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范文10篇

道德文化范文篇1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首先将“德行”列于首位。道德唯上，渗透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做人讲道德有“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正正做个人”的说法；做文章讲道德强调“文以载道”；做官要“为政以德”，教育以“德教为先”等等。其次十分重视个体的修养实践，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孔子提倡“修己”“克己”。而孟子的“反身而诚”、“求其放心”、“发人善端”都是强调应该发挥人的道德理性。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倡导克己自省、立志乐道、改过迁善、知行相资等修身原则和方法，突出个人的主体地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要随时监督自己，严于律己。注重内省。这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学生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塑造学生健全高尚的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诚实守信、以义为上”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注重诚实守信，将其视为立身之本。《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就是强调人应该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无欺是人际交往的原则。中华传统文化承认人有义和利的双重需要，从不否定利的存在和价值，但是更加注重轻利重义的品质。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为大学生指出了一条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途径，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认为“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不能违背诚信的原则，更不能违仁丢义。为利出卖灵魂、丧失人格、更是为人不耻。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制和克服作用，有利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诚信和义利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积极的价值观。

3．“仁爱孝悌、谦和好礼”的人伦原理

中国传统道德中，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对仁有多方面的解释，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同时要尊重人，孔子说：“己立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明人伦”，强调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在人伦要求中提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左f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苟子认为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礼，一方面是封建社会上下尊卑，君臣父子等级的体现与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提倡“谦恭礼让”、“严己宽人”的处世哲学，达到“荣辱不惊”“弘毅坚韧”的人生境界，为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培育宽容忍耐、尊重他人、注重和谐的优秀品质，在学生中间营造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和谐氛围。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通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

4．“精忠报国、克己奉公”的爱国抱负和集体情怀

中国传统道德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公忠”的道德原则，强调个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即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重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强调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以群体为本位。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国忧民精神，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岳飞的“精忠报国”的高风亮节，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品格；以及“饮雪吞毡，坚贞不屈”的苏武，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义务感，所有这些都体现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克己奉公”，始终把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主张个人应该为国家民族利益尽职尽责，应以天下、国家的富强发展为已任，胸怀天下公而忘私。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奋发图强、刻苦学习，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5．“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思想，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迂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名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力进取精神的具体体现和有力写照。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既含有坚定的意志力、果敢力、笃实的行动力，又含有积极主动的追求精神，道出了作为人应有的人生态度，胜不骄、败不馁；正视人生中的挫折与逆境，依靠自身的智力、能力和毅力不断地去超越自身，从而获得自身的目标与价值。同时，中国传统理论的“有为”精神。主张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实现，在人生舞台上能够有所“立”。对学生进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教育，可以培养学生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以艰苦奋斗精神著称广世，向来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品德与境界。孔子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不应该过分追求个人的物质欲望，因为过分膨胀的物欲，会造成道德的堕落，所以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孔子自己不仅以粗粮冷水、曲眩而枕为乐，更赞赏以苦为乐、勤奋好学的弟子颜回。所以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周易》指出“君子以俭德辟难”，《尚书》提倡“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古代先贤们甚至进一步提出了勤俭节约的具体方法：朱柏庐在《冶家格言》中明确提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资冶通鉴》则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古代先贤的名句佳篇和勤俭事迹对学生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审美观、是非观，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磨炼意志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总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道德修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传承发扬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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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道德教育

道德文化范文篇2

探究企业文化的深层内涵离不开人们对文化的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的发展史。“文化”一词，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周礼》一书有“观乎其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此文后被简化为“文化即人文化成”之说。在古代西方，“文化”源于拉丁文Culture一词，主要指经过人类培育、培养、学习、耕作而发展起来的事物或方式。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得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对文化作了一个科学的界定，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这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的较为科学的文化定义，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何为企业文化呢？

一般而言，企业文化是指在企业里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它以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文化信念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潜在能力，将企业的各种力量聚集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管理之下，齐心协力地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从内在结构来分析，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层，也就是企业物质文化；二是制度层，也就是企业制度文化；三是精神层，也就是企业精神文化，它包括企业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文化信念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重庆力帆集团的老总尹明善曾感慨到，人有德性，企业也有德性。国外的百年老店，卖的就是一种道德，靠雷打不动的质量和信誉而立足天下。当今的知识经济说白了就是文化经济、道德经济。做企业做不出这种效果来，企业难免短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企业文化中，企业道德文化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据笔者的理解，企业道德文化就是指企业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它约束了企业行为、内化了企业责任与义务。就企业文化与企业道德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企业文化包含了企业道德文化，企业道德文化又决定和影响着企业文化。

二、民营企业的道德问题

探讨民营企业的道德问题，实质就是探讨民营企业主的个人道德。民营企业主在创办、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过程中，受经济体制、法律体制、金融体制、社会环境、个体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有时可能存在一些非道德的东西，其表现为：

第一，有些民营企业主与权力走得太近，缺乏应有的政治道德。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推行的富民政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的缺陷，民营企业主们深感权力的重要，他们当中有些人做出了一些有损公民政治道德的行为。

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主想快速“先富”，走“官商勾结”的路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捷径。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官商勾结侵吞公共资产的案件比比皆是。有学者统计，这20多年来，中国新增利润的1/3被寻租者拿走了。中国的GDP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但新增的财富相当多地流入特权官员或与权力相勾结的民营企业主手中。在这场权力寻租过程中，那么多免了租金或少交了租金的民营企业主们究竟拿到了多少好处，了解行情的人都知道，这部分好处肯定大于或等于租金。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主在发家致富后，其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缺乏法律依据，它们很难得到安全保障。民营企业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靠近权力，如何借助权力，否则，他们手中掌握的私有财产就有可能受到强大的“公权”的挤压和剥夺，有时甚至还有人身安全的危险。目前，舆论非常关注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有些民营企业主牟利思想过重，缺乏起码的社会公德。就目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性质而言，牟取利益是民营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些责任可以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员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民营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有所不足。他们当中有些人不能正确摆正企业与社会、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逃避税收和社保费；较少考虑职工利益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利润建立在压榨、剥削企业职工的收入与福利、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上；有些人甚至为富不仁，缺乏起码的诚信与道德观念，向消费者提供虚假服务和不合格的商品，骗取非法利益，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甚少。

第三，有些民营企业主财富心态过重，缺乏应有的人格和道德品质。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膨胀，有些民营企业主的心态也变得膨胀起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无视法律，并且随意践踏法律，认为“有了钱就可以摆平一切”；有些人无视经济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就能干多大事，盲目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个人财富的增长；有些人无视个人道德的发展，凭借着对财富的个人占有，放纵自己的言行，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随着一个又一个民营企业主案件的发生，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怎么了？

三、加强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

企业道德文化属于企业文化的范畴，它与精神文明一样，都应遵循“重在建设”的方针。

从目前情况来看，加强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其重点应放在：

第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辟论述，阐述了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论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民营企业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这是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针，是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智慧的结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以先进文化为指导，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实现民营企业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虽说民营企业是具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组织，但是它们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前提，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或道德文化建设必须以“三个代表”为统领，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企业道德文化。

第二，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主把遵守市场法则与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结合起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它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它与其它的企业组织和企业形式一样，都应遵守社会主义市场法则，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在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中，由于民营企业的私人占有性质，所以在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中，民营企业主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企业的社会形象，实际上就是民营企业主个人思想品德的外化表现。民营企业主在建设企业道德文化建设过程中，他们应该自觉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法律和道德观念，诚实守信，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做一个爱国、敬业、守业的企业家，做奉献社会、富于责任感、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社会形象的社会贤达。

第三，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主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民营企业主的发家致富，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富民兴企政策。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营企业主在实现先富之后，应通过自己的榜样示范、激励和帮扶作用，带动他人实现共同富裕。当然我们在强调民营企业主的帮扶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要求民营企业主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把自己的财富无限地捐赠出来，而是要求民营企业主在自己的能力、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社会、对他人进行一定的反哺，从而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担负起实现先富与共富的社会责任。

道德文化范文篇3

论文摘要：本文在论述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传统中的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时，着重指出必须紧紧抓住干部道德文化建设这个起导向性作用的关键问题，在立足于提高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准的基础上，把加强干部道德修养，建设干部道德规范，提高干部道德文化水平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地。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像人类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推动着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要使这一基础性工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提供切实可靠的伦理底蕴，并努力使之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充分发挥积极的起导向性的作用，就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在立足于提高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准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加强干部道德修养，提高干部道德建设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切实狠下功夫，把这项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好，切实抓出成效来。

