合同性损害，也适用于非合同性损害（即侵权责任）。同时，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内可能享受的司法管辖豁免，事实上也不会限制国际组织贡任原则在国内法庭的实施。有许多措施可以保证这类损害赔偿义务得到公平解决。例如，国际组织可以事先同私人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或者同东道国签订责任移转协议，来保证受损害者的权利。其他如设立求偿委员会，在合同中规定仲裁条款，组织主动发表放弃豁免权的声明等措施，都是可用来确定和实施国际组织责任的方式。绝大多数有关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文件均载明，组织有义务规定可供选择的解决争端的各种机制，如《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9节，《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第31节，以及各种总部协定等所做的规定等。

3.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的责任

国际组织作为国际人格者，如果违反了对其有拘束力的国际规范，是要承担国际法上的相应责任的，这一点也已被普遍接受。而且多数意见认为，规范国家责任的国际法规则，在经过必要的修改后原则上也适用于国际组织。[66]联合国秘书长曾就联合国的责任问题指出，“国家责任原则被普遍认为也适用于国际组织。一项损害，只要是由于违反国际义务而造成，并且又可归因于国家或国际组织，那么必定涉及到该国家或该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67]这就是说，国际法上关于国家责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包括确定国际责任的两个构成要素的规则，同样也适用于国际组织。换言之，确定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因素也是两个，一个是确有违反国际义务的不法行为，一个是该不法行为可归结于国际组织。

不过，如何确定一项国际义务对国际组织是否有效，不是总容易搞清楚的。实践中，国际组织对于那些即使有损害后果但并未构成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不承担责任。例如联合国维和部队正常的军事行动，是严格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与规则的，对该行动过程中造成的伤害，

联合国向来拒绝承担责任。[68]但是组织中任何正式机构的行为，包括非正式受其管理的人员或团体的行为，从国际责任的角度考察，都可以归责于国际组织的行为。例如，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违反了国际义务，从来都是归责到联合国自身，而不是归责于提供这些成员的各有关成员国。[69]

国际组织的责任，通常可以通过适用外交保护的方式来实施。例如，联合国认可其驻刚果维和部队对平民伤害所造成的责任，并同有关国家缔结了付款协议，向受害者给予了赔偿。当然，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也可以利用各种传统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来解决。[70]实践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同国际组织在内部秩序和国内秩序中屡屡发生的责任事项，特别是赔偿责任事项相比，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责任事项的发生始终是处于最小限度内。[71]

4.成员国与国际组织的责任

同国际组织的责任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成员国应否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这一问题不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涉及到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因此也有必要连带加以说明。在西土公司案与国际锡理事会案中，两个国际组织的债权人都试图要确立组织成员对组织责任的共同责任或者至少是从属责任。对此，几个受理法庭做出了几乎相同的裁决：审理案中的不法行为所产生的责任仅仅是由国际组织自身而造成的。国际组织独立的法律人格这一点决定了不可能由组织成员国来承担组织的责任。[72]在这两个案子中，主张国际组织成员国责任的论据至少有三个：首先，国际组织是成员国的代表或人（代表说）；其次，国际组织受成员国控制（控制说）；第三，组成条约中没有排除成员国责任的规定（非排除说）。然而，所有这些论据都被法庭驳回。

针对代表说，受理锡理事会案的英国上诉法院裁决，按照章程的规定，成员国与国际锡理事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就合同性质或成员资格性质而言，类似于股东与由他们通过合同或联合组成的法律实体之间的关系。章程表明。成员国无意授权锡理事会在对外订立锡合同或贷款合同时充当自己的人，而锡理事会也无意这样做。[73]

针对控制说，受理西土案的瑞士联邦法庭的判决指出，国际组织享有的对其成员国的独立自主地位，使得组织活动受成员国控制的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立论者所提出的两点事实，即创始成员国具有的支配作用，阿拉伯工业化组织的最高权威机构是由各成员国部长组成的高级委员会，也都不足以损害该组织的独立地位和法律人格。[74]

针对非排除说的观点，英国上诉法院认为，仅仅根据条约中没有关于排除成员国责任的条款，就断言成员国也对组织的不法行为承担直接责任，这种论点缺乏说服力，是不能接受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实践表明，仅凭缺乏排除条款就承受国际组织的直接责任的先例。[75]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法研究院（InstituteofInternationallaw）在其1995年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一份决议中明确作出结论，国际组织本身而非成员国，是对其不法行为后果承担责任的唯一主体。[76]该研究院的意见向来被认为是一种权威的国际公法学家学说，用以阐述或证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因此不妨作为对上述争议的一个结论。

至于成员国是否能完全排除或应如何承担国际组织某些责任的问题，涉及到其他许多具体的法律技术问题，似已偏离本文的主题，这里不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国际组织法中一个长久不衰的重要问题。它或可成为一个晴雨表，反映出整个国际法的变化与发展，特别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主权的发展变化，值得长期地跟踪研究。实践还在发展，理论尚有争议。本文论及的三个问题，既非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全部内容，也非完全定论，不过是企望引起学界同仁的重视和参与，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应用。

「注释」

[1]PSands&P.Klein，Bouett‘slaw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Sweet&Maxwell，London，2001，pp.469-470；又G.I.Tunkin，ThelegalNatureoftheUnitedNations，119Rdc，1966III.

[2]H.Mosler，SubjectofInternationallaw，EncyclopediaofPublicInternationallaw1984，Vol7.p.443.

[3]Sands&Klein，前引书[1]，p.469.

[4]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中文版），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页11-12.

[5]ICJReports，1980，pp.89-90.

[6]詹宁斯。瓦茨修订，前引书[4]，页11.

[7]H.G.Schermers&N.M.Blokker，InternationalInstitutionallaw，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95，p.978.

[8]M.Roma-Montaldo，InternationalLegalPersonalityandImpliedPowers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AABYIL（1970）。PP.111-155.

[9]Tunkin，前引书[1]，pp.20-25.

[10]Sands&.Klein，前引[1]，p.470.

[11]F.Seyersted，ObjesctiveInternationalPersonality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34NorTIR（1964）pp.1-112；又见F.Seyersted，TheLeagalNature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51NorTIR（1982）pp.203-205.

[12]Schermers&.Blokker前引书，p.979.

[13]UNCIODoc.933.转引自C.F.Amerasinghe.Principlesoftheinstitutionalla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CambridgeUniv.Press.1996，p

.79.

[14]1949ICJReportsatp.179.

[15]1949ICJReports，p.179.

[16]詹宁斯。瓦茨修订，前引书[4]，页1-12.

[17]Amerasinghe，见前注[13]，p.94.

[18]詹宁斯。瓦茨修订，见前注[4]，页91-92.

[19]与作者持同样观点的，参阅：Schermers&.Blokker前引书[7]，p.981；H.Mosler，subjectsofInternationalLaw，TEPIL（1984），P.443，435I.Brownlie，PrinciplesofPublicInternationalLaw.4thed，1990，p.680.

[20]Sands&.Klein，前引书[1]，p.472.

[21]1949ICJReports，p.185.

[22]Sands&.Klein，前引书[1]，p.476，又Weissberg，TheInternationalStatusoftheUnitedNations，London/NewYork.Oceana/Stevens&.Sons.1961.p.26.

[23]此案说情见Sands&.Klein，前引书[1]，p.476.注解[36].

[24]Amerasinghe，前引书[3]，p.86.

[25]Amerasinghe，前引书[3]，pp.85-91.

[26]《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25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12条1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组织法》第21条1款；《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33条；《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条约第8条48段等。

[27]《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1条，IMF协定第9条2款，IBRO协定第7条2款。

[28]Sands&.Klein，前引书[1]，p.477.

[29]Amerasinghe，前引书[13]，p.70.

[30]F.A.Mann，InternationalCorporationsandNationalLaw，42BYIL1967，p.153；C.W.Jenks，TheLeagalPersonalityofIOs22BYIL（1945），P.267.

[31]InternationalTinCouncilV.AmalgametInc.524NYS2d（1988）。P.971，转引自Amerasinghe，前引书[13]，p.71.

[32]ArabMonetaryFundV.HashimandOthers（NO.3），1991，ALLER.P.871，（HL）转引自Amerasinghe，前引书[13]，p.71.

[33][1990]1AllER，pp.691-2.

[34]Amerasinghe，前引书[13]，p.26.

[35]Sands&.Klein，前引书[1]，p.479.

[36]Schermers&.Blokker，前引书[7]，第12章“对外关系”，pp.1055-1183.

[37]《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年3月21日维也纳。

[38]Sands&.Klein，前引书[1]，p.481.

[39]组织及其成员国参加同一第约在欧洲共同体是常见的现象，参见Sands&.Klein前引书，p.483.

[40]《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九第5条（1）款及第6条。1994年《核安全公约》第30条4款3项。

[41]联合国参加特权与豁免公约及有关的托管协定的情况。见C.Parry，TheTreaty-makingPoweroftheUN，26B.Y.B.I.L.（1949）。pp.142-145；TheLegalNatureoftheTrusteeshipAgreements，27.B.Y.B.I.L.（1950）p.185.

[42]sands&.Klein，前引书[1]，p.484.注解73.

[43]这两个关于特权与豁免的公约为后来许多国际组织订立类似条约树立了范本，如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州国家组织、欧洲理事会等。但需要指出的是，签订各国际组织的宗旨、职能、性质的不同，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的范围程度是有很大差异的。

[44]这最后一种双边协定现在已制度化为“维和部队地位协定”（SOFA），其中规定了维和部队在东道国的法律地位，包括特权与豁免。

[45]刚果与联合国签订的《基本协定》（A/4800，p.170）。

[46]P.BekkerTheLegalpositionofInter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ijhoff.1994.p.98.

[47]ProtocolonPrivilegesandImmunitiesoftheOECD.Art.2.

[48]这类组织通常是开展经营活动的组织，如国际金融组织。

[49]上述五个方面，均可参阅《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

[50]I.C.J.Rep.（1999）87，para.6.

[51]Sands&.Klein，前引书[1]，p.504.

[52]国际海事组织同英国订立协定规定，英国籍职员薪金不免税。

[53]国际民航组织与加拿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法国，国际少事组织与英国等。

[54]见前注[49

]，第20节。

[55]见前注[49]，第22节。

[56]《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第105条，第2款。

[57]UNdoc.A/51/389，September20，1996.para.6.

[58]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33条第1款，又，多数国际行政法庭的规约中也在类似规定。

[59]《罗马条约》第288条第2款。

[60]在非合同责任案件中，欧共体将根据成员国法律中的共同一般原则，处理好因组织各机构或职员履行职责时产生的任何损害后果。

[61]欧共体法院对非合同责任事项的管辖权见《欧共体条约》第235条。

[62]Sands&.Klein，前引书[1]，pp.515-516.

[63]Art.II，asofAPPENDIXDoftheUNstaffRules（DOC……ST/SGB/StaffRules/AppendixD/Rev.1（1996）andAmend.1（1967）。

[64]CourtofArbitrationoftheInternationalChamberofCommerce，June23，1993.

[65]I.Cheyne：TheInternationalTinCouncil，39ICLG（1990）P.945.

[66]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目前已通过二读。

[67]《联合国秘书长1996年报告》第6节。

[68]同上注，第16节。

[69]同上注，第17-19节。

[70]ICJReports，1949，p.177.

[71]Sands&.Klein，前引书[1]，p.521.

[72]CourtofArbitrationoftheInternationalChamberofCommerce，June23，1993；又见I.Cheyne，TheInternationalTinCouncil，39ICLQ（1990）P.945.

[73]CourtofAppeal.April27，1998，MaclaineWatson&CoLtdV.InternationalTinCouncil（No.2），80ILR110，114，115，178.

[74]Westlandcase，July19，1988，80ILR658.

法律人格范文篇4

关键词:人格物界定发展

法律中的概念根植于社会现实，而社会的发展对于法律概念的内涵又有着深刻的影响。笔者一直关注着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的立法、司法及理论研究，并对此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于2007年首次正式提出了“人格物”的概念，以较为凝练和妥贴地命名和规范那些具有人格利益的特定物；并于2009年撰文，以详尽地论证人格物与普通物不同，其不适用《物权法》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可以说，人格物的概念是生长于社会现实或者说是常识中，只是没有将其凸显或抽象出来，而且这一由内在意义而最终形成的法律术语也绝不是生造出来，它即尊重了民法中人与物基本的分类，又反映了这类物独特的属性，但绝不是简单反映人与物的联系。

一、人格物的内涵及界定

(一)人格物充分地展现了民法上人与物的区分与融合。人格物概念的确立可以从人与物关系的民法哲学理论中得到支持。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凸显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事实上，民法体系的架构就是建立于人的主体性和物的客体性的二元论基础上的，于是民法之中就严格地区分了人作为主体对物作为客体的权利，民法的体系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人作为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格权及人对物所支配产生的物权、债权及其他派生权利。至今为止，人与物的二元划分理论依然保有强势的地位。而人与物之间的二元区分和融合为人格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不过，这种绝对的人与物的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较为久远的年代里，尤其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并未有财产的观念，所有制未产生，人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物的价值的认识处于混沌状态。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促使了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人对物的利用和控制关系才逐步建立起来。在奴隶社会时期，人是有等级差别的，人与物虽有区分，但也有融合。比如生物体上作为“人”的奴隶而言，不论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法律框架之下还是在罗马法的万民法中，都只不过是能被触觉到的与土地、衣服、金钱地位相同的“有体物”，某些人本身就被视为是客体的物的存在。这一状况一直到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直接推动才使其有了明显的改观，至此才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将自然人赋予了法律上的人格，而作为财产存在的物被明确地作为权利客体对待，这样的思路在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在中国，基于传统皇权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人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不太完整的，作为被统治者的民众的人身依附地位到近代才有明显改观。

纵观近代民法典的体系与架构，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受法国民法典深刻影响的意大利民法典等，还是以德国民法典为模板的日本民法典等，无一不是架构在人与物的基本框架体系之下的。民法中对人格权的保护彰显了民法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分地将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贯彻于民法的具体规则中，民法权利法的地位得以确立；而在物法关系中，通过对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的保护，使得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得以突出，权利的行使和维护成为人作为完整的民法主体而须臾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人，包括拟制之人的主体地位的充分发挥和物的客体地位的确立，成为民法中建构诸如人格权、物权、债权等民事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历史的演进，人与物之间的民法关系又开始悄悄地、微妙地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条件下模糊了人与物二元化绝对模式，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和商品化，使得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之间建立某种合理的联系成为可能。而人格物概念及由此建立的人格物法律制度则是对人与物之间抽象关系具体化的桥梁之一。

在当下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呈现了物文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民法典的起草及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和理念正在得到逐步的放大和深化，从几个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对人格权制度的重视可见一斑。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人格物作为物化人格利益和人格利益物化的的现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得到体现，已明确地将部分人格物作为特别保护对象。还要特别关注的是，现代人格权理论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人格权商品化的趋势，这也为人格物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因此，现有的民法制度框架为人格物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合适的土壤。随着民法理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模式已为人格物预留了足够的理论空间。

(二)民法中人格物的法律界定。人格与财产本属两个不同领域、不同范畴的东西，特别是在摒弃财产因素下，而由人在伦理价值上的无差别的特性所决定的人格平等，也就是近代民法上“人人平等，生而自由”的基本价值观确立后，人格与财产的关系便明确区分开来。有了人格不等于就拥有财产，但没有人格是无法拥有财产的，某人是否拥有财产和拥有多少财产，并不影响和损害该人的人格平等地位。现代民法也以人格权利与财产权利作为基本的权利区分。这种二分法对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也体现了一一对应。享受经济利益的权利为财产权；享受人格利益的权利为人格权。当这个世界就仅存有两种利益的时候，这种二分法无疑是最省便的。但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如此明确一分为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当一个事物上同时存在两个利益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至此，人格与财产如此紧密地走到了一起。为了解决这种同时存在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事物所带来的法律问题，我们不得不给它起个新名词———“人格物”，它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

