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范文10篇

道德风险范文篇1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了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和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安全，国家金融体制中设有负责存款保险的机构，凡吸收公众存款的银行强制或自愿地以缴纳存款保险金的方式投保，当投保银行出现信用危机，特别是发生挤兑时，由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代替该破产机构在约定的限度内向存款者支付存款。

存款保险制度在提高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以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功能被公认为金融安全网的三大基本要素。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是一种事前危机防范的手段,而存款保险制度则可以补充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不足，可把银行倒闭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小。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体系的不同，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其基本目标却是相同的：（1）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尤其是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2）设立对出现严重问题或面临倒闭的银行的合理处置程序；（3）提高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保证银行体系稳定。

二、我国存款保险现状及建立显性存款保险的必要性

1、我国存款保险的现状

我国虽然没有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但一直实行了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人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国家信用的担保。这一存款保险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维持了我国居民对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确保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对经济的稳步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因其浓厚的行政色彩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

首先，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的风险和收益不相配比，银行不用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国家帮助其处理经营风险的收益,这将使银行无视风险,而从事高风险业务,以期取得高额收益。并且，存款人因存在着政府会对其存款保护的预期，而放松对银行的监督，加大银行的道德风险。因而，现行的隐性存款保护方式破坏了金融领域活动参与者的风险承担机制，不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高效、稳健运行。

其次，在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下，由于信用担保是国家、政府提供的，且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对存款人利益的保护规模，这就给予了政府一个相机抉择的空间。相对于小银行,国有大银行更有可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救助。这样，存款者在选择存款银行的时候往往会注重银行的规模，这势必造成银行存款能力的不公平竞争，抑制了新兴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

第三，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加大了财政和中央银行负担，导致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影响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政府救助问题银行,通常的办法有二：一是用财政资金偿付公众存款。但财政资金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职责，以财政资金弥补银行的支付缺口无疑会加重财政负担。二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偿还银行支付缺口。但这会造成货币超经济发行，容易导致通货膨胀，有悖于中央银行实行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目标。

因此，国家信用担保这一隐性的存款保险方式，扭曲了对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阻碍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助长了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态势。随着我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建立公开的、明晰的、设计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我国金融业深化和发展关键时刻，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金融秩序，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对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框架的构建设想

1、保险机构的设置及职能

存款保险机构应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性政策机构。从世界范围看，存款保险机构的组织模式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出资建立，二是政府和银行共同出资建立，三是银行独自出资建立。我国的金融体制正处于改革时期，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完善，许多金融机构的行为也不规范，这就决定了我国应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组建一个由人民银行负责，由政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共同出资的，非赢利性的存款保险机构，其业务活动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督。这样既可以提高存款保险机构的信誉和实力，完善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工具，又可以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

我国存款保险机构可采取复合职能模式，具备以下三个职能：(1)监管职能。存款保险机构应不定期的对各个投保银行进行检查，发现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帮助其改善经营管理。(2)援助职能。对处于困境的银行，存款保险机构可以通过对其发放紧急贷款、购买其资本、或暂时接管等方法，帮助银行摆脱困境。(3)破产接管职能。对破产的投保银行，可以采取由存款保险机构直接现金兑付的形式给付存款人存款，或者出资支持经营良好的银行对破产机构兼并收购，从而使存款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2、投保机构的范围

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大多数是以保险对象的确定以其所在空间地域为原则来界定投保机构的范围。按照这一原则，存款保险对象包括本国的银行及外国银行在本国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而不包括本国银行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虽然规模大，但是其资产质量低下，难以承担金融风险的冲击；区域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信用社规模小，经营风险十分巨大。因此存款保险对象应包括以上两大类金融机构。

3、投保标的

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初期，可以把存款保险范围限定为居民储蓄存款，其中包括活期与定期储蓄存款、定活两便存款和通知存款，这部分存款代表着大多数存款者的利益，是我国银行的主要负债，占银行全部存款负债的70%以上，对其实行了有效的保护，能维护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减轻倒闭银行的压力。至于各种形式的高息储蓄存款、大额可转让存单、企事业单位存款、同业存款以及财政性存款可暂时不纳入存款保险范围。今后随着存款保险公司理赔能力的增强，再将它们逐步归入保险范围，最后把保险范围扩大到国内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全部存款。4、投保形式

存款保险一般有强制投保和自愿投保两种形式。强制投保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使所有存款人都有可能获得一定金额的保护，其缺点是它剥夺了银行是否投保的选择权。自愿投保的缺点是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风险偏好型银行参保意愿会更强。对于我国而言，由于金融管理手段还不够健全，行业自律性比较差，如果采取自愿投保的方式，许多银行有可能为降低经营成本而不参加保险，那么存款保险制度就失去了意义。存款保险涉及到的社会公众面广，利益巨大，所以，有必要采取强制保险的方式，让所有吸收存款的境内金融机构都参加存款保险。

5、投保费率的选择

保险费率分为统一费率和差别费率两种。统一费率的优点是操作简便、易于实施，但因为其保费支付与投保银行资产风险相脱节，这种费率制容易导致银行追求高风险高收益，引发道德风险。差别费率的优点是将银行的投保成本同其资产风险状况相联系，能减少银行的逆向选择。但由于保险公司无法准确地把握投保银行面临的风险，这种方法的实务操作困难较大。

以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实现差别费率尚需一定的过渡时间，而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先实行等级费率，依据金融机构的类型来确定其适用的保险费率。这种做法可以适当降低国有银行的投保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有关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投保的问题。而对于中小规模的金融机构，虽然保费率相对高些，但因为有了存款保险机构提供的信用担保，这些中小金融机构将可以吸收到更多的存款，因而对他们而言也是有利的。

6、保险程度

存款保险的赔偿有两种方式:全额保险和部分保险。全额保险的优点是公平、高效,其缺点是容易导致道德风险。部分保险有助于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造成银行的恐慌,因为未被保险的那部分存款还是容易会引发银行挤兑现象,不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

针对目前我国储蓄存款的现状，秉着保护小额存款、稳定金融市场的原则，我们可以采用部分保险、共同担保的方式保护中小储户的利益。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有效保护小额存款者利益同时又不增加银行道德风险的最佳额度作为存款保险的最高全额赔付额。例如，如果将最高全额理赔度定为10万元，则在这一额度内给予100%的赔偿，超过10万的增加额按递减比例赔偿。这种全额赔付与部分赔付相结合的方式，既可保护广大中小储户的利益，又能促使存款大户监督银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从外部督促银行业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增强银行的竞争力，促使其稳健经营。

7、保险方案的资金来源及运用

存款保险机构必须有足额的支付能力来维护其信誉，这就要求其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我国的存款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可包括:(1)资本金。我国存款保险机构的注册资本金可通过股份形式筹集，包括:财政拨款、中央银行、发改委和所有投保金融机构按一定比例认购股份。(2)保费收入。这是存款保险机构最稳定的收入，也是保险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费率应根据公平合理、共同分担的原则制定。(3)保险基金投资收益。为了保证保险基金的安全，其只能投资于风险小的项目，如国库券等。(4)特别融资。在存款保险公司遇到特别风险时，应赋予其向财政、中央银行或社会公众融资的权利，以保证其不至于因一时大量的存款赔偿支付而出现资金困难的状况。

存款保险公司的资金应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1)存款保险赔付；(2)对经营困难的投保银行提供资金支持；(3)投资低风险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

8、法律体系建设

存款保险制度宜采取先立法后组建公司的实施顺序。先立法明确存款保险公司、银行及存款人之间的责任义务关系，再通过法律来保障和落实此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存款保险公司法应包括：存款保险公司的基本运作程序、存款保险公司的组成和职能、投保范围和投保标的、存款保险费率和保险程度、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等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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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岩峰，存款保险制度的效应分析及我国的理性选择[J]，商业研究,2005(3)

[3]梁骞，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构想[J]，山东经济，2004(1)

[4]刘元等，存款保险及其国际实践经验[J]，中国金融，2003(5)

[5]谷祖莎，关于构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设想[J]，商业研究，2003(14)

[6]陈浩、舒欣，市场开发背景下的国家信用与存款保险分析[J]，北方经贸，2002(2)