一、加强牛部道德修养，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更是抓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是个重要的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号召领导干部要自觉地“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好的榜样。”要“讲正气”，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十分明确地要求领导干部把政治上的坚定性与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统一起来。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是同具体历史时期其它的社会关系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换言之，它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每一时代的人们来到世界上，他们所遇到的是前人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道德关系。这些关系，是一种既成的东西。正像每一代人来到世界上无法选择既成的生产关系一样，人们也无法选择和回避前人们留下的道德关系。他们至多是以这些关系作为基础，进而作出自身的努力，保留、补充或改变、发展原有的道德关系。由此而言，对于具体的道德活动的主体来说，道德关系就是一种已有的，现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关系是客观的。凡是道德活动，无一不是在道德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道德既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是识别和评价人们行为的尺度。道德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受迫于外在力量的强制而是由人的内在道德需要所启动的自主、自为、自觉、自愿的行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正是自律精神的表现。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和美德。她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发挥过和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干部道德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中，有着几千年积累的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精华，其内容相当广泛。凡涉及做人立世，修身养性等方面的，诸如忠贞爱国、忧乐天下、公正无私、自强不息、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勤劳节俭、见义勇为、团结友爱等等、几乎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我国传统道德规范几乎深入到百姓思想深处的各个层面。比如说.传统道德讲“立志”，要学子们“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学”等.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讲“人格”，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知耻”，把羞耻心这个感情机制运用到道德建设上；讲“自反内省”，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讲“慎独”，要求在无他人的境地也能诚实不欺，主张动机纯化，认为这是道德的一种高尚境界。经过千百年来纵横交错的社会一体化共同构建，我国的传统道德体系独具东方特色和特殊的魅力，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龙的传人，甚至影响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的本质一一要特别强调通过自觉的道德修养，把外部的道德教育、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信念、道德需要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每一个在现代社会群体中生活的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他们充当的社会或日职业角色，是为老百姓掌权用权办事情的“公仆”，完全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应该为全民族的人民充当榜样，作出表率。他们尤其应该认识在道德意识结构中，良心与义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其功能，二者组成了控制体系。良心是人的道德行为最为隐蔽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调节者，它表明道德主体有能力进行道德自我控制，独立地给自己规定道德职责.要求自己履行这些职责并对所作出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不同的道德主体通过良心在内心世界中维护着一定的阶级、集团在社会关系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通过特定的生活方式所固定下来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干部，应该懂得“为人民服务”是衡量一切干部道德水平的最基本准则，“全心全意”则是干部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从而在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唤醒和强化内心的良知和羞耻感、荣誉感、内疚感、义务感，通过道德心理机制，充分珍惜“堂堂正正做人”的道德尊严—自重；经常反躬内求，解剖自己，省察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一一自省；自觉警惕恶对善、邪对正的侵蚀，防微杜渐，构筑强固道德上的防线—自警；不懈地追求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自励，脚踏实地实践同志所提出的“四自”。这是我们党对干部要用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来更好地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的政治要求，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文化传统，促进对干部道德自觉的要求，是加强干部修养亦即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工程。

二、提高干部道德建设水平，是响应党中央反腐倡廉，促进勤政廉政建设的实际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并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伟大的历史创举，这种全新的经济体制，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重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强调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点，反映在道德建设上，那就是为人们学会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提供了制度保证。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具有“双重性”。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时期人们的道德生活，较之改革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活动领域扩大了，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商品生产中的某些自发因素使一些人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变得愈加强烈，一些人对远大理想失去了信心，等等。这些外在的客观道德关系的变动正在改变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对道德建设来说，市场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会带来一时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由于市场经济多以对自我利益的关心为出发点和驱动力，加之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侵入和影响，这就难免诱使少数利欲熏心的人为攫取暴利而挺而走险，表

现出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而市场经济强调交换原则，凡事讲求互惠互利，有的人便见利忘义，以致使往昔那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淡漠了，关键时刻舍己为人的举动少见了，办什么事都要论报酬，讲价钱。正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公民社会尚不发达，故而政治社会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对政企不分的问题触动不大。这就为某些心术不正、缺乏良心的人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干预经济的活动，为权钱交易洞开了方便之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成熟，还难免保留一些来自于“市民社会”中的东西，有人乘机钻政策的空子，其经营之道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一些发迹暴富的人当中，有的就是从“黑道”中走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实行开放政策也只有十几二十年，于是，计划经济中道德方面的扭曲和压抑，便利用转轨中的“规范真空”来释放、反弹，甚至失范、越轨。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对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考验是极为严峻的。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生和蔓延，特别是有的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他们不是勤勤恳恳地作人民的“公仆”，而是高高在上当“主人”，严重脱离群众，追求吃喝玩乐，不惜询私舞弊，疯狂行贿受贿，大肆贪污腐化……严重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心和准则，成了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

官与民相比，特点在于有权。因此讲官德必须与官权联系起来看，也就是说，官的德突出地表现在用权上。从前有人说“公门之内好修行”，现在应该是“公门之内好立德”。做官的若能勤慎廉明，一心为公，把权用在利国利民上，便是立了大德，不难口碑载道，得到广大群众的感佩；这种效果又将反过来激励做官的在道德上更有自觉的追求。反之，有权也便于干坏事。做官的如果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养尊处优而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这都将坏了许多事，苦了许多人，实在是缺了大德。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败坏的腐败分子，就是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有的干部为此丢了党籍，摘了“乌纱”，有的厂长、经理被戴上了手铐，有的市(县)长、书记被关进了大牢，更有罪恶昭彰者被处以极刑的……这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抓好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实在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不谋取任何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政、廉政建设，决然离不开干部道德建设水平的提高。几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表明，党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项长期的基本工程是何等的重要。它既要有阶段性的专项治理目标.又要有战略上的总体规划；既要重视治标，又要坚持治本；既要抓紧单项工程，又要注重综合治理；既要惩戒于后，更要防范于前；既要绳以党纪国法，又要借重道德规范；既要加强外部监督，又要强化内心的自律。治本之道、综合治理、防范于前、自律于中，都离不开道德。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加强全社会特别是干部队伍的道德文化建设，让法律和道德这两大规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勤政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有每一个人民的“公仆”，都自觉地以“干部”这个职业为中心，摆正角色位置，确立自己应有的道德规范，并切切实实地遵而循之，才能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跃升。

三、抓好干部道德文化建设，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关键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不能不是一个达于“最低道德要求”的人，否则就会为社会所不容，甚至被唾弃。遵守最起码的公共规则，讲信用守法制，等等，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的基本条件；违背者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惩罚。我们要确立社会道德的正当合理的基本尺度或基准，使道德规则尽可能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可接受性，并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准则。同时，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动力的内在培养，确立正确美好的道德理想目标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是现代社会道德特别是干部道德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家庭，每个人既是服务的主体，又是服务的客体。职业道德只有充分吸引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能力，才能创造一种和谐协调、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人们以愉快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生活和学习。如果一部分人成为参与者，一部分人成为旁观者，就势必造成社会“服务链”的断裂，影响职业道德建设的整体水平。特别是当社会的变革处在新旧交接，旧的还没完全消灭而新的又未能一下子完全确立起来的时候，在人们的道德结构中必然会产生“双重性”的现象，这种不同动机、不同理想、不同准则的内容会在主体的内心世界里并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主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就可能产生差错。这种不同道德意识的并存，会使一些人对道德的本质的认识发生错误。不少有目共睹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商业领域中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现象时有发生；文化生活中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因素屡禁不止；一些党政机关中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和部门，使人们既惹不起又躲不开。甚至以往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单位，也不甘寂莫，千方百计地参预违规、越轨活动之中。更有甚者，有的管干部的干部，竟然在抗洪前线临阵脱逃，举家“避难”；竟然公款吃喝漂娟；竟然受贿卖官。他们的职业道德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们议论的焦点和抨击的对象，早已是迫切需要解决和根治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干部的地位决定了干部道德在各种职业道德中居首要地位。一个干部，不论其职务大小、地位高低，都是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一定的权力的。正如所说过的，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干部的道德面貌和道德水准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贯彻执行，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而且干部道德对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都起着举足轻重的表率作用。因此，不同的行业、部门和单位，都应该从自身的职业特点出发，确立具有本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教育和训练活动，使职业道德建设成为全体员工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动，切实在每个具体岗位上见到实效。要在职业道德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提高的生动局面。对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间题，千万不要首先去责怪群众，也不要怨夭优人，而是要从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牵牛要牵牛鼻子。道德文化建设首先要抓的是干部道德的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率先垂范，要不断树立和做到“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先夭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高尚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唯有如此，才算真正抓住这个提高全社会道德文化水平的关键。

四、干部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运作机制

(一)健全和完善合理有效的干部道德规范

作为道德意识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结构要素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作为主体内部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一系列的准则和主要原则，而它在道德关系中则表现在很多人的同类行为中经常重复出现的种种风尚、习俗。外部的重复性的同类的行为方式在个体或群体的意识中固定下来，而这种一旦稳定下来的意识又反过来成为个体或群体进行道德活动的评价与选择的内部标准，从而保证人们行为的规范性。这种规范不应当也不能够从某种抽象原则或理论设想出发的人为设置，而必须也只有从我国社会的现代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从理性或道德合理性的维度出发，对现代道德规范进行新的合理性论证和解释。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来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干部道德规范体系。干部道德规范可以订一千条，一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是纲，其余的都是目。这一条做到了，其他方面都容易解决。一个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追求，必然会实事求是，廉洁奉公，成为群众的表率和楷模。

(二)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运作机制作保律

要使千部道德教育取得良好的整体效果，需要我们做大量艰苦而又深入细致的工作，也决然离不开科学的运作机制的保障。以往一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缺乏这种机制，因而常常出现道德建设可有可无，抓抓放放，时紧时松，忽冷忽热的现象。须知，道德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绝对没有例外，也决不能用任何借口推诱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而是应该加强协调，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要强调自身抓好道德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切实把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摆上自己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先要领导自己硬。要坚持长流水，不断线，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工作的随意性。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到工作方式，工作制度诸多方面，确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制定和明确行业或单位职业道德建设的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整体目标和分项目标。在目标管理和考核中，既要重视可操作性也要重视可检验性。

由于官之用权关系重大，所以从社会角度上来看，也不可以把对官的道德要求完全寄托在他的自觉之上，更应该有多种机制加以督促。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诸如法制、纪律、选拔、奖惩乃至舆论等机制都早已建立起来，但运行有故障，操作缺乏力度。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要逐步建立起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制度，赋予监督部门以特别的监督、执法的权力，例如调查、质询、听证以至于配合检察机关对不法干部提起公诉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等等；调节制约的机制，使监督具有强制性。对执法者与监督者要分设。在狠抓违法犯罪的防范中，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一定要一查到底。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健全奖惩办法，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齐抓共管.真正做到项项有目标、层层有管理、事事有人抓，把职业道德建设真正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更有力地保证官德无亏，吏治清明。

