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范文10篇

董事责任范文篇1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根据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

1.风险厌恶说。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财务困境或更严重情况下的破产，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届时，破产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履行对董事的损失补偿承诺。这样，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负债会增加破产风险，公司的保险需求就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公司过去的收益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很好参照，收益率越高，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过去的收益率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此外，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有一大部分风险是自留的，而且，破产成本并非随着公司规模增长而成比例增加，公司的保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5.监督说。董事责任险相当于为企业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等各个环节，都要对董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严格调查，这就起到了对董事的监督作用。监督假说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从而由额外监督获得的益处越多，就越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同时，考虑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的替代性，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债比率、管理层持股比例等负相关。与董事会独立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兼任COB(ChairmanoftheBoard)对董事责任险购买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CEO—COB的分离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因此二者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具有替代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承保董事责任险时，往往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并且CEO与COB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这样，董事会的独立性连同CEO—COB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就是互补的。

6.强势管理者(entrenchedmanagers)说。董事责任险是一种董事保护机制，董事只需分摊很少一部分保费，却可以享受董事责任险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且，公司购买保险是无须征得股东同意的。这样，只要董事的报酬没有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险而被相应地下调，董事就会乐于购买董事责任险。由于董事越是强势，就越可能忽视其他股东的意见，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CEO的表决权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层股份持有的增加，董事分摊的保险费增加了，而所获取的好处却不变，因而，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其管理层拥有的股份负相关。

7.股东利益保护说。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股东。因为资产价值是股东损失的上限，董事责任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资产价值正相关。

8.服务效率说。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评估、损失防控与处理索赔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借助于保险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一般来讲，大公司更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采用金融衍生工具等较复杂的手段避险，而小公司更加依赖保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9.防止投资不足说。保险具有约束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功能。公司资本结构中债权的比例越高，股东转移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相关。另外，由于成长型的公司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因而成长型公司应该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10.避税说。累进制税收意味着在低收入区税收函数是凸的，而在高收入区税收函数则是线性的。凸性税收函数使得公司的期望税赋要超过其期望税前收入所对应的税赋。这样，应税收入处于税收函数凸起部分的公司或者说预期税前收入波动性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

11.降低监管成本说。监管者为了降低成本，会依赖保险公司的损失评估来定价，这样，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这些假说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而且，根据不同的假说，同一个变量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有时是相反的。例如，按照服务效率说，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而股东利益保护说、风险厌恶说、监督说却意味着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正相关。那么，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些都使得相关的实证检验成为必需。

二、实证检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假说的实证检验一直无法进行。虽然Wyatt也提供一些董事责任险方面的报告，但他的数据是通过调查来搜集的，其准确性难免让人怀疑。

最早的保险需求实证检验来自Mayers与Smith(1990)。他们以1276家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产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保险需求的一个特殊部分——再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与保险需求正相关；集团公司成员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公司规模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信用状况与保险需求负相关；地域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业务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样，保险公司是最优风险承担者和有效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得到了支持，而保险在减少期望税赋、防止投资不足和降低破产成本方面的作用却不能确定。

由于Mayem与Smith(1990)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所有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信用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或许可以直接推广到工业类公司，而地域和业务的集中度与非保险公司的保险需求是否有关还存在疑问。另外，如果使用工业类公司的数据对相关论断进行检验的话，变量还要重新设计。

1992年英国的Cadbury报告和1993年加拿大的Dye报告改变了长期以来保险数据不透明的状况，两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将有关公司使用的避险工具及董事薪酬作为法定公开信息。至此，对董事责任险需求命题的实证检验终于成为了可能。

Core(1997)是第一个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他用222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加拿大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购买董事责任险主要是由其诉讼风险与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支持了风险厌恶说与财务困境说。检验结果不支持董事责任险是董事薪酬组成部分的说法，因为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董事报酬具有替代性。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方面，Core(1997)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越低，支持了监督说以及强势管理者说。

Core(1997)对降低监管成本说的检验结果是肯定的，而董事责任险减少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他的模型的一个缺点是预测性太差，其对决定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为76%，而对决定不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只有34%。在后来的研究中，Core(2000)对董事责任险的保费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决定保费高低的因素与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基本相同。

O’Sullivan(1997)通过对366家英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Holdemess(1990)的监督说进行了检验。他发现：由于董事责任险的保费相对较高，小公司多使用大股东和管理层持股作为监督机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为达到一定股权比例，股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在上升，靠增加所有权来监督管理层变得昂贵，因此大公司更多地使用董事责任险和独立董事作为监督机制。此外，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的关系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与Core(1997)一致，即二者具有替代性。

更晚些时候，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样本包括327家加拿大公司1993年—1999年的董事责任险数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但只有以资产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时，这种相关性才显著，而以股权市值计算的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状况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股价波动性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价的波动模糊了董事的管理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使得股东胜诉的可能性下降，从而股价波动性越大，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越小；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他们只发现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存在负相关，而CEO—COB的分离以及CEO的投票权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影响；对于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关系的检验，其结论同样是二者负相关；但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在美国上市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同于Core(1997)，他们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与美国上市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Chalmem，Dann与Hafford(2002)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动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他们对1992年-1996年上市的72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1nitialPublicOfferings，IPO)前购买的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与其IPO后三年间的股价负相关。这就表明掌握内部信息的管理层在IPO之前很可能知道公司IPO定价存在高估，为了避免IPO后股价下跌股东诉讼引起的损失，管理层购买了高额董事责任险。然而Chalmers等(2002)忽视了一点：董事责任险是索赔型责任险，因而在IPO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发生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Chalmers等(2002)研究的数据只反映了IPO时企业董事责任险方面的信息，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次，IPO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将被保险人扩大到承销机构和其他股东，因而使用IPO时的董事责任险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再者，他们的样本过小，只包括72家公司，而且存在取样的偏差，这些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Boyer(2003A)支持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动机解释为保护股东利益。他的论证与Romano(1990)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对董事责任险作为董事保护机制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的：董事责任险是由公司出资购买的，目的是在发生董事责任诉讼的时候，董事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和赔偿费。然而实践表明，有一半以上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提起的。这种解释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股东为董事购买保险，以防股东诉讼给董事造成损失。因此，Boyer(2003A)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他对这个假定和关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其他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东保护说与董事薪酬说、管理者信号说一起最有力地解释了董事责任险的需求，监督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而财务困境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Boyer(2003B)又有了新发现。当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上年度是否购买了董事责任险时，先前经检验证明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有影响的所有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指标都变得不再重要，对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唯一指标就是该公司在上一年度是否购买了保险以及买了多少。他的逻辑是，第一，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的；第二，管理层一旦做出一个最优决策，就会坚持下去，发展成惯例，直到实践表明有必要进行修订，而对决策进行检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第三，推翻以前的决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会有意推迟决策评估的时间。Boyer(2003B)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并非是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指导下的理性行为，却纯粹是习惯使然。

继Chalmers，Dann与Harford(2002)之后，Kaltchev(2004)再次使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数据是由两家保险经纪商提供的，包括113家公司在1997年—2003年间的董事责任险信息。初始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的绝对值正相关；习惯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并且习惯的作用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变量，如收益率，负债率与股价波动率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降低破产成本说预示的结果一致；而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却不明显；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预计的效果相反。这样，董事责任险的监督功能和减少投资不足的功能就没有得到支持。Kaltchev(2004)对此的解释是，引起股东诉讼的可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公司业绩的问题。考虑到公司规模对责任限额的影响，Kahchev(2004)用责任限额与公司价值的比率替代责任限额的绝对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这一次，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从原来的正相关变成负相关，支持了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服务效率假说和降低破产成本假说，而惯性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Kahchev(2004)因此猜测，在因变量的设计上，经过规模调整的责任限额可能比责任限额绝对值更为合适。其他方面的检验大体上维持了原来的结果。此外，在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他不同意Boyer(2003A)的股东利益保护说，认为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股东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因为决定买不买董事责任险以及买多少的是管理者，而不是股东，通常股东对于董事责任险的信息是不知情的。因此，公司规模之所以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不是因为公司越大股东的损失可能越大，而是因为公司越大管理层的损失可能越大。

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基本上出自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唯一一篇论文是由香港地区的HongZou，SoniaWong，ClementShum，JunXiongandJunYang(2006)贡献的。考虑到在中国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由董事会提议，并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他们查询了在沪深上市的所有中国大陆公司2000年—2004年的年报和董事会公告，组成了一个包括88个获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的样本，并以行业、时间以及公司规模为标准另外选取了88个没有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作为对照样本。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之处：首先，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和董事责任诉讼风险并非迫在眉睫，因而风险厌恶不应成为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律规定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些因素决定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是管理层投机。

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例如独立董事比例、诉讼风险、资本结构、管理层持股等，也同样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保决策。HongZou(2006)等人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一个融资渠道。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优质资产，经过改制重组和财务包装后发展而来的，这就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的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因为股权分置的影响，控股股东缺乏提高公司价值的动力，而是存在着转移财富，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HongZou(200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及／或为大股东提供信贷担保较多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总的来看，第一批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大陆上市公司的购买决策应该是大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逆向选择，目的是保护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免遭小股东诉讼造成的损失。

三、小结

董事责任范文篇2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根据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

1.风险厌恶说。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财务困境或更严重情况下的破产，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届时，破产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履行对董事的损失补偿承诺。这样，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负债会增加破产风险，公司的保险需求就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公司过去的收益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很好参照，收益率越高，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过去的收益率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此外，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有一大部分风险是自留的，而且，破产成本并非随着公司规模增长而成比例增加，公司的保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5.监督说。董事责任险相当于为企业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等各个环节，都要对董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严格调查，这就起到了对董事的监督作用。监督假说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从而由额外监督获得的益处越多，就越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同时，考虑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的替代性，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债比率、管理层持股比例等负相关。与董事会独立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兼任COB(ChairmanoftheBoard)对董事责任险购买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CEO—COB的分离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因此二者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具有替代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承保董事责任险时，往往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并且CEO与COB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这样，董事会的独立性连同CEO—COB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就是互补的。

6.强势管理者(entrenchedmanagers)说。董事责任险是一种董事保护机制，董事只需分摊很少一部分保费，却可以享受董事责任险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且，公司购买保险是无须征得股东同意的。这样，只要董事的报酬没有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险而被相应地下调，董事就会乐于购买董事责任险。由于董事越是强势，就越可能忽视其他股东的意见，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CEO的表决权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层股份持有的增加，董事分摊的保险费增加了，而所获取的好处却不变，因而，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其管理层拥有的股份负相关。

