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国债范文10篇

储蓄国债范文篇1

首先，由于凭证式国债债权的记录和管理分散在各承销机构的基层营业网点，没有统一的发行及债权托管系统，因此，客观上形成了投资人和承销机构，承销机构和财政部之间的双重债务关系。这种双重债务关系已成为产生凭证式国债发行及管理方式中深层次问题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超发风险。由于凭证式国债债权由各承销机构自行管理，在法律地位上承销机构集“准发行者”和“债权托管者”职能于一身，债权的记录分散在各机构网点且大部分采取手工方式。因此，超发凭证式国债，借国债信誉违规筹资不仅成本低、便于操作，而且难以被发现，监管的难度很大。

特别是凭证式国债承销银行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他们资金实力不足、资金质量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仅违规超发的可能性更大，而且难以承担超发后果。在现阶段社会资金较为宽松、投资需求较弱的条件下，承销银行违规筹资的内在动力不足，超发的可能性较小，但不能排除当经济趋热、社会资金趋紧时，个别承销机构借超发凭证式国债违规筹资的可能。一旦大量发生，不仅会使国家债务规模失控，更重要的是还会破坏金融秩序，形成金融风险和国债信誉危机。

2.包销风险。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的承销是由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及邮政储汇系统为辅的40家国债承销机构负责的。在数量认购、发行和缴款方式上实际是包销，而销售剩余的凭证式国债要由承销机构被迫持有。这种发行方法的实质是政府向各承销机构摊派发行，若发行不畅，就造成了政府向各承销机构直接融资，承销机构替财政部承担了发行风险。

3.提前挤兑。由于凭证式国债存在双重债务关系，且债权的记录分散在承销机构的基层网点，财政部无法准确知道各机构提前兑取量和需要支付的兑付资金数量，因此，现行凭证式国债发行办法规定，投资者提前兑取至国债到期的资金由承销银行自行垫付。1996年以来，市场利率呈单边下行走势，投资者提前兑取凭证式国债的情况很少，但在目前利率已近低谷、预期未来利率将震荡上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承担着投资者大量提前兑取占压资金的潜在风险。如果提前兑取数量过大，还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及资金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支付能力诱发金融风险。

其次，凭证式储蓄国债在品种设计上存在不足：

1.我国凭证式储蓄国债的期限过短。理论分析和国外实践表明，储蓄国债期限应该较长。美国和加拿大储蓄国债发行期限最短为10年最长达30年。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期限一般在1—5年之间，这是因为凭证式国债提前兑取资金要由承销银行自行垫付，较长的发行期限会加大承销机构承担的提前兑取压力。这不仅使凭证式国债发行期限过短，难以满足投资者的储蓄需要。同时，由于凭证式国债发行数量较大，中短期国债发行额度绝大部分被凭证式国债占用，记账式可流通国债只能发行长期品种，致使记账式国债期限过长流动性下降。因此，凭证式国债期限过短是我国国债品种期限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2.凭证式国债的利率设计不合理。

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的利率采取固定利率，按照单利计息，通常以相同期限的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为基准。①如果期限较长，固定利率债券在利率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将产生严重问题：利率上升导致投资者大量提前兑取，财政部（目前是承销银行）将面临着巨大的提前支付大量资金的压力，给财政资金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利率下降时，财政部则无法降低借债成本。另外，投资于期限较长的固定利率债券的投资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规定的利率过低，投资者就不会认购，而利率太高，财政部又承担了不必要的高成本。近些年我国凭证式国债要么热销、要么滞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凭证式国债采用了固定利率。必须看到，我国目前的凭证式国债期限比较短，上述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如果将来发行期限长的储蓄国债，上述问题就会非常严重。采用市场力量决定的浮动利率、实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将是储蓄国债的必然选择。

3.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都以单利形式计息，到期或提前兑取时根据投

资者实际持有时间和相应的利率一次性还本付息。这种付息方式只适合于以长期价值增值为目标的投资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购买国债是为了定期（如每年）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用于将来定期支出。例如，一些人为了养老而投资储蓄国债，希望将来能每年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可是，这类按期支付利息的收入型储蓄债券在我国尚付阙如。总之，投资者对于储蓄债券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我国目前的储蓄债券品种单一，无法有效满足投资者多元化投资需求。

二、完善我国储蓄国债的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国债市场发展、防范国债管理风险以及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对储蓄国债的需求，必须尽快、彻底地解决储蓄国债存在的上述问题。为此，本文根据规范性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以及发达国家储蓄国债发行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如何改进我国的储蓄国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将储蓄国债由凭证式改为记账式。记账式国债是金融电子化的产物，发行费用少、交割方便，发行效率高，符合国债发行高效率、低成本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如果发行记账式国债，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就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各承销机构发行量和兑取金额，而且可以对所有的承销机构的储蓄国债进行统一、集中托管。储蓄国债承销机构的唯一职能就是代销，而不会成为储蓄国债的“准发行者”和“债权托管者”。这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凭证式储蓄国债中存在“超发风险”问题。

2.改进储蓄国债的发行方式和提前兑取付款方式。首先，将现行的承销机构名义上的代销、实际上的报销变为实际上的代销，解决承销机构先交款后发行、承担包销风险的问题。各承销机构代销国债的资金收入由各机构通过电子通讯系统直接划转到财政部指定的账户，并在投资者的储蓄国债账户中进行相应登记，并及时通知托管机构。其次，改变凭证式国债只能到原购买点提前兑取的办法。投资者可以到任何代销机构办理提前兑取手续。储蓄国债的兑付款项逐级划付，最后由财政部直接付款。避免代销机构在办理提前兑取业务时为财政部垫付款项的问题。当然，上述改进措施只适用于记账式储蓄国债，这也是将储蓄国债由凭证式改为记账式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合理地设计储蓄国债的品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部发行储蓄国债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个人投资者长期储蓄的需要，同时储蓄国债也是财政部可以灵活设计的融资工具。为此，应该对我国目前的凭证式储蓄国债的期限、利率设计以及付息方式进行改进。

（1）我国今后应该更多地发行长期储蓄国债。按照过去的一般经验来看，凭证式国债到期兑付资金有相当部分要转购新的凭证式国债，这说明我国储蓄国债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长期限的储蓄国债，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的储蓄国债期限过短。今后，我国应该多发行10—30年期的长期储蓄国债。当然，为了保持储蓄国债期限的连续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应该发行一些5—10年期的中期储蓄国债。使储蓄国债真正成为我国居民和家庭投资者的中、长期储蓄的工具。

（2）储蓄国债采用浮动利率或对利率进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处理。如果发行长期储蓄国债，那么采用浮动利率或对利率进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处理就是必然选择。因为债券期限越长，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就越大，确定准确反映其风险水平的固定利率水平也就越困难。

储蓄国债采用浮动利率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储蓄国债的利率可以以某种市场利率为基准定期进行调整。例如美国EE类储蓄国债的利率每半年调整一次，即每年5月和11月宣布新的利率。利率等于过去的半年内5年期流通国债平均收益率的90%.我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同时，银行存款目前仍然是储蓄国债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在确定我国储蓄国债的利率时，应该以银行存款利率和可流通国债的收益率的某种加权平均数作为基准，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实际购买力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财政部可以发行通货膨胀指数化证券。这种债券的利率由两部分构成：规定的固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其中，规定的固定利率在债券整个期限内都有效，通货膨胀率的指标应该采取消费价格指数（CPI）。例如，规定通货膨胀指数化储蓄国债的年固定利率为2.3%，那么，该债券每年的利率=2.3%+当年的通货膨胀率。

储蓄国债可以采用多种利息支付方式，可以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以满足追求价值增值的投资者的需要，也可以定期支付利息以满足追求稳定收入的投资者需要。

储蓄国债范文篇2

首先，由于凭证式国债债权的记录和管理分散在各承销机构的基层营业网点，没有统一的发行及债权托管系统，因此，客观上形成了投资人和承销机构，承销机构和财政部之间的双重债务关系。这种双重债务关系已成为产生凭证式国债发行及管理方式中深层次问题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超发风险。由于凭证式国债债权由各承销机构自行管理，在法律地位上承销机构集“准发行者”和“债权托管者”职能于一身，债权的记录分散在各机构网点且大部分采取手工方式。因此，超发凭证式国债，借国债信誉违规筹资不仅成本低、便于操作，而且难以被发现，监管的难度很大。

特别是凭证式国债承销银行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他们资金实力不足、资金质量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仅违规超发的可能性更大，而且难以承担超发后果。在现阶段社会资金较为宽松、投资需求较弱的条件下，承销银行违规筹资的内在动力不足，超发的可能性较小，但不能排除当经济趋热、社会资金趋紧时，个别承销机构借超发凭证式国债违规筹资的可能。一旦大量发生，不仅会使国家债务规模失控，更重要的是还会破坏金融秩序，形成金融风险和国债信誉危机。

2.包销风险。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的承销是由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及邮政储汇系统为辅的40家国债承销机构负责的。在数量认购、发行和缴款方式上实际是包销，而销售剩余的凭证式国债要由承销机构被迫持有。这种发行方法的实质是政府向各承销机构摊派发行，若发行不畅，就造成了政府向各承销机构直接融资，承销机构替财政部承担了发行风险。

3.提前挤兑。由于凭证式国债存在双重债务关系，且债权的记录分散在承销机构的基层网点，财政部无法准确知道各机构提前兑取量和需要支付的兑付资金数量，因此，现行凭证式国债发行办法规定，投资者提前兑取至国债到期的资金由承销银行自行垫付。1996年以来，市场利率呈单边下行走势，投资者提前兑取凭证式国债的情况很少，但在目前利率已近低谷、预期未来利率将震荡上行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承担着投资者大量提前兑取占压资金的潜在风险。如果提前兑取数量过大，还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及资金的流动性，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支付能力诱发金融风险。

