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体制范文10篇

创新体制范文篇1

针对当前党员监督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监督盲点多、空当多，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缺乏必要的监督意识、监督责任和有效的机制保障，监督动力不足，因而使监督经常处于“弱监”、“虚监”、“空监”状态等弊端，中国社科院重大国情调研组在对津粤江浙沿海四地发达地区的党员同志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激发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内在主体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建立党员监督的长效机制、瞄准重点对象构筑保障监督者权益的制度防线、搭建党员监督的实现平台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条件，创新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让党员更好地行使自身的权利，并有效地开展监督。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员监督权利，党员监督权利实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仍然存在影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诸多矛盾、问题和障碍，制约着党员监督权利发挥作用。

1.党员监督是党员权利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权利体系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最终都离不开监督权的实现。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员直接作为监督主体，在党内权力运行过程及执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的监督制约作用。

2.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所拥有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运用重点环节，重点监督那些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和领导干部。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党内权力运行中枢系统和权力资源密集岗位的监督。监督权利只有紧扣党的权力运行过程才能有效实现，党员监督权也由此可以具体分解为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不论是党代表会议的监督、党代表的监督、党的监督机构的监督，还是党员个人的监督，都要依法依纪，按照党的规章制度进行，而且监督的结果也要受到监督。

3.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主要障碍。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实践更加深入，党员行使监督权的形式呈多样化，出现交流式、评议式、提案式、研究式、举报式等多种方式，但是，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状况还不够理想，实现程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不愿监督、不能监督、无法监督等障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党员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真正贯彻落实时遇到的阻力较大；二是权利和权力关系上的结构性失衡，致使党员监督处于弱势状态；三是党务工作神秘化，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四是监督缺乏安全机制保障，制约了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五是党员缺乏监督意识和监督责任，党员监督动力不足。妨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根源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由于不分权、不让权、不放权，造成党员得不到监督权；二是由于施行程序、机制不当，造成党员监督权失效。

对于党员主观上缺乏监督意识和监督责任、监督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不知监督”的党员中少数是由于缺乏民主知识和对有关党规不了解，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不知情而无法监督，这都是思想教育和党务公开工作还不够扎实深入的表现；“不愿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主程序及监督机制设计还不够明晰化、人性化，让普通党员感到陌生深奥、无从入手，而惩治机制、反馈体系不健全则使得监督效果难以预期，这样，行使监督权既要额外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又不一定产生实际作用，很多党员在权衡之下自然流露出畏难情绪、不愿意再去监督；“不敢监督”则是因为缺乏合理的监督程序和科学的监督保障制度，造成党员想监督但是顾虑重重，从而不得不放弃监督权。

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对策措施

1.明确党员监督主体地位，提高党员的民主监督意识，将监督权返还给党员，改变监督主体缺位的局面，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首要环节。要明确“监督主体”地位，鼓励党员把参与党内监督当作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断提高党员的监督能力，增强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打破一些领导干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和对某些应当向党员所通报信息的封锁，摒除那些认为党员了解不了解、参与不参与、监督不监督关系不大，普通党员参政议事影响党内决策效率、影响政治稳定等错误认识，帮助党员坚持党性、坚定立场，充分行使参与党内监督的权利。除了思想教育和观念更新，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党员的监督意识、责任感、兴趣和参与能力往往需要在有效的制度实施实践中培养。例如，可结合党内三项重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逐步建立征集党员意见的制度、以党员为主体的党内听证会制度、党内对话制度等，对党员意见表达的渠道、受理的时限、反馈的方式都要建立一套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规定，使党员的建议、倡议和意见等，能够顺畅地反映给党组织，调动党员履行监督权的主动性。

2.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的浓厚气氛，疏通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渠道，消除党员监督工作的神秘感，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条件。要切实推进党务公开的制度建设，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党员或党代表查阅党内会议记录、文件制度，党内文件、材料保密期限及解密、公开、查询制度等。确保公开的时间与公开的内容相适应，提高党务工作的透明度。要公开党员领导干部购建房、办理婚丧喜庆事宜、子女出国学习、配偶和子女从业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情况，拒收礼品礼金情况，出国境和跨省考察情况，执行公车使用管理规定情况，使用招待费、差旅费、电话费等情况；常规性党务工作也要定期公开，可根据实际情况每季度或半年公开一次；为民办实事进展情况、民主生活会情况等阶段性工作要逐段公开；干部考察预告、干部任前公示，发展党员等临时性工作要随时公开；对于重大或复杂问题，要根据公开后反馈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必要时再次公开。加大对“敏感问题”的公开力度，让党员更好地享有知情权，扎实搞好“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的公开，让党员清楚这些工作决策的来龙去脉，从而使他们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参与监督。

3.建立长效机制，设计合理严密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避免监督短期化、“作秀”化、形式化。强化党员监督权利的质量和效果，建立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党员监督权要实实在在地渗透到党员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中去，贯穿于党内民主决策、科学执行、有效监督等日常权力运行各重点环节中，依靠合理严密的民主程序加以落实。这样，党员监督就会与党的日常管理决策活动融为一体，长期发挥效能。建立积极的监督意见反馈机制也十分重要。对党员通过民主评议、实名举报等监督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见、建议等，应当建立相关机制进行及时处理并适时予以反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处理进程、整改结果或进行解释说明。这样，一方面党员对自己行使监督权之后的党内监督处理工作进行动态监督，即“监督监督权”，让监督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也会使其他潜在的监督者对监督有效性产生积极预期，从而激发他们的监督积极性。选好党代表，是建立党员监督长效机制、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径。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其核心就是保障选举能够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为此，除了要扩大选举比例、减少任命范围，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外，还应在选举投票的技术细节上加以改进，例如坚持秘密投票的原则，设立秘密写票间，不允许对划票人进行近距离拍照、录像，不允许用电子眼监控选举人的划票过程等，给选举人创造公平的选举环境。

4.瞄准重点对象，加大对权力运行中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监督力度，加大对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解决对“一把手”监督缺失的问题。《党内监督条例》《实施纲要》等均规定，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但是，在决策前要征集党代表意见，集体决策后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或公示，这无疑会全面提升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充分实现党员监督权利，就必须加大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等现有党内监督制度中不断体现并充实党员的监督权，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党员领导干部必要时应当在参加民主生活会、进行述职述廉时，对发生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向普通党员进行说明；在述职述廉前，党委党组要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创新体制范文篇2

党员权利包括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等一组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权利集合，它贯穿于执政党的决策、执行、监督等诸项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特别是正确行使党员的监督权利，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也是衡量党内民主程度的重要尺度。紧扣党内权力运行，全面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党员其它诸项权利的有效实现。

针对当前党员监督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监督盲点多、空当多，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缺乏必要的监督意识、监督责任和有效的机制保障，监督动力不足，因而使监督经常处于“弱监”、“虚监”、“空监”状态等弊端，中国社科院重大国情调研组在对津粤江浙沿海四地发达地区的党员同志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激发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内在主体动力、营造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建立党员监督的长效机制、瞄准重点对象构筑保障监督者权益的制度防线、搭建党员监督的实现平台等方面入手，积极营造条件，创新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员监督权利，让党员更好地行使自身的权利，并有效地开展监督。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员监督权利，党员监督权利实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仍然存在影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诸多矛盾、问题和障碍，制约着党员监督权利发挥作用。

1.党员监督是党员权利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党内监督的主要形式之一。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权利体系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监督权利是党员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最终都离不开监督权的实现。党员监督权是党内监督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党员直接作为监督主体，在党内权力运行过程及执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的监督制约作用。

2.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党员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所拥有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运用重点环节，重点监督那些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重点领域、重要部门和领导干部。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实质就是要加强对党内权力运行中枢系统和权力资源密集岗位的监督。监督权利只有紧扣党的权力运行过程才能有效实现，党员监督权也由此可以具体分解为监督决策权、监督执行权、监督监督权。不论是党代表会议的监督、党代表的监督、党的监督机构的监督，还是党员个人的监督，都要依法依纪，按照党的规章制度进行，而且监督的结果也要受到监督。

