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范文10篇

帮助范文篇1

【关键词】组织帮助行为罪名确定司法解释

从理论上讲，我国刑法中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协助组织罪、介绍贿赂罪等罪名，其行为性质属于帮助行为，⑴依照常规应当按相应犯罪的帮助犯处理。通过立法把这些罪名从某种犯罪的帮助犯中分离出来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的切分为例，从立法原因分析、刑法总分则关系、罪名设置等角度探讨帮助行为单独定罪这个“小问题”，从中进行关于刑法立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如何相互关照的“大思考”，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以期达到的目标。

一、协助组织罪的立法沿革与理论解读

（一）协助组织罪的立法沿革

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协助组织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997年12月16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以下简称《罪名规定》）将组织的帮助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协助组织罪。实际上，对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进行“切分”的规定沿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9月4日通过的《关于严禁的决定》（以下简称《严禁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g年12月11日印发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协助组织独立成罪的司法实践也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第46条规定，将刑法第358条第3款修改为：“为组织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该条规定最后能够通过，协助组织罪的罪状将更为明确。

（二）对协助组织罪立法现有理论观点的分析

认为协助组织行为是组织罪的帮助犯或从犯，是理论上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为什么刑法对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规定了法定刑，而不结合刑法总则规定适用组织罪的法定刑？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突出打击重点”论，即认为“由于我国刑法对组织罪规定了比较重的刑罚，为了保证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刑罚时能够突出重点，严厉打击组织犯罪集团、危害严重的首要分子和起主要作用的人员，防止发生偏差，刑法采用了这种独特的规定方式，把组织罪的帮助犯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并设立了独立的法定刑。”⑵另一种是“避免刑罚畸轻”论，即认为“考虑到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程度，避免将犯罪人以从犯论进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而导致刑罚畸轻现象，便将协助组织他人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⑶与“避免处罚畸轻”论相近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立法者设置此罪，不可能是为了防止处刑过重。恰恰相反，正是为了防止处刑过轻，打击不力，才是立法者不惜将刑法总则的共同犯罪理论捅开一道口子，也要对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设罪的根本原因。”⑷

本文不赞同用处罚轻重的思路来解释协助组织罪这一立法现象。上述“突出打击重点”论和“避免处罚畸轻论”都难称妥当。

“突出打击重点”论首先与人们对“突出重点”的通常理解相悖。假如立法者想重点打击主犯，应该对主犯的处罚作出特别规定，而不应该通过将从犯剥离出来这种间接形式来实现。更重要的是，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从犯包括“起次要作用的”和“起辅助作用的”二种类型。对组织罪来说，协助组织行为只是“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只将这部分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由于“起次要作用的”这部分从犯仍然还保留在组织罪中，并不能真正起到“突出打击重点”作用。

持“避免处罚畸轻”论的学者认为对组织罪的从犯的处罚会比对协助组织罪的处罚轻。但是，对比组织罪和协助组织罪的法定刑，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组织罪的法定最低刑为3年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协助组织罪法定最低刑为6个月有期徒刑，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总体上看，前者明显重于后者。即使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必然要受到法定刑的制约。不能用组织罪从犯的“免除处罚”与协助组织罪的法定最高刑相比，然后说孰轻孰重。而只能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假设对协助组织行为按组织罪的从犯处罚，与按独立罪名论处相比，何者较轻、何者较重。而且，也不应认为协助组织独立成罪就是“力求将一切协助组织行为都纳入定罪范围”、“一旦将‘协助组织’明定为犯罪，就比认定组织罪的从犯要容易得多。”⑸因为认定协助组织罪的成立，也必须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不成立组织罪（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却可以构成协助组织罪的情况目前尚无例证。与某些外国的立法不同，⑹我国刑法没有限定（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必须是直接帮助实行行为人，所以，间接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应无疑问。这决定了组织罪（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不会比协助组织罪的成立范围小。

（三）本文观点：协助组织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原因是其在组织罪中的常态化

但是，如果否认上述两种观点，协助组织行为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在哪里？本文认为，刑法第358条为“协助组织他人”的行为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原因在于协助组织行为在组织罪中的常态化。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行观点，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个人单独可能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而形成的共同犯罪，是任意的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以二人以上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是必要的共同犯罪。⑺刑法并没有规定组织罪以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为成立条件，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完全可以实施此罪，如果多人共同组织并构成犯罪，显然是任意的共同犯罪。但实际中，组织行为涉及对内管理、对外“经营”各种复杂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关系，行为人不但要有效控制者，还要与者打交道；不仅要时时注意逃避依法查处，更要面对来自黑恶势力的滋扰。犯罪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组织罪通常很难由一个人实施，行为人往往需要合作者或协助者才能顺利“开张营业”，因此，组织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笔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司法判例”检索框中输入关键词“组织”，结果显示了36个相关案例，经过统计发现，在这些案例中只有2个案件是由1个行为人独立实施，有34个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案件，其中有行为人被判构成协助组织罪的案件多达21个。⑻实践中，组织罪实施过程中需要保镖、打手、管账人予以“协助”已经成为常态，或者说协助组织行为在事实上已经常态化。因为考虑到还存在少数由一人单独实施组织的案件，所以在不改变组织罪的“任意共同犯罪”类型的前提下，将已经接近类型化的协助组织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就成为比较稳妥的立法选择。

二、协助组织适用独立的法定刑并不违反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协助组织单独成罪是“立法者不惜在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中捅开一道口子”，担心“此举使得在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协助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连协助罪本身是否存在共同犯罪都变成了问题。对此，刑法总则无从遵循，刑法理论亦难以解释，只能称之为无解的难题。”⑼本文认为，立法者为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规定法定刑，并不违反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说，刑法总则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因为刑法第358条第3款的存在而无从遵循，而且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各自仍有主犯和从犯之分。

