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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09:14:43

超越范文篇1

读罢舒炼同志的新作《思路论》（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可归纳为四个字，即“恪守”与“超越”。作者从事调研工作多年，为了演好自己“耳目”与“参谋”的角色，他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名言铭记于心，从书中不难看到作者面对情况全方位的了解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能力之源何在？书中有“七以”要诀昭示，即“以谋为本，以勤为径，以新为妙，以实为魂，以苦为乐，以和为贵，以绩为荣”。同时，作者还对调研工作者进行精到的角色定位：“虽然不是领导干部，但要像领导干部一样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虽然不是剧作家，但要像剧作家一样关心生活，了解生活，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虽然不是雷达，但要像雷达一样抢占制高点，去捕捉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书的主体是《思路论》、《条件论》、《特色论》，书中作者道出了写“三论”的初衷：一个人要想办成一件事情或干成一项事业，需要有两大要素，一是方法，二是条件。有了正确的方法和良好的条件，是可以把一件事情和一项事业干成的。但是，要想把事情和事业干得很出色，仅有这两大要素还不够，还需要特色来“提神”，有了正确的方法、良好的条件，再加上独具的特色，事情就能干得非常成功。应该说，这便是《思路论》一书之“文魂”。在“三论”中，“思路论”是起主导作用的，那么正确的思路从哪里来呢？作者提出了6个“必须”，即必须把握事物的内在关系，即规律；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必须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遵纪守法；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超越范文篇2

传统预算管理缺乏适应性、费时耗力、各职能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缺陷日益突出。詹深教授认为，传统预算以预算为基础进行评价并实施奖惩，实际上是“付钱让员工说谎”，会使报酬计划的激励作用失效。同时，很多人认为，以固定的预算目标为依据进行业绩评价，会给组织行为带来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产生预算余宽，预算的协调功能被破坏。由于受利益驱使，经理人员总是尽力影响预算的编制以获得松弛的预算。预算松弛是预算管理中的逆向选择，它虽然发生在预算的编制过程，但却影响到预算的执行，下级权利将预算确定在比实际可以达到的水平更低的层面上，从而使得下级的潜力不能充分发挥。

（二）操纵预算执行结果，企业诚信文化被破坏。以预算评价为依据进行奖惩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事后操纵预算执行结果。（1）管理者为了使自己的奖金最大化，常采用盈余操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净收益低于奖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会有进一步降低净收益的动机，这样，下一年度得到奖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2）操纵预算结果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做假账，使会计信息失真，以达到或超过预算目标。

（三）编制费时耗力。传统预算注重全面预算。全面预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业务、资金、财务、信息、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预算工作一般在每个会计年度的前4个月就开始了，浪费了很多时间和人力资源。

（四）阻碍企业持续改进，增加责任单位更多的短期行为。传统预算控制制度约束着企业对环境的适当反应和灵活性，限制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传统控制制度使人们仅仅关注如何完成预算目标而不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企业潜力，或怎样更好地去适应环境的变化。

二、超越预算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案

鉴于传统预算存在的种种弊端，适应环境变化的一种新的预算管理模式——“超越预算”应运而生。所谓“超越预算”，就是在企业组织不编制预算的情况下，管理该组织的业绩，并将各决策环节的权力以授权管理的形式分权化。一些国外的大公司都已经采用了超越预算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超越预算的基本原则。为了解决传统预算的弊端，寻求能够替代传统预算的新方法，BBRT对那些放弃了传统预算的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一套“超越预算”模式的基本原则：（1）目标原则。面向持续的改善所设定的富有雄心的目标，而不是固定的年度预算目标。（2）计划制定原则。不局限在每年一次的计划制定上，而是面向持续发展的所有环节中的计划。（3）激励和报酬原则。在报酬评价上，以公司或责任中心的业绩来实施奖励，而不是依据预算确定的数值：不仅考虑固定年度目标的完成情况，还对基于相对业绩的共同成果提供报酬激励。（4）评价和控制手段原则。既要以计划差异控制为手段，还要考虑与此相关的几个关键业绩指标。（5）资源分配原则。资源的分配不局限于年度预算，同时赋予管理者在必要情况下自主利用的权力。（6）调整原则。不仅依据年度计划制定周期，还适时地通过相互作用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调整。（7）治理原则。在公司治理上，要求管理层有明晰的价值观和高尚的思想境界。（8）业绩责任原则。不局限于内部目标的完成，还支持取胜于市场所进行的各项活动；不仅有集权式的责任等级组织，还应当具有对业绩负责的网络式团队组织。（9）分权授权原则。给予企业团队以充分的自由和力量，不再简单地要求其严格按计划执行。（10）系统协调原则。公开的基础上促进信息共享，通过流程设计和快速的信息反馈系统来协调公司间的事务。

（二）超越预算的实施方案。根据BBRT两成员的总结和发展，可知“超越预算”模式在组织设计和业绩管理方面有以下做法：

1、设计N型组织形式。一线管理者是企业家、战略家和决策者，面对新的商业机会要做出快速反应；中层管理者是组织内各种能力的集成者；高层管理者则是组织内部框架与价值的创造者，是革新的领导者，并且富有挑战性。尽可能地设置有“一定自治权”的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基本组织是直接创造价值的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组织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扁平结构，更有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联系的纽带是信息网络提供的强大的信息流，协作的动力则源自“内部市场”中的竞争力量。N型组织与传统的M型组织相比，更符合时代潮流。这是因为：（1）在今天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利润（价值）创造，不仅仅是降低成本，利润中心或是投资中心而不是成本中心适合作为企业的基层组织。（2）简化企业整体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多层关系，可减少成本。尤其是跨国经营的企业，或者企业由跨行业的多个分部组成，多层显得更为不经济和低效率。（3）运用市场机制、信息流比运用少数领导（依托中层“官僚”）的集权调控更能起到控制与激励的效果，一是成本低，二是减少高层与下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对立”情绪。

2、业绩管理体系创新。关于业绩管理，“超越预算”模式则通过创造“内部市场”，用多层次的、能真实反映中心经营业绩的价值指标和评价体系来整合各中心的子目标，如平衡计分卡BSC或KPIS系统等。尽量给勇于开拓进取的基层员工足够的“管理自身事务”的机会。激励员工积极创造价值；强调战略制定的市场驱动性以及程序上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三、超越预算模式适用的行业类型

超越预算控制模式代表着企业管理控制的发展趋势，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创造性和增值性。但是，就目前而言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应用这一模式，超越预算模式意味着放弃传统的业绩管理框架，意味着对诸多管理控制方法的有效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转化和整合成本，因此在决定是否运用这一先进管理控制模式时，需要考虑两大影响因素：

（一）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企业目前预算程序的运行状况。低效和耗时的预算生成程序是采用超越预算的最大障碍，因为超越预算模式的核心部分是频繁的滚动预测，通常由过去的预算计划程序来实施，因此，预算编制过程低效则不能为超越预算提供一个良好基础。

（二）企业的经营特征。一般来讲，超越预算模式适合于经营环境变化快、产品经营范围广阔或增长迅速，同时无形资产对经营极为重要的企业。如：（1）跨行业、跨地域的大型企业集团；（2）网络化的商业机构；（3）商业化的银行、保险、新闻传媒、广告、交通行业等等；（4）多步骤或装配式生产、依赖科技创新、以成品销售为主，数量、分销渠道很多的制造业，如汽车、石油化工行业等等。这些企业或行业的特征都表现为市场渗透性强、市场变化大，企业对市场反应敏感，特别依赖技术创新、经营信息产品、提供服务或是科技含量高的物质产品，企业内部各中心之间技术依赖不强，或者依赖性很强，但必须合作，共存于合作优势。这些企业或行业的各分部主要是适应市场直接创造价值且不确定性大，因而实施传统预算管理制度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只有超越预算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这样一些企业或行业在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环境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超越范文篇3

——记XXX镇司法所所长XXX

XXX，男，40岁，牟平区XXX镇XXX村人，1985年参加工作，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被选聘为XXX镇司法所副所长，后兼任信访办主任、综治办主任等职，现任XXX镇司法所所长。

从上面的简历可以看出，XXX是千百万农村乡镇基层一般干部之一，平凡得走在路上很难跟别人区分开。但在XXX镇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眼里，XXX却不是个平凡的人，从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口中，随时可以听XXX一桩桩、一件件不平凡的事迹。

一、默默耕耘，甘于奉献，平常时候能看出来

在XXX镇提起XXX，绝大多数人都熟悉他。因为XXX生在这里，高中一毕业就在这里工作，20多年里，他走过了XXX的山山水水，几乎摸遍了寸寸土地。哪个村里出现了矛盾纠纷，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的是他；哪个群众要买卖大宗物品写契约，执笔的是他；村里要对外发包土地工程，起草合同的是他；谁要打官司、告状，维护自己的权利想叫谁拿个章程，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他。

不仅村子里、干部群众需要他，镇机关里面，XXX也是个主力，那个村子里干部之间起了矛盾了叫谁去调和？干群之间关系不融洽了叫谁去化解？村子里选不出书记派谁去挂职？要成立个工作组治理后进村选谁当队员？领导们第一个想到的90%都是XXX。20多年里，XXX为镇上、村里、群众办了多少事，写了多少文字，那是无法统计的，XXX的名气究竟有多大，也很难估计，但你到XXX，在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谁都能说出XXX一大堆的事迹来。

熟悉XXX的人，绝大多数都挺佩服他。他熟知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各种法律、法规。和人谈起话来，有板有眼；做群众工作，有理有据，多难的事情，经他有板有眼、有理有据地说上一通，基本上就能解决。前几年，他一直兼着信访办副主任，有些上访的群众不懂政策，不讲法律，XXX不温不火，耐心谈政策、讲法律，直到上访人明白为止。多数上访人听了他的一番耐心讲解和劝说后，都能按照正确的渠道解决问题，反映情况。也有少数胡搅蛮缠的，XXX镇有个省、市、区各级挂名的老上访户，拿着书本和一大摞剪下来的报纸，找XXX较量来了，指着镇政府的一个文件，“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指出一大堆毛病，叫嚣着“要上访，要告倒镇政府。”XXX凭着平时深厚的积累，逐一驳斥，把他驳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灰溜溜地夹着书本跑了，在场的干部群众拍手叫好。

要问XXX这身本事从哪里来？你到他家看看就知道了，床头、炕头、沙发边上、柜子里到处都是书、都是刊物，在上班、田间劳作之余，XXX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看书、就是学习。几年来，他自费参加过多次法律专业的进修学习，外出开会、出差，人家逛商店他逛书店，人家给妻子捎点礼品，他却总是带回大包小包的书刊。就是凭着这股劲头，只有高中学历的他，才有这样丰富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工作能力。

除了懂政策、通法律之外，XXX在农业科技方面也是一把行家里手，尤其是在果业方面，不管苹果、黄金梨、大樱桃、桃子、栗子、杏子，甚至不常见的柿子、栗子、猕猴桃，问起他来，它能从栽培、嫁接说到防病防虫，再说到套袋、修剪、施肥，头头是道，简直就像一个专家。到农村做群众工作，一头扎进人家果园里，提意见、说建议，群众在有多大的意见，有多大的气，看到这样的一个土专家，脸上不挂着笑容都难，那工作怎么能不好做。

佩服XXX，仅仅是一方面，XXX还有许多值得人们敬重的地方。首先说他的人品，XXX自己说过，他干的是司法、是信访，接触的人中绝大多数是需要帮助的农民兄弟。对待这些农民兄弟，XXX于公于私，他都带着一份真诚，带着诚挚得的感情。且不说他从中协调，跑上跑下帮群众讨回了多少公道，维护了多少利益，光说他每年贴的车钱、油钱、饭钱，也有上千了。一个村的六七个老军人，因为村里拖欠他们的优抚款坐着公交车来镇上上访，到中午了，几乎不舍得下馆子的XXX，到饭店买了羊肉汤、烤饼，管了几位大爷一顿饱饭，知道其中三位大爷爱喝点，他还特意买了瓶酒，弄了两个凉菜。吃罢了饭，出门进城从来不舍得打的的他，跑到外面叫了一辆出租，把老大爷们送回了村。回访一个因贫穷而上访的老大娘，看到他家里炕上躺着因病瘫痪的儿子，锅里放着黑乎乎的馒头，XXX二话没说，起上摩托车回家带了一袋子面粉送回来，还硬给老大娘塞上200元钱，回镇后，他立即向领导汇报，为老大娘争取到了民政救助。每年上千元，再加上时不时地看到生活特别困难群众还要自觉地捐点，XXX剩的那点工资，刚够供孩子读书的。家里面最时髦的大件，就算XXX骑的那辆摩托车了。虽然吃的、穿得都不如同等的人家，但XXX乐在其中。论思想境界，XXX也算得上高的。多少年里，镇机关里的花花草草都是以XXX为主管理的，大家中午休息，XXX却在花坛里打药、施肥、修剪，把机关的院子整理得有声有色；XXX干过三年的信访办主任，知道信访办主任有信访补贴，可XXX把文件一装，从没向领导提过，领导们知道了，要给他补，他硬是不要，说干信访工作是自己份内的事，有工资就够了，再拿份补贴没必要，镇上的日子不好过，省一个是一个，就这样，他成为全区唯一不拿补贴的信访主任。

二、正视矛盾，处事果断，关键时刻能站出来

平日里，XXX默默无闻，不求索取，只知奉献，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但关键时刻，涉及到群众利益，涉及到全镇稳定与发展大局，XXX总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2004年7月，因为自来水问题，XX、XX两个村的干部群众在滩上村自来水工地上对峙起来。XX的群众坚决要铺自来水管，说自己村自来水管太细而且老化，群众没水吃；XX村的群众坚决不让施工，说XX村铺的水管太粗，铺上后把水源里的水都引走了，下游自己村里400多亩地就没水浇了，而且XX村不到100户铺这么粗的水管根本就是引水浇地。两个村的群众你吵我嚷，眼看就要动起铁锨大镢了。闻讯赶到的XXX，下了车就跑到两个村群众中间，冒着受伤的危险，两头解劝，看到自己熟悉、佩服的XXX冒死解劝，两个村的群众渐渐冷静，在XXX和后来赶到的镇机关干部、派出所干警的劝解下，大家渐渐散去。下午，XXX等人没吃午饭就分头到各村走访调查，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连续5天的日夜奋战，两个村终于达成妥协协议，双方各让一步，使问题初步得到解决。这5天时间，XXX只睡了不到20小时的觉，走访干部群众100多人次，召开各种协调会10多次，经XXX建议，工作组请水务局做裁决，请与两个村关系不错的领导做工作，为这一事件的最终解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拿总结会上镇领导的话说，在这次事件当中，从阻止双方正面冲突，到化解双方矛盾，再到达成妥协协议，XXX同志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

2004年10月份，XXX镇开始进行村级两委选举，XXX忙里忙外，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当听说XX村选举前出现派系，两派争斗的还挺厉害，有可能影响全镇选举进程时，立刻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担任工作组成员。进村以后，他首先凭着自己以前攒下来的好声望，在两派中间立住脚。接着马不停蹄，一天转悠20多家做工作，宣传政策和法律法规，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要求，严肃批评他们错误的和不冷静的行为。几天下来，他嗓子哑了，眼睛熬红了，原来就清瘦的身体，又消瘦了一圈，可XX村的选举秩序正常了，选举委员会依法产生了、选民登记关过了、选民名单上墙了、选举时间定下来了、委托手续办好了，两派各200多人，由于XXX等人的从中斡旋，也少了许多剑拔弩张的气氛。

2005年初，因为作为XXX第一大村XXX村部分群众恶意拖欠应上缴村里的款项，致使村里财政出现严重的赤字，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镇里决定派工作组进村解决这一问题，XXX作为主力，首当其冲地被列为工作组成员之一。进村后，他们首先做村干部的工作，消除他们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得罪人的错误思想，挺直腰杆，余额已拖欠者做坚决的斗争。在此基础上，工作组一行人对欠款户挨家挨户了解情况，中午躲着不见的，晚上10多点到家里堵。5天的时间，就把村里40多重点欠款户的全部情况摸清了。工作组召开诸葛会，由XXX执笔，针对每个欠款户制定了书面的清欠措施意见书，报党委、政府批准后加以落实。先拿两个家中有钱但拖欠买集体房中标款长达20多年的钉子户开刀，由村委会起诉到法院先予执行。看到法院10多名工作人员一起到家里下达限期执行书后，他们感觉到这回要来真的，在法律的威严下，他们老老实实地把拖欠20多年的近10万元款项交上来了。这杀鸡儆猴的措施很快奏效，20余户有偿还能力的欠款户老老实实把欠款交上来了；对另外与村里存在合同纠纷的8户，逐个理顺合同解决问题，把账目弄得清清楚楚，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把款项交上；对偿还能力不足的10多户，分别采取一些帮扶措施，签订还款协议，并安排镇直单位包户扶持，争取年内还款。就这样由于措施得力，落实过硬，20多天的时间，就为XX村清回应缴欠款50多万。但这次近一个月的工作成效，却不仅是这50万元钱解了村里的渴，而是从根本上扭转了村里的风气，那些想占集体便宜的手缩回去了，耍耍赖皮就可以抗拒应尽义务的想法从大多数群众脑子里去除了。半年下来，XX村顺利地处置了部分闲置资产，壮大了集体经济，几个水利项目和硬化村路项目也顺利竣工。

