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策范文10篇
时间：2024-01-22 16: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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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策范文篇1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战略目标。2015年12月，国务院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确定为国家政策。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一类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社有着不同于其他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内生性优势。在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促进其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1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1.1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的基本主体。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导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景与蓝图。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对于解决目前我国社会上存在着的“三农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要想彻底解决，离不开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不断完善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的基本途径，这是由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固有性质所决定。作为一个互助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社通过本集体内农民存款入股为社员，农村资金互助社将农村的资金有效停留在内部而将资金贷给社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社内资金为社员提供可贷款。农村借贷者在参与借贷活动时通常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一方面，作为弱势一方主要根源在于其信息的不对称，难以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参与经济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通常会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使得整个过程的效率下降。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所有社员是该片区域的农村金融参与主体自愿加入，通常借贷双方是非常熟悉彼此。这样就保证了借贷双方的信息对称，降低了整个交易流程的成本，从而达到有效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的目的。1.2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力量。“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活动参与人员基数十分庞大。然而现实生活中，仍有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想要参与农村金融活动却并没有城市地区的居民那么简单。真正提升我国农村金融全面发展，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是首选道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较高。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性全方位发展，应将重心放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同时兼顾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实现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一，存在着许多其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难以比拟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农村资金互助社以社员为中心，所有的金融活动紧密围绕着社员而展开，严格的保障了参与金融活动的社员的金融权益。通过农村资金互助社参与金融活动的流程中，无一不体现出以人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有力地促进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力量，二者相辅相成。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同时也能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1.3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促进农村金融内生发展的主要形式。内生发展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概念由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强调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在2007年就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合作金融不可能在农村信用社框架内再生，建立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要走内生路径。［1］若想推动农村金融内生发展，恰当的金融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无比重要的角色。而在农村地区，有着一套特殊的，以人情、熟人关系为纽带的信用评价体系。这一特殊的信用评价体系恰巧有悖于正规金融所提倡的。而且农业本身承担着较大的风险，有着不可预知性与脆弱性，再加之对于农村地区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交易等成本比之城市地区要高昂许多，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等等。综上原因正规金融纷纷远离了农村市场，使得农村地区居民参与金融生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引发了许多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村资金互助社顺势而生，有着较稳定的内部平衡性以及对风险的自我调整性，既能够满足农村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需要，又规避了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发展可能承担的风险以及造成的不良后果。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真正能促进农村金融内生发展的主要形式。
2普惠金融视角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法律困境
2.1法律地位困境。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其特殊性在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内部资本全部来自于社员，也就是说，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股东也是它的客户。要想明确规制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就必须先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性质分析详尽。然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性质在学界内存在争议，对其性质尚无统一的定论。实践中，仍有大量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尚未取得金融许可证，因此只能将其看作一种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尚未纳入现行监管体制中，处于一个无法管制的尴尬境地，［2］其法律地位面临着困境。2.2融资困境。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目前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政策来规制和扶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截止2013年，全国正规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共有49家，［3］其余的则都是未获取金融许可，由农民自发组织设立，非正规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由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规定，只能吸收社员的内部存款，从而导致了其存款来源不足，因此难以满足社员的贷款需求。［4］取得了金融许可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融资这方面面临着困境，无法满足农民的正常融资需要。因此导致部分非正规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没有严格遵循相关规定，逐渐演变为吸取农民资金，破坏农村金融环境的工具。2.3产权困境。作为社员共同出资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本应由社员实行民主管理。然而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民主管理被削弱的情况。究其原因，在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内部，尚未构建合理而清晰的股权结构，并且产权性质尚未明确。然而作为一个新生的农村金融组织，产权制度的设立尚且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在产权制度尚未明确设立之前，产权不清必然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独立、治理以及担责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也难以对其进行真正的管束。2.4社员权保护困境。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社员将资金投入互助社中，自己丧失了对于资金的支配权，同时也获得了作为互助社员的社员权。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一个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社员在参与互助社金融活动时对社员权的享有与行使关乎互助社存在的根本，其设立初衷便是为社员服务。然而目前并没有一部详尽的法律明文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享有的权利，只能依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农村资金互助社内部章程对社员的权利进行的规定，并对社员权实施保护，这给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权利的保护增加了难度。2.5监管困境当前，农村地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供给能力产生了较大矛盾，在这其中便容易催生不法情形。因此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解决的问题。就最基本的监管标准而言，监管标准过于严格，会造成监管部门的不正当干预，引致互助社脱离合作性质，不利于互助社可持续发展。［5］监管标准过于宽松则无法真正起到对其的监管作用。目前，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3普惠金融视角下的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社持续发展的法律对策
