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抗辩条款范文10篇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1

不可抗辩条款其基本内容是：人寿保险合同生效满一定时期（一般为两年）之后，就成为无可争议的文件，保险人不能再以投保人在投保时违反最大诚信原则，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等理由主张保险合同自始无效。在保险合同中列入不可抗争条款，是维护被保险人利益、限制保险人权利的一项措施。

2不可抗辩条款的产生

从历史上看，不可抗辩条款是为了度过“诚信危机”，重塑保险公司的诚信形象而出现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叶，英国的寿险市场还普遍实行严格的保证制度，即保险合同的效力取决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告知与保证义务的履行。这意味着在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索赔时，只要保险公司发现投保人有违反保证或者不如实告知的行为，即使这个行为对于被保风险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保险公司都可以以此为由解除合同，拒绝赔付。因此在当时的英国，保险事故发生后，一旦发现投保人有不如实告知的事项，即使是已经生效数十年的长期保单，保险人也会认定保险合同无效，拒绝向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履行赔付义务。这使得购买了保险的善意被保险人无法得到预期的经济保障，由此而出现的合同纠纷案层出不穷，保险公司也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拒付者”。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保险公司的信用危机，威胁到了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为了重塑保险公司的诚信形象，1848年英国伦敦寿险公司出售的产品中首次应用了不可抗辩条款，即合同生效一定时期之后，保险公司就不得以投保人误告、漏告等为理由拒绝赔付。这一条款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投保人的普遍欢迎，极大地改善了该公司与消费者的关系，为公司赢得了信誉。其后该条款被其他公司纷纷仿效，在寿险业得到了极大的推广。1930年不可抗辩条款首次成为法定条款，由美国纽约州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在该州保险法例中加以规定，要求所有寿险保单必须包含此条款，以约束保险人的行为，保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防止保险公司不当得利，最终保护整个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其后不可抗辩条款通过立法的形式，成为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寿险合同中的一条固定条款。

3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我国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的《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第53条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

2008年8月1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这是历时4年，我国保险法第二次修改相关工作取得的重大进展。

在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保险合同法首次纳入了业内呼吁已久的“不可抗辩”条款的内容，抗辩期为两年。具体内容为：“投保人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即使其后果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但经过两年期限后，保险公司不得据此解除合同。”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的《保险法》正式将不可抗辩条款写入了法律中，第十六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4不可抗辩条款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

4.1存在J曲线效应。我国当前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理赔难”问题，虽然新《保险法》将不可抗辩条款放在了总则中，但它只对具有长期性的寿险业务具有改变“理赔难”现状的作用，而对财产险、健康险和意外险等短期险种则没有约束作用。这将促使寿险业更好的发展，而短期内相对抑制财产险的发展，使寿险与财产险之间的差距拉大，一时呈现出寿险业独大的市场现象，恶化了我国保险市场的业务结构，不利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但这只是短期的调整阶段，从发达国家的先例和我国的国情来看，不可抗辩条款的立法经过调整阶段后将会推动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4.2不可抗辩条款的出台，将对我国保险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用人机制提出更高的要求。新《保险法》之所以将施行时间定在10月1日，目的在于给保险公司充分的时间调整自己，在此笔者对保险公司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2.1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由监督角色转换为服务角色。保险业的基本职能是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目的是安定人民生活，让受灾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保险在社会的定位应该是在盈利的基础上更好的服务投保人，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便利。然而在我国保险人则处于监督地位，监督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的履行义务情况，期待抓住被保险人的“把柄”，当作理赔时拒赔的理由，尤其是对待高出险率高赔付率的险种，以此来降低保险事故的赔付率，提高公司的盈利。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保险公司应该完善自己的工作细则，提高工作效率，把服务客户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可抗辩条款出台后，保险公司更应该做好这方面的转变，才能将被动地位转换为主动地位，更好的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4.2.2调整佣金制度，加强员工培训。①绩效考核和奖惩方面。营销人员的考核主要结合业绩，个人信用等级，跳槽率和客户满意度等指标进行评定。改变现行的保险人按业绩抽取佣金的单一因素绩效制度，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制定跳槽登记表和创建客户反馈信息平台，通过对四者的综合评定，给予营销员相对应的报酬。该绩效制度有助于减缓公司的人事变动，增强营销员的责任心和服务水平，从而改善保险公司的信用危机，这和不可抗辩条款的初衷是一致的。②个人的知识结构能充分反映营销人员的服务能力，是客户获得优质服务的保障。公司应通过有形的措施创造终身学习的氛围，提升员工的总体素质。在教育培训方面，公司可以创新培训方式，利用现代的互联网，设置网络课程，员工可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课程，有针对性的提高自身能力。还可以成立学习小组，5-10个营销员为一个组，组员之间通过相互交流与沟通共同提高。

4.2.3加强与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的合作。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445家。其中，保险机构1822家，保险经纪机构350家，保险公估机构273家，我国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扩张迅速，拥有大量的潜在客户，法人之间的合作具有稳定性，规避了营销员制度带来的高跳槽率的弊端，可以为保险公司带来稳定的客户源。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具有专业的从业人员和丰富的保险实践经验，经过他们帅选过的客户将会是优质的客户群，加强了承保业务品质控制，直接降低了保险公司的拒赔率。

4.2.4建立售后排查小组。该小组可由3人组成，在成员结构上，每组应由一名专业的法律人士，一名医学专家，一名精通保险理论与实务技术人员组成，小组主要负责为期两年的客户售后跟踪，及时发现投保人的欺保及未履行如实告知的情况，并在三十日内作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在可抗辩期内最大限度的维护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间接的降低据赔率，提高公司的信誉，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

4.3保监局加大力度宣传新《保险法》。一方面保监局组织辖内的各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学会全面的学习新《保险法》，为该法的实施奠定理论基础，我国大连、陕西等地已陆续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保监局应加大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由于保险市场的不完善，我国人民对保险公司的信任度比较低，而且我国的保险知识普及度极低，保险意识淡薄，这些因素极大的阻碍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监局应向群众普及保险知识，尤其是现在不可抗辩条款的出台加强了对投保人的利益保护，可以将此作为亮点向群众宣传《保险法》。

参考文献：

[1]任曙明，原毅军，兆文军.保险中介制度的优势与中国保险中介的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4.（4）.

[2]李树利，徐思云.对个人保险人管理模式的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8.（6）.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2

【摘要】本文以某保险公司诉李某撤销权一案为前提，结合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及不可抗辩条款相关理论，阐述了投保人严重欺诈情形下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并从不可抗辩条款适用范围、规范目的、积极作用及撤销权制度的特征分析得出，在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后，保险公司不得再以投保人故意欺诈为由行使撤销权。

一、案情简介

投保人李某，男，40岁，于2002年6月15日为其母亲张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康宁终身保险，死亡保险金30万元。根据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的规定，凡七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本保险。2005年8月18日，被保险人张某因疾病死亡，李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30万元。保险公司经过调查，但因投保人已篡改真实年龄在先，未查出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的证据，于同年11月5日召开了赔款兑现大会，给付赔偿金30万元。2006年1月下旬，保险公司连续接到省保监局、省公司转来的十几位群众的联名举报信，信中称被保险人年龄有假，是保险诈骗。接此报信后，保险公司成立了专案组，并及时向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经查，投保人李某故意隐瞒其母亲张某出身的真实时间，即将投保时已经77岁的老母亲年龄改小为54岁，使其符合投保年龄，并找其他人代为体检参保，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后，又篡改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等人事档案材料。保险公司在得知事实真相后，于2006年2月19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与投保人李某之间的保险合同，并请求判令李某返还已赔付的保险金30万元、赔偿损失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二、争议焦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如下争议焦点：1、在投保人严重欺诈的前提下，能否适用不可抗辩条款；2、保险人能否以投保人故意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请求投保人返还保险金。

三、法律评析

（一）投保人严重欺诈前提下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

人寿保险合同中的“不可抗辩条款”又称“不可争条款”或“不可争议条款”，这一条款规定，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从保单签发之日（或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满一定时期(一般为两年)后，除了由于投保人欠交保费以外，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投保时的误告、漏告、隐瞒等为由，否定保单的有效性。关于2002年10月28日修订的《保险法》是否存在不可抗辩条款，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2009年2月28日修订的《保险法》使这一争议得以彻底解决，其中第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是本次修订的重点，也是一个亮点（增加不可争条款），该条款主要是针对人寿保险，但从其在《保险法》中的所处体系位置来看——“保险合同”之“一般规定”项下，不排除在财产保险当中也可以适用不可争辩条款的可能。可见，与2002年10月28日修订的《保险法》相比，新修订的《保险法》不仅引入不抗抗辩条款，而且将其扩展到财产保险当中（如果认为2002年10月28日修订的《保险法》存在不可抗辩条款，那么其也仅仅适用人寿保险之年龄误告情形）。