（一）刑法分则中允许存在与总则相关规定不相符的例外规定

作为一种法典编纂模式，将刑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始于近代。“是在17世纪意大利刑法学的影响下，经过18世纪德国各州刑法典、奥地利刑法典，直至1791年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而最终形成的。”⑽受西方影响，中国自清末修律时起，在刑法典中分设总则与分则，并一直沿袭该模式至今。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对，在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并无统一的刑法典，因而自然谈不上将刑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的问题。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单行刑法中也有总则性规范。

从立法史的角度考察，刑法总则性规范的产生时间应晚于分则。民国时期刑法学者欧阳蹊指出：“盖以古代之刑法，为迫于一时之需要，仅有形同分则之条文，或混入形同总则之规定。积之既久，条例繁多，势不得不综合各条文中之相同者，另立一章，以明统系而免繁复，于是遂有总则之产生。”⑾法国刑法学者也认为：“刑法的‘分则’也许是刑法中最古老的部分，因为，人们最早开始做的，就是确定什么是犯罪以及当处何种刑罚。一般的理论是在后来才建立的。”⑿由此可见，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分离，最初主要是基于“明统系而免繁复”的立法技术考虑，否则，刑法总则根本就不必产生。所以，从理论上讲，如果分则规定与总则规定之间出现了冲突，值得疑问的是总则对分则内容归纳得是否科学合理，而不应该反过来指责分则违反了总则的规定。“由于分则是具体与特别规定，所以，它完全可能在总则要求之外另设特别或例外规定。所以，不能要求分则规定完全‘符合’总则规定。”⒀认为刑法第358条第3款为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规定法定刑，因而违背了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就是僵化理解刑法总则对分则指导和制约作用的产物。

（二）如何理解《两高解答》第3条第2款规定的“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

《两高解答》第3条第2款规定：“根据《决定》第一条第二款（相当于新刑法第358条第3款——笔者注）的规定，协助组织他人的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应当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不适用刑法总则第24条（新刑法第27条——笔者注）关于从犯的处罚原则。”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使刑法的规定更明确，但是规范性解释也是用文字表述的，它可能需要再解释，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条解释规定就是如此。此处的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作以下二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协助组织行为适用单独的法定刑处罚，所以不再适用刑法第24条的规定比照组织罪的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⒁因此只是对协助组织行为适用单独的法定刑的强调。第二种是：协助组织罪适用独立的法定刑，而且不再适用刑法第24条的规定对协助组织罪区分主犯和从犯。如果作后一种理解，则是对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双重误读。

首先，刑法理论认为，司法实践也承认协助组织行为是组织共同犯罪的帮助犯，如果刑法没有为协助组织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对此种行为当然适用组织罪的法定刑，同时结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从犯处罚原则进行处罚。但是，刑法分则为此种行为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于是就不再结合总则关于从犯的规定适用组织罪的法定刑，如前文所述，刑法分则的这种特殊规定不存在违背刑法总则的问题。

其次，协助组织行为适用单独的法定刑，不意味着在协助组织行为的内部不进行主从轻重的区分。如果数人共同实施协助组织行为，在刑法特别规定的法定刑范围内，仍然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从犯仍然要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刑法总则规定关于从犯处罚原则只是在选择何种法定刑的意义上不适用，而不是被完全排除，因而谈不上“刑法总则无从遵循”。

再次，“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协助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这一说法是不严谨的。我国刑法中的从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一种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作为“帮助犯”，协助组织行为显然只是组织共同犯罪中从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即使将协助组织罪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组织共同犯罪中还存在另一种（起次要作用的）从犯，认为“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的观点显然是犯了把从犯等同于帮助犯的错误。至于认为“协助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的观点，首先与主犯与从犯划分的理论常识相悖，因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可能共同犯罪人都是主犯，但不可能都是从犯，一般说来总是有主有从。”⒂此外，在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分离、单独成罪之后，评价主犯和从犯的语境已经改变、标准已经细化。显然不能在组织罪的范围内讨论协助组织罪有无主犯，而是要以协助组织罪作为评价对象，判断协助行为本身的有无主从之分。如果多人共同实施了协助组织的行为，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当然是本罪的主犯。

三、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行为”确定为独立罪名并无不当

1992年《两高解答》将协助组织罪确定为独立罪名，其理由是该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并举例说刑法第294条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其他参加”也配置了单独的、较轻的法定刑，却没有得出“应当确定为独立罪名”的结论；而且，寥寥数字的“协助组织他人”，也够不上什么“具体的罪状”。为破解上述“难题”，并建议完善司法解释，仿效取消奸淫幼女罪的做法，把“协助组织他人”从罪名改为情节。⒃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行为”确定为独立罪名并无不当。

（一）协助组织行为与“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奸淫幼女的行为不能类比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罪本身属于“必要的共同犯罪”，而组织罪则是“任意共同犯罪”，在罪名成立意义上，前者各行为人是不可分的，而后者的行为人却具有可分性。同样是参与犯罪，“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人既是犯罪主体，也是犯罪对象，而协助组织的行为人不可能成为犯罪对象，所以更具有独立性，这是其一；其二，虽然协助组织行为与“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均有独立的法定刑，但前者有两个法定刑幅度，后者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而且，协助组织罪的法定刑与组织罪的法定刑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旧刑法中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段上是重叠的，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其他参加”与“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两种情节的法定刑则是连续的。这表明，在立法者看来，情节严重的协助组织作为与不具备加重情节的组织罪对社会的危害是大致相当的。而“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的社会危害则不可能超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相比于“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协助组织行为更有予以单独评价的必要。⒄

