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范文10篇

城市化范文篇1

1.1城市化发展历史

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经历了古代城市化萌芽期、近代城市化雏形期和现代城市化发展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不同，城市发展特征各异（表1）。总的来讲，地处边境寒冷地带、基于资源开发的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与我国大部分地区有较大的差异，其突出的特点是近代城市化的突发性和现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建国后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①较快发展时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黑龙江省完成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建成了全国重点项目22项，其间人口非农化水平由24.9％提高到38.8％，城市数量也由5个增加到8个。②大起大落时期（1958－1962年）。受“”的影响，1960年人口非农化水平高达48.1％，国家调整政策后又降至1962年的38.5％。③停顿时期（1963－1979年），由于“”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市人口下放农村等因素，全省城市化发展出现停滞态势，1979年人口非农化水平较1963年下降2.0个百分点，城市也仅增加2个。④稳步发展时期（1980年至今）。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农村城市化取代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1997年人口非农化水平达到45.02％，城市数量也提高到31个。

1.2城市化现状发育特点

1.2.11997年，黑龙江省31个设市城市（不含辖县）占有全省31％的土地面积、74.94％的人口76.35％的国内生产总值，84.98％的工业总产值，73.52％的农业产值，城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全国平均高出1倍以上。

1.2.2人口城市化的高水平与基础设施城市化的低水平共存。至1997年初，黑龙江省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5.02％，其中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8.42％。黑龙江省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居全国第5位。但由于长期受“重生产、轻生活”思想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欠帐多，城市设施指标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3全省城市化资源、边境、寒地特色鲜明。丰富的自然资源、边境省份和中国最北的地理位置是省情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全省形成了资源型、重型的经济结构、厚重朴实的寒地人居特点及资源型城市、边境口岸城市等城市类型。同时全省城市化进程也面临着城市产业结构偏重、综合效益较差、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需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1.2.4受到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区域开发时序、宏观产业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全省城市化发展地域分异与城镇分布密度反向相关。全省城镇分布密度明显呈现出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部、平原高于山区等特点；而区域人口城市化水平则正与此相反，全省三大经济区松嫩经济区、三江经济区、兴安经济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3.9％、43.6％、52.0％。

1.2.5城市现代化、资源型城市

黑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黑龙江省城市化与人居环境调控研究》阶段性成果。

结构转型、农村城市化是全省城市化进程面临的三大问题。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与全国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是城市现代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共同发展，特殊性问题是资源型城市的结构转型，这是未来全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键。

表1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历史简表

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特征城市化机制城市发育特点主要城市

古代城市化萌芽期（1898年前）城市发展的不连续性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城市规模小且职能单一，多为军政要冲和驿站金上京会宁府（今阿城），卜奎（今齐齐哈尔市）等

近代城市化萌芽期（1899－1945年）近代城市产生的突发性铁路等交通设施建设及帝国主义的资源掠夺城市规模增大；职能多样化，主要为帝国主义军政统治中心，商品倾销中心，工业生产基地与掠夺资源的物资集散地；城市沿铁路分布。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

现代城市化发展期（1946年至今）城市化发展的持续性工业化和产业层次高级化城市数量、规模增长迅速，城市职能类型多样化，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网络式城市布局体系。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大庆、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黑河、绥芬河等

2、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机制

当前，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主要在于产业优化和体制转型，即“两个根本转变”在产业结构和体制结构中的体现将决定未来黑龙江省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

2.1产业结构优化

黑龙江省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其工业化进程略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业化仍将是全省城市化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全省工业结构进入稳定调整时期，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有所下降，但工业仍将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资源型、重型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小城镇的工业增长将是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第三产业以高就业容量和较强的发展潜力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新动力，对于第三产业相对落后的黑龙江省其作用将更加明显。

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解放农村劳动力，进而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这对于相对人少地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黑龙江省影响略小。

2.2经济体制转型

黑龙江省现有城市化发展格局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自然资源的开发形成的，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作为与省情密切相关的资源、边境、寒地三大要素城市化的影响机制不再是单一的促进或限制作用，而是随着市场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表2）。

可见，全省城市化机制已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多要素、多途径、多类型发展机制，只有立足自身的社会经济系统进一步协调，提高城市化质量，才能使全省城市化进程得以健康、协调、有序地发展。

3.黑龙江省城市化发展目标

黑龙江省城市化的发展，应体现省情特点并顺应城市化机制，遵循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以保证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良好协调，促进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全省城市化发展总体目标是：加强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的建设，积极优化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寻求一条具有黑龙江特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速度适中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逐步实现资源、边境、寒地型城市化发展空间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3.1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

黑龙江省城市化进程应从目前单纯依靠资源开发的重数量的外延型发展模式逐步向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在适度城市化速度之下，建设与资源、边境、寒地特色相谐调的城市发展空间，逐步优化省域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功能分工，强化省域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2人口城市化目标

适当放慢人口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步调整黑龙江省人口城市化内部结构，以高质量的农村城市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取代原有资源开发型的城市人口增长。在现有户藉制度之下，预计至2010年，黑龙江省城镇非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6.7％，至2020年达到55.6％，至2050年全省进入城市化发展后期，人口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0％以上。

3.3城市现代化目标

建立黑龙江省城市现代化目标体系（表3），逐步实现黑龙江省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形成具有黑龙江省特色的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社会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完善、科技文化繁荣、资源可持续利用、高质量生态环境、管理体系高效的城市化空间。

表2体制转型与黑龙江省城市机制对比体制丰富的自然资源边境区位寒地因素

计划经济主要促进因素。全省城市化的发展主要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限制因素。作为边防地区，边境城市的发展受到限制。限制因素之一。寒冷的气候增加城市的运营成本，降低城市吸引力。

市场经济不定的因素。资源的开发受市场的调节，部分资源型城市限入困境，部分前景好的资源成为促进城市化的因素。不定因素。边境区位利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改革开发促进了边境城市的繁荣，但随国际政治气候变化。待开发因素。仍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寒地已逐渐成为黑龙江省参与市场竞争新的视点和经济增长点。

4.黑龙江省城市化主要对策

表3黑龙江省城市现代化目标体系

指标单位标准

(一)经济总体发展

1.人均GDP

2.第三产业占GDP

美元

％

>5000

>40

(二)社会发展

3.恩格尔系数

4.每万人商服网点

5.人口自然增长率

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7.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8.每十万人刑事案件数

9.每十万人交通死亡数

％

个

％

岁

人

件

人

<20

<400

<1

<70

<50

<1000

<7

(三)文化教育科技发展

10.文化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重

11.成人识字率

12.青年人口受高等教育比重

13.GDP科技贡献率

％

％

％

％

>20

>90

>10

>50

(四)基础设施

14.人均居住面积

15.人均生活用水量

16.人均生活用电量

17.电话普及率平方米

升/日

千瓦时/年

％>12

>300

>1400

>40

(五)生态环境

18.城市绿地率

1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20.TSP(大气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

21.二氧化硫年日均值

22.城市三废处理率

23.城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4.城市环境噪声平均值

％

平方米

毫克/立方米

毫克/立方米

％

％

分贝

>35

>9

<0.09

<0.02

>90

>70

<55

(六)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化

25.拥有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

26.民主监督公开化

27.法制保障制度健全

28.公民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4.1城市发展战略对策

(1)加快全省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进程，建设区域性和专业性国际性城市，为黑龙江省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接轨创建良好的发展机遇。将哈尔滨市建设成为寒地国际性城市；借鉴国外边境国际化都市的发展模式，将黑河、绥芬河等边境口岸城市与其所对应俄方城市建设成为跨国合作的边境国际性城市；将五大连池市等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意义的旅游城市。

（2）注重城市发展质量，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建设档次。完善城市住宅、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供热、燃气、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防灾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强化城市商业、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社会设施

的配套发展，建设方便、舒适、安全、优美的可持续的城市人居环境。

（3）创造城市风貌特色，促进城市文化发展。根据各城市不同的自然、人文、经济等要素，创造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优美景观风貌、高水准建筑艺术、特别是体现资源、边境、寒地省情特点的景观风貌特色体系。

（4）制定合理宽松的政策，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合理流动。逐步改变二元户藉结构，放宽农民常住地户口迁移政策，准许农民在一定条件下迁移到小城镇落户；同时加强小城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的管理，建立起适应新体制的小城镇户藉管理制度。

4.2城镇体系结构优化

逐步完善以哈尔滨为中心的

(1)城镇体系“点轴”开发系统。其中由绥（芬河）、满（洲里）及哈大铁路黑龙江省域的“T”型一级点轴系统和哈尔滨－绥化（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富裕（嫩江、北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东方红）三个“Y”型系统是近期内全省城镇体系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重点。

(2)正确处理城市综合发展与专门化的关系，促进城镇体系职能结构优化。中心城市应重点完善城市的中心地职能；小城市应逐步提高专业化水平，改变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竞争的状况，有效组织小城市间的协作；资源型城市应着重改变产业结构单一、层次偏低的状况，强化城市综合职能，加强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应变力。

（3）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若干城市群的建设。重点建设哈、齐、牡、佳、大庆等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以高标准、高效率、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增长。借鉴国内外“城市群”、“都市圈”等发展模式，加强对已具雏形的哈－大－齐城市群及其进一步拓展形成的南部城市带和若干中小城市群内部的有机联系。

（4）促进资源型城市过于分散的城市空间结构的聚集。适应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化的趋势，加强资源型城市中心区的发展，完善其各项城市功能，逐步实现城市空间的优化聚集。

4.3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策

（1）逐步调整以资源初加工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立足于资源优势，加大产业关联度，培育既符合本省实际，又与全国生产力布局有良好协调并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群体。在巩固石油、石化、煤炭、森工等优势产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及食品、饲料工业、医药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门类。

（2）充分利用沿边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加大“南联北开”的力度，充分利用中俄经济的互补性，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立强大的面向国际的企业集团，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外向型农业等外向型经济类型。

（3）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体制，培育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良性的投入发展机制，缓解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瓶颈”。

（4）逐步理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条块关系”，建立政府“大服务”的观念，促进使城乡发展统一部署和良好协调。

（5）加强与城市化和人居环境发展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的建设，促进全省城市化进程与人居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宏观控制，特别是重点加强对全省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自然资源保护、边境开放、寒地开发等方面的立法。