3.1进一步明确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地位。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新尝试，目前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其法人地位虽有形式，但尚缺实质性内容。若想农村资金互助社能够在普惠金融大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首先便应确立互助社的法律地位，这是我们商讨其他问题的前提。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的情况下，想要商讨其他有关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问题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进一步明确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地位，是保障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3.2健全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制度。以江苏省盐城市5家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为研究对象的报告中指出，农村资金互助社独特的内在制度设计限制了其筹资能力，资金已经成为互助社发展生存的瓶颈。［6］资金互助社的融资途径较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比较相对单一，健全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制度有助于为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持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1）参考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融资机制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作金融机构，因此在考虑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时可以参考已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融资制度。合作金融遵循以下基本原则：自愿性原则、互助合作性原则、民主管理原则及非赢利性原则。［7］其中互助合作性原则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设立目的与经营理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参与者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时，社员间的关系要比一般合作金融机构要更加紧密。健全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制度，参考其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融资机制，能够帮助在健全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制度的过程中少走弯路，起到一个参照作用。（2）拓展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渠道众所周知，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由全体社员出资设立的。这个特质导致了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根据《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社员主体只局限于农民和农村小企业，此范围过于狭窄。只依靠《暂行规定》所确定的主体出资，通常难以满足互助社的资金需求。因此农村资金互助社想要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必须拓展其融资渠道。在自愿性原则、民主管理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扩大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营业范围或是鼓励以多种形式出资，皆能吸引到更多农民或是农村小企业加入互助社成为社员。3.3创新农村资金互助社产权制度。作为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没有经过长期实践以及高位阶的法律法规对其加以规范，农村资金互助社产权制度不清晰，在互助社内部管理造成分歧时容易导致难以得出最终定论。当前，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内部管理主要依据《暂行规定》以及《公司法》相关条文，其运营与现代企业管理区别不大，但由于其自身的独特性使得普通企业的管理方法不能完全套用至互助社管理中。譬如说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经营地域局限于一个行政村或是行政乡内，社员都是彼此熟知，可能会有社员运用其他不正当手段企图垄断互助社社内运营的情况出现。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农村资金互助社产权制度尚未完善时显得无比棘手，只有创新农村资金互助社产权制度才能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壮大互助社竞争力，真正做到互助社与社员利益休戚相关，实现双赢。3.4完善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权保护制度。依据《暂行规定》，社员享有参加社员大会，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受互助社提供的服务，享受社内盈余，查阅章程、决议、财务报告，向有关监督机构投诉等权利。然而空有规定及章程书写的权利，没有真正的权利保护制度，社员权在实践中很可能仅仅是一纸空文。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员权保护制度，可参照《公司法》相关规定进行完善。社员在认为自己的社员权受到侵犯时，可以依法行使程序性社员权以保障自己的社员权不受侵害，将问题解决在互助社内部。或是在程序性社员权也遭受侵害时转而向公力救济求助，其中可向监督机构寻求行政救济，在必要时启动司法程序以维护社员自身合法享有的社员权。3.5变革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管制度。农村资金互助社如果得不到妥善的监管，便容易成为滋生非法集资的温床。《暂行规定》第五十三条指出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审慎监管对农村资金互助社进行持续、动态监管，第五十六条列举了互助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几种情形以及违规后果，规定违规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然而银监会采取的监管手段，并不完全对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比如非现场监管方式，主要通过查阅报表、信息数据、财务状态等方式进行监督，并从其中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经营现状。然而目前为止，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融资渠道单一，给社员提供的服务类型也不如其他同类合作金融组织复杂，银监会难以从这些单一的数据中得到互助社真实的经营情况。同时银监会监管对象的复杂性也使得银监会对于互助社的监管不能真正做到合理可行。目前从整体来看，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实行从严监管的理念属于主流观点。［8］构建严格、有效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管制度势在必行。因此，我国应以稳健经营、风险可控为目标，强化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业务、运行等监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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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策范文篇2
(一)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存在分歧。比如被害人达到多少人才能认定为“社会公众”。有人认为，被害人达到3人以上就可以认定为社会公众，理由是，我国刑法中多以“3”这个数字作为认定多次、多人的标准，比如多次盗窃、多次抢劫等等，司法解释均以“3次”作为认定的标准。笔者认为，如果仅以被害人数多少来认定社会公众，未免以偏概全。“这种认定方式忽视了对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考察，没有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是向特定的对象募集资金，还是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往往把对特定的众多人募集当作公开募集，而把具有公开性募集的故意，却因为募集的人数较少而当作是特定对象募集。对社会公众的认定，没有从主观的意图、行为的对象、行为方式上全面去考虑，会导致对问题的定性不准确”。具体办案中，对不特定对象应从两方面理解:
(1)被害者人数必须达到3人以上，这是量方面的要求;且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在吸收资金之前一般是没有联系的，通过他人介绍或媒介才建立起关系，这是质的方面要求。实践中，如果仅向亲朋好友集资的，不成立本罪。但是，在被害人中偶尔包括少数亲朋好友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因为集资诈骗往往是通过熟人口口相传，集资也是先从亲朋好友中开始发展扩散的。
(2)“集资对象是否特定的判断，既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仅向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又要考察其客观上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可控。如果行为人对集资行为的辐射面事先不加以限制，事中不作控制，或者在蔓延至社会后听之任之，不设法加以阻止，应当认定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二)对于主观故意的认定在实践中，对于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存在很大争议。如果仅凭集资款没有及时归还就推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不分析行为人未归还集资款的原因，有客观归罪之嫌;或者在犯罪嫌疑人没有供述情况下，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推定来判断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对推定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这必然导致个案认定的不统一。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1)借助于行为人的供述直接证明。如朱某某集资诈骗案中，朱某某供述自己在被他人欺骗投资失败负债100余万元左右开始，即开始编造种种理由向多人借款，为了支付高额利息就拼命拆东墙补西墙，但利息与本金窟窿还是越来越大，在完全丧失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购买两辆宝马轿车和高档商品房来掩盖空账的事实。
(2)通过推定的方法来证明。所谓推定，指依照法律或某种规定，基于某一确定事实，而推知或确定某一不明事实的存在;已知、确定的事实为基础事实，未知、需予推定的事实为推定事实。我们知道，“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但主观是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是可以通过外化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据此，可以通过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第四条规定了，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几种情形:
二、办理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一直屡禁不绝的集资诈骗事件，实际上暴露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在目前多头监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部门对集资诈骗行为实行最为有效的监管［5］。一旦集资诈骗案件爆发出来，往往都已经给被害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而且极容易影响当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笔者从办案实际出发，提出以下措施，以期有效的防范集资诈骗案件的发生，提升打击犯罪的力度，积极妥善解决被害人的诉求，维护社会稳定。
(一)在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的主导下，对民间融资进行疏导、管理，预防集资诈骗案件出现建议政府部门改进监管方式，实施民间融资的登记制。登记制是解决借款人与融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方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能有效解决集资诈骗问题［6］。试想，如果借款人能有效及时的了解融资人的债务情况，那集资诈骗者的“皇帝的新衣”再华丽也无法蒙蔽借款人的眼睛。政府与金融机构则可以出台一些规定，在保障储户个人隐私的同时，对一些资金交易频繁并且不合常理的账户进行跟踪，发现资金去向明显可疑时应及时介入，对集资诈骗案件应尽量“打早打小”，避免给人民群众造成更大的损失。对典当行、投资公司等，金融监管机构应当规定，只能以公司名义选择开设一个银行开户，不能在多家银行开户，既能有效的监管资金的流向，也能预防案发后行为人提取资金逃跑。
(二)充分履行检察职能，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履行打击犯罪的职责，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进一步加大对集资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一是要加强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尽可能在侦查环节解决好案件的定性、证据的收集和固定等问题，为起诉、审判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二是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升办案的综合社会效果。对于那些主观恶性深、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应当依法从严处理，有效震慑犯罪分子，真正起到处置一个、打击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同时，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要区别对待，当宽则宽，力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要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切实可行建议和对策，帮助和督促相关部门完善管理制度，堵塞漏洞，预防集资诈骗犯罪的发生。
法律对策范文篇3
关键词:校园霸凌;现状;法律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学生时代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发展的关键期。现在的社会，大部分家庭的孩子从小被身边的人宠着、惯着，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根本不会容忍任何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不管对错。就这样导致了近几年的校园霸凌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以及身心健康。目前，我国并没有任何一部专门的法律是规制校园霸凌的，导致我国频频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8条、第39条以及第40条中的规定也无法诠释校园霸凌行为的具体程度及结果的具体归责性。