三、英勇顽强，无惧无畏，危难时刻豁得出来

每逢关键时刻，XXX都能自觉地站出来，勇挑重担；每逢危急时刻，XXX无惧无畏，总能豁出去，力挽狂澜。

还说去年XX村换届选举，本来已经趋于平静的选情，在选前又突生变故，一个村民借酒撒疯，拿着菜刀跑到对立面的一户群众家中咋咋唬唬，扬言要砍人。这户人家也不是善茬，喊来3个兄弟，拿起铁叉，就要捅过去，就在血案即将发生之际，正在走访的XXX跑步赶到，冲到那醉汉面前，一把把刀夺了下来，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安排村民把醉汉架走，回头又做这家的工作，安抚他们的情绪。第二天，他联系派出所，对那名酗酒闹事者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让他在村里广播上赔礼道歉。村里的群众说，看到XXX为了工作敢于豁出命来，打心眼里服他，这样实诚的人说的话，大家都该听。就这样，本来极有可能演成悲剧的选举，顺利地完成了喜剧化的收场。对峙双方的误解慢慢消除，都统一到村子的稳定和发展的正确出发点上，选出了令全村群众都比较满意的两委班子。

超越范文篇4

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末，油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500年漫长积累的“发展性创建期”，100年风云变幻的“突破性革命期”。如果说油画艺术的“发展性创建期”在对人与人性的亲切肯定中，成就了审美的再现性形象语言；那么“突破性革命期”则在个体与个性的激越张扬中，成就了审美的表现性符号语言。2l世纪，全面完成了语言建设的油画艺术，进入了对传统语言兼融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超越性重建期”。诚如某位哲人所言：“你说话的时候，话也在说你。”艺术语言的成熟性和普世性，决定着审美的思想情感表达的准确性，而对审美的思想情感准确、精炼表达的不懈追求，反过来又不断地给艺术语言注入蓬勃再发展的生命活力。

世纪之交以来，在后革命时代追求和谐的历史大背景下，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没有宣判油画艺术的死亡，反而给油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超越性重建期”油画艺术的本体论超越，在于人与人性自觉地向个体与个性的落实，个体与个性自觉地向人与人性的复归。这意味着每一油画艺术创作主体的自然与社会文化角色的进一步自觉。油画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绘画造型审美活动，再现性形象语言与表现性符号语言都只是这一特殊审美活动不同的实现手段，而绝不是目的，离开审美活动而把实现手段作为目的，把油画艺术的本质仅仅归结于实现手段的所谓形式变幻与创新，事实上撕裂了油画艺术灵与肉浑然一体的生命之躯，斩断了自然人同时也是社会人的人性的(即具体、鲜活、个性的人的)审美活动与实现手段不可或分的血脉联系，最终总是要走进死胡同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在方法论上，“超越性重建期”的油画艺术自觉地克服着僵化割裂、片面极端的门户之见，扬弃了历来以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策略，越来越自觉地选择了审慎的态度，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地在认识、肯定并且尊重各种不同的历史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认清、肯定并且创造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追求油画艺术审美实现的过程中，继承与创造永远不可分割地统一在一起。20世纪，在“与传统决裂”的风潮席卷全球的年代，真正的油画艺术家顶住潮流的裹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学习继承伟大传统的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自觉求索与创造。塞尚、高更、梵高、博纳、维亚、谢洛夫、弗鲁贝尔、毕加索、玛提斯、德兰、涅斯杰罗夫、巴尔丢斯、赵无极、捷涅卡、莫伊申克、谢列布良柯娃、梅里尼科夫、巴巴、弗洛伊德、基弗……伟大的名字不胜枚举。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中国油画艺术的先行者群体——我们的几代师长们的身影。正是由于20世纪中外油画艺术先贤的共同努力，率先奏响了油画艺术“超越性重建期”的先声。从中能够感应到人类圣哲的伟大智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曰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

老子《道德经》第16章“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且介亭杂文》卷6古往今来的油画艺术，从来就属于那些真正热爱、了解油画艺术并且牢牢地把握着其真谛的人们。他们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呼吸，顽强地运用油画艺术语言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不为时尚所动，不随波逐流，不制造泡沫，不弄虚作假，不忽悠视听，在权力和名利场上基本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油画艺术发展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揭去重重的遮蔽，显现着油画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活动的存在本质。创造性地运用油画艺术语言的传统规律，准确地实现时代的、民族的、个性的审美情怀，乃是通向油画艺术康庄正道的不二法门，是油画艺术得以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充满生机之路。这是油画艺术发展的全部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经验教训。

超越范文篇5

恐惧问题是提升人之生活品质的重要一环，这需要人们从明白死亡之本质入手。（

2）死亡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十分重大。死亡的存在及其必至性能使我们珍惜生

命，去积极地建构健康与合理的人生观及人生态度，并注重自我生命的保护。（3）

死亡的超越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人类只能从精神的层面去超越死亡，通过建构关

系，通过贯注了自我精神意识的创造物来使自我的生命永恒。一个现代人，只有解

决了死亡的恐惧问题、死亡的意义问题和死亡的超越问题，才能够真正获得生命的

安顿、生活的充实，以及人生的幸福。

关键词：死亡恐惧；死亡意义；死亡超越

死亡是每个人逃不脱的人生宿命，人人恐惧之、害怕之。但我们若转换一个视

角，则会发现死亡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之人生的最后成长的阶段，一直到临终前的

那个瞬间，我们的生命、生活与人生都在成长着。所以，对"死"我们不应也不能

去害怕，而是要去探究，去求得死亡所蕴含的深刻的人生道理。我们所应该要做的

只在于：由思想意识上的"先行到死"和直面死亡的途径，来深刻地体察死亡、咀

嚼死亡，由对死的思考来为自我的"生"确定方向，确定意义，也确定价值。一个

现代人在其人生中达到了这一境界，他的生存与生活才是完整的，他的生命才可能

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的人生才可能得极大的成功。

一、关于死亡的恐惧

一般而言，世上的人皆喜生厌死，根本原因是将两者截然两分。但实质上，"

生"与"死"犹如连体婴儿，无法将它们分开。因为人在刚刚出生之后就在走向死

亡，死是蕴含在生命之内的，而宇宙间的有生之物无不都如此。大凡有生命者，都

会经过孕育期，然后则出生、成长，再进入衰老期，最后便会死去。生与死虽然截

然不同，判然有别，但生的瞬间就含蕴着死的因素，两者是互渗而混然一体的。

可是，世人一般都体认不到"生死互渗"的道理，谁都只愿永远地活下去，谁

都害怕死亡的降临。因为，在人们的眼中，"生"是盈满着生机，充溢着温暖、活

力、光明、拥有；而死则是生机顿失，是冰冷、枯竭、黑暗、丧失，人们怎不求生

畏死呢？但是，人是一种生物，必然逃不脱死亡的命运，无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死亡都会在某时某刻来临。既然如此，人们就必须正视死亡，活着时不要回避死亡

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实际上，人们必须理解一个道理：若是没有死而只有生，那人也好其它生物也

好，又怎能在这个世界上挤得下？从生命之本源来说，每个生者都不应该太自私，

正如《庄子》书中所讲的：天地为"父母"生我养我，那就好好地活；天地"父母"

招我们复返，我们也就要安心死亡的降临。这实际上是留下位置让新的生命成长，

岂非也是我们一份无量的功德？

可是，即便人们从生命之根理解了死亡的必至性，仍然会在情感上万分恐惧与

害怕死亡。这一点必须从死亡本质的角度来加以化解。古希腊的圣哲指出：死是人

无法体验的对象，当人还活着时，死非常遥远；当死来临时，人们已经毫无感觉和

思虑了。人们对死的害怕、焦虑、恐惧，等等，无不都是一种活着时才有的感受，

而死亡一降临，人所有的知觉、心理的反映等等都不存在了，人们又怎能害怕呢？

既然不能够去害怕，我们活着时就没有必要去恐惧死亡。也就是说，当人存在的时

候，死亡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当我们不存在死去时，我们根本就无法害怕。因此，

活着的人又何苦要怕死呢？

可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根本不是起于死亡本身，而是人们从棺材、死尸等死

亡的现象中获得的一些恐怖的观念。仅仅是观念而已，并不是一种实在的对象。所

以，人类的确可以从主观上努力，改变以至取消这些观念，以消除对死的焦虑、恐

惧、害怕和担心。这些有关死亡本质及如何免于对死亡恐惧的方法实际上是相当有

效的，我们每个现代人都应该经常沉思一下，去倾听古代贤哲的声音，积极地思考

生与死的问题，以获得某种生死的智慧，从对死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样，也只有

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获得幸福。

但是，人们又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既然生而必死，自己生前拥有的一切都必然

地要完全丧失掉，那"生"又有何意义呢？我们生前的奋斗、获得、悲欢离合等等，

又有什么价值呢？一句话，人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既然

凡"有"都必归于"无"，那又何必要"有"呢？实际上，应该延伸一下再深入地

思考思考："无"之后又是什么呢？那必是"有"！所以，一个现代人要如中国古

代哲人所说的那样，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应该做到"大其心"，要跳出自己此生

此世的限囿，立于宇宙大化的本体之境来看生死。如此，人又何必要悲泣于自我必

死的结局呢？要明白，"我"之死正是"他"之生，"我"必死然后"他"才能生；

有生命之物的死，恰恰是万物之生的前提。况且，没有前者之死，又那会有我们每

个人的生？既然"我"之生建基于"他"之死的基础之上，那"我"为何不能当一

下他人之生的基础而无畏地面对死，从而勇敢地步入死途呢？正如我们人在生活中

不能太自私一样，我们在生死的问题上同样不能自私。而且，人们在生活中自私一

点关系并不太大，不过会造成一些人生中的麻烦罢了；可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一

个人若很自私，极不情愿地面对死，那就必然造成自我的生与死的品质极低──在

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极度地恐惧死。可是，无论你愿意与否都不可能改变人必死的结

局，死亡肯定会在某时某刻必然出现。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应在生死的问题上达到

心胸广阔，无私地对待生，也无私地对待死。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对待死时，他也

就必能正确地对待生；当一个人真正免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时，其生活与人生

便走上了一条坦途。

二、关于死亡的意义

一般人皆认为，死亡是最无意义的东西；而且，它还进而吞噬掉了所有的人生

意义。但是，人们若明白了人之生必然相伴于死，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开

始，便步入了走向死途的过程，那么，我们在生的过程中就应该去体验死，去沉思

死，去由对死的扣问而让自我的生命获得长足的发展，建构出一个健康正确有意义

的人生观，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价值。这种方法可称之为"生死相长"。

首先，死亡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死亡的沉思，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

，这就能使我们能够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让生命中的每一段都充满内

容，都可以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可见，"死"的存在不是使"生"毫无意义，而

是更凸显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一个人能够牢牢抓住生活，不浪费人生中的宝

贵时光，努力地从事各种创造的活动，珍惜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人情，并

尽可能多地品尝种种人生的滋味，那么，人们就能在死亡来临之际，毫无恐惧，心

安理得，并为自己即将永久地安息和为别的生命之诞生做基础而欣喜不已，这就达

到了生死两相安的最佳境界了。可见，由"死"可以反观出"生"的真正的意义所

在。任何人在"生"的阶段时都应该生机勃勃，奋发努力；而到了死时，则应该心

安坦然，无所牵挂。

其次，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够拥有更健康的人生观。在现实生活中，常可看见

许多人埋首于求这求那，总以为拥有得越多就越好；在为人处世时，刻薄、吝啬、

毫无怜悯心，无所不为。也许他的确成功了，拥有了很多很多，可是他在这个世界

上不爱别人，不帮助别人；当然别人也就不会爱他，也就不会帮助他。因此，他在

现世的生活就肯定相当的孤独；而当他面对死亡时，他会因为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永

久地丧失而痛苦万分。人之生死的吊诡性就在于：人们生前拥有的少，死时就丧失

的少，其痛苦也就相对要小；人们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的越多，按一般的

逻辑，痛苦就必然会大。对于那些在人世间一心只知攫取者而言，这一生死的规律

实在是太不利了。

所以，为了避免死时的更大痛苦，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人生观做极大的改变。

为了生活和生存，我们当然要去谋生，要去赚钱；但我们不能以赚钱为唯一的人生

目的，不能以聚财为全部生活中关注的唯一追求。要明白一个深刻的生死之理：人

世间的物质性拥有不是人生的一切，甚至不是人生中最主要的东西；人活着时最重

要的还是一个情字，是和谐的关系，是温馨的亲情。所以，我们在世间生活，对物

质性的东西要拿得起放得下，要以与人和谐生活、爱和助人为乐作为人生中最最值

得追求的东西，并发而为实际的生活准则。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得到

他人的爱和帮助，由此我们便由对死亡的体认而获得了做人的正确立场。

再次，死亡的存在还能让我们拥有更好的人生态度。人们若只是沉在日常的生

活中，往往对什么都十分地执着。你的我的他的，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让别人从

自己这里取得一丝一毫，什么都得分得清清楚楚，不仅执着于己的，更盯着他的，

还渴望取得你的。而且，对那怕是一点点的损失也无法忍受，那怕是吃上一点点的

亏也是坚决不干的。这样的话，人们在生活中一定累得很，苦得很，无奈得很。如

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的生活中超拔出来，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心胸便会豁然开朗，

意识到：我们生到这个世间时，是一无所有的来；而我们死时离开这个世间也将赤

条条的去。生前的所有，都为暂时而已，我们又何必执着？实际上，我们又何能执

着？而且，我们在世间走一遭，与各种人结成各种的关系，实在都是有缘。这些人

际的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故而是弥足珍贵的。因此，我

们何必执着于你的我的他的呢？又何必因此而形成你我他之间的紧张关系呢？所以，

我们如果在生的过程中，稍稍去想想死的问题，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便会想得更开一

些，面对各种复杂的关系也能处理得更好一些。这样一种人生的态度当然对我们的

一生都会有益处，而它似乎只能建构在对死亡沉思的基础之上。

最后，死亡的存在使我们能时刻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人虽然是万物之灵，但生

命自身却相当的脆弱，十分容易受到外在的和自我的伤害。人的此在生命只有一次，

死亡意味着人们此生的完全结束，这就时刻提醒我们要保护自己脆弱的生命，不要

使之受到损伤，更不要沦入非正常的死亡。我们不仅要细心地保护自我的生命，还

要通过各种锻炼和养生努力地活够大自然赋于我们的自然寿命，而且在任何的情况

下，都不要采取自杀的过激行为。人生中的挫折固然很多，人生中的痛苦虽然强烈，

但我们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态度咬咬牙也就会过去的。自杀不仅是人生中的怯弱行为，

更是对神圣生命的亵渎，它也是一种最不好的解决生死问题的方式。对自杀者而言，

人生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但对社会和死者的亲人来说，令人痛心的一大

堆问题才刚刚开始，这如何是解决生死问题的良方呢？

由此可见，死亡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常之大，关键在我们能否仔细地去思

索，去发掘，去显现。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我们的人生实在是有很多的益处。

三、关于死亡的超越

从根本上而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从死之中寻找意义的努力，都源于人

们认为的死是生的全部的毁灭这一观念。如果人们能寻获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

意识到死亡并非是人之生的全部归于无，则死亡之恐惧也好，死亡的意义问题也好，

都可以迎刃而解。

动物不自觉"生"，故而只能在生理性需求的驱策下被动地活着，但它们因此

而免去了死亡的恐惧问题；人类自觉到"生"，故而能运用自我的智能与体能去改

变外在的环境，从而能够主动地生活，但却因此同时自觉到了死，品尝到了痛苦的

死亡恐惧。可见，造物主是仁慈的、公平的，人类虽然有了比动物多出的"生"的

欢欣，可却要饱尝动物没有的"死"的悲伤。然则，这一人生最大最深刻的痛苦，

却也使人类能够走上寻求超越死亡之路，并因此而更显露出自身的伟大。

人类寻找超越死亡的方法和途径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走了无数的弯

路，甚至付出了许多生命与血汗的代价。比如，中国古代的方士们、道士们，认为

人们可以通过服用某种药物（如外丹），或者经过某种身体的锻练（如内丹），便

可达到肉身成仙，永生不死。为了验证这一观念，也为了真正实现长生不老的愿望，

千百年来许许多多的人投入了无数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做，可是，除了许多人因

此而丧命之外，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此外，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帝王想尽了一切的

