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部年终总结十篇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1

战后秩序的多重结构

最早在1942年，罗斯福就在筹划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二战后期，从德黑兰会议一直到雅尔塔会议这几次重大会议，形成了战后秩序的框架。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完成了从理念到制度的跨越。罗斯福对战后秩序的设计有几个出发点：第一要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教训；第二是防止战败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东山再起；第三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大西洋》形成的美英联盟；第四是限制苏联的扩张行为。这四个目标到冷战初期就只剩下一个――遏制苏联，而前三个都归零了。当时罗斯福的设计就是五个战胜国管住三个战败国，但是后来罗斯福自己也改变了说法：一个警长（美国）、三个警察（英法中），管住一个强盗（苏联）。有人认为，如果罗斯福活着，就不会发生冷战。但是罗斯福已经表明了要管住苏联的意愿。可见，罗斯福最初的设计和他最后确定的战后秩序，其核心目标是有变化的。

战后的实际情况是，罗斯福设计的战后秩序并没有实现，而是变成了冷战秩序。这个变化的过程只有18个月：从1945年5月德国投降到1946年11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冷战格局初步形成，原来设想的战后安排就完全改变了。杜鲁门沿用了罗斯福的一些思想，但是并不完整。

时至今日，有人认为，目前中美之间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像当年的美苏关系那样很快变成冷战。我认为历史不会重复，但是这个例子有其逻辑力量，即盟国有可能迅速变为敌人。这是一个历史教训。

当时有些突发事件推动了盟国秩序向冷战秩序的转变。希腊内战和第一次柏林危机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出现的。说到底，这是因为美苏两家早就不想合作了。乔治・凯南的电报也好，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也好，只是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在此时拿出来而已。当时美苏两家刚刚经过二战洗礼的战争机器还非常完整地保存着，而且双方划分的界线非常清楚，越过这条分界线，那就是战争。它们进行的战争准备是很充分的。这些都与现在的中美关系不一样。现在中美都希望合作、避免对抗，进行战争准备的程度很低，双方也没有划定楚河汉界。历史背景完全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走当年美苏老路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不管怎样，战时的联盟变成了两个集团、两个体系、两个市场，这就是战后的秩序。所以，这个战后秩序完全不是罗斯福当初所设计的那样，他所设想的五个战胜国控制三个战败国的秩序根本就没有出现，一个警长三个警察管一个强盗的秩序也没有出现，出现的是两个集团对立的秩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战后秩序”并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冷战秩序。如果事实如此，所谓“维护战后秩序”这句话就不符合事实。应当说“维护二战胜利果实”，这个“果实”被冷战所扭曲，维护难度至今仍很大。

战后出现的冷战秩序，在其结束前已经发生了三个重大的质的变化。一是出现民族解放运动，形成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这个群体，这一支力量在冷战秩序初期还不存在，但到上世纪70-80年代已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支力量。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从中苏分裂到中苏对抗，到中苏冷战，再到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三是在西方世界中出现了两个经济强国――德国和日本，由此产生欧洲一体化进程，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在西方世界中一家独大的秩序有所变化。在苏联解体前，冷战秩序已经改变，已经不是两大集团秩序了。一般认为，冷战秩序是在1989-1991年剧变以后终结的，这个结论有待再讨论。冷战秩序终结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1972年中美缓和后冷战秩序就开始走向终结了。因此，冷战秩序终结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终于2001年9.11事件的历时30年的过程。