道德风险范文篇2

一、我国医疗保险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保险市场的现状。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最初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是适应当时的计划经济发展的形势和需要的，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严重滞后，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更深层次和更大覆盖面的医疗服务的需求。同时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导致了很多不良的现象，所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主要标志是：确立了新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对我国医疗保险体制的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医疗保险市场的特殊性，导致我国医疗保险仍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我国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我国医疗保险市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导致的不良现象，比如：保险范围窄，社会化程度低，承保范围不足；卫生资源在地区分配上严重不合理；缺乏合理的医疗经费筹措机制和稳定的医疗费用来源；医疗资源供需双方的制约机制失控等。二是由于医疗保险市场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滋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存在扰乱了医疗保险市场的秩序，造成了医疗费用的急剧攀升和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由道德风险引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投保人过度消费；

（2）医疗服务机构的诱导消费；

（3）道德风险直接导致了医疗保险的有效供给不足；

（4）道德风险会造成投保人的次优消费和保险公司的次优保单设计，最终将使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成因道德风险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亦称道德危机，是指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将成本转嫁给了别人，从而造成了他人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来自于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事前的机会主义被称为“逆向选择”，即在达成契约之前，一方利用信息优势诱使另一方签订不利的契约。在医疗保险市场上，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后的机会主义被称为“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市场上，个体在患病后的治疗成本是不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更为重要。

利益的驱使是道德风险出现的重要原因，主流观点认为道德风险有三大基本特征：

（1）内生性特征，即风险雏形形成于经济行为者对利益与成本的内心考量和算计；

（2）牵引性特征，即风险的制造者都存在受到利益诱惑而以逐利为目的；

（3）损人利己特征，即风险制造者的风险收益都是对信息劣势一方利益的不当攫取。医疗保险的道德风险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在微观层面的表现是：医疗服务的供需双方会过度提供和过度索取医疗服务，导致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道德风险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是：医疗卫生资源使用的低效率和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会导致医疗资源的过度消耗。

二、我国医疗保险市场道德风险的主要成因是：

（一）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医疗保险市场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医疗服务是一种专家服务，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方信息垄断性，医生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等信息更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不仅由于个体搜集、处理医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信息传递的不完全和不充分，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地位。患者由于缺乏医学知识且对疾病有恐惧心理，所以对医生往往持服从态度。由此，医生处于特殊的垄断地位，使得医生有诱导需求的能力，且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医生诱导需求的能力就越强。

（二）“以药养医”的体制“。以药养医”的体制使得医疗机构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相关的关系，因此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医疗机构有动力促使医疗费用的上升。而保险机构不直接参与诊疗过程，对医疗机构的行为缺乏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患者的人，兼具服务建议者和服务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疗机构就有内在动力诱导过度需求，道德风险由此而生。

（三）“第三方支付”制度。“第三方支付”制度是指不是由参保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的支付制度。该制度使得患者在“交易”过程中感觉是“免费的”，尽管交易金额可能比较大，但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面临着零成本，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

三、医疗保险市场道德风险的控制

（一）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如前所述，诱导需求产生的根源在于医疗机构相对于患者和保险机构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这种优势表现在专业知识优势和信息不透明上。因而有必要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使保险机构能够对被保险人的诊疗过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保险机构的费用控制能力将大为提高。

（二）对医疗服务提供者采取适当的偿付方式。为了控制医疗机构的道德风险，可以采取预付制的偿付方式，预付制是指保险机构按医疗服务发生前约定的标准向医疗机构予以支付，预付制主要包括三种形式：总额预算、按人头偿付、按病种偿付。

（三）付费制度的设计。现实中对道德风险的制约主要是付费制度的设计，对于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控制可以通过成本分摊机制，使被保险人有动机来主动节约医疗开支。这种成本分担机制主要包括：设起付线，设共保率，限额保险。三种方法都是通过适度提高患者的自付比例，来提高需求的价格弹性，最终达到控制医疗服务需求道德风险的目的。

道德风险范文篇3

道德风险最早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后，主要指委托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不必为其承担责任的行为。这种情况下，道德风险常常被称为“道德败坏”。它包括事前道德风险（即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前者被称为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后者被称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广义的道德风险不仅包括狭义的道德风险，还包括由于人责任的有限性等原因导致人心理上的疏忽大意对委托人造成损失的风险行为，即心理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事故中人并不具有不道德或者违法倾向，只是由于心理上的疏忽大意导致了道德风险的发生。在这些情况下，是由于委托人不能对人的心理、行为准确了解和控制造成，所以也属于道德风险。本文研究的道德风险主要指狭义的道德风险中事后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常常被称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对于这种道德风险，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败德行为，是由于人的不诚实和不正直导致的风险事故的发生或扩大；另一种认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使委托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并不必然地反映人的道德败坏，它是经纪人最大化自身利益时所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以上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

二、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1.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定义。失业保险产生道德风险问题，最初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劳动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他们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劳动力供给行为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工作搜寻理论的出现，为经济学研究失业者的理性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是指在失业保险制度下，保险方（失业保险机构）和被保险方（参保人、失业者）两方当事人存在着信息强弱不对等关系，保险双方的其中一方失业保险机构不能观测到另外一方参保人的失业的真正原因、失业期间有无求职要求、是否积极努力地寻找工作等情况，因此处于信息的相对劣势方，而参保人在失业后成为受益方，他（或她）对自身失业原因、生活状况、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搜寻努力程度等都有全面的把握，因此被保险人处于信息的优势方。这样，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便在失业保险领域产生了。

2.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在失业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愿失业问题。失业保险道德风险中的自愿失业是指参保人因主观原因而导致失业，其目的在于获得一定数额失业保险金的行为。在失业保险制度中，失业保险机构在认定参保人失业事实时，很难准确把握失业人员是否因主观原因而导致失业的发生。部分参保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主动自愿失业，冒充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虽然失业保险金的数额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失业人员的现实需要，但失业保险金是在参保人不参加任何工作的情况下发放的，因此失业保险金对于自愿失业者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2）隐形就业问题。隐性就业是指已在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或失业保险主管部门登记为下岗或失业人员，并按期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金，但在实现再就业后未向行政主管部门及时申报就业状况及劳动收入的情况。隐性就业的大量存在不仅会造成巨额失业保险基金的流失，同时也会造成失业保险制度的低效运行。

（3）延缓就业问题。延缓就业是指失业人员在失业后由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待遇，很可能会为了享受闲暇，而降低自己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使自己处于失业状态，直到失业保险金领取到期为止。延缓就业问题在西方高福利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些国家，政府所支付给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数额是较高的，一般是按照失业人员在失业前的工资的40%-75%来支付，有的国家甚至是按照工资标准等额支付。按照这个标准，失业人员所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完全可以维持其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因此，这使得西方高福利国家的失业人员宁愿为了享受闲暇领取失业保险金而不去寻找工作，由此造成了延缓就业问题。即使在低失业保险金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失业保险金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失业保险金的获得并不需要失业人员付出劳动，失业人员仍然可以依靠失业保险金维持基本生活，因而较低的失业保险金也会促使失业人员故意延缓就业。在我国失业保险领域，主要的道德风险是由自愿失业和隐性就业导致的，而延缓就业是高福利国家失业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

三、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再加上我国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与保障劳动者福利之间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制度本身暴露出诸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失业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的规避。

1.失业保险替代率过低，平滑消费功能不足，隐性就业问题严重。失业保险替代率的高低关系到失业保险政策再分配功能和平滑消费功能的大小，失业保险金水平越高，越能平滑劳动者失业后的消费，以至于他们不会因失去工作而陷入极度贫困。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规定，具备领取失业保险金资格的失业者可以获得低于失业人员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且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具体数额由当地确定。失业保险金水平通常为最低工资的60%-80%，失业保险替代率仅为20%左右。而国际上通行的失业保险替代率为40%-75%。在我国低工资的现实情况下，现有的失业保险金水平不能较好地保障失业者本人和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平滑消费的功能也极小。过低的失业保险替代率，导致大量的隐性就业人员存在。据劳动保障部门统计，在全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大约有50%-90%的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隐性就业。另外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显示，至少80%的登记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同时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由此可见，我国失业保险金过低，导致失业保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功能极为有限，失业保险所发挥的激励再就业功能发生扭曲，隐性就业问题十分严重。

