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职责十篇

董事会职责篇1

董事会秘书职责如下一是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即按照法定程序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准备和提交有关会议文件和资料;负责保管公司股东名册、董事名册，大股东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资料，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文件和会议记录等。

二是负责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如股东名册等资料的管理。

三是负责办理信息披露事务。如督促公司制定并执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重大信息的内部报告制度，促使公司和相关当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机构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负责与公司信息披露有关的保密工作，制订保密措施，促使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知情人员在信息披露前保守秘密，并在内幕信息泄露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董事会秘书相关信息

1、具备专业知识，提供专业意见。

董事会秘书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这是董事会秘书的职业所必须的。不仅要掌握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还要熟悉公司章程、信息披露规则，掌握财务及行政管理方面的有关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行使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对董事会提供全面的专业意见，保障公司规范化运作，从而确立董事会秘书在公司的地位及作用。

2、遵守职业操守，履行专业职能。

董事会秘书应当遵守公司章程，承担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法律责任，对公司负有诚信和勤勉义务，不得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董事会秘书作为专业人士，遵守职业操守，保持个人的品格和地位是履行专业职能的首要条件。

董事会秘书作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知道很多公司在决策与投资方面的安排，保守公司的秘密，避免公司对股价有影响的消息通过非正常的渠道传播。当得知公司作出或者可能作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决议时，应及时提醒公司有关人员，并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提升公司董事会对董事会秘书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也能有效的防范风险。

董事会秘书也有权行使如下职责：

协助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在董事会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作出决议时，及时提出异议，如董事会坚持作出上述决议，应当把情况记载在会议纪要上，并将会议纪要马上提交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协助董事及经理在行使职权时切实履行境内外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在知悉公司作出或可能作出违反有关规定的决议时，有义务及时提醒，并有权如实向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监管机构反映情况。

3、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工作质量。

董事会秘书在工作实践中，积累出了不少好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有利于董事会秘书有效的防范风险。

董事会职责篇2

关键词：勤勉义务；董事职权；赔偿责任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董事勤勉义务标准、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范围等规定不详。本文尝试以案例与法条分析相结合对公司董事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责任进行研究。鉴于独立董事的特殊性，本文未研究独立董事。

一、董事勤勉义务内容

（一）我国现行法上董事勤勉义务的规范分析

我国现行规定董事勤勉义务规范性文件包括法律层面、行政法规及证券交易所文件，但均未解释什么是勤勉义务。勤勉义务内容与董事任免、董事职权、董事会决议程序等相关。

1、董事任免

董事任免包括任职条件、任免程序，董事任职条件包括限制与积极条件。《公司法》第146条规定五种情形不能担任董事，《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3条第5款、第16条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0条、第41条、第34条规定证券投资公司董事、上市公司董事任职除不违反《公司法》规定的限制条件外，还应当取得从业资格并具有相关年限的从业经验，董事应当运用不低于一般专业的标准履行职务。选举董事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是否影响董事的勤勉义务？细查《公司法》第149条，“董事”并未区分瑕疵选举与非瑕疵选举董事，故选举董事决议瑕疵不影响董事在任期间的勤勉义务。

2、董事职权

公司设董事会的，董事通过董事会行使职权。董事会职权或职责主要由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但亦有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3.1.5款第（三）项规定的“社会公认的其他勤勉义务”。

3、遵守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法》第147条、第149条均规定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为董事的勤勉义务，董事的职权主要由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内容远大于董事职责，董事的某些职责可能未规定，但董事也应当履行，如一般社会公认职责。

4、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法》第112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瑕疵，造成公司“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表决时表明异议并有会议记录的董事免责。《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亦有类似规定，但采“损失’标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的董事赔偿责任应当包括在公司法第149条规定的董事执行公司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造成公司损失的赔偿责任中。由此，董事关于董事会决议瑕疵赔偿责任的损失要件，股份有限公司“严重损失”，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损失”，严格程度不同。

（二）判决中的勤勉义务

1、案例选取

以案例分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关键词“违反勤勉义务”为条件，在“北大法宝”网检索到3个判决。删除类似案件，最后选取（2010）浙商终字第37号、（2012）渝-中法民终字第04533号两个案例。

2、勤勉义务定义

（2010）浙商终字第37号判决定义勤勉义务：勤勉义务又称善管义务、注意义务，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在管理公司事务时应当勤勉谨慎，须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形下所应表现的谨慎、勤勉和技能履行职责，要采取合理的措施，以防止公司利益遭受损失，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

3、董事职责与董事勤勉义务

（2012）渝-中法民终字第04533号案，法院在判断杨XX是否履行勤勉义务时，首先分析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否为杨XX的职责。（2010）浙商终字第37号案认为车辆经使用折价出售属正常，且折价比例（82%）并未明显过低，董事具有出售汽车的职权，故吴小虎折价出售汽车的行为不违反董事勤勉义务。上述两案表明，董事无职责或有职权且并未损害公司利益不构成违反勤勉义务。

4、违反董事勤勉义务的责任承担

（2010）浙商终字第37号案件中，在吴小虎担任执行董事期间，公司管理当局未M行过有效的存货盘存核对，公司盘亏损失5784953.15元，法院认定吴小虎的怠于履行职责行为与公司盘亏损失具有因果关系，吴小虎违反董事勤勉义务，应赔偿公司损失。关于损失赔偿范围，法院考虑其在公司所获得的报酬与其所造成的公司损失比例悬殊，依据公平原则，判决其对盘亏损失的70%承担赔偿责任。

二、董事勤勉义务司法审查标准

（一）主客观标准

主观标准指，董事尽了其技能水平和经验所要求的一般勤勉，就视为其已履行了勤勉义务。客观性标准，指只有该董事尽到了具有同类专业水平或经验的专业人员应该具有的勤勉时，才被视为尽到了合理勤勉。（2010）浙商终字第37号案勤勉义务审查标准与美国“善意”、“合理的相信其行为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的客观标准具有一致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等要求上市、证券、期货等公司董事应当具有相关从业资格。因此，我国公司董事勤勉义务标准一般行业或一般类型公司与特殊行业或特殊类型公司分别使用严格客观标准、一般客观标准。

（二）形式与实质标准

形式审查要求董事履职具有职权及履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或章程的规定。实质审查在前述形式审查基础上，要求履职行为实质上不损害公司的利益。《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利益受损为董事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2010）浙商终字第37号案法院通过职务行为是否符合职权范围与是否损害公司利益的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审查吴小虎出售汽车是否违反勤勉义务。

三、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责任

（一）构成要件

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责任为侵权责任。一般侵权责任有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为要件，赔偿范围以补偿损失为一般原则。《公司法》第149条、112条规定的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责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二）赔偿范围

损害赔偿之目的，在恢复被害人损害发生前之原状，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约定外，应以填补债权人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为限。关于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免责，包括法定免责，如《公司法》第112条第3款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8条均规定董事会会议明确表示反对并记录的免责。其次，公司章程对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赔偿责任作出限额或免责性规定。再者，如《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董事责任险适用于董事合法执行职务行为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或董事违反股东大会决议。另外，不可抗力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的免责事由亦适用于董事免责。关于“商业判断规则”，我国司法实践可合理采用“商业判断规则”，在判断董事经过必要调查与了解并尽了以处于相同位置的法定的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人员在类似情况下的注意，且该职务执行程序不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后，合理免除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

董事会职责篇3

    一、辞职:独立董事自我保护的选择

    在中国证监会“截至2002年6月30日,每家上市公司至少设立两名独立董事”的硬性规定下,近2 000名各界精英闪亮登场,其中不乏经济学泰斗和金融界权威。但在新独立董事诞生的同时,原独立董事辞职和更换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值得注意的是,在有独立董事辞职的上市公司中,相当一部分有严重问题或被市场质疑。一位辞职的独立董事坦言,由于与公司董事长多年交情,在老朋友的恳求下欣然任职,也曾认为当独立董事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可真正要在无数投资项目书、财务报表上签名时,才知道并不那么轻松。一方面是“人情关”,要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就必须仔细核对和调查各项指标,这明显是不信任朋友,而且也不好意思拿人家的钱还挑人家的错;但另一方面,要照顾面子就得自担风险,盲目行事轻则名誉扫地,重则被投资人送上法庭,最息事宁人的做法就是辞职。

    可见,在经历一段狂热期以后,独立董事已经对自身权利、职责和风险有了理性认识,在“人情关”和“风险关”的内外夹逼下,辞职是他们自我保护的选择。这一现象表明,独立董事愿意进入企业、认真履行职责的前提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需建立全方位独立董事利益保护机制。

    二、董事利益保护的国际做法及其借鉴意义

    1.经营判断原则。这是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判例法规则。其存在这样一个假定:董事作出经营决策是以熟悉情况为基础,怀有善意,并且真诚相信所采取的行为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董事在此种勤勉与注意力前提下判断失误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免于承担责任。

    我国独立董事拥有法律赋予的、极其重大的经营决策权:对30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签字认可;可独立聘请注册会计师判断财务数据真伪;对董事任免、注册会计师聘用和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表独立意见。但现实中,因为存在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独立董事即使了解情况、有建设性的想法,也倾向于不表态,或者与其他独立董事保持一致。所以,也有公司抱怨,高薪聘请独立董事本来想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阅历来辅助决策,结果独立董事却什么都说好。针对这种情况,经营判断原则一方面强调勤勉和注意力前提,否定了独立董事消极不作为的行为,另一方面强调失误责任的免除,解决了独立董事的后顾之忧。

