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十篇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1

要准确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一是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及类型呈现多元性。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一般矛盾纠纷，发展为公民与法人之间的矛盾纠纷，矛盾纠纷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同时矛盾纠纷的类型也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

二是社会矛盾纠纷内容呈现复杂性。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致使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大量涌现，矛盾纠纷的性质也由一般性民间纠纷转变为复杂、疑难性社会矛盾纠纷，由此而引起的上访事件不断上升。

三是社会矛盾纠纷规模呈现群体性。在农村，由于农村改革中历史遗留问题及部分基层行政组织不依法办事引发的土地承包、粮食直补、农民负担、非法集资及乱收费等纠纷，使众多农民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城市，因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劳动争议、特困低保、征地拆迁、物业管理、环境保护等民生问题引起的矛盾纠纷，使众多下岗职工和特困群体成了纠纷当事人。现阶段，有组织的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增多，而且参与人员成分复杂，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四是当事人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呈现极端性。许多矛盾纠纷看似平常，但激化时间快，过程短，往往一触即发，转化成刑事案件；有的矛盾长期聚集，突然暴发，酿成凶杀残案。

五是社会矛盾呈现串联性。现在的背后有策划者和组织者。组织手段带有隐蔽快捷的特点。策划者往往利用网上发贴、手机短信、电话通知等方式进行串联，经常是聚集前化整为零，需要时随叫随到，短时间就能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聚集。这也是信息时代化解社会矛盾的一大难点。

六是社会矛盾存在的长期性。社会转型的长期性决定了社会矛盾存在的长期性。即使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不断出现，这是事物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

要正确运用处理社会矛盾化解的方法

一是处理好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正确把握社会矛盾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要看到次要矛盾；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具体个案具体处理，坚持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来研究处理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做到共性问题统筹解决，个性问题特殊解决。当前，特别要注意及时解决突发性的矛盾或冲突，尤其是。

二是处理好矛盾与和谐的关系。“矛盾”与“和谐”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范畴，反映的都是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和谐发展具有丰富的矛盾内涵，它以承认矛盾为前提。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状态，和谐发展是社会发展各要素对立与统一的结果。构建这样的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协调矛盾，要在不断协调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三是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政绩，稳定也是政绩。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四是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处理社会矛盾特别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先讲原则性，再讲灵活性，要在灵活性中贯彻原则性，体现原则性；应当是大原则，小灵活，内原则，外灵活；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冲突时，要毫不动摇地选择原则性。实践证明，坚持以人为本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则。坚持群众路线，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原则。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关键还要灵活运用政策和策略，掌握矛盾运动规律，适时运用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及时处理社会矛盾。

五是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一要坚持着眼全局。二要坚持着眼长远。三要坚持统筹兼顾，要强化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措施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基础性作用。一是强化组织建设。二是强化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工作。三是强化“六个工作环节”，确保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第一，及时发现信息。第二，及时掌握动态。第三，及时主动调解。第四，及时进行反馈。第五，及时主动配合。第六，及时跟踪回访。对已达成调解协议的纠纷，及时做好跟踪回访工作，是巩固调解成果的重要措施。通过强化“六个工作环节”，使人民调解组织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努力形成社会矛盾化解的内部优势合力。一是坚持人民调解工作与律师工作相结合。二是坚持人民调解工作与公证工作相结合。三是坚持人民调解工作与司法鉴定工作相结合，针对涉及人身损害赔偿、医患医疗等方面的纠纷，司法鉴定机构指派司法鉴定人员，配合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纠纷。四是坚持人民调解工作与法律援助工作相结合，依法维护矛盾纠纷中弱势人群的合法权益。五是坚持人民调解与法制宣传工作相结合。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2

人民调解工作的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平等自愿原则。人民调解，必须在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得强迫。这一原则的要求，一是纠纷的受理，必须基于当事人自愿，而且是各方当事人自愿，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或者不愿意接受某个组织和个人的调解，或者有一方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均不能强迫之;二是在调解的过程中，对当事人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劝解、开导、说服，不允许采取歧视、强迫、偏袒和压制的办法;三是经调解达成协议，其是非界限、责任承担、权利义务内容，必须由当事人自愿接受，不得强加于人。

二、合法合理原则。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主义道德进行。这一原则要求，一是人民调解活动必须合法，其调解范围、程序步骤、工作方法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调解行为规范、公正、合理;二是调解民间纷纷的主要方式是以国家法律、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社会主义道德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使当事人按照法律、政策和道德，分是非、辨责任;三是纠纷调解的结果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不得违背法律、政策和道德的要求，不能用本地的“土政策”代替法律，也不能在法律与情理发生抵触的时候违背法律的规定，无原则地求得纠纷的平息。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3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 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 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 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 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 的政治内涵。在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 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 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4

第一条为了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提高人民调解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人民调解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的方法，在当事人双方自愿平等和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第四条人民调解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

（二）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区、县（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本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司法所、司法助理员负责。

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第六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培训和表彰经费应当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提供。

第二章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八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

（一）调解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激化；

（二）排查民间纠纷，预防民间纠纷发生；

（三）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四）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第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

（一）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三）由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四）根据需要由区域性、行业性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主任、副主任在委员中推举产生。

多民族居住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女性委员。

第十二条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兼任的以外，由本村民区、居民区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选举产生。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乡镇、街道司法所聘任。

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聘任。

第十三条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下列人员担任：

（一）本乡镇、街道辖区内设立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二）本乡镇、街道的司法助理员；

（三）在本乡镇、街道辖区内居住的，懂法律、有专长、威望高、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志愿人员。

第十四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司法所备案；乡镇、街道、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同意，可以聘任调解员和调解信息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调解信息员负责在本辖区内收集和向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的情况。

第十六条担任人民调解员应当是成年公民，并具备以下条件：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第十七条人民调解员不能任职时，应当由原选举或聘任单位和组织另行补选或聘任。

人民调解员严重失职或者违法乱纪的，由原选举或聘任单位和组织撤换。

第十八条人民调解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

（二）不得压制、打击报复当事人；

（三）不得侮辱当事人；

（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

（五）不得吃请受礼。

第十九条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的，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保护。

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诚实守信，廉洁自律。

第三章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第二十二条民间纠纷由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民间纠纷和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由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或者由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调解。

第二十三条民间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书面或者口头调解申请。

人民调解委员会收到申请，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通知当事人：

（一）纠纷当事人一方或者多方提出了具体的请求、事实和依据；

（二）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的范围。

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请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对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二十四条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单位转告、群众告知、人民调解员自己得知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范围的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但纠纷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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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的纠纷案件。

第四章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二十六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了解纠纷事实。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了解纠纷事实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审阅纠纷当事人的申请材料；

（二）听取纠纷当事人的陈述和要求；

（三）走访知情人和有关单位；

（四）察看有关物品和现场；

（五）查阅有关书面材料、资料；

（六）其他依法可采用的调查了解方式。

第二十七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指定一名调解主持人，根据需要可以指定若干人民调解员或者由纠纷双方当事人选定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

第二十八条人民调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纠纷当事人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与本纠纷有利害关系；

（二）与本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纠纷的公正调解的。

第二十九条纠纷当事人可以在调解开始时提出回避申请，回避事由在调解开始后知道的，也可以在签订调解协议前提出。

纠纷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调换。

第三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一般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在便利纠纷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第三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一般不公开进行。根据需要并征得纠纷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公开进行，允许纠纷当事人的亲属、邻居和所在地（所在单位）群众旁听。

第三十二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参加，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前，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告知纠纷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效力，以及纠纷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民间纠纷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决定实行简易调解或者庭式调解。

对主要纠纷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纠纷，实行简易调解。

对主要纠纷事实复杂、争议较大的纠纷，实行庭式调解。

第三十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简易调解的，由一名人民调解员主持，可以即时就地调解，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化解纠纷，达成口头或者书面调解协议。

第三十六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庭式调解的，可以由三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在调查了解纠纷事实和收集必要证据的基础上，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由调解主持人核对纠纷当事人和人身份，告知回避事项、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并询问纠纷当事人是否自愿参加调解和申请回避；

（二）由纠纷当事人陈述纠纷的起因、经过、请求及其理由；

（三）询问纠纷当事人和证人，并出示和核对有关证据；

（四）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导教育；

（五）协商和解方案；

（六）宣布调解结论。

第三十七条对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纠纷当事人宣布调解协议；对调解不成或者终止调解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对可以由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部门处理的纠纷，应当告知其处理途径；对有可能激化的纠纷，应当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三十八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简易调解的，可以不制作笔录，但要记录调解结论；实行庭式调解的，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调解结论和调解笔录应当由调解人员和纠纷当事人签名。

第三十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在一个月内调结的，经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