二、概述
(一)校园霸凌的界定。校园霸凌在我国从初露端倪到愈演愈烈，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律领域的学者也逐渐将其作为讨论研究的对象。校园霸凌现象是指在校园内外发生的，目标直接或间接指向学生，以谩骂、打击、抢夺、侮辱等多种暴力方式攻击，造成学生在身心与财产等方面损失并且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二)校园霸凌的法律特征。1．施暴主体低龄化。根据调查显示，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主体中青少年的概率最大，几乎能占到75%，而且数据一致呈上升趋势，而青少年犯罪很多都是由于校园欺凌得到的快感进而演变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在这些青少年中，12－16周岁年龄段的学生占据多数位置，由此可见欺凌者的年龄呈下降趋势，向低龄化方向发展。2．欺凌者群体性突出。欺凌者大多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单独的欺凌者则具有较低的发生率。每当有矛盾或者冲突发生的时候，经常会引起一方的不满，有的同学会选择在网上或者通过朋友集结一群人，也就是所谓的打手，这些打手中可能有学校内的学生，也可能有社会上的青年。3．行为地比较隐秘。通过一些报告我们可以发现欺凌者在进行欺凌时往往会选择比较隐秘的巷子里或者胡同里，若不是有拍摄视频的流出，其他人是难以发现的。客观上看，一些欺凌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预兆的，也无法察觉到其行为动向，对于预备行为的判断是具有难度的。4．思维简单，手段粗野、恶劣。欺凌者在进行欺凌时，思维方式单一，往往就是冲动导致的报复心理，不考虑后果，而且欺凌的手段粗野、恶劣，具有原始社会的特征。
三、我国校园霸凌的根源
(一)内部原因。内部原因指的是学生自身的心理原因与生理原因等等。由于校园霸凌事件多发生在十到十六岁之间，这个时间段正是青少年的叛逆时期，身体发育快，激素分泌旺盛，但是心理上成熟的较晚，会有逆反、易怒、兴奋激动情绪的影响，进而使得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演化为校园霸凌事件。这个时期的学生普遍存在辨别是非能力差、心理素质偏激、自我约束控制力弱，以及爱冲动、仿力、逆反心理等先天性弱点，同学之间有了矛盾甚至有的时候只是因为看对方不顺眼而引起的冲动心理去霸凌弱者，伤害别人同时也伤害到了自己。(二)外部原因。1．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接触接受了外来文化，并且受其影响，青少年也不例外，但由于青少年的辨别力不强，使得一些不好风气的引入侵害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由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正处于发育阶段，还未发展成熟，很容易就受到这种外界的影响。2．家庭因素。家庭因素可以说是对青少年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往往是父母，家庭环境、父母教育变得极为重要。有些家长只是关注智力发展与学习成绩，往往忽视了学生的人格培养，忽视了教育其如何做人，不去关注学生心理的发展变化。3．学校管理和教育的原因。当前学校最大的弊端是管理制度不完善，教育的功利性使得教师喜欢用成绩和分数来管理评价学生，只追求成绩和升学率，忽视心理健康发展教育，排名制度使得一些学生受刺激，增加挫折感，引起情绪波动，变得更为易怒，引起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4．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向来具有滞后性，虽然我国有关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规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一些新鲜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这些规定的滞后性越来越突出。而法律规制，有着指引、规范、评价、教育、预防、强制的作用，法律规范不完善，校园霸凌的事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遏制。
四、美国关于校园霸凌的法律规制及借鉴
2015年6月，美国通过了世界上的第一部反霸凌法。此后，美国各个州全部有了关于反霸凌的立法。各个州的反霸凌立法中都显示出了学校在其中所承担的责任，并且学校也拥有了惩罚权，以法律来支撑美国学校的“零容忍”政策。学校发现霸凌事件后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比如，对于严重行为，学校自己可以决定开除学生。(一)立法精神。美国的立法精神是，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出于报复或者欺凌的心理犯了成年人所犯的罪，就不要再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不管他有多小，都应该承担成年人的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二)司法制度。美国国会颁布的“1994年暴力犯罪控制和执法法案”中，对青少年的刑事责任年龄及转化为成年人犯罪做了规定，年龄13岁或13岁以上的青年人犯有特别恶劣的罪行或者使用暴力武器实施严重危害别人人身安全的行为，一律应当按成年人规定的罪刑给予处罚。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特殊危险药品犯罪，参加团伙犯罪或者在团伙中处于领导或首要的犯罪分子的地位，影响其他人参加犯罪行动，还涉及使用危险性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武器时，按成年犯起诉。(三)法律实践。在实践中，美国青少年身份犯是两面的。一方面，对于一些非严重性的犯罪和团伙犯罪等等，可以允许不进入未成年人司法系统，从而对其进行了一定力度的保护。另一方面，关于对青少年的行为制定的法律规范中的规定可能会使青少年陷入司法困境。
五、遏制我国校园霸凌的法律对策
(一)提高已有的立法层次。通过以上分析，校园霸凌事件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包含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是学生、学校、家庭、社会、法律问题的综合性反映。努力构建出校园霸凌预防体系，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遏制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明确相关主体的责任，提高已有的立法层次，明确规定每一个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二)解决司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自古以来都是遵从着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理念，认为青少年未成年人是我国未来的桥梁，是祖国的花朵，所以要注重教育方面的培养，从而忽视多方面的培养，更不用说处罚方面，更要遵循“从宽”、“从轻”的处罚体制，导致我国各司法机关面对校园霸凌事件的处理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弊端，所以不管是检察院还是法院都会对未成年人相对放宽惩罚，从而使得我国的校园霸凌事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反而愈发愈烈。因而司法机关应该准确执行刑事政策，该严厉的时候要严厉，该放宽的时候要放宽，严厉和相对保护要做到有机统一，这样才能有效改进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法律缺陷。(三)加强法律教育体制的完善。当地政府应当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为各个校园营造安全的法律环境。与公安机关、检察院、司法部门等有关部门多多联系和沟通，清楚认识校园霸凌事件的性质，了解该类案件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多分析发生校园霸凌的社会现状及原因，多联系高校的老师或学生做有关的调查和了解，然后结合社会环境，找到问题的根源，共同营造和谐安全的法治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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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策范文篇4
关键词:校园欺凌;法制;刑事责任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然而，近年来网络频频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凸显校园欺凌问题的形势严峻性和治理紧迫性，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触目惊心，在最初苗头的时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带来的可能是被欺凌者继续被欺凌，或者以暴制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威胁校园秩序和社会稳定，校园欺凌现象亟待全社会关注，特别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校园欺凌的现状
校园欺凌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国，是全球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不同于青少年之间偶发的打架等冲突，它的社会危害性更强。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校园欺凌作出明确的定义，在2017年12月27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对中小学生欺凌作出以下定义: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1］说明欺凌包含发生的单次或者多次、主观上的故意、表现的多种形式、损害的多个方面等四个要素，学生欺凌与学生之间的打闹嬉戏存在根本区别。(一)校园欺凌的突出特点。1．低龄化趋势明显，据调查研究显示，小学生和初中生比高中生遭遇更高频率的欺凌。［2］在教育部2015至2016年度的统计数字中显示，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约七百多宗。校园欺凌低龄化上升趋势越来越明显。2．欺凌发生相对隐秘性，肢体欺凌多发生在校园的厕所、宿舍、角落及学生回家的偏僻路上，负责校园安全的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发现;被欺凌者受到伤害后，很多选择忍气吞声，或因心有恐惧或因害怕丢脸，而不敢告诉家长或老师，造成很多欺凌事件不被家长和老师知道。3．欺凌双方强弱关系不对等，欺凌现象大部分是由高年级学生欺凌低年级学生，多人欺凌一人，或是一方有一定“权力”的人欺负无权力的人，被欺凌者往往是一些弱势群体，使得他们当时无法反抗。4．施暴者的欺凌行为具有长期性。我们见诸网络报纸的欺凌现象大多不是发生一次两次的，而是长期存在的。据央视新闻报道的案例，一名安徽怀远县的小学副班长，以检查别人作业、学习进度为由，逼迫其他学生吃屎喝尿，收受其他学生“贿赂”几万元，一名女生甚至给的总额达到一万元，被欺凌时间长达五年。施暴者的行为大多具有长期反复性。5．校园欺凌形式多样。据调查，在各种校园欺凌中，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最高:有49．6%的初中生遭受过言语欺凌，37．7%的初中生遭受过社交欺凌，19．1%的初中生遭受过身体上的暴力伤害。14．5%的初中生遭受过网络欺凌。［3］校园欺凌的形式多样，有些施暴手段残忍，已刺痛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二)校园欺凌的危害。1．校园欺凌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校园欺凌发生肢体冲突直接影响被欺凌对象的身体健康，言语欺凌、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的心理影响极大。2017年教育蓝皮书指出被欺凌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不利于其人格的健全发展。部分未成年人因为无法忍受欺凌而自杀自残，青少年时期遭受欺凌的人，将影响其以后的人生态度，会变得更为内向、悲观、无助，成年以后，患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4．8倍。［4］2．校园欺凌扰乱教学秩序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对学习兴趣减低，有些甚至惧怕进入学校，不利于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有些发生在校园的群体性欺凌事件严重干扰教学秩序，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3．校园欺凌危害社会安定和谐有专家指出，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施暴者和被欺凌领者其实都是受害人，施暴者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形成暴力习惯，有盲目的优越感，缺乏理智，很可能成为“问题少年”和“不良少年”，有的会诱发犯罪，影响社会稳定;被欺凌者的身心受到伤害，长期的压抑与焦虑影响其性格形成，严重的会产生自杀和报复社会的倾向。
二、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制归因
校园欺凌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青少年自身心理发育不成熟的内因，也与家庭成长环境、社会不良影响等外因分不开，但法制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法律制度不完善。国际上对校园欺凌方面立法较早，美国1994年通过《学校安全法案》，英国2011年通过《反欺凌行动法案》，日本2013年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关于校园安全和校园暴力犯罪方面的立法，应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条款散见于《侵权责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的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之中，但这些法律规范对校园欺凌的具体界定和处罚没有做明确规定，相关条款之间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不可避免存在漏洞，已经难以适应现实校园欺凌案件的具体量刑，造成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追责偏轻。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目前校园欺凌低龄化趋势明显，大多数施暴者不满十四周岁，相关执法机关只能批评教育，或勒令学生家长赔偿，施暴的学生在根本上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司法机关在处理欺凌案件时，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一般从轻处罚，威慑力度不够。(三)学生守法意识淡薄。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校园法制宣传，很多城市的小学设有法制副校长，由法官或检察官担任，普及法律知识，但在校园欺凌方面的宣传在地域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上还是不够到位，好多同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以为不满十四周岁不用负刑事责任而可以肆意妄为。
