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职权范文10篇

超越职权范文篇1

在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行政法著作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观点，从整个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范围。第二种观点，从具体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力范围。第三种观点，从超越职权的表现形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实施了无权实施的某种行为，即实施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其他同级主管行政机关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

在国外，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学理论的差异，各国法律规定和行政法著作对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所下的定义并不相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在法国越权之诉是最重要的行政法制度。法国的越权之诉是当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审查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并撤销违法的行政决定的救济手段。行政机关超越其权限范围以外的活动因而侵犯其他机关的权限，或在行使根本不可能属于任何行政机关的权限时，称为无权限。也就是说超越职权即无权限（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法国行政法》第67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二）在英国，行政机关越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超越法定范围，或者在法定的权限范围之内，违反法律的规定。根据英国法院的判例，越权行为包括：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上的越权；实质的越权（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英国行政法》第151—17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三）在美国，超越职权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和限度（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美国行政法》第565—59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以上国内外的有关行政超越职权的观点，各有特点，对界定超越职权的含义有一定的启示，值得借鉴和参考。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审判实践，行政超越职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或授权、委托的范围。这个概念既不像法国那样使用了“无权限”的概念，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对超越职权所作出的定义。

对超越职权的处理，近现代许多国家均有有关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存在着差异。其中尤以大陆法系的法国、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及两大法系混合体制的战后日本等国最具特色，形成了法国模式、英美模式以及日本模式。

（一）法国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和《法国行政法》。）

法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主要是：第一，超越职权的行为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构成“暴力行为”的，如越权之诉当中无权限的“权力篡夺行为”（相当于文章前述的无权限），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判令行政机关停止行为，恢复原状和赔偿等。第二，超越职权中更多的是不构成“暴力行为”，由行政法院按撤销之诉进行审理。法院的撤销判决是按照越权无效原则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行政法院不能直接判令行政赔偿、变更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第三，超越职权造成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可以由行政法院按照完全管辖权之诉中的损害赔偿之诉审理，实行公务过错责任原则。第四，与处理其他行政争议一样，处理超越职权也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如议会、行政机关、调解专员、仲裁等，但都是次要的，行政诉讼才是主要的。同时，为了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在诉讼程序上鼓励、方便提起越权之诉。如免除律师，不预缴诉讼费，败诉后收费标准十分低廉等。

（二）英美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

（1）英国的行政诉讼形成了同法国完全不同的模式。英国处理超越职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英国，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其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管辖。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为主，辅之以行政裁判所的行政裁判和法院的法定审查以及王权诉讼。第二，越权无效原则是议会主权和法治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是英国行政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其行政诉讼的基础。第三，司法审查中可以采用公法和私法上的救济手段，全方位地监控越权，撤销其效力。这也是英国在处理方式上最具特色的一点。司法审查中的救济手段是指请求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宣告无效或撤销，禁止执行越权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定等。但这些手段对英王豁免，而另按王权诉讼处理。司法审查中的公法手段有提审令、禁止令、执行令、人身保护状；私法手段主要有制止令和确认判决两种。第四，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的损害应予赔偿，与一般损害赔偿适用相同的法律原则。除赔偿责任以外，还须返还超越职权的非法所得。至于英国及英王公仆的政府官员的一些越权和赔偿问题则依王权诉讼法审决。

（2）美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深受英国的影响，但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美国，只有行政裁判和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按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司法审查法及联邦侵权法进行审查。在处理方法上，除保留了英国的提审令、禁止令、执行令、制止令、人身保护状等普通法令状外，还可以依照宪法、行政机构组织法、特定管理法、管辖法、强制执行程序、反诉式异议等确定的标准、范围、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同时废除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可以美国政府为被告。在赔偿上，基本上适用民事赔偿规则，赔偿范围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在美国，超越职权是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来规定的。越权无效是美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否越权是司法审查的一个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越权行为，法院作无效撤销的处理，并可径行判决损害赔偿。

（三）日本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采取欧洲大陆的制度，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美国的影响，但仍保留浓厚的大陆法律制度传统，可以认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混合体制，体现了现代两大法系合流的发展趋势。日本模式在糅合两大法系体制的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合并诉讼和情况判决。合并诉讼是指当事人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及其他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在不服行政处分请求无效确认并予撤销的抗告诉讼中，法院有权一并审判。这样可一并解决纠纷，实现诉讼经济原则。情况判决是撤销之诉中的一种判决类型。通过审判查明争议的处分违法应予撤销，但若撤销则会对公益明显不利，这时便权衡原告受害及补偿情况和其他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处分的裁决不利公共福利则可作驳回请求、维持行政处分判决。当然，也不能为公益而牺牲私益，情况判决的主文中仍须宣告行政处分违法，并对原告予以其他救济或补偿。

上述法国、英美和日本模式各具特色，

其中不乏值得参考与借鉴之处。例如：法国模式中方便当事人越权之诉的立法以及加重公务员过错责任的规定等；英美模式中对超越职权以各种令状实施的全方位监控等；日本模式中的情况判决等。

我国行政法制中对超越职权进行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违法无效予以撤销，造成损害的还要给予赔偿。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主要有：

（一）组织法上的处理。组织法上的处理主要是依照行政组织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越权的处理，其处理的基本方法是撤销或改变。撤销或改变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宪法第89条、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51条等有关条款规定。另外，我国现行的单行行政法规中，其中不少也明确规定了上级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可以改变或撤销下级不适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属于“不适当”范围之列，因此上级行政机关可以依照组织法予以改变或撤销。在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当中，都未对“不适当”的含义、以及以何种形式依照什么程序予以改变或撤销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处理方式虽然是较为普遍、简便有效的方式，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改变或撤销仅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缺少外部的有效制约，并且缺少规范化及程序化。

（二）行政复议中的处理。依照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4款规定，对超越职权的，复议机关可以作出撤销复议决定。撤销决定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整个行为违法或者虽是部分违法但不能分离者，采取全部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二是对部分合法部分违法且可以分离者，采取部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三是当被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原所处理的问题仍需重新处理时，适用撤销并责令被申请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另外，依《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复议机关有变更权，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作出直接予以改变的复议决定。这样，对超越职权，复议机关不仅可以撤销、责令重新为具体行政行为，对其中明显不当者还可以进行变更（这一点与行政诉讼有所不同，行政诉讼当中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才予以变更）。

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规定，超越职权造成损害的经申请人申请可责令被申请人赔偿。但是在立法技术上，超越职权的赔偿问题是纳入行政侵权赔偿范畴的，按照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处理。在实践当中，申请人可与请求撤销、变更的申请一并提出，也可以单就赔偿问题提出申请，复议机关也相应地作出单独或合并的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赔偿的复议决定只能要求被申请的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赔偿，而不能直接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赔偿。只有行政机关在赔偿后，方可向有过错的工作人员追偿。从我国实践中看，这种作法有利于受害者受偿，但是不利于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因为实践中往往因工作人员系内部人员以“集体行为”等借口而避重就轻，甚至不了了之。

（三）行政诉讼中的处理。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超越职权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条规定包括判决全部撤销、判决部分撤销、判决全部或部分撤销、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裁定准许撤诉或不准撤诉等四种情况。

（四）超越职权的行政赔偿责任。超越职权有可能构成行政侵权，这也是行政侵权的部分原因和表现形式。因此，当超越职权造成损害时，则必须依照行政侵权责任规则承担责任。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赔偿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支付赔偿金等。另外，对名誉权、荣誉权损害应在影响范围内为受害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或恢复名誉。在赔偿程序上实行行政处理先于诉讼处理原则。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后，应责令有过错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者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亦即实行追偿制度。应受追偿的超越职权的工作人员被追偿后，如果其职务上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而不得以追偿代替其他责任形式。

二、产生行政超越职权之主要原因

（一）行政职权日益扩张，行政法律、法规不完善，是产生超越职权的重要原因。行政是国家最早的一种职能。在封建专制时期，行政关系错综复杂，没有明显的行政界限，一切职权均属于国王或皇帝。行政和其他国家职能的区分，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经济生活不断变化，行政职权也随之不断扩张。到现代社会，行政职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有集立法、行政及司法于一体之趋势。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模式可循，改革开放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行政机关不但可以国家法律授权颁布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而且在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还享有半司法或准司法权。这种集约式集权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超越职权。