虽然奸淫幼女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后来又改为强奸罪的从重处罚情节。但是，刑法只是规定奸淫幼女的应当“从重处罚”，而没有为该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这是与协助组织行为的不同之处。因此，在是否能够独立成罪这一点上，奸淫幼女的行为与协助组织的行为也没有可比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奸淫幼女作为独立罪名长期适用，并没有产生明显弊端。司法实践表明奸淫幼女行为“成立一个罪名还是作为一个情节”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重要。

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协助组织他人”虽然只是寥寥数字，不是“具体罪状”，但罪名的确定并不要求罪状是具体的。刑法规定的许多简单罪状，诸如“故意杀人的”、“伪造货币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等等都是只有寥寥数字，但并不妨碍这些罪名的确定。所以，以“字数少”、不是“具体罪状”为理由论证“协助组织他人”不足以单独成罪，没有说服力。如果《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46条最后通过，该罪的罪状将更加具体化，以罪状“字数少”为由而质疑协助组织单独成罪的观点就更不成立了。

（二）协助组织独立成罪有利无弊

如前文所述，协助组织行为在组织案件中的准类型化，是立法对该种行为予以单独评价的事实前提，刑法因此为此种行为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司法解释基于同样的原因以及立法的现实，将协助组织行为确定为独立的罪名。本文认为，从满足实践需要的角度看，协助组织独立成罪有利无弊，因而无需改为组织罪的情节。

1．可以强化评价功能

刑法理论公认罪名具有概括、区分、评价、威慑等功能。⒅协助组织罪当然也具备这些功能。该罪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在全面保持了这几个功能的同时，还强化了评价功能。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被定为某种罪名，就说明国家对这个人的行为所给予的评价是否定性的，应当被禁止。”⒆相比之下，协助组织行为单独成罪，其罪名评价功能显然会增强，因为人们从协助组织罪这个罪名中更容易直接感受到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2．不会增加认定困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协助组织单独成罪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困难，因为在有些情况下，组织与协助组织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⒇不能否认司法实践中这种困难的存在，但也应看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协助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罪所致。因为即使将协助组织行为作为组织共同犯罪的从犯处理，也仍然要面对主犯和从犯如何区分的问题。协助组织独立成罪无非将这种困难更加外显化了，但并没有使它增加。

四、由“小问题”引起的“大思考”：刑法立法、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如何做到融洽

如果把目光投向刑法规定，我们会发现，帮助行为独立成罪的情况并不止协助组织罪一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介绍贿赂罪都应该属于此类。与组织罪和协助组织罪的切分并不是立法者随心所欲的产物一样，把这些罪名从某种犯罪的帮助犯中分离出来也不是立法者的率性而为，其背后也有特定的原因。本文认为，规定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其原因在于作为被资助对象的犯罪（背叛国家、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等）一般只能由本国公民实施，如果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在境外主体实施资助行为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适用上的困难，规定此罪应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境外主体的刑事责任问题。资助恐怖活动罪的成立，要求资助对象是“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也就是说即使不直接资助“恐怖活动”，也构成本罪，扩大“资恐”犯罪成立范围是资助恐怖活动罪立法原因所在。关于介绍贿赂罪，有学者认为其成立范围仅限于“行为人明知某人欲通过行贿谋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该信息，在此基础上，情节严重的”，(21)对介绍贿赂罪进行这样的解释极大限制了介绍贿赂罪的成立范围甚至无异于“取消”这个罪名。本文认为，首先，介绍贿赂罪是一种居间型帮助行为，很难确定其帮助的对象是受贿或行贿的哪一方，在这个意义上，该行为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其次，从其较低的法定刑来看，应该属于危害程度较轻的帮助行为，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可能不足以构成犯罪。再次，刑法第392条第2款的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介绍贿赂的行为未必实际受到处罚，而通过此种立法方式无疑可以达到分化贿赂犯罪分子、有效获取证据的刑事政策目的。

如果把目光转向刑法理论，我们会发现，共同犯罪理论也从未否认“分则规定可以限制或排除总则规定适用”的观点。我国刑法通说认为“对必要的共同犯罪，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有关犯罪条文处理，不必适用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条款。”(22)在外国刑法理论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见解。大绿仁教授认为“由于必要性共犯为分则上独立的共犯类型，所以刑法总则关于任意性共犯的共犯规定，在性质上就必须被限制适用。即，在对向犯中，有只处罚对向者一方的规定时，即使他方的行为可以看成是教唆或者帮助对向者的行为，也当然不应视为教唆犯或者从犯；在多众犯中，以构成要件所规定的形态实施的参与行为，即使在外表上相当于教唆犯、帮助犯，也应该认为是不可罚的。”(23)既然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对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灵活地理解，那么在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上，也不应僵化地将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理解为“违反了总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做到辩证地看待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善意地、合理地解释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帮助行为单独成罪这种立法现象就不会被偏颇地加以解读。更深一层的观念则是：刑法理论不应简单地以自身标准来裁断立法的是非对错，而是应该尽量真实地描述、合理地解释法律规定，努力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智识”参考，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刑法规范、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和谐融洽和动态关照。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中的帮助行为还包括实行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例如：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容留、介绍他人罪。这种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⑵鲍遂献主编：《妨害风化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⑶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40页。

⑷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的怪异切分”，载《法学》2009年第4期。

⑸同注⑶。

⑹日本刑法典第62条第1款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所以，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帮助犯是否限于直接帮助正犯的行为，存在争论。否定说认为，刑法第62条的规定意味着帮助帮助犯的，不是帮助犯。肯定说则认为，日本刑法第62条的规定并非意味着仅仅处罚直接帮助正犯的行为人，完全可以认为它包含着处罚直接帮助从犯而间接帮助正犯的行为人的意思，而且，从实质上看，不处罚间接从犯也不合理。日本的判例也承认间接帮助的可罚性（参见陈家林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609页）。可见，即使是在日本，主张间接帮助犯可罚性的观点也占优势。