三、遏制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律对策
(一)制定针对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制定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是构建应对校园欺凌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同时是治理校园欺凌的基础工程。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11月17日教育部等九部门了《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与暴力的指导意见》，强调了司法机关的介入。最高检察院针对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欺凌和暴力问题，与中央综治办等共同指导意见，推进综合治理、保障校园安全。《通知》与《指导意见》的惩戒手段有限，法律效力不强，校园欺凌并没有得到很好遏制。要加快制定《反校园欺凌法》，法律条文尽量具体、详实，细化校园安全管理的义务责任，加强对施暴方家长监护责任的问责，在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的同时，适当增加惩处措施，让惩治校园欺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二)加强执法和司法的力度。公安机关要强化对校园及其周边环境的治安巡逻，必要时设置警务室，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施暴者进行控制，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以免事态恶化，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加强批评教育，要求学校和家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处罚。［5］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时要严格且毫无偏袒地使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同时，也应该树立“惩罚也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必要的惩罚对教育效果的释放是一种促进。［6］对那些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可追究刑事责任，加大对施暴者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同时积极请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专家、青少年心理专家等广泛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过程，在惩戒未成年人犯罪时恰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三)让守法意识深入人心。2017年11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或有期徒刑11个月。这一司法判决体现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说明未成年人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制裁，具有鲜明的司法示范意义。［7］要加强此类案件的宣传，注重在留守儿童多、欺凌频发的学校进行宣传，对学生真正起到警示教育意义，从思想源头上杜绝暴力行为的发生，让他们做守法的好公民。同时，积极宣传法律理论和知识，让学生用法律知识武装自己，一旦遇到校园欺凌，寻求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党的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大战略定位。治理好校园欺凌，才能算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齐抓共管，强化校园欺凌行为的立法、预防、司法审判、刑罚执行等机制，多管齐下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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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园欺凌调查:46．2%的北京中小学生被故意冲撞［EB/OL］．央视网，2017－4－18．
［3］刘义杰．防治校园欺凌当是系统工程［J］．中国教育报，2018－5－4．
［4］张素华，孙畅．校园欺凌法律规制比较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7，7(4)(总第181期)．
［5］邹开亮，刘佳明．中学生校园暴力现象法制归因与对策［J］．三明学院学报，2017，10，34(5)．
［6］刘寅，姜远亮．校园欺凌的涵义及防治的法治化路径探析［J］．现代教育论丛，2017(5)(总第217期)．
法律对策范文篇5
一、拉萨市精准扶贫现状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关怀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积极推进下，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严重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以下拟从社会效果和法秩序运行两个层面加以阐述。(一)拉萨市精准扶贫社会效果调研。社会学法学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法律为一种社会现象，重视法律运行的社会效果”③。精准扶贫作为近年来我国政策与法律中共同的语词，调研其实施的社会效果亦是契合了作为主流法学流派之社会法学派的社会实证分析之精神。根据本次调研，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的社会效果仅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关怀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积极推进下，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完成了诸如民营企业企帮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退牧退耕还草补贴等一系列扶贫项目;另一方面，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诸如扶贫不够精准、脱贫造血能力欠缺、执法有失水准、救济不够畅通和扶贫相对人利益被垄断化等现象。现针对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调研中出现的典型案例予以探讨。案例一:在拉萨市林周县和墨竹工卡县调研时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部分村两委利用自身在当地的权势，将自己的亲戚朋友全部纳入精准扶贫的相对人，使很多真正的贫困牧户或农户丧失了成为救济对象的机会与通道，我们姑且称这类现象为扶贫相对人利益被垄断化。加之当地贫困相对人知识、能力、人脉等方面欠缺，在遇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剥夺、被侵占之时，无法及时地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手段进行公力救济，何况有些行政与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畅通，最终导致精准扶贫的对象不够精准。案例二: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和曲水县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地居民或村民的自力脱贫愿望不强烈、脱贫造血能力欠缺、等靠要的传统思想作祟。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搞点政府财政大力支持创业项目(诸如蔬菜大棚等)提高收入时，很多被访者的回答惊人的相似———当贫困户国家每年也有补贴，而且不用操心。这样的回答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即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中关于自力脱贫的激励机制并不合理，才会导致大家普遍产生了等、靠、要的落后观念。(二)拉萨市精准扶贫领域法秩序运行之反思。“法律运行是指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生成、实现和督导的全过程，即国家以法律形式确认、实现、保障权利与义务的过程”④。可见法秩序的有序运行就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反思并改进拉萨市精准扶贫领域法秩序的运行效果，就是尽早实现该领域良法之治的先决条件。就精准扶贫立法工作而言，在坚持与恪守我国现行宪法第14条、第21条、第42条、第44条、第45条及第49条(分别规定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发展医疗保障事业、保障退休人员生活、特殊群体社会保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等法律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区与精准扶贫有关的各类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现阶段，我区地方性立法仍然呈现出立法不平衡、碎片化等诸多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性立法不平衡，我区关于精准扶贫的相关地方性立法仍以位阶较低地方政府规章为主，例如《西藏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等，而由我区人大制定的位阶相对较高的地方性法规在精准扶贫领域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性立法的碎片化，虽然我区专门针对精准扶贫的地方性立法较少，但是在涉及到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扶贫项目等方面的规定时，又往往散落于其他一些地方性立法之中，给人以立法碎片化有余而体系化不足的感觉。就精准扶贫执法工作而言，执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行政不作为，就是只根据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的意志去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而非阅读法律法规。如若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的意志与法律文意抑或立法目的相一致，这样的精准扶贫执法还可以勉强算是做到了合法行政与程序正当(不论是否合理与便民)，基本符合当代行政法法治的基本精神;如若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的意志，甚至是执法人员自己揣摩的领导意志与法律文本抑或立法目的不相符合，这样的精准扶贫执法基本等同于有法不依、行政乱作为抑或违法行政。就精准扶贫司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工作而言，问题表现在对与精准扶贫密切相关的行政给付诉讼和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一些基层法院甚至以有损社会稳定为由拒绝立案或故意拖延，导致部分精准扶贫的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另一方面，此两类案件在我区的审判程序和法律监督程序亦不够规范，并没有契合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细节进行审判和抗诉。
二、拉萨市精准扶贫法律对策构想
针对拉萨市精准扶贫参差不齐的社会效果和相关法秩序运行的尴尬现状，拟从立法体系化、执法规范化和救济畅通化三个层面设计拉萨市精准扶贫法律对策。(一)推进法律清理，促进精准扶贫立法之体系化。“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无法律，甚至不在于法律是否得到了实施，而在于它所制定或实施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⑤。良法除了具有尊重人民权利的特征外，还应具备逻辑严谨、规范细致和体系明了的属性。我区精准扶贫地方性立法也应在谨遵宪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力求良法之精神，强调实体的人权保障性与体系的规范逻辑性之结合。针对上文中我区精准扶贫地方性立法配比不平衡和规定碎片化的现状可知，我区此类地方性立法须着重从规范逻辑性入手实现其良法之体系化。而实现我区精准扶贫地方性立法之体系化的最实用之韬略非法律清理莫属。“法律清理是指法定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⑥。我区有地方立法权的各级人大和政府应在精准扶贫领域展开法律清理工作，对于与国家上位法(即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法规、规章及其条款进行废止，对于与地方性法规条款相冲突的同级或下一级地方政府规章条款进行废止，对于同位阶中相冲突的条款制定机关应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删除。通过法律清理，可理顺我区精准扶贫相关立法之间的内在逻辑，清除失效的、部分低位阶的、部分不合理的条款以达致适当消解碎片化与克服凌乱化的目标。除法律清理之外，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还需在精准扶贫领域适当增加地方性法规的比例，以消解配比不平衡的问题。(二)推进精准扶贫领域的依法行政制度进程与理念培育。“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⑦。从洛克的经典论述中可知，法律为行政主体的执法设定了范围与约束。因此，在法律的规定或授权范围内行政或者管理就是当代依法行政理念的基本要求。在我区精准扶贫工作进展中，也应当切实贯彻依法行政的精神，做到“不为官、不为上、只为法”。当然，我区相关执法人员在依法行政理念的培育过程中，也在自觉地将成文的法律规范变为现实的法律制度，这体现着理念对制度塑型的巨大作用。在我区精准扶贫的日常工作中，做到合法行政与程序正当也仅仅算勉强的和低水平的依法行政。若实现高水准的依法行政还要在此基础上做到合理行政与高效便民。不但杜绝违法行政行为，更需减少不当的行政行为，严守程序的同时，不忘提高行政效率，在我区精准扶贫事业中争做党委放心、群众满意的执法精英。(三)保证精准扶贫领域复议与诉讼等救济途径的畅通。我区各级政府及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农牧业部门等涉及到精准扶贫领域的职能部门应严格依法行政，切实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各项政策与法律，将党中央与国务院的温暖公平公正、合法合理地惠及我区贫困群众。对于群众申请的行政复议，做出原行政行为的各上级机关应确保行政复议通道的畅通，及时依法处理我区群众关于精准扶贫的复议申请，维持合法合理的原决定，或撤销违法失信的原决定并由上级机关作出公平公正且有法律依据的新决定。我区各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须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规范与精准扶贫密切相关的行政给付诉讼和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审判程序和法律监督程序，保障精准扶贫行政相对人的司法救济途径的畅通。