其次，凭证式储蓄国债在品种设计上存在不足：

1.我国凭证式储蓄国债的期限过短。理论分析和国外实践表明，储蓄国债期限应该较长。美国和加拿大储蓄国债发行期限最短为10年最长达30年。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期限一般在1—5年之间，这是因为凭证式国债提前兑取资金要由承销银行自行垫付，较长的发行期限会加大承销机构承担的提前兑取压力。这不仅使凭证式国债发行期限过短，难以满足投资者的储蓄需要。同时，由于凭证式国债发行数量较大，中短期国债发行额度绝大部分被凭证式国债占用，记账式可流通国债只能发行长期品种，致使记账式国债期限过长流动性下降。因此，凭证式国债期限过短是我国国债品种期限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之一。

2.凭证式国债的利率设计不合理。

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的利率采取固定利率，按照单利计息，通常以相同期限的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为基准。①如果期限较长，固定利率债券在利率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将产生严重问题：利率上升导致投资者大量提前兑取，财政部（目前是承销银行）将面临着巨大的提前支付大量资金的压力，给财政资金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利率下降时，财政部则无法降低借债成本。另外，投资于期限较长的固定利率债券的投资者，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规定的利率过低，投资者就不会认购，而利率太高，财政部又承担了不必要的高成本。近些年我国凭证式国债要么热销、要么滞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凭证式国债采用了固定利率。必须看到，我国目前的凭证式国债期限比较短，上述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如果将来发行期限长的储蓄国债，上述问题就会非常严重。采用市场力量决定的浮动利率、实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将是储蓄国债的必然选择。

3.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都以单利形式计息，到期或提前兑取时根据投

资者实际持有时间和相应的利率一次性还本付息。这种付息方式只适合于以长期价值增值为目标的投资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投资者购买国债是为了定期（如每年）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用于将来定期支出。例如，一些人为了养老而投资储蓄国债，希望将来能每年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以支付日常生活开销。可是，这类按期支付利息的收入型储蓄债券在我国尚付阙如。总之，投资者对于储蓄债券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而我国目前的储蓄债券品种单一，无法有效满足投资者多元化投资需求。

二、完善我国储蓄国债的政策建议

为了促进国债市场发展、防范国债管理风险以及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对储蓄国债的需求，必须尽快、彻底地解决储蓄国债存在的上述问题。为此，本文根据规范性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以及发达国家储蓄国债发行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对如何改进我国的储蓄国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将储蓄国债由凭证式改为记账式。记账式国债是金融电子化的产物，发行费用少、交割方便，发行效率高，符合国债发行高效率、低成本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如果发行记账式国债，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就能准确、及时地掌握各承销机构发行量和兑取金额，而且可以对所有的承销机构的储蓄国债进行统一、集中托管。储蓄国债承销机构的唯一职能就是代销，而不会成为储蓄国债的“准发行者”和“债权托管者”。这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凭证式储蓄国债中存在“超发风险”问题。

2.改进储蓄国债的发行方式和提前兑取付款方式。首先，将现行的承销机构名义上的代销、实际上的报销变为实际上的代销，解决承销机构先交款后发行、承担包销风险的问题。各承销机构代销国债的资金收入由各机构通过电子通讯系统直接划转到财政部指定的账户，并在投资者的储蓄国债账户中进行相应登记，并及时通知托管机构。其次，改变凭证式国债只能到原购买点提前兑取的办法。投资者可以到任何代销机构办理提前兑取手续。储蓄国债的兑付款项逐级划付，最后由财政部直接付款。避免代销机构在办理提前兑取业务时为财政部垫付款项的问题。当然，上述改进措施只适用于记账式储蓄国债，这也是将储蓄国债由凭证式改为记账式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3.合理地设计储蓄国债的品种。理论分析表明，财政部发行储蓄国债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个人投资者长期储蓄的需要，同时储蓄国债也是财政部可以灵活设计的融资工具。为此，应该对我国目前的凭证式储蓄国债的期限、利率设计以及付息方式进行改进。

（1）我国今后应该更多地发行长期储蓄国债。按照过去的一般经验来看，凭证式国债到期兑付资金有相当部分要转购新的凭证式国债，这说明我国储蓄国债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长期限的储蓄国债，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的储蓄国债期限过短。今后，我国应该多发行10—30年期的长期储蓄国债。当然，为了保持储蓄国债期限的连续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应该发行一些5—10年期的中期储蓄国债。使储蓄国债真正成为我国居民和家庭投资者的中、长期储蓄的工具。

（2）储蓄国债采用浮动利率或对利率进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处理。如果发行长期储蓄国债，那么采用浮动利率或对利率进行通货膨胀指数化处理就是必然选择。因为债券期限越长，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就越大，确定准确反映其风险水平的固定利率水平也就越困难。

储蓄国债采用浮动利率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储蓄国债的利率可以以某种市场利率为基准定期进行调整。例如美国EE类储蓄国债的利率每半年调整一次，即每年5月和11月宣布新的利率。利率等于过去的半年内5年期流通国债平均收益率的90%.我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同时，银行存款目前仍然是储蓄国债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因此，在确定我国储蓄国债的利率时，应该以银行存款利率和可流通国债的收益率的某种加权平均数作为基准，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实际购买力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财政部可以发行通货膨胀指数化证券。这种债券的利率由两部分构成：规定的固定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其中，规定的固定利率在债券整个期限内都有效，通货膨胀率的指标应该采取消费价格指数（CPI）。例如，规定通货膨胀指数化储蓄国债的年固定利率为2.3%，那么，该债券每年的利率=2.3%+当年的通货膨胀率。

储蓄国债可以采用多种利息支付方式，可以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和利息以满足追求价值增值的投资者的需要，也可以定期支付利息以满足追求稳定收入的投资者需要。

储蓄国债范文篇3

关键词：凭证式国债储蓄国债制度设计

一、凭证式国债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面向个人发行的国债一直只有无记名国库券一种，到1994年我国面向个人发行的债种才从单一型（无记名国库券）逐步转向多样型（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和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随着2000年国家发行的最后一期实物券1997年三年期债券的全面到期，无记名国债已经宣告退出国债发行市场的舞台。因此目前面向储蓄存款市场发行的国债品种主要是凭证式国债和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

回顾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的现象。

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为扩大内需，我国政府连续七年实施了逆风向而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的财政支出必然造成较大数额的财政赤字，而弥补赤字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增发国债。凭证式国债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发展和壮大起来，并占据了1/3的国债市场份额，在财政筹资过程中承担着主渠道的作用。2004年为完善凭证式国债，研究推广新型储蓄类国债，财政部首次发行了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品种。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与以往凭证式国债的不同点在于：在记账方式上，它以电子记账方式记录债权；在托管模式上采取二级托管制，由各承办银行总行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分级托管、各负其责；在销售方式上采取代销方式，发行期结束后，未售完部分划回财政部；在兑付资金清算方式上实行财政部与商业银行每月清算兑付本息款项，防止商业银行大量垫付资金。2004年两期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的成功推出，达到了预期的设计目的，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二、当前凭证式国债在发行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投资者兑付未到期凭证式国债，迫使商业银行大量垫付资金。投资者因存贷款利率上调或紧急性货币需求必然提前兑付已购入的未到期凭证式国债，由于目前凭证式国债发行方式采取承购包销制，商业银行只有等到凭证式国债到期后，才能取得财政部划拨的国债兑付本息款项，在此之前如遇提前兑付，必须自己垫付资金。大量的资金占压减少了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严重地影响了商业银行的效益性原则。

2.凭证式国债及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利率制订不合理。凭证式国债和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的发行利率是由财政部行政制订的。由于财政部在利率制订上缺乏专业性，以行政方式制订利率无法使国债利率真实体现国债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如果利率设计偏低，则极易造成发行失败，如果利率偏高必然加大筹资成本。

3.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发行手续费制订偏高。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采取代销方式，银行不承担包销风险，承销国债（电子记账）的风险应当与商业银行柜台交易的记账式国债相当。然而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和记账式国债的发行手续费率相差悬殊。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发行手续费率为6.2‰，而记账式国债仅为1‰。

虽然目前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较以往凭证式国债在制度设计上有了很大改进，但是由于凭证式国债与生俱来的缺陷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其诸多问题难以靠自身制度的完善得以彻底解决。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产品发展经验来看，储蓄国债以科学合理的设计和成熟的运作方式，必将逐步替代现有的凭证式国债品种。

三、未来储蓄国债产品的制度设计与构想

1.利率设计。未来储蓄国债在利率种类上应该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浮动利率型储蓄国债的做法，在发行固定利率债券的同时，设计、发行一部分浮动利率债券。设计和推广浮动利率债券的有益之处在于：（1）由于浮动利率债券是长期利率债券，它可以弥补目前我国凭证式国债期限全部以中期为主的问题；（2）可以充分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确保在市场利率发行变化的情况下使其获得既得利益；（3）有效解决商业银行垫付提前兑付款项而形成的成本、收益倒挂问题；（4）可以降低财政部的资金筹措成本。浮动利率储蓄国债在设计上可以考虑盯住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上下浮动一定的利差，这个利差可以是通货膨胀指数也可以是一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调整幅度。

2.期限设计。目前我国的凭证式国债发行期全部为二年、三年和五年，与资本市场的记账式国债相比，期限结构单一。未来的储蓄国债在期限结构上要考虑以中长期债券为主，辅以发行短期国债。如美国储蓄国债最短的为2年，最长的为30年，持有17年将翻番达到或超过面值。在长期储蓄国债期限设计中可以考虑设置可转换条款，当投资人持有一定期限后，可以选择继续持有或者兑付，继续持有将享受高利率。有提前兑付长期储蓄国债的制度设计上应该允许持有者提前兑付资金，半年内提前兑付的利率可以考虑采取按照银行活期存款利率计付，但不免征所得税的方式，保证国债资金的稳定性。对持有期在一年以上的国债应该规定分档次利率，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维护国债信誉。

3.发行方式设计。尽快促使国债发行由规模管理向余额管理转变，并争取滚动发行。储蓄国债的发行方式应该采取招投标制度，彻底改变过去人为制订国债利率的现象，促进国债利率市场化。