⑺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172页。

⑻北大法律信息网：2010年5月1日访问。

⑼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的怪异切分”，载《法学》2009年第4期。

⑽张明楷著：《刑法学》（下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⑾欧阳豀著：《法学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⑿[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⒀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⒁新刑法第27条删除了“比照主犯”字样。

⒂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⒃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的怪异切分”，载《法学》2009年第4期。

⒄当然，如果不考虑立法简约和适用简便，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分成二个罪名，即：组织、领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未尝不可。

⒅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6页。

⒆刘艳红著：《罪名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⒇郑兰先、董乐先：“协助组织不宜单独定罪”，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2期。

(21)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页。

帮助范文篇2

首先感谢朱老师今晚给我这个发言的机会，现在我就孩子的阅读与写作习惯谈谈自己的体会：

自己小学时课外书看得少，看的最多的是小人书，现在几乎已经没有这种书了。那时我看课外书是要被妈妈骂的，说我正经书不看，净看这些闲书。好像那时学校里也不像现在多提倡看课外书。社会在进步，教育理念在不断更新，现在家长和老师越来越鼓励小孩多读课外书。阅读，可以给孩子带来乐趣，同时，也是他们获取知识、提高写作能力的一种学习方法。阅读习惯是孩子应具备的好习惯，对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很重要。我女儿的性格一直比较内向，而阅读是属于安静的活动，所以一开始阅读习惯的养成没遇到大的阻碍。几年来，她越来越喜欢上了阅读，写作水平也有所提升，总结这一段过程，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阅读不要当成给她的任务，要让她自己感兴趣。

其实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她不太喜欢书，因为我老是让她背古诗，她只喜欢看书上的图画，并且用笔在上面涂涂画画，这一度这让我以为她爱好画画，还送她去奇才画室学画。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我只好改变了方向，顺应孩子的心理特点，我就利用书上图画的内容，给她看图说话，让她在听书中对书产生好感，使她知道，原来图画里也有许多好玩的故事，之后我经常带她到书店选购一些适合她的书，在一定的范围内给她自己挑选，在这样的过程中，只要发现她对其它的书有兴趣，便引导她阅读，将她阅读的范围拓展。很快地，阅读被她所接受。我深刻的体会到：一定要让孩子感到阅读不是强制性的任务，而是一种爱好，只有找到这个兴趣点，才能让孩子走上正确的阅读轨道。现在我的孩子会主动利用一些时间看书，中午、晚上写完作业后，睡觉前半小时，都能看见她低头捧着书看，阅读已经成为她的习惯。给孩子买的书应该是一些印刷质量好、内容有趣、符合儿童特性的书。

二、阅读不要急功近利，要偏重享受

阅读存在一个误区，一些家长买书给孩子看就是希望通过阅读快速积累好词好句，快速的提升作文水平，快速地提高语文成绩，我以为那样还不如直接在书店买本《好词好句好段》的书？不可否认，阅读的孩子语文素养一定会提高，但仅仅将阅读目的定在提高语文成绩上，那就忽略了阅读本身的意义，太急功近利了。阅读是一种求知行为，也是一种享受。平时孩子所读书的内容范围越广越好，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不例外。如果您想要孩子完全按照你的计划阅读，那注定不会长久。

三、亲子阅读能加深亲情

现代生活的节奏快，生活压力也大，我们这一代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金钱是上一辈无法比的，但相反，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却相应的少了。家长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工作、饭局、麻将桌上，现在孩子这个不缺，那个也不缺，缺的就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的女儿看书从不要我去督促，但是我有时会有意识的阅读孩子已经读完的书，可以看成是与孩子的一种沟通，孩子会主动和自己谈些书中的人物以及相关的故事、观点等等。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小和孩子的代沟，增加和孩子的亲情。

四、阅读和写作的关系

帮助范文篇3

关键词：中立帮助行为；帮助犯；客观归责

一、中立帮助行为的概念

中立帮助行为是指在外观上看起来是中立的、没有法益侵害性的、但实际却对某种犯罪行为和结果起到了客观上的促进作用的行为。要更好地探究中立帮助行为的含义，就不得不与传统的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进行对比。传统的帮助犯，从主观层面上讲，帮助犯须有帮助的故意，且该故意具有二重性，即同时具有实施帮助行为的故意和帮助既遂的故意［1］。而帮助的故意，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包括间接故意。从客观层面上讲，帮助犯须有帮助的行为，即实施了“使正犯者的实行行为更为容易的行为。［2］”中立的帮助行为，从主观层面上讲，是中立的帮助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犯罪行为起促进作用。这也就是说，中立的帮助者最起码是基于放任的故意，即间接故意。从客观层面上讲，中立的帮助者实施了对犯罪行为有利的行为。例如，二人在售卖五金器具的店前相互斗殴，其中一人一边斗殴一边向店员购买羊角锤，并用羊角锤将另一人打成重伤，店员卖羊角锤的行为属于中立帮助行为。由此可以看出，中立帮助行为大多数都符合帮助犯的构成要件，如果将其完全按照帮助犯处罚似乎也可以。但中立帮助行为的帮助者实施的通常是“中立行为”，一般指具备可重复性、可替代性的日常行为，如日常的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如果将中立帮助行为完全按照共犯中帮助犯来认定，势必会对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造成较大打击。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找到部分不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出罪的依据，进而划定其处罚边界，实现自由保障与法益保护的平衡。