作者:徐 恒 周健华 单位: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注释］
①新华社．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EB/OL］．2013－11－14．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htm，2017－5－7．
②新华社．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3－1．www．china．com．cn/lianghui/fangtan/2016－03/01/content_37908757．htm，2017－5－7．
③孙文恺．社会学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
④孙振中．法理与法治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160．
⑤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94．
法律对策范文篇6
摘要:识别预防证券交易中常见的违规违法现象,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因为中小投资者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基石,并期望我国的证券市场得以繁荣、稳定、长久发展。
目前的证券市场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市值10万亿人民币左右,其中证券投资基金有2.5万亿元左右。中小投资者占开户总数的99.7%。然而由于我国投资市场的不成熟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加上投资者投资知识的欠缺,导致中小投资者利益常受到损害,侵害发生后广大投资者又不知道如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证券投资中常见的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1.老鼠仓。在基金行业里,“老鼠仓”说的是基金从业人员在运用基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先用自己或相关利益者的资金在低位买入该股票,等到基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先卖出自己或相关利益者的股票从而获利的行为。而参与基金投资的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的资金则有可能因此被套牢,这显然会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2.上市企业为了自身利润或大股东利益夸大编造虚假盈利。在我国,上市指标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其壳资源价值连城,受利益驱动,便产生了利润操纵现象,其动机有以下几种:第一,为获得股票发行资格;第二,为了提高发行和配股价格;第三,避免股票被摘牌。上市公司为了保住上市资格,在一定程度上会进行利润操纵,从而使投资者判断失误,蒙受损失。
3.内幕交易。又称知情人交易,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进行证券交易或者将该信息泄露给他人,或者根据该信息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内幕交易是利用信息优势侵害投资者平等知情权的证券侵权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证券市场原则及诚实信用的市场精神。
4.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在1998年12月至2001年1月间,中科创业(原名为康达尔,000048)庄主吕梁(吕新建)和朱焕良合谋操纵中科创业股价,在全国20余个省市120余家营业部,先后开设股东账户1500余个,其间最高持有或控制5600余万股,占流通股的55.36%。中科创业的庄家将自己认为是“臭狗屎”的一只股票,从10多元炒到了80多元,其坐庄系列股票的市场值高峰时多达100亿元。此后,中科创业庄家发生内讧,自2000年5月16日起,其股价以49.18元的除权价开盘后一路下跌,至2000年12月22日跌至33.59元,下跌31.70%,以后再连续9个跌停板,引发中科系列股票如中西药业、岁宝热电、莱钢股份等纷纷跳水,差点引发一场股灾。据吕梁的操盘手丁福根交代,在股价拉升和出货的过程中风险基本上都转嫁给了中小散户。
5.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存在问题。第一,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第二,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第三,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他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6.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二、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对策
1.遏制利润操纵行为。第一,加快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完善,不给企业操纵会计利润,粉饰经营业绩创造“契机”。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各种准则和制度,以遏制利润操纵。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加大执法力度。一方面要对会计人员进行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净化会计行业环境。第二,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对于违规造假进行利润粉饰的企业,帮助其进行利润粉饰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相关责任人员,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严厉的处罚,触犯刑律的要严惩不贷,要遏制企业操纵利润,彻底改变目前低廉的违规成本敌不过强大利益诱惑的现象;更要建立企业、注册会计师民事赔偿机制,企业蓄意造假和注册会计师因徇私舞弊或重大过失而不能发现上市公司的重大会计造假,致使投资者和债权人蒙受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2.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规定。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说,“老鼠仓”案件中,当事人从事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相冲突的活动,严重违背了基金从业人员对受托管理的基金财产应负的忠实义务,扰乱了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对这种违法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据介绍,证监会已向立法机关正式建议,在刑法修订中增加针对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上述行为的背信罪,以刑法制裁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另外,证监会还将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建议进一步加强处罚力度。
3.建立严格的法律监管体系和证券市场的信用体系。内幕交易的这种特点说明内幕交易行为危害极大,所以为了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减轻司法负担,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必须建立严格的法律监管体系和证券市场的信用体系,健全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赔偿制度,才能形成最有力的机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基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于该内幕信息有关有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情节严惩的将追究相应刑事责任。
4.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强化上市公司淘汰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中国证券监管,发挥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使资金、人力、物力向优秀的企业倾斜,使其做出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应有的贡献,以实际行动倡导“绩优”的投资理念。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不但要转轨,更要转制。而目前有些股份公司上市后不思进取,“穿新鞋,走老路”,把股市看作“圈钱”场所,效益下降甚至亏损。
5.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动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任务。
6.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法律对策范文篇7
关键词:外资并购;股权;法人地位
自1993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全国各个省市地区都拥有对外开放城市，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机制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活跃的跨国公司也借中国对外开放的东风开始进入我国市场开展并购、投资等经济活动。据统计，1993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中外商投资金额最多，投资范围最广的国家。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使得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大大增多，外商投资速度和广度迅速增加。根据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报告中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实际外资使用量达1363亿美元，与2006年的694亿美元相比翻了近一倍，在发展中国家中占第一位。外资和外商力量在我国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外资并购现象，利用好外资并购带来的积极影响，避免消极作用，还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帮助我国经济正常平稳发展。
一、外资并购介绍
