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维度范文10篇

道德维度范文篇1

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是指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解。它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基本方面是，作为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市场经济是否有其内在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尺度？这一问题的前提预设是，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创造性成果而非自发性产物，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依据，或者说，它必定能得到某种道德证明的支持。问题在于，这种合道德性或道德证明的论据何在？另一个直接相关的方面是，如果我们确认市场经济的合道德性，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除了有其一般经济学考量和经济行为规范（经济制度或体制）之外，市场经济也必定有其特殊的道德考量和道德规范。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和理解这种特殊的道德考量标准和道德规范？前一方面关乎人类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本身的价值理解；后一方面则延伸到了有关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关系理解，以及基于这两大生活领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理解。在作者看来，前一个方面往往为伦理学者所忽略，而后一个方面又常常成为经济学者和伦理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点。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自古有之，只是如今尤甚。中国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义利之争，西方古典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德与福关系的探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主题和观念。然而，在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之前，这一问题并未演化成截然两分性（dichotomy）的知识合法性问题。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问题一直被置于道德哲学的整体知识框架内加以思考，它没有被分割成分属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两个独立无关的知识主题，因而也没有产生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经济伦理问题，亦即人类经济生活的合道德性或道德合理性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经济伦理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这一问题终于凸显，以至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的一个热点。如果说伦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一般道德批评或时论的层面，那么经济学界的有关讨论则已然触及这一问题的根本方面。诸如，“道德力量”在市场经济生活中是否发挥作用？道德是否构成市场经济的“成本要素”？经济学是否或应否“讲道德”（注：依我个人的理解，“讲道德”这一短语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语境中，具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味：其一是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职责”意义上的，其二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于经济学而言，前者是某种外在性的社会负担，而后者却是一种内在的知识合法性承诺。）？又当如何“讲道德”？乃至中国经济学家自身的道德责任问题等等（注：较能典型反映上述状况的理论事实，是近期发生在经济学界的关于经济学该不该“讲道德”（我视之为经济学是否需要有必要的道德考量的问题）、如何“讲道德”（我视之为经济学考量经济生活中道德要素之作用的学理方式问题）的争论。参见盛洪《道德、功利及其它》，载《读书》1998年第7期；樊钢：《“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第6期；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误区》，《读书》1998年第11期；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学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版，《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三联书店1998年版，《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茅以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从理论上看，经济学界的前沿探讨实际揭示了这样几个根本性的问题：（1）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合理性之价值理解；（2）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证明的关系理解；（3）作为一个延伸性的知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现代知识界限和相互对话（乃至相互支撑）的知识社会学理解。

我想特别申明的是，无论经济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如何，他们的探讨本身已经显示出对中国社会课题的理论自觉，不仅揭示和深化了经济伦理这一时代课题的中国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他们对经济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之现代知识结构特性的学理思考。作为一名伦理学学者，我乐于把他们的探讨看做是一种学科间对话的邀请，并愿意努力作出积极的响应，以求我们能够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共同建立某种建设性的理论交往，推进经济伦理论域中“中国知识”体系的创生。

二、重释“亚当·斯密问题”

作为“现代性”问题的经济伦理源自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它仿佛是现代经济伦理研究必须由之开始的一道原始方程式，不解开它，就难以厘清经济与道德这两个同样具有人类生活之根本意义的社会价值函数之间的蕴涵关系。

所谓“亚当·斯密问题”，是指近代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1759）与《国富论》（1776）之间主题观点的相互冲突问题。它最早由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发现和提出。他们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而在《国富论》中，他却把人性本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普遍）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特殊）目的论，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为思想家的斯密理论之中。考虑到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的特殊构成性特征——即在18世纪的英格兰知识体系中，所谓道德哲学既包括法学和伦理学这类规范性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政治经济学和“政府学”一类的实证应用性社会科学，其主题观点和学科立场的内在矛盾既无法消解，也无法理解。由此人们也就相信，这既是作为思想家思想的“斯密问题”，也是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无法公度的理论问题。同时，它还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深刻悖论。

这种确信被视为斯密研究的传统“信条”（注：参见〔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译本“译者序言”，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它是否真的无庸置疑？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提这一问题，自当别有深意。事实上，只要我们大致了解斯密时代的知识状况，并仔细解读斯密的这两部作品，所谓“斯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毋宁说，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如何认识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问题，其所关涉的经济伦理（道德作为经济的价值要素和评价标准）与伦理经济（经济生活作为人类道德的利益基础）的科学理解及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解释问题，我将之简称为经济伦理与伦理经济之现代化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问题。

斯密的时代，伦理学与经济学并不具有相互分离或独立的知识特性，它们均属道德哲学的范畴。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仅有社会实证科学的知识特性，同时也有人文价值的规范特性。当1752年斯密就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讲座教授时，便从道德哲学这一总科目中，先后开出神学、伦理学、法学、政府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一知识概念与其时代的知识信仰和文化理智气候是相宜的（注：参见〔美〕A.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麦氏在此书中考证了斯密的前任、著名情感主义伦理学家哈奇逊时期苏格兰大学教育体制中的知识系统及其构成特征，可资佐证。）。在西方古典知识系统的图式中，政治经济学还隶属于人文科学，而后者的共享宗旨是：为人类寻求合乎人性的幸福生活，探明正确的道路或方式。因此，无论是探究人类心灵之善的伦理学，还是探究有效实现人类物质之善的经济学，抑或探究人类社会制度之善（好社会或好政府）的法学和政府学，都万变不离其宗。其所变者在探究方式的差异，而其所宗者则始终是人性之善或人类幸福。实际上，斯密接受和传播知识的文化模式，也正是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占支配地位的知识图式。比如，当时绝大部分哲学家都把重心放在知识论和道德哲学这两个基点上，因而关于人类理性认知能力（休谟式的“理解”、康德式的“理性批判”等）和理性实践能力（康德的“实践理性”、休谟的“人性论”等）便很自然地成了哲学家们探究争论的焦点。在英国，这一特点主要是通过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认知主义和剑桥新柏拉图派的道德情感主义体现的。斯密浸淫于这一知识氛围，在格拉斯哥大学，他受到哈奇逊道德情感论的言传身教；在牛津，他结识休谟并与之成为终身挚友，后者的《人性论》对他影响尤深（注：参见周辅成主编《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329页。）。1751年，当他以教师身份重返格拉斯哥时，仅仅讲授了几个月的逻辑学，便被正式聘任为权威性的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不难理解，这种普遍的时代知识状况与特殊的个人知识背景，很大程度上预制了斯密的思想言路。作为其职责承诺，他必须遵循道德哲学的知识规范。其时，道德哲学几乎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的政治学主要讲政府原理和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管理与商业、政府财政、金融、警察和军事财政（包括战时货币体制），这实际上相当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注：参见同上书第328页注释①。）。从教授经济学到逻辑学再到道德哲学的学术经历，似乎暗示了斯密从单一技术学科到完备性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演进和理论整合。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论的似乎只是人类诸种道德情操的生成问题。但实际上他所关注的远不只是道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类道德知识的本源和实践基础。在此，他的出发点是人性善论。该书第一章便写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人的悲哀而伤感……这种情感同人性中的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注：《道德情操论》，第5、107页。）

在《国富论》中，斯密似乎采取了相反的出发点：人性本恶。然而在他看来，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都是人性的原始事实，最善者也会自保自利，最恶者也不乏同情。正是这种人的天性生成了人类自身两个伟大的行动目标：“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族繁衍”（注：《道德情操论》，第5、107页。）。前者要求个人努力追求自我发展，后者要求每一个体必须兼顾他人福利，保持其行为的“合宜性”。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动机，促成了人类个体目标与整体目标的内在关联，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体的自利行为导向人类社会的共同善（注：参见《道德情操论》第230页。）。用经济学术语说，个体充分而合理的自由竞争和创造，必然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人们不应忘记，被视为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的“看不见的手”，最早却出自其道德哲学代表作《道德情操论》。这一概念推理逻辑使我们想到同期法国思想家孟德威尔的《蜜蜂寓言》。后者曾证明个人与社会如同蜜蜂与蜂巢的关系，只要每一只蜜蜂勤劳采撷酿蜜，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整个蜂巢蜜流充盈。这就是孟德威尔“私恶即公利”的著名命题。与之相似，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对国民财富及其起源作了同样的推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实行完全自由的经济竞争，才是增加国民财富并使之最大化的根本途径。马克思证实：斯密的逻辑推理来源于孟德威尔，因为《国富论》中有一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德·孟德威尔的《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注释”（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3页注释(57)。马克思所指的那段话是《国富论》上卷第一篇第一节“论分工”的最后一段，参见郭大力、王亚南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12页。）。

从人性本善利他和人性本恶利己两个完全对立的前提假设出发，却奇妙地推出了相同的结论，成就了两个相互平行而非相互背离的推理逻辑。这种殊途同归是如何造成的？在斯密看来，这一结果仍然只能诉诸人性的事实才能获得解释。两个出发点的不同，仅仅表明导致同一结果的两种动机的差别，同情利他的道德动机更为积极，而自私利己的经济动机则较为消极。但它们的基本价值目标却是相同的。在道德生活世界，促使人保持其行为之“合宜性”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普遍存有的同情心，它使人通过想象、参与、分享和模仿（设身处地）等方式，形成诸如仁慈（“习惯性的同情”）和正义（同情基础上的责任感和仿效“第三者”或“公正旁观者”所养成的公道心）等基本道德情操，进而通过善行善功来实现美德完善。个人德行圆满的根本标志是“善功”（merits），即既善且功的结果。行为之善在于其合宜适当，行为之功则在于能够产生实际功效（物质的或精神荣誉性的）。故有善功＝合宜＋功利的自明公式。这一公式可以被看做是对“斯密问题”之原始方程式的解。由此可见，事情并不像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指控的那样，是斯密自己有意制造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人格分裂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紧张。相反，在斯密那里，这种分裂或紧张与其说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对人性和人类行为之不同方面的知识考量的结果，还不如说这原本只是一种人性二元论事实的本真反映。而且这种二元论事实并非不可沟通的两种价值依据，而是一种复杂的人性论前提。由此，斯密的道德推理实际不是在制造问题，毋宁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现代性问题：在商品经济（注：在斯密思想中，“商品经济”比“市场经济”的概念内涵似更为宽泛。如他所说，一旦社会劳动分工形成，“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国富论》，第20页。）条件下，是否能够或是否应当将人类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完全分离开来？人格能否截然分裂？

斯密本人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经济人”也罢，“道德人”也罢，都只是人性之一面。而且人类道德行为也不是全然非经济的绝对无私，道德的善功并不一般地要求人们非功灭私，而首先是达到行为的合宜与功效。同样，人类的经济行为虽然根源于人的私利动机，但它与人的道德行为一样，也具有“交换”或交易的社会化特征。不同只在于，经济行为的社会交换是直接现实性利益的交换（通过商品或货币），而道德行为的交换则是间接的精神价值的交换（通过社会的评价体系以及由此给行为主体所带来的“愉悦”或“痛苦”感受）。总之，人类的道德行为与经济行为都不可能脱离人类自身的两个伟大目标：保存自我与发展种族。

斯密的解释并非毋庸置疑，即使就其理论框架本身论也难以获得充分正当性的证明。首先，一种情感利他主义的社会道义论观点如何与一种经济利己主义的功利目的论观点达于协调？“道德人”与“经济人”能否仅仅凭借某种利益尺度（“功”）而相互贯通并和谐一体？这仍然有待论证。最起码，利己与利他在价值目的的论维度内是直接对峙的，没有任何绝对必然的条件可以担保在所有特殊境况中，每一个人的每一种利己行为都能带来公益的效果。其次，人性善恶二元论和人类两个伟大目标的前提假设，比之于单纯的性善或性恶论似乎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毕竟只能作为一种形上的理论前提条件或预设，不能同时作为证明其理论结论的论据。这一质疑同样适合于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这种经济学中，人性自私自利的动机假设（即每一个人都天性趋利避害，由此形成自然而然的利益竞争），与市场经济的无限制效率目标（即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必然产生最大化利益）是相互照应的。问题是，无数事实表明，市场经济秩序并非完全自然的。最后，两个伟大目标的设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哲学（如霍布斯和洛克所讲的），和后来斯宾塞关于人类的“天性利己主义”（婴儿吸奶）与“血亲利他主义”（母亲哺育）的社会进化论伦理解释（注：参见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127页。）。而类似的论证不仅在理论上容易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如社会道义论伦理的攻击），而且内含一种过于直露的功利主义目的论冲动。