办法，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解决尸体防腐的问题，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保存

完好的尸体并不能如愿以偿地复活。所以，企图从物理的角度，通过一些实际的操

作来使我们人的肉身长生不老是一定会失败的。

一切人类历史上超越死亡的尝试都证明，肉身不朽决无可能。因此，我们只能

另辟途径，从精神之途去求得对死亡的超越。

人之精神与肉体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人的肉体之身是一种实在之物，它只能占

有一定的空间，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之内；而人之精神虽然是人之肉体的一种派生物，

但它却能够不受肉体的束缚，既可游于无限的空间，又可回溯和前行于无穷的时间，

它是一种真正的具有超越性的东西。精神的这种特殊性，使其可以担负起超越死亡

的重任。

精神虽然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却可以形成一种凝结物，它就是关系。

人们通过语言将自己的观念、思想、意识等精神性的东西传达给对方，从而与之建

立起了人际的关系。自我的精神传达给对方越多，则所建构的关系就越紧密；同理，

他人的精神性的东西也是通过一定的途径与自己发生着联系，我们接受得越多，则

与之的关系也就越密切。

这样，人与人之间便建立起了由各式各样的内蕴精神质所组成的关系。一般而

言，人们既离不开对物质的摄取以维持身体的存在；同时，人们也离不开精神性的

关系，它是人维持一个人的存在的根本。离开了精神性的关系，人也许还活着，但

却不是作为人而活，只是作为一个物而存在着。

弄明白了精神的特质，以及其与人的存在的复杂关系，我们便可进而求得超越

死亡的途径和方法了。

人的肉身当然会死，而人的精神性的关系却可永存，这是精神可以超越死亡的

第一个方面。当一个人与他人、与许多的人建立了各式各样的关系时，他的肉体虽

然经过一定的时间会必然地死去，可这些关系却保持了下来，它超越了个体生命的

限囿，通过与他人相系的精神性的纽带而超越了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下去。

很显然，这种精神性的关系对死亡的超越与人们在世间建立的关系之亲密程度

成正比。一个人在世间与他人建立的关系越紧密，其精神性的超越死亡就越持久；

一个人在世间与越多的人建立的关系越深，则其精神性超越死亡也就越广泛。可见，

人们从精神关系的方面想超越死亡也不是永恒的。人们若想更长久的超越死亡，更

广泛地超越死亡，就必须在活着时以一种好的人生观与人生态度去与各种人相交往。

不仅要与亲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且应该与其他的人也保持良好的交往。在人世

间的关系越多越深，也就意味着你超越死亡的追求越成功。

人的肉身当然会死，而人的创造物却可永存，这是精神可以超越死亡的第二个

方面。与人无关的物那就只是一个自然物，但若加进了人的智慧与主观的意识，则

就成了一个人的创造物。它实际上就是注入了人之精神的物，是人的意识的结晶，

此时，这个物就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了，它具有了某种价值，使社会或一些人愿意

去欣赏、保存。比如那些不朽的画作，撼人心魂的音乐，伟大的科学发明，等等。

创造了这些物的主人，由于将自己的精神和意识贯进了其中而得以使生命永存。

很自然的，人在创造物的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心血越多，则创造出的

物就越有价值，因此它在世间就会保存得越久，那么，人们通过将精神贯注在创造

物之上而达到的对死亡的超越就越有效，相反，则对死亡的超越就十分有限。

对死亡超越的追求对人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人生的定位、人生意义的确

立、生活的追求目标，等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个没有对死亡超越的追求者，

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容易沦入无所事事，或无所不为，或无所用心的状态；而有着对

死亡超越的企盼者，则在自我的生活中目标坚定，行为规范，有所作为。因此，当

我们从死亡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并意识到了死亡也有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后，我们就

必须树立超越死亡的追求，这不仅仅可能使我们经过努力真的达到了对死亡的超越，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方向，内蕴更为丰富，生活步入辉煌。

主要参考文献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美）米奇·阿尔博姆著，白裕承译

大块文化有限公司1998年版

《一起面对生死》，（日）山崎章郎著，林真美译

圆神出版社1995年版“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生死智慧》，郑晓江著，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

超越范文篇6

一、诠释学的逻辑演进

人类一经产生，由于交往过程中准确把握对方思想以及他人思想的需要，诠释这一现象也就出现了。文字发明以后，对文化典籍的而然地成为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而文化典籍也就成为诠释的重点。可以说，一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个文明通过对文化典籍的诠释而汲取营养的历史。

不言而喻，世界任何一个文明都重视对文化典籍的诠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文明之间在该上就没有区别。就与西方而言，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历史意识极为浓厚，所以，相比之下，大多中国人通过对文本的解释，表达了一种与历史的继承关系，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就体现得极为明显，中国历史上所谓的道统传承意识也说明了这一点。相反，西方传统中的历史意识就较为淡漠一些，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对历史学的蔑视就能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大多西方人通过对文本的解释，目的不是着眼于历史的传承，而是注重发现和发展一套普遍的原则。当然，上述比较只是就东西方的历史传统而言的。若比较当代的东西方文明的心态，笔者倾向于认为，西方人恐怕更具有历史感，而中国人的历史感反而淡漠了许多。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大量的诠释学思想，但却没有人系统地把诠释作一个研究对象加以系统地探讨，也就是说，中国没有诠释学这门学科。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的，“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套自己成体系的‘解释问题’的”[1]。把解释或诠释作为一个问题系统加以研究，并形成一门专门学科──诠释学（Hermeneutics，又译作解释学、释义学、阐释学），是在西方发端和发展的。

诠释学的最初形态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的注释圣经的神学诠释学，后来又发展出理解和解释法典的法学诠释学和考证古典资料的“语言文献学”，它们都是些关于理解和把握特殊的文本之技巧的学问。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是诠释学的创始人，他首次将诠释学从其诠释的特殊对象中分离出来，建立了一门以一般的诠释现象为对象的诠释学学科。

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定义为“避免误解的技艺”[2]，认为诠释学就是一种关于通过消除误解以达到对一般文本正确理解的的学科。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有如下六大贡献：第一，把诠释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一般的文本诠释；第二，扩大了文本诠释的范围，把它从文字作品扩展到讲话乃至讲话人或作者的个性；第三，认为诠释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理解文本的字面涵义，更在于透过字面涵义领会作者或谈话者内心世界；第四，发展了诠释的方法，在原有的理解文本字面涵义的语法解释法基础上，又提出了理解作者或谈话者内心世界的心理解释法，并把前者看作辅助后者的方法；第五，深化了对解释过程的理解，认为在解释学循环[3]中不是纯理性的，其中直觉、体悟或灵感的东西在起作用；第六，强调必须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因为作者对自己无意识的思想层面没有领会，需要诠释者把它揭示出来。从这六点上看，施莱尔马赫对一般诠释学的建构已达到了相当系统化的水平。

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曾经是施莱尔马赫书信和遗稿的整理和编辑者之一，还曾写作了《施莱尔马赫传》（生前只写完并出版了第一卷）和一些专门研究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文章，可以说，他是研究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专家。狄尔泰对诠释学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把诠释学发展成一种精神科学（即我们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一般方法论。

狄尔泰认为，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两大类，精神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前提和方法论特性，而诠释学实际上是研究精神科学如何成为可能和怎样成为可能的，他指出：“理解和解释是于精神科学的方法”[4]，“在当前，解释学必须寻求它与一般认识论任务的关系，以阐明一种关于历史世界的关联的知识的可能性，以及实现它的方法”[5]。可以说，狄尔泰对诠释学的建构就是在从事他所说的“历史理性批判”的建构工作。

在狄尔泰看来，在对历史世界诠释（或认识）之前，我们必须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即诠释何以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又可分为两个子问题：1、历史世界指的是什么？它与历史认识主体的关系如何？2、历史认识主体认识历史世界的自身根据是什么？关于第一个子问题，狄尔泰认为，历史世界本质上是人的生命及其表现。由于生命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所以历史世界是精神及其客观化表现。举凡历史世界中的制度、器物、文化等都是精神的客观化表现，它们可称之为客观精神。历史世界和历史认识主体既然都是人，都是生命，二者就具有同质性、共同性，共享着共同的人性，这就意味着历史世界在原则上被认识的可能性。然而，历史世界虽然是以个体生命为基础的，但是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制度、民族、规则等却不是从个人之间的共性出发所能解释清楚的，他们是由许多人的共同活动构成的，是些普遍的客观的精神，对这些现象的认识毕竟不同于对个人现象的认识。对此，狄尔泰的回答是维柯式的，即人能认识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还有一个问题，人都是有其独特个性的，历史认识主体能够对此认识清楚吗？狄尔泰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点的答案隐藏在关于第二个子问题解决当中。狄尔泰对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历史认识主体是活生生的处在历史境遇中的人，他总是在进行着对自己生命的直接体验，从直接体验中促成了理解，“在体验和对体验的理解的基础上，在这二者不断的交互作用中，我们形成了对他人及其生命表现的理解”[6]。更具体地说，人在理解自己体验的基础上，还在与他人、与历史打交道，由此而形成了对他人和历史世界的理解。从上述狄尔泰对诠释何以成为可能问题的回答上看，我们可以出狄尔泰所谓的历史科学或历史认识可能性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历史世界与历史认识主体的同质性；第二个条件是人对自己创造物认识的不证自明性；三是人的理解能力可以穿透历史的帷幕。

狄尔泰把其诠释学同时看作精神科学的方法论，他还具体地描述了这种方法的一般进程：运用诠释学循环原理揭示出对象的整体结构，而要作到这一点，就需要解释者去投入到对象，去重构、再体验它，也就是说，去再现出鲜活的生命精神的总体性。当然，这种再现或理解既是理性的过程，又不是纯理性的过程，它同时还是生命实在的领悟，因而，这个过程不能由一个逻辑公式来表示。在狄尔泰看来，精神科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就在于它能客观再现对象。

狄尔泰把诠释学奠定在生命的基础上，为诠释学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进一步对诠释学作了本体论的解释，把理解活动看作人（此在）的存在方式，加达默尔则秉承海德格尔，把诠释学发展成哲学诠释学，即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学。在西方诠释学流派众多，但相比之下，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影响最大。

二、加达默尔诠释学的超越客观性主张

1．效果──加达默尔诠释学的核心思想

加达默尔认为，在海德格尔之前，人们对诠释学的探讨是在主体如何诠释和把握客体的认识论和论以及技巧的层面进行的，其中存在诸多，这些问题──通过笔者的概括──从大的方面讲，表现为下述三点：一是把客体看成既定不变的，二是对主体的历史性没有足够的把握，三是对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过程把握得不够全面。这三大弊病显示了传统的主一客区分及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诠释学的不适用性，正如加达默尔以赞同的口吻指出的，“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存在问题的说明已经指出了主体概念和客体概念的不恰当性”[7]。具体来说，加达默尔的意思是，客体不是现成的，它要在主体身上得以展开和显现；主体也不是能脱离客体而现成规定的，它要从客体中得到充实。因此，理解的过程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的过程；理解和对象也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的统一体；既然理解行为使主体与客体相互规定成为现实，这就意味着，正是理解行为才使主体成为主体，因而，理解行为就不仅是个认识论事实，更是一个本体论或生存论的事实，它关涉到人的存在，关涉到人之为人的问题。于是，加达默尔接着海德格尔，对诠释学进行了本体论的转向，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效果历史思想。

加达默尔指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Dasein）的时间性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8]，也就是说，“理解就是人类生命本身原始的存在特质”[9]。理解的基本结构是按照他自身的可能性筹划自身，即超越自身，而这种筹划是在传统已经刻画在我们存在中的前见基础上的筹划。在加达默尔看来，前见是人存在的历史性的表现，也是人的理解得以可能发生的前提条件。前见的存在表明，人在认识历史时，已经预见属于历史，这意味着，前见架起了一座通往历史实在的桥。即使所理解的对象是历史中的个别现象，而不是历史实在全体，前见也能与之建立联系，因为该对象毕竟是历史实在全体中的一部分，它与历史实在有着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联。前见的存在还表明，所谓历史现象并不是已逝去了的封闭自足的现象，而是在历史上产生效果或的现象，是对我们发挥着作用的现象，因为，“当我们力图从对我们的诠释学处境根本性意义的历史距离出发去理解某个历史现象时，我们总是已受到效果历史的种种影响。这些影响首先规定了：哪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值得探究的，哪些东西是我们的对象”[10]。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接触到效果历史这一加达默尔诠释学的核心思想了。在加达默尔那里，效果历史是历史实在或历史存在通过研究者的存在（即此在或人的理解）展现自身的过程，也是此在通达或试图通达历史存在的过程。加达默尔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1]那么。理解本身怎么使效果历史呈现出来呢？这就涉及到效果历史意识问题了。

加达默尔认为，理解本身实际上是一种效果历史意识，而效果历史意识不可能对效果历史本身进行客观的探究，因为效果历史意识其实是效果历史本身中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可以说是对诠释学处境的一种意识，即在效果历史中历史理解的实在对自身与历史实在的关联性的意识。效果历史意识的作用方式和实现方式就是境域的交融（或视域的融合）。“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12]具体来说，理解者由其自身的前见形成了一个视域或思想世界，历史流传物也形成了一个历史视域或意义世界，这两个视域的交互作用并融合为一个大的视域整体，就称之为视域融合。视域融合的过程就是处理历史流传物与现在的紧张关系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效果历史意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在自身的存在中体现出了历史本身的存在。在加达默尔看来，所谓诠释学循环根本上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指的就是理解者的视域和历史流传物的视域的交互作用乃至融合的无限过程。

加达默尔继续深化其效果历史意识思想，认为效果历史意识并不是取消历史文本即他在的实在性，而是与他在达成和解，并进而主张把他在与理解者看作一种“我—你”的开放性的生命伙伴关系。在他看来，这种生命伙伴关系体现着的是交互辩证法或问和答的辩证法结构。当然，文本自身不会讲话和提出问题，它须通过我们根据文本自身的期待而讲述它自己。通过文本与我们的相互问答而达到相互理解和视域的交融，就是效果历史意识的真理。[13]加达默尔还指出，由于世界对人这个存在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的媒介，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把握存在，或者径直说，能够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就意味着，理解的完成或效果历史意识的实现只能通过语言。

加达默尔特别强调效果历史意识“与其说是意识倒不如说是存在”[14]，也就是说，效果历史意识主要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讲的。作为效果历史组成部分的效果历史意识，如果把它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谈的话，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完全识破效果历史的秘密，因为我们作为历史性存在的本质表明，我们“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15]。所以加达默尔这样谈论效果历史意识：它“在一个如此彻底的意义上是终究的，以致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整个命运中所获得的存在本质上超越了这种存在对其自身的认识”[16]。

2．历史认识要超越客观性

《真理与方法》是加达默尔的传世之作，该书主要谈了三大问题，一是审美领域的诠释学问题，二是精神（指与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科学）诠释学问题，三是语言在诠释学的地位问题。对第二个问题的探讨是核心。然而，围绕这个核心内容，加达默尔主要研究的却是历史学的诠释学问题，其中缘由，与加加达默尔非常重视人存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密切相关，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加达默尔有时把自己的关于精神科学的诠释学叫做“真正历史诠释学”[17]。

加达默尔对历史客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他看来，所谓历史客观主义，就是认为历史研究是为了获得客观性知识的主张。该主张力图把历史学改造成客观认识历史世界的一门科学，其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基础上的。针对历史客观主义，加达默尔首先指出了其思维方式上的弊端，他指出：“当今对历史客观主义或历史实证主义的所有批判在以下这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所谓的认识主体具有客体的存在方式，因此主体和客体都属于同一种历史的运动。虽然当客体相对于思维体是绝对的他者，即广袤体时，主体－客体的对立具有它的恰当性，但历史知识却不可能用这种客体和客体性的概念适当地作出描述。”[18]