3.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主要障碍。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实践更加深入，党员行使监督权的形式呈多样化，出现交流式、评议式、提案式、研究式、举报式等多种方式，但是，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状况还不够理想，实现程度还远远不够，还存在不愿监督、不能监督、无法监督等障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党员监督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真正贯彻落实时遇到的阻力较大；二是权利和权力关系上的结构性失衡，致使党员监督处于弱势状态；三是党务工作神秘化，监督缺乏必要知情前提；四是监督缺乏安全机制保障，制约了党员监督权利的实现。五是党员缺乏监督意识和监督责任，党员监督动力不足。妨碍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根源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由于不分权、不让权、不放权，造成党员得不到监督权；二是由于施行程序、机制不当，造成党员监督权失效。

对于党员主观上缺乏监督意识和监督责任、监督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不知监督”的党员中少数是由于缺乏民主知识和对有关党规不了解，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不知情而无法监督，这都是思想教育和党务公开工作还不够扎实深入的表现；“不愿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主程序及监督机制设计还不够明晰化、人性化，让普通党员感到陌生深奥、无从入手，而惩治机制、反馈体系不健全则使得监督效果难以预期，这样，行使监督权既要额外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又不一定产生实际作用，很多党员在权衡之下自然流露出畏难情绪、不愿意再去监督；“不敢监督”则是因为缺乏合理的监督程序和科学的监督保障制度，造成党员想监督但是顾虑重重，从而不得不放弃监督权。

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对策措施

1.明确党员监督主体地位，提高党员的民主监督意识，将监督权返还给党员，改变监督主体缺位的局面，这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首要环节。要明确“监督主体”地位，鼓励党员把参与党内监督当作责无旁贷的义务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不断提高党员的监督能力，增强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打破一些领导干部认识上存在的误区和对某些应当向党员所通报信息的封锁，摒除那些认为党员了解不了解、参与不参与、监督不监督关系不大，普通党员参政议事影响党内决策效率、影响政治稳定等错误认识，帮助党员坚持党性、坚定立场，充分行使参与党内监督的权利。除了思想教育和观念更新，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党员的监督意识、责任感、兴趣和参与能力往往需要在有效的制度实施实践中培养。例如，可结合党内三项重要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逐步建立征集党员意见的制度、以党员为主体的党内听证会制度、党内对话制度等，对党员意见表达的渠道、受理的时限、反馈的方式都要建立一套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规定，使党员的建议、倡议和意见等，能够顺畅地反映给党组织，调动党员履行监督权的主动性。

2.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的浓厚气氛，疏通党员监督权利实现的渠道，消除党员监督工作的神秘感，是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条件。要切实推进党务公开的制度建设，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通报党内重要情况的制度，党员或党代表查阅党内会议记录、文件制度，党内文件、材料保密期限及解密、公开、查询制度等。确保公开的时间与公开的内容相适应，提高党务工作的透明度。要公开党员领导干部购建房、办理婚丧喜庆事宜、子女出国学习、配偶和子女从业等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情况，拒收礼品礼金情况，出国境和跨省考察情况，执行公车使用管理规定情况，使用招待费、差旅费、电话费等情况；常规性党务工作也要定期公开，可根据实际情况每季度或半年公开一次；为民办实事进展情况、民主生活会情况等阶段性工作要逐段公开；干部考察预告、干部任前公示，发展党员等临时性工作要随时公开；对于重大或复杂问题，要根据公开后反馈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必要时再次公开。加大对“敏感问题”的公开力度，让党员更好地享有知情权，扎实搞好“三重一大”（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的公开，让党员清楚这些工作决策的来龙去脉，从而使他们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参与监督。

3.建立长效机制，设计合理严密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避免监督短期化、“作秀”化、形式化。强化党员监督权利的质量和效果，建立实现党员监督权利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党员监督权要实实在在地渗透到党员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中去，贯穿于党内民主决策、科学执行、有效监督等日常权力运行各重点环节中，依靠合理严密的民主程序加以落实。这样，党员监督就会与党的日常管理决策活动融为一体，长期发挥效能。建立积极的监督意见反馈机制也十分重要。对党员通过民主评议、实名举报等监督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见、建议等，应当建立相关机制进行及时处理并适时予以反馈，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处理进程、整改结果或进行解释说明。这样，一方面党员对自己行使监督权之后的党内监督处理工作进行动态监督，即“监督监督权”，让监督变得更有效；另一方面也会使其他潜在的监督者对监督有效性产生积极预期，从而激发他们的监督积极性。选好党代表，是建立党员监督长效机制、强化党员监督的质量和效果的重要途径。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其核心就是保障选举能够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为此，除了要扩大选举比例、减少任命范围，扩大直接选举的层级和范围外，还应在选举投票的技术细节上加以改进，例如坚持秘密投票的原则，设立秘密写票间，不允许对划票人进行近距离拍照、录像，不允许用电子眼监控选举人的划票过程等，给选举人创造公平的选举环境。

4.瞄准重点对象，加大对权力运行中的重点环节和部位监督力度，加大对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解决对“一把手”监督缺失的问题。《党内监督条例》《实施纲要》等均规定，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但是，在决策前要征集党代表意见，集体决策后要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或公示，这无疑会全面提升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要充分实现党员监督权利，就必须加大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重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要在个人重大事项申报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等现有党内监督制度中不断体现并充实党员的监督权，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党员领导干部必要时应当在参加民主生活会、进行述职述廉时，对发生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向普通党员进行说明；在述职述廉前，党委党组要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对领导班子成员的意见，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创新体制范文篇3

摘要国家创新系统作为提升一国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已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敏感时期，发展国家创新系统也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在构建国家创新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对象分层构权法，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给予评价，并与各国创新系统绩效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绩效评价熵值法

进入21世纪，人类已悄然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强弱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越来越成为决定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国家创新系统作为提升一国创新能力、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已被世界各国所重视。近年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在完善国家创新系统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但要客观了解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目前的发展状况，则需要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绩效进行评价。本文在对各国国家创新系统绩效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发展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合理化建议。

1国家创新系统综合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1．1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的含义

绩效原为组织行为学中的一个概念。鲍曼和穆特威德鲁将绩效分为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他们指出，行为是人们工作时的所作所为，这些行为对个人或组织效率具有积极或者消极作用；结果是因为绩效而改变的人或事的状态或者条件，有益于或者阻碍组织目标的实现。由此可见，绩效的含义可包含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可理解为行为主体实现目标的能动性，客观方面可理解为目标的实现效果。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国家创新系统绩效应包含系统对创新的支持能力和创新实际效果两方面的含义。

1．2国家创新系统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上述国家创新系统绩效的含义，本文在参考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将指标分为创新支持能力和创新效果两类，第二层则将指标细分为6类，第三层再分解到34项具体指标上。具体指标为：

1．2．1创新支持能力类指标

（1）资金投入能力。全社会R＆D投入总额、全社会R＆D投入占GDP比例、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R＆D投入比例、企业R＆D投入占全社会R＆D投入比例、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占销售收入比例、企业技术引进吸收投入比、政府R＆D投入占财政收入比例、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比例、基础设施投资额。

（2）人力资源投入能力。研究人员总数、研究人员总数占社会劳动力总量比例、硕士以上研究人员占研究人员总数比例。

（3）创新环境服务能力。产学研合作项目数、产学研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技术中介组织营业额、基础设施使用率、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创新政策执行力。

1．2．2创新效果类指标

（1）科技成果。专利授权量、每万名研究人员专利授权量、国内外数量、每万名研究人员国内外数量、三系统收录论文数量、每万名研究人员三系统收录论文数量。

（2）经济效益。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新技术产业增长速率、国内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外技术贸易额。

（3）经济结构优化效果。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万元GDP单位能耗、万元GDP废水排放量、万元GDP废气排放量、万元GDP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由于资金投入能力和人力资源投入能力的大小往往决定着国家创新系统对创新的支持能力的强弱，在这两方面投入越大意味着创新产出可能性就越大。同时，良好的创新服务环境可以保证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利于技术扩散和全社会创新成本的降低，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创新支持能力类指标主要包含资金投入能力、人力资源投入能力和创新环境服务能力三方面内容。

创新效果还可分为科技和经济成果两方面，其中经济成果由包含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优化效果两项内容。评价国家创新系统的作用效果不但要看科技成果的产出数量，而且要关注科技成果产业化，特别是科技对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效果。因此，本文将科技成果、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优化效果纳入创新成果类指标中。