然而，这恰恰证明由“斯密问题”所引发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它表明，人类的经济行为与其道德行为在终极目的的意义上难以截然分开，如同完整的人格难以被截然分裂为所谓“经济人”、“道德人”、“政治动物”……一样。由是观之，所谓经济学该不该“讲道德”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假问题。布坎南含蓄地说，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明确分工”站不住脚（注：〔美〕艾伦·布坎南：《伦理学、效率与市场》，廖申白、谢大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我想直截了当地说，经济学“不讲道德”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身的道德性，而所谓经济学“讲道德”的说法也是一种多余的甚至是暧昧的表态：它要么是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因为人类原本就不存在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要么是一种过于强烈的“现代性”科学主义知识论心态，仿佛经济学已然成为一门如同数学一样的纯粹知识，“讲道德”似乎成了经济学（家）表现其人文关怀姿态的一种额外的知识负担或志愿承担。经济学的确可以迈向更高知识标准的科学形态（如数量化、实证化），但它同伦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永远不可能完全卸脱其价值负担。用康德的话说，经济学也是一种“实践理性”。德国经济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在其《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前言”中摘引了古典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前言”，孙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

三、市场经济的道德之维

如前所述，“斯密问题”的实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问题。我们开篇即已指出，这一问题至少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首先是市场经济本身的合道德性，即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尺度或道德考量。很难想象，人类会选择一种“不道德的”经济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必定有其更为充分的“道德理由”作为其内在支持，否则其“先进性”就是可疑的。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生活的价值评价和道德规范，也就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道德秩序或规范。缺少这一方面的支持，市场经济的支持系统也将是不完备的。顺便说一句，现代经济学家们大都十分关注市场经济的“技术支持系统”，但对其所需要的文化资源和价值支持体系却缺乏相应的关注和探讨。

迄今为止，国内伦理学和经济学界有关经济伦理的讨论，都或多或少存在某种偏颇，没有对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性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伦理学界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批判，常常偏重于经济与道德的异质性。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批判方式，道德批判无疑是必要的，至少它有助于个人和社会建立一种健全的经济伦理观念。但这种批判原则上还只是外在的，在多数情况下，它只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道义论约束，而非其本身的道德反省。它常常从一开始就预定了一种价值分类和价值秩序，即认为人的经济行为仅仅具有纯工具性的价值和意义，它必须服从某种更高的道德目的和原则。这样，在道德与经济之间便设定了一种先验的道德优先性秩序，不仅人为地割裂和化约了两者间内在互动的复杂关系，也架空了道德本身，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道德乌托邦。与之相似，经济学对经济伦理的讨论往往由于夸大经济与道德的异质性而不经意地割断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联系，以至把道德看成某种纯个人的事务或主观的精神信念，进而把伦理学理解为心性之学、德行之学。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即令斯密时代（古典时代）的知识体系图式已然失效，经济与道德或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异质性也只能是相对的（注：科斯洛夫斯基指出：“事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志愿和选择里总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把经济看成是社会的一个独立系统，这只是现代的事情……”他又说：“伦理学传统——康德例外——总是主张道德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一致，经济学理论的新的成果只会证明这种一致。”见其著《资本主义的伦理学》，王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另见同书第42—44页对有关阿罗等经济学家类似观点的引述。）。过于强调两者间的差别与隔离，只会导致经济学的技术化甚至机械化，因之丧失许多必要而丰富的人文价值资源。

伦理学家对经济问题的外在性道德批判和经济学家对道德问题的外在性经济学讨论，还导致了一种或可称之为“话语权力”争夺的知识状况。表面看，伦理学和经济学都在强调经济与道德的异质分离，但实质上却是为各自的理论优先性辩护。眼下，人们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和知识扩张提出了不少批评。依我所见，即使真的存在这种话语霸权或知识扩张（我个人更倾向于用“知识的社会优先性”来取代“话语霸权”或“知识扩张”的说法），这种批评也必须顾及“经济中心”的中国社会现状，应当更多地着眼于消除目前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隔膜，而不是刻意谋求某种特殊的知识话语权力。事实上，正是这种相互隔膜的知识状况引发了某些学科对自身知识之特殊优先性的过度强调。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对于伦理学，这种状况所导致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即都不能真正深入探讨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性问题，因而难以确切地揭示其本身的道德价值维度。

从根本处说，市场经济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不难证明的，只是由于某种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长期以来对经济学本身狭隘的知识论了解，才使得这一问题较少受到人们的关切，以至在我国学界还不得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

首先，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合理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率的。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一百多年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比此前人类社会全部文明之总和还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时，他实际也肯定了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模式创造巨大效率的优越性。市场经济模式的这种高效率“生产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为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及其自由竞争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活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自由而平等地参与要求，解除了人们之间因政治权力、生活传统、种族性别、信仰差异等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所负有的先定束缚，保证了每一个人或群体获得劳动并追求其利益目标的机会（作为起点性机会均等的第一意义）；而自由竞争则使社会的各生产（劳动）主体享有了充分发展其才能、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和效益的机会。换句话说，主体权利的落实保证了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充分主权，他们既作为行为主体，又作为利益主体。这一经济机制使得整个社会有可能建立起一种能够充分而有效地激活社会成员创造性生产行为的市场效率机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高效合理，还在于它从宏观上通过市场化的经济机制（价格机制、利润平均化机制、供需机制等等），能够实现较为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通过自由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机制（劳动分工、工资等），使社会生产的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且也通过诸如市场供应与需求、市场价格体系与平均利润率等有效机制，使社会生产要素或资源得到较佳配置和利用。当然，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与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也是直接相关的。科技的发达不仅大大改善了生产工具的生产效能，也提高了生产者的各种素质。但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及其作用，也无疑是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和高效率生产的体制之源。从这一点来看，市场经济的确有其制度上的道德合理性。

其次，从一种理想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较为公平合理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是效率最大化。为有效达成这一目标，它必须有效地调动和配置全社会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因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否充分有效和合理，不单是一个资源（资本）“量”的扩张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问题，对于人力资源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要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就必须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因此，市场经济模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自由竞争、各尽其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求这种自由竞争必须是公平合理的。没有公平，竞争既不能合理持久，也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生产性的竞争。市场首先通过普遍均衡或平均化的市场价格体系与利润分配机制来确保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事事平等。任何非经济的政治力量（权力或权威）、社会文化力量（传统习惯或个人心理偏好）原则上都不能直接限制或改变这种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生产效益（利润）、劳动者的劳动收益（工资报酬）、商品的市场价格等等，都是首先由市场来决定、分配或调节的。而由于市场行为本身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观化力量所致，使得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具有其原始的正义性。当然，这种原始性的市场正义还只是一种具有市场平均化、理想化特征的经济正义。它更多地具有理想化起点公正和市场过程公正的性质，并不表示其结果的绝对公正。因此，我们还不能把市场分配的经济正义看做是社会分配正义的全部内容，更不能把它等同于伦理正义。正因为如此，厉以宁教授形象地把市场分配或调节称之为“第一次分配”（或调节）。在其后，为了确保社会分配结果的尽可能公正合理，还需要有“第二次（政府）分配”（或调节）和“第三次（道德）分配”（或调节）（注：详见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但尽管如此，作为市场经济行为的原始分配，市场分配或市场调节本身仍具有不可否认的原始公正性质。这是因为，市场的原初分配或调节是按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有效生产要素的多少来进行的，不会受任何非生产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它遵循的是一种以市场效率为客观标准的分配原则，此其一。其二，市场的分配或市场调节虽然只涵盖交易性领域，但市场经济的效果原则是等价交换，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是通过市场交换活动确立起来的，不包含任何人为的非经济因素，即使它最终还是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如政府调控或国家干预、道德调节等，但这种影响只可能发生在市场过程以后，而不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中。因而它本身具有普遍的公平交易的特性，具有交易公正的客观标准。其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具有其普遍性，它既对所有参与者平等开放，也对他们一视同仁，决不因为其他非经济因素或人为意志而改变其规则系统。这当然不是说，市场经济的所有规则永远一成不变，而是说，市场经济规则的变化只服从市场经济本身的内在需要，不随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意愿或需要而发生改变。最后，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它既“无情”，也“无私”。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的确像一个游戏场所，它不管参与游戏的游戏者的社会身份、文化角色、自然属性（种族、性别等），而只注意游戏者的能力、技巧和智慧。因此，它不带任何主观倾向或特殊立场，具有一种天然平等的特征。

第三，市场经济还以其特有的市场化扩张力量，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社会相互交往和沟通的机会、深度和广度。实践表明，正是凭借市场经济的普遍化力量，人类的交往程度和范围才得以空前的拓展，形成了较为充分的人际、群际和国际经济交换活动，出现了日益广泛而深入的跨集团、跨地区、跨国界的经济贸易。这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广泛流动，促进了生产，提高了经济效益，而且也使人类分享经济成果（商品）、丰富其物质生活的能力大大提高，因之最终为人类追求和实现自身的幸福生活目标，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是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之重要方面。

然而，上述能够证实市场经济之道德正当合理性的三个主要方面，即价值效率、市场分配正义、较充分的行为交往和利益共享，虽然具有内在本然的道德性质——即它们本身具有人类善的积极价值，但是，第一，这是在某种理想化的意义上来说，并不能必然成为完全的现实；在某种特殊情景条件下，还可能走向其反面。比如说，无节制的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不会创造生产的高效率，反而有可能造成效益的浪费，本世纪前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29—1933）时期，由于生产过剩而出现的以奶填海的现象即是显证。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效率标准中，生产高效与生产过剩仅一步之遥。第二，市场经济的“市场分配公正”只是原初的、有局限的。作为“第一次分配”，市场调节的作用只限于交易性领域，并不能扩及非交易性领域。而且，市场公正本身虽然具有其客观普遍性，但并不彻底。比如说，它并不能完全确保有资格进入市场的所有“经济人”或“游戏者”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公平，因而其自由的公平竞争也可能从一开始起就是不公平的。拥有大量土地和地租收入的庄园主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毕竟不可能享有真正平等的参与资格，他们在市场游戏中的角逐一开始就不是真正公平的。第三，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更不可能完全自发进行，它需要有必要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时期的中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20世纪末期的中国也不可能重复17、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和殖民扩张式经济发展道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今天的中国只可能选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些条件限制本身即说明了市场经济本身的现实合理性限度。

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本身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其经济和道德上的两面性：在经济上，它既是激活效率的自由之源，可以创造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也可能造成资源和财富的巨大浪费；既具有原始的市场公正的“天然”性格，也可能因这种天性而导致日益扩大的弱肉强食和贫富差距。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竞争实际上难以确立真正公平的竞争起点，人的天赋才能的高低，集团和“民族国家”的贫富强弱现状，乃至地缘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天然差异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限制个人、集团和“民族国家”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初能力和潜能，因而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预定了竞争起点与结果的不公平。其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条件的制约，竞争过程的公平（即罗尔斯的所谓“程序公正”）也难以得到绝对保障，因之单纯靠市场调节机制所实现的社会分配，不能直接达到较充分程度的公平合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可能导致较严重的社会不公。易言之，经济竞争结果的合理合法，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和道德上的正当公平。再次，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却同时也内涵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因之所谓“经济人”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学考量的“出发点”，而且也可能演化成某种人类社会的普遍事实，从而使人类社会生活单极化，人自身也异化为真正的“单面人”。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具有人类根本意义的现实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只关注资源配置的最佳有效方式，却缺少对资源贮存和来源的合理考量，因而在缺乏必要规范和约束的情况下，它自身不但难以确保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如当代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而且更难以确保人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包括古典和现代的新老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没有充分考虑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问题。盲目开采、掠夺性的能源摄取、无节制的资源浪费和不负责任的环境污染，不仅造成了当今人类日趋严重的“地球伦理问题”（臭氧层问题、能源危机、人口过剩与区域贫困化问题等等），而且实质上也造成了与经济学所预期的“富国裕民”、为人类谋幸福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后果。很显然，被污染的水和地球的普遍升温会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苦恼与危害，决不是可以靠充足的牛奶和奇妙的空调设备所能补偿的，更何况它还危及人类代际公正的长远价值目标。