4.4技术对策

（1）加强对省情、市场以及对国家发展政策的研究，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黑龙江省特色的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进一步挖掘资源、边境、寒地省情之下的各种发展模式，认真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省城市和区域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2）编制城市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规划，为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操作的依据，科学指导城市发展的合理布局，配套建设和综合开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加快信息化发展步伐，建设省域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利用GIS等信息技术，充分利用有的城市和区域信息资源，为全省宏观管理、决策提供现代化手段，促进省域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以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2、陈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南京出版社.1998

城市化范文篇2

本文作者：阮兴文工作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农村集体的土地无权平等参与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无权共享现代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概言之，城市化是不向农村集体土地和最不利的农民开放的。同时，《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前款所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即我国排斥了乡村自主进行城市化的任何可能性，使得民众只能在政府指定或者承认的国有土地上进行城市建设。④这即是说，如果某一农村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即便是该农村区域实现了人口与产业的聚集，实现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变，那么，其就依然属于农村。例如，江苏华西村在2008年时，土地面积已经从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以上，人口由原来的1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拥有8大公司，固定资产超过60亿元的华西集团，累积给中央和地方财政交纳的税收达8亿多人民币，⑤然而，在法律上，却依然属于农村，而非城市。即使在“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扩展中出现的“城市包围农村”的“城中村”现象，也正在被以“城中村改造”的方式国有化征收着。虽然“城中村改造”在一定程度能为被征收农民提供当时较合理的补偿交换条件，但当这一轮国有化征收改造完毕后，被“改造”的农民将永久失去自己原本的土地发展权（溢价归公）。

本质上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实现农民市民化的问题。我国目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和城市化发展模式，已导致了扭曲的“半城市化”问题，严重损害了城市化发展中农民的合法参与权等，因此，应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的各项权利。1、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市民资格。马克思指出“：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⑥“是人类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条件。”⑦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也几乎是惟一的财产。其还承载着13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和7亿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理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为了更多的人的更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我们也没有理由为了更多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⑧尤其是目前“圈地运动”式的城市化扩张，可能往往还不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此，有学者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会，他与那种以人们可预见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损或获益的做法都是极不相容的。⑨因此，在农民因城市化发展而作出牺牲，失去自己的土地财产时，应从法律制度层面上保障农民获得名副其实的市民资格。凡是没有根本解决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和市民待遇问题的，一律不得征占农民土地。这是落实党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必将从法律制度上为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实践已证明“：既保护也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条款和这些法律条款的权威性是很宝贵的资源。”⑩即“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的行为予以必要的干预，并且应当提供一种手段，使人们能够确定某个特定目的是否已重要到了足可以证明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对社会正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原则进行破例为正当。”輯訛輥2、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规划的权利。权利正义论的差别原则要求，城市化建设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并且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特别是城市化中农民的最大利益。另外，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也早已证明，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发科学发展的一种文明结晶。规划是城市化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应依法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城市规划参与权，农民群众平等参与决策的城市发展规划，才可能是科学的城市化，也才是农民自己的城市化。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规划的权利主要应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农民依法享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参与决策权。

在进行规划时，农民特别是被纳入未来城市发展范围的农民，依法应当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凡是绝大多数农民反对的规划，不能通过实施。规划一旦依法确定，具有法律效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调整。二是农民应有参与城市化方式的规划选择权。即农民是以保留集体土地抑或是放弃土地的方式参与城市化建设，何时决定参与等，应由农民自己选择。三是农民参与城市化后应得到平等的市民化待遇，进而让该部分农民提前享受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赋予农民这一权利，能有效抑制“摊大饼”式扭曲的城市发展观和政绩观，击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幻想”，实现耕地的有效保护和国家粮食安全，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3、赋予农民集体土地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权利。“契约与自由同义，没有契约就没有自由。”輰訛輥“正是通过契约人们才获得自由。”輱訛輥一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有成为真正可交易的商品，并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充分体现其应有的经济价值。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权利，前提条件是首先应取消政府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一级交易市场的垄断权，转变职能，并退出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恢复政府本来的市场监管者角色。二是应依法科学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规划经政府、农民代表和专家学者等民主协商议定，并经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依法发生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凡是纳入规划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都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平等参与市场交易。三是应整合现有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和市场，建立规范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平台和市场，实现交易的便利化和低成本。四是应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所得税，并在农民、政府和用地者之间确定合理的分配比例，实现多方共赢。4、赋予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建设的权利。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当地政府一厢情愿的城市化，甚至是某些少数官员的“政绩”城市化。咋一眼看去，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还经常被冠以所谓的“最合适人类居住城市”、“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城市”等等称号的也不在少数。但当你深入其中，才会深知其名不副实，与科学发展观相差甚远，严重缺乏广大市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不是广大人民群众乐意居住和生活的城市。譬如目前一些地方热推的“赶”农民上楼的所谓城市化例子，就是最好的佐证。究其根源，在于被征地农民平等参与城市化建设权利的缺失。因此，应当依法赋予农民利用自己土地参与城市化建设的选择权，即有权要么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城市化建设，要么是以放弃土地来参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建设。如果是前者，农民有权依法进行规划，并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如果是后者，政府依法征收了农民土地，应为失地农民提供适格的市民身份，让农民以市民身份参与城市化建设，共享城市化文明成果。为实现这一权利，应从制度层面赋予地方立法权，出台适合当地城市化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可操作性的被征地农民参与城市化建设的各项权利。

城市化范文篇3

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城市化范文篇4

城市化过程有起点也就有终点,不可能无限止的发展。从总体而言,当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左右,总的城市(城镇)用地规模也就变化不大了。因此,城市规划必须从区域着眼,分析各种规模级城镇吸纳人口的可能性,同时科学预测其相应实现的阶段性。这种规划还应该与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相互匹配,而不是二张皮。所以,若讲控制规模实质必须付以明确的时空观念。时间应界定在我国城镇水平接近或达到70%左右,即将进入变化曲线的第二个拐点的时间,空间则应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既保证我国粮食的基本自给,又使城市可以弹性发展,进行平衡和布局,寻求可以拓展的备用空间范围。最近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把村镇建设规划区与基本农田保护区结合起来加以划定的工作,亦称“二区”划定工作,很值得各地借鉴。

布局问题。城市的布局应该有二层内涵。一是指大的地域空间内的城镇分布均衡性问题。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条件优劣的变化,在全国范围内必然出现城市分布疏密差异的不均匀性。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工农业经济基础条件较好,加之较早获得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因此近年来城市化速度也较快,同时这些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城市分布密度和规模趋向高密也是必然的。现在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出现所谓都市绵延带的新课题也是必然的。而大西北地区由于地广人稀,经济发展也受一定条件制约,即使今后城市化水平较高时,城市的分布密度也还会是偏低的。因此并不存在必须在全国范围同步解决城市布局平衡的问题。如果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企业搬迁政策,强制调整人口分布密度,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随着发达地区本身产业层次的升级,低层次产业必然发生梯度转移,与这种转移相伴随的结果,或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均匀性。

就某一特定地区而言,确实存在一个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问题。因为不同规模级的城镇发挥的能级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希望的是最大限度地综合发挥各级城镇的效益,因此,要寻求合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和效益的抵消。每个城市发展的规模,还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政策的制约,环境容量的制约等。城镇与区域内可能形成的基础设施网络关系密切。如陆路、水路、航路等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电力供应条件等。还有城镇本身的特色产业、旅游资源、历史文化等等是否有优势条件等。所以,城镇处于特定的空间,赋予特定的发展目标,造就一个有机的、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这就是加快城镇体系规划的意义所在。

城市化范文篇5

"农转非"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一个特有名词，是以往农村居民所追求的。而现在，另一意义上的"农转非"却不用他们追求而降临到他们身上，那就是他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农转非"（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或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至1999年，与世界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我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0.9%,低于世界47%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平均的75%，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7%[1]。因此，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众多学者研究后指出：中国必须加速"城镇化"建设。

200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并指出，发展小城镇，可以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解决现阶段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小城镇，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城市化过程的问题

然而，与中央提出的发展"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有所不同，各地掀起的是却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甚至是"经营城市"的浪潮，大量的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途，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650多万亩，2000年减少近1500万亩，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2500多万亩。国土资源部在今年2月通报2003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净减少的数字已经是3806.61万亩[2]。中国劳动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赵殿国在今年9月16日召开的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二十八届全球大会上说，中国目前被征地农民有4000多万，今后每年还将有200多万农民被征地，目前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已经成为最困难的社会群体。

目前众多失地农民已经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艰难境地，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不能覆盖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的农民，就算他们得到已属偏低的土地补偿费，但他们将来会如何？他们的子女后代又将如何呢？是否可以和非农居民一样可以享受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这才是今后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因病返贫"的现象，就已经向我们发出的警讯。

"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变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甚至是"经营城市"，那么，出现几千万没有了土地耕作的农民今后的出路将会如何？是否和他们的土地一样全部"农转非"？他们由谁来"经营"？！

据《福布斯》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位富豪中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名富豪榜上竟有50%以上涉足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难道房地产真的成了催生富豪的聚宝盆吗？其实不然。地产界多富豪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地产是中国最佳的寻租场所。"慕马案"中的主角慕绥新担任沈阳市长时期，沈阳市土地开发商打着"高科技农业"的幌子，大行房地产开发之实，大量土地被以行政划拨的名义圈走。从1997年至2000年间，行政划拨供地占这个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七成左右。2000年，沈阳收回的土地出让金仅为7000万元人民币，而附近一个批地量少于沈阳的中等城市同期土地出让金却达3亿元；与此同时，一批批腐败分子被造就，而天平的另一侧，失地农民只能背井离乡，在城市边缘苦苦挣扎与抗争[3]。

自199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近几年每年都保持了1.5至2.2个百分点的增长，截至2003年底，全国城镇化率已达40.53%。与此同时，我国城市数量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3个增加到662个，其中超大、特大城市已达46个。城市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70%[4]。然而，有学者人为，这不是不是人口的城市化，而是地名的城市化。城市数量增加了两倍（现在是三倍多），城市人口却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而且主要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5]。

也就是说这样的城市化仍然是拒农村居民于门外的城市化。所以，我们有理由不能引以为豪，因为这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是出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城市化；是再一次剥削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城市化。农村和农民需要这样的城市化吗？