4.债券托管模式设计。储蓄国债的债券托管模式可以借鉴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的二级托管模式。一级托管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为承办银行开立的总账户，总量记载投资人在承办银行托管的国债债权；二级托管是商业银行为个人投资者开立的国债托管账户，明细记载投资人通过该承办银行购买的国债。托管模式设计的重点是要尽快研制、开发国家储蓄国债簿记管理系统。财政部应尽快协同人民银行研制、开发全国联网的国家储蓄国债簿记管理系统。承办银行作为销售终端，通过ISDN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的国家储蓄国债簿记管理系统的服务器联网运行，以实现储蓄类国债债权的集中统一管理；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和兑付国债，并随时查询账户余额及增减变动情况；财政部可以实时动态监控国债发行和兑付情况，实现国债发行款和兑付资金的及时汇划和结算；发售部门可以根据本机构各网点国债需求，灵活安排发售额度，减少盲目承销被动持有风险；监管部门也能够采取必要措施，对整个国债发行、兑付、债权记录以及资金清算过程进行动态监控，提高国债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5.结算与清算方式设计。商业银行使用储蓄国债簿记管理系统为投资者开立国债托管账户（账户逻辑上开立在商业银行柜台网点，物理摆放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和资金账户，为客户办理储蓄国债认购手续。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负责确认商业银行报送的电子数据，更新电话语音查复查询系统投资人余额数据，生成过户指令，记录债权，汇总全国储蓄国债发售情况。在清算方式上可以考虑借鉴凭证式国债（电子记账）定期清算模式，采取由承办银行暂时垫付当月兑付资金，财政部于次月向承办银行划拨兑付本息款项。

6.促销手段设计。（1）拓展储蓄国债购买通道。一方面要继续发展普通投资者较为习惯的银行柜台购买渠道，实现银行同城同行的联网发行，投资者可以在承销机构的任何一个销售柜台提出购买申请，只要同城还有发行额度，就可以方便购买；另一方面积极开辟网络购买、电话订单、薪金自动投资等非柜台购买渠道，方便各类投资者购买国债。针对农村人口购买国债难的问题，可以采取由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发行国债的方式，让储蓄国债走近拥有八亿农民的农村储蓄存款市场。（2）物资奖励商业银行柜员销售储蓄国债。据调查，目前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为促销其的保险、基金等个人投资金融产品，大多采取了手续费收入不列入本行大账，或者部分列入大账的办法，将剩余的手续费收入直接奖励给柜台工作人员，以鼓励其促销的金融产品。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将国债发行、兑付的手续费足额或者部分鼓励给柜台工作人员，促动其宣传和销售储蓄国债，从而达到既降低发行人筹资成本又促进国债销售的目的。

综上所述，国债产品设计合理与否既关系到国家建设这个“大家”，又关系到个人投资者自身利益这个“小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兼顾效益性、安全性的新型储蓄国债必将广泛占有市场，满足群众，服务大众。

储蓄国债范文篇4

关键词：国债挤出效应预防性储蓄不可逆投资

一、引言

（一）文中“国债”的研究范围

文中的“国债”是广义上的国债，包括内债和外债；本文主要分析国债的短期效应，即考虑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因而这里的国债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而只在个别地方由于分析的需要才涉及长期问题。

（二）问题研究的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其他人，其他人研究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是应用IS-LM模型，其逻辑是：在产品市场上投资是利率的负函数，储蓄是可支配收入的正函数，进而推出IS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货币市场上由货币需求（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同利率成正比，货币的投机需求同利率成反比）等于货币供给而推导出LM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进而又由两条曲线相交而得出两个市场均出清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和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不涉及曲线的斜率及曲线位置的具体变动的情况下，国债的“挤出效应”沿着“国债大规模发行→IS曲线的变动→配合LM曲线的变动→利率是否上升→民间部门投资是否减少”的路径，可以看出其中利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该模型的假设条件是利率是市场化的，对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有良好的反应，但这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同时再加上运用模型分析本身固存的假设条件过于严格、分析脱离现实情况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的问题的存在，因而用该模型分析问题的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了。

而本文认为，分析国债这一特殊产物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还是应该回到与投资最为密切的问题上去，通过分析国债的发行对人们储蓄、消费及投资的行为的影响，及储蓄、消费同投资的密切关系（前者是说人们会针对国债采取什么行为，后者是说这种行为最终对投资会产生何种影响），从而以储蓄动机、投资动机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一问题。

（三）陈述本文中用到的观点

1.对“挤出效应”的理解

国债的挤出效应不应简单的理解为，当政府通过发行国债而增加公共的投资与此同时民间部门的投资量减少了，即为国债对民间部门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不管是在理论中还是在实践中都是没意义的，可想而知，在短期内经济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即如果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将一部分经济资源从民间部门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的话，民间部门由于手中经济资源的量的减少势必会减少投资，如此而推出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如照前述的那样，我们就没有分析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是否具有“挤出效应”的问题了，因为我们不用分析便可容易的知道，国债一定发生了挤出效应，其实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国债的“替代效应”会更好理解一些。因而，应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即从长期来看民间部门投资对国债发行的反应，即便短期内民间部门的投资量是减少的，但由于公共投资的正外部性，民间部门的投资更有“积极性”了，这种情况便不能视为国债的“挤出效应”，因而，国债的“挤出效应”应理解为由于国债的发行而会对民间部门的投资产生较长时间的抑制作用的信号效应。

2.购买国债是一种储蓄行为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微观经济主体认购国债、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的活动称之为“证券投资”。在这里笔者之所以称购买国债是一种储蓄行为，而不说它是一种投资行为，是因为微观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证券投资”实质上是一种资金使用权的转移，在理论上它属于转移项目。人们通常以现金或存款作为购买国债的支付手段，当然也可以通过变卖有价证券或实质资产的办法来筹措认购资金。但不管怎样，它都是一种资产形式与另一种资产形式的转换，其结果只是其所拥有的资产构成或净财富构成的一种变化，并不会带来总量上的变动。

3.我国居民的消费主要取决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且消费倾向趋于下降

消费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的大小，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应怎样理解呢？在这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包括未来收入（多少及稳定性）、养老、医疗、教育等情况，可以统一称之为“社会保障程度”。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不仅会满足现在的需要，同时也会考虑到以后的情况（如他们会为了应付未来失业、得重大疾病等情况的发生而主动或被动的减少现期的消费），在我国，人们的收入普遍低的情况下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医疗、教育等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这些都增加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均有下降的趋势。

4.我国的利率水平受到政府的管制且不能很好地反映实际经济的运行情况

虽然，政府当局放开了同业拆借等利率，实现了同业拆借利率的市场化，但是参与同业拆借的几乎都是大的金融机构，对企业投资有重大影响的贷款利率还受到限制。因此，在我国“国债大规模发行→推动利率上扬→民间部门投资减少”的传导机制并不存在，利率抑制投资的机制被“信贷配给”所取代。

5.储蓄和投资对利率不敏感而主要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

现在的利率不能如实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不仅资金的供给者的行为（储蓄）对利率不敏感，资金的需求者的行为（投资）对利率也不敏感。人们的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受对未来的预期的影响很大，这在下文中关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及不可逆投资里理论的分析中会有具体讲述。

6.消费成为投资的制约因素

有效需求的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有效需求中重要的一部分，消费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投资的规模，而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投资的增长，继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同我国社会保障不完善是息息相关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7.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

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人们投资的渠道非常有限，更多的人乐意于将钱直接存入银行，尽管收益率低，但资产的流动性及安全性则有很大的保障。同时个人、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较大程度上来自于银行的贷款，但银行出于自身收益性及安全性的考虑，对贷款具有严格的限制，致使大部分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现“贷款难”的问题。银行吸收了大量的资金，而实际贷放出去的却有限，从而造成“剩余储蓄”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经济资源。

二、相关理论

（一）预防性储蓄理论

近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出现了以下三大现象。第一，在收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储蓄余额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名义利率进行了多次较大幅度的调整。一般认为，利率下调降低了储蓄的收益率，可以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居民对利率变化的反应不大。第三，许多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是子女教育。

这些都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是复杂的，因而如能清楚说明人们的储蓄动机对于文章下面的分析及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与此同时，中外学者运用多种消费函数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低消费和高储蓄率现象，如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其中运用最多的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但应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应用各种假说研究消费者行为时，更多地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实际上收入只是决定消费的必要条件，决定是消费还是储蓄以及消费多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储蓄的动机。二是研究时沿用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假设前提，即假定社会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但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储蓄动机产生的背景是不稳定的。因而，不考虑制度改革等中国存在的现实情况的一切关于居民储蓄的研究，其意义都是有限的。

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上述问题。

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不确定性同财富积累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不确定性越高，财富的积聚就越多。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包括未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不确定。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劳动收入采取平均分配制度，企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基本上不存在个人风险。由于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了严格控制，系统风险也比较小。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很小。这是当时中国居民储蓄几乎为零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原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被逐渐打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除了个人风险以外，随着政府放宽对经济运行的控制，中国居民面对的系统风险也在上升。就目前情况而言，下岗人数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都是造成系统风险上升的因素。上述分析表明，目前中国居民的未来收入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迫使中国居民进行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形成储蓄的高速增长。这就对前文中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解答。

利率下调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但在不确定情况下，利率下调减少了未来可确定的财富收入（利息收入）。因此，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率的收入效应被加强了，而利率下调对于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则被相应地削弱了。由于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降低了中国居民对下调利率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这就解释了前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在预防性储蓄假说中，我们还可以把风险理解为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不少调查研究表明，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未来的收入状况，而且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也就越小。基于此，我们可以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得到如下推论，父母储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期减少子女未来收入的风险。这就回答了第一部分中的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家庭会选择把收益率较低的子女教育作为储蓄的首要目的。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预防性储蓄在中国居民储蓄中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这是由整个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加大所引起的，但由消费同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低水平的消费最终会制约投资及整个经济运行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动人们的消费，促进经济增畅的原因所在。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尽快建立起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二）不可逆投资理论