(三)改造和健全干部道德教育系统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努力创造一种把法制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党风党纪教育和道德教育整合贯通、协调互补的新教育机制。现代社会是高度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法律建设是根本性的，但法律作为一种“硬性”的社会规范，必须要有相应的人们通常称之为“软性”的道德规范配合才能达于充分有效。换言之，法律的充分实施本身离不开社会公民的道德自觉。法制的健全合理与有效实施不仅仅在于法制系统本身的完备周全，也在于社会公民特别是千千万万干部的道德理性和公共理性。对于干部们来说，他们通常是充当教育人的社会角色的。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用那种习惯性的自辩性乃至自负性的论战来代替理性探索的学理作风。做官的人绝不可因为有了官位便以为自己在道德上已经高出一般人；他恰恰应该比一般人更加明于自察，严于律己，始终坚持道德上的自觉追求。一些干部总是以领导者教育者自居，往往只是说教于他人，而非严责于自己。其违规、跌跤乃至触刑犯法也在于此。同时，还要注意防止把对干部的道德教育泛化为政治教育，防止形式主义的道德灌输，防止以社会性、政治性的宣传代替多层面多方式(家庭教育、业余教育、社团教育等等)的教育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必须顾及和注意的。

(四)理顺干部精神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

道德的内容是广泛的，有社会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乃至政治道德。而道德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相通，是起共振作用的。正像商德不佳，会污染家风、民风一样，家风、民风不正，也会带坏商德。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其行为失范、道德越轨，则会毒化整个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一贯要求，党政干部在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乃至个人的私生活方面，为群众作出榜样。因此，必须在理顺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的同时，理顺干部们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道德规范，规定一个可具操作性的并被全社会认可的道德评价尺度。要让全体国民明确，干部们的言行举动，所作所为，哪些是值得提倡的，哪些是法律允许的，哪些是道德所不能容忍的。真正一切从实际出发，分门别类地提出要求，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以干部道德水平的提高，来带动和促进全民族道德水准的升腾。

(五)重视树立崇高道德的榜样

在学习和宣传先进人物的同时，要充分引导广大干部的个人道德和品格的培养，树立严肃的而非任意的，高尚的而非虚幻片面的道德人格形象。如学习孔繁森、李凡五、高建成等优秀干部的光辉事迹，在赞颂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不讲名利，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同时，剖析他们保持道德理想人格的先进性和社会道德境界的层次感(某种为全社会认可并为不同的人们可欲求的距离感)，努力使自己“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传承文明，沟通未来。只要我们党的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切实地行动起来，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传统美德聚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敬业，积极进取.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带头做好本职工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尽职尽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多讲奉献，少要索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持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努力做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模范；敢于弘扬正气，反对歪风邪气，在关键时刻和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能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用实际行动树立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努力成为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模范，干部的道德规范建设就一定能达到一个新的境地。在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伟大实践中，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一定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1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10

[3]万俊人.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北京大学学报，1996.(2)

[4]严强·试论道德意识.南京大学学报，1987.(2)

[5]傅小龙.论构建我国道德规范体系的社会一体化原则.南昌大学学报，1996.(1)

道德文化范文篇4

关键词：干部道德文化建设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像人类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推动着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要使这一基础性工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提供切实可靠的伦理底蕴，并努力使之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充分发挥积极的起导向性的作用，就必须抓住问题的关键，在立足于提高全社会的职业道德水准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加强干部道德修养，提高干部道德建设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切实狠下功夫，把这项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好，切实抓出成效来。

一、加强牛部道德修养，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更是抓好当前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是个重要的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号召领导干部要自觉地“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好的榜样。”要“讲正气”，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十分明确地要求领导干部把政治上的坚定性与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统一起来。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是同具体历史时期其它的社会关系诸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相互交融在一起的。换言之，它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每一时代的人们来到世界上，他们所遇到的是前人所创造和遗留下来的道德关系。这些关系，是一种既成的东西。正像每一代人来到世界上无法选择既成的生产关系一样，人们也无法选择和回避前人们留下的道德关系。他们至多是以这些关系作为基础，进而作出自身的努力，保留、补充或改变、发展原有的道德关系。由此而言，对于具体的道德活动的主体来说，道德关系就是一种已有的，现有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关系是客观的。凡是道德活动，无一不是在道德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道德既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又是识别和评价人们行为的尺度。道德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受迫于外在力量的强制而是由人的内在道德需要所启动的自主、自为、自觉、自愿的行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正是自律精神的表现。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和美德。她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谐与发展发挥过和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干部道德文化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中，有着几千年积累的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精华，其内容相当广泛。凡涉及做人立世，修身养性等方面的，诸如忠贞爱国、忧乐天下、公正无私、自强不息、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勤劳节俭、见义勇为、团结友爱等等、几乎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我国传统道德规范几乎深入到百姓思想深处的各个层面。比如说.传统道德讲“立志”，要学子们“志于道”、“志于仁”、“志于学”等.认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讲“人格”，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讲“知耻”，把羞耻心这个感情机制运用到道德建设上;讲“自反内省”，要求“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讲“慎独”，要求在无他人的境地也能诚实不欺，主张动机纯化，认为这是道德的一种高尚境界。经过千百年来纵横交错的社会一体化共同构建，我国的传统道德体系独具东方特色和特殊的魅力，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龙的传人，甚至影响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

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的本质一一要特别强调通过自觉的道德修养，把外部的道德教育、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信念、道德需要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每一个在现代社会群体中生活的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他们充当的社会或日职业角色，是为老百姓掌权用权办事情的“公仆”，完全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这种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应该为全民族的人民充当榜样，作出表率。他们尤其应该认识在道德意识结构中，良心与义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其功能，二者组成了控制体系。良心是人的道德行为最为隐蔽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调节者，它表明道德主体有能力进行道德自我控制，独立地给自己规定道德职责.要求自己履行这些职责并对所作出的行为进行自我评价。不同的道德主体通过良心在内心世界中维护着一定的阶级、集团在社会关系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通过特定的生活方式所固定下来的道德价值体系。作为干部，应该懂得“为人民服务”是衡量一切干部道德水平的最基本准则，“全心全意”则是干部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从而在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唤醒和强化内心的良知和羞耻感、荣誉感、内疚感、义务感，通过道德心理机制，充分珍惜“堂堂正正做人”的道德尊严—自重;经常反躬内求，解剖自己，省察自己，“吾日三省吾身”一一自省;自觉警惕恶对善、邪对正的侵蚀，防微杜渐，构筑强固道德上的防线—自警;不懈地追求道德理想、完善道德人格—自励，脚踏实地实践同志所提出的“四自”。这是我们党对干部要用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来更好地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的政治要求，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文化传统，促进对干部道德自觉的要求，是加强干部修养亦即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极为重要的工程。

二、提高干部道德建设水平，是响应党中央反腐倡廉，促进勤政廉政建设的实际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并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伟大的历史创举，这种全新的经济体制，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重视经济主体的个人利益，又强调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一特点，反映在道德建设上，那就是为人们学会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提供了制度保证。然而，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具有“双重性”。客观存在的现实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时期人们的道德生活，较之改革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活动领域扩大了，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商品生产中的某些自发因素使一些人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变得愈加强烈，一些人对远大理想失去了信心，等等。这些外在的客观道德关系的变动正在改变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对道德建设来说，市场经济既有积极作用，也会带来一时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由于市场经济多以对自我利益的关心为出发点和驱动力，加之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侵入和影响，这就难免诱使少数利欲熏心的人为攫取暴利而挺而走险，表现出极端的个人利己主义。而市场经济强调交换原则，凡事讲求互惠互利，有的人便见利忘义，以致使往昔那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淡漠了，关键时刻舍己为人的举动少见了，办什么事都要论报酬，讲价钱。正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公民社会尚不发达，故而政治社会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对政企不分的问题触动不大。这就为某些心术不正、缺乏良心的人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干预经济的活动，为权钱交易洞开了方便之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成熟，还难免保留一些来自于“市民社会”中的东西，有人乘机钻政策的空子，其经营之道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在一些发迹暴富的人当中，有的就是从“黑道”中走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实行开放政策也只有十几二十年，于是，计划经济中道德方面的扭曲和压抑，便利用转轨中的“规范真空”来释放、反弹，甚至失范、越轨。总而言之，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对社会道德文化建设的考验是极为严峻的。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生和蔓延，特别是有的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他们不是勤勤恳恳地作人民的“公仆”，而是高高在上当“主人”，严重脱离群众，追求吃喝玩乐，不惜询私舞弊，疯狂行贿受贿，大肆贪污腐化……严重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心和准则，成了人民深恶痛绝的腐败分子。

官与民相比，特点在于有权。因此讲官德必须与官权联系起来看，也就是说，官的德突出地表现在用权上。从前有人说“公门之内好修行”，现在应该是“公门之内好立德”。做官的若能勤慎廉明，一心为公，把权用在利国利民上，便是立了大德，不难口碑载道，得到广大群众的感佩;这种效果又将反过来激励做官的在道德上更有自觉的追求。反之，有权也便于干坏事。做官的如果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或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或养尊处优而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这都将坏了许多事，苦了许多人，实在是缺了大德。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败坏的腐败分子，就是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有的干部为此丢了党籍，摘了“乌纱”，有的厂长、经理被戴上了手铐，有的市(县)长、书记被关进了大牢，更有罪恶昭彰者被处以极刑的……这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抓好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实在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不谋取任何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政、廉政建设，决然离不开干部道德建设水平的提高。几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表明，党中央关于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项长期的基本工程是何等的重要。它既要有阶段性的专项治理目标.又要有战略上的总体规划;既要重视治标，又要坚持治本;既要抓紧单项工程，又要注重综合治理;既要惩戒于后，更要防范于前;既要绳以党纪国法，又要借重道德规范;既要加强外部监督，又要强化内心的自律。治本之道、综合治理、防范于前、自律于中，都离不开道德。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加强全社会特别是干部队伍的道德文化建设，让法律和道德这两大规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勤政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有每一个人民的“公仆”，都自觉地以“干部”这个职业为中心，摆正角色位置，确立自己应有的道德规范，并切切实实地遵而循之，才能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跃升。