    2.董事与高级职员责任保险。这是20世纪中叶采用的一种保护董事的方式。目前,美、英、日等国的多数公司,为董事,包括监事、经理等高级职员,购买了这种保险。为了防止董事专横或滥用权力,公司总是对董事规定许多责任,如注意力义务、禁止竞争义务等。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经济中,董事的这些赔偿风险是难以预料的,且投资人通常会向董事提出经营责任方面的诉讼。如果董事的收入不能与赔偿风险相适应,他们将很难大胆、合法地履行职责。

    我国《保险法》已经规定了责任保险,因此在独立董事利益保护机制中引进董事与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主要障碍来自于观念和企业。董事与高级职员责任保险无论对独立董事还是对公司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独立董事的好处十分明显;对公司而言,可以免于支付高薪和超过其认为合理的补偿金,而且可以获得更好的独立董事。我国多数独立董事为了补偿风险而要求高薪,国外的独立董事则把公司是否承担重大责任保险视为考虑任职的前提条件。

    3.补偿。世界各国普遍要求公司对其董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只要是诚实的)和遭受的损失给予补偿,而且补偿的标准和范围十分宽泛。如美国就有法定补偿、自行补偿和判令补偿三种形式:法定补偿即法律规定公司必须给予董事补偿;自行补偿指如果董事履行职责受到诉讼,公司自行补偿胜诉的董事在诉讼中发生的合理费用,而对符合勤勉和注意力前提但被判处赔偿、罚金或罚款等的董事,公司也应补偿;判令补偿指董事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公司给予补偿。

    目前,独立董事甚至成为了一些公司继续违规操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挡箭牌。为避免这一现象,我国法律应规定公司的补偿责任,保护独立董事请求补偿的权利。

    三、建立全方位独立董事利益保护机制

    建立全方位独立董事利益保护机制有助于在不同市场主体——股东、董事、债权人、保险公司、社会成员等之间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从独立董事与社会角度看,独立董事认真履行职责,明显提高了公司经营效率,保护了中小股东利益,社会成员普遍由此受益。从独立董事与股东角度看,独立董事是由股东根据公司章程选举产生,股东理应承担选择不当的责任。所以,要求他们分担风险是合理的。笔者认为,全方位独立董事利益保护机制应包括以下四个层次。

    1.社会保护。鉴于目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推行的种种障碍,多源于整个社会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误解,因此我们在这个层次的工作尤为艰巨。第一,需要正确引导舆论。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但远非全部方面,应该合理预期独立董事的作用,同时加快其他方面的建设和改革。除独立董事本人外,他人也应该了解独立董事面对的风险,给予支持。中国证监会要求独立董事每年必须有一定时间在公司里,但独立董事所在的单位会不高兴,认为他们是赚钱去了,这形成了很多负效应。第二,需要进一步立法。明确经营判断原则的法律地位给独立董事提供间接保护,明确公司对独立董事的补偿责任给独立董事提供直接保护。

    2.行业保护。设立独立董事协会和独立董事事务所等自律组织,加强独立董事群体的培训与自律教育。设立独立董事协会,制定统一的职业道德规范,安排专业培训、观摩、交流等,可以规范独立董事行权方式,提高其行权能力,形成专业化的独立董事阶层。独立董事事务所,则是把独立董事自然人责任转化为法人责任,使独立董事事务所成为约束独立董事并代替其承担责任的载体。

董事会职责篇4

关键词：　董事义务；董事责任保险；保险利益

一、董事责任保险的历史沿革

20世纪3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得到了最早承认并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专门以公司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保险可以说是董事责任保险的最初形式。当时，欧洲各国还没有类似的险种。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快发展，法律实践的重心也相应地由补偿转向保险。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80年代以后，美国股东代表诉讼急增，诉讼额增大，给广大保险市场造成了危机。许多保险公司从董事保险业务中撤出或者降低最大保险金额，提高保险费。此外，对申请加入董事保险的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对业绩较差、董事责任风险较大的公司不予签订董事保险合同。

英国虽有高昂的律师收费，但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的诉讼远没有美国频繁，因而英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并不象美国那样红火。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由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的做法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不开设这一险种。日本于1980年由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对董事保险进行专项研究。1990年三井海上保险公司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认可，开始发卖董事保险，次年其他保险公司也取得了政府认可，在日本全面开展了董事保险业务。

我国2002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允许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随后，平安保险公司于2002年1月24日率先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存在的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的概念

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又称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其英语表述是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简称“d&oinsurance”。关于董事责任保险的涵义，学界分歧不大。董事责任保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由公司或者公司与董事、高级职员共同出资购买的，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过失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而被追究其个人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该董事和高级职员进行责任抗辩所支出的有关法律费用并代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广义上的董事责任保险除上述内容外，还规定保险人应当负责赔偿公司根据董事责任和费用补偿制度对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以责任保险的效力基础或依据为标准，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又称为法定责任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投保而成立的责任保险。自愿责任保险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而订立的责任保险合同。根据美国联邦证券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的所有上市公司都被要求投保董事责任险。这样做有利于在董事个人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所导致的巨额损失时，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应主要采纳强制型责任保险。

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董事责任保险可划分为索赔型责任保险和事故型责任保险。索赔型责任保险，是指第三人向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请求索赔的事实首次发生在责任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则保险人应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保险。此类型保险，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董事责任保险的填补损害功能。事故型责任保险，则指保险人承诺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因为约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损失予以补偿。但该约定的事件，仅以对第三人有所影响而在保险单约定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为限。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事故型保险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或在多长时间以内发生难以预测。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职员的责任、义务日趋增多，董事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世界各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上逐渐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董事会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其职权得以急剧膨胀。在此情况下，董事、经理的职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无从保障。各国公司立法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的方法主要有：一方面，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中明定董事对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另一方面，法律赋予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提案权、质询权、派生诉讼等，同时建立监事会、独立的审计人、外部董事等制衡机制对董事的权力予以约束，以抑制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公司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的加重，积极方面在于，可以促使经营者更加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消极的方面在于，太重的责任有时会造成经营者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挫伤其积极性，最终促成其以保守姿态经营公司，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利益相关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公司一旦卷入经济纠纷，诉讼标的一般都数额巨大。对于公司来讲，董事做为自然人，董事的个人财产对公司的损失弥补，只能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可能。董事在承担责任后，可能得不到二次补偿而陷入破产人的窘境。对于公司的利益相关人来讲，多数情况下其承担经营决策失误赔偿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不通过保险公司转移绝大部分赔偿责任，则投资人、债权人、股东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确立，适应了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董事的权利和义务日益增多，公司特别是跨国性的大公司，对公司董事经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董事经理的责任、义务呈多样化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四、我国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2001年8月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建议“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标志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不仅获得理论界较为广泛的认同，而且成为实务界的现实需要。2002年1月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该规定把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扩大为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2002年1月24日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业务”，又把责任保险的范围扩大到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一业务事前得到中国保监会的批准。继平安保险公司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也纷纷开始研发董事责任险。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是国外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移植到我国的最初成果，也是本文讨论国内董事责任保险情况的主要依据。在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时，咨询者很多，但真正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不多。这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不无关系，因此笔者对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保险范围的完善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立法层次低，覆盖面窄，董事责任保险的受益人应不仅包括控股公司，还应当包括被控股公司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因为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履行职务中和董事面临同样的问题。投保公司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还应包括非上市公司，不管公司规模大小，其董事都有权利转移自身的风险。董事责任保险不当行为的范围应该是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就其过失给公司和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其他与职务无关的行为或者故意行为给上述客体造成的损失，均不应列入保险范围。

（二）保险品种的完善

各国的董事责任保险一般包括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和公司补偿保险两种。而且，这两种保险互相关联，保险公司都加以提供，而由投保公司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不能只选择公司补偿保险而不选择董事个人责任保险，但相反却可以存在。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董事补偿制度，公司补偿保险没有存在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将来法律规定董事补偿制度时，保险公司应配套推出公司补偿保险。

董事会职责篇5

独立董事的定位

放眼全球公司治理，独董可谓连推带拽地被“嵌入”了公司董事会。独董制度既是企业自身谋求发展、追求创新、提高竞争力、规避失败的自发，是诱致性变迁的结果，又是政策制定者强行介入的结果，具有强制性变迁的特征。

最初的独立董事制度是英美模式下为了弥补一元制的制度缺陷而产生的。一系列公司丑闻以及高管为自己定报酬等问题的存在引发了董事会制度的革命，为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独立董事制度应运而生，其标志是1940年美国颁布的《投资公司法》。2001年安然事件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颁布的索克斯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独董的独立性。而在英国，1982年建立的 “非执行董事促进会”率先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制度，2006年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颁布的《公司治理综合准则》则进一步强化了独董的独立性。英美等采用一元制治理模式国家引入独董制度，在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维护股东利益、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率等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日本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则是维系日美关系、企业创新与应对竞争压力的客观要求。在部分大企业尝试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后， 2002年5月日本商法、公司法对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作出了任意性的规定，标志着日本独董制度的正式引入，最终强化了董事会的结构，改善了企业的竞争力。

相比之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在企业海外上市的法律与制度约束，以及国有企业股东的“非人格化”、大股东控制与内部人控制等状态下引入的，以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指导意见》为标志。随后中国证监会又在《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实施细则》等文件中明确了独立董事的相关规定，200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