第四十条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委托特别授权的人提出申请、参加调解和订立人民调解协议；

（二）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三）要求有关调解人员回避；

（四）不受压制强迫，表达真实意愿，提出合理要求；

（五）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四十一条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第五章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

第四十二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民间纠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而不能即时履行的，或者纠纷当事人要求订立书面人民调解协议的，应当订立书面人民调解协议。

第四十三条参加订立人民调解协议的纠纷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十四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有委托人的，应当写明委托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权限；

（二）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

（三）纠纷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当由参加调解的纠纷当事人、委托人、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人民调解协议书由纠纷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有委托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也应送达委托人。

第四十五条纠纷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就履行情况做好记录。

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四十六条纠纷当事人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纠纷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做好纠纷当事人的工作，督促其履行；

（二）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修改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再次调解，变更调解协议内容；也可以撤销原调解协议，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三）对经督促未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纠纷当事人可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变更、撤销向人民法院。

第四十七条对纠纷当事人因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承办该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人民法院的要求应当配合对该案件的审判工作。

第六章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第四十八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督促、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制度；

（三）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经验，调查研究民间纠纷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改进工作；

（四）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

（五）重视和加强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建设，提高司法所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水平；

（六）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和配合。

第四十九条乡镇、街道司法所、司法助理员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解答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人民调解工作有关问题提出的咨询；

（二）解答、处理纠纷当事人就人民调解工作有关问题提出的咨询和投诉；

（三）应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请求或者根据需要，协助、参与民间纠纷的调解活动；

（四）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检查，发现违背法律、法规的，应当提出纠正建议；

（五）检查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防止纠纷激化工作，了解各单位、各地区的纠纷特点和信息，建立高效、及时的纠纷社情报告制度。

第五十条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落实以下具体措施，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一）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的建议；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5

[关键词]审判；审判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关系；协调

[作者简介]许红霞，河南大学法学院讲师，现代法制研究所研究人员，法学硕士，河南开封475001

[中图分类号]1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2―0127―04

社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必然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出多元主体的多样化利益定位与利益配置。于是，主体利益的冲突与利益的失衡现象便不可避免，甚至累积为一种潜在危机，其最主要的凸显形式便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解决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促成更加合理的新秩序的诞生，从而以非暴力的形态完成社会的良性发展。而复杂多样的民事纠纷，必然需要多元化的解纷方式。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审判内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定位。国外ADR运动的勃兴是在诉讼制度已趋完善、立足于对其天然缺陷进行补偏救弊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不管ADR如何发展，诉讼制度始终是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心和基石。国内ADR则是在民事诉讼制度尚不完善，优点未彰，甚至诉讼的正当性未获广泛共识、民众对司法者心存疑虑的背景下开始的，很容易滋生厚此薄彼、偏离法治的弊端，很可能导致纠纷解决的混乱，甚或“黑色ADR'’的盛行。因而，探讨审判内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审判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介评

我国现有的审判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1)仲裁，包括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争议仲裁；(2)调解，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中调解(法院调解)、仲裁中调解(国内与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联合调解等；(3)DRB(争议评审团)；(4)简易纠纷速裁；(5)法院附属调解；(6)Med―Arb。其中商事仲裁、法院调解、国内仲裁调解和简易纠纷速裁具有终局性效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仲裁和法院调解具有普适性和典型性。它们具备共同的特性：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简易性和灵活性)；纠纷解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属于非权力化的水平或平等性构造；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平和性(非对抗性)[1]。

二、审判内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辨析

(一)审判的优势和缺陷

审判作为一项常规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优势显而易见：(1)规范性。各国的民事审判都有法定的程序依据，从审判权的启动、审前准备到开庭审理、裁判的终决、执行，无一例外都由法律专家按照既定的程序规范进行。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有助于人们形成严格的规则意识，有利于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秩序的稳定。(2)强制性。对于审判的结果，如果一方当事人不自觉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诉诸民事执行权，强制落实司法裁判，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终局性。法治社会贯彻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非经法定程序、非依法定事由，任何机关和个人均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司法裁判，这就避免了纠纷处理结果的朝令夕改，维护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同时，审判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缺陷：(1)对抗性。审判的对抗性源于纠纷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的对立，对抗不仅表现在原告被告的身份称谓上，更凸现在法庭上的唇枪舌战与辩驳质对中。本质上，对抗的根源在于心理上的彼此敌对，以对抗性为运作基石的诉讼很难平息双方心理上的对立，尤其是涉及亲情、伦理关系的案件，通常不适用民事诉讼解决。家庭的温情、邻里的礼让、交易过程的诚信、乃至社会的宽容和责任感，往往会在简单的权利利益的对抗中逐渐贬值失落。(2)诉讼周期长。审判的规范运作虽然能够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但是因为要按部就班地履行每一道程序，不得灵活处理，整个诉讼过程就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另外，诉讼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意外”发生，如第三人加入诉讼、当事人死亡引讼权利义务的承担、送达难、执行难等，又会使诉讼周期不可避免地延长。而纠纷的迟延解决往往给当事人带来额外的压力，甚至滋生种种不安定的因素。(3)费用昂贵。民事诉讼解决的纠纷纯属私法性质，为了维护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各国一般都规定民事诉讼的有偿性。我国的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如鉴定费、公告费以及在诉讼中实际支出的其他费用)。此外，未被纳入法定诉讼费范畴的还有当事人个人进行诉讼实际支出的各种费用，如车旅费、食宿费、误工费、律师费等。除了这些显性支出，还可能带来名誉、精神、机遇的隐性损失。如果计算国家司法资源的投入，那么审判的费用更显昂贵。

(二)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与缺陷

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优点可以归纳为：(1)能充分发挥作为中立调解人的专家意见在纠纷解决中的有效作用；(2)以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维护需要长久维系的商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维护共同体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3)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参与纠纷的解决；(4)其程序有可能保守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5)当处理新的技术和社会问题时，在法律规范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一种适应社会和技术发展变化的灵活的纠纷解决程序；(6)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使用的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和标准等解决纠纷；(7)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win―win)的结果[2](p40)；(8)解决纠纷的速效性，有利于快速在当事人之间重建理解和信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9)低廉的费用不仅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而且有效避免了纠纷解决中的功利倾向。

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也必须正视下列缺陷：(1)规范性问题。几乎所有的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都欠缺严密的程序规则，处理结果也不必严格依据法律，虽然灵活、简便，却隐含着规避法律的可能性。(2)公正性问题。ADR恶化了弱者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对于诉讼弱者，法官是一道隔离墙，而且能够通过独立的程序和实体法律标准，来减少当事人间存在的不平等，而和解则是准许经济上强势的人摆脱公共规范追求个人利益[3](p3)。(3)权威性问题。除法院调解、仲裁调解和速裁外，仲裁裁决的终局效力还有待司法的审查确认，其他ADR皆不具有终局效力，这意味着围绕纠纷解决的相关努力可能是没有最终结果的。

(三)二者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关系

审判内外纠纷解决方式各有优势和缺陷，功能互补，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诉讼制度之所以能够

顺利运行，是因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分流了大量的民事纠纷；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存在着可以让当事人讨价还价的审判制度作为参照系和背景。当事人及其律师通常提前对案件的法律方面作出彻底的审查，然后以自己的法律观点武装后走上谈判桌，从而保障了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审判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处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首先，近现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血缘、地缘关系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社会生活的“法化”已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法治原则成为社会的主导原则，通过法律和诉讼实现自身权利的理念深入人心，诉讼和审判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接受审判的权利成为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之中，审判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正统地位和价值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2](p35)。其次，从审判机能来看，传统的审判不仅解决纠纷维护私人权利，而且通过对法律的适用，已经越过单纯的个别权利保护的范畴，发挥着为后来的诉讼确立普遍适用标准的作用，甚至可以预防和抑制社会内部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现代审判在处理现代型诉讼的过程中还发展了创制法律或制定公共政策的机能。诉讼已经不局限于纠纷的处理，把纠纷涉及的社会问题也划入自身的影响范围，可谓一箭双雕。最后，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依赖于审判的保障与促进。尽管和解、仲裁和调解等解决纠纷手段具有各自不同的独立的程序，但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一定的效力，当事人所以选择这些解决纠纷手段，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诉讼及其强制的存在。例如对于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程序，审查的范围往往决定着裁决的定案效力能否维持。一般而言，法院的审判作用最不受重视的时候，它对解决争讼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也就最突出[4](p11)。