三、抓好干部道德文化建设，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关键

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不能不是一个达于“最低道德要求”的人，否则就会为社会所不容，甚至被唾弃。遵守最起码的公共规则，讲信用守法制，等等，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的基本条件;违背者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惩罚。我们要确立社会道德的正当合理的基本尺度或基准，使道德规则尽可能达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可接受性，并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准则。同时，作为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动力的内在培养，确立正确美好的道德理想目标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观，是现代社会道德特别是干部道德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家庭，每个人既是服务的主体，又是服务的客体。职业道德只有充分吸引全体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教育、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能力，才能创造一种和谐协调、健康向上、生动活泼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人们以愉快的心情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生活和学习。如果一部分人成为参与者，一部分人成为旁观者，就势必造成社会“服务链”的断裂，影响职业道德建设的整体水平。特别是当社会的变革处在新旧交接，旧的还没完全消灭而新的又未能一下子完全确立起来的时候，在人们的道德结构中必然会产生“双重性”的现象，这种不同动机、不同理想、不同准则的内容会在主体的内心世界里并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主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就可能产生差错。这种不同道德意识的并存，会使一些人对道德的本质的认识发生错误。不少有目共睹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比如商业领域中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现象时有发生;文化生活中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因素屡禁不止;一些党政机关中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特别是一些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和部门，使人们既惹不起又躲不开。甚至以往被人们认为是“清水衙门”的一些单位，也不甘寂莫，千方百计地参预违规、越轨活动之中。更有甚者，有的管干部的干部，竟然在抗洪前线临阵脱逃，举家“避难”;竟然公款吃喝漂娟;竟然受贿卖官。他们的职业道德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们议论的焦点和抨击的对象，早已是迫切需要解决和根治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首先是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干部的地位决定了干部道德在各种职业道德中居首要地位。一个干部，不论其职务大小、地位高低，都是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一定的权力的。正如所说过的，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干部的道德面貌和道德水准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贯彻执行，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而且干部道德对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都起着举足轻重的表率作用。因此，不同的行业、部门和单位，都应该从自身的职业特点出发，确立具有本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并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教育和训练活动，使职业道德建设成为全体员工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动，切实在每个具体岗位上见到实效。要在职业道德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提高的生动局面。对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间题，千万不要首先去责怪群众，也不要怨夭优人，而是要从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找原因。牵牛要牵牛鼻子。道德文化建设首先要抓的是干部道德的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率先垂范，要不断树立和做到“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先夭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高尚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唯有如此，才算真正抓住这个提高全社会道德文化水平的关键。

四、干部道德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运作机制

(一)健全和完善合理有效的干部道德规范

作为道德意识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结构要素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作为主体内部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一系列的准则和主要原则，而它在道德关系中则表现在很多人的同类行为中经常重复出现的种种风尚、习俗。外部的重复性的同类的行为方式在个体或群体的意识中固定下来，而这种一旦稳定下来的意识又反过来成为个体或群体进行道德活动的评价与选择的内部标准，从而保证人们行为的规范性。这种规范不应当也不能够从某种抽象原则或理论设想出发的人为设置，而必须也只有从我国社会的现代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从理性或道德合理性的维度出发，对现代道德规范进行新的合理性论证和解释。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运行机制，来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干部道德规范体系。干部道德规范可以订一千条，一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是纲，其余的都是目。这一条做到了，其他方面都容易解决。一个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毕生追求，必然会实事求是，廉洁奉公，成为群众的表率和楷模。

(二)必须有一套科学的运作机制作保律

要使千部道德教育取得良好的整体效果，需要我们做大量艰苦而又深入细致的工作，也决然离不开科学的运作机制的保障。以往一些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缺乏这种机制，因而常常出现道德建设可有可无，抓抓放放，时紧时松，忽冷忽热的现象。须知，道德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全国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绝对没有例外，也决不能用任何借口推诱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而是应该加强协调，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要强调自身抓好道德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切实把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摆上自己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先要领导自己硬。要坚持长流水，不断线，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工作的随意性。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指导思想，组织结构到工作方式，工作制度诸多方面，确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制定和明确行业或单位职业道德建设的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整体目标和分项目标。在目标管理和考核中，既要重视可操作性也要重视可检验性。

由于官之用权关系重大，所以从社会角度上来看，也不可以把对官的道德要求完全寄托在他的自觉之上，更应该有多种机制加以督促。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诸如法制、纪律、选拔、奖惩乃至舆论等机制都早已建立起来，但运行有故障，操作缺乏力度。因此，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要逐步建立起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制度，赋予监督部门以特别的监督、执法的权力，例如调查、质询、听证以至于配合检察机关对不法干部提起公诉追究行政或法律责任等等;调节制约的机制，使监督具有强制性。对执法者与监督者要分设。在狠抓违法犯罪的防范中，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一定要一查到底。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健全奖惩办法，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齐抓共管.真正做到项项有目标、层层有管理、事事有人抓，把职业道德建设真正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更有力地保证官德无亏，吏治清明。

(三)改造和健全干部道德教育系统

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努力创造一种把法制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党风党纪教育和道德教育整合贯通、协调互补的新教育机制。现代社会是高度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法律建设是根本性的，但法律作为一种“硬性”的社会规范，必须要有相应的人们通常称之为“软性”的道德规范配合才能达于充分有效。换言之，法律的充分实施本身离不开社会公民的道德自觉。法制的健全合理与有效实施不仅仅在于法制系统本身的完备周全，也在于社会公民特别是千千万万干部的道德理性和公共理性。对于干部们来说，他们通常是充当教育人的社会角色的。因此，要特别注意防止用那种习惯性的自辩性乃至自负性的论战来代替理性探索的学理作风。做官的人绝不可因为有了官位便以为自己在道德上已经高出一般人;他恰恰应该比一般人更加明于自察，严于律己，始终坚持道德上的自觉追求。一些干部总是以领导者教育者自居，往往只是说教于他人，而非严责于自己。其违规、跌跤乃至触刑犯法也在于此。同时，还要注意防止把对干部的道德教育泛化为政治教育，防止形式主义的道德灌输，防止以社会性、政治性的宣传代替多层面多方式(家庭教育、业余教育、社团教育等等)的教育本身。所有这些，都是必须顾及和注意的。

(四)理顺干部精神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

道德的内容是广泛的，有社会道德、家庭道德、职业道德乃至政治道德。而道德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相通，是起共振作用的。正像商德不佳，会污染家风、民风一样，家风、民风不正，也会带坏商德。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其行为失范、道德越轨，则会毒化整个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全民族道德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一贯要求，党政干部在社会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乃至个人的私生活方面，为群众作出榜样。因此，必须在理顺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的同时，理顺干部们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道德规范，规定一个可具操作性的并被全社会认可的道德评价尺度。要让全体国民明确，干部们的言行举动，所作所为，哪些是值得提倡的，哪些是法律允许的，哪些是道德所不能容忍的。真正一切从实际出发，分门别类地提出要求，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以干部道德水平的提高，来带动和促进全民族道德水准的升腾。

(五)重视树立崇高道德的榜样

在学习和宣传先进人物的同时，要充分引导广大干部的个人道德和品格的培养，树立严肃的而非任意的，高尚的而非虚幻片面的道德人格形象。如学习孔繁森、李凡五、高建成等优秀干部的光辉事迹，在赞颂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不讲名利，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的同时，剖析他们保持道德理想人格的先进性和社会道德境界的层次感(某种为全社会认可并为不同的人们可欲求的距离感)，努力使自己“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传承文明，沟通未来。只要我们党的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切实地行动起来，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传统美德聚合起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敬业，积极进取.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带头做好本职工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尽职尽责;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多讲奉献，少要索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持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努力做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模范;敢于弘扬正气，反对歪风邪气，在关键时刻和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能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用实际行动树立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努力成为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模范，干部的道德规范建设就一定能达到一个新的境地。在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伟大实践中，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一定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11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10

[3]万俊人.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北京大学学报，1996.(2)

[4]严强·试论道德意识.南京大学学报，1987.(2)

[5]傅小龙.论构建我国道德规范体系的社会一体化原则.南昌大学学报，1996.(1)

道德文化范文篇5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道德文化范文篇6

一、和谐社会与道德文化

“和谐社会”是指公正、秩序、融洽、宽容、文明、美好的社会状态，包括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的和谐。“文化”则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可特指精神财富。本文强调精神财富中的道德。和谐社会与道德文化通过“人”而联系起来。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而人首先自身要品行和谐，即要“修身”，尔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让人顿悟“道”。儒者认为，道是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也就是行为的规范，通常释为道德。孔子说:“道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①这就是说，道如同人的性命一刻也不可离开。君子一旦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就会将它如同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具体“道”的内容，西方有个叫西塞罗的人启发我们:从历史上看，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尤其是社会中的人，其中有一些是基本品质:诚实、正义、公平、慈善、宽容、友爱、乐观等，对这些人们会由衷地尊重与信从。如果我们承认一切科学与知识都蕴含并不断探索着一种共有的东西，那么这种共有的东西应当是包含上述道德本性的基本品质。可见西塞罗是把基本品质归到“共有的”“道”，并强调了这些品质的重要。的确如此:

第一，“道”是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20世纪初美国有个叫罗迪的小银行家，由于被盗破产。虽从法律上讲破产不必还债，但罗迪要认帐，认为信义上的债务一定要还。从此，他白天杀猪，晚上为人补鞋，夜以继日地挣钱，逐步还债。31年后他终于还清了全部的欠款和利息。于是他对孩子们说:“我幸福，因为我无愧于我的承诺。”罗迪为什么如此一生守信?因为他视“信用”为生命。无疑当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都会悟出道的宝贵。