不可抗辩条款是对保险人在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情况下享有的撤销权或解除权的一种限制，以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享有的寿险保单上的合理期待或信赖利益，具有很强的伦理价值。投保人基于过失不如实告知，完全可以适用不可抗辩条款，但其在故意不告知（严重欺诈）情况下，如果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则容易引发诚信危机及道德风险，各国对此做法不一。德国《保险法》第163条规定投保人恶意欺诈者不符合不可抗辩条款；加拿大寿险保单中的不可抗辩条款规定：“在没有欺诈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生存期间保单生效已满2年，或者复效2年之后，保险人不再对保单的有效性进行抗辩”；[①]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41条第3款也规定投保人故意误告的不符合不可抗辩条款。但美国将不可抗辩条款贯彻的最为彻底，即使在严重恶意欺诈情况下也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在美国就曾经发生过被保险人让他人冒充其进行体检并最终获赔的案例，案情是：一个HIV呈阳性的人填写了一份人寿保险申请书，但他却让别人替他参见体检。寿险公司签发了一份死亡给付金额为18万美元的保单。当被保险人在保单签发2年后死于艾滋病时，保险人试图以欺诈为由拒赔。但由于不可抗辩条款已经开始生效，保险人最终被判支付死亡保险金。[②]另外，现代西方国家对欺诈情形下拒绝适用不可抗辩条款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有时在严重欺诈的情况下也允许适用不可抗辩条款。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③]也顺应这一趋势，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无论是故意（严重欺诈）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保险人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此，即使本案投保人李某存在篡改被保险人张某真实年龄，让别人代替被保险人体检的欺诈行为，依据不可抗辩条款的发展趋势及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十六条及三十二条之的规定，本案仍需适用不可抗辩条款，保险公司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丧失解除权。

（二）保险人合同撤销权的规制

在保险公司因不可抗辩条款丧失解除权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能否以本案未超过法定撤销权1年的行使期间（因为保险公司于2006年1月下旬得知撤销事由），投保人故意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请求投保人返还保险金，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保险公司不得以投保人故意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理由如下：

1、从不可抗辩条款适用范围角度分析。不可抗辩条款是国际保险业的通行惯例，指的是保险合同生效满一定时期（一般为两年）之后，就成为无可争议的文件，保险人不能再以投保人在投保时违反最大诚信原则，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等理由主张保险合同自始无效。尽管学界关于不可抗辩条款内涵及外延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不可抗辩条款是与对保单的有效性提出抗辩有关，旨在禁止因投保单中的欺诈、隐匿或重大误述而对保单的有效性提出抗辩。[④]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在于禁止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经过法定期间后对保单的有效性提出抗辩，以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享有的寿险保单上的合理期待或信赖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解除权行使的禁止，与保单有效性相关的抗辩均应被禁止行使。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撤销权[⑤]是规定在第三章之中即“合同的效力”，合同效力状态分为四种：有效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可撤销（可变更）合同[⑥]。可见撤销权的行使结果等于否定保险合同效力，使合同恢复到没有订立前的状态，这与不可抗辩条款禁止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经过法定期间后不得对保险合同的有效性（效力）提出抗辩的适用范围相背离的。故在适用不可抗辩条款的前提下，保险人不得行使撤销权。2、不可抗辩条款与一般合同法中“欺诈使合同得以撤销”原则相对立，不可抗辩条款的应用排斥可撤销制度适用空间。受欺诈方的撤销权虽然受到除斥期间的限制，但其并不因一定期间的经过而消灭。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撤销权的起算点为当事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如果当事人一直不知或不应知道撤销事由，则其撤销权似乎不能消灭，保险合同一直有效。而不可抗辩条款的可抗辩期间经过，不以保险人主观上是否知悉可抗辩事由，只要2年期间经过，保险人都将丧失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在客观上成为不可抗辩的事实。可见，不可抗辩条款突破合同法中“欺诈使合同得以撤销”一般法理，不可抗辩条款的应用排斥了可撤销制度适用空间。

3、从不可抗辩条款设立的目的及积极作用来看。从不可抗辩条款产生的历史背景得知，不可抗辩条款是为了度过“诚信危机”，重塑保险公司的诚信形象，缓解其与公众间的不信任关系而出现的。从不可抗辩条款出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其充分显示出它存在的必然性以及在寿险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1）不可抗辩条款的设立，有利与平衡保险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维护社会公正。在人寿保险中，作为消费者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在信息资源、专业技能的拥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二者的实质地位不平等，通过不可抗辩条款的设立，限制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有效性提出抗辩，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2）不可抗辩条款的出现，有利于增加公众对保险人信任，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部分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投保方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未如实告知，仍恶意地促成保险合同成立，等事故发生后，才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这时，投保人虽然定期缴纳了保险费，但被保险人却不能得到保险合同应有的保障；或者是保险公司并不知道存在未如实告知，但当事故在若干年发生后，才进行调查发现了不如实告知情况，拒绝对受益人相应赔付；又或者保险公司在合同成立多年后才进行调查，发现投保人存在不如实告知情况，提出解除合同，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健康等状况都发生巨大变化，再加上年龄的增长，使得重新投保对于投保人而言将带来保费大大增加的困难。这样必然导致公众对保险人的不信任。通过不可抗辩条款的设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带来的保障能够合理预期，增加其对保险人信任，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

（3）促进保险人加强内部管理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不可抗辩条款的设立，确实对保险公司权利进行了限制，但同时对其核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被保险人的真实情况作出调查，否则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项条款无疑将促使保险公司加强核保能力，完善经营管理，促进寿险业的健康发展。因为保险公司核保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风险的承担。在将来全部开放的国际保险市场中，国内保险公司只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才能在国际保险市场上提高竞争力，占有一席之地。

如果在适用不可抗辩条款后，允许保险人行使撤销权，那么保险合同的有效性将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因为保险人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从撤销权人知道应当知道撤销起计算，那么只要保险人一直不知或不应知撤销事由，撤销权一直存在，这将导致一下后果：保险人可以在合同生效数年后，甚至保险事故发生时，要求撤销保险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带来的保障的合理预期落空，对保险人的不信任，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由于撤销权的长期存在，保险人在合同设立时不认真核保，等到事故发生后，才提出得知欺诈事由，主张撤销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事故不发生，其仍可获得保费，故其严格核保的积极性丧失，不利于保险人加强内部管理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综上，撤销权的存在使不可抗辩条款设立的目的及积极作用荡然无存。公务员之家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3

目前，由于长期的工作习惯，依赖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如实告知条款的约束力，核保人员对客户的告知主要本着最大诚信原则，仅了解客户投保单告知内容，没有也认为没有必要核实与探究客户的告知是否属实问题，因此，核保环节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如果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以往依赖的不如实告知条款两年后对客户已失去约束力。核保人员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增加责任心，要尽力使不如实告知的投保方在承保前能在核保的种种风险选择方法中暴露出问题，从而最大限度的使其能够被筛选出来，以与其相适合的条件承保或谢绝承保，避免进入不可抗辩期后，使公司理赔工作处于被动及不利地位。

二、加强营销员、生调、体检等核保相关管理工作

由于寿险经营中的保单平均保额不高，免体检、免生调的比例较高，而此类投保方的核保几乎是由业务员完成的，业务员如果在承保中不能规范经营，在利益的趋使下，促使了不如实告知的情况发生，那么最终将给核保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核保的盲目性，导致承保质量下降，不良赔付率上升。因此，作为第一核保人的业务员，需兼顾业绩及责任，必须面见投保方，详实了解情况并全面、如实的向公司反映投保方的有关情况，避免因不如实告知等使公司理赔时处于被动地位，对公司的信誉与权益造成损害。因此要继续加强营销员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体检和生调是核保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风险选择阶段。目前的体检和生调规则与比例比较宽松，可能不再适应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的业务管理。体检医师的责任心需要更强了。体检医师如果能够认真细致的检查，客观反映事实，发现可疑之处，进一步询问查证，引导体检者如实告知，充分利用好面见到客户的机会，那么在此环节就可堵住营销员销售过程中的漏洞，防止逆选择者损害公司及广大客户的利益。

在保险公司承保前，仅靠业务员、体检医师及核保员拥有的告知资料是远远不够的，生调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投保方的投保动机、生活情况、健康状况等，可以发现业务员、体检师及核保员的工作环节中有意或无意的疏忽或遗漏，从而按调查后的实际情况来承保，达到了危险选择的公平性，很大限度的避免了不如实告知给公司今后带来的隐患。

因此，增加营销人员、体检及生调人员风险意识，增加责任心，是规避承保时风险的重要环节。

三、加强核赔管理，充分利用两年的可抗辩期

既往不可抗辩条款未涵盖健康告知事项时，如果客户对健康不良状况未告知或告知避重就轻而通过了核保关，到了理赔这一出口关时，通过调查取证，还可以亡羊补牢以未如实告知而拒绝赔付。而两年不可抗辩制度全面纳入后，理赔就不能以此为由而拒赔了。

目前在理赔实践中，投保人不如实告知的案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承保两年后已不能因不如实告知而拒赔。因此，充分利用两年的可抗辩期，对两核人员至关重要。核赔人员认真调查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核保人员，是争取在两年可抗辩期内多堵漏洞的重要途经。两核部门如何增强沟通，信息共享是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综上所述，两年不可抗辩期制度下，核保任何一个环节稍有不慎使不如实告知者蒙混过关，核赔调查及信息反馈等环节不到位，都将给公司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两核工作在寿险运营管理中是两个重要的关口，两个关口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核保结论影响理赔结果，核赔信息支持核保结论。因此，两核人员必须通过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增加责任心，从而在新形式下努力降低公司不良理赔率，维护广大投保者的利益，保证公司持续稳健的经营。

参考文献：

[1]王宪章.寿险核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4

不可抗辩条款是寿险合同标准条款中保障保单持有人权益的条款，是国际寿险业常用条款。不可抗辩条款(Incontestableclause)又称不可争辩条款(Indisputableclause)，此条款内容是：在被保险人生存期间，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或合同复效之日起，经过一定时期（通常为两年）后，除非投保人不再履行缴纳保险费义务，保险人不得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投保时的误告、漏告和隐瞒等为理由，来否定合同的有效性，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给付保险金。