三、城市化要考虑农民的出路问题

对中国近代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井岗山的秋收起义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从第五次反"围剿"以后只剩三万多人的"长征"到在延安的重新崛起；从八年抗战的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都有我们农民弟兄的默默身影。用小米加步枪三年时间打败800万国民党军队也许是一顶片面的光环，实际上三大战役（特别是后两大战役）的支前民工比前线士兵数量还多，连毛朱彭林邓也承认，没有农民民工的支前，我们绝对夺取不了胜利。而且，中国军队中也是以农民占绝大多数比例。可以说，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巨大的代价。

建国初期，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国家实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策略。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态势下，只能通过政府高度介入工业化模式来实现，因此农业的剩余就必然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国采取的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存在巨大"剪刀差"为手段，以集体化农业为制度支持的政策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了工业部门和城市。

所以，农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建国五十多年来，国家回报给农村和农民又有多少呢？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有近两位数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国家整体国力大大提升，并以此而引以为豪，甚至要研究中国人要有怎样的大国公民的姿态和心态立足于世界之中了。但是否有考虑到占人口比例70%的九亿数量的农民？他们失去了土地耕作、连医疗和养老还没有保障的前提下，难道要他们和城市白领或中产阶级那样要学习贵族的风度？

目前在中国仍然没有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所说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只不过是"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建立了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至2003年底，只有5428万人参保，积累基金259亿元，1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几乎不存在，于2002年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政府、集体、个人多方筹资。截至2004年6月，仅覆盖9504万农业人口，实际参加人数仅6899万人；共筹集资金仅30.2亿元，其中地方各级财政补助11.1亿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补助3.9亿元[6]。但是我国却有九亿的农村居民、有近一亿的进城"农民工"、有四千多万失去土地耕作的农民啊！而相对于覆盖和支付对象几乎全部是城镇居民的全国基本养老保险，2003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550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1646万人。而且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因存在基金收不抵支问题而需要中央和各级财政补助，仅2003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544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74亿元[同6]。那么几亿农民、几千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之中需要养老保障又有谁来补助？

另外，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有股减持资金是用于弥补社保资金缺口。虽然此《办法》因其它原因而叫停，但也应该要知道的是，这社保资金保障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城市居民，所减持的国有股这些国有资产既然是国家所有，难道所有者就不包括占中国大多数人口比例的农村居民？他们的保障为什么就没有被考虑到？

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从农村征收了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的"剪刀差"[7]。2001年-2003年建设占用耕地合计58。93万公顷（884万亩），按每亩收取土地资源占用费、复耕复垦费2万元左右，则为1768亿元[8]，如包括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差价收益，数额更大。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贠小苏说：近三年的土地收益约6000多亿元（一说为9100亿元），今年上半年就高达2044亿元[9]。

这些巨额的资金，一直以来又有多少用于农村和农民身上呢？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强占农民的土地，所到之处，毁农民的庄稼，拆农民的老屋，强占农民的耕地，逼迫农民迁移；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使失地农民数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元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10]。

一方面是农村土地被低价征用，变成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及不法商人的寻租场所，另一方面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再一方面是政府只考虑城镇居民的生活保障而置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不顾，这如此巨大的反差，"城市化"对于农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土地"农转非"后，国家应该是绝对可以用这些巨额的资金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建立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通过这些保障让他们也能"农转非"。

四、城市化的经验借鉴

南方日报在今年3月16日就为此而作了题为《农民进城变贫民?珠三角加速城市化防三误区》的专题报道，并指出要防范的三个误区："城市化要看农民生活水平如何改变"、"让农民进城成为贫民，决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要克服和减少城市病"。

深圳市在2004年开始已经全面城市化，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其"城市化政策"中包括：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他们的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村民变成了市民，他们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也要由村委会变为社区居委会；转地，既然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部成员都转为城市居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一次性全部转为国家所有；逐步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他们以股份合作公司为单位，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并有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将农村"城市化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按照规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14%，其中单位按照缴费基数的9%为"城市化人员"缴纳，其余5%由个人缴纳（实际全部都由村里缴纳）。市区两级财政拿出6.4亿，为已经退休的和15年内将要退休而缴费不足15年的村民补缴社会养老保险。以后5年，还要从国土基金总收入中划拨3%～5%补充养老基金不足，这两项加在一起近15亿[11]。

佛山市从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户籍人口中的"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后，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区、镇（街道）两级财政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区、镇（街道）财政分别按10％～30％的比例补贴，村（居）、组集体经济组织负担40％～80％，所缴费用不要农民自掏腰包（全征土地农村居民指耕地被征用90%以上的村或集体土地被征用70%以上的村，年满16周岁，未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即可享受全征土地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待遇，每月可以得到120元至300元不等的补贴[12]。对于医疗保障方面，居民凭社会保障（市民）卡就可以免费支付一定的医疗费用。

然而，深圳和佛山有其特有的条件，就是当地的财政收入能保障城市化后的这些支出。以佛山市现在还没有全部转为城镇户口为例，佛山市的城市化水平2002年已达到58%，农村的富裕程度在全国是排在前列的，下属的区（原来的县级市）全部属于全国"百强县（市）"，顺德、南海甚至连续几年排在前三名，整体农村居民的收入大部分已并非是靠农业，区、镇（街道）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实施城市化有一定的基础，政府单从征地再出让的小部分收入中已经足够有能力支付。

而相对于不算富裕的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说，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是否能覆盖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的农民呢？没有这些保障，就算得到土地补偿费，谁能保障他们今后的生活出路呢？

五、结束语

城市化范文篇6

据统计，到20**年底，我市有渔农村总人口63.3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67%，其中，渔村人口为20.78万人,农村人口为42.51万人。渔农村人口分散居住在全市88个岛屿，以村民委员会为基本组织单位，以自然村落群居为主。2005年，我市在渔农村管理体制上进行了创新，在原有509个村委会基础上，以单村、并村和联村的形式，建立了182个渔农村新社区，村委会的规模减为417个。20**年，我市开展了创建渔农村小康社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工程。几年来，渔农村的面貌得到了较好改善，渔农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渔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为我市渔农村向城市化发展打下了基础。

二、我市渔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方向

就我市实际，各地中心城区和三大岛的拓展空间有限，再加上土地政策的限制和**产业发展的特定性，要实现中心城区和中心镇充分吸纳渔农村人口，实现大规模的移地城市化难度较大。选择以就地城市化为主的发展路子，是我市渔农村城市化的方向。

（一）就地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的本质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农村生活向城市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包括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即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和产业化的生产方式、社会化的服务方式向全社会的渗透、普及。从市场经济的供求角度看，可把城市生活视为一种现代性，城市化就是城市生活这一现代性的普及化。从这一城市化概念出发，城市化道路既可以选择移地式城市化方式，即渔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过上城市生活，也可以选择就地式城市化方式，即向渔农村村镇引入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先进文化。

相对于渔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集中的移地城市化模式，我市渔农村就地城市化，有三种模式：其一，各地中心城区的拓展。通过中心城区与城郊村及周边相关岛屿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实现中心城区城郊村和周边相关岛屿渔农村城市化。其二，渔农村小城镇建设。渔农村中心集镇在扩大建设规模的基础上，完善集镇的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提高集镇的二、三产业的比重，鼓励渔农民集中到中心集镇进行生产与生活。其三，中心村建设，即农村自然村落的集中化与社区化。通过科学规划，把分散的渔农村村落相对集中，并配套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增强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社区服务功能，渔农民仍在集中区周边从事工厂化渔农业、产业化渔农业、渔农产品加工业，或者在外地从事非渔农行业增加收入，但享受相当于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近距离、短时间进入城镇，进行购物、社交、教育、文化娱乐等活动。

第一、二种方式建设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沿海等发达地区已经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实践，第二种方式与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新农村建设的相辅相成。因此说，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有利于推动就地城市化。第二、三种方式，在我市三大岛和其它岛屿渔农村城市化建设中意义尤为重要。

（二）就地城市化的条件

就地城市化，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即发达的渔农村经济；健全的渔农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渔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

发达的渔农村经济，能为就地城市化与新渔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无论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还是与城市居民同等化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都需要巨大的财力与物质基础。城乡统筹的渔农村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强基石。只有建立健全渔农村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才能改变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制度差异。渔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才能使渔农民在不改变职业与居民场所的前提下，享受城市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从而促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型。

就地城市化能促进村镇建设、农民生活方式和渔农村服务功能以及渔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要求从经济上保证渔农民生活的富裕，在制度上保证渔农民生活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从而实现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

（三）就地城市化的预期作用

第一,就地城市化可以减轻我市城市就业压力。渔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移地式城市化必然引起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加。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劳动需求的增长可能赶不上工业产出的增长；同时，由于渔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规模是城市就业概率以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递增函数，这样现代工业部门扩张以及城市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必将会引诱更多的渔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失业问题就会加剧。因此，大力发展渔农村经济、改善渔农村生活环境、缓和人口转移速度、让渔农民留在渔农村就地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中间道路选择。从就地城市化转向移地城市化，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城市化的新思维，更加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

第二，就地城市化可以为我市移地式城市化做好人口素质上的准备。就地城市化可以保证有一定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的渔农村人口渐次进入城市，降低移地式城市化的社会成本。移地式城市化过程中，新增的城市的劳动力人口不得不面对新的行业结构适应问题。如果进入城市后不能及时就业或者稳定就业，势必成为城市中新增的贫困群体，并引起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市已初步显现。新增城市劳动力必须为适应不断变化中的城市新行业结构而改变自身的从业素质，然而，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培养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因此就地城市化将使渔农村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为进入城市作好技能、文化、精神品质等方面的准备。

第三，就地城市化可以防止“城市病”的出现。城市化并不必然产生“城市病”，但“城市病”确实与城市人口高速度增长、城市建设的低密度扩张密切相关。就地城市化让渔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向非渔农产业，渔农村人口就地过上城市化生活，可以促进渔农村人口流进城市的进程科学化、合理化、有序化，从而降低“城市病”的发生机率。

三、我市渔农村城市化建设模式

我市新渔农村建设应与渔农村城市化建设同步推进，并根据各地的区位优势、资源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从实际出发，根据就地城市化原则，宜采取融入城市（镇）型、中心村镇聚集型、特色村自然村建设开发型等三大主要建设模式。