（二）行政法制监督不力，也是产生超越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行政法制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不完善，许多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有的名不符实，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由于党政关系没有真正理顺，加之自身素质存在的问题，其监督的实际效果有限。新闻媒介又由于“框框”较多，致使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从理论上讲，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应当是最有效的。但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法院的宪法地位没有落实；法院的人、财、物要依靠政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法律意识淡薄，明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也不敢或者不会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致使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从行政执法主体本身的素质上看，由于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将竞争机制引入人事管理制度，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任免、奖惩、权利义务等均未完全纳入法制的轨道。在行政机关进入的问题上，拉关系、走后门、搞宗派、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盛行，使一些不适合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进入行政机关工作，造成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互相扯皮，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等弊端。

（四）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行政机关的行政经费统一由财政部门划拨，数量有限，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经费紧张。行政机关的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由于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管理不够严格，以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由行政执法部门一个单位实施，都给执法者个人尤其是执法单位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些收入除上缴国库外，更多的是用于行政机关执法所需经费的支出和福利支出。由此，使许多不该收或罚的，收了或罚了；应该少收或少罚的，多收或多罚了；没有收费权或罚款权的，也要收费或罚款；造成了超越职权

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防止行政超越职权之对策

（一）精简机构，减轻政府机构臃肿。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是行政权力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都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就成了国家生活中的当务之急。党的第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是国务院机构改革跨出的重要步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优化结构，改善素质，从严治政，提高效率。

（二）完善行政法律、法规，严格行政权的设定。第一，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组织法，是我国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有关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组建、职责范围、活动原则、活动方式的许多单行法律文件组成的。行政组织法在行政法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尽快制定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法，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任务、职责、活动原则、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行政组织法将科学的管理制度化、法律化，防止行政机关管理活动的主观随意性，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第二，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对行政许可、公开、时效、执行、处罚等方面的行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是当前行政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宪法》有关原则，我国近几年来制定的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规范行政程序的条文，应当在此基础上，抓紧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确立民主和公开的行政程序，建立回避、听政的情报公开等制度，将行政管理活动始终置于人民和社会的监督之下。第三，严格行政权的设定。行政权的设定，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赋予具体行政机关以行政权（注：参见皮纯协主编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第11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权的设定权原则上由权力机关享有。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自行设定行政权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法律、法规设定行政权，连规章甚至一些基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措施也创制行政权，且大多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要控制行政权自由膨胀的趋势，必须严格行政权的设定：一是涉及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等重要行政权的设定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其他机关不享有这种权力；二是权力机关在设定公民实体权力的行政权时，要同时规定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和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手段；三是严格授权立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授权国务院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范围和条件，被授权机关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设定有限的行政权，授权机关要严格审查；四是除国务院授权外，各部委及地方各级政府均不享有行政权的设定权，不论其基于何种原因和理由所创设的行政权，都应坚决取消，以维护行政法制的统一，控制行政权的恶性膨胀。

（三）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素质。就目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看，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提高。

第一，公开竞争，择优录用。公开竞争是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确立的根本标志之一。英国、美国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均是以此为突破口和“杠杆”的。按照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只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才能使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国家行政机关工作，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真正有效地克服拉关系、走后门等弊端。这是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键。

第二，考核实绩，奖惩分明。根据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20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国家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条例同时对奖惩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对克服多年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为公务员的竞争提供平等机遇，提高整体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执法水平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完善培训制度，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各种专门知识和行政管理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各个方面国家行政管理的专家。目前，在我国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理论知识培训；二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三是文化知识培训。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四）加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法制监督是指各种监督主体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包括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注：参见张尚鹜编著的《行政法教程》第236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可以说行政法监督是我国权力制约机制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第一，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作为监督主体可以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法制监督，这是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实施的最有权威的法制保障。为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名副其实，行之有效，应当解决监督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理顺党政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要避免行政行为变成党政行为，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无法进行。二是尽快制定一些监督行政行为的实施细则，克服目前行政监督工作过于原则、笼统的现象。三是提高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应当多推选一些年富力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专业本领和实践经验的人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或担任人民代表，从根本上纠正目前存在的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现象，以提高监督的质量。

第二，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和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根据宪法规定所应享有的监督权，在国家司法系统内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至于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行使行政法制监督权，同样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机制。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力。与其他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相比，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具有广泛、经常、有效和公正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是一种事后的监督，但它是别的行政法制监督代替不了的一种有力的监督形式。

第三，推行公示制度，促进依法行政。公示制度是将国家行政机关执法机关的职责范围、执法内容、执法程序、工作标准、期限等向社会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制度。推行公示制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对超越行政职权行为的产生是强有力的制约。

第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新闻记者被喻为“无冕之王”。人民通过舆论工具监督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我国宪法赋予的权利。新闻舆论的监督具有广泛性、及时性等特点，是现代

社会进行法制监督的强有力手段。通过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使许多违法行为暴露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违法行为的揭露和追究，而且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当加快民主政治的步伐，让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使他们敢于通过舆论工具检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另外，新闻机构的改革也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使新闻舆论敢于揭露违法的行政行为，震慑违法行政者，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超越职权范文篇2

在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行政法著作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观点，从整个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范围。第二种观点，从具体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力范围。第三种观点，从超越职权的表现形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实施了无权实施的某种行为，即实施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其他同级主管行政机关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

在国外，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学理论的差异，各国法律规定和行政法著作对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所下的定义并不相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在法国越权之诉是最重要的行政法制度。法国的越权之诉是当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审查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并撤销违法的行政决定的救济手段。行政机关超越其权限范围以外的活动因而侵犯其他机关的权限，或在行使根本不可能属于任何行政机关的权限时，称为无权限。也就是说超越职权即无权限（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法国行政法》第67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二）在英国，行政机关越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超越法定范围，或者在法定的权限范围之内，违反法律的规定。根据英国法院的判例，越权行为包括：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上的越权；实质的越权（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英国行政法》第151—17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三）在美国，超越职权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和限度（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美国行政法》第565—59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以上国内外的有关行政超越职权的观点，各有特点，对界定超越职权的含义有一定的启示，值得借鉴和参考。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审判实践，行政超越职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或授权、委托的范围。这个概念既不像法国那样使用了“无权限”的概念，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对超越职权所作出的定义。

对超越职权的处理，近现代许多国家均有有关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存在着差异。其中尤以大陆法系的法国、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及两大法系混合体制的战后日本等国最具特色，形成了法国模式、英美模式以及日本模式。

（一）法国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和《法国行政法》。）

法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主要是：第一，超越职权的行为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构成“暴力行为”的，如越权之诉当中无权限的“权力篡夺行为”（相当于文章前述的无权限），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判令行政机关停止行为，恢复原状和赔偿等。第二，超越职权中更多的是不构成“暴力行为”，由行政法院按撤销之诉进行审理。法院的撤销判决是按照越权无效原则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行政法院不能直接判令行政赔偿、变更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第三，超越职权造成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可以由行政法院按照完全管辖权之诉中的损害赔偿之诉审理，实行公务过错责任原则。第四，与处理其他行政争议一样，处理超越职权也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如议会、行政机关、调解专员、仲裁等，但都是次要的，行政诉讼才是主要的。同时，为了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在诉讼程序上鼓励、方便提起越权之诉。如免除律师，不预缴诉讼费，败诉后收费标准十分低廉等。

（二）英美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

（1）英国的行政诉讼形成了同法国完全不同的模式。英国处理超越职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英国，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其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管辖。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为主，辅之以行政裁判所的行政裁判和法院的法定审查以及王权诉讼。第二，越权无效原则是议会主权和法治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是英国行政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其行政诉讼的基础。第三，司法审查中可以采用公法和私法上的救济手段，全方位地监控越权，撤销其效力。这也是英国在处理方式上最具特色的一点。司法审查中的救济手段是指请求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宣告无效或撤销，禁止执行越权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定等。但这些手段对英王豁免，而另按王权诉讼处理。司法审查中的公法手段有提审令、禁止令、执行令、人身保护状；私法手段主要有制止令和确认判决两种。第四，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的损害应予赔偿，与一般损害赔偿适用相同的法律原则。除赔偿责任以外，还须返还超越职权的非法所得。至于英国及英王公仆的政府官员的一些越权和赔偿问题则依王权诉讼法审决。