可见，各国独立董事制度既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又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制度演变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国别特征。独立董事的职能最初被界定为监督，随着独董制度的发展，独立董事的职能不仅仅局限于监督，还有咨询服务、政治关联等多个维度。总的来说，独立董事的角色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化监督。监督是独立董事的最基本职能。委托理论认为董事会是制约管理层危害股东利益的内部控制机制，董事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管理层，独立董事是保证董事会有效实施其监督职能的重要条件。Fama（美国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早在1980年就指出股东占多数的董事会不是最佳的董事会，为了强化股东对经理的监督以及弱化经理对董事会的控制，规避经营者与董事会的合谋，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董事会中引入独立董事。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结合，将更有助于监督管理层。各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践都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旨在通过强化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率。除英美日之外， OECD公司治理原则、荷兰《比特报告》以及法国《维也纳特报告》均特别强调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及与此相关的独立性。

战略服务。从和谐治理的视角看，董事会不应仅被看做是高层管理团队的监督者，董事会还扮演着战略服务的角色，能够为高管提供咨询性的建议，并为其战略制定与执行提供外部资源。独董作为董事会的成员，其职能定位与董事会职能界定具有密切联系。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一个有效的董事会应该随着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其结构与治理行为。为规避风险，董事会应保持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并在战略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此，需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引入外部董事。具有较为丰富专业知识与商业经验的独立董事，在制定公司战略、投资决策、商业并购等方面，可以辅助董事会和经营团队作出对公司发展有利的决策。

社会资本。阶层凝聚理论认为，董事们是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的，他们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以及整体阶层的利益而相互邀请对方互为董事，从而形成若干董事联盟或者政治凝聚体。在由连锁董事组成的联盟中，连锁董事成为上层人士的社会关联。上市公司若拥有政治家、企业家或者某些重要社会资源的上层人士作为连锁董事，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而连锁董事可以通过减少环境不确定性、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共享专业知识及声誉等方面获益。

部分独立董事扮演了连锁董事的角色，通过其政治关联，不仅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且独立董事的知识传递更有利于组织创新。基于信任基础上建立的连锁董事关系，还有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如律师担任独立董事对公司处理法律纠纷事务有很大帮助。拥有政府背景或者能接近政治关系网络的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获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独立董事拥有的其他关系网络对于公司拓展业务、改善形象、提高知名度等也有积极的影响。

实践表明，在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独董，对于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有效性、提高公司声誉、规避公司风险与改善公司绩效等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以独立董事为主的审计委员会在帮助董事会监督管理业绩和实施监管责任，发现更多的财务报告信息与提高管理者的责任、降低违规现象的发生，促进企业的财务透明度与减少投资者的信息非对称程度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独董制度的悖论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自1998年到2010年有显著提高，1998年独立董事平均比例仅为0.43%，在制度因素的约束下，2002年独立董事达到32.79%，之后每年基本呈现增长的趋势。个别上市公司基于强化董事会结构的自觉性要求，独董比例达到50%甚至更高。当然，独立董事比例只是董事会独立性的基本参考，不能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实质程度的指标。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队伍整体较为年轻，学历构成较高，从知识素养以及身体状况方面来看，理应发挥更好的履职效果。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提供的信息，截至2011年年末，我国有效样本上市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为4588人。其中，女性独立董事占17.16%，男性为82.84%。从年龄构成来看，独立董事年龄分布于27岁到82岁之间，主要集中在40-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2.63；40岁以下约占5%，40-50岁占42%，50-60岁占32%，60-70岁占17%，70岁以上占4%。从教育构成来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学历构成较高，硕士与博士达到69%，本科占比为28%，大专以下仅为3%。

客观上，上市公司独董的作用逐步发挥。2006年深交所开展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执行效果调查”显示，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都能积极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对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进行判断，对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调查显示，独立董事每年为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时间平均为25个工作日，在上市公司现场办公时间在10个工作日左右；2005年独立董事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比例占91%，其中62%的独立董事出席了5-10次董事会议。广州白云山制药1999年根据独立董事提出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意见，实现扭亏为盈；万东医疗引进独立董事后，连续几年实现了稳定的发展。2004年三峡水利关于“对因担保和被占用形成的2.5亿元做全额预计负债或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因遭到公司全部4名独立董事的反对而被“暂缓表决”，充分证明独董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日渐突出。

然而与此同时，独立董事不能有效作为，仍是普遍现象。作为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表，独董应由中小股东提名，而大部分上市公司基本是由董事长、董事以及经理等内部人提名，独立董事的报酬实际上也是由控股股东及其代表确定，这决定了上市公司独董难以成为中小股东的“代言人”。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独董不可能对公司事务做出有价值的独立判断；部分独董甚至成为寻租或者利益交易的工具，上市公司聘请某些利害关系人作为独董，使寻租变得更加便利。有些董事即使参会，往往由于过于敏感以及保守，而唯唯诺诺，不能大胆表达自己的独立意见。此外，由于独董的信息主要由其监督对象提供、独董缺少监督的主体、独董自身的经验不足、身兼数职等原因，也导致独立董事难以有效履职。

相比之下，独董薪酬一直保持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刚性增长态势。荣正咨询对A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析表明，2005年独董津贴的均值超过4万元，同比增长5.57%，2006年再增5.95%；2007年增幅最大，达14.58%，津贴平均值接近5万元；2008年，在多数高管均值出现缩水的情况下，独董津贴增长了13.24%，平均值达5.96万元。2009年独董津贴增长率为6.27%，有4位独董的报酬超百万元，9位在50万-100万元。另据中国社科院的公司治理评价报告，中国百强上市公司2009年董事会成员的薪酬较上一年度下降21.11%，但独立董事的报酬却“逆市”上涨，增幅达19.25%。

刚性增长以及高水平的独立董事报酬理应激励独立董事尽职尽责，有效履行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职能。但在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独立董事独立性悖论的前提下，独董难以有效作为，若仍给予独立董事过高的报酬，从另一方面构成了对公司利益或者股东利益的侵害。

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提名与独立性相悖。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应通过合理的独立董事选拔机制予以保证。在国外，独董通常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提名、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而在国内则一般由董事会提名、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对于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独董提名权实际掌握在大股东手中；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独董提名权实际掌握在经理人手中。提名权的限制导致独董独立性先天缺失，进而难以保证董事会实质上的独立性。

报酬与独立性相悖。中国证监会在《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独立董事的津贴由上市公司支付，津贴标准由董事会制定方案， 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若上市公司给予较高的报酬，独立董事必然站到大股东一方，从而损害其独立性；若报酬太低，仅具象征意义的“车马费”又难以激励独董参与公司的监督，导致其“不作为”。

风险高但声誉激励不足。一般而言，独立董事面临着来自法律、声誉上的风险。法律方面，《公司法》对独立董事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有赔偿责任。”独董与内部董事一样，共同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负责，承担一样的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然而，主要来源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独董难以作出独立的商业判断；同时，缺少独立董事的责任保险以及与其他执行董事差别化的责任追究制度。责任保险制度的缺失，导致独董出于对个人声誉的保护，对风险事件的决策往往保持审慎态度。

监督主体缺失。我国目前缺少对独立董事履职状况进行监督与评价的主体，主要依靠以媒体为主的社会舆论；对于独董因发生违规而提前辞职、怠于行使职权、不作为的处罚制度不健全。这一方面源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另一方面由于监督和管理主体缺位，缺少独董考核的制度基础和考核机构，缺乏科学而成熟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独董履职效果的信息披露制度。

职业化水平低。一方面基于提高企业声誉、安排干部或利用稀缺的制度资源，上市公司往往聘请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甚至是已退休政府官员作为独立董事。上市公司过于追求独董的名人效应，忽视了他们所应具备的商业阅历、经济与管理背景，使得聘任的独董难以对上市公司的决策、监督等作出准确、科学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系统而连续的对独董相关执业知识与经验进行培训的制度，独立董事多依据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专业性的商业判断。

职业化：从独董协会开始

尽管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着一些缺陷，但独董在强化董事会的监督、提供战略服务以及公司社会资本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有法律与制度框架下，实行独立董事职业化是提高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根本途径。

什么是职业化？国际著名社会学家库尔特提出职业化应具备的三个特征。一般特征：有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上的执业技能；执业技能需要一定的广泛而严谨的培训才能获得；执业人员应通过考试展示其执业能力；有一个声誉显著的协会来代表和组织众多的职业人员；通过职业道德准则来维护职业的正直与诚实性。与社会相关的特征：职业所提供的服务是利他的；执业人员在某些领域具有执业权威性，并且需要对其职业判断承担责任；职业服务是维护公众利益所必不可少的；职业资格需要经过认证，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职业人员为各个客户提供服务时具有独立性。与客户相关的特征：职业人员与客户之间具有委托责任关系；职业人员能公平地服务于顾客，不存在任何特殊利益考虑；职业人员的服务能得到固定的报酬。

鉴于此，我们首先应成立一个隶属中国证监会的准官方机构——独立董事协会，专门负责培训、委派、考核和管理具有经营管理、财务管理、法律等知识的专业人员，使之以专业人士的身份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履行相应的职责，并根据考核的结果向其支付薪酬，从而构建从事独董工作的职业队伍。实行独立董事职业化的基本目的，意在改变目前独董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等选聘，并由上市公司支付薪酬的做法，将独董推向市场，依靠市场来配置和约束，从而增强独董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协会的具体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独立董事选派与解聘。一旦成立独立董事协会，独董的提名、选举和解聘，都应依法规范地进行。当上市公司需要聘请独董时，可以向独立董事协会申请，由协会根据上市公司的要求推荐候选人，经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讨论，并最终提交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产生。第一届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应由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制度实现，办法是中小股东从中国证监会独立董事人才库以差额选举方式确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第一届确定独董人选之后，成立独董占大多数的提名委员会并由独董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之后独董人选由提名委员会负责，由此确保独董人选的独立性。一旦选聘了独董，除因触犯国家法律外，上市公司无权对其解聘。