2国家创新系统综合绩效评价模型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的设计特点和评价需要，本文采用算术加权平均法构建评价模型。权值的确定采用对象分层构权法，底部指标层的权值采用熵值法确定，中间层各指标分类之间，由于在重要性上无明显差异，因而权值的确定采用直接构权法，对同一大类之下的小类指标分配相同的权重。设某一指标分类下共有m项指标，评价对象有n个，则采用熵值法确定该指标分类下各指标权值的具体方法为：

（1）指标数据标准化。采用以下公式：

yij＝*×100＋1

其中，xij代表第j号评价对象的第i项指标值，yij代表指标标准化数值。上式末尾“＋1”是为了保证后续运用熵值法计算时不出现自然对数真数为“0”的无意义情况。

（2）将标准化数据转化为比重值Pij。计算公式为：

pij＝*

（3）计算各指标熵值ei。计算公式为：

ei＝－K*PijlnPij，其中K＝*

（4）推算权重wi。计算公式为：

w′i＝1－ei，wi＝*

得到了各指标分类下不同指标相对上一层指标分类的权重后，即可逐层运用算术加权平均方法得到各评价对象的评价值。

设评价体系中共有h个指标分类，每个类别中的指标数目为m（h），评价对象有n个；第j号评价对象中，第k号指标分类下第i项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为ykij，该项指标相对上层指标分类的权重为wki，第j号评价对象的评价值为zj。具体评价模型为：

zj＝**wkiykij

3国内外国家创新系统绩效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波兰和我国为评价对象。由于，受数据来源限制，上述指标体系中大部分指标在作国际比较时，不能达到数据的完整和统一，因此，本文在最大限度利用现有数据的情况下，整理出7项指标及其数据（见表1），用于国家创新系统绩效评价。

运用上述评价模型，经过数值计算得到中国的综合评价值为19．97，在上述8个国家中排名第六。排名第一的是美国，综合评价值为67．73；第二为韩国，综合评价值为50．50，第三为日本，综合评价值为50．06；第四为英国，综合评价值为32．32；第五为德国，综合评价值为31．69；第七为西班牙，综合评价值为17．93；第八为波兰，综合评价值为11．56。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的评价值较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这一差距不但体现在创新支持能力上，也体现在创新效果上。可以看出，我国R＆D经费支出及占GDP百分比均较低，只有“研究人员人数”一项数值较大，但研究人员占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仍很低，且人员绝对数量大也并未引起创新效果的提升，“每万名研究人员中三系统收录科技论文数”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两项指标在被选的国家中均表现最差，“每万名研究人员专利授权量”也排名倒数第二。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

3.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企业对技术创新不重视，造成创新投入不足

虽然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企业已逐步成为了R＆D活动的资金投入主体，如2007年，我国企业R＆D经费支出额占全社会R＆D经费总额的比例已超过70％，但我国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仍显不够积极。目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总体小于销售收入的1％，而发达国家的大中型企业，一般都达到3％。同时我国企业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投入也不足，消化吸收资金比平均在1：0．07，而日本、韩国的该项数据都在1：5~1：8之间。由此而产生了我国企业对跨国公司技术的高度依赖，大多数企业利润微薄，缺乏加大创新投入的能力。另外，行政执法不力、民事赔偿不足、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等因素，导致了我国目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强，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我国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3.2产学研缺乏协同，科技中介组织发展不完善，造成创新成果产业化效率不高

我国现存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造成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均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创新资源难以有效配置，严重阻碍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科研绩效评价标准尚未吸收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的指标，大学和科研机构往往只重视自己的学术地位，缺乏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动力。另一方面，企业也缺乏参与科研机构和大学承担的国家科研任务的渠道，难以保持产学研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再者，公办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尚遗留较为浓厚的行政机关烙印，机制不够灵活，创新意识不强，而因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民办中介机构又受到限制，使得我国科技中介服务业务难以有效开展，造成整体中介服务能力不强。

3.3教育投入不足，人才培养体制僵化，造成创新人才缺乏

我国目前教育投入不足，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而1995年世界平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水平是5．2％。教育的长期低水平投入，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僵化，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因而教育系统难以培养出社会急需的创新型人才。

3.4社会文化不符合创新要求，造成全社会创新氛围不浓

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庸思想盛行，人们多安于现状，思想保守。此外，传统文化突出上下贵贱的等级观念，造成人们唯上是从，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4发展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政策建议

我国应在不断加大创新投入的同时，应进一步优化创新体制机制，完善创新有关政策和法规，以此促进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主要措施应包括：

4.1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政府应加快建立以法人财产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以独立法人财产制度为基础成为自主经营、自主创新、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加大知识产权方面政策的执行力度，扶持和加强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建设，支持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强化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向有条件的创新项目发放贷款，扩大融资渠道和数量，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充实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4.2促进产学研合作交流

各创新主体之间应采用合作研究、重大任务引导等方式交流信息、共享人才和基础设施、实现功能互补。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加大对转制的公益性科研机构的投入。改变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价制度，实行以岗位工资为主的科研人员薪资发放制度，促使科研人员更加致力于技术创新研究。同时积极开展科技创新国际交流活动，支持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究中心。

4.3壮大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应改革公办中介机构管理体制，在中介服务领域引入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逐步建立有利于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促进科技企业孵化器不断发展壮大，培育和扶持骨干科技中介机构，把培训作为促进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一项基础工作，对从业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作出明确要求，增强中介机构的专业化的服务水平。

4.4改革教育投入和人才培养机制

改变目前教育投入预算模式，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力度，同时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并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完善目前的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到方面的改革，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建立合理的人才评价标准，创造创新人才顺利成长并脱颖而出的优良环境。制定吸引高级人才的优惠政策，充分全球资源培养创新型人才。

4.5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

从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提炼创新文化内涵，树立现代创新价值观，大力倡导创新促进发展的理念，弘扬学术民主，培养科研人员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培育既竞争又合作的现代团队精神，加强国际交流，在竞争中实现中外优秀文化的融合，形成促进创新的良好国际文化环境。（转自：科技创业月刊）

参考文献

1杨青．投资评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2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研究组．2008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国家创新体系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王海燕．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绩效评价的基本原则和方法［J］．科学管理研究，2001（4）

4贾建闯，金懿．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3）

创新体制范文篇4

目前我国的县乡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其机构设置、人员的配备、推广的方式方法等均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原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一)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形成了“条块共管,以块为主,按专业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农业推广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条块分割,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相脱节,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相分离等体制上的弊端日益突出。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在农技推广体系组织结构上,机构林立而力量分散,队伍庞大而人浮于事,不仅工作效率低,而且使财政难以负担,从而直接威胁到推广体系的生存与发展。

(二)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从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运行机制看,仍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主要对上级负责,自上而下运行。考核推广机构工作的主要指标是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况。在人事管理上形成了论资排辈、终身制;在分配方式上形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在评价体制上形成了服务效果与服务对象的脱离(作为服务对象的农民不能参与对推广机构的评价),不能从制度上保障推广机构和人员充分履行职责,不利于调动其内在积极性、创造性。因此,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与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适应。

(三)推广队伍的结构及方式方法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目前我国县乡两级农业推广机构比较普遍的存在着专业结构不合理,非专业技术人员过多、知识断层与知识老化等问题;在技术推广方式上比较普遍的沿用一般化的号召,工作不到位,难落实,很多地方已无法有效地向农民推广最新的技术。

(四)推广服务功能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现行的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使用的还是原始的推广手段,无法及时地向农民提供信息,难以向农民传授保证农产品安全的技术,致使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出口、流通受阻,农业的外向度难以扩张。

(五)资金投入不足、设施落后与市场经济不适应

由于缺乏资金,很多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设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购置或兴建的,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建设的县级推广中心,也因资金投入不足、配套不够、设施老化、设备过时而服务功能下降。因此,难以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由于以上诸多方面的不适应,县、乡(镇)农业推广机构的职能作用被削弱或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我国现行的推广体系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

二、我国县乡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的基本思路

借鉴国内外经验,围绕“转变推广理念、明确职能定位、理顺政事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通过体制创新、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等措施的综合运用,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合理配置各种资源,建立起以政府服务为主导,以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集体和合作经济组织为辅助,国家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综合性服务与专业性服务相结合,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层次并存的新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为发展高效、优质、高产、生态、安全农业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1)坚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原则。(2)坚持局部创新与国家推广体系相衔接的原则。(3)坚持与当地生态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4)坚持稳定、灵活、高效相兼顾的原则。