人格物至少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人格物首先是物，具有普通物的属性，体现财产利益价值。

第二，人格物是具有人格利益的物，且其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应当大于财产利益，或者与财产利益基本相当。借用法国学者的话说就是“只有道德方面的价值超过市场价值之物”才能成为人格物。但这也不绝对，有时财产利益的大小实际上就取决于人格利益的大小，有时财产利益明显大于人格利益但这种人格利益却不应被忽略。

第三，人格物所展现的人格利益主要是一种精神利益、伦理利益。一方面，人有精神的需求，亦有物质的需要，当特定物寄托了特定人的情感或意志等精神利益时，其就可能成为人格物，如结婚戒指；另一方面，伦理性系人之属性中最为重要的方面，使得在特定物上承载某种伦理价值成为可能。故有学者认为：“财产并不仅仅是伦理人格的实现方式，而且是伦理人格的组成部分”。

第四，人格物属于不可替代财产。其毁损、灭失必然造成权利人的物质利益损失的同时，也造成精神利益的损害，而这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痛苦则无法通过其他替代物补偿。鉴于人格物的不可替代性，有学者即将人格物与可替代财产相对应，作为民法中一种新型的财产分类。

第五，人格物着重强调的是该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因此，在诸如遗体、遗骸、遗骨、骨灰、基因等具有人格利益的“物”中，人格利益被优先保护，其物之价值不应也不能被提及或者已降为其次。

人格物因其兼具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属性，因而与普通之物存在明显的不同。第一，人格物兼具有形性与无形性之双重特点，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对当事人则意味着安慰、愉悦、哀思、回忆、财富甚或人生意义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物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已构成所有人人格的一部分。第二，人格物蕴涵的人格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无形性，一般情形下非公众所能知悉。第三，人格物的基本价值定位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其所隐含的人格利益。相反，如果评估它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类物对特定当事人的价值意义，也丝毫不应因此影响对这类物赔偿的法律后果。第四，人格物具有特定性与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这样的特点使得人格物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其所寄托的人格利益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因此，黑格尔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第五，人格物是财产权与人格权的有机结合，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

第六，人格物处分之限制性。基于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属性，往往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连，多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故而其占有、使用、处分等等行为除须符合法律关于财产权、人格权的规则之外，还须关注到公序良俗之限制，且符合一般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公众的认同感。

二、人格物的动态发展

对人格物的认识必须置于一个发展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否则我们只能看到既已存在的物是否为人格物的问题，而无法判断过去的、将来的物是否为人格物。同时，若不以动态的进路去研究人格物，我们也无法探求本为普通之物怎么上升为人格物，而人格物在何种情况下又丧失了人格利益属性而成为普通之物？抑或本已为普通之物，在有关人格利益因素消减或增加时是否会影响人格物的成立等问题。

(一)人格物的生成：物之人格化。人格物反映的是特定物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紧密关系似乎应当超过一般的人对财产的紧张心理。那么，普通之物是如何上升为人格物，使之具有其他之物所不曾有的人格利益呢？即人格物是如何生成的。一般而言，人与物的相互关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本身为“身外之物”的内化，即象征人格或寄托情感；二是本身为人身的东西的外化，即财产直接源于人的身体或智慧。这样区分的基本理念是：反对人只是精神上的存在，肉体是物质的观点，认为人格与肉体相连并与外在环境相连。一个东西越是可替代，它与人格的联系就越松懈，它越是个人化，就越与人格相连。当某一个普通之物经过多种因素的复杂结合，转化为特定权利人的人格物，即“普通物人格化”后，就不再是普通之物，而是具有人格利益的人格物。但要形成一个能够作为判断这种紧密关系普适性标准，其难度很大。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主客观因素去判定某物是否因具备了人格利益，且人格利益大于财产利益而形成人格物：

第一，时间长短。时间是考验人的情感的重要手段，特定人对特定物持有的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能作为判断人格利益有无的重要因素。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人格物都是在随着时间的累积而不断地显现其存在的价值。而人作为富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日久生情的行为方式同样适用于人与物之间。当人们对特殊的物品保存的时间越长，在其上面倾注的情感和意志也就越多。时间越长的物品，所承载的人格利益也就越大，其所体现的财产与人身之间的关系也就越紧密。因此，一双伴随主人走过大半人生的草鞋所具有的人格利益要比刚买回来穿几天的崭新皮鞋的人格利益大得多；因而上海市南汇区法院的一则判决认定主人与宠物犬“莎莉”之间有较深厚的感情，并据以支持该宠物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爱惜程度。人对物的特别爱惜往往体现了该物所蕴含的人格利益，该物因此可能成为人格物。电影《梅兰芳》中的十三爷将慈禧太后赐予的黄马褂用玻璃装封好，每天起床后都要半蹲在其案前，脸贴着玻璃，口呵着热气，用布小心翼翼地擦个干亮。封建统治者赐予的黄马褂是对十三爷演艺的最高奖赏，是十三爷大半生努力的见证。燕十三对黄马褂的爱惜也就是对自己人生的珍惜。可见，爱惜程度高低能够判断出该物在所有人心中的地位高低，也就能看得出该物对所有人是否具有重大精神价值。但爱惜并不能就表明某物对特定人具有人格利益关系，还须从爱惜背后探寻人格利益的真谛。例如，普通人的论文或者草稿其根本不当以为然，但若该书稿尤其是原稿是某著名人物留下的，不仅其价值不菲，其对书稿的持有人来讲更是一种荣耀、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么它就对书稿持有人具有了人格利益。

第三，物之来源。物的获得方式多种多样，而获得物的方式不同，所代表的人生含义也不尽一致。“家人、恋人或朋友赠送的礼物，往往具有象征人格的意义，或是寄托着我们的某种友谊和情感，较之市场上同质同价的物品对于我们意义更大。显然一只祖传的瓷碗对于特定人来说，其价值往往超过了瓷碗本身，因为它寄托着后代对祖辈的怀念，乃至是某个家庭的精神寄托。”[9]物因来源的差异而被赋予更多不同意义，这就是人们借物寄情的做法。人类的感情是抽象的，但人们却善于将自己的感情通过物质的载体来传达给对方。因此，当考究物的来源时，便能够提供是否具有人格利益的参考。同样，源于人体的基因、基因信息、骨灰等，也因出于特定人的原因而会被认为具有人格利益。

第四，物之用途。从人们拥有某物的目的和用途也可以反映出其是否将物用于精神寄托的，从而会决定该物中人格利益的有无及大小。当人们将某物用于实际生活消耗，那么其物质意义将大于精神价值。而被用于满足精神需要的财产，则往往蕴含了一定的人格利益。因而，戒指在珠宝商的眼里是用于出售并获得利润的商品，如有毁损或丢失，用等价的赔偿即可弥补对方损失；而夫妻之间的结婚戒指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寄托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一旦丢失或毁损，其损失的不仅是财产，在情感的损失更是巨大的，其它等价物也是不可替代的。但必须明确的是，对具有恋物取向的人来说，其恋物癖已成为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不能按照其对某物的特别爱好而认定其对该物享有人格利益，不能将其视为人格物。

第五，价值内涵。即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其他社会价值。比如，初恋情人的信件承载者对初恋的美好回忆与幸福，宝贝周岁的照片承载着父母关注孩子成长的轨迹，祖传物品承载着家族的某种历史渊源文化和感情，家宅则承载着家庭的全部发展历史等等，其对特定的权利人来讲是无法否定的人格利益、精神利益，以至于这些物品的损害会导致权利人发生精神损害。比如，在美国之“Attiav.BritishGasplc”案中，当原告看见由于被告过失引起的大火烧毁了他的财产而导致了“精神打击”，法院判决认为被告有责任赔偿原告，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预见到原告将会受到精神性伤害。虽然该案并非直接将该财产界定为人格物后才予以人格利益救济的，但该案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认定人格物生成的重要参考因素，即物本身的价值对人的重要作用是形成人格物的重要考量因素。

第六，特定事实的发生。特定法律事实的发生不仅会在民事主体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亦会促使某些人格物的产生。民法学意义上的法律事实常常包括法律行为和客观事件，这两者皆可有形成人格物的诱因。以法律行为为例，比如收养关系不仅使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建立了拟制的血亲关系，还可能基于这种拟制血缘而产生的对彼此之间物的占有、使用、收益的问题，而正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可能使收养者与被收养者之间某些特定的物成为人格物。作为客观事件来讲，如人的出生、死亡、自然灾害等等均会催生人格物。

另外，判断某物是否属于人格物，应当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考察。有的案件很简单就可以认定是否为人格物，有些则不能凭借直觉或者法官个人感情加以认定，应当在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以一个正常的人的视角去加以认识和判定，人格物的一般化或是泛化不仅不利于人格物的研究和法律保护，反而失去了确立人格物这一重要民法理论概念的意义。而且事实上，并非通常所言的人格物在任何条件下都当然成为人格物，在具体情况下能否成为人格物并享受相应的法律保护还需根据情形确定。

(二)人格物的转化：人格物去人格化。尽管某特定物在一般意义上已可以被视为人格物，其所承载的人格利益显然高于了财产利益，但因外在或者内在的原因会使得该物上所彰显的人格利益不断消减。当该种人格利益消减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出现财产利益高于人格利益，或者人格利益已不足以值得特别保护的话，那么该人格物将丧失人格属性而转化为普通之物，不再由人格物法律规则调整。这种人格物因丧失人格利益而转化为普通物的事实，即为人格物去人格化。人格物去人格化的主要因素体现为：

第一，人格物的灭失。当人格物因种种原因而丧失其原有的物质形态，则该物已不能再称为人格物，或许已不是民法上的物。例如，某人深爱的祖父留下的祖传物品，因搬家导致损毁为碎片，则其作为祖传物品的物的载体已消失，除非该碎片、残破尚具有独立性，还具有一定的形态且可以继续承载人格利益，否则不能再以碎片为人格物而主张相应的权利。但人格物由一种物质形态转化成另一种物质形态，则是否可以认为其上所附的人格利益，则应区别对待：当原物的形态依然存在，只是变换了使用方式，则应认为该物的人格物属性依然存在；当原物的形态发生物理性变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物理形态，则可能会丧失人格利益属性而不再归入人格物范畴。

第二，权利人抛弃人格物上的人格利益。虽然人格物上承载着权利人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但该人格利益因具有主观性，且其与人格权之人格利益存在重大的差别，主要指人格物上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因而人格物的权利人可以明确地抛弃该人格财产上的人格利益，人格物则丧失了特殊的人格属性而转换为普通之物。但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该种人格利益的抛弃可以公示的方式做出，以便参与交易的人能知晓，以维护交易安全；二是若权利人不仅抛弃了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同时也抛弃了财产的财产利益，则构成对整个人格物全部利益的放弃，于此场合则不存在人格物保护的问题；三是人格物的权利人抛弃人格利益应当基于自愿，不应存在欺诈、胁迫等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其他因素的介入。

第三，将人格物作为普通物而交易。人格物的权利人将人格物置于流通交易之中，因该交易的产生使人格物主要呈现为财产利益，人格利益因权利人的交易行为使之退居其次甚至丧失。因此该种场合可以视为放弃人格利益或者至少是使人格利益弱化，凸显人格物的财产利益属性。实践中，该种流通交易的方式包括抵押、质押、出典、委托转让等情形。但因交易实践的复杂性，有些情形须颇值关注：一是当人格物权利人将人格物用于设置担保而融资，如利用人格物抵押、质押、出典等，只是使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弱化，但并不意味着该物上的人格利益丧失；二是当人格物权利人将人格物出卖后，一般即可视为人格物已丧失了人格利益而转化为普通之物，但在人格物买卖属于保留所有权买卖和附买回条件的买卖交易中，人格物在出卖人依约定取回该物时其人格物属性并不丧失。三是当人格物交易当事人具有特定关系，则人格物属性并不当然消灭。例如，在同时对人格物享有人格利益的亲属之间买卖该人格物，则只是人格物权属发生了转移，人格物的属性并未改变，只是不应当再允许出卖人以人格物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

第四，人格物赖以存在的特定法律事实关系消失。虽然人格物生成的因素与人格物去人格化不能完全对应，但有些因素却是共同的，尤其是人格物本身的生成是以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存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当人格物的权利人因某种特定的事实关系丧失了作为人格物之人格利益的享有者的身份，则对该主体而言其不再享有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原先的人格物转化成为普通之物。如夫妻离婚后，原来作为结婚纪念的戒指、婚纱照等纪念意义就会大大降低，甚至直接转化为普通之物予以处理；又如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法律身份关系解除，则养父母养子女之间之前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可能会减弱甚至消失等。

第五，其他因素导致人格物去人格化。人格物生成的因素就十分复杂，其去人格化的因素也难以穷尽，因此在上列因素之外尚有一些特殊的甚至无法预见的因素导致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消失。比如，具有特定人格意义的人格物之目的消失，原具有的伦理或道德价值丧失，长时间未使用或者护理等等，都会使人格物的人格利益减损或者丧失，使该类物转化为普通之物，从而脱离人格物的特殊保护机制转由普通物权规则加以调整。公务员之家:

因此，人格物具有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个结论既客观描述了这类物的存在状态，也揭示了其中可能的各种演化形态，并更多为这一理论研究奠定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特征的研究基础。因为理论从来都会从个案的研究最终回归到具有抽象意义的一般性的结果，而凡是简单的个案研究以及没有任何演变形态的事实展现都不会具有多少理论及普适价值或意义，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也会很微弱，对于人格物这一动态生成过程的发现或是总结、提炼，恰恰又验证了这一概念的抽象理论意义。

注释:

[1]冷传莉.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保护[J].法学，2007，(2).

[2]冷传莉.论人格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J].法学家，2009，(5).

[3][德]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89-90.

[4]常鹏翱.物权法的展开与反思[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

[5][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1.

[6]徐国栋.现代的新财产分类及其启示[J].广西大学学报，2005，(6).

[7][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8.

[8]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7.

[9]易继明，周琼.论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J].法学研究，2008，(1).

[10]玛格丽特•简•拉丹.财产权与人格[J/OL].沈国琴，译.公法评论网站http：///caichanquanrenge.htm.

