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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机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11:57:42

调解机制

调解机制范文篇1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借鉴国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的调解经验与国情，笔者以为，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应围绕调解体系网络、具体的制度运作等方面，从以下四个层次入手。

（一）法院附设调解

1、法院附设调解与法院诉讼调解的区别。法院附设调解不同于我国目前正大力鼓励的诉讼中调解。虽然两者都体现了法官审判权和当事人处分权的相互作用，都是为了尽量平衡解决当事人纠纷，防止诉讼过于迟延，避免诉讼费用过于高昂，获得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赢等目的，但是，二者在性质和程序结构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别：诉讼中调解是以法院名义代表国家正式行使居中裁断的审判权；依法设立的法院附设调解本质上属于一种授权性的，受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双重制约的诉讼外程序。

2、法院附设调解的具体制度建构。法院附设调解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重要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建议可以先选择在几个区县人民法院推行以人民调解员、律师、人民陪审员、退休法官等为调解人或公断人的审前调解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

（二）行政附设调解

1、行政附设调解概述。行政附设调解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附设，包括行政申诉、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劳动争议调解、信访等。行政附设调解也应同法院附设调解和民间调解一样，均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说服当事人互谅互让，依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让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解决争端。因此，合法和自愿是调解必须遵守的原则。但笔者认为，为构建行政附设调解制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纠纷、拆迁裁决等有待进一步完善。

2、行政附设调解的程序启动与效力。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附设调解的重要功能和积极作用，应当对行政附设调解的程序启动和效力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是行政调解的启动方式。根据是否依申请可分为依申请的行政调解和依职权的行政调解。依申请的行政调解，指法律没有规定必须经过行政调解，而是只规定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调解。

（三）民间调解

笔者把法院、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所主持自治性的调解统称为民间调解。民间调解类型多、内容广，为了更充分的发挥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法律不能管得太多太死。我们只能从宏观上构建一个法治框架：可以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应的调解机构为当事人提供免费调解（当然，也可以收取必要的管理费用）；建立由国家和政府按比例负责的资金制度（也可吸收社会资金）；由调解法对调解人的资格和培训进行规定。可以借鉴它国的经验对受案范围进行规范，为了充分体现对当事人选择权自决权的尊重，法律可以规定，当事人是否到调解中心完全自愿。对于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可分两种情况规定：在调解中心调解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未在调解中心调解的视情况而定，若当事人进行了公证，则具有强制执行力，除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证明该公证违法或者内容不真实。如果没有进行公证，则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四）调解—仲裁

调解—仲裁是纠纷当事人基于对金钱或时间的考虑，通过签定协议达成合意，规定一旦调解无法就所争议事项达成和解协议时，可以赋予调解人转向仲裁人角色的权力，并据此作出一个具有拘束力的裁定，是将仲裁和调解、和解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纠纷解决机制。仲裁和和解、调解是不同的纠纷解决方法，但是，“目前，世界上存在一种正在扩展着的文化，它赞成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这一文化长期以来存在于东方，现在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向向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扩展。

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特别方式，与单独的调解具有根本的区别。在仲裁与调解相结合时，主持调解的调解员就是同一案件仲裁庭的仲裁员；同时，将仲裁方式和调解方式实行有机结合，即调解成功，则仲裁庭可以依据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结案；调解不成，则仲裁庭可以恢复仲裁程序继续进行仲裁审理。调解并非仲裁的必经程序，不能带有任何强制性。调解—仲裁纠纷解决模式将调解与仲裁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能促使纠纷得以更快更经济地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结合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调解机制范文篇2

关键词: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调解机制；调解天团

近年来，全国医患纠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医患纠纷冲突不仅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危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甚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2015年5月，连续十多起全国暴力伤医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患方维权意识增强等多方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医患关系不断“升温”。纠纷发生后，患方的非法维权行为往往演变为扰乱医疗秩序等恶性事件，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化解医患纠纷，避免矛盾升级成为关键。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颁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其中在第二十二条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中增加了“人民调解”。但随着近年来因调解员的医学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容易导致医患双方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故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在深入开展社会治理、践行枫桥经验过程中，华西坝派出所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4家医院［1］联合，采用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共同组成的成都新创涉医纠纷“调解天团”模式［1］对纠纷进行劝解。调解员、医学专家组扭转了当事人医学、法学专业知识不对等的局面，促成当事人更好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

一、“调解天团”调解机制的产生

（一）传统医患纠纷处理方式存在弊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医患纠纷的途径分为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及人民法院裁决三种。在医患协商过程中，医患之间难以达成一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医患矛盾；在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过程中，患者往往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又是责任认定部门，调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调解结果多不被患方接受；选择人民法院裁决方式，易存在诉讼成本高、程序繁琐、周期长等问题。由于上述三种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故在国务院颁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后，更多患者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实现诉求。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是独立于患方、医方之外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能相对客观地分析事实，提出合理的法律意见，易为患者所信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第二十条规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但在实践中，调解时一般无专业医学人士的出席或是找不到愿意为调解出力的医学专家。一般人民调解员大多只具备法学知识背景，而缺少医学专业知识，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容易出现调解人员是“法学专家”却又是“医学文盲”的现状。虽然调解员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双方解决部分问题，但遇见特别棘手的问题，例如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论证，第三方调解人员通常是束手无策。为解决上述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原调解员基础上增加了医学专家。当事人双方申请调解时，不仅有具备法学知识的调解员，也有具备医学知识的专家为当事人解疑释惑。调解员专业背景的增加不仅有助于缓解医患双方的紧张情绪，避免矛盾的激化，还可客观地分析事实，提出合理的意见，促进双方达成一致，化解彼此的矛盾［2］，使得各方花费最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以获得各自最大权益。（二）现有调解机制中缺少协同治理。现有医患纠纷调解机制中，普遍存在着“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情况。各部门之间缺少联系、合作，会使自身办事速度与质量大大降低。传统调解机制包括申请、受理和调解三个阶段，当发生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且自愿调解的，可向街道办事处进行申请。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合格后，派调解员到医院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进行调解。该种调解模式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派出所调解虽可以保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避免发生“医闹”事件，但调解室数量有限，当事人在申请调解时需要进行预约排队，大多情况下需要等待较长时日才能找到调解室的“空档期”；第二，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集中了西南地区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3］，来就医的患者大多为外地患者，患方需要在预约日期赶到，途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大；第三，由于司法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公安系统间的差异，在调解受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各自为营”，各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拒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综上可知，医患纠纷的解决不单单调解的是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还需要协调司法、公安等各方参与治理，以减少各方资源的浪费，维持良好的医患秩序。想要实现多部门协同分工，在治理过程中的“无缝对接”便成为关键。为此，“调解天团”在华西坝派出所的统一协调下，在四川大学华西四家医院院内增设医患纠纷调解室，一旦发生医患纠纷，由派出所民警向调解团队成员派单，调解员立即入驻所对应的医院调解室，实施联合调解。此操作省去预约的流程，医患双方可在华西各家医院的调解室随时进行调解。另外，“调解天团”也会随机抽取1至2名医学专家加入调解，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建议。由此以来，“调解天团”同时具有医学、法学背景的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在调解中满足双方的主张和诉求，为医患纠纷的解决提供专业服务。

二、“调解天团”处理模式的特征

（一）公平性《调解法》第七条规定，调委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具有法定性与中立性。故在医患纠纷调解过程中，由调委会担任调解的主体，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医患纠纷进行客观的判断和调解，能够保证相对的公平公正［4］。另一方面，专家组医学专家的介入，对调解过程中出现的医学专业知识进行解答，有利于调解员更清晰认定事实，更利于促进患方对调解的信任，对于解决医疗纠纷更接近实质公正。（二）专业性医疗纠纷的调解涉及领域主要是医学与法学交叉领域，“调解天团”中的医学专家组提供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调解员提供法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双方强强联手，在进行调解工作时更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一方面，能够妥善处理医患双方的纠纷，保障相对弱势的患方的合法权益，让医疗机构“无机可乘”［5］；另一方面，医学专家的介入更容易让患者了解现有医学技术的发展，正确认识疾病的病因、病理生理变化及疾病的转归，接受客观生老病死的发生，更容易化解矛盾达成协议，从根本上解开医患双方的心结。（三）及时性当纠纷发生时可由医患双方共同提交申请，也可以是派出所获悉医疗机构内发生重大医疗纠纷主动开展工作，引导医患双方申请调解，还可以是政府机关发起。通常情况下派出所向调解员派单，调解员即刻入驻所对应医院的调解室，与医学专家实施联合调解，患者既不需履行过多手续也不用等待过长时间。调解成功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后，便可制作调解协议书，经由医患双方签字确认。该过程不仅过程简便，并且快速易行。