根据该条款规定，自保险合同生效之日开始，保险人就合同的法律有效性提出质疑的法律有效期间是两年之内，该期间为可抗辩期。在可抗辩期内，保险人通过核保或调查方式，若发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具有抗辩权，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在两年抗辩期之后，保险人不得行使抗辩权，即使保险人查明投保人违反诚信原则，也不能解除合同或拒绝给付保险金。不可抗辩条款从法律上讲是一种抗辩权的除斥期间，是对最大诚信原则的修正和限制，其产生的原因在于：

第一，寿险合同的期限一般长达十年或十几年，如在订立合同多年后保险人才主张解除合同，而此时被保险人可能因健康状况的变化成为不可保体，或因年龄较大重新投保需缴付较多的保险费，损害了投保方的正当权益。还可能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借口投保人告知不实，不愿承担责任，故意为难，拒付保险金等，都会使被保险人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另外，寿险合同多为第三方利益所订立，当投保人作为当事人已经身故或被保险人也已死亡，受益人不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往往很难对有关合同的争议进行举证，如果保险人拒绝给付，实质上是让受益人承担被保险人的错误责任，这也很不合理，

第二，如果保险法没有不可抗辩条款的一般规定，就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保险人明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能进到如实告知义务，合同效力存在缺陷，但仍然予以承保，如不发生保险事故，则按期收缴保险费，如发生了保险事故，则解除合同，拒不履行给付义务。这种情况显然有失公正，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第三，最大诚信原则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如实申报有关保险标的危险的情况，如果保险人怀疑投保人申报的真实性，应该及时调查，而不应等到两年之后再调查。在订立寿险合同多年后保险人很难再对投保人在投保时申报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的核查。同时，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故意隐瞒了某些重要事实，在可抗辩期间内一经查实，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在一两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则也可以说明投保人的隐瞒事实上对保险人的利益没有损害或损害很少，保险人不应再追究投保人的过错。

二、不可抗辩条款的运用限制

由于不可抗辩条款涉及到对保险人合法权益的制约，其运用范围和程度必定应受到一定限制，主要体现在不可抗辩条款与下述几个方面的关系：

1.不可抗辩条款与除外责任的关系

不可抗辩条款所指的合同的不可抗辩性，一般不包括除外责任规定的内容，由除外责任条款中相关因素造成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仍可抗辩其履行合同的义务而拒绝给付。

2.未缴纳保费的情形，不受不可抗辩条款的拘束

不可抗辩条款一般规定：“除非投保人不缴纳保费，否则，若被保险人在保单签发之日起生效两年后仍然生存，则不能对保单的有效性提出争议。”其理由不是因为保单包含重大不实告知而无效，而是尽管保单有效，但投保人未满足保单规定的条件或是违反了保单条款；因此不可抗辩条款不适用于未缴纳保费的情形。

3.使用的几种例外情况

由于不可抗辩条款本身是寿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寿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不可抗辩条款才能发挥其效力，各国保险立法普遍认为下列情况下，寿险合同本身为无效合同，因此不可抗辩条款也不发生任何作用：（1）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2）有证据证明投保人购买保险时蓄意谋害被保险人；（3）被保险人被冒名顶替，即由他人代被保险人进行体检取得合格证明而使合同生效。

三、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的应用与立法思考

不可抗辩条款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保险业的发展中由于保险公司拒赔过多引发“信任危机”，在危机之中，有寿险公司率先提出在寿险合同中加入不可抗辩条款，即合同生效一定时期（如两年）之后，保险公司就不得以投保人误告、漏告等为理由拒绝赔付。这一条款效果很好，大大缓解了信任危机，其他寿险公司也纷纷效仿，渐渐就成为一种惯例。

在中国不可抗辩条款的应用只限于年龄的不实告知之上，而对其它的不管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误告、漏告、隐瞒，也不管合同签定多少年后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可以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这种做法对被保险人是非常不公平的。近几年，关于这方面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诉讼保险人的案件时有发生，并有增加趋势，多是以被保险人败诉而告终。这种状况对于人寿保险等长期保险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保险法》未采纳一般性不可抗辩条款，主要考虑的是不可抗辩条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不可抗辩条款可能带来一个问题，即投保人可能滥用该条款；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不可抗辩条款，也会存在严重问题，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保障将长期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而且保险人也可能滥用。所以，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不可抗辩的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包括《保险法》在内的各项商事法律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因此在今后再次对《保险法》进行修改时，建议增加对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因为不可抗辩条款应用使寿险条款的更加完善，大大提升了寿险产品的市场信用度，有利于保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经济利益，从法律上限制了保险人的抗辩权利，更好地体现了保险保障社会经济稳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促使我国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当然，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在引入不可抗辩条款时，可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附加一些条件。

参考文献：

[1]吴庆宝.保险诉讼原理与判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01.

[2]魏迎宁.保险法精要与依据指引.人民出版社，2006，01.

[3]朱铭来.保险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01.

[4]李玉泉.保险法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01.

[5]陈之楚.不可抗辩条款在我国寿险合同种的应用.现代财经，2003，（3）.

[6]徐晓棠，黄芳，王文英.保险法呼唤不可抗条款.金融与保险，2001.

[7]戴鸿志，陆军，魏宏轩.论人身保险的不可抗辩条款.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4）.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5

目前，由于长期的工作习惯，依赖保险法第十六条不如实告知条款的约束力，核保人员对客户的告知主要本着最大诚信原则，仅了解客户投保单告知内容，没有也认为没有必要核实与探究客户的告知是否属实问题，因此，核保环节是相对简单的。但是，如果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以往依赖的不如实告知条款两年后对客户已失去约束力。核保人员必须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增加责任心，要尽力使不如实告知的投保方在承保前能在核保的种种风险选择方法中暴露出问题，从而最大限度的使其能够被筛选出来，以与其相适合的条件承保或谢绝承保，避免进入不可抗辩期后，使公司理赔工作处于被动及不利地位。

二、加强营销员、生调、体检等核保相关管理工作

由于寿险经营中的保单平均保额不高，免体检、免生调的比例较高，而此类投保方的核保几乎是由业务员完成的，业务员如果在承保中不能规范经营，在利益的趋使下，促使了不如实告知的情况发生，那么最终将给核保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核保的盲目性，导致承保质量下降，不良赔付率上升。因此，作为第一核保人的业务员，需兼顾业绩及责任，必须面见投保方，详实了解情况并全面、如实的向公司反映投保方的有关情况，避免因不如实告知等使公司理赔时处于被动地位，对公司的信誉与权益造成损害。因此要继续加强营销员的管理及监督工作。

体检和生调是核保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风险选择阶段。目前的体检和生调规则与比例比较宽松，可能不再适应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的业务管理。体检医师的责任心需要更强了。体检医师如果能够认真细致的检查，客观反映事实，发现可疑之处，进一步询问查证，引导体检者如实告知，充分利用好面见到客户的机会，那么在此环节就可堵住营销员销售过程中的漏洞，防止逆选择者损害公司及广大客户的利益。

在保险公司承保前，仅靠业务员、体检医师及核保员拥有的告知资料是远远不够的，生调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投保方的投保动机、生活情况、健康状况等，可以发现业务员、体检师及核保员的工作环节中有意或无意的疏忽或遗漏，从而按调查后的实际情况来承保，达到了危险选择的公平性，很大限度的避免了不如实告知给公司今后带来的隐患。

因此，增加营销人员、体检及生调人员风险意识，增加责任心，是规避承保时风险的重要环节。

三、加强核赔管理，充分利用两年的可抗辩期

既往不可抗辩条款未涵盖健康告知事项时，如果客户对健康不良状况未告知或告知避重就轻而通过了核保关，到了理赔这一出口关时，通过调查取证，还可以亡羊补牢以未如实告知而拒绝赔付。而两年不可抗辩制度全面纳入后，理赔就不能以此为由而拒赔了。

目前在理赔实践中，投保人不如实告知的案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可抗辩条款引进后，承保两年后已不能因不如实告知而拒赔。因此，充分利用两年的可抗辩期，对两核人员至关重要。核赔人员认真调查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核保人员，是争取在两年可抗辩期内多堵漏洞的重要途经。两核部门如何增强沟通，信息共享是今后的重要工作之一。

综上所述，两年不可抗辩期制度下，核保任何一个环节稍有不慎使不如实告知者蒙混过关，核赔调查及信息反馈等环节不到位，都将给公司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两核工作在寿险运营管理中是两个重要的关口，两个关口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核保结论影响理赔结果，核赔信息支持核保结论。因此，两核人员必须通过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增加责任心，从而在新形式下努力降低公司不良理赔率，维护广大投保者的利益，保证公司持续稳健的经营。

参考文献：

[1]王宪章.寿险核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王宪章.寿险理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核保手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4.

[4]核保手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8.