融入城市（镇）型，按照全市总体规划和有关县（区）的建设规划，对我市31个“城中村”、“城郊村”和中心城区周边相关岛屿的渔农村，通过推行城市化建设和市区化管理，抓好二、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集体产权形式的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撤村建居，使这部分人就地变为城市（镇）居民，融入城市（镇）中。

中心村镇聚集型，对产业基础较好、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社区（村），在完成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基础上，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建设和渔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按照新渔农村建设标准，规划建设渔农业功能区、工业功能区、居住功能区、文教娱乐功能区等新渔农村社区，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另外小城镇还有文化相对比较集中、信息量相对比较大、基础设施相对比较集中的特点，把小城镇发展起来，作为新渔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最终形成城镇和渔农村协调发展的格局。

特色村自然村建设开发型，本着保护、开发并重的原则，充分利用自然与人文资源，大力发展高效、生态的渔农村经济，建设一批生态旅游特色村；在恢复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开发利用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古建筑等文化资源优势，形成一批具有海岛文化特色的村庄。对那些不宜撤并、规划保留的自然村落，在重点进行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的同时，挖掘资源优势，培育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实力。

四、在城市化发展中需解决的问题

在渔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

一是渔农村股份制改造问题。有些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简单的做法，直接把农民改为居民，出现“土地征完了，财产分掉了，集体散伙了，大伙转居了”。原有那部分人的生活保障没有彻底解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实行渔农村股份制有利于维护渔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原有渔农村集体经济转变为产权清晰的城市股份制经济，渔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金以及一切财产全部归渔农民所有，而且量化到人，渔农民转变为持有股权的城市居民。

二是渔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渔农民社会保障旨在保证渔农民的基本生活，通过购买社会保险保证渔农民晚年生活，只有这样，渔农民转为居民后晚年的生活才有保障。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仍存在社会保障的政策与城市化过程中渔农民实际问题的某些矛盾。我市推行的“以奖代保”金政策，是对渔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有效探索。

三是农民土地征用问题。首先，要根据不同的土地使用性质，区分非赢利的纯公益事业、赢利的公益事业和经营性项目，完善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其次，建立村民参与全程的土地征用机制，尊重村民主体地位。第三，规范管理村集体留用的征地补偿费，完善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制度。

四是渔农村建设的规划问题。在渔农村建设中，要规划先行。规划要明确建设方向，总体规划、布点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要有连贯性，要根据渔农村城市化的不同模式，制订近、中、远期渔农村建设和城市规划，并做到规划相对稳定。

在新渔农村建设中，最有可能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乡村建设简单模仿城市，结果是“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在渔农村向城市化发展中，如何解决技术上的现代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城镇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在现代化城镇建设中，引入现代的技术文明与保留具有时代生命力、历史价值的本土文化并不矛盾，关键要在创新中使两者相得益彰并实现新的结合和表现。在新渔农村建设中，把部分渔农村建设成城里的小区，确实很有必要，有利于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但如果一哄而上，所有的渔农村都建得城市小区一样，且不论我市是否有这个财力、是否有这么多土地以供建设，到时只会出现“千村一面”的后果，也不会有**海岛自身特色。

很多“名镇”之所以风光无限，并不是因为其现代化的程度，而是传承千百年的自然景观和独特人文景观。它们无一不是强调原生态，强调原汁原味。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农村建设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向，不再追求建筑的现代化，而是强调返璞归真，追求建筑与自然的和谐。

五、加快推进渔农村城市化进程

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也需要农业、农村的迅速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动、互补关系。新农村建设不但不排斥、不阻碍城市化，而且还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培训及劳动力的转移、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提高，去推动城市化。它们所需要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必须提供，它们赖以生存的产业发展，政府也必须给予必要的支持。否则，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享受不到或很少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社会结构必然会失衡，现代化进程也可能会被打断。当然，在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必须将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移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与城市化进程相协调，做到相互促进，一体化发展。

改善渔农村的生产生活设施。根据规划整合各方资源，加大渔农村的交通、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实施道路“亮化”、“硬化”工程，切实改善渔农村道路状况，普及公交车线路，为群众提供交通便利。要实施渔农民饮用水工程，基本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电力供应要做到渔农村与城区同网同价。广泛开展“美化人居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活动，加大渔农民住宅的改造力度。通过“戴帽、换装”等形式，进一步美化环境。加强治理污水排放，实行渔农村垃圾集中化处理。加强渔农村绿化工作，治理“青山白化”，优化、美化渔农村环境。

发展渔农村经济，提高渔农民生活是渔农村城市化的关键。当前要通过实施“创业工程”和“增收工程”来加快经济新发展，提升群众生活新水平。要对渔村新社区进行整合，优化渔业生活力布局，打造一支精干、安全、竞争力强、高素质、高效益的捕捞队伍，推进现代化渔业基地建设，积极稳妥地做好减人减船工作，引导“双转”渔民从事二、三产业，尤其是与渔业生产相近的海运业、休闲渔业等产业。要鼓励农村新社区发展海岛型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节水农业，引导剩余劳动力向船舶修造业、水产加工业、建筑业、机械制造业等二、三产业转移，延长这些项目的产业链，推动渔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渔农民生活提高了，实现城市化才有可能。

提高渔农民素质，丰富渔农民精神生活。加强对新社区群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广泛开展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移风易俗宣传，大力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强渔农村基础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教育、职业培训，不断提高渔农民及下一代的文化素质。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程，倡导守法、守信、邻里团结、和睦相处的社会风尚。深化“城乡社区文明共建”活动，努力形成城乡互动、文明共建、优势互补、全面推进的良好局面。要搞好社区文化、教育、体育工作，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具有**特色的群众性海洋文化活动，全面促进和提高新社区文化建设水平，推动海洋文化名城建设。逐步建立起适应新社区建设和渔农民群众学习需求的新社区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教育培训模式，形成全民终身学习的公共资源平台和学习型社会体系。

城市化范文篇7

【关键词】城中村改制必要性存在的问题模式选择

一、城中村：概念及概况

1.什么是城中村

城中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化问题。对于城中村，目前已有很多定义，有从土地关系和形成原因角度的定义，如“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将一些距新、旧城较近的村庄包入城市建设用地内，这些被纳入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本文将其称为‘城中村’”①。有从房屋建筑的角度的定义，如“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在原农村居民点范围内形成的与周边城市环境构成鲜明反差的以原农村居民‘一户一栋’为基本特征的特殊居住区，也称都市里的村庄”②,“城中村是指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以致深圳经济特区内农村城市化前后在原农村地区中形成的呈无序状态的建筑群落。”③。有从土地、户籍、社会关系角度的定义。如城中村现象是指从地域角度讲已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地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却仍属于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矛盾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区。”④有从产权和经营制度角度的定义，“‘城中村’是指在城市总体规划区内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⑤，等等。

这些定义，揭示了“城中村”的某些特征，但要么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出发，要么从某个局部地区的情况出发的，难免有片面性，难以深入全面反映“城中村”的实质，也难以概括“城中村”的普遍情况。

事实上，“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只有把握“城中村”这两个本质特征，并且全面了解各地“城中村”的情况，才能揭示“城中村”的本质，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笔者认为，“城中村”是急剧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然以土地及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次级关系（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如李培林所说，“城中村”的外部形态是以宅基地为基础的房屋建筑的聚集，实质是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凝结。⑥

2.各地“城中村”概况

“城中村”的出现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不单是沿海，也不单是大城市，内地和很多中等城市目前都面临着“城中村”问题。

珠海：在中心区和城区边缘50平方公里范围内，散落着建市前就存在的26个行政村，总占地300万平方米，共有旧村村民6935户、4.6万多人，暂住人口达10万多人⑦。

广州：广州市区（指经国务院批准的广州市规划发展区386平方公里范围内，不含番禺、花都区、增城、从化市）分布着138个行政村，这些城乡结合部在广州城市化迅速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村包城”、“城包村”现象。按已完成的行政村规划，未来数年间它们在“城中”部分将达到87.5平方公里，占全广州城市规划面积386平方公里的22.67%。⑧

石家庄：据统计，目前二环路以内共有城中村45个，占地约11.2平方公里，建筑面积约636万平方米，居住着4.77万户、14.93万人。⑨

西安：在西安市19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内，分布了大约180多个“城中村”，人口约20万，其中二环以内55个。⑩

新余：大力实施“城乡同建”工程，拟用2至3年时间，对139个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插花村”以及城乡结合部村庄，按照街道化、社区化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⑾

温州：市区目前共有544个行政村，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这些村庄可分为城中村、城边村和城外村三类，其中城中村占10.3%、城边村占31.6%、城外村占58.1%。⑿

绍兴：绍兴经济开发区是省级重点开发区，全区有17个行政村，9.56平方公里，农村居民4363户，11854人。据调查，全区共有旧村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占用宅基地1034亩。⒀

中山、东莞、茂名、贵阳、太原以及北京、上海等地都存在城中村现象，目前各地都在探索进行城中村改造。

3.福州市“城中村”概况

据调查，目前福州全市共有城中村93个，亟需改制的有67个，总户数约2.2万户,总人口为7万多人,其中农业人口约4.7万人,占总数的67%。⒁这些城中村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土地已被征用作城市建设用地，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而经营第三产业。据统计，全市“城中村”目前仅余耕地9134亩、山地3650亩、其他杂地4460亩，有23个村已完全没有耕地。⒂2、大多数“城中村”村财政收入较高，台江区8个“城中村”年产值12亿元，村财总收入3600多万元，晋安区东门村一年村财收入达1000多万元。⒃3、村民福利待遇较好，如台江区红旗村每月给退休农民发放退休金高达900多元，鼓楼区高桥村、仓山区先锋村给满18周岁的村民每月定期发放300—500元的生活补贴费⒄。4、“城中村”地处市中心，交通信息发达，敏感性强。5、大多数“城中村”已进行社区整合，但村干部分流方面仍存在问题。6、老城区的“城中村”大多数已成立企业公司或股份公司，但由于税收问题无法解决，这些股份公司大多是空壳，代之运行的是村经联社。

二、“城中村”改制的必要性

“城中村”由于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村内建设混乱、环境卫生恶劣、社会治安复杂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因而，对“城中村”进行改革已是必不可免。“城中村”改制是农村城市化特别是“城中村”城市化的必经之路，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大事所趋，势在必行。