三、“调解天团”调解机制未来完善建议

调解机制范文篇3

现阶段，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期和农村经济发展期。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以及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背后，土地当事人面对实际经济利益都“志在必得”。我国是人情传统的熟人社会，目前，我国的法律虽不断健全完善，但针对土地纠纷仅通过诉讼是难以做到公正标准、利益平衡，尚有法难以之难，使其判决虽合法但不尽合理，导致结果上访、申诉等问题，导致当事人质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及公正性。法院调解在解决目前的土地纠纷案件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是选择法院调解机制解决土地纠纷的原因和优势所在。(一)农村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是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调解，相对于人民调解的主动排查纠纷和行政机关主动调解与其职权相关的纠纷，法院对土地纠纷案件能否进行调解，取决争议主体意思表示。因我国法院调解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自愿原则及《民事诉讼法》九十三条规定，法院应在争议主体自愿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启动调解机制，即法院调解不是必经程序。由此，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程序的启动应取决争议主体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得强行调解。因此，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争议主体可根据自律和自主性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弥补法律适用的不足。(二)从土地纠纷法院调解协议的启动来看，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等效力。相对人民调解协议和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法院调解协议具有最高效力及强制力，使得争议主体必须履行，不得对调解事项再次提起诉讼。由此，法院调解协议简化了诉讼程序，并在实践中提高解决土地纠纷的办案效率，利于土地纠纷的妥善解决。(三)法院调解的调解程序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如调解主体的选择，调解书成立有效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程序方便灵活，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制，不似审判那般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维护自身权利实现双赢的局面，实现当事人主义的司法功能，提高当事人及有关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四)低廉高效地彻底解决土地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和诉讼成本，达到最佳效果。尤其当法律服务收费高的时候，进行法院调解，对于贫困者或富者都是有利的。同时，在熟人社会，法院调解可以促进争议主体友好协商、互谅互让，促使争议主体达成调解协议，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由此，即维持争议主体的友好关系和长远利益，又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律和国家政策不断修改等原因导致农村土地纠纷数量、类型均呈上升趋势，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法院调解机制在面对土地纠纷解决的问题上仍不断改革，但面对社会转型期及土地纠纷的复杂化、多样性，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在解决现代的土地纠纷陷入了困境。主要体现以下方面:(一)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程序规范性问题。目前，我国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的过程中，因存在法院调解和诉讼程序是否应该适用不同法理，遵循于各自程序规范的问题上，导致了法院调解和诉讼在调解土地纠纷时，交叉在相同的程序空间，导致土地纠纷法院调解过程中，因混淆造成实体和程序限制的双重软化。由此，既无法充分、纯粹的保障程序，也无法使土地纠纷有效率的妥善解决。在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程序中，法官因顾忌土地纠纷调解不成的诉讼程序而怠于主动调查取证;在诉讼程序中，因“调审合一”模式，法院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接触到的事实，虽不能当作裁判证据适用，但难以避免法官的自由心证，容易导致事实上的“心证突袭”。由于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实践中，因程序适用的随意性及法院调解具有灵活性这一正当理由，造成土地纠纷争议主体无法追究和保障法院调解过程中因程序适用带来的不足。因此，如不注重程序规制，可能导致合意型程序公平性上弊端的扩大。(二)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因现行的“调审合一”模式引发的问题，即审判组织和调解组织重合。“调审合一”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产物，但面对今日国情下的土地纠纷，已无法发挥其功能，已带来紧张和不协调。例如，无益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导致法官的“角色”冲突，导致出现强制调解和任意审判问题。损害土地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其公正性和权威性的建立。另外，我国目前法庭审判的组织形式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前者是由审判和陪审员组成，后者仅为审判员独任。由于我国"调审合一”的司法模式，在解决土地纠纷的司法实际工作中，多方面因素导致陪审制度仅存于形式，阻碍其实际功效的发挥，造成司法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的过程及结果由专业法官决定。(三)我国法院调解原则严重走样。如法院的调解偏好和审调并重原则，目前，我国法官因国家政策、个人喜好和利益，往往选择趋利避害的解决方式处理纠纷。即一般偏重法院调解。在法官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间接承担积极主动的角色，提高了"强迫调解”或法官不中立的危险。虽土地纠纷争议主体在发生纠纷时有意选择诉讼，但法官以法院裁判性预测的话语间接的影射诉讼不如调解的结果好等间接干涉侵犯当事人的自愿调解权利。属于法院间接强制调解，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另外，法院调解的合法原则导致了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在本质上发生改变。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过程中，因我国现属社会的转型时期、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但仍存在部分地区民众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等因素，合法原则无法使得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大展拳脚。(四)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的作用功能日益弱化，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已使本应有的优势难以发挥，如在我国农村地区人情传统仍保留的熟人社会、历史遗留的“以和为贵”及农民的厌诉情结等问题导致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习惯选择政府调解或上访等方式解决。就算进入诉讼，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势不两立，法院很难进行调解。另外，片面追求提高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忽视土地纠纷解决的其他方面。法院调解土地纠纷结案后，从法院调解土地纠纷新动向看，进入强制执行比例高、执行难等问题，削弱法院调解本应具有的“案结事了”的功能和价值。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最新的司法解释第151条，虽强化了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调解协议的强制力，使得名义上调解协议和司法裁判具有同样的效力，但本质上仅赋予当事人“眼见为实”的确定力与执行力的调解协议。法律规定调解书不能上诉，仅在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法的情况下由土地纠纷争议主体申请再审，由此看出对调解协议的确定力具有较强的保护力度。然而法院调解土地纠纷制作的调解书与司法裁判相同，即争议主体不主动履行时仍由法院的执行机构强制执行，目前我国民事裁判仍有严重的"执行难”的问题，对保障和提高调解书执行力的问题上仍面临挑战。

三、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完善

调解机制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的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进一步理顺司法所管理体制，创新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和调解员队伍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科学、规范、长效、惠民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最大限度的将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任务与责任分工

1、成立机构：成立县人民调解中心，作为县司法局科级常设机构；在县司法局设立人民调解大厅，整合公证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解员等分别设立窗口，设立法律服务专线，现场解答法律咨询、开展人民调解、办理法律服务等，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

分管领导：

责任单位：县局办公室、基层科，各司法所、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县公证处

2、构建网络：纵向建立县-镇-村大三层、村-调解小组-家庭调解员小三层的调解网络，健全以县人民调解中心为指挥调度中心，镇调解中心（司法所）为分支机构，村级调解组织为基础单位的县、乡镇、村居三级纵向到底的人民调解网络。重点加强镇（街道）司法所建设，配齐配强人员，理顺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关键问题；进一步加强村（居）调解室规范化建设，强化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基础。

横向建立县-各大口-县直有关部门(规模以上企业及专业调委会)的三层横向到边的人民调解网络。重点根据我县行业矛盾纠纷发生发展的特点，加强建立劳动人事争议、医疗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等专业调委会；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调委会的新路子，依靠典型推动，在规模以上企业建立起适合我县企业稳定发展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分管领导

配合单位：县直各大口、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卫生、交警等部门

责任单位：县局办公室、基层科，各司法所、调委会

3、完善机制：建立矛盾纠纷预警机制，矛盾纠纷联合调解机制，矛盾纠纷定期排查调处机制，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责任机制，与行政调解及诉讼调解衔接机制，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监督考核制度。做好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完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定期排查调处机制和登记台帐、领导包案、督查督办等制度，推动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高调解成功率。

分管领导：

配合单位：县法制办、县法院

责任单位：县局办公室、基层科，各司法所

调解机制范文篇5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然而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人员老化、手段僵化、效果退化、动力锐减、各自为政，从而使得调解的范围窄、效力低、公信力差，造成使不少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群众在无其他选择情况下只有依靠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矛盾纠纷的出口变窄，因而群众上访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严峻形势迫使各地纷纷进行探索，*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1]，此后江苏省建立从地市到村组六级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形成社会各方整体联动大调解格局[2]。

一、大调解机制的概念

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风俗、惯例、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3]。调解的概念中包含了纠纷原因分析、防止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控制处理矛盾纠纷之意，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治理手段。根据主持调解的主体不同，调解可分为友好调解、邻里调解、家族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不同种类的调解其性质不同，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已就不同。大调解中“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对大调解有三种理解：站在法院的角度，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除法院自己调解外，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调解主要指主体人民调解，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强调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站在党委的角度，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本文所称的大调解是指区县党委主导下的大调解，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方式灵活、反应灵敏、协调顺畅的矛盾纠纷的协商和处理。而大调解机制是指矛盾纠纷的一系列的程序、制度、规范和章程的总和。