三、我国县乡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创新与改革措施

(一)创新机构设置、理顺管理体制

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体制不顺是影响目前县乡农业推广机构稳定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切实保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上下贯通、网络健全,更好地发挥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职能作用,必须创新机构设置,打破目前依附行政体制设置的单一格局,整合社会资源,优化职能分工,理顺县、乡农业推广机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网络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1.县级设立农业综合机构。将县农业、林业、农机、畜牧、水产等职能合并,组建县农业综合服务机构,下设:行政管理、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执法部门、经营服务等四个部门。四个部门中,行政管理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纳入公务员系列管理;综合服务中心属公益性事业单位,由各县财政全额拨款,其服务设备及日常服务纳入县财政预算;经营性综合服务部门属事业单位,但采取企业化管理,职工的工资待遇等与经营的绩效挂钩,自收自支。

2.按经济区建立农业推广区域站。按经济区建农业推广区域站,实现事、企分离和减员增效。分析造成目前乡镇级推广组织窘况的最根本原因是按行政区划乡乡设站,导致技术力量分散,推广效果不高。改革的重点是冲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打破乡乡设站的格局,结合县农业结构调整,以县内经济发展区域、优势主导产业、特色骨干产品和重点小城镇为依托,重新设立农技推广区域站,以增大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规模,提高其服务能力。转变原各乡镇站的职能及人员身份,以达到优化队伍精简机构、减员增效的目的。

(二)创新管理机制、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建立科学的人事管理机制。实行用人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岗位目标责任制,以岗定人。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制度。建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以在一线推广业绩为主要内容和当地政府领导、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本单位职工共同参与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参与竞争上岗的人员可根据其工作性质职能进行多层次、全面考核评价。再次,创新分配机制。打破分配上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实行绩效挂钩,除基本工资外,其余部分按贡献大小业绩大小适当拉开档次。

创新体制范文篇5

创新理论最早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创立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依靠模仿创新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科技发达的美英等国在经历了1974至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普遍出现“滞涨”状况，为寻找发展经济的良方，国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逐渐升温。技术创新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问题，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中国技术创新的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家先后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技术创新工程（实施期限从1996年至2010年）、知识创新工程等。目前，我国的技术创新理论与实践活动继续深入进行，特别是技术创新机制的建设正成为技术创新工作的中心环节。

本文认为，所谓技术创新机制是指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得以不断展开和解决的一系列动力、规则、程序和制度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由为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方案设计、融资和投资的运行机制，协调多方力量共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协作机制，对技术创新项目进行风险控制、对创新人员进行有效激励以保证项目成功实施的保障机制，以及对技术创新效果进行绩效考核的评价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基本机制以及上述每个机制的众多子机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构成的。而且，只有当这些机制之间协调时，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才能达到最高。因此，各机制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效果的影响可以用一个简化的多元函数模型表示：T=F(d1D，d2I，d3R，d4G)

其中，T表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F表示函数关系，D表示决策机制，I表示投融资机制，R表示运行机制，G表示保障机制。由于以上各种机制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效果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本模型分别赋予它们不同权重系数d1，d2，d3，d4。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是四种力共同作用的合力。这四种力都是一种矢量：既有力的作用大小，又有力的作用方向。只有当上述各力作用的方向一致时，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才能达到最佳。

二、相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特点

现代企业制度初步建立以后，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背景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已经从政府的附属物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自身法人产权逐步得到落实，正在逐步建立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机制，这使得国有企业第一次可能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政府的指令（完成国家计划）进行技术创新活动。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第一次真正成了技术创新的主体。第二，随着经济体制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已不再直接控制国有企业，而是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来管理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就无法寻求政府的保护，它们直接面对的只能是市场，必须加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这使得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增大，同时，市场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需求，这又形成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巨大拉力。第三，由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科技进步的速度日益加快，国家为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逐渐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这使得科学技术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力加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技术创新机制，将随着近期环境的巨大变化而面临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运行机制权责并重。由于法人产权进一步落实后，国有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承担更大的责任；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企业降低成本的压力增大；加入WTO以后，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更为严峻等等原因，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频率、重要性势必大为增加，这必然要求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决策建立更为严格的程序，更为严密的组织，进行更为科学的论证。由于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建立，各种融资渠道大为拓宽，国家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直接投入却可能有所减少，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机制将更加多元化。

二是协作机制更加灵活。从协作机制来看，随着科技体制的改革，科研机构或被推向市场，或是与应用研究联系更密切，高校与企业的交往也日益增多；随着技术市场的发展及对外开放，企业从外部甚至国外引进技术的渠道大为拓宽；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变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同行业企业之间在竞争之余，也越来越重视技术合作甚至结成技术联盟；同时，随着资本市场逐步走上正轨，企业还可以通过兼并来获取其它企业的技术。

三是保障机制更显重要。由于企业权力更大，肩负的责任更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更频繁、对企业的影响更大。这就要求国有企业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保障机制并能稳定、可靠地运行，以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的概率。

四是评估机制更加主动。随着国有企业作为自主竞争的经营主体地位的确立，由国家出面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进行评估的方式，将逐步转变为企业因市场竞争的压力而进行的自觉行为。

三、相对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的特点

既然国有企业所处的大都是关键性行业，政府对这些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的控制要相对严格，与这些企业的联系要相对密切，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也相对较大。再加上国有企业在中国本来就比私营企业起步早、规模大。这使得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相对于私营企业来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一是决策链条较长但程序更加规范。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国有企业所从事的技术创新项目对国计民生的意义更为重大，国家与企业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政府有时甚至亲自参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决策或者是国有企业的有些技术创新项目被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中，这使得国有企业的决策链条较长，甚至导致对于企业来说，它没有成为某些技术创新项目的决策主体。但由于国有企业的规模通常较大（特别是战略调整后的国有企业），其决策机构、决策程序通常较私营企业规范。

二是融资渠道更加畅通。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国有企业通常更容易吸引到政府的投入；由于现在四大国有银行控制了大量的存贷款业务，而这四家银行及政策性银行无疑也受到政府的影响，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对于国有企业的上市融资，政府也会优先考虑。因此，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通畅。

三是协作关系更易结成。由于不同国有企业的资产都属于全民所有，其所有权都由政府代表，它们之间的技术合作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技术联盟也更容易结成；处于类似的原因，产业界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也更容易开展；即便在引进技术方面，它们也会获得比私营企业更多的照顾。

四是保障机制更加严格。由于国有企业自身体制上存在“所有者虚位”或称“所有者缺位”，企业的管理者在不能被正确激励的情况下，其决策行为有可能严重偏离所有者的利益。这同样反映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上。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国有企业必须建立更为严格的保障机制。

五是评价机制的政府色彩更浓。由于政府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代表，因此，长期以来政府主要行使着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评价权，而私营企业则根据市场的变化自主完成对本企业技术创新的评价。

四、相对于一般中小企业，大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特点

相对于一般中小企业来说，大型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更加复杂，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表现在技术创新机制上，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多层次的技术创新决策机制。大型国有企业内部单位多，活动种类多，结构比较复。在每个层次、每个部门、每个环节上都有自己的创新问题。这些创新问题在性质上差异很大，很难由一个机构统一承担。因此，大型国有企业须在不同组织层次上建立相应的研究开发组织，形成多层次的技术创新决策机制。

二是多部门的技术创新协作机制。由于企业技术创新本质上不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不仅必须与企业内部的销售部门和生产部门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按生产和销售部门的要求展开研究和开发活动；还要与企业外部的销售和生产部门以及其它研究开发部门建立起密切的协作机制。然而，由于大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庞大，体系复杂，上述协作机制的建立要远比小企业复杂得多。

三是多元化的产品服务经营领域。大型国有企业由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和充分运用自身经营资源的需要，其经营领域和产品线必然是多元化的。这就要求大企业经营的着力点在行业和市场，而不在具体的产品。因此，大型国有企业研究和开发的重点不是具体的产品，而是一个行业的基础技术或基础工艺。

四是多对象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这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不在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判断，也不单纯在少数技术专家的灵感，而主要在于大型组织的群体力量、对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动的长期跟踪和系统分析、项目决策上的科学程序，以及在长期训练和操作中培养起来的高素质操作工人。