7.股东利益保护说。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股东。因为资产价值是股东损失的上限，董事责任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资产价值正相关。

8.服务效率说。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评估、损失防控与处理索赔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借助于保险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一般来讲，大公司更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采用金融衍生工具等较复杂的手段避险，而小公司更加依赖保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9.防止投资不足说。保险具有约束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功能。公司资本结构中债权的比例越高，股东转移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相关。另外，由于成长型的公司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因而成长型公司应该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10.避税说。累进制税收意味着在低收入区税收函数是凸的，而在高收入区税收函数则是线性的。凸性税收函数使得公司的期望税赋要超过其期望税前收入所对应的税赋。这样，应税收入处于税收函数凸起部分的公司或者说预期税前收入波动性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

11.降低监管成本说。监管者为了降低成本，会依赖保险公司的损失评估来定价，这样，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这些假说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而且，根据不同的假说，同一个变量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有时是相反的。例如，按照服务效率说，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而股东利益保护说、风险厌恶说、监督说却意味着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正相关。那么，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些都使得相关的实证检验成为必需。

二、实证检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假说的实证检验一直无法进行。虽然Wyatt也提供一些董事责任险方面的报告，但他的数据是通过调查来搜集的，其准确性难免让人怀疑。

最早的保险需求实证检验来自Mayers与Smith(1990)。他们以1276家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产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保险需求的一个特殊部分——再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与保险需求正相关；集团公司成员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公司规模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信用状况与保险需求负相关；地域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业务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样，保险公司是最优风险承担者和有效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得到了支持，而保险在减少期望税赋、防止投资不足和降低破产成本方面的作用却不能确定。

由于Mayem与Smith(1990)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所有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信用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或许可以直接推广到工业类公司，而地域和业务的集中度与非保险公司的保险需求是否有关还存在疑问。另外，如果使用工业类公司的数据对相关论断进行检验的话，变量还要重新设计。

1992年英国的Cadbury报告和1993年加拿大的Dye报告改变了长期以来保险数据不透明的状况，两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将有关公司使用的避险工具及董事薪酬作为法定公开信息。至此，对董事责任险需求命题的实证检验终于成为了可能。

Core(1997)是第一个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他用222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加拿大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购买董事责任险主要是由其诉讼风险与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支持了风险厌恶说与财务困境说。检验结果不支持董事责任险是董事薪酬组成部分的说法，因为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董事报酬具有替代性。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方面，Core(1997)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越低，支持了监督说以及强势管理者说。

Core(1997)对降低监管成本说的检验结果是肯定的，而董事责任险减少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他的模型的一个缺点是预测性太差，其对决定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为76%，而对决定不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只有34%。在后来的研究中，Core(2000)对董事责任险的保费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决定保费高低的因素与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基本相同。

O’Sullivan(1997)通过对366家英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Holdemess(1990)的监督说进行了检验。他发现：由于董事责任险的保费相对较高，小公司多使用大股东和管理层持股作为监督机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为达到一定股权比例，股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在上升，靠增加所有权来监督管理层变得昂贵，因此大公司更多地使用董事责任险和独立董事作为监督机制。此外，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的关系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与Core(1997)一致，即二者具有替代性。

更晚些时候，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样本包括327家加拿大公司1993年—1999年的董事责任险数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但只有以资产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时，这种相关性才显著，而以股权市值计算的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状况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股价波动性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价的波动模糊了董事的管理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使得股东胜诉的可能性下降，从而股价波动性越大，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越小；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他们只发现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存在负相关，而CEO—COB的分离以及CEO的投票权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影响；对于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关系的检验，其结论同样是二者负相关；但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在美国上市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同于Core(1997)，他们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与美国上市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Chalmem，Dann与Hafford(2002)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动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他们对1992年-1996年上市的72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1nitialPublicOfferings，IPO)前购买的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与其IPO后三年间的股价负相关。这就表明掌握内部信息的管理层在IPO之前很可能知道公司IPO定价存在高估，为了避免IPO后股价下跌股东诉讼引起的损失，管理层购买了高额董事责任险。然而Chalmers等(2002)忽视了一点：董事责任险是索赔型责任险，因而在IPO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发生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Chalmers等(2002)研究的数据只反映了IPO时企业董事责任险方面的信息，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次，IPO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将被保险人扩大到承销机构和其他股东，因而使用IPO时的董事责任险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再者，他们的样本过小，只包括72家公司，而且存在取样的偏差，这些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Boyer(2003A)支持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动机解释为保护股东利益。他的论证与Romano(1990)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对董事责任险作为董事保护机制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的：董事责任险是由公司出资购买的，目的是在发生董事责任诉讼的时候，董事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和赔偿费。然而实践表明，有一半以上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提起的。这种解释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股东为董事购买保险，以防股东诉讼给董事造成损失。因此，Boyer(2003A)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他对这个假定和关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其他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东保护说与董事薪酬说、管理者信号说一起最有力地解释了董事责任险的需求，监督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而财务困境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Boyer(2003B)又有了新发现。当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上年度是否购买了董事责任险时，先前经检验证明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有影响的所有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指标都变得不再重要，对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唯一指标就是该公司在上一年度是否购买了保险以及买了多少。他的逻辑是，第一，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的；第二，管理层一旦做出一个最优决策，就会坚持下去，发展成惯例，直到实践表明有必要进行修订，而对决策进行检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第三，推翻以前的决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会有意推迟决策评估的时间。Boyer(2003B)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并非是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指导下的理性行为，却纯粹是习惯使然。

继Chalmers，Dann与Harford(2002)之后，Kaltchev(2004)再次使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数据是由两家保险经纪商提供的，包括113家公司在1997年—2003年间的董事责任险信息。初始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的绝对值正相关；习惯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并且习惯的作用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变量，如收益率，负债率与股价波动率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降低破产成本说预示的结果一致；而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却不明显；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预计的效果相反。这样，董事责任险的监督功能和减少投资不足的功能就没有得到支持。Kaltchev(2004)对此的解释是，引起股东诉讼的可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公司业绩的问题。考虑到公司规模对责任限额的影响，Kahchev(2004)用责任限额与公司价值的比率替代责任限额的绝对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这一次，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从原来的正相关变成负相关，支持了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服务效率假说和降低破产成本假说，而惯性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Kahchev(2004)因此猜测，在因变量的设计上，经过规模调整的责任限额可能比责任限额绝对值更为合适。其他方面的检验大体上维持了原来的结果。此外，在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他不同意Boyer(2003A)的股东利益保护说，认为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股东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因为决定买不买董事责任险以及买多少的是管理者，而不是股东，通常股东对于董事责任险的信息是不知情的。因此，公司规模之所以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不是因为公司越大股东的损失可能越大，而是因为公司越大管理层的损失可能越大。

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基本上出自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唯一一篇论文是由香港地区的HongZou，SoniaWong，ClementShum，JunXiongandJunYang(2006)贡献的。考虑到在中国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由董事会提议，并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他们查询了在沪深上市的所有中国大陆公司2000年—2004年的年报和董事会公告，组成了一个包括88个获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的样本，并以行业、时间以及公司规模为标准另外选取了88个没有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作为对照样本。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之处：首先，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和董事责任诉讼风险并非迫在眉睫，因而风险厌恶不应成为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律规定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些因素决定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是管理层投机。

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例如独立董事比例、诉讼风险、资本结构、管理层持股等，也同样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保决策。HongZou(2006)等人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一个融资渠道。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优质资产，经过改制重组和财务包装后发展而来的，这就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的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因为股权分置的影响，控股股东缺乏提高公司价值的动力，而是存在着转移财富，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HongZou(200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及／或为大股东提供信贷担保较多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总的来看，第一批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大陆上市公司的购买决策应该是大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逆向选择，目的是保护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免遭小股东诉讼造成的损失。

三、小结

董事责任范文篇3

关键词：董事责任；责任保险；保险制度

董事责任保险,是指以董事或高级职员对公司及债权人应负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一种保险。是一项发源于英国,在美国被广泛推广使用的保险品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董事履行职责时可能引致的风险,减少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给正常的经营活动所造成的压力。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在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等措施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如何保护董事及救济董事的经营责任的问题。尽管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我国有其得以实行的必要性,但毕竟由于董事责任保险尚属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对于这样一个在国外实施和推广过程中曾饱受非议的制度,我国在实行该制度时也难免存有一定的缺陷。而针对这些缺陷加以修改和完善,对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和进步必然具有推进作用。

一、建立我国董事责任制度之理论依据

(一)董事责任扩增引发的利益失衡后的必然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其结构的细微变化,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出现了分离,因此各国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已由原先的“股东会中心主义”逐步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董事会作为公司运作的中心机构,职权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扩增。但若其职权不加限制,势必会在一定层面妨碍和损害股东、第三人甚至社会公众的利益。纵观各国立法实践,对公司董事责任和义务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文规定董事对于公司和社会公众的义务,如忠实义务、注意义务以及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是给予股东和第三人以救济的权利和措施,如股东派生诉讼、提案权等,并建立了相关的监督机构以限制董事权力,防止职权的滥用。

董事为适当地履行这些义务和发挥他们作为公司治理主体的价值,就必须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效地做出各项符合公司、股东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决策。但是为了抓到瞬息万变的商机,董事在面对以上决策时往往是处于信息不充足和不对等的情况,且一但决策施行,该董事要为其今后的收益和对外信息之披露负重大责任,也直观的体现了董事在经营过程中承担的高风险;而董事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或者外部环境影响而出现的失误在所难免,并需要对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但考虑到董事主观上的轻微过错,以及公司利益的最终归属是公司股东而非其自身,在此情况下对于公司董事科以严责,反而造成了权力和义务的不对等,出现了利益失衡。

(二)是保护公司和第三人,保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公司一旦卷入经济纠纷,就现今市场发达程度而言,所涉标的额会较为巨大。若仅仅由做出错误决策的董事对该损失承担责任,无疑是对公司和第三人利益实现的一种阻碍;同时,董事个人对损失的赔偿也必是杯水车薪,无法真正达到弥补缺失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董事畏惧自己在面对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招致自己对损害的赔偿,其在决策时便会畏首畏尾,经营活动中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甚至以保守的姿态进行决策,从而很难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对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又是一种无形的损失。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实现了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效益,以保险制度为出发点,其最大功能是“利用社会资源转移个体风险”。因此可以利用保险制度,达到因董事的过失决策而引发的第三人利益损失的最大程度弥补。并且转移董事个人的风险于作为社会资源的保险金上,不仅减少了董事在事后需要进行的赔偿额度,也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机制打消了董事了后顾之忧,使董事敢于采取更积极的经营策略,因而也更有利于公司运作和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二、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现存缺陷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发展并不是非常乐观,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层面和公司发展现状以及具体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缺失和不足。