（一）外资并购的含义和基本应用方式。外资并购又名并购投资，指的是外国资本例如外资公司、外国公民个人等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展开的并购活动，是并购行业中的一种，它的种类可大致分为兼并和直接收购两种，兼并和收购的资产形式包括股权等。兼并指的是外资企业出资与我国企业进行合并，我国企业成为外资企业的子公司或与之合并成为一家新企业，企业的法人由外资企业担任；直接收购是指外资企业在证券市场等交易市场上对我国企业的股票股权等资产进行收购从而取得对企业的股份控制权，这种收购模式中我国企业仍然保有法人地位。外资并购的本质为企业实际控制权和资本权的转移，通过外资并购方式进行企业兼并是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快速的方法。（二）外资并购发展原因。外资并购在我国发展迅速，原因既包括经济环境变化的推动，也有着市场内因的影响。1．在经济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推动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外资并购是跨国公司对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的回应方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GDP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未来良好的经济前景也是吸引外资进入、推动外资并购的重要条件之一。除此以外，我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于外资并购限制程度的减弱也有利于外资并购活动的开展。2．内因方面。首先，外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对我国企业进行直接收购是外资企业打开我国市场、建立品牌知名度的最快速方法之一，例如国际化妆品巨头巴黎欧莱雅对于我国品牌小护士和羽西的并购，直接帮助欧莱雅打开了我国大众化妆品和中高端化妆品两个市场，迅速提升了其在我国的品牌知名度，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欧莱雅在我国的工厂资源。其次，外资并购和其它投资方式相比，达到进入市场的目的所花费的成本是较低的，也是占有市场的最直接方法。此外，跨国公司进行外资并购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业经营风险，对全球市场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挖掘和利用。（三）我国外资并购特点。我国外资并购的分布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大致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资投资量最多，中西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外资并购量少。据统计，中西部地区的外资并购量仅为20%左右，而东部地区超过70%。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外资并购自从在我国出现以来就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下面进行具体分析。（一）积极影响。1．产业结构方面：对于我国市场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重组而言，外资并购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也对我国经济调整起到了引导作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许多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冗杂和资本重叠问题，例如汽车行业等，参与企业过多，市场发展和竞争的压力过大，企业长期处于不健康状态却不能及时退出，而通过外资并购，外国企业将多个中小企业进行收购整合，将冗杂的资本进行了删减简化，从而大大优化了行业结构和行业健康程度。其次，进行产业重组和经济战略调整是现今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之一，而许多中小企业持有的资本量是不足以应对这一浪潮的，因此许多县市级企业甚至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战略调整的浪潮中受到了打击，而外国资本的注入是对这部分企业较有力的援助，外资对这些企业进行并购整合，提供资本和技术，能够使其安全渡过经济改革，保持生命力。2．管理经营经验方面：与外国企业相比，我国许多行业的企业管理经验较为缺乏，生产经营科技水平存在不足，而体量庞大的跨国公司拥有充足的经济资本和相当高的科技水平，同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风险解决方法。在跨国公司对我国公司实行并购之后，我国企业可以通过人才引进或者外派学习的方式进行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的学习，会获得一定的科技援助，对于我国产业水平的提升和技术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除此之外，我国企业也可以借助外资企业的知名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从而积累跨国经营和国际竞争的经验。3．市场活力方面：外国资本进入我国市场，会促进我国市场活力，世界其它品牌参与到我国市场不仅能促进并购后企业的综合实力的提高，也可以增进其它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经验，使得我国企业在良性竞争中做到持续发展。同时我国企业可以借助并购之后的企业来对外国资本和外国市场情况进行直接观察，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直接平台和经验。（二）消极影响。1．民族品牌方面：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大量并购对于我国传统品牌和民族品牌的生存情况有着很大的威胁。首先，外资在对我国品牌实行并购后经常只是利用国有品牌的市场和工厂硬件进行外资品牌的销售和生产，将我国品牌弃之不顾或者大大减少市场份额，从而导致国有品牌的市场萎缩甚至品牌消失，大连电机厂等并购案便是典型的案例。其次，外资企业利用对我国企业的收购迅速进入我国市场后，跨国公司庞大的体量和巨额的资本对我国其它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产生了挤压，从而影响到国有品牌的生存。某些地区的政府为了吸引国外资本的进入，对外资企业采取过度的优惠政策，实行丰厚的利润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资本的流失，也严重影响到了当地国家品牌的正常发展。2．创新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国有企业进行外资并购之后，跨国公司所拥有的高科技生产水平会促进我国企业的科技发展，但是往往外资进行收购之后会将生产过程中的科技含量最高的内容和附加值最高的生产部分进行严格的保密和限制，对于其特有的核心技术也会采取严密保护，不允许我国人员接触，因此我国企业可能只负责提供生产人员、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很难获取到真正具有启发和帮助的技术，因此外资并购对我国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的促进能力其实非常局限。另外，跨国公司进行收购之后也会对我国企业采取技术限制等方式阻止我国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使得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经常出现不升反降的情况。3．垄断方面：与我国绝大多数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的经济力量和资本拥有量是相当庞大的，在其对我国企业进行并购之后，往往会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抢占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甚至会对某些行业进行垄断。例如，根据我国近年来的市场份额统计显示，进行外资并购后，几个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或并购后的下属公司在医药、电子等许多行业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三成甚至过半，其它所有国有公司只能共有余下的市场，并且这种态势正逐年扩大。跨国公司直接通过收购的方式兼并我国公司，也避免了市场竞争，在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利用先进的产品生产水平可以直接垄断或者主导市场，从而威胁了我国的市场秩序，也严重损害了国企利益。
三、应对外资并购的策略
（一）扭转选择权。在进行外资并购时，往往是外国企业对我国企业进行考察，从多个相同行业的企业中进行调研，最终选择在我国市场中占比最佳的企业进行并购，从而直接占据相应的中国市场。而在之后的谈判中我国企业可以主动占据优势方地位，将选择权扭转到自己手中，可以选择多个外资企业进行接触，让这些企业进行角逐，最终既能维护我方的利益，也能提高并购之后我国企业的地位。例如在我国标致汽车进行外资并购时便同时与多家外国汽车公司如韩国现代公司、日本本田公司等进行接触，对收购方进行选择，使这些公司展开竞争，最终选择日本本田公司建立最终的合作关系，为之后的合作和并购工作争取到了主动权，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二）完善相应法律体系。外资并购的速度和广度越来越高，在政府层面上要及时作出反应，为了及时维护我国市场稳定和我国企业利益应当及时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针对外资企业可能产生的垄断现象，政府可以制定反垄断方面的法律或者在之前的经济法律法规中增加反垄断条文，从而阻止这种不良情况的发生。对于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发行了多个规定来规范外资并购的秩序。目前引导外资并购秩序的规定为经2006年商务部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后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在反外资企业垄断和市场规范方面我国政府也制定和增添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目前的法律制定仍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专门的《反垄断法》并未正式出台，因此政府必须尽快展开相应工作。（三）对外资并购行业进行明确规定。为了保证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必须对可进行外资并购的行业做出明文规定，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例如国防航天等行业必须严格禁止外资进入，对于合作企业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对某些新兴的实力比较弱小的尚且处于成长期的国家民族企业要进行保护和支持，一方面限制外资并购，防止外资并购后导致这部分企业消亡，另一方面进行政府支持，将用于鼓励外资的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上来。同时，对于需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和利用外资资本的行业要适当的鼓励外资并购，例如环境保护行业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对于现行的外资投资引导材料要进行相应的完善，使得我国外资并购更加规范化秩序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外资并购现象在我国必将越来越常见，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而言是一把双刃剑，益处和弊处同时存在。外资并购既能促进我国市场活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市场经验，同时也可能会损害民族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利益，产生的垄断现象也会干扰市场秩序，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因此，政府要重视外资并购现象，在进行扶持促进的同时针对其弊处要做出相应的完善策略，要注意在法律方面做出干预，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使得外资并购能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最少的负面影响，实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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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新健．外资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现状，特征及成因．国际经济合作．2006(2)．
法律对策范文篇8
关键词:航空运输;违法干扰;法律对策
为遏制航空违法干扰行为,首先就需要明确航空器登记国的具体优先管辖权,加强行政法律制裁机制的建设,进一步协调统一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责任,以此减少航空违法干扰行为的发生。
一、我国航空运输违法干扰的基本定义和类型
(一)基本定义。航空运输违法干扰指的是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在航空器内、民用航空机场内以及正在使用的航线上、航行设备上的,因为人为因素造成的威胁航空运输安全的一种行为。
(二)类型。现阶段,将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分成以下三种。其一,违反国际航空运输刑事公约以及中国刑法的干扰行为。例如:爆炸航空器,实施抢劫,袭击或爆炸机场等。其二,对飞行安全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于飞行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电话威胁或当面威胁爆炸机场,未经许可随意进入到驾驶舱,不听机组人员的劝阻,企图打开驾驶舱门,在洗手间内吸烟,在机舱内打架,谎报险情,未经许可使用电子设备,故意损坏救生设备等行为。其三,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扰乱公共秩序,性骚扰,在禁烟区喝酒,偷盗机舱上的设备及物品,强行登占航空器等行为。
二、限制航空运输违法干扰的法律对策
国际航空组织以及各个国家的政府,对于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曾多次举行过会议,并针对限制违法干扰问题进行了讨论,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措施。为此,笔者结合已有文献资料,针对限制航空运输违法干扰的法律对策,提出相应的观点。
(一)优先管辖权
1、国际管辖权模式
其一,行为地国。结合国际犯罪刑事管辖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主权原则,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一旦在某国领土上产生了后果,将结果发生地国作为行为地国。即违法干扰行为发生在该国领土上,该国就具有管辖权。这是国际犯罪刑事管辖的最基本原则。其二,航空器登记国。按照《东京公约》以及《海牙公约》等相关规定,假设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是在该登记国的航空器中发生的,登记国将具有管辖权。其三,航空器降落国。按照《蒙特利尔公约》的有关规定,一旦发生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航空器在降落到该国后,行为人仍然在航空器中,降落地国将对行为人具有管辖权。其四,承租人永久居所在地国及主要营业地国。按照《海牙公约》等有关法律规定,假设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是在租来过程中并未带机组的航空器中发生的,承租人的永久居所在地国及主要营业地国,将有权对该违法行为进行管辖。其五,普遍管辖权。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行有效保护,《海牙公约》等相关法律条文,已经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所有在本国境内发生危机航空安全疑犯的公约缔约国,一旦没有按照公约规定对疑犯进行处置,就需要将疑犯引渡至相关国家,对疑犯行驶管辖权。
2、航空器登记国应赋予优先管辖权