（2）美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深受英国的影响，但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美国，只有行政裁判和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按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司法审查法及联邦侵权法进行审查。在处理方法上，除保留了英国的提审令、禁止令、执行令、制止令、人身保护状等普通法令状外，还可以依照宪法、行政机构组织法、特定管理法、管辖法、强制执行程序、反诉式异议等确定的标准、范围、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同时废除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可以美国政府为被告。在赔偿上，基本上适用民事赔偿规则，赔偿范围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在美国，超越职权是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来规定的。越权无效是美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否越权是司法审查的一个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越权行为，法院作无效撤销的处理，并可径行判决损害赔偿。

（三）日本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采取欧洲大陆的制度，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美国的影响，但仍保留浓厚的大陆法律制度传统，可以认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混合体制，体现了现代两大法系合流的发展趋势。日本模式在糅合两大法系体制的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合并诉讼和情况判决。合并诉讼是指当事人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及其他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在不服行政处分请求无效确认并予撤销的抗告诉讼中，法院有权一并审判。这样可一并解决纠纷，实现诉讼经济原则。情况判决是撤销之诉中的一种判决类型。通过审判查明争议的处分违法应予撤销，但若撤销则会对公益明显不利，这时便权衡原告受害及补偿情况和其他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处分的裁决不利公共福利则可作驳回请求、维持行政处分判决。当然，也不能为公益而牺牲私益，情况判决的主文中仍须宣告行政处分违法，并对原告予以其他救济或补偿。

上述法国、英美和日本模式各具特色，其中不乏值得参考与借鉴之处。例如：法国模式中方便当事人越权之诉的立法以及加重公务员过错责任的规定等；英美模式中对超越职权以各种令状实施的全方位监控等；日本模式中的情况判决等。

我国行政法制中对超越职权进行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违法无效予以撤销，造成损害的还要给予赔偿。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主要有：

（一）组织法上的处理。组织法上的处理主要是依照行政组织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越权的处理，其处理的基本方法是撤销或改变。撤销或改变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宪法第89条、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51条等有关条款规定。另外，我国现行的单行行政法规中，其中不少也明确规定了上级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可以改变或撤销下级不适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属于“不适当”范围之列，因此上级行政机关可以依照组织法予以改变或撤销。在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当中，都未对“不适当”的含义、以及以何种形式依照什么程序予以改变或撤销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处理方式虽然是较为普遍、简便有效的方式，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改变或撤销仅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缺少外部的有效制约，并且缺少规范化及程序化。

（二）行政复议中的处理。依照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4款规定，对超越职权的，复议机关可以作出撤销复议决定。撤销决定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整个行为违法或者虽是部分违法但不能分离者，采取全部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二是对部分合法部分违法且可以分离者，采取部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三是当被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原所处理的问题仍需重新处理时，适用撤销并责令被申请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另外，依《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复议机关有变更权，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作出直接予以改变的复议决定。这样，对超越职权，复议机关不仅可以撤销、责令重新为具体行政行为，对其中明显不当者还可以进行变更（这一点与行政诉讼有所不同，行政诉讼当中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才予以变更）。

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规定，超越职权造成损害的经申请人申请可责令被申请人赔偿。但是在立法技术上，超越职权的赔偿问题是纳入行政侵权赔偿范畴的，按照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处理。在实践当中，申请人可与请求撤销、变更的申请一并提出，也可以单就赔偿问题提出申请，复议机关也相应地作出单独或合并的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赔偿的复议决定只能要求被申请的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赔偿，而不能直接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赔偿。只有行政机关在赔偿后，方可向有过错的工作人员追偿。从我国实践中看，这种作法有利于受害者受偿，但是不利于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因为实践中往往因工作人员系内部人员以“集体行为”等借口而避重就轻，甚至不了了之。

（三）行政诉讼中的处理。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超越职权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条规定包括判决全部撤销、判决部分撤销、判决全部或部分撤销、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裁定准许撤诉或不准撤诉等四种情况。

（四）超越职权的行政赔偿责任。超越职权有可能构成行政侵权，这也是行政侵权的部分原因和表现形式。因此，当超越职权造成损害时，则必须依照行政侵权责任规则承担责任。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赔偿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支付赔偿金等。另外，对名誉权、荣誉权损害应在影响范围内为受害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或恢复名誉。在赔偿程序上实行行政处理先于诉讼处理原则。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后，应责令有过错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者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亦即实行追偿制度。应受追偿的超越职权的工作人员被追偿后，如果其职务上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而不得以追偿代替其他责任形式。

二、产生行政超越职权之主要原因

（一）行政职权日益扩张，行政法律、法规不完善，是产生超越职权的重要原因。行政是国家最早的一种职能。在封建专制时期，行政关系错综复杂，没有明显的行政界限，一切职权均属于国王或皇帝。行政和其他国家职能的区分，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经济生活不断变化，行政职权也随之不断扩张。到现代社会，行政职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有集立法、行政及司法于一体之趋势。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模式可循，改革开放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行政机关不但可以国家法律授权颁布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而且在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还享有半司法或准司法权。这种集约式集权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超越职权。

（二）行政法制监督不力，也是产生超越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行政法制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不完善，许多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有的名不符实，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由于党政关系没有真正理顺，加之自身素质存在的问题，其监督的实际效果有限。新闻媒介又由于“框框”较多，致使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从理论上讲，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应当是最有效的。但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法院的宪法地位没有落实；法院的人、财、物要依靠政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法律意识淡薄，明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也不敢或者不会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致使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从行政执法主体本身的素质上看，由于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将竞争机制引入人事管理制度，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任免、奖惩、权利义务等均未完全纳入法制的轨道。在行政机关进入的问题上，拉关系、走后门、搞宗派、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盛行，使一些不适合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进入行政机关工作，造成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互相扯皮，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等弊端。

（四）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行政机关的行政经费统一由财政部门划拨，数量有限，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经费紧张。行政机关的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由于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管理不够严格，以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由行政执法部门一个单位实施，都给执法者个人尤其是执法单位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些收入除上缴国库外，更多的是用于行政机关执法所需经费的支出和福利支出。由此，使许多不该收或罚的，收了或罚了；应该少收或少罚的，多收或多罚了；没有收费权或罚款权的，也要收费或罚款；造成了超越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防止行政超越职权之对策

（一）精简机构，减轻政府机构臃肿。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是行政权力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都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就成了国家生活中的当务之急。党的第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是国务院机构改革跨出的重要步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优化结构，改善素质，从严治政，提高效率。

（二）完善行政法律、法规，严格行政权的设定。第一，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组织法，是我国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有关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组建、职责范围、活动原则、活动方式的许多单行法律文件组成的。行政组织法在行政法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尽快制定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法，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任务、职责、活动原则、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行政组织法将科学的管理制度化、法律化，防止行政机关管理活动的主观随意性，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第二，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对行政许可、公开、时效、执行、处罚等方面的行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是当前行政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宪法》有关原则，我国近几年来制定的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规范行政程序的条文，应当在此基础上，抓紧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确立民主和公开的行政程序，建立回避、听政的情报公开等制度，将行政管理活动始终置于人民和社会的监督之下。第三，严格行政权的设定。行政权的设定，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赋予具体行政机关以行政权（注：参见皮纯协主编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第11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权的设定权原则上由权力机关享有。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自行设定行政权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法律、法规设定行政权，连规章甚至一些基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措施也创制行政权，且大多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要控制行政权自由膨胀的趋势，必须严格行政权的设定：一是涉及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等重要行政权的设定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其他机关不享有这种权力；二是权力机关在设定公民实体权力的行政权时，要同时规定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和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手段；三是严格授权立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授权国务院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范围和条件，被授权机关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设定有限的行政权，授权机关要严格审查；四是除国务院授权外，各部委及地方各级政府均不享有行政权的设定权，不论其基于何种原因和理由所创设的行政权，都应坚决取消，以维护行政法制的统一，控制行政权的恶性膨胀。