(一)法律层面的分析

董事责任保险所依托的董事责任特指董事违反注意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所以公司法上对董事注意义务和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董事责任保险得以运用的支撑性规定。但是现行公司法对董事义务和责任规定不甚完善,从而造成了法律层面的缺失。

尽管我国《公司法》第148和第149条对董事责任和义务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仅仅是对董事忠实义务的列举性规定,却没有对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基本概念范围进行界定,同时也没有关于注意义务的列举性规定,以致无从在现实经营活动中明确区分二者。我国公司法对董事义务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不甚明晰,会给实际操作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困难。也会给公司董事或第三人以一定自由在忠实和注意义务之间选择更利于自己利益的界定方式,对市场运行的相关规定和执法的确定性都是一种隐形的挑战。

(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方面的分析

1.有关除外责任的相关缺陷

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后,保险人应依保险合同的规定,对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予以保险补偿,然而,保险人予以保险赔偿的范围,以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为限。若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保险单的约定,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则该类危险为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中的“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被普遍视为对董事责任保险责任范围的除外责任规定,保险公司所订立的保险条款也以此作为拒绝赔付的依据。我们可以推测,立法者的本意是想将董事的故意违法行为直接排除出保险范围之外,防止董事借该责任保险制度给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害后而规避对自身的财产性惩罚。可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承保的是董事在经营决策中的过失行为,是一种过失风险。但是,通过相关规定我们发现,其只是概括性的排除了董事的违法行为,并未根据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将董事责任细分,从而将董事由于过失而违法的行为也划分为保险的除外责任之一。与公司投保时的目的与初衷有所偏差,也给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保险金承担主体不明确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在经股东大会批准的前提下,可由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可见,我国对保险金承担主体要求并为固定,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可以由公司经股东大会授权购买,当然也包含由董事自行购买和二者共同承担的情况。

既然该责任保险的最终受益者为公司董事,为何需要由公司为其购买?有学者提出,当董事的责任适用公司补偿制度时,保险公司可以代公司对加入董事责任保险的董事提供补偿,这无论对公司还是对股东来说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公司支付保险费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公司不能向董事提供补偿的那一部分责任,公司用公司的资金为董事购买保险不能给公司带来任何利益,其结果会导致公司资产的非法流出。

同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公司资产的无形流失,还需要注意,董事通过在公司的特殊地位而利用公司资金为在自己投保的做法会使其毫无压力可言。面临关乎公司或股东重大利益的决策时,考量到即使自己做出了不恰当的决定也有公司雄厚的资金和巨额保险金为自己撑腰,必然会导致做出决策行为时的草率和缺乏更细致的思考,不利于防止董事责任带来的道德层面风险的出现。

三、完善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议

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董事责任保险发展存在的缺陷,应当主要从外部相关制度、公司治理现状和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三个方面的完善来进一步构建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一)在法律层面的完善

基于前文所述,首要的完善手段就是对忠实和注意义务的概念进行定义。忠实义务主要是对董事道德方面的要求,指董事为其职务行为应竭尽忠诚,必须为公司的最佳利益和适当的目的行事,当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公司利益为重。注意义务,则主要是对董事能力方面的要求,可定义为董事对公司所担负的,以与其地位和职权相应的合理注意而谨慎、勤勉地为其职务行为的义务。公务员之家

其次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衡量标准的引入。较为明确的标准主要表现为英国的主观标准辅以一定的客观标准和美国及德国的客观标准两种。尽管英国式的努力、诚信等经营者的主观标准一度被众多国家所采纳,但是随着现今公司形态和董事行为的不断发展,主观标准似乎已经较难把握,成为法官进行自由裁量的一个“试验田”,必然对利益相关人的权益实现是某种程度上的妨碍。因此,我国的公司法中董事注意义务的衡量时也应该加入模仿美、德国兼具中国特色的客观标准,加强法律对相关方面的规范。

(二)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方面的完善

1.关于除外责任的完善

保险公司免责的范围即是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据前文所述,过于宽泛的限定了董事的除外责任,也给保险公司的最后清偿遗留下了较为棘手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董事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并在主观方面非为故意作为新的除外责任认定标准而加以适用。首先,作为保险标的的必为董事基于其管理和决策地位而做出的行为,若为与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自然不得申请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并且,在该职务行为作出时,社会上任何一个理性人有理由相信董事并非出于故意,可以是过失或者无过失。通过这样的标准,当董事的行为产生对公司、股东或者第三人的损害时,就可以申请由承保公司代为支付部分或者全额的费用。这样在避免了因为笼统的“违法行为”而难以界定是否属于承保范围的尴尬情景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保证了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顺利发展。

2.保险金承担主体的确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保险金承担主体的规定不明确直接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自由性。而同时,较多大公司为了留下或吸引优秀的管理人才,自然会承担全额的保险金,这种情况下董事道德层面的风险又很有可能出现。

因此,有必要要求被保险的董事自己也支付一定额度的保险金,如在承保金额中承担5%至10%左右的额度,从而使该董事在为公司进行决策时更加细致的进行取舍,毕竟有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要为这项决策的效果进行担保。但是,公司为了留住那些有能力的董事,也会采取按照保险费的相当额增加董事报酬的方法来补偿,最终公司还是全额支付了保险费。所以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设计时,也应适当加入对董事个人资信的审查以及公司给予董事薪酬的明细分析,至少在制度上限制这种情形的出现。

注释:

黄华均,刘玉屏.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变迁的法律分析.河北法学.2004.4(4).

石桐灵,刘铮瑜.公司董事责任保险法律问题探究.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唐姝.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第73页.

董事责任范文篇4

董事会的任务是指导（Direct），“董事”（Director）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董事的职责和任务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框架进行

董事会被看作是公司内部一种重要的治理结构机制，它对经理作出的决定进行管理，评价经理人的业绩；它决定公司的主要战略、政策和制度制定，监督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系统。显而易见，如果董事会能有效地指导（Direct），这样的公司的业绩将会超过那些董事会未发挥作用的公司。

那么，为了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董事人才队伍？为完成这些职责和任务，董事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经验和能力？这些知识、经验和能力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怎样？

董事会人才队伍对公司业绩有重要的影响。瑞克·海斯（1997）调查了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和质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这个问题。结果表明，董事会质量较高的公司具较董事会质量较差的公司有高的累积股票回报。

就董事个人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考察，美国《商业周刊》1978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包括专业知识、管理经验、服务能力、任职经历、个人形象、资产联系、连锁关系、持股情况等11项董事的个人特征，每个特征都被赋予不同的权重。报告以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样本公司在《财富》杂志上的排名作为绩效衡量指标。共有43家公司的近100名董事接受了调查。结果表明：跨国经营经验、社会责任、共同管理等个人特征日益成为新的评价热点，对董事专业知识能力的要求在强化。

自1996年起，《商业周刊》开始每年都要评选出美国公司中的最佳及最差董事会。《商业周刊》对公司董事会进行评价时主要采用的四个标准中就包括“董事的素质”标准。

二、关于“董事的素质”的论述资料来源于公务员之家/

董事的任职素质，特别是董事的胜任特征（Competency），基于所谓的“冰山”模型。在该模型看来，冰山水面以上的部分是知识和技能，其特点是可易观察、可测试的，如专业知识、管理知识、计算机操作技能、语言表达技能等。冰山水下部分是自我认知、社会认知、个性品质和动机，它们隐藏在行为的背后，但对人的行为以及行为后果却起着更关键的作用。一个人的职业成功，主要源于人的动机、个性品质及认知，而并非其知识和技能。推而论之，技术出身或经营出身的人成为优秀的董事的关键不在于专业多强，而在于其个人内在的动机、认知等是否更符合董事作为职业决策人的任职要求。

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的要求，世界各国对董事的最低技能标准做了明确要求。例如以下机构就明确要求，董事应该在财务会计、国际市场、经营管理经验、工业知识、客户经验、应付危机能力、领导或战略规划能力、商业判断等方面具有专长或经验。

表1不同机构对董事最低技能标准要求

机构董事最低技能标准要求内容

美国商业圆桌会议董事会应保罗多元化的知识结构、背景、视觉，使其既能有效在一起工作，又能在具体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

不同性别、年龄、民族的人都能为董事会做出有益的不同贡献

有效董事会所需求的董事是其领域经验非常丰富的人士，其知识、背景、判断对公司有益

美国

CALPERS董事会应该考虑董事的个人特征、经验、多样性背景和技能最适合公司发展的组合模式

每个董事均应有其独特性，对董事会作为整体具有价值，均适合董事会所确定的技能组合

董事的最低核心技能应包括财务会计、国际市场、经营管理经验、工业知识、客户经验、应付危机能力、领导或战略规划能力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事务委员会每年度对现行董事会成员的技能和特征进行评估，查明是否适应公司所面临形势的需要。评估内容包括判断力、多样性年龄、对生产技术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技能，以及国际背景等

英特尔公司提名委员会负责对现行董事会的构成状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应该董事的分散程度、年龄，了解制造、技术、融资、营销等方面技能和国际背景等

澳大利亚投资经理协会董事会应该每年检讨其技能、经验和其它要素的组合

至少每年研究其董事会有效运作所需要的技能、经验和其它素质的组合

确保其人才结构符合所需要的技能、经验和其它素质的组合

（资料来源：王璞、赵月华：《母子公司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选拔董事候选人时，董事会应考虑它自己和它所服务的组织的需要。”为帮助各公司出色地完成选拔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的工作，全美公司董事联合会（theNationalAssociationofCorporateDirectors）蓝带委员会提出了一般准则如下。

其一，董事的个人特征。蓝带委员会提出，要具有董事会成员资格，董事个人应具有以下特征：正直和责任心、见多识广的判断、财务知识、成熟的自信和高业绩标准。

其二，董事会的核心能力。为了充分完成董事会复杂的任务（从监督审计和管理业绩到对危机进行反应和批准公司的战略计划），蓝带委员会还强调董事会作为一个整体应具备以下所有的核心能力，并且每位董事至少应在一个领域内贡献其知识、阅历和技能：会计和财务、商业判断力、管理才能、危机反应、行业知识、国际市场、领导才能、战略/远景。