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比，新古典投资理论建立于实质相同的两种理论基础之上。一个理论基础是乔根森（Jorgenson）的资本成本理论，即企业合意的资本存量由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托宾（Tobin）的投资理论，即单位资本的边际价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率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两种方法均假定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概率来表述，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静态的确定性问题，所有的未来变量都被简化为与现时瞬间的确定性等值。

然而，对这些理论实证检验的失败和其理论基础的不现实，导致了一种新的投资理论的出现，这就是不可逆投资理论。它强调传统投资理论所忽略的三个重要事实。第一、大多数固定投资是部分不可逆或者是完全不可逆，最初的投资成本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沉没成本，一旦投入使用就不能靠出售资本来完全收回投资。第二、投资决策不得不考虑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理性的投资者必须用概率来估计可能的回报。第三、投资者能够掌握投资时机，可以为了获取未来更多的信息而延迟投资。当一个企业做出了一项不可逆投资时，就相当于放弃有可能影响合意投资的等待新信息的价值。考虑到这一点，标准的净现值投资法则就不适用了。因此，预期的投资回报必须超过资本购买与安装的成本，这个超额和一个等待的期权价值相等。研究表明，等待的期权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不确定会给风险中立的投资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角度上看，投资者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就是政策改革的可信性。对投资有利的改革当然可以提高预期的投资收益，但是如果投资者认为改革的最终结果是颠倒的，那么必将增加不确定性。

投资者判断发生这种颠倒的概率是投资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改革颠倒的可能性增加了投资者的等待价值。因而，缺乏信心将使投资意愿减弱。

因此，投资诱因（比如利息率、汇率、税收等）的稳定与可预测就会变得比投资诱因本身大小重要得多。这一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尤其是制定改革计划。关键的政策含义就是鼓励企业因诱因的变化而进行投资，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投资者对国家方针政策有足够的信心。能保证政策可预测的制度改革，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和基本“游戏规则”的稳定都可以使投资显著地对诱因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投资逐渐摆脱了政府投资的特征，更多地显示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动机和效果，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能动主体。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宏观政策与企业改革逐步深化，但是利率政策的改革却停滞不前。人为控制的银行利率使得利率不能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灵活调整而不能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只是企业核算成本的一个记号。当然这只是众多改革中的一例，再加上国家对于一些敏感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不明确等等，这些情况都增加了进行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加大使得投资者特别是民间部门对于增加投资更是极为谨慎，因此在未获取未来更多的信息之前将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投资。当然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的存在，事实也表明，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等待有时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这时，政府采取的一切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包括增发国债，都是在向市场传达信号，但至于民间部门是增加投资还是减少投资或保持投资量不变，都是二者之间博弈的行为，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将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三、国债挤出效应的分析

（一）运用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图

下面将消费、储蓄和投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其中会分析到发行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同时将经济的运行分为经济发展初期（1）（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经济发展初期（2）（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经济快速发展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经济成熟期（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四个阶段分别讨论。

注：向下的箭头表示减少，向上的箭头表示增加，“”表示不变，箭头的长短（或粗细）表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其他图中也是这样的表示方法。

1.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

无论是凯恩斯均衡理论还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储蓄对投资的作用，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但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有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作为保证，否则这一转化渠道将不复存在。况且根据不可逆投资理论，当资本市场不健全时，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从而会对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尽管储蓄在增加但其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却受到了阻碍，而作为储蓄一部分的国债也仅仅是通过国债市场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了公共投资，而对民间部门的投资却没有推动作用。

从消费同投资关系来看，由于消费是投资的目的，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消费的规模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而消费的减少会对投资产生不良影响，即会对投资产生反方向的拉力。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以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为前提的，即由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人们会增加当期的储蓄而减少当期的消费，但此时消费的减少并不能说明未来会增加，所以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收益也将大打折扣，民间部门投资减少。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伴随着公共投资的增加而减少的民间部门投资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债的“挤出效应”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里短期内投资的总量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即公共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因而这里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有可能是国债的“替代效应”引起的，而非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

但我们可从图中看到，由于公共投资的大幅增加，总体上投资还是增加的，即社会总产值增加了。这能不能说成是国债的“负挤出效应”呢？答案是否定的，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具有稳定性及惯性的，其实如果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经济资源由民间部门使用的话，即不发行国债，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量会下降甚至民间部门投资量还会上升，总的投资量基本保持不变，因而这里总投资量的增加，不是国债发行的积极效果，而是整个经济长期运行的必然。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健全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而储蓄对投资的推力会很小，不及消费的减少对投资的反向拉力，尽管由于国债市场的存在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了投资，而且公共投资在总量上也是十分大的，但公共投资的增加值是弥补了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并且由于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这种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些从图中都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民间部门投资量减少这种情况长期出现的话，将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发生经济的衰退，因而最终会出现，“消费减少→储蓄增加→投资增长缓慢→消费被迫减少→储蓄进一步增加→投资增长缓慢→……”的储蓄一味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改善甚至下降，经济的运行受到不良影响的恶性循环，这时才可以说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产生了实质性的“挤出效应”。

2.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由于资本市场已健全，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渠道畅通，因而同图1相比，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尽管社会保障已完善，但由于现在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初期，社会生产力不是很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限，所以人们还是会选择减少当期的消费以增加未来的消费，所以消费量仍是下降的，即出于预防性的目的，人们还是会增加当期的储蓄。但与图1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保障的完善，消费者现在暂时性地减少消费是为了未来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因而，尽管消费的减少会对现在的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影响的作用是很小的，同图1的情况相比减少了许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与图1差别最大的要属民间部门投资这一块，由于资本市场的健全、投资渠道的畅通，再加上社会保障的完善对投资者的未来产品需求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因而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了，再加上公共投资增加（这时同图1相比，国债发挥的作用是减少的）的引导作用，私人部门的投资会较图1中的情况而大幅上升。这时，政府的国债政策向市场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且投资者也认可了这种积极的信号而增加当期的投资，社会的总资本规模是在膨胀的，因而此时的国债的发行起到了促使民间部门投资的积极效果，国债产生了“负挤出效应”，经济的运行进入了良性循环。

3.经济快速发展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较前面时期最大的不同是，这时候消费的量不是减少的，而是增加的！这是由于经济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之后，社会生产力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包含储蓄的收益），不用再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而委屈自己节衣缩食了，再加上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因而人们在增加储蓄（主要由收入的增加引起的）的同时也有了增加现期消费（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引起的）的能力，消费量的增加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可从图中看出，这时候国债市场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了，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引导私人投资的最大作用，民间部门是投资领域中的主角，经济已经进入了良性的循环之中。这时，整个社会的投资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飞速的增加，社会生产力会大大提高。国债对私人投资的“负挤出效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经济即将进入成熟期。

4.经济成熟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极其丰富，因而人们的现期的消费量不再增加而保持不变（原因很简单，某个人收入再高，也只能一天吃三顿饭！），这个时候储蓄也显得没有了必要，储蓄量同消费量一样也没有了再增加的必要，储蓄和消费同国债市场一样对投资也不再具有推动作用，从长期看投资量保持恒定。

现阶段我国应属于上述分析中的第一种情况，因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此阶段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债的发行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至于长期内的影响则要看民间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而定，即政府的国债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它需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配合。

以上的分析虽然简单直观，但其缺陷是主观性太强，因为在图中表现出来的储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都是高度概括的，因而有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对国债是否具有“挤出效应”进行一定的实证分析。

下面是崔兴芳（2006）运用1978年——2000年的相关数据对国债的发行额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对上述分析的映证。

（二）计量模型分析

1.模型建立和数据整理

将民间部门投资作为因变量，GDP、政府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国债发行额为自变量，建立一个计量模型分析它们的关系。

模型如下：INV=a0+a1GDP+a2R+a3DEBT

其中，INV代表民间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R代表政府收入，DEBT代表国债发行额。这里需要作三点说明：第一，之所以采用政府收入而不是税收作为自变量，是因为在我国政府收入除税收外还有企业收入（1993年以前）、企业亏损补贴（负数）、预算外收入等，是更广义上的税收；第二，国债包括内债和外债，这是因为外债同样具有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且同样能引起居间部门认为是减税的错觉；第三，民间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政府预算内投资来替代。

2.模型检验

由于各经济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因此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前，民间投资支出按固定资产缩减指数调整，民间消费支出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其它变量按GDP缩减指数调整，并且对各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说明了表内的经济变量数据序列都存在一个单位根，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表1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变量检验形式滞后期检验值

GDPC2-0.69

△GDPC1-3.59**

RC1-0.05

△RN1-2.35*

INVC1-0.88

△INVC1-2.71**

DEBTC10.72

△DEBTC1-5.67**

（注：GDP——国内生产总值；INV——民间投资；DEBT——国债发行额；Δ表示一阶差分，C表示检验中带常数项，N表示检验中不带常数项，滞后期根据AIC规则选取。*表示90%置信水平，**表示95%置信水平。C表示单位根检验中带常数项。下同。）

从检验结果看，民间部门消费、民间部门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收入、国债发行额和余额都为一阶非平稳序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性。现在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办法检验各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变量特征值似然比5%水平临界值1%水平临界值协整得零假设协整向量个数

GDP0.95127.147.2154.46None**3

R0.8464.6829.6835.65Atmost1**

INV0.5926.1415.4120.04Atmost2**

DEBT0.37.453.766.65Atmost3**

注：*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二说明模型中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下表为根据实际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

表三国债发行量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协整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CGDPRDEBT

INV-7.47

（-6.44**）1.75

（9.59**）0.08

（0.68）-0.28

（-2.78**）

R2=0.98DW=0.92残差检验值=-2.98**

注：*表示在9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

由表三可以看出，模型的残差序列是白噪声序列，故协整关系存在。

3.检验结果分析

在以民间投资为因变量的模型中，除政府收入外，各个变量系数都显著有意义，国债发行额的系数为-0.28，说明国债发行排挤了民间投资，对民间部门的投资有负的影响，国债发行确实抑制了民间部门投资，但效果不明显，模型的检验结果也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债的发行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至于长期内的影响则要视民间部门的配合而定。