第二，“道”是人应具备的，可以说不具备道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们称不孝敬老人的人为“畜生”;说德、意、日法西斯“残无人道”;说贪污受贿者是“人的败类”等等都说明了“道”的必需性。

第三，人们由衷地尊重与信从“道”。一位女法医在公共汽车上瞥见小偷在掏别人的包，她不喝令小偷，也不沉默，而是抓住小偷的手说:“同志，我是法医。你的手有病，而且病得不轻。”同时把工作证显示给他。到了汽车站，她即以“看病”为由拉其下车。尔后教育其用双手辛勤劳作，做一个自尊的人。可见，女法医对小偷并不疾恶如仇，反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友爱和善良确能打动每个人，并使人自发地把这种友爱和善良加以扩散和传递。

这种对“道”的尊重和信从，往往能成就伟大事业，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反对种族隔离就以道德取胜。他的方式是用爱的力量去对付恨的势力，他虽死在暴力之下，但他那同情、宽容、正义等道德品格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是任何政治的、经济的、动武的力量都不可比拟的，从而赢得了世界对美国黑人运动的关注和同情，甚至打动了包括总统在内的白人的心，以致从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黑人被歧视的地位，甚至还影响了英国的反种族歧视和反性别歧视。这就使他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良知的代表。

无庸置疑，具有“道”的人能加强自身修养而受人尊重并成就事业。相反，违背“道”的人，其行为悖理，其内心对立，使自身陷入混乱和痛苦之中，即使也有成功那是短暂的。综观今日世界，一个没有诚信美德的企业或组织，是注定要垮台或自行倒闭的;一个没有诚信美德的人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这正如《旧约全书.茂言》所说:“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总之，个人品德文明理性，社会就增添一份和谐，个人品德粗暴无理，社会就增添一份纷乱，使社会不和谐乃致纷乱的人多了，势必导致许多紧张和冲突，而使人人自危。为避免此种景象，是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因之一。

二、不和谐音符与道德文化缺失

我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改革开放，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但是不和谐的音符反而有所增多了。吸烟、喝酒、自杀、劫财害命、离家出走等现象在青少年中更显日益严重;考试作弊、拖欠助学贷款、论文票窃等不诚信现象在高校时有发生;坑、蒙、拐、骗现象在经济界层出不穷;政府官员中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分子经常被曝光于媒体。总之，犯罪现象日趋上升;同时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日趋尖锐，野生动物物种迅速减少，污染排放量远远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水土流失、沙化速度加快，资源越来越捉襟见肘和人类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其实这些不和谐都和道德文化的缺失有关。以下就从主导文化、大众文化和学校文化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对主导文化把握上的缺失:我

国的主导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这支文化是我国最有力、也是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也与时俱进地得到了发展。但在人与自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关系的处理上，不可否认存在某些缺失。例如过去我们认为自然是人类可摆布和征服的东西，并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发出过“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言壮语”乃至采取无节制地贪婪甚至是灭绝性的“征服”行为。这种行为长期以来误以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却与其相悖。恩格斯曾教导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就明确地指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极其有限的，对自然的索取更应有所节制，而不可随心所欲，否则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再如以上提到的不和谐音符也说明了我们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及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

二、大众文化的缺失。大众文化的优势在于民间性强，受众广大，几乎无所不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起着既深又广的作用。但我国的大众文化却处于弱势地位，例如，第一，我国的传统大众道德文化由于多次受批判被推翻，以致使它在民众心目中面目全非。而且千百年前的古老文化，在缺乏文言文知识的民众中普及起来也相当困难。再如宗教，它们的教义都有深厚的道德内涵，为了建设和谐社会，使之释放，而打压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尽管我国法律保护宗教自由，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致使一些正常的宗教活动随时都会被当地有关部门打压甚至禁止。于是人们在缺乏大众文化的精神荒原上，往往因精神空虚而采取一些不理性的乃至极端的行为。总之，民间道德文化建设的选择权远远没有交还给大众。

三、学校文化的缺失。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培养人应当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精神与文化，其二是知识和技能。两者不能偏废，但重点是在前者。人生像一棵大树，知识和技能是树干和绿叶，精神和文化则是大地，。没有大地，树干就会倒下，绿叶就会腐烂。因此中外著名教育家全都注重精神与文化。可我国目前的教育后者普遍重视，前者则处于缺失状态。小学和中学围绕考试分数转;大专院校则围绕技术和专业转。学子们不考虑学识修养和人格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将来的出国或就业准备条件。学校这种忽视伦道德文化甚至忽视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势必引发一系列不和谐问题。这正如著名学者陈越光先生所言:“今天的青少年往往只希望模仿牛顿那样站到巨人的肩上去，而不懂得如果没有巨人那种崇高的情感和心灵，即使站上去了，也只是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而已。”

三、促进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构建和谐社会

文化缺失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从而产生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感。那将如何做呢?

第一，利用各种形式弘扬珍贵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首先，让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炎黄子孙的必读之书，并力求把做人与治学融为一体。如小学阶段可读“论语”，做到:“，忠”于国家，“孝”敬父母，懂得“礼”貌，力倡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要谦虚地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高中或大学阶段的哲学教材应当增加孔子及老庄的文化思想，例如学习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等中庸思想;学习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地之美及其变化莫测需怀有敬畏、虔诚的态度;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应效仿“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的水那样，以柔弱、低位的姿态出现。并让学生“收藏起真理、顿悟到精神”，并成为能充分动员精神力量并能驾驭自己的精神，向最高贵的理想奔驰而不至于成为那种让精神失去控制、坠入低谷下贱的深渊中去的卑污之人。其次，要使传统文化通俗化，把词语、典故、句子编成故事和电视节目等，使之大量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再次，可借用节日形式弘扬传统文化。如在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和元宵五大传统节日，让人们体会中华民族的和谐理念。另外可在西方节日里注入中国文化，如将母亲节定为孟子出生日，以颂扬孟母三迁;又可改教师节为孔子诞辰日等。如此，使全社会的人耳濡目染，从而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层次。第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外来文化蕴涵着不少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精华的东西，我们仍需认真汲收，其必要性有四:

一、现在的我国，已经不同于“半部论语治天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就需要汲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以丰富共产主义理想。二、伴随着丰富多彩、自由选择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也应当满足人们多元的精神追求。马克思曾嘲讽思想专制制度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②三、民族文化总是有局限性的。如君子式的儒雅缺乏竞争和愤世嫉俗的气慨;孔子“仁者爱人”的爱缺乏西方的博爱精神等。四、是自我文化创新的需要。在当今的时代浪潮中，因为打破“自我为中心”乃是人类走向成熟的标志。打破自我是为了更新自我。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虽然经历过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系统和风格，保持着特有的情致和韵味。这正像学者秋风所说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建立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他踏进麦当劳，就不是在被动地接受麦当劳的文化霸权，而是在主动地创造本民族的文化，他每吃一口巨无霸，每喝一口可口可乐，都是在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内容。③可见，任何民族文化都需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而迅速发展，茁壮成长。

第三，充分认识和利用宗教文化。中共十六大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因为宗教所倡导的仁爱、勤劳、诚实、和好、忍耐、克已、与人为善等，会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发展起良好的作用。宗教的作用源于信仰中的神圣感和敬畏感。神圣感会激励人做出勇敢的义举。如我国革命先烈的义举产生于共产主义信念，马丁.路德金的义举则产生于基督教等。可见神圣的精神之强大。而敬畏感则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人们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宗教信仰，这是因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并以此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和维护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多多了解，深入研究宗教，从而对宗教活动向积极方面引导而不应横加压制。在人的精神信仰方面，总是压而无效，反而会引发对立情绪。当然，肯定宗教思想文化的同时，务必反对封建迷信，打击危害社会、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邪教活动。

注释:

①《礼记.中庸》

道德文化范文篇7

关键词：小学生;道德发展;班级文化建设;策略

班级文化对小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意义重大。和谐的山水使人流连忘返，和谐的音乐使人心旷神怡，和谐的班集体，使学生在心情愉悦中学习和成长。班集体的建设离不开班级文化。班级文化是班级的灵魂。对一个无时无刻不受外界影响的小学生来说，能够有幸在一个和谐友爱，团结互助的班级中成长，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骄傲。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在和优秀的班主任和优秀的同学一起相处的日子里，每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对小学生性情的陶冶和人格的建立，都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可见班级文化对学生成长非常重要。

一、班级文化在促进小学生道德发展上的巨大作用

(一)促进思想道德认知。小学生的好奇心强烈，注意力不集中，因此借助于课本和说教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知识的灌输起不到根本的作用，很容易使学生反感。而班级文化的隐性德育功能，就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让小学生慢慢树立起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发展观、价值观。比如，很多学生对环境没有保护意识，单纯地讲解环境保护如何重要，效果并不理想，该乱扔的垃圾还是乱扔，该浪费的水还是浪费。班级老师如果能够建立评比制度，把捡垃圾袋的多少作为考评学生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并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很快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就会得到明显的加强。(二)加强思想道德情感。班级作为一个集体，能够通过一些有意义的集体活动，提升学生对班集体的认知，使每个学生都能因为是集体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这种集体荣誉感，就是班级文化在道德情感上的反映。在一些班级与班级的知识及体育竞赛中，学生们能够因为一个目标而团结一致，协调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促进凝聚力，使个人思想道德得到升华。(三)影响思想道德行为。小学生处于思想道德发展期，加之活泼好动，思维活跃，难免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来。此时，班级文化就能对学生的具体行为起到诊断和医治的作用。如果学生的思想道德存在一些缺陷，那么在一个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中，因为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与班级环境格格不入而懊悔，从而在师生的帮助下自觉改正。比如，在一个大家都以劳动为荣的班集体中，黑板、地面以及窗户，这些地方的卫生都时刻有人主动去清理。在家里娇生惯养对劳动不屑一顾或是拈轻怕重的学生，就会慢慢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建立对劳动的正确认识，而慢慢改正懒惰，成为一个热爱劳动的学生。