英国董事协会（InstituteofDirectors）也对董事的素质提出了要求。英国董事协会2001年曾在他们的出版物《董事会标准》一书中，列出了35种个人特征被认为是高效率董事会的董事们应展现的重要品质，这些品质又被分为六组：战略洞察（StrategicPerception），包括变革倾向、战略认识、远见等；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包括批判力、决断力和判断力；信息分析和使用（Analysisandtheuseofinformation），包括细节意识、计算能力、问题识别等；沟通（Communication），包括倾听、坦诚、表达能力等；与他人互动（Interactionwithothers），包括自信、正直、学习能力等；目标实现（AchievementofResults），包括经营头脑、承担风险、坚韧等。

同时，还有不少公司治理专家、学者在公司治理研究及董事会运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果和建议。英国著名公司治理专家鲍博.特里克（BobTricker，2003）认为，董事的素质和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董事会的有效性。一个优秀的董事应当具备三个特征：刚正不阿、能力出众、知识丰富。刚正不阿是最重要的，董事应当维护股东的利益，有责任促使公司为股东的利益公开和诚实经营；董事需要有特定的核心能力，例如，战略眼光、推理和筹划能力、决策能力、沟通技巧、政治意识和交际能力；不管哪个董事，若想要弄懂董事会的信息，并对董事会的讨论题目提出有价值的意见资料来源于公务员之家/，就必须具备一些重要的知识：公司实体知识、企业管理知识、财务知识等；另外，董事还要有独立意志（献身精神、性格独立、意志坚定、敢于直言）。

美国波士顿咨询专家卡特及其同事洛尔施（ColinB.Carter&JayW.Lorsch，2003）提出董事的六项基本素质。才智：是否能理解之前未接触过的业务？是否能敏锐觉察主导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因？人际交往能力：善于倾听，以平等协商达成共识的技巧；直觉：敏锐的商业直觉和判断力，临场应变和精明的经商感觉，能很快抓住问题核心；兴趣：有激情、积极投入的状态；投入精力的承诺：投入状态认真完成任务；诚实正直：愿意承担责任，做对公司有利的事情。

法国公司治理专家贝特朗.理查和多米尼克.米艾莱（BentrandRichard&DominigneMiellet，2005），提出“理想董事”概念，认为“理想董事”个人优点出自六大方面：战略眼光和决策；分析意识；沟通；人际关系；团队工作意识；要具备的能力：参与和能量、动力、果断、独立、投入。

我国学者王中杰在《董事的修炼》（2006）一书中根据董事会性质和公司治理作用提出董事素养的5I原则。认为那些运转良好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需要的5I原则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为公司治理保驾护航。保持独立（Independence）；注重诚信（Integrity）；充分了解（Informed）；全力参与（Involved）；积极主动（Initiative）。

除此之外，国外有一些学者从个体心理与行为微观的角度对董事行为进行专门的实证研究。英国亨利管理学院的Dulewicz和Herbert（1999）通过长达七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董事在计划和组织、风险承担、人际方面、控制、激励他人、魅力和魄力、结果导向、成绩和动机、竞争性等特征方面，与其他人有显著的差异。这些特征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故董事角色的本质是领导行为（Direction）。Garratt（2001）认为，“领导”（Direction，而非Management）首先是“脑力”活动，在本质上反映了一种高瞻远瞩的智力过程。因此，他从思维偏好角度对180个英国董事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发现构想力和信息分析能力是董事会运作的重要部分。

三、董事通用素质模型

以上皆为对董事个人特征的要求和一般论述，但未很好地区分冰山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更未从建模（Modeling）角度去考虑。素质模型或胜任特征模型（CompetencyModel）建构的方法，本文是通过对董事会职责和董事工作内容界定和深入的工作分析以及对胜任特征文献的研究，总结董事素质的核心特征。

关于董事胜任特征模型，美国管理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纳德勒（DavidA.Nadler，2005）提出了一个董事能力模型，包含3个主要因素：个人特点、技能和代表因素。如图2所示。但纳德勒的董事能力模型并没有对冰山水下部分和水上部分做严格区分。因为根据胜任特征的“冰山”理论，冰山水下部分是素质建模最关键的内容。

根据董事会职责和任务并综合以上各位专家和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本文提出一个关于董事胜任特征的通用模型。该模型的建构遵循以下四个原则：能够体现董事的职责和任务；集中于描述行为模式、动机、思维模式、价值观等本身（冰山水下部分）；模型内部结构合理、特征组块间的关系符合逻辑；具有冲击力的视觉形象设计。

以下环行图（图3）即为有效董事胜任特征模型。该模型构成因素包括信息分析（Informationanalysis）、战略构想（Strategicthinking）、目标实现（Achievementofobjectives）、责任（Accountability）和经理人发展（Developmentmanager）五大特征组块。环行中的箭头体现了内部特征组块间的关系。

首先是“信息分析”，人们需要从各种可能的来源中搜寻各种可能相关的信息，辨认问题和识别可能或实际的原因，意识到各种影响公司所面临机会和威胁的因素；能够对相关数据（特别是财务数据）和统计信息进行分析，理解其差异性，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另外还需保持对外部各种力量和政治关系的敏感性。其次是“战略构想”，能够深刻理解并阐述公司的愿景、目标，利用跨学科、多角度甚至全球性眼光看待问题，构想出公司在未来市场环境中可能的状况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敏锐地洞察到新的商业增长机会和盈利模式，牢牢地抓住所经营产业的发展趋势；同时警惕未来各种危机的来临，并寻求应对的方法。第三是“目标实现”，对未来的构想斟酌后果断做出决策，并投入状态积极推动，在面对不幸、挫折或不公平的情况下仍然坚定、独立，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第四是“责任”，在个人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驱使下，以诚实可信的方式工作，实现目标，为股东和利益相关者负责；不把个人利益置于公司之上，忠于公司的价值准则，严守董事会秘密。第五是“经理发展”，在董事职责和任务中保证公司有一个能干的总经理（CEO）是最重要的。故善于激励并有效授权以确保经理层的战略执行；能与各种不同的人和机构有效沟通、友好相处，为经理层争取各方资源。

董事责任范文篇5

[关键词]：公司法，董事责任，经理责任，责任保险，保险制度

一、建立我国董事责任保险之理论根据董事责任保险是指以董事、经理向公司或第三者（股东、债权人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最为典型。目前，美国大公司中的90%以上已实施董事责任保险。建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乃是基于市场的内在要求。

1.董事责任多样化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彻底，出现了所谓的“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其职权得以急剧膨胀。种种情况表明，董事、经理的职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无从保障。

各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一方面，法律首先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中明定董事对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董事及时支付雇员工资的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另一方面，法律亦赋予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提案权、质询权、派生诉讼等，同时建立监事会、独立的审计人、外部董事等制衡机制对董事的权力予以约束，以抑制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总体上看，强化公司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普遍趋势。

2.利益的平衡

董事、经理责任加重的积极方面在于，它可以促使经营者更加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消极的方面在于，太重的责任有时会造成经营者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挫伤其积极性，最终促成其以保守姿态经营公司，或者干脆拒绝接受董事、经理职务。从长远看，这种消极的后果会降低经营者的整体素质。公司的经营活动归根到底是为股东获取利益，在公司盈利之时，股东无疑会财源滚滚；公司亏损时，股东则只承担有限责任。董事、经理在履行职责时，可能会因经营不善的过失行为而影响股东或公司的利益，但董事本人并非这一行为的受益者，对经营者苛以过重的责任，可能会造成经营者利益的失衡；同时，法律对经营者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促使董事、经理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经营者的行为越积极，则越有可能因过失致人损害；反之，经营者如不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则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其义务要求的违反（如：注意义务、勤勉义务等），例如：公司在市场上履行持续公开信息的义务时，董事、经理因疏忽大意而遗漏重要信息，则极有可能对遭受损失的证券持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董事、经理在沉重的义务和责任面前，希望法律能允许其利用某种风险转移机制，合理地降低因可以理解的经营过失而导致的责任。否则，许多优秀的经营者将会在沉重的责任面前顾虑重重，乐于采取保守的“驼鸟政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创新的勇气和开拓的气概。从长远看，这种心理状态会严重地制约职业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与发展，使公司资本难以增值，股东难以得到高额的投资回报，最终制约一国经济的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从立法上设计了相应的董事风险转移机制，允许公司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董事、经理经营中的某些过失责任运用保险机制分散其风险，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遂应运而生。这就最大限度地激励优秀的经营者大胆从事工商业活动，为股东谋取最大的盈利。

3.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营者面临着高度的经营风险，加之法律的逐步健全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责任日渐加重，企业的经营者已经感到了各种压力和风险。

从立法来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从此要求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活动符合公司、股东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例如，我国《证券法》第63条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赔偿责任予以了规定，这使第三人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有了明确的根据。如果说上述规定是公司外部对经营者责任的加重，对经营者决策程序、机制、责任等制度的建立则是公司内部对董事、经理责任的加重。内部责任制度从根本上说，旨在恢复和完善企业法固有的一般责权利制衡机制，从而促进公司治理结构的高效、合理。

从现行政策看，《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提出要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果我们把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责任看作是约束机制，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则可以看作是激励机制，两者的协调发展，无疑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建立董事责任保险机制，为经营者分担职业风险，鼓励其创新精神，是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环节。

二、董事责任保险的分类

董事责任保险，即在“责任保险”一词前加“董事”两字，则意味着该类保险与董事的损失有关。鉴于此，董事责任保险不是针对公司之经营损失而进行补偿，如果公司对外需承担责任或支付有关的抗辩费用，则不可获保险补偿。在董事责任保险的分类上，与其他的专家责任保险一样，可以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而划分为：

1.索赔型责任保险

索赔型责任保险，是指第三人向被保险人请求索赔的事实首次发生在责任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则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保险。其基本要素在于：（1）被保险的董事、经理在行使其职责期间有不正当的行为；（2）不正当行为引发了第三人的索赔，董事、经理因之而遭受损失；（3）第三人的索赔请求首次发生于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应主要采纳索赔型，其原因是由于第三人对董事、经理的索赔是现实发生的，其损失的发生是明确的，对此予以保险，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董事责任保险填补损害之功能。