市场经济的这些缺陷和风险，表明市场经济本身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包括必要的道德规范。这就是我说的市场经济的外在道德规范性证明。这一证明至少包括五个基本方面：

（1）道德价值原本就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考量。人既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人”，即使是最典型的“守财奴”或最伟大的道德圣人也不会如此。当亚当·斯密谈到“经济人”和“道德人”时，他只是说，人性有善有恶（“利他”或“利己”）的原始事实，有可能导致人格的分裂，但真正具有健全理性的人是不会如此的，尤其是当我们把人类追求物质之善的经济行为与追求精神之善的道德行为都置于人性之善或人生完善的整体目标中来加以审视时，情况更是如此。

（2）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假设，那就是：求利是每一个人的基本天性，也是其投身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因此，经济学不必担心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参与竞争的动力，只须关注如何让每一个求利者能够自由参与并尽可能展开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通俗地说，它不必担心每一个游戏者参与游戏的游戏动机和动力，而只须关心如何建立一套公正的游戏规则。这也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所特别强调的。但这种假设并不完整。在一些情形下，即使市场的游戏规则健全公正，所提供的游戏场所亦充分合适，且每一个参与游戏的人都具备积极的游戏动机和有效目标，也仍然不能确保游戏的公正有效。原因在于，每一个游戏者都是具有复杂心理情感和意愿的个人，他或她可以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他或她能否对其他游戏者的公正心态和行为抱有同样的确信呢？当代经济学家们常常用来作为例证的“囚徒困境”（注：关于“囚徒困境”，一种较有解释力的分析可参见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经济学原理》第65—68页。）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否定性回答。可见，市场经济的前提设定不只是经济的，还必须有道德的。比如说，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就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这被认为是马克斯·韦伯的重大发现之一），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这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之一），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等，可以说明这一点。

（3）道德资源已被证明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注：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译者把“socialvirtue”译为“社会道德”，欠贴切，现改译为“社会美德”。）。一些经济学家未必承认道德资源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可他们却不能不承认，虽然人们还不能精确地证实道德能够给市场经济增加什么，至少已经可以证明道德能够给市场经济活动减少什么，比如说，普遍的社会伦理信任可以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或“额外交易成本”。道德的这种“减少”效应，实际也就是一种经济的“增长”效益。

道德维度范文篇2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在结构和价值两方面表现为从同构差序格局向领域分离和市场整合的结构模式转变;从精神向度到物性向度的迁移。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相伴相生,导致了社会态势的平面化、多元化和物利化,客观上给人们的道德感带来了冲击。

首先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与传统社会的同构差序格局不同,现代社会是领域分离和市场整合的结构模式。在传统社会,社会与国家同构,个人紧密依附于集体,人们的精神奠基和意义寻求,主要是在一种原有的、稳固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运行,个性化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往往被一种集体性的存在和外在的观念框架与制度框架所笼罩和引导。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共同体结构受到了消解,各个社会领域和各种社会主体基本上都拥有了自己的以市场为基础形成的相互独立、彼此平等的地位。可以说,社会已经由同质的单一性状态分化为异质的多样性状态。与此相应,新的社会整合模式不再是全社会都向着一个“崇高客体”集中,而是各个领域、各个主体在其自身之中寻求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定位。

社会生活的这种深刻变革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是使其不断从传统社会体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其在急速的市场化过程中失去了通常的稳定感和归宿感。在人们的独立性得到了空前增强的同时,其原有自我的内在统一性也受到了相应的消解和割裂,不得不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地对自我进行重新的定位和确证。人们的自我定位和确证活动,受市场化、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不停顿的变化等现代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平等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不稳定性,而这又直接地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等方面的表现。当代人的人格表现,也因此呈现出多少有些肤浅、多样、易变的特征。

其次是社会发展从精神向度到物性向度的取向迁移。在经历了近30年改革之后,我们的民族一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却也出现了与我们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不相称的道德滑坡现象。利益关系抹平了道德差别,功利化的取向普遍化,道德状况从集体性失德演化到集体性失语。在这样稀薄的道德氛围中,传统的耻感意识被遗忘,道德的底线不断受到侵蚀,社会主义道德面临挑战。如果出现了普遍性的耻感意识的淡化和底线伦理的崩溃,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就会失去道德上的维系,整个社会就会变成只由强权和物利主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谁拥有了强权或者金钱,谁就可以无耻无畏、横行无忌。

从个人的内在体验出发来看,传统的心理维系纽带已经消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道德选择的迷茫和价值取向的紊乱,不能顺利地获得精神上的归依和自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对自身的道德约束,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丢失、遮蔽了在精神和道德维度上的追求,放任自已沉沦于物化了的世俗世界。国人心底缺少对公平、正义、善良、秩序等社会规则的坚持和守护的勇气,以致道德滑坡现象时有发生。这在当前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二、社会发展战略与道德建设

世纪之初,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构想。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社会在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总体的协调,使社会发展态势能够“又快又好”。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素质尤其是相对短缺的道德素质势必得到提升,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调整社会运行态势和纠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针。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既意味着要全面满足人的各种正常需要,使全体人民获得幸福,也同时意味着要全面地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终极价值不是经济的单方面增长和简单的善待环境,而是实现广大人民的幸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是价值的归依。因此,要祛除社会的物化和片面增长,使社会的存在以人为价值标准,社会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幸福。正是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向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态势发展;社会的分化、

从个人的内在体验出发来看,传统的心理维系纽带已经消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道德选择的迷茫和价值取向的紊乱,不能顺利地获得精神上的归依和自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对自身的道德约束,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丢失、遮蔽了在精神和道德维度上的追求,放任自已沉沦于物化了的世俗世界。国人心底缺少对公平、正义、善良、秩序等社会规则的坚持和守护的勇气,以致道德滑坡现象时有发生。这在当前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二、社会发展战略与道德建设

世纪之初,党中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构想。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社会在各个领域快速发展的同时兼顾总体的协调,使社会发展态势能够“又快又好”。作为社会的主体,人的素质尤其是相对短缺的道德素质势必得到提升,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调整社会运行态势和纠正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针。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既意味着要全面满足人的各种正常需要,使全体人民获得幸福,也同时意味着要全面地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终极价值不是经济的单方面增长和简单的善待环境,而是实现广大人民的幸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是目的,是价值的归依。因此,要祛除社会的物化和片面增长,使社会的存在以人为价值标准,社会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幸福。正是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社会向着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态势发展;社会的分化、物化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不协调,也都被统摄到人本的目的和定位之下,都因此而得到很好的校正。但是,进一步说,促进人的幸福并不是一味满足人的所有要求,而是满足人正常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常需要是相对于“虚假需要”“、病态需要”而言的,西方社会的畸形发展就会造成人的“虚假需要”和“病态需要”。[1]借助于大众文化的灌输和控制,发达工业社会为维持自身的高速运转,创造了人们本不必要、本不该有的需要,促使人们不断消费,从而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社会。不可否认的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近期的发展也多少带有消费主义的成份,因此,科学发展观自然也包含着应当着力提升人的素质。幸福本身不仅包含着需要的满足,也包含着发展的自由和权利,它应当是全面的。全面的发展包含了道德的发展,道德境界的提升也是人的一种自由和权利。

和谐社会是我们建设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状态的纠正和调整,最后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和谐,贯彻科学发展观最后的结果就应当是把我们的社会引导到“和谐社会”的状态。这应当是一个消除了社会本身的痼疾,也消除了社会对人的扭曲性影响,最终消除了人与社会环境之间恶性循环而达成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社会。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人。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人的素质是影响国力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它决定了这个庞大的数字是一个庞大的负担,还是一个庞大的资源。如今,人们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思想道德水平却相对下滑。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是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价值观。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马克斯·韦伯说,伦理道德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支持性资源”。[2]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3]如果我们的社会道德疲软、信用缺失,我们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走向世界的步伐就会先天不足,起步不稳,面临绊脚的障碍。

和谐社会的构建,要在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有机地展开。在完成对社会的运行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取向变更的同时,还要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尤其是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普遍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领域。加强道德建设,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是对社会现代性进程给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补正,也是对社会发展的物向化、片面化的纠偏,是走向社会健全的必要步骤。同时,加强道德建设还是着眼于人的,是促进人格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生境界的重要举措。

三、道德的实现:自省与践行

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再到荣辱观的提出,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态势的深切洞察和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从这一判断出发,笔者认为要落实荣辱观,真正发展它的作用,关键在于自省和践行。

落实荣辱观,要点在于自省。自省主要是个人的自我反省。我们不能把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社会,仅仅是从制度和体制上找原因,而要躬身自省,成就自己完善的人格。我们要看到机制对人的负面影响,但是机制同样也是由人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类似“环境与人”的问题,最终要通过实践来解决。我们一方面要不懈地追求机制的完善,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对自身的反思。只有克服人自身的惰性,在具体的细节中贯彻和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对社会风气的改变和人们素质的普遍提高都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容清晰,涵盖面广,是对今天社会诸多价值观念评价标准的构筑与维系,它的深刻意义在于唤醒我们的耻感意识和罪感意识,引发我们对照自己进行反省。当作恶者有了心惊肉跳之感,当缺德者有了负疚和忏悔意识,当丑陋者有了羞愧、无地自容之感,我们民族的道德才会有整体的提升。孟子认为,羞恶之心,是人的“四端”之一“,无羞恶之心非人也”。[4]从古到今,中华文明始终都是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有羞耻之心,才会有所敬畏。耻辱感是人们自觉地求荣免辱的道德情感和价值意识,是因经历和体验到了人性和基本价值被亵渎而在我们人格深处产生的一种自我谴责和自我贬低的意识。西方哲人康德也说,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让我敬畏: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人类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庭。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普遍价值观和普遍公民道德的坚持者和守护者!落实荣辱观,关键在于践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索:当今社会风气差是因为个人做得不好形成的,还是社会出了问题迫使人不能由衷而为?进而说,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应该先从个人着手,还是应该先追究社会机制?答案只能是社会发展的实践,也就是人们的一点一滴的实际行动。一种进步的文化传统,它的形成和维护,并不是以空洞的字句进行知识的传导,而是通过人们的身体力行,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授做人所应有的品质和态度。

道德是一种人格品质,从认知到行动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情动性的感受是重要的一环。道德认知不等于道德感。道德感可分为个人道德感(良心、荣辱感)和社会道德感(舆论的评价)两个领域。荣辱观的提出,重要的价值就在于针对了包括个人和社会的从认知到感受再到行动的整个过程,激发了人们以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审美和道德情感。中国自古以来是非常注重道德感建设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感很强的文化(强调内心的道德感受和社会的道德评价)。道德感同时还是羞耻心,传统中国是非常注重知耻教育的,明耻就是明确了道德的底线,做人绝不能逾越道德的底线。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从道德感的建设或者说道德心理机制建设的角度来建设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思想道德。从耻的道德底线到荣的道德榜样,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增强人们的道德感受能力,为人们行为中的道德选择提供条件。

以“八荣八耻”进行道德建设的高明之处,一是提出了具体的内容,可操作性强;二是激发了人们的道德好恶感和审美原动力,以正反对应的形式提出“荣”“、耻”的道德判定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可以说个人普遍性的道德情感汇集起来,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道德风尚。社会风尚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广大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同志提出“八荣八耻”,以中央精神的形式详细具体地规范是非的准则,正是抛出了引领社会风尚的风向标,是引导人们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为社会发展创造软环境的重大举措。

我们落实荣辱观,要避免流于口号的状况,避免意识形态漂浮于人们的口头上、标语上,却不能深入心灵、体现于行动。因此,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重点应强调人们的自省和人与社会互动的普遍实践,以此达成道德的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何怀远.物质生产的人本价值〔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3):35.