（三）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素质。就目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看，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提高。

第一，公开竞争，择优录用。公开竞争是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确立的根本标志之一。英国、美国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均是以此为突破口和“杠杆”的。按照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只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才能使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国家行政机关工作，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真正有效地克服拉关系、走后门等弊端。这是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键。

第二，考核实绩，奖惩分明。根据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20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国家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条例同时对奖惩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对克服多年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为公务员的竞争提供平等机遇，提高整体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执法水平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完善培训制度，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各种专门知识和行政管理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各个方面国家行政管理的专家。目前，在我国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理论知识培训；二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三是文化知识培训。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四）加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法制监督是指各种监督主体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包括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注：参见张尚鹜编著的《行政法教程》第236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可以说行政法监督是我国权力制约机制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第一，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作为监督主体可以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法制监督，这是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实施的最有权威的法制保障。为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名副其实，行之有效，应当解决监督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理顺党政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要避免行政行为变成党政行为，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无法进行。二是尽快制定一些监督行政行为的实施细则，克服目前行政监督工作过于原则、笼统的现象。三是提高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应当多推选一些年富力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专业本领和实践经验的人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或担任人民代表，从根本上纠正目前存在的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现象，以提高监督的质量。

第二，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和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根据宪法规定所应享有的监督权，在国家司法系统内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至于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行使行政法制监督权，同样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机制。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力。与其他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相比，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具有广泛、经常、有效和公正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是一种事后的监督，但它是别的行政法制监督代替不了的一种有力的监督形式。

第三，推行公示制度，促进依法行政。公示制度是将国家行政机关执法机关的职责范围、执法内容、执法程序、工作标准、期限等向社会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制度。推行公示制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对超越行政职权行为的产生是强有力的制约。

第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新闻记者被喻为“无冕之王”。人民通过舆论工具监督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我国宪法赋予的权利。新闻舆论的监督具有广泛性、及时性等特点，是现代社会进行法制监督的强有力手段。通过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使许多违法行为暴露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违法行为的揭露和追究，而且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当加快民主政治的步伐，让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使他们敢于通过舆论工具检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另外，新闻机构的改革也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使新闻舆论敢于揭露违法的行政行为，震慑违法行政者，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超越职权范文篇3

要认定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行政职权？行政职权是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及其权能。行政职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优先性等特点。行政职权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固有职权，它以行政机关的依法设立而产生，并随行政机关的撤销而消失。另一类是授予职权，它来自有权机关的授权行为，授予职权既可因授权机关的撤回授权而消灭，也可因该组织的撤销而消灭。总之，行政职权主要有制定法律规范、行政决策、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决定、行政制裁、行政复议、行政强制等。

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范围，或者实施了根本无权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超越地域范围。这是指同类行政机关在其地域管辖之外行使了认为是自己有权行使的职权。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项行政工作，如：发生在甲县的治安案件应由甲县处理，如果乙县公安局处理了甲县的治安案件，属超越地域管辖范围（行政部门根据委托办理不属于自己法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不属超越职权）。

2、下级行政机关行使了法律、法规授予上级行政机关的职权，分两种情况：①下级行政机关超越了自己的法定职权。②超越了法定处罚幅度。

3、超越了业务范围。这是不同类行政机关之间常见的超越职权形式。如：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实施扣缴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行为属超越职权。

4、行政机关行使了应当由法院、检察院等行使的职权。这是超越职权的特殊表现形式。如：行政机关缺乏法律依据，行使了应当由法院行使的强制执行权，属超越职权。

5、在没有法律、法规授权或依法委托授权的情况下，自认为有行政主体资格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职权。这是超越职权的又一特殊表现形式之一。实践中主要有这几种情况：

①国家工作人员在无法律、法规依据，未正式任命行政职务以前或被免除职务后实施的行政职权。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因为担任了国家的行政职务，与国家构成了行政职务关系。在任免前或免除后就不具有这种行政职务关系。如若行使行政职权，属超越职权。

②没有取得行政机关资格的组织行使了行政机关的职权。根据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的成立，必须要有法定依据，而且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如果行政机关的主体资格尚未合法取得或正在筹备当中，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即属超越职权。

③行政机关的资格部分转移或丧失后，仍以原行政机关名义实施已丧失的行政职权，属超越职权。

④以行政机关内部科、室等职能机构名义直接对外部行使的行政职权。行政机关是由国家依法设立，代表国家行使职权。为了承担起行政管理职责和权限，在各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了一些职能机构，这些内部职能机构不算机关法人，只能在行政机关内部行使分管的职权，没有对外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

⑤派出机构在法律、法规无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的职权属超越职权。有些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设立一些派出机构，行使一定的行政职权。但是有些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独立行使某种行政职权，如果以自己名义行使某种不属于自己的行政职权，即属超越职权。

⑥无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组织行使了授予的职权范围以外的职权。法定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组织，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一定行政职权的组织，如：卫生防疫站是事业单位，但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对食品卫生等违法行为有一定的行政职权，如果在授予的职权范围以外行使行政职权，属超越职权。

对行政机关超越职权的如何处理？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作出以下判决和裁定：

1、判决全部撤销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属超越职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全部撤销。这种撤销判决就使该具体行政行为完全失去了合法性，这个判决如果生效，就具有对该案件最终决定性质。

2、判决部分撤销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有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了几个不同的法律法规有多项处理决定，有的一项处理决定中有几个内容，其中既有正确部分，又有超越职权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维持其处理正确的部分，撤销其超越职权部分，使这部分失去效力。部分撤销适用那些正确与错误、合法与非法同时存在，又能够或者易于分开的行政案件。

3、判决撤销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并同时判决被告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实践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超越职权而被撤销，但该案件原告又确实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应当受到处理。因此，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后，同时依法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保护原告的某种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践行政诉讼的目的。法院之所以要同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还由于法院对一般的案件没有司法变更权，需要由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这样判决，既补充完善了撤销该判决的内容，又弥补了撤销后可能带来的缺陷。至于对那些部分正确、部分违法而又分离不开的行政案件，法院应全部撤销并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4、如果人民法院对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前，行政机关主动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违法，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如果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后，原告不同意或者即使同意，但不申请撤诉，人民法院仍应对原来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作出判决。这是因为，审理行政案件的目的在于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维持正确的，纠正违法，以达到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之目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主动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可以达到以上目的，并能大大缩短诉讼时间，对于及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人民法院工作量，都是有益的。但是在诉讼中，被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有效，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原告同意被告改变的具体行政行为。二是原告要申请撤诉。三是法院裁定同意。