[5]理赔手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004.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6

关键词：合同责任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债权人过错

绪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等诸多原因，带来了诸多的纠纷，当事人在法院审理中往往以免责进行抗辩，以期免除其责任。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差异，是法官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的结果，如何避免差异？也就是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正确确立适用之原则。笔者认为审判中应体现“契约自由”、“合同必须信守”的民法基本原则，以规范各类经济交往的权利义务为宗旨，以最终实现“契约正义”为目的。本文系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合同责任中免责事由的理解与适用所作的一些认识。

一、免责事由概述

免责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免责事由总是与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的，它以既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如在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遭受了损害，但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不应使其承担责任。可见，不可抗力的出现否定了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推定。

免责事由与责任构成要件的概念在内涵上是不区别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表明债务人没有过错，即债务人本来就不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法律只需规定承担责任的条件，而不必规定免责事由，或只需规定免责事由而不需规定责任构成要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免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不能相互代替。一方面，免峡事由应与责任构成要件相互对应，如果不存在免责事由，则难以限定承担责任的范围，当事人所应负责任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在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承担责任，这样不利于过错责任的贯彻。另一方面，免责事由的存在并非绝对导致责任被免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仅导致责任的减轻，但它是以法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的。

免责事由也不完全同于抗辩事由。在侵权责任中，免责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等表现为抗辩事由；但在合同责任中，抗辩事由的概念常与抗辩权的行使相等同。法律上所谓抗辩权，是妨碍对方当事人行使其权利的对抗权，抗辩权以对方当事人请求权的存在和有效为前提，抗辩权的行使将造成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但并不使权利人被免责，因为行使抗辩权时，根本不存在着违约问题，也不存在着违约责任，因此，此种抗辩事由与免责事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免责事由在合同责任中所指的即为不可抗力

免责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法定免责条件及约定的免责事由统称为免责事由。

合同责任中的免责事由即包括法定的免责事由也包括当事人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当事人约定的免责事由则包括了免责条款和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免责条款实际上是合同条款，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而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是对法定的关于不可抗力的免责条件的补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若这些约定的事由发生，法律承认他们具有免责效力。因此，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合同法立法精神均要求当事人遵守合同、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违约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一般应限于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的含义及其范围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之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预见是依据现有技术水平、一般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不能避免及不能克服的前提是事件已发生及事件的发生已造成的违约后果。当事人已尽最大努力，仍不能避免或克服；客观情况是指外在于人的行为的客观情况。

凡属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均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总的说来分下列三种情况：

1、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仍频繁发生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阻碍合同的履行而人们的预见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我国法律认为自然灾害是典型的不可抗力。因自然灾害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应使当事人被免责。

2、政府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措施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但在认定免责时应以当事人订立合同以后为限。

3、社会异常事件。属社会中人为行为，如罢工、游行，均在订约时不可预见。

关于意外事件能否成为合同责任的免责的免责事由，值得探讨。所谓意外事件，是指非因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事故。②对此，在侵权中，加害人常常以意外事件作为免责事由而免除其侵权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我国司法实践的确认。但笔者认为在合同责任中，意外事故作为免责事由受到严格限制。如合同法确定的债务人为第三人的行为向债权人负违约责任的原则表明，尽管此时债务并无故意或过失但仍然不能被免除责任。另外，合同责任主要以损害赔偿和违约金为主要责任形式，在因意外事故造成一方当事人不能如期履行合同，并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债务人依法仍应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和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但是，有人认为，意外事件作为承担某种责任事由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并不意味着意外事故绝对不能作为免责事由。③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合同法》未完全排除过错责任，在特殊情况下，意外事故可以作为承担某种责任形式的免责事由。如因意外事故的发生，使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将使其支付极不合理的费用的情况下，应允许债务人被免除实际履行合同的责任，而只承担损害赔偿和违约金责任。

（二）我国对免责事由适用的规定

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对免责事由适用的规定有以下几种：

1、免除未履行合同的责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大都明确规定，如出现不可抗力事件，则应免除当事人的履行责任。④而英美法则允许当事人利用不可抗力条款，以确定何种事故的发生免除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责任。我国法律亦规定，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应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2、合同的解除。不可抗力的发生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则应导致合同的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由于不可抗力是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不管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约定，均可导致合同的解除。

3、延长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不可抗力常常可以导致履行义务期限的延长。在允许情况下，不可抗力事由只是暂时阻止合同的履行，而不是导致合同完全、永远地不能履行，如采取维持合同效力并延期履行方式，更有利于维持合同的严肃性，并充分实现当事人的订约目的。但当事人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三）免责事由适用的意义

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过错，都将产生违约责任，而不能使当事人免责。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如在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遭受了损害，但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不应使其承担责任。不可抗力的出现否定了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推定。

各国的合同法亦都规定了不可抗力是合同的免责事由。实践中，因各种交易行为种类繁杂，往往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有关不可抗力的内容和范围则很难由法律作出具体规定，当事人往往采用在合同中订立不可抗力条款，具体列出各种不可抗力事由和范围。法律也未禁止在合同中以约定形式出现⑤。其目的便是通过当事人设定不可抗力条款努力减少不可抗力事故发生所致的风险，并由当事人合理分担未来出现的风险，同时为正确认定责任，明确法律后果起明示作用。

三、关于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旨在限制或免除其未来的责任的条款。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约定合同条款，因此当事人既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免责条款。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㈠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就表明我国《合同法》承认当事人可以在不违反《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情况下约定免责条款。

（一）免责条款的合理性

允许当事人通过订立协议而设定免责条款，实质上是由我国的民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决定的，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议而产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由于违约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且主要具有补偿性，因此对此种责任的承担虽然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性，但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自愿而作出安排。也就是说，此种责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私人性”⑥，这种责任的承担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当事人私人意思自治的领域，只要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则可以免除其未来可能承担的责任。从经济上看，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将使其承担某种经济负担，而对另一方来说则会使其获得某种利益，而既然民事主体可以在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处分其财产权益，那么当然可以通过达成协议设定免责条款，以免除其未来的责任。所以只要免责条款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则国家不应当对其进行干预。

允许当事人通过订立协议而设立免责条款对于鼓励交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时，对未来的风险应有合理的预见和计算，否则当事人不敢从事该项交易。而免责条款的设定为当事人事先预见风险和锁定风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预见、无法克服的危险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交易的展开。通过免责条款，将各种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和争议，确有利于刺激交易的发展，促进民事流转的展开。尤其是合同责任以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归责原则，意外事故不应当作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然而，当事人在订约时，有可能预见到未来会发生各种意外和风险，而合同法不承认意外事故能够免责，那么当事人如何才能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当事人不对这些风险进行控制，那么严格责任对当事人来说就显得非常苛刻。而当事人对意外风险实行控制的方法就是在事先达成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的达成就为当事人事先锁定风险提供了便利。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其经济合理性还表现在：由于免责条款的设立，可使企业能预告精确地确定和计算其生产成本、利息，免除负担、消耗等，从而能努力完善管理、节省成本。正因为免责条款具有上述作用，因此其运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

（二）免责条款的有效性

免责条款订入合同，意味着当事人已经就免责条款达成了合意，但当事人已经达成的免责条款并不是当然有效的。我国法律从合同自由原则及经济效率考虑，允许当事人达成免责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对免责条款任意作出约定。虽然违约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但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共道德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设定免责条款，但对当事人设定的免责条款，法律从维护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利益的需要出发，必须作出必要的限制。具体来说，法律对免责条款的效力作出如下限制：

1、免责条款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免责条款。因此，当事人订立的免责条款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不得通过其自行约定的条款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同时免责条款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对此种利益的维护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秩序的建立，所以当事人不得设立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免责条款。

2、免责条款不得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无效。因此，免责条款不得免除人身伤害的责任。对人类而言，最宝贵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人身的安全利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人权的最核心的内容，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法律的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允许当事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不仅将使侵权法关于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强制性义务形同虚设，使法律对人身的权利保护难以实现，而且将会严重危及法律秩序和社会公共道德。因此各国合同法大都规定禁止当事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人身伤亡的责任。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无效，表明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这一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将对人的保护置于最优先保护的地位。

《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不仅禁止设立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免责条款，也当然禁止设立免除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死亡责任，但并不包括造成对方精神损害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53条规定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不管该人身伤害是因故意、重大过失还是一般佳宾贪得无厌怕，一律无效。从道理上讲，这一规定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和人身权利。但在实践中，一些特殊的待业的活动如医院做手术、汽车驾驶训练等，本身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如果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免除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事实上将禁止在这些特殊待业免责条款，这将极大地限制这些待业正常业务的开展，最终也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对这种情况作些例外的规定很有必要。

3、免责条款不得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的财产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无效。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方造成另一方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应由一方承担财产责任，并使受害人获得一定的财产利益，如果当事人达成免责条款免除其未来的责任，则表明受害人已经事先自愿放弃了其财产利益，这种放弃也属于当事人私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律不应当对此作出干预。有人认为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实际上是通过免责条款使一方享有了基于故意和重大过失而侵害他人的财产的权利。⑦同时，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由于故意的侵权行为常常同时有可能转化成犯罪，因此无异于免除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看到，允许当事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也是不道德的。正如彼得•斯坦所指出的：“侵权责任的基础是过失，这种理论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侵权，顾名思义就是做错事，因此侵权诉讼中被告应当支付的损害赔偿，是一种对做了某种错事进行的惩罚。侵权责任是以道义责任为前提的。”⑧免除故意和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即使对侵害财产的责任也是不道德的。

4、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

第一、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设定免责条款，任何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都是有效的，但免责条款制定人应当提请对方注意这些免责条款。如果条款的制定人在格式条款中不合理、不正当地免除其现在应当承担的责任，则该条款是无效的。

第二、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加重对方的责任。所谓加重对方的责任，就是在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地限制和免除了条款制作人责任，而同时给相对人强加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之外的责任。为了保护相对人特别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法律禁止条款制作人在法律规定的义务之外对相对人强加责任。