[2]王正平.道德建设: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N〕.光明日报.2001-6-16.

道德维度范文篇3

[论文摘要]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一、何谓审慎

审慎(prudence)是许多学科常用的一个概念，指人们思考和行为的周密而谨慎。在中国古代，“审”本义是详知、明察。《淮南子·说山》曰:“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由于事物或情况复杂难明，需要人们详加考察，权衡利弊，谨慎行事，以期获得良好的结果。故“审”内含慎重之意。《汉书·于定国传》明确将“审”与“慎”连用，如“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古人运用审慎多见于司法案例，盖因司法实践关乎人身财产与生命安危，须对案情加以详究，做到量刑定罪、按律处罚，否则会冤枉当事者，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这种以司法公道为原则的理性审慎，内含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性。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审慎的运用上经历了以法律内涵为主向以道德内涵为主的转换。《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意思是说，治民要明尚德正，慎施刑罚。应做到不欺侮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应当尊敬的人，处罚应当处罚的人。量刑处罚要考虑犯罪动机和悔罪态度，罪虽大，不是故意且知悔改，则“时乃不可杀”;罪虽小，但明知故犯又不肯悔改，则不可以不杀。周公在这里提出“宽猛相济”、“文武兼用”的治国原则，强调重视因罪获致的处罚对道德的影响。这一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荀子·成相》曰:“治之理，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将审慎看作道德规范的补充，并使其律法功能服从道德需要，强化了审慎的道德内涵。审慎单独用于道德见《大学》《中庸》出现的“慎独”范畴。《大学》曰:“所谓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在独处时最易任情恣意，产生不合道德的行为。作为君子在独处时应严守道德规范，克制私欲，不能有丝毫懈怠。因此，“慎独”是儒学对个体自律的道德要求，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道德关怀。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审慎与人类美德相联系，将审慎看作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他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1](P74)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中道”法则过程中，详尽论述了审慎及其对形成诸美德的意义。他认为，审慎是一种德性。德性是人的“被称赞的品质或可贵品质”[2](P26)。德性分两类:一是理智上的德性;另一是伦理上的德性。前者通过长期教化、培养而形成;后者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2](P27)。审慎属于理智德性，是人类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道德智慧，作为规范被固定下来并通过反复教化以警醒后人。

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表现为对预期或未知道德风险的戒备心理及行为。人们拥有美德是审慎选择的结果，即采取“中道”原则区分善恶。审慎地选择即遵循“中道”的选择。按亚里士多德说法，中道就是过度和不及的居间者[2](P36)。他举例说，锻炼过多或过少都会损害体力，过多的饮食和过少的饮食都会损害健康，惟有适度才能造成健康，并增进和保持它们[2](P29)。所以，一切德性都因中道而存在，并为它所保持。选择适度行为即是选择道德行为。这种选择必须以理性约束情感，排除非理性因素的袭扰，评判行为是否合于中道原则。作为手段的审慎服从一定道德目标的需要，目标的正当性决定手段的道德性。审慎地决定选择什么和避免什么，权衡利弊，是人类理性智慧的实现。所以，审慎是一种聪明(又称明智)的道德。

由上可知，审慎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它是一种人类德性，是道德理性化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全面考察行为所处的环境、手段及后果的道德正当性。经过反复实践和道德教化，这种能力逐步内化为个人道德品质。违背审慎的冲动不仅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消极后果，还要受到公众和良知的谴责。其次，审慎是一种道德选择方法。道德审慎的意义在于，没有它，特殊场合中的判断和行动就会毫无根据地偏离意识所设置的基本范围[3](P267)。审慎美德决定人们能否做到既有效地行动，又不违背行为所遵循的道德规范。

所以审慎作为判断行为的正当方法，内含对恶的省察与排除。无论作为德性还是方法，审慎始终基于主体实践活动而实现。亚当·斯密说，在人的品性中，审慎当是对我们最有用的。我们要凭借它高度的理性及理解能力。凭着它，我们可以细辨行为的后果，预测可能的福祸;还要凭借它的自制能力放弃当前的逸乐，茹辛耐劳，以求得将来更大的欢乐，或避免将来更大的痛苦。这两种品行联合起来便是审慎[4](P200)。在道德实践过程中，主体审慎地考察、分析和评判目标，作出合乎理性的价值判断，不仅使审慎转化为道德实践的要素，同时服务于对象的道德需要。由此，审慎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理解力、判断力及行为后果的道德化批判。人们对各种隐匿威胁的超前考量，不是消极地疏远或避开，而是积极地关注和预见，力图避免各种可能的道德恶果，所以审慎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道德审慎指向人本身，在超物质利益层面上关注人的精神需要，尊重人类生命、权利和内在价值。因此，重视物质利益损益之审慎，与关注精神追求和幸福之审慎，处于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后者当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为何审慎

道德乃是为了善，或者善是道德追求的惟一目的。然而人们对善的选择和追求往往受多重因素制约。第一，现实中善恶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人们选择善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对有限的个体认知而言，面对复杂多样的矛盾选择，缺乏审慎就很难从容地辨别善，更无法进行正确的道德实践。洛克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追求幸福时，常陷于许多过错、谬误和失察。因为我们过早地使意志有所决定，而且在没有妥当考虑之时，我们就早已鲁莽从事了。”[1](P732)第二，坚持“中道”而行的艰巨性。善的意识并不必然导致善的行为、善的结果。任何事物均有其自身的合理限度，超越或不及均无法实现善的要求。托马斯·阿奎那说:一种行为要是善的，就必须在行为的诸多方面都是善的;而一种行为若是恶的，则有一方面缺陷足矣[3](P266)。当有限个体面对总体性的善时，必须努力把握善的诸多规定，三思而后行，方能减少乃至避免错误或危害。即使面对道德善本身，也存在一个如何保持“中道”而行的问题，所以无法对美德作出始终如一的恰当判断。对善的追求永远是近似的、不完善的过程。审慎作为道德智慧，是与轻率、疏忽或冲动截然对立的。斯宾诺莎在印章上铭刻“当心”二字，以做到时刻警醒自己，便是出于审慎的理性要求。

第三，良知调节行为的曲折性。人类道德行为的选择要服从良知。但人的良知可能会出错。或者道德判断的前提有错误，导致错误的选择结果，违背良知的初衷;或者道德推理的过程出现错误。在个体道德抉择中，审慎担当裁判官的监督和调节职能，消除因个体行为差异而造成的普遍规则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个体接纳普遍道德规则的要求，并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发挥作用。一个健全的道德理性，不仅要追求“好”的结果，还要预防“坏”的结果。所以“个别情况中的判断必须仰赖于每个人的审慎”[3](P267)。第四，在审慎与诸美德关系中，审慎居于首要地位。通过对利弊的权衡和切实考察，慎重确定如何行动及以何种方式行动，这样其他美德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因此，诸美德均蕴涵审慎要求并以审慎为实现形式，故一切德性都是审慎的样式。

人们追求的道德善有三类，即自身的善、家庭的善和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善[3](P268)。审慎首先体现在个体道德行为中。个体行为的目的在于实现其道德追求，这种追求源于个体对道德对象的充分理解，在道德感的驱使下，按照普遍道德规范的引导，在审慎估计各种道德风险基础上，合理解决道德生活中的矛盾，达到保护自我的个性、品德和道德完善性的目标。麦金泰尔认为，审慎描述一个人既扩张自身，使其能超越它应有的限制，同时又能谨慎地控制自己，以使他能够享受到精神平静[3](P68)。拥有审慎的人，能够以全部美德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走向高尚完美的精神境界。然而，审慎“若只被用来促进个人利益，那么这是永远不会被认为是道德的”[1](P791)。家庭和社会共同体追求公共和谐与幸福，分别有自身道德善的目标。成熟的个体应承担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对善的追求应当有机融入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之中，并与家庭和社会对善的追求协调一致。家庭和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善，既是个体善的集中体现，又超越个体追求的狭隘性。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共道德目标的整体、长远指向，往往忽略个体目标的差异性和暂时性，形成三种善在目标、手段和价值判断上的冲突。整体性的道德规范无法体现个体道德感，只有当个人面对特定道德对象时，由对方的感受和境遇所引发，才能形成道德感并产生积极后果。日益趋向个体化的当代社会，导致个体对善的追求以自我为核心，把自我作为道德的惟一目标，甚至为了自我利益而牺牲家庭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从而加剧了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现实强化了人们对审慎的道德思考，使它上升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以理智和慎重的态度合理协调和促进三种善共同发展是审慎的主要目标。

当代社会的道德审慎，既不同于古代也迥异于宗教。古代审慎基于对外在自然力无知而形成的恐惧。古人认为，自己遭受的疾病、祸患、灾害导源于异己自然的惩罚，只有对自然保持审慎敬畏的态度，把自然物当作自己的崇拜对象，才能避免无妄之灾的发生。由于对世界缺乏理性认知，没有主体自觉意识，所以古代审慎主要是自然威胁和生活习俗的产物。宗教审慎以获得超现实幸福为目的。

造物主的无所不在并主宰一切，以及实现预期幸福的幻想，要求人们对神保持信仰和无限敬畏。神被看作人类生命的源头，关怀生命通过信仰神而发挥作用，理性与神性是联为一体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类审慎乃是神意的体现、造物主秩序在人身上的重现。审慎的运用是为了人类的终极目的[3](P268)。而当代审慎则是以文明风险形式存在的。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在开阔人类视野、提升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产生了许多未曾预料的副作用，使社会面临巨大风险。传统社会未曾遇到、或者被视为次级风险的因素，如今正上升为人类的主要威胁。现代风险是人类活力和疏忽的反映，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控制的缺乏，而是控制太完善了[8](P225)。人类理性必须对风险进行深入反思，审慎思考如何趋利避害，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回避各种风险，做到免受物欲的遮蔽，回归人的正常道德理性，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把人生幸福作为生存的道德指向，维持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轻率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的大敌。进入后现代，人的性别、职业、身份、阶层等流变加剧，来自核技术、工业生产、交通等领域的风险不断释放，促使人类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以道德审慎形式反思自身的使命。汉斯·尤纳斯说:责任伦理要求我们不仅要担保我们的意图和道德原则，而且在尽可能预见的情况下，担保我们行为的后果[5](P26)。审慎作为对道德损益的理性考察，给予人类生命和尊严以特别关注，成为技术时代精神缺失的有效补偿机制。

三、如何审慎

审慎总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存在。尽管如此，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性反思，审慎能够得到训练[3](P267);对生活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哲学反思，能够进一步明确“采取哪种行动及怎样行动”[3](P268)。审慎道德的价值在于对行为后果的预先考量，对超功利目标的评判和裁决。如何审慎作为道德思维和行为方法的训练，自然便是生活实践的经验积累和反复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有两种:一是伦理学内容的反复训练;二是生活经验的思考和体悟。所谓伦理训练，就是道德教化的过程。人类的一部伦理道德史，本身就是道德教化的发展历史。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能够从自身实践中，提炼出富于时代特色的道德精华，并把它转化为当时需要的道德规范，向社会公众进行教育训练，以满足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需要。人们在道德生活实践中，认识道德问题，进行道德价值判断，作出合理裁决形成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阶梯。继承前人的道德传统，通过学习各种道德规范，遵循逻辑要求进行严格思维训练，使道德规范不断得到强化和内化。前人如何进行道德价值选择、怎样采取道德行动的过程，作为手段和方法可以继承，或继承其中富于生命力的部分。柏拉图曾说过，不了解什么是美德，就很难成为有美德的人。道德教育就是帮助人们获得正确道德知识，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道德美德的培养和教育，他就不可能具有服从规则的合理方式。这不仅是因为规则指导下的行动，就其是美德的体现而言，是惟一的真正的善，而且因为遵循规则本身就要求审慎的美德[3](P265)。