加达默尔还具体地阐述了历史客观主义由其思维方式所派生出来的四大问题。一是关于历史客体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客观主义把历史客体看成一个过去了的既定对象的观点是错误的。“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当我们讲到某个自在存在的对象和主体对这个对象的接触时，就显然没有正确地描述这种理解。其实，在历史理解中总是包含这样的观念，即遗留给我们的流传物一直讲述到现在，必须用这种中介加以理解，而且还要理解为这种中介。”[19]也就是说，在加达默尔那里，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是效果历史，而效果历史又包括历史理解自身在内，用我们的话来讲，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是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的统一体。二是关于历史主体的问题。加达默尔认为，历史客体主义不仅对主体的历史性存在没有足够的觉知，以致认为对象可以被我们客观地再现，更重要的是，“历史客观主义由于依据其批判的方法，因而把历史意识本身就包括在效果历史之中这一点掩盖掉了”[20]。三是关于历史认识的过程问题。在加达默尔看来，历史客观主义主张把自身的历史意识置入和消融到历史对象之中，这不是对历史意识的正确描述。历史认识过程实际上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四是关于历史认识结果的客观性问题。加达默尔认为，对历史认识的结果根本不能用客观性来衡量，因为我们置身在效果历史的处境之中，而“处境这一概念的特征正在于：我们并不处于这处境的对面，因而也就无从对处境有任何客观性认识”[21]。

加达默尔也不赞成历史主观主义的主张，不过，他很少论及历史主观主义。当一些学者指责他是主观主义者的时候，加达默尔表明了其反对主观主义的立场。[22]其实，加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思想足以证明他是反对历史认识中的主观主义立场的。

加达默尔认为，历史认识根本上说是不能用客观与主观来度量的，是超越主观与客观的。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用客观性概念来衡量历史理解本身是不可行的。其次，历史流传物与我们是一种我与你的生命关系，谁把历史流传物仅仅看成加以研究的客体，并试图获得客观性认识，谁就破坏了这种生命关系。“如果我们把对‘你’的态度和对‘你’的理解这种表现人性认识的形式于诠释学问题，那么对应的东西是对方法的朴素信仰以及通过方法可能达到的客观性。谁以这种方式理解流传物，谁就使流传物成为对象，……他这样一来就使自己脱离了那种曾使他自身具有历史性实在的传统的继续影响。遵循18世纪方法论思想和休谟对此所作的纲领性表述的社会科学方法，其实是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陈词滥调。”[23]再次，历史认识本身也不能用主观性来量度，因为“的历史研究本身不仅是研究，而且是传统的传递”[24]。也就是说，历史认识本身的实现是要通过与传统的互动来完成，并非纯主体的行为。

在加达默尔看来，理解历史认识的本性需要我们“超越客体概念和理解之客观性概念而走入主观性和客观性之相互依存性的方向”[25]。在这里，主观性和客观性之相互依存性并不是说历史认识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而是说，历史认识不能用主观性或客观性来进行刻画。历史认识本质上刻画的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26]，刻画的是我的存在（即此在）与存在（即超越此在的大全）如何成为一体的。当然，加达默尔也不否认客观性概念在分析历史认识时的适用性，不过他认为这种适用性只涉及到历史认识的附属层面，“自然科学研究和精神科学研究之间的类比只是涉及到精神科学所进行工作的一种附属的层次”[27]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加达默尔的思想有时候前后并不一贯，笔者对之的梳理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逻辑一致性加工。

三、加达默尔超越客观性主张的局限性

1．认识的对象与效果历史

由上文可知，加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思想对历史认识论成立的合法性有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否认历史认识论的主体和客体这一对基本概念，认为用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把握历史真理；其次，认为历史意识（或认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的效果，这个效果还包括历史意识自身在内；第三，认为历史意识不可能对其对象有客观性的认识，用是否具有客观性来衡量历史认识从根本上说是不合适的。下面对这三点分别提出一些质疑。

主体把自身与外物区分开来，是主体能够对自身及其外物进行认识的基本条件。可以说，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思维方式是事物的基本的思维方式，反对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思维方式无疑是取消认识本身。加达默尔既然承认“反思性的结构基本上是一切意识所具有的”，[28]即承认在对象中认识自身是一切意识的基本结构，那么他也应当承认，在对象中认识自身必须以把对象与自身相区别开来为条件。可见，加达默尔对主体－客体思维方式的反对本身正是建立在对它承认的基础之上的。加达默尔关于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思维方式不适合用来把握历史真理的思想，其中的一个重要证据是我们在认识历史以前已预先属于历史，他指出，理解历史的“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29]，也就是说，在认识历史之前，由于前理解存在的缘故，我们总是与历史处在相同的状态之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前理解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性，只是说明人对历史进行理解时头脑中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具有主体性，只是说明主体的已有的知识图式在发挥着作用，而这些认识图式是传统在我们头脑中的积淀。应该说，加达默尔反对把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历史认识，实际上是把中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看作一般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这是加达默尔的一种偏见。我们认为，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主体与客体是绝对割裂、不能趋向统一的，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运用中都是一样的。加达默尔对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实际上批判的是把自然科学中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简单化地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倾向。他之所以认为主体－客体的思维不能获取历史真理，根本原因是对主体与客体相区分的思维方式作了片面的理解。

效果历史概念在考察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就处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之中。但是，如果把它同时又界定为包括历史认识自身在内的历史认识对象，这就有了。因为对效果历史的认识本质上是对人的历史性存在方式的认识，而不是对理解者所考察的历史实在的认识，加达默尔显然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认识混淆了。笔者以为，历史本身是合目的性的不断的链条，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认识的研究对象随着历史发展的长河永不枯竭的流淌会不断地改变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历史认识的主体也需不断地揭示同一历史对象在不同所显示出来的意义。但是，这只是说我们是通过现实这一中介去把握历史对象的，并不是说对历史对象存在方式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历史对象和理解者相互关系的认识。当然，通过现实这一中介去把握历史对象这种情况更不是说对历史对象的认识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的自我意识，因为后者的对象是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存在被仅仅看成历史认识主体达到自我认识的工具。把效果历史看作历史认识的对象，错在把需要通过现实（根据加达默尔的思路，现实体现为我的理解）来中介的客观历史对象本身偷换成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加达默尔还认为历史意识不可能对其对象有客观性的认识，也就是说，历史本质上是难以被客观地认识的，这一点也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一点，加达默尔的中心论据是，要对处境有客观的认识，必须得能把它作为对象，而这一点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历史认识主体不能把自身与客观历史存在物关系当作对象，这个观点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其荒谬程度如同意识似乎不能把自身当作对象一样。

显而易见，加达默尔对历史认识的对象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质疑，这种质疑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脱离现实这一中介来孤立、静止地考察历史认识对象的倾向，但与此同时，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认了历史对象离开研究者而独立存在的可能性。

2．视域融合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尽管加达默尔把自己的诠释学看成一种本体论，但我们认为，加达默尔的诠释学同时又是其认识论。因为他所使用的理解、效果历史意识等核心概念既有人的存在方式的本体论意义，又有标识人的意识活动的认识论意义。对加达默尔视域融合这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可能更有价值。

视域融合观点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历史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历史认识既不是对客观历史的反映，也不是主体通过客体所进行的自我意识，而是二者的合题，是主题已有的知识和从客体获得的知识的融合。显然，视域融合从意识上再现的是主体与客体二者关系的统一体。

视域融合的观点在描述文化之间的交融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以及现实对历史传统的继承过程等方面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用它来说明人对历史的认识过程，那它就是一个欠考虑的错误观点。加达默尔恰恰没有反思视域融合观点的使用界限，把它的使用范围作了片面的扩充，使之变成一个历史认识中的核心观点。他指出：对于“既不是主观的，又不是客观的”历史理解本身，我们应把它“描述为流传物的运动和解释者的运动的一种内在相互作用”[30]，理解活动的结果是“产生一种真正的视域融合”[31]。对加达默尔的这个观点及其引伸出来的否认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错误看法，可具体地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剖析：

首先，视域融合是有前提的，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在视城融合前历史流传物的视域和理解者自身的视域的区别[32]。在进行视域融合之前，我们必须真正地把握住对象自身的视域，而这就存在着对对象自身视域的正确认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加达默尔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恰恰是以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为前提的。

其次，即使是视域融合本身也存在着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因为，历史对象的视域可以客观地界定，理解者自身的视域也可以在逻辑上客观地界定（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识作为研究对象），更主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对我自身与客观历史存在的关系进行客观界定，既然如此，为什么视域融合本身就不能客观地界定呢？

第三，用视域融合的观点来界定历史认识的结果是片面抬高了历史认识主体性的地位。历史认识讲的是对某一个历史对象的认识，对该对象的认识，固然要发挥认识主体性即加达默尔所说的理解者自身视域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识主体性要与历史对象视域相互融合，只是说对历史对象视域的获得本身需要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换句话说，是主体性要融入客观性的。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说实质上是把客观性融入主体性之中，把对历史对象的认识变换为主体通过认识历史而达到的自我充实和自我认识。

第四，视域融合的观点不适合于用来描述历史认识。视域融合的观点本质上是对主体通过外物以发展和提高自身的存在方式的认识，而历史认识则是我们对客观存在的历史对象的认识，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加达默尔用视域融合的观点来考察历史认识显然是把我们如何从客观历史对象中获取正确认识与我们如何把获取的历史认识服务于我们自身这两者混淆了。实际上，从客观历史对象中获取正确认识与把获取的历史认识服务于我们自身这两者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正如物家在获取关于物理对象的正确认识与把这种正确认识应用于改造现实还有一段距离一样。应该说，这种混淆是加达默尔否认历史认识具有客观性的重要原因。

3．问和答的逻辑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在加达默尔看来，理解一个历史文本就是与文本进行的一次谈话，而谈话就是一问一答的交往过程，就是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可见，问答逻辑思想实际上是加达默尔视域融合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把诠释学的任务描述为与文本所进行的对话，显示了加达默尔思想的深刻之处。因为真正的谈话，必须得“确保谈话伙伴与谈话人有同样的发言权”[33]，而不能把谈话伙伴看作一个被审问的对象。这就意味着，解释者与历史文本的关系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前者是一种生命关系，后者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对于与自己同类的生命，我们自然不能仅仅把他当作物来认识。加达默尔看到了这一点是有其价值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加达默尔的问答逻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认识的特性作了独到的、深刻的刻画，为历史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不幸的是，加达默尔的上述思想只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但他没有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从问答逻辑思想得出超越客观性的错误主张。

加达默尔问答逻辑思想中超越客观性主张的中心论据是：“在重新唤起本文意义的过程中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已经参与了进去。就此而言，解释者自己的视域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视域却又不像人们所坚持或贯彻的那种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谈话中得到表述的事情并非仅仅是我的意见或我的作者的意见，而是一件共同的事情。”[34]除了这个中心论据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旁证，即，借翻译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中心论据（在加达默尔看来，“翻译者的情况和解释者的情况从根本上说乃是相同的情况”[35]）。用母语对不同语言的翻译就是一种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不可能完全表达原文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原文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对于上述看法，下面分三点予以质疑。

首先，问答逻辑不同于约定逻辑，问答逻辑是理解和把握谈话伙伴的意思的逻辑，而约定逻辑是两个谈话人互相达成共识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两个谈话者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真实意识，但不一定要达成共识。加达默尔把问答逻辑的过程看作达成共识的过程，显然没有顾及到问答逻辑的适用范围。

其次，在把握文本思想时，解释者自己的思想总是要参与进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不对文本的思想进行加工并转换成自己的语言，我们就无法对文本的思想有正确的把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把文本的思想变成一个不同于它自身的与我的已有思想相融合的一个新思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要向别人传达一些来自第三方的信息，如果加达默尔的说法正确，那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准确地传达信息，这自然是有悖于人类起码的健全理智的。显而易见，加达默尔片面扩大了理解者自身主体性的作用。

第三，在文本解释中，我们的确面临着不可能完全把握文本的困境，但这也不能成为对历史的解释一定是解释者思想与被解释者信息相互融合的证据。的确，由于历史的意义是开放的、甚至是无穷的，它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主体会有不同的显现，也就是说，历史的宝藏不同于自然的宝藏，自然的宝藏越挖越少，历史的宝藏是越挖越多，因而，社会历史领域中被解释者的信息一般不可能被解释者完全彻底地把握住。以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例，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篇，译成外文总是体现不出中文特有的味道。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把这一诗篇译成外文后，外国人总能明白其意思。这就是说，对历史的认识其实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的，是在相对中体现出绝对来。

我们进行历史认识，其是通过发挥主体性，尽量作到“我注六经”；如果采取“六经注我”、“视域融合”的办法，那就不是在进行历史认识，而是在借历史来讲自己。加达默尔借历史认识中的相对性的一面而主张解释者思想与被解释者信息的相互融合，表面上是在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

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争议，在、美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思想史、社会管理学、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领域颇有。当代西方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法国的保罗·利科（PaulRicoeur）、德里达（JacquesDerrida）、德国的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阿佩尔（KarlOttoOpel）、美国的罗蒂（RichardRorty）等都与加达默尔进行过讨论或争论。一些其他领域的思想家如意大利史家贝蒂（EmilioBetti）、美国文学史家赫斯（E．D．Hirsch）等都与之交锋。在交锋中，一些学者已对加达默尔的超越论主张进行过批评，并捍卫了客观主义的理想。限于笔者的能力，对这些批评不再论述。

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在我国也颇有影响，其倡导的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反对历史客观主义的主张已经渗透到我们一些学者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这里对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进行剖析，不能说是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

注释：

[1]汤一介：《再论创建解释学》，《中国》，2000年第1期，第84页。

[2]转引自加达默尔：《真理与》，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超越范文篇7

在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行政法著作有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观点，从整个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时，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范围。第二种观点，从具体行政行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力范围。第三种观点，从超越职权的表现形式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超越职权是指行政机关实施了无权实施的某种行为，即实施了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其他同级主管行政机关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行为。

在国外，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学理论的差异，各国法律规定和行政法著作对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所下的定义并不相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一）在法国越权之诉是最重要的行政法制度。法国的越权之诉是当事人的利益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到侵害，请求行政法院审查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并撤销违法的行政决定的救济手段。行政机关超越其权限范围以外的活动因而侵犯其他机关的权限，或在行使根本不可能属于任何行政机关的权限时，称为无权限。也就是说超越职权即无权限（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法国行政法》第67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二）在英国，行政机关越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超越法定范围，或者在法定的权限范围之内，违反法律的规定。根据英国法院的判例，越权行为包括：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程序上的越权；实质的越权（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英国行政法》第151—17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三）在美国，超越职权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和限度（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美国行政法》第565—59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以上国内外的有关行政超越职权的观点，各有特点，对界定超越职权的含义有一定的启示，值得借鉴和参考。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行政审判实践，行政超越职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超出了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范围或授权、委托的范围。这个概念既不像法国那样使用了“无权限”的概念，也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对超越职权所作出的定义。

对超越职权的处理，近现代许多国家均有有关的法律规定。但是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历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存在着差异。其中尤以大陆法系的法国、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及两大法系混合体制的战后日本等国最具特色，形成了法国模式、英美模式以及日本模式。

（一）法国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和《法国行政法》。）

法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主要是：第一，超越职权的行为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构成“暴力行为”的，如越权之诉当中无权限的“权力篡夺行为”（相当于文章前述的无权限），由普通法院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判令行政机关停止行为，恢复原状和赔偿等。第二，超越职权中更多的是不构成“暴力行为”，由行政法院按撤销之诉进行审理。法院的撤销判决是按照越权无效原则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行政法院不能直接判令行政赔偿、变更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第三，超越职权造成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害，可以由行政法院按照完全管辖权之诉中的损害赔偿之诉审理，实行公务过错责任原则。第四，与处理其他行政争议一样，处理超越职权也有多种方式和途径，如议会、行政机关、调解专员、仲裁等，但都是次要的，行政诉讼才是主要的。同时，为了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在诉讼程序上鼓励、方便提起越权之诉。如免除律师，不预缴诉讼费，败诉后收费标准十分低廉等。

（二）英美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

（1）英国的行政诉讼形成了同法国完全不同的模式。英国处理超越职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在英国，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其行政诉讼由普通法院管辖。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为主，辅之以行政裁判所的行政裁判和法院的法定审查以及王权诉讼。第二，越权无效原则是议会主权和法治的宪法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是英国行政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其行政诉讼的基础。第三，司法审查中可以采用公法和私法上的救济手段，全方位地监控越权，撤销其效力。这也是英国在处理方式上最具特色的一点。司法审查中的救济手段是指请求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宣告无效或撤销，禁止执行越权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定等。但这些手段对英王豁免，而另按王权诉讼处理。司法审查中的公法手段有提审令、禁止令、执行令、人身保护状；私法手段主要有制止令和确认判决两种。第四，行政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的损害应予赔偿，与一般损害赔偿适用相同的法律原则。除赔偿责任以外，还须返还超越职权的非法所得。至于英国及英王公仆的政府官员的一些越权和赔偿问题则依王权诉讼法审决。