大调解与ADR都能缓解法院审判压力，都能满足多层次纠纷解决的需求，都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对话和协商的解决渠道，但他们还是区别：ADR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包括诉讼外的调解、传统仲裁,还包括法院附设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简易陪审团审判等方式。大调解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协调处理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其范围仅限于各类调解,与ADR的运作方式不尽相同,而且与我国传统的调解也有差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4]。

调解只是纠纷解决的一种手段而非唯一手段，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可以调解结案，但也可以以其他方式结案，大调解中含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中的调解，但大调解并不能完全涵盖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大调解是多元化解决手段的一种但并非全部，大调解可以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的衔接起来，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

二、大调解机制的构建

(一)定位：一项机制制度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首先解决定位问题，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才能与社会环境相互适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1、目标定位：

（1）整合纠纷解决资源。目前我们的纠纷解决渠道除调解外，还有行政处理、仲裁、诉讼，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交流，条块切割，各自为政，不能形成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大调解对外而言，就是要整合纠纷的各种解决渠道，与各种手段融为一体。对调解的内部来说，由于调解的范围缺乏标准，各类机构调解的职能不明，无专职的调解人员、凭想象和经验进行调解，没有调解的具体规范，调解的组织乱、调解的人员乱、调解的行为乱。因没有一整套制度和机制，调解人员不愿调解、不会调解、不能调解，其能力弱；调解行为和程序不规范、缺乏对调解过程的监督和对调解结果的审查，干涉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强制调解，对调解地过程缺乏客观的记载，其效力弱；人员机构不健全，调解网络不健全，调解制度不健全，调解手段缺乏，组织管理弱。大调解机制对内而言，就是要针对调解中的散乱弱，有效整合各类调解组织、调解人员和调解手段。

（2）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由于各类组织的调解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的，纠纷当事人想调解找不到有关组织和人员，被迫寻求行政处理和诉讼仲裁，随着时间的拖延、解决层级的提高，当事人花费的成本越来越大，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当事人的调解、和解意愿逐渐降低，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加上极个别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脱节，行政处理和诉讼仲裁中不注重调解，个别处理裁决和判决的结果使当事人之间更加对立、对法律更加抵触、对社会更加绝望，并不能有效解决矛盾纠纷，以至纠纷解决渠道人为变窄，出口不畅。因矛盾纠纷的量大，而解决渠道单一，不可避免发生迟延和梗阻现象，而构筑大调解机制，其目的就是有效畅通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使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与矛盾纠纷的规律特点相匹配，给当事人创造更多的便宜及时有效的解决渠道。

（3）保障合法权益。目前调解有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规范化，将调解引向司法化，不能有效及时化解当事人的对立，促使其和解，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过分强调灵活性忽视合法性，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强制调解、违法调解时有发生，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构筑大调解机制，就是要对调解行为进行规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大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手段，就是要将矛盾纠纷引入正常的解决轨道，从而控制矛盾纠纷流量和流向，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其流动秩序，维护的社会稳定。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信息采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摸索矛盾纠纷特点和规律，消除产生的根源，促进社会和谐。

2、性质定位：大调解机制中可以分别制定各类机构的组织管理规范和调解的行为规范。但由于家族邻里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属于民间调解，诉讼仲裁调解又自成体系，如果单独制定组织管理规范将其全部纳入其中就有行政化的嫌疑；加上各类调解的侧重点不同，民间调解重在行为规范、行政调解重在网络建设和职能的发挥，诉讼调解重在支持和保障，分别制定规范造成制度的数量大，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不可避免，无法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为了将各类调解有机整合起来，有必要制定一个集组织管理、行为规范于一体的制度规范。

3、功能定位：

（1）消解弥合：调解的过程，是一个协商谈判、信息交流、成本分析、风险判断、情感调控和利益妥协的过程，它可以弥合双方当事人的分歧和对立，摸平创伤和裂痕，消解当事人的误解和积怨，消解法律制度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化解矛盾和纠纷。消解弥合是调解的基本功能。

（2）预防引导：大调解作为一种矛盾纠纷的综合治理手段，就是要将调解贯穿于民间组织行为活动、贯穿于行政管理、诉讼仲裁程序之中，从而预防矛盾的激化与冲突升级，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矛盾纠纷、合理表达诉求、选择合理的调解手段和方式，正确分析风险和成本，合理追求利益，妥善的达成协议，尽快解决矛盾纠纷，使各类矛盾纠纷进入经济安全快捷的解决渠道。预防引导是大调解机制的重要功能。

（3）协调控制：大调解之所以大，是因为涉及的机构多、人员多、方法多、范围广，要综合发挥最大效益，就必须相互协调，整体进行控制。我们在大调解机制中，应重视调解信息的收集、上报、分析、管理和综合利用，从而使各类中调解方式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各类调解人员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各类调解机构职能明确、目标一致，共同协调纠纷、控制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协调控制是大调解机制最为突出的功能，也是其最大的优势。

4、范围界定：理论上讲，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强制性规定均可以进行调解，大调解也不应例外。但是有些调解属于有些机关的专属特权，除主管机关的授权和委托，其他机关不能染指，因此大调解中有职责划分，如涉及有关确权、资格认定、行政许可与处罚、党纪政纪处分，刑法定罪量刑等，各类调解机构应当准确把握自己的职责和定位，不能逾越自己的职权，否则达成的协议将得不到确认和保障。公安机关处于矛盾纠纷的前沿，接触和处理大量矛盾纠纷，但其调解职能有所弱化，有必要在大调解中恢复，如治安案件、交通事故、轻伤害案件的处理，其他如信访案件、行政处理、行政复议案件完全也可以进行调解，都应当在调解范围中一一列举。

（二）整合：大调解并非各个机构、各种调解行为、各种调解方法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调解中的观念、机构、职能、方法手段进行整合，使其目标一致，发挥最大效益。

1、整合观念显作用。调解并非解决矛盾纠纷解决的唯一手段，但有其他手段不能相比的优越性，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全局认识调解，从弥补法律规则局限性来创新调解，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角度来把握调解，从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来推动调解，扩展调解的范围、加大调解的力度、提高调解的效果，在行政处理和仲裁诉讼时植入调解理念、嵌入调解程序、贯穿于矛盾纠纷解决的全程，与其他解决纠纷手段相互融合，求得和谐的结果。

2、整合机构强核心。大调解的整合中机构整合尤为重要，具体整合时，应当凸显区县党委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作用，政法委作为党委的该项工作日常办事机构，具体负责规划制定、日常信息收集、组织协调、检查考核、表彰和弘扬先进、通报问题和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各部门实行分工负责制，明确牵头协调单位，明确参与职责。街镇党委要充分利用维稳中心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预测、联系协调、检查考核职能，发挥其核心枢纽作用。在机构整合中，应当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有机融合，搭建合力平台，要重视网络建设，在纠纷多处建立联络点、在易脱节处建立对接点、在基础好处建立示范点、在僻远地区建立巡回点，将矛盾化解在前沿，消灭在基层。

3、整合职能建网络。大调解中，调解的种类纵多，而各类调解性质不同、定位不一，工作方式和重点区别较大，故应对其职能进行整合。应当以家庭、邻里、友好调解为前沿，以村居调解、企业调解和街镇维稳中心为骨架，以人民调解为主体、以仲裁诉讼为支撑保障，以行业、社团和行政调解为补充来构筑调解网络，注重各类调解的相互转换，有效对接，合理分流过滤矛盾纠纷，使其在各类调处渠道有序流动，充分发挥调解人员引导、促进、服务职能，强化制度建设、促进机制形成，促使矛盾纠纷的消除和解决。

4、整合方法求效果。由于各类机构的性质不一、调解的范围不同，方法手段有所区别，但亦有其共性，也需要进行整合。具体调解中，调解人员要把握角色和定位，要引导当事人对准焦点、调整情绪、追求权益，选择合理的解决渠道，选择正确的调解方案；进行法律释明、政策宣传、风险提示，引导当事人控制情绪、进行信息沟通、成本估算和效果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促进调解协议的达成。即可当面调解，又可背靠背进行，即可单独进行，又可委托他人、请外来力量协助，方法、地点、方式可灵活掌握。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把握引导、合意、审查三各关口，促使当事人尽快履行，彻底消除矛盾纠纷。

（三）规范：大调解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制度，而权益的维护就必须有一系列的管理规范、程序规范、行为规范和结果规范来作保障，才能使各机构、各种调解行为实施有效对接、有机衔接。