超越职权范文篇4

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从行政程序及实体上积极作为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合法性审查是可以规范的。本文笔者将阐述对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应包括的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行政主体是否适格的审查行政主体是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建立的或者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并能承受一定法律后果的国家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行政主体适格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首要条件，人民法院如果审查出行政主体不适格，那么，这一行政诉讼案件就是可撤消的案件，或不是行政诉讼案件。对行政主体资格的审查有以下几个方面：（1）审查被告的行政主题资格的法律授权文件。（2）有其他规范性文件授权的，审查该文件的合法性。（3）对行政主体授权的审查，主要审查有无法律文件明示可以授权，以及是否被行政主体授权。二、对是否超越职权的审查超越职权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或委托的权限范围，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存在着超越职权范围的情况，这是决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要素，人民法院对是否超越职权的审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看是否有职能越权的行为，既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授予某部门行政机关对其行为实施行政管辖权，而该部门实施该项行政管辖权的。第二，看是否超越了级别管辖权，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3种：（1）下级机关行使上级机关的职权（2）行政机关的内部机构和派出机构行使该机关的职权。（3）上级行政机关行使下级行政机关的职权。第三，超越地域管辖权，地域管辖权分为一般地域管辖权和特别地域管辖权，一般地域管辖权是根据被处理行为发生地或事项发生地确定实施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特别地域管辖权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以被处理待业或被处理事项的发生地的原则外的条件确定地域管辖权。行政职权必须由具有地域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实施，否者即属越权行政行为。第四，超越内容管辖权，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除应在本部门、本级别、本行政辖区内行使职权外，还应法定事物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法定事物职权是指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处理某类行政管理事务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采取措施的范围和幅度。行政机关超越法定事物职权的表现形式有3种：（1）超出了法定可以采取措施的种类2）超出了法定可以采取某项措施的对象（3）超越法定幅度。三、对主要证据的审查主要证据是指行政机关赖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事实和据以认定事实存在所必须的证据，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是否确定充分，是人民法院判断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要件之一。人民法院应通过审查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来判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主要证据不足的问题。判断证据应当针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当时证据是否充分，而不是在行政复议或行政审判时是否充分，然后由原告、第三人进行辨认，对每个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进行辩论。合议庭应当对当事人在法庭上质证过的每一个证据，根据质证的情况对其真伪和效力进行认证，根据认证有效的证据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最后对被诉具体认定的事实是否存在主要证据不足问题进行判断。对证据的审查包括，对行政主体取证程序要件的审查和证明的实质要件的审查。对取证程序要件的审查包括：行政主体在诉讼中对主要证据的举证时间是否合法、调查的人数是否合法、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证人证言是否符合证人的法定条件。对证据的实质案件的审查，如：证据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证据证明的事实是否与本案有关联等。四、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的审查这里所讲的适用法律、法规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文的适用法律、法规，因为适用法律、法规涉及到各项合法性条件，例如，行政主体是否适格要看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是否超越职权要看法律、法规有没有该行政主体行使该职权的规定等等。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文的法律适用主要考虑以下几点：1、适用法律、法规性质错误，也就是应当适用甲法，却适用了乙法。

2、适用法律、法规条文错误，包括适用定性条款错误和适用处理性条款错误两种。适用定性条款错误，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认定被处理行为或事项性质的法律、法规的条款错误。适用处理条款错误，是指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定性条款没有错误，但适用有关处理的条款错误。3、适用了没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实体法律、法规、规章尚未生效果或已经失效。如：2004年5月2日，赵某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将于某撞伤，公安机关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赵某实施行政处罚即属适用了没有效力的法律规范，因自2004年5月1日起《道路交通安全法》即实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同时废止。五、对有无违反法定程序的审查行政程序包括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相应地，法院对行政行为制作程序的审查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具体法定方式的审查，行政行为的方式主要是指行政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根据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要式和非要式行政行为，法律、法规对行政行为的方式有明确规定的，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采用书面形式，不能采用口头形式，如果缺少书面决定书，即违反法定程序，应判决予以撤消。2、对具体行政行为法定步骤的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步骤，即行政活动的必经阶段。从理论上讲，在行政行为的制作过程中，缺少或不必要地增加步骤都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应依法判决撤消，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审查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步骤，通常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具备那些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程序权利。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按照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步骤为调查取证、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最后将处罚决定书送达相对人。如果缺少任何一个步骤，即属违法，应判决予以撤消。3、对行政活动顺序的审查，行政活动的顺序即行政机关完成行政行为必须经过的各个步骤的先后次序，它是在总结行政执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程序规则。例如“先取证后裁决”、“先听取意见后裁决”、“先裁决后执行”等等，这就是依法行政原则对行政行为过程的基本顺序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颠倒了顺序，均应当认定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4、对法定时限的审查，行政活动在一定时限内开始或完成，不仅是行政效率的要求，而且在诸多行政领域已经成为法律上的义务。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应当遵守，否则就违反法定程序。5、审查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无论他是否依法履行了职责，也无论具体行政行为在实体上是否公正，都属于程序违法。

超越职权范文篇5

在某房屋建筑工程供暖设备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中，B制造公司提起投诉，称D房地产公司单方解除与其签订的采购合同，在B制造公司对解除合同有异议的情况下，重新招标公告。D房地产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其解除原采购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现查明，该项目共有B制造公司等5家投标人参与投标。经评审，B制造公司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招标人中标结果公告，确定B制造公司为中标人，并与其签订了采购合同。招标人向B制造公司发出《关于终止采购合同的函》，解除了采购合同，同时启动重新招标。投诉人就D房地产公司解除采购合同提出异议，后因对异议答复不满，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向省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另查明，至D房地产公司解除合同时，B制造公司已供货约40%，剩余60%未供货。D房地产公司以“B制造公司的交货行为已构成合同违约”为由，向B制造公司发出《关于终止采购合同的函》，告知B制造公司终止双方货物采购合同。B制造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其中有一项请求为解除采购合同。该市住建局认为，投诉人投诉主张不属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七部委11号令，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可以提起投诉事项的范围，该局根据《办法》第十一条“行政监督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视情况分别做出以下处理决定：（一）不符合投诉处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投诉人……”的规定，作出招标投标活动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对此投诉不予受理。

案例分析

本案例的焦点是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有无权限处理招标人和中标人就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提起的投诉。行政监督部门处理投诉，属于行政监督行为，因此，需要从行政监督机关依法履行行政监督职权的角度展开讨论。关于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行政监督，即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职权依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行政法规范和执行行政决定等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通过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履行监督功能。招标投标活动是行政监督的重要领域。《招标投标法》第七条规定：“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和规范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保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该条规定了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纵观《招标投标法》，政府有关部门主要通过核准招标方案和自行招标备案，受理投诉举报、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检查、稽查、审计、查处违法行为以及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等方式对招标投标过程和结果进行行政监督。行政监督的程序性、时效性强，发起较为主动，程序较为便捷，能够较为有效地发挥招投标行政监督职能，已成为招标投标交易秩序的基本保障手段。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确立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总体指导协调、各行业和专业部门分工协作的行政监管体制，使招标投标行政监督有法可依。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应坚持职权法定、合理行政、程序高效、便民正当等基本原则，其中职权法定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行政监督，应当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依法实行，不得超越职权行使行政权力。所谓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行使了法律、法规未赋予的权力，对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人和事进行了处理，或者逾越了法律、法规所设定的必要限度等情况，简言之，是指行政机关的职权没有法律根据。行政监督行为如果超过法律的规定，事实上是行使了法律所没有规定的职权，该行政行为违法。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四）超越职权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行为也是如此，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就无权对国有企业建设工程招标活动进行监督。关于招标投标投诉事项范围《招标投标法》结合招标投标活动的特点，本着快速处理争议、确保招投标活动效率的原则，建立了招标投标投诉制度。投诉是指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或者其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及异议人对招标人的异议答复不服，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行政监督部门提出要求制止违法行为或者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处理投诉是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进行行政监督的重要渠道。《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根据前述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机关可以受理投诉事项范围也是有限制的，超出此范围受理投诉，即为超越职权的行为。如《招标投标法》规定行政监督部门受理对不符合招标投标法的招标投标活动提起的投诉。《办法》第二条将“招标投标活动”界定为“包括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以及签订合同等各阶段。”第三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有权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也就是说，对于从招标到签订合同的招标投标各个阶段提出的投诉，行政监督部门都可以提起投诉，那么超出此范围投标人及利害关系人即不能依据招标投标法提起投诉，对该类“投诉”行政监督部门也就无权受理，否则属于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该行为无效，依法应被撤销。正如本案，B制造公司投诉的事由是D房地产公司经中标与其订立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单方解除合同，双方由此产生纠纷，B制造公司请求行政监督部门认定双方解除合同并要求D房地产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该投诉事项实质上是合同订立之后在履约阶段产生的争议，已经超出《办法》第二条、第三条所述“招标投标活动”的范围。对于违约行为的投诉，行政监督部门没有监督职权，因此，某市住建局以投诉人投诉主张不属于《办法》规定的可以提起投诉事项的范围为由，决定对此投诉不予受理。