法律人格范文篇5

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此外，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

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是具有法律人格的。

关键词国际法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国家主权

国际组织是在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人类社会在进入19世纪以后，特别是进入19世纪的后半期，随着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明显地变得密切起来，国际组织便不断地以所谓国际行政联盟的形式出现了。它们是以非政治的、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作为国际组织，它们尚不完善，它们是以国际事务局为中心负责日常业务和沟通情报的。根据其规章，条约当事国的全权代表会议，则每若干年讨论一次条约上规定的国际合作，但不考虑该组织的机关的具体事务。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形成了以在政治上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为中心目的的政治性组织，并出现了综合性的以各种国际合作作为任务的国际组织。1920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便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政治性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性组织──“联合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的发展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国际和平组织自不待言，就连国际合作中许多领域的专门性国际组织，也发展成为高度健全的组织，在常务秘书处之上，设置了大会、理事会这类具有实质性职权的机关。特别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国际合作方面同专门性国际组织，都建立了密切的和职能性的组织关系。总之，各种国际组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发挥着各自的职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国际组织在参与国际关系时具有哪些权利义务，即具有什么样的法律人格。

一、国际组织概述

关于国际组织的概念迄今没有统一的说法，众说纷纭。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是由若干国家根据条约组成的团体，它为一定的宗旨在国际法上独自存在，并通过其机关独自开展活动，也称国际机关、国际机构、国际团体等。在我国马骏教授主编的《国际法知识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国际组织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和任务，根据共同同意的国际条约而成立的常设性组织。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国际组织是依国际条约而成立的要件。与此稍有不同的是日本松田干夫所下的定义：国际组织是指许多国家为了共同目的和利益，根据条约或其他协定而成立的国际性组织。这个概念比前述两种定义在国际条约之后加上了其他协定，而且中间用的是“或”，意即除依国际条约而成立国际组织之外，依“其他协定”也可以成立国际组织。与此观点极相似的是英国国际法学者阿库斯特的更为简洁的定义：“国际组织”一词通常用来说明根据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协议建立起来的组织。在中国政法大学梁淑英教授主编的《国际公法》一书中，对国际组织的概念也是采用了“依协议”而建立：国际组织是指若干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为了共同的目的，依协议而建立的常设团体。很明显，这种定义除“依协议”而成立国际组织外，比起前述几种定义来，明显有了不同，即在国家或其政府外，加上了其人民、民间团体。作为国际组织概念的叙述，可以认为这是比较完整的。一般地说凡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其政府、民间团体、个人，基于某种目的，以一定的协议形式而创设的各种机构，均可称作国际组织。武汉大学的梁西教授亦持这种观点。

当然，国际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组织，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组织，也包括若干国家和民间团体或个人所组成的国际性机构。狭义的国际组织，则只指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亦即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在国际法上讲国际组织，基本上都被认为指的是狭义上的国际组织，即政府间国际组织。如韩国柳炳华教授在其著作中给国际组织所下定义时，即认为“国际法上的国际组织指根据被称为设立宪章的国际条约建立的政府间组织”。梁西教授在其《国际组织法》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国际组织法定义中所说的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即若干国家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一种常设机构。这是指严格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项中关于条约用语规定“国际组织”者，谓政府间之组织；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9“国际组织的参加”第1条规定：为第305条和本附件的目的，“国际组织”是指由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以及1975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和1986年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都将国际组织表述为政府间组织，以区别于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学者干脆就用“国家联合”来进行定义，如苏联著名国际法学家童金就认为：国际组织是为实现一定的宗旨，以国际条约为基础，有相应的机构体系，拥有与各会员国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根据国际法成立的国家联合。

毫无疑问，不论是广义上的国际组织还是狭义上的国际组织，都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跨国机构，它是介于国家之间的组织，但它不是超国家，也不是超国家组织，更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1980年国际法院在关于“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协定的解释”的咨询意见中说明国际组织不是某种形式的超国家。因此，国际组织一般不能超越成员国政府对其地方机关、法人或人民直接行使职权。

目前，全球有多达几千个为数众多的国际组织，研究国际组织的种类可以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例如，根据国际组织成员的性质可以分为国家间（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根据不同的工作目标可以分为拥有普遍权限的组织和拥有专门权限的组织；根据组织程度或组织宗旨的差异可分为合作组织和联合组织。合作组织指的是普通的国际组织，它以成员国的主权和独立为前提，通过互相合作谋求解决国际问题，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追求共同政策和实现共同目的。联合组织以发展国际共同体为目标，谋求逐渐实现区域联合。此外，还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但最基本的应是以成员的构成为标准，划分为普遍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或曰封闭性组织）。但不论如何划分，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以政府间的协议作为其存在的法律基础的。这种协议的正式文件，一般就是有关国际组织据以建立组织机构和进行活动的基本文件，这类基本文件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为“盟约”；有的为“宪章”；有的为“规约”；有的为“组织法”；等等。国际组织一般还都设有一定的常设机构（如大会、理事会等），通过其机构进行经常性的组织活动，以实现其基本文件所规定的宗旨。所以，国际组织一般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此外，综观国际实践，国际组织还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的特征。

第一，国际组织的主要参加者是主权国家，它是建立在国家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机构。所以，它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去干涉别国内政。虽则少数国际组织也接纳某些政治实体或地区为准成员甚至正式成员，但组织的主体无疑仍然是国家。

第二，依国际条约而成立。一项阐明其组织宗旨、结构、职权、运作方式的基本文件，构成该国际组织成立与组织活动的法律基础，通常表现为国家间的多边条约。

第三，以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在国际组织内，各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亦不论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如何，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一律平等。

第四，具有自己的法律人格。国际组织的自主权存在于一套不同于成员国的机构系统和独立的决策程度。

独立的法律人格决定了国际组织可以在国际法上享有和承担独立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种权利和义务与各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不尽相同，它是作为国际法的派生主体而享有与国际法主体资格直接有关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缔结国际协议的权利、享有特权和豁免的权利以及派遣代表的权利。

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就是它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国际组织就不可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而无法在其成员国领域及国际范围内开展有效的组织活动。有了这种资格，它就可能在实现其宗旨和执行其职务中具有法定的行为能力，即能够以自己的行为依法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能力。正如韩国柳炳华教授所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指国际组织具有的国际法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和履行者的主体资格”。

关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是开始就得到承认的，也不是国际组织本身所固有的。在这里，法律人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因为国际组织，即使是最有权威的国际组织，也只是一种介于国家之间的法律组织形式，而非国家实体，因此它并不具备国家的属性，离开主权国家的授权，任何国际组织在法律上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由此可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性来源于成员国的法律人格性，并受国际组织本身职能、任务的制约。此外，关于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范围以及国际组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等问题，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即使没有明示规定，也要给予承认。因为国际组织根据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行使职能并具备必要的机关，它能够在国际社会中进行独立的活动，这说明它具有独立意志，是独立的法律人格者。

普遍地确立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得到普遍承认则是近年来的事。在国际法上，普遍确立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是国际判例，是194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58（Ⅲ）号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对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赔偿请求资格发表咨询意见以来，即“执行联合国职务时遭受伤害的赔偿案”。1947年至1948年间，联合国为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有关巴勒斯坦的争议，派遣了仲裁员及观察员。1948年9月17日，联合国瑞典籍仲裁员弗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和法国籍首席观察员塞雷上校在耶路撤冷的以色列控制区遭到暗杀。事件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承担了对那些在联合国领取薪金或津贴的受害人支付适当赔偿的责任，同时将国家对联合国应付责任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联大鉴于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意见，遂于同年12月3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1949年4月11日，国际法院就此案发表了咨询意见。咨询意见认为：

要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宪章》是否赋予了联合国以其会员国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换言之，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人格。由于宪章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考虑宪章想要赋予联合国以哪些特性。法院认为，联合国是国家集体活动逐渐增加的产物，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宗旨，它必须要具备国际人格。从宪章的规定来看，它并不限于使联合国仅仅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是为它建立了机关，设定了具体任务，并规定了它和它的会员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缔结条约和它在广泛领域内负有重要政治使命的事实也证明它和它的会员国具有明显不同的身份。鉴于联合国预期行使和享有且事实上正在行使和享有的职能和权利只能在它具有大部分国际人格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最后，法院没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

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承认了联合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对造成的损害可向负有责任的国家追究国际责任。并进一步声称“代表着国际社会广大成员的50多个国家，依照国际法，有权创立一个客观上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这个国际人格者不仅为它们所承认，还具有创立而且有提出国际求偿的能力”。法院的这一结论表明国际组织不一定需要在该组织构成条约中明白地被赋予权力；该组织同样具有为了最有效地履行其职能所必要的暗含的权力。亦即在签订条约时不论有无关于法人资格的明文规定，国际组织都具有法律人格。

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且是唯一的国际法主体。而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可以看到国际组织的特殊现象：各种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在解决当代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正因如此，随着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其国际人格逐渐为国际法所承认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另外，国际组织是基于特定目的而设立的，为此目的，它除需要维持组织内部的工作机能外，还需对外开展活动。而对外开展有效活动的基础是在其活动范围内占有必要的法律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人格。它不仅在其成员国领域内（即在国内法上），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即在国际法上），都需要具有这种法律人格。关于这一点，韩国柳炳华教授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认为“国际组织的国内法律人格指的是‘国际组织在特定国家享有的国内法上的权利义务能力’。例如，是否可以签订国内法上的合同，取得或转让动产、不动产，或者提起诉讼；而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则是‘指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上承担权利义务实施法律行为的国际法承认的资格’。”

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是国际法的主体，这已是当今的共识。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实际上承认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许多著名国际法学者在其论著中也都肯定了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英国的劳特派特认为联合国是国际法主体，具有它自己的人格。前苏联国际法学家科热夫尼科夫认为：国际组织是“新的国际法主体”。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教授指出：实际上，国际组织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必然的趋势。但很显然，国际组织既没有领土，也不能对成员国国民进行统治，它所取得的法律人格，是依其各成员国所共同制定的关于建立该组织的基本文件，而不是本身当然的。也就是说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并不同于国家的法律人格，同主权国家比较起来，显然是有限的。国际组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法律关系，具有一定限度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它们的法律人格是派生的，是成员国通过基本文件而授予的，或是从基本文件中引伸出来的，其权力与活动范围都不得超越组织章程的规定。可见，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是从职能的观点出发为了实现其宗旨在必要的范围内所给予的。它只能在其基本文件规定的宗旨和职能范围内承担权利义务，实施法律行为。所以，国际组织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创立的组织，它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象国家那样是自身具有的。因而，国际组织是一种既区别于国家又与国家有密切联系的法律人格者。

当我们确定了国际组织具有法律人格后就不能不问国际组织之法律人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毫无疑问，国际组织不可能有诸如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管辖权之类的问题。那么，国际组织能享有什么特定的权利，承担什么特定的义务和行使什么特定的权力呢？一般地说，国际组织法律人格的主要内容，首先应该是享有特权和豁免，其次国际组织还具有使节权和国际条约缔结权以及对其国际公务员的保护权。此外，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诉讼当事者的能力（不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只能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和国际求偿权及承担国际责任等。

国际组织为了有效地行使职能，其财产、总部和支部以及工作人员等都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在外交使节方面，由于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国际习惯法也享受特权和豁免的待遇。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是为了达到目的和完成任务，在必要的范围内而给予的权利。承认国际组织有特权和豁免，是因为它具有独立性，而且其独立性需受到保护。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只在其职权范围内或由于组织存在的必要而与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签署条约，不论其基本文件中有无缔约权的明文规定，在实践中都不影响国际组织缔约权的行使。1986年3月21日订立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以公约的形式承认了国际组织的缔约权。

国际组织具有接受和派遣外交使团的使节权。当然，国际组织的使节权与国家的使节权有所不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而国际组织与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使节权不存在同样性质的平等问题，而且往往不要求对等。

法律人格范文篇6

关键词：人权视野；宪法权利；人格权

前言

人格权是社会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基础性权利。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护放在重要位置，民法中也有特别人格权或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同时，根据各种人权国际公约和人权法学理论，人格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尽管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重要性，但对其性质仍有争论，即人格权究竟是人权、宪法权利还是民事权利。本文拟通过对人权、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三者关系的分析，探讨不同法领域中的人格权性质有无差异。

一、何谓人权

在现代社会“人权”概念既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用语，也是一个理解上非常混乱的概念。有学者通过考察，指出人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用来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主张。例如，有的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人性、人道、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有的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将人权与公民权利甚至国家意志等同；有的强调人权中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以致仅在此意义上使用；有的则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民族自决权、发展权。正如国外学者赫里曼（Holleman）所言：“人权的神圣名义，不论其可能意味着什么，都能被人们用来维护或反对任何一个事物”，“人权似乎就是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这句话既道出了人权概念之所以纷繁复杂的原因，也表明了理解人权概念的不易。确实，各个国家、民族、阶级、派别、个人，由于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诸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

但是，人权作为一个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应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有学者通过对西方人权历史和学说的考察，认为二战以前西方的人权学说主要以自然法和功利主义两种思想为基础，战后的人权学说除了继承和改造战前的自然法学说和功利主义思想之外，还增加了从自然法思想演变而来的抽象的正义论和人本主义思想；通过西方学者对人权定义的分析，认为其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一、他们大多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也即人权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二、他们大多主张人权是一种道德或伦理权利，只有当它由实在法加以规定时，才同时具有法定权利的性质。在对人权概念的认识上，对人权哲学有深入研究的英国法学家米尔恩（A·J·M·Milne）认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认识主要是以西方的背景为基础，其所提出的人权的理想标准主要是由体现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的权利构成的，但基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其他国家并不一定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其所确定的人权标准也不一定适合这些国家，它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自己的人权制度；但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是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的成员都应享有仅仅因为是人而享有的权利，这就是米尔恩所说的“最低限度标准的概念”，“它是这样一种观念：有某些权利，尊重它们，是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的要求”，而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是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的，它的普遍适用需要它所要求的予以尊重的权利获得普遍承认，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普遍权利也必须根据特定场合来解释。由此可见，米尔恩所主张的人权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权利，同时它也是要求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变通吸收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种人权并不对各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直接的效力，但它是促使各国采纳人权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德（JackDonald）通过对权利行使的分析，认为人权是个人仅仅因为它是人而拥有的权利，但它是一种“最终诉求”，即只有在法律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看来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已经失效的地方，才能求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人权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其要求在本质上是超法律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现存的制度、实际活动或者规范，尤其是法律制度挑战，或者改变它们。6因此，他所讲的人权也不是一种法律权利，而是一种与法律权利并列的并对法律权利起补充作用的道德权利。

我国学者在对人权概念的分析上，虽然具体的认识不尽一致，但在对人权包括应有权利这一点的认识却是相同的。这里的应有权利中“应有”的含义就是指，根据某种渊源或基础人们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有学者认为，人权有三种基本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其中人权在它的本来意义上是一种应有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是一种更有保障的人权，实有权利是人们实际能够享有的权利；从本质上讲，人权是受一定伦理道德所支持和认可的人应当享有的各种权益。7也有学者认为，人权有四种存在的形态：（1）应有权利；（2）法定权利；（3）习惯权利；（4）现实权利。还有学者认为，人权是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它是在道德权利、普遍权利和反抗权利这三种意义上使用的。还有学者通过对西方和我国学者对人权的认识的分析，认为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或其结合）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并被社会承认的权利的总和。一般来说，西方的学者多从自然法的角度来论证人权的应有的含义，而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我国学者多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论证，但无论如何，都认为人权与实定法所确认的，特别是宪法所确认的具体权利是不同的，人权虽然有一部分表现为法定权利，而且人权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地将其转化为法定权利，但人权始终是高于法定权利的，它既可以用来为法定权利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依据，也可以用来批判法定权利，促使法定权利的制定符合人权的要求。

二、人权：宪法和民法的共同价值基础

在现代社会，人权与宪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因为宪法从法律效力秩序上来讲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为体现对人权的重视，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基本人权有所规定，有的国家甚至将宪法权利直接视为“基本人权”，如日本。从现代世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权内容来看，宪法规定基本人权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既明确规定基本人权原则，又以公民具体权利的形式规定基本人权的内容，这是多数国家宪法采取的形式，如日本宪法和孟加拉国宪法。二是不明文规定基本人权原则，只是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美国宪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基本人权的原则，却在修正案中具体规定了公民的权利。此外，还有比利时、丹麦和荷兰等国的宪法也是如此。三是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却较少规定，如法国现行宪法虽然在序言中确认人权原则，但只对公民的选举权利作了规定。各国宪法对人权的规定并没有改变人权的性质，人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道德权利，不是法定权利。人权作为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作为道德权利，人权只有表现为社会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权利，才会取得实效；作为法定权利，社会权利只有以人权为根据，才能保持其道德上的正当性并增强其适应效力。”就人权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来讲，“公民权是人权在法律上的表现，人权是公民权的道德根据，宪法则是公民权的法律根据。”人权入宪虽然没有改变其本质，但却为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宪法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规定应该呈现开放性，不断地吸纳新的人权为法定权利，而人权保障条款的入宪则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开放性提供了宪法根据和制度保障。因此人权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在发展的概念，其入宪有利于立法者或者宪法的适用者根据社会发展确认新的宪法权利。

无论现代法律制度如何发展，人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道德权利，它不仅是作为公法的宪法的价值基础，也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对包括公法和私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都会产生影响。有学者指出，根据考察基本权利的历史时期和考察重点的不同，对基本权利性质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也不一样：我们可以证明，基本权利仅以国家为规范对象；或者相反，我们也可以确认，在更早以前时代关于自由的讨论中，法（包含私法）的牵连是广泛的，如康德认为私法适用一个人的自由与其他人的自由一致的原则；《普鲁士一般邦法》则保障人民（译者此处所指的“人民”应与“公民”同义——笔者注）的当然自由，得以在不损及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追求并营造自身的幸福；卡尔·罗特塞克（Carlv·Rottceck）也指出，国家作为法的机制应承认并维护所有人民的自由，且应将自由认为是在所有活动领域中人民仅以其作为人的地位就已经拥有的权利；如果国家并没有侵犯人民的权利，它还须保护人民不受到来自于人民相互间、在其交往关系上可能发生的侵害；国家还应该通过完善的法律以及法律的认真执行，来消除对于人民一直存在的其他自由侵害，特别是在家庭中私人权力以及社会权力的滥用。因此，在早期的法律制度中，自由呈现出多面向的特征，它既反对国家权力对其加以限制，也反对私人之间的相互侵害。