下面是对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积极调节经济运行的一些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

降低不确定程度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启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还可以增加利率下调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改善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

1.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

失业或下岗、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是造成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主要因素。失业救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发生意外时的收入，从而起到降低风险、刺激消费的作用。

2.各种制度改革应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

由于相当数量的制度改革关系到中国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未来不确定程度的增加。改革拖得越长，居民预期的风险就越大，这无疑将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反之，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改革进程越快，改革的内容越彻底，居民就会降低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从而起到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

3.建立健全高等教育的贷学金制度

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父母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之一，教育可以降低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由于教育需要相当数量的投入，建立健全贷学金制度可以放宽家庭在子女接受教育时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减少中国居民的储蓄需求，从而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

（二）健全资本市场，减少企业投资的不确定程度

健全资本市场，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当务之急，而制定科学正确的利率政策是重中之重。经过实证分析可以知道，利率虽然可以反向作用于投资，在短期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长期由于不确定的增加，降低利率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甚至会加剧市场的波动，这就决定了利率政策应该采取微调的手段而非主动地去相机改变经济运行状况。

因此，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率应当作为辅助的调节工具，适时适度的调节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承认利率杠杆的弱有效性，着重研究和制定与之紧密联系的政策和措施，以综合性高的组合措施来调节经济发展，提高改革效率。最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保证政策的稳定性与可信性，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降低企业未来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或者未来情况变坏的预期，从而激励企业的投资。

（三）努力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率

如何合理控制国债规模以及优化国债结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同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相比而言，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一切国债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前提保证，因而如何发挥财政信用资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小拨大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探讨国债规模大小更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国的国债资金有很大比例投入财政性建设领域，但是在国民经济处于粗放型管理体制下，财政建设资金效益状况堪忧。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国债政策积极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

改革财政预算投资管理体制，建立有偿性为原则的新的国债管理机制势在必行。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国债作为一种产品，按照行政手段进行分配，这样既扭曲了国债这一金融商品的属性，又延误了国债

一、二级市场的建立。在目前解决了发行市场的前提下，进入财政的国债资金也应按有偿使用的原则进行配置。因此，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既是创造资金偿还的有效保证，又是缓解国债规模压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马斌.我国国债挤出效应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9，第21卷，第5期.

[2]宋福铁.国债对于民间部门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4，第30卷，第8期.

[3]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4]崔兴芳.国债筹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第6卷，第1期.

[5]李平，张金萍，李彦杰.中国的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J].经济评论，1999，（3）.

储蓄国债范文篇5

[关键词]国债；灰色关联度分析；国债偿债能力；国债应债能力；国债依存度

一、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定量地比较或描述系统之间或系统中各因素之问，在发展过程中随时间而相对变化的情况，即分析时间序列曲线的几何形状，用它们变化的大小、方向与速度等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它们之间关联性大小。如果两比较序列的变化态势基本一致或相似，其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即可以认为两者关联程度较大；反之，两者关联程度较小。这种用于度量系统之间或因素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尺度，称为关联度。只有弄清系统中的这种关联关系，才能对系统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分清哪些是主导因素，哪些是制约因素；什么是优势，什么是劣势。

为进行系统分析、预测、决策、评估、规划以及发展战略研究打好基础。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方法如下：

第一步：确定母序列x0与子序列Xi。

第二步：原始数据预处理。各指标原始数据量纲不同，数量级差也悬殊，为使原始数据消除量纲，合并数据级，使其具有可比性，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对此，本文用初值化变换：x’ij=xij／Xil

第七步：排关联序。为准确评价及理顺各自序列对母序列的关联程度，需将关联度以大小排序，称关联序。对与各子序列要比较其对同一母序列来说，孰大孰小，可以明确及理顺各自序列对与母序列的“主次”关系。

二、我国国债发行额与各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1．确定母序列x0与子序列xi，即系统因素的确定。影响一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初步选取的数据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债发行额(x0)作为母序列，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2)、财政收入(X3)、财政支出(X4)、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x5)、国债还本付息额(x6)、当年国债余额(X7)分别作为子序列。选取以上系统变量的原因是基于传统研究对国债发行规模所受影响因素的考虑。

第一，GDP(X1)。一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明显地受制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则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潜力就越大。

第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2)。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两个项目，即储蓄与消费。国债余额与居民的储蓄存款之比即居民应债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居民的应债能力，应债率越高，则国债发行的可能规模越大。

第三，财政收支状况(x3、x4)。国债发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弥补财政赤字，所以分析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必须考虑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

第四，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x5)。一个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会直接影响资金的需求，而政府的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不足部分既可能通过发行国债筹措，因此政府的投资缺口一般要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

第五，国债还本付息额(x6)。国债还有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运用，随着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递增，每年需要偿还的国债本息数额也在逐年增加，2003年这一数字已达到2876．58亿元。因此，国债还本付息额是国债发行规模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六，国债余额(x7)。一国所能承受的国债总量是有限度的，所以国债余额也是分析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国债的规模迅速膨胀，累积发行国债近12600亿元。这段时期，国债规模的扩张可细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94年以前，由于财政赤字较低，弥补赤字可以向中央银行透支，故国债规模增长较慢。1981年国债发行额为48．66亿元，到1990年仍未超过200亿元。第二阶段为1994—1995年。由于1994年《预算法》的出台，规定财政出现赤字不能向中央银行透支，使得财政赤字只能靠发行国债来弥补，国债的规模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国债的发行首次突破1000亿元。第三阶段是1996—1997年。国家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1996年比1995年减少50亿元，1997年比1996年减少50亿元，国债规模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国债还本付息，自身流动造成的。第四阶段为1998年后，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新增的中央财政赤字比1997年多400亿元，为960亿元，1999年计划赤字为1503亿元，国债规模连年增长。本文选取1990—2003年作为样本区问，基本囊括了这四个阶段。

2．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变换，然后求出母序列与各子序列在各时刻的绝对值；从母序列与各子序列在各时刻的绝对值中找出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max=110971．8，△min=0；再代入计算公式计算，得出各子序列与母序列各时刻的关联系数(见表－1)。

由表－2可以看出：对国债规模影响力度的排序依次为国债还本付息额、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国债余额、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GDP。

三、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1．国债偿债能力分析。从上述灰色关联度分析来看，对国债规模影响最大的是国债还本付息额，其关联度为0．989，排序第一，由此可以反映用国债还本付息额衡量的国债偿债能力对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影响最大。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该比率衡量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中央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该比率越低，说明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越强；该比率越高，说明中央政府支出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偿债能力则会越弱。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对国债还本付息额的关联度最高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的国债发行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由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可知，1989年以前的国债偿债率在3％左右，其原因在于我国从1986年才开始进行国债的还本付息。从1990年起国债偿债率呈迅速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1％直线上升到1992年的35％，以后虽有所下降，但1995年起又开始回升，到1998年达到最高水平46％。这表明，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在逐渐减弱。由于财政体制的原因，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较低的，2001年也仅为53．05％，因此计算出来的比率无疑要高。同时，在现代国债管理制度下，可以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这样对当年财政收入的压力会有所减轻，而这又从另一方面说明国债规模存在进一步扩张的压力。我国国债偿债率较高，已超过国际警戒线(10％)。此外，我国国债的期限结构不甚合理，国债偿还期过于集中，我国今后一段时间还面临着偿债率较高的问题。

2．国债应债能力分析。衡量这一指标主要用当年国债余额与居民储蓄余额之比或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例。从对上述的数据进行分析看，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对国债余额的关联度为0．957，排名第三，关联度较高；而国债发行规模对居民储蓄余额的关联度为0．750，关联度较弱，排第六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是影响国债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国债发行规模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说明国债规模不可能离开承担它的来源而独立存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加，就代表着我国居民应债能力进一步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析中得出的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关联度却并不高。就居民储蓄余额来看，由于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居民储蓄中养老、防老的比重还较高，以及一些原本希望启动消费的政策措施产生的负效应等结果，使得居民储蓄余额的增长呈现出相当的刚性，加上目前较低的利率水平，使国债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因此，虽然我国居民的应债能力较强，但不能对居民的应债能力有过高的期望。

此外，由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反映的国债负担率也是衡量国债应债能力的重要指标。理论界一般认为，国债发行规模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债承受能力就越强，因此衡量国债适宜度的标准主要是与GDP相联系的国债负担率。但从灰色关联度分析来看，可以看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对GDP的关联度不高，为0．657，位于第七位。实际上，国内学者做过的一些实证研究结论与上述结论也基本一致，即国债的规模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度不高。

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欧盟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差甚远，与其他国家相比，也都是比较低的。但是，我国1987～2003年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平均高达32．67％，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增长率(1987—2001年平均近16．46％)还高。这表明我国债务的增速是相当快的。如果仅看国债负担率的绝对值，似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然而我们必须注意，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这些国家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五至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GDP，总量以及财政集中度上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较早，每年创造的GDP数倍于我国，而且财政集中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30％～40％，甚至超过50％，也明显高于我国。我国2001年这一指标只有17．08％。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60％的国债负担率来衡量我国的债务规模。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储蓄国债范文篇6

（一）预防性储蓄理论

近年来，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出现了以下三大现象。第一，在收入增长速度逐渐放慢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储蓄余额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名义利率进行了多次较大幅度的调整。一般认为，利率下调降低了储蓄的收益率，可以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居民对利率变化的反应不大。第三，许多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是子女教育。

这些都说明现阶段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是复杂的，因而如能清楚说明人们的储蓄动机对于文章下面的分析及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与此同时，中外学者运用多种消费函数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低消费和高储蓄率现象，如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其中运用最多的是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但应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应用各种假说研究消费者行为时，更多地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实际上收入只是决定消费的必要条件，决定是消费还是储蓄以及消费多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储蓄的动机。二是研究时沿用了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的假设前提，即假定社会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但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储蓄动机产生的背景是不稳定的。因而，不考虑制度改革等中国存在的现实情况的一切关于居民储蓄的研究，其意义都是有限的。