二、中立帮助行为的责任认定

中立帮助行为的责任认定应当从客观入手，即主要是从帮助行为来进行认定。首先，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的认定不应过早考虑主观方面，帮助者主观上无论是直接的故意还是未必的故意，都与定罪没有直接关系。可依据主观恶性进行量刑上的考量。再着，客观要件包含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若考虑中立帮助行为的结果，显然并无必要，因为中立帮助行为必然会产生对正犯犯罪行为加以促进且增加正犯行为危险的结果。而细究因果关系，便会发现，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和结果都存在因果性。因此，客观归责论主要是从帮助行为来进行限制。客观归责论的判断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帮助行为必须增加了损害法益的危险，而不能减少了危险。例如，药店老板明知顾客将购买砒霜用于毒杀他人时，用形状类似的但害处小的药粉代替砒霜出售。虽也对他人造成了一定损害，但不具备可罚性。另外，如帮助行为虽制造了危险，但该危险是被《刑法》规范所允诺和承认的，不属于不被允许的危险，则也不具有可罚性。二是行为实现了不被允许的危险。如行为没有实现法律所不容许的危险，则不能用客观归责论进行规制。此主要是从因果关系来进行限定。三是结果没有超出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损害法益的结果或者危险，必须在构成要件的保护范围内，如不在其之内，则不能进行客观归责。总而言之，此三方面中第一方面，即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是中立帮助行为所需要着重考虑的。之后的两个方面在中立帮助行为的语境下，并不具有太多参考意义。也就是说，中立帮助行为的责任认定应当从客观归责论中，“行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这一点，对帮助犯构成要件进行否定，进而对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帮助行为进行出罪。

三、中立帮助行为的典型类型

（一）商品交易型。第一，日常商品交易。日常商品交易大致分两种，第一种是无危险性的日常商品交易。在此种情形下，帮助者的帮助行为显然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例如，商店老板明知顾客欲拿其面包作载体投毒，仍向其提供面包，由于老板出售面包的行为至多只是属于一般的生活危险，所出售的面包对于正犯的投毒行为来说并没有增加法律所不允许的危险，故其不具有可罚性。或者，餐厅老板明知正犯要去实施犯罪行为，仍为其提供饭食饱腹，其是否构成帮助犯？此种情形在国内外学者中通常毫无争议，皆认为餐厅老板的行为为一般社会观念所容许，提供饮食的行为不具有任何法益侵害性，因此更不具有可罚性［3］。第二种是有危险性的日常商品交易，如出售菜刀、锤子等。我国有学者举例，假如不只有一家商店，而是有两家商店，一者关注门外面斗殴的场景，一者并没有注意到，若要进行处罚的话，认定前者可罚而后者不可罚，那处罚的便不是行为而是前者店员的意志，且认为前者店员有阻止犯罪的义务。而根据不作为共犯理论，行为人似乎并没有对被害人的法益保护义务，如此处罚显然是不合理的［4］。因此，即使出售的是有危险性的日常商品，但出售该商品本身并没有制造法所不允许的危险，故并不具备可罚性。第二，违禁品交易。违禁品包括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根据各国法律规定的不同违禁品的种类有所区别。总体而言，违禁品的交易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买家没有购买资格但仍购买正规途径的违禁品。此种情形中，明知买家不具备许可证，卖家如仍出售猎枪，则不具备中立性，不能按中立帮助行为去进行考量，应构成帮助犯。第二种是买家有购买资格以及齐全的手续。此时需看买家具体的犯罪行为来判断，如买家购枪用来杀人或者实施加害行为等，因为法律规定枪支、管制刀具的目的是限制具有高杀伤力的工具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买家购枪杀人在实质上已经丧失了购买以及持有枪支的资格。对于卖家而言，对此有认识的情况下仍出售枪支，就不再具有中立性，故应将帮助犯的主客观条件结合进行判断，其构成可罚的帮助犯。如买家购枪并非用来实施加害行为，而是用来走私等途径。因没有违反法律规范限制枪支的基本目的，故没有增加不被允许的危险，不具有可罚性。（二）服务提供型。第一，交通运输服务提供型。对于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中立帮助行为来说，存在以下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特意为犯罪行为实行者提供约定的交通运输服务。此种情形不属于中立帮助行为，依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帮助犯或某些正犯如运输罪、窝藏罪等的认定。二是多人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即公交车等。国内外学者对正常运行的公交车等都采取统一口径，即使公交车司机明知搭车者将去目的地实施犯罪行为仍载其按正常线路前往，仍不具有可罚性。如将多人公共交通运输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行为进行入罪处理，无疑将极大阻碍正常的交通秩序。三是出租车运输服务。在前面所述案例中，即使出租车载人前往目的实施杀人行为，但就客观归责论立场来讲，出租车提供的运输服务的作用仅略高于提供饮食饱腹的作用，并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如判定其具有可罚性，就会使出租车司机承担相当程度的辨别犯罪的义务，换言之是对其扩充了部分“警察义务”，显然是不合理的。故出租车运输服务只要不违犯法律法规，如搭载携爆炸物乘车的乘客等，就不具有可罚性［5］。第二，金融服务提供型。德国有一典型判例为“卢森堡汇款案”。该案为银行职员为欲偷逃税款的行为人办理了匿名向卢森堡汇款的操作，被判为行为人的帮助犯。但按客观归责论的立场，银行职员按照标准流程所进行的帮助行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危险。在我国只要不违反《刑法》中洗钱罪等的构成要件，就不应构成可罚的帮助犯。承认银行职员按正常流程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可罚性，会严重阻碍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显然并不合理。（三）网络服务提供型。提供网络服务的帮助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者、提供服务器存储服务者、提供通讯传输服务者。处于营业地位的网络服务商，一部分应从中立帮助行为的角度进行考量，海量的互联网信息难以实行细致甄别，只是提供接入服务和通讯服务的服务者并没有完全辨别信息真伪妨害的义务。从客观归责角度来讲不应进行处罚。另一部分服务者进行互联网接入、服务器存储、通讯传输等功能的主要目的或者主要作用，就是为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帮助，也就是“以犯罪为其主业”。此种情况下失去其中立性，可按共同犯罪一般原理来进行判断，认定其为帮助犯或正犯。

参考文献：

［1］王鑫磊，徐岱.帮助犯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4.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孙运梁.以客观归责理论限定不作为犯的先行行为［J］.中外法学，2017，29（5）：1351-1376.