但是随着时间的经过，个人之间的私法关系却越来越少的被一般自由权以及基本权的讨论所触及。这与实证主义以及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境能保障自由与平等的私法法典的制定有关。根据当时的自然法思想，对于个人自由与平等权的保护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并通过立法加以表达，这种思想反映在欧洲各国的基本权利宣言中，就形成了近代宪法为“限权法”的理念；以这些宣言为导向的古典基本权利概念，被认为是维护个人的消极自由地位、反制公权力、认为个人拥有某种不受国家干预领域的权利，并以限制国家侵害个人权利领域的权限为主。因此，从历史沿革来看，人权或者上述引文中的基本权利本来是整个法律体系所要保护的对象，不仅应该受到公法的保护，在私法中也应该有所体现。但由于当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基于强调个人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需要，就把人权或者基本权利仅仅视为是针对国家的权利，将之载入宪法，并基于公私法的划分，将其称为公民享有的公权利。但就其本质而言，人权并不是宪法中所规定的法定权利而是一种道德权利，它是公法和私法共同的价值基础，如德国基本法和德国民法典都以伦理人格为精神基础，并以之指导基本法与民法的发展。

三、人格权：宪法权利抑或民事权利

人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广泛，而人格权则是人权最为重要的内容。现代世界各国基于对人格权的重视，都在宪法和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制度。从其内容来看，宪法中的人格权和民法中的人格权大部分在名称、内容方面都是相同的，如两者都对生命、健康、身体、隐私等人格权作出规定。在民法上的人格权制度不完善的国家，司法者通过引用宪法中的人格权条款来发展民法中的人格权制度，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依据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关于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创制出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制度。因此，民法上规定和保护的人格权与宪法关系密切，但能否得出人格权就是宪法权利的结论呢？这需要我们具体分析。

1、对人格权性质的争议及其具体分析

有学者通过考察认为，早期各国民法典之所以未对人格权作出正面的赋权性规定，而仅仅作出概括的或者具体的保护性规定，是因为在这些民法典的编纂者看来，自然人人格的普遍确认是整个近代法律制度的基础和起点，而人格权或者为一种自然权利，或者为一种法定权利，根本就不是源于民法的授予，人格权的地位高于民事权利，民法的任务仅仅在于用产生损害赔偿之债的方式对之予以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同时，该学者还通过考察德国联邦法院借助基本法的规定创制一般人格权的事实，认为人格权从来就不是一种由民法典创制的权利，而是一种具有宪法性质的权利；该学者还认为，德国民法中在侵权行为法中已经规定了具体的人格权类型，如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信用、妇女贞操等，如果德国民法典的编纂者不是将人格权真正视为民事权利，那么，具有“抽象化偏好”的德国人没有理由不去建构内容如此丰富的人格权体系。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格权是一种应该由基本法直接规定的权利，民法可以“分解”这种权利加以保护，但民法不是“创设”这种权利的上帝。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德国法院创制“一般人格权”的思维，人格权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由以前的“民法典权利”一跃而成为“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人格权的类型及其内容不再是狭窄地以民法典为基础，而是可以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为支持。

笔者认为仅凭上述考察，就认为人格权不是民事权利而是宪法权利是不充分的。早期法国民法典之所以没有对人格权加以规定，是因为此时以维护人格尊严思想为基础的人格权概念尚未产生，它直到康德的伦理主义哲学将人类尊严与法律人格概念结合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如此要求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者规定人格权，未免不切实际。因此，当时法国的立宪议会议员从未想过要就人格权提出什么宣言。其实德国民法典中之所以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人格权是所谓的宪法权利，而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可能承认一项“对自身的原始权利”，否则就会得出存在一项“自杀权”的结论；第二，债的产生以财产价值受到侵害为前提，而对人格权的侵犯如果产生金钱损害赔偿之债，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不可接受的，认为这将会导致人格价值的商品化，贬低了人格尊严；第三，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无法予以充分明确地确定。正因为如此，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才未采取当时已经有学者提出的一般人格权概念。而且，对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及规定问题，第42届德国法学会议于1957年提出讨论，汇为专册，并建议制定特别法以保护人格权，联邦德国司法部接受法学会议的决议，于1958年起草“修正民法上保护人格及名誉规定草案”，但该草案在于1959年提交国会后，也未能为国会所接受。即使是到现在，虽然第一个理由和第二个理由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反对制定一般人格权条款的主要理由，但第三个理由即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难以界定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这个法学理论上的特别是法律技术上和实践上的难题仍然阻碍着一条保护人格的一般性法律规定的产生。也正因为这些难题，偏好抽象的德国人难以抽象出人格权，因为德国民法典的编纂者关注的不仅是概念的抽象性，还有概念的确定性和可把握性，而一般人格权的概念难以符合这些要求。

对于人格权在民法制度中的发展，有些学者仅仅看到了德国依据基本法创制一般人格权的情形，而忽视了考察其他国家的民法典中的人格权制度发展的实际。如瑞士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均明确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格权制度的发展中，并不需要依据宪法来创制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虽说德国法创制一般人格权的依据是基本法，但一般人格权并不是直接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创造的，而仅是依据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所体现的客观价值创造的，这种客观价值是整个法律秩序而不仅仅是作为宪法的基本法的价值基础，联邦法院最终认定的一般人格权也不是宪法上的权利而是一种民事权利。因此，对人格权性质的认定，我们不能仅凭德国民法制度中一般人格权的确立和发展模式，就认定人格权是宪法权利，这样理解是不妥当的。

2、宪法中的人格权与民法中的人格权

人格权作为社会个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不仅私人之间会互相损害它，而且掌握着比私人大得多的强制力量的国家对它造成损害可能会更大，因此，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不仅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法的任务，也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的任务，相应的也就会产生民法上的人格权和宪法上的人格权，因其人格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两者应属于性质不同的权利。当我们将人格权看作是自然人（和法人）针对其他私人所享有的权利时，它是一项民事权利；当我们将其看作公民个人对抗国家公权力的权利时，它是一项宪法权利。宪法上的人格权虽然与民法上的人格权名称相同，但我们不能将两者混同，前者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旨在保护公民免受国家强制力的损害，后者作为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权旨在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发生损害的情形。在德国，对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联邦宪法法院仅仅是认为，并不存在宪法层面上的反对民事司法判例的理由。”但是由于两者有着同样的名称，这就隐藏着一种危险，“即在法律适用时忽略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而且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正变得模糊，这是因为“一般人格基本权利被赋予了直接的辐射效力”，而且即使“我们拒绝承认具有这种直接的辐射效力，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影响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即根据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确立积极的给付请求权：要么使用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要么选择清晰无比的法治国家途径即修改法律”；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通过混淆侵权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概念与宪法上的一般人格基本权利概念的方法，来达到后者的直接辐射效力”，但这种混淆概念的做法却存在着下述危险：即法官法过分强烈的干预立法者的职责。22因此，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性质不同，保持两者的区别对于整个法律体系秩序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坚持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合理分立，有利于防止法官拥有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维护私人领域的自治性。

对于人格权而言，虽然可以将其区分为宪法上一般人格权与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但两者又因为人权而发生必然的联系，即宪法基本权利通过其所体现的人权价值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这点在德国宪法法院在“路特案”的判决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该案的审理中，宪法法院认为，在基本权利中可以发现“客观价值秩序”，这种价值秩序遍及全部的法律体系，特别强烈的影响那些以有约束力的规则代替当事人意志的法律领域；这些客观价值对公共利益是根本性的，应该被保护防止不管来自何方——公的或私的侵害；在这里，宪法法院不再宣称基本权利的规定对私人关系具有直接效力，而是主张宪法秩序“影响而不是管制私法规范”。这里所谓的“客观价值秩序”实际上就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宪法规范不能直接适用于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能通过其所体现的人权价值影响私法的解释和适用。有学者认为，私人之间在彼此的交往时之所以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生命、名誉与财产，并非是因为所有人都应受宪法基本权利拘束的结果，而是源自于人类共同生活的传统常规，这个传统常规是最基本的，连基本权利都要以它为基础来建构；同时，“无论是根据基本权利的客观法面向或其他方法，都举不出坚强理由说明为何基本权利也可以在私法领域类推适用。只有支配整个法秩序，同时也表现在基本权利上的有关人类图像（Menschenbild）的价值判断，才能影响民法的立法者以及适用概括条款的民事法院的法官。”这里的“传统常规”、“人类图像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也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权，它既影响宪法基本权利的发展也影响民法的制定。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人格权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证的法律体系中可以分为宪法上的人格权和民法上的人格权，两者是不同性质的权利。虽然在现代社会，人权中的法定人权主要在宪法中规定，但在本质上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人权，体现的是整个法律体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它对宪法上的人格权和民法上的人格权都具有指导意义。现代法律实践只能根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所体现的人权价值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宪法在这里只是提供了民法人格权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合理性依据，民法上人格权的确认和保护仍应由民法来完成。

【注释】

1.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原版序言部分，第176页、第221、222页。

2.Holleman：《theNaturalRightMovement》PragerPublishers,1987.p4.转引自沈宗灵：《比较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律人格范文篇7

--作者

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1将"人格权"在分则中单列一编（第四编）做出了规定。支持者认为这一做法为极富中国特色的创新，*2反对者则认为其混淆了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3争议不可谓不大。但现有争议多集中于法典内容体系安排之逻辑性方面。笔者认为，人格权应否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立法体系安排问题，但其实质上首先涉及人格权的性质认定，而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既有观念和理论存在诸多谬误。为求我国未来民法典之科学性，本文特对此发表意见，以资参考。

一、"人格"：私法上的概念抑或公法上的概念？

人格权与人格的联系如何？此为有关人格权问题论争的第一个焦点。反对在民法典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观点强调二者的联系，指出"人格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义"，*4故无须单独规定；相反的观点则试图疏远这一联系，指出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人格权所谓之人格非属同一范畴，*5并由此而将人格权视为一种与物权、债权以及亲属权得相提并论的民事权利，成立其支持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基本理由。

事实上，尽管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遥远，*6但人格权与人格之更为紧密的联系却不容置疑。为此，论证人格权的本质，须从论证人格的本质开始。

依通说，"人格"理论肇始于罗马法。过去的理论，多将罗马法上的"人格"依现代观念理解为纯指自然人的民事主体资格（即私法上的主体资格），但新近有学者指出，罗马法上的"人格"，首先是一个公法上的概念：在罗马法有关人的三个用语中，"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caput"指权利义务主体；"persona"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7一个人必须同时具备自由人、家父和市民三种身份，才能拥有caput，即在市民名册中拥有一章的资格，才是罗马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否则，就是奴隶，或是从属者，或者外邦人。*8由此，caput被解释为罗马市民社会的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所谓罗马法上的"人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由人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和家父的身份所构成的城邦正式成员的身份问题，亦即人格的拥有问题（公法领域），然后解决"作为一个私的团体"（即家庭）首脑的家父身份即家父权的展开，亦即家庭内部关系问题（私法领域）。而由于此种"人格"实质上是关于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划分，是作为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一种工具，所以，在罗马法上，"人格"具有公法性质。*9当然，考虑到"人格"在罗马市民内部（私法领域）确定交易主体资格所具有的意义，将之认定为"公私法兼容、人格与身份并列、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合为一体"的概念，*10也是基本正确的。

罗马法上与人格有关的persona一词，后来成为现代法理论上"人格"（personality，personalité）的辞源。*11

作为近代民法开先河者的《法国民法典》上没有关于"人格"（personalité）的直接表达。但该法典第8条之规定（"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后来被认为是确定了自然人之平等抽象的人格。但已有学者指出，法国民法的此条规定虽然确定了法国人之平等的民法地位，但其另外的目的，却在于排除非法国人（外国人及无国籍人）对于私权的当然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奴隶制度存在于法国殖民地，直至1848年方始废止）。而在法国的论著中，"人格"（personalité）之有无，被用来描述自然人是否适用法国民法，甚至用来直接代替民法典上对此采用的有无法国国籍之区分的标准。*12由此可见，至少在《法国民法典》颁布时期，如果说该法典对于"平等人格"作了某种宣称的话，其仍然具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认定作用，此种"人格"，仍然直接具有宪法上的意义。

常令人迷惑的是，在《德国民法典》上，不仅没有关于自然人"人格平等"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宣称，而且该法典采用极端技术化的"权利能力"（Rechtsf?higkeit）概念取代了"人格"。而此后的瑞士、日本以及旧中国民法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等纷纷跟进，"人格"的概念不仅在立法上隐而不见，且在理论学说中几近被"权利能力"所替代。由此引起的论争是："权利能力"是"人格"的替代品吗？对之，尽管众多的回答都持肯定或者基本肯定的态度，*13但答者均无法回避内心深处的犹豫，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回答接踵而来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用含义并不清晰的"权利能力"去替代"人格"？

现有资料表明，权利能力之概念，为学者FranzvonZeiller（1753-1828）所起草的《奥地利民法典》中第一次在立法上使用。*14对于权利能力的本质，德国学者间便有完全不同的看法：Gierke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权（一种权利），H?lder认为权利能力为享有权利之资格，*15而Fabriciushe和Gitter则认为权利能力由行为能力所派生，为从事法律上有效行为的能力，Larenz和Medicus则主张坚持对权利能力的传统定义，即权利能力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16很显然，在德国民法理论上，无论对权利能力作何理解，权利能力都没有被直接解释为"人格"的同义语，此为一重要事实。

至于德国民法为什么创制权利能力制度，以及为什么这一制度被后来各国的立法所承继，如果不从德国民法独特的形式理性思维方式去理解，那将是很难理喻的：众所周知，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制订的民法典以及受潘德克吞（Pandectae）法学影响而建立的民法理论及立法体系，都是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基础而编排的：民法典之总则为法律关系的共同要素（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以及权利义务的共同准则），分则则是对四类法律关系的具体规定（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在这种系统编排法中，由于法律关系的概念在表现法律体系所适用的社会现实上被认为是合适的框架，因而其被用作整理法律及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法律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它必须将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作为其规范对象，而民法之作用于一定的人际关系，必须展示其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被称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之不同于原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财产关系及伦理关系），便在于在此种关系中，人的行为被予以强制性评价，因而与权利义务直接相联系。"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hominumcausaomneiusconstitutumest）。*17因此，权利义务得以成为法律关系的核心。而民法在确认权利义务亦即"生产"法律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必须确认权利义务承受人（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资格，即权利能力或者主体资格。在此意义上，权利能力担负着完成法律关系形式结构的任务，并不当然具有表彰或者替代"人格"的功能。为此，《德国民法典》在采用权利能力的概念时，并未对之加诸定义。而其后《瑞士民法典》对权利能力作了进一步解释，规定"自然人享有权利能力"（第11条第1款），"在法律之范围内，人人均有同等之能力，有其权利与义务"（第2款），强调主体资格之平等性。据此，权利能力所隐含的"人格"价值便得以彰显，以至于为理论上进一步扩张权利能力的功能使之与"人格"几近等同提供了依据。但是，尽管权利能力毫无疑问是人格的表现，但较之权利能力，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其描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不限于私法）、一般意义的权利主体资格（不限于私权），在此，即使将权利能力阐释为"享有总和之权利的资格"，与直接表达和体现人之尊严、平等及自由的"人格"，仍有角度、范围和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结论就是，"人格"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表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用现代观念来讲，应称为"人的宪法地位"）。在罗马法上，"人格"被直接用于不平等之阶级的区分。而近代以来，由于普遍平等之自然人人格的确立，罗马法上之"人格"的阶级区分功能，逐渐丧失。在法国法上，人的法律地位由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直接加以规定（"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法国民法典》第8条之"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宣称，不过是前述规定在私权领域内必要的具体重申。而此后的学说对法国民法所确立之"平等抽象之人格"（实际上仅限于法国人之间）的评述中，其"人格"的含义被渐渐抽换为"民事主体资格"。至《德国民法典》编撰时期，公、私法划分日显清晰，德国人无意再用民法去代替宪法宣称"人格平等"，为此，该法典彻底实行了"私法从公法的逃离"，并且基于法律形式逻辑结构的需要，创制了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资格制度，并由此实现了宪法意义上的"人格"与私法意义上的"人格"（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分离。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作为自然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法律人格是由宪法加以确认的，而现代民法上的权利能力，是承受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就自然人而言，是其法律人格在私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甚至可以被说成是自然人在私法上的一种"人格"。但此"人格"非彼"人格"，权利能力作为私法主体资格的"人格"，描述的仅仅是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能力和地位（故不仅自然人有此"人格"，团体亦得有此"人格"），但其根本无法全面表达和彰显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亦即法律人格所记载的"人之成其为人"所包含的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等等宏大而深刻的人权思想。