对生活经验的道德反思，构成道德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道德哲学作为反思的学问，告诉人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并拥有幸福的人生。审慎以道德实践的结果检验认知，以道德行为的成败调节活动过程，力求体现道德要求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如果说反思表现为一系列复杂的思维和行动过程，那么审慎则是实现这个过程的基本要素。人类的道德反思能力越高，道德生活越趋于完善和科学;人在道德活动中的自觉性或自主性越高，道德越接近自由人的道德。因此，审慎道德符合人类进步的总体趋势。事物或状态并不提供任何现成答案，需要我们凭借理性思维能力加以评判。无论是行为习惯、行为倾向所导致的偏离真正目的，还是受到欲望牵制，甚至犯理智错误使理智表现出局限性，都需要发挥审慎的作用[3](P179-180)。当然，道德审慎并不排斥情感因素，无意造就高度理性化、制度化的社会，完全抹煞个体情感的价值，走向极端的理性主义，而是在深入反思理性主义谬误基础上，按照“中道”原则构建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合理引导情感的作用趋向。一个没有道德感的人，很难想像会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同样，后现代道德也并非完全摒弃理性，走向唯情感主义的误区。事实上，正是世俗生活层面的道德经验，构成人类道德文明的基石。

现代道德审慎的特点之一，就是凡重要事情须请教专家咨询，以求得合理解决的答案。随着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人们的视野范围急剧扩展，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令人眩晕，激发人们无限的幻想，对生活的不确定感明显增加。欲望作为当前事物的直接反映总是与理性命令相矛盾相冲突人们面对多重选择的困境、压力和不安全感，迫切需要专家予以明确指导，从专家知识中寻求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探寻确定的发展路径。专家不仅能够提供专门知识的咨询，还延伸到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这种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追寻，实际涉及到道德哲学的深刻反思。哲学的任务是教会人们在不确定性中生存[6](P122)。以哲学家式的智慧给人们以规律性的确定结论，有助于暂时消除人们内心的疑惑和恐惧。尽管哲学家或专家不能根本解决现实的不确定问题，但可以借助心理咨询方式协调精神生活秩序，指导人们培育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空间。对于集体或社会共同体来说，倾听有关专家的指导，邀请他们针对某些问题进行专门论证，便是社会审慎的表现之一。作为当代人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并非公众行为和风俗习惯的产物，而是理论精英依据社会实践的要求，从实践中加以提炼并进行思维创新的产物。所以，面对日益加剧的不确定性，追求确定性当是道德发展的目标之一。惟有在普遍规范的指引下，公众才能使自身行为保持稳定和一贯性，大众行为模式习惯化，从而解决个体认知有限与视阈范围无限的矛盾，抚慰现代人特有的焦虑或恐惧。这是道德审慎能够发挥的现实功能。

四、审慎何用

审慎是规范道德价值定位的尺度。审慎是一种基础价值，对其他道德规范作出合理选择的尺度。脱离审慎，其他道德规范将无法存在，也不能发挥正常作用。如不经审慎抉择，人们无法了解什么是善良，如何获得善良，善良是否会造成对人的伤害等。在日趋复杂的现实面前，选择合理的道德规范，进行正确的道德行为，没有审慎显然无法做到。尽管审慎不直接提供选择的价值标准，但在保证主体选择的合理性和导向中发挥潜在影响。作为理性的人，坚守道德审慎原则，合理排列各种道德规范的价值序列，面对各种利益冲突置道德考虑于优先，是个人道德理性成熟的标志。当代技术时代的发展，由于科层制度发展而导致的“中介”因素增多，每个个体所负责的对象仅仅是自己的上级，而非某个具体的道德对象。这种个体化后果使道德责任日益变得淡漠，以至于出现所谓“道德盲视”现象[7](P33)。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导致个体价值选择中的自我迷失，重视切近自身的经济利益，漠视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缺乏对人类生命的道德关怀导致道德的社会定位发生扭曲。人类最终连自身的存在价值、尊严和自由都失掉了，身陷物欲、情欲和贪欲泥潭而不能自拔。道德审慎以其对人类活动的高度警醒，要求人们关注自身的存在和完善。在经济审慎和道德审慎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充分运用道德审慎抑制过度的物欲、情欲和贪欲，引导生活的目标指向人本身，使漂泊的心灵有所附丽，实现向真正人性的回归。

审慎是正确判断道德行为，防止成为自身奴隶的需要。人类行为除了技术限制，还有道德上的限制，后者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人类在取得每一项重大技术进步的同时，都面临着全新的道德问题，并为技术应用的副作用承担道德风险或道德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良好道德传统的割舍、道德生活的悖逆，以及心灵无根的漂泊。面对现代化中的陷阱和道德困境，我们目前尚无法给予准确预见。鲍曼以人类行为“序列化”为例，对这种现象作过形象的阐释。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某人一旦陷入沼泽，往往会出现越挣扎陷得越深的困境。

由于每一次尝试都增加了系统特有的“吸吮力”，以至于到最后，那样做就让人感到不能承受了，但此时放弃的代价也已经加大[7](P206)。每个构造绝妙的社会都隐藏着类似泥潭，人的道德失足往往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巨大的吸吮力令你无法自主，这种力量增强了个体对道德挫折的恐惧感，以至于成为自身的奴隶。如何摆脱这种恶的“吸吮力”，提高个体的道德自主能力，使自己获得真正的道德主体地位，取得主动权，除了要清醒地面对以外，还要采取审慎的态度去认识问题。没有置身事外以旁观者角度的冷静观察，正视自己的道德失误，就无法把握问题的实质，获得对道德行为的正确判断，并从中完全摆脱出来。努力避免这种泥潭的后果是审慎的主要任务。当代各种应用伦理学的蓬勃兴起，道德向诸多学科“肌体”内部渗透，既标志道德学术事业的不断繁荣，也警示人类对道德危机和反思生活之必要性的认识。审慎关注技术和工业进步对人自身的影响，由此拉开了人类道德生活自救的序幕。

审慎是防范道德风险，提高道德预警能力的需要。历史进入后现代，“占居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8](P7)。这些风险既可能在我们身边，也可能来自与我们生活并无直接联系的、遥远的他者。风险的增长支配着审慎指数的增长。审慎对待道德风险并加以理性思考，探究各种风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增强人类的道德预警意识，包括道德系统风险存在意识、对风险的关注和系统分析，以及对不良后果的预先把握。道德在本质上维护人类存在的尊严和意义，当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日益构成人类本质的时候，威胁和风险则意味从道德上对人类本质的摧毁。当然，防范风险不等于消除风险，道德风险更多以潜在形式发生，表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全球化的结果不是加剧了个体风险，而是导致个体风险以系统风险的形式表现出来。风险的反面是人类对自身的高度责任感。只有人类才能成为责任的道德主体。

人类应当携起手来共同行动，以共同体身份仔细审视每一种实践活动，考察种种文明背后的不良预兆、发展趋势及引发的不同后果，对此进行认真充分的道德评价，以谨慎乐观的态度审视人类道德前景，自觉担当起全人类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清醒和理智地面对、审慎地思考判断，也许是人类获得救赎的惟一希望。“我们必须维持着一种随时警惕的状态，不断监测着我们的局势，在伦理上不断为我们的行为重新定向，不断明确地表白并修改我们的基本承诺。”[9](P61)人类不需要救世主出现，人类自己就是自身的救世主。在这方面，审慎道德也许能发挥一些作用。

[参考文献]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万俊人，吴海针，王今一译.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5][法]安德列·孔特—斯蓬维尔著，吴岳添译.小爱大德:人类的18种美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杨渝东，史建华译.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道德维度范文篇4

关键词：新时代；公民道德；理性自觉；维度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推进。认知自觉，实践自觉，价值锤炼自觉，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进程中必须深入把握的三个维度。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不断合力完善的过程。

一、向上向善的认知维度

（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传统观念认知：向上的追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认知维度是理性自觉的前提。传统观念的认知是浅层次的，公民道德建设传统意义上是推动人积极向上的追求。正所谓：“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观念认知定位也会出没与穿梭在进步与保守的二维空间之中。”[1]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建立在对传统观念认知的基础上的理性自觉。当然，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积极的向上的追求过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观念的内在超越与超脱。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也是构建进步的认知观念。从本质上来讲，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与思想道德规范，对公民施加正面影响，以提高公民道德认知、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品质、确立道德信仰、铸成道德行为，从而将社会的外在的道德需求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再外化为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活动或行为。积极向上是促进人向前进步的一种状态，一种优良的精神风貌和积极的心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旨趣就是让每一位公民拥有奋发有为、积极拼搏的自信状态。（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性自觉的认知：向善的诉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向善的诉求是人们对道德建设的理性认知，超越了传统观念上的认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质上就是公民向善的过程。公民道德是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中心，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道德信念、价值旨趣、行为规范等基本要求。不管是社会公德，还是职业道德，也包含家庭美德，都是为了促进每一位公民努力向善、求善、行善与追善。

二、积善成德的实践维度

（一）积善成德贵在过程坚持的实践维度。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关键在于践行。然而，公民道德建设的历程，对于个人来说就是积善成德的曲折过程，首先明确应当与非应当、好与歹、善与恶、是与非的伦理观。通过长期积累善行或美德，使其达到巩固和强化，真正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积善成德主要强化道德修养的日积月累。成就理想的人格靠“积”，完善道德修养靠“累”。新时代公民在道德建设方面应该注重平时的坚持不懈，孜孜不倦的努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更应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坚持、坚持、再坚持，重视积善成德的实践过程，才能不断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道德素养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公民思想政治素质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优秀的公共生活交往的社会公德、行业内交往的职业道德、家庭生活交往的家庭美德与日益进步的个人品德等。公民道德建设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情，是经过艰辛的实践的历程。要使道德规范转化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和行动。（二）强调道德修养注重道德践履的实践维度。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理所当然要更加注重道德践履。新时代公民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要坚持和践履奋发向上、切实践行、修身养性。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使已经确立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转化为公民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实践，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形成完善的道德人格。德行贵在于恒。这个“恒”是坚持不懈。道德修养在于坚持不懈地践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强调道德修养、注重道德践履是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必然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渗透到各族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已经深入到全民族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中。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公民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注重道德践履，发展新时代的道德内涵。推进公民道德修养的形成，促进每一位公民的全面发展。

三、锤炼高尚道德品格的价值维度

（一）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的价值取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会促使公民形成正确的判断能力。道德建设的基本价值是促使人们树立和形成正确的道德判断标准。尤其在新时代，面对世界深刻复杂的变化，公民要增强道德判断能力，新时代公民道德的底线要求公民学会理性辨析，明辨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等最基本的道德及行为规范。强调：“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2]。新时代公民理性自觉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理性自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趋势。新时代公民树立正确的道德判断标准，就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看待道德。其一，要客观评判古代传统道德观和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道德观进步性与局限性，关键要清醒认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不合理性。其二，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所具有的历史跨越性、时代进步性，逐步建立马克思主义进步的、先进的、科学的道德判断标准。新时代公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对道德进行评判和鉴别，逐步增强道德践行能力。新时代公民道德集中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精髓和基本规则，是全社会最根本的道德诉求和道德规范，是每个公民遵循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公民道德建设是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内容，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二）激发公民道德情操的价值取向。新时代公民在道德修养中激发正向的道德情操，也就是要走近真善美，抵御假恶丑，体验道德的愉悦，追求高尚的快乐。通过对美德的尊崇，真正把外在的社会公德规范内化为心悦诚服的道德自律。所谓“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大家搭把手，出份力，社会将变得更加美好”[3]。由于公民道德主要依靠公民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系，是一种非强制性规范，强调潜移默化、自觉领悟和生活践履，因而其机理重在内省、养成和自律。良好的道德水平对公民个体优秀的政治品质、思想素养、法纪意识和心理品质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引领和提升作用。新时代公民应当在现实工作、生活中积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激发正能量，陶冶道德情操。在求真的过程中，也要求善，也要追求美；在求善的过程中，同时尊重客观世界，遵守客观规律，做事、办事符合社会实际情况，主观符合客观，做到“真”。归根结底，做到真善美的统一。（三）明晰道德信念的价值取向。道德修养关键在于对道德信念的坚守。新时代公民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务必克服知而不行的现象，也就是说，尽管掌握了很多道德知识，却没有体现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上，仅仅停留在道德感受和认知的层面，没有形成道德行为，更谈不到道德信念。道德信念是人们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确立对某种道德行为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新时代公民需要明白“从善如登”的深刻道理，磨炼道德意志，坚定道德信念，学会克服学习、生活、交往、成长中的各种困难和挫折，远离干扰、避免懈怠、战胜诱惑，在砥砺中前行，在奋斗中进取，并做到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从而成就高尚的道德品格。新时代的公民，要有为国家民族奋斗、为人类事业献身的情怀和担当，不懈追求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信念和高尚道德境界。一个真正“善”的人，是要求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行善避恶，而不仅仅是希望和准备行善避恶。道德信念转化为道德行为是对道德的一种践行，新时代公民只有把道德信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完成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素养，推进每一位公民全面发展。

四、小结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再到道德信念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从认知维度、实践维度、价值维度三个自觉的理性维度，才能自觉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本质内涵，才能自觉践履积善成德的过程，才能彰显锤炼道德品格的价值。也只有从三个自觉的理性维度出发进行研究、落实与践行，才能真正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程，才能推动每一位公民全面发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出发，依据新时代公民特点，不断积极、理性地自觉认知向上向善、理性自觉践行积善成德和理性自觉锤炼高尚道德品格价值这三个维度，真正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真正推动人又好又快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军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哲学逻辑:生成根基、观念认知与价值关怀[J].山东社会科学，2019（8）：15-16.