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对审判起着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代替的作用。首先，ADR是对审判的补偏救弊和补充代替。诉讼审判虽然是最常规、最规范的解决纠纷的手段，然而审判的对抗性和费时昂贵难以靠自身的完善来解决，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固有优势可以使当事人趋利避害，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一般来说，民事主体在发生厉害冲突时先选择成本较低、能平息主体对立情绪的非诉讼手段；只有在双方利益冲突的强度较高、排解难度较大或冲突事实较复杂的情况下，当事人才会诉诸昂贵、费时、严格的诉讼程序。其次，ADR的运作分担了法院审判的压力。法治原则的实践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之一是法律的充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多依赖法律的规制和调整，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不断扩大。纠纷的与日俱增使得诉讼机制的功能愈显突出，以致积案严重。与此同时，随着法院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通过司法诉讼程序确定政策、重新分配社会资源乃至衡量并调整利益关系等社会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这使其解决纠纷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ADR在这个意义上缓解了审判的解纷压力。

(四)审判内外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偏差及其纠正和防止

适用偏差：第一，把审判作为实现权利的唯一正确途径，一味鼓励诉讼，漠视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审判程序的严密与规范，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灵活与多变，似乎是这种偏差的客观原因，但其根源在于观念存在误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贱讼”、“耻讼”，以讼为累，《易经》讼卦日“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曾经视之为落后而进行批判，力倡诉讼，并把诉讼意识等同于权利意识，把诉讼率的提高视为法治的进步。这种偏差不仅使当事人失去了程序选择的机会，更导致了司法资源不堪重负，无法应对日益增多的民事纠纷，直接影响审判解决纠纷功能的充分发挥。第二，重视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广泛运用，忽略审判制度自身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受国外ADR运动的影响，国内也大力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发展。而我国目前很不完善的民事诉讼制度，不仅制约着审判制度自身的建设，动摇着审判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而且也无法保障ADR的良性运作。

为纠正和防止偏差，应贯彻三个原则：(1)以人为本原则。以人为基点、尊重人格尊严和人的基本价值，在纠纷解决领域浸透普遍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贯彻这一原则，就要扶植和发展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当事人权衡利弊选择最优解纷方式的机会；尊重各种解纷方式的处理结果，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效力。(2)分类使用原则。民事纠纷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纠纷的解决方式方法亦应多种多样。审判内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各有优势和缺陷，与一定类型的民事纠纷通常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现纠纷的类型化解决。(3)法制尊严原则。无论采取审判抑或审判外的方式解决纠纷，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贯彻法制至上的原则，避免人为的干预和裁决。

三、审判内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与协调

(一)人民调解与审判

人民调解是典型的民间自治调解，由专门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处理大量的民间纠纷，分担了诉讼的压力。伴随着人们对诉讼的认知变化，人民调解在中国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沉浮。20世纪90年代以前，法制尚未被国人真正认知和重视，属于前诉讼时代，诉讼和人民调解的关系特征为“强调解、弱诉讼”。90年代以后，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又形成了“强诉讼、弱调解”，这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5]。找到人民调解与诉讼平衡的支点，发挥其最优作用，是当前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人民调解协议无法律约束力，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2002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该司法解释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民事合同性质，协议的双方就调解协议发生争议诉诸法院的，法院应当审理并作出裁判。法院在审理中仅就调解协议是否成立、有效以及权利义务问题进行审理，而不涉及当事人之间在协议之前的实体争议。关于审查得当与否的判断标准，已经形成共识的是“宽松的合法性”，即凡是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调解协议，即使其依据的是政策、道德、风俗习惯，法院都应确认其合法、有效。

(二)行政调解与审判

行政调解属于行政机关在行使管理职能时附带的纠纷解决方式。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具有权威性强、效率高、成本低以及可以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积累政策经验等优势。但行政调解存在两个难以回避的问题：(1)公正性问题。由于行政性ADR机构在纠纷解决中往往需要动用自身的行政管理权限，其中立性地位难免受到影响，所谓行业保护、行政干预即是突出的问题。(2)效力问题。行政调解不具有民事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受其约束，仍

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亦不受调解协议的拘束，有权对纠纷作出裁决。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处理环节和程序上的复杂性以及两个处理机关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借鉴处理人民调解协议问题的思路来解决以上问题，即承认行政调解协议的民事法律效力，并设置司法审查程序，一方面形成法院对行政ADR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确认合法调解协议的效力，从而保障行政ADR解决纠纷功能的实现。

(三)仲裁与审判

根据1994年仲裁法建立起来的民商事仲裁制度属民间性质的仲裁，其受理案件的范围是合同纠纷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纠纷。仲裁由纠纷双方根据仲裁协议自愿选择适用，当事人对裁决不服，也不能再提起民事诉讼，只能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或者在对方申请强制执行时另行申请不予执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成为关注的焦点。审查过严的后果必然是仲裁结果终局性优点的丧失。从世界范围看，司法对于仲裁裁决的审查通常都很宽松，仅作形式审查。现阶段我国涉外仲裁是形式审查，国内仲裁实行的是实体、形式的双重审查。考虑到涉外仲裁制度设立于建国之初且一开始就与国际并轨，国内仲裁1994年才开始创建又欠缺相应的运营环境，这种立法的二元思路是可以理解的。但国内仲裁利用率持续偏低，对仲裁裁决司法审查过严，弱化了裁决效力，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充分发挥仲裁解决纠纷分流案件的功能，对仲裁裁决统一实行形式审查非常必要。

(四)法院调解与审判

法院调解是在诉讼已经开始尚未结束之前，在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法院调解虽然发生在诉讼过程中，但其实质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法院主要起斡旋作用并无判断权，因而属于广义的ADR范畴。法院调解应避免的问题是强制调解，包括程序上的强制进入和调解协议内容的强制接受。强制调解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是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漠视和合法权益的侵害。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该问题解决的制度依据。为当事人创造和解的氛围、提供和解的思路，乃至运用社会力量来促成和解，是法院在纠纷调解中应该始终贯彻的方针。再者，应建立调解保密机制，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言论主张等，不得作为之后裁判的依据，以此消弭“以判压调”的可能性。如有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者，当事人可以启动再审程序撤销或变更调解协议。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保障。审判在整个纠纷解决机制中位居主导地位，对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起着示范、引导、审查和保障的作用。所谓"ADR"在中国语境下的展开也必须与诉讼审判制度的完善结合在一起。这是协调审判内外纠纷解决方式关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J]．法律适用，2005，(2)．

[2]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宁杰．ADR热的冷思考[J]．法律适用，2005，(2)．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6

一、调解制度概述

调解，是指发生纠纷时，双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说理、教育、感化等方式进行劝解、说和，促使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协商解决纠纷，达成一致协议的活动。

从调解的涵义就可以看出，调解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有其独立的特性：

1.主体的多元性。调解的主体由三方构成：双方当事人及第三人；且第三人并不是特定的一类群体，既可以是法院法官，也可以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既可以是代表公权力的行政机关人员也可以是双方的亲友；第三人这一群体的身份并不固定。

2.依据的全方面性。第三人所依据的规范比较全面，既包括国家法律法规也包括社会道德规范。

3.方式的复杂性。调解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说理、教育、感化等多种方式。

4.目的的一致性。无论是由何人调解，依据哪一种规范，使用何种方式，目的均是单纯一致的，即促使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协商解决纠纷，最终达成一致协议。

二、调解的现状

(一)我国调解的种类及各自的特点

在信奉儒家学说的中国，人们特别倾向调解，而不是诉讼，而且这种偏爱调解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我国调解制度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精神文明素质的提高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在我国，调解的种类很多，因调解的主体不同，种类也不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调解体系，主要有以下四种：

1.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进行的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特有的纠纷化解方式，以其便民性、主动性、亲和性和情理法共融性，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大大减少了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和社会各界的认可，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一枝花"。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方式，相对于其他调解有其鲜明的特点：

1-1.人民调解的性质是一种司法辅助制度，是一种人民民主自治制度，是人民群众自己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

1-2.人民调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1-3.人民调解主要是人民调解员通过直接调解、公开调解、共同调解、联合调解等调解方式进行调解。

1-4.调解方法主要有教之以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礼、喻之以法。

1-5.人民调解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排解纠纷，同时也注重调防结合，主动积极的预防、减少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的激化。

1-6.人民调解有其特殊的基本原则，即合理合法原则、自愿平等原则、尊重诉权原则。

2.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自愿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这是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特别是对于婚姻案件，诉讼内调解是必经的程序。

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结案方式，是目前我国调解制度的主要方式，也是最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方式。法院调解具有以下特点：

2-1.调解的性质不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是一项具体的民事诉讼制度。而人民调解具有属于民间的性质，人民调解是人们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解决纠纷的一种形式；而行政调解具有行政性质，是行政机关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行政活动。

2-2.调解的主持者不同--法院调解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而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进行工作；行政调解是行政主管机关就有关民事权益问题所进行的居间调解。

2-3.调解协议的效力不同--法院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如果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尽管如此，人民调解协议不能直接作为执行根据，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中确定的义务的话，他方不能依据人民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执行；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效力，行政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也不能作为执行根据。