1、管理规范：就是对各单位各部门调解行为进行组织管理、协调控制、有机整合的规范。大调解实行分工负责制，确定日常工作机构，落实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职责和责任，与此同时，完善诉调对接、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制度，在法院和仲裁机构设立调解办公室，法院内部设立导诉室，在各街镇设立便民诉讼点，聘请诉讼联络员，使诉讼制度与其他调解方式有效契合，与大调解网络有机融合。与此配套，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分析预警制度、矛盾激化防范制度、信息上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培训制度，检查考评制度、奖励表彰制度等管理措施。

2、程序规范：对各类调解的形式、方式和步骤进行规范，规定委托、协助、移送调解应当履行的手续，完成时间界限，使调解网路与诉讼调解实现有机对接；保障当事人的调解方式、调解机构、调解方案的选择权，回避权等程序性权利，规定调解的步骤、调解方案提出程序，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文书制作与送达、诉讼调解笔录提出了要求，对调解协议、和解协议直接申请执行和支付令的条件予以明确。

3、行为规范：对调解的范围进行细化、列举加强调解和着重调解的矛盾纠纷，明确调解边界和重点；对调解人员禁止性行为进行细化，明确实施禁止性行为的法律责任，对调解人员引导、协助、保密义务进行细化，增强调解行为的可操作性，规范调解行为；明确诉讼调解的监督和审查义务，规定了调解协议的审查内容、审查原则进行细化，规范调解的监督和审查行为；对委托调解、协助调解行为进行规范，强化诉讼调解，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结案的，根据诉讼进程对诉讼费实行减免，对案件实行快审快执快结，建立当事人选择调解行为的激励机制。

4、结果规范：对调解协议的构成要件、内容、形式进行明确，对自愿合法原则进行细化，规范调解协议和和解协议；对于以金钱和有价证券为内容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对于经过公证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赋予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效力；在诉讼调解中，要求在调解书上注明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的情况，对于无需法律文书的调解案件，可不再制作法律文书，规范调解结果。

调解机制范文篇6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三、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一）法院附设调解

（二）行政附设调解

（三）民间调解

（四）调解—仲裁

参考文献：

调解机制范文篇7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三、构建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

（一）法院附设调解

（二）行政附设调解

（三）民间调解

（四）调解—仲裁

参考文献：

调解机制范文篇8

协助调解是指法院邀请调解人参与诉讼调解，请调解人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以促进纠纷的调解解决。

与委托调解相比较，协助调解的性质是清晰的，委托调解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委托调解的不同情形而定[2]。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不存在任何疑问，它是法院调解的一种形态，协助调解虽然有协助人参与调解，并且协助人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以法院为主导的司法性质的调解。

协助调解的特征是：

第一，协助调解是诉讼调解。协助调解的前提是纠纷已经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已经立案受理，并决定采用调解方式处理该案件。法院对诉讼案件既可以自行调解，也可以邀请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协助调解。但即使是邀请他人参与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诉讼调解，只是在调解中有协助人参与其中。

第二，协助调解是以法院为主体的调解。在协助调解中，主持调解的仍然是人民法院，法院对调解的开始、调解的进行，调解方案的形成、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批准、调解书的制作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法官需要认真研究案情，厘清法律关系，分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提出具体的调解意见，协助人主要是根据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和意见，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工作，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第三，协助人帮助法官做调解工作，对调解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强调协助调解是法院调解，并非是要贬低协助人参与调解的重要意义，也不是要限制协助人发挥其作用。实际上，协助人在调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协助人不仅可以帮助法院作当事人的工作，而且可以帮助法院出主意、想办法，提出有助于解决纠纷的方案。从一些案例看，正是由于协助人的加人，正是由于协助人对当事人的影响力，才使得纠纷最终调解成功。

这表明，协助调解与委托调解不同。对那些已经起诉到法院，法院在立案前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事纠纷来说，尽管存在着法院的委托行为，但调解的主体已经不是人民法院，调解在性质上已成为人民调解，除非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内容，否则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便是人民调解协议。即使是那些委托调解成功后，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法院通过确认程序，把调解协议转化为法院调解书的案件，真正的调解主体，也是受法院委托的组织或个人。

二、协助调解的历史沿革

协助调解在我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传统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的一部分，但限于文章的篇幅，这里只追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这一时期我国法院协助调解的历史[3]。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法院在调解中就采取了协助调解的方式。边区司法机关的审判方式之一是“法官下乡就地审判：我们的法官是常常下乡到诉讼人村里去审判的，既易于查清案情，又能教育群众。凡属于调解范围内的案件，于事实清楚后，又可以以法官为主或完全交给群众去调解，审判与调解结合进行，极易做到人情人理。这种审判方式的基本特点：一、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二、就地审判不拘形式；三、群众参加解决问题。三个特点的总的精神就是联系群众。”{1}63

马锡五本人既是这一审判方式的主要创立者，也是这一审判方式的身体力行者。马锡五在边区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处理的案件能够做到“赢的输的都会自愿服从”，而之所以能做到胜败皆服，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办案善于依靠群众，“不仅调查案情需要依靠群众，最后解决纠纷，也要依靠群众。马锡五同志在弄清楚案情之后，将是非曲折摆在群众面前，动员当地干部和群众，一起向当事人说理说法。”{2}46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院继续采用这一依靠群众，请干部、群众协助调解的办案方式。建国初期大连市法院处理的集体婚姻案件便是典型例证。大连市法院在处理离婚、解除婚约、争执彩礼、请求赔偿、要求生活费和子女抚养费案件时，先由审判人员从每类案件中抽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研究，然后邀请民政局长、妇联会主席、各区调解员、各区妇联主席开会，共同商讨处理的原则和方法。接着召开大会，参加会议的除诉讼当事人、关系人、证人外，还有区、坊、政、民干部和部分群众，计300余人。会议由法院、市政府、妇联、工会组成主席团。首先由法院院长按照各类案件分别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内容，继而由妇联主席说明婚姻政策，随后由到会的人就各类案情结合政府的政策进行讨论，发表个人意见，最后由主席团综合大家意见表态，并宣布处理每类案件的一般原则。会议到此结束，让当事人回去考虑，在一定时间内由法院派人到各区处理。到各区后，由审判员、区调解员、区妇联主任召集与案件有关的地方的干部、妇女会长开会，根据上次大会的精神，研究具体的处理办法。会后，由与会人员分别对象，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做说服动员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53件案件中成功解决了43件，同时还解决了会后新收的5件婚姻案件。{3}260-261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同的场合、利用不同的形式，一直在强调要依靠基层组织、依靠群众调处民事纠纷。最高法院提出了解决民事纠纷的“十二字方针”—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最高去院副院长吴德峰1963年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地解决是人民法院依靠群众解决纠纷，它“便于依靠当地调解组织和其他基层组织，迅速查明案情，彻底解决纠纷。同时，也有利于开展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教育工作。调解是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方法。调解是一项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调解必须将双方当事人信赖的亲友动员起来参加调解。”{3}309

可见，协助调解有深厚的根基，是在新时期对调解传统的复归。

三、协助调解的依据

（一）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然而，长期以来，这一规定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法院在诉讼调解中很少会邀请他人来帮助调解，诉讼外的单位和个人也渐渐忘却了协助法院调解这一法律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终于被激活了。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诉讼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保持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对建立多元化的调解机制提出了新的构想。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将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具体化为“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第3条）。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建立和完善引人社会力量进行调解的工作机制。人民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办案法官之外的有利于案件调解的人民调解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会、妇联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也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个人进行调解”（第11条）。上述法律、司法解释、通知均要求法院在诉讼调解中引入社会力量。

（二）理论依据

1．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

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这一路线要求各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在做具体工作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调解中邀请社会力量参与，体现了民事调解中的群众路线，尤其是邀请人民调解组织协助法院调解。《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实际上是把法院在调解中必须依靠群众的思想法律化，也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至前这一历史时期依靠群众解决民事纠纷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

2．调解程序的开放性

与诉讼不同，调解是一种开放性的程序，即便是诉讼中的调解，在程序上也仍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诉讼程序具有封闭性，相关主体需要具有程序法认可的身份才能获得参与诉讼活动的资格，即使是主持审判的法官，也不能让与本案无关的人随意进入诉讼。调解则不同，调解程序的开放性使得法院能够让那些有助于纠纷解决的人参与到诉讼中来，帮助法官一起调解纠纷。