因为公约中规定的五种管辖权同时存在,并没有先后之分,在国际上实施管辖权的过程中会存在冲突。在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如何优先行驶管辖权,成为了现阶段法律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而笔者认为在区分上述五种管辖权的先后顺序的过程中,首先应结合航空运输的安全及便捷这两个价值目标。所以笔者认为航空器登记国营具备优先管辖权。其一,在发生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时,行为地国行驶管辖权并不明确。所以,当违法行为经过地与结果发生地并不是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下,将会存在管辖权行使冲突,无法明确优先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而航空器降落国行使管辖权并不利于惩治以及预防各种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此外,如果承租人的永久居所在国或主要营业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将会加大抓捕疑犯的难度。而普遍管辖权是在世界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不适用所有的航空运输违法行为。如果行使普遍管辖权的管家和危害航空违法行为的国家并没有存在直接的联系时,将会引发各种纠纷,也将难以和平解决违法事件。其二,为保护乘客的信赖利益提供了方便。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航空竞争中,选择选择乘坐登记国的航空器,充分体现了乘客对于该国航空安全以及法律保障的完全信赖,如果出现危机航空安全运输的违法行为,乘客将有权要求航空器的登记国履行相应的保护责任,对疑犯及时进行惩治。其三,航空器登记国优先行使管辖权更容易被认可。按照国际有关公约规定,所有民用航空器必须要在一个主权国登记,切不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登记,只有唯一一个航空器登记国。因此,当发生航空运输违法犯罪行为的过程中,航空器登记国应优先行驶管辖权,从而避免各种纠纷及争议问题的发生。
(二)协调统一民事制裁、刑事制裁及行政制裁措施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对于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这对于保护我国航空运输安全,推动国际航空运输稳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加入到《东京公约》、《海牙公约》等有关航空违法的国际民航刑事公约中,作为航空大国,承担了相应的国际责任,并履行维护航空安全的有关义务。在此基础上,国内对于国际公约的各种航空运输违法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立法规定,在中国刑法以及民航法中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二,已制定了反航空运输违法的行政处罚机制,对各种航空违法行为作出了规定,并制定了相应的惩治措施。其三,在民事制裁措施中,对航空违法行为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对违法行为给予相应处罚的同时,还要求对个人、单位所造成的财产损失等,依法承担责任。
(三)完善有关法律措施
中国航空运输行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也频繁出现各种航空运输违法行为。这使得中国的反违法干扰的相关法律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在刑法原则上,《刑法》与《民航法》相互矛盾;虽然我国部分法律对航空运输违法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然而每部法律对于违法干扰的规定并不够完善、系统。其中《刑法》针对限制航空运输违法干扰方面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框架,也无法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使得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时有发生。此外,我国《民航法》是将1979年出台的《刑法》作为蓝本,但是并没有对航空违法犯罪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为此,笔者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刑事法律的作用及效能。其二,难以对潜在的、危害性极大的航空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惩治。对于危害极大的航空违法行为,在我国只能利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例如:对于在航空器中打架、蓄意闹事、盗窃、故意损坏救生物品及设备、吸烟等行为,对航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在处理过程中,只是有民航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在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的过程中,明确惩治措施,还应明确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类型,避免发生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等现象的出现。
三、结语
我国在遏制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的过程中,首先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然后结合法律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加强教育,让行为人能够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承当相应的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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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策范文篇9
【关键词】算法型信息分发；隐私；法律对策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分发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给新闻生产带来深刻变革和广泛影响。算法型信息分发的发展与变化是一种重塑传播规则、改变人们认知的全新制度设计，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上：逻辑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功能维度。①算法在新闻生产中产生算法风险，其中以数据的收集、处理为基础的算法造成用户隐私风险的显著提升。提高法律的适应性，应尽快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进行回应，明晰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实现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一、算法型信息分发带来的隐私风险
第一，在逻辑维度上，算法智能化效果的提升实现深层监控，披露整合型隐私。算法分发以建立在个人数据收集基础之上的算法生产为前提。当前，伴随万物皆媒时代的到来，信息将被从更多空间、时间维度上获取，不仅数据收集的体量显著增加，而且深层监控得以实现，很多全新领域的数据包括一些极为隐秘的个人数据也将被收集。例如，基于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能够监测用户生理层面的信息。一方面，信息的全面收集并不区分个人敏感信息，许多敏感信息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的，收集的范围用户不得而知。用户也不知道被收集的信息是否再次流转，如果被流转的信息缺乏有效保护，将进一步增加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伴随算法模型的智能化升级，对个人数据的全面收集将产生整合型隐私。伴随算法系统运行效果的精确化，算力在广度、深度和准确度方面都在不断提升，单一信息的采集也许并不泄露隐私，但是从海量信息中进行深度挖掘的个人数据，在结构再结构化之后就能够产生整合型隐私，个人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危险。第二，在主体维度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算法模糊公私领域界限，增强隐私风险。智能环境下，无论OGC、PGC，还是UGC、MGC，“它们都将成为网络传播节点，彼此互联互通，构建出分布广泛的网络界面”，②算法技术独立或以人机协作方式侵入私人空间。一是网民以让渡空间隐私权的方式，助力网络企业进入私人空间。空间隐私权是隐私保护的重要内容。而算法以在私密性场景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式满足用户需求，但用户必须同意企业收集社交空间的个人信息才能获取服务。例如，以关联用户微博的连接方式推送个性化新闻，这就给网络服务商进入私人领域提供了机会，造成私人空间隐秘性受到破坏的风险系数上升。二是用户需求的扩容增强隐私信息披露的风险。用户为获取信息服务，愿意主动上传、个人信息，甚至一些用户出于博取眼球、换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出让隐私权。而网络企业对社交平台的个人碎片化信息的分析，能够轻易获知信息主体的价值观、政治倾向、兴趣爱好、家庭工作情况、亲友信息等私密信息，造成个人隐私的泄露。部分企业的算法推荐系统为了更深层地洞察用户需求，会提取个人通讯录、手机图片、视频等信息。这部分敏感信息一旦因网民进入公共空间将转化为公共信息，而由于信息主体对其微弱的控制能力，极易导致用户的隐私权益受损。第三，在内容维度上，算法加剧舆论危机产生的风险并诱发舆论暴力。在时空社会学学者看来，一段时间内被嵌入的与网络热点事件相关的信息与事件数量越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则随之增加，事件同步的必要程度也会越大。③由此，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情感因素的数据，用户基于某一网络事件的情感共鸣极易致使涉事主体受到高关注度，产生舆论危机。同时，个体面对海量的信息，很难具备有效处理和筛选的能力，因而会自发地将自己关注的主题与内容向一部分具有专业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人或组织靠近。④这就给媒体公司利用话语权的优势通过算法设置议程，推送偏向性信息，影响甚至操纵舆论提供了机会。媒体公司基于追逐商业利益目的，直接推送包含涉事主体隐私的信息，或是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推送低俗甚至虚假信息，致使标题党现象泛滥。这都促进了信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对涉事主体的隐私构成二次伤害。伴随舆论危机的爆发，涉事主体的隐私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网民对隐私信息的大量补充性供给甚至可能演化为舆论暴力。更为严重的是，伴随用户的参与能力以及体验感的增强，网络暴力的危害性也会进一步增强。一方面智能化加工技术使网民能够以修改个人隐私的方式对信息主体进行丑化，尤其是深度伪造技术，这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用于报复，将对信息主体产生严重侵害。另一方面虚拟的网络平台成为对网民产生切实影响的环境，大量适配多样化的场景、沉浸式体验等情感带入强的信息传播增强了用户体验，模糊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通过这个自由创作与互动反思的过程，受众建构起由符号表征所延伸的自我，沉浸在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之间不断转换。真实的传统疆界逐渐坍塌，虚拟也不断内爆成为生命体验的现实部分。⑤智能化驱动下的内容生产将刺激网民的情绪化表达，加剧网民对涉事主体的娱乐化、戏谑化等非常态化表达，对信息主体构成反复、严重的隐私侵害，对信息主体隐私造成的侵害威力亦显著提升。第四，在功能维度上，算法的预测功能极易侵犯用户隐私权益，损害自主性，甚至产生带有偏见的预测结果，造成隐私侵害后果的不确定性。伴随算法预测成本的降低以及预测能力的增强，个人数据被使用的情况和场合不断增多，企业可以通过多种设备同时采集用户个人数据，预测用户的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但这些个性化推送有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权益。不仅如此，作为建构人们认识世界的全新系统，虽然算法声称以追求客观描述为目标，但是对于数据的预测和披露受到干预力量的影响，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损害了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数据的选取夹杂着主观判断，算法黑箱中人为程序的植入，导致预测结果并非建立在纯粹客观、中立的基础之上。即使数据的结果是客观真实的，也可能因为观测主体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认知。人们更愿意用主观立场，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一个数据预测的真实性，在主观价值介入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信某些数据，而不相信另外一些数据。⑥不论是带有偏见的预测结果还是带有主观立场的预测结果，都压制了我们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用户能否察觉，实质上其个人选择都很明显地受到数据预测结果的影响，个人自由意志实际上已经被数据共享的成果所绑架。⑦一旦带有偏见甚至失实的隐私信息被揭露，可能引发歧视，损害个人人格尊严。如果带有偏见的算法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将可能导致个人身份的污名化，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另外，算法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用户隐私披露的风险。从用户单个信息、行为与隐私风险的相关性角度来看，用户难以预料自身的行为或者单个信息将来所产生的隐私侵害后果。例如，一个在脸书上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扭扭薯条”的人可能不会料到，这一点竟然会成为对于其智力的预测。⑧智能传播时代，隐私损害后果的滞后性，致使用户对自己创造的数据或是数据使用是否造成隐私泄露风险的预判难以实现，从而削弱了人们的信息自决能力。更何况，由于算法的预测能力基于技术黑箱，预测的结果甚至连企业自身都难以预料，隐私风险也由此进一步加剧。
二、技术霸权与法律规制的缺陷