通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上述问题。

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不确定性同财富积累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不确定性越高，财富的积聚就越多。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包括未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不确定。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劳动收入采取平均分配制度，企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基本上不存在个人风险。由于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了严格控制，系统风险也比较小。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很小。这是当时中国居民储蓄几乎为零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原有的收入分配体制被逐渐打破，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除了个人风险以外，随着政府放宽对经济运行的控制，中国居民面对的系统风险也在上升。就目前情况而言，下岗人数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都是造成系统风险上升的因素。上述分析表明，目前中国居民的未来收入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迫使中国居民进行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形成储蓄的高速增长。这就对前文中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解答。

利率下调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但在不确定情况下，利率下调减少了未来可确定的财富收入（利息收入）。因此，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率的收入效应被加强了，而利率下调对于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则被相应地削弱了。由于预防性储蓄的存在，未来收入的不确定降低了中国居民对下调利率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这就解释了前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在预防性储蓄假说中，我们还可以把风险理解为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不少调查研究表明，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未来的收入状况，而且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也就越小。基于此，我们可以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得到如下推论，父母储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期减少子女未来收入的风险。这就回答了第一部分中的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家庭会选择把收益率较低的子女教育作为储蓄的首要目的。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预防性储蓄在中国居民储蓄中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是有其合理的一面的，这是由整个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加大所引起的，但由消费同投资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低水平的消费最终会制约投资及整个经济运行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动人们的消费，促进经济增畅的原因所在。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尽快建立起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

（二）不可逆投资理论

与传统的投资理论相比，新古典投资理论建立于实质相同的两种理论基础之上。一个理论基础是乔根森（Jorgenson）的资本成本理论，即企业合意的资本存量由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来决定。另一个理论基础就是托宾（Tobin）的投资理论，即单位资本的边际价值与其重置成本的比率决定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两种方法均假定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概率来表述，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动态的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静态的确定性问题，所有的未来变量都被简化为与现时瞬间的确定性等值。

然而，对这些理论实证检验的失败和其理论基础的不现实，导致了一种新的投资理论的出现，这就是不可逆投资理论。它强调传统投资理论所忽略的三个重要事实。第一、大多数固定投资是部分不可逆或者是完全不可逆，最初的投资成本或多或少地变成了沉没成本，一旦投入使用就不能靠出售资本来完全收回投资。第二、投资决策不得不考虑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理性的投资者必须用概率来估计可能的回报。第三、投资者能够掌握投资时机，可以为了获取未来更多的信息而延迟投资。当一个企业做出了一项不可逆投资时，就相当于放弃有可能影响合意投资的等待新信息的价值。考虑到这一点，标准的净现值投资法则就不适用了。因此，预期的投资回报必须超过资本购买与安装的成本，这个超额和一个等待的期权价值相等。研究表明，等待的期权价值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不确定会给风险中立的投资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从政策的角度上看，投资者面对的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就是政策改革的可信性。对投资有利的改革当然可以提高预期的投资收益，但是如果投资者认为改革的最终结果是颠倒的，那么必将增加不确定性。投资者判断发生这种颠倒的概率是投资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原因就是改革颠倒的可能性增加了投资者的等待价值。因而，缺乏信心将使投资意愿减弱。

因此，投资诱因（比如利息率、汇率、税收等）的稳定与可预测就会变得比投资诱因本身大小重要得多。这一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尤其是制定改革计划。关键的政策含义就是鼓励企业因诱因的变化而进行投资，从本质上讲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投资者对国家方针政策有足够的信心。能保证政策可预测的制度改革，有效的财产所有权和基本“游戏规则”的稳定都可以使投资显著地对诱因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投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投资逐渐摆脱了政府投资的特征，更多地显示出了微观经济主体的动机和效果，成为一个追逐利润的能动主体。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以来，虽然中国宏观政策与企业改革逐步深化，但是利率政策的改革却停滞不前。人为控制的银行利率使得利率不能根据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灵活调整而不能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只是企业核算成本的一个记号。当然这只是众多改革中的一例，再加上国家对于一些敏感行业（如房地产行业）的政策不明确等等，这些情况都增加了进行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加大使得投资者特别是民间部门对于增加投资更是极为谨慎，因此在未获取未来更多的信息之前将持观望态度，不轻易增加投资。当然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的存在，事实也表明，是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等待有时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这时，政府采取的一切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包括增发国债，都是在向市场传达信号，但至于民间部门是增加投资还是减少投资或保持投资量不变，都是二者之间博弈的行为，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将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二、国债挤出效应的分析

（一）运用消费、储蓄和投资关系图

下面将消费、储蓄和投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其中会分析到发行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同时将经济的运行分为经济发展初期（1）（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经济发展初期（2）（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经济快速发展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经济成熟期（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四个阶段分别讨论。

注：向下的箭头表示减少，向上的箭头表示增加，“”表示不变，箭头的长短（或粗细）表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其他图中也是这样的表示方法。

1.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

无论是凯恩斯均衡理论还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储蓄对投资的作用，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但储蓄转化为投资需要有一个健全的资本市场作为保证，否则这一转化渠道将不复存在。况且根据不可逆投资理论，当资本市场不健全时，投资者面临的风险将大大增加从而会对投资产生抑制作用。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尽管储蓄在增加但其对投资的推动作用却受到了阻碍，而作为储蓄一部分的国债也仅仅是通过国债市场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了公共投资，而对民间部门的投资却没有推动作用。

从消费同投资关系来看，由于消费是投资的目的，因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消费的规模决定了投资的规模，因而消费的减少会对投资产生不良影响，即会对投资产生反方向的拉力。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以社会保障的不完善为前提的，即由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人们会增加当期的储蓄而减少当期的消费，但此时消费的减少并不能说明未来会增加，所以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收益也将大打折扣，民间部门投资减少。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伴随着公共投资的增加而减少的民间部门投资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国债的“挤出效应”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里短期内投资的总量可以认为是一个常数，即公共投资的增加必然伴随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因而这里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有可能是国债的“替代效应”引起的，而非国债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

但我们可从图中看到，由于公共投资的大幅增加，总体上投资还是增加的，即社会总产值增加了。这能不能说成是国债的“负挤出效应”呢？答案是否定的，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具有稳定性及惯性的，其实如果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经济资源由民间部门使用的话，即不发行国债，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量会下降甚至民间部门投资量还会上升，总的投资量基本保持不变，因而这里总投资量的增加，不是国债发行的积极效果，而是整个经济长期运行的必然。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健全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而储蓄对投资的推力会很小，不及消费的减少对投资的反向拉力，尽管由于国债市场的存在将一部分储蓄转化为了投资，而且公共投资在总量上也是十分大的，但公共投资的增加值是弥补了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并且由于民间部门投资的减少，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这种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些从图中都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民间部门投资量减少这种情况长期出现的话，将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发生经济的衰退，因而最终会出现，“消费减少→储蓄增加→投资增长缓慢→消费被迫减少→储蓄进一步增加→投资增长缓慢→……”的储蓄一味增加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改善甚至下降，经济的运行受到不良影响的恶性循环，这时才可以说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产生了实质性的“挤出效应”。

2.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由于资本市场已健全，储蓄转变为投资的渠道畅通，因而同图1相比，储蓄对投资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尽管社会保障已完善，但由于现在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初期，社会生产力不是很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有限，所以人们还是会选择减少当期的消费以增加未来的消费，所以消费量仍是下降的，即出于预防性的目的，人们还是会增加当期的储蓄。但与图1的情况不同的是，由于社会保障的完善，消费者现在暂时性地减少消费是为了未来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因而，尽管消费的减少会对现在的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正常的，但这种影响的作用是很小的，同图1的情况相比减少了许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与图1差别最大的要属民间部门投资这一块，由于资本市场的健全、投资渠道的畅通，再加上社会保障的完善对投资者的未来产品需求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因而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了，再加上公共投资增加（这时同图1相比，国债发挥的作用是减少的）的引导作用，私人部门的投资会较图1中的情况而大幅上升。这时，政府的国债政策向市场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且投资者也认可了这种积极的信号而增加当期的投资，社会的总资本规模是在膨胀的，因而此时的国债的发行起到了促使民间部门投资的积极效果，国债产生了“负挤出效应”，经济的运行进入了良性循环。

3.经济快速发展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较前面时期最大的不同是，这时候消费的量不是减少的，而是增加的！这是由于经济在经历了初期的发展之后，社会生产力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包含储蓄的收益），不用再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而委屈自己节衣缩食了，再加上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因而人们在增加储蓄（主要由收入的增加引起的）的同时也有了增加现期消费（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引起的）的能力，消费量的增加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可从图中看出，这时候国债市场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小了，说明政府的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引导私人投资的最大作用，民间部门是投资领域中的主角，经济已经进入了良性的循环之中。这时，整个社会的投资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飞速的增加，社会生产力会大大提高。国债对私人投资的“负挤出效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经济即将进入成熟期。

4.经济成熟期，资本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完善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极其丰富，因而人们的现期的消费量不再增加而保持不变（原因很简单，某个人收入再高，也只能一天吃三顿饭！），这个时候储蓄也显得没有了必要，储蓄量同消费量一样也没有了再增加的必要，储蓄和消费同国债市场一样对投资也不再具有推动作用，从长期看投资量保持恒定。

现阶段我国应属于上述分析中的第一种情况，因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此阶段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债的发行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至于长期内的影响则要看民间部门的消费和投资而定，即政府的国债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它需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配合。

以上的分析虽然简单直观，但其缺陷是主观性太强，因为在图中表现出来的储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都是高度概括的，因而有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对国债是否具有“挤出效应”进行一定的实证分析。下面是崔兴芳（2006）运用1978年——2000年的相关数据对国债的发行额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希望能从中得到对上述分析的映证。

（二）计量模型分析

1.模型建立和数据整理

将民间部门投资作为因变量，GDP、政府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收入）、国债发行额为自变量，建立一个计量模型分析它们的关系。