（三）现实依据

协助调解机制在当前重新得到重视绝非偶然，它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各种解纷机制，整合多种解纷力量这一社会需求的反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某些领域改革的不配套，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一些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各种社会矛盾也集中显现出来，如发展经济与污染环境的矛盾、企业改制与职工就业的矛盾、劳资冲突、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产生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就无法建成和谐社会，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执政党对当前的形势、问题、机遇、挑战、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而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党委、政府就需要承担起领导责任，就需要充分利用党委、政府的组织资源去动员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参与到解决矛盾纠纷的工作中来。江苏南通的大调解制度、河北石家庄的“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大调解制度的核心在于与其“大”，即强调调解的整体性、协作性、互补性，要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这三种性质上存在相当大差异的调解，要通过这三种调解的协作与配合来放大调解的功效。在大调解中，不同调解机构和人员之间的合作被充分强调。对来自其他机构的求援，是否愿意给予积极的协助，也是检验是否真心实意参与大调解的标尺。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在社会法治化的过程中，大量的社会矛盾冲突会成为法律纠纷，最终会诉讼到法院，需要法院运用司法手段来解决。这就使法院处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但很显然，单靠法院一家之力是根本无力解决如此众多、如此复杂的纠纷的，因此从法院的角度说，也是急需借助社会力量来化解纠纷[5]。在党委、政府极度重视大调解，要求各机关、部门、组织积极参与到大调解中来，参与大调解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之际，法院也就获得了一个请求社会力量协助调解的极好机遇。

四、协助调解的若干程序问题

（一）协助调解适用案件的范围

对哪些案件可以采用协助调解、那些不能采用协助调解，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做出限定，由于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法官为主体进行的调解，所以只要案件属于调解的范围，法官认为需要协助、当事人也同意协助者加入，就可以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

在这一问题上，协助调解适用的范围要比委托调解宽。委托调解中的调解活动是由受委托的组织或个人进行的，所以在确定委托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调解组织或调解人的实际能力，一般而言，不宜把那些事实争议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委托给社会组织或个人调解。但协助调解不同，协助人接受邀请后只是帮助法官调解，调解中的疑难复杂问题可以由法官来处理，所以就没有必要对适用协助调解的案件的范围作特别的限定。

事实上，一些重大复杂的案件，也正是调解起来难度相当大的案件，这些案件单靠法院一家之力往往难以调解成功，最需要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

（二）协助调解中的协助人

请谁来协助是协助调解制度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协助调解成败的重要问题。协助调解人是受法院邀请参加调解的人，由谁来作为协助人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做出规定，因此协助调解人的选择要依据该项制度的目的、性质来确定。

笔者认为，成为协助调解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能够对当事人产生事实上的影响力。协助调解是法院在调解中遇到困难时，为了克服调解中的障碍而采取的措施，为了使协助调解能够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法院选择的调解人一定要是能够对当事人产生影响的人，协助调解人对当事人的影响力越大，调解成功的希望也越大。如果协助人能够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影响力，协助人就可以帮助法院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当由某一组织派出人员协助调解而双方当事人均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者协助人有较高的威望并与双方当事人熟悉，或者协助人虽然与双方当事人素不相识但当事人都信服调解人的专业知识时，协助人会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影响力。不过，在有些案件中，即便协助人只对一方当事人具有影响力，同样能够有效地帮助法院成功地调解解决纠纷。对那些一方当事人同意调解解决，另一方当事人执意不同意调解案件，调解的成功取决于说服不同意调解解决的一方，所以关键在于能够找到对不同意调解一方有影响力的调解人。

第二，协助人愿意参与调解工作。参与法院的调解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潜在的协助人并无帮助法院调解的义务，帮助法院调解解决纠纷一般也不属于他们工作的职责范围[6]，他们自身的工作可能很忙，所以，那些能够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力的人能否成为协助人，还取决于是否对协助调解感兴趣，是否热心于调解工作。法院在选择协助人时，需要考虑潜在协助人的意愿，应当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请他们帮助调解。

第三，诉讼当事人同意。尽管法院对是否采用协助调解，选择何人作为协助人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否请协助人参与调解，并非是法院能够单方面决定的问题，当事人是否愿意协助人参与、对法院选择的协助人是否认同，也是法院在启动协助调解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毕竟，当事人对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具有决定权，协助人的成功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当事人的赞同。另一方面，当事人是否同意法院拟邀请的协助人，也是对协助人对当事人是否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检验。从程序上说，法院在决定采用协助调解时，应当事先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取得当事人同意后，再进行邀请，这也体现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

不过，取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有的情况下也不是必需的。在调解中，法官既可以采用“面对面”的调解方式，也可以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7]，如果仅是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法官又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法官在请案外人协助调解时，并不需要征得另外一方当事人同意的。因为这类协助调解，法官实际上只是请案外人帮助做不同意调解的一方当事人的工作，协助人参与调解后，根本就不与对方当事人见面。对于对方当事人而言，协助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方当事人关心的是法官能否说服另一方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至于法官是否请案外人法官协助，请谁作为协助人，对方当事人并不在意。

从我国各地法院协助调解的实践看，法院邀请的协助人主要为以下人员：

1．人民调解组织的成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组织，他们本身就负担着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是本地人，不仅熟悉当事人的情况，而且也熟悉纠纷的情况，由他们协助法院调解，往往能取得相当好的效果。

2．工会[8]、妇联、消协等组织

邀请工会、妇联派出人员协助调解是不少地方的法院采取的做法。邀请工会参与调解的纠纷主要是劳动合同纠纷，根据修订后的《工会法》的规定，工会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其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第2条），所以在工会职工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纠纷中，工会有参与调解的积极性[9]，另一方面，工会不仅熟悉纠纷的情况，而且对纠纷的职工方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当职工相信工会派出的协助人是出于维护其利益而提出建议时，职工会认真考虑并采纳协助人的建议。妇联是维护妇女权益的组织，在涉及妇女权益的案件中，法院有时会邀请妇联派人参与调解，根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妇联承担着教育、引导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提高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任务（第2条、第4条），所以妇联会把参与调解看作是自己的工作职责之一，有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对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纠纷，法院会委托消费者协会参与调解，消费者协会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也愿意参与这类纠纷的调解[10]。工会、妇联、消协乐意参与法院的调解，还由于这些组织有自己的调解机构和人员。

为了使协助调解制度化、常规化，一些地方的法院与工会组织、妇联组织、消费者协会、相关的行政机关共同颁发了文件，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江苏省总工会共同制定了《关于委托工会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劳动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与省公安厅共同制定了《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与省工商局和省消协共同下发《关于委托、邀请消费者协会（委员会）调解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

3．相关行政机关

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一些行政机关也负担着调解民事纠纷的职能，如公安机关可进行治安行政调解和交通事故调解[11]，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合同争议进行调解，卫生行政部门、版权管理部门、专利管理部门、环保部门等有权对各自领域内纠纷进行行政调解。这些行政机关是专门从事某个方面的行政管理的，对发生在其管理范围内的民事纠纷有着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长期处理该领域民事纠纷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法院在调解特定领域中的民事案件时，邀请相关行政机关参与调解，是一种非常合理的选择。

4．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委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协助调解，也是不少地方的法院采取的做法，如2007年1月，泉州两级法院全部开展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的工作，截至7月，共参与调解案件598起，在其中已结的558起案件中，以调解或者和解后撤诉方式结案的就有506件，占90.7%。{4}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法院聘请了10名人大代表、10名政协委员作为为特邀调解员，开展委托调解、协助调解等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城厢区法院还制定了《关于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协助调解工作的规定》。{5}

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协助法院调解，一方面能够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社会影响力帮助法院作调解工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参与调解，了解法院的审判工作，便于对法院审判工作进行监督。当然，我国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绝大部分都是兼职的，他们既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一般来说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参与法院的调解。此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具体的民事法律也未必清楚，所以各地在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协助调解时，通常会选择那些案件事实比较简单，法律界限比较清晰的案件。

5．专业人士

当诉讼案件是某类专业性很强的纠纷时，有专业知识的人参与纠纷的处理能够帮助法院正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又能够协助法院做好调解工作。对专家们提出的意见，当事人容易接受。所以，在那些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够解决的纠纷中，法院往往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法院的调解。实践中比较多见的是，法院在调解医患纠纷时，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医学专家参与调解，如北京石景山区法院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采用以法院诉讼调解为主导，以具有医学专业背景的人民陪审员、特邀调解员个人调解，行业协会所属医疗调解机构专业调解组织为补充的医患纠纷“一带二”调解模式。在处理物业纠纷时，请物业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调解。〔6〕杭州西湖区法院、上海浦东区法院在处理医患纠纷时，也邀请医学专家协助调解。北京丰台区法院从北京保险合同调解委员会请了近百名资深人士担任调解员，协助法院调解保险合同纠纷。{7}