2.事故型责任保险

事故型责任保险，则指保险人承诺对被保险人因为约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任务损失予以补偿。但该约定的事件，仅以对第三人有所影响而在保险单约定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为限。笔者认为，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事故型的保险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或在多长时间以内发生难以预测。而对于保险公司而言，从事这种相对不确定的保险业务，不便于有效地评估损失率，提留准备金以及明确保险费；而且在实践中，如何证明被保险人的不正当行为发生于保险单的有效期间，也颇费周折。考虑到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完善需要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建设初期，事故型的保险宜少用。

三、被保险人

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在董事责任保险中，公司及其董事、经理均可以作为被保险人享受保险利益，被保险人应当明确地予以界定，或者明确地指明被保险人的姓名、职务。参照国外的经验，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被保险人一般应包括前任、现任或未来的董事或经理，他们必须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履行董事或经理的职责，至于他们是通过选举或任命的方式产生则无关紧要。

那么，外部董事能否成为被保险人呢？这主要取决于保险合同双方对此的界定。通常，保险公司应当得到外部董事的全部信息，并决定是否将其纳入被保险人的范围。目前，我国开始在一些公司中试行外部董事制度，外部董事将在公司中占一定比例，我国立法应允许当事人在董事责任保险合同中对此予以约定。值得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处于从属或受控制地位的子公司而言，其董事、经理能否与母公司的董事、经理同样地享有被保险人地位，实际上取决于母子公司之间控制或从属的程度。有关的立法对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强度予以特别关注，规定：只有母公司对子公司有主导性的投票权，如：超过50%，子公司才可以视为母公司的分支机构，则其董事、经理应纳入被保险人的范围。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组建了很多的企业集团。然而，核心企业对从属企业的控制方式（主要有合同型、控股型）、控制强度差异较大。保险公司在承保此类董事责任保险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做法，以投票权的大小决定被保险人的范围。

四、不正当行为

不正当行为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指董事、经理哪些不当经营行为可受保险赔偿。这一定义中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地位和行为。董事责任保险对不正当行为的典型定义包括：

1.董事、经理在其职责以内，违反义务、过失、错误、不实陈述、引入误解的陈述、作为、不作为等行为；

2.仅只因为其是公司董事、经理而对其提出的索赔要求。

在责任保险制度发达的国家，不正当行为的界定始终围绕着“被保险人的职责”这一概念展开，它实际上确定了可获保险赔偿的董事、经理的行为标准。

董事、经理的所谓“不正当行为”是产生董事责任保险的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董事、经理的行为如果超越了其职责范围，则不能获保险。

参考国外立法例，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立法在对职责范围予以界定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的行为：在某些公司中，董事或者经理兼任公司的法律顾问，于此情形，律师的行为显然不包括在董事责任保险的范围之内。

2.普通行政人员的行为：公司中某些只负责行政事务的经营人员，如：负责信息或计算机控制的人员，亦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意义上的董事、经理；不能纳入保险合同享受保险利益。

3.股东的行为：有时，董事由股东所担任，在确定其是否以董事名义行事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不便，其行为有时很难截然区分为股东的行为、董事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董事行为的规定往往取决于相关的事实、法律理论或者第三人提出请求之性质，并没有统一的规则。

4.担任多项职务行为：当董事、经理在两家以上的公司任职时，其职责之间难免相互重叠，尽管法律上对经营者在多家企业任职并无严格的限制。董事、经理在一家公司的行为可以作为其获得董事责任保险利益的根据，然而他不可以就其在其他公司中的行为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

此外，董事、经理如果滥用他们手中的职权，为个人谋求私利，则将被视为不履行职责的行为，保险公司将以其行为不符合保险单的记载，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推定不符合其应负之职责等为由，而拒绝给予其责任保险赔偿，例如：在公司法上，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之强行法义务，如其有意违反此项义务而造成他人损害，则不能产生董事责任保险之支付义务。有关部门判例对此论述道：“保险范围应包括那些克尽职守但仍造成了他人损害的董事，从而保护那些为促进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作为的人，而不是违反公司利益的人。由此违反对公司所负之义务不能包括在保险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我国董事责任保险中不正当行为之认定必须以董事、经理所从事的职务行为（无论是基于董事、经理之职责，还是基于其行为进行判断）为前提，至于具体的行为种类，则可由保险单约定。

五、损失

在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的成立要件中，损失的界定也极为重要，没有损失，则保险公司没有补偿的义务。依我国《保险法》体例，责任保险被列入财产保险合同中。按照这一体例，责任保险的标的应是指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相应地，董事责任保险中“损失”即是指被保险人所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金。

我们认为，损失的定义应当与“不正当行为”、“索赔”两个概念综合起来考虑。就保险公司的责任而言，其只对损失负责，而不对董事、经理的不正当行为负责，在不正当行为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予补偿；就第三人的行为而言，其基于合法的权利而要求董事、经理承担责任，只是一种法律上的或然性，尚未经有关机关裁决而成为一种现实的责任。据此，我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只对第三人的索赔造成董事、经理的经济损失予以补偿。

就损失的法律含义而言，董事、经理依法对第三人应予负担损害赔偿金，或和解、判决中所应支付的赔偿额必须纳入损失范围中，在保险企业的董事责任保险单中，损失的范围应当明确约定，以便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确定保险赔偿的范围。一般而言，保险公司亦经常在保险单中对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范围的“损失”予以规定：“损失不应当包括：

（1）被保险人被免除赔偿的部分；

（2）依法所应支付的税金、罚款、罚金；

（3）惩罚性或示范性的损害赔偿金；

（4）按照保险单的解释，依法不予保险的事项。但是，如果保险单并没有排除处罚性或示范性的损害赔偿金，则这样的损害赔偿应予保险。“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法律应禁止对故意或恶意之行为、欺诈或公然违法、犯罪行为给予保险。然而，刑事案件中董事、经理的律师费用是否可以视为损失则殊有疑问。在国外的立法中，允许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刑事案件中律师费的保险赔偿问题。在Polychron诉Crum&ForsterIns.Co一案中，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中有关的辨护费用可以视为保险合同中的损失，法律将罚款、罚金等排除在保险范围外并不意味着辨护律师的辩护费用也被排除在外，在被保险人被宣告无罪时，则尤其如此。”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否能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规定尚有待于保险实践的检验，但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初期，不宜将此做法直接规定在立法中。

六、索赔的通知

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为被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保险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该条没有对具体的通知期限予以明确。对于董事责任保险而言，保险公司可以参照国外保险业惯例，要求被保险人在合理的期间内发出索赔通知。通常，被保险人应在保险期内或在保险期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从30-60天不等）通知保险人。

原则上，当被保险人意识到有可能导致保险责任事件发生时，应当在保险期限内，在合理的时间中发出通知。在采用事故型董事责任保险时，被保险人除对已发生的索赔事件通知保险公司外，亦有义务对潜在的诉讼或索赔发出通知。当有关的事件被认为有可能产生争讼并未实际发生时，这种通知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从而展延保险范围，因为，这能使当事人意识到保险期满后，第三人仍有可能对董事、经理提出权利要求。在事故型董事责任保险中，这样的通知更有利于保护保险人的利益，使其有可能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通力合作，寻求适当的解决方式，如：促使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和解，或预提有关的保险基金。

对于第三人的索赔或潜在的索赔，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公司的相关部门提出通知，即通过正式的索赔渠道提出。当被保险人迟延提交通知时，保险公司可以彻底否认保险费的支出，也可以免予支付抗辩费用。

在事故型董事责任保险的通知中，通知的事项亦应当是在保险合同中明确指明的不正当行为。通知的内容应当包括不正当行为的性质，第三人索赔或潜在索赔的性质，索赔者或者潜在索赔者的姓名，被保险人首次意识到这样的索赔或情形的方式，以及其他合理的信息，另外这样的通知应以书面方式作出。这样的通知给被保险人提供了较好的救济，使其能在保险期届满后仍可获保险。

七、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董事责任保险后，保险人应依保险合同的规定，对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予以保险补偿，然而，保险人予以保险赔偿的范围，以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为限。若被保险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保险单的约定，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则该类危险为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

在董事责任保险中，除外责任包括对公司和对个人两方面。对公司之责任保险除外，是指公司对董事、经理致人损害的行为予以补偿后，请求保险人予以补偿而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的情形，对个人之责任保险除外，则是指董事、经理因各种原因未能从公司获补偿（如：公司破产）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赔偿不符合法定或约定要求的情形。

董事责任范文篇6

一、董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

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而承担义务的同时当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法律的一般原则，这一点也应体现在董事责任的制度上。同时，亦应明确，董事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比如，出席股东大会和表决等。

由董事的受任人的法律地位所决定，董事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权利，负有相应的义务，也就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董事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其享有的权利不对称。在法律规定上，董事的义务和责任比较明晰，而董事的权利则较为模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通常只有对董事会整体职权的一般规定，而没有对董事个体权利的具体规定。董事的权利通常只是出席董事会和对董事会决议进行表决的权利，在董事会会议之外，董事到底应享有哪些权利，比如董事是否享有董事会的召集权、提出议案权、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和提出议案权，是否享有公司管理人员任免的提议权、公司管理事务的质询权、财务账册的查阅权，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等，都缺少具体规定。因此，在公司法修订时，增加关于董事权利的具体规定，将是非常必要的。

二、公司责任和董事个人责任的关系

我国对公司和董事实行双罚制，即对上市公司董事的处罚通常与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同时进行，对公司的处罚是对行为当事人的处罚，对董事的处罚是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二者各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效果。其理由在于：其一，公司是法人，是拟制人格，公司的行为是通过董事的行为实现的，因此，规范公司行为的关键是强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核心是强化董事的个人责任；其二，公司行为有过错，即意味着董事行为有过错，无论是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出现违法，董事均应负责，因为上述决议的议案或者是董事提供，或者是体现董事的意志，董事行使了意思决定权。所以应当对公司和董事实行双罚制。

三、董事的类别及其责任承担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类型未作区分，但实践中，董事因其不同的来源、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以及有关法规、规则和政策的规定，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类别，目前，最主要的董事类型有以下三种：

（1）普通董事。也称为执行董事、内部董事，是指专职于公司董事事务的董事。普通董事往往由大股东提名或派任，因其专职在公司工作，通常都同时担任着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等管理职务，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实践中，这种管理活动究竟是履行董事职责还是履行经理职责常被混淆。就法律关系而言，这种管理当然应属经理的职责，而不属董事的行为。因此，普通董事与外部董事的区别，不应以是否担任管理职务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在公司专职工作为标准。