3.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在其行使 行政管理的职权范围内，对特定的民事纠纷及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的调解。

行政调解的特殊性：

3-1.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相比，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3-2.行政调解坚持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与自愿原则紧密相联，如果当事人不愿经过调解或者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当事人仍有权向人民法院，这是和法院调解相区别的。

3-3.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有本质上的区别，行政调解时国家行政机关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执行管理和监督的一种方式，不仅可以调解公民之间的纠纷，还可以调解公民与法人之间和法人和法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争议，这是不同于人民调解的一个重要特点。

4.仲裁调解，是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仲裁案件进行的调解，调解不成即行裁决，这也是诉讼外调解。

仲裁调解有很多优点：首先，它省掉了一个程序，从过程上体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其次，由于仲裁员进行调解，其成功率更大；第三，通过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而达成和解，则更有利于保持甚至加深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因为如此，我国运用仲裁与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已在涉外仲裁实践中获得了很大成功。据统计，我国每年通过仲裁中的调解，可使案件总数的30%左右以当事人和解而撤案，或者仲裁按和解协议裁决而告终。这种做法，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并由此引起了国际商事仲裁界的广泛注重，这也是我国涉外仲裁事业几十年来获得不断发展的重要经验。

（二)调解相对于判决的优势

调解是有别于判决的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因此调解的优势渐渐凸显出来。

1.调解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和提高诉讼效率

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活动。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运用说服教育的方式，促使当事人之间彼此谅解，相互让步，自愿协商，达成调解协议。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调解往往能够比判决更好的解决纠纷；同时调解结案不存在上诉的问题，当事人也会往往自觉履行调解协议，因此调解相对于判决更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2.调解有利于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增强当事人之间的团结

调解人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针对争议焦点和是非责任，向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并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法院调解既解决了纠纷，又不伤和气，保持了当事人之间的和谐，消除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助于当事人之间的团结。

3.调解有利于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

调解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双方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有助于提高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帮助其形成和确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即在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在要求他人履行义务的同时也要自觉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从而促使人民群众自觉守法。

三、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及意义

调解这一理念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追求和谐与调处息讼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的特质之一，调解是我国数千年的传统，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我国法律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调解制度存在许多弊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现代社会，调解有着和诉讼、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方式不完全相同的价值取向。在对调解制度价值取向的认识上，主张将和谐、秩序等视为调解制度最重要的价值，并认为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就是为了防止矛盾激化，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和正常秩序。基于这样的认识，调解者就应当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对其进行法制教育，通过"和稀泥"的方式来劝导当事人"退一步海阔天空"，发扬风格谅解让步。

（一）调解具有自由和效率的重大价值

如果说传统调解制度追求的是和谐和秩序，那现代的调解制度不仅包括和谐和秩序，还包括自由和效率，且自由和效率是其重要的价值取向。调解制度的基础是自愿调解，即调解效力和调解制度构建的现实基础是当事人的自愿及合意，是否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呢，完全由当事人自愿选择决定，也就是当事人有程序选择权；调解过程的进行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调解的结果即调解协议也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从一定意义上说，调解是当事人自主交涉的延伸。" 可见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当事人，调解较审判更能实现效率价值。

（二）加强调解是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

调解正是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一种纠纷调处机制，它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理论的层面看，判决更侧重于对违法抑或犯罪的惩罚，而调解则更注重于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一种公权力主导下的私权力行使，如何寻求两种权力行使中的价值平衡已成为法律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但从司法审判实务来看，基于对法律价值的侧重，抑或法律人本身的职业素养所限，总习惯于不去寻求价值平衡而"依法判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司法的权威性，也减轻了自己对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决断的"两难"之累，但由此也引发诸多社会矛盾。这一矛盾在司法审判领域集中体现为"民转刑"案件日渐增多、"执行难"形势严峻、司法资源被潜在浪费、司法权威受到挑战，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在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在国家司法救济制度尚不成型，而社会保险体系和诚信体系又极不健全的当前国情下，此类问题犹为突出，为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加强调解便成为当前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

（三）调解是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有机统一的有效途径

我国乡村是以乡情和亲属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习俗和村民"公德"对人民的行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建设和谐社会新农村就需要使乡村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得以化解，避免其不断升级。乡土社会的国情决定了法官必须面对各种社会责任而无法逃避，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必须考虑到隐身于法律条文背后的责任，力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这个角度讲，调解结案对于实现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具备特殊的意义。

波斯纳认为，法律权利（义务）作为一种资源，是不同利益集团在"法律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结果。对一个社会来说，成本和收益的平衡确实应该成为维持其正常运行的一个基本尺度，而成本相对较低的大调解机制就是一种有效率的解纷方式。它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且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当事人可以花费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得获得更好、更快的救济；它也不必严格按照法律规范进行三段式的推理和论证，当事人能够一步到位，直接进入争议核心；它的执行成本较低，由于有相关部门和当事人的全程参与，他们有可能不赞成"判决"，但他们却更有可能服从"判决"。

四、调解的技巧与时机

（一）调解的方式

1.双方调解，即调解员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进行调解，是调解最常见的一种方式。面对面调解对具有一定文化素养、法律意识，比较通情达理的当事人，或当事人间有一定感情、交情、友情基础的效果更好。具体是先由一方提出调解方案及理由，再由另一方提出协商意见，达成一致意见后调解成功。

2.单方调解。即由调解人员分别与当事人做工作背对背调解，以取得双方一致意见，是双方调解方式的补充。单方调解适用于当事人居住异地，或者之间有一定对立情绪或隔阂的案件。具体是由调解人员通过谈话、电话以及其他现代化通讯等方式分别征询当事人调解方案，反馈对方当事人意见，提出自己看法和意见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3.三方调解。即调解机构邀请双方当事人以外的有关人员协助调解，是双方调解方式的扩大。具体是调解机构在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时，邀请与当事人有一定关系或身份的人员参加做当事人工作，协助调解机构进行调解。三方调解适用某些当事人不能自主决定，即俗称"不当家不做主"的，或当事人的思想需要开导以及需要施加一定社会压力，影响才能调成的案件。

（二）调解的方法

调解的方法多种多样，根据实践归纳以下几点：

1.中庸法；即折中解决的方法。引起民事纠纷产生的双方当事人通常都有一定的过错，或有一定的关联，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让当事人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往往比较容易接受，双方都不会产生特别对立的情绪。

2.正义法；以法律和传统道德为标准进行调解，引导当事人用法律具体规定和传统道德作为对照标准，来判断自己行为的是非，并据此明确责任，既能保护合法者的权益，又能让违法者心服口服。

3.情感法；即利用当事人之间的感情基础进行调解。部分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关系，如婚姻案件，抚养案件，赡养案件等，启发他们回忆过去，恋在以往的交情、感情的份上，积极做调解工作，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4.价值法；以经济价值为目的进行调解，在当事人对多个调解方案举棋不定、纠缠不清时，引导当事人在考虑取舍的问题上注意实在的结果，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不要在其他事情上过于计较。

5.效率法；以快速解决纠纷为目的进行调解，在当事人为调解方案中的给付标的大小争执不下时，劝导当事人从解决速度上考虑取舍，如缩短给付期限，一次性给付，当场兑现等，能使僵持的矛盾顺利得到解决。

（三）调解的最佳时机

要想顺利完成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将纠纷彻底解决掉就必须准确把握好调解时机。调解时机是指在整个纠纷过程中，最适宜调解的阶段，这个阶段既可能在诉讼内，也可能在诉讼外。

对争议不大或对调解员比较信任的案件，此刻当事人解决纠纷心切并非常希望调解机构认同自己，这类案件初期事态尚未扩大，矛盾不尖锐，对立面较小，及时解决纠纷可以节省当事人不少时间和精力，调解此时应当尽快进行。

对于矛盾比较激化，对立情绪强烈的案件，最好此时不必立即调解，等时机成熟，直到双方当事人气消了点，情绪稳定了，有调和余地的基础再进行调解。此时法官也要保持冷静，不能急于求成，可以利用调查证据、鉴定等时间差给当事人一些适当的理性权衡利弊，待其冷静后再做调解工作，提高调解的效果。

另外调解时机的把握还可以借助调解外部因素，如充分发挥当事人的委托人、亲朋好友与当事人间互相信任，彼此熟悉的密切关系，在坚持依法调解的前提下，调动他们参与调解的积极性，特别是发挥律师的角色功能，通过他们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我国目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本文主要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两类来陈述我国目前调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

（一）人民调解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调解机构庞杂，层次较低，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缺乏法律专业知识，调解主要靠耍嘴皮子，通常采用"情、理"以及"和稀泥"的折中调解，对于日益复杂、新颖的民间纠纷已经很难适应。