算法基于用户兴趣对信息进行分发的技术逻辑，被人们称为实现了用户赋权。如果说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建在人类思想中的，并且人类思维中的意义建构主要取决于传播网络中信息的处理和图像的流动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权力属于传播网络及其企业主们。⑨也就是说，所谓的用户赋权并没有实现，而是由企业主们掌控传播力，并越来越借助算法扩张这一权力。他们借助算法以掌握信息传播渠道并对数据收集、处理传达信息的方式，影响思维方式，并对用户产生行为导向与价值影响。技术背后是网络巨头的扩张和垄断所产生的算法黑箱，彰显的是传播组织的控制以及日益增强的政治和资本力量的操控能力，传播组织以算法的方式扩张传播权力，影响社会权力结构，侵蚀用户隐私权。媒体公司以追逐商业价值为出发点，“目前平台公司的顶层设计与传统媒体有着悬殊的价值排序，以往的新闻编辑室以客观性等专业主义为主要价值导向，但在算法分发平台设计中，专业价值被置于商业利益之后”。⑩商业利益导向引发实践中媒体公司市场理性与法治理性的矛盾。“法治理性，就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法治原则，用以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去更好地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市场理性，就是市场在运行实践中所遵循的规律，政府和经营者必须遵守这一规律，否则企业或产业难以生存与发展。”⑪智能技术环境下，二者冲突加剧。媒体公司为追逐商业利益，借助自身优势地位，规避原本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限制用户隐私权。例如，在知情同意原则上，该原则在实际的法律运用过程中屡屡成为企业隐私侵权的挡箭牌，部分企业甚至将其作为违法收集、处理用户信息的法律依据。一方面，企业为扩张传播力，实现传媒利益最大化，滥用现有法律的规定。另一方面，法律总是滞后于技术发展，企业能够迅速对技术寻求突破，而作为保护用户权利重要手段的法律制度则显得迟滞。当前，我国对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的速度不匹配，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致使企业趁机规避法律责任。第一，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既有法律对敏感信息采取单一化界定方式，缺乏结合情境的多维度认定，媒体公司处理用户信息的行为主要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然而在实践中知情同意原则流于形式，缺乏多元化的知情同意法律责任认定框架。第二，对信息内容服务的责任。由于媒体算法新闻标题党现象严重，存在传播低俗内容、负面情绪以及虚假信息的情形，网络平台缺乏完善的人工干预机制，对平台在重点环节呈现正面信息的执法标准并不明确。第三，算法治理的责任。警惕当前新闻算法分发蕴藏着流量偏向、信息操控、平台利益优先等价值倾向，缺乏达成共识的网络平台算法方面的行业自律规定，进而限制了将成熟的技术性法律规范转化为合理的法律处罚。第四，网络空间用户权利的赋予和限制方面。我国既有法律对删除权的规定主要限制在特殊主体以及特定领域的信息如违法收集的信息上，删除权对象以及义务主体的法律规定存在局限性，删除权具体适用的规则不明确。智能传播环境下对人格权应当给予更加严格的保护，目前“通知+取下”法律规则在人格权领域的适用规则、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的认定无法满足智能传播时代人格权保护的需求，对网络表达新技术的立法缺乏前瞻性。
三、隐私风险防范的法律对策
法律对策范文篇10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原因对策
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含义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承办业务的过程中，未能履行合同条款，或者未能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或出于故意未按专业标准出具合格报告，致使审计报告使用者遭受损失，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注册会计师或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按照应该承担责任的内容不同，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种，三种责任可以同时追究，也可以单独追究。
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因
(一)社会因素
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高度信任和高度期望值是导致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产生的社会因素，近几年来，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越来越关注，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信任度和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但同时由于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导致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提出了许多不合理要求，各方报表使用者和利益集团希望注册会计师能查m被审单位报表中存在的所有错误，舞弊和违法行为，事实上这是混淆了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的区别，一旦审计报告结论与被审单位实际情况不符．投资者或债权人遭受了损失，他们总是希望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而不管是谁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受审计时间，审计方法及成本的制约，注册会计师发现被审计单位所有的错误．舞弊及违法行为是不可能的。
(二)经济因素
近年来，随着注册会计师行业竞争的加剧．一些事务所为了提高业务量、争夺客户、追求经济效益，在选择被审计单位时丧失了应有的慎重，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被审计单位的历史情况进行必要的了解，评价它的品格，弄清委托的真正目的。少数注册会计师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不顾职业道德，迎合委托方的无理要求，对被审计单位报表中的虚假错弊听之任之，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与被审计单位串通造假。同时由于我国的审计费用比国际同行低，一些政府部门都为会计师事务所制定了最低收费标准，为了生存和发展注册会计师不得不降低审计成本．也就不可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审计某一个项目，审计质量可想而知。
(三)环境因素
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运行的不规范性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环境因素。从公司内部环境来看，目前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国有法人股缺位，股权过度集中，董事会、监事会由大股东操纵，或由内部人控制的情况十分严重，从而给公司管理当作盈利管理，粉饰报表、操纵利润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司内部控制的缺失造成公司内部控制的松散和低效，高级管理层对财务报告，特别是对会计政策随意选择和变更，公司由一人或少数几人把持或垄断财务决策，内部审计人员缺少独立性和号业训练，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只具象征意义。经营者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注册会计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迁就上市公司，默许上市公司造假，几乎成了一种“理性选择”注册会计师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行为必然受到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影响，没有好的执业环境，注册会计师很难独善其身。
(四)法律因素
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是造成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法律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环境的不断改变，在对会计信息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法律冲突中，有关民事纠纷的问题最多。可是，这方面的规定恰恰是最不完善、也是最为缺乏的。
三、避免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对策
(一)补充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中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规定
注册会计师行业出于行业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需要．不应坐等立法及司法机构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而应积极主动地设法解决不同法律之间的矛盾问题。财政部也应当就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积极与有关司法部门进行协调，以保护注册会计行业的合法权益。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最为密切相关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由于该法颁布时间较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民事责任的规定相对薄弱，缺少关键的过错和因果关系要件；与随后颁布的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部分失调；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模糊等．故该法目前在有关方面的推动下正在进行修订。补充完善《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法规，在相关法律中增加保护注册会计师权益的条款，在法律责任对象、责任范围和责任程度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从而保证注册会计师免受无谓诉讼的干扰。
(二)确定《独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
《独立审计准则》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制定，由财政部颁布实施，因此它属于行政法规范畴，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独立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执行独立审计业务的权威性专业标准，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在执行《注册会计师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审计(验资)业务时，必须遵照执行。然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独立审计准则》被许多法官视为纯粹的行业标准，不足以成为注册会计师的辩护依据。《独立审计准则》是判断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是否存在过失的唯一技术依据，特别是其中的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公允性、合理保证等概念的阐述．对于保护注册会计师。合理确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基于维护注册会计师的利益，必须提升《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使它成为重要的司法依据．否则它根本不能起到保护注册会计师的作用。
(三)倡导建立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从1998年开始，会计师事务所开始脱钩改制，并于1999年底全部完成。据统计．脱钩改制后大部分的事务所采用了有限责任制形式，少部分事务所采用了合伙制形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赢得主动，稳定客户。提高市场占有率而往往忽略或放弃了独立审计准则。因此，注册会计师协会应适应当前注册会计师内忧外患的环境和国际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要求，加快制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组织细则和运作程序，积极引导和推动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伙制改制，以强化整个注册会计师行业对于信用风险的认识，树立注册会计师“诚实守信”的公众形象。
(四)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财务信息的披露标准
现在无论是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还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均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是由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报告引起的．而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薄弱。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提高财务信息的披露标准是规范证券市场的根本所在，也是致使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根本所在。如果不从根本处着手改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薄弱环节，而一味地加大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让注册会计师承担与其职业或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不相称的风险，会大大挫伤整个行业的信心，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