6．当事人的亲属

一般而言，当事人的亲属对当事人也是有影响力的。当事人有时可能出于“当局者迷”的困境，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执意不愿意调解，此时当事人的亲属为旁观者，能够看到调解解决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当事人对亲属具有信赖感，知道亲属是能够为他的利益着想的，因而在亲属参与调解时能够听得进亲属的意见。此时法院邀请当事人的亲属参与调解，往往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例如，河南省周口店法院调处的杨崇仁诉西华县运输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该案件从1999开始，经历了一审、二审、申请再审、抗诉，到法院再审时，前后已经历了8个年头，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很尖锐。就在调解几乎陷入绝境之际，负责此案再审的审判长王洪彬法官突然灵机一动，决定采用迂回调解的办法。王洪彬带领合议庭成员第四次奔赴西华县，分别与杨崇仁的女儿和运输公司改制办公室负责人的好朋友进行了多次座谈，分析是非得失，陈述利害关系，寻求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帮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杨崇仁的女儿和运输公司改制办公室负责人的好朋友终于答应愿意尽最大努力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在他们的协助下，终于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为这起长达8年的合同纠纷划上了句号。{8}

7，律师

律师是否可以成为协助调解的协助人，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律师是法律工作者，具有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随着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和律师队伍的扩大，我国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某个领域法律服务的律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有着精湛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由这样的律师协助法院做调解工作，既受到当事人的欢迎，也有利于法院成功地调解那些涉及专业问题的纠纷。事实上，法院在聘请调解员时，会考虑到这类优秀律师。如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聘请的调解员中，就有这样的律师[12]。

不过，律师作为协助人，是指并非本案的律师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案件的调解，也就是说，律师是以案外人的身份协助法院调解。在诉讼案件中，法院在进行调解时，往往也会请诉讼的律师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由于律师是当事人自己聘请的，当事人一般都很信任自己的律师，所以当律师帮助法官进行调解时，通常都能取得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这里的律师是以诉讼人的身份进行活动的，所以不是协助调解中的协助人[13]。

协助人还可以分为事先邀请型和临时邀请型。所谓事先邀请型，是指事先就确定好协助单位或者协助人，等到具体案件的调解需要协助人参加时，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邀请事先确定的协助单位派人参加调解，或者与适合的调解人联系，邀请其参加。法院邀请工会、妇联、消协等组织参与调解，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人士协助调解，都属于事先确定型。所谓临时邀请型，是指协助人事先并未列入法院的名单，法院甚至也不知道协助人的存在，邀请协助人参与调解，完全是一种临时性的决定，或者纯属偶然。例如，北京朝阳区法院温榆河法庭的吴薇法官为处理一起因建房引起相邻关系案件，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进行勘验。勘验的空隙，吴法官和双方当事人闲聊时得知村委会就在附近，并且此事原先经村委会调解过，但没有成功。于是便想为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不如今天就到村委会把庭开完，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村委会当时的处理意见。到了村委会的人民调解办公室，出来接待的是调解员王某，王某很热情地向法官介绍双方产生矛盾的经过，帮助法官找到了纠纷的根源。法官发现双方当事人对王某都很尊敬，尽管被告在法庭上说话很尖锐，原告的妻子也十分泼辣、得理不饶人，但在王某面前的表现得相当克制且懂礼貌。法官一了解，原来王某在村里辈分很高，双方当事人都要尊称其为姑。吴法官顿时产生了请王某协助调解的念头，吴法官把自己的想法一说，王某立即表示同意，她认为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可行，愿意帮助法官进行调解。在王某的协助下，吴法官顺利地成功调解了这起案件。{9}50-51

（三）协助调解的程序规则

由于判决是强制性解决纠纷而调解是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所以判决为保证其正当性需要建立严密的程序规则，要求法院在审判中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并把判决是否遵循法定程序作为检验判决是否合法重要的、独立的指标[14]。调解则不同，调解协议的正当性来自当事人的自愿。在遵循自愿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进行调解，如采用公开还是非公开的方式调解、采取“面对面”还是“背靠背”的方式调解等并不重要。所以，“调解过程比起我们所习惯的民事诉讼还是有一种更大的流动性和非程序性的特征”。{10}223。调解的非程序性特征表现在法官可以根据纠纷的具体情形排列和组合调解程序，选择具有针对性的调解方法和措施。程序的灵活机动也可以说是调解相对于判决的优势之一。

既然调解本身对程序没有严格的要求，那么就协助调解而言，也就很难为它设定一套程序，况且设置严密的程序也缺乏必要性。有的案件协助调解的可能性是临时发现的，根本就来不及按部就班地依程序进行[15]。尽管如此，协助调解也还是有一些程序问题需要解决的，如邀请协助人参加时，提前多少时间与其联系为好，要不要把有关的资料事先送给协助人，以使他对案情有基本的理解，要不要告知当事人对协助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等。

从笔者接触的材料看，一些法院在其制定的指导“诉调对接”的文件中对这些问题还是做出了规定的。如有的法院规定：1．人民法院需要邀请有关部门协助调解的，一般应于调解日的前两天（特殊情况，可在调解前电话联系）发出邀请协助调解函，邀请函中应注明调解时间、调解地点、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基本案情、主审法官的姓名等；2．人民法院对于邀请协助调解的案件，调解活动应安排在受理案件后的10日内进行。第一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第二次调解应安排在第一次调解后的7日内进行。在调解前要通知双方当事人，并在笔录中记明协助调解单位、协助调解人的基本情况，详细记录协助调解单位、协助调解人参与调解的具体内容；3．人民法院对一个案件可以邀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参与协助调解两次。经两次调解仍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自行组织调解或者开庭审理后径行判决；4.经协助调解单位、协助调解人协助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在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加以注明。经两次协助调解仍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也应在案件审理结案表中注明；5．有关部门派员协助调解，当事人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经开庭后作出裁判的，应当将裁判结果及时告知协助调解单位[16]。也有法院规定：1．人民法院邀请特邀调解员协助调解的，特邀调解员可以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2．特邀调解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遵守法官履行职责的规定，保守审判机密，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3.工会组织或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3天前通知当事人，同时告知当事人有关调解人员的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17]。

不过，大多数的法院并未为实行协助调解设定程序，协助调解的具体做法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灵活地掌握。通常的做法是：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确定需要协助调解的案件，选择协助调解的单位或者个人；由院里专门负责与调解员联络的机构或者承办法官同拟邀请的单位或个人联系，在征得协助人同意后，以法院的名义向协助人发出邀请函；协助调解人参与调解，协助调解的情形记入法院的调解笔录。当然，这是常规的做法，在人民法庭巡回审判的过程中临时决定的协助调解，法官在程序上会更灵活、更简便。

五、协助调解运作存在的问题

协助调解虽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获得了新生，虽然对帮助法院化解民事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各地法院对这项机制的运用看，还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的法院十分重视这项机制，不仅同有关单位、组织共同制定了协助调解的文件，在实务中较多地使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的法院则不那么重视，未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在法院的调解中也很少使用。当前协助调解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部分法官对协助调解的意义认识不足

协助调解能否顺利、有效地开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法官对这项机制的态度，因为，这一程序是依赖法官而启动的，如果没有法官决定尝试协助调解，协助调解就不会发生。在诉讼实务中，协助调解做得比较好、较为成功的，都是法官们对这项机制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他们也从成功的实例中真正体会到了该机制的益处。而那些很少实行协助调解的法院则往往是由于法官们对这项机制心存疑虑，他们或者对协助调解人的能力、对协助调解的效果存在怀疑，或者担心协助调解增加了调解的复杂性、加大了调解的成本、延长了案件处理的时间。

（二）一些法院未建立协助调解人队伍

凡是协助调解做得比较好的法院，都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协助调解人队伍，它们或者通过与工会、妇联等组织共同发文件，通过与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或者采用特约调解员的方式，事先做好了人力资源的储备，一旦需要，就很容易地启动协助调解。但也有一些法院，事先并未做这项工作，所以即使出现了需要协助调解的案件，也很难找到适当的调解人。

（三）协助人的积极性不高

协助人是否积极参与法院的调解也是协助调解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从协助人的角度看，协助法院进行调解，毕竟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而且对于一些协助人来说，调解解决纠纷，并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在法院请他们参与调解时，他们往往并不热心，甚至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托。例如同是妇联组织，有的妇联组织在接到法院邀请后相当积极地参与调解，有的则不那么积极。因此，如何使那些有能力帮助法院调解的人积极地参与到调解中来，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便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四）协助调解案件的范围还较窄