2.人民调解的公正性收到质疑。

人民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强调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而忽视了纠纷当事人个人的微观利益平衡。部分矛盾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为达到其诉求采取聚众围堵、上访等过激行为，为维护社会稳定，调解员会不惜运用权力等手段加以干预向对方当事人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妥协，从而达成协议。这种协议背离"自愿公平"原则，甚至有的认为调解是一种"人治"手段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也使人们对调解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3.人民调解协议存在效力缺陷。

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于20__年9月分别颁行了《关于受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这两个规定对调解协议的效力界定为民事合同，赋予调解协议一定法律效力，但在实践在仍存在问题：一是调解行为达到的调解协议等同于当事人一般民事行为之下所形成的民事合同，人民调解员和普通的中间人没有区别。二是调解协议常常是以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为前提而达成的，协议本身可能不是一种公平的结果，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权的尊重。如果把协议定性为合同，有可能导致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主张显失公平而诉诸法院要求撤销，致使调解工作陷入尴尬。所以把人民调解协议定性为合同，大大削弱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并影响人民调解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作用。

4.人民调解缺乏激励机制。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调解案件不但没有任何补贴，有时反而要倒贴一些交通费，调解过程经常加班加点，人民调解员仅凭责任感进行调解工作，调解成功与否与调解员切身利益关系不大，无法充分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法院调解存在的弊端

1.法律规定上的弊端

将调解规定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直接将调解确立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特有的，堪称中国特色。依照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的认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处理民事案件或者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和在民事诉讼的主要阶段上起着指导作用的准则。[1]基本原则是对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涵盖力。而调解原则并不能反映民事诉讼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也不能体现其精神实质。实质上，调解只是双方当事人在法院（法官）主持下自愿协商解决争议的一种具体的诉讼活动，其适用具有极限性。正如何文燕教授所指出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只不过是一项诉讼制度，放在基本原则的位置上是不科学、不恰当的。调解不具备基本原则的概括性、涵盖力和指导性等主要特征。从学理上分析，调解是诉讼民主原则的体现，是处分原则的具体运用。所以，调解没有单列为基本原则的必要，其应有的位置只能是一项诉讼制度。[2] 可见将调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够科学、合理的。

2. 调解制度没有审级的限制

我国民诉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此条规定显示：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级和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是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方式，但实质上无审级和审判阶段限制的调解隐藏着许多弊端。法院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一审或已经生效判决的错误，而不是为了再给当事人一次调解的机会。如一些当事人当得知判决对双方都不利时，他们可能会合意通过调解的方式 来规避不利的后果。当事人也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合意一审的判决。二审或再审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请，这有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

3. 与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相悖

规定调解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不符，而且也与处分原则相悖。调解中一味坚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增加了诉讼成本，降低了调解的效率。调解的主要功能是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死抱法条、僵硬理解，即使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已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协议，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也不再进行追究，但法官仍认为尚有某些事实未能查清，而不同意以调解结案。看起来是为了维护程序与实体上的公正，实质上则是对实现调解正当性的阻碍。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而且影响了办案效率，也给当事人带来了讼累，使调解制度的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4. "反悔权"应用的任意性造成调解协议生效时间的不确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 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其并无约束力，只有当调解书被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能生效，在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以任何理由反悔拒绝签收，这很容易被个别当事人把它作为一种手段不正当地利用。譬如，有个别当事人故意先达成调解协议，过后即反悔不签收调解书，以此试探对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底细，揣摩法官可能做出的处理结果。如此反反复复，把调解书当作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砝码，给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借口。根据法律规定，调解书需经当事人签收后才生效。因为不能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即使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也存在诸多不便。而且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当一方当事只在签收时就有更多的时间对调解书内容进行权衡利弊，造成客观上的不公平。有很多案件，虽然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调解书很难快速送达到双方当事人本人，使调解协议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

六、调解制度的完善

（一）对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

诉讼外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独创，依靠人民调解组织或者行政机关或仲裁机构进行调解。

由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加上改革诉讼外调解制度的空间巨大，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上收益也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应高度重视诉讼外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工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等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确定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

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可以看出，利益矛盾已占绝大部分，基层群众之间的矛盾已占主导地位，这些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必须及时解决。我国目前约有各级调解组织近100万个，人民调解员1000多万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而又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队伍，他们在化解广大城乡基层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矛盾纠纷应该尽可能地依靠社会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只有当社会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动用国家强制力(如公安、法院)来解决，这样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2.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要使人民调解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认为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但也无明确的否定性规定。依据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和《民法通则》关于合同的定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调解协议如果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确系平等主体之间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似应按合同对待，这样有利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基层大量的矛盾纠纷，也有利于我国诚信制度的建立。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1. 从立法上将调解确立为一项诉讼制度，而非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调解同判决一样，都是法院的一种诉讼活动，是法院解决民商事纠纷的一种方式，也是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它不能反映民事诉讼的本质特点和规律，也不能涵盖民事诉讼的具体法律规范，不具备民诉法基本原则的特征。调解与判决只是法院处理纠纷的两种不同方式，二者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应无轻重之分，是并驾齐驱的。若把调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下来，似乎给人一种调解也能统帅判决之嫌，调解地位重于判决之感，在司法实践中易产生重调轻判的现象。而把调解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来确立，其适用的范围相应就会受到限制，有利于缓解和平衡调解与判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还调解制度本来的面目和位置，做到调审并重，充分发挥调解和判决各自的功能。因此，应将我国民诉法第9条关于调解的规定移至第八章调解专章里面，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调解的立法价值和立法任务。

2.缩减诉讼调解的范围。

诉讼调解在实际运用中的过度膨胀，是诉讼调解饱受责任和批评的原因。按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似乎可以运用于一切民事案件，而且在一审、二审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适用。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适用调均能收到良好效果，但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而且调解具有反程序性和流动性，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样才能保持诉讼的平衡而不至于引起混乱，诉讼调解才会恰如其分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本人认为，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在二审尤其是再审程序中不适用诉讼调解，因为再审程序一般是由指定的国家机关依法提起，是一种事后纠正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有错必究，才能充分体现其程序价值，因此不适用诉讼调解。

3. 在调解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自愿原则，弱化法官的主导地位，强化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

现行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的内容完全取于当事人的自愿，所以就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调解中的合意主要是当事人的私法行为，因而应遵循法律所不禁止即为合法的原则。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也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并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法官不能以自己的职权身份提出调解方案，法官只作为 一个公正、中立和消极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以促进案件调解的成功。一旦当事人不愿用小此种方式解决纠纷，案件即转入审判程序。

4. 重构调解生效的时间，取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反悔权，保障调解协议的严肃性、强制性。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7

关键词：人民调解 保密原则 完善

保密原则是调解的重要原则之一，调解能得以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原则，其使调解不但成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而且成为维系个体之间和谐和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武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密是调解程序中的基本原则，是调解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石。但是在目前的人民调解实践中，调解保密原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201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关注不多，只有个别条文有所体现。①因此，在人民调解制度蓬勃发展的今天，全面阐释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将为人民调解的理论和实践注入源头活水，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何为保密：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具有吸引当事人参与人民调解的制度魅力，也是成功调解的核心要素，更是人民调解的生命所在。但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主体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关注点不同，直接导致对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争议历经数载却未有定论。②笔者认为，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是指在人民调解过程中，与案件无涉的其他人员不得旁听，新闻媒体不得采访与报道，调解的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对方当事人公开，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不得作为后续诉讼程序的证据，调解员也不得作为证人在后续程序中披露调解信息的一项调解原则。具体而言，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民调解的程序保密。人民调解程序保密原则与民事诉讼的公开审判制度相对，指的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除特殊情形外，与案件无涉的其他人员不得旁听，新闻媒体不得采访与报道，参与调解或者参加旁听的人员不得随意泄露调解过程中公开的调解信息。

（2）人民调解信息在调解程序中保密。人民调解信息在调解程序中保密是指秘密调解信息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对方当事人公开。人民调解有面对面方式和背靠背方式，前者是指双方当事人与调解员同时参加的调解，后者是指一方当事人与调解员参加的调解。

（3）人民调解信息在后续程序中保密。这一要求是指当事人在人民调解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不得作为后续法律程序中对其不利的证据，后续法律程序不得要求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披露调解中公开的信息。

二、为何保密：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制度意义

保密原则对于人民调解有很重要的制度意义，具体来看，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建立信任，营造良好的调解氛围。人民调解是合意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宗旨在于维续既已存续的良好关系。人民调解的启动和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调解员的信赖，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是推进人民调解程序的动力。

（2）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保障当事人的意愿自由，促进当事人的坦诚交流。人民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第三人的主持下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当事人的自愿是人民调解的核心，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只起"催化剂"的作用，帮助当事人作出某种决定。