［4］杜文俊，陈洪兵.商品销售中立行为的帮助之可罚性探究［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9（6）：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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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情入手，疏通心理障碍

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没有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后进生自尊心和自卑感都很强，个人意志又很薄弱，自制能力也较差，对此教师更要倍加爱护和关心他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浇灌他们，用真情去感染他们，用言行去鼓舞他们。英国教育家罗素说过：“凡是教师缺少爱的地方，无论是品格还是智慧，都不可能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后进生更需要教师的百般呵护，他们更渴求老师的热爱！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更要注重对学生的情感投入，正如古人所说“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无形中，师生的关系和谐了，心与心的距离拉近了，学生也就喜欢上自己的课了，也就乐于听我所言，使他们感到教师的心和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这时再对学生加以引导，循循善诱，必将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树立信心，激发求知欲望

后进生和其他学生一样，也渴求知识、希望进步、向往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他们的这些想法和愿望都是好的，然而他们本身存在的缺陷却制约了他们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自信心不足，兴趣不高上。对此，要不止一次的给学生强调：“有信心不一定会赢，没有信心就一定会输；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会失败。”以此来激发学生，树立自信心，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发展。语文特级教师于漪老师认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爱迪生语）”，兴趣往往是学习的先导，爱好是学习的推动力。学习是件苦差事，靠的是持之以恒的日积月累，勤学苦练，这就要求教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达到“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来走路（苏霍姆林斯基语）”的目的。

三、规范行为，养成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分析后进生学习效果差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脑子笨、反应不快，而是他们的学习习惯没养成，学习方法不得当；甚至有的同学他们根不知道怎样去学和如何去学。“教育就是培养习惯”，为此培养后进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乃当务之急，教师不但要指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还要教会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质量、学习的效果成正比，而且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跟踪指导，及时表扬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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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及时而主动地表示感谢，以显示真诚

尽管许多人帮助他人，并不指望着得到回报，但对于受帮助的人来说，一定要及时而主动地表示真诚的感谢。及时，是从时间上说的，待被帮助的事情有了结局后，要马上表示感谢，不能慢吞吞地一拖再拖；主动，是从态度上说的，要找上门去，到对方单位或家里去，不要在对方上你家或在路上偶然遇见时，才忽然想起要感谢一下，才临时抱佛脚地准备。及时主动，说明你对他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视的，说明你十分尊重他人的帮助，也说明你是一个性格爽直、懂得人情的人，它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彼此的感情。

第二，要诚实守信，许下的诺言决不打半点折扣

有时，为了能尽快解除自己的麻烦或困难，有些人通过新闻媒介或其他形式公开寻求帮助，并许下诺言，一旦帮助成功，给予一定数量的酬谢。这也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一定要恪守诺言，决不能说话不算数。不管对方付出的劳动如何，不管对方是出于何种动机，只要确实给你提供了帮助，就应该不折不扣地兑现。有些人见对方品格高尚，决意不要酬谢，就暗自高兴，把原先许下的诺言心安理得地咽下了；有些人见对方完全是冲着酬谢来的，不但不给自己答应的酬谢，反而指责其动机不纯，没有乐于助人的品德。这两者都是错误的。对品德高尚的帮助者，即使他坚决不要，也可以改变方式，通过其它途径表示感谢；对完全是为酬谢而来的帮助者，其动机固然难说可贵，但如果被帮助者因此而违诺，不肯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更应该受到严厉的指责。

第三，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感谢他人的途径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物质上的表示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要根据帮助者的身份、职业、性格、文化程度及经济状况等具体情况来选择最恰当的形式，不要以为送值钱的东西就是真诚的感谢，也不要以为无限的夸奖就是感谢。有些人，你送他一笔钱表示感谢，说不定他会很不高兴，甚至认为是对他的侮辱；对有些人，表示感谢的方式也许是你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工作；对有些人的感谢，最好的方式也许是广为宣传。因此，感谢别人，不能一概而论，要因人而异。

第四，要掌握好感谢的度，力求做到合理与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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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体现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的先进性，*县注重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帮助党员带头创业，鼓励党员扛起调整产业、创业致富的大旗，提升了“党员带头致富、党员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能力。

提高党员素质，注重在技能培训上下功夫。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乡镇党校和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在农村广泛开展了以“党员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为主要内容的“双带”活动。一方面扎实开展农村党员干部电教科技周活动，不断加大对农村党员的培训力度，使全县90%以上的农民党员熟练掌握了1至2门实用技术，提高了致富本领。另一方面全面启动实施“十百千”示范提升工程，要求在全县每个乡镇培育10个示范村，每个村培育10户党员示范户、带动100户农民示范户和1000名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在培训内容上，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变化，采取党员“点菜”，专家“理厨”，组织“埋单”的形式，将党员所需的实用技术以最快的方式送教上门。开展培训以来，全县共开展党员技能培训1.42万多人次。真正达到了户有科技明白人，组有党员科技示范户，村有党员致富带头人。