（2）外部董事。也称为兼职董事，是指主要工作或活动在公司之外，兼任公司董事的董事。外部董事多在小股东单位专职工作，并由小股东提名或派任，通常不会担任公司的管理职务，只是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表决的方式来履行其职责。（3）独立董事。即公司从与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和法律联系的社会人士中聘任的、能够对公司事务提供独立意见的董事。在我国的公司法中，并未有独立董事的规定，独立董事制度是证券监管机关根据上市公司治理的需要，借鉴国外先例而引进和建立的制度，由此，独立董事成为董事的一个特殊类别。

在公司法对董事类型不作区分的同时，实践中对董事的责任也未根据其不同的类别而分别追究，只要发生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只要存在应追究董事责任的事实，就对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或参与此项行为的所有董事追究责任。而事实上，不同类别的董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各类董事其履行职责的环境和条件也存在差异。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加区别的对不同类型的董事追究同样的责任，是过于简单和不甚合理的，也不符合法律责任追究的一般原理。

四、董事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协调

董事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其指向的对象和受益人的情况，可分为公法义务和私法义务。董事的公法义务直接指向的是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董事的私法义务直接指向的是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董事的公法义务由法律设定，公司法、证券法中的强制性和禁止性的规范都是设定董事义务的条款，不得虚假陈述、不得操纵市场等都属董事应承担的公法义务。董事的私法义务如忠实义务和诚信义务等，除公司法、证券法中有所规定外，公司章程也是设定董事私法义务的根据。

违反公法义务的救济手段是行政责任，违反私法义务的救济手段则是民事责任，而刑事责任追究的既可以是违反公法义务的行为，也可以是违反私法义务的行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各有不同的法律功能。行政责任以处罚来威慑阻遏违规违法行为，民事责任以财产利益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刑事责任则是对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所施予的处罚，是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刑罚手段处罚达到一定严重程度、造成一定社会危害后果的违规违法行为。

董事责任范文篇7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民商法;民事责任制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实际应用范围逐渐扩大，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应用，能够促进董事履行自身的责任以及义务，将自身的管理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但是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与民商法出现了一定的冲突，导致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面对此种现象，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确定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之间的冲突，同时对其展开相互协调，本文将重点研究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协调。

一、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保险方式，在此过程中，保险对象为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工作中需要对公司以及第三方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方式能够保证董事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将自身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属于一种补充制度。除此之外，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董事责任免除制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相同点以及不同点，这就要求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实际应用中对其展开区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一家保险公司，在上个世纪中旬流传到美国，随着时代的发展，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也不断得到了完善。企业在实际经营的过程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如果风险出现，导致的后果，董事以及管理人员个人将无法承担，因此需要在此过程中实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另外，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是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在发展中的要求逐渐提升，这对董事会以及管理人员提供了一定的挑战，提升了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危险性。因此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为了保证董事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将自身的管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则需要建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降低风险对董事成员以及管理人员的影响，最终达到促进企业发展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对企业发展以及管理人员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的冲突

（一）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在民事责任制度的冲突

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存在风险，因此企业的管理人员需要对存在的潜在风险展开判断，如果在风险发生的过程中，董事以及管理人员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及义务，则能够将风险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此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是最小的，但是无法保证能够获得胜诉。如果董事以及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失误判断，导致企业出现经营问题，则需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赔偿，甚至影响企业的实际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董事以及管理人员能够减轻自身的心理负担压力，则可以实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将自身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促进企业的发展。另外，由于董事以及管理人员的个人财产有限，无法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而采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将董事以及管理人员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我国民法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对赔偿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不同种类型的不良行为展开制裁，同时对受害人的权益展开保护，在此过程中，虽然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法中的规定不存在明显冲突，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企业在发生风险之后，将企业需要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保险公司中，这种方式非常容易使董事以及管理人员无法认清事情的严重性，进而降低董事以及管理人员在此过程中的责任感。针对这一现象，不少研究人员提出了疑问，甚至部分人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允许保险公司代替补偿，这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社会公共理念。

（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董事负担责任之间的冲突

我国在上市公司有关规定中表示，上市公司能够购买董事责任保险，该保险主要用作民事赔偿，最终的受益人是董事个人，面对这种情况，该保险到底应该由公司缴纳还是个人缴纳，是相关人员的矛盾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董事的责任与企业发展相互结合，在此过程中实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无论是对企业还是董事个人来说，都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因此可以由公司缴纳。另一种观点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董事的收益程度最大，因此需要由董事个人承担缴纳费用。面对这种情况，考虑到董事责任保险对于公司以及董事个人都具有积极作用，全部由其中一方支付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因此董事责任保险的费用个人以及公司各出一部分，这种方式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方式。如果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不购买董事责任保险，出现风险，仅仅靠董事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完全控制住风险，甚至还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是具有必要性的。但是在我国民商法中规定，董事在除了公司章程之外，不能随意签订与企业相关的合同以及交易，因此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中，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性，需要对其展开科学合理的调节。

（三）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董事免责制度之间的冲突

董事免责制度指的是在工作中董事能够独立发表自身的意见，尤其是在重大事件的决策中，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帮助企业做出正确的发展判断，同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但是在董事会决策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因此对于其中持有少数意见的董事，在决策实施过程中的责任应该被免除，这种方式能够保证董事决策以及责任划分的公平性，同时这也能充分将公平公正的原则体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出，该项制度能够为董事自由决策以及专业知识判断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但是董事免责制度的实施，会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产生一定的影响，非常容易使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进而影响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最终的实际应用效果。

三、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之间的协调

（一）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事责任制度的协调

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事责任制度展开协调，能够保证民事赔偿中违法行为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在此过程中可以对保险公司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展开调整，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的内容展开规范。第一，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免责条款的标准展开统一，同时明确表示，本公司董事董事责任保险诉讼赔偿不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范围之内，这种方式能够增加董事压力，使其承担其董事责任保险带来的责任。第二，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设定相应的可扣余额，表示企业发展中的补偿金以及董事培养金，不在董事责任保险范围之内，保险公司不给予承担，需要有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己承担。在此过程中具体金额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由企业以及董事双方共同决定。这种方式能够避免小额保险频繁请求的情况出现，同时降低保险费用增长情况出现的概率，被保险人在此过程中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能将全部责任转移到保险公司身上，这种方式能够提升董事以及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同时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二）保险费用支付行为的协调

保险费用是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在此过程中，要想保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有效开展，就需要对其保险费用的支付行为展开合理优化。美国在此过程中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其中企业承担保险费用的90%，个人承担保险费用的10%，在此过程中，企业为例降低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压力，会通过增加报酬等方式，补偿部分保险费用。这种方式不仅减轻了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缴纳保险费用中的压力，同时还能够对保险费用的缴纳行为展开合理划分，大大提升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应用效果。但是我国目前在完善保险费用支付行为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还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调整。例如，对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展开调整，对董事责任制度的开展方式给予有效控制，尤其是其中必须需要履行的责任，需要制定规范系统的规章制度，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真正落实到实处，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今后在我国的应用发展提供条件。

（三）保留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双面性，既有积极影响又存在消极影响，因此在面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民商法冲突的过程中，需要对其消极的一面展开有效控制。责任体系是民商法中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制定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将责任体系融入到其中，避免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董事以及高层管理人员利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逃避责任。例如，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对被保险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展开保留，这种方式能够提升被保险人的责任意识，同时还能够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的责任划分展开完善，最终达到提升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应用质量的目的。

（四）限制董事责任保险的范围

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开展的过程中，责任范围划分的科学性，直接决定着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应用质量，为了能够给予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应发展平台，降低董事责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负面影响，需要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应用在其中。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对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的责任展开规划，如果不确定保险范围，则非常容易导致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甚至部分董事会利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不履行相应的责任，成为懈怠工作的保护制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确定保险投资人的过程中，可以由董事人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不包括前任管理人员以及未来将会担任该职务的管理人员，明确保险人的范围。在董事责任保险范围中，制定相依的除外责任，将其中部分责任排除在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范围之外，使董事或者是高级管理人员自己承担，最终提升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责任范围制定的科学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调节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与商业法之间冲突的过程中，需要从各个方面出发，保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优化协调的全面性。

四、结论

董事责任范文篇8

董事责任保险（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董事、经理向公司或第三者（股东、债权人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基于不断强化的董事赔偿责任而建立的。在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尝试，即将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主要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利益保护机制。时至今日，“财富500强”中有95%的公司为其董事和高级职员投保责任保险。据美国Tillinghast-TowerPerrin公司200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国和加拿大公司中，96%的美國公司和88%的加拿大公司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其中，科技、生物类和银行类公司的购买率更是高达100%.我国于2002年1月引入董事责任保险，由平安保险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联合推出国内第一个董事责任保险，但从两年来的销售情况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市场反响热烈，但真正投保者寥寥。

国内外市场的巨大反差，预示着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在我国现行市场环境下存在很多问题，对此国内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董事责任保险的现状及问题的根源做一番梳理，并尝试性地对其发展前景做出预测。

二、理论描述

本段的内容旨在对董事责任保险做全面的描述，并重点阐述其作用和对我国市场发展的意义。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各国的法律一般都规定董事级高级职员具有维护股东权益的法律义务，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一义务，就可能以个人名义对股东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总体上看，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普遍趋势。在欧美公司法中，董事的义务主要有：

1、注意义务

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的过程中负有应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勤勉和技能并且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的义务。它包括勤勉，注意及技能三个方面，即董事须以合理的注意和技能、勤勉去履行管理公司事务的职责。

2、忠实义务

忠实义务是指董事在执行公司业务时所承担的以公司利益作为自己行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不得追求自己和他人利益的义务。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1）董事不得因自己的身份而受益；（2）董事不得收受贿赂、某种秘密利益或他人所允诺的其它好处；（3）董事不得与公司开展非法竞争；（4）董事不得与公司从事自我交易；（5）董事不得泄露公司秘密；（6）董事不得利用公司的财产、信息和商业机会。