既然如此，如果将人格权理解为"人之成其为人"所获得的法律基本保障，则人格权之"人格"，当然指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而非"权利能力"（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或者私法上之主体资格）。而由于自然人由宪法所赋予的法律人格本身即具有法律强制力，故整体意义上的人格权不过是从权利角度对"人格"的另一表达。有人格，即有人格权，无人格，即无人格权。在此，有关"人格权为人格题中应有之意"的观察，一定程度上正确地揭示了人格权与人格的内在联系，而认为"人格权所指之人格与作为法律地位的人格非属同类"的观点，甚至进而认为"人格权的标的为一种’事实人格’"*18的观点，毫无根据地杜撰出另一种并不存在的"等待"人格权去保护的"人格"，其均因缺乏对"人格"来源及其本质的正确了解而不得谓之正确。

二、"人格权"：民事权利抑或宪法上的权利？

作为自然人一般法律地位的人格，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其蕴含的基本价值（平等、自由、安全与人的尊严）成为近现代人权观念的核心内容。*19人格由"被认识的人之为人的那些属性或性质，例如生命、健康、身体、名誉等"构成，*20当法律确认或者赋予自然人的人格时，此种地位以及构成此种地位的全部要素即获得法律保障力，人格权即由此产生。"术语意义上的人格权，换言之，被理解成人作为人的自由实现的人格权，是19世纪的成果，最早产生于德国"。*21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招致抨击的一个共同要害，在其缺乏对"人"的关怀，而人格权或者具体人格权确认规则（而非保护规则）的阙如，则是其重要标志。同样的抨击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瑞士民法典》。虽然这部法典被誉为"二十世纪大陆法里程碑"，对人格权的保护最完备，但其仍仿法国民法，未对人格权作出分解式的、具体的或者说是正面的规定。由此，"忽略"对人格权的规定，实际上被很多人认为是传统民法的共同特征。

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尤其是着力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法国民法典》，为什么在人格权问题上态度如此暧昧和保守？

对此，有学者依据充分的资料进行了有力的辩解，指出：《法国民法典》并非忽略自然人人格保护，而只是否定从法定权利的角度规定人格权而已。在个人主义激增的十九世纪的法国人看来，人格与生俱来，先于法律，不能作为法律或然规定的权利而存在，而是作为法律中当然的权利而存在。因此，人格权是为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彰示的一种自然权利，无须在民法典中规定。而《法国民法典》在规定"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同时，规定"任何行为使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损害发生的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第1382条），将法定权利以及法定权利以外的受法律保护的一切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囊括于侵权损害赔偿之中，其表明，法国民法虽非以权利的观念看待人格，但从更高的自然地位看待人格，其虽不在法定权利意义上规定人格权，但比保护法定权利还更高地维护人格。*22

上述分析说明，至少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代，人格权是被作为一种"天赋权利"（自然权利）而非一种法定权利，更非一种法定私权（民事权利）而存在。这一结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该部法典中不曾出现"人格"以及"人格权"用语的根本原因。

《德国民法典》承继了罗马法的传统，*23奉行权利法定，成为人格权法定和具体化体例的典型代表。如前所述，"人格权"（Personelichkeitsrechte）概念由德国民法创造并使用。但德国民法虽然"从法律技术上将人格分割成一个个要素，择其主要者予以维护"，*24却并没有正面采取例举方式规定具体人格权之类型，而是"倒过来"在损害赔偿制度中具体规定得受救济的受侵害的某些人格要素即所谓具体人格权类型（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信用、妇女贞操等）。上述现象表明，《德国民法典》编撰者并未将"人格权"真正视为民事权利类型之一种，否则，在存在充分的抽象材料（人格要素的具体分解）的条件下，具有"抽象化偏好"的德国人没有理由不去建构其内容如此丰富的"人格权"的权利体系。依笔者所见，德国民法之所以回避对人格权作出赋权性规范而仅作出保护性规范，原因便在于人格权是一种应当由基本法（宪法）直接规定的权利，民法可以"分解"这种权利并加以具体保护，但民法不是"创设"这种权利的上帝。

前述结论同样适用于《瑞士民法典》。尽管该法典因在其第28条第1项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而备受赞赏，但与法国民法一样，瑞士民法将人格视为统一不可分，并且，其以损害赔偿加以法律保护的"人格"不仅包括权利能力，还包括行为能力和自由。*25

总之，早期各国民法典未对人格及人格权做出正面的赋权性规定而仅仅做出概括的或者具体的保护性规定，并非缘于其对人格保护的"忽略"，故对其"重物轻人"的指控*26是不能成立的。恰恰相反，在这些民法典的编撰者看来，自然人人格的普遍确认，是整个近代法律制度的基础和起点，而人格权，或者为一种自然权利，或者为一种法定权利，其根本不是来源于民法的授予，人格权的地位高于民事权利，民法的任务仅在于用产生损害赔偿之债权的方式对之予以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

人格权的此种性质和地位，也为人格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所证明。

应当指出，早期民法对人格权所采取的颇有些"敬而远之"的态度，固然与立法者限制私法规范向宪法领域扩张以至弱化人的根本权利所持谨慎有关，但也是因为人格权在私法领域保护需求之不足所致（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所引发的人的"人格地位"的强力提升，发生于二战以后）。在当代社会，人格权优先地位逐步确立，*27人格权及其保护范围急剧扩张，以至于发生了"人格性正在向财产夺回桂冠"的趋势。*28有关资料表明，人格权现展的主要标志是：1．人格权的保护在私法领域中的扩张，具体表现为各国在其民法典中大量增加人格保护条款*29。2．一般人格权的创制。

但我们看到，人格权民法保护的加强，不仅没有导致人格权根本属性的改变，反而强化了人格权的宪法权利性质。在将人格权视为自然权利的法国，受德国法定人格学说的影响，学术界曾支持提出了民法典修正草案，试图将人格权作为不可分的法定权利加以规定，但未获成功，原有的人格权体系仍得以维护。*30更重要的是在德国，其人格权直接由二战以后颁布的《基本法》（宪法）明文规定,*31而德国联邦法院则直接根据这些规定，以裁判方式发展出"一般人格权"(dasallgemeinePersoenlichkeitsrecht)的概念，对于抚慰金的请求，法院也不再受《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规定的约束，普遍判令给付。*32而德国联邦法院在援引《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时，明确将一般人格权阐述为"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33对此，有学者认为其表现了"人格权观念的根本性革命"，即人格权类型及其内容不再是狭隘地以民法典规范为基础，而是可以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为支持，由此，人格权由以前的所谓"民法典权利"一跃而为"宪法权利"。*34但事实恰恰相反，人格权从来就不是一种由民法典创制的权利：当构成人格的各具体要素（自由、安全、人格尊严以及更为具体的生命、健康、名誉、隐私等）被部分及分别地纳入民法的保护领域时，依据一种狭隘的民法实证主义观念（凡为民法所保护的权利或者利益，即为民事权利），人格权的性质有可能发生模糊。但一当具体人格要素（生命、名誉、隐私等）向较为概括的人格要素（安全、自由、人格尊严）"归位"时，人格权的宪法性质即表露无疑。人格权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一般人格权的确立，是人格权之基本权利属性的最好证据。而当德国联邦法院判定"否认屠杀犹太人历史，便是侵害了犹太人的一般人格权"，"因性别而拒绝向应聘者提供工作岗位，便是侵害了应聘者的一般人格权"，并责令侵权人依《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之规定向受害人予以损害赔偿时，*35我们还能说德国法上的人格权是一种纯粹的民法权利吗？

然而长期以来，无论在观念上或者立法、司法实践中，人格权都被视为一种基本的、典型的民事权利，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三、人格权的私权化与人格权向宪法权利的回归

自德国学者创制人格权概念之后，尽管也存在"人格权否定"之学说（认为若以作为民事主体的人格为权利客体而成立人格权，理论上是一谬误，实务上不利于维护人的主体资格），*36但主流理论仍逐渐将生命、健康、名誉等具体人格权视为私权即民事权利，进而从整体上将人格权视为私权之一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关人格权的一整套民法理论，无论民法调整对象及法律关系的理论抑或民事权利体系结构的分析等，均受此影响。而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加以规定，则意味着在世界民法发展史上首次对人格权的私权性质作出法典意义上的"盖棺论定"。

人格权分明是宪法赋予一切人的基本权利，怎么不容分说地变成了由民法确认的私权之一种？这是一个谜。而众多民法学者在大谈"人格权是因民法调整人格关系而产生"之时，怎么也不稍微想一想：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生命权"，难道是因为1986年《民法通则》的确认才开始享有的？这是另一个迷。诚然，在关于人格权应否在我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论战中，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人格权具有而其他任何一种民事权利均不具有的那些重要属性，指出：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的生命、健康、自由等，是人格的载体。人格权与人格相终始，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不消灭（而其他任何民事权利之得失变动，均不影响人格的存在）；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权利（人格权非因民法调整所谓"人格关系"而产生）；人格权仅因出生而当然发生，仅因死亡而当然消灭（其他任何民事权利均得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思，依法律行为而取得，原则上亦均得根据自己的意思，依法律行为而处分）等等，并据此反对人格权在民法典中之独立成编，*37但是，此种论证仍立足于人格权为民事权利之观念基础，故其尚不足以强大到置相反观点于死地的程度。

现在看来，人格权在观念上之私权化，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其一，人格权之私权化首先缘于一种狭隘的法律实证主义观念。依此种观念，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仅为民法等部门法的立法基础和原则规定，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仅是一种原则宣示，不得直接引用来裁判具体民事案件。*38亦即唯有民法将宪法规定的原则宣示"转化"为具体的民事权利加以确认之后，权利方可实际产生并获得切实保护。而经民法确认的权利，当属民事权利。为此，有关理论将各国民法典中有关生命、健康、名誉等人格保护条款视为"赋权条款"，自是顺理成章。

其二，人格要素的可分解性，从技术上支持了某些具体人格权的私权化。人格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权利概念，其保护的是整体意义上的人格。但人格的要素（指决定"人之成其为人"的各个具体属性）却是可以分解的，因此，人格权也可以被分解成各个具体的人格权。在这些人格要素中，某些要素直接涉及民事生活领域（如姓名、生命、健康、名誉等），对由这些要素所生成的具体人格权的侵犯，将直接导致民事后果（损害赔偿）的发生。为此，自《德国民法典》始，各国民法中开始出现有关侵害生命、身体、健康以及自由等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这些直接受到民法救济的具体权利，自然被认为是私法上的权利。

其三，宪法规定的概括性，必然产生民法"创设"某些具体人格权的必要性。作为基本法，宪法只能就自然人的基本人格权（生命、自由、人格尊严等）作出规定，即在确认自然人一般法律地位（人格）的同时，具体赋予其一些概括性的人格权利。伴随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格之构成要素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民事生活中的某些人格利益（如隐私等），必然随经济生活的发展和人权意识的高涨而日显其获得民法保护之必要。为此，各国民法典顺应潮流，不断增加得受民法保护之人格利益的种类，这些"新生"的具体人格权（如肖像权、隐私权）的彰显和确认系由民法完成，民法不予确认，即难以获得保护。既此，人格权之私权化自然得到进一步巩固。

其四，人格的私法化提供了人格权之私权化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德国民法所创设之"权利能力"即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后来被解释为主体在私法上的"人格"，由此，宪法上的人格被置换为一种私法上的人格，人格在观念上遂被私法化。既然"人格"为私法上的概念，则人格权当然亦为私法上的权利。据此，人格权的私权化之理论基础得以奠定，随之照例一拥而上、不断深入和重申的民法学说注释（人格权是支配权、绝对权、专属权等*39），则使人格权的私权化在理论上得以全面完成。

对于人格权私权化的上述成因，尚需深入揭示和检讨。例如，前述狭隘的法律实证主义观念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某些规定的确属"宣示性"规范，如关于公民之财产权及身份权之规定，倘无自然人依民法的具体规定实施一定的行为即参加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有关财产权（物权、债权等）或者身份权（亲属权等）自是无从实际产生，但宪法关于公民的生命、自由、人的尊严等基本权利的规定，却为直接的"赋权性"规范，此等基本权利，自然人依宪法生而有之，无需借助于任何民事活动的参与。为此，人格权非依民法而产生，实难否认。而宪法赋予自然人的人格权整体上为同一性质，虽人格权得被分解（如根据我国宪法第35、36、37、39、40、47条之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得分解为"人身自由权"、"住宅自由权"、"通信自由权"、"文化活动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权"等），其中，有些具体人格权（如人身自由权、住宅及通信自由权等）得为民法所保护救济，有些具体人格权（如宗教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得为其他法律（公法）所保护救济，但救济方式显然不能决定权利性质。此外，即使是由民法直接"创设"的肖像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其究竟是民法根据宪法的原则而"创设"，还是宪法所赋予自然人的自由和人格尊严权利在民法上的一种"延伸"或者"解释"，实在值得斟酌。至于通过对"权利能力"的解释而形成的所谓"私法上的人格"根本不能替代宪法赋予自然人的人格问题，前文已有分析，这些分析表明，人格权私权化的理论基础根本不存在。

但无论如何，人格权的私权化过程在理论上确实已经完成。然而异常重要的是，人格权在理论上的私权化却并没有导致人格权在各国民法典中获得与物权、债权以及亲属权之相同的独立地位（即在民法典分则中独立成编）。对此现象，无论以"立法者不重视对人格的保护"或以"人格权与主体密不可分，故在主体制度中予以规定更为科学"来加以解释都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德国民法典》及受其影响的民法典中，权利的类型划分是法典编撰的技术基础，既然德国民法已创制了"人格权"概念且确认了多种具体人格权，立法者就没有理由不将之抽象归纳为一种与物权、债权等并列的权利类型予以规定，而被认为是"人格保护最完备"并提出"一般人格权"观念的《瑞士民法典》，则更没有理由犯此等逻辑错误。事实上，在奉行权利法定主义的国家，就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安排问题，立法者不得不面临两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个是技术上的障碍，即整体意义的人格权在性质上等同于自然人的法律人格本身，而人格的享有是自然人取得民法上之财产权和身份权的前提，作为前提性的权利与作为结果性的权利显然非属同类，岂可并列？另一个是常识性观念上的障碍，即生命权、自由权等人格权利，涉及自然人全面社会生存之根本，岂可由仅仅规范私人生活关系的民法赋予？归根结底，可以断言，正是人格权固有的宪法性质，阻却了各国民法典编撰者对人格权做出正面的赋权性规定并将之独立成编的任何企图。

而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的人权运动所导致的人格权之民法保护浪潮，不仅没有继续强化人格权的私权性质，反而引发了私权化的人格权从观念上向宪法性权利的回归。这一回归，是由"一般人格权"的创制所引起的。