五是多目标的技术创新评价机制。评价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益不仅要考虑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大型国有企业还承担者部分中观职能，还要考虑其由于技术创新扩散而带来的社会效益。

五、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完善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便成为其继续深入发展的动力。而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必要进一步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要大力加强政策倾斜。在当前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激励政策对于有效诱导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进一步针对现实设计出税收、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扶持倾斜政策。

二是要尽快完善市场机制。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说，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其市场竞争的主体地位已经初步确立。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将是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首要激励措施。

创新体制范文篇6

科技创新体系、制度和政策完善，是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科技创新体系、制度与科技政策息息相关，而科技政策则可以理解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1］32。我国相关法律、政策和重大规划等确立了科技政策的导向，指出应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完善和科技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创新体系建设和技术创新活动。例如，2007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条规定的我国科技政策指导方针是，“国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则指出，“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有机结合，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基础性、前沿性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平台建设，加强军民科技资源集成融合，推进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深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完善科技成果评价奖励制度。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201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的方针，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支撑政策。科技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的重要手段。总理在2011年《求是》杂志中撰文指出：应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依靠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加快科技发展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尤其需要在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事管理制度深入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科技体制。在2011年9月下旬达沃斯论坛与企业家座谈中，总理则指出，应大力推进科技改革，其实质在于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实现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逐步摆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的状况，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发科技创新活动，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并优化配置科技人才。同时，逐步建立科技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有效融合的新型科技管理体制，确立科技管理中的知识产权导向机制也是未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科技管理体制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科教兴国战略”的实现，也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科技创新，因此也是建立适应企业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激励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为重点的模式。

（一）建立有利于科技人员流向企业的政策和制度机制

科技人员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科技人员特别是创新性强的科技人才的数量、结构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成败。从我国从事研究开发的研究人员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看，尽管绝对数量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数量非常落后。西方国家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科技人员大都来自于企业，由于企业面向市场经济第一线，研究开发成果能够紧跟市场行情，从而能够比较好地实现技术创新。在科技体制和科技资源配置方面，我国科技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企业科技人才比重过低。据统计，我国科技工作者280多万人，其中高级科技人才90％以上分布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只有7％分布于企业。再从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所占比例来看，我国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所占比例在企业职工总数中所占比例相当低，以2006年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例，当年比例为1．63％，而发达国家相应比例则为8％～20％，甚至达到30％［2］231。结果，每年的科技成果只有30％左右来自于企业。这样的科技资源配置和科技成果产出结构，很容易造成科研与生产脱节、研究开发技术与市场脱节、研究开发成果难以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技成果实施效率低下等缺陷，不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问题。又据武汉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和武汉市知识产权局调研提供的数据，武汉地区科技人才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2006年高校38579人，占45．7％，独立研究开发机构11631人，占13．8％，工业企业34272人，占40．5％。在企业技术人员分布方面，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以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的抽样调查为例，2008年该区代表性企业技术中心科技活动人员平均179人，其中研究开发人员96人，拥有高级技术职称者18人，拥有博士学位者仅1人［3］。在国家创新研究的项目中，面向企业的比例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科技人员在企业的比例偏低造成的。未来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之一，应是建立鼓励科技人员向企业流动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从源头上保障企业获得科技创新资源。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即指出：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实践中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要求，“建立科研机构、高校创新人才向企业流动的机制，加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为此，需要完善企业科技人才成长环境，建立和完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激励与奖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具体而言，应特别重视以下对策：第一，改革现有科技管理体制，特别是科技人才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向企业流动的科技人才政策体系和制度。进一步深化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改革，鼓励和支持其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中发挥骨干作用。第二，加强对企业科技人才培养的力度，健全企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根据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产业转型升级等需要，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等创新活动的研究，提升科技人才在企业生产经营战略实施中的地位。第三，建立企业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例如，对在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以及完成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科技人才实行重奖，探索激励企业科技人才投身于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方法，对完成国家科技计划和重大专项人才采取重点措施保障计划的完成。以企业科技人才激励措施为例，根据调研的情况，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对科技人才未予足够重视，科技人才的收入与其对企业的贡献不成正比，分配和激励制度不够合理，影响了科技人才从事创新的积极性。为此，需要探讨对企业在创新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科技人员采取的激励创新措施，如晋级、技术职称聘任、收入分配等方面建立长效激励机制。第四，建立企业科技人才考核评价制度，将考核评价的情况与科技人才的职称、工资待遇等结合。

（二）建立企业科技创新组织与运行机制

在我国，企业科技创新人员的缺乏直接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创新的实现。同时，企业缺乏高效运转的研究开发机构和创新部门，没有建立起促进创新的运行机制，也是当前我国很多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成效不佳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就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其科技创新队伍、技术储备与创新机制反而落后了。例如，在减员增效中一些企业向研究开发部门开刀，研究开发机构和人员不仅没有强化或充实，反而遭到削弱。由于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活动面临的风险大、周期长、投资高，加之企业科技创新人员和研究开发经费不足，很多企业不大愿意投入自主创新活动，而是热衷于直接购买设备和技术，甚至认为独立研究开发不如争取科研经费购买国外设备和技术快，直接购买产生的收益更大。其结果是，大量企业采用的是国外进口技术、设备、仪器仪表等，对组建创新机构、投入创新资源和培养创新队伍兴趣不大，从而缺乏健全的创新组织体制和创新运行机制。这必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整体技术能力的提高，从长远来说将危及我国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为此，建立企业科技创新组织与运行机制是当务之急。其中，企业科技创新组织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原则，以建立创新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工程中心等为具体表现形式；企业科技创新运行机制则应以建立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实现技术创新，提高技术能力为目标，以激励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为基础，以创新组织为依托，以科技创新资源和人才队伍为保障，以创新文化建设为精神支柱的内在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

（三）进一步改革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建立科技

管理体制的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涉及科技管理组织、科技资源分配、科技成果归属与利益分配、科技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科技管理制度与政策、创新激励与科技创新环境等诸多内容，其中重点应是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经济两张皮、忽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确权与管理、企业在科技创新中重要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弊端，建立科技管理体制的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科技管理体制中应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成果管理模式，将科技管理与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科技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的有效融合，在科技管理中引入知识产权管理理念和内容，以技术创新目标为指引，通过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促进科技创新主体的科技成果及时获得知识产权，实现技术创新目标。另一方面，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大力加强企业在我国科技创新中的地位，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这就要求科技体制改革应重视以下几项内容：一是建立科技创新人员流向企业的机制，对此前面已作论述，在此不赘述；二是建立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以此激发企业科技人员和全体员工投身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三是在科技创新政策上，将其与知识产权制度与政策挂钩，尤其是在科技管理制度中融入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避免科技政策、科技管理与知识产权脱钩的现象；四是将企业视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国家科技中长期计划、国家科技创新计划、国家重大攻关项目，以及涉及财政、金融、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和制度中，充分体现树立企业科技创新重要主体的思想。

二、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完善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属于国家创新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创新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于知识产权政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从狭义的角度看是指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调整来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实现对效率的改进或者协调利益冲突。广义上则可以将知识产权权利行使产生直接影响的各种政策措施看成知识产权政策［4］38－39。还有学者则将知识产权政策从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结构的角度加以划分，即分为法律形态的知识产权政策和非法律形态的知识产权政策，其中前者是以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制度安排，如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条例等，具体体现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中的知识产权条款，后者是指知识产权法律形式以外的涉及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和运用进行指导和规制的配套措施，如政府出台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远景目标。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应从后者的角度加以认识，即“政府为实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经济社会目标而对知识产权创造、保护、管理、运用进行指导和制约的各种社会政策的总和，它通常表现为一系列的规定、规划、计划、措施、项目及战略等。”［5］笔者认为，上述对知识产权政策的理解是妥当的。具体言之，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包括了对知识创新成果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政策，市场竞争和管制政策以及涉及激励知识产权创造、促进知识产权运营的各类税收、财政、金融政策等。