模型如下：INV=a0+a1GDP+a2R+a3DEBT

其中，INV代表民间投资，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R代表政府收入，DEBT代表国债发行额。这里需要作三点说明：第一，之所以采用政府收入而不是税收作为自变量，是因为在我国政府收入除税收外还有企业收入（1993年以前）、企业亏损补贴（负数）、预算外收入等，是更广义上的税收；第二，国债包括内债和外债，这是因为外债同样具有财政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且同样能引起居间部门认为是减税的错觉；第三，民间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政府预算内投资来替代。

2.模型检验

由于各经济变量为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非平稳性，因此先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在检验前，民间投资支出按固定资产缩减指数调整，民间消费支出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调整，其它变量按GDP缩减指数调整，并且对各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说明了表内的经济变量数据序列都存在一个单位根，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表1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变量检验形式滞后期检验值

GDPC2-0.69

△GDPC1-3.59**

RC1-0.05

△RN1-2.35*

INVC1-0.88

△INVC1-2.71**

DEBTC10.72

△DEBTC1-5.67**

（注：GDP——国内生产总值；INV——民间投资；DEBT——国债发行额；Δ表示一阶差分，C表示检验中带常数项，N表示检验中不带常数项，滞后期根据AIC规则选取。*表示90%置信水平，**表示95%置信水平。C表示单位根检验中带常数项。下同。）

从检验结果看，民间部门消费、民间部门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政府收入、国债发行额和余额都为一阶非平稳序列，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性。现在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办法检验各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变量特征值似然比5%水平临界值1%水平临界值协整得零假设协整向量个数

GDP0.95127.147.2154.46None**3

R0.8464.6829.6835.65Atmost1**

INV0.5926.1415.4120.04Atmost2**

DEBT0.37.453.766.65Atmost3**

注：*表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二说明模型中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下表为根据实际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

表三国债发行量对民间部门投资的协整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CGDPRDEBT

INV-7.47

（-6.44**）1.75

（9.59**）0.08

（0.68）-0.28

（-2.78**）

R2=0.98DW=0.92残差检验值=-2.98**

注：*表示在9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表示在99%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

由表三可以看出，模型的残差序列是白噪声序列，故协整关系存在。

3.检验结果分析

在以民间投资为因变量的模型中，除政府收入外，各个变量系数都显著有意义，国债发行额的系数为-0.28，说明国债发行排挤了民间投资，对民间部门的投资有负的影响，国债发行确实抑制了民间部门投资，但效果不明显，模型的检验结果也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债的发行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至于长期内的影响则要视民间部门的配合而定。

下面是对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积极调节经济运行的一些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降低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

降低不确定程度不仅可以直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启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还可以增加利率下调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改善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

1.完善各类社会保障制度

失业或下岗、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是造成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主要因素。失业救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发生意外时的收入，从而起到降低风险、刺激消费的作用。

2.各种制度改革应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

由于相当数量的制度改革关系到中国居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未来不确定程度的增加。改革拖得越长，居民预期的风险就越大，这无疑将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反之，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改革进程越快，改革的内容越彻底，居民就会降低对未来风险的预期，从而起到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

3.建立健全高等教育的贷学金制度

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父母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之一，教育可以降低子女未来收入的不确定程度。由于教育需要相当数量的投入，建立健全贷学金制度可以放宽家庭在子女接受教育时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减少中国居民的储蓄需求，从而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

（二）健全资本市场，减少企业投资的不确定程度

健全资本市场，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是当务之急，而制定科学正确的利率政策是重中之重。经过实证分析可以知道，利率虽然可以反向作用于投资，在短期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长期由于不确定的增加，降低利率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甚至会加剧市场的波动，这就决定了利率政策应该采取微调的手段而非主动地去相机改变经济运行状况。

因此，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利率应当作为辅助的调节工具，适时适度的调节是有必要的，但应该承认利率杠杆的弱有效性，着重研究和制定与之紧密联系的政策和措施，以综合性高的组合措施来调节经济发展，提高改革效率。最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着眼于保证政策的稳定性与可信性，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降低企业未来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或者未来情况变坏的预期，从而激励企业的投资。

（三）努力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率

如何合理控制国债规模以及优化国债结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同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相比而言，后者则显得更为重要。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一切国债问题得以有效解决的前提保证，因而如何发挥财政信用资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小拨大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探讨国债规模大小更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国的国债资金有很大比例投入财政性建设领域，但是在国民经济处于粗放型管理体制下，财政建设资金效益状况堪忧。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国债政策积极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

改革财政预算投资管理体制，建立有偿性为原则的新的国债管理机制势在必行。多年来，我们一直把国债作为一种产品，按照行政手段进行分配，这样既扭曲了国债这一金融商品的属性，又延误了国债一、二级市场的建立。在目前解决了发行市场的前提下，进入财政的国债资金也应按有偿使用的原则进行配置。因此，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既是创造资金偿还的有效保证，又是缓解国债规模压力的有效途径。

摘要:本文没有采用IS-LM模型来研究该问题，而是通过分析国债的发行对人们储蓄、消费及投资的行为的影响，以及储蓄、消费同投资的关系，以研究人们的储蓄动机、投资动机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一问题。最终得出，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债的发行对民间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和“负挤出效应”都不是很明显，政府的国债政策不能一厢情愿，它需要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配合的结论，并对我国政府运用国债政策积极调节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国债挤出效应预防性储蓄不可逆投资

参考文献

[1]马斌.我国国债挤出效应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9，第21卷，第5期.

[2]宋福铁.国债对于民间部门投资挤出效应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4，第30卷，第8期.

[3]宋铮.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

[4]崔兴芳.国债筹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第6卷，第1期.

[5]李平，张金萍，李彦杰.中国的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J].经济评论，1999，（3）.

储蓄国债范文篇7

关键词：国债规模；财政收支差额；还本付息；计量分析

1引言

国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债规模日趋庞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阻止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对抗国内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国连续6年实施以扩大国债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大增，对刺激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功劳巨大。但是国债发行有一个适度问题，它最终需要清偿。国债发行规模研究，既有规范分析又有实证探讨。

2模型变量的选择:影响国债规模的一般因素分析

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宏观也有微观。本文只考虑宏观的因素。选取的数据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债发行额（Y），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选取以上系统变量的原因是基于传统研究对国债发行规模所受影响因素的考虑。

第一，GDP（X1）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明显地受制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则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潜力就越大。

第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2）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两个项目即储蓄与消费。国债余额与居民的储蓄存款之比即居民应债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居民的应债能力，应债率越高，则国债发行的可能规模越大。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发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弥补财政赤字，所以分析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必须考虑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较小时，用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压力就越小，因此本文选取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来综合衡量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对国债规模的影响。

第四，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还有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运用，随着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递增，每年需要偿还的国债本息数额也在逐年增加，200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3923.4亿元。因此，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也是国债发行规模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国债累计余额（X5）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所能承受的国债总量是有限度的，所以国债余额也是分析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货币信贷规模对国债规模的影响.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工具，货币信贷规模直接影响到国债发行，两者具有相互替代作用.

3国债规模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时间区间是从1992年到2005年，并选取近十年我国国债年度发行额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国债发行额（Y）。各解释变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μ为随机误差项，描述除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国债规模的干扰作用。分析的主要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软件是SPSS。4结论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和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

其次，国债发行规模与居民储蓄正相关，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是国债购买的主体的事实，说明居民储蓄为国债发行提供了空间。

再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积极型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存在较大的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而通过发行国债是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长期实行积极型的国债政策，在大量增发长期国债的影响下，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处境;.

最后，GDP是衡量国家还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越大，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储蓄国债范文篇8

关键词：国债；国债规模；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居民应债力

新中国成立之初，仅在1950年发行过人民胜利折实公债，1954年到1958年间发行了国家建设公债。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恢复了国债融资。1981年7月1日首次发行国债（国库券）48.66亿元。从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的国债规模明显扩大，特别是从1994年起，国家实行分税制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禁止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借款，从而导致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只有发行国债一种。于是当年国债发行规模即高达1175.25亿元，是1993年的1.59倍，以后更是逐年增加发行量，到2005年国债发行达6922.87亿元。

显而易见，我国国债规模已空前庞大，并且仍在迅猛地扩张。这一现象引起理论界和业务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有没有进一步发行的空间？中国的经济能承受得起吗？中国会不会由此而债台高筑，引发债务危机？本文拟谈一下自己的几点看法。

国债规模通常包括三层含义：国债余额、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衡量一国的国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常用的指标有四个，即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居民应债力。现分别作以分析。

1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一国的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该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表示国民经济国家债务化的程度和国债累积额与当年经济规模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它重视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考察国债限度的数量界限，被认为是衡量国债规模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被认为是各国债务规模的警戒线。近年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普遍较高，均在5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了《马约》规定的最高警戒线。而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也比较高，都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6%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去甚远，不足为虑，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国家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流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而我国举债历史不长，自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历史。而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我国的国债规模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甚至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额的增长率已大大高于实际GDP的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的增长率还要高，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运行时期，应当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一国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财政支出额的比率，是用来衡量国家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国债依存度有两种计算口径，一是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以当年国债收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二是从中央财政角度考虑，即中央财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债务收入与中央财政支出额之比。根据政策规定，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公债，国债全部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并负责还本付息，因此能够准确说明问题的应当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从流量上反映了财政支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收入。政府举债过多，债务依存度高，表明财政债务负担重，有可能给财政未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国际上对国债依存度有一个模糊的经验性的安全控制线，大体一是15~20%；中央财政则为25~30%。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5年就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控制线，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1年以来一直都在警戒线以上。

1998年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40.2%，比日本财政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最高年份的37.5%还要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超过警戒线的幅度就更远了。美国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2.30%，日本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7.4%。中国1991-1998年则为51.7%，高出美国29.4个百分点，日本24.3个百分点。这未免有点高得离谱了。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因为我国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财政赤字额和债务的还本付息能力。从“八五”期间开始，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由于采取以发新债还本付息的方式而导致还本付息额急剧增长，从而导致国债发行额的急剧扩大。1994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不得向银行直接透支或借款，这样，财政赤字的弥补过渡到只能完全依靠发行国债。当年政府内债的发行规模即飚升到1028.57亿元，是1993年政府内债发行规模（314.78亿元）的3.27倍。