3、董事承担的制定法上的义务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董事在制定法上的义务都属于强制或禁止性的义务，是董事须严格遵守的，不允许公司以章程或其他方式加以免除。其义务主要有：（1）董事负有按公司制定法的规定分配股利或红利的义务；（2）董事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做出公司收购公司自己股份的决定；（3）董事在公司最低法定注册资本交付前负有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商事活动的义务；（4）董事在有关公司招股章程方面所承担的义务；（5）董事在公司清算期间所承担的义务。

强化董事、经理责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他们更加谨慎的经营管理，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股东或社会公众的利益。但过重的责任造成了巨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导致董事、经理在管理过程中采取“鸵鸟政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干脆拒绝接受董事、经理的职务。基于以上的考虑。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补偿制度，以激励公司管理者以积极的态度从事经营活动，但，仍有很多风险是单个公司无法承受的，于是董事责任保险应运而生，并与公司补偿制度一起构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保护机制。

就我国而言，发展董事责任保险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首先，董事责任保险的基本功能对我国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从以上分析可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看作董事、经理的激励机制，为经营者分担职业风险，鼓励其创新精神，从而充分发挥其经营潜能。并由此派生出其它方面的作用，如：有助于公司招募独立董事，从而促进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司高级管理层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也有利于形成职业的经营者队伍。

其次，董事责任保险有助于加强对董事的监督。施建祥认为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保险人在出售保险单前，通常有对被保险人进行详细调查的程序，这个过程实际上给了股东识别不合适董事的机会，对于不合格的董事，股东大会可以及早解聘。其次，当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时，保险人的监督还会继续，保险人会对引起索赔的董事行为的具体方面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如果不符合保单规定的要求，保险人可以拒赔，这就迫使董事及高级职员谨慎行事。最后。可以促使董事之间的相互监督，因为一份董事责任保单是保障董事会全体人员，个别董事的民事责任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董事会的声誉，这就会激励董事相互之间更严密的监督。但本文认为，其后两种作用比较牵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谨慎行为和互相监督行为是董事责任赔偿制度本身所实现的。因此，本文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对董事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事前审查上。

最后，董事责任保险有助于推动我国董事责任赔偿制度的完善。完善的董事赔偿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董事责任保险运行的基础。在现行的立法条件下，我国董事赔偿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使得董事职业风险不断加重的同时必然会遭遇更多的阻力，而董事责任保险在分散董事经营风险的同时，必将减少对董事责任赔偿制度的抵触，从而加快制度完善的进程。

三、现状分析

自我国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以来，其市场推广步履艰难。据平安保险公司财产险部特殊风险室主任冉晓梦介绍，包括已达成意向性协议的公司在内，全国已有70余家公司（主要是上市公司）投保这一险种。但据公开资料统计，目前只有万科A、北大高科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签下董事责任险保单。董事责任保险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环境不完善

和其他责任保险产品一样，董事责任保险对法律的依附性很强。从保险的标的来看，其需求程度取决于法律对董事责任赔偿责任的规定，可以说法律的完善程度决定了董事责任保险运行的市场环境。而从目前我国的法律来看，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缺陷。

尽管我国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第59条概括式地规定了董事的忠实义务，但无论在规范的外延还是规范的构造技术上都不理想，而没有规定董事的注意义务则更是一大立法疏漏。另外《公司法》第63条和第118条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18条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表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然而，对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造成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如股东、债权人的损失时，董事是否应承担责任末作规定。根据《公司法》第212条的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的责任也仅有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没有当股东和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失时，有权请求董事赔偿的规定。《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的诉讼。”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董事应向股东承担责任问题，且股东的权利也仅是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并未规定股东有权要求赔偿，因此不能不说是公司立法的缺漏。

法律的缺位使得公司董事在经营过程中实际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尤其是对第三者的责任，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更是微不足道。尽管1998年12月2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意味着发行人、证券公司的董事在该情形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我国立法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首次突破。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治理规则》，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给公司及股东造成损失的，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便如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民事司法保护不足，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提起民事赔偿时，虽然可以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中的某些规定主张权利和行使权利，但是由于相关规定和条款的零散性，不系统性、缺乏可操作性的缘故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以股东代表诉讼、投资者集团诉讼为核心内容的投资者权益诉讼制度无法真正建立，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难以落到实处。由此可见，董事在实际过程中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与欧美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和普通产品一样，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者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由于法律的缺位使得董事实际承担的责任有限，从而风险意识淡薄，即使发生应承担的责任，由于民事赔偿制度不到位，实际赔偿的可能性则更微不足道，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对风险分散的需求，从而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冷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市场主体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股独大和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据调查显示，上市公司对董事责任保险兴趣不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意行为如何认定。保险条款中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在故意违规操作的情况下，引起民事赔偿，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但对过错、过失行为的界定、保险责任的明确还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那么何为故意，其具体标准是什么？这一点是上市公司相关人员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列示故意的具体标准，因此，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一旦发生争议，难免对簿公堂。

其二，罚款或惩罚性赔偿，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从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人的情况看，目前的主要风险之一即是被罚款，而保险公司对此不负赔偿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险种的吸引力。

其三，要求投保人列示有可能引致所投保保险责任项下索赔的事实或情况，如果投保人有意欺骗保险公司或有意误导而隐瞒关于事实的信息，则导致保险权益丧失。对此，上市公司表示，什么是有意欺骗、有意误导，标准又是什么？对此概念很难理解。如遇索赔事件，在这方面，很可能存在争议。

由此可见，真实的问题是上市公司试图规避的风险与董事责任保险所涉及的范畴存在较大的差异。董事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是董事、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疏忽行为，是过失性风险，而从上市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其风险主要集中在过失性风险。现有的诉讼案例表明，大多数情况是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故意。蓄意的行为，保险公司对此类行为在产品免责条款里做了明确的规定。因此，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一个相对市场化的产物，他所要求的市场主体与目前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产品不完善

由于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推出的时间很短，保险公司还处于探索阶段，出于对风险的防范和对成本的控制，产品对所承保的责任范围作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如平安保险对其产品规定了九条除外责任：1、由被保险人或以被保险人名义提出的索赔；2、内幕交易行为；3、对政府、客户、债权人，债务人等利益关系人的贿赂行为；4、保证或对外担保；5、罚款或惩罚性赔偿；6、欺诈、犯罪、恶意或故意行为；7、被保险个人在保单生效日之前已经知悉的索赔或过错行为；8、保单列明的主要股东（一般为持股5%以上）向被保险人提出的任何索赔；9、针对被保险公司提出的索赔；可见其承保的范围非常狭窄。并且，保险公司对许多条款的理解都未作详细的说明，如前文所提及的故意行为如何认定，是否遵循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商业判断原则”？如何区分董事行为和股东行为？因为大部分董事都是股东的代表，那么很多时候他们执行的都是股东意志，而股东行为不在产品的承保范围之内，因此对董事行为和股东行为的区分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束语

董事责任范文篇9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根据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

1.风险厌恶说。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财务困境或更严重情况下的破产，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届时，破产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履行对董事的损失补偿承诺。这样，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负债会增加破产风险，公司的保险需求就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公司过去的收益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很好参照，收益率越高，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过去的收益率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此外，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有一大部分风险是自留的，而且，破产成本并非随着公司规模增长而成比例增加，公司的保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5.监督说。董事责任险相当于为企业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等各个环节，都要对董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严格调查，这就起到了对董事的监督作用。监督假说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从而由额外监督获得的益处越多，就越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同时，考虑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的替代性，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债比率、管理层持股比例等负相关。与董事会独立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兼任COB(ChairmanoftheBoard)对董事责任险购买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CEO—COB的分离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因此二者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具有替代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承保董事责任险时，往往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并且CEO与COB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这样，董事会的独立性连同CEO—COB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就是互补的。

6.强势管理者(entrenchedmanagers)说。董事责任险是一种董事保护机制，董事只需分摊很少一部分保费，却可以享受董事责任险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且，公司购买保险是无须征得股东同意的。这样，只要董事的报酬没有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险而被相应地下调，董事就会乐于购买董事责任险。由于董事越是强势，就越可能忽视其他股东的意见，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CEO的表决权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层股份持有的增加，董事分摊的保险费增加了，而所获取的好处却不变，因而，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其管理层拥有的股份负相关。

7.股东利益保护说。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股东。因为资产价值是股东损失的上限，董事责任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资产价值正相关。

8.服务效率说。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评估、损失防控与处理索赔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借助于保险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一般来讲，大公司更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采用金融衍生工具等较复杂的手段避险，而小公司更加依赖保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9.防止投资不足说。保险具有约束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功能。公司资本结构中债权的比例越高，股东转移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相关。另外，由于成长型的公司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因而成长型公司应该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10.避税说。累进制税收意味着在低收入区税收函数是凸的，而在高收入区税收函数则是线性的。凸性税收函数使得公司的期望税赋要超过其期望税前收入所对应的税赋。这样，应税收入处于税收函数凸起部分的公司或者说预期税前收入波动性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

11.降低监管成本说。监管者为了降低成本，会依赖保险公司的损失评估来定价，这样，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这些假说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而且，根据不同的假说，同一个变量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有时是相反的。例如，按照服务效率说，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而股东利益保护说、风险厌恶说、监督说却意味着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正相关。那么，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些都使得相关的实证检验成为必需。

二、实证检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假说的实证检验一直无法进行。虽然Wyatt也提供一些董事责任险方面的报告，但他的数据是通过调查来搜集的，其准确性难免让人怀疑。

最早的保险需求实证检验来自Mayers与Smith(1990)。他们以1276家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产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保险需求的一个特殊部分——再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与保险需求正相关；集团公司成员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公司规模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信用状况与保险需求负相关；地域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业务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样，保险公司是最优风险承担者和有效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得到了支持，而保险在减少期望税赋、防止投资不足和降低破产成本方面的作用却不能确定。

由于Mayem与Smith(1990)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所有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信用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或许可以直接推广到工业类公司，而地域和业务的集中度与非保险公司的保险需求是否有关还存在疑问。另外，如果使用工业类公司的数据对相关论断进行检验的话，变量还要重新设计。

1992年英国的Cadbury报告和1993年加拿大的Dye报告改变了长期以来保险数据不透明的状况，两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将有关公司使用的避险工具及董事薪酬作为法定公开信息。至此，对董事责任险需求命题的实证检验终于成为了可能。

Core(1997)是第一个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他用222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加拿大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购买董事责任险主要是由其诉讼风险与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支持了风险厌恶说与财务困境说。检验结果不支持董事责任险是董事薪酬组成部分的说法，因为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董事报酬具有替代性。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方面，Core(1997)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越低，支持了监督说以及强势管理者说。