另外，为了避免独董与公司管理层长期联系与交流而产生“合谋”的潜在风险，协会还应限制独董任职期限。例如，可以借鉴美国《密歇根州公司法》第450条规定，独董在公司任职不得超过三年，如果超过三年，虽然可继续作为董事留任，但失去独董资格。

制定科学的独董薪酬制度。上市公司按其聘请的独董人数，向独立董事协会缴纳一定的费用。独立董事协会按照每位会员担任上市公司独董的家数按月支付差异化的固定报酬，每个年度末根据公司信息披露及证监会对公司的处罚情况来决定奖惩。独立董事通过协会选聘进入上市公司履行其职责，薪酬来自协会而非取自所监督、服务的公司，这样可以提高独立性，尽可能减少被公司利益同化的机率。同时，所服务的公司信息披露情况作为独董工作绩效考核的基础因素之一，将独董薪酬与执业情况相挂钩，可以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独立董事，提高服务质量。

独董的资格认定与后续教育。独立董事职业化必须要实现独立董事资格化，即要求对从事独董工作的专业人员实施独立董事资格认证。独立董事资格认证是指，为满足独董有效履行职责需要的决策能力、监督能力、专业能力，通过第三方权威部门进行系统设计能力和知识考查方案，对希望取得独立董事资格的人进行综合考查，最终确认他们有没有能力和知识承担独立董事工作的过程。通过认证的合格者，由独立董事协会发给资格证书，即“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只有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人员才能从事独董工作。为保持和提高专业胜任能力与执业水平，掌握和运用相关新知识、新技能、新法规，独立董事协会还需对执业人员进行后续教育，职业后续教育应当贯穿于独立董事的整个执业生涯。

对于独立董事后续教育的费用，我们建议应区别对待：在职独立董事的培训费用由独立董事协会、上市公司和独立董事三方平均分担，而待岗独立董事的培训经费则由协会和独立董事双方平均分担。

独董的业绩考核。为了更好地约束独董的执业行为，独立董事协会应当成立考核部门，制定独立董事业绩考核制度，定期对在职独董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独立董事人才库”中独董的个人诚信档案，以供个人和企业通过网络等渠道查询。诚信档案披露的内容主要包括，独董背景、曾担任独董的公司名单、缺席和委托出席会议次数、被处罚情况和协会考核评议结果等。通过独立董事协会向社会公众公开独董的诚信档案，将独董的声誉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联系起来，真正置于市场环境之中和社会监督之下。

业绩考核的内容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量”主要包括参加董事会会议的次数、时间，提出咨询建议的个数等可具体量化的指标，是最基本的要求；“质”旨在评价独立董事对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方面所作的贡献，包括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时的表态、对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绩效评价、对高层管理人员建议的实施情况、与中小股东的联系情况、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独立意见等内容。

建立独董责任保险制度。《证券法》第63条和《公司法》第63条及116条都规定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规定：在董事会中对议案提出明确异议但未投反对票的董事，不得免除责任。这样一来，独董面临的现实处境是“作用有限，风险无限；权利不大，责任重大；信息不全，任务齐全”。这种权责利三者严重失衡的机制不利于形成一支由合格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独立董事队伍。为了降低独董责任风险，激励其大胆履职，独立董事协会还应建立独董责任保险制度，以此来转嫁独董履行职责时可能面临的责任风险，给予独董足够的风险保障。建立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保证独董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利益而采取行动时，不必担心自己的诉讼责任，当独董代表公司行事而引发个人责任时，可以通过责任保险获得一定的补偿。平安保险公司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首家推出了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管责任险这一崭新的险种，进行有益探索和尝试。这意味着独董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悄然拉开帷幕。

董事会职责篇6

前不久，媒体对南京的职工董事履职情况作了报道。这则报道给我一个最深印象是:不少职工董事已不光是听听会、举举手。报道中说，南京通达市政工程公司下水道施工工人王立成进入董事会以后，职工们多次找他，希望公司加工资。王立成把职工意见在董事会上提出。董事会讨论后制定了调资方案，使得每位员工工资都有了不同程度增长。顾敏是广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名职工董事。广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后，每个在岗职工都分到了股份，但退休职工没有，19名退休职工多次到企业讨说法。顾敏在董事会上提出，改革成果应和老职工一起分享。董事会最终决定，每名退休职工补助5万元，分5年付清。

去年新《公司法》实施。其中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南京今年又专门发文作出了细化规定: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中，不得少于一名职工董事;其他公司董事会中，可以有职工董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可以定期调阅公司有关经营、财务报表;列席与其职责相关的公司行政办公会议和有关生产经营工作的重要会议。上述报道表明，职工董事若真发挥作用，对于维护好职工利益，和谐劳动关系，确实有着重要作用。

但从实践情况看，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职工董事无所事事。不少职工董事或有其名无其实，或名不符实。有些职工董事往往因其“职工”身份，在责权方面与其他董事还有着较大区别，决策中不是无话可说，就是人云亦云，基本上仍是听听会、举举手。

董事会职责篇7

独立董事及其独立性的内含

传统上的公司法并未区分不同类型的董事，之所以出现独立董事制度的兴起，这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首次明确提出“公司治理结构”这一问题有关。在当时，有许多研究报告揭示了公司董事会职能减弱的客观事实。在西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内部董事能对董事提名产生影响，高层管理人员事实上可以长时期地拥有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权，从而使董事会在确定公司目标及战略政策等方面无所作为。这种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正是导致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背景。

独立董事的概念在著名的“凯得伯瑞报告”（CADBURY REPORT）中得到了阐述。80年代，国际上几家引人注目的大公司相继倒闭。为了分析其中原因，凯得伯瑞爵士领导的一个由证券交易所、会计行业以及管理会计等机构组成的公司管理委员会在1992年了一份名为《社团法人管理财务概述》的报告和《最佳执业规章》，即“凯得伯瑞报告”。①该报告除明确指出董事会和总经理两职位分别由人担任外，还指出，在执行和非执行董事之间应作一平衡的处理，公司应该有具备足够能力的相当数量的外部董事以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建议董事会应至少需要三名外部董事。

那么，独立董事的准确概念是什么呢？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描述，美国著名的公司法学者罗伯特。W.汉密尔顿（Robert W.Hamilton ）在1996年出版的《公司法精要》（The Law of Corporation in a Nutshell）只是简单地提到外部董事，而没有提及独立董事，尽管事实上独立董事在英美公司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独立董事、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三者内含相近，但仍有比较大的区别。一般来说，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是指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但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却不一定是独立董事。外部董事（Outside Director）是北美常用的一个名词，意为该董事不是公司职员却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即除了董事身份外，他与公司之间既没有职业上的关系，也没有业务上的关系；他不是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的亲戚，也非公司的前雇员。因此，在美国，非执行董事（Non-executive Director）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部董事，它应该被理解为不是内部董事的董事。相反，在英国，外部董事则被称为非执行董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把独立董事界定为与公司没有“重要关系”（Significant Relationship）的董事。他们认为一个董事如果被认定为与公司有“重要关系”，那么到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那一天：

1.他是公司的雇员，或者在此前两年内曾是公司的雇员。

2.他是此前两年在公司内曾担任过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某一个人的直系亲属。

3.他在此前的两个财务年度内，曾因商业关系而向公司支付过或收到过超过20万美元的金额；或者，他在某一商业机构中拥有股权或代表某一股权而有投票权，而该公司曾在此前两个财务年度内向公司支付或收到过一定的金额，并且该金额乘以他所拥有的股权比例后其值大于20万美元。

4.他是某一商业机构的重要管理人员，而该商业机构曾因商业关系而向公司收到过超过该机构年度总收入5%金额的款项，或者超过20万美元的款项。

5.他与过去两年内曾经担任过公司法律顾问的法律公司具有职业关系。

美国法学研究所在其《公司治理原则》中，也将独立董事界定为与公司无“重要关系”的董事。而如果存在以下关系即属于重要关系：

1.他在过去两年内是公司的雇员。

2.他是公司业务主管的直系亲属。

3.他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司之间存在金额超过20万美元的交易关系。

4.他是为公司服务的律师事务所或投资银行的职员。

相应地，我们来看看我国的情况。今年5月30日，中国证监会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该《意见》中的独立董事定义为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该《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为：

1.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2.具有本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3.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4.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

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并且，《意见》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1.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2.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3.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4.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5.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或在相关机构中任职的人员；

6.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通过比较美国和我国关于独立董事的定义和任职条件及独立性的规定来看，美国实务界更重视以有无“重要关系”这一概括力极强的标准来界定独立董事，而我国的证券管理层似乎更重视独立董事“独立性”的界定。笔者认为，以更具实质性的“重要关系”标准可能比形式上更完整一些的“独立性”标准更能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另外，《意见》中的“主要社会关系”一词不知该作何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日常填写档案材料时所说的社会关系还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社会关系。而事实上，后一种社会关系远比前一种社会关系重要得多，体现在证券市场上就更是如此。如果包括后一种解释，那么，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就必须在就任前予以公开披露，如果这样做，似乎是荒唐的，而如果不这样做，其独立性怎么能保证呢？怎么能保证他不会成为“花瓶董事” 、“人情董事”呢？当然，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还是需要明确其可能承担责任、义务等规定来保证。②权利与义务根据经合组织（DECD）1999年的调查显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英国为62%，美国为34%，法国29%.而《财富》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1人，外部董事就达到9人，内部董事只有2人。这些数字表明了独立董事在英美公司中的地位，这种地位表现为相当大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