（2）美国对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深受英国的影响，但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美国，只有行政裁判和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按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司法审查法及联邦侵权法进行审查。在处理方法上，除保留了英国的提审令、禁止令、执行令、制止令、人身保护状等普通法令状外，还可以依照宪法、行政机构组织法、特定管理法、管辖法、强制执行程序、反诉式异议等确定的标准、范围、方式进行司法审查。同时废除了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可以美国政府为被告。在赔偿上，基本上适用民事赔偿规则，赔偿范围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在美国，超越职权是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来规定的。越权无效是美国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否越权是司法审查的一个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越权行为，法院作无效撤销的处理，并可径行判决损害赔偿。

（三）日本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采取欧洲大陆的制度，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美国的影响，但仍保留浓厚的大陆法律制度传统，可以认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混合体制，体现了现代两大法系合流的发展趋势。日本模式在糅合两大法系体制的同时，也不乏其自身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合并诉讼和情况判决。合并诉讼是指当事人的恢复原状、损害赔偿及其他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在不服行政处分请求无效确认并予撤销的抗告诉讼中，法院有权一并审判。这样可一并解决纠纷，实现诉讼经济原则。情况判决是撤销之诉中的一种判决类型。通过审判查明争议的处分违法应予撤销，但若撤销则会对公益明显不利，这时便权衡原告受害及补偿情况和其他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处分的裁决不利公共福利则可作驳回请求、维持行政处分判决。当然，也不能为公益而牺牲私益，情况判决的主文中仍须宣告行政处分违法，并对原告予以其他救济或补偿。

上述法国、英美和日本模式各具特色，其中不乏值得参考与借鉴之处。例如：法国模式中方便当事人越权之诉的立法以及加重公务员过错责任的规定等；英美模式中对超越职权以各种令状实施的全方位监控等；日本模式中的情况判决等。

我国行政法制中对超越职权进行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违法无效予以撤销，造成损害的还要给予赔偿。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主要有：

（一）组织法上的处理。组织法上的处理主要是依照行政组织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内部上级对下级越权的处理，其处理的基本方法是撤销或改变。撤销或改变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宪法第89条、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51条等有关条款规定。另外，我国现行的单行行政法规中，其中不少也明确规定了上级行政机关、主管部门可以改变或撤销下级不适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属于“不适当”范围之列，因此上级行政机关可以依照组织法予以改变或撤销。在我国目前的有关法律当中，都未对“不适当”的含义、以及以何种形式依照什么程序予以改变或撤销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处理方式虽然是较为普遍、简便有效的方式，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即改变或撤销仅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缺少外部的有效制约，并且缺少规范化及程序化。

（二）行政复议中的处理。依照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4款规定，对超越职权的，复议机关可以作出撤销复议决定。撤销决定有三种方式：一是对整个行为违法或者虽是部分违法但不能分离者，采取全部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二是对部分合法部分违法且可以分离者，采取部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三是当被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原所处理的问题仍需重新处理时，适用撤销并责令被申请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另外，依《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复议机关有变更权，对明显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作出直接予以改变的复议决定。这样，对超越职权，复议机关不仅可以撤销、责令重新为具体行政行为，对其中明显不当者还可以进行变更（这一点与行政诉讼有所不同，行政诉讼当中是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才予以变更）。

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规定，超越职权造成损害的经申请人申请可责令被申请人赔偿。但是在立法技术上，超越职权的赔偿问题是纳入行政侵权赔偿范畴的，按照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处理。在实践当中，申请人可与请求撤销、变更的申请一并提出，也可以单就赔偿问题提出申请，复议机关也相应地作出单独或合并的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44条第2款的规定，行政赔偿的复议决定只能要求被申请的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赔偿，而不能直接要求具体工作人员赔偿。只有行政机关在赔偿后，方可向有过错的工作人员追偿。从我国实践中看，这种作法有利于受害者受偿，但是不利于强化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因为实践中往往因工作人员系内部人员以“集体行为”等借口而避重就轻，甚至不了了之。

（三）行政诉讼中的处理。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超越职权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条规定包括判决全部撤销、判决部分撤销、判决全部或部分撤销、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裁定准许撤诉或不准撤诉等四种情况。

（四）超越职权的行政赔偿责任。超越职权有可能构成行政侵权，这也是行政侵权的部分原因和表现形式。因此，当超越职权造成损害时，则必须依照行政侵权责任规则承担责任。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以及《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赔偿责任承担的具体方式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支付赔偿金等。另外，对名誉权、荣誉权损害应在影响范围内为受害者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或恢复名誉。在赔偿程序上实行行政处理先于诉讼处理原则。赔偿义务机关进行赔偿后，应责令有过错的工作人员或受委托者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亦即实行追偿制度。应受追偿的超越职权的工作人员被追偿后，如果其职务上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行政责任，而不得以追偿代替其他责任形式。

二、产生行政超越职权之主要原因

（一）行政职权日益扩张，行政法律、法规不完善，是产生超越职权的重要原因。行政是国家最早的一种职能。在封建专制时期，行政关系错综复杂，没有明显的行政界限，一切职权均属于国王或皇帝。行政和其他国家职能的区分，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经济生活不断变化，行政职权也随之不断扩张。到现代社会，行政职权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有集立法、行政及司法于一体之趋势。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模式可循，改革开放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行政机关不但可以国家法律授权颁布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而且在行政执法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还享有半司法或准司法权。这种集约式集权状况，不可避免地产生超越职权。

（二）行政法制监督不力，也是产生超越职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行政法制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不完善，许多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有的名不符实，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由于党政关系没有真正理顺，加之自身素质存在的问题，其监督的实际效果有限。新闻媒介又由于“框框”较多，致使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从理论上讲，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应当是最有效的。但从司法实践看，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法院的宪法地位没有落实；法院的人、财、物要依靠政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法律意识淡薄，明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职权，也不敢或者不会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致使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三）从行政执法主体本身的素质上看，由于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将竞争机制引入人事管理制度，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考核、任免、奖惩、权利义务等均未完全纳入法制的轨道。在行政机关进入的问题上，拉关系、走后门、搞宗派、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盛行，使一些不适合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进入行政机关工作，造成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互相扯皮，超越职权，滥用职权，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等弊端。

（四）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行政机关的行政经费统一由财政部门划拨，数量有限，在某种程度上造成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经费紧张。行政机关的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由于行政性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管理不够严格，以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由行政执法部门一个单位实施，都给执法者个人尤其是执法单位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些收入除上缴国库外，更多的是用于行政机关执法所需经费的支出和福利支出。由此，使许多不该收或罚的，收了或罚了；应该少收或少罚的，多收或多罚了；没有收费权或罚款权的，也要收费或罚款；造成了超越职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防止行政超越职权之对策

（一）精简机构，减轻政府机构臃肿。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是行政权力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都要求相应地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机构设置的总体格局及其职责权限，就成了国家生活中的当务之急。党的第十五届二中全会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是国务院机构改革跨出的重要步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优化结构，改善素质，从严治政，提高效率。

（二）完善行政法律、法规，严格行政权的设定。第一，完善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组织法，是我国行政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有关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组建、职责范围、活动原则、活动方式的许多单行法律文件组成的。行政组织法在行政法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尽快制定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法，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任务、职责、活动原则、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规定。通过行政组织法将科学的管理制度化、法律化，防止行政机关管理活动的主观随意性，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第二，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特别是对行政许可、公开、时效、执行、处罚等方面的行政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是当前行政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对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宪法》有关原则，我国近几年来制定的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规范行政程序的条文，应当在此基础上，抓紧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确立民主和公开的行政程序，建立回避、听政的情报公开等制度，将行政管理活动始终置于人民和社会的监督之下。第三，严格行政权的设定。行政权的设定，是指国家权力机关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赋予具体行政机关以行政权（注：参见皮纯协主编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第11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权的设定权原则上由权力机关享有。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行政机关未经授权或超越授权范围自行设定行政权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仅法律、法规设定行政权，连规章甚至一些基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一般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措施也创制行政权，且大多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要控制行政权自由膨胀的趋势，必须严格行政权的设定：一是涉及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等重要行政权的设定应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其他机关不享有这种权力；二是权力机关在设定公民实体权力的行政权时，要同时规定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和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手段；三是严格授权立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授权国务院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立法时，应当明确规定授权的内容、范围和条件，被授权机关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设定有限的行政权，授权机关要严格审查；四是除国务院授权外，各部委及地方各级政府均不享有行政权的设定权，不论其基于何种原因和理由所创设的行政权，都应坚决取消，以维护行政法制的统一，控制行政权的恶性膨胀。

（三）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素质。就目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看，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提高。

第一，公开竞争，择优录用。公开竞争是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确立的根本标志之一。英国、美国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均是以此为突破口和“杠杆”的。按照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1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国家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德才兼备的标准择优录用。”只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才能使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国家行政机关工作，把好公务员的“入口”关，真正有效地克服拉关系、走后门等弊端。这是提高公务员素质的关键。

第二，考核实绩，奖惩分明。根据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20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国家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条例同时对奖惩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这对克服多年以来形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弊端，为公务员的竞争提供平等机遇，提高整体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执法水平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完善培训制度，提高行政执法能力。国家公务员必须具备各种专门知识和行政管理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各个方面国家行政管理的专家。目前，在我国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理论知识培训；二是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三是文化知识培训。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四）加强行政法制监督。行政法制监督是指各种监督主体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包括抽象的行政行为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以及对政府工作人员是否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进行各种形式的监督（注：参见张尚鹜编著的《行政法教程》第236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可以说行政法监督是我国权力制约机制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第一，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作为监督主体可以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行政法制监督，这是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最高层次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实施的最有权威的法制保障。为使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名副其实，行之有效，应当解决监督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理顺党政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要避免行政行为变成党政行为，否则，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无法进行。二是尽快制定一些监督行政行为的实施细则，克服目前行政监督工作过于原则、笼统的现象。三是提高权力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应当多推选一些年富力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专业本领和实践经验的人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或担任人民代表，从根本上纠正目前存在的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现象，以提高监督的质量。

第二，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和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根据宪法规定所应享有的监督权，在国家司法系统内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至于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来行使行政法制监督权，同样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行使。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机制。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力。与其他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相比，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具有广泛、经常、有效和公正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是一种事后的监督，但它是别的行政法制监督代替不了的一种有力的监督形式。

第三，推行公示制度，促进依法行政。公示制度是将国家行政机关执法机关的职责范围、执法内容、执法程序、工作标准、期限等向社会全面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一种制度。推行公示制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对超越行政职权行为的产生是强有力的制约。

第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新闻记者被喻为“无冕之王”。人民通过舆论工具监督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我国宪法赋予的权利。新闻舆论的监督具有广泛性、及时性等特点，是现代社会进行法制监督的强有力手段。通过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使许多违法行为暴露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违法行为的揭露和追究，而且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当加快民主政治的步伐，让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使他们敢于通过舆论工具检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另外，新闻机构的改革也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使新闻舆论敢于揭露违法的行政行为，震慑违法行政者，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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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构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是我市加快产业和城市同步转型、提升城市能级的必由之路。以优先发展服务业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重点，把握机遇，创新思路，突破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发展传统服务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业，加快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构建“功能完备、动力充沛”的城市发展新格局。

二、发展目标

围绕我市“十二五”服务业发展总体目标，确保2011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达到40.5%；服务业投资增速确保20%，力争2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确保16%，力争17%。

三、主要任务

结合我市发展现状，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以提升品质消费为突破，重点围绕现代物流，商贸流通，总部经济和商务服务，信息、软件和服务外包，文化服务（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研发与工业设计），金融服务，旅游休闲，房地产和住房保障以及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业领域，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加强引导服务，促进服务业发展提速、结构优化、比重提高、竞争力增强。

（一）现代物流。年内力争完成物流营业收入2300亿元，物流业增加值增长20%以上。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1.2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10万标箱。整合现有物流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引导物流企业向物流园区集中。加快发展口岸保税、港口物流、城乡配送等新型业态，提高第三方物流层次和水平。以现代物流理念为指导，引进国际先进的物流管理经验和技术，加大物流组织形式的创新力度，扶持发展千亿级物流产业园和道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千亿级物流产业园年内新注册物流企业力争超200家，提升产业链的核心竞争能力。加快推进沿江12个码头泊位的改造加固工作和新港区建设，力争新港区5号码头一期工程年内开工建设。

（二）商贸流通。年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16%以上。大力推进品质消费，打造品质生活之城,稳定发展传统商贸业，重点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配送等现代经营业态，促进网络销售与实体店销售相结合的模式，推动市场交易电子化；加大城市综合体建设力度，加快推进万达广场、金三角城市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形成一批城市功能型、商务商贸型、都市生活型和交通枢纽型综合体。引导城市综合体项目错位特色发展，避免同构化趋向；强化文化、旅游、商贸互动结合，着力推动一批特色街区和品质消费示范区的建设和管理，形成一批集购物、娱乐、休闲、餐饮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旅游消费商圈，组织一系列品质消费主题活动。

（三）总部经济与商务服务。加大总部经济引进和培育力度，重点引进与我市优势产业相关联、行业领先的跨国公司，在设立区域性综合型总部以及投资、营销、研发、物流、金融等职能型总部。突出地区销售总部的引进，走差别化、特色化发展之路，鼓励本地企业优化经营组织方式，分离设立综合型总部和职能型总部。提升总部经济规模和水平，年内新引进项目20个以上，新开工项目5个以上，新增投入15亿元；积极发展会展业，国际会展中心要发挥场地优势，保持活动常态化；大力发展会计审计、涉外律师、企业咨询、资产评估等高端商务服务业，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层次。

（四）信息、软件和服务外包。年内新建三创载体50万平方米，新增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50家，培训服务外包人才5000人次，实现软件销售48亿元，同比增长37%，力争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营业收入增长30%。以三创载体为依托，提高产业孵化能力，加大对30家重点软件企业的培育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基础软件、嵌入式系统软件、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外包和先进制造业软件；以发展研发设计外包为方向，加快电子商务、检测认证、培训认证、客户服务、采购/供应链管理外包等流程类服务外包；加快发展医药和生物科技研发、高端咨询、数据挖掘等高端领域外包；加大软件出口和离岸服务外包力度，鼓励本地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发包给当地服务外包企业，提高境内流程服务外包比重。

（五）文化服务(文化创意)。年内文化创意产业营业收入增长25%以上。重点发展广播影视、出版印刷、动漫游戏、创意设计、演出娱乐等门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年内新引进文化创意企业30个，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链进一步形成。“中国裳岛”按照融文化创意、设计展示、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目标，尽快形成新的亮点。加快推进天安数码城、橙天嘉禾影城、广电大厦、凤凰文化广场等项目建设，推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转型提升，促进现代出版业、艺术品、演艺培训、会展广告等新兴领域发展。促进具有高成长性的文化创意企业做大做强。年内举办第11届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等重大节庆活动。

（六）科技服务(研发与工业设计)。年内力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20%以上。重点发展服装设计、船舶设计、模具设计等优势产业的工业设计。积极构建设计创意活动平台，打造工业设计信息集成和服务链；鼓励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来我市创办多种形式的研发机构；进一步完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开发体系，开展合作院校150家，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300项左右；加快发展科技研发中介服务企业，提高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成功率和复合型人才培育成功率，让科技创新成为经济转型发展、产业结构提升的主导力量。

（七）金融服务。年内金融业增加值增长20%以上。大力引进境内外各类投资基金，引进各类风投、创投基金总额超30亿元。政府出资1亿元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发挥产业引导作用。培育销售超亿元、净利超千万元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科技创新型企业2家。年内新设立农村小额贷款公司6家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2家，指导设立科技担保公司2家。扩大金融业发展规模，鼓励和引导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投资、典当担保、私募股权、投资咨询等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发展。

（八）旅游休闲。年内旅游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以上；接待游园人数18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0%。以南部不开发区域建设为重点，整合集聚各种资源要素，加快发展以一流的自然人文服务环境为前提，融观光、休闲、度假、美食、会展、演艺、运动等功能为一体的旅游综合区域，推动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型。扶持华西村观光、海澜国际马术俱乐部等特色项目；加快推进徐霞客湿地公园二期、顾山生态农业园、月城龙舟赛基地等旅游重点项目开发建设，完善长泾老街的旅游功能；组织好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等节庆活动，开展十万名上海市民、万名南京市民游等大型活动，提升旅游产业档次和功能，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

（九）房地产和住房保障。根据当前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发展房地产业，提升能级，彰显特色。引导开发企业向社会公共管理领域拓展延伸，促进民生服务设施和商品房开发相结合，大力推广低碳、绿色、环保、节能型楼盘，重点把握龙头企业和大项目，全年新建商品房项目上市面积不少于280万平方米，建设保障性住房42万平方米。【牵头责任单位：市住保房管局、国土局、规划局、建设局】