前已述及，一般人格权是由德国联邦法院为满足人格权保护需要，通过一系列判例而创制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创制过程不是以民法典规范为基础，即不是通过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有关规定的扩张解释而完成，而是通过直接援引宪法规范而完成:在1954年BGHZ13,334,337f案件、1958年"骑士案"以及1961年"人参案"等判决中，*40在无法从民法典寻找相应规范的情况下，德国联邦法院直接引用西德《基本法》第1条（"人类尊严不得侵犯。尊重及保护人类尊严，系所有国家权力（机关）的义务"）及第2条（"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共秩序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之规定，推导出一般人格权，并将之称为"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据此对案件作出损害赔偿之判决。尽管这一做法受到包括拉伦兹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是公法的规定，不具有私法性质，不能直接创设权利义务关系,*41尽管前述判例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宪法控告，但其最终仍得到德国宪法法院的支持。*42

上述资料表明，一般人格权的"创制"（毋宁说是"寻找"），非为对民法典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的抽象归纳而成，甚至根本不是以民法典规范作为基础，而是直接依据宪法之规定，这就使原本被私权化的人格权的本质不得不在人们原有的观念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人格权是一种根据民法规范而产生的权利，那么，在存在生命权等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情况下，作为各种具体人格权上位概念的所谓"一般人格权"，就应当而且能够在其基础上抽象而成，同时，民法的基本原则就应当能够为一般人格权的创制提供全部基础。而当一般人格权竟不得不根据宪法创制因而成为"受宪法保障的权利"时，作为其下位概念的各种具体人格权，还能称之为"民事权利"吗？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人格权向宪法权利的回归，现代法律思想也将因之而引发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德国实务对此做出的精彩解释是，司法虽然应受法律（Gesetz）和权利（Recht）的拘束，但是应排除狭隘的法律实证主义，不能将宪法与具体实体法规范截然分离，法的存在系以宪法秩序为内容，具有补充实体法不备的功能。司法的任务在于从完整的法律体系，而不是只从被称为民法的形式渊源中发现司法规范。"*43而当人格权的民法保护不再囿于民法规范本身之时，当人格权不再被错误地视为一种由民法调整所谓"平等主体之间的人格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之时，*44人权保障将出现何等广阔辉煌之前景！

遗憾的是，我国民法草案逆历史潮流而动，作出了将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予以规定的错误决策。该草案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亲属权加以并列，表面上突出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实质上使人格权降格减等，使其从宪法权利彻底沦落成为由民法创设的民事权利。这种做法，完全截断了在自然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民事司法直接向宪法寻找裁判规范之依据的进路，完全否定了被我国宪法直接赋予自然人的许多被视为"公法权利"的人格权（如宗教信仰自由权、劳动权和劳动者休息权、受教育权等）获得民法保护的可能。此等胆大"创新"，实为历史倒退。

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在民法典自然人一章中专设"自然人人格保护"一节，从"保护"之角度出发而非从"设权"之角度出发，对一般人格权与各具体人格权作出规定。

四、法人有无"人格权"？

依通说，法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团体。法人既有"人格"，当然就有人格权。但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理论。

团体之所谓"法律人格"的赋予，是德国民法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中最富想象力和技术性的创造。但众所周知，团体之"人格"的赋予，完全是经济发展的需求导致法律技术运用的产物，其目的不过在于使具备一定条件的团体成为民事权利义务的承受者亦即交易主体，以便限制投资人风险，鼓励投资积极性。"正是这种通过使财产独立化而产生的限制责任效果，构成了设立法人的本质动机"。*45

为使团体能够"像自然人一样"成为民事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德国人借助了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亦即罗马法上人与人格的分离，为团体人格的塑造提供了逻辑技术支持（既然自然人不一定具有人格，则具有人格的就不限于自然人）。但是，团体并非自然人，团体人格不需要也不可能包含自然人人格所包含的自由、安全、人类尊严等基本价值，团体人格所需要确定的，仅仅是团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地位。为此，在创设团体人格时，德国人必须抛开自然人法律人格的实质，仅攫取其"私法上的主体资格"之部分内涵，以使团体能够像自然人一样成为私法上的"人"，并进而使法人和自然人能够在德国式民法典总则中"权利主体"之框架下并列和并存。于是我们看到德国人创设了"权利能力"即私法上的"主体资格"之概念。

原来，德国民法通过"权利能力"的设计而实现私法上的"人格"从宪法上的人格的逃离，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团体准备一顶"民事主体"的桂冠啊！如此一来，主体化（亦即私法上人格化）的团体与自然人便在"权利能力"即"民事主体资格"的屋檐下找到了共同栖身、和谐相处的家园，德国式民法典总则的主体制度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也因此而得以完满架构。

由此观之，团体人格不过是对自然人人格在私法主体资格意义上的模仿，是一种纯粹法律抽象技术的产物。团体人格与体现人类自由、尊严和社会平等的自然人人格之间，在性质上毫无共通之处！所谓法人，不过是私法上之人格化的资本。法人人格离开民事财产活动领域，即毫无意义。为此，法人根本不可能享有与自然人人格权性质相同的所谓"人格权"。基于法人之主体资格而产生的名称权、名誉权等，本质上只能是财产权：法人的名称权应为无形财产权，此为有关工业产权保护之国际公约所明定；法人的名誉权应为法人的商业信用权，同样应置于无形财产权范围。

而我国民法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必然逻辑结果，便是不得不承认法人享有人格权，不得不完全混淆法人人格权与自然人人格权的本质区别而将两者并列规定。更有甚者，该草案第2条还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地明文规定"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此等规定，虽无历史可以倒退，但其"创新"，却是非理性的。1,下简称"我国民法草案"。

2,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3,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4,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撰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

5,王利明：《中国民法典的体系》，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6,根据法国早期民法理论，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称为"广义财产"）是人格的表现，体现了人格与外部事物的联系，与人格共生共灭。由此，"无财产即无自由"，"无财产即无人格"。参见尹田：《法国物权法》第一章第一节，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7,周楠：《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第97页。

8,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

9,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

10,姚辉：《人格权的研究》，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11,拉丁文"人"(persona)的词源，是来自于personare(声音)。"persona"表示演员演出时为掩饰声音而戴在脸上的面具。对于罗马法来说，面具只能赐予某些人，不赐予奴隶，奴隶被剥夺了人格（参见[葡]CarlosAlerrtodaMotaPinto：《民法总论》，林炳辉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12月出版，第41页）。而据科恩的考察，拉丁语中的personalitas（人格）一词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是"persona"的派生词。参见姚辉：《人格权的研究》。

12,Weill-Teeré,deoitcivil,lespersommes-lafamillelesincapacité,éd,1983,p.4ets.转引自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5页。

13,台湾学者梅仲协认为"权利能力为人格之别称"（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3页）；施启扬认为"权利主体、权利能力或人格三者的含义相同"（施启扬：《民法总则》，台湾大地印刷厂1993年版，第65页）；日本学者四宫和夫也认为"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日]四宫和夫：《日本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8月版，第45页）。

14,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7页。

15,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上册），商务印书馆版，第58页。

16,[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781页。

17,引自[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9页。

18,姚辉：《人格权的研究》

19,夏勇在其《人权与人类和谐》一书（中国政法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中指出："人权强调’人之作为人所应有’，强调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权是一个以人道作为社会进步目标的目的性概念。"（第170页）

20,Savatier,Metamorphoseséconomiqueetsocialsdudroitprivéd’aujourdui,III,n.335,转引自[日]星野英一：《司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21,转引自徐国栋：《"人身关系"流变考》

22,龙卫球：《论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载《清华法学》2002年第2期。

23,罗马法通过诉权制度，确立了身体、生命、名誉、贞操等法定人格权利。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第49页。

24,龙卫球：《论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

25,瑞士民法典旧法例第27条规定："1.任何人不得全部或部分地放弃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2.任何人不得让与其自由，对其自由的限制不得损害法律及善良习俗。"

26,很多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均注重财产保护而轻视对人的保护。

27,美国于沃伦法院时期采纳了"人身权优先地位说"，扩大具体人格权的实体内容，并将人权法案保障的权利约束力扩及至各州。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28,[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第182页。

29,《法国民法典》于1970年修订第9条，增设了"私生活保护"条款，1993年增设第9-1条，规定"任何人均享有对其无罪推定的权利"，于1994年对第1卷第1编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对"尊重人之身体"及"对人之特征的遗传学研究以及通过遗传特征对人进行鉴别"设专章规定（第2章及第3章）。《瑞士民法典》经过修订，在其第28条以后增设了7个条文，极其详尽地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加强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债编在80年代经立法院修正，扩大了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的范围，将"法律特别规定的人格权"之种类由原定的六种再增加信用、隐私、贞操三种（第195条）。

30,参见[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第177页。

31,"人类尊严不得侵犯。尊重并保护人类尊严，系所有国家权力（机关）的义务"，（第1条）"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序良俗规定的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第2条）

32,施启扬：《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4月版，第101页。

33,[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06页。

34,龙卫球：《论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

35,《联邦最高法院民事裁判集》第75卷，第160页；《联邦劳动法院，新法学周报》1990年，第67页。转引自[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第811页。

36,陈民：《论人格权（续）》，台湾《法律评论》第2卷第9期，转引自姚辉：《人格权的研究》

37,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

38,龙卫球：《论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

39,王利明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7-8页；杨立新著：《人格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40,具体案情及判决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第805-806页。

41,Laernz,DasallgemeinePeroenlichkeitsrechtimRechtderunerlaubtenHandlungen,NJW1955,521.转引自王泽鉴：《人格权之保护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42,[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第806页。

43,龙卫球：《论自然人人格权及其当代进路--兼论宪法秩序与民法实证主义》

法律人格范文篇8

主题词：人格公司法人格公司法人格否认公司法人格健全

一、关于公司法人格

（一）什么是人格

人格作为法律概念，来源于西语。在旧式英语中，人格一词用personalite表述，现代汉语则以personality代之，其含义是作为法律上的人的法律资格，即维持和行使法律权利、服从法律义务和责任的能力的集合。在罗马法中，人格是由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组成的，凡具有这三项权利就具有完全的人格，而丧失这三项权利的全部或部分就会导致人格的变更。在现代法中，人格又被称为“民事地位”、“法律地位”、“民事能力”、“地位”等，通常认为，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上的地位，或者指民事主体资格之称谓。

英美法系国家的人格主体范围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尽一致。大陆法系国家将主体人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类，非法人团体被视作一种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其法律地位等同于合伙，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将非法人团体也视为人格主体。中国传统上虽属大陆法系国家，但在人格主体范围上呈现出拓展趋势，将合伙等非法人团体也赋予一定法律人格，其法律地位在《民法通则》及其有关法律中获得承认。无论如何，法人的独立法律人格得到了广泛接受，法人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主体，其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得以确立。

法人制度诞生以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法律价值，在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充分的应用。首先，对于法人企业来说，独立的人格不仅使之能独立地从企业整体效益出发开展经营活动，还使之有了更为清晰的价值评判标准——企业利润最大化，同时也使其经营状况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其次，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方面法人企业的独立性有利于企业资产状况的稳定，使企业经营活动有充分的财产作保障，有利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就意味着投资回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法人企业的独立人格还使得投资者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在企业经营失败时只损失其出资额的部分，而不会有承担无限责任导致倾家荡产的危险。因此，法人制度的技术设计极大地鼓舞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使现代法人企业因获得雄厚的资本支持而迅速发展。

（二）什么是公司法人格

公司法人格是法人人格的典型形式，指公司在法律上的地位或对其主体资格之称谓。考察各国公司法，公司法人格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两点：独立性和平等性。

1、公司法人格的独立性：是公司法人格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法人制度精髓在公司领域的表现。公司法人格的独立性具体体现在公司财产独立、公司责任独立、公司存续独立、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独立、公司业务独立、公司人事独立等多个方面。（1）公司财产独立是指公司拥有与其成员财产清晰可辨的公司财产，公司财产由公司所有或由其支配，它不是其成员的财产，也不属于其成员所有。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它要求公司股东出资要充足，手续要齐全，不得随意撤资，控制股东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公司财产。（2）公司责任独立是指公司以其财产独立地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其股份或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责任独立的结果，是公司和股东责任的有限化，因此公司责任独立也称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是公司吸引投资、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3）公司存续独立是指公司法人格的生命周期不受其成员构成和成员人格期限的影响，可以独立于其成员而存在。而其他组织的存续却与其成员构成及其人格期限密切相关，如合伙组织只在一名合伙人破产或死亡时即行解体。（4）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独立是指公司作为法人，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或者违背法律义务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这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程序保障，也是公司法人格独立在诉讼法上表现出来的法律后果。（5）公司业务独立是指公司的经营业务要同其成员相分离，全部或绝大部分业务客户是其成员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内部关联交易要公开、控制、压缩。（6）公司人事独立是指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上至公司经理下至一般职员，公司（含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均有权任免，不受其成员的干涉和控制，更不必向其成员履行审批手续。

2、公司法人格的平等性：是指公司作为法律主体在其主体资格上与其他主体是平等的，或者说公司法人格与其他法律主体之人格具有共同的性质。公司法人格的平等性是平等观念从自然人拓展至法人的必然结果，其内涵包括公司与公司或其他法人之间人格平等、公司与自然人之间人格平等以及公司与其他具有独立人格的非法人团体之间人格平等。公司法人格平等是公司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据，不论公司的行业、性质、财产多寡，其民事主体资格一律平等，不承认任何特权，不存在任何特殊。为此，必须强调公司的人格独立，反对任何非法的控制关系，在社会交易中更要保障公司的意志自由。

（三）中国公司法人格制度的现状

中国公司法人格制度的正式建立始于1993年12月29日中国《公司法》的首次颁布，至今已近10年时间。而这10年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公司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规范到逐渐规范，其中《公司法》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在具体法律规定上也暴露出一些不很完善或不够妥当的问题，虽经1999年12月25日修改，但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公司法人格制度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司法人格不健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公司财产不独立。由上可知，公司财产独立是公司法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财产不独立就使公司法人格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生命力。在实践中，公司财产不独立主要表现为：（1）公司股东不能足额、按时、按要求出资。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发起人身上，他们的出资方式比较复杂，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都可能有，有的货币不能一次缴足，有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评估失实，过户、转让手续不能及时办理。（2）变相抽回公司资本。这一问题也主要存在于发起人身上，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通过关联交易、借款或借款担保、内幕交易等各种方式变相抽回其出资，将公司变成它的“提款机”。（3）控制股东随意占用公司财产。控制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通过借款、租赁、借款担保等方式随意占用公司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

2、公司人事不独立。公司人事不独立是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结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1）控制股东操纵股东会。控制股东操纵股东会的手法主要有：一是利用其所拥有的股东会议的主持权，二是利用召开股东会议没有设定最低门槛——参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最低限额。（2）董事会行同虚设。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法人控股的公司，由于其股东代表常常为兼职人员，被选为公司董事和董事长后，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致使公司董事会不能形同虚设。（3）独立董事“不独立”。由于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控制股东与独立董事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于是控制股东凭借其优势地位尽一切可能地排斥或拉拢独立董事，使之丧失独立性。（4）监事会“不监事”。其直接结果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缺乏必要的监督，易于产生大股东侵犯中小股东权益、董事经理侵犯公司利益的问题。

3、公司业务不独立。业务独立是现代公司的基本特征，业务不独立的公司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公司，虽然有可能红火一时，但决不可能红火一世。在实践中，公司业务不独立主要表现为：（1）公司主营业务不突出，主营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小于50%，其他业务收入中投资收益、租赁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与控制股东的关联交易较多，成为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降低成本费用的主要因素，而与其成员以外客户的市场交易收入相对较少。纠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控制股东对公司进行恶意控制，将之变成它自己的“摇钱树”；另一方面在于部分公司欠缺完整的业务平台，在一些业务领域或业务环节不得不依附于控制股东。公司业务不独立的直接后果是，公司经营受制于人，丧失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能给股东以持续满意的回报。