[2].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7-138.

道德维度范文篇5

论文摘要：参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社会发展情势，笔者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全新的德育发展场域，对其危害性的判断是一个扩展的社会发展症候，对其立场的选择是一个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中国化维度，对其实行治理的依据是一个可尝试建构的原则框架，并基于实践层面提出系列建议。

一、网络社会:一个全新的德育发展场域

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是继语言、印刷、无线电广播、电影和电视之后人类信息传播技术的又一重大革命，它标志着21世纪人类信息时代的来临。发展至今的互联网技术，正如美国学者戴维·莫谢拉所描述:"80年代的信息技术(IT)产业从主机转向个人电脑(PC)，现在个人电脑时代也正在让位于日益围绕全球网络基础结构的一门产业。”个人电脑使我们实现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的数字化，而基于个人电脑之上的全球信息化网络建设更是将人们带人了遐想无限的异度空间。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调查表明，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人数达10300万，其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人数占15.8%,18~24岁占37.7%,25~30岁占17.4%。青年学生是网络时代的主角，在近40%的网络群体中，大学生又是主角的中心。大学生是社会重要的知识群体和未来祖国发展的核心力量，显然，开展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符合时代要求。

二、危害判断:一个扩展的社会发展症候

从理论和纯粹的视角来看，现实中的道德是网络道德的延伸，以网络为手段进行的活动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但基于网络道德的特殊属性，即全球性、开放性、自由性、虚拟性、非人性化，网络道德又与现实道德相差甚远。网络道德的特殊属性带给大学生群体的冲击大致表现为:有的大学生沉溺于网上聊天、网上游戏，从而导致成绩下降;有的沉溺在虚拟世界中，搞网恋;有的则为成为黑客，用各种手段破坏公共网络的正常运转;不健康内容充斥着网上最热、最活跃的聊天室和BBS;有的沉迷于色情网站，不能自拔……凡此种种将使大学生人格发展错位，严重弱化大学生个体社会化进程，导致大学生道德自律性弱化或丧失。网络道德的失范行为，至少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及社会稳定，导致人类知识匾乏，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干扰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与效果。

三、立场选择:一个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中国化维度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听任网络社会的道德无序状况，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计算机网络发达的国家，都不能游离于网络国际管理和合作之外。哈贝马斯认为，行使内部统治的结构和维护国家政权抵御外部敌人的结构再次发生变化，是由新的技术和战略的客观规律性推动的，而知识是一切事物的放大器，是未来力量变移的关键，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全世界正在进行一场大战来夺取对知识和通讯手段的控制。网络自身禀赋着全球意识形态传播工具的意义，是少数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例如，学生在了解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其他一切有益知识和文化的同时，难免会受到西方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大学生如何选择网络道德教育的立场?学校如何建构一个基于全球化视野的网络德育的中国化维度?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1)大学生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反动的思想。(2)必须旗帜鲜明地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人，将“八荣八耻”摆在教书育人和院校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提高大学生德育效果和高教人才培养质量，还要将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教书育人和网络信息传播全过程，努力形成教育合力。(3)提高大学生网络信息辨别能力，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成立大学生网络中心或大学生BBS等传播工具体系，支持大学生设计制作网页或网站，增强网络道德教育的实践性(校本化)，优化校园网络。

四、治理依据:一个尝试建构的原则框架

在治理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问题上，应当重视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较为一致的网络伦理标准。因此，大学生网络道德的公共原则框架建设势在必行。要坚持以下原则:

1.自由性。自由是网络的本质，在网络社会，行为主体有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自由，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对此进行干涉。与此同时，个体的自由又需符合网络规范，依从公共利益标准，体现相对自由的维度特征。

2.公正性。公正是对每一个社会组织的内在要求，网络主体都应当平等被对待，并平等享有权利和义务，应当对每一个体实行统一价值衡定标准。

3.自主性。自主性的内涵首先是网络主体在不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前提下，有权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活动原则，其次是要求主体对其他主体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同样的尊重。

4.人文性。“以人为本”充分表达了网络社会大学生的需要和利益，概括反映了大学生共同追求的基本价值，人文主义标志着大学生的主体性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5.兼容性。大学生网络主体应符合某种一致的、互相认同的社会普遍网络规范标准，大学生网络行为应当被整个社会网络体系所兼容，最终实现大学生网络交际的行为规范化、语言互通化和交流无障碍化。

五、实施策略:一个基于实践层面的系列建议

基于实践层面的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中国化维度与治理原则的实现，需要政府、学校、社会、个人互动式发展，构造健康进取的共同体，努力打造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中的中国化健康文化。

1.政府要加强管理工作。要加强网络监控、管理和立法，广泛深人开展互联网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倡导网络道德，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有害信息的侵蚀。

2.要革新途径方式和内容。要加大对网络的人力、物力、财力投人，建立完善网络宣传机构，大力开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网络教育资源，扶持健康时尚文化，宣传文化经典，提高大学生网民的心理素质。要培养大学生网民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其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提高其政治敏感度和鉴别力。

3.要创新网络控制技术。对网络信息人口要进行技术筛选，把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影响高教改革与发展的信息过滤出去，及时了解网络信息，对有害的信息进行“扫描”“杀毒”，对不符合规定和制度的内容进行删节限制，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要及时制止，从技术上维护网规网法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4.要改革校本化的网络教育机制。要建立健全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领导机制，形成校、院、系三级领导的机制，并制定网络管理的规章制度和符合大学生特点的道德教育的系统规划，努力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道德教育队伍。

道德维度范文篇6

大学生网络道德与网络偏差行为的一般情况分析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网络道德量表上，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女生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在网络偏差行为量表上，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男生的得分均高于女生。以专业为分组变量，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网络道德量表上，网络道德总分、网络道德认知维度和网络道德情感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网络道德意向维度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且文科的学生得分高于理科。在网络偏差行为量表上，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且理科学生的得分均高于文科学生。以年级为分组变量，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网络道德量表上，网络道德认知维度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而量表总分、网络道德情感和网络道德意向维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经LSD检验发现，在对良好行为的积极情感和网络道德意向维度上，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均显著优于大四的学生［1］。在网络偏差行为量表上，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都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经LSD检验发现，在网上过激行为、网上色情行为，网上欺骗行为三个维度上，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

大学生网络道德与网络偏差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网络道德量表和网络偏差行为量表各维度做Pearson相关分析（表1），结果表明，大学生网络道德各维度与网络偏差行为各维度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2］。这表明，女生更容易遵守网络道德，受到网络道德约束的可能性更大，而男生更容易脱离网络道德的约束，做出一系列偏差行为，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与别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更高。这可能与性格和压力有关［3］。男生更加的张扬，更喜欢去挑战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道德维度范文篇7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素养；应然分析；实然分析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辅导员素养结构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保障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素养的应然分析

笔者认为，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的素养结构应该是价值、能力、知识三个维度相统一的“三维结构”。

1．价值维度素养

价值维度素养是高校辅导员素养结构中的“核心素养”，也是高校辅导员素养结构中相对隐性的素养形态。它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的素养。思想政治素养可分为四个层面：首先，要求辅导员具有一定的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知识；其次，要求辅导员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较强的政治敏感性；第三，要求辅导员具有远大的人生理想和崇高的人生追求；第四，要求辅导员对是非、善恶、美丑和各种人际关系等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高校辅导员的道德品质素养则从以下六个方面得到体现：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评价、道德行为方式、道德行为习惯等。道德认识是高校辅导员对品德规范及其意义的认识；道德情感是高校辅导员用一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自己或他人的道德言行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道德意志是高校辅导员在实践中按照道德规范进行行动抉择、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和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力；道德评价是高校辅导员用已经内化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对自己或他人在教育活动过程中的言行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的活动；道德行为方式是高校辅导员道德活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技巧；道德行为习惯则指高校辅导员无需外在监督即可自动实现的道德行为经过反复强化而固化的行为习惯[1]。

2．能力维度素养

能力维度素养包括组织管理、沟通、创新、心理教育四方面的能力。(1)组织管理能力包括组织、管理两个方面：其中组织能力可细分为指挥能力、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可细分为基层组织管理能力、制度管理能力和行为管理能力[2]。(2)沟通能力：沟通是辅导员把学生组织起来实现共同目标的手段，是辅导员激励学生、实现引导职能的基本途径。良好的沟通能力有助于有针对性地解决工作实践中学生所引发的各种问题。(3)创新能力：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客观上要求高校辅导员在工作实践中能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使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辅导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以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3]。(4)心理教育能力：主要指辅导员应该具有开展心理素质培养、进行心理问题疏导和心理疾病防治的能力。

3．知识维度素养

知识维度素养表现为四个方面内容：(1)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素养：思想政治教育素养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直接相关，是辅导员知识维度素养的核心。(2)现代管理学知识素养：辅导员事务性管理工作的特点决定了辅导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管理学知识。具备一定的现代管理学知识是提升辅导员组织管理能力的基础[4]。(3)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素养：辅导员的心理教育能力是建立在相关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基础上的。高校辅导员具备一定的心理学、教育学素养有利于准确地把握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更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及时发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并给予有效的疏导；有利于调节自身的工作情绪，克服心理焦虑和职业倦怠。(4)

法律知识素养：法制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辅导员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才能正确地引导大学生知法、守法、用法，才能在法律框架下正确地处理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综上所述，从应然的角度来看，高校辅导员的素养结构是一个由价值维度素养、能力维度素养和知识维度素养构成的“三维”结构。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能力维度素养与知识维度素养关系密切，而价值维度素养与知识维度素养的关联程度相对较低。

二、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素养的实然分析

1．价值维度素养的实然分析

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发展，辅导员的价值维度素养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坚定的政治方向，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辅导员队伍的价值维度素养整体较高，基本适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我们调查、走访了5个城市20所高校的主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辅导员绩效考核的中层领导，结果表明，有15位中层领导对目前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素养“很满意”，占75%；3位持“比较满意”态度，占15%；2位选择“不太满意”，占10%。另外，其他人的相关调查也基本支持这一结论。文婷曾于2006年4月以“当前高校辅导员队伍状况”为主题对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二期全国高校班主任、辅导员骨干培训班的200名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179人认为目前辅导员队伍在“为人师表”方面表现“良好”或“较好”，即有89.5%的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5]。

同时，我们还从学生和教师的评价角度对辅导员素养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和教师对辅导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素养评价较高：学生有77%选择了“高”或“较高”；教师则有83.5%选择了“高”或“较高”。