第三、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对《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中的“主要权利”是根据合同的性质本身确定的。合同千差万别，其性质不同，当事人享有的主要权利不可能完全一样。认定主要权利不能仅仅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是什么，而应就合同本身的性质来考察。如果依据合同的性质能够确定合同的主要内容，则应以此确定当事人所享有的主要权利。

应当指出的是，免责条款能体现一定的经济合理性的前提是其内容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免责条款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它则将成为如英国学者阿蒂亚所指出的“是一个非常共同的、令人讨厌的东西”⑨。尤其应该看到，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常常是在经济实力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制订者可能会凭借其经济实力或垄断地位而制订一些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不正当地免除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从而剥夺另一方在蒙受损害时应该得到的合理补偿；或者凭借其有利地位制订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各国立法和司法均加强了对免责条款尤其是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规范和控制，我国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①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468页

②同上469页

③MattiKurkela:ComparativeReportonForceMajeureinWestenEurope,antep.42

④参见韩世远：《免责条款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

⑤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482页

⑥［美］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154页

⑦［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14页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7

关键词：合同责任免责事由不可抗力债权人过错

绪言：由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期，一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滞后，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等诸多原因，带来了诸多的纠纷，当事人在法院审理中往往以免责进行抗辩，以期免除其责任。对免责事由的认定差异，是法官从不同利益角度考虑的结果，如何避免差异？也就是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应正确确立适用之原则。笔者认为审判中应体现“契约自由”、“合同必须信守”的民法基本原则，以规范各类经济交往的权利义务为宗旨，以最终实现“契约正义”为目的。本文系笔者结合具体案例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合同责任中免责事由的理解与适用所作的一些认识。

一、免责事由概述

免责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

因此，笔者认为免责事由总是与一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联系在一起的，它以既定的归责原则和责任构成要件为前提。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如在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遭受了损害，但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不应使其承担责任。可见，不可抗力的出现否定了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推定。

免责事由与责任构成要件的概念在内涵上是不区别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表明债务人没有过错，即债务人本来就不应该承担责任。所以，法律只需规定承担责任的条件，而不必规定免责事由，或只需规定免责事由而不需规定责任构成要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免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不能相互代替。一方面，免峡事由应与责任构成要件相互对应，如果不存在免责事由，则难以限定承担责任的范围，当事人所应负责任的可能性极大，特别是在当事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承担责任，这样不利于过错责任的贯彻。另一方面，免责事由的存在并非绝对导致责任被免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仅导致责任的减轻，但它是以法律责任的存在为前提的。

免责事由也不完全同于抗辩事由。在侵权责任中，免责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等表现为抗辩事由；但在合同责任中，抗辩事由的概念常与抗辩权的行使相等同。法律上所谓抗辩权，是妨碍对方当事人行使其权利的对抗权，抗辩权以对方当事人请求权的存在和有效为前提，抗辩权的行使将造成对方请求权消灭或使其效力延期发生，但并不使权利人被免责，因为行使抗辩权时，根本不存在着违约问题，也不存在着违约责任，因此，此种抗辩事由与免责事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免责事由在合同责任中所指的即为不可抗力

免责是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因出现了法定的免责条件和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人将被免除履行义务。法定免责条件及约定的免责事由统称为免责事由。

合同责任中的免责事由即包括法定的免责事由也包括当事人约定的免责事由。而当事人约定的免责事由则包括了免责条款和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免责条款实际上是合同条款，不属于法定免责事由，而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是对法定的关于不可抗力的免责条件的补充，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前提下，若这些约定的事由发生，法律承认他们具有免责效力。因此，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合同法立法精神均要求当事人遵守合同、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违约责任中的免责事由一般应限于不可抗力。

（一）不可抗力的含义及其范围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之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预见是依据现有技术水平、一般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不能避免及不能克服的前提是事件已发生及事件的发生已造成的违约后果。当事人已尽最大努力，仍不能避免或克服；客观情况是指外在于人的行为的客观情况。

凡属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均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总的说来分下列三种情况：

1、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仍频繁发生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阻碍合同的履行而人们的预见能力又是有限的，因此，我国法律认为自然灾害是典型的不可抗力。因自然灾害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应使当事人被免责。

2、政府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法律和行政措施而导致合同不能履行。但在认定免责时应以当事人订立合同以后为限。

3、社会异常事件。属社会中人为行为，如罢工、游行，均在订约时不可预见。

关于意外事件能否成为合同责任的免责的免责事由，值得探讨。所谓意外事件，是指非因当事人的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事故。②对此，在侵权中，加害人常常以意外事件作为免责事由而免除其侵权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我国司法实践的确认。但笔者认为在合同责任中，意外事故作为免责事由受到严格限制。如合同法确定的债务人为第三人的行为向债权人负违约责任的原则表明，尽管此时债务并无故意或过失但仍然不能被免除责任。另外，合同责任主要以损害赔偿和违约金为主要责任形式，在因意外事故造成一方当事人不能如期履行合同，并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债务人依法仍应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和支付违约金的责任。但是，有人认为，意外事件作为承担某种责任事由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并不意味着意外事故绝对不能作为免责事由。③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合同法》未完全排除过错责任，在特殊情况下，意外事故可以作为承担某种责任形式的免责事由。如因意外事故的发生，使债务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将使其支付极不合理的费用的情况下，应允许债务人被免除实际履行合同的责任，而只承担损害赔偿和违约金责任。

（二）我国对免责事由适用的规定

根据《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对免责事由适用的规定有以下几种：

1、免除未履行合同的责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大都明确规定，如出现不可抗力事件，则应免除当事人的履行责任。④而英美法则允许当事人利用不可抗力条款，以确定何种事故的发生免除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责任。我国法律亦规定，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应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

2、合同的解除。不可抗力的发生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则应导致合同的解除。《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由于不可抗力是合同解除的法定事由，不管当事人是否在合同中约定，均可导致合同的解除。

3、延长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不可抗力常常可以导致履行义务期限的延长。在允许情况下，不可抗力事由只是暂时阻止合同的履行，而不是导致合同完全、永远地不能履行，如采取维持合同效力并延期履行方式，更有利于维持合同的严肃性，并充分实现当事人的订约目的。但当事人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三）免责事由适用的意义

当事人任何一方的过错，都将产生违约责任，而不能使当事人免责。由于免责事由的成立足以推翻根据责任构成要件所作出的责任成立的判断，所以，它实际上是对归责事由和责任构成要件适用的否定。如在不可抗力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即使债权人遭受了损害，但当事人对不可抗力的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不应使其承担责任。不可抗力的出现否定了债务人具有过错的推定。

各国的合同法亦都规定了不可抗力是合同的免责事由。实践中，因各种交易行为种类繁杂，往往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有关不可抗力的内容和范围则很难由法律作出具体规定，当事人往往采用在合同中订立不可抗力条款，具体列出各种不可抗力事由和范围。法律也未禁止在合同中以约定形式出现⑤。其目的便是通过当事人设定不可抗力条款努力减少不可抗力事故发生所致的风险，并由当事人合理分担未来出现的风险，同时为正确认定责任，明确法律后果起明示作用。

、关于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旨在限制或免除其未来的责任的条款。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约定合同条款，因此当事人既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免责条款。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㈠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就表明我国《合同法》承认当事人可以在不违反《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情况下约定免责条款。

（一）免责条款的合理性

允许当事人通过订立协议而设定免责条款，实质上是由我国的民法上的私法自治原则决定的，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议而产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由于违约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且主要具有补偿性，因此对此种责任的承担虽然具有浓厚的国家强制性，但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自愿而作出安排。也就是说，此种责任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私人性”⑥，这种责任的承担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当事人私人意思自治的领域，只要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则可以免除其未来可能承担的责任。从经济上看，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将使其承担某种经济负担，而对另一方来说则会使其获得某种利益，而既然民事主体可以在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处分其财产权益，那么当然可以通过达成协议设定免责条款，以免除其未来的责任。所以只要免责条款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则国家不应当对其进行干预。

允许当事人通过订立协议而设立免责条款对于鼓励交易、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时，对未来的风险应有合理的预见和计算，否则当事人不敢从事该项交易。而免责条款的设定为当事人事先预见风险和锁定风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已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预见、无法克服的危险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交易的展开。通过免责条款，将各种风险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和争议，确有利于刺激交易的发展，促进民事流转的展开。尤其是合同责任以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归责原则，意外事故不应当作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然而，当事人在订约时，有可能预见到未来会发生各种意外和风险，而合同法不承认意外事故能够免责，那么当事人如何才能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当事人不对这些风险进行控制，那么严格责任对当事人来说就显得非常苛刻。而当事人对意外风险实行控制的方法就是在事先达成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的达成就为当事人事先锁定风险提供了便利。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其经济合理性还表现在：由于免责条款的设立，可使企业能预告精确地确定和计算其生产成本、利息，免除负担、消耗等，从而能努力完善管理、节省成本。正因为免责条款具有上述作用，因此其运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

（二）免责条款的有效性

免责条款订入合同，意味着当事人已经就免责条款达成了合意，但当事人已经达成的免责条款并不是当然有效的。我国法律从合同自由原则及经济效率考虑，允许当事人达成免责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对免责条款任意作出约定。虽然违约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性，但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共道德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设定免责条款，但对当事人设定的免责条款，法律从维护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利益的需要出发，必须作出必要的限制。具体来说，法律对免责条款的效力作出如下限制：

1、免责条款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免责条款。因此，当事人订立的免责条款必须符合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而不得通过其自行约定的条款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同时免责条款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对此种利益的维护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秩序的建立，所以当事人不得设立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免责条款。