2.失业保险给付期不合理。《社会保险法》规定，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根据失业人员失业前的累计缴费时间确定，具体划分为三个档次：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计缴费时间为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参加失业保险时间越长，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越高。这一规定对于工龄较长、技能水平低的失业者和接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更倾向于接受失业保险金而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隐性就业人员，会更倾向于领取失业保险金直到期满为止。因此，我国失业保险支付期限的不合理会导致失业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3.失业保险基金再就业服务功能薄弱。我国失业保险基金不仅为失业者提供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且还为他们提供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促进其尽快实现再就业的服务。然而在有限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中，用于再就业的资金微乎其微，如2007年失业保险基金中用于再就业服务的资金仅占失业保险支出总额的10.8%，分摊到当年每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身上只有45元/月，这对提高失业人员的技能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致使失业人员认为就业服务项目对其找工作没有明显帮助，不愿意参加此类活动，造成失业者采取不正当行为躲避就业服务项目的行为发生，进一步滋生道德风险行为。

4.失业保险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由于监督和惩罚不严，道德风险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失业保险制度设计中，申请失业保险的资格条件和取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况都有明确的规定，但享受资格条件对“非自愿失业”和“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缺乏足够的、有效的监督手段和可操作的措施，致使失业保险机构无法甄别出失业者失业的真正原因，对导致道德风险的隐性就业无法及时发现。由于监督机制的缺位，停领失业保险金的限制条件“无正当理由拒绝合适工作”这一条款，很难真正实施。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审核、监督和惩罚，损害了失业保险的公平性，降低了人们对失业保险的信任度。

四、我国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

正是由于失业保险制度设计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难以规避，失业保险制度不能真正发挥其保生活、促就业、防失业的三大基本功能。为此，针对我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规避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防范措施。

1.增加决定失业保险金水平的参数，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替代率。目前我国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过低，不仅不能保证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而且还产生了隐性就业等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在制定失业保险金水平时，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失业保险替代率，切实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和再就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失业人员在失业前的工资水平、家庭负担、年龄等。在计算个人失业保险金时，应当与失业前的工资水平相联系，规定工资水平上限，超过上限的部分不缴纳失业保险费，领取失业保险金时按同一基数计算；有抚养子女和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的失业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要高于没有家庭负担的失业者。这样才能保证失业保险的公平性和持续性，减少失业保险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2.缩短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限与失业保险金的替代率相配合，可以达到减少失业保险制度中道德风险的目的。国际上失业保险待遇的平均期限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则是每年的待遇领取期限不得超过十三周。这些标准值得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下加以借鉴。只有适当缩短我国的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配合失业保险替代率的提高，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失业保险领域内普遍存在的隐性就业问题，从而使失业保险制度健康良性地发展。

道德风险范文篇4

自2007年我国首先在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和四川试点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后，我国农业保险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五年来，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累计超过了600亿元，总计向7000多万农户支付保险赔款400亿元。但在这些骄人成绩的背后却存在着虚假承保、骗保骗赔、克扣补贴等影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造成部分地区保费、赔款虚高，阻碍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的良好运行，部分农民拿不到或者拿不全应有的赔款，造成商业保险公司巨大损失、打击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业务的积极性。这些现象所反映出的是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的严重的道德风险。

二、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及其原因

通常保险中所指道德风险是由于个人的行为不端、不诚实、居心不良或有不轨企图，故意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以致引起社会财富损毁和人身伤害的风险因素。多指投保人群体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农保中所出现的道德风险，不仅包括传统的保险中的投保人的道德风险，也包括保险业务人员以及相关部门的道德风险。

（一）投保人方面出现的道德风险投保人方面所出现的道德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故意造成保险事故，其中又分故意损毁保险标的和受灾后不积极抢救保险标的。前一种主要是因为部分农民认为购买了保险没有获赔是不划算的，所以故意损毁农作物或牲畜来获取赔付，而保险公司理赔时又很难判断是否故意造成。第二种是因为部分农民认为，购买保险后出现灾害，保险公司会赔付，损失是保险公司的不是自己的，没必要去抢救保险标的。这都是因为农保知识的普及还不够。二是发生保险事故后，谎报受灾数目。例如农户为自养牲畜投保，发生瘟疫后，投保标的损失了一半，为获得更多赔款，将其他农户未投保牲畜作为自己的受灾保险标的要求赔付。保险公司很难判断哪些是承保标的，哪些不是。该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农户的诚信问题。

（二）保险业务人员的道德风险现阶段从事农保的业务人员大都是“半路出家”，致使其对业务了解不透彻，对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经验，职业素质参差不齐。农保近几年才在我国迅猛发展起来，其政策、制度还在摸索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漏洞，再加上国家为支持农保发展所提供的大量财政资金补贴的诱惑，一些保险业务人员在办理业务过程中，逐渐显现出道德问题。例如，一些农村的业务人员为了简化自己的工作，让投保人自行填制保单，既未认真地履行向投保人说明解释保险条款内容的义务，又未进行认真询问，造成理赔纠纷；又如，一些人员对农保的资金补贴起歹心，开出假保单来骗取保费，使得部分地区保费虚高和财政资金流失；甚至有业务人员伪造发生风险事故并自行领走赔付，使得保险赔付虚高，真正发生保险事故时，农户无法得到赔付。

（三）相关部门和机构的道德风险我国各级政府将补贴拨付给从事农保的保险公司。这部分补贴资金数目较大，且在保费中占比很大，一般为保费的80%。商业保险公司要开展农保业务要依靠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宣传和介绍，而一些手中捏着财政补贴资金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就趁机从中收取高额的佣金和手续费，使得补贴资金变相挪用。而一些存在腐败现象的相关部门和机构，甚至公然克扣财政补贴资金，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也损害了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的利益。

三、如何解决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

（一）加强农业保险知识宣传一部分投保农保的农户不了解保险的运作方式和各项原则、条款，误认为投保就有赔付，不知道自己的义务，也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从而造成理赔难、赔付难。所以，为促进农保的发展，防范道德风险，商业保险公司、保险机构以及保险监管部门应当联合起来加大对农保的宣传，并积极普及保险基本知识，如最大诚信原则、如实告知义务等，让更多农民认识到农保能为其提供保障，让投保农民知道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保险公司的义务以及怎样获得赔付。

道德风险范文篇5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城乡卫生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

合计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调整后的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数据来源：卫生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则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见表1）。卫生总费用的筹资渠道不外乎三种：即政府、社会和家庭。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卫生的总费用在全国的卫生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82年最高时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时的15.5%。家庭筹资却从1978年20.4%上升为2001年60.0%，并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地大幅度减少，个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相对减少对卫生事业的投资和拨款，又对集资加以限制，鼓励卫生医疗机构广开财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医药费收入与医院利益挂钩，把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这一切都具有促使卫生保健系统进入市场，或使其逐步适应商品化的倾向。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极不合理，存在极大的浪费。

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窄。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低（见表2），承保范围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为职工家属和学生提供保障，在实际运作中更没有覆盖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0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仅覆盖城镇职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81%（不包括全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过窄，造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卡多用（医疗保险卡）等中国特有的风险问题。

表2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概况

年份参保职工人数(万人)离退休人员(万人)基金收入（亿元)基金支出（亿元）参保人数占城镇就业人口%参保人数占城镇总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汇总

4、医疗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为政府制定的“以药养医”政策，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必须依靠销售药品实现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从药品的销售中获利，医务人员的收入也与开出药品价值的多少相联系。医生的工资奖金与医院的经济收入挂钩，想方设法从病人身上创收就成了医生的本能选择。部分地区出现平时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身体出现不适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去参加医疗保险，出院后就停止缴费。也是制度上的缺陷。常宁市中医院的“经济管理方案”，就是一种“以药养医”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度的存在更促使医疗机构想方设法从患者身上创收，并且这种制度并未触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声称，经济管理方案符合《劳动法》第47条和国家三部委2000年31号文件，具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7]这种“不给钱给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主管部门纵容医院乱收费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励卫生行业去讲究经济效益，财政自给，这就相对地转移开了对“预防为主”政策的关注，因为预防和保健在经济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现了整个社会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事业越来越不重视的倾向，从而给未来的健康和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湖南等地几乎灭绝的血吸虫病又有复发抬头的迹象，就是忽视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恶果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国家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风险的防范以上分析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风险给多方的利益带来了损失，是各方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约束软化而导致的一些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规的社会现象。加强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是势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风险自然应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