1、“城中村”改制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分割难的紧冰被打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界限正在消除，国家开始取消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而身居城市的“城中村”农民是最容易实现其身份和思想观念转变为城市居民的群体之一。通过“城中村”改制的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可改变目前由于村居混杂、地域交错而带来的管理职责不清、标准不一、体制不顺的状况，健全和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通过“城中村”改制的改革，将“城中村”全面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一盘棋中，加大力度开展旧村改造，加快“城中村”城市社区、村民向居民转变，可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建设和谐、统一的生态城市，提升城市形象，进而提升我国城市的竞争力。

2、“城中村”改制是全面提高我国“城中村”农民生活质量的需要。我国“城中村”农民绝大部分已脱离农业，转向其它产业，但这些农民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缺乏，许多仅仅依托出租房屋的租金和村集体的福利生活，缺乏其它正常劳动收入。通过“城中村”改制，改革“城中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把集体资产量化到人，村民以股东的身份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监督与管理，享受相应的收益分配权益，可以根本上解决“城中村”农民的出路问题。同时通过“城中村”改制，把村民统筹到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之中，还提升和改善村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进而从根本上、长久地保障“城中村”农民利益。

3、“城中村”改制是化解长期积累性矛盾、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需要。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城中村”农民与地方政府、村干部以及群体内部存在着各种非理性争夺行为，正日益成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一是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因公共需要而征用土地引发的矛盾；二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因村集体资产管理与处置等方面引发的矛盾；三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由于不同宗派利益引发的矛盾。通过“城中村”改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可以解决土地征用难、村集体资产流失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村集体资产处置上，通过实行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制改革，打消村民对于集体资产被侵占、瓜分的担忧。而且，建立了严密的法人治理结构，重大项目决策、经营方针由村股东大会决定，财务管理透明公开化，这样使村干部的权力受到制度约束和监督克服了决策的主观性、随意性，避免了“暗箱操作”，减少因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不善而引发的干群关系紧张和社会稳定问题。

三、“城中村”改制模式的选择

“城中村”改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杭州、广州、济南、厦门、泉州等地相继进行了“城中村”改制工作，并取得实效。综观各地的做法，“城中村”改制大体上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撤销村委会建制，保留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这种模式程序简单，运作方式不变，村集体资产和村民利益能得到有效保护，村民易接受。

第二种模式，撤销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模式比较彻底，较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但目前采取这种模式的时机尚未成熟。这是因为大多数“城中村”都有债权和债务，且土地权属不明，由此导致资产评估困难，公司组建受阻。即使组建股份公司成功，既然是公司，就要按《公司法》运作，那么村股份公司经营和村民的年终分红都必须交纳33%的所得税和19.8%的个人收入调节税，这样一来，原村财政收入就会明显减少，村民福利待遇无法维持，村民的切身利益必然受损，村民通不过，因此实行起来难度较大。

第三种模式是撤销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地域性的“集体资产管理中心”。按照这种模组建“村集体资产管理中心”，其性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以应到民政部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注册登记，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由国资委（局）进行业务主管。“集体资产管理中心”下可设项目开发部、资金管理部和福利保障部，按照核准的章程运作。这种模式，既能保证集体资产不流失，村民待遇不降低，又有法律依据，大量的村干部还能消化其中，不失为一条好路子。但由于政策上的原因，民政部门目前还不能对其进行登记，因而在操作上存在困难。

以上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但是我们认为，“城中村”改制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即“确保村民现有的利益不受损害，确保村集体资产不流失，确保各级政府和组织不平分村集体资产”，以此为标准，在现阶段选择第一种模式更适合，即撤村保留经联社（适当时机对经联社进行股份制改造）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村民现有的利益不受损害，确保村集体资产不流失，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同时降低“城中村”改制难度，保证“城中村”改制工作顺利开展。当然，由于各个“城中村”的情况、条件、环境不同，在改制过程中，各村在统一保留经联社的前提下，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方式：一是撤销村委会，视居民入住情况逐步组建社区委员会（指举村拆迁的）；二是撤销村委会，将村民融入居住地社区委员会（指原村委员会辖区已进行整合的）

三、“城中村”改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综合分析，“城中村”实施改制工作有五个突出问题亟需解决。

（一）如何明晰量化村集体资产。实施“城中村”改制后，农村集体土地一律依法征用，全部转为国有土地，这使“城中村”农民失去土地等最基本的生存保证，从而使村集体资产收益成为村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因而，对村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为村民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对村集体资产如何进行评估、核实、股权设置种类及股值大小、股权的性质及如何量化分配、股份分红与现行的福利分配如何衔接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出台的办法和政策无法绝大多数“城中村”村民接受，就容易造成新的不安定因素，就会影响“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展开。

（二）如何解决村民的生活保障问题。一是村民的社保和医保问题。由于现行的社保和医保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对农民的保障并没有明文规定。大多数的“城中村”缺乏足够资金承担村民的“二保”，村民的土地征用所获得一定数额的安置补助对于村民的“二保”费用也是杯水车薪，因而如何解决好村民转变为社区居民后社保和医保的资金来源是一大问题。二是村民的就业问题。村民彻底失去土地后如何开拓生产门路、如何提供就业岗位、如何解决其生活出路是一大棘手问题。三是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城中村”村民超面积建筑现象较为普遍，多数未办理房屋“两权证”，而且由于被纳入城市规划范围内，建房和拆迁受规划制约，宅基地难以得到审批，使不少村民房屋既不能拆，更不能翻盖。如何依法完善手续，妥善处理好“城中村”的违章建筑、扩建问题、是村民关注的热点。

（三）在村集体资产处置中如何界定确认享受权益村民的身份。在村集体资产进行改制量化过程中，首先要面临享受权益的村民的身份如何界定问题。主要涉及“农嫁居”人员，征地后被招工人员、婚嫁到外村的“农嫁农人员、挂靠户人员、非转农人员、以及考取大中专院校等人员的享受问题”。在这些人员中，有的是过去由于政策等原因难于农转非，有的是人已离村但户口一直没有迁出，有的是婚嫁应迁出而不愿迁出，有的是为了子女入学或子女开店经商方便而挂靠户籍，有的甚至是由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这些人员能否享受与普通村民同等待遇，争论最多、矛盾最大。此外，现役军人、随军家属、正在服刑劳改人员和未成年人等特殊人员享受的权利如何处理，也是集体资产量化的疑难问题。

（四）如何实现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由于村集体资产管理沿用的是一套落后的体制，产权不明晰、管理不科学、监督不到位，存在着严重的“村企不分”现象，这使得一些私心较重的少数人可以从中浑水摸鱼，侵吞集体财产。再加上资产经营的风险性，村集体资产如何实现长期的保值、增殖是一大难题。另一方面，“城中村”的集体用地不断被征用转为国有，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一旦征光，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失去一块重要的来源。如果村集体资产不能保持原有的固定经济收入，不能确保稳定的股份分红的资金来源，那村集体资产的改革将无法进行下去，最终成为“泡眼”。因而，研究制定出具体的村集体留用发展土地的政策，解决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后劲，使留用的土地成为集体经济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五）“城中村”改制后如何改革设置基层组织和管理体制。在“城中村”改制后，如何把原村委会的责、权顺利地衔接到新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而且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同时要解决好原村群防群治队伍的连续以及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地、小区物业管理等问题，确保“城中村”改制后整个管理及时、正常进行。

四、需进一步探讨的几个法律问题

1、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从上文分析的情况来看，撤销村委会建制，保留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当前一种较为可行的“城中村”改制模式。但是一些同志还存在疑虑，认为“撤销村委会，经济合作社是否存在”，对这个问题，尚需法律专家作进一步的讨论，从法律上寻求支持。但笔者认为，村委会和集体经济合作社是两个平等的、不相隶属的组织，不存在依附关系，撤销一个组织并不影响另一个组织的存在。中办发[1990]19号文件指出：“村党支部是村级组织的核心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妇联、团组织、民营组织共同为村级组织的配套组织”。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组织概念；其二，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同属村级组织，此两者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因此就两者各自行使职权、不相隶属的组织而言，撤销一个与另一组织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撤销村民委员会并不影响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当然，在条件成熟是，将集体经济组织改制成股份公司将更适应形势需要，更符合发展趋势。

2、经济合作组织法律地位的确认。若村集体经济组织被保留下来，那么，它是否能够独立运作，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义务？这涉及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问题，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无法人地位，可以说答案是肯定的。《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应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用这些标准逐条去衡量，村集体经济组织都具备法人条件。而且我国已颁布的一些法律也认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如《民法通则》第74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村委会组织法》第5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也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因此，村委会撤销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全可以以独立的法人身份保留下来，独立开展经济活动。

3、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选举方式。《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实行直接选举，即由全体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而当前村集体经济组织仍实行间接选举，即由村民代表选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村委会撤销后，作为管理村集体经济的组织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作为一种发展的趋势，民间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也不能倒退的，由直接选举倒退到间接选举的选举方式是不会被广大村民所接受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让我们透过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轨迹来诠释社会主义民主。兴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适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所以以磅礴之势迅速发展并席卷了中国农村大地。在20多年的前进过程中，我国的村民自治也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在探索中前进，在探索中完善，今天，它已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而民主选举作为“四个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四个民主”的的龙头和突破口，更倍受瞩目。在20年的风雨历程中，民主选举也实现了从任命走向间接选举，从间接选举走向直接选举的两次历史性跨越。而直接选举因其最能充分发扬民主，表达选举人的意志，体现民主成为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一个基本原则。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至今，难道民主还要倒退？所以笔者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选举也应参照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由全体村民来直接选举，履行选民资格确认、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组织选民酝酿、提名候选人，根据差额选举正式候选人，设立秘密写票处、直接投票选举，公开唱票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由村民群众选出自己满意的带头人，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村民群众也享有罢免权，可依法罢免不合格的村官。这样，可最大程度的保证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注释：

①李钊：“城中村改造途径的思考”，《安徽建筑》，2001年第3期。

②韩荡：“高速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改造--以深圳特区为例”。/html/thinking/main.htm

③深圳福田区旧村改造办：“加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思考和建议”，《城市化与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研讨会文集》，2002年7月。

④代堂平：“关注‘城中村’问题”，《社会》2002年第5期。

⑤谭炳才，何启环：“特别关注城中村：城镇化的死角？”，《经济日报》2002年1月18日。

⑥参见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⑦刘其田等：“珠海‘城中村’改造‘三赢’”，《深圳商报》2003年6月2日。