（3）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加强调解员的中立，实现人民调解的本位价值。调解员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处于中立、超然的地位，其主要作用是鼓励当事人参与人民调解，帮助当事人交流信息，探究共同话语，寻求解决路径，促进纠纷的自治性解决，而不对当事人作出结论或者裁断。

（4）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有助于保持调解的独立性，维系调解程序的完整性。很多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程序，看中的就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尤其是在商业纠纷中，当事人并不期望他们之间的商业秘密或者专业信息被其他人获悉。

三、保密如何：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现状

目前我国关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规定有待完善

（1）2009年7月通过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较为全面确立了调解保密原则，调解保密原则在《若干意见》的第19条上升为一种原则性规定。

（2）2010年的《人民调解法》第二十条、二十三条对人民调解保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这两条的规定仅仅是关于人民调解程序的保密。

2、关于证据、证人的法律规定略显单薄。

（1）为调解目的而作妥协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这是我国关于调解信息在诉讼中的保密之规定。

（2）关于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

四、如何保密：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完善

人民调解的秘密原则对于人民调解具有重要意义，在调解过程中，与纠纷有关的事实信息完全依赖于纠纷双方的自愿公开和说明，如果没有得到人民调解员和对方的保密承诺，双方当事人是不会透露自己对纠纷的认识和想法等私密性信息的。相反，如果调解员和纠纷双方都承诺保守秘密，纠纷双方就会增强对彼此以及人民调解员和调解过程的信任，减少对抗，消弭敌意，坦诚交流，从而有助于纠纷的解决。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民调解的保密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此，我们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充分保障人民调解的保密原则。

1、重视人民调解的信息保密。人民调解的程序保密只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最低要求，人民调解的信息保密才是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精髓，《民事证据规定》第67的规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仍具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在立法上要全面规定调解信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和后续程序中的保密。

2、构建人民调解员的免证特权。在单方会谈阶段，人民调解员可能已经知晓了双方当事人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不仅不利于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贯彻，而且极大影响人们对人民调解的信任，降低人们对人民调解的选择率。

注释：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8

【出处】《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6期

【摘要】发生的不可控性、社会化的极易性、原因事实的竞合性和化解依据的渐趋合理性是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我国各地目前正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来化解医疗纠纷这一世界性难题。浙江诸暨和宁波两地的实践模式表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之实践模式经由立法表达出的制度理性将很快被共识性的认知并被配置大量的制度实现资源，但不考虑区域差异的划一型官方推动可能会带来欲速则不达的后果;采取实地调查的路径提升纠纷解决学的研究品位时，须持慎之又慎的态度来确定样本。

【关键词】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模式;区域差异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医疗纠纷属于世界性难题，是指法律地位平等的医患双方对医方的医疗、护理行为和结果及其原因、责任在认识上出现分歧而引起的有关权利义务的冲突，主要有医疗技术损害纠纷、医疗伦理损害纠纷、医疗产品损害纠纷和商业性浓厚的医疗服务纠纷四类。与医方庞大惊人的门诊量相比，医疗纠纷的绝对数量很小，但其对秩序、社会关系的破坏力不可小觑，其消极效果与负面作用比较明显。正处于利益多元、矛盾叠加、纠纷多发之社会变革关键期的中国对医疗纠纷的化解不得不给予高度重视。当前，以切断介入的第三方与医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利害关系来赢取生命力与口碑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方兴未艾，各地的相关实践不尽相同。以当前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为基点，对具有典型性的诸暨模式和宁波解法进行分析和阐释，有助于在制度运行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获得有益启迪。

一、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

医疗纠纷诸特征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囿于特定时空，概括提炼出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便于对医疗纠纷形成准确、清晰的认识与把握，进而可为分析和阐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模式提供智识上的支撑。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发生的不可控性

医疗纠纷在发生层面的不可控性是由医疗损害的不可控性所决定的，而医疗损害的不可控性和传统医学难题的众多性、医学发展的未知性与渐进性、医疗过程的多样性、医疗结果可理解度的偏低性、医务人员认知水平的相对有限性、患者疾病机理的复杂性、患者体质的个别差异性这些因素综合性的紧密关联。整体来看，医疗行为与疾病好坏之间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被社会公众不当的高估，不小的偶然性却被非理性的忽视。此一状况致使医疗行为的效果与患者一方的预期之间时常不出意料的出现或大或小的距离。面对如此距离，患者一方对医疗损害构成要件及责任的判断并不更多的严格依照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而是更多的主观性依照医疗损害是否存在、程度轻重、损失多少来进行。概括而言，正是医疗行为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的偏离和医疗损害判断依据的不同导致医患双方的相关认知呈现难以消除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认知以外在化的方式表现为“利益冲突”，便会使得医疗纠纷的发生成为客观性事实。

(二)社会化的极易性

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借助自身的力量通过提醒、唤醒、压服、和解这四种方式实现纠纷的自我解决，无疑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医患双方主观上已展开的实质性对抗”让提醒首先退居幕后;“医疗纠纷成因的非道义性”让唤醒继而难为“无米之炊”;“医方不具备暴力性强制力量”让压服进而失去哪怕丁点的用武之地;“患者臆测医方敛财、医方臆测患者闹事的趋恶假定所诱发的信任匮乏”让和解这种最具制度建设意义的自我解决方式最终也束手无策。

当没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自我解决方式均不能奏效时，医疗纠纷的社会化便不可避免。医方选址多在城区中心位置，毗邻交通繁忙、商业繁华地带，医疗纠纷的社会化易引发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群众围观。医疗纠纷的社会化引发的对医方场所三番五次的冲击和对医务人员并不鲜见的杀伤，构成对医疗秩序的严重破坏，医疗职业对从业人员的吸引力因此大幅削减。依常理推断，医方应积极尽力的避免医疗纠纷的社会化、扩大化。但“刻意让步即认错，息事宁人即理亏，道义补偿即心虚”之有错推定逻辑的大行其道、“患者恒定为弱势一方，医方恒定为强势一方”之大众看法的难以撼动、“不加区分的同情弱者”之社会心理的根深蒂固、“人人都可能成为患者，此纠纷中患者面对的一切，明天你都可能面对”之普遍意识的深入人心、“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有闹必赔”之奇怪现象的由来已久与强势持续、以追求眼球效应为依归之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恶意炒作与不恰当声援以及医闹队伍的职业化、规模化、专业化，使得医疗纠纷的社会化成为易如反掌之事。

(三)原因事实的竞合性

医患双方都得尊重对方意志的自主性，任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的作法都不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患者可以自主的选择医方，医方在未经患者一方同意的前提下原则上不得实施任何诊疗行为。这些核心要素说明医患法律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平权型法律关系，而非隶属型法律关系。作为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基本表征的民事法律关系，医患法律关系通常表现为患者一方对医方的债权请求权，此种债权请求权可能基于合同而发生，也可能基于侵权而发生。从过程上看，患者一方就诊和医方同意接诊与合同成立需经过的要约、承诺之要件相符合，承担各项医疗费用是患者一方的主要合同义务，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是医方的主要合同义务，尽管这种合同多不具备书面性且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多不具备合意性;从结果上看，作为高度注意义务的负担者，医方理应为医疗过程中违反此义务而产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医疗行为、医疗损害皆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结合，所以医疗纠纷的发生原因具有二元性，违约和侵权作为医疗纠纷的原因事实都不会缺席，可能的医方责任便会出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患者一方便会获得确定其诉求之性质、范围、保护手段的自主权利。

(四)化解依据的渐趋合理性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实践模式

从机构的设立时间上看，虽然浙江诸暨与宁波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要比江苏苏州和陕西省略晚，[2]但从规则建设、运行状况与效果、可资学术分析的材料、外在评价来看，诸暨与宁波的作法更具研究价值。

(一)诸暨模式

(二)宁波解法

三、启示：纠纷解决与区域差异

(一)欲速则不达：忽视区域差异之划一型官方推动的可能后果

作为联合性部门规章，《意见》特别申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应遵循“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的原则。这说明作为该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主导性制定者的司法部清醒的意识到，限定设立时间、统一设立标准与机制构造的作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卫生部却硬性要求各地2010年底必须启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否则在平安医院考评中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系统内评优资格，以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在地方的普遍设立。关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在各地的构建，司法部强调区域差异的平和举措与卫生部强调划一推进的强硬举措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维护部门利益并争夺制度运行所需之支撑性资源的轮廓已然存在并愈发清晰。在实现制度化之后，能否妥当的控制乃至消弭部门之争，将实质性的决定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规范化程度和实效化水准。