冷战的多重遗产

但是，冷战真的终结了吗？其实冷战留下了巨大遗产，至今影响着国际秩序，成为当前世界秩序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一个遗产是原苏联集团的碎片化。在巴尔干地区，南斯拉夫解体、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都与此有关。在独联体内部一些国家，发生再分裂和再冲突，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危机。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包括俄罗斯内部，这种碎片化仍在延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领土分割和经济利益纠纷。原来是一个政治经济体，现在变成几十个国家，利益分割非常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是促使前苏联集团碎片化的主要外力。这些问题在短期内、甚至可能30年至50年内都看不到解决的结果。冷战秩序的这一大块遗产会持续很长时间，影响未来国际秩序很长时间。它不会产生新的冷战，但会产生很多碎片化的小冷战。世界并未重新陷入冷战，却存在冷战的碎片化。在新的国际秩序里，怎样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第二个遗产是中东的失序。中东失序成为冷战遗产中第二个世界性的大问题。中东的原亲苏政权全面崩溃造成了这种失序，而美国发动的三场局部战争又加重了这种失序。中东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无法形成新的秩序建设力量。如果再把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放进去，中东失序就是整个世界失序的缩影。如果问当代国际秩序中哪里最没有秩序，答案就是中东地区。世界范围的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总统老布什就要从中东地区开始建立世界新秩序，这是美国进行海湾战争的目的之一，结果这里成了最没有秩序的地区。

第三个遗产是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体系转型。冷战结束，华约解散，美国的盟国体系失去了目标，北约原来的一整套结构和同盟体系都失灵了。冷战后北约不断东扩，但东扩使它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个转型难以实现。美国希望北约实现全球化，这是北约要实现的第二个转型，但这导致欧洲国家的反对，它们不愿承担北约全球化的责任。亚洲盟国的北约化，是第三个转型，是否实现也难以预料。最后就是北约转化为反恐联盟或是志愿者联盟，甚至更进一步要变成价值观联盟或民主联盟，这就更意识形态化了，也更做不到。北约是个冷战遗产，它面临的很多挑战根本无法解决。

第四个遗产就是所谓“”。“”不是革命，西方阵营支持和发动这个“革命”，表面上是意识形态需要，实际上是地缘政治的战略需要。直到现在，这些发生“”的国家，仍在西方战略争夺的范围内。“”的动力还来自当地政权的治理秩序崩溃。网络信息手段的普遍增强，使这些国家的结构解体速度大大快于常识性的预判，产生“雪崩式”的骨牌效应。不管怎么样，它是冷战延续下来的。如果追溯到当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确有其相似之处。

上述这些都是冷战遗产带给国际秩序的巨大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今后将会长期存在。实际上，冷战还有很多局部的存在。朝鲜半岛的冷战还存在，而近期古巴和美国关系的变化是冷战的又一次缓和。伊朗情况也是冷战的遗存，现在也在发生变化。局部存在的冷战残余正在发生变化，还会产生新的小冷战。冷战秩序并没有真正终结，它只是在大格局上发生变化，它产生的后果是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国际秩序的新因素正在生长

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有几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大国权力的全球转移加快进行，这是冷战时期所没有的现象。冷战展现出的表面现象是西方全胜，那么，西方应该掌握全部权力、全部利益、全部优势，这本应是冷战在理论上的结果。但实际上，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西方的权力却在下降、在向外转移，主要向新兴大国转移，这是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

其次是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这也是冷战秩序中基本上没有的，如气候、反恐、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等，还有网络、太空、深海等公域的治理。

第三是联合国体系的改革。早在冷战时期就提出了改革，但没有被列入议程。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联合国体系改革的问题，包括安理会改革、教科文组织和粮农组织等功能的改革等。能否把联合国体系改革与全球治理结合起来，是联合国未来出路的所在。如果不能结合起来，联合国就将名存实亡。如果能够结合，它就可能复兴。但是这种结合难度极大。

第四是全球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地位下降，欧盟几乎要解体或部分解体。20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这些冷战中根本没有的全球治理主体得以产生，而且会发展下去。美国试图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这些新的全球规则，中国也在提出和建立一些新的体系。这种全球经济秩序是冷战秩序中完全没有的新发展。