⑧黄令华：“为实现广州‘中变’专家云集攻‘城中村’管理”，《羊城晚报》2001年6月28日。

⑨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市政〔2002〕14号）

⑩文锦：“西安将打造180个新型城中村”，《西安早报》2002年1月27日。

⑾贺翔：“加快改造‘城中村’”，/n378/ca198630.htm

⑿陆剑于、金苏：“温州市区村庄规划施行分区管制分类改造”，温州日报2003年1月23日。

⒀百灿、黄奋勇、戴炳良：“兴市强化城中村改造，推进城市化进程--经济开发区改造城中村的探索”见/hbc.htm

⒁⒂⒃⒄张孝感杨玉华黄大明：“城中村”改制若干问题分析，《福建省民政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03年10月。

参考文献

城市化范文篇8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壮族乡村文化保护面临着各种挑战，加强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与研究，是包括壮族在内的各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促进壮族乡民更好地适应城市化生活。城市化在丰富壮族乡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解构着壮族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壮族乡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必须通过保护、开发壮族乡村文化的开放、包容、和乐、尚义、勤劳等优秀文化传统资源，赋予它们时代内涵，与外来文化在融合、创新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第二，有利于提升壮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提高壮民族认同感。壮族文化影响力与其自身人口数量所占比例极不相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壮族乡村文化的保护、发掘不够相关。壮族文化的根在乡村，保护好壮族乡村文化就是保护好壮族人民的精神家园，就能够给壮族人民留下“记得住乡愁”的空间，在面对各种外来不良文化冲击时能“找到自己精神的家园”。第三，有利于保护我国文化生态平衡。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的存在与识别以本民族文化作为前提。壮族是我国汉族以外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宽广。保护好壮族乡村文化，能给其他少数民族以信心和榜样。反之，如果保护不力，致使其作用受限，甚至于面临各种危机而消亡，就会影响其他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进而放弃本民族文化，最后有可能使我国文化多样性不复存在，文化生态平衡将被打破。第四，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的基础和前提。保护民族文化是民族平等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壮族地区农村发展相对落后，这与壮族乡村文化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相关。壮族乡村与乡村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壮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不利于壮族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茁壮成长。保护发展好壮族乡村文化，能为壮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加速发展提供精神支持和文化资本支撑。第五，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更紧密的文化联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引发文化交流需要越来越密切。壮族主要分布地广西和云南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桥头堡的位置，也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接壤，具有相似或相通的壮族文化传统，或与壮族文化同源，把壮族文化的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努力构建“壮傣民族文化圈”，有利于建立中国与东盟更紧密的经贸、文化联系，与设在东盟国家的“孔子学院”式的文化机构形成互补关系，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二、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文化的基本现状

在城市化背景下，壮族地区各级政府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工作取得不少成果，如将壮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确定为广西法定假日，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壮族乡村民间艺人和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得到加强等，但也应看到壮族乡村文化现状不容乐观。（一）壮族乡村文化主体存在流失、断层的危险。壮族乡村节日文化的主体主要包括壮族乡民、当地各级政府、学校和民间团体等。壮族乡民是壮族乡村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和直接受益者，因而是壮族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主体；政府理所当然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领导者和引领者；学校和社会民间团体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城市化引起留村人口减少，乡村“空壳化”现象严重所导致的保护传承主体后继乏人。城市化推动壮族乡民进城务工、经商和求学成为常态化，而务工是目前广大壮族乡民进城最主要的动因，也是壮族乡村青壮年流失的主因。壮族乡民进城务工对增加其经济收入，提高他其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客观上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带来不利影响：一是使留在乡村的青壮年明显减少，有的村屯9成以上青壮年外出务工。应引起注意的是，当今外出务工的壮族乡民数量不降反增，务工人员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田地因此荒芜，破坏了壮族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二是导致壮族乡民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与壮族传统乡村生活习惯极为不同，引发他们对壮族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降低；三是影响其他乡村留守人员，如儿童和老人对壮族乡村文化的认同感，甚至导致部分乡民采取摒弃的态度。壮族乡村留守少年儿童由于受父母外出务工、学校汉族文化的教育，尤其是电视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们从小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渴望，对乡土不留恋，不愿意，也根本无法认识到要留村保护传承乡村文化的责任，导致保护传承主体出现断层危险；老年人是乡村文化传统的主要传播者，因青壮年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而下降，因丧失文化话语权正逐渐被边缘化，无法承担传承保护责任，有的文化找不到传承人而因老人过世不同程度被他们带走。壮族乡村“空壳化”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壮族乡村文化的领导者———当地政府的决策，不利于壮族乡村文化保护政策的科学制定。（二）壮族乡村文化客体的危险存在灭失。壮族乡村节日文化客体，是指壮族乡民在节日活动中所用的各种物质文化产品、精神文化产品和制度文化产品的总和。壮乡不恰当的城市化，严重影响到壮族乡村文化客体的传承发展。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1.城市化使壮族乡村传统服饰十分“鲜见”2012年11月，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来宾市泗贯等5村壮族传统服饰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了60份问卷，有效问卷55份，有效率为91%。从表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受访壮族村民者都表示壮族传统服饰现在“多数是中老年人穿，年轻人很少数穿”，这说明壮族传统服饰穿戴人群由过去的不分男女老少，今天变成只有老年群体尚在独自“支撑”，年轻人对壮族传统服饰不以为然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甚至不屑一顾。村民平时不穿，只在特殊日子里，如三月三或接待游客时才穿、赶集和走亲访友不穿。在田阳县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的居住地敢壮山举行的布洛陀旅游文化节上，壮族人口占据大半的聚集场所，除进行祭拜活动人员之外，基本上很难看到穿着壮族传统服饰的群众也得到进一步证明。2.城市化使壮族乡民使用壮语的能力下降2015年10月，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德保、西林、宁明壮族村民或村负责人壮语言文字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了90份问卷，有效问卷81份，有效率为90%。从表2可以看出，有的村接近50%左右的村民认为认为壮族地区中小学应该用汉语，有的村全部负责人都认为是用汉语，主张学校用汉语教学的比例高于主张用壮语教学的6个百分点，是主张用壮汉“双语”人数的1倍还多。对于“您会要求您的下一代学习壮语”问题，选择“由子女自己决定”和“会”各占40%，选择“不会”的占20%左右，明确要求下一代学习壮语的比例远远低于“不会”和“由子女自己决定”两者总和；对“您认为壮话有推行学习的价值吗”问题，回答“没有”的人数超过“有”的人数将近10个百分点。从这3个问题的答案的统计可以看出，壮族村民包括村干部并不看好壮语的前途。壮语地位、作用不断下降与壮族地区村民外出打工、求学、经商等日常交往活动，需要不时进出城镇，有的甚至是长期生活在城市密切相关。为了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壮族村民学习掌握城市文化必不可少，这首当其冲的是对城市主流语言，包括普通话的学习和掌握。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家乡的子女大多只能交给祖辈照看，爷爷奶奶为了与满口普通话的孙子孙女交流，也只好舍讲已经习惯了的壮语，不时蹦出几句蹩脚的普通话。由于城市化的影响，使用壮语交流的语言环境产生变化，使用壮语的空间被挤压，讲不好壮语的人越来越多，不会讲壮语的人呈低龄化发展趋势。3.城市化使壮族山歌“渐失”，难登舞台2011年10月，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靖西壮族村民山歌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了100份问卷，有效问卷93份，有效率为93%。从表3可以看出，其中不会唱山歌的村民52人，比例为55.9%，高于会唱山歌人数15个百分点；不愿意学唱山歌人数占总数比例为23.7%的比例。虽然村、乡镇或县会举办歌圩，但是只有中老年人喜欢唱山歌，年轻人不喜欢，会唱山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会编山歌的年轻人更少，会编也会唱山歌的年轻人则几乎没有。一些村、乡镇壮族歌圩因为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丧失而形同虚设，自然消失，不少地方歌圩已不复存在。不少游客到武鸣参加三月三歌节，因听不到用壮语唱的原汁原味的山歌而扫兴而归。

三、影响壮族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壮族乡村文化是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因素长期综合作用形成的结果。壮族乡村不恰当的城市化，使壮族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这不仅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壮族乡村文化结构，壮族乡村文化的内容、形式，以及韵味都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一是地理环境变迁。随着城市化不断深入，壮族乡村文化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由于壮族乡村普遍处于后发展地域，城市化导致城扩乡缩，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城中村、村中城、村中镇、村中市等现象，原来十分固定、确定的依托地域已经变得相对模糊，导致壮族乡村文化在城乡之间“游离”，难以找到“归宿”。二是经济因素变异。如农村土地用途过度商业化，或因景区景点开发、工业用地、城市用地、开发区、库区建设等需要，导致非农用地比重不断增加，有的壮族乡村因此不复存在，其文化也不同程度消失。三是乡村文化资源过渡商业化，破坏了乡村文化“土壤”环境。它集中表现为乡村旅游业的无序发展，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壮族乡村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不同程度破坏了壮族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如把不是季节的民俗文化硬搬上演出舞台来，显得不合时宜。四是生活方式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壮族乡民，尤其是那些有外出务工经历的青壮年，逐渐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其饮食、娱乐、穿着打扮、居住、生活用具和用品、婚丧礼俗等方面逐渐向市民学习、靠齐，对壮族乡村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认同感降低。（二）壮族乡民民族意识淡化。民族意识是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其核心是维护、捍卫和实现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利益和权利。壮族人口分布范围广，开化时间早，其思想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稀讼狱”［1］139，更容易与其他民族融合，使得壮族民族意识相对较弱。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壮族乡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壮族乡民的民族意识不断淡化，这可以在前文有关调查中壮族年轻人对本民族语言、山歌、服饰抱无所谓的态度得到体现。壮族乡民民族意识的淡化，使壮族民众在乡村文化的选择上就难以达成一致，减少了壮族乡村文化的稳定性，加剧了壮族乡村文化的失落。（三）传承方式落后。在网络化时代，各种自媒体、新媒体层出不穷，文化传承方式越来越先进、传播时间越来越短，影响人群越来越广。但是，壮族乡村文化仍然主要通过师傅传承、家族传承，采取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有些文化项目或者某些领域的传承和延续飘忽不定，往往因传承人的死亡而灭失，特别是在现代化急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链接更容易出现中断，甚至在不经意间就会消失。（四）西方文化的冲击。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西方文化不可避免会“踏进”壮族乡村，影响壮族乡民的生活。以节日文化为例，壮族乡村农民的娱乐方式受西方节日文化的影响，在交通、通讯条件较好的壮族乡村，许多传统节日逐渐被淡化,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开始把过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当作时髦而在乡村流行起来，有些节日甚至比当地的传统节日举办得更加热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人气更旺。西方文化的冲击，必然导致壮族乡民对本民族文化的拥有感也逐步消逝,原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文化自信心也随着传统乡村文化土壤的消失而丧失。