身为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卫生部对医疗纠纷带来的负面后果有切肤之感，其对妥当化解医疗纠纷之机制的期望比其他权力部门更为强烈，其以极大的热情、略显操之过急的划一型推动这一机制的动机可以理解、值得肯定。笔者指出这一不考虑区域差异之作法可能存在的问题与风险，意不在否定与批评，而在防止难题克服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好心办不成好事”和“出力不讨好”的现象，期待大量资源的耗费能够换来医疗纠纷的有效破解。

(二)慎之又慎：实地调查之样本选择的应然态度

在我国，2000年以来针对诉讼万能主义的检讨性反思从未间断、次第深入，解纷机制须与纠纷类型相适应的观念深入人心、几成共识，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尝试如火如荼、日趋理性。与之相随，纠纷解决学逐渐从诉讼法学、仲裁法学、人民调解法学、律师法学等部门法学中剥离出来，成为一门综合性和实践面向更强的新兴交叉学科，并产生了不少代表性成果，如范愉的《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2007)、左卫民等的《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法学与社会学的初步考察》(2007)、徐昕的《迈向社会和谐的纠纷解决》(2008)、赵旭东的《纠纷与纠纷解决原论——从成因到理念的深度分析》(2009)以及范愉、李浩的《纠纷解决——理论、制度与技能》(2010)。时至今日，纠纷解决学若想获得更好的独立品格，就得注意保持其与规范法学之间的一定距离，就得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现象解释和事实关注上，离不开归纳推理的方法和实地调查的途径。

归纳推理在量的方面需要较大规模之上、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否则就很可能导致结论的不周延。获得经验事实的途径虽具有多样性，但实地调查整体上无疑是可依赖性最高的。样本的科学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实地调查的效果有无及好坏。同为有效化解医疗纠纷，同处经济发达的浙江东北地区，诸暨和宁波的作法却截然不同。这说明，实地调查之样本的选定不仅要宏观的考虑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间的差异、城乡区域间的差异，还要微观的考虑同一地区内部的差异。不经谨慎考量而确定实地调查的样本，会带来研究成果的说理无力，会削弱乃至动摇纠纷解决学对现象事实的解释力与概括力。即便是慎重的确定了实地调查的样本，研究者对由此得出的成果也不能过于自信或长时间的不加修正，因为未知样本可能存在、已知样本可能变动。

【作者简介】

刘加良，山东大学法学院讲师。

【注释】

[3]余钊飞：《人民调解的历史形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9

调解制度是调解人采用依法充分说理、耐心疏导、消除隔阂，帮助纠纷当事人达成协议，解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涉及相关权益等纠纷的制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主要由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构成一个完整的调解体系。①法院调解，就是指在诉讼中，由人民法院主持，依法说服教育使诉讼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对民间纠纷的一种调解活动。②

行政调解是现代社会行政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所不可缺少的行政手段，是行政主体作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事实行为。③根据行政主体中行政机关的分类，笔者将行政调解相应的分为两类：各级人民政府主持的调解和政府职能部门等组织主持的调解。前者称为政府调解，后者称为部门调解。现在所谓的行政调解，绝大多数属于部门调解，政府调解工作开展极少。然而，社会发展又迫切需要比政府各职能部门更具综合性和权威性的各级人民政府介入社会纠纷的调处，鉴于目前政府调解实践经验较少，学界也缺乏系统研究，笔者在此作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政府调解的哲学基础与法理分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特殊性是指不同的事物及其各个侧面，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矛盾各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实际，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难发现，人民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纠纷，总的来讲，都是因为纠纷当事人就相关权益发生了争执。但就具体情况而言，由于纠纷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争执发生的原因不同，争执所涉及的事实的复杂程度不同，争执所涉及的性质不同等原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纠纷。而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也因纠纷解决主体的不同，解决纠纷的程度不同，纠纷解决的结果所反映的意志不同，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各类纠纷，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有效的解决，就需要有针对其特点的，能与解决纠纷核心问题相适应的解决方式的存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对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社会纠纷，有关部门又难以解决的，应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组织纠纷当事人以国家法律、政策为依据，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劝解和说服等方法，促使纠纷当事人友好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从而平息纠纷。

二、政府调解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一）社会需要政府介入调解工作

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而每一矛盾又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的矛盾体系。由于因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社会纠纷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多样性、相关性，我们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必须突出方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予以根本解决。鉴于此，通常意义上的以某一行政职能部门或某几个行政职能部门牵头解决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作为具有纠纷处理管辖权的当地人民政府则可整合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综合手段把纠纷处理好、解决好。套用一常用语，就是调处社会纠纷也需要“综合治理”。

一般而言，解决纠纷的目的在于消除双方的争议，使有关的法律权利或义务确定下来。诉讼的高成本和程序的相对复杂性，对目前广大人民群众选择非诉讼的、高权威的政府调解来解决纠纷又具有实质性的影响，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政府介入纠纷的解决方式与其他解决纠纷的方式相比，有如下特点：（1）解决纠纷的组织者是代表国家的人民政府，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使纠纷各方对主持调解方表示信服；（2）纠纷的解决过程既有严肃性又有自律性，人民政府调解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但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诉讼程序，这样做既体现了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处理纠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又体现了当事人相对平和的互谅互让精神；（3）纠纷的解决既有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又充分体现了“和为贵”的传统观念和现代意义的自治原则。总之，在社会转型期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纠纷，迫切需要我们的调解机制具有综合性、权威性，形势呼唤“综合治理型”的政府调解介入社会纠纷的处理。

（二）政府调解具有法律依据

政府职能，亦称行政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归纳起来主要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稳定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分配，维护市场秩序。总之，政府的职能属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履行行政职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35条规定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职权,其中有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等。虽然该法条没有明确指明各级人民政府具有社会纠纷调解权，但我们却能从各级人民政府法定的管理权、保障权等权力中自然推出，各级人民政府在行政管理中行使调解权符合立法本意。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也在发生着变化，随着政府职能发生转变，行使职能的方式必将发生变化。比如，目前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政府为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作重点已从严打整治转变到抓综合治理，除采取刚性的行政处罚的同时，也大量采用柔性的行政指导和行政调解，最大化地发挥行政效能。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第7条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各部门、各方面齐抓共管，积极参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组织措施，协调、指导有关部门、方面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实施。”也就是说，涉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案件可以采取调解方式处理的，各级人民政府有权调解。

另外，《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都规定，土地、草原和森林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现实中，人民政府收到该类争议案件后，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④

三、我国政府调解制度的构建

（一）调解工作机构及运行机制

笔者认为，确立政府调解制度不必增设新的工作机构。政府调解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下简称法制办）承担。这是因为法制办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承办各级人民政府相关的行政法律事务，参与政府的调解工作是份内之事。调解工作人员主要由法制办工作人员内部调剂，或按照精干效能原则予以另行配备，必要时可临时聘请公职律师参与。

有人可能会提出，法制办是否能胜任政府调解工作？笔者认为，法制办作为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承担政府调解工作是其职责，因此，法制办对政府调解工作不能推卸只能做好。就目前法制办现状，要做好政府调解工作，关键是要提高行政协调能力。行政协调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协调，是行政主体之间为了达到一定的行政目标，而引导行政组织、行政部门、行政人员之间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关系，以实现共同目的的管理行为。⑤要做好行政协调工作，法制办的工作人员除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外，要树立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有这样才有向心力，才能在各级政府的授权下整合各部门解决纠纷的力量，做好政府调解工作。作为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政府调解工作中要克尽厥职，防止各自为政，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僚作风。在此有必要强调，政府调解的纠纷事项若涉及某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该部门应积极配合法制办并做好以下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配合调解工作；提供案件相关材料和依据；政府调解需要相关部门作出某方面的行政处理或补救措施，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要遵守政府确认的调解协议。俗语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相信，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法制办一定能做好政府调解工作。

（二）调解程序

公正是调解工作的灵魂，没有公正就没有政府调解的权威性；效率是调解工作的命脉，没有效率就没有设置政府调解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政府调解应遵循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为此，调解程序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关于调解纠纷范围。首先，政府调解属于行政调解的范畴，不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内的纠纷，不是政府调解的范围；其次，法律明确规定由政府各职能部门与授权组织处理的，一般不属于政府调解范围；第三，法律明确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处理的行政事项，由此产生的纠纷属于政府调解范围；第四，纠纷涉及若干部门或跨区域，需要由人民政府协调解决的，可以由政府调解；第五，属于当地有重大影响或涉及全局性工作的纠纷，可以由政府调解。

2、引入听证程序。既然政府调解的纠纷属于重大复杂的案件，那么在调解中就应讲究一定的程序，没有科学规范的程序，就不可能有公正与合法的调解结果。笔者认为，引入简便易行的听证程序很有必要。另外，当事人有权利聘请人参与调解。