（一）对被保险人的防范措施

1、适当提高医疗保险自负的比例。提高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励参加保险的患者参与成本管理，监督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并防止其与医生合谋。但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劣势，医生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患者，且患者的过度消费也必须通过医生的配合才能实现[8]。由此可见，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种方法必须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民覆盖。当前，我国应取消二元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搞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治，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等级身份等歧视性的制度，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实现广覆盖。如果全社会中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中国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用别人的医疗保险卡来冒名顶替的现象。国家应强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允许“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保”的现象。

3、提高全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参加医疗保险后，参保人认为自己拥有保险，患病不需自己付医药费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会放松对自己的卫生保健工作。针对此种情况，可以采取经医疗机构诊断，因患者吸烟、酗酒等不良卫生习惯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对很少患病的参保者则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费体检等方法作为一种奖励。鼓励大家加强自我保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城市以社区、农村以村庄为单位，定期举办卫生保健知识讲座，提高人民的卫生保健意识。

（二）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患双方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行的“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务人员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效益挂钩，也推动了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部门。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者，没有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起不到监督作用。应对卫生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将医疗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保险机构，卫生部门则监督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相互之间业务往来关系，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2、行使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权。医疗保险机构要定期对病人的付费单据对照病历、处方等进行核对检查。要建立和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评审和鉴定制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企业和病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费用等有权进行监督，包括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拒绝支付医药费，索取赔偿直至解除医疗保险合同。[9]也可以参照商业保险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规定时间内，必须向医疗保险机构报案，否则，医疗费用将要被保险机构扣除一定的比例，医疗保险机构则应及时派人员到医院进行实地检查，予以核实。在患者治疗过程还应不定期进行巡查。

3、切断“以药养医”的渠道。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大药品市场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品生产结构的改革，规定医疗机构采取招标采购，提高采购的透明度避免众厂家竞相向医疗机构推销药品，暗地给付医生回扣，导致医药价格严重偏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医药分离，即医生只拥有处方权，医院只提供诊疗服务，除备有急救所需药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药品，患者凭医生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医院和医生不直接涉及药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现存的许多医疗道德风险从表面上看是医院和患者两方造成的。笔者却认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政府在体制上没有理顺，各职能部门没有负起应承担的责任而引起的。必须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

1、改革药品生产和流通模式。药品由药品生产企业流通到消费者身上时，是通过层层加价的方式进行的。我国生产药品的企业有5千多家，存在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建设多、规模小、水平低，竞争激烈，药品超额利润多数被药品经销商所赚取，企业在销售领域投入的经费过大，销售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现有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兼并，减少企业数量，提高规模生产能力。药品营销企业更有1万7千多家，同样存在小而多的现象，相互之间为生存，不断进行着恶性的竞争，经销商为了使自己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能推销出去，采取给医生药品回扣、对招标方或医疗机构的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等方式，成为医疗界的一个毒瘤。可以实行由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投标，减少中间环节。也可以采取药店直接由医疗保险机构经营，药品生产企业只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与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之间产生业务往来，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将事后按服务项目后付制改为按病种预付制。按病种预付制，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症、手术、疾病严惩程度等因素，将病人归入不同组，每个分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症和适用相似治疗方案的病例。再根据疾病轻重程度及有无合并症、并发症等将每组分为若干级，对每一组及其不同级别都制定相应的支付标准。[10]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病种预付制强化了医院降低成本的动机，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了部分医疗成本风险，同时考虑不同病种和不同医院的级别，议定各项服务的合理收费标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按病种定额预付制后，在促进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病种预付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竭力推荐的一种支付方式。

3、提高国家在卫生费用方面的投入。尽管卫生费用的总额增长较快，但卫生事业本身的发展却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且这种增长是在国家投入不断减少，个人支出不断增长，个人在卫生费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的。只要多数百姓自费就医，看病贵就永远是制度难解之痛；只要多数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不从分配制度上兑现宪法的承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提高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强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工作。国家对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忽视，也体现了这种重眼前而忽视长远的社会哲学。今天忽视了对慢性病发生和扩散的主要危险因素的预防，如吸烟、高血压、食物构成、环境污染等，今后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何况健康方面的损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银行199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状况发展下去，卫生健康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今天的3.4%增长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强预防，提高现有的医学水平和服务效率，这个比例到2030年则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仅仅是预防本身就可以把这个比例降低15%。可见预防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一种效益极高的投资，它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卫生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建议将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改为保健康复机构，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及预防知识。

六、结语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对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双重的压力。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与公平性差等问题，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应对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强化政府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后医疗保障等方面所肩负的职责。表面上看，患者、医疗机构存在的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与政策体制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只有国家改变认识，改革目前的医疗制度，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不管是从社会效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都应该更加重视医疗保健事业，应该把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行政和财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预防为主，免除后患。曾被联合国称赞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和公共卫生网是中国的长处，是中国能在短期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宝，应该保持和发扬。应该使公共卫生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群众化。当前，我国医疗保健的重点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不再仅仅是妇幼保健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再仅仅是饮食和水的卫生问题，而是综合的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健康问题。健康是人类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治疗的权利，医疗卫生服务不论从经济，还是从医疗的角度，均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理应实现全民医保，不要再让“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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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莫林浩：“收入不如门卫，医生良心的逆淘汰”，载《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27日。

[8]史文璧、黄丞：“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风险控制”，《经济问题探索》，2005第2期，第62页。

道德风险范文篇6

关键词：医疗保险；道德风险；风险防范

一、引言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

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

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

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

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

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

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

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

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

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

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

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

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

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

(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

(%)城乡卫生费用

(亿元)卫生

总费

用占

GDP%

合计政府预

算卫生

支出社会

卫生

支出个人现

金卫生

支出政府

预算

卫生

支出社会

卫生

支出个人

现金

卫生

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20036584.101116.941788.503678.6617.027.255.84150.322433.785.62

注：①本表系调整后的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

数据来源：卫生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1998年则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的短短5年，上升到了5.62%（见表1）。卫生总费用的筹资渠道不外乎三种：即政府、社会和家庭。政府财政预算中用于卫生的总费用在全国的卫生费用支出中所占比重从1982年最高时38.9%下降到2000年最低时的15.5%。家庭筹资却从1978年20.4%上升为2001年60.0%，并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地大幅度减少，个人支出自然大幅度增加。最后都表现为个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国家相对减少对卫生事业的投资和拨款，又对集资加以限制，鼓励卫生医疗机构广开财源，提高效益，采取的措施是把医药费收入与医院利益挂钩，把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这一切都具有促使卫生保健系统进入市场，或使其逐步适应商品化的倾向。医疗机构对资源的利用极不合理，存在极大的浪费。

3、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太窄。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非常低（见表2），承保范围和水平也有很大的不足。新实行的基本医疗保险也没有为职工家属和学生提供保障，在实际运作中更没有覆盖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截至2003年底，基本医疗保险仅覆盖城镇职工人口的31.10%，其所占城镇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0.81%（不包括全国农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过窄，造成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一人生病，全家吃药，一卡多用（医疗保险卡）等中国特有的风险问题。

表2

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发展概况

年份参保职工

人数

(万人)离退休人员

(万人)基金收入

（亿元)基金支出

（亿元）参保人数占城镇

就业人口%参保人数占城镇

总人口%

1994374.6025.703.202.902.011.17

1995702.6043.309.707.303.692.12

1996791.2064.5019.0016.203.972.29

19971588.90173.1022.9017.107.654.47

19981508.70369.0019.5015.606.984.51

19991509.40555.9024.5016.506.734.72

20002862.80924.20170.00124.5012.378.25

20015470.701815.20393.60244.1022.8515.16

20026925.802475.40607.80409.4027.9518.72

20037975.002927.00890.00654.0031.1020.81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汇总

4、医疗制度不完善

具体表现为政府制定的“以药养医”政策，使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必须依靠销售药品实现自己的生存，并且还要从药品的销售中获利，医务人员的收入也与开出药品价值的多少相联系。医生的工资奖金与医院的经济收入挂钩，想方设法从病人身上创收就成了医生的本能选择。部分地区出现平时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身体出现不适需要住院，就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去参加医疗保险，出院后就停止缴费。也是制度上的缺陷。