案例启示

超越职权范文篇6

一、案由

2002年5月13日，我局收到市政府办公厅转来的市政公用局《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请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受省物价局的委托，于2002年7月26日举行了“公交票价改革价格听证会”。根据江苏天华大鹏会计师事务所的评审报告，兼顾我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经我局价格集体审议委员会审议，报市政府同意，省物价局批准，于2002年8月27日作出《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宁价服[2002]276号），并于8月29日在汉府饭店召开新闻会向社会公布。2002年9月12日，市民陈某向xx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诉我局行政许可行为违法，请求撤消xx市物价局宁价服（2002）276号《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的第一项内容，即“改革现行的成人月票卡（120次/40元，隔月作废）、学生月票卡（120次/20元，隔月作废）和普票卡（每次乘车享受九折优惠，可跨月使用），实行三卡合一，统一改为公用IC乘车卡（可跨月使用）”。原告诉称，月票不是价格，是福利和制度，而xx市物价局作为政府的价格管理部门，只能管价格，276号批复实际上是取消了月票，超越了职权范围，侵害了其作为IC卡使用人的利益。

二、法庭辩论的焦点

2002年10月17日，玄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辩论中，原被告双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即被告的批复是否超越职权、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辩论。原告认为，月票是制度，是福利、政策，不是价格，制度的设立和取消应由法律、法规确定，而被告是价格主管部门，其作出的批复名为票价改革，实质上是取消了月票这种福利制度，超越了职权范围，是无效的。我局辩称，《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中明确规定的是对现行的公交IC卡计费方式进行改革，即将目前按月计次和按次计费并存的票价方式，统一改为按次计费、可跨月使用，实行三卡合一，其内容涉及的是价格问题，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无论是按月计次的月票还是按次计费的本票（而目前的公交IC卡正是本票的电子化版本），只是公交票价的不同方式。原告还提出，xx市市政公用局提出的是《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请示》，而物价局作出的却是《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票制和票价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价格，是完全不同的内容。我局指出，市政公用局提出虽然是《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请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措辞问题，其请示的核心内容以及后来提交的听证申请等涉及的是票价调整和改革，且市政公用局向市政府提出票制改革的请示后，市政府批转给市物价局承办的确是票价的改革和调整，因此，我局就此批复改革公用IC乘车卡的计费方式和具体价格，并未超越法定职权。

三、法庭判决

2002年11月11日，玄武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02）玄行初字第00072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内容中，只就改革公用IC乘车卡的使用次数、划扣款额、实施计划进行了批复，其内容是价格问题，被告的批复并未超越职权，故被告的批复是合法的，”“被告xx市物价局的行政许可行为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且符合法定程序”，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xx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市中院于2003年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就我局行政行为进行了全面审查。法庭经审理认为：“xx市市政公用局向xx市人民政府提交的《票制改革请示》，核心内容是公共交通票价的调整，属于价格法规定的政府定价行为”，“经法庭查证，276号批复行为职权依据明确，事实证据充分，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本案诉讼终结。

四、本案的几点启示

此次公交票价改革行诉案件，是我局近两年来的第三起涉及行政许可行为的诉讼案件，其中除一起轮渡案件是针对行政程序合法性问题外，两起公交案件针对的都是行政许可行为有无超越行政职权范围，其中原告也提出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应当说这三起案件的争论焦点涉及了政府行政决策中的核心原则，即“法无授权无行政”、“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公正”、“合理、适当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随着行政法规的日臻完备和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近年来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行政行为中具体情况的千差万别，仍不免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现结合本次公交票价改革案件，谈几点启示。

1、牢固树立“法无授权无行政”，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履行行政权利。

本案中，原告提出，市政公用局向市政府提出的是《关于公交票制改革的申请》，并未就票价改革提出申请，而我局却作出《关于公交票价改革的批复》，申请和批复不相吻合，且制度的设立和取消应当由法律、法规确定，即认为我局的批复行为超越职权及缺乏法定缘由，其立论对规范行政行为不无警示。垄断行业的价格调整，由于其牵涉面广，社会影响重大，更是应当谨慎操作，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应当经得起司法审查。对于调价申请方案，应当严格审查，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坚决退回重新申报。

2、依照程序全面规范行政行为，严把语言文书关。

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规范行政行为，不仅要做到程序的不可或缺，更是要发挥程序公正对行政行为合法、规范的保障作用。虽然在本案中，市政公用局在申请中所提出的“票制”和我局批复中的“票价”所涉及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但“票制”和“票价”的一字之差的确对本案庭审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一字的改动正是我局在严格遵照《xx市物价局制定价格集体审议规则（试行）》召开的听证会前的价审会上作出的，严谨了文书用词。

超越职权范文篇7

一、被审计单位的法律责任

在《审计法》第六章第四十九至五十四条明确规定了被审计单位的法律责任：

1、被审计单位违反审计法的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按照下列规定追究责任：

（一）对被审计单位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对被审计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建议；

（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照规定追究责任后，被审计单位仍须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2、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的，有权予以制止，责令交出、改正或者采取措施予以补救；要时，经审计机关负责人批准，有权暂时封存被审计单位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账册资料。

3、审计机关发现被审计单位转移、隐匿违法取得的资产的，有权予以制止，或者提请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予以制止，或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4、对本级各部门（含直属单位）和下级政府违反预算的行为或者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审计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区别情况对违法取得的资产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责令限期缴纳、上缴应当缴纳或者上缴的财政收入；

（二）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

（三）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四）责令冲转或者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五）采取其他纠正措施。

5、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由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依规定对违法取得的资产作出处理；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被审计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审计机关认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建议。同时，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另有处理、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6、审计机关提出的对被审计单位处理、处罚的建议或者对被审计单位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建议，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二、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根据《审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对审计人员违法、违纪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

滥用职权，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者超越法定权限行使职权。滥用职权可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使职权违反法律规定。如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在通报或者公布审计结果，应当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遵守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如果审计人员在公布审计结果时，没有依法保守国家秘密和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就是滥用职权。二是行使职权超越相关规定。它是指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行使职权超出了《审计法》及其相关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如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评价时对非评价审计事项进行评价，超越了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事项评价准则”范围，就属于越权行为。

超越职权范文篇8

新刑法玩忽职守罪，对于该条款的理解，理论界与司法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该类案件的实际界定中，往往与滥用职权罪、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不易区分，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从众多专家、学者的倾向分析，在主观、客观和主体、客体方面归纳为三种观点。参照以上三种观点，结合笔者的看法，全面分析和论证了两罪的异同。

关于玩忽职守罪与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的区别，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对后者作了规定，但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存在不完善的方面。笔者还从两罪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最后，本文还对玩忽职守罪中的法条竞合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明确量刑定罪的依据，以期在今后的法律实践中提供借鉴作用。

关键词：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失职罪界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该类案件的实际界定中，往往与滥用职权罪、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不易区分。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处于社会转轨时期，各种机构的职权范围不太明确，彼此交叉，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廓清玩忽职守罪在法律实践中意义重大。

一、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两者有着明显的不同特征。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自己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没有履行或不正当履行而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则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的职责要求,不正当行使职权或超越职权而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一）观点概览

围绕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界定,从目前看,主要有以下观点：

观点一，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在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不同。这种观点又有两种主张。主张一认为：在主观方面玩忽职守罪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履行职责和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滥用职权罪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玩忽职守为过失,但也可以表现为故意；在客观方面,滥用职权罪表现为作为,且只能表现为作为。主张二认为：在主观方面,玩忽职守罪表现为过失，而滥用职权罪表现为过失或间接故意；在客观方面,玩忽职守罪表现为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滥用职权罪表现为滥用手中职权或超越职权,通常表现为滥批条子、擅自作出违法决定。

观点二，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在犯罪构成方面主体、客体、主观方面都相同,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主观方面是过失,只是在客观方面不同。［1］［2］有学者认为,玩忽职守罪表现的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滥用职权罪表现的是积极的作为。

观点三，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不仅在主体、客体方面相同,而且在客观方面基本相同,两罪行为方式都存在作为与不作为形式,即都存在逾越职权与不履行职责的存在方式。［3］［4］两罪不同之处在于主观方面。三种观点各执一词,主张差距甚大。

（二）两罪的异同

比较两罪的概念可以看出,除了犯罪主体是完全相同的以外,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在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1、两罪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

许多刑法论著中,都认为这两种罪的客体是相同的,即都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全面之处在于,它们只研究了这两种罪的同类客体,而没有深入探讨这两种罪的直接客体。