（十）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业。稳定发展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共服务业，加速部分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体育健身、卫生保健、特色教育培训、社区和家政服务等社会服务业，拓展服务业发展领域。完成学校基本建设投资3.8亿元，社会教育培训率达60%以上；支持举办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社会培训机构，创建和引进社会教育知名品牌；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亲子教育中心，力争在2012年投入运行；完善全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推动敔山湾医院（国际医院）等12个项目建设；以创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为抓手，着力推进“体育休闲旅游区”、“中国马术产业基地”、“区域竞赛表演中心”三大基地建设，年内承办国际攀岩大师赛等8项次以上国际国内大型精品赛事。

四、工作重点

2011年，我市将紧紧围绕服务业发展重点领域，大力实施“330”计划，带动和促进全市服务业实现超越提升。

“330”计划即三个“30”：扶持做强30家龙头企业和市场；启动建设30个重点重大项目；培育形成30个特色成长型亮点。

（一）30家龙头企业和市场。龙头企业和市场既要考虑规模总量、贡献份额，又要兼顾行业代表性和成长性，使之成为我市服务业企业发展的行业骨干和示范（名单见附表一）。

（二）30个重点重大项目。年内抓好一批投入较大、特色鲜明、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重点项目，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运、早见效，形成一批现代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名单见附表二）。

（三）30个特色成长型亮点。即重点服务业集聚区10个；品质消费示范区和特色街区10个；主辅分离重点企业10家（名单见附表三）。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调整我市加快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建立服务业工作每月例会制度，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要问题，督促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形成从总体规划—年度计划—重点任务—组织推进—考核督查的工作体系。各单位要主动筹划、靠前作为、加强协作，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二）开展系列活动。以各类活动为抓手，全力推进我市服务业大发展。年内组织服务业管理干部培训2次以上，开展服务业专题招商活动3次以上，组织全国性大型节庆活动3次，举行各类会展和商业促销活动10场次以上，组织服务业岗位技能竞赛、美食节等专项活动若干次，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城市更具魅力、活力、辐射力和吸引力。

（三）抓好主辅分离。继续推进工业企业主辅分离工作，注重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年内实现分离企业突破90家，销售突破120亿元、争取150亿元，实现税收2.5亿元。重点分离物流运输、营销贸易、研发服务、安装服务等类型，鼓励和帮助企业开展业务分离，支持成长性强、业态新颖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发展；抓好已完成分离企业的跟踪服务，帮助企业积极承揽社会业务，拓宽服务对象，促进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深化扶持政策，细化操作办法，做好政策兑现工作，发挥财政增量部分返还奖励政策的最大效应，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落实政策扶持。全面落实省、市和我市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市财政部门负责统筹服务业各类专项资金，市服务业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落实各项奖励的审核认定。重点支持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和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强化政策宣传和企业服务，营造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各高新区、各镇（街道）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全市上下共同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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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哲学；现象学还原；共主观性

胡塞尔的《第一哲学1923/1924》构成了从1913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到1929年《笛卡儿式的沉思》之间他的思想进程中现象学的里程碑和高峰；正如胡塞尔在1923年8月31日致茵加登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在现象学意义上并具有“第一哲学沉思”形式的哲学体系之构想，这些沉思作为“开端”，一定会从根本上开启真正的哲学。

胡塞尔在这里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是要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遍科学之开端部分和基础部分，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东西和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transzendentaleSubjektivitit），纯粹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又称“第一哲学”为“考古学”。第一哲学将严格科学的哲学当作最高目的理念。这种严格科学的哲学是彻底有根据的哲学。它是以确定的绝对自明的基础为根据，按照最严格的方法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哲学1923/1924》由上卷《批判的理念史》和下卷《现象学还原的理论》两卷组成。上卷《批判的理念史》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对超越论的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历史导论。在其中，胡塞尔按照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诡辩哲学的反应中产生的，并作为内在的主导目的决定以后科学发展进程的哲学目的理念，对哲学的历史进行了批判的考察。根据这种哲学理念，哲学应该是由认识者对他的认识成就进行普遍的和最后的自身考察，自身理解，自身辩护而来的认识，或者说，哲学应该是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而且应该是普遍的科学。在这种批判的考察中，使胡塞尔感兴趣的是历史上对作为认识之统一来源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认识。考察要揭示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动机之统一。这种动机作为发展的推动力，存在于一切想要成为真正的哲学，想要获得真正哲学方法的哲学之中。胡塞尔说，对于历史上的哲学的进步来说，决定性的转折在于，从前想要成为科学的诸哲学之所谓的科这里提到的哲学史上统一的动机，在胡塞尔看来，就是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追求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哲学之理想，而在其历史的具体实现过程中，这种动机就变成了追求实现超越论哲学之理想的各种不同尝试。胡塞尔的理念史批判正是针对这些尝试之成就与的。

在古代怀疑论哲学中，胡塞尔就已经看出了超越论哲学最早的倾向。古代的怀疑论哲学就已经以“超越论方式”将实在的宇宙，一般可能的客观性全体，当作意识的一般对象来考察了，它第一次实现了从朴素地专注于呈现着的对象向反思态度的转变，使进行认识的意识作为实行超越论功能的主观性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中。古代怀疑论通过将科学的目的理念追溯到进行认识的主观性，将真实的存在本身追溯到科学真理，并追溯到认识真理的主观性，而使当时新发现出来的实在宇宙与主观性之本质关联所带有的不清晰性变得清晰可见。因此它具有划意义。

在苏格拉底哲学中，胡塞尔看到了理性批判的萌芽形式。苏格拉底的伦批判正是回溯到一切正当性的最初源泉，即确真的自明性（apodiktischeEvidenz）。他第一个认识到理性的普遍方法的必要性，并认识到这种方法正是一种以确真的自明性圆满实现的进行澄清的自身沉思。他第一个认识到纯粹的和普遍的本质之自身存在。这种本质能够在普遍的和绝对的直观中，自身呈现出来。苏格拉底的方法是通过本质直观进行彻底澄清的方法。他要求用由这种本质直观而来的普遍理念对道德生活进行正当性证明。

胡塞尔给予柏拉图哲学以最高评价，称柏拉图有关严格科学的基本思想决定了欧洲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命运。在柏拉图那里已经有了“全部科学的总体”这个概念和“普遍科学的统一”这个概念，而这所意味的正是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的理念就是要成为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它力求在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方面都达到最终的有效性。在这里已经有了关于这种哲学之必然奠立和已经必然划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两个等级的概念。柏拉图将存在者看成是意义，并且认为，只有确真自明的被给予之物才可作为真理来认识。柏拉图第一个从诡辩哲学的悖论中看出了属于哲学之理念的真实存在、真理和认识活动三者的本质联系。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它是第一个科学论，并第一次使科学成为可能，正是因此它是科学之历史的起源。柏拉图意义上的科学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这样一种认识，它要求对它的每一个论断，每一个论证步骤，都能够作出普遍原理的说明。

关于近代哲学，胡塞尔认为，它的发展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以一种新的更严肃的主观主义，一种以理论上最彻底的，最认真的态度绝对证明自身为正当的主观主义，即超越论的主观主义，克服那种否定客观认识和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似是而非的、不严肃的、轻率的主观主义。

胡塞尔说，近代是从笛卡儿开始的。笛卡儿是哲学的真正开始者。在超越论哲学的历史上，胡塞尔给予笛卡儿以最高的评价，称笛卡儿是一切真正的超越论哲学之父。笛卡儿以他的《关于第一哲学的沉思》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笛卡儿发现了一切真正哲学之开端的基本形式。笛卡儿认为哲学应该成为绝对证明自身为正当的普遍科学。哲学所思考的是普遍的绝对的认识之正当性证明的方法，它拟定这种方法，并论证这种方法的正当性。笛卡儿第一个试图从理论上满足作为怀疑论论证之基础的无可争辩地为真的东西，并第一个从理论上占有了即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也要以之为前提的，并在以怀疑论进行否定时要返向地联系于其上的最普遍的存在基础，即对自身毫不怀疑的进行认识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他将超越论的自我看作是一切认识的根源，看作是真正的哲学应该借以实现系统的绝对可靠的发展之“阿基米德点”。正是笛卡儿的这种对超越论的主观性的发现，才使超越论哲学得以开始。但是胡塞尔说，笛卡儿本人并没有了解这种发现的真正意义，他对于超越论的意识科学毫无所知，他完全囿于客观主义的先入之见中。

胡塞尔指出，如果说笛卡儿在追求一种作为绝对被奠立的，绝对证明自身为正当的科学体系的真正的真实哲学时，偶然发现了认识问题，并要求一种应该先行于一切真正科学的有关知性的理论，那么洛克正是想要真正阐明这种理论，而且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洛克的新颖之处正是他将我思当成课题。洛克在其“观念”学说中就预见到了超越论的直观主义。洛克的哲学不仅按照它的原初形式，而且按照它以后继续发展成内在哲学的形式，都是通向真正的方法之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洛克是按照自然主义的观点行事的，在洛克那里，自我是预先给予的世界之中的心灵。

胡塞尔认为贝克莱是近代最彻底的、并且事实上是最有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近代经验主义和近代心理学最伟大的先驱者。正是贝克莱第一次系统地尝试使在进行认识的主观性中构成实在世界（物理的世界，动物和人的世界）成为理论上可以理解的。是他第一个提出了关于外在性作为纯粹自身封闭的意识内在性之现象的基本理论。贝克莱有关他人的身体与他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论，是第一个以内在性为根据而建立的有关超越性的理论。当然，贝克莱仍囿于洛克的白板论的自然主义。

胡塞尔在休谟的《人性论》中看到了有关纯粹现象学的第一个构想，尽管它具有纯粹感觉论和纯粹经验现象学的形态。胡塞尔认为，在休谟的理论问题提法中第一次呈现出一些可以看作是新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之预备形式的问题。休谟式的实证主义是怀疑论的完成，同时又是迈向超越论的基础科学的决定性准备步骤。休谟式的心理学是对于有关纯粹意识之被经验物的科学之第一次尝试，是第一个具体的和纯粹内在的认识论。在超越论哲学的历史中，是休谟第一个通过具体内在的，通过对于内在领域的实际研究，寻求解答关于超越的客观性如何在纯粹的主观性中，在纯粹意识中被构成，以及与此有关的认识如何可能等问题。几乎在休谟所有的论述中，都能够同时看到现象学的关联。尽管在休谟的怀疑论中没有一个命题能从科学上得到真正支持，但它却是一种直观主义的和内在的哲学，因此是真正的直观主义哲学，即现象学的预备形式。但是休谟的怀疑论只能导致一切哲学和科学的终结，而且休谟也同样陷入自然主义之中。

胡塞尔认为，莱布尼茨是近解了柏拉图理念论之最深刻的最有价值的意义，并据此将理念认作是在特殊的理念直观中自身呈现之统一的第一人。对于莱布尼茨来说，直观作为自身呈现的意识，就已经是真理的和真理之意义的最后来源，任何以纯粹自明性看到的普遍真理，都具有绝对的含义。莱布尼茨在对单子的根本特征进行研究时，把握住了意向性的根本特征，但是对这种特征作了形而上学式的理解，他没有认识到，意向性能变成科学上可以理解的，并可以是科学研究的课题。莱布尼茨系统地构想了一种有关作为意识生活的主观并在自身中构成客观性的那个自我之纯粹的和绝对必然的本质的科学，认为以绝对自明性看到的自我之本质特征要求一种完全是绝对的意义。他将这种有关自我之本质的科学认作是一切一般认识和科学之最终根源性（这种根源性的先验性Apriori是一切先验性都在其中在更高阶段上被构成的最深刻的先验性）的科学。但是胡塞尔指出，莱布尼茨的哲学仍是朴素的和客观主义的，在他那里，世界是在自然意义上被给予的，并且是按照自然的真理被认识的。

胡塞尔也给予康德的哲学以最高的评价。他说，康德在哲学史上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就在于人们谈论得很多却理解得很少的对于世界之意义解释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同时又在于他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科学—超越论的科学。他将这种科学看成是对于世界的意义之严格科学解释的唯一形式。胡塞尔认为，康德的超越论哲学是对全部哲学思想方式的革命，它标志哲学研究的一种全新的形式和一种新式的哲学理论类型。康德是将超越论哲学引入真正可实行的理论形态中的第一人。康德实际上拟定了科学的超越论哲学之最初的体系，拟定了一种关于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中建立真正的客观性之原则可能性的超越论的科学的理论。康德的哲学是从自然的认识方法向超越论的认识方法转向，从实证的或独断论的世界认识和世界科学向超越论的世界认识和世界科学转向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实现，是将自然，直观的自然和数学自然科学的自然，作为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内在性中被构成的构成物而从理论上加以理解的第一次尝试。因此康德的超越论哲学构成了向超越论现象学过渡的一个环节。但康德只是超越论哲学的开路先锋，而不是它的完成者。

胡塞尔对康德的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康德的理性批判以独断论的客观主义为基础，到处都运用了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假设。康德不知道现象学还原。他陷入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类学主义。他将人的主观当成心理能力的主体来讨论，将心灵和人格性的主观看作是与现实的意识相符合的超越物，表明他仍停留于心理学主义的立场上。总之，康德的理性批判是与认识本质固有的意义相矛盾的，它完全属于科学的认识论之前形态，本身并不是科学，即使按照可以作为科学之最微小的开端来看，也不是科学。

尽管有这些严厉的批判，胡塞尔并不否认自己的哲学与康德的哲学之间的联系。他说，尽管他自己的现象学从起源上就不是由康德及其学派直接决定的，但必须承认，它是一种将康德的研究之最深刻的意义付诸实际行动的一种尝试。

可以看出，胡塞尔的理念史批判完全是从他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超越论现象学哲学观点出发的，其批判的范围也严格限定于历史上可以看作本身具有超越论哲学之倾向、萌芽，或某种预备形态的哲学。这种批判一方面展示出在哲学史发展中处于预备阶段中的超越论哲学所呈现的各种形态和所取得的各种进步，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这些哲学的不足与缺陷，表明它们由于根本的不彻底性而陷于客观主义，人类学主义，心理学主义，一句话，陷入自然主义。因此这些哲学没有一种是真正的超越论哲学。而根本的原因是它们都不知道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这种批判的积极结果，就是引发了胡塞尔要重新开始的动机，即开始从根源上建立真正科学的哲学，即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

那么胡塞尔的哲学与这些历史上的哲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联系之中呢？

古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关于严格科学的哲学之理念，显然是胡塞尔哲学的一个来源。

就近代哲学而言，胡塞尔把他的哲学思想发展与历史上的哲学之联系归结为两条路线。他吸取了笛卡儿《沉思录》和洛克《人类理智论》的最内在的意图，这为他的现象学发展之可能性创造了前提。他一方面吸取了洛克心理学之合理的最内在核心，另一方面吸取了笛卡儿关于被绝对奠立的普遍科学之合理意义，以及为它服务的向超越论的自我还原的方法之目的设定的合理意义。在这些动机的共同作用中，他将被澄清了的经验的自我还原为超越论的自我，也就是将洛克的纯粹心灵的经验还原为超越论的经验，使超越论的主观性变成直接经验的领域，并变成经验研究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超越论研究是由心理学的描述的研究和发生学的研究产生出来的。这是胡塞尔思想发展的一条路线。

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另一条路线，是从莱布尼茨的动机出发的，而且是从莱布尼茨的柏拉图式的动机出发的。洛克对于柏拉图理念学说的解释对他的，与这条路线有联系。由此产生出一种柏拉图主义。将对于莱布尼茨作为“形式存在论”的普遍意义之再发现，以及莱布尼茨关于每一个对象领域都可以直观地获得的先验科学之要求（又是对于旧的莱布尼茨的动机之再发现），前后一贯地转用到心理学和超越论哲学领域，就产生出对可以用本质学方式实行的纯粹心理学和超越论哲学的必然认识。布伦塔诺对意向性的重要发现，对于这种哲学的真正实行提供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但是布伦塔诺在对意识领域之理解中，仍束缚于普遍的自然主义，因此并未达到意向分析和意向描述的真正的方法。

所有这些有时被胡塞尔从一个侧面追求的动机（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彼此相互联系的），最终导致一种以越来越高的自信为自己辩护的有关超越论的主观性的严格科学，即超越论的现象学。