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之所以具有必要性，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知识产权法律关系的调整、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由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予以弥补。一般而言，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手段有法律制度调控手段、政策调控手段和权力调控手段，由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人们一般主张尽量限制行政干预和权力调控。但是，法律制度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加之法律制度在实施中因受多方面因素制约而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公共政策调整辅之以一定的权力调控规制市场经济关系就具有必要性［6］168。从这一原理看，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也存在必要性。当然，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孤立的，二是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总体上，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属于知识产权政策的范畴，它最终需要通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以固定和实现。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运行具有重要的指引和保障作用，一定时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可以说是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体现和反映。当然，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和概念。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还与知识产权战略具有内在的联系。有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知识产权战略，就是“公共政策的法治化和法制的公共政策化的共同过程。知识产权战略的兴起是主权国家（政府）在全球化时代新角色的重要表现。这一角度就是政府作为主权者在全球化条件下，出于国家利益而对传统私的财产权利的干预和调整”［6］2。从知识产权战略的角度理解和研究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以及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地位。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公共政策的法治化与法制的公共政策化，其对于实现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具有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也是实现国家一定时期的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指引和保障，一定时期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目标、内容和战略重点通常在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中得以体现和规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国有学者提出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需要“三个统筹”：统筹知识产权各领域的公共政策，使知识产权制度成为一个整体性较强的制度，消除法律制度、管理制度和其他制度的矛盾；统筹知识产权与其他各领域的公共政策，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与创新、贸易、公共卫生、市场竞争等领域政策的体系化和有机统一，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其他领域的积极作用；统筹国内知识产权制度与知识产权领域的外贸外交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成果转化为国际规则［6］169－170。这几方面的统筹，能够真正使知识产权制度通过战略性地运作而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现“知识产权强国”之目标。

创新体制范文篇7

大家好！我叫###,是来自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一名###。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演讲，我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很荣幸参加今天的演讲比赛，在这里与大家交流心得体会，共话集团公司发展大计。我演讲的题目是《创新体制谋发展我为集团做贡献》。

回眸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并推动开放，开放也进一步促进改革。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30年间的改革开放恰如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我们正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开洋看世界。我们一起重温历史，试图梳理改革发展脉络，我们不仅要对过往记忆的“叫醒”，更试图“窥斑知豹”，见微知著。我们不忘记抬头远眺社会森林之广阔，也更会低头审视一草一木生根发芽成长之生动。我们想从社会的每一个风云变幻、脉搏跳动中，对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和判断，得出中国前进的逻辑和路径。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濒于崩溃边缘”到“当惊世界殊”的历史。当前，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妥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我们出版业面对国家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春风。我们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要树立主动发展、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思想，共同促进祖国出版事业市场更加广阔！更加蓬勃发展！

当前，全集团公司上上下下共谋发展，热议推动三项制度改革和探讨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回忆改革开放30年发展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思想解放史，我们做为出版人，又想些什么呢？我们出版社的每一名员在想什么、做什么？是否思考我们出版社的未来？是否思考解放思想，打开思想的禁固和束缚，共谋发展方向呢？是否思考创新体制机制，如何适应新的形势，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新的内在活力，克服既有弊端等问题？是否思考践行科学发展观思想，转变出版业发展观念，使其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呢？在这个舞台，我们思想将绽放发展的火花，共同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献计进言，共同推进集团公司出版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出版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我们做的更多，下面我将的想法和大家做现场的交流：

一是“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出版公司组建伊始就要明确了体制、机制的企业化是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真正成为实现完全政企分开和政事分开，从而获得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化经营模式。严格按照出版产业链对编辑、印刷、发行、印刷物资供应等所有成员单位实行整体推进、集约经营、专业发展，实现规模效益。

二是“产业架构、规范运作”。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社会效益第一和精神产品特殊属性的同时，要严格遵循市场运作规律，以现代企业制度来规范和理顺集团公司和成员单位以及全体职工一系列的基本关系。建立起坚持正确出版方向、预算管理、财务运行、资产管理、投资开发、市场营销等具有产业特点，配套运行、行之有效的现代出版管理制度，保证产业运行体系健全、规范、高效。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为标准，对集团公司内部经营实体进行兼并、重组、撤销，使出版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三是“规范转制、转换身份”。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部署和＃＃政府的要求，平稳、顺利地完成整体转制，建立起现代企业模式，严格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在配套政策支持下，从实际出发，把政策落实到位，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剥离和分流，为转制单位减轻了负担。同时为在职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确保职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由于设计缜密、工作细致、政策透明、保障到位，全集团公司置换身份的人事改革始终平稳而有序。

四是“重视人才，凝聚人才”。推动出版事业也好、推动文化产业也好，都需要人才去支撑和运作。没有人才或者缺乏人才，无论对发展事业或产业都只是一句空话。现在的科技出版业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文字摄影类采编人才，还需要会使用互联网、音频、视频等手段的新型全媒体人才；不仅需要能办刊的人才，还需要能办新闻网站、数字报、电子报、手机报的人才。目前现代企业制度模式运作的路子，将极大地吸引并凝聚大批的社会精英加盟，它的机制和体制会远远地突破原有的封闭呆板的用人模式，从而让大批经营人才得以成长起来。

五是树立科学发展思想，推进高新技术应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与体制创新同步的是，公司发展时刻要以高新技术为支撑，打造出与国际先进水平一步到位接轨的出版发行平台。从而实现了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业务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运营。要与现代物流企业合作，利用世界出版最前沿的数字化技术，在国内出版业涉足生产电子图书；为传统出版业插上现代高新技术的翅膀。

六是内容创新实现“双效”统一。出版产业与其他文化产业一样，是内容产业。内容创新的关键是对出版资源进行整合，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重构，逐步形成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图书产品，通过品牌的优势来参与竞争，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七是“走出去”创新实现运作多元化。出版社做为这次体制改革试点，一定要把“走出去”确定为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1、携手国内、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创新合作模式。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履行国家规范审批程序，组建共同出版、发行公司。2、引进世界著名文化品牌，创新经营理念，引进世界潮流文化和传播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3、坚持专业化、商业化、多元化，创新“走出去”运作方式。要以提升专业性、扩大商业性和实效性为指导思想，经过深入探索和实践，建立了多元化“走出去”进入国际出版市场的运营模式和效益模式。形成成品书出口、版权出口、来题出口、合作出口、书稿出口、共版出口、贴牌出口等运作模式。

创新体制范文篇8

关键词：长三角;协同创新;体制机制

长三角三省一市科技创新发展各有特色，需要加强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和自主原始创新的突破。体制机制作为科技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因素，良好的体制机制能够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一、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的发展历程

自21世纪初以来，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制度不断完善。首先是完善顶层合作框架设计。2003年，江浙沪三地共同签署《关于沪苏浙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设协议书》，建立了由两省一市组成的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制度。2008年，安徽省加入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三省一市轮流主持的四方协调机制正式形成。同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联合了《长三角科技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08-2010）》，明确提出了“十一五”后期长三角区域科技合作的“四大基本任务”、“五大科技行动”和“14个优先主题”。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了长三角要加强科技创新协同的思路。2018年初，三省一市政府共同签署了《沪苏浙皖关于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合作框架协议》，迈出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一步。2018年10月，在2018浦江创新论坛区域（城市）论坛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科技部门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2019年12月，科技部会同其它国家部委、三省一市科委（科技厅）、九城市政府，成立了国家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2020年6月，三省一市科技厅签署了《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框架协议》，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立下了新的里程碑。2021年4月，科技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了形成资金共同投入、技术共同转化、利益共同分享的协同创新共同体的诸多措施。其次，区域间利益分配机制不断改进。一是设立长三角重大科研项目合作攻关计划，加快区域科技创新。2004年7月，江浙沪两省一市建立长三角科技联合攻关计划，当年计划资助9个重大联合攻关项目，提供资助资金约1,000万元。2010年安徽开始参与。截至2010年，上海市科委共计支持立项60项，投入专项资金4,175万，带动社会资金3.61亿，预计产生经济效益50.33亿。二是设立专项基金，促进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的区域间合作。2019年11月，上海市黄浦区联合中金资本发起设立百亿级长三角科创发展基金，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和优质科创企业的打造，助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长三角更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券的探索，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科技资源流动和科技服务互补。2012年在江苏宿迁最先提出科技创新券；2013年，浙江省长兴县与上海首次提出跨省使用“科技创新券”；2015年上海正式发放科技创新券；2017年嘉兴首张跨区域科技创新券兑现；上海陆续与浙江的海宁市、慈溪市，以及江苏的昆山市、无锡市国家高新区、南通市等地合作，探索“科技创新券”的跨区域通认通用机制。