刑法第九章中渎职罪的同类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均属于渎职罪,当然其同类客体也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但渎职罪中的各种具体犯罪,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必须研究各种罪的直接客体,这样才能准确地掌握该罪的本质属性,划清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在职务活动中正确地履行职责,依法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切胡作非为的滥用职权活动,都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正当性原则的侵犯,从而危害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因此,滥用职权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正当性。

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恪尽职守,完成国家机关赋予的任务,一切擅离职守的不履行职责行为或马虎草率的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勤政性原则的侵犯,从而危害到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因此,玩忽职守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勤政性。

因此,两种犯罪直接客体上的区别为：前者是正当性,后者是勤政性。

2、客观方面有三方面区别

一是行为性质上的区别。滥用职权罪在客观方面的本质属性是对职权的“滥用”。这种“滥用”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超越职权的滥用,即行为人超越法定权力范围,违法决定无权决定的事项、擅自处理无权处理的事务；二是违法行使职权的滥用,即行为人违反法定办事程序,胡作非为,滥施淫威,随心所欲地违法处理公务。

玩忽职守罪在客观方面的本质属性是对职守的“玩忽”。这种“玩忽”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不履行职责,即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对法定职责义务,该为而不为,放弃职守、擅离岗位；二是不认真履行职责,即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对法定职责义务,马虎草率、敷衍塞责。

二是行为方式的主要区别。从行为方式上讲,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都既可以由作为构成,也可以由不作为构成，只是行为的主要方式有所区别,即玩忽职守罪多数表现为不作为，而滥用职权罪主要表现为作为。

滥用职权罪主要表现为以作为的方式超越法定职权,决定、处理无权处理的事项,或者违法行使职权随心所欲处理公务,这就是说,滥用职权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作为。对滥用职权罪是否可以由不作为构成的问题,笔者认为,滥用职权罪属于一种不纯正的作为犯,即多数情况下由作为构成,但当其滥用权力拒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时,便是以不作为方式构成的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罪主要表现为以不作为的方式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该为而不为,放弃职守、擅离岗位、不履行职责。但对玩忽职守是否可以由作为构成,则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在履行职责中不认真、马虎草率、敷衍塞责,还是一种作为的方式,与不履行职责的放弃职守等不作为是有区别的,故不能认为玩忽职守罪只能由不作为方式构成。

三是结果要件要求上的区别。鉴于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恶性上有一定的差异,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对两种犯罪的危害结果要件作出了略有区别的司法解释。如滥用职权造成死亡1人,或者重伤2人、轻伤5人以上即可立案,而玩忽职守除造成死亡1人以外,重伤要3人、轻伤10人以上才能立案；滥用职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20万元即可立案,而玩忽职守则要30万元才能立案等。

3、主观方面的区别

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都是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

滥用职权罪主要是由故意构成,个别情况下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构成。表现为故意的滥用职权,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如执法人员基于报复动机,滥用职权去罚没个人或单位财产,违法吊销他人的营业执照,非法拘禁他人等,便是一种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如执法人员基于私情、私利,该为而不为,该扣押、查封的财产而不去扣押、查封,该吊销营业执照的而不去吊销,对故意拒不履行职责而导致的危害后果听之任之,便是一种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

表现为过失的滥用职权,有的学者主张只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不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笔者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滥用职权主要是行为人超越职权或不正当地行使职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特殊主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不可能对滥用职权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没有认识。既然是对危害后果有认识,就不会同时有疏忽大意无认识的过失。如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明知某施工单位技术力量差,工程质量不能保证,却轻信该施工单位会“增添设备、增加技术人员的承诺”,便滥用职权批准将工程交给该单位施工。后由于工程质量低劣,房屋倒塌,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相反,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该施工单位技术力量差,由于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去审查,就盲目批准将工程交给该单位施工而发生重大事故,便是一种疏忽大意的过失。前者构成滥用职权罪,后者构成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主要由过失构成,少数情况下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主观过失,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应恪尽职守,时刻保持必要注意,但行为人却持一种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理，对自己的玩忽职守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造成重大损害结果。如正在防汛指挥部值班的领导人,夜间擅离职守去打麻将,没有及时发现险情并采取措施,致使河堤决口,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便是一个适例。

有人认为,既然1997年刑法已经规定了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主观方面就只能由过失构成。笔者认为,从立法要科学、规范的角度出发,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从现行刑法的规定上考察,这种观点又是值得商榷的。其一,从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分工上考察,没有排除玩忽职守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情况。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中的玩忽职守行为,其内容就含有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故意不履行职责而放任其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显然仍属于玩忽职守罪的处罚范畴。如果我们在理论上不承认这种情况的存在,实践中就会放纵那些不属于滥用职权而属于严重不负责任故意不履行职责、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而构成犯罪的行为。其二,从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考察,玩忽职守罪也是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该款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而犯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加重法定刑的处罚规定。徇私舞弊就是一种故意徇私情、私利的心态。这就是说,法律己经明确规定,玩忽职守犯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二、玩忽职守罪与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的区别

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刑法执行过程中,有些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一些部门、地方反映,一些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如擅自为他人提供担保,给本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违反国家规定,在国际外汇、期货市场上进行外汇、期货投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在仓储或者企业管理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等社会危害性很大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根据刑法现有规定,行为人由于不具有徇私舞弊的情节,或者行为人有些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工作人员,而非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从而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法规定的“严重亏损”如何理解也有分歧,是指公司、企业年底结算以后总帐严重亏损,还是指行为人徇私舞弊的行为给单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给单位造成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但年终结算时单位仍然盈利,能否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刑法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

一些部门认为,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建议直接修改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将该条的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将构成犯罪的要件扩大到“严重不负责任”和“滥用职权”。还有的部门建议将“严重不负责任”改为“玩忽职守”,将修订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放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后作为一款。这样,只要是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犯罪,都由一个司法机关统一负责立案侦查,不要再分由两个机关分别管辖。经研究,国有公司、企业单位与国家机关不同,所行使的不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而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因此,对国有公司、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尽量不用玩忽职守,以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相区别,条文位置也不作变动。

有的部门建议在刑法中不要提“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认为破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必然产物。法律规定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可以破产,如果在刑法中规定对“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的就构成犯罪,会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要有企业破产就要追究企业领导人的刑事责任,这样会给破产制度的实施带来困难。经研究,《企业破产法》中对破产企业的领导人已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规定,刑法中如不作具体规定,实践中就难以追究。再者,刑法明确规定,对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或者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的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将由于市场变化而使得企业破产等非行为人过错等情况排除在外,不会出现只要有企业破产就追究企业领导人刑事责任的情况。此外,在刑法中将“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作明确规定,有利于国有公司、企业的领导人增强责任心,也可避免将第一百六十八条变成一个将所有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统统包括在内的“口袋”条款。

据此,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作了修改,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刑法修正案在该条文中规定了两个罪名,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其中,玩忽职守罪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的相同点表现为,主观上都主要表现为过失,客观上都有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玩忽职守行为,且都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它们的区别是,其一,主体不同,玩忽职守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的主体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二,客体不同,玩忽职守罪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侵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其三,行为发生的场合不完全相同,玩忽职守罪玩忽职守行为发生在国家机关的各项管理活动中,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其玩忽职守行为发生的场合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行业性,尽管也属发生在管理活动中,但其管理活动的性质与玩忽职守罪管理活动的性质也是不同的。

三、玩忽职守罪中的法条竞合问题

刑法第九章采取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形式,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行为规定了比较严密的刑事处罚体系,即以刑法第397条第1款规定了玩忽职守罪,以第400条第2款、第406条、第408条、第409条、第412条第2款、第413条第2款、第419条分别规定了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它们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第397条第1款所规定的玩忽职守罪对其他条款所规定的具体玩忽职守罪,具有补充作用,也即弥补刑法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体玩忽职守犯罪规定的数量有限的不足。刑法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行为如此规定,既可以使刑法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的规定具体化、明细化,有助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惩治玩忽职守犯罪,又不至于有疏漏。