通过分析英美公司董事会中设立的各种委员会的构成，就可能看出英美独立董事拥有的权利和负有的相应的义务。1992年标准普尔500家公司中几乎每一家公司都至少拥有一个委员会，有些公司董事会拥有多达8个委员会。其中财务委员会、长期战略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因为董事需要时间和与公司相关的专业特长，一般公司倾向于在这两个委员会设置较多的内部董事，而审计委员会和报酬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充当的独立监督者的角色，独立董事一般在其中占多数（超过50%）以至全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要求所有挂牌的国内上市公司拥有一个完全由外部独立董事所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所（ASE）也建议挂牌的国内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至少拥有两名独立董事；而纳斯达克（NASDAQ）从1989年开始要求挂牌的国内公司拥有一个多数成员为独立董事的审计委员会。到1992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成立了审计委员会，90%的上市公司设立了报酬委员会。另外，在提名委员会（Nominating Committee）和公司治理委员会当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和权力也越来越大。③《密西根公司法》甚至还规定了独立董事的特殊权力：（1）由独立董事批准的“自我交易”，法院可以从宽审查；（2）独立董事有权批准对董事因遭到指控所付出的费用给予补偿；（3）独立董事有权撤销一项由股东提起的派生诉讼；（4）如果他不同意董事会大多数人的决定，独立董事有权直接与股东联系，其费用由公司支付。

另外，独立董事还有得到报酬的权利等等，当然，这些权利是和其义务相对称的。在近十几年里，英美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在不断上升的同时，相应的义务也不断加大，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以致于英国公司治理专家惊呼英国的独立董事被越来越多的责任和压力弄得神经紧张。④另据美国1993年对《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的501位外部董事的统计，发现有50%的外部董事曾在董事任内被提起诉讼。

我国因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欠缺，独立董事的权利和义务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独立董事除应当具有公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赋有以下特别职权：

（1）、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2）、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3）、提议召开董事会；

（4）、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

（5）、对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如需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独立财务顾问由独立董事聘请；

（6）、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东征集投票权。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应当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

相比较而言，上述职权比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权力要小，比如：纽约交易所规定，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可直接向股东大会、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等。而上述征求意见稿规定，独立董事行使很多特别职权时，应当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一致同意，这就使上述特权大打折扣。从实务中来看，我国部分引入独立董事的权利和义务因各上市公司章程的不同而不同，有的公司的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享有同样的义务与权利，如小天鹅公司12名董事中有一半是独立董事，而且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讨论重大决策时，实行3票否决制，独立董事拥有表决权，但也有的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不享有表决权。除了上市公司，近期，一些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也开始设立独立董事职位了，如易方达基金管理公司、银华基金管理公司，其中银华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会设立了四名独立董事，这四名独立董事同时也是该公司风险投资控制委员会成员。这加强了独立董事对基金经理的监控责任。目前，关于上市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领取报酬的报道几乎没有，因此，对独立董事得到激励这方面的权利在此不作讨论。

在独立董事的义务方面，《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仅对此作了较为含糊的规定，如：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不受上市公司主要股东实际受控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独立董事每年为上市公司的工作时间不应少于十五个工作日，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最近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的《上市公司治理指引》也只是粗略地规定独立董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当前情形下，正是因为没有相关的要求独立董事要承担责任的规定，一些上市公司才能聘请到独立董事，但从法理上推敲，既然很多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拥有比执行董事还要大的权力，就不能不承担同等的法律义务，包括可能出现的法律责任。独立董事只拥有权利，而负有极少的义务和责任，这是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一个反常的但却不奇怪的现象。ST猴王等公司出了大事，又有谁为此负责？能叫该公司的独立董事承担责任吗？

看来，独立董事要承担义务是需要很多前提的，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监管力量的到位等等。

法律难题及对策目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笔者主要在此谈谈二个问题：

1、独立董事的职权与监事会的职权冲突问题。

如果在《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规定独立董事制度，那么，如何协调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将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公司法》属于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所适用的是“二元制”的公司制度，对董事的监督是通过监事会来进行的，这有别于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公司模式下由独立董事行使监督权的运作方式。

《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的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按照上述《指导意见》中的规定，独立董事的职权基本上包括监事会的职权而且比之还更大。这种制度安排的“双轨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看来，在当前监事会普遍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形下，如果独立董事的强势地位符合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意愿，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之间就不会有什么矛盾，但是独立董事的强势地位或者其行为不符合大股东的意愿，监事会作为目前大股东可以控制的一个内部机构显然将作为对抗独立董事的一枚棋子（在处于对抗或有严重分歧的情形下，除出现《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外，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并不得无故被免职），因为两者职权冲突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监事会的职权是由《公司法》赋予的，它的法律地位显然高于独立董事，因此，表面上职权强大的独立董事在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冲突或矛盾对抗中实质上是处于弱势的，要么辞职走人，要么低头服从充当摆设，即使发表不同的独立意见，至多也就是信息披露一下，而无碍于大股东的意志。

2、独立董事在履行职权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问题。

有权利就应有义务，有职权就应有责任。《指导意见》对此问题基本没有涉及，只是简单地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补偿制度。笔者认为，尽快明确规定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制度将有助于独立董事更好地履行其监督等作用和强化其责任心。目前，在已经聘请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来看，也基本上没有提到可能的法律责任问题。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果证券监管部门对此问题予以回避或不作具体规定，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独立董事的公信力将很难树立起来。

笔者认为，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必须和整个证券市场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考虑，具体对策如下：

1、提高独立董事的法律地位，明确划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权范围。

目前为止，尚没有看到证券监管层就独立董事制度在未来修改的《公司法》中有没有一席之地的论述，有的专家认为，鉴于国外的做法，我国对上市公司中的独立董事权利和责任和规定不必列入《公司法》，而可通过《董事会指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或交易所的《上市规则》等作出类似于国外的规定。⑤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环境中，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不至于造成法律体系比较大的变动。但是，随着国有股的不断减持，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将越来越少，这样监事会的职责和功能将不断被削弱，所以，从长远来看，笔者认为，监事会这种机构的权利将会弱化，独立董事制度将取而代之，当然，这种取代的过程很可能需要十几年。就目前来看，解决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职能定位冲突的办法可以采取在拟修改的《公司法》里对监事会的职责、职权作一调整，以区别于近期将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的独立董事的职责、职权，这样就可以化解矛盾，明确职责、职权，从而建立起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上市公司内部监督体系。

2、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

董事会职责篇8

一、董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

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而承担义务的同时当然应享有相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法律的一般原则，这一点也应体现在董事责任的制度上。同时，亦应明确，董事的权利，在许多情况下，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比如，出席股东大会和表决等。

由董事的受任人的法律地位所决定，董事享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权利，负有相应的义务，也就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董事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其享有的权利不对称。在法律规定上，董事的义务和责任比较明晰，而董事的权利则较为模糊，公司法和公司章程通常只有对董事会整体职权的一般规定，而没有对董事个体权利的具体规定。董事的权利通常只是出席董事会和对董事会决议进行表决的权利，在董事会会议之外，董事到底应享有哪些权利，比如董事是否享有董事会的召集权、提出议案权、股东大会的召集权和提出议案权，是否享有公司管理人员任免的提议权、公司管理事务的质询权、财务账册的查阅权，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等，都缺少具体规定。因此，在公司法修订时，增加关于董事权利的具体规定，将是非常必要的。

二、公司责任和董事个人责任的关系

我国对公司和董事实行双罚制，即对上市公司董事的处罚通常与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同时进行，对公司的处罚是对行为当事人的处罚，对董事的处罚是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二者各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效果。其理由在于：其一，公司是法人，是拟制人格，公司的行为是通过董事的行为实现的，因此，规范公司行为的关键是强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其核心是强化董事的个人责任；其二，公司行为有过错，即意味着董事行为有过错，无论是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出现违法，董事均应负责，因为上述决议的议案或者是董事提供，或者是体现董事的意志，董事行使了意思决定权。所以应当对公司和董事实行双罚制。

三、董事的类别及其责任承担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的类型未作区分，但实践中，董事因其不同的来源、工作分工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以及有关法规、规则和政策的规定，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类别，目前，最主要的董事类型有以下三种：

（1）普通董事。也称为执行董事、内部董事，是指专职于公司董事事务的董事。普通董事往往由大股东提名或派任，因其专职在公司工作，通常都同时担任着公司的经理或副经理等管理职务，负责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实践中，这种管理活动究竟是履行董事职责还是履行经理职责常被混淆。就法律关系而言，这种管理当然应属经理的职责，而不属董事的行为。因此，普通董事与外部董事的区别，不应以是否担任管理职务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在公司专职工作为标准。

（2）外部董事。也称为兼职董事，是指主要工作或活动在公司之外，兼任公司董事的董事。外部董事多在小股东单位专职工作，并由小股东提名或派任，通常不会担任公司的管理职务，只是通过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表决的方式来履行其职责。