2、免责条款不得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无效。因此，免责条款不得免除人身伤害的责任。对人类而言，最宝贵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人身的安全利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人权的最核心的内容，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是法律的最重要的任务。如果允许当事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不仅将使侵权法关于不得侵害他人财产和人身的强制性义务形同虚设，使法律对人身的权利保护难以实现，而且将会严重危及法律秩序和社会公共道德。因此各国合同法大都规定禁止当事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的人身伤亡的责任。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无效，表明我国法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这一价值取向的内在要求，将对人的保护置于最优先保护的地位。

《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不仅禁止设立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免责条款，也当然禁止设立免除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死亡责任，但并不包括造成对方精神损害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第53条规定免责条款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的，不管该人身伤害是因故意、重大过失还是一般佳宾贪得无厌怕，一律无效。从道理上讲，这一规定是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和人身权利。但在实践中，一些特殊的待业的活动如医院做手术、汽车驾驶训练等，本身具有很高的危险性，如果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免除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事实上将禁止在这些特殊待业免责条款，这将极大地限制这些待业正常业务的开展，最终也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对这种情况作些例外的规定很有必要。

3、免责条款不得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的财产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无效。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方造成另一方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应由一方承担财产责任，并使受害人获得一定的财产利益，如果当事人达成免责条款免除其未来的责任，则表明受害人已经事先自愿放弃了其财产利益，这种放弃也属于当事人私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律不应当对此作出干预。有人认为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实际上是通过免责条款使一方享有了基于故意和重大过失而侵害他人的财产的权利。⑦同时，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由于故意的侵权行为常常同时有可能转化成犯罪，因此无异于免除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看到，允许当事人通过免责条款免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也是不道德的。正如彼得•斯坦所指出的：“侵权责任的基础是过失，这种理论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侵权，顾名思义就是做错事，因此侵权诉讼中被告应当支付的损害赔偿，是一种对做了某种错事进行的惩罚。侵权责任是以道义责任为前提的。”⑧免除故意和重大过失的侵权责任，即使对侵害财产的责任也是不道德的。

4、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

第一、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设定免责条款，任何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都是有效的，但免责条款制定人应当提请对方注意这些免责条款。如果条款的制定人在格式条款中不合理、不正当地免除其现在应当承担的责任，则该条款是无效的。

第二、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加重对方的责任。所谓加重对方的责任，就是在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中，不公平、不合理地限制和免除了条款制作人责任，而同时给相对人强加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之外的责任。为了保护相对人特别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法律禁止条款制作人在法律规定的义务之外对相对人强加责任。

第三、格式化的免责条款不得不合理地排除对方的主要权利。对《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中的“主要权利”是根据合同的性质本身确定的。合同千差万别，其性质不同，当事人享有的主要权利不可能完全一样。认定主要权利不能仅仅看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的内容是什么，而应就合同本身的性质来考察。如果依据合同的性质能够确定合同的主要内容，则应以此确定当事人所享有的主要权利。

应当指出的是，免责条款能体现一定的经济合理性的前提是其内容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免责条款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它则将成为如英国学者阿蒂亚所指出的“是一个非常共同的、令人讨厌的东西”⑨。尤其应该看到，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常常是在经济实力存在着重大差别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制订者可能会凭借其经济实力或垄断地位而制订一些不合理的免责条款，不正当地免除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从而剥夺另一方在蒙受损害时应该得到的合理补偿；或者凭借其有利地位制订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各国立法和司法均加强了对免责条款尤其是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规范和控制，我国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①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468页

②同上469页

③MattiKurkela:ComparativeReportonForceMajeureinWestenEurope,antep.42

④参见韩世远：《免责条款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

⑤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482页

⑥［美］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154页

⑦［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14页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8

作为舶来品，学界对保险人失权在概念表述与具体内容界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保险人失权，是台湾地区学者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大陆地区译法又不同，如失权、保险人禁止抗辩、禁止反言等。笔者认为，应在保险法领域对保险人失权进行独立界定与规范，以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为宗旨，用最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的方式将其纳入保险法。

本文认为，保险人失权即指保险人已知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违反条件或保证而明示或者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不知保险合同的瑕疵事实而信赖保险人的行为的，其后保险人不得再以此事由对被保险人的请求予以抗辩。

二、国外立法现状概要

保险人失权以保险人告知义务为基础，这里的告知义务不同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目前，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告知”界定为说明义务，或将告知义务人仅限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义务，如中国保险法上所谓“告知”是指保险契约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所作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而在日本保险法和其他的行政法规中，告知义务者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狭隘的理解，使得保险人失权制度失去了理论支撑，事实上，保险人也负有告知义务，其不履行义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权”。

“告知”指对属于秘密的或不为他人所完全明了的事实的披露。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合理期待规则等为法理基础。具体而肓，疑义不利解释原则确立了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解释”的规则。对保险人来说，在以疑义条款采何种解释为争点的诉讼中欲获取胜诉，保险人必须向法庭证明它所提出那种解释是本案争议条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此规定促使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合同之初，就充分地履行告知义务。从合理期待规则的角度讲，它要求从一位合理的外行投保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这种解释无疑赋予了保险人更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如失权一般的法律后果。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反映在多方面，然而，即使在英美法系内部，告知义务的具体要求也是不同的。如对于保险人是否负有事先通知支付陆续到期保险费的法律义务方面?英国保险人不存在这样的义务，至今英国保险法仍没有正式确定保险人告知义务及其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的强有力判例法律。只是在1980年，英国法律委员会第104号报告中有所涉及，并得到了一些保险公司在实务中的应用。而在美国，不仅多数州有这方面的要求，并早有实践。

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人失权于德、日应用甚广。如德国法对于格式保险条款订人合同前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期间保险人法律效果通知义务等都有规定；日本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失权的规定主要通过与变额保险相关的保险判例践行。根据日本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在向有投保愿望的顾客进行说明时，必须向投保人履行几项具体的说明义务，否则由于误导而给投保人造成了损失的，应向投保人赔偿损失，充分履行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是预防纠纷及诉讼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未充分履行说明义务的结果是不得援用相关的条款或理由进行抗辩，造成失权的后果。三、在中国构建保险人失权

保险人失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二百多年前，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Carterv.Boehm(1766]案判决中确认了诚信义务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有约束力，保险人失权使得这一抽象的原则在保险法领域转化为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则。实践中，保险人失权是解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投保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一条出路，众多保险纠纷案例提示，不是投保人不愿意遵循保险合同下的义务，而是不知道、不了解其行为的法律意义，也不知道如何依法遵从告知义务。从公平的角度讲，有必要对专业知识欠缺的一方给予制度上的救济。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人失权都有存在的必要。

目前，中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17、18条。但此种“告知义务”是为投保人设定义务，旨在调整投保人不如实披露有关信息的法律反果，它为投保人应用保险人失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其适用却仅限于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严格来讲，中国没有保险人失权制度。而建立保险人失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本文开篇所提案例中面临的问题。

在适用条件方面。保险契约以双方当事人善意为基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欲适用保险人失权须证明：(1)保险人或其人曾就订立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为虚伪的陈述或行为；(2)此项伪陈述或行为的目的是在预期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信赖，或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信赖，并不违背保险人的意愿；(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曾善意信赖此项陈述或行为；(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信赖保险人而做出某种行为，并因此而导致自己受损害。所谓善意，指投保人不知道保险人之陈述为虚伪，这是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失权制度存在的基础。

在适用范围及限制方面。一般来说，保险人交付保单时。明知保险合同有违约、无效、失效或其他可以解除的原因，仍交付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在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为他人投保时，如果保险人已经知道该事实，并明示或默示的放弃抗辩权或者向被保险人表示合同有效的，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就应当适用保险人失权原则，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以上情况都会产生失权效果，然而，保险人失权的适用也不是无限制的，以美国为例，根据大多数州法律规定，如保险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除外责任或者责任免除，保险合同任何一方的“失权”不会使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的责任再包括到保险合同中来。

在中国建立保险人失权制度的同时，应提高作为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桥梁的保险人素质，保险公司在选任从业人员时应加强对其专业素质、人格品质方面的考察，定期进行培训与考核，对不具备从事保险活动的人员取消其作为保险人的资格，另外可以考虑建立投保人对人提供服务满意程度的反馈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信息批露功能在保险领域的应用。

2008年8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保险法修订草案，草案首次纳入“不可抗辩”条款的内容，根据该条款，投保人若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即使其后果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但经过两年期限后，保险公司不得据此解除合同。这就进一步保护了投保人的利益，有效的遏制了保险人的销售误导，是我国保险法走向国际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也应看到它与保险人失权有着本质的区别。草案中的不可抗辩是指在两年后不可抗辩，也即在两年内保险人仍然得行使抗辩权解除合同。在投保人在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做此限制虽是必要的，却也清楚地表明“不可抗辩”并不能取代或替代保险人失权的作用。因此从正面约束保险人依然是必须的。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9

关键词：保险；告知义务：保险人失权

《北京晚报》曾有过这样一篇报道，1993年11月，高女士通过人投保某人寿保险公司的全家福联合寿险。在签约前。人向高女士出示了“个人寿险投保须知”。而后高女士在保险公司代其丈夫在“被保险人”一栏中签名做保险人是高女士及其丈夫)，并未受到在场的人的反对。1999年9月21日，高女士的丈夫因哮喘急性发作而死亡。高女士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5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确认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做出了拒绝给付保险金、退还保险费的决定。