常宁市中医院的“经济管理方案”，就是一种“以药养医”政策的具体体现。这种制度的存在更促使医疗机构想方设法从患者身上创收，并且这种制度并未触犯现有的法律和政策。院方声称，经济管理方案符合《劳动法》第47条和国家三部委2000年31号文件，具有明确的政策法律依据。[7]这种“不给钱给政策”的方式已经成为主管部门纵容医院乱收费的通行方式。政府一味鼓励卫生行业去讲究经济效益，财政自给，这就相对地转移开了对“预防为主”政策的关注，因为预防和保健在经济上是不盈利的，因此出现了整个社会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事业越来越不重视的倾向，从而给未来的健康和医疗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湖南等地几乎灭绝的血吸虫病又有复发抬头的迹象，就是忽视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恶果之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国家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五、道德风险的防范

以上分析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根源，道德风险给多方的利益带来了损失，是各方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制度约束软化而导致的一些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法规的社会现象。加强对道德风险的防范也是势在必行。如何防范道德风险自然应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

（一）对被保险人的防范措施

1、适当提高医疗保险自负的比例。提高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可以鼓励参加保险的患者参与成本管理，监督医疗供方道德风险并防止其与医生合谋。但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上处于劣势，医生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力远远强于患者，且患者的过度消费也必须通过医生的配合才能实现[8]。由此可见，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此种方法必须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

2、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全民覆盖。当前，我国应取消二元社会，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搞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管治，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强化社会等级身份等歧视性的制度，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真正实现广覆盖。如果全社会中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中国特有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用别人的医疗保险卡来冒名顶替的现象。国家应强制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均应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不允许“想保就保，不想保就不保”的现象。

3、提高全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参加医疗保险后，参保人认为自己拥有保险，患病不需自己付医药费或只需支付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往往会放松对自己的卫生保健工作。针对此种情况，可以采取经医疗机构诊断，因患者吸烟、酗酒等不良卫生习惯等原因而直接引起的疾病提高自付比例或者拒保。而对很少患病的参保者则可采取降低自付比例、提供免费体检等方法作为一种奖励。鼓励大家加强自我保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城市以社区、农村以村庄为单位，定期举办卫生保健知识讲座，提高人民的卫生保健意识。

（二）医疗服务机构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患双方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现行的“以药养医”的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务人员为医院创造的经济效益挂钩，也推动了医疗机构道德风险的滋生和蔓延。

1、改革医疗服务机构的管理部门。当前我国医疗机构的管理机关是各级卫生部门，而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者，没有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起不到监督作用。应对卫生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将医疗机构的管理权交给保险机构，卫生部门则监督医疗机构和保险机构相互之间业务往来关系，对医疗机构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2、行使对医疗机构的检查权。医疗保险机构要定期对病人的付费单据对照病历、处方等进行核对检查。要建立和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评审和鉴定制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企业和病人对医院服务质量、费用等有权进行监督，包括对不合理的医疗服务拒绝支付医药费，索取赔偿直至解除医疗保险合同。[9]也可以参照商业保险的做法，即在病人住院后的规定时间内，必须向医疗保险机构报案，否则，医疗费用将要被保险机构扣除一定的比例，医疗保险机构则应及时派人员到医院进行实地检查，予以核实。在患者治疗过程还应不定期进行巡查。

3、切断“以药养医”的渠道。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大药品市场改革力度，一方面，加大医药产品生产结构的改革，规定医疗机构采取招标采购，提高采购的透明度避免众厂家竞相向医疗机构推销药品，暗地给付医生回扣，导致医药价格严重偏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医药分离，即医生只拥有处方权，医院只提供诊疗服务，除备有急救所需药品外，不能直接向患者出售药品，患者凭医生的处方在定点药店购买药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医院和医生不直接涉及药品利益，可以有效地遏制医药费用的大量增加。

（三）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

现存的许多医疗道德风险从表面上看是医院和患者两方造成的。笔者却认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政府在体制上没有理顺，各职能部门没有负起应承担的责任而引起的。必须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

1、改革药品生产和流通模式。药品由药品生产企业流通到消费者身上时，是通过层层加价的方式进行的。我国生产药品的企业有5千多家，存在药品生产企业重复建设多、规模小、水平低，竞争激烈，药品超额利润多数被药品经销商所赚取，企业在销售领域投入的经费过大，销售成本过高，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对现有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兼并，减少企业数量，提高规模生产能力。药品营销企业更有1万7千多家，同样存在小而多的现象，相互之间为生存，不断进行着恶性的竞争，经销商为了使自己的药品及医疗器械能推销出去，采取给医生药品回扣、对招标方或医疗机构的人员进行商业贿赂等方式，成为医疗界的一个毒瘤。可以实行由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参与投标，减少中间环节。也可以采取药店直接由医疗保险机构经营，药品生产企业只需要通过竞标的方式与社会医疗保险定点药店之间产生业务往来，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将事后按服务项目后付制改为按病种预付制。按病种预付制，就是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症、手术、疾病严惩程度等因素，将病人归入不同组，每个分组都代表具有相似病症和适用相似治疗方案的病例。再根据疾病轻重程度及有无合并症、并发症等将每组分为若干级，对每一组及其不同级别都制定相应的支付标准。[10]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病种预付制强化了医院降低成本的动机，使医疗服务提供者承担了部分医疗成本风险，同时考虑不同病种和不同医院的级别，议定各项服务的合理收费标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施按病种定额预付制后，在促进医院努力提高医疗服务的有效性、避免不必要的支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按病种预付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竭力推荐的一种支付方式。

3、提高国家在卫生费用方面的投入。尽管卫生费用的总额增长较快，但卫生事业本身的发展却赶不上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且这种增长是在国家投入不断减少，个人支出不断增长，个人在卫生费用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的。只要多数百姓自费就医，看病贵就永远是制度难解之痛；只要多数医院还要直接向病人赚取维持运转的费用，看病贵就是社会挥之不去的阴霾。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医疗卫生筹资机制，不从分配制度上兑现宪法的承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提高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是根本。

4、加强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工作。国家对预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忽视，也体现了这种重眼前而忽视长远的社会哲学。今天忽视了对慢性病发生和扩散的主要危险因素的预防，如吸烟、高血压、食物构成、环境污染等，今后将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何况健康方面的损失具有不可逆性。世界银行1992年的一个研究报告预测，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健康及政策状况发展下去，卫生健康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由今天的3.4%增长到2030年的24%。如果是加强预防，提高现有的医学水平和服务效率，这个比例到2030年则可以保持在10%左右；而仅仅是预防本身就可以把这个比例降低15%。可见预防对整个国民经济是一种效益极高的投资，它对中国未来的健康卫生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建议将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改为保健康复机构，为本社区的居民提供医疗保健及预防知识。

六、结语

本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进一步老龄化，对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双重的压力。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仍然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与公平性差等问题，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应对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更加有效和充分地提高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效率，同时强化政府在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后医疗保障等方面所肩负的职责。

表面上看，患者、医疗机构存在的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与政策体制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只有国家改变认识，改革目前的医疗制度，才能改变目前的状况。不管是从社会效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国家都应该更加重视医疗保健事业，应该把预防疾病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行政和财政支出固定的一部分。预防为主，免除后患。曾被联合国称赞的初级卫生保健网和公共卫生网是中国的长处，是中国能在短期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法宝，应该保持和发扬。应该使公共卫生事业制度化、规范化、群众化。当前，我国医疗保健的重点已不再是流行病和急性病，而是预防和治疗慢性病；不再仅仅是妇幼保健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不再仅仅是饮食和水的卫生问题，而是综合的环境污染和生活方式变迁所带来的健康问题。

健康是人类共同美好的追求，每一名患者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治疗的权利，医疗卫生服务不论从经济，还是从医疗的角度，均应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国家理应实现全民医保，不要再让“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只是一句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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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晓燕：“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析与控制”，《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1期，第11页。

[4]陈永升：“医疗保险中医疗供方道德风险行为分析”，《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35页。

[5]张晓燕：“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析与控制”，《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4年第1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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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史文璧、黄丞：“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风险控制”，《经济问题探索》，2005第2期，第62页。