笔者认为，辅导员价值维度素养整体较高可能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首先，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新时期辅导员队伍主要来源于大学生群体，其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素养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得到良好的熏陶与培养。其次，高校在引进和考核辅导员时，比较重视价值维度素养的考察，在源头上保证了辅导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素养。再次，高校及相关部门重视在职辅导员价值维度素养的培养。我们对长沙河西几所高校的辅导员的调查表明，85.6%的辅导员认为他们在职期间所接受的最多的是价值维度素养的培训。2．能力维度素养的实然分析

与价值维度素养比较而言，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能力维度素养还存在不少缺失，尚待进一步提升。武增勇曾对上海松江大学城136名辅导员进行过一项调查，在回答“您认为辅导员哪些方面的能力有待加强”时，60.7%的人选择了组织协调能力，57.4%的人选择了心理调适能力，55.7%的人选择了创新与科研能力，45.9%的人选择了行政和党务工作能力，43.4%的人选择了人际交往能力[6]。这一调查结果表明，目前辅导员队伍对自身能力的满意程度并不高。

从我们对20所高校主管辅导员工作的中层领导的调查走访来看，仅有5位对辅导员能力维度素养“很满意”，仅占25%；11位对辅导员能力维度素养表示“比较满意”，占55%；还有4位对辅导员能力维度素养表示“不太满意”，占20%。在能力维度素养中，有7位中层领导认为辅导员的“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尤其在工作思路、工作方法等方面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另有5位中层领导对辅导员队伍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心理教育能力”不太满意。另外，我们对学生的调查也反映出辅导员能力素养的缺失，42%的学生对辅导员组织的各类活动“不太满意”，近半数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组织的活动“没有新意”，另有近3成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的“沟通能力”需要提高，35%的学生对辅导员的“心理教育能力”不满意，认为辅导员对学生群体中的心理困惑缺乏敏感性，解决学生心理障碍的能力需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目前辅导员队伍的能力维度素养还不能充分适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要求，其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心理教育能力等具体能力素养都需进一步提升。

造成这一维度素养的缺失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教育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倾向，导致辅导员队伍的能力维度素养“先天不足”；第二，高校辅导员在职期间能力维度素养的培训与提升不够，导致辅导员队伍能力维度素养“后天失调”。

3．知识维度素养的实然分析

高校辅导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力军，要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懂得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与规律，并且要求将理论知识合理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大学生解惑释疑[7]。这就对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提出了不同于一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从现状来看，目前多数高校辅导员知识储备不够，知识维度素养有待提高。从我们对长沙河西的3所本科院校近500名大学生的调查来看，在选择回答“辅导员知识维度素养状况”时，有28%的学生认为辅导员的“知识较陈旧，知识面较狭窄”，30.7%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辅导员老师“缺乏管理学知识”，还有27.3%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辅导员老师“心理学教育学素养不够”。整体来看，对辅导员知识素养给予了积极评价的学生不足20%。

另外，我们对辅导员本身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表明，42%的辅导员对自身的知识维度素养“不满意”，他们或认为自身“知识不够全面”，或认为自己“不能很好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对自身知识维度素养表示“基本满意”或“完全满意”的辅导员不足3成。彭庆红的相关调查研究也有力地佐证了我们的结论，其研究表明，与管理能力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比较而言，辅导员“对专业知识素质的重要程度评价相对位置低一些，但是他们认为自身这方面的素质最需要提升”，换言之，辅导员“在这方面的素质与环境变化的不适应矛盾更突出一些”[8]。

高校辅导员知识维度素养整体不尽如人意，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专业限制。目前，我国辅导员队伍建设尚未走上专业化的轨道，其专业背景呈现“多元化”态势，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特定的专业背景也导致了其知识维度素养的单一与单薄。二是培训缺失。调查表明，只有不到7%的高校辅导员认为他们在职期间接受了足够多的知识维度素养的培训。

三、高校辅导员素养的提升策略

1．进修培训

高校辅导员的培训提高工作要坚持“三结合”的原则：第一，坚持业务口径与培训内容相结合。高等学校和相关主管部门应根据辅导员素养的“三维结构”特点，制订具体培训计划，细化培训要求，加强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尤其要加强辅导员知识维度素养与能力维度素养的培训与提升。第二，坚持在职培训与脱产研修相结合。在职培训方面，可紧密结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阶段性中心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活动，平时可不定期聘请专家举办专题讲座，传播新信息，介绍新动态，拓宽和增长辅导员的视野和才干，提升辅导员各方面的素养。短期、临时的在职培训还须与较长周期（一年或半年）的脱产研修相结合，方能使辅导员的素养得到“深度提升”。第三，坚持普遍提高与重点培养相结合。高等学校应根据目前辅导员队伍状况，在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对有培养前途的辅导员，采取轮训办法，让他们脱产到有关培训机构参加研修或输送到相关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重点培养一批优秀的、有引领作用的辅导员骨干。

2．学历提升

国家应鼓励各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报考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研究生，大力提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充实到高校辅导员队伍中去，使辅导员队伍既有与学生相同或相近的专业知识背景，又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论功底和工作特长，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于在职辅导员，也应鼓励其攻读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借以提高其知识水平和能力素养。

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的发展需求来看，国家可适当设立专门面向高校辅导员的“辅导员专业硕士学位”。据专家预计，到2010年全国在校大学生将达到3000万人，那么全国高校需配备的辅导员就将达到15万人。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为设置高校辅导员专业硕士学位提供了巨大的现实支持。

3．交流研讨

针对目前辅导员队伍能力维度素养和知识维度素养的缺失，各高校可针对辅导员工作定期开展相关的专题性或漫谈性交流研讨，在交流研讨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达到构建、提升辅导员素养结构的目的。关于交流研讨的形式，笔者认为两种形式必不可少：一是专家引领型研讨，即根据辅导员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某个重要课题开展交流和研讨。交流研讨由相关专家主持、引导，辅导员则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和体验展开讨论，最后由专家点评、总结。实践证明，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习途径。二是交流互助型研讨，这一类研讨可以在校内不同专业或者不同高校的辅导员之间展开。研讨内容既可以是某一阶段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中心议题，也可以是辅导员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案例，辅导员在无领导出席、无专家引导的自由、平等的沙龙式气氛中展开讨论，互提意见，以达到分享经验、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4．实践反思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实践性的特点。高校辅导员素养结构应该在“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螺旋结构中得到提升[9]。具体来说，辅导员对自身工作实践的反思有两种形式：第一，经验型反思，这种反思可以用撰写辅导员日记或周记的方式来进行。辅导员通过日记或周记记载工作实践中的点点滴滴，总结经验与心得，并做出相关的分析与反思，以指导新的工作实践。复旦大学辅导员包涵便是这种反思的典型代表与成功个案，值得广大高校辅导员学习与借鉴。第二，研究型反思，这种反思主要以科学研究，撰写科研论文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型反思是一种基于学理层面的更高层次的反思，它指辅导员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焦点为研究对象，将具体实践与理论探讨相结合。这种反思可以是经验型反思的延续与升华，但在高度与深度上都超越经验型反思，往往以得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为旨归。总之，辅导员素养结构的整体提升只有将自身工作实践与经验型反思、研究型反思相结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李红革.高校学生辅导员品德结构研究［J］.邵阳学院学报,2006,(6):25.

［2］朱正昌.以专业化、职业化为目标建设高水平辅导员队伍［J］.中国高等教育,2006,(10):19-20.

［3］操长应，等.高校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浅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4):57.

［4］李正赤.论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11):77-78.

［5］文婷.高校辅导员专业素质研究［D］.河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24.

［6］武增勇.高校辅导员专业化问题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8-19.

［7］连风宝.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J］.中国高等教育,2004,(1):44-45.

道德维度范文篇8

关键词：小学教师;师德建设;文献综述学

高为师，德高为范，“师范”二字有千钧之重。教师是否具有良好的师德是其职业是否能长远发展的“验金石”。我国对于教师师德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孔老夫子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等思想开始践行流传，时至今日依然是教师立于三尺讲台的基本准则；后有唐朝韩愈所做《师说》，“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使其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较全面地在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而在今天，对于师德建设的研究又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

一、概念研究

小学教师是履行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后方可参与教学工作。关于师德，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讲，广义的师德指教师的一切个人道德，而狭义的师德指教师及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学活动、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时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师德建设是指不同主体，例如政府、学校和教师，他们各自发挥其主体作用，使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要求教师具有以身立教的使命感，始终坚持正确的师德导向，不断加强自身道德观念的建设、提升自身内在道德修养（见表1）。

二、维度研究

对于教师职业道德的划分，目前基本上有四种分类方式，第一是“范畴维度”的师德，第二是“关系维度”的师德，第三是“层次维度”的师德，第四是“专业维度”的师德。1.范畴维度。从范畴来讲，新时代的教师道德应包括爱岗敬业、热爱学生、严谨治学、为人师表等，要求教师具备博爱、民主、公平、正义、耐心、宽容、理解等良好品质。不仅要继承我国优良的传统师德，还要紧扣时代主题，弘扬师德的民族精神，使得传统的师德诸如“有教无类”“为人师表”“诲人不倦”等能够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从而薪火相传绵延不绝。2.关系维度。所谓关系，即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家长以及教师与其他人员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的道德规范也是教师师德的重要体现。3.层次维度。一个普通教师逐渐成长为优秀教师、卓越型教师、教授型教师甚至是专家型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教师的理想信念不同，目标要求不同，对自身发展的期望不同，因此所要追求和达到的师德也各异，层层递进，直至追求更加高标的师德。4.专业维度。这一维度主要着眼点是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的专业度体现在教师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有俗语讲：“学生需要一杯水，教师就必须有一桶水。”教师必须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力才有资格担起教书育人的重担，才能不断追求更高标准的师德以完善自己的教师人格、提升个人魅力、进而促进职业的成长与发展。

三、问题研究

我国师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重名利、轻师表、缺失奉献精神、无终身学习意识等方面。教师“失德”是现下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四、策略研究

现有的研究中，关于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的策略多集中于这几个方面。在理论层面提出要完善教师职业道德的概念，在管理层面提出建立健全师德建设的领导管理机制、健全师德旳监督和激励机制。在教师自身发展层面，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强化道德辨识能力。在法律层面，指引正确舆论导向、完善教师职业道德制度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师德建设的法治化进程。在个人层面更新青年教师德育的理念、提高青年教师个人素质、提高道德自律意识（见表3）。

五、工具研究

在通过查阅、搜集关于小学教师师德的相关书籍、期刊、报纸等，我们发现，现有的关于师德建设的研究方法大多为文献法、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多以问题为线索展开，遵循从原因到策略的逻辑和规律进行研究。

六、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先后修订和颁布了四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从最初的六条职业道德到最终的六个方面的规范，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的修订都与时代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每一次修订试行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教师师德建设的发展（见表4）。

七、讨论

从以上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综述来看，多数研究都与时代相关联，这与我们做新时代“准则”背景下的小学教师师德研究的初衷是一致的，与时代背景挂钩，更能体现所做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我们也发现，国内关于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的关注点多在于教师的失德行为，对于师德建设的策略性研究还处于理论阶段，显得不“接地气”。如何高效建设小学教师师德的策略研究将是我们下一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智秋.基于教师专业标准的小学教师职前培养[J].中国教育学刊，2012

[2]李国东.加强农村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策略[J].科学咨询（教育科研），2016

[3]邓镇毅.加强小学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途径分析[J].教育现代化，2018

[4]钱晓敏.苏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职业道德的调查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8