胡塞尔由上卷《批判的理念史》的历史批判得出，哲学按照理念本来应该是绝对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但是历史上的哲学由于所指出的种种原因，并没有实现这种理念。胡塞尔由历史的批判还得出，一切正当性证明都在进行认识的，并能以超越论的纯粹性把握的主观性统一中有其最后的来源。因此哲学需要重新开始。因此需要一种有关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科学，一种有关根源的科学，一种“第一哲学”。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方法的，一切其它原则的最后来源。其它的科学由于它们的最终来源领域的这种共同性，本身必然呈现为这门唯一哲学的分支。但是历史上没有一种哲学是这样的哲学，只有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才会成为这样的哲学。在这样获得了超越论现象学之预备性概念—最普遍的目的理念—之后，胡塞尔就要开始单独实现这个目的理念，就是说，使符合这个目的理念的哲学———超越论现象学的哲学—从其最初的开端起引致现实的生成。该书下卷《现象学还原的理论》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

下卷虽然讨论的是方法问题，但实际上是要通过对现象学还原方法的讨论建立一种超越论的现象学形态的“第一哲学”，因此它涉及到了胡塞尔哲学的广泛。胡塞尔之所以将重点放到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上，可能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首先，一般来说，方法的构想与论证是哲学本身的本质部分。哲学按照其固有的意义，只有借助于一种能够从科学上进行最后辩护的思想而构想和论证的方法，才是可能的。哲学只有就其普遍的方法之系统形态达到最高的和最后的意识上的清晰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和真实的存在。其次，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完全不同于自然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自然态度的生活是专注于世界，忘我于世界的生活，而这种非自然态度的生活是一种彻底的和纯粹的对自身思考的生活。它要求系统地摆脱自然的现世主义态度，使一切世间东西都超脱世间性并将它们提升到纯粹的主观性。正是因为它的这种非自然的、非世间的超越论的性质，在自然的世间的生活中并没有关于它的任何提示说明的样板。因此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严重困难。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种更具体的原因，即为了弥补此前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理念》一书中对还原论述的缺陷。胡塞尔说，在那里采取的“笛卡儿式的还原的道路”虽然好像是通过一种跳跃就已经达到超越论的自我，但是因为这个自我毕竟缺少任何预先的说明，看上去是内容空洞的，因此人们就不知道由这条道路会得到什么，甚至不知道如何会由此获得一种对于哲学具有决定意义的，完全新式的基础科学。因此，正如对该书的反应所表明的，人们很容易就屈服于本来就很具诱惑力的朴素的自然的态度，并且在一开始就立即倒退回这种态度。由于这些原因，全面阐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就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因而也成了该书下卷的主要课题。而且正如该书编者在“编者导言”中说的，从1920年起，胡塞尔关于现象学“根本问题”的思考就已经集中于“通向还原的道路”了。为方便读者理解，这里就下卷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一、普遍的科学哲学之理念，绝对正当性证明原则和确真自明性原则

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所追求的目的理念，是普遍的科学哲学，而他所遵循的原则是绝对正当性证明的原则和确真自明性的原则。

胡塞尔说，哲学的彻底精神使它本质上不同于任何停留于朴素性之中的其它文化信念，哲学从根本上反对一切朴素性，并试图通过克服一切朴素性而获得最终真理。一切实证科学由于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被认识客体的起源（认识活动之赋予意义，确立存在的功能），没有研究进行认识的超越论生活和有所成就的活动，因此是朴素的，抽象的，片面的。即使是将主观性及其认识活动当成课题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因此，面临开始的哲学家，对以前以朴素的实证的态度获得的一切认识成果、真理、理论和科学，不再满意了。于是对于继承下来的哲学和科学的朴素性的批判就成了第一哲学的沉思之最初的和必然的部分。这种批判，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以实证主义精神建立完全是直向地指向世界和一切可认识物之绝对意义的科学与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一切认识成就的根本东西，引向形成意义和有效性的意识的主观性，引向进行认识的和有所成就的认识活动和被认识的存在之间的相互关联。因此使人们能够预期一种新式的科学和哲学，一种返向地指向作为一切进行认识的理性和理性形态的，作为一切科学的根源领域的“超越论的”主观性的科学。由此获得一种作为普遍的和绝对的科学的有关这种原初提供根据的主观性的普遍的科学哲学之理念，并由这个哲学理念之可理解性中产生出绝对正当性证明之原则。开始的哲学家只想要绝对被证明为正当的、系统的和普遍的认识。他必须对这个目的之意义和实现这个目的之可能性进行思考，而这些思考的内容就构成通向哲学之路的必然的开端，并形成方法之基本部分。哲学本身的内容正是从这种方法的运用中，作为被绝对证明为正当的理论之体系产生出来的。因此胡塞尔说，这种普遍的科学哲学必须将绝对正当性证明的原则放到前面，要求在最严格意义上遵守这个原则。它要求哲学的确信应该是绝对自明的确信，是一种进行看的确信，一种绝对自身给予的确信，并将自身给予的绝对的最佳值看成是一切判断，一切意见之正当性的最后标准。这就是有关认识和合目的活动之方法上的第一原则，即自明性原则。

但是一切自明性又必须作为自明性而证明自身为正当的。在反思的意识中，将在判断的确信中被意指的意义内容的诸成分，与自身给予之物的诸成分比较，就意义内容的诸成分之被充实程度逐一检查。得到完善充实的成分被称作具有切合的自明性。（AdaguatelEvidenz）切合的自明性的特征是，这种由绝对自身给予而被把握的东西不可能是非存在或可疑存在。因此这样的自明性又被称作确真的自明性。

切合的并因此是确真的自明性这个指导原则，是认识的正当性证明之“形式的”而且实际上是不可超越的理想，也是哲学开端的指导原则。针对开端本身的考察涉及的正是询问作为最初的自明性必须获得的那些切合的自明性，因此所涉及的是要获得被规定用于整个哲学建筑之基础的那些被证明为正当的认识之基本领域，即超越论的主观性。实行现象学还原正是为了获得这个具有切合的自明性的基本领域。

二、现象学还原的两条道路

对现象学还原的论述是该书下卷的中心。胡塞尔在这里提出了现象学还原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对世间经验的批判通向超越论主观性的道路，由于这条道路只不过是对在笛卡儿的最初几个沉思中隐藏的（而且也是对笛卡儿本人隐藏的）深刻内容的澄清和强调，胡塞尔又称它为超越论还原的笛卡儿式的方法。第二条道路是胡塞尔称作由心还原而通向超越论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下面就这两条道路分别作一些简介。

（1）第一条道路：通过对世间经验的批判通向超越论主观性的道路

胡塞尔是由探讨外部经验是不是切合的知觉这个开始的。他通过对个别空间事物的知觉结构，全面联合的总体知觉结构，以及处于连续进展之中的知觉过程的结构的指出，由于其本质结构的缺陷，世间的经验不可能达到切合性。他说，每一个别知觉一方面具有在它当中真实地被意识到的诸规定内容，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空的附带意指和预先意指的内容，这后一种内容并不是真正自身给予的。被知觉的空间事物总是依赖人们的经验的继续证实，而经验只能由经验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而且始终只是假定地证明为正当的。由于知觉本身的这种普遍本质结构，知觉的不切合性是不可消除的。因此空间事物性被给予之物的不同存在甚至非存在是无限可能的。

全面联合的总体知觉之普遍的连续性使我们持续地意识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但是外部知觉活动的连续的流事实上是以连续校正的形式进行的，通过校正消除一切不和谐而达到和谐，使人们总是能够意识到一个同一的世界在此存在。但是，尽管迄今为止普遍的世界知觉一直是以这种和谐统一的方式进行的，并不能保证今后一定会继续这样进行。这种和谐统一的结构也可能会解体，因而为世界根本不存在留下了可能性。因此根本谈不上世界确真存在的必然性。

不仅个别的知觉和全面联合的总体知觉的结构有这种偶然性性质，而且连续进行的知觉过程之普遍结构也具有这种偶然性性质。每一个知觉作为对事物的知觉都随身带有对未来一致的过程或通过可能的校正达到一致的过程之预期，就是说，相信知觉以后仍继续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这是世界知觉连续进程的普遍结构。但这是一种单纯经验上的相信，因此可能得不到证实，前后一贯的校正过程的结构可能会解体。因此世界的实存是十分可疑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假象。

在这样完成了对世间经验和世界实存的批判以后，胡塞尔就将这种批判的结果用于的目的。他说，这种批判的结果表明，世界并不需要存在，不需要曾存在过，也不需要今后存在。开始的哲学家作为首先想到的开端将一切普遍推翻之后，呈现给他的就是这个认识：“我在”；还有这个认识：“世界存在”。但是世界的存在是在完全不切合的经验中被给予的，因此世界的存在也必须包括在普遍的推翻之中。那么“我在”的情况如何呢？

胡塞尔说，如果假定这个世界不存在，那么作为世界之部分的我的身体也不存在，因此作为人的我也不存在，于是就什么也没有剩下。然而被所有这些当作前提的知觉世界的活动却存在，并且我本身作为知觉活动的主观和世间的知觉活动在其中进行的整个具体的心理生活的主观，连同我的全部生活都存在，并且仍是我之所是。因此，如果我的经验的客观世界被消灭了，那么我，经验这个世界的纯粹的我，并没有因此被消灭。因此必须区分：在世间的自身经验中，知觉上原初给予我的人的此在，和在超越论的自身经验中，在纯粹反思的自身经验中，原初给予我的超越论的此在。在世间的自身经验中，我是心灵和心灵的自我，它属于被经验到的身体，这个自我会和身体，和世界一起消失。而纯粹的或超越论的自我并不随世界的消失一起消失，它并不拥有由我的世间经验而来的实存的意义，它的确不是什么世间的东西。我的纯粹的自我及其进行经验的生活仍然有效，它是我的考察得以进行的整个基础，如果抛开这个基础，我的考察就会是绝对无意义的。

这种对世界的排除，就是实行现象学还原。胡塞尔说，揭示超越论的主观性的方法根本是必不可少的。单纯的反思，不管多么完善，如果没有这种方法，就仍是的心理学的反思。在自然的平淡的生活中，没有理由要超出这种自然的态度。但是如果在我朴素地实行世间经验时，我赋予世间经验的那种有效性不起作用了，我将这个世界完全勾销了，那么这种超出自然的态度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时保留下来的就只是我的经验这个世界的自我和我的生活本身。因此在这里就是：“我存在，当我经验着这个对世界的经验时，我存在。”即使没有任东西存在，并且不管世界和人等等是否存在，这个进行经验的生活都存在，我的生活都存在。只不过这是一种超越论的生活，在其中实行的是将世界排除的态度。于是超越论的主观的存在及其生活领域就被作为超越论批判的课题揭示出来了。

（2）第二条道路：从心理学还原通向超越论还原的道路。

胡塞尔说，建立在被经验的世界可能不存在这种证明之上的笛卡儿式的还原，只具有一种有限的结果。它通过设定被经验的世界不存在，将目光仅仅指向作为进行经验的，此外也作为未被这种不存在涉及的主观性的主观性。因此这种方法必须得到进一步扩展，以使任何有关世界的思想设定完全失效，也使任何理想的对象性东西完全失效。为了划定超越论的主观性的整个范围，必须做一些补充的。只当这种研究结束，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本身才能作为一种成熟的方法建立起来。这条新的还原道路，即从低级阶段的单纯现象学－心理学还原有步骤地上升到高级阶段的超越论还原的道路，具有一种巨大的优点，即它向我们展示出对主观东西本身的结构（悬搁的可能性就是基于这些结构）之最广泛最深刻的理解，并提供了对主观性的纯粹意义之最深刻理解。因此胡塞尔说，它不仅提供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现象学的还原的现象学。

这条新道路从那个实行随便什么行为并以自然方式与随便什么意向客体关联的自然的朴素的自我出发，对每一个别行为实行一种类似于在笛卡儿道路上针对世界与世界经验实行的悬搁。在这里进行反思的自我有可能在以自然方式实行反思时同时就变成漠不关心的自我，他排除对被反思的自我之当下兴趣的一切参与，禁止在这个方面进行的批判和认识中指向真实存在的一切企图。于是这个进行反思的自我在这样的悬搁中就发现了现象学上纯粹的行为，但这种纯粹性尚不是超越论意义上的纯粹性，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纯粹性，是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纯粹性。但是胡塞尔说，在经验的－人的自身行为上实行的这种个别的还原中，能够展示出一条获得超越论的主观性的道路。其方法就是，代替上述的操作，我直接将自己构想成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自我，这个自我实行超越论的－现象学的还原，将自己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变成一般现象学的经验和研究之敞开的无限的领域。这样，我就变成了超越论的观察者，我的悬搁本身由于它在一种以前的心理学的还原尚不知道的意义上是普遍的和彻底的，而变成了超越论的悬搁。在这条道路上，我不仅获得了作为超越论的我的我本身，而且还通过将他人的主观性也包括到这种方法中，而获得了超越论的共主观性（Intersubjektivitat），作为以超越论方式把握的个别自我的超越论的共同体的超越论的全体自我。

在这里应该注意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心理学还原的特征说明。胡塞尔说，处于自然态度之中的心理学家，生活在他熟悉的周围世界中，并不需要放弃现实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放弃客观的东西。为了获得纯粹心灵的东西，他只要求对个别行为及其意向性东西实行某种程度的还原，对被当下行为设定有效的客观东西暂时加括号，世界与人在背景中作为已经获得的习惯财富仍然有效。因此他实行的是一种抽象的行为，通过抽象，一方面获得单纯物理的身体这个成分，另一方面获得纯粹的心灵这个成分，而且正是作为“成分”获得的。而在以自然的普遍性实行这种抽象时，则导致整个世界的心灵成分，即一切人和动物之存在的纯粹心灵全体。胡塞尔说，这种个别地进行的，只对个别呈现的存在有效性加括号的现象学还原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是处于无限的生活关联的普遍统一之中，处于自己的和共主观的（intersubjektiv）生活的无限性之中的。这种生活本身是无限生产的，而且又是在对现在的地平线（Horizont），过去的地平线和将来的地平线之侵入中无限呈现着的有效性之普遍统一。因此这种个别的还原始终还是留下了一些隐蔽的有效性和这些有效性之无限的作用范围。

在胡塞尔关于超越论的普遍悬搁的说明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关于地平线意识的揭示，也即关于对具体的知觉行为结构中的前景意识和背景意识的区分。前者指自我行为特别地指向的课题，以及课题本身所涉及的一切东西。后者指使空间对象的背景被意识到的意识地平线。胡塞尔说，我的生活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我决没有无地平线意识的被知觉物。每一个被知觉物只是作为具有其看不见的里面和看不见的背面的正面之呈现而被给予的。这种未被看到的里面和背面，是“非直观地”被意识到的，但是这种直观上空洞的意识仍然还是意识，是一个意识的地平线，当注意的目光指向那里时，人们就会注意到它。而且每一个被知觉物不仅有其非直观的内在的地平线，同样也有其非直观的外在的地平线，即它的空间和空间事物性的环境。这种环境首先是一个确定的预示的领域。实际被知觉到的东西由这个领域让人们去注意直接地邻近地共同在此存在的东西或能够预期的东西。这种预示任何时候都能够变成现实。当注意力指向那里时，被指示的东西就被意识为一起在此存在的现实性。这些空的地平线包括整个世界，将整个世界当作可经验的无限性包括于其中。世界之总是新的领域会在可能知觉活动之理想的全体中逐渐被知觉到。这种意识地平线不仅包括现在的周围世界，而且还包括过去与将来之敞开的无限性。在生动地流动着的现在本身中，包含着被意识到的过去的领域和将要到来的领域。这种地平线以特殊的方式包含着所关联的有效性之无限性。这种关于现实周围世界地平线的分析，对于理想的世界也是适用的。相关联地，在流动着的经验之每一阶段的结构中，都以地平线形式具有关于我的周围世界在此存在的确信。

正是这种有关地平线意识的说明，为胡塞尔提供了一种能使连续流动着的生活所包含的一切有效性一下子全部失效的手段。胡塞尔说，我的反思不仅能够针对我的各种各样个别的行为，而且也能够针对我的一段生活，最后也能够普遍地通观我的整个生活，并为我的整个生活作决定。如果我为了一种普遍的批判并为了能够由真理和真实性之根源形成新的和真正的生活之目的，而去追踪最高的意义，并去探询所谓的极限状态，我就能够达到一种与对生活之普遍概观相关联的以反思方式进行的自身规定，即同时禁止现在对我有效，以前曾对我有效，和将来会对我有效的一切有效性，将一切有效性普遍悬搁起来。这种普遍的悬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通观我的生活，相关联地，同时就意味着通观世界。这种通观也是一种行为，它的对象是我的这整个生活对于在其中曾被设定和正被设定的对象性全体的意向关联。我对这里的对象加括号，使我的行为之地平线含蓄地包含的全部有效性失效，而只保留地平线意识本身作为进行设定的意识为有效。于是我就获得这个通观自身的行为之纯粹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不仅对我现在的生活，而且对我过去的和将来的生活也如此行事，我就能够获得本身绝对自成一体的我的全部纯粹的生活，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为我在此存在的周围世界之存在与非存在的情况如何。因此我能够纯粹就其本身考察我的纯粹的普遍的生活。