4、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这种情况多发于改制而成的公司。改制前公司是控制股东的分支机构或全资子公司，改制后仍然延用原来的管理程序，公司的大事小情都向控制股东请示报告。这里面有控制股东的原因，也有公司本身的原因。部分控制股东以公司的主管部门或主管企业自居，仍把公司作为其分支机构进行管理，对公司人财物产供销直接进行控制，公司没有经营自主权，只是控制股东的附庸或壳资源。部分公司则由于天生欠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又不力图完善，而是贪图控制股东所提供的温床，追求一荣共荣、一损俱损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甘愿沦为控制股东的附庸。由于控制股东追求公司对其贡献的最大化而不是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的结果，势必是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公司法人格否认

（一）什么是公司法人格否认

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建立，使公司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具有独立人格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被各国普遍确认。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该制度的不完善性日益显现出来，实践中出现了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而传统的公司法人格制度对此束手无策。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公司法人格否认又称“刺破公司面纱”、“揭开公司面纱”，指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使股东在某些场合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法律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实际上已经丧失独立人格的公司的一种揭示和确认。公司法人格制度要求公司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存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独立、人事独立、业务独立，但部分股东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却以公司为工具，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一些不正当行为使公司法人格丧失独立性，使公司成为它的附庸，致使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既然公司徒具形式，实际已经丧失人格独立性，法律就应否认它的独立人格，“揭开公司面纱”，使有责任的公司股东承担侵权责任。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有三：1、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特定法律关系中业已取得的法人资格的否认，而不是从根本上全面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2、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而不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否认；3、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直接后果是否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追偿有关股东的责任，而不是撤消公司的商事主体资格。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和适用情形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率先在美国建立以后，德、法、英等国纷纷效法。但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律体系不同，实际情况也不同，因而对公司法人格否认构成要件的理解、解释也就不同。笔者以为，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实质是追究公司股东的侵权责任，应参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来决定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构成要件。1、主观要件。首先，责任主体应具有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能力，具有此行为能力的主体不仅包括公司股东，还包括公司董事、公司职员及其他与公司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其次，责任主体主观上需有过错，是故意或推定故意。2、客观要件。首先，要有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发生；其次，要有对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结果；再次，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与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对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但据其实践表现可概括为以下三类：1、利用公司规避法律义务。为特定法律所规范的当事人，以既存或新设公司为工具，实施法律所禁止的其本身不能实施的行为，致使法律规定的实效性及其公平、正义目的不能得以实现，并给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2、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或其他债务。其中包含两种具体情形：一是将其财产转移给受其控制的公司，致使合同义务或其他债务无法履行；二是为摆脱合同约定的行为限制，成立一个受其控制的公司而为该行为。3、公司形骸化。公司与其成员在财产、业务、组织管理上混同一体，或者公司意志为其成员所左右，实际上已成为公司股东谋取一己之利的傀儡或工具，从而对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

（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现状

中国公司制度虽然才建立短短10年时间，但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却比比皆是，如：假借新设公司逃避债务，虚设股东攫取公司之名，非法人实体挂靠法人名下，投资严重不足，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过度控制等等。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尚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在清理公司债权债务的个别规范性文件中，有针对特定情形的特别规定。

1、1990年12月12日国务院国发（1990）68号《关于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1991]10号《关于在经济审判中适用国务院国发68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确立了党政机关开办的公司，如果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资金的，应当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2、199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4号《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消或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了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若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则当该企业清算时，开办企业应当在其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的差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3、1995年2月28日公布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申请公司登记的人虚报注册资本，公司发起人、股东未按规定出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一定刑事责任。

上述规定类似公司法人格否认，但实际上只是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项的特殊处理措施，与之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二者适用的时间不同。前者只在特定阶段适用，后者则适用于公司存续的全过程。其次，二者适用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不同。前者所适用行为侵害的客体限于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后者所适用行为侵害的客体还包括其他股东利益。再次，二者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同。前者只承担差额范围内的责任，后者无此限制。最后，二者适用的原因不同。前者基于公司的欺骗行为，后者则基于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可见，这些规定只是对公司法人格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属于公司法人格健全的范畴，而不是对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因此不能标示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

三、关于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否认的关系

（一）公司法人格健全的理由和途径

公司法人格健全即建立完善的公司法人格制度，就是实现公司的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存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独立、人事独立、业务独立，使公司与其成员财产分离、经营分离、责任分离，保证公司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平等的法律地位。公司具有独立、健全的人格是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前提，是吸引投资、分散风险、实现利润和股东回报最大化的动力之源。因此，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高度评价公司制度：“如果不具备有限责任和公司形式，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相互竞争的大公司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大量的资本就不会被吸引，从而，就不可能得到大公司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相互补充的成员，不可能有风险的分摊，不可能最好地利用大规模研究机关的经济效果及经营的技术。这就是法所创造的所谓公司得以存在的理由。”

但是，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没有减少或降低其投资风险，只是通过公司法人格制度的技术设计，将股东投资风险的一部分巧妙地转给了公司债权人。公司债权人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些风险，是基于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即具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名称，能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责任。因此，只有当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其成员在财产、业务、人事等方面完全分离时，公司制度才能正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当公司发生经营风险时，那些自愿的公司债权人才能接受自己对公司经营能力判断的结果。相反，如果公司法人格不健全，徒有虚名，与其成员在财产、经营、责任上相混同，则公司债权人不会情愿承担投资风险，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将受到挑战，公司将名存实亡，同时将产生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和社会经济混乱。可见，公司法人格健全是公司制度的基石，必须在法律实践中高度重视，务必做好。

人格制度和公司法人格制度虽然在世界上已历经数年，但公司法人格健全的问题一直存在并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公司制度极度发达的美国，类似安然、世通等公司丑闻事件也层出不穷，公司制度正式建立才近10年的中国出现ST猴王、银广厦、郑百文等恶性事件就不足为奇了。出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分析原因、找出症结、对症下药。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中国公司法人格制度的问题在于公司财产不独立、公司人事不不独立、公司业务不独立和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解决这些问题根本在于公司法人格健全，严格按照公司法人格制度的要求分离财产、分离经营、分离责任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这不仅是中国证监会等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也是公司本身的责任，因为除非公司破产，否则公司法人格不健全的直接结果是损害公司本身的利益，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公司要主动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指导，自觉健全其法律人格，在确保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谋求公司利润和股东回报的最大化和持久化。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理由和途径

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基于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其中大量的是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那么，控制股东为何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可能性呢？首先，控制股东具备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的形式要件。由于控制股东掌握公司多数股权，而“资本多数决”是公司的基本表决制度，因此在选任董事等人、对重大经营事项进行决策时，其多数表决权就神奇般地使其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如果这种个人意志包含滥用公司法人格、以公司为工具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成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是很难被发现的。其次，控制股东具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内在驱动力。由于控制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一样仅在其投资额内承担风险，如果控制股东通过滥用公司法人格而获得的不正当利益扣除其违法代价以后，可能超过或暂时可能超过其投资风险，他就可能置公司独立人格于不顾。

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损害了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目的在于获取不正当利益，可分为规避法律、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等行为。规避法律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造成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对其他股东利益的损害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司利润和股东回报的不当减少。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直接损害的是公司利益，造成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当下降，公司利润减少，股东回报也相应减少。二是公司下市或破产清偿的劣后性。根据公司破产清偿的法定顺序，股东劣后于债权人获得财产清偿，当公司因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而下市或破产时，股东将承担比债权人更大的财产损失。因此，为了保护其他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对公司法人格予以否认是十分必要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法人格否认虽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对之加以限定，不能动辄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否则势必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公司法人格否认所针对的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构成要件，适用情形包括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以及公司形骸化。对构成要件，法律应严格规定；对适用情形，法律应明确列举。只有当某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具备法律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并且完全符合法律列举的某一情形时，才可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款，否则将构成“滥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行为”。不能滥用公司法人格，也不能滥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否则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三）正确处理公司法人的格健全与否认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公司法人格健全所解决的是公司法人格不健全的问题，中国现阶段比较突出的是公司财产不独立、公司人事不独立、公司业务不独立和公司从属于控制股东的问题；公司法人格的否认所解决的是滥用公司法人格的问题，包括利用公司规避法律、利用公司逃避合同义务和其他债务以及公司形骸化。看似属于一个问题，实则不然，二者之间是“立”与“破”的对立统一关系，公司法人格健全是“立”，公司法人格否认是“破”。

1、二者之间是“立”与“破”的对立关系。公司法人格健全的目标是使公司的财产独立、责任独立、存续独立、诉讼主体资格独立、人事独立和业务独立，赋予其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使之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目标则是否认已有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其财产、责任、存续、诉讼主体资格、人事和业务的独立性，使其控制股东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一个“立”，一个“破”，对立关系可见一般。

2、二者之间是“立”与“破”的统一关系。公司法人格健全的目的是通过贯彻实施财产分离、经营分离和责任分离原则，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追究控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侵权责任，补偿公司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遭受的损害。一个正面保护，一个反面补偿，统一关系昭然若揭。另外，“立”与“破”也是相互依存的，无“立”无所谓“破”，无“破”也无所谓“立”。

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否认的对立统一性，说明二者是一对矛盾，凡矛盾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也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中国公司制度建立才近10年时间，同世界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公司法人格健全与否认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司法人格的健全，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则处于次要地位。实践中中国上市公司案发率较高，其中多数案件是人格不健全尤其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的，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将公司法人格的健全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要首先和重点解决好这一方面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要把公司法人格的健全作为完善公司制度的首要工作，法学界要把公司法人格的健全作为公司法律制度研究的重点课题。当然，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忽视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既要讲“重点论”，又要讲“两点论”。公司法人格的否认理论作为世界上先进的公司理论要尽快应用于中国的公司法，公司法人格的否认制度作为世界上先进的公司制度要尽快在中国建立起来。先夯实基础，同时不忘引入先进思想，中国的公司制度将迅速成熟起来，中国的经济表现将更加优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公司法论》，范健、蒋大兴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朱慈蕴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法人格的否认》，（日）森本滋著，李凌燕译，《外国法评译》1994年第3期。

5、《论公司中的严格责任制度》，范健、赵敏著，《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6、《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述评》，陈现杰著，外国法评译》1996年第3期。

7、《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南振兴、郭登科著，《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

法律人格范文篇9

一、关于物质性人格权的立法

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国外立法经历了同态复仇、自由赔偿、强制赔偿和双重赔偿四个时期。

1、同态复仇时期。

在远古社会中，最早由法律保护的人格权是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同样，对于伤害他人身体、侵害他人健康权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种最早的对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法律保护，就是由受害人及其血亲对加害人进行同态复仇。当时的复仇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外的血族复仇。是基于“血族连带责任”观念发生的保护方法。被害人的血族对杀人者的血族，采用集团方式，举行血斗。对于伤害身体，则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伤害加害人或加害人之血亲，但以采用同程度的损害为限。另一种是对内的复仇。一般采用宗教方式，对于被复仇者，宣布剥夺其一切权利，视同禽兽，人人得而诛之。这种野蛮的法律保护方法，与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相适应，按照当时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却是最公平不过的。

2、自由赔偿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人的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方法产生了某些变化，逐渐地产生了一种用金钱赔偿方法替代同态复仇的变通方法。受害人及其血亲有权进行选择，或者放弃复仇的权利而接受赔偿，或者拒绝接受赔偿而坚持实行复仇。最初，赔偿并非由金钱支付，而是支付马匹或者其他牧畜，继而，改由金钱赔偿。至于赔偿的数额，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当事人双方商定。这种人身损害赔偿，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是对加害人及其血亲放弃复仇权利所给予的报偿。这种制度，早在习惯法时期就已经产生，延续很久，直到罗马法早期，仍有这种规定。《十二铜表法》第8表第2条规定：“毁伤他人肢体而不能和解的，他人亦得依同态复仇而毁伤其肢体。”在此之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一方面规定对伤害他人者应予赔偿，另一方面又规定可以同态复仇。就个人利益而言，放弃复仇而接受赔偿，对受害人明显有利；就社会利益而言，选择赔偿而放弃复仇，减少了不必要的的人身损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既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念的变更，为科学的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强制赔偿时期。

自由赔偿时期对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的有益尝试，为后世的强制赔偿时期开启了大门。强制赔偿首先对身体健康权的轻微伤害适用，规定禁止复仇，均强制以赔偿代替；对于杀人、重伤还可以选择赔偿或复仇。至罗马最高裁判官法，最终确立对人身体、健康、生命的侵害一律实行强制性的金钱赔偿。最高裁判官法确认赔偿数额由法官依据被害人的身份、地位、伤害的部位以及侵权行为发生的场所来计算。至查士丁尼《国法大全》，规定对人私犯（即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产生侵权之债。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损害赔偿的法律保护制度。这在人格权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化时代的意义。

4、双重赔偿时期。

这是指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仅要赔偿财产上的损失，而且要赔偿因物质性人格权受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这种制度始于罗马《卡马威刑法典》第20条规定，后被德国法认其为慰抚金请求之诉，法国则自19世纪中叶以判例认之。1883年1月瑞士旧债务法确认此制，到《德国民法典》颁布实施，则将此制最终完善。该法第847条第一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的身体或健康，或剥夺他人自由者，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的金额。”德国法的这一双重赔偿制度，对于物质性人格权的保护，稍有遗憾之处，就是对于侵害生命权的慰抚金赔偿没有规定。《日本民法》完善了这一缺陷，于第709条和第710条规定了与德国法上述内容相同的条文后，专设了第711条对亲属的赔偿条文，规定：“害他人生命者，对于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虽未害及其财产权，亦应赔偿损害。”在双重赔偿时期，《德国民法典》不仅是物质性人格权法律保护现代化的标志，而且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的概念，使物质性人格权制度正式形成了权利体系和保护体系的有机构成。

二、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立法

国外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立法及其发展，远比物质性人格权的发展过程复杂。关于精神性人格权的历史发展，可以大致分成古代习惯法时期、古代成文法时期、近现代法时期。

1、古代习惯法时期。在远古的习惯法中，有关精神性人格权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据仍然存在的一些原始人群的生活中，却发现了一些人格权的习惯法，由此可以反映出远古习惯法的某些侧面。在十八世纪仍保持着原始社会后期形态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有着严格的贞操观念，切依因纳人采取了很多的预防措施，以使妇女恪守贞操，侵害妇女贞操的行为要受到该女子亲属的严厉制裁，甚至可以用石块将其打死。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非洲西部黄金海岸，阿散蒂人仍保持原始社会后期的习惯法。他们很严格地维护个人的尊严和名誉。辱骂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私法上的违法行为，辱骂首领则为犯罪行为，均应受到制裁。从这些习惯法的内容观察，在远古习惯法时期，名誉、贞操等，都是重要的人格权，均受到习惯法的保护。

2、古代成文法时期。这一时期对于精神性人格权的立法规定，仍着眼于保护，但具体人格权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大。在古代成文法早期的规定中，最重要的精神性人格权是名誉权。最值得研究的是《汉穆拉比法典》第2条规定，对无证据控告，当神证明为错告时，除对控告者处死外，被诬告之人取得控告者的房屋。从控告者的房屋这种财产对被诬告之人进行名誉损害的补偿，恐怕是历史上最早的慰抚金制度。古代成文法后期，罗马法关于人格权的立法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发展，是使用了人格的概念。人格的取得，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为人的生存，二为自由的身份，三为市民的身份。人格的内容，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如果其中有一项权利丧失或变化，即为人格减等。在罗马法上出现的最重要的人格权，是自由权。这种权利，成为自然人获得法律人格的最基本的条件。享有自由权，无论是具有完全的法律人格还是有限制的人格，都还被称之为人。丧失自由权，即丧失作人的资格，沦为他人财产之一的部分。罗马法的另一个重要的人格权，是名誉权。在罗马法中，只有名誉健全、享有各种公权和私权的人，才算有名誉。严格地说，罗马法上的名誉主要是讲权利能力。罗马法关于私犯的规定，才是对名誉权的保护。《十二铜表法》第8表“私犯”第1条规定：“以文字诽谤他人，或公然歌唱侮辱他人的歌词的，处死刑。”这种对名誉权的严格保护，不能不令人吃惊。