在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如果刑法对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该玩忽职守行为有具体规定,应该以该具体规定定罪处罚,只有对该玩忽职守行为没有具体规定,又符合刑法第397条第1款的规定时,才可以按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注释：

［1］见李洁著：《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法学家》1998年第4期

［2］见阮齐林著：《论刑法第397条的若干问题》,《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10期

［3］见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0-653页

［4］见谢玉童著：《玩忽职守罪论纲》,载《刑事法专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2-1003页

参考文献：

1、孙谦主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及罪案》,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

超越职权范文篇9

本文作者：丁廉工作单位：苏州市东吴公证处

法学界归纳的“显失公正”内容繁多，但多数学者将其表现理解为下列几种：1.出于不正当的动机；2.违背立法的精神；3.不相关的考虑；4.行政处罚反复无常；5.畸轻畸重；6.同责不同罚；7.不同责同罚；8.行政处罚执法不一。笔者认为，显失公正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动机和目的不当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构虽然有自由裁量，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力，但行政机关如果为不正当的目的而行使这种权力，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法律幅度内处罚不合理即为显失公正。这类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行政主体具有主观上的意(即故意滥用执罚自由裁量权)，为“显失公正”中较恶劣的一种，如出于个人好恶、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等。对此，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判决撤销，也可以直接予久变更，这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二)专断和反复无常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应符合立法的原则和宗旨，禁止主观武断。所以“，执罚自由裁量不应是专断、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权力。而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如果把自由裁量看作是含糊不清，捉摸不定的权力，就会导致法律范围内任意执罚，造成明显不适当、不合理，从而损害公民、法人或怎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反复无常是行政主体对两个在主要方面相同的问题作出截然不同的处理，或对两个主要方面相同的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决。即“法律不允许行政机关许可某人做此项机关在同样情形不许可别人做的事，不应当星期一用一种原则，星期二又用另一种原则”。(三)责罚悬殊这种表现须具备两项条件：1.考虑失实。一种是没有考虑法律规定应考虑的因素，如法定情节和态度；另一种是考虑了法律不要求考虑的因素，如考虑了被处罚人的出身、社会关系等。2.行政处罚结果失去了准确性，如行政处罚畸轻畸重。(四)行政处罚强人所难，不符合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情况如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处以巨额罚款，远远超出相对人的实际履行能力。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无详细规定的条件下，依据事实在法律范围内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的权力。这个权力存在的法律根据主要是行政处罚法律规定。而“显失公正”也是针对该类法律规范而言的，因而“显失公正”与“自由裁量权”成正比关系，即行政自由裁量权越大，显失公正现象越多，反之亦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行政处罚法律规范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一)模糊性行政处罚规范模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一些行政处罚规定没有明确的幅度。如罚款规定既没有起点，也没有最高限额，执行中只能由执罚者自由裁量。矿山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就是如此，从而留给执罚者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虽然于法有据，也难免显失公正。2.处罚幅度太大，扩大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滋长了显失公正。如食品卫生、物价管理等方面的处罚规定。3.行政处罚规范中讲到“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轻微”、“情节显著轻微”、“后果较重”等执罚依据，因对其内涵均未作界界定。而是由执罚者自由裁量，虽然形式上合法、实质上往往不合理。(二)滞后性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在当前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改革正在深入进行的形势下，许多措沲、办法带有探索性、试验性，加之行政关系发展变化较快，纷繁复杂，但行政处罚规范应保持其相对稳定。因此，上述因素蕴含着稳定性转化为保守性的可能，这势必成立法者授予行政执法者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显失公正”的盖然性大大增加。综上所述，显失公正反映了如下特征：1.显失公正只发生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超越这一界限便构成行政违法，这是其与行政违法、滥用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区别。2.行政主体不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3.显失公正是一种行政不当行为(行政瑕疵)，而不是行政违法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己表明了这种立场。4.显失公正只存在于拘留、罚款、吊销许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产等行政处罚之中。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滥用职权属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行政行为，撤销后该行政行为即无效；而显失公正属人民法院判决变更的行政行为，显然两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那么，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法学界有几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显失公正”是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两者为种属关系，即显失公正蕴含在用职权之中、另一种认为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表述，两者为同等关系。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因为按照第一种观点，显失公正是滥用职权的一种，必然演绎出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只能判决撤销，而不可以判决变更。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对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应当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这里是“应当”撤销，而不是“可以”撤销，更不能解释成“可以”变更。只有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才可以判决变更，当然也可以不判决变更，而酌情判决撤销，并要求行政主体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不能因为一部分“显失公正”被判决撤销，而认为显失公正为滥用职权的一种，所以，第一种观点是与行政诉讼立法直接抵触的，也是不合逻辑的。第二种观点混淆了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显然与立法精神相悖。虽然“显失公正”与滥用职权均为行政主体在其职权内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合格)，但透过这一共性，我们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质的差异。(一)主观因素不同显失公正一般不问行政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否符合公利益和法律要求，只要行政处罚在事实上达到明显不合理的程度这种程度大多通过一个“参照系”(如同案比较或异案比较等)得出，从而确认该行政处罚为显失公正。显失公正主观因素有故意和过失两种，而滥用职权主观上只能出于故意，不可能是过失。(二)法律原则、范围的表现后果不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均发生在法律原则、在围内，而滥用职权常常超越法律的原则、范围。(三)存在的范围不同显失公正在于行政处罚之中，而滥用职权可存在在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包括羁束行为)。可见，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的主要区别是主观恶性的不同。滥用职权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行政主体故意地作出违背法律授予其某项行政职权之目的的行为，带有主观性；而显失公正违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主体非故意地作出的行为，带有客观性。这种行为由于不符合客观事实而呈现畸轻畸重的特点。

享有行政处罚权、能够实施行政处罚的机关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一般是指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机关。它能够独立行使职权，是具有法人资格的行政主体。第二，必须具有外部管理职能。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使职权、承担法律责任的内部行政机构就不能成为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第三，必须取得特定的行政处罚权。具有外部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虽然享有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但是，它并不必然地享有行政处罚权，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行政处罚权必须经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第四，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六、结语综上所述“，显失公正”只限于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或其他组织作出的显失公正的处罚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行政处罚以外的行政行为也不构成行政诉讼法上的“显失公正”。“显失公正”只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超越权限范围就构成其他形式的违法。“显失公正”虽然在形式上合法，但违背了合理性原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公正。

超越职权范文篇10

在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中，检察机关是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其负责，享有独立的宪法地位，行使专门的法律监督职责。透过这一国家权力架构，可以看出在我国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下所建构的特殊的权力制约机制，即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普遍监督权，而将专门的法律监督权授予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机关以监督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其他国家权力依法行使为基本职能，对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和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行为依法进行法律监督。这样的权力制约关系折射到刑事诉讼活动中，就形成了以法律监督关系为依托的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具体的诉讼活动中，是通过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诉讼监督职能体现的，如对公安机关等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和采取强制措施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对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违反法定程序、对裁判是否确有错误、审判人员是否徇私枉法构成犯罪的监督等。这种监督，具有维护司法公正、保护人权的功能。

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在程序上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存在一定的制约关系。

现代司法职能历经发展变革，形成了当今各国普遍实行的检察机关对于警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双向制约的诉讼格局。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基本采取了类似的框架设置，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也体现为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双向制约关系。

从司法活动的历史发展来看，专门的控诉职能及其行使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分化全能法院、以诉讼弹劾主义取代诉讼纠问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公诉权及检察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制约审判权、防止法官司法专横而产生的。这种制约作用在后来的发展中具体化为不告不理原则，即只有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才能发动审判权，而且法院在其后的审判活动中不得就未经检察机关起诉的对象和事项进行审判。从各职能活动内在的功能上看，侦查是实现控诉目的的手段，侦查活动从属于公诉活动，侦查机关是检察机关进行公诉活动的辅助机关，侦查权与公诉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分立只是基于诉讼专业化的需要。

从诉讼流程的走势来看，检察机关位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但决不是只起着简单的呈递作用，而是通过公诉权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制约保证刑事法律的准确适用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国检察机关作为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引导侦查等对公安等侦查机关形成制约，通过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等对法院审判权的启动和审判的内容形成约束。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也要受到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