3、确立调解与裁决分离制度。政府调解的纠纷事项，一般都属于行政裁决的范畴，如果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那么对纠纷事项进行行政裁决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了使纠纷的裁决客观公正，原调解人员应予回避，这是因为，第一，调解与裁决分离，能避免调解人员明示或暗示当事人，如果拒绝调解，裁判结果也只能如此；第二，避免行政裁决人员先入为主。

（三）调解协议的执行与救济制度

纠纷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政府确认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相关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纠纷当事人不能就同一事实与理由再次提出行政处理。调解协议对行政部门有约束力，人民法院也应予尊重。如果纠纷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向组织调解的人民政府、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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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法部基层工作司编，《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讲话》，法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35页

② 据《司法部副部长鲁坚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国务院第四十次常务会议上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说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只能是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民间纠纷。转引自司法部基层工作司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讲话》，法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159页

③ 杨解君、肖泽晟著，《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62页

调解民间纠纷的原则篇10

论文关键词 医疗纠纷 多元化 价值分析 解决机制

一、概述

（一）医疗纠纷案件之特点

医疗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一样属于平等主体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属民法的调整范畴。较其他类型的纠纷，医疗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医疗纠纷的专业性较强，它不仅包含医疗科学而且涉及很多相关法律法规，这些都是医疗纠纷的复杂成因。二是双方当事人的关系特殊，医患双方关系如果常常处于紧张或者利害冲突关系，就产生致防卫性医疗之虞，不利于医疗工作的进行。三是双方当事人实力相差悬殊，从表层来看医疗机构属于强势一方，不仅有雄厚的资金，而且医生掌握着更专业的知识；同时相关的病历材料掌握在医疗机构手中，故双方实力存在不平衡。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现状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大幅上升的现状对于社会、患者及医疗机构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医学知识和法制观念的普及促进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维护的渴求，对纠纷解决的要求也不断细致，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医疗纠纷有其特殊性，当纠纷发生时患者一方往往会特别不理智，稍有不慎便会使事态升级，以致影响正常的医疗秩序。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当事人和解；二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三是通过诉讼来解决。但是与当前医疗纠纷产生的复杂性和情况的多变性相比，这些方式还远远不能为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驾护航。

（三）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是指由诉讼与非诉讼共同组成的医疗纠纷解决整体机制。在此机制中各方式或程序相互独立，保有其自身之特定功能和运作方法；而在体系中相互协调、功能互补，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从理论角度应当综合协调讼与非讼、公力与私力、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从实践层面应当注重诉讼与非诉讼程序的相互协调解决机制的重构。

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解决机制的匮乏

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方式只规定了以上三种。这种规定凸显出明显的弊端：首先是解决方式比较单一，而且机制没有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仲裁机构、调解委员会及专业性调解组织解决纠纷的当时没有规定。其次是对法院调解、诉讼没有相应专业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规定。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医疗纠纷之多样性与解决方式之单一性的矛盾。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也只是规定了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担方式，无涉其他。更加凸显了医疗纠纷妥善解决了迫切性。

（二）现行解决机制效率偏低

在医患纠纷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医疗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显现不堪负重之态。因医疗纠纷的专业性与特殊性，法院的判决也很难做到合理准确，举证责任的倒置也降低了医疗诉讼的门槛，剧增的案件与法院的承载能力矛盾尖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程序的公正。再者，我国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被边缘化。我国虽有重调解轻诉讼的传统，但是由于医疗纠纷的特殊性，当事人特别是患者一方往往倾向于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这种做法很多时候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不利于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只是非诉讼解决方式效果不明显。另外一个问题是现行的医疗纠纷尚未形成有机整体，诉讼与非诉讼未能较好衔接互补，效率低下。

（三）现行机制的局限性分析

1.和解。即双方协商。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解决方式，医患双方都应优先考虑。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对相关事实和权益的处置规则的认识趋同的基础上。但目前在我国未能形成良好的这一基础，致和解的成功率较低。而医方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充分理解，患者也未形成理性的就医观念，当事人就很难选择选择和解。

2.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台之前，绝大部分医疗纠纷的都是采用此种方式。卫生行政部门解决医疗纠纷基于其职权行为，费用较低。但是，目前社会对卫生行政部门公信力缺乏信心。而许多医疗机构又具有行政性质，所以公众此种解决方式的公正性仍然存在较多的质疑。

3.诉讼。严格的诉讼程序的严格性、权威性与强制性使得诉讼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始终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其不足也显而易见：医疗纠纷的专业性难免造成医疗诉讼成本的加大、诉讼效率的降低；医疗鉴定中双方的不信任甚至敌对，也不利于医患关系的恢复，加剧矛盾的尖锐化。

三、国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之分析借鉴

美国医疗纠纷主要通过非诉讼（ADR）模式解决。首先，鼓励仲裁和调解。在仲裁方面，先从立法上推进ADR的发展。实务中，仲裁庭聘请专业的医疗和法律人士作为仲裁员，以帮助医患双方准确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调解方面，成立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探索以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其次，专业委员会评估。为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成立“医疗机构资格鉴定联合委员会”，负责评估医院的品质。其还要求医院主动将医疗过失告知患者一方，以及双方讨论有害医疗过失。否则，医院可能丧失合格资格。利用此方式从源头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在德国，首先由当事人对话协商，这是一种主流的方式；其次由调解和仲裁机构解决。调解和仲裁机构是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专门机构，若当事人协商不成，患者一方即可求助该机构。机构的办公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患方几乎不用支付费用，此方式避免了漫长的诉讼历程甚至医患关系的恶化。最后，诉讼解决。在前两种方式都不能解决时，患方可对引发事故的医生提起民事甚至刑事诉讼。但一般由原告对医方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除非被认定为重大医疗过失。

四、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与应坚持的原则

（一）价值分析

1.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医疗纠纷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医疗秩序而起还会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应该注重主体之间矛盾的真正化解。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化解医患矛盾，营造良好的医疗环境，更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2.有利于人民的医疗利益的维护。建立完善医疗纠纷多元化机制，患者和医生的利益都能得到很好的维护。医生进行医疗行为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对患者进行救助，而患者在纠纷发生后不再选择“医闹”，从而医生的人身等利益得到保障。通过多元化的方式，纠纷得以迅速有效的解决，双方的工作生活也能快速回到正常轨道。

3.有利于法治理念的更新、促进法律发展。医疗纠纷固然可以通过刚性的判决解决，但是容易产生利益失衡，破坏社会和谐。医疗纠纷多元化的解决机制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它能够对人们的法治理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司法改革走上更实际更人性化的道路。作为法制的一部分，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以其专业性和社会性实现了法的空间与社会价值观的交流，促使法律规范与社会规则的融合，从而促进法律的发展。

（二）应坚持的原则

1.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是大前提。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也一样，不管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还是对自身理念的完善，都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只有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才能确保医疗纠纷多暖和解决机制的正确性及有效性。

2.坚持以调解为中心的原则。调解制度在我国有雄厚的文化底蕴和制度土壤。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其最大特色就是克服法律自身缺陷，超越法之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及个体利益的保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坚持以调解为中心的原则是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必然选择。

3.坚持公平正义的原则。医疗纠纷的产生很多时候与权益的失衡戚戚相关，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加使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如果在解决此种纠纷的时候不能坚持公平正义的话，矛盾就更不可能得到化解。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立需要以公平正义为原则，才能实现正义途径的程序化和公开化。

五、构建医疗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之建议

（一）建立健全多重调解制度

1.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2011年实施的《人民调解法》设立了“司法确认”制度。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后即具有强制执行力。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吸收医疗专家、法律专家作为调解委员。不仅能吸收人民调解的优势，而且可以使医疗纠纷得到更专业的解决。

2.改革行政调解。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具有高效专业的优势，也可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监督、行政处理，是非诉讼解决的重要方式。建议取消行政调解限于医疗事故的法律规定，并可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只要一方申请行政调解，卫生行政部门就应当受理，在纠纷处理时人员组成、程序等均应满足公开、透明的要求，增强当事人的主导性，提高行政调解的公正性。

3.完善法院调解功能。广义上的法院调解包括法院附设的调解和诉讼中调解。根据我国国情，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部门。这样可以避免讼累、减轻法院的负担，也可以高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二）建立完善医疗纠纷仲裁与诉讼互补制度

仲裁以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医疗纠纷解决的一个很好途径，但是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有合同及其他财产性权益纠纷才可以仲裁。鉴于此，建议把仲裁范围放宽至医疗纠纷或者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部门；聘请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担任仲裁员，从更专业的角度解决医疗纠纷。同时对于无法仲裁的情形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庭，避免纠纷的拖延与恶化，以判决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加强仲裁庭与审判庭的互通，以仲裁的便捷性推进诉讼的效率，以诉讼的强制力强化仲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