古代法时期，尤其是罗马法时期的立法，开创了人类史上对精神性人格权成文法保护的先河。在确认了人格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确认了自由权、名誉权、贞操权等具体人格权，并采用债的方式，作为侵害人格权的法律救济手段，改变了以刑罚方法救济为主的野蛮方法，奠定了现代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3、近现代法时期。光辉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启动了人类史上新的一页。罗马法经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同罗马法学一起得以复兴和发展，其原因，主要是罗马法和资产阶级有着不解之缘。资产阶级以罗马法的复兴为前导，继而开展了规模宏大的人权运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1679）和《英国民权法》（1689），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相继问世。这些法律主要规定人权问题，对于自由权等具体人格权，也有明文规定，但并不是主要内容，且自由权亦强调其政治权利的成份为主。

国外近代对于人格权的立法，是由民法这一基本法承担的。随着罗马法的复兴，十六世纪的萨克逊法，认为自由权的受害人除得请求赔偿回复自由的费用和所丧失的利益外，尚可就精神痛苦请求赔偿。关于姓名权，在十七世纪之初，始见于公法的规定，而尚未认其为一种私权。十九世纪初，普鲁士法、奥地利民法、萨克逊民法对姓名权作了一般规定。在这一时期，姓名权的民法保护还未形成完备的制度。关于肖像权，法国判例早已认其存在，学者多从之。至1896年，德国学者克思奈出版《肖像权论》，提出了完整的肖像权保护法。至于隐私权，是这一时期较晚出现的具体人格权概念。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丝和华伦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第一次提到隐私权的概念，开始受到重视，并迅速被各国所采纳。现代法上精神性人格权的完备立法，以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标志。《瑞士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现代人格权立法已经进入了完善的程度。首先，该法典创设“人格的一般规定”和“人格的保护”的专门标题，“不象其他国家，在总则编只对姓名之保护等略予规定，而是规定于‘人格权’一章之内”，“这种革新实为瑞士法律与其他各国法律大不同之点”。其次，创设保护人格的一般条款。该法第28条规定：“任何人在其人格受到不法侵害时，可诉请排除侵害。”“诉请损害赔偿或给付一定数额的抚慰金，只有在本法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始得允许。”这一规定，创设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概括了所有的人格权，但只限于除去侵害，赔偿则须依法律具体规定。最后，《瑞士债务法》（新债法）确定了人格权保护的一般原则，突破了《瑞士民法典》的限制性规定。其第49条规定：“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人格关系受侵害时，以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得请求慰抚金。”由此可见，瑞士民法对人格权保护之完善，堪称典范。

三、关于国外人格权发展历史的总结

纵观数千年国外人格权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人格权的立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人格权的概念是一个逐渐发展、逐步丰满的民法范畴。这样的一个结论，有以下的事实根据。

1、人格权的主体范围由小到大，最后发展到所有的民事主体。最初的人格权只能由奴隶主贵族享有，奴隶不享有人格权，只是奴隶主的财产，连生存的人格权也不能保证。至罗马法，除贵族享有人格权，自由民也享有人格权，但却因法定事由导致人格减等甚至丧失，沦为奴隶者，不享有人格权。至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人人权利平等，均享有人格权。在立法确认法人制度以后，法人也享有人格权。在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的立法制度下，合伙也具有相应的人格权。

2、人格权的内容逐步扩大。在文明社会的初期，人只享有生命、健康权，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才出现名誉权、贞操权的内容。至罗马法，自由权的概念才正式出现。近代立法确立了姓名权、肖像权，直至现代，才出现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信用权、了解权等所有的人格权。这种发展历程，表明了人类对自身价值认识的逐渐发展和完善。

3、人格权的性质从依附性转变为固有性、专属性、绝对性。早期的人格权，具有明显的依附性。由于个人受宗法、家族、身份、地位的种种束缚，人格权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固有的，更不是专属的绝对权，不仅有不享有人格权的人，而且享有人格权也会被部分剥夺。到近现代立法，人格权成为固有的权利，人人生而有之，死而消灭，且其人格利益在公民出生和死亡后，还依法进行适当的保护。在法人，亦依法立即享有人格权。同时，人格权为专属权、绝对权，既不能让与、抛弃，也不得继承。人格权这种性质的变化，表现现代立法确认人既是自己的主宰，也是社会的主宰。

4、人格权的保护方法从野蛮转变为文明、科学。习惯法时期的人格权保护方法，是同态复仇的野蛮方法。而在那种尚未建立人类文明的时代，这种野蛮的方法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在现代人看来，那实在是一种悲哀。当选择赔偿的保护方法出现时，这种状况出现了转机，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发展出现了一丝光明的前途。但是，对于精神性人格权法律保护方法中使用剥夺加害人生命、伤害加害人身体的野蛮作法，仍然给人格权法律保护罩上了残酷的阴影。在近现代立法中，确认侵害人格权产生侵权之债，用损害赔偿、除去侵害等方法进行法律保护，无疑创造了符合现代人类文明的人格权保护方法。继之对物质性人格权的财产损害赔偿、慰抚金赔偿的双重赔偿制的严密立法，最终确立了人类史上最完善、最完美的法律保护方法。公务员之家

5、人格权立法从分散形式逐步达到完整形式。古代的人格权成文立法，分散于法典的各个部分，缺乏系统性，更不具概括性。除在《摩奴法典》中可以见到关于伤害、辱骂的集中在一起的条文外，难见如此系统的规定。就是在这些条文中，也都是就事论事的规定，没有概括性的、可以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性条文。至民法立法法典化以后，保护人格权出现了典型的概括性条文，其中以《瑞士民法典》和《瑞士债务法》的规定为最典范。对于具体人格权，法律亦做出详细、具体、系统的规定。这既标志着人格权立法的最终完备，也标志着人类认识自身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同时，还标志着法律文化、立法技术的发达程度。

参考文献：

（1）b（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法律人格范文篇10

本文首先对罗马法上的“人格”概念进行了解析，重点是以民法的视角分析该概念的先验歧视色彩。随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了“权利能力”一词产生的根源，并得出以下结论：《德国民法典》制定者处于资产阶级兴起的世界中，他们需要继承罗马法，但他们不要其中的公法因素；他们也需要继承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但他们不要那个“排除了部分生物人加入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的“人格”一词。最后，本文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主线，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现代意义上的“人格”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关键词：罗马法人格权利能力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现代意义上的人格

壹

人格与权利能力探源

一、罗马法“人格”的含义

罗马法中，“人”这一语词有三种不同表达，并代表三种不同含义：Ihomo－自然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IIcaput－权利义务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IIIpersona－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具体身份，即，其在各类具体权利义务中的身份。

以上概念中，人II（caput），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主体，需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家族权。在当时，罗马法以人格或人格权（caput）来总称这三权。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市民权在罗马法类似于今日之公民权或者国籍概念，其内容包括公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私权－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

小结论：a罗马法对生物人与法律人有所区分；

b罗马法中“人格”、“人格权”（caput）等同于法律人；

c罗马法中caput一词包含现代意义上的公法因素。

二、权利能力的诞生

（一）背景资料

背景1：生产力与经济环境。

由于交换经济的勃兴和俾斯麦创设的大学制度，传统日耳曼的庄园制在近代德国受到挑战，原先在庄园奴隶主的领属下带有奴隶性质的农奴渐渐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脱离，并成长为德国历史上新兴的市民阶层。而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工场制度的萌芽，许多农民子弟进入城市，一方面受雇于人获取工资，另一方面购入生活资料，从而事实上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小结论：奴隶制的逐渐瓦解使更多的“生物人”成为事实上的法律关系主体。这里暗含的规律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制度变迁，从而导致在历史上仅特定阶级所享有的“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机会在事实上被更普遍地赋予给了“生物人”。

背景2：文化思潮与理论土壤。

1900年属于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继承了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体思想和个人平等原则。

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该理论几个比较核心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人依其本质即为目的本身，而不能仅作为手段使用”（康德）；“做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黑格尔）。

（二）基于背景资料的分析和推理：“权利能力”的诞生

基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客观要求，加上当时的文化思潮及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的深刻影响，德民制定者认为：在法律上，应当赋予每个生物人以原先在罗马法中仅赋予给特定人的那种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中”的机会，（此即人格），也就是说希望基于“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让每个生物人均能成为法律人，均能享受“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这么一种利益；而作为民法典的制定，此种“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利益的普遍赋予就体现在德国人创立的“权利能力”一词中――他们使用了一个新创的“权利能力”，而非使用罗马法中的“人格”一词，避免了将罗马法中“人格”的歧视色彩带入其“自由平等”的民法典之中：

德民制定者选择“权利能力”一词作为宣示自然人／法人均有机会参与民事关系的符号，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

1．他们处于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资产阶级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壮大；而同时，旧的奴隶的、封建的制度仍未完全清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格”作为一个罗马法的概念包含了太多歧视性色彩。（它与伦理人格主义中的“人格”完全不同。）

2．另外，古罗马法人格要素中的市民权含有公法因素（前文已有论述），此为将“人格”直接植入民法典的障碍之二。

德国人需要找到一个概念以构建一个体现“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理性法和罗马学说汇篡法学”精神的主体制度，他们需要创立一个词，这个词必须能够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所有的生物人均“有权”（或者说“有资格”、“有能力”）加入到民法调整的社会秩序之中。至迟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萨维尼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中明确对民事能力提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区分。德民制定者选择采用“权利能力”一词构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民法主体制度时，他们是在宣告：任何人都生而具有“享有权利的能力”，因而也就具有“持有权利的可能性”，再加上一份“行为能力”（一个人能够自由行为的前提，即能够取得权利的可能性），则德民立法者顺利地使用一个新创（在国家实体法中属于新创）的概念代替了原来包含着歧视色彩及公法因素的“人格”，并且起到了以这一新词汇确认民法主体、继而构建民法主体制度的效果。

第一部分的结论：

罗马法中的“人格”一词，一方面是罗马统治者为确认其法律秩序中主体资格的工具，另一方面，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更体现着一种歧视，即对生物人的不平等的区分。在后来的德国（资产阶级德国），其立法者通过新词“权利能力”的置入，既保留了“人格”一词用来描述法律体系中主体资格（在德民，体现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资格）的作用，又排除了其歧视性色彩，并避免了其公法因素被带入私法领域之中。也就是说，“权利能力”一词的使用使德民制定者达到了继承罗马法的目的，同时又符合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即：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导致的非人格人（无人格的生物人）在客观上需要参与到法律秩序之中的现实要求；“人生而平等”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要求；公私法相区分的要求。

贰

人格概念的解读及变迁；现代意义上的人格（以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精神为引子，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追溯到罗马法对“人格”（caput）一词的使用，其无非为区分出一类人（此处的人指生物人，即罗马法中的homo），使他们能在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内享受生活，可以说，在那种划分之下，如果“人”这一概念包含“社会关系”这一本质性的因素（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仅那一类被赋予“人格”（caput）的生物人才是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定义的人），而其他人类均与动植物无异――因为其他人类没有机会加入受法律调整的秩序／社会关系之中。事实上，这种区分远非它看起来那么简单：通过这种区分，那些生活于法律秩序之中的人们，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是同时既为目的又为手段的，他们可以通过“私法自治”去“以其所给，取其所需”；而那些生活于法律秩序之外的人们，在那样一个客观世界中，在那样一种规则之下，他们则从来就只能是手段，只能是客体。从而统治者以这样一种名义上的法，为着他们自己集团的利益，组织了那个疆域中的人类，过着一种“权利远远超过其义务的生活”――这一切只因为，在他们之外，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仅仅是手段，他们永远只有义务，永远是统治集团权利的源泉。

随着社会的发展（参前文PartI的A部分），时势让国家治理者无法再恪守这种歧视区分，而不得不以法律或类似方式赋予所有生物人加入社会秩序之中的权利。从此，“人人享有权利并负担义务”，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将每个生物人都纳入法律调整的秩序之内――对这法律自身规则的合理性我们姑且抛开不谈――从而至少在名义上，统治者及其法律开始把所有的生物人均当作社会人了：把他们纳入法律秩序，并赋予权利、课加义务。说白了，这个时候的法律改变了古代“人格”所造成的歧视局面，它让所有的生物人均得到参与社会关系的机会，那么，直到此时，我们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本质的观点才可以说，人类即社会人，人类即法律人，人类即人。我们在法学领域中的人的概念符合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本质的定义，至此，“人得以成为人”。

第二部分的结论：

结论1：“人格”在人类历史中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古代人格”（罗马法为代表），此人格对一类人的法律地位的承认意味着对另一类人法律地位（社会关系属性）的排除／消灭。那是不合理的，但却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及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另一种是“现代人格”，其产生时间应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前后，由于其将所有生物人均置于法律调整的秩序当中，因而真正认所有生物人为人，从而实现了所有生物人在法律秩序中的平等。我希望能够这样表达：此时的“人格”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死亡――由于所有的生物人均被承认为人（社会人），则它已经丧失了罗马法上“人格”一词用来“划分生物人”这一主要功能――如果我们说它还存在的话，则此时的“人格”是一种与罗马法中的“人格”完全不同的人格了，它存在于法律中的意义体现为：

由于资源稀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导致人与人之间希望将自己仅视为目的／价值，而将他人仅视为手段的想法不可避免，那么，如果一部分人在客观世界中一旦真的成为了绝对的目的／价值，则必有一部分人会再次沦为绝对的手段，那么，人类社会又将回到类似于奴隶制的社会之中。因此，为了防止这种客观上无法消除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潜在危险给我们带来制度倒退和伦理灾难，现代人格找到了它存在的意义：

我们说，现代人格是作为一具古代人格的尸体矗立于民主、宪政的法律制度中，它宣告着古代人格的灭亡，并且告诉人们：你尽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将别人当作手段，但你永远不可能让自己成为绝对的目的而让另一个人成为绝对的手段，因为“人格”已死。

结论2：现代人格是人追求到法律秩序意义上的平等之后的一种状态及其确认：每一生物人都同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人应该被视作为绝对的手段。

结论3：现代人格与“权利能力”。“德国民法典是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理性法和罗马学说汇篡法学的晚熟果实”，在德国民法学理中，首先将所有的人（德文Menschen，也就是前文所言的“生物人”）定义为人格人（Personen），权利能力一词无论其在创设之初抑或被德民选用之时，均是为了避免罗马法“人格”将一部分人规定为绝对手段所带来的歧视与不平等，从而其体现的就是现代意义上人格的精神与理念：“每一生物人都同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人应该被当作绝对的手段”。这样看来，现代人格概念应该是“权利能力”概念的基石，权利能力就是现代人格理念在民法中的体现。

叁

当代：人格在当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宪法和民法为例。

宪法的永恒的目标是防范公权对私权的侵犯，民主、宪政理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将所有的人都纳入法秩序中，让他们能够“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而根据主流宪法理论，宪法与部门法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部门法权利是宪法权利的具化（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部门法上规定的权利并不总能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部门法可以加以规定，但这并不影响我下面结论的得出），而作为民法中的主体制度，我认为它解决的仍然是赋予哪些人以“生活于受法律调整的秩序之中”的利益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这种法律秩序具体化为民法秩序、私法秩序了，所以我的结论是：人格非等同于（民事）权利能力，它首先是一个宪法概念，而我们在组织我们的民法体系的时候，基于宪法与部门法的内在的、客观的联系而不得不运用这个概念，但人格一词始终属于宪法范畴。如果我们说民法中有人格，或者说民法中需要使用一个“人格”概念并将它作为其整序范围的决定因素之一的话，那么在民法中，我们使用的是“（民事）权利能力”一词。这看来是毋庸置疑的。

1.本部分参见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106页以下。

2.李工真著《德国现代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龙卫球著《民法总论》（第二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83－184页。

3.本部分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上），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45页以下。

4.克尼佩尔著《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著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