道德风险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产生原因；三改联动

医疗保险在我国社保体系当中占据很大的地位，医疗的健康发展与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医疗领域道德风险问题的严重性，阻碍医疗保险功能的正常发挥，制约医保基金的正常运转。本文章提到的“道德风险”是指在医疗保险领域主客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而做出的一些损害他人的行为进而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改革开始的比较晚，相关的体制建设并不完善，因此我国道德风险问题尤其严重。

一、医疗领域道德风险的表现

（一）诊疗检查以及各种治疗效果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部分医生越来越看重经济利益。面对迫切需要治疗的患者，医生暂时忘记了白衣天使的职责所在。明明可以做一些常规检查就可以解决的小毛病，到了医生那里就成了需要全面检查的大隐患。单纯的追求医院的经济效益，从而忽略了病患的心理感受，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说服患者做高新仪器的检查。笔者有一次亲生经历，朋友因为崴脚去医院，医生看了一眼就让去做血检。让笔者很是无语。做体检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了解病人的病情，而不是部分医生赚钱的手段和方式。

（二）不合理的用药以及处方问题

由于现在现在药品价格要高于医疗服务的价格，导致医疗工作者和制药行业的工作者相互合作。医生通过给患者开好药、开贵药从药品销售方那里拿到回扣。对于患者来说，几块钱的药就可以解决的小感冒，却拿到手几百块钱的进口药。暂且不论药效是否一样，但价格方面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的。现在的情况是，可吃可不吃的药一定要吃。增加患者的消费。医生之间比得就是谁卖出去的药多而不是谁又解决了哪个疑难杂症。对于处方药，大多医院采取分解处方或者是限制处方金额等方式达到多收费的目的。

（三）住院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的医院不遵守规范的出入院标准，对于可以出院休养的病人却让他继续留院观察，可以在门诊部治疗的病人却鼓励他住院治疗。变相地收取病人的费用，从而套取医疗保险金。

(四）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很多措施对医院的违规收费行为进行整改，但是现在的医院收费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医院以服务成本提高增加各项收费标准，国家让调高的药品价格一定会调高，但是国家让降的药品价格却怎么都降不下来。在给病人开收据时，床位、陪伴费被巧妙地改成了治疗费或者是换药费。有的医院在最后的账单中竟然出现了数额夸张的其他费用。何为其他费用？让患者根本不清楚自己的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医疗市场的监督机构在进行规范检查时，发现有的医院自己制定收费标准。举个例子来说，手术中所需要的的各种一次性耗材本来就包含在手术价格之中，但是却被医院重新作为收费项目。同样的事情在住院部也是常见，病人住院所需的床单、必须生活用品等费用常常也被重复收费。

（五）病人的医疗费用节约意识不足

在实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职工看病是不需要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的，导致职工在看病市没有费用开销大小的概念，在医院看病时，不管自己的病情如何，一味地然让医生给自己开好点的药或者是多开点药。现在虽然出台了医疗保险制度，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有些人用自己的医保卡给家人看病，因为持卡人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他根本用不到医保卡里的钱。所以他就拿着医保卡去定点医疗机构买保健药品送给家人，更有甚者是用医保卡去药店买生活用品。

二、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形成的原因

（一）扭曲的委托———关系诱发道德风险

在医疗市场上，由于医疗产品及需求的不确定性，医生代替患者选择医疗药品，换句话说，患者把医疗产品的选择权让渡给了医生，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委托关系，这样医生成为人患者成了委托人，在医疗市场上，保险机构作为第三方支付人，其委托医生为患者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医生与医疗保险机构之间形成委托关系，保险市场成了委托人医生成为其人，医生便处于双重委托关系之中，他既是保险机构的人又是患者的人。医生则处于三方关系的枢纽地位。医生的利益与患者的利益以及保险机构的利益存在冲突，这样医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弃患者的利益，医生损害患者的行为是很难检测出来的。

（二）法制观念淡薄

目前中国医疗环境中法律机制软约束，医院声誉监管力度不足，监管缺位等问题，导致了医生道德风险的行为被检测出来的可能性很低，被起诉的概率更低。即使被发现、被起诉，惩戒力度也是严重不足。起不到对医生震慑作用，这样医生会变本加厉反而做出严重违背委托人意愿的事。

（三）信息不对称

道德风险即委托人不能准确的查觉人的行为，而且医生掌握的信息多于患者，医生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十分了解，而患者占据信息的劣势地位，再加上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足，进而只能听从医生的嘱咐。如果信息是对称的并且是全透明的，医疗市场中的主客体都能准确把握与自己有关的所有信息，道德风险问题也就不会存在，医生的行为也能被准确的察觉。

（四）存在外生随机变量

在医疗领域，每个患者的身体素质存在差异，对于同一种疾病而言，对于不同的人医生会采取不同的诊疗措施，这样第三方就无法通过诊疗结果来定位医生的服务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不同的身体素质就是一种外生随机变量。由于这些随机变量的存在，恰巧给医生的道德风险提供了一个诱惑，或者说是监管中又多了一个漏洞。

三、社会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规避措施

(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将国有医院从卫生行政部门划拨出来,由国资委发起对国有医院的存量改革。第一,国有医院属于国有资产,划归国资委管理也是理所当然。第二,真正实行管办分离。使国有医院真正独立于政府之外。为医院形成市场声誉机制奠定基础;解除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和国有医院之间的连带关系,充分的发挥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能。从根本上改变医生的附属身份,使其成为医院各个科室的所有者,将医院变成松散的科室联盟。另外积极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推行增量改革。民间资本进入时应该采取严格的资格审查,明确其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取消国有医院的评定行政级别制度,是医院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培育医院的市场声誉。目前,国有医院的声誉均来自政府，因此,医疗供方不在乎患者口碑。正是这种行政级别评定制度歪曲了医疗供方声誉机制。放松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管制。这样做不仅可以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同时也能有效的形成医疗市场声誉机制。只有医院的声誉在市场上具有了价值。医院才有动力积极树立市场声誉,而医疗服务的价格便能通过市场供求之间的博弈达到均衡状态。

(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医疗保险机构具有强大的信息功能和谈判功能。从理论上讲,医疗保险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比市场上任何单独的个体都具有强大的谈判功能，包括搜集信息功能、和震慑能力,可以有足够的力量与医院进行博弈，解决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规制医疗供给方的道德风险,积极鼓励医疗供方市场声誉机制的树立,降低诊疗费用,这种状况在中国还不太理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是通过建立机制来激励医疗保险机构的信息和谈判功能。基本思路是: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脱离父子关系,卫生行政部门与新型医疗保险机构脱离父子关系,改变作为政府附属物的身份,形成参保者可以自行选择医保机构、而医保机构也可以自行选择医院的竞争状况。附属关系的存在使医保机构和政府息息相关,医院既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又缺乏内部改善的动力,只是简单履行任务,甚至可能与医疗供方合谋,丧失其信息功能和谈判功能。解除附属关系,是医保机构独立于政府之外。医保便有了生存压力,必须搜集有关医疗供方的信息,与医疗供方认真谈判。

(三)药品流通体制改革

在这三项改革之中，最重要的是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起到重要补充作用。如果前两项改革取得成功,医疗市场声誉机制和第三方购买机制就可以很容易的建立下来。药品流通领域中的价格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前两项体制改革的成功。使药品市场上具有两大谈判力量,一是医疗供给方,二是医保机构。通过在市场上正常的讨价还价将会大大降低药品原先的价格。

四、总结

道德风险在医疗领域内是非常严重的，对经济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并非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要坚持三改联动的正确方向，医疗领域最终讲走上正轨，道德风险也会得到有效的遏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一些成功的改革经验，再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正。政府应该切实采取一些积极地政策，这样我们医疗领域才能健康顺利的向前发展。

作者:靳敬敬 单位:铜陵学院

参考文献:

[1]赵曼.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约束机制与道德风险规避[J].则贸经济杂主.