优化服务环境，注重在政策扶持上下功夫。为支持党员带头创业致富，该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党员创业优惠政策，通过引进致富项目、提供致富信息、落实帮扶资金等形式，对具有较好发展项目和发展潜力但缺乏资金的党员，积极协调银行给予创业资金扶持，帮助启动创业项目；对有劳动能力而缺项目、缺技术、缺信息的党员，通过提供致富信息、确立致富项目、培训致富技术，帮助他们提高致富能力。安丰乡出口洲村党员李建文在安丰乡党委、政府的扶持下，积极引进甲鱼养殖项目，两年时间内，他的甲鱼养殖规模就达到200亩，年纯收入20万元，成为当地有名的致富能手。在他的带动下，周边群众也积极参与甲鱼养殖，现已发展甲鱼养殖面积2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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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劳务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作为特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我国的“民工潮”和劳务经济已经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改革开放到2000年）为初级阶段，也可叫“自在”阶段，农民工实现了“第一跳”——跳出农门到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去务工或经商，解决温饱问题；第二阶段（自2001年到2003年）为中级阶段，也可叫由“自悟”阶段，农民工实现了“第二跳”——在务工或经商的过程中，一些农民工变成了管理者或者老板；第三阶段（自2004年以来）是高级阶段，也可叫“自为”阶段，农民工实现了“第三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开始大量地从“打工者”嬗变为“创业者”。

而从长远来看，政府正是应该把握时机，因势利导，为实现这“阶段性跨越”和“三级跳”而“推波助澜”。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最直接原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有些农民工已经致富以外，就是2004年、2005年中央连续二年下发的两个“一号文件”，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尤其是出台的许多“惠农”硬措施，使农村的创业环境更稳定、更优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至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自身，一来有许多经过长期的“摸爬滚打”，铸就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二来这些农民工有着传统的乡土观念和“根”文化，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和荣誉去打拼、去贡献；三是这些农民工对自己家乡的资源情况、人事关系和投资环境比较熟悉，也掌握了家乡内外的市场信息；四是这些农民工知道返乡创业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三大优势，可以保证其较高的成功率和预期的回报；五是这些农民工通过“打工大学”接受到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有了发展现代产业的冲动和信念。

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铺路搭桥”和“保驾护航”

农民工积极返乡创业，是一个好的新生事物，当地政府绝对不能熟视无睹。而应该做好适时引导和务实服务等工作，保障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热情越来越高，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越来越强。

一要提高认识，把实施“返乡创业工程”纳入党委和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要意识到，昔日的就业“包袱”正在变为今日的宝贵财富，牢固树立“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输出打工者，引回创业者”的新理念，将实施“返乡创业工程”作为从更高层次破解“三农”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做法。同时，对尚未返乡、但已经在外地创业有成就、想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进行帮助，引导、鼓励他们返乡创业。

二要制定完善的优惠配套政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辟“绿色通道”。除了大力宣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现实意义外，还要制定和出台相关文件，明确农民工返乡投资和外地客商一样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宽松环境。

三要设立农民工创业园区，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这是落实优惠政策，保护好、引导好、支持好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投资热情和创业冲动，实现集中管理，节约资源投入，追求“既富民又强县、既获得经济效益又获得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既造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又能获得丰厚回报”等“多赢”目标的重要举措。可以规定，在农民工创业园区内，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都对返乡创业企业开放；凡是外商能享受的优惠政策，返乡创业人员都能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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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取缔各类特长班，但社会上各种特长班仍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除了音乐、舞蹈、美术、体育、外语、书法、武术等特长班外，还有一些学科的特长班；除了针对中小学生外，还下延到了幼儿。这些特长班除少数利用晚上的时间外，多数利用的是双休日，搞得孩子们心里紧张，疲于奔命。家长们爱子心切，总想让孩子有点特长，对将来走向社会有所帮助，所以，不管孩子是否愿意、有无兴趣，便自作主张地报这报那。在特长班风行的日子里，已经参加特长班学习的家长在疑惑：这样做对孩子有好处吗？没有参加特长班学习的家长也在疑惑：不参加会不会对孩子有损失？

人应该有特长，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只不过表现内容、形势以及作用不同而已。特长班应该有，但如何办出特色，培养孩子们具有特长，这是需要不断实践与总结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特长不能强求。

特长是由兴趣、爱好产生的。一个人对某个方面很喜欢，感兴趣，经常思考，不断摸索，时间长了，在某个方面优于别人，这便是特长。反过来，如果对某一方面毫无兴趣，而又要强制他去喜欢，去思考，去摸索，这可能做到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一位母亲想让小学三年级的女儿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节衣缩食积蓄了七千元，买了一架钢琴，每个月往返三百多公里到辅导老师那里接受一次指导，每天做完作业后，在练习一个小时弹琴。半年后，他发现女儿瘦了，整天无精打采。一天夜里，女儿练着琴，他先睡了。快十二点时，他醒来一开，女儿趴在琴上也睡了。这一夜他无法入睡，这样做行吗?继续下去是什么结果？有什么能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呢？第二天，他慎重而又真诚地对女儿说：“如果对琴没有兴趣，我们可以放弃，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尊重了女儿的意见。

这位母亲是对的，他没有强求，尊重女儿的意见。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所特长，可怜天下父母心，完全可以理解。如何才能使孩子有所特长，作为父母要兴趣广泛，在某些方面有爱好，有特长，耳濡目染地感染孩子。同时要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对孩子感兴趣而又有益的事表示赞同，大力支持。切记：特长是不能强求的。

总之，面对名目繁多的特长班，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做个智者。

帮助范文篇9

文昌平(化名)是刘所在辖区的居民，年轻时曾因“义气”将人砍伤致残，此后服刑22年。1999年，45岁的他刑满释放回到重庆江北的家中，此时80多岁的老母亲已是风烛残年，家中穷得连天然气灶都没钱安装。