四、城市化背景下保护壮族乡村文化的对策

（一）发挥经济功能，提升壮族乡村文化的“含金量”。城市化导致壮族乡村“空壳化”，致使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后继乏人，能否留住村民，成为壮族乡村文化保护成功与否的关键。壮族村民渴望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文明生活，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壮族乡村文化保护要采取“精准保护+盈利性开发+扶贫”模式，有效发挥其经济功能，满足村民需要。“精准保护”是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关键。城市化背景下，需要保护的壮族乡村文化面广、点多，但受限于政府财政保护经费不足、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村民认识水平、保护技术跟不上等因素决定，只有在摸清壮族乡村文化现有家底基础上，对各种乡村文化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精准”规划、“精准”实施，让壮族乡村文化中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让政府把有限的文化经费集中用到“刀刃”上，避免全面播种却开不好花结不好果的弊端。“盈利性开发”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重要举措。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开发也是保护。开发性保护分为盈利性开发保护与公益性开发保护两种类型。壮族地区农民普遍不富裕，尚有部分农民未脱贫，当地政府文化建设经费不足等实际情况决定，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应以盈利性开发保护为主，公益性开发保护为辅。盈利性开发主要是通过把壮族乡村文化资源资本化，发展相关文化产业来实现。如靖西市旧州镇，当地村民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绣球、壮锦、壮族陶瓷等具有壮族乡村文化特色的产品做大、做强，部分产品甚至远销海外，使绣球、壮锦和陶瓷等壮族乡村文化保护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扶贫”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不可绕过的一道坎。目前，脱贫是广大壮族地区农村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壮族乡村文化“精准保护”与“盈利性开发”的结果，应该让当地村民从中收获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实现壮乡农民“脱贫”致富，过上美好生活。只有这样，当地壮族村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壮族乡村与城市之间差距才能不断缩小，乡村对村民的吸引力才能不断增强，愿意留村的村民才会逐渐增加，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主体才得以最终稳固。（二）完善规章制度，提高壮族乡村文化的保护力度。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和开发是关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的大事，这决定了它是一种政府化行为，各级政府都应该担负起相应的文化保护职责。建立完善规章制度，是保护壮族乡村文化的重要举措。壮族集中分布的广西为保护壮族文化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从1956年10月到2017年10月，共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199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10）等35个文件①，使壮族文化，尤其是壮族传统文化保护有了更多的政策依据，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出台包括单行条例和专门条例在内的政府规章制度。例如，壮语是壮族乡村人们交流的工具，城市化冲击下也存在蔑失危险，但目前广西尚未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相关的法律法规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规定，但也是宽泛的原则性的阐述，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应该尽快出台《广西壮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相关规章制度，使壮语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三）创新传承方式，提升壮族乡村文化的吸引力。文化传承保护需要“包装”。符合人们心理需求，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收到良好效果。城市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在壮族乡村轮番登台，壮族乡村文化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维系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创新传承方式。一是利用互联网传承保护壮族乡村文化。当今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能够为壮族乡村文化传播提供快速、生动、真实的平台。以壮族乡村节日文化保护为例，在节日活动举办前，及时把壮族乡村各地将要举办的节日文化活动的信息，通过制作成图文、歌曲、动漫等鲜活形式，借助有影响的网站快速，强力推介，能够很好引起各地人们的关注；节日活动举办时，通过相关网站进行现场直播，把节日内容、现场的节日氛围、文化活动的靓点等及时播报，满足人们猎新的需要；节日活动结束后，把活动记录进行剪接，寄存在互联网，能满足人们随时观看的需要。二是利用各种平面媒体宣传壮族乡村文化。如把各县的特色壮族乡村文化，通过电子屏幕，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在高铁站、汽车站、市中心繁华地带滚动播出，长年累月下去，受其影响的群众数量将十分庞大。三是利用手机，借助“今日头条”等平台，随季节免费发送壮族乡村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到手机客户端。四是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保护壮族乡村文化。壮族地区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通过开播壮语节目，增加壮语节目数量和播出时间；用壮汉双语播报本地新闻；在本地娱乐文化、体育活动举办现场用壮语播音，屏幕汉字同步说明；把收视率高的电视连续剧、小品翻译成壮语后播放；以壮族乡村文化为题材创作电视广播作品等形式，提高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四）加强教育，提升壮族乡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的主体是壮族乡民，他们对本民族乡村文化的认知如何，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壮族乡村文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进而决定了壮族乡村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民的民族文化意识有减退趋势，需要加强教育。首先，开展壮族乡村文化内涵教育。针对不少壮族乡民认为壮族没有特点、没有自己的文化、壮族乡村没有自己内涵的错误说法，要通过办学习班、建设文化长廊、利用广播电视等方式向乡民宣传壮族和壮族文化，重点是宣传壮族乡村文化，要向他们理直气壮灌输壮族不仅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而且它的根就在壮族乡村之中；要组织他们系统学习壮族传统文化，使他们了解本民族具有恋土、平和、忍让、知恩必报的优良文化品格［2］100，增强壮族乡民的民族认同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其次，开展壮族乡村文化价值教育。壮族乡村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不仅具有育人的文化功能，而且具有经济创收等多重社会功能；不仅对本村、本民族具有维系作用，而且对促进民族团结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壮族乡村文化与壮族乡村现代化、壮族地区城市化并不矛盾，只要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一定能够达到“两促进、两不误”。第三，开展壮族乡村文化保护方式方法教育。保护壮族乡村文化进行不仅是政府行为，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他们要身体力行就是对乡村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如教育他们重视过本民族节日，积极参加各种民俗文体活动，带头讲壮语、穿壮族传统服饰、佩戴壮族饰品、用壮族仪式接待客人等；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开展旅游业时，要因势利导，不做杀鸡取卵的事，绝不以牺牲文化长远利益来换取来眼前局部利益等。（五）加强学校教育，扩大壮族乡村文化的受众。群体学校被誉为知识的殿堂。壮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让壮族乡村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校本教材，能够提高壮族乡村文化的档次和说服力，这也与学校不少学生是壮族，他们生活在壮族乡村文化圈，有的会讲壮话，有的学生穿壮族传统服饰，喜欢听壮族英雄故事，对壮族乡村文化有感情，“每个民族都是从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接受道德教育，高通人际、代际关系的”［3］26，愿意接受壮族乡村文化教育契合，这些壮族乡民的后代从小接触、学习壮族乡村文化，一定程度上弥补壮族乡村文化后继乏人、甚至是断层的危险。壮族地区高校要处分利用本地乡村文化资源优势，对民族大学生广泛开展热爱家乡文化的教育，把专业教学与壮乡文化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如美术专业学生，可以组织他们到壮乡采风、写生；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到壮族乡村文体活动现场，感受壮族原生态音乐的魅力；体育专业的学生，可以开设壮族传统体育课程，组织铜鼓队、舞龙舞狮队等，无形中就能增大壮族乡村文化的受众群体。

［参考文献］

［1］黄家信.论壮族的历史文化特点［J］.学术论坛，2004（3）.

［2］梁庭望.陆荣廷与壮族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1）.

城市化范文篇9

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城镇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是，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就很难对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认为，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换句话说，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发展小城镇战略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时，又总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现阶段农民进城方式和条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城乡分离或城乡分割体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们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上，也可以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这两种方式。当城市化还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必然是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并重（目前两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进小城镇的人数还会比进大中城市的人数多得多。当城市化演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城镇化就会逐渐被城市化所代替。届时，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进入大中城市，或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远远超过小城镇。

我国小城镇的战略地位，是源于农村工业化是在城市化严重滞后的背景下运行的。农业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是采取“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剩余农业劳动力就地向乡镇企业转移，比起旧体制下农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必要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种初级形态的劳动力市场，毕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就业空间上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封闭性指的是面向农村，就地转移。分散性指的是92%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分布在村落，向小城镇集中的不及8%。应当这样看，即小城镇建设对带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国目前仍然有大量分布过散、缺乏规模效益的乡镇企业，迫切需要改善布局和基础设施条件。但由于企业自身和外界条件的限制，它们大多数还很难向大中城市集中，而小城镇的进入门坎则要低得多。但是，和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集聚效益差，二、三产业发展规模小、档次低，对投资的吸引力和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很有限，不应对它在城市化中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我国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总数已突破60000个，但每个城镇平均人口（指非农业人口）只有2000人左右，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载体的初衷始终未能达到。大中城市可以吸收大量的乡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可以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了扩大小城镇的规模，提升小城镇的档次，客观上要求小城镇建设必须同大中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与大中城市一定距离内和交通干线附近形成小城镇群带，可以有效利用大中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扩散和带动效益，并减轻其膨胀压力。事实上，目前有些小城镇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效益，有相当部分来自邻近大中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应当认识到，农民进入小城镇，是在传统的城乡分割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今后我国新增就业岗位，将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第三产业，如果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小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严重受阻。我国城市化已经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小城镇数量扩张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建设质量上。还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往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发展起来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市场已经相对饱和，在乡镇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级、资产重组和产业转移，小城镇是无法满足这一结构重组要求的。大中城市不但比较容易提供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信息、人力资源、市场条件等，而且还将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统计资料表明，我国100万－200万人口的城市，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其比重仅占23%。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扩大规模、提高档次）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把城市化政策的重心，从消极限制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城市。与此相联系，农民进城的方式将越来越由集中小城镇转向集中大中城市。

与农民进城方式相联系，在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二元市场，即进城农民的就业市场与城市居民的就业市场同时存在。从相对意义上，这两类市场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的。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的差别，转移到城市的农民还不可能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权利和就业条件，还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进城农民所从事的多为城市劳动者不去竞争的岗位，并领取比城市居民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相对少得多的社会福利。这种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完全消除。至于城市中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产业领域，农民进入的机会也很少。这种制度上的市场结构差异，目前起着缓解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冲击力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就业性质一般是属于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就业，指的是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它包括非公有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和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相对于传统的国有、集体单位的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稳定性较弱，流动性较强，加上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要被城市居民所普遍接受，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适应性过程，使得这种就业岗位大都留给进城的农民。