二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的缘故。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0年的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已由1997年的48.9%提高到2000年的52.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3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即当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部分占多大份额。反映着政府财政偿还举借债务的能力。一国财政偿债能力越大，政府举债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指标说明，国债规模大小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国债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同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

同国债依存度相似，国债偿债率也有两种计算口径，即从国家财政角度或中央财政角度考虑。但能够说明问题的也是中央财政的国债偿债率，即在考察国债偿债率时，我们认为使用中央财政偿债率指标更有实际意义。

国际上通常认为8-10%是国债偿债率的安全控制线，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22%。世界发达国家如日本在1975-1980年平均为8.8%，英国在1984-1986年平均为6.9%，美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6.9%，德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11.5%等等，均低于或接近8-10%的安全控制线。而我国早在1992年中央财政偿债率就已高达26.59%，后虽几经变化，但目前仍然高居20%左右，是安全控制线的两倍强。

我国中央财政偿债率从1990年以后一直高于20%，1998年更是高达48.1%，可见债务的还本付息开始成为财政的一项负担。

偿债率如此之高说明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于“九五”后期和“十五”时期，因此我国面临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绝对规模比中国大得多，在GDP中份额也高很多，其偿债率反而要低得多，这是由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相差太大。国债源于财政赤字，而在影响财政赤字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的大小。然而，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1994-1998）仅为7.4%，与世界诸国相比，名列最末。

4居民应债力

居民应债力是指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

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当今世界名列前茅，到1999年已高达71.29%，而在1992年美国仅有4.5%，日本16.6%，法国12.7%，英国11.0%。可见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

1981-1999年我国居民应债力平均为9.07%，最高的一年也不过23%。也就是说，国债累计余额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储蓄仍然滞留在银行存款的环节，居民有很强的应债力。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国债规模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很低，但国债增长的速度却高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据测算，1981-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81%，而同期国债平均增长速度却为37.76%，高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8.95个百分点。1990-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3%，国债余额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0.34%，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5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国债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并且仍然以很高的速度递增。

从国债负担率来看，国债规模很合理，远没有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政府举债还有很高的潜力。

从国债依存度来看，中国的国债依存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畸高，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就是说，中国的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财政支出过分依赖于债务收入。国债规模过高，政府举债扩容的空间很小。

从国债偿债率指标分析，中国的国债偿债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且在目前仍然高居不下。也就是说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中国的居民应债力较低，社会应债能力较强，说明国债尚有较宽的拓展余地。

上述指标中，国债负担率与居民应债力得出相似结论；而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相互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预算内财力集中程度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此外，国债平均期限短，使国债余额规模累积率相当低也是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蔡可辉，冯小金.中国国债规模分析之浅见［J］.广西会计，2002，（5）.

储蓄国债范文篇9

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宏观也有微观。本文只考虑宏观的因素。选取的数据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债发行额（Y），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选取以上系统变量的原因是基于传统研究对国债发行规模所受影响因素的考虑。

第一，GDP（X1）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明显地受制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则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潜力就越大。

第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2）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两个项目即储蓄与消费。国债余额与居民的储蓄存款之比即居民应债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居民的应债能力，应债率越高，则国债发行的可能规模越大。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发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弥补财政赤字，所以分析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必须考虑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较小时，用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压力就越小，因此本文选取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来综合衡量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对国债规模的影响。

第四，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还有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运用，随着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递增，每年需要偿还的国债本息数额也在逐年增加，200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3923.4亿元。因此，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也是国债发行规模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国债累计余额（X5）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所能承受的国债总量是有限度的，所以国债余额也是分析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货币信贷规模对国债规模的影响.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工具，货币信贷规模直接影响到国债发行，两者具有相互替代作用.

2国债规模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时间区间是从1992年到2005年，并选取近十年我国国债年度发行额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国债发行额（Y）。各解释变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μ为随机误差项，描述除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国债规模的干扰作用。分析的主要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软件是SPSS。

4结论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和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

其次，国债发行规模与居民储蓄正相关，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是国债购买的主体的事实，说明居民储蓄为国债发行提供了空间。

再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积极型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存在较大的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而通过发行国债是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长期实行积极型的国债政策，在大量增发长期国债的影响下，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处境;.

最后，GDP是衡量国家还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越大，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任安军，杨艳芬.我国国债规模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3：12-15.

［2］张新立，王青建.风险资本的组合投资最优模型研究［J］.经济数学，22:4（2005），389-394.

储蓄国债范文篇10

国债负担率是指一国的国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该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表示国民经济国家债务化的程度和国债累积额与当年经济规模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它重视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考察国债限度的数量界限，被认为是衡量国债规模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被认为是各国债务规模的警戒线。近年来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普遍较高，均在50%以上，达到甚至超过了《马约》规定的最高警戒线。而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的国债负担率也比较高，都远远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6%左右的水平。这就说明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去甚远，不足为虑，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它国家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流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而我国举债历史不长，自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历史。而随着国债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的增长趋势，如果我国的国债规模照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甚至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额的增长率已大大高于实际GDP的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的增长率还要高，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运行时期，应当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一国当年国债发行额与当年财政支出额的比率，是用来衡量国家财政支出依靠债务收入来安排的程度。国债依存度有两种计算口径，一是从国家财政角度考虑，以当年国债收入与全国财政支出总额进行比较；二是从中央财政角度考虑，即中央财政依存度，指中央政府债务收入与中央财政支出额之比。根据政策规定，我国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公债，国债全部由中央财政发行、掌握和使用，并负责还本付息，因此能够准确说明问题的应当是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从流量上反映了财政支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债务收入。政府举债过多，债务依存度高，表明财政债务负担重，有可能给财政未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国际上对国债依存度有一个模糊的经验性的安全控制线，大体一是15~20%；中央财政则为25~30%。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5年就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控制线，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1年以来一直都在警戒线以上。

1998年我国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40.2%，比日本财政最困难时期债务依存度最高年份的37.5%还要高出2.7个百分点。如果用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超过警戒线的幅度就更远了。美国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2.30%，日本1982-1994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平均为27.4%。中国1991-1998年则为51.7%，高出美国29.4个百分点，日本24.3个百分点。这未免有点高得离谱了。引起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因为我国每年的国债发行额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财政赤字额和债务的还本付息能力。从“八五”期间开始，财政赤字额逐年增加，由于采取以发新债还本付息的方式而导致还本付息额急剧增长，从而导致国债发行额的急剧扩大。1994年，国务院决定，财政不得向银行直接透支或借款，这样，财政赤字的弥补过渡到只能完全依靠发行国债。当年政府内债的发行规模即飚升到1028.57亿元，是1993年政府内债发行规模（314.78亿元）的3.27倍。

二是因为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偏低的缘故。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虽然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11.6%提高到2000年的1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已由1997年的48.9%提高到2000年的52.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

3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指当年国债的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即当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部分占多大份额。反映着政府财政偿还举借债务的能力。一国财政偿债能力越大，政府举债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一指标说明，国债规模大小要受到国家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国债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同当期财政收入状况相适应。

同国债依存度相似，国债偿债率也有两种计算口径，即从国家财政角度或中央财政角度考虑。但能够说明问题的也是中央财政的国债偿债率，即在考察国债偿债率时，我们认为使用中央财政偿债率指标更有实际意义。

国际上通常认为8-10%是国债偿债率的安全控制线，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22%。世界发达国家如日本在1975-1980年平均为8.8%，英国在1984-1986年平均为6.9%，美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6.9%，德国在1985-1986年平均为11.5%等等，均低于或接近8-10%的安全控制线。而我国早在1992年中央财政偿债率就已高达26.59%，后虽几经变化，但目前仍然高居20%左右，是安全控制线的两倍强。

我国中央财政偿债率从1990年以后一直高于20%，1998年更是高达48.1%，可见债务的还本付息开始成为财政的一项负担。

偿债率如此之高说明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于“九五”后期和“十五”时期，因此我国面临的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绝对规模比中国大得多，在GDP中份额也高很多，其偿债率反而要低得多，这是由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份额相差太大。国债源于财政赤字，而在影响财政赤字的诸多因素中，最直接最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的大小。然而，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1994-1998）仅为7.4%，与世界诸国相比，名列最末。

4居民应债力

居民应债力是指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

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当今世界名列前茅，到1999年已高达71.29%，而在1992年美国仅有4.5%，日本16.6%，法国12.7%，英国11.0%。可见中国储蓄率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

1981-1999年我国居民应债力平均为9.07%，最高的一年也不过23%。也就是说，国债累计余额只占居民储蓄余额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储蓄仍然滞留在银行存款的环节，居民有很强的应债力。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国债规模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很低，但国债增长的速度却高于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据测算，1981-2000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81%，而同期国债平均增长速度却为37.76%，高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8.95个百分点。1990-1999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83%，国债余额的平均增长速度是60.34%，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

5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国债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并且仍然以很高的速度递增。

从国债负担率来看，国债规模很合理，远没有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政府举债还有很高的潜力。

从国债依存度来看，中国的国债依存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畸高，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就是说，中国的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财政支出过分依赖于债务收入。国债规模过高，政府举债扩容的空间很小。

从国债偿债率指标分析，中国的国债偿债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并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控制线，且在目前仍然高居不下。也就是说中央财政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偿还债务的。

中国的居民应债力较低，社会应债能力较强，说明国债尚有较宽的拓展余地。

上述指标中，国债负担率与居民应债力得出相似结论；而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相互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我国预算内财力集中程度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此外，国债平均期限短，使国债余额规模累积率相当低也是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蔡可辉，冯小金.中国国债规模分析之浅见［J］.广西会计，2002，（5）.

［2］焦艳玲.我国国债规模的统计分析与政策取向［J］.财经研究，2001，（6）.

［3］高培勇，宋永明.国债的规模控制与管理问题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