本案中，高女士虽然是在未得到其夫同意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但保险公司对于此事实却是知悉的。如果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对影响合同效力的事实不予否认，事后特别是在事故发生后再主张，那么显然对被保险人、受益人不利。这正是保险人失权在中国缺失导致的。

一、保险人失权的内涵

作为舶来品，学界对保险人失权在概念表述与具体内容界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保险人失权，是台湾地区学者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大陆地区译法又不同，如失权、保险人禁止抗辩、禁止反言等。笔者认为，应在保险法领域对保险人失权进行独立界定与规范，以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为宗旨，用最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的方式将其纳入保险法。

本文认为，保险人失权即指保险人已知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违反条件或保证而明示或者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不知保险合同的瑕疵事实而信赖保险人的行为的，其后保险人不得再以此事由对被保险人的请求予以抗辩。

二、国外立法现状概要

保险人失权以保险人告知义务为基础，这里的告知义务不同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目前，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告知”界定为说明义务，或将告知义务人仅限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义务，如中国保险法上所谓“告知”是指保险契约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所作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而在日本保险法和其他的行政法规中，告知义务者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狭隘的理解，使得保险人失权制度失去了理论支撑，事实上，保险人也负有告知义务，其不履行义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权”。

“告知”指对属于秘密的或不为他人所完全明了的事实的披露。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合理期待规则等为法理基础。具体而肓，疑义不利解释原则确立了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解释”的规则。对保险人来说，在以疑义条款采何种解释为争点的诉讼中欲获取胜诉，保险人必须向法庭证明它所提出那种解释是本案争议条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此规定促使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合同之初，就充分地履行告知义务。从合理期待规则的角度讲，它要求从一位合理的外行投保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这种解释无疑赋予了保险人更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如失权一般的法律后果。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反映在多方面，然而，即使在英美法系内部，告知义务的具体要求也是不同的。如对于保险人是否负有事先通知支付陆续到期保险费的法律义务方面?英国保险人不存在这样的义务，至今英国保险法仍没有正式确定保险人告知义务及其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的强有力判例法律。只是在1980年，英国法律委员会第104号报告中有所涉及，并得到了一些保险公司在实务中的应用。而在美国，不仅多数州有这方面的要求，并早有实践。

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人失权于德、日应用甚广。如德国法对于格式保险条款订人合同前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期间保险人法律效果通知义务等都有规定；日本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失权的规定主要通过与变额保险相关的保险判例践行。根据日本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在向有投保愿望的顾客进行说明时，必须向投保人履行几项具体的说明义务，否则由于误导而给投保人造成了损失的，应向投保人赔偿损失，充分履行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是预防纠纷及诉讼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未充分履行说明义务的结果是不得援用相关的条款或理由进行抗辩，造成失权的后果。

三、在中国构建保险人失权

保险人失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二百多年前，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Carterv.Boehm(1766]案判决中确认了诚信义务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有约束力，保险人失权使得这一抽象的原则在保险法领域转化为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则。实践中，保险人失权是解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投保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一条出路，众多保险纠纷案例提示，不是投保人不愿意遵循保险合同下的义务，而是不知道、不了解其行为的法律意义，也不知道如何依法遵从告知义务。从公平的角度讲，有必要对专业知识欠缺的一方给予制度上的救济。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人失权都有存在的必要。

目前，中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17、18条。但此种“告知义务”是为投保人设定义务，旨在调整投保人不如实披露有关信息的法律反果，它为投保人应用保险人失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其适用却仅限于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严格来讲，中国没有保险人失权制度。而建立保险人失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本文开篇所提案例中面临的问题。

在适用条件方面。保险契约以双方当事人善意为基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欲适用保险人失权须证明：

(1)保险人或其人曾就订立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为虚伪的陈述或行为；

(2)此项伪陈述或行为的目的是在预期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信赖，或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信赖，并不违背保险人的意愿；

(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曾善意信赖此项陈述或行为；

(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信赖保险人而做出某种行为，并因此而导致自己受损害。所谓善意，指投保人不知道保险人之陈述为虚伪，这是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失权制度存在的基础。

在适用范围及限制方面。一般来说，保险人交付保单时。明知保险合同有违约、无效、失效或其他可以解除的原因，仍交付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在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为他人投保时，如果保险人已经知道该事实，并明示或默示的放弃抗辩权或者向被保险人表示合同有效的，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就应当适用保险人失权原则，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以上情况都会产生失权效果，然而，保险人失权的适用也不是无限制的，以美国为例，根据大多数州法律规定，如保险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除外责任或者责任免除，保险合同任何一方的“失权”不会使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的责任再包括到保险合同中来。

不可抗辩条款范文篇10

船东保赔协会,全称船东保障与赔偿协会,肇始与海上保险业务繁盛的英国19世纪下半叶,自1855年第一家船东保赔协会①成立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作为“航运业最伟大的创举”,船东保赔协会以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承保会员对第三人的各类责任风险:包括人员伤亡责任、油污责任、残骸打捞责任等。正如学者所述,“一部船东保赔协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其承保船东责任风险的历史”[1]。保赔保险系一种保险人就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而遭受或将要遭受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保险形式。通常理解为:“船东(船舶经营人、租船人等)根据保赔保险合同的约定,向保赔协会支付会费,保赔协会对入会船东所有(或者租用、管理)的船舶的潜在责任风险、与营运有关的可能的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费用所提供的保障与赔偿。”[2]在英美法系传统理论中存在着责任保险和补偿保险的区分。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责任保险中,当责任发生时保险即开始生效,而不论被保险人实际损失何时发生;而在补偿保险中,只有在被保险人承担责任并遭受实际损失之后,才可以对保险人提起诉讼”①。责任保险着眼于对第三人的保护,典型表现是对第三人的责任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共同承担,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直接请求权。而在补偿保险中,保险人尽管也以第三人责任风险为承保对象,但附加“严苛”的前提条件———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实际支付损害赔偿,第三人不具有直接请求权。保赔保险就性质而言归属责任保险还是补偿保险,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就语义分析,保赔保险天然的具有补偿性。然而随着实践发展,保赔保险因第三人直接诉权的行使又表现出责任保险的性质,因而有学者认为:“法院是时候宣布责任保险与补偿保险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假象的存在,而应该完全抛弃”。尽管如此,尚有学者坚持“虽然承保的都是海上的责任风险,但二者仍有较大区别”[3],不能混同。之所以有此争议笔者认为根源在于:在补偿保险中,“先付条款”是损失补偿原则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填补被保险人实际损失的终极目的;而在责任保险中,第三人享有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是责任保险制度设计的初衷。然而,由于实践的磨合与需要,保赔保险同时吸纳了这两种特征。在为实践方便服务的同时却无形中引发了对于保赔保险的性质之争。唯一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先付条款作为保赔保险传统基本条款的地位与效力正受到国内与国际、立法与司法实践承认第三人直接诉讼的强烈冲击。就其性质,笔者认为简单的以先付条款和直接请求权二者孰优孰劣来划分定性未免有些偏颇教条,况且以上两种特征只能被理解为两种保险形式的最显著特征但绝非其全部内涵。船东保赔协会始终是在回应国际航运与保险市场、国际与国内立法司法实践中发展完善的,保赔保险呈现出的新变化也正是在当下繁复的保险形式潮流中应运而生的,是否一定要在两种制度设计之间做一取舍,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同时也太过狭隘。局限在对某时某刻概念的界定对于不断发展的保赔保险而言,始终是落后和偏颇的。无数的法学实践证明,传统观念在解释纷繁复杂的新生法律现象时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笔者认为,先付原则和第三人直接请求权在保赔保险中是可以对立统一、相辅相生的,抛开传统学术模式的枷锁,正确分析两种特征在不同情形下的优先适用与否、对抗与平衡,才能始终赋予保赔保险以活力。

二、船东保赔协会之先付原则在英国优势地位的确立及其效力

(一)先付原则概述

先付原则指在保赔保险中,会员先予赔偿其对第三人责任项下的损失是船东保赔协会理赔的先决条件。先付条款作为船东保赔协会规则中“即使不是全部也堪称最重要”②的“黄金”条款,具有鲜明的特征:(1)体现保赔保险合同的补偿性质。先付原则强调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主张的第一位义务,只有满足此前提他才被授权向船东保赔协会索偿,因为此时船东才真正遭遇实际损失。(2)彰显船东保赔协会的互助性质。船东保赔协会作为非营利的船东互助组织,以维护会员利益为宗旨。每个成员既是投保人又是保险人,二者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共保责任,共担风险。尽管船东保赔协会的法律性质和组织结构与成立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其灵魂的互助性特征始终没有改变。先付原则无疑为船东整体利益的保护架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鉴于先付原则对于船东保赔协会稳定运营的重要性,目前,先付原则已被几乎世界所有船东保赔协会所接纳与肯定,并将其作为船东保赔协会规则书中的必备条款①,每一船东在加入船东保赔协会时都要自动接受先付条款。

(二)英国司法实践对于先付原则优势地位的

肯定———TheFanty案②和ThePadreIsland案③先付条款作为保赔保险理赔的先决条件,是各环节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一道关卡。当作为被保险人的会员船东由于财政原因(如破产)无法满足先付原则时,理赔的后续步骤就无法继续,受害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会直接向保险人提起诉讼。在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中,英国法院直面这一棘手的问题:肯定先付条款的“先决条件”地位以维护理赔环节的正当性;还是无视其效力而支持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英国上议院最终选择了前者。先付原则由此得以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确立优势地位。