胡塞尔说，这样我就彻底实行了超越论还原这种新方法。超越论还原的方法使我放弃一切对世界的自然相信，使我停止将我看成一个现世主义者，一个自然的人，由此而为我敞开一个全新的经验之无限领域，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之经验领域。这个新经验领域对我这个正在开始的哲学家所以是最重要的，正是因为“我－在”之在最初的把握中已经显露出来的确真的自明性。这种东西并不包含在自然的宇宙中，也不可能包含在其中。胡塞尔说，在我思的自明性中，以及以能够间接奠立的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中，就存在具有绝对正当性证明的和具有我所寻求并能够最终达到的哲学意义的一切可能的真理与科学。对超越论的自我的认识，是在最后的和最高的意义上真正令人满意的一切科学认识和使哲学的生活成为可能的一切哲学认识的唯一源泉。正是因此，胡塞尔将哲学本身定义为：超越论的主观性根据超越论的自身经验及其派生物对自身之以系统的超越论的研究形式进行的系统阐明。胡塞尔说，超越论的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通过排除一切自然的真理，通过普遍的改革，而自动地实现绝对证明为正当的一切真理，将真理由其有效性之隐蔽的相对性中突出出来，并置于绝对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上，一切相对性东西都处于清澈的主题之中，并在普遍的转换中变成绝对认识的主题。

另一方面，忠实于彻底精神的胡塞尔又指出了纯粹现象学的超越论的朴素性之可能性和对超越论的经验实行确真批判的任务。他说，如果我们完全抛开哲学的目的，我们仍能够实行心理学阶段的现象学悬搁和超越论阶段的现象学悬搁，并能够实行所属的一切意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朴素的经验和超越论的经验，朴素的科学和超越论的科学，同样也是对立的，而且正是在“朴素的”和“超越论的”二者对比的意义上是对立的。

但是胡塞尔说，我们也能够通过以下方式规定“朴素的认识”的第二个概念，即指并非由绝对的认识之理念指导的，并非由绝对的和全面的正当性证明而来的认识之理念指导的认识活动。我们也能够更普遍地就每一种采取的态度，每一种理性生活，按照这样的对立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不仅未被超越论的悬搁触及的一切自然的认识活动是朴素的，而且建立在超越论的主观性基础之上的认识活动也可能是朴素的，只要它没有受到确真的批判，只要它对超越论认识的绝对正当性证明不做任何询问。

三、超越论的自我学和向共主观性还原

胡塞尔说，超越论还原是向超越论的主观性还原，因此是向这个进行还原的我的超越论的自我和我自己的超越论的生活还原。在这里，我能看到的真正存在的东西，只不过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认识者的——生活之意向的事件。这样我就处于超越论的唯我论之中。因此超越论的现象学就只有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学才是可能的。作为现象学家我必然是唯我论者。胡塞尔说，这就是他对于现象学还原最初的认识，而且在他发现移情作用（Einfiihlung）的道路以前许多年里他都没有看到将它形成为共主观认识的任何可能性。移情作用道路的发现，对于使一种完整的超越论的现象学成为可能，并在更高的阶段上，使一种超越论现象学的成为可能具有决定意义。

胡塞尔说，超越论还原直接地得到了我的自我，间接地得到了借助于可经验的身体而被指示的或可被指示的这个和那个超越论的他我，并且一般而言，得到了无限多的超越论的主观。

借助这种移情作用首先得到了他人。胡塞尔说，我的身体是我唯一能在其上以绝对直接的方式，原初地经验到心灵生活之体现的东西。我的身体是知觉他人身体的原身体，所有关于其他身体的经验都是由这个原身体派生出来的。他人的身体只是就其与我的身体和在我的身体上赋予其物理性行为以赋有灵魂的表现的那种东西相似而言，才能被理解为身体。但是在对他人身体的知觉之意义中包含有某种间接性，正是这种间接性将对他人身体的知觉与对我自己身体的知觉从本质上区分开了。在他人身体中体现的心理东西是以间接呈现（Apprasentation）的方式被意指的。在我自己的原初身体性中，我有一种关于主观东西结合到事物性显现者中的原初体验。当我在他人身体上知觉到这个在全部举止中与我的身体相似的事物时，我只能将它理解为在其中有主观东西得到体现的东西。借助移情作用，我作为自我就以知觉形式拥有关于其他主观，任何他我“亲身”在此存在的意识。我的这种移情作用也可以在他人身体中或借助他人的身体表现出来。据此我能将另一个人经验为某人，他本身又能够以另一个他人这种形式经验第三人，而这第三人又能够以同样方式经验第四人，如此等等。根据这种相互在此存在的原初形式，就形成极其多种多样的我－你－行为和我们－行为。这些行为对于其他人和作为统一的相互交往的众多人，又是可以移情的。这样一来，极其多种多样的共同体生活就变成可能了。不仅是众多的主观在生活，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借助移情的经验的意向性，提供作为他的他人的所有其他人，这些其他人作为共同在此存在的其他人，处于他的实存领域之中。而且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所有这些其他人处于联系之中。

胡塞尔说，如果在移情作用上以还原方式获取其现象学成分，就会遇到根本新奇的东西。我可以如同在我自己身上做的那样，通过仿佛进入到他们的行为生活中为他们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知觉、回忆、预期、想象等等，将纯粹主观性突出出来。于是我就在他我中发现了作为他人意向成分的一切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在直接的意向性和间接的意向性中，可能有相同的东西同时被给予，并作为相同的东西被视为同一；例如，我经验到某物，同时我经验到我的邻人通过经验指向同一个东西，一个第三者在观察这个邻人指向这个东西，等等。因此对移情作用的超越论解释表明一种向他人的主观性过渡，与此同时也向超越论的主观性过渡。胡塞尔说，在这里经验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改写为超越论的经验。并在超越论的经验中表明其真正的意义。所有那些在各个方面都属于持久的和总是能够得到证明的对一个世界—一个由时而经验到，时而没有经验到，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的事物构成的世界——所确信的东西，在超越论上不外就是一种具有稳定的本质结构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能够确定地描述的系统，一种具有连贯的超越论的联系的经验和和经验可能性之系统；我能够在超越论的经验中和进行构成的直观中经历到这种联系。事物本身的此在，经验对象的此在，都不可分割地包含在超越论的经验关联的这种系统之中，如果没有这种关联，它就是不可想象的，并且根本就是虚无。其他主观随身带有的也正是这样的经验系统，并且一个主观的经验系统之意向客体，与另一个主观的经验系统之意向客体是同一个东西。

由于移情作用生效，我与他人在被知觉到的空间事物方面的广泛序列中相符合。而且他人的超越论的主观性在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被准当前化（Vergegenwartigung），我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也在他人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被准当前化。正是在这里胡塞尔将事物性的周围世界在与人格关联方面的特征称作是共主观的（intersubjektive），即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周围世界，对于在我的主观性中间接呈现的和可间接呈现的每一个人而言同一的（dieselbe）周围世界，不仅在一个超越论的主观性中，而且在这些主观性之共同联结起来的全体中同一的周围世界，并且是每一个人可能的诸知觉之系统的以及一切在他之中间接呈现的他人可能的知觉之系统的基底极，而这些他人都带有被辩明是同一基底的附属的诸基底。

在主观性中只能通过间接呈现，但不能通过知觉被构成的东西，也就不再是内在于它之中的东西，而是超越性东西。这是在这里唯一能如此这般称谓的超越性（Transzendenz），即他人的主观。只是通过这种解释性的经验，与彼此超越的诸主观性相关联的共同体才被建立起来。内在于每一个别主观之中的对象性东西，如果不是实项地内在的，就能够被共主观地视为同一的。因此，世界是共主观的－理念的－内在的。胡塞尔的结论是，一切客观存在都是超越论的绝对的共主观的“产物”，而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不可以再被理解为人。

四、现象学还原通向超越论的唯心主义

由现象学还原揭示出超越论的自我、超越论的他我和超越论的共主观性以后，胡塞尔便谈到了现象学还原的哲学意义。他说，由于对现象学还原的意义和成就的误解，人们以为纯粹现象学唯有作为超越论的自我学才是可能的，因此只能作为超越论唯我论才是可能的。只有最深刻地理解现象学还原的意义，才能防止这样的误解。胡塞尔说，现象学还原的道路通向超越论的唯心主义。其实在正确理解的现象学还原中，已经预先指出了通向超越论唯心主义的进军路线。因为整个现象学只不过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第一个严格的形态。超越论的现象学作为最严格的科学，是对这种唯心主义之真正意义的第一次精确的澄清，是以最有说服力的形式对这种唯心主义所做的第一次真正的证明。

胡塞尔说，在自然态度的反思中已经表明，世界，我总能有意义地谈论的世界，是我的认识活动之被认识物，我的意识之被意识物。当我转入到现象学的态度以后，就比自然的反思者更认真地实行这种对于一切认识事件之主观性的认识，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普遍关联中，从超越论的起源上，对从理性认识中产生的“真正存在”这个概念进行最后的澄清和意义规定。如果我设想，在我的周围世界中根本没有其他人的身体出现，因此我对于他人的身体毫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客观的现实性，整个世界，就只不过是我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系统的相关项统一，而“真正存在”就会是作为我的可能的普遍一致的经验过程同一性之相关项的可构成的理念，在我的可能的经验之理想的系统之外，它就什么也不是。如果我允许他人的身体，在这里就有他人的存在。我就能以移情作用的方式获得一切可能的他我不仅是作为处于我之中的意向对象性东西，而且是作为合法地相似地一起在知觉上被认识到的和被证明为正当的他我，他们对于我是“他人”，但对于自己则是“自我”。借助普遍的现象学还原，我就能在与我自己的自身意识中流逝着的生活之联系中，提供出第二种超越论的生活。这种超越论还原对于他们只是意味着，在我由移情作用以超越论方式将这种可能性之合法意义（超越论解释的意义）确定下来以前，我不能使用它们的可能性。如果我在与我自己的超越论生活之联系中考察他人的生活，那就会认识到，由于这种联系，我的事物世界的意向构成同样也获得与他人实行的意向构成的联系，而且是作为同一事物世界的意向构成的联系。我能够借助移情作用，在被我与另一些人知觉到的事物是同一的这种意识中，使我的知觉与他们的知觉达到综合的统一。一切对于我而言是真实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也都是真实的，并且具有在每一个人的认识生活中作为认识生活的相关项而被构成的基本认识统一的超越论的存在。我由此获得了“客观的”（共主观的）世界之意义和“客观的”世界科学之意义，为一切以合法的真实性存在着的东西获得了合法的意义。但是这种统一的绝对的存在是共主观的存在，作为为自己本身而被原初构成的存在；而总体的绝对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于现实和可能的共同体中的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全体的存在。这里有关主观性的之整体必然是唯心论，但是超越论现象学的唯心论。这种唯心论并不否认物理的自然，物质的自然，以使心灵的存在代替它作为真实的存在登上帝王宝座。而是由被澄清了的认识即关于超越论的自我为一切存在和一切真理赋予意义的认识取得下面这种绝对自明的洞察，即一切存在本质上都在意向上返向关联到自我的存在，而这些自我从他们那个方面只是返向地联系到自己本身，他们对于自己本身是意向的存在，是为自己本身被构成的，而他们相互间只是间接地作为他我被构成。

胡塞尔又进一步将这种现象学的唯心论归结为莱布尼茨式的单子论。他说，根据对共主观性的，唯有处于其相互关联之中的诸自我才是绝对存在的。它们作为绝对的诸自我并不是世界的部分，并不是经验实在性意义上的实体。它们是绝对的主观性，没有它们进行认识的构成活动，一切实在的实体就不能存在。诸自我不仅为自己存在，而且彼此互为存在。而且是通过进行实体化的意义赋予而是这种东西的。社会性东西之绝对的存在就存在于每一个自我之绝对的存在和每一个我－你关系的绝对的存在之中，存在于一些自我与另一些自我的共同体关联中。它们在共同体中是世界之绝对的承担者，世界的存在是为它们而被构成的存在。

胡塞尔说，只有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才提供给自我并提供给绝对的交往的主观性以真正的自律，并提供给人以力量，及其按照自律的意志而绝对地形成自身，形成世界之合理的可能性。因此，只有这种绝对的主观性，才是进一步的课题，是神学和目的论研究的课题，是有关之和意义研究的课题，最终是形而上学研究的课题。

五、超越论的现象学作为彻底的认识论

超越论的现象学还原还原到超越论的主观性，将作为反思的现象学经验领域之确真必然的存在突出出来，使之成为显然可见的，以作为超越论研究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所进行的研究，是认识论研究。

胡塞尔说，现象学是最彻底的认识论。现象学不是研究诸可能的世界或世界一般之可能性，不是直向地致力于存在论，而是对进行认识的主观进行研究，它将经验活动和思想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本质要素和本质法则当成研究的课题。这种研究的任务就是以现象学方式按照其种类、形式和本质可能性，研究有效的认识活动之本质、本质条件和可能性条件，研究认识的目的本身，以及真理之本质和意义，以获得有关认识的认识，形成有关认识的一切概念和规范。为要突出经验活动和逻辑思维活动之最普遍的东西，这里需要一种形式的现象学，一种现象学的逻辑学，以使在每一步骤上都证明为正当的科学方法，逻辑上正确的方法成为可能。这种研究最后一定会形成一种规范的认识论，拟定出一种有关科学的工作方法之普遍的反思规则，并且会为每一特殊科学领域拟定出一种有关认识活动的，使认识者在每一步骤上都有可能在进行正当性证明时与一些作为提供理解和提供正当性的东西的普遍的洞察联系起来，并由此而保证他的认识行为正确的特殊的方法论。现象学本身构成提供正当性的一切可能形态，并因此构成一切可能的规范，为认识活动和被认识之物，为真理与真实存在，为作为理论的理论，而且也为个人的和社会的一切可能的评价活动和意愿活动，构成规范的理念。精神科学的认识论如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一样，也属于现象学范围。在超越论现象学范围内，一切彻底的工作方法，都是认识论的，并以认识论为前提。

因此这里所研究的正是有关认识的理论，而且是以超越论的纯粹性，在超越论的主观性之固有形态中研究认识的。这种研究不做任何自然存在论的假设，不由自然存在论形成任何前提。但是前后一贯地阐明了的现象学，一定会达到作为可能认识之相关项的对象性东西，达到处于其可能样式之中的真实存在。对认识活动就其本质和可能性进行研究，就会得出不可分割的存在论的任务，因此一切存在论都包含于现象学领域中——但是作为认识的相关项包含的。如果在这里作为可能的认识之特殊类型通向可能的自然认识，在这种可能的自然认识中就作为相关的可能性连带设定了自然之可能性。于是就能够进行完善的自然认识，并根据本质现象学追求哲学的目的。在本质现象学中，在可能的对自然进行构成的经验和对自然进行规定的思想之全部关联中，获得作为进行自然认识的理性之构成物的自然存在论，另一方面，作为对经验的事实的自然进行认识的事实的理性之构成物，获得经验的事实科学。就这样得到了有关自然的现象学。

超越范文篇10

在国外，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法学理论的差异，各国法律规定和行政法著作对行政机关超越职权所下的定义并不相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三）在美国，超越职权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管辖范围、权力和限度（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美国行政法》第565—598页，中国法制出版社。）。

以上国内外的有关行政超越职权的观点，各有特点，对界定超越职权的含义有一定的启示，值得借鉴和参考。

（一）法国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和《法国行政法》。）

（二）英美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

（三）日本模式（注：参见王名扬主编的《外国行政诉讼制度》。）

上述法国、英美和日本模式各具特色，

其中不乏值得参考与借鉴之处。例如：法国模式中方便当事人越权之诉的立法以及加重公务员过错责任的规定等；英美模式中对超越职权以各种令状实施的全方位监控等；日本模式中的情况判决等。

我国行政法制中对超越职权进行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违法无效予以撤销，造成损害的还要给予赔偿。我国对行政超越职权的处理方式主要有：

二、产生行政超越职权之主要原因

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防止行政超越职权之对策

（三）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素质。就目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看，远远不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活动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提高。

第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与国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新闻记者被喻为“无冕之王”。人民通过舆论工具监督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我国宪法赋予的权利。新闻舆论的监督具有广泛性、及时性等特点，是现代

社会进行法制监督的强有力手段。通过新闻舆论的监督，可以使许多违法行为暴露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之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违法行为的揭露和追究，而且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应当加快民主政治的步伐，让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使他们敢于通过舆论工具检举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另外，新闻机构的改革也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使新闻舆论敢于揭露违法的行政行为，震慑违法行政者，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