道德风险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保险；道德风险；遏制策略

一、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内涵

社会保险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道德风险在社会保险领域发生的频率最高、分布最广、造成损失最大、也最难防范。它是指在建立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关系后，被保险人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做出损害保险人利益的行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阿罗就研究和首先提出了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他对道德风险这一术语的定义是“保险单背离了它本身的激励方向，并因而改变了保险公司所依赖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概率。这样，一个保险金额超出保险价值的火灾保险单可能会诱致纵火案的发生或至少能导致管理疏忽。从世界范围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是各国能否有效应对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可以说，从北欧福利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到西欧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危机；从对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是“养懒汉”制度的批评，到美国医疗保健制度运行的低效率，都与道德风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国的情况看，在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运用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道德风险或相关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迄今为止还很不充分。这种情形，使我们必须关注社会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

二、社会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表现及危害

(一)中国社会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表现

1养老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表现：企业偷逃养老金缴费；离退休人员死亡或失去享受养老金待遇资格后家属仍继续领取养老金；在不同统筹地区重复参保领取双重养老金；有的职工在临退休前几年，突然加大缴费基数，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等。另外，在养老基金管理上，表现在对基金的挪用、挤占及违规投资等。

2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表现。一是投保人滥用保险导致的道德风险。如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再如“一人保险，全家吃药”等。二是医疗保险提供方的行为引起的道德风险。如医生利用其处方权和信息优势，对患者进行“诱导消费”，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延长受保病人的住院时间，分解病人住院等。

3失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表现。。过度的福利保障也导致了失业，造成了“搭便车”的不劳而获的现象：一方面，劳动者有权接受保护，不劳动者也有权接受保护，结果出现了“养懒汉”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失业保险中，还存在着隐性就业的同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行为。

(二)中国社会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危害

1破坏了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了社会诚信水平。道德风险的存在使得原本理想的投保人与保险人及第三方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相反，各方都将对方视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这种不信任对整个社会而言形成了信任危机，增加了人际交往与社会运作的总成本。同时，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将阻碍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2导致社会保险资源过度消耗，制度运行效率低下。道德风险破坏了市场均衡，同时导致市场均衡的低效率，导致了对保险资源的过度消耗，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福利损失，使社会保险资源运用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边际收益。同时，社会保险基金在征收、运营、管理、发放和使用等多个环节出现流失，使社会保险成为国家消耗资源的漏洞，成为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沉重负担，从而使社会保险制度运转效率低下、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以致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竞争力。

3破坏社会公平，腐蚀社会风气。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形成对社会公平原则的直接挑战。同时，社会保险参与各方通过道德风险行为的套利成功，不仅会进一步刺激当事人投机取巧的倾向，体现了其本人的道德沦丧，而且对家属及子女产生示范效应，使其他人群向他们看齐，使整个社会风气被腐蚀。

社会保险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必须手段和重要方面，是通过多种方式来达到其目标的，其中最重要方式之一是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着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而社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则形成对社会公平原则的直接挑战。社会保险参与方，因其各自利益取向不同，他们通过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社会地位优势、信息优势，或者是逃避自己在社会保险中应承担的责任，或者是捞取自己在社会保险中不应得的利益，使一个旨在公平的社会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种种不公平，甚至形成养懒汉制度。

三、社会保险中道德风险的诱因分析

1道德风险根源在于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是人性在特定条件下，受利益机制驱使追求额外不合理利益的一种表现。同任何领域一样，逐利很容易使人们丧失道德准则。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尽管国家和政府是最终的责任人，但其利益主体是多元的，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当国家及其授权机构、企业和个人作为独立个体存在时，必然会产生各自的利益，各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此时的道德风险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各方只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有着直接关系。

2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由于社会保险机制的固有特性，参保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如愿获得足够的信息，这种对信息占有的不对称状况很容易被保险市场参与者所利用而产生道德风险，并导致保险市场运行的低效率，妨碍保险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越复杂，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越大，道德风险的问题就越严重。

3制度性缺陷导致道德风险。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险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还在建立过程中，制度性漏洞和发展的不确定性随处可见。首先中国目前还尚未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很不健全，即使某一方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也不会或很难使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其次还表现在监督力度的薄弱，这不仅仅表现在对制度管理者的监督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出资者和受益者的监督方面。这些基本的制度背景，也对中国社会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发生着重要影响，使社会保险领域成为道德风险的高发区。

四、遏制社会保险中道德风险的策略选择

1加快社会保险立法，增强查处力度，提高道德风险的成本和风险。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立法工作，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险中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通过法律，规定政府及其授权机构的职权范围，划定权力界限，对可能产生的违规行为制定严格的处罚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就是要做到执法必严，加大查处力度，大大地提高了道德风险的成本和风险，也有效地起到了警戒的作用，使那些正在和将来打算图谋不轨的人出于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顾虑而及时打消恶念，停止不法行为。

2设计约束与激励并重的有效机制遏制道德风险的产生。首先，应当将国家、企业、个人的责任在制度模式设计上尽可能划清，防止职责不清而出现的个人靠企业、企业靠国家现象。其次，营造一个使其理性选择的制度环境，当然也包括对其管理者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激励。再次，要加强社会监督机制的建设。一方面，要拓宽信息渠道，强化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对专门监督者的监督与激励。另外，从管理上堵塞各种漏洞，采取有效管理等，都是约束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

道德风险范文篇9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主要源于医疗组织机构，也就是医疗组织机构引导患者接受过度检验，使患者入院门槛降低，在治疗方案选取时，临床医师通过选取治疗费用较高的诊疗方案，导致过度医疗现象十分严重。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医疗资源过度使用。因社会医疗保险的费用支出主要通过第三方支付，基于此促使患者与医院在疾病治疗中，并没有处于诊疗方案“性价比”的层面加以考量，而是更加主观倾向于高昂的诊疗计划，以至于医患双方缺少费用节约意识，引发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表现在：（1）常见的挂床住院现象。即“小病”患者假住院，记录相关的住院信息，医院开具相应的病历，但是并没有真实住院，而是在家中调养，利用此种手段，获取医院在门诊无法报销部分的医疗费用。（2）分解住院现象。也就是患者还没有痊愈时，患者通过多次住院出院分解住院费用，避免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达到封顶线。（3）过度医疗检查与过度手术现象。是在患者还没有确诊的情况下，实施相关没有必要的医学检查，在治疗过程中，除去必要的医学检查，还进一步增加相应的检查项目，在医疗设备检测的情况下，促进过度手术发展。（4）过度使用药物。利用高价新特药替代常规药品，使完全可以口服药物治疗，却改成输液治疗，造成抗生素滥用，现阶段药品总使用量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第二，参保者疾病防范意识低下。没有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相比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体，缺少“积极锻炼，疾病防控”的观念，因为锻炼与防控都是需要相应的成本。结合相关数据表明，参保个人在不健康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并不显著，吸烟的概率上升0．927％、饮酒的概率增加0．096％，但是参与体育运动的概括有所降低达到6．57％，由此可见，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个人防控积极性减弱，不管是在个人角度，还是国家的角度，都会对公民体能素质带来影响。

2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原因分析

2．1不对称的信息。在医疗领域范畴中，医院掌握先进的医疗技术与医疗信息，促使自身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大多数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并不十分了解，且无法确定自身病症，如若临床医师建议患者接受相关检验与手术治疗，患者不存在相应的充分信息，自己无法判定这些诊疗技术的实际需求，只能从医院诊断中，选取相应医疗服务的质量与数目。2．2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政策。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政策“以药养医”实施以来，促使临床医师、医院组织机构的实际收入和医药费用存在正相关，药品收入作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因对于医院的投入进一步弱化，准许临床医师收入药品收入15％左右作为提成，这也促使临床医师容易引导患者选取价格高昂的药品进行治疗，导致社会医疗保险财政压力持续增加。2．3第三方费用支付形式。参社会医疗保险者的医疗费用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进行代付。社会医疗组织机构希望减少医疗费用，然而患者更希望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支付更多的医疗费用，临床医师在此环节容易站在患者的角度，也就是患者选取高付费比与最佳治疗效果，临床医师考量自身经济因素与医患关系也更加侧重于高费用治疗方案的选取。结合微经济学理论基础，编制社会医疗资源需求曲线图（如图1所示），进一步体现患者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变化情况；在没有推行第三方费用支付形式与事后报销情况下，患者考量自身的经济条件，会尽量运用便利的医疗资源，针对医疗资源的需求量用Qa表示，在费用获得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保障之后，相较于医疗费用患者将目光转向治疗效果方面，医疗价格保持不变，但患者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量也从过去的Qa发展成Qb。观察图2，体现医院针对医疗资源的供给情况，也就是在患者没有接受社会医疗保险时，医疗组织机构会出于对患者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考量，医疗资源供给量用Qc，在社会医疗机构对准患者实施保障后，社会医疗需求量也会升高至Qd。第三方支付形式的出现，容易降低临床医师与患者的节约意识，导致二者在临床治疗中，忽视对治疗费用、支付能力的考量，从而盲目选取治疗价格较高的方案计划。2．4临床医师的防御治疗计划选取。受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医疗纠纷事件，医疗事故频繁发生，较高的医疗费用使得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等情况，导致临床医师与患者的关系日益紧张化，患者容易对临床医师与科学技术有着较高的期望，以至于临床医师容易选取防御治疗方案，对自我加以保护。也就是为了让自身承担过多的治疗失败责任，而在临床治疗初期，要求患者展开全身检查，涉及在患者没有被确诊过程中，要求患者展开检验与在确诊后重复检验，治疗阶段支持与引导患者接受手术，并要求其选择费用高的药品与以期，患者也由于第三方支付的保障，乐于接受临床医师的诊疗方案，导致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发生频繁。