（3）独立董事。即公司从与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和法律联系的社会人士中聘任的、能够对公司事务提供独立意见的董事。在我国的公司法中，并未有独立董事的规定，独立董事制度是证券监管机关根据上市公司治理的需要，借鉴国外先例而引进和建立的制度，由此，独立董事成为董事的一个特殊类别。

在公司法对董事类型不作区分的同时，实践中对董事的责任也未根据其不同的类别而分别追究，只要发生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只要存在应追究董事责任的事实，就对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或参与此项行为的所有董事追究责任。而事实上，不同类别的董事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各类董事其履行职责的环境和条件也存在差异。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加区别的对不同类型的董事追究同样的责任，是过于简单和不甚合理的，也不符合法律责任追究的一般原理。

四、董事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协调

董事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其指向的对象和受益人的情况，可分为公法义务和私法义务。董事的公法义务直接指向的是社会利益和公共秩序，董事的私法义务直接指向的是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董事的公法义务由法律设定，公司法、证券法中的强制性和禁止性的规范都是设定董事义务的条款，不得虚假陈述、不得操纵市场等都属董事应承担的公法义务。董事的私法义务如忠实义务和诚信义务等，除公司法、证券法中有所规定外，公司章程也是设定董事私法义务的根据。

违反公法义务的救济手段是行政责任，违反私法义务的救济手段则是民事责任，而刑事责任追究的既可以是违反公法义务的行为，也可以是违反私法义务的行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各有不同的法律功能。行政责任以处罚来威慑阻遏违规违法行为，民事责任以财产利益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刑事责任则是对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所施予的处罚，是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刑罚手段处罚达到一定严重程度、造成一定社会危害后果的违规违法行为。

董事会职责篇9

时至2017年，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已实施16载。独立性是独董的灵魂。专业知识与经验以及独立于股东与管理者的身份，使独董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服务于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的长远发展。独立性所a生的良好治理效果，是以勤勉尽责为前提的。如果独董不具有应有的勤勉，将自己独立于任职公司的治理之外而成为不闻不问的“花瓶”董事，独董机制无法产生预期的效果。

尽管独董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但由于“兼职”性质，对其履职过程勤勉性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难度。虽然能够对是否亲自出席董事会、缺席现场董事会次数、董事会上是否投反对票等关键点考察独董的勤勉履职状况，但大多数行为是无法考察和判断的。例如，是否主动掌握任职公司行业特色及行业监管方面的知识、是否在参会前认真阅读董事会会议资料、是否就决策中的重大事项事前与有关人员沟通等。对独董而言，勤勉是凭良心，而不是靠监管。作为勤勉尽责的独董，必须同时服务于公司治理的合规性和效益性，缺一不可：必须在把好合规关的基础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贡献于公司的效益性。

如何把握合规性更加重要

什么是独董的合规性职责？保证董事会在决策过程中遵循现行法律、法规或专业、行业标准，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客观地说，绝大多数独董在公司运行的合规性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少。他们对年报、关联交易、担保等交易和事项的关注度非常高，在合规性把握上做出的努力和成效有目共睹。独董基于合规性的尽责履职主要原因有：合规方面的监管规定明确、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上市公司风险意识总体上讲比较强，愿意利用独董的知识与经验共同把好合规关；独董本人自身的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在董事会这一群体中，独董与其他董事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是与其他董事一道，共同把好合规关、最大限度降低违规风险。

对独董而言，如何把握合规性比把握合规性本身更重要。理论界和实务界流行一种看法，将独董投反对票理解为对合规尽责，而把长期未投弃权票、反对票的行为当成“花瓶”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种简单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我认为，作为独董，不能简单地通过行使否决权来达到合规的目的，而应该在董事会就有争议事项投票形成决议之前，通过与其他董事、管理层沟通、共同商量，找出具有合规性的解决办法。例如，本人曾任职独董的一家上市公司，其一家下属三级企业需获得一笔银行贷款，但银行要求上市公司担保，按持股比例计算，上市公司在该三级公司中的权益不到30%。在该方案上董事会之前，我们独董通过与其他董事、高管多次沟通，提出应该由下属二级公司与该三级公司的其他股东共同按出资比例担保，而上市公司本身不应该参与该笔贷款的担保，最后我们的建议得到各方的让可，公司撤销了该项议案。

事实上，独董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是迫不得已的做法，不是最佳的履职方式。不能将独董是否投弃权票、反对票作为衡量是否勤勉尽责的标准，中国的协商制民主的文化决定着决议之前充分沟通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决议，是最佳的决策方式。

价值创造需重效益性履职

效益性指的是，独董确保董事会在决策中有效地使用企业资源以满足企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给定的战略框架下，使得企业在中长期发展中作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决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有两点涉及对独董提高企业经营效益方面的要求：独董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要求相关人员就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收益及风险预测等进行分析论证，并发表独立意见；独董应对授权、重大融资和资产重组及相关资产评估事项的合理性进行考虑并提出建议。

勤勉尽责要求独董同时为合规性和效益性而努力。合规性和效益性的区别表现为：独董在合规性职责方面不作为意味着跌破了履职底线，将会产生个人法律风险，而在效益性职责方面不作为通常只会对独董的声誉和能力产生损害；合规性职责的履行能够保证企业建立基本的制度和正常运作，只有在此基础上履行好效益性职责才能发挥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有的独董认为对效益的追求是股东董事的责任，置身于企业经营外部、与企业无利益关系的独董必须关注的是企业在追效益过程中不得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本身。

上市公司聘请独董通常会考虑独董的知识结构，独董中通常有财会、法律、行业方面的专家。某一上市公司的独董群体中，既讲求分工，也讲求合作。独董的效益性方面的履职，主要体现在投资决策参与度和筹资决策参与度。尽管提交议案的同时管理层会提交内容详细的可行性报告，然而独董事前不仅需要详细研读方案和相关可行性报告，还需要重点关注可行性报告形成过程中基础数据的客观性。例如，对于项目投资方案，独董要更多地关注投资方案的行业前景、政策现状与趋势、方案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同时对投资回报测算中所采用的产能、销量、价格、市场占有率、贴现率等基础数据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必要时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实地调研、与管理层沟通，避免因过于乐观、盲目决策造成重大投资损失。

上市公司需正确对待独董

勤勉履职、追求合规与效益双目标是独董应尽的义务。独董履职过程与作用发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可否认，独董履职过程关键点并非独董自身所能完全把握的。独董勤勉履职的程度，以及履职的最终效果，与任职公司对独董机制的认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状况，以及为独董提供履职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本人曾对独董参加董事会会议情况进行过调研，发现同时做若干家上市公司独董的人士，在有的公司任职两届从未缺席现场董事会，而在另一家公司则每年都有缺席董事会的情况，原因是有的公司会就董事会的开会时间与独董充分沟通，从而保证全体独董均能参加会议，而有的公司未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下达会议通知，致使有的独董因时间冲突未能参加会议。

为了使独董勤勉履职能够产生合规性和效益性双重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端正认识。聘请独董不仅是从形式上满足外界监管要求，更重要的是运用独董的知识、经验优化公司决策，为公司创造最大化的价值。

董事会职责篇10

自《公司法》出台以来，许多国有企业在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努力探索着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有一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做法。但就整体情况看，在党委发挥作用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之间仍然没有实验出一个科学有效的有机结合点。其难点在于既有党委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定位和途径问题，又有法人治理结构本身运行不到位的问题。而法人治理结构是党通过立法确立的现代企业领导体制，是党管理现代企业所选择的一种方式。要体现党对现代国有企业的领导，保证党和人民的意志即国有股东意志得到实现，首先要使法人治理结构实施到位，这是完善公司治理的核心，也是企业党组织在现代国有企业中发挥作用的基础。

目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普遍存在几大问题：

第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没有到位。

现代国有企业按《公司法》实行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领导体制。法人治理结构就是在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并明确各自的权责，即股东会的出资者所有权、董事会的决策权、监事会的监督权、经理层的执行权。通过股东会选择和管理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选择和管理经理层，经理层行使企业内部用人权和管理权，监事会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这样的制度安排，在企业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层之间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但在实际中这种机制并未运行到位，主要问题是：股东管理越位和缺位；董事会及董事履职不到位；经理层权责不对等，管理错位；监事会独立性不够，不能有效对董事会、经理层进行监督。

第二，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职责定位不清。

目前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没有直接的职责定位，在实际中通常采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企业决策，间接发挥作用，但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通过组织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没有具体明确。比如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董事会，达到实际决策的目的；还是仅通过此方式表达党组织的意见，供董事会参考；或是对董事会成员、经理层人员有政治素质上的特殊要求；还是想通过此方式对企业进行监督等等，没有可行性操作的具体规定。这样就使企业党组织感觉自己的作用定位不清，角色尴尬，进入法人治理结构的党组织成员不知如何具体履行党组织职责。

党组织在现代国有企业中的作用是什么？《》规定：国有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公司法》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根据上述规定，企业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主要是对企业治理的监督保障和对企业文化的政治引领，而不是经营决策作用，参与重大决策主要是发挥监督把关作用。

如果要求党委在“三重一大”问题上进行集体决策并通过组织行为实现，这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中并未明确规定，而实际中党委班子的配备不一定能满足相应能力要求，并且交叉任职的安排也不一定能达到完成组织行为的条件，因此，不能保证党委意图的实现。