Core(1997)对降低监管成本说的检验结果是肯定的，而董事责任险减少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他的模型的一个缺点是预测性太差，其对决定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为76%，而对决定不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只有34%。在后来的研究中，Core(2000)对董事责任险的保费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决定保费高低的因素与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基本相同。

O’Sullivan(1997)通过对366家英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Holdemess(1990)的监督说进行了检验。他发现：由于董事责任险的保费相对较高，小公司多使用大股东和管理层持股作为监督机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为达到一定股权比例，股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在上升，靠增加所有权来监督管理层变得昂贵，因此大公司更多地使用董事责任险和独立董事作为监督机制。此外，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的关系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与Core(1997)一致，即二者具有替代性。

更晚些时候，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样本包括327家加拿大公司1993年—1999年的董事责任险数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但只有以资产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时，这种相关性才显著，而以股权市值计算的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状况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股价波动性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价的波动模糊了董事的管理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使得股东胜诉的可能性下降，从而股价波动性越大，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越小；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他们只发现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存在负相关，而CEO—COB的分离以及CEO的投票权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影响；对于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关系的检验，其结论同样是二者负相关；但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在美国上市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同于Core(1997)，他们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与美国上市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Chalmem，Dann与Hafford(2002)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动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他们对1992年-1996年上市的72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1nitialPublicOfferings，IPO)前购买的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与其IPO后三年间的股价负相关。这就表明掌握内部信息的管理层在IPO之前很可能知道公司IPO定价存在高估，为了避免IPO后股价下跌股东诉讼引起的损失，管理层购买了高额董事责任险。然而Chalmers等(2002)忽视了一点：董事责任险是索赔型责任险，因而在IPO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发生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Chalmers等(2002)研究的数据只反映了IPO时企业董事责任险方面的信息，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次，IPO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将被保险人扩大到承销机构和其他股东，因而使用IPO时的董事责任险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再者，他们的样本过小，只包括72家公司，而且存在取样的偏差，这些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Boyer(2003A)支持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动机解释为保护股东利益。他的论证与Romano(1990)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对董事责任险作为董事保护机制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的：董事责任险是由公司出资购买的，目的是在发生董事责任诉讼的时候，董事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和赔偿费。然而实践表明，有一半以上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提起的。这种解释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股东为董事购买保险，以防股东诉讼给董事造成损失。因此，Boyer(2003A)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他对这个假定和关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其他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东保护说与董事薪酬说、管理者信号说一起最有力地解释了董事责任险的需求，监督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而财务困境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Boyer(2003B)又有了新发现。当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上年度是否购买了董事责任险时，先前经检验证明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有影响的所有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指标都变得不再重要，对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唯一指标就是该公司在上一年度是否购买了保险以及买了多少。他的逻辑是，第一，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的；第二，管理层一旦做出一个最优决策，就会坚持下去，发展成惯例，直到实践表明有必要进行修订，而对决策进行检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第三，推翻以前的决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会有意推迟决策评估的时间。Boyer(2003B)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并非是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指导下的理性行为，却纯粹是习惯使然。

继Chalmers，Dann与Harford(2002)之后，Kaltchev(2004)再次使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数据是由两家保险经纪商提供的，包括113家公司在1997年—2003年间的董事责任险信息。初始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的绝对值正相关；习惯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并且习惯的作用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变量，如收益率，负债率与股价波动率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降低破产成本说预示的结果一致；而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却不明显；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预计的效果相反。这样，董事责任险的监督功能和减少投资不足的功能就没有得到支持。Kaltchev(2004)对此的解释是，引起股东诉讼的可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公司业绩的问题。考虑到公司规模对责任限额的影响，Kahchev(2004)用责任限额与公司价值的比率替代责任限额的绝对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这一次，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从原来的正相关变成负相关，支持了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服务效率假说和降低破产成本假说，而惯性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Kahchev(2004)因此猜测，在因变量的设计上，经过规模调整的责任限额可能比责任限额绝对值更为合适。其他方面的检验大体上维持了原来的结果。此外，在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他不同意Boyer(2003A)的股东利益保护说，认为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股东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因为决定买不买董事责任险以及买多少的是管理者，而不是股东，通常股东对于董事责任险的信息是不知情的。因此，公司规模之所以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不是因为公司越大股东的损失可能越大，而是因为公司越大管理层的损失可能越大。

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基本上出自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唯一一篇论文是由香港地区的HongZou，SoniaWong，ClementShum，JunXiongandJunYang(2006)贡献的。考虑到在中国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由董事会提议，并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他们查询了在沪深上市的所有中国大陆公司2000年—2004年的年报和董事会公告，组成了一个包括88个获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的样本，并以行业、时间以及公司规模为标准另外选取了88个没有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作为对照样本。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之处：首先，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和董事责任诉讼风险并非迫在眉睫，因而风险厌恶不应成为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律规定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些因素决定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是管理层投机。

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例如独立董事比例、诉讼风险、资本结构、管理层持股等，也同样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保决策。HongZou(2006)等人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一个融资渠道。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优质资产，经过改制重组和财务包装后发展而来的，这就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的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因为股权分置的影响，控股股东缺乏提高公司价值的动力，而是存在着转移财富，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HongZou(200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及／或为大股东提供信贷担保较多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总的来看，第一批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大陆上市公司的购买决策应该是大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逆向选择，目的是保护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免遭小股东诉讼造成的损失。

三、小结

典型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包括个人保障部分与公司保障部分。个人的保险需求可以用风险厌恶来解释，而公司的保险需求则一直是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的一大难题。

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只有十几年的时间，相关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尤其是实证方面的学术论文更是屈指可数。因而这是一个年轻的课题，并且由于它是年轻的，它同时也是开放的。随着各国监管法律的完善，保险数据的逐步透明，提供给研究者的环境将不断改善，而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将必然涌现。

董事责任范文篇10

关键词：董事义务；董事责任保险；保险利益

一、董事责任保险的历史沿革

20世纪3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得到了最早承认并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专门以公司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保险可以说是董事责任保险的最初形式。当时，欧洲各国还没有类似的险种。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快发展，法律实践的重心也相应地由补偿转向保险。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80年代以后，美国股东代表诉讼急增，诉讼额增大，给广大保险市场造成了危机。许多保险公司从董事保险业务中撤出或者降低最大保险金额，提高保险费。此外，对申请加入董事保险的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对业绩较差、董事责任风险较大的公司不予签订董事保险合同。

英国虽有高昂的律师收费，但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的诉讼远没有美国频繁，因而英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并不象美国那样红火。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由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的做法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不开设这一险种。日本于1980年由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对董事保险进行专项研究。1990年三井海上保险公司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认可，开始发卖董事保险，次年其他保险公司也取得了政府认可，在日本全面开展了董事保险业务。

我国2002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允许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随后，平安保险公司于2002年1月24日率先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存在的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的概念

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又称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其英语表述是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简称“D&Oinsurance”。关于董事责任保险的涵义，学界分歧不大。董事责任保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由公司或者公司与董事、高级职员共同出资购买的，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过失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而被追究其个人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该董事和高级职员进行责任抗辩所支出的有关法律费用并代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广义上的董事责任保险除上述内容外，还规定保险人应当负责赔偿公司根据董事责任和费用补偿制度对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以责任保险的效力基础或依据为标准，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又称为法定责任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投保而成立的责任保险。自愿责任保险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而订立的责任保险合同。根据美国联邦证券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的所有上市公司都被要求投保董事责任险。这样做有利于在董事个人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所导致的巨额损失时，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应主要采纳强制型责任保险。

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董事责任保险可划分为索赔型责任保险和事故型责任保险。索赔型责任保险，是指第三人向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请求索赔的事实首次发生在责任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则保险人应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保险。此类型保险，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董事责任保险的填补损害功能。事故型责任保险，则指保险人承诺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因为约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损失予以补偿。但该约定的事件，仅以对第三人有所影响而在保险单约定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为限。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事故型保险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或在多长时间以内发生难以预测。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职员的责任、义务日趋增多，董事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世界各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上逐渐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董事会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其职权得以急剧膨胀。在此情况下，董事、经理的职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无从保障。各国公司立法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的方法主要有：一方面，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中明定董事对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另一方面，法律赋予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提案权、质询权、派生诉讼等，同时建立监事会、独立的审计人、外部董事等制衡机制对董事的权力予以约束，以抑制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公司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的加重，积极方面在于，可以促使经营者更加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消极的方面在于，太重的责任有时会造成经营者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挫伤其积极性，最终促成其以保守姿态经营公司，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利益相关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公司一旦卷入经济纠纷，诉讼标的一般都数额巨大。对于公司来讲，董事做为自然人，董事的个人财产对公司的损失弥补，只能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可能。董事在承担责任后，可能得不到二次补偿而陷入破产人的窘境。对于公司的利益相关人来讲，多数情况下其承担经营决策失误赔偿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不通过保险公司转移绝大部分赔偿责任，则投资人、债权人、股东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确立，适应了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董事的权利和义务日益增多，公司特别是跨国性的大公司，对公司董事经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董事经理的责任、义务呈多样化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四、我国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2001年8月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建议“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标志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不仅获得理论界较为广泛的认同，而且成为实务界的现实需要。2002年1月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该规定把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扩大为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2002年1月24日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业务”，又把责任保险的范围扩大到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一业务事前得到中国保监会的批准。继平安保险公司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也纷纷开始研发董事责任险。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是国外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移植到我国的最初成果，也是本文讨论国内董事责任保险情况的主要依据。在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时，咨询者很多，但真正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不多。这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不无关系，因此笔者对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保险范围的完善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立法层次低，覆盖面窄，董事责任保险的受益人应不仅包括控股公司，还应当包括被控股公司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因为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履行职务中和董事面临同样的问题。投保公司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还应包括非上市公司，不管公司规模大小，其董事都有权利转移自身的风险。董事责任保险不当行为的范围应该是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就其过失给公司和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其他与职务无关的行为或者故意行为给上述客体造成的损失，均不应列入保险范围。

（二）保险品种的完善

各国的董事责任保险一般包括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和公司补偿保险两种。而且，这两种保险互相关联，保险公司都加以提供，而由投保公司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不能只选择公司补偿保险而不选择董事个人责任保险，但相反却可以存在。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董事补偿制度，公司补偿保险没有存在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将来法律规定董事补偿制度时，保险公司应配套推出公司补偿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