从一些法院开展协助调解的情况看，适用的案件一般都是那些传统的民事案件，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则很少适用。那些专业性强的案件调解起来虽然难度更大，但这恰恰说明邀请专业人士参与的必要性。

六、完善协助调解的若干思考

（一）增进对协助调解的认识。协助调解的启动权在法院，法官们决定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协助调解才有可能进行。所以，只有当法官们对协助调解的必要性、有益性有了充分的认识，法官们才会考虑采用这种调解方式。增进对协助调解认识的具体方法一方面在于加强对协助调解的宣传和引导，另一方面在于增强法官自身的实践，当法官通过协助调解成功地解决了原先难以调解成功的案件后，在今后的调解中就会自觉地采用这种调解方式。只有当法官们对这项机制的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协助调解才会真正成为法官们喜闻乐见的调解方式。

（二）建立协助调解人队伍。能否开展协助调解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是法院是否有一支常备的调解人队伍，法院若能够事先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当需要协助的案件出现时，就能够比较顺利地确定适合于本案的调解人。当前，一些法院通过与相关的机构、组织协商，共同颁发文件，对委托调解、协助调解做出规制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因为正是这些事先的规制，使得法院在需要协助时，可以明确向谁请求协助，也可以使法院的协助请求能够积极地得到回应。一些法院事先聘请调解员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它同样有助于协助调解的顺利进行。

（三）要善于了解潜在协助人的信息。协助调解能否有效开展，同法官是否能够及时地了解是否存在能够帮助法院做调解工作的人有直接关系，而除了那些类型化的案件法院因有固定的协助组织或个人事先就知道可以请谁参与调解外，一些案件的协助人是需要法官临时去发现的。这就需要法官留心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当事人的关系网络。

（四）积极培育专业性的调解组织。当前，某些领域成为纠纷频发的领域，如医疗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建筑合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保险合同纠纷、物业管理纠纷等。对这些纠纷数量多的行业，宜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委员会[18]。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机构后，人民法院可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的协助，可委托他们调解相应的纠纷或者邀请他们协助法院调解上述民事案件，“诉调对接”才能够更为有效地进行。

（五）基层法院更多地采用巡回审理的方式。巡回审判是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是方便当事人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有利于协助调解实施的方式。协助调解往往需要邀请当地的基层组织的干部参与调解，需要邀请对当事人有影响力的亲朋好友参与调解。采用巡回调解的方式，把调解的地点放到当事人的家门口，不仅便于当事人参与调解，也为协助人参与调解提供了便利。

（六）向协助调解人支付必要的费用和报酬。协助人参与法院的调解，既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又可能会支出一定的费用，如往返的交通费等，因此，法院有必要向协助人支付合理的费用。是否有必要向协助人支付一定的酬金不能一概而论，但对那些常任的法院的特邀调解员，那些由于有娴熟的调解技能或者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而经常应邀参与调解的协助人来说，支付一定的报酬既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他们付出辛劳的补偿。虽然法院所支付的报酬可能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工作成果，虽然协助人可能并不在意酬金的多少，但向那些参与法院调解的协助人支付适当的报酬应当是一项合理的制度安排。

当然，协助调解固然可以使得一些单靠法院自身力量难以调解成功的案件得以调解解决，但由于需要其他力量的参与，协助调解也必然会增加调解的成本，增加程序的复杂性，并且即便有了协助人参与，能否调解成功也不一定。所以，协助调解的推进，应遵循需要和可能的原则。所谓需要，是指只有当案件的确有必要邀请案外人参与调解时，才启动协助调解，如果法官认为自己有把握调解成功，那就没有必要请案外人参与。所谓可能，是指要有适合的协助人，并且协助人也愿意积极帮助法院调解。

【注释】

[1]《人民法院报》上时常会有关于协助调解的报道。

[2]关于委托调解的性质，请参见拙文《法院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

[3]1966年我国开始搞“无产阶级”，后来公、检、法被砸烂，正常的司法制度不复存在，国家陷入了长达10年的动乱。这十年中，我国的司法制度可以说是空白。

[4]“三位一体”大调解是指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种不同属性的调解衔接起来，使这三种调解能够互相协作和配合，以形成大调解的格局。

[5]如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受理了某村300多农户与南京一家公司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该案件关系到500亩土地的承包，涉及的当事人多、矛盾大、案情复杂、季节性强、社会影响大，法院决定采用协助调解的方式，邀请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共同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疏导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参见赵兴武等：《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纪实》，《人民法院报》2008年9月4日，第4版。

[6]当诉讼的律师协助法院调解时，当工会、妇联依据他们与法院签订的协议派出人员协助调解时，协助人参与调解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

[7]在法院调解的实务中，法官多数情况下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式

[8]2006年，江苏省工会组织特邀调解员参与调解劳动纠纷案件近千件，调解撤诉率近60%;2007年全省工会组织特邀调解员协助调解劳动纠纷938件，调解成功683件，协助调解成功率72.81%a2008年上半年，协助调解860件，调解成功685件，协助调解成功率达79.65%。

[9]也有人认为，工会的这一地位会影响其中立性，会使工会难以居中调解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纠纷。应当说，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协助调解中，调解的主体仍然是法院，工会只是协助法院做调解工作，更何况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用人单位对工会的地位是清楚的，他们同意工会参与调解，就说明工会在调解中不会无原则地偏袒职工一方，说明用人单位相信工会的参与有助于纠纷的调解解决。所以，不必担心工会参与协助调解会导致程序的不公正。

[10]按照2008年6月修改的新的《中国消费者协会章程》，中国消费者协会是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并由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全国性社会团体该会经费来源主要由政府资助。

[11]截止到2007年底，江苏省基层法院共设立交通事故巡回法庭97个，2007年各巡回法庭共受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21827件，审结21304件，调解撤诉11355件，调解撤诉率达到53.3%。邀请交警部门协助调解的案件为2529件。

[12]浦东新区法院聘请了9名调解员，其中有2名是律师，一名的专长是公司纠纷、房地产纠纷，另一名的专长是房地产纠纷。

[13]北京朝阳区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均聘请律师的案件，如果认为有和解的希望，就交给律师进行和解，由律师在指定期间内主持进行庭外和解。参见《和谐之道多元调解共建解纷网络》，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7月6日第8版。

[14]我国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把一些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规定为再审的事由，便是程序合法对诉讼公正重要性的证明。

[15]如上文提及的北京市朝阳区吴薇法官调解的相邻纠纷案。

[16]参见《海安县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促进诉调衔接的实施意见》，“协助调解的程序部分”。

[17]参见如皋市人民法院、如皋市总工会《关于贯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总工会关于（委托工会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劳动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的实施方案》。

[18]建立专业性、行业性的调解机构，有利于培育社会自我消解纠纷的能力，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1}马锡五，乔松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报告（1948年12月10日）〔M〕//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一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2}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

{3}最高人民法院材料研究组．审判方式、方法及经验〔M〕//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第二辑，第一分册）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4}张亦嵘，郭宏鹏．人大代表参与诉讼调解实现解纷与监督的双赢{N〕．法制日报，2007-09-24.

{5}蔡军．用调解水浇灌和谐花—城厢区法院开展调解衔接工作纪实〔N〕.湄洲日报，2007-12-10.

{6}李飞，石宣．类案调解的突破—北京石景山区法院加强调解工作的调查〔N〕．人民法院报，20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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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浩，等．融入天平的大爱—运输公司承包合同纠纷案再审调解纪实〔N〕．人民法院报，2008-08-07.