2、制约农民进城的制度性与结构性障碍

农民进城的条件，首先取决于城市门槛的高低。要形成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就必须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1980年国务院作出“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其中的一个考虑，就是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相对比较低。从理论上说，要把一个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大约需要三种基本投入：(1)生产资本投入，为创造一个就业岗位所需要的资本投入；(2)生活资本投入，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在城市安家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本投入；(3)基础设施投入，就是生产与生活所必需的水、电、路、汽等基础设施。这三种基本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越是中心城市，政府的补贴越高，大中城市建设的制度性成本所占比重很大，而小城镇则近乎等于零。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市居民所享受的而农民又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或国家财政补贴），大城市最多，中等城市次之，小城镇最少。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创造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尤其是进大中城市的条件，就必须消除附着在城乡户籍上的各种待遇差别（包括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制度等），实现城乡一体化。由此可见，为了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就必须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是由政府负担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是由政府负担的。受政府财政资金的限制，政府很难把对城镇居民的义务扩大到农民身上。因为农民的大规模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为了缓解这种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限制农民进城，即阻碍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因势利导地促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逐步实现城镇建设市场化，使城镇化建设从以往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诱导型，即不依赖于国家投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诱导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多渠道筹措城镇建设资金，解决城镇发展中的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和建设资金三大问题，使城镇化步入快车道。

当前我国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难点，就是传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滞后于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这就必须逐步改革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统一的居民身份证一元户籍制度。其具体内容是：逐步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如实地反映公民的职业和身份状况的本来面目，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只有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才有可能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以往那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它从制度上堵塞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途径，抑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要使这种转移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政府一方面要为增强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和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还要为这部分劳动者的生存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服务机制。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包括养老、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包括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在内的就业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服务体系严重滞后的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劳动力市场功能的发挥，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这是我国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现实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农民尚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进城的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在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方面，身份没有变化的农民只能自己承担高额费用，导致在许多已经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出现进城农民又回到农村“人口回流”现象。

我国农民进城的条件，除了要受一系列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还要受其他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经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之前。也就是说，在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工业规模急剧扩大，需要劳动力大量增加，为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良好机遇。当经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之前，社会上大部分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在工业中就业。此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主要不再依靠绝对规模的扩大，而是依靠效率或效益的提高。但是，与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赶超型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即不是发挥劳动力资源充裕的优势，反而选择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为发展重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外延型工业化阶段中，剩余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和对劳动力排挤同时发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很大的障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趋向回落。这固然和改革进程的深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放慢有很大的关系，但就国内因素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和经济结构不合理，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国民经济增长建立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但是，与我国经济转型相联系，或由我国经济转型派生出来的，则是就业问题的尖锐性，以及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须应对的就业模式的转变。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短缺经济”。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被压抑的需要迅猛释放的阶段。但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结构也随之由以往的供给主导型转变为需求主导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国有企业，由于产品结构不合理，加上经营机制转换滞后，大量产品积压，生产能力严重闲置，致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伴随着市场竞争力度的加大，这种结构性矛盾必将进一步加剧，进而由工业制造业本身结构调整所形成的结构性失业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使以往传统体制下，以低效率为代价的大量隐蔽性失业显性化，即转化为公开性失业。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角度，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必要的、进步的，从缓解由此带来的公开失业压力的角度，这又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我国到各地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8800万人，而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不少城市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不得不采取本地市民就业优先的原则，并采取各种强制性手段限制外来农民工就业。现在全国不少城市在招工程序、招工比例、务工的领域、行业工种等方面，采取各种行政、法律手段予以限制。从严格意义上说，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目前全国城市约有8800万农民工）、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实际上是属于城市边缘群体。从行政管理上讲，他们被看作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从政治上讲，他们不被承认为工人；从经济上讲，他们没有城市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这种产业工人队伍隐性化，是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应当认识到，尽管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性待遇和不公平待遇，但他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实际失业率远远低于城市实际失业率，他们已成为全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没有被确认为城市的正式户口，也没有得到基本公共服务，但其生产与生活方式和城镇劳动力大体相同。为了促进我国结构变革、城市化进程，政府应当制定公平的民工就业政策，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劳动安全和享受与当地城市居民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实行常住人口申报制和登记制，只要具有劳动岗位（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合法收入和居住地就可以视为当地注册人口，并有获得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目前进城农民工的真正后顾之忧是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保障制度，农民工一旦成为城里人，其原来拥有的土地如何处理，是今后制定农民工政策的一个难点。对此，胡鞍钢教授曾经提出“给户口置换土地”的设想。即如果农民工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那么，就应该给其城镇户口，让其享受与城里人同等的权益。即应该根据《劳动法》给其各种社会保障权力，包括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应该拥有。与此同时，由于居住地点的改变，农民工就会自动放弃其原来所拥有的土地。但是，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已有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远未到位，又要解决近亿个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实践操作中仍有许多待解决的难题。

【参考文献】

①《了望》周刊记者：《中国城市化提速》，了望周刊，2002年(29)。

城市化范文篇10

经开区地处绵阳南郊，是绵阳科技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辖区总面积41.8平方公里，其中有我国西部最大的城市人工湖——三江湖5.06平方公里，辖区有两个街道办事处，16个村（居），总人口约5.6万人，其中：现有农业人口约2万人、非农业人口3万余人，在非农业人口中“农转非”人口约1.7万人。区域定位是工业园区、城市新区。

经开区自2000年8月成立以来，始终把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立足长远，精心组织，取得了一定成效。而我先后作为街道办事处主任、书记兼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社会事业发展局局长，农村工作办公室（城市工作办公室）主任，亲自参与了这一实践。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立足长远，认真搞好居民点建设。通过认真考察、调研、论证，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征地拆迁安置政策，在认真做好征地拆迁补偿和失地农民生活安置的同时，我们按城市居住小区的要求，合村高起点集中规划了几个大居民点，对拆迁农户自建房者实行了“五统一”，即：统一居民点规划和单体设计；统一按图施工和建筑风格（包括外观造型装饰）；统一确定楼层高度和正负零；统一建筑质量监督管理和验收办证；统一基础设施配套和绿化美化。坚持了“八不准”，即：不准乱搭乱建；不准乱改房屋内部结构；不准随意加层、扩建；不准乱改房屋外装饰材料和颜色；不准私自乱搭管线；不准饲养家禽；不准在居民区内开办有污染工业；不准在居民区内种植农作物。居民自建房的外墙面砖和屋顶瓦全部由区管委会配送。对建房困难户实行统建，由区管委会集中规划建设居民住房，人均送房25m2，其余套内面积由参加统建房户按350元/m2的优惠价格购买，从而保证了拆迁户人人有房住。此外，所有居民点内的给水、排水、供电、供气、道路、绿化和有线电视等弱电管网，全部由区管委会出资新建。与此同时，小区还规划建设了医院、学校、市场、日用超市等配套服务设施，还为每个居委会修建了600m2以上的居委会综合楼和老年活动中心。目前，我区已建成统建房269套，2.4万余平方米，已入住269户465人；居民自建房93万余平方米，有4300余户11000余人住进了新居民点。

为了做到公平、公开、公正，保证居民点配套资金来源，我们将每个居民点临街门面全部进行了拍卖，为居民点筹集了3000余万元的配套建设资金。

在具体拆迁和居民点建设过程中，我曾经被骂过祖宗、摔过眼镜、涂过一身油漆，但也有拆迁建房户后来当众下脆向我道歉。尤其值得欣慰的是，迄今为止，经开区还没有因为征地拆迁和居民点建设工作上京、访省、“慰问”市政府的群体事件发生。

二、认真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我区失地农民劳动力有9500余人，我们除了每月按时足额发放生活补助费以外，还积极做好他们的就业工作。一是制定了三年免费培训计划，共筹集资金60余万元，现已组织就业培训30余期2000余人；二是对失地农民进行登记，办理《再就业优惠证》；三是要求相关部门对失地农民自主就业提供优惠，减免有关税费；四是对失地农民免费提供职业介绍，所发生费用全部由区管委会承担；五是动员和鼓励入住企业就近吸纳当地失地农民进企业务工；六是积极鼓励有资金和特长的失地农民经商、办企业。通过以上措施，近几年共组织失地农民就业和半就业6300余人。我们还制定了《关于切实做好失地无业农民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对已“农转非”的困难户和未“农转非”的困难户共300多人，分别实施了城市“低保”农村“低保”，做到了应保尽保，从而确保了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持了辖区的稳定。

三、努力转变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几千年沉积下来的，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过程。为此，我们一是按城市居住小区的要求，建立了物业管理处，加强了各居民点的管理，并展开竞赛；二是按照科技城建设的有关要求，积极开展“创建”活动，逗硬奖惩；三是利用老年活动中心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并成立了社区秧歌队和腰鼓队；四是专门成立了经开区市民学校，并在各社区设立了分校，有计划分期、分批对干部群众进行市民化教育。

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村与居有巨大的差别。为了实现从村到居的转变，我们一是组织新组建的居委会干部外出参观，学习市内、市外先进社区的管理经验；二是建立健全了相关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三是请我市涪城、游仙、高新区的优秀社区干部到我区传经送宝，现场指教；四是切实落实居（组）干部的待遇，保证每个居委会的干部年收入在5000至10000万元之间；五是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行目标考核，逗硬奖惩，末位淘汰，从而充分调动了居（组）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工作。

当然，我区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在我区农村城市化的实践中，我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农村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要以市场化调节为基础，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特别是鼓励农民“农转非”的优惠政策，指挥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充分发挥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二是一个地区（如绵阳城市规划区）要制定和完善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政策，对新建农房要象成都市那样既要批占地面积，又要批建筑面积，拆迁时只需要还房，即用新建房面积换旧房拆迁面积。要高起点集中规划建设居民点，对近郊自然村庄也要尽快进行规划和改造。从而一方面避免政出多门，相互攀比，人为制造矛盾；另一方面避免一二十年后再拆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是要力发展二、三产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产业，吸纳失地农民就业，促进农村和城市尽快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