二、班级文化在促进小学生思想道德发展上的策略

(一)创建良好的班级环境。班级环境是班级文化的重要一环。整洁、团结、向上的班级环境对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和道德素养都有指引作用。相反，一个脏乱差、不诚实、不真诚、自私自利盛行的班级环境，家教再好，品德再优秀的学生，时间长了也会受到不利影响。班级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心理环境。自然环境主要体现在班级的硬件设施上，比如，桌椅板凳、讲台教具、标语和板报等。可以想象，当学生置身于明亮的教室、整洁的桌椅、美观的摆设、醒目的标语、整齐的板报的环境中时，其精神气息一定是昂扬向上的，思想道德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自然环境之外是心理环境。心理环境主要是班级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在一个全体成员都以帮助他人为快乐，以奉献自己为荣誉的班集体中，学生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是家一样的温暖，不但思想道德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人生发展也会受益匪浅。所以，学校和班级教师就要为创建良好的班级环境集思广益，以学生为主体，扎扎实实，一点一滴，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从个人做起，做到班级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用善良、互助、友爱、诚实的班级环境，温暖每一个学生的心。在创建良好的班级环境中，班主任要起带头作用，因为，在学生的心中，班主任是主心骨，班主任如果能够做到自觉维护班级卫生，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学生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觉促进道德修养的提升。(二)积极开展班级活动。班级活动是班级文化的重要组成，丰富多彩的班级活动对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学习潜力有着巨大的作用。小学生活泼好动，对丰富多彩的活动有着自然的向往和羡慕。所以，通过班级活动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班级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协作意识和团队意识，在班级活动中学生能开阔视野，增强班级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为了使每一次的班级活动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班级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制定活动规则，以班会或者社会实践的形式，让学生增强规则意识和集体意识。在考虑小学生的身体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教师可以经常性地利用宽阔的操场及园地，举办各种赛跑、接力、拔河等游戏，既愉悦了学生的身心，让他们的性情得到释放，又通过比赛增强了竞争意识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思想道德意识得到明显的增强。经常开展班级活动的班级，学生们的思想道德素养都明显高于没有班级活动或者很少开展班级活动的班级。此外，班主任还可以把家长请到学校来，通过家长和学生一起活动，既能切实了解家长和学生的个性特点，也能促进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感情。(三)加强班级制度建设。班级教学和活动需要班级制度的保障。人性、民主、宽严相济的班级制度既能保障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促进师生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班级制度是小学生的行为准则，涵盖班级建设的方方面面。在班级制度建立上，考虑到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必须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以人为本，既不能因为过于宽松而失去意义，也不能因为过于严格而扼杀了学生的天性，不利于思想道德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认可，并积极认真地遵守和执行。此外，班级制度的制定要发扬民主作风，要经过学生的讨论，班委会的修改，全体学生投票表决通过，才能成为制度确定下来。在班级制度的内容上要涵盖广泛，详略突出，既要包括课堂纪律、卫生制度、班级干部制度、突发事件处理制度、奖惩制度等硬性规定，也要有人情和柔性，以适应小学生的心理需求。(四)打造班级思想文化。班级文化建设离不开主题思想。只有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班级文化建设才不会走形、变质。为了形成班级思想，打造学生认同的班级文化，教师要从管理切入，引导班级文化构建。为了给班级思想文化建设一个切入点，教师可以从当前学生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出发，比如，诚实。诚实对一个人的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小学生，从小养成诚实的品质，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针对学生中存在的一些不诚实的现象，教师要以班会或者更好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教师要提出不诚实的种种危害，并通过学生的讨论，形成不诚实不对的共识。之后引导学生发言，让学生结合自己不诚实的行为，对着全班学生做“检讨”。对把自己不诚实的行为说出来的学生要给予鼓励，告诉学生能够勇于承认自己不诚实本身就是一种诚实的表现。经过这样几次活动，学生们对不诚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会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自觉地遵守诚实的品质，做一个诚实的学生。

三、结束语

明亮的教室、整齐的桌椅、催人的标语、蒸蒸的绿植、友爱的氛围，都能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身心发育和道德素养也得到净化和成长。所以，创建丰富的班级文化，打造一间属于学生自己的教室，至关重要。班级文化是班级的灵魂，在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上，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影响，导致班级文化地位不明显，班级文化的德育功能未得到充分利用，在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上并没有和提升学生的智能发育并驾齐驱，造成许多学校的班级文化建设主要以知识学习为主题，对于不影响学生学习的教学环境和心理环境不够重视。可见班级文化在促进小学生的思想道德发展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只要本着为学生的发展，一切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出发，兢兢业业，努力尝试，就一定能够让班级文化在促进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发展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1]宋婧.论小学班级文化的创设[J].教育教学论坛，2015(4)：11-12.

道德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中学生；感恩教育；基本道德

在中华传统美德中，“知恩图报”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儒学思想中，“忠孝节义”以及所延伸的“感恩意识”被认定人性的根本，以及秩序发展的来源和社会基础。儒家思想将这几方面逐步渗入政治、社会以及家庭等各个方面，变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

1中学生感恩意识薄弱的原因

1.1父母不重视孩子的感恩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刚开始懂事时，会模仿和学习家长的行为，因此，家长应重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做孩子的榜样。当前很多父母不重视孩子的感恩教育，自己本身也不知感恩，导致中学生的感恩意识薄弱，影响自身的发展。1.2学校不重视感恩教育。从小学开始，学生就被家长和教师灌输“你只需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的思想观念，学校德育课程被大幅度缩减，甚至完全不开设相关课程，仅把学生成绩当成考量学生的标准，德育工作只停留在口头或者表面，使学生与德育教育渐行渐远，失去了接受感恩教育的机会，不会为他人着想，在受人恩惠之后也没有感恩意识。

2培养中学生感恩意识的对策

2.1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今社会发展的速度十分快速，在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学生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明确正确的人生道路方向。良好的三观是正确人生道路的基石，中学生应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学习政治理论，以及学校先进的教学理念，逐步培养自身的感恩意识。2.2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感恩文化教育力度。我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成语故事都鼓励与宣传重情重义、感恩，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是当今中学生的一大要务。学校应大力推崇学生学习《弟子规》《千字文》等古文化书籍，要求学生流利背诵，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此外，还要以学生为发展主体，让学生结合亲身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学会感恩、懂得感恩。2.3家校合一，运用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感恩意识。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要紧密联系，各自发挥作用，互相促进、协调一致，努力创造有利于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使他们无忧无虑、茁壮成长例如，在父亲节、母亲节、感恩节等一些节日来临之际，学校可以开展“体谅父母的艰辛”“感谢教师的教诲”“中学生回报社会”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感恩氛围。还可以鼓励学生在各个传统节日，如中秋节之时，给家里打电话表达自己对家长的感谢以及爱意。学生在切身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之后，把自己在活动中的体会和感悟进行思想汇报，并与教师、同学进行交流，这样就能将感恩教育还原于真实的生活，增强学生的感恩意识。

3结束语

感恩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工程，它不仅需要家庭教育，还需要学校、社会的努力。要让学生怀揣一颗感恩的心看待人世间的各种事物，发现真实存在的美好。在感恩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做一个懂感恩、会感恩的好青年。

参考文献：

[1]张玮.论大学生资助教育中感恩意识的培养[J].智库时代,2020(1):87-88.

[2]司慧珍.谈如何在农村初中开展感恩教育的实践活动[J].才智,2019(36):179.

[3]赵润平.浅论小学语文教学与感恩教育[J].学周刊,2020(3):101.

[4]丁小英.自媒体背景下开展综合实践感恩教育活动的策略[J].学周刊,2020(1):147.

[5]彭红梅.新媒体视域下高校贫困生感恩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J].西部素质教育,2019,5(23):41+43.

[6]杨箴立.在感恩中成长在成长中感恩[J].人才资源开发,2019(23):96.

[7]薛强.论青春期学生思政教育如何与感恩教学相结合[J].智库时代,2019(49):92-93.

[8]窦小成.感恩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研究:2019年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技术创新学术论坛年会论文集[C].重庆：重庆市鼎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9:120-121.

[9]常传旭.当代青少年感恩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9(33):77-79.

[10]张爱玲.贫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西藏民族大学为例[J].新西部,2019(33):45.

[11]特约评论员莫仁忠.强化感恩教育激发脱贫动力[N].来宾日报,2019-11-23(01).

[12]李亚鹏.对当前高校受资助学生的感恩教育的一些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19(47):189-190.

[13]马玲.如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9,16(11):176.

[14]刘蕾.感恩教育贯穿大学生信仰教育实践探索[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32(21):76-77.