调解机制范文篇9

一、整合调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调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的调解体系，其工作对象主要是民间纠纷，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时，调解力量和力度显然薄弱，不能很好的应对群体纠纷，而我市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以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行业的整治和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而对以上新情况，只靠调委会和民间调解显然不能应对，这就要构建大调解网络，把民间调解、治安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综合起来，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组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或司法牵头实施，由民政、城建、妇联、工会、公安、法院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增强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确保调处成功率。

二、确保信息畅通准确，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前，社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别是河西新区的建设速度加快，征地拆迁、劳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的再调整，这是群体性矛盾爆发的重要因素。针对当前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动态性、可变性的特征，为及时准确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信息员及党、团员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时了解掌握民情、社情，尽快取得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进行分析、判断，为化解矛盾提供依据。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调解重点。当前的社会矛盾多具有广泛性、多发性的特点。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应把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群众所关心的、社会所关注的拆迁补偿、就业安置等热点问题上。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阻挠某项工作的开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调解中心在调解这类矛盾时，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想法，详细认真地解答有关政策、规定，真心实意帮助确有困难的群众解决困难，但对个别无理起哄，不满现行政策，组织煽动的幕后策划者，则根据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对其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以防事态扩大，对已经发生的群体上访事件，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兑现优惠政策，本着公开、公正、透明、关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稳定群众情绪，尽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时期的大调解工作，要认真、细致、深入、如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或活动期间，调解中心的工作要有高瞻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动态，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以免由于群体上访给工作、生产、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调解机制范文篇10

一、诉讼调解，是促进或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良好方式。

诉讼调解，又称为司法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互谅互让，就民事权利义务或诉讼权利义务达成协议，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活动。诉讼调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息诉止争，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和案件的执行；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诉讼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诉讼调解本不是个“新”话题，但笔者坚持再提，并且认为还必须加强。

（一）目前，诉讼调解现状不容乐观，调解结案力度正在削弱。由于民事案件数量大量增加，法院审判力量相对不足，随着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出现了弱化调解功能片面强调“当庭宣判率”而致使人民法院以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受到冷遇，出现了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法院不注重调解结案率的情况。特别是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由于诉讼费减少，诉讼门槛降低，使得当事人普遍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人民调解组织诉前化解社会纠纷的功能将会弱化，法院多年来倡导的社会化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将受到冲击。以往当事人考虑执行成本选择在诉讼阶段调解而获得债务人直接履行，现在的当事人则不愿调解让步而更愿意进入强制执行。同时，案件的大幅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法官的办案强度和法院人手不足的矛盾。大家都知道，一次成功的调解，需要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法官在不违反审限期规定的前提下，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耐心细致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面对法院经费保障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在现行财政保障的情况下，法院办公、物质装备建设、法官福利待遇等经费保障问题将进一步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法官调解结案的积极性。实际上，不少法官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性大不如前，而且更倾向于直接判决。

但是，法院如果对诉讼调解重视不够，该调不调，能调不调，调解结案率就会下降，上诉、申诉率就会上升，信访压力就会增大。调解结案率的降低，相对促使了判决结案情况的上升，无疑，法官的工作量必然大增，这也是导致基层法院案件的上诉率、发回重审、改判率上升的原因之一。这些情况的出现，使法官的工作难度加大，审判质量有所降低。事实上，尽管一次成功的调解在审判程序中耗时间、耗精力较多，但从总体上讲，诉讼调解结案，减少或者避免了案件二审、再审、执行等后续诉讼程序和涉诉信访处理的工作量，达到了缩短诉讼周期，节约了司法成本的功效，促进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构建加强诉讼调解、激励诉讼调解的有效机制。诉讼调解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调解让诉讼更加“人性化”。调解强调当事人的积极参与，通过当事人自愿协商而不是法官依法裁判来解决纠纷，整个诉讼过程当事人都非常清楚，容易理解和接受。其次，调解可以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调解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协商和妥协，促进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和友好合作。大降低和弱化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次，调解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调解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调解方式灵活，能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能节约司法资源。第四，也是更重要的，调解结案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纠纷的真像和他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应当说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需求的，也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因此，也有利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①为此，人民法院更应加强诉讼调解，激励诉讼调解。

一是增强法官的亲民意识、敬业精神，提高法官的诉讼调解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第七条就是规范法院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诉讼调解效率与质量。我们要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司法为民，首先就应增强亲民意识、敬业精神，提高诉讼调解调解能力。诉讼调解工作需要法官的耐心和细心，以及相应的法律水平和调解技巧，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对法官的亲民意识和敬业精神进一步强化，以及法官的诉讼调解工作能力进一步培养教育提高。例如，开展诉讼调解工作经验交流活动，组织学习法院系统“胜败皆服”的诉讼调解优秀法官宋鱼水的先进事迹、诉讼调解优秀法官湛秀英先进调解经验等。

二是建立诉讼调解激励机制。诉讼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因此对调解结案率不宜直接下达指标，避免诱发强迫调解、违法调解、以判压调等问题，但是在对审判工作考核时，调解结案率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还是应当予以关注。例如，对审判庭或者个人调解结案率高的，以单项表彰奖励等方式激励做好调解工作。同时，将案件上诉、申请再审、申诉、涉诉信访作为审判工作的考核指标，适当加重案件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以及涉诉信访案件原承办人的责任等方式，引导法官在自愿合法原则内尽力做好调解工作，这实际上就是对法官诉讼调解工作的间接激励，激励法官更加注重审判工作的整体效果和终端效果，激励法官更加注重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十七条规定，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是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环节。人民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注意引导群众重视人民调解的作用，积极以简捷经济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要积极配合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技巧。基层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可以配合司法行政部门，以举办培训班、座谈会等方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或者组织旁听案件审判，把指导人民调解的工作具体化，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②

（一）当前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现状。1、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不适应调解工作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农村基层调解组织的人民调解员。目前，我国农村基层调解组织的人民调解员，绝大部分是农村干部，平均文化程度不高，这与所承担的日趋复杂的调解任务极不相适应。人民调解员常常因为法律知识的欠缺，摆道理时不能胸有成竹，特别是在对情理与法理关系的理解产生冲突时难以自圆其说。2、人民调解员实际操作缺乏规范性的办法。当前人民调解实践面临的诸多问题难以解决，人民调解在追求低廉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可能出现“廉价正义”的问题，即可能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例如，人民调解的范围把握不准，把不应作为人民调解的纠纷，也大抱大揽过来调解；还有调解的程序存在不公开、不公正的嫌疑等。人民调解实际操作中，其内在基准和程序都有极大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影响了人民调解的公正性和公信力。3、当前法院案件“诉讼爆炸”，而人民调解“无所事事”。由于人民调解法制宣传不够，传统的人民调解辐射面过小，调解人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程序不严密，致使人民调解在部分群众中形成“人民调解似乎只能解决家庭邻里之间芝麻绿豆小事，婆婆妈妈琐事”的看法。同时，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不高，不少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书，当事人可以反悔、不履行，造成人民调解失败，当事人不得已选择通过诉讼解决涉及自身的纠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反而给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因而，不少当事人认为，与其花时间在无法律约束力的人民调解中空耗，还不如选择交纳诉讼费走具有法律保障的司法诉讼途径，这样促使了纠纷的解决从人民调解转向人民法院，造成了当前不少的法院案件大量积压、“诉讼爆炸”，法官工作压力大，而人民调解组织想办案无案办，整天“无所事事”的现象。

（二）指导人民调解，提高人民调解的工作水平。基层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要积极配合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技巧。基层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可以配合司法行政部门，以举办培训班、座谈会等方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或者组织旁听案件审判，把指导人民调解的工作具体化，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笔者所在人民法庭管辖的部分乡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是人民调解员自身素质高，长期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经验丰富。二是笔者所在的人民法庭，每年多次与当地的司法所，采取以会代训，开办人民调解培训班，召开辖区乡镇人民调解联席会，同时每年组织人民调解员旁听法庭案件审判、调解，把指导人民调解的工作具体化、经常化，规范化，不断提高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水平。三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经常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的诉讼调解，一定程度上指导了人民调解工作，提高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水平，同时还有效地预防和化解了一定的社会矛盾。

三、调配、整合、借助调解力量，构建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指导意见》后，全国各级法院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司法便民、利民、为民的具体措施，并狠抓落实。但这些措施，均是在法院系统内部进行的。然而，目前正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时期，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反映到司法领域，法律关系更加复杂，利益冲突更加尖锐，矛盾对立更加激烈。单靠人民法院的司法资源，及其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来化解社会矛盾是不现实的。

现代法治追求的是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是以疏导、和谐为理念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因此，构建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代法治的追求。

（一）调配法院内部调解力量。不少法官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积累了先进的调解经验，并且乐于、善于做调解工作。为此，有必要将这些法官调配到民商事审判庭和人民法庭，有利于民商事审判庭的法官相互学习，积累调解经验，培育调解“新人”。

（二）借助人民陪审员。相对于法官而言，人民陪审员对社情民意比较了解，对当事人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在诉讼调解中具有很多“天然优势”。法院就要注意发挥其优势，取长补短，弥补法院调解力量的不足，同时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时，既可以直接开展诉讼调解工作，又可以对其他案件的调解发挥积极的调解作用。

（三）借助亲人或者朋友等社会正义力量。法院的诉讼调解工作，借助当事人的亲人或者朋友等社会正义力量进行调解，其优越性、可性性已经司法实践证明。

（四）整合人民调解力量。人民调解员虽然素质参差不齐，但我们只要积极配合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技巧。基层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可以配合司法行政部门，以举办培训班、座谈会等方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或者组织旁听案件审判，把指导人民调解的工作具体化，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水平。人民调解员就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诉讼外调解机制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