文昌平回家第二天，时任司法助理员的刘就来到了文家。“文大哥，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但我对你一点都不陌生。”刘笑着说。随后叮嘱他，“回来要好好干，别再让你母亲伤心”，“晓得了，晓得了！”文昌平很不耐烦地回答。

“儿子，你别这样对，你在监狱的时候，她对我好着呢！”母亲告诉文昌平，刘知道她平时要烧柴，经常把他们家院子里的枯枝捡来送给自己，“她的心好哦”。

文昌平说，当时自己回家时只有一个想法，自己一没文化二没资本，坐了这么多年牢，“只能再到社会上去拼、去闯”。不久后，几个狱友写信给他，“老文，你这么义气的人，就甘心过一辈子穷日子”，并约他到外地“闯一闯”。

文昌平有点动心，他唯一的牵挂是年迈的母亲。“好几次都把行李收拾好了，母亲却哭着把刘叫过来了。”

“你千万不能走啊，文大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刘鼓励他，要看长远点，慢慢发展，“你要照顾好你妈，她为了你不容易呀！”提到母亲，文昌平心软了。此后不久，刘就近给文昌平找了个保安的工作，可他上了两个月的班不想去了，说想做点小生意。

看到文昌平有往正道上走的想法，刘又是跑工商局办执照，又是帮着找门面。文昌平的香烟副食店很快开了起来，此后文昌平起早贪黑的经营着自己的小店。

2007年，文昌平决定和朋友合伙开一个摩配厂。刘知道后，又帮忙联系辖区的一家大型齿轮设备公司，希望他们能够将一些上游配套零件拿给文昌平生产。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制造出的产品质量不太稳定，对方工程师和检验员并不认可。这时，刘“缠着”这家大公司的老总，最终这位老总被折服了，让文昌平再试试。现在，文昌平的摩配厂已走上正轨。公务员之家

文昌平说，他从一个“失足的人”变成今天的“纳税人”，这都是刘帮助支持的结果。如果刘当初不那么执着地帮教我，我可能会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现在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是刘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帮助范文篇10

如果你的讲演比较长，那最好加入一些感人事例、小故事、双关语和奇闻轶事等来串联整个演讲，同时也帮助阐述观点。优秀的演讲者都知道怎样将小故事和要阐述观点联系起来，让演讲的内容充实起来，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第二、激情而有趣的演讲

演讲要讲求寓教于乐。站在演讲台上，要充分的展示你的才华，要有幽默的语言，要有充满激情的情绪。当然，演讲时并不是需要像猴子一样又蹦又跳，也不需要表现你的艺术才艺，但是你要能展现给听众你的热情，让听众感受到你的激情，而不是枯燥无味的背诵。

第三、放慢速度

有的人以为演讲的语速要比平时说话要快，也有的因为紧张与害怕，而在演讲中忘记了融入感情，只是一味的背诵演讲稿，或者像打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这样是不妥当的，在演讲当中，试着放慢你的语速，并且通过增加一些停顿来达到强调的效果。

第四、与听众眼神交流

不要因为紧张而一直眼睛望着天花板，更不能闭上眼睛，眼睛一动不动，在演讲的时候，与所有听众以及评委进行眼神交流，让人通过你的演讲感受你演讲的情感。

第五、演讲主题要反复出现

在演讲当中，要用精短的一两句话来概括演讲内容，可以浓缩成标题，标题或主题要在演讲当中反复的出现，可以达到强调和加深记忆的效果。

第六、真正的脱稿演讲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可以脱稿演讲，可事实上却常常回头看屏幕。读幻灯片，只会不断打断你的演讲思路，这也间接地告诉听众你根本就不理解自己要讲的内容，从而对你的演讲失去信心和兴趣。

第七、10-20-30原则

这是GuyKawasaki（湾区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同时也是位充满激情、睿智和幽默的演讲家）提出的一个幻灯片制作和讲演原则，即一个Powerpoint不能超过10张幻灯片，演讲总长不能超过20分钟，而且幻灯片的字体要大于30号。他说，不管你的想法是否能够颠覆世界，你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用较少的幻灯片和精炼的语言将其精华传达给听众。

第八、要抑扬顿挫

演讲最忌讳的就是整场演讲一个语调，甚至有的人让听众无法挺清楚在说什么。在演讲当中，很重要的技巧是要灵活的加强语气，呻吟该高的时候一定要高，该动人的时候一定要动人。

第九、手势不要太僵硬

有的演讲者为了能够在演讲当中不出差错，反复的演练，甚至也演练的手势，其实反复的演练是有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能一早就规定手势，这样在演讲的时候就会显得很不自然。

第十、巧妙的回答问题

通过使用“这真是个不错的问题”、“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等语句来为自己争取时间以组织回答的时间。听众一般不会察觉这样客套的话，而且你要避免“恩”、“啊”等等口头语。

第十一、吸气而不是呼气

当你感觉要说“呃”、“啊”等语气词时（过多语气词只会让演讲变得糟糕），可以停顿一下或者深吸一口气。虽然停顿会显得有些尴尬，但是听众会很少注意到的。

第十二、尽可能的提早到会场

不要等到听众都坐好了，你才慢吞吞地调试好投影仪和幻灯片。提早到达演讲地点，熟悉一下场景，检查电脑和投影设备，确保不会出现异常的境况。而且这有助于消除紧张感。

第十三、避免道歉

不要总是认为自己出了什么差错，也不要总是向听众道歉，因为只有做错事情时才需要道歉。不要为自己的能力不足、紧张和准备不充分道歉，这只会使听众觉得你没自信。再者，多数情况下，听众并不会注意到你的紧张和小错误。

第十四、当你错误时一定要道歉

虽然要避免道歉，当你在传达信息时包涵了错误的观点时，或者有其他明显错误的地方，一定要记得道歉，这样才能让人感受你的诚意，你也会显得很与偶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