二、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障碍

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合作机制缺乏约束力，同时市场主体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长三角各地政府在科技创新发展中实施相近的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竞争性的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区域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些都制约了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的有效开展。

1.合作机制缺乏约束力，合作成果落实效率不高

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成果多以各种协议、合同、宣言等类法律文本的形式呈现，对于合作各方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因而执行效果不尽理想。当协议、合同与宣言与地方发展的意愿或目标相契合，则会被较好地贯彻执行；但当其与地方的发展目标或利益诉求相违背，则会或被束之高阁或被选择性执行，导致区域共识在各地执行过程中走样，区域合作的整体效能不高。

2.合作机制由政府主导，缺少市场主体参与

2019年5月30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上升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重要平台。在原有的三省一市构建的合作机制的基础上，2019年12月，科技部会同国家其他部委、三省一市科委（科技厅）、九城市政府，成立了国家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专责小组作为高一级的纵向机构，进一步增强了合作机制的有效性。然而，现有科技创新的合作机制，由各级各地政府部门一起构建，主要反映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区域科技创新合作的设想，而产学研组织以及中介机构等主体的市场化诉求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3.各省市战略规划雷同，创新政策不协调长三角三省一市现有的科技发展规划普遍追求高端化发展，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产业雷同，导致科技创新中存在同质竞争和重复投入、重复建设。各地各级政府并没有从各自资源禀赋和地方特点出发，构建差异化的科技产业发展规划，而是为了吸引科技创新项目，竞相采取竞争性的财税政策，对人才、资本、技术等科技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各地对于对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认定标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创新资源跨区域合理配置。4.合理的区域间利益分配机制尚待形成利益分配机制是影响区域间合作的关键因素，理想的利益分配机制应该是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然而，长三角各地政府主要从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出发，在GDP、财税收入分配上都想争取更大的份额而不肯让步，导致各方满意的利益分配原则难以建立。比如“飞地经济”作为产业转移和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科技产业园区的共建方在利益分配方式、开发管理形式等合作机制上反复博弈，较难达成一致，制约着园区的深层次合作与发展。

三、欧盟科技创新合作的经验

1.合作历程

欧盟科技合作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起步。1952年7月西欧六国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1957年3月成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分别对开展煤钢研究及原子能研究作出了明确的阐述。1960年欧共体成立联合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欧盟逐渐设立了专门化的科技合作组织。1970年10月，欧共体理事会成立了科技合作委员会（COST）。1973年欧共体委员达伦多夫提出了建设“欧洲科学区”的概念。1974年，欧共体委员会提出了历史上第一个研发活动计划。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盟科技合作逐渐提速。1982年欧共体理事会正式实施“欧洲信息技术研发战略计划”。1984年欧共体第一个研究与发展框架计划（FPs）（1984-1987）出台，这是欧共体历史上强化科技研发的重大步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87年，欧共体第二个研究与发展框架计划出台（1987-1991）。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发起和组织了尤里卡（EUREKA）计划，重点促进欧洲各公司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开展新一轮欧盟科技合作框架计划，欧盟科技合作走向成熟。1996年欧盟委员会提出发展欧盟导航卫星服务的“伽利略计划”，2002年在欧盟首脑会议达成共识后正式启动。1990年至2007年间，欧共体陆续出台了第三个至第七个研究与发展框架计划，其中第七个研发框架计划的时间周期是2007-2013年。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峰会提出“到2010年欧盟将创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宏伟战略，成为欧盟科技政策的核心。2011年，“地平线2020”科研规划出台，囊括了包括框架计划在内的所有欧盟层次重大科研项目，时间上到2020年结束。

2.欧盟科技合作的两种模式

一是自上而下的预竞争科技合作模式。所谓预竞争项目，是指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开发，以生产市场化的产品和工艺的项目。欧盟科技合作框架计划（欧盟“研究、技术开发及示范框架计划”的简称）是典型代表，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的重大科技研发计划，必须确保所有成员国达成一致的协议，再向欧洲议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咨询，由欧洲理事会根据投票的结果予以批准实施。一般而言，项目申请至少有来自三个不同的国家的3名合作者（独立的法人机构），合作者具有互补性（大学、研究机构、公司企业、其他有关部门或联合机构），其中一个合作方为协调人。框架计划所实施的主题研究和专项计划都是相关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一般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开放性、网络性等特征。自1984年至2020年，欧盟委员会共实施了八项科技合作框架计划，约每三年实施一个科技框架计划。第八个框架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2020）（2014年至2020年）的总预算已达到800亿欧元。二是自下而上的市场导向科技合作模式。该模式以尤里卡计划为代表。尤里卡（EURECA）是“欧洲研究协调机构”（EuropeanResearchCoordinationAgency）的英文缩写。尤里卡计划始于1985年7月的巴黎，是市场导向科技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其目标是“通过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先进技术领域更紧密的合作，提高欧洲工业和成员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由此增强持久繁荣和就业的基础”。其基础规则是“自下而上”，即由合作伙伴而不是政府确定项目，合作伙伴自由选择题目、合作对象和时间进度，同时，项目除了要求至少包括两个来自不同尤里卡成员国的独立机构之外，没有任何限制。合作计划由合作伙伴自己提供资金，从各国政府部门接受的公共资助不能超过项目总经费的50%，其余由企业界提供。这种市场导向的灵活特征，真正满足了工业界和研究机构的需要。在计划实施的30多年里，其主要集中在医药与生物技术、通信技术、能源技术、环境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运输技术9大领域。两种科技合作模式在支持形式、投入侧重点、运作管理和合作导向等方面互为分工与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欧盟科技联合和一体化的最重要内容。四、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的建议进一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关键在于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合作机制，协调各省市战略规划并且统一科技创新相关政策，增强长三角合作成果的法律约束力，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1.构建多层级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治理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家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的作用，促进城市间重大合作事项的开展以G60科创走廊为抓手，尽快落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提出的各项举措，紧紧围绕国家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和重大项目，培育科技创新企业集群，共同建设重大研发平台，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促进各城市在科技创新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形成分工与合作，构建起长三角科技领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格局。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促进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各省市科学技术协会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产业联合体，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制定，搭建科技创新要素流动平台，带动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定期召开区域产学研、中介机构的正式和非正式科技合作与交流会，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市场主体诉求。借鉴欧盟尤里卡计划，引导发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长三角科技合作基金，促进长三角科技合作的市场化发展，提升科技合作有效性。

2.加强各省市科技发展规划和创新政策的协调

一是优化长三角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加快编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上海、杭州、南京、合服、苏州、宁波、南通等主要各节点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定位与特色，分阶段制定科技创新协同框架计划，促进各城市按照创新链进行分工与合作。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上升至法律法规，增强长三角科技创新规划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二是统一各省市科技创新政策，降低科技要素和成果流动障碍。各省市共同制定财税补贴、专项基金、示范项目、金融支持等科技创新系列一体化政策，促进长三角科技资金跨区域使用、人才跨区域流动、区域产业共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科技成果转化等。同时，建立和完善长三角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协作网络，加强跨地区行政执法，降低企业维权成本，为区域科技创新协同提供保障。三是建立政策执行反馈机制，提升合作成果执行力。建立对各类科技创新合作政策的实施评估机制，检验各项合作政策的产出和效果。通过评估，可以掌握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政策执行现状，发现问题，从而启动事前制定的纠偏预案，及时纠正执行偏差。

3.创新和完善区域科研组织与管理体制

一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激励科技创新合作。推进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在部分科研院所引入市场合作主体，完善其治理结构，使其研究导向和科研成果更加贴近市场需求。二是鼓励科研机构及国有高科技企业探索更加灵活和激励性的科研管理制度，包括经费管理制度、科研考核指标体系等，增强对科研人员创新和合作的激励性。二是设立更加灵活的新型科技创新机构，促进市场化科技创新。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设立由长三角各省市产学研各类机构联合设立，具有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的科研创新机构。有别于传统研发组织模式，新型科研创新机构的功能更加多元化和集成化，通过把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企业培育、投资服务等融为一体，形成与市场紧密连接的运营机制。

4.构建区域间市场化利益分配机制

创新体制范文篇9

摘要：研究了区域创新体系模式的基本内涵，并基于要素结构、产业组织、空间结构、制度结构、发展动力对区域创新体系的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不同视角下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一、区域创新体系模式的基本内涵