道德文化范文篇9

与知识学习不同,道德学习是一种全时空的学习,充斥着学习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道德与生活结伴而行,在生活中不能有道德的盲区。因此,完整的德育课程应该是涵盖学习者全部时空的网络式课程——学习者的生存空间延伸到哪里,道德学习活动指向哪里,德育课程就应该覆盖到哪里。当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空间成为德育课程的盲点,德育课程必须迎头赶上。这里,德育大课程不仅是指德育课程的宽口径,更指德育课程概念的纵深拓展。它要求人们对德育课程的理解突破“文本课程观”的束缚,走向一种重视境域、生成和复杂性的“全景式课程观”。在这种课程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物质化的德育课程的文本、活动和图像,还能看到支撑这种课程运行的社会道德文化、道德境域和德育理念、道德精神;不仅能够看到德育课程的物质性、形式性结构,还能看到其文化性结构;不仅能够看到课程的现实形态,还能看到它的发展态势等等。德育的大课程观向德育工作者宣示:德育课程是个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德育课程的各构成要素——课程文本、社会道德文化、道德境域(主要指学校道德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循环式的相互作用关系,一节德育课就处在这一循环中。德育课程的设计和组织不是在课程文本内部的游弋,更应基于在课程文本与社会道德文化、道德境域互动关系上,对德育的全部领域和时空进行系统筹划。所以,道德的学习不同于知识的学习,否则只会使德育沦为“知识德育”,从而落入“科学化”的德育误区。道德的学习主要是对德育大课程的学习,对课程文本的领会仅仅是道德学习的开端。只有把课程文本融入学习者的生活之中,将课程文本和整个社会道德文化、学校道德生活关联起来,道德的学习才可能展开。德育课程是贯穿所有德育过程的轴心,德育课程观的变革是道德教育由灌输论走向学习论的枢纽环节。

文本式课程是德育的小课程,只能影响学习者道德发展的一个层面、一个片断,不可能带来人的整个道德面貌的变化。实际上,人的道德发展是多维度交融并进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建基于德育小课程基础上的道德发展是畸形的道德发展。当前,要克服这一局限性,我们的着手点不应该是课程内容和形式的表面改革,而应该是以德育课程概念为起点的全局性实质变革。由“小课程”走向“大课程”,是对学科式德育课程、认知性德育课程的扬弃和超越,是开启德育课程改革新篇章的引线。德育大课程的追求,是将所有影响人的道德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环境、信息和行动因素,都纳入德育课程系统之中,从而把社会道德文化、学习者道德生活境域和学校道德教育活动整合起来,让学习者真正获得自由的道德发展空间,自主开展道德的学习和实践,形成对非道德生活的免疫力。

一、社会道德文化系统

社会道德文化是支撑一个社会价值观生态平衡的物质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道德面貌、社会道德监控机制。

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主导一个社会道德内核的精神气质,包括社会倡导的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社会道德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是崇尚进取还是崇尚保守,其基本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公平还是推崇竞争等等。

社会道德面貌,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征形式和物质载体,它应该包括:人们对道德事件的行为反应方式和情感强度,人们产生道德举止时的心态,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意识和程度,人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民族优秀道德文化遗产的态度等。

社会道德监控机制。是维护社会道德生态平衡的反馈系统和预警机制,包括社会道德舆论的成熟度,整个社会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专门道德监测机构(如青少年道德研究中心),鼓励高尚道德举止的基金组织(如见义勇为基金会)等。

上述三个部分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由主流价值、道德面貌、监控机制组成的闭合式道德生态系统,推动着整个社会道德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对学习者进行道德教育的大环境和课程资源。这一课程资源由于为人们所耳濡目染而不易觉察,就像一个磁场一样直接塑造着学习者的道德生活样态,决定着学校道德教育效能的阈限。不考虑这个“大课程”的学校道德教育课程,是“盲人摸象”式的“小课程”。所培养出的道德品格难以经受住社会道德文化的考验,难以为社会道德文化所接受和认同,最终只可能沦为“乌托邦”式的德育课程。实际上,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道德教育只顾追求纯而更纯的德育小课程,只顾在课程文本和教室中培植道德的种子,导致这种课程严重缺乏社会道德文化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德育课程构建的德育是柔弱的道德教育,道德学习者走上社会自然不堪一击!只有那些与社会道德文化相容、适应和适当超越的德育课程,才可能是面对现实的、有实效的、有生命力的德育课程。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使命,就是要在对社会道德文化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把学校的德育“小课程”融入社会道德文化生态,进而在改变社会道德文化生态和现状的基础上,使学习者自身的品德得以提升。那种沉迷于优秀社会道德规范宣传的“小课程”,是盲目、可悲、孱弱的德育课程。学校道德教育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先让学习者学习社会道德文化这一大课程,先让他们面向现实,感受社会生活的道德现状,帮助他们积极关注、正视社会道德现实,体会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道德,社会中哪些方面是不道德的。只有明白了这些情况之后,学习者才会明确道德学习的方向,产生道德学习的冲动。事实上,道德的学习本身是一项查缺补漏的实践。道德学习要学习、强化那些社会需要但在个体身上尚不成熟的道德,不是说一切道德内容都有必要上升为德育的课程。向社会道德文化学习道德,不仅使道德学习成为一个人终生的实践,更是学校道德教育的根本起点和价值使命所在。基于社会道德文化来构建德育课程,是德育重现生机的奥秘所在。

再从反向来思考。正是由于社会道德文化的缺失、缺位,德育课程才沦为符号世界的课程,沦为逾越生活的课程,成为禁闭在课堂中的课程。德育的魅力在减退,德育的实效性受到质疑,德育的地位被“明升暗降”。这都是和把德育课程仅仅局限于文本、课堂和教室,而忘记了弥散在学习者周围空间的社会道德文化课程的学习密切相关的。有鉴于此,将社会道德文化纳入课程,将传达给学习者的德育影响显性化、自觉化,使之具有课程的身份,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应有的视野

二、学校道德生活系统

学校道德生活是学生身边的隐性德育课程,它既折射着社会道德文化,又是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生存之“家”。它是学习者道德的真正生发场景,直接参与着学生品格生成的全程。

学校道德生活系统由学习者的学习生活、课余生活和校园文化等构成。其中,校园文化奠定学校道德生活的基本基调,是将其他道德生活粘合起来的纽带。积极、健康的学校道德生活是注解德育课程文本,填充德育课程盲区,实践德育课程内容的重要领域。学校道德生活直接构成了学习者的道德发生的境域,担负着活化德育课程文本,将德育课程转化为个体道德品格的重要职责。实践表明:道德的形成具有境域性,在特定境域中德育课程“舒展”开来,把学习者包围起来。促使学习者品格整体生成,是道德学习的基本思路。因此,德育课程文本不能直接对学习者发生影响,而是必须经过学校道德生活的中转来实现。其实,学校道德生活不仅具有活化德育课程文本的功能,其本身就是德育课程。

学校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需要所有参与者具有公共生活美德;学校生活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生活,需要大家具有归属于集体的德性;学校生活是一种人文色彩浓烈的生活,需要师生具有相互关爱的道德意识。德育课程的形成不都是始于文本的设计,构建道德生活的实践同样是学校道德教育的课程形式。学校道德生活催生学习者美德生成的过程,也是德育的课程。学校生活本身是创造美德的空间,是德育课程生发的动感地带。

学校道德生活还通过学习共同体内的道德交流和价值商谈创生着德育课程。在学校生活中,每个人的道德生活状况不仅被他人“看”着,指点着,而且道德经验和体验在交往中为大家所分享。一个人的道德表现往往给他人产生强烈的“暗示”作用,催生着他人道德品格的生成。在学校道德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道德上的进步都可能很快成为整个学校群体的德育课程资源,对每一个关涉道德意义的生活事件的品评和处理,都具有德育课程的意义。这种德育课程对于道德学习者而言,没有强迫,没有压抑,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独特效果,是承载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理想媒介。

因此,学校道德生活补充着德育“小课程”,创生着新课程。学校道德生活就是德育课程的源头活水,是德育的活课程。

三、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系统

与前两种德育课程系统相比,学校道德教育活动是可感的、显性的,而社会道德文化和学校道德生活则是隐性的、潜在的,二者之间是表与里的关系。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最大特征,是其具有可控性、灵活性、自主性强。因而,在整个德育课程系统中扮演尤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能因此而夸大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自主性。实际上,只有当与前两种课程密切配合、积极调适时,这种自主性才可能成为学校社会道德状况改进和学习者道德品格发展的积极因素。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自主性非常有限,不可夸大,逾越这种自主性阈限的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必然重蹈教育万能论的覆辙。

加强与社会道德文化和学校道德生活的联系,是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增强其自主性的必然方式。这就要求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必须从社会道德文化中选取主题,用学校道德生活的方式来呈现这一主题,让主题化的生活事件成为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基本单元。例如,诚信道德教育课程应该这样设计:让学习者置身于社会道德生活,感悟社会道德文化中诚信道德的缺乏。当学习者现实地感受到这种缺失时,学校道德教育的组织者把学校道德生活中与“诚信”有关的事件,如学习者诚信的学习生活、诚信的师生关系、诚信的言行关系等事件凸现出来,以之作为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内容。然后,让学生在参与和体会这些事件中获得生动的道德教育,最终让诚信教育潜移默化地成为学生处理学校道德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形成诚信的道德准则并不意味着德育课程的终止和完成。德育大课程追求的不是从德育到生活事件,再到道德品质生成这种直线式的德育课程组织,而是强调在德育课程系统内在的三类课程之间建立起相互链接的循环式关系。即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和学习者形成的道德品质,必须再回到社会道德文化中去,接受道德文化的考验、磨练和修补,以促使学校道德教育课程和学习者的道德品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以上例为例,学习者必须将在学校道德教育活动中形成的诚信准则,用于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进行道德判断。只有这样,诚信道德品质才可能在学习者身上最终形成。因此,这种循环式的德育课程观,更好地适应了道德品质形成的复杂性和反复性特征。

总之,变革那种以课程文本为中心的小课程,开发出社会道德文化、学校道德生活和学校德育活动相互链接的全景式、循环式德育大课程,是德育课程走向生命形态、具备生气活力、回归生活场域的应然所向。

参考文献:

1、王林义、龙宝新:《重新认识德育课程》,《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9期。

2、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道德文化范文篇10

与知识学习不同,道德学习是一种全时空的学习,充斥着学习者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道德与生活结伴而行,在生活中不能有道德的盲区。因此,完整的德育课程应该是涵盖学习者全部时空的网络式课程——学习者的生存空间延伸到哪里,道德学习活动指向哪里,德育课程就应该覆盖到哪里。当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空间成为德育课程的盲点,德育课程必须迎头赶上。这里,德育大课程不仅是指德育课程的宽口径,更指德育课程概念的纵深拓展。它要求人们对德育课程的理解突破“文本课程观”的束缚,走向一种重视境域、生成和复杂性的“全景式课程观”。在这种课程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物质化的德育课程的文本、活动和图像,还能看到支撑这种课程运行的社会道德文化、道德境域和德育理念、道德精神;不仅能够看到德育课程的物质性、形式性结构,还能看到其文化性结构;不仅能够看到课程的现实形态,还能看到它的发展态势等等。德育的大课程观向德育工作者宣示:德育课程是个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德育课程的各构成要素——课程文本、社会道德文化、道德境域(主要指学校道德生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循环式的相互作用关系,一节德育课就处在这一循环中。德育课程的设计和组织不是在课程文本内部的游弋,更应基于在课程文本与社会道德文化、道德境域互动关系上,对德育的全部领域和时空进行系统筹划。所以,道德的学习不同于知识的学习,否则只会使德育沦为“知识德育”,从而落入“科学化”的德育误区。道德的学习主要是对德育大课程的学习,对课程文本的领会仅仅是道德学习的开端。只有把课程文本融入学习者的生活之中,将课程文本和整个社会道德文化、学校道德生活关联起来,道德的学习才可能展开。德育课程是贯穿所有德育过程的轴心,德育课程观的变革是道德教育由灌输论走向学习论的枢纽环节。

文本式课程是德育的小课程,只能影响学习者道德发展的一个层面、一个片断,不可能带来人的整个道德面貌的变化。实际上,人的道德发展是多维度交融并进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建基于德育小课程基础上的道德发展是畸形的道德发展。当前,要克服这一局限性,我们的着手点不应该是课程内容和形式的表面改革,而应该是以德育课程概念为起点的全局性实质变革。由“小课程”走向“大课程”,是对学科式德育课程、认知性德育课程的扬弃和超越,是开启德育课程改革新篇章的引线。德育大课程的追求,是将所有影响人的道德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环境、信息和行动因素,都纳入德育课程系统之中,从而把社会道德文化、学习者道德生活境域和学校道德教育活动整合起来,让学习者真正获得自由的道德发展空间,自主开展道德的学习和实践,形成对非道德生活的免疫力。

一、社会道德文化系统

社会道德文化是支撑一个社会价值观生态平衡的物质系统,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社会道德面貌、社会道德监控机制。

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主导一个社会道德内核的精神气质,包括社会倡导的是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社会道德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社会道德的基本取向是崇尚进取还是崇尚保守,其基本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公平还是推崇竞争等等。

社会道德面貌,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表征形式和物质载体,它应该包括:人们对道德事件的行为反应方式和情感强度,人们产生道德举止时的心态,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意识和程度,人们对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民族优秀道德文化遗产的态度等。

社会道德监控机制。是维护社会道德生态平衡的反馈系统和预警机制,包括社会道德舆论的成熟度,整个社会对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专门道德监测机构(如青少年道德研究中心),鼓励高尚道德举止的基金组织(如见义勇为基金会)等。

上述三个部分相互联结,构成了一个由主流价值、道德面貌、监控机制组成的闭合式道德生态系统,推动着整个社会道德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对学习者进行道德教育的大环境和课程资源。这一课程资源由于为人们所耳濡目染而不易觉察,就像一个磁场一样直接塑造着学习者的道德生活样态,决定着学校道德教育效能的阈限。不考虑这个“大课程”的学校道德教育课程,是“盲人摸象”式的“小课程”。所培养出的道德品格难以经受住社会道德文化的考验,难以为社会道德文化所接受和认同,最终只可能沦为“乌托邦”式的德育课程。实际上,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学校道德教育只顾追求纯而更纯的德育小课程,只顾在课程文本和教室中培植道德的种子,导致这种课程严重缺乏社会道德文化的雨露和阳光。这种德育课程构建的德育是柔弱的道德教育,道德学习者走上社会自然不堪一击!只有那些与社会道德文化相容、适应和适当超越的德育课程,才可能是面对现实的、有实效的、有生命力的德育课程。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使命,就是要在对社会道德文化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把学校的德育“小课程”融入社会道德文化生态,进而在改变社会道德文化生态和现状的基础上,使学习者自身的品德得以提升。那种沉迷于优秀社会道德规范宣传的“小课程”,是盲目、可悲、孱弱的德育课程。学校道德教育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先让学习者学习社会道德文化这一大课程,先让他们面向现实,感受社会生活的道德现状,帮助他们积极关注、正视社会道德现实,体会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道德,社会中哪些方面是不道德的。只有明白了这些情况之后,学习者才会明确道德学习的方向,产生道德学习的冲动。事实上,道德的学习本身是一项查缺补漏的实践。道德学习要学习、强化那些社会需要但在个体身上尚不成熟的道德,不是说一切道德内容都有必要上升为德育的课程。向社会道德文化学习道德,不仅使道德学习成为一个人终生的实践,更是学校道德教育的根本起点和价值使命所在。基于社会道德文化来构建德育课程,是德育重现生机的奥秘所在。

再从反向来思考。正是由于社会道德文化的缺失、缺位,德育课程才沦为符号世界的课程,沦为逾越生活的课程,成为禁闭在课堂中的课程。德育的魅力在减退,德育的实效性受到质疑,德育的地位被“明升暗降”。这都是和把德育课程仅仅局限于文本、课堂和教室,而忘记了弥散在学习者周围空间的社会道德文化课程的学习密切相关的。有鉴于此,将社会道德文化纳入课程,将传达给学习者的德育影响显性化、自觉化,使之具有课程的身份,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应有的视野。

二、学校道德生活系统

学校道德生活是学生身边的隐性德育课程,它既折射着社会道德文化,又是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生存之“家”。它是学习者道德的真正生发场景,直接参与着学生品格生成的全程。

学校道德生活系统由学习者的学习生活、课余生活和校园文化等构成。其中,校园文化奠定学校道德生活的基本基调,是将其他道德生活粘合起来的纽带。积极、健康的学校道德生活是注解德育课程文本,填充德育课程盲区,实践德育课程内容的重要领域。学校道德生活直接构成了学习者的道德发生的境域,担负着活化德育课程文本,将德育课程转化为个体道德品格的重要职责。实践表明:道德的形成具有境域性,在特定境域中德育课程“舒展”开来,把学习者包围起来。促使学习者品格整体生成,是道德学习的基本思路。因此,德育课程文本不能直接对学习者发生影响,而是必须经过学校道德生活的中转来实现。其实,学校道德生活不仅具有活化德育课程文本的功能,其本身就是德育课程。

学校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需要所有参与者具有公共生活美德;学校生活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生活,需要大家具有归属于集体的德性;学校生活是一种人文色彩浓烈的生活,需要师生具有相互关爱的道德意识。德育课程的形成不都是始于文本的设计,构建道德生活的实践同样是学校道德教育的课程形式。学校道德生活催生学习者美德生成的过程,也是德育的课程。学校生活本身是创造美德的空间,是德育课程生发的动感地带。

学校道德生活还通过学习共同体内的道德交流和价值商谈创生着德育课程。在学校生活中,每个人的道德生活状况不仅被他人“看”着,指点着,而且道德经验和体验在交往中为大家所分享。一个人的道德表现往往给他人产生强烈的“暗示”作用,催生着他人道德品格的生成。在学校道德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道德上的进步都可能很快成为整个学校群体的德育课程资源,对每一个关涉道德意义的生活事件的品评和处理,都具有德育课程的意义。这种德育课程对于道德学习者而言,没有强迫,没有压抑,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独特效果,是承载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理想媒介。

因此,学校道德生活补充着德育“小课程”,创生着新课程。学校道德生活就是德育课程的源头活水,是德育的活课程。

三、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系统

与前两种德育课程系统相比,学校道德教育活动是可感的、显性的,而社会道德文化和学校道德生活则是隐性的、潜在的,二者之间是表与里的关系。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最大特征,是其具有可控性、灵活性、自主性强。因而,在整个德育课程系统中扮演尤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能因此而夸大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自主性。实际上,只有当与前两种课程密切配合、积极调适时,这种自主性才可能成为学校社会道德状况改进和学习者道德品格发展的积极因素。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自主性非常有限,不可夸大,逾越这种自主性阈限的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必然重蹈教育万能论的覆辙。

加强与社会道德文化和学校道德生活的联系,是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增强其自主性的必然方式。这就要求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必须从社会道德文化中选取主题,用学校道德生活的方式来呈现这一主题,让主题化的生活事件成为学校道德教育活动的基本单元。例如,诚信道德教育课程应该这样设计:让学习者置身于社会道德生活,感悟社会道德文化中诚信道德的缺乏。当学习者现实地感受到这种缺失时,学校道德教育的组织者把学校道德生活中与“诚信”有关的事件,如学习者诚信的学习生活、诚信的师生关系、诚信的言行关系等事件凸现出来,以之作为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内容。然后,让学生在参与和体会这些事件中获得生动的道德教育,最终让诚信教育潜移默化地成为学生处理学校道德关系的基本准则。但是,形成诚信的道德准则并不意味着德育课程的终止和完成。德育大课程追求的不是从德育到生活事件,再到道德品质生成这种直线式的德育课程组织,而是强调在德育课程系统内在的三类课程之间建立起相互链接的循环式关系。即学校道德教育活动和学习者形成的道德品质,必须再回到社会道德文化中去,接受道德文化的考验、磨练和修补,以促使学校道德教育课程和学习者的道德品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以上例为例,学习者必须将在学校道德教育活动中形成的诚信准则,用于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冲突、进行道德判断。只有这样,诚信道德品质才可能在学习者身上最终形成。因此,这种循环式的德育课程观,更好地适应了道德品质形成的复杂性和反复性特征。

总之,变革那种以课程文本为中心的小课程,开发出社会道德文化、学校道德生活和学校德育活动相互链接的全景式、循环式德育大课程,是德育课程走向生命形态、具备生气活力、回归生活场域的应然所向。

参考文献:

1、王林义、龙宝新:《重新认识德育课程》,《课程·教材·教法》2005年第9期。

2、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