3规避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对策

3．1加大对医保政策的宣传力度。错误的医疗认知不仅仅存在于社会大众之中，也有少数医务工作者缺少医疗认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我国医务工作者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不完善存在联系，譬如缺少过度应用抗生素所造成的危害性认知，针对病毒感染的感冒疾病，也盲目应用抗生素治疗，使患者体内形成抗药性。为此，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大众的医疗意识，使其在思想层面中正确认识医患关系，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除此之外，通过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宣传力度，使社会大众的预防意识进一步提升，注重体育运动，避免事前道德风险的出现。3．2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检查，建立相关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制度。结合当前社会医疗保险的具体状况，遵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思想观念，学习与借鉴西方国家医疗保险立法的成功案例，积极构建符合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医疗保险法律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配套制度。运用法律政策，对社会医疗保险中医疗服务组织、参保者以及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等加以约束，降低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净化社会医疗保险环境。同时，相关监管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的检查力度，并制定有关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机制，杜绝社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对于查处的违法行为加以严惩，从实质上解决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3．3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加强对药品市场改革的力度。为了改善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问题，政府及有关管理机构应该加强对药品市场改革力度，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的监管效率，才能净化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减轻财政负担。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的监管效率，可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加强医保人才的培养。社会医疗保险中市场定位、风险预估、支付形式、保障机制以及医疗组织机构评价等工作都需要较高的专业性，组建一支掌握保险知识、医学知识、法律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团队，可保障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的监管效率，也是管控道德风险的主要方式。第二，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管。我国审计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审查组织，聘请专门的工作者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应用情况进行审查。利用定性与定量相互融合的评估方式，对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社会医疗保险定点机构的执行社会医疗保险政策、履行合约、经办服务等方面展开客观评估。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巡查、审查方式，对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组织进行书面材料报送、问卷实践、接受举报投诉等审查管理。根据评估结果，对其实施相应的惩戒措施，使出现的道德成本进一步升高。除此之外，学习与效仿日本“第三方审核制度”，制定有效的费用审核制度。日本医疗机构组织需要定期把医疗结算清单送至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社会医疗保险部门委托医疗费用支付基金组织与国民健康保险组织进行联合审核；医疗组织机构费用结算清单通过审查不存在错误之后，由社会医疗保险部门通知设立于全国各地的医疗费用支付基金组织和国民健康保险组织联合部门，向医院、诊所等地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第三，形成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险组织机构和医疗服务组织的一体化模式。此种模式主要由保险组织开设自己合约医院与招收临床医师，以便为参保者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对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加以控制，改变过去社会医疗保险“注重治疗忽视预防”的现象，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的支出。根据研究调查表明，现阶段美国医疗费用增长效率减弱，管理型社会医疗保险机制发挥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传统的社会医疗保险，可使医疗费用下降10％－20％左右。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医疗保险不断完善发展的今天，为了更好地控制道德风险的发生，需要从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与医疗组织机构入手，加大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参保者的预防意识，从而减少社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发生，并制定有关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机制，做好对社会医疗组织机构的检查工作，对于存在的道德风险加以惩处，杜绝道德风险的发生，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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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永．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与费用控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20）：240－241．

［3］田耕，黑蕴红，焦卫平，等．社会医疗保险中医方道德风险的防范与控制［J］．中国卫生产业，2018，15（32）：63－64．

［4］李志勇．试论现代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下道德风险防范与规避［J］．中外企业家，2019，651（25）：237－237．

［5］林晓宁．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防范管理［J］．人力资源管理，2018，（12）：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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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莹莹．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方道德风险问题研究［J］．社会科学（全文版），2016，（8）：06．

道德风险范文篇10

在人寿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成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保险活动信息不对称

在我国人寿保险行业中，当事人与保险公司虽然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这些合同是当事人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武器。但在签订合同同时，大多数当事人对合同中内容没有清晰的概念，有些人对合同当中专业术语和文字理解不清楚，很容易误导当事人正确理解合同内容，造成当事人不能正确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局面。保险商品具有强烈的专业性，保险合同具有内容多、术语繁杂等情况，当事人在签订相关合时，往往没有仔细阅读合同的内容，就被动的跟着保险人员进行签约活动。在整个保险签约过程中，保险工作人员熟知合同中的条款，明白各种专业术语的含义，使得保险公司在合同中占据着有利位置。一些保险公司也存在利用相关术语的专业性，误导当事人正确解读合同，损害了当事人在相关保险活动中的利益。保险活动信息不对称是保险行业中道德风险的主要成因，在人寿保险活动中也有明显体现。人寿保险工作点是人的生命健康，在相关保险合同中，专业术语的使用情况更加频繁。专业性术语加深了当事人理解相关条款难度，容易导致保险中生成道德风险。

（二）在法律上，射幸性是道德风险的主要成因

合同的射幸性是指，在保险过程中，被保险人能否获得保险金、保险人是否需要支出保险金是不确定的。在人寿保险中，当相关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高于所指出的保险金额。在人寿保险中，投保人可能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高于他所支出的保险金额，但也存在没有获得利益的可能；对于投保人而言，他所支付的保险金额可能高于他所收取的保险金，同时也有可能只收取保险费而不承担支付保险费的可能。这种理赔的风险性，导致射幸性成为道德风险的主要成因。

（三）其他方面造成道德风险的成因

在人寿保险中，道德风险成因有多方面，比如说，相关工作人员道德素质低下、保险市场恶性竞争的影响等，都会成为道德风险的成因。在现阶段保险市场中，保险公司层出不穷，保险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各种保险公司为了争夺市场，有时会采用恶意竞争的方式，最终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损坏了保险公司的业绩，逼迫保险公司采取违法手段面对相关客户的理赔要求；相关保险工作人员职业道德低下，在相关理赔方面损害当事人利益。这些方面，都是人寿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成因。

二、人寿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控制

对人寿保险中道德风险控制，是规范我国人寿保险行业的重要工作，如何进行人寿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控制，笔者通过对我国保险行业的调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明确保险内容

保险合同是当事人进行理赔的依据，针对我国投保人不能正确理解保险合同的情况，保险公司首先要做好相应的解答、分析工作。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中占据主体地位，是签订保险合同的场所，保险公司在明确保险内容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在签订保险合同之前，保险公司要详细的为当事人解读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帮助当事人解读整篇合同。保险公司也要完善相关条文，精简保险合同，降低当事人的理解难度。当事人在签订合同之前，要详细阅读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如遇到不清晰的地方，要仔细询问，确保相关当事人在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之后，相关责任人能得到相应的经济赔偿。

（二）健全相关法规

相关法规是维护保险行业发展的基础。针对保险行业中存在理赔风险，国家要加强对保险行业监管力度，维护保险行业健康发展；也要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保险行业的相关行为；保险公司也要加强自身的政策建设，及时修改自己在运营和管理上的不足，降低保险理赔的风险性。

（三）加强相关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保险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是保险行业道德风险的成因之一。培养高素质、高道德的保险工作人员是降低保险行业道德风险的重要环节。保险公司在加强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中，要加强对工作人员工作方面的监管，防止工作人员出现工作偏失的情况；要树立模范，为工作人员树立学习的目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为工作人员提供精神上的指导方向。

三、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