如果仅要求通过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表达党委提供给董事会、经理层参考的集体意见，而党委成员在董事会、经理层进行决策时可按自己意见独立表决，只承担个人行为和责任，此时党委参与决策的终极目标不明确，作用可能缺位、弱化。

如果对进入董事会的成员及经理层的人员有政治素质上的特殊要求，那么在企业国际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难于实现。因为现代国有企业在选择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人员时，已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国内市场化配置方式来聘用经营型人才，而这些人当中许多不是党员，无法进入党委。

如果党委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监督，那么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就会出现职务不相容、不独立问题，即自己监督自己，党委的监督意见缺乏独立性。而进入监事会的党委成员由于与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上下级关系，造成监事会不独立，影响党委或纪委通过监事会发挥监督作用。

实际上，在许多现代国有企业中，党委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多的是采取党政联席会（即领导班子会）参与决策的。会议成员由属于领导班子成员的董事、监事、经理层人员、党委成员组成。决策办法形式上为集体讨论和表决。显然，这与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和作用是冲突的，同时不符合党委会的会议规则，也体现不出党委的独特作用。

第三，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工作途径缺乏保障。

目前，现代国有企业党委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工作途径主要是通过党委成员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但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没有统一和细化的规定，随意性大，人为性因素较多，交叉任职的人员配备较多是从干部安排角度考虑的，从履行党委职责角度考虑较少。并且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党委成员在这些C构中代表党委要履行的职责不明确，组织化行为不具体。因此，党委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实际上并未得到保障。

现代国有企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基本情况是：部分企业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部分企业的党委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兼任党委副书记，还有部分企业党委书记或纪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多数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与党委成员的重合度较高。

对于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的，一般情况主要精力和站位在经营决策上，履行职务各自分开，但两者职责是否相容，在履行董事长职责时是否要履行党委组织化行为没有明确。根据前述，如果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明确是监督保障，那么两者职责就会出现不相容，要履行党委的组织化行为可能出现掣肘和矛盾。

对于党委书记兼任副总经理或总经理兼任党委副书记的，实际情况也是主要精力和站位在经营管理上，也同样存在履行党委监督职责与经营管理职责的不相容问题，党委的组织化行为得不到保障。

对于党委书记或纪委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的，由于目前监事会较多为虚设，其主要精力和站位在党委或纪委工作上，虽然党委或纪委对企业的监督职责与监事会的监督职责是相容的，但实际中没有明确党委书记或纪委书记要在监事会履行组织化行为。

对于领导班子成员与党委成员重合的，通常也是以经营管理站位为主，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履行党委监督职责与经营管理职责不相容的问题，党委的组织化行为也得不到保障。

通过上述分析看到，党委由于在治理结构中的职责不明确具体，选择发挥作用的途径就可能出现多样化，容易因人而异，作用方式上也没有要求体现党的组织化行为，党委的作用被虚化、弱化、个人化。因此在确定党委的职责定位后，应确立相应的工作途径，并制定实行保证党委意图实现的组织化行为制度。

探索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作用定位和途径的新思路

通过以上对现代国有企业在法人治理结构运行、党组织作用定位和发挥作用途径方面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

第一，做实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运行

（1）建立完善股东管理体制和机制

通过深化改革，按股东管理方式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从完善公司治理着手，通过多种措施选配到位的董事会、监事会，让董事会充分行使自身的决策权，让监事会真正代表股东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而股东则专注把需要股东管理的事项管好。国有股东单位应明确功能定位，转变管理方式，健全完善股东管理职能。要建立股东代表管理机制，规范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通道。这里的股东代表是指国有股东单位对所出资企业指定的股东联系人（不是产权代表）。股东代表管理机制是指在国有股东单位设立一个管理股东代表的专门机构并制定一套对所出资企业管控和联系的制度流程。这个机制主要发挥两个功能：一是股东代表参加所联系公司的股东会议，并代表股东发表意见和参加表决（这个表决意见会前需经国有股东单位按有关决策程序作出）；二是股东代表定期或不定期地与所联系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沟通，互通信息，对有关情况要向管理股东代表的专门机构报告。通过这些制度的规范执行解决股东管理越位和缺位问题。

同时建立科学评价国有股东单位的考核激励机制，模拟个人股东盈亏责任，将其考核结果与单位经济利益等挂钩，再分解落实到国有股东单位每个管理者，把股东意识和责任嵌入其中。此外，发挥国有股东单位特有的政治优势，选任能以党和人民利益为最高追求的国有资产管理者，使其具有比个人股东更富责任感的国有股东意识。

（2）促使董事独立化和专职化

要解决目前公司董事多由在国有股东单位任职人员或公司内部任职人员担任的现状。逐步公开遴选具有董事职业资格和实际能力的专职人员担任董事，并与公司签订聘任合同，受聘董事必须辞去与公司内外部相关的一切任职（包括在股东单位任职或在公司内部任职）。使公司董事以主要精力独立负责地履行职责，并对自己在董事会上的决策表决结果真正承担相应的责任。充分发挥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担负起董事会的全部职责，同时规范董事长的权责。

（3）明确经理层权责

在董事会履行职责和权力到位的情况下，经理层由董事会选聘、管理、考核，并决定其相应的责权利。经理层作为执行者只对董事会负责。在经理层内部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给予总经理企业内部用人权和管理权。

（4）提供让监事会独立的公司治理环境

由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不能存在关联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现代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东单位应该在有关管理制度上明确规定监事会与董事会、经理层各人员之间不能存在关联关系，必须相互独立，并在选派董事、监事时符合独立原则。国有股东单位应通过股东代表加强与监事会的联系，并按其职责对监事会管理到位，对公司中涉及有关监事自身各种事项的决定权均要转移给股东会。这样，监事会的独立性就会大大提高，不敢监督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第二，明确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职责定位

对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现代国有企业党委，必须明确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监督保障的职责定位。党委应以适当的途径参与决策过程，对法人治理结构合法合规运行进行监督，目的是用这种监督来规范企业行为，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在企业得以贯彻执行。通过党委的监督保障作用和文化引领作用，实现党对国有企业的政治领导，让企业党委真正起到政治核心作用。

对于一些特殊重要企业（如军工等关系国计民生企业），可设立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明确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决策的定位。党组织领导班子按具备决策素质的要求配备，并通过交叉任职控制董事会，达到实际决策的目的。同时，要保证监事会能独立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确立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工作途径

要解决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缺乏保障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职责定位。如果确定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那么现代国有企业党委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定位就是监督保障，这样就要在法人治理结构中选择其实现的途径，使之能有机结合。显然选择监事会作为党委“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作用途径是可行的。可以这样设计新模式：党委成员和纪委成员不再进入董事会和经理层，党委书记任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任监事会副主席，组成的监事会中党委成员和纪委成员之和达到监事会成T半数以上。监事会中的党组织成员通过党的组织行为履行监事会职责。由此构建出一种保障现代国有企业党委发挥作用的新途径。

通过这种设计，可以解决以下问题：（1）可以确立现代国有企业党委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便于党委通过监事会途径对企业进行了解和监督，体现企业党组织对法人治理结构运行的监督保障和最终把关的独特作用。（2）由于进入监事会的党组织成员全都独立于董事会和经理层，保证了监事会的独立性。（3）这种交叉任职使党委、纪委都通过监事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自然让这两者的站位和目标完全一致，真正使“两个责任”能够有机统一。既固定了党委主体责任的担当，又使纪委能在党委的领导支持下专职履行监督责任，同时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开展包括对同级的党内监督。（4）在党委作用定位明确的情况下，其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部分内容需要由董事会和经理层承担，党委、纪委可以通过监事会有效监督该部分主体责任的落实。（5）有利于扭转基层党组织存在的软弱涣散、不敢抵制歪风邪气的现象，在现代国有企业中恢复广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全民股东）责任感，促进企业形成弘扬正气的监督氛围和健康向上的先进企业文化。

此外，对于需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特殊企业党组织，因其职责定位是决策，可选择董事会作为其发挥决策作用的途径，选择监事会作为其发挥监督作用的途径。可以这样设计：由国有股东单位的党组在特殊企业设立分党组，分党组成员一般进入董事会，并达到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分党组书记任董事长，董事会中的分党组成员应通过党的组织行为履行董事会职责；同时由国有股东单位的党组纪检组向该企业派驻纪检分组，纪检分组成员一般进入监事会，并达到监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纪检分组长任监事会主席，监事会中的纪检分组成员也应通过党的组织行为履行监事会职责。纪检分组作为党组纪检组的派驻机构只接受其领导，以保证独立性，同时也保证监事会独立。

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新模式

要使这些思路成为可操作的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的体制机制，必须用系统的思维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党的领导，建立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新模式。

第一，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

深化改革必须首先从做实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运行开始抓起，这是健全完善包括党组织作用的现代国有企业领导体制的核心和关键。具体设计如下：

（1）完善股东管理，调整管理职能，强化股东意识

现代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东单位应履行三大职能，即：股东管理、决策研究、综合职能。

股东管理包括投资管理、董监事会管理、股东代表管理等。应按《公司法》要求制定投资管理办法、董监事会考核评价办法、董监事管理办法、股东代表管理办法等，规范国有股东单位的股东管理职能。

决策研究是指凡需由投资企业股东会决定或审批的事项，在提交国有股东单位决策层（如党组或董事会）讨论确定国有股东意见之前，由一个专门进行决策研究、论证和参谋的机构（主要由各方专家组成）研究出具决策方案的职能。