[5]彭迪.农村中学教师师德建设研究[D].河南工业大学，2012

[6]庞雪.我国小学青年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3

[7]李煌.小学教师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D].湘潭大学，2015

[8]周新伟.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研究[D].青海师范大学，2015

[9]胡晓航，杨炎轩.教师道德成长的三大机制与策略[J].教育科学研究，2014

[10]赫兴无.新形势下中小学师德建设体系的构建[J].教学与管理，2016

道德维度范文篇9

关键词：营销道德；消费者感知风险；消费者品牌关系；消费者信任

一、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活动不断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众多领域，对公众与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加深，然而营销领域道德严重缺失的行为也层出不群。这不仅损害消费者和社会长远的利益，而且破坏市场经济以公平为竞争基础形成的秩序。20世纪60年代，营销道德被西方学者觉察，但是在我国，营销道德的研究相对较少。品牌关系质量是衡量消费者和品牌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Price和Mould（1999）认为，在服务提供者致力于与消费者建立良好关系时，消费者将会信任其行为，并容易产生较高的顾客满意度。即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的品牌关系质量越高，消费者便越对企业充满信任感，感知风险随之降低。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姚作为（2005）和张晓路（2009）虽都对品牌关系质量与消费者感知风险之间的关系有多涉及，但姚作为（2005）对品牌关系质量的研究比较单一，没有深入划分各具体维度，张晓路（2009）较笼统对品牌关系质量维度中介作用研究几乎空白。综上所述，营销道德、消费者感知风险和品牌关系质量三者之间存在相互的作用，但以品牌关系质量为中介变量来系统地分析营销道德和消费者感知风险关系研究很少。本文通过营销道德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研究，探讨企业处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以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使企业能更好的解决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的营销道德。

二、文献综述

1.消费者感知价值与品牌资产关系的研究。Shimp、Chen、Bearden（1982）、Agarwal、Dubinsky（2003）和Teas（2004）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感知的产品品质与其感知风险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品牌的名称、企业的声誉等营销元素通常被消费者作为降低自身感知风险的重要的依据。Dawar和Parker（1994）通过研究也发现，品牌声誉对消费者的最终购买决策具有重要影响。Heiman和Muller（1996）认为，良好的品牌声誉有利于口碑传播并降低消费者自身的感知风险。Mitchell、Greatorex（1993）和Assael(1998)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自己所熟悉的或者知名度较高、企业品牌形象较佳的产品时所感知的风险，相较于购买比较陌生的或无名气产品要小很多。2.营销道德对消费者认同的影响研究。消费者感知风险会受到消费者自身条件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知识水平等，性别和职业对消费者感知风险也有影响，比如女性要比男性、职业稳定的要比职业不稳定的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更加敏感。除此之外，消费者感知风险还会受到企业因素的影响，如企业规模的大小、品牌声誉、产品或服务质量、口碑效应等因素对消费者感知风险都有负向的影响，价格水平与消费者感知风险呈现正向相关关系。Peter和Ryan（1976）等学者认为，产品其类型影响不显著时，消费者消费不同的产品时，感知风险实质上是有一些差异的。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高，其感知价值就会越低，购买意愿和满意度也会越低，重复购买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研究模型与假设

道德维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四维度；思政课；感恩教育；创新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学校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因此，弄清楚感恩教育内在包含的关系，搞明白实施感恩教育的重点，知晓思政课感恩教育的关键是贯彻和落实好意见及讲话精神的重要基础。感恩教育内在包含四个维度，深入理解该四维度对思政课感恩教育的开展及其创新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感恩教育的四维度

感恩教育内容丰富，意义重大，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内在包含了历史的发展、现实的价值、逻辑的推演和实践的策略等四个维度。1.历史维度。感恩教育并非无本之源，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之源。感恩教育尊源头、重现实、明方向，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首先，孝是传统美德，做人根本，我国的孝悌伦理观倡导孝老、敬老，是中华民族对人感恩意识的基础要求。《孝经•三才》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传统孝悌伦理道德观演绎成了忠、孝、节、义。即“忠”为报君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这些报恩传统中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进行感恩教育的源和本。其次，当代对传统优秀感恩道德没能做到很好传承。当前开展感恩教育是对社会缺感恩、少报恩、失图恩氛围的清醒认识，现阶段开展感恩教育需要结合实际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感恩典范。针对当下感恩教育活动形式繁多、内容粗浅、实效参差不齐等现象，全国各教育主体乃至全社会都在实施、倡导感恩教育以期早日实现真心感恩全覆盖。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结合实际对优秀传统感恩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它需要感恩意识的真养成，更需要感恩实践的真付诸。感恩教育的实施和效果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远之计。2.现实维度。强化感恩教育是鉴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是对现实精准把握的正确决定。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各地区间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感恩祖国乃至感恩世界是促进经济更好全球化的重要依托。中国是促进和实现世界和谐的重要参与者、是提供中国方案解决世界共同难题的重要贡献者，但感恩世界发展大融合带来的成绩、感恩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意识必须时刻牢记。二是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期、社会转型的加快期，社会矛盾容易突发、社会风险易于出现，纵然面临各种问题、困难、矛盾和挑战，但国家建设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因此，感恩伟大的祖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义不容辞。三是基于党情的变化，党的执政条件优化，党员数量和结构变化，始终面临着“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1]但中国却依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得出了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5年的重要判断。为取得更大更高的成就，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加大对广大党员乃至全国人民的感恩教育顺理成章。3.逻辑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感恩教育形成了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逻辑体系。宏观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旨在要求全体公民感恩图恩报恩知恩。爱国即要担起感恩祖国之责，敬业则要学会增强感恩岗位之能，诚信需要紧守报恩社会之德，友善需要倡导知恩同胞之情。中观上，各地贯彻落实党的感恩教育理念，大力协同，积极开展跨领域感恩教育，其中不乏内容充实、形式活泼、成效显著的感恩教育活动。微观上，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各层次学校、每位公民均开展和实施了相应感恩教育。家庭提供基本人伦道德教育、学校实施德育培养计划、公民自觉践行感恩理论。4.实践维度。感恩教育需重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形式上的创新，更应重在能体现成效的行动上。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决定理论。感恩教育的实施、发展和创新应尊重实践。当前我国感恩教育在实践性上体现了针对性、可行性和示范性的有机结合。首先，国家对于各教育主体开展的感恩教育有针对性的要求。其中包括开展的内容、形式、方法、时间、场合等均有相关规定，尤其指出需要符合法律法规、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感恩教育活动。其次各级教育主体对开展感恩教育有能够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可行性追求。它们需要在以校园为主体的场所上开展感恩教育以增强和谐社会的基础、提升校园感恩文化、提高学生德育素质。最后，受教育主体对具有示范性的感恩教育有极大需求。他们不仅想成为社会、家庭所认可的道德践行模范，更想成为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智慧的积极践行者。正是有越来越多的感恩教育主客体的亲身示范、坚决实践，才逐步形成了受教育主体的主动性感恩道德实践。

二、思政课感恩教育创新的路径

感恩教育内在包含的四维度是推动思政课感恩教育实施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和理论指导。结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中华传统美德、继承发扬中国革命道德、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家庭美德和《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关培养“四有”新人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政课堂教学内容，积极推动思政课感恩教育的创新。1.课堂感恩教育需重视历史维度下的连续性。感恩教育尊源头、重现实、明方向，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思政课中感恩教育要充分重视和秉持该历史维度。《诗经》中“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孟郊的慈母之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子路借米孝敬母亲；包拯辞官侍母；邓世昌以身殉国；邓小平赡养继母等体现了感恩、报恩的连续性。能否在思政课堂内容讲授上将这些感恩经典很好融入课堂教学内容中，事关思政课能否出成效，事关能否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道德模范践行者，事关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行孝敬老不仅是私人领域的私德问题，而且是关乎社会发展的公德问题，更是对接社会养老难题。[2]因此，课堂讲授内容要尊重对优秀传统感恩道德的积极坚定传播，做到珍视传承，不忘本来；又要强调对当下社会缺恩少德现象的重视，思政教师需思考这是对历史优秀感恩教育传授不足还是社会对传统的不尊重，要以红色文化教育为抓手，革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3]做到批判和引导，面向未来。在党的上报告中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大战略命题，指出我们要勇开风气之先，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课堂中还要明确对当下主流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感恩倡导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做到时常教育，期待未来。2.课堂感恩教育务必强调现实维度下感恩教育的多面性。感恩教育面临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思政课的感恩教育要积极应对这一变化。课堂中的感恩教育更应有多面性，开展感恩教育要有全球意识，更要有国家观念、党情认识。世情方面，课堂上应强调和培养学生感恩世界的意识。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这一切得益于世界提供的种种物质条件和机遇。国情方面，课堂教育应大力宣传感恩祖国之必要性。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期，面临各种问题、困难、矛盾和挑战，每个中华儿女应该时刻牢记祖国荣我荣，祖国耻我耻，感恩教育需重点强调学生的责任、担当和感恩意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更好全面发展，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党情方面，课堂内容要突出教导学生铭记党恩。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课堂感恩教育应当点出逻辑维度下感恩教育的层次性。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学习新知识能力强，融入快节奏社会速度快，思政课堂感恩教育若只是简单肤浅灌输，不懂得、不分析学情，恐要丢掉思政教育的根本，学生亦会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高校思政课堂感恩教育要有严密的逻辑体系，需从宏观、中观、微观上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感恩教育。既要符合新时代特点、国家要求，又要符合学生变化、社会之责，还要聚合家庭能量、学校之力。宏观上务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继续坚持以德治国和坚定弘扬、倡导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内容，课堂中要结合实际从国家高度启发学生的感恩意识；中观上开展教师和学生参与考察兄弟省市、地区、院校的感恩教育活动，对其新内容、新模式、新方法领会学习，随后结合自身校情、学情为我所用，充分利用全国高校思政经费和各校思政课专项经费，多申报、多考察、多实践、多学习；微观上积极联系学生家庭成员、主动联络各地各层次高校，开展家庭走访、高校联合开展大型感恩教育活动等。4.课堂感恩教育突出强化实践维度下感恩教育的实践性。感恩教育内在包含的实践维度要求感恩教育需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示范性，因此，思政课堂感恩教育贵在能拿出真实践方案，能出高成效。实现针对性，思政课堂教育需对不同学生实行针对性教育。感恩意识强，懂感恩、会报恩的同学要强化他的报恩、图恩践行之能，比如：我院开展的去敬老院与老人进行心理交流和拓展实践方式，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为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对那些感恩意识淡薄，知感恩不施恩的同学要教导他需化理论为实践，将感恩之情转为报恩之行，比如：我院开展的对涂鸦行为的教育和涂鸦的清除；而那些无感恩之心，不知恩不报恩的同学必要施之以压力，劝诫其要有感恩之责，懂报恩之心，责任担当意识是其未来前行的强有力保障，比如：思政教师可思考让此类学生前往监狱、法庭等场合参观、学习，使他们懂得不懂恩、报恩，报复甚至破坏社会的后果很严重。实现可行性，思政教师要重视感恩教育并非说教而要体现感恩之心化作感恩之行的具体措施，因此，日常社会感恩实践考核必是教学之重。对学生社团的指导需将感恩教育指标加入社团行为准则、规范和成绩考核中。实现示范性，要明白教师的感恩道德与实践示范作用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比直接说教更为直观、更易接受，更好出成效。在保留教师的权威与尊严之时又能以自己真挚的感情和热情的态度获得学生的认可，从而形成师生间强大的感恩意识凝聚力，最终达到思政课教育感恩的目的。因此，思政课堂的真实感恩教育不能缺，思政教师自身的感恩之心与感恩之行的统一不能少，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安排学生实践的自己带头实践，为此学生才能真切感受到课堂感恩教育理论传授可信可行，从而实现感恩报恩施恩的广泛示范效应。

三、结语

思考四维度下思政课的感恩教育贵在尊重历史，符合实际；重在突出实践，重视理论。思政课的感恩教育，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探索，最终都要归于对实践基础上感恩理论的系统性梳理与创新性发展。伽达默尔说：“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4]。源于实践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实践活动、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这就是理论对实践的超越。因此，思政课教学应当为感恩教育的理论发展提供实际素材、实践探索，为创造出更具中国特色的感恩教育理论做出重要贡献。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5]，这也是当下强调理论自信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赵庆寺.中央八项规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意蕴[J].江淮论坛，2017，(4)：58.

[2]陈保健.怎样引导青少年正确地“孝亲敬老”[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3，(5)：75.

[3]李懋君.以红色文化教育为抓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5)：125.

[4]伽达默尔.赞美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