1.TheFanty1983年,Fanty号④在从德国前往尼日利亚的途中遭遇船体大面积渗水,发生货损。船东拒绝按照判决赔偿货主损失,并因而面临法院的破产令。货主随后以保赔协会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仲裁庭驳回其请求后,货主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Staughton法官经审理支持了货主的上诉。其理由为:首先,根据英国《193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ThirdParties(RightsagainstInsurers)Act1930)(以下简称为《1930年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⑤,第三人在被保险人破产时享有其权利的转移,由此“先付条款”涉及的义务也随即转移给第三方,但是此项义务是“无法履行也是没有法律意义的”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无法同时扮演赔偿主体和被赔偿主体的双重角色;其次,先付条款违反了《1930年法》第1条第3款的规定⑦,要求第三方完成不可能履行的义务是对其权利实现的阻碍,间接改变了第三方基于此条款本应获得的权利,因而导致保险合同本身无效,先付条款的效力也就无从谈起。

2.ThePadreIsland1965年,ThePadreIsland号在海上航行中发生事故导致货损。由于船东拒绝履行货主的胜诉赔偿判决,1982年法院向其下达破产令。货主随即以保赔协会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请求遭到驳回,货主随即上诉至英国高等法院。Saville法官经审理驳回了货主的上诉。其理由为:会员船东对保赔协会的合同权利只是期待权,其实现以满足先付条款的要求为前提,当这一要求无法被满足时,船东的权利无法根据《1930年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转移给第三人。

3.上诉法院判决在TheFanty案的船东保赔协会和ThePadreIsland案的货主的上诉请求下,两个案子在上诉法院合并审理,判决结果支持了货主的主张,认定先付条款为无效条款。⑧理由是:“先付条款要求的前提条件在权利依法转移后是不可能履行的,所以应当否定该条款的效力”⑨。但上诉法院作出两点修正:(1)根据《1930年法》第1条第1款的规定转移给第三人的权利仅仅是期待权,欲使期待权实现并立即获得补偿的效力前提是会员满足了协会规则的前提要求。(2)《1930年法》第1条第3款并不意图使在存在破产令的情形下使保赔保险合同归于无效。“先付条款”本身也不具备修改当事人实际权利的效力。“享有权利的是会员船东而并非权利自身。”①因而,先付条款并没有间接改变当事人的权利而归于无效。

4.上议院判决毫无疑问,上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对于两家船东保赔协会实难接受,案件上诉至上议院也是在所难免。上议院Brandon大法官在提出了三点决定性的问题:“(1)在被保险人履行其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之前,他对协会有什么样的权利?是一种期待权,还是既得权;(2)‘先付条款’是否意味着协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禁止被保险人权利的转移;(3)当协会会员本身面临破产而归于消灭时,其有什么样的权利转移给第三人?”②针对第一个问题,从保险合同的性质分析,被保险人权利属期待权毋庸置疑。关于衡平原则的运用,上议院的法官指出:衡平原则不足以具有推翻在合同中明确规定的“先付条款”的效力,衡平原则只起补充作用。因而会员船东享有的不仅是一种期待权,而且是以先付条款的满足为实现前提的期待权。针对第二个问题,大法官指出作为船东保赔协会与会员之间自由协商签订的合同条款,先付条款从约定之初就不具有直接或间接改变第三人权利的意图。被保险人的破产只会使先付条款的满足变得更加困难,但并非无法实现,即使其无法实现也不能由此判定先付条款无效。基于以上两点,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大法官指出:第三人在对保险人的关系上不能取得比被保险人更优的权利,因而第三人获得保险人赔偿的前提是满足先付条款,亦即第三人不享有对保赔协会的直接请求权。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的判决结果确立了“先付原则”之于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优势地位,体现了英国司法对先付条款的尊重与倾斜,这一结论在英国随后将近20年的司法实践中被当作先例加以推崇。

(三)先付条款的例外适用———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的说明

在TheFanty案和ThePadreIsland案中,Goff法官对于“先付原则”的适用曾作出过强调说明,当第三人遭遇的损失不是货物损失而是人员伤亡时,先付原则的适用应区别对待:在货物损害赔偿中,货物通常还有单独的货物保险人存在,船东保赔协会以“先付原则”为理由予以对抗的不只是第三人也包括另一保险人,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权益而又不致导致极其不公的结果;而人员伤亡却不存在单独的保险人,即使以“先付原则”拒绝第三人的人身伤亡求偿请求在实践中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船东保赔协会通常都会以董事会的自由裁量权放弃这一抗辩理由。③尽管如此,Goff法官仍建议,为了避免这种“可以想象”演变为实际操作,当船东保赔协会企图为了商业利益滥用先付条款对抗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请求时,英国国会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其抗辩。④

三、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中的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在国际公约中的确立与发展

(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是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与发展的新型保险。其内容与一般的责任保险并无差别,唯一区别就是投保与承保的法律强制性。自《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首次规定第三方强制责任保险至今,已有许多国际海事公约引入了强制责任保险机制,其责任范围从最初的油污责任、危险物损害责任扩展至沉船打捞责任、海上旅客人身伤亡等领域。强制责任保险俨然已经成为海上保险业———尤其是关乎国际公共利益的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保险形式。第三人直接诉讼,是指第三人的权利因被保险人的责任遭到损失时,第三人直接要求保险人支付有关赔偿金。直接诉讼制度是实现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立法价值的基本保障。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着眼于对于受害第三人的保护。不仅如此,“同强制责任保险对‘契约自由’的干涉程度相比,直接诉讼并未真正地侵犯船东互保协会的权益”。

(二)国际公约对于强制责任保险及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采纳

近年来,国际海事组织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强化船东责任,给予受害方更充分赔偿的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都引入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并附加第三人直接诉讼以制度支持,涉及的责任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①、《国际船舶燃料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74年海上运输旅客及其行李雅典公约的2002年议定书》、《1996年国际海上运输有害有毒物质的损害责任和赔偿公约》。因此,有学者主张在IMO新近制定的国际公约中,强制责任保险和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采纳“应视为理所应当”[4]。由此可以发现,第三人直接诉讼在国际公约中并非普适的概念,而是在某些涉及公共利益需要通过强制责任保险加以规制的领域,通过列举的方式逐一规定,从而逐渐覆盖各类需要强制保险的责任风险领域。

(三)英国国内法对于强制责任保险领域先付原则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取舍

有人质疑:国际公约的规定是否和英国《1930年法》的适用存在重叠关系?英国如何在履行国际公约与维护国内司法判例之间取得平衡?适用了20年的权威先例是否要在一夕间全部推翻?英国国内法的重新修订澄清了以上质疑。以《油污责任公约》为例,英国1995年《商船法》明确规定:“本法所规定的强制保险合同不适用《1930年法》”②,从而在油污责任领域使《国际公约》优于《1930年法》,而不存在重叠关系。同时为了履行国际公约,英国《1995年商船法》又通过二次立法的转化方式赋予公约以国内法的效力,以专章的形式对强制保险作出了符合公约的修改,要求涉及油污责任的保险合同必须满足公约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即履行强制责任保险和允许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义务。③由此在油污责任领域,国际公约的规定得到优先适用,从而否定了先付原则的效力。在解决《燃油公约》中涉及的直接诉讼的规定时,英国《商船法》采取了与处理《油污责任公约》相同的做法:即英国《1930年法》对于《燃油公约》强制适用下的保险合同同样无效。在燃油污染民事责任领域,第三人同样可以对船东保赔协会提起直接诉讼。尽管除《油污责任公约》和《燃油公约》外的其他公约暂未生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英国批准这些公约,船东保赔协会的先付原则也随即要在这些领域受制于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随着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触及的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先付原则对于船东保赔协会的保护作用将受到严重的减损。

(四)船东保赔协会的实践回应

即使先付原则在上议院的司法判例中得到了肯定,但是国际公约与英国国内立法的双重规制使船东保赔协会在强制责任保险领域难于以先付原则作为抗辩理由,第三人直接诉讼已经成为先付原则法定的例外事由。同时,由于国际公约所涉及的责任均为保赔保险的承保范围,船东保赔协会的规则必须做出修改。现实操作表现为:船东保赔协会在规则书中明确协会将代表船东支付其责任项下的费用和支出,以满足《油污责任公约》对于船东资格证书的要求。④船东保赔协会通过对船东签发“蓝卡”(BlueCard)履行担保人或保证人的义务,第三人由此获得直接诉讼的法律依据,先付原则不再成为第三人索偿的障碍。

四、英国《201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对于先付原则在非强制责任保险中的适用的修订

(一)英国《193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的制度设计

作为普通法奉行的合同相对性原则要求,如果被保险人投保的是其对第三人的责任风险,当责任发生时第三人只能向被保险人提起赔偿请求。当被保险人遭遇破产清算时,第三人的权利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即使他获得了判决支持,其损失也难以得到实际弥补。1928年英国接连发生的案件正是这种现实困境的集中反映:第三人一方面无法从破产债务人手中获得补偿,一方面缺乏法律或是公平原则的依据向保险人求偿。为了对此问题提出更公平的解决方案,英国国会于1930年颁布了《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正如法案使用如此一个长标题以表明其立法目的一样①,该法为非强制责任保险中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提供了法律依据②。但是由于TheFanty案的判决先例地位,法案中赋予的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不足以对抗船东保赔协会的先付条款。

(二)英国《2010年第三人对保险人权利法》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