区域创新体系是在特定区域内．促进创新的网络结构的总合，是集成创新要素、创新政策制度、创新动力等的复杂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区域创新体系模式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表现形式，是这一系统的输出“熵”，其内涵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1区域创新体系模式受所处时代背景与环境约束

发展模式是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发展模式，任何一个区域创新体系模式都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的模式。区域创新体系模式选择不能离开区域分工这一大环境，也受自身构成要素、区域创新制度安排、区域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空间结构制约。因此，模式是对自身发展的“合理”选择，而非“最优”选择；是对体现自身特色与优势的方式的总体把握，而非对其它成功“范式”的模仿。

1．2区域创新体系模式是对创新要素结构的描述与抽象

创新要素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与支撑．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创新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因此，结构是决定区域创新体系功能特征的直接因素。考察创新要素结构，至少要体现以下5个视角：

一是组织要素结构视角。区域创新体系作为推动区域创新的“网络”，是南各类要素组成的。主要包括：企业、公共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及基础设施。它们是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区域创新体系模式的组织结构，主要体现在区域创新活动的执行主体结构上。执行主体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区域创新体系模式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二是产业组织视角。产业创新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支撑。在产业和企业发展中，创新活动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创新资源的分布定位；产业组织形式决定了企业参与市场分T的方式，决定了企业与外部要素的联结形式产业组织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生产力水平的重要表现形式，是选择决定区域创新体系模式的重要依据。

三是功能结构视角从创新体系的要素功能看，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技术转移、知识技术应用转化等环节，这4个环节构成了区域创新的4个子系统。4个子系统结构反映创新资源的结构和布局，反映了创新系统的定位。

四是空间结构视角。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区域概念，空间结构是区域创新体系最直接、最基本的特色和形式。从区域视角研究区域创新体系的模式，就是研究创新资源的空间布局，研究区域内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的互动。

五是发展动力视角。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既有内在动力，同时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时代，又与国际国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密切相关。

1．3区域创新体系模式是在一定外力“输入”下．形成的“系统内各要素的协同与整合”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构成系统的创新要素间是平行的、独立的，静止的。如果没有外力的输入，要素间的互动是不可想象的。政策制度、动力输入是激发创新要素互动并形成功能的“催化剂”。

一是政策制度。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形成的。制度要素是区域创新体系的决定性要素，其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市场(企业)是创新的主导推动力量，政府是创新活动的调控主体，政策制度结构就是两者博弈的结果。它是调控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手段。二是发展动力。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发展既有内在动力，同时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时代，区域创新体系发展与国际周内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密切相关。

二、基于不同视角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2．1基于要素结构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作为区域创新的推动“网络”，创新体系主要由两类要素组成：一是组织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公共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及基础设施，它们是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二是政策制度要素。包括区域创新战略、与创新相关的制度框架(如知识产权制度、科技评价制度、政府补贴政策等)、政府的参与调控方式、技术市场等。这些要素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有关法律规定和科技计划等形式作用于创新组织要素，是调控创新活动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根据创新体系组织要素结构的组合，我们将区域创新体系划分为研究开发主导型模式、企业(产业)主导型模式、研发——企业(产业)互动型模式和投资主导型模式4种。

2．2基于产业组织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产业组织是指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相互关系和结构的总和，同样体现了区域创新资源的组合结构。基于产业组织的创新体系模式，就是在研究分析并确立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寻求创新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企业间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既充满创新活力，实现有效竞争，又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性，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低效率。

产业组织和竞争形式的变化，使企业参与分工协作和竞争的同时，其创新网络——创新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重大调整。服务于生产方式的、以企业为单元的具有竞争形式的创新体系，转变为服务于企业群、企业联盟之间的竞争的以产业为中心的产业创新系统和产业创新集群。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创新资源要素分别属于不同的企业和创新机构，属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技术转移应用等系统；另一方面．这些创新要素又面向特定产业服务，具有特定的目的性创新要素按服务的方向，可分为一系列面向特定产业和目标的创新链。这些特定的创新链就是产业创新系统。面对产业组织的这一重大变化，不同企业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我们可以将区域仓4新体系划分为创新链联盟型模式、自主型模式、配套型模式。

2-3基于空间结构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创新资源的空间布局是指各种创新资源和要素在一定空间区域内的配置．以及这种配置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的空间布局与产业布局并不正相关。通常，城市和产业中心是区域创新资源的主要载体，是创新活动的重要舞台。但是．“模块化”革命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推进使产业发展与区域创新呈现“不对称性”特征。主要表现是，国际产业转移加快了技术研究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分离，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若干以研究开发和核心产品制造为主要功能的创新聚集区，和以零部件加工以及产品组装为主要功能的制造基地、制造聚集区。为垄断创新权益，跨国公司通过公司内贸易、技术锁定等手段．控制技术外溢，使创新密集区和加工制造区间缺少有效的互动。这些区域难以形成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成为创新“空心化”区域。可见，创新资源的区域布局、产业布局是非均衡的。在一定区域内，不同的城市、地域承担不同的创新职能。这些地域间创新资源的分布情况及地域创新互动。就是创新资源的空间结构。

区域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的空间结构．是区域创新资源布局的结果，也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特征。根据空间地域(城市、产业中心)间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的分布情况和互动，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结构模式主要有中心辐射型模式、板块型模式、孤岛型模式3种类型。

2．4基于制度要素的区域创新体系模式

政策制度要素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区域创新体系的组织要素是创新活动的载体，是创新活动组织和推进的直接承担者和执行者：而政策制度要素作为社会、政府对创新体系的调控体系，既决定创新体系的总体构架和区域创新的结构、模式，又是创新组织要素问关系的基本规范。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政策制度要素是确保创新体系有效运行并发挥效能的基本保证。

影响区域创新体系制度要素的关键，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是区域创新体系的特殊要素，它是联系组织要素与制度要素的纽带。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作用和影响创新组织要素和创新活动，是创新活动的调控主体。根据政府影响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的方式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区域创新体系具体又可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推动型和政府——企业联盟型几种模式。

创新体制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管理以人为本体制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第一次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突出强调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体现了社会管理理念的深刻变化。这是一种既符合现代治理善治理念、又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则是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上述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

回顾这些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理论上，我们党对社会管理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了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愈趋多样化，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社会管理的法规亟待完善，社会管理的体系亟待健全，社会管理的体制亟待创新。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社会管理工作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科学判断、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一、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目前，社会管理在体制上的不适应首先体现在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我国社会管理的理念比较陈旧，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重视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管理缺乏热情，对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把管理寓于服务之中"的理念，仍然存在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的问题。

我们国家"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高屋建瓴的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社会发展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要求，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社会建设和管理，必须以此作为指导思想，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作为目标，把求得人的彻底解放作为人类最终的发展目标，推进"以人为本"的改革，真正保障"以民为本"。因此，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社会管理，必须要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紧紧抓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灵魂，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管理的主体地位。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关注社会困难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必须实现成果共享，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参与社会发展的不同群体，都能够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首先要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把从政为民、服务社会的价值追求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功能，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理念。为此，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的职责和功能限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合理边界。

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首先要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长期以来，我国偏重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现在要顺应全球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加快传统的"经济管理为主"向"社会管理为主"转变，不断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从实施全面管理的全能政府变为实施公共管理的有限政府，使自身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强化。其次要改进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一个现代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必须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站在全局的、整体的高度，找准定位，明确今后发展的战略模式、战略重点、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划，以落实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能够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权力运作机制，构建新的政府工作运行体系，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再次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一方面，以切实转换政府职能为抓手，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对工、农、学、商等群众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的市场化和企业化改革。最后还要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加大社会各界参与，构筑民主化、多元化、制度化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全面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三、确立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建设与管理的功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以及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社会需求、利益关系等都出现错综复杂的倾向，政府越来越难以单独承担社会管理的任务，因而，社会管理的主体应尽快从过去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组织为基础、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主体构成的新格局，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社会成员各自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因为只有科学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探索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才能有效解决目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强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体制是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必须依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不断改革与完善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使之切实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在推进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强化服务意识，推行电子政务，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新体制。进一步理顺社会管理各部门的关系，规范它们的职能权限，建立健全各管理部门互相支持、紧密配合、共同促进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综合执法新体制。进一步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社会化进程。健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