综合职能包括国有股东单位党组、董事会、经理班子的常设部门职能，这些职能负责对接上级各个部门的文件、指示和要求，如需提交进行重要决策的，先转决策研究部门出具方案，再报决策层决策。如需对投资企业传达或接受相关事项的，应通过股东代表按股东代表管理机制进行。

在调整完善股东管理职能的基础上，加强国有股东单位的自身建设。一是建立模拟个人股东考核激励机制，即制定实施国有资产管理者模拟个人股东的考核评价和激励办法，将国有股东单位的商业投资收益或公益投资效果分别按每个管理者的不同责任，与其使用、薪酬、奖惩等个人利益挂钩，从机制上将国有股东单位的员工身份由参照政府职员转变为模拟个人股东，强化股东意识和责任。二是选用和培养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有资产管理者队伍，把国有股东意识（党的意识）挺在前面，让国有资产管理者比个人股东在精神激励上更具优势。

（2）健全到位的职业董事会，充分发挥决策职能

设立以专职到位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专职董事应超过董事会成员的一半以上，董事长必须专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至少有一名专职董事。所有董事应保持独立性，不得兼任与履行董事职责不相容或影响董事正常履行职责的职务。董事人选应职业化、专业化，经股东会选举产生，由国有股东单位提名并当选的董事纳入其干部管理。

要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按《公司法》细化董事会职责和各专门委员会职责，制定董事履职和问责规定，让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和每个董事真正履行法定职责并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制定董事长工作细则，明确规定董事长在推动落实董事会决策等方面的权责。

（3）构建经理层的执行团队，明确权责

按《公司法》规定，将经理层人员的选聘、管理、考核、奖惩权移交董事会。调整经理层的干部管理权限，国有股东单位不再直接管理经理层人员。董事会制定经理层人员管理办法，由提名、薪酬、考核等专门委员会具体实施。经理层的组成由董事会决定，经理层正职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考察，董事会审议聘任，经理层副职由正职提名，提名委员会考察，董事会审议聘任。应在经理层中逐步构建具有市场化、国际化性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划清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权责边界。明确经理层就是董事会聘任的执行者，必须勤勉尽责地执行董事会的决策指令，不得越权决策；同时，经理层在执行中实行经理负责制，包括董事长在内的董事不得自行直接发出指令。

（4）做实独立的监事会，完善监督机制

设立专职到位的监事会，让监事会真正代表股东发挥实际监督的作用。在监事配备上必须符合独立性原则，不得兼任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独立性的职务。监事需经股东会选举产生，由国有股东单位提名并当选的监事纳入其干部管理，涉及监事自身各种事项由股东会确定。根据履行监督职能的需要，监事会可内设相应的工作机构。

根据《公司法》赋予监事会的“对董事会决议事项的质询权或建议权；对公司经营情况异常时的调查权；对公司财务的检查权；对董事、高管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对违法违规、违反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管人员的罢免建议权；对董事、高管人员损害公司利益时的要求纠正权和提讼权”等等，在公司章程中细化监事会责权，明确监事会独立履行上述权限，并可以通过程序要求公司其他各级监督机构协作配合。制定监事会工作办法，发挥监事会作为企业监督主体的功能，统一调度监督资源和协调监督事项，对公司经营的运行，对董事会、经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并发表监督意见，履行监督行为。健全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机制。

第二，创新现代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

在现代国有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设计和运行一般是相同的，但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定位和途径，可按企业不同类型有不同的选择，现分两种类型具体设计新模式：

第一种类型：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运行模式

（1）在企业设立党委、纪委，推选负责人进入监事会

对一般现代国有企业，按基层党组织设置要求设立党委和纪委。

党委会和纪委会都应通过党代会选举产生，党委成员应由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党委工作部门负责人等组成；纪委成员应由纪委书记、纪委副书记、纪委工作部门负责人等组成。制定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管理办法，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纳入国有股东单位的干部管理。选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其他党委成员、纪委成员应符合监事任职的独立性要求，要在董监事管理办法中规定，推选监事要保证党委成员和纪委成员在监事会中超过半数，党委书记任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任监事会副主席。党委、纪委工作部门负责人可担任监事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具体工作人员也可以相互交叉兼任。

（2）通过监事会途径发挥党委对企业的监督保障作用

制定党委对企业监督保障的事项清单（以“三重一大”内容为主），党委要监督保障这些事项在董事会、经理层的决策运行中合法合规。制定通过党委组织化行为履行监事会职责的制度程序。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凡需董事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经理层会议（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策的事项，应在会议召开前的法定时间通知监事会。担任监事会主席的党委书记应根据其会议内容和党委监督内容清单决定是否召开党委会集体研究相关事项，如需召开党委会并形成了集体意见，由党委书记以监事会主席身份召集监事会会议，审议并形成监事会意见，担任监事的党委成员和纪委成员应保证党委的集体意见充分表达到监事会意见中，再由监事会在列席相关会议时发表监督意见、履行监督行为。同样，在对企业运行和董事会、经理层及其成员履职的日常监督中，党委也应按组织化行为通过监事会职能方式发表监督意见，履行监督行为。

（3）党管干部的新方式

在党委负责对企业监督保障的情况下，党管干部的方式主要是对党群干部以外的企业重要干部的提名、考察、任免、考核、奖惩等人事管理工作的监督。重要干部指企业经理层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监督重点是选用干部标准和工作流程、干部的考核奖惩和日常管理，监督方式是党委通过监事会全过程监督企业用人标准的制定和执行、选用干部工作流程的制定和运行、干部的考核奖惩和日常管理制度的执行。要细化公司章程，明确对不符合企业用人标准或违反选用干部工作流程的，对在考核、日常管理、审计监察中发现有违纪违规的，监事会可以行使否决权。党委通过组织化行为履行监事会的否决权，以保证党管干部的原则在现代国有企业得以实现。同时，让董事会、经理层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充分行使各自的用人权。要制定党委通过监事会对企业重要干部人事管理进行监督的制度流程。

（4）从严党组织自身建设，发挥引领企业文化作用

重塑党组织形象，回归党组织的政治性、纪律性、先进性特征。党委要重点抓好企业中层以上特别是董事会、经理层中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培养造就一支有党员先进引领的现代国有企业管理者队伍。这其中的党员管理者（指党员领导干部）除了应具有非党员管理者也要具有的忠诚股东意识外，还应首先具有忠诚党的意识；除了应遵守非党员管理者也要遵守的法规外，还应首先遵守党的纪律；除了与非党员管理者一样接受监督机构的监督外，还应首先接受党内监督；对违纪违规违法的，除了与非党员管理者一样按违规违法处理外，还应首先按党纪处理。通过严格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严肃召开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和认真组织中心组学习，培养和增强党员管理者的党性观念和先进觉悟，真正起到党员管理者的示范引领作用。着力抓实党支部建设，配备专兼职结合的党支部书记队伍，明确支部职责，让支部成为党委作用发挥的延伸和基础。要纯洁党员队伍，制定党员评价办法，按党员标准实行考核退出机制，树立党员政治责任感和先进荣誉感，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政治责任和监督责任体现在工作中，体现在常态中。企业党组织通过自身先进性的体现、党员的模范作用、党员管理者的带头效应，为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为保障党委政治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应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党组织工作职责和方式、党群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待遇、活动经费等。要完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推进互联网+党建工作的实际应用。制定国有股东单位党组织垂直领导所投资企业党组织的管理办法。

（5）发挥群团组织作用，稳固党组织作用的群众基础

现代国有企业应设立工会和共青团组织，接受党组织领导。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应进入党委会，工会主席应作为职工监事进入监事会。 工会和团委作为党委联系职工和青年的桥梁和纽带，都发挥着联系群众、稳定职工的独特作用。工会在民主监督、维护职工权益、反映职工诉求等方面支撑了党委监督保障作用的发挥；工会、团委在组织开展的职工教育和文体活动等方面支撑了党委文化引领作用的发挥。通过制定并实施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联系职工和青年的活动制度，既要把党组织的精神和要求传达给职工和青年，作为文化引领的方向；又要把职工和青年的意见和诉求反映给党组织，作为解决群众问题的依据。

第二种类型：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运行模式

（1）在企业设立分党组、纪检分组

对于特殊现代国有企业，可设立分党组和纪检分组。分党组正副书记、成员和纪检分组正副组长均由国有股东单位的党组任命产生，纳入国有股东单位干部管理。纪检分组其他成员由党组纪检组选配。分党组成员选配要满足担任董事职务的相应要求，选配董事要保证分党组成员在董事中超过半数，分党组书记任董事长；纪检分组成员选配要满足担任监事职务的相应条件尤其是独立性要求，选配监事要保证纪检分组成员在监事中超过半数，纪检分组组长任监事会主席，副组长任监事会副主席。设置分党组与纪检分组之间保持独立，以保证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相互独立。

（2）分党组发挥重大决策和政治引领作用

分h组对企业中包括“三重一大”在内的所有重大事项做出决策，并将决策意见通过董事会中的分党组成员履行组织行为形成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中分党组成员在履行董事其他职责时，也应按党的组织行为办理，即在发表董事意见前需征得分党组意见，并按分党组意见履行董事职责。党管干部的方式确定为分党组通过董事会下设的有关人事的专门委员会和经理层下设的人力资源部门，对企业经理层人员和中层干部的提名、考察、任免、考核、奖惩等人事工作全过程管理。在从严党组织自身建设，加强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对企业文化的政治引领作用，发挥群团组织作用、稳固党组织作用的群众基础等方面，基本与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党组织要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