最后是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很多方面甚至已经超出了国家的作用。还有“准国家”的问题，有正面的准国家行为，还有负面的如伊斯兰国这样的准国家体。还有网络问题，也是超越国家的。这都是国际秩序中从来没有过的问题。如果加起来加上前面冷战秩序和新的秩序当中的很多生长点，不管正面还是负面，我们维护什么秩序、改革什么秩序、构建什么秩序，都是很难解决、但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2

一、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核心是整治内部秩序

按照范围划分，税收秩序可划分为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内部秩序主要是指税务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各类行为规范的总称，更主要的表现为征税行为。与之相对应，外部秩序则是指纳税人、相关利益集团乃至地方政府在税收领域的各类行为规范的总称，更主要的表现为纳税行为。

当前，各地税务部门在开展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工作时，一般都把查处偷骗税，即整顿外部秩序作为集中整治的重点，这并无不妥，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够狠狠打击极少数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对于培养守法纳税意识、净化税收环境的确很有好处。但笔者认为，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并不仅仅是一项暂时性、突击性的任务，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整治内部秩序才是立足长远、纠治根本的良方。

其一，整治内部秩序是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一个主要方面。税务机关既是税收秩序框架的设计者，又是税收秩序的维护者，其自身行为是否规范、运作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税收秩序好坏。

其二，整治内部秩序是抓好基层税收工作的根本。为抓好基层税收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从队伍建设、组织收入两方面提出了“带好队，收好税”的总体工作方针，落实这一方针的基本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秩序作保障。很难设想，一个秩序混乱、管理松懈的单位能够实现队伍稳定、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目的。

其三，内部秩序混乱是当前税收领域违法犯罪的主要诱因。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尤其是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来看，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内部秩序混乱。具体表现为：案发地基层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无序，征管职责不清，各项制度形同虚设，税务人员与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如某重大税案，若没有多名税务人员为不法分子虚开发票提供种种便利，不法分子绝不可能越过层层“关卡”轻易得手，也就不可能造成国家巨额税款的流失。因此，要打击外部税收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整治内部秩序。

其四，税收与经济息息相关，税收征管效率高低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发展和宏观调控职能的实现。目前，随着一些涉税案件的曝光，反映出部分基层税收单位管理漏洞大、人员素质差、征管机制不协调等诸多问题，税收内部秩序的不稳定性已暴露无遗，已经到了非整改不可的时候。因此，若能抓住当前契机，从大力整治内部秩序入手，必能带动以深化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人员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税收工作，从而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积极作用。

二、整治内部秩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一）税收工作的基础就是征管，它既是组织税收收入、反映征纳关系、传递宏观调控意图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内部秩序的基石。内部秩序只是对税收工作结果的一种状态展现，能否达到其既定目标，关键还是要通过税收征管体系来实现。内部秩序与征管体系的关系满足“黑箱理论”的原理，内部秩序最终体现为一种“输出”，至于这种“输出”是井然有序还是杂乱无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征管体系这个“输入”变量。可以说，内部秩序的全貌就体现在税收征管体系上。

既然内部秩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税收征管体系所决定，那么，什么样的税收征管体系才能形成良好内部秩序呢？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要求，税收征管体系必须达到两个目标：法治、高效。这是由内部秩序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二）法治。良好内部秩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行为边界清晰规范，不仅要有严格的职责限定，而且要有一个明确的活动范围，大到行为主体、小到单个的行为人都只能依照授权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种行为边界延伸到税收征管体系，则集中体现为一种法治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税收征管中强化法治权威，弱化人治权威，表现为三种作用：一是遵循作用。日常征管活动绝不是靠独立个体的意志进行，而只能在税收及相关法律所构造的空间内依律行事。二是判定作用。即判定具体税收征管行为是否合理必须以法治作为重要尺度。三是指引作用。一方面税收行政主体在设计制定内部规范时必须以法律精神为指引，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日益明确以及对行政权力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税收行政权力的行使将逐步由模糊化向透明化、精确化过渡，过渡的最终目标就是征管行为的法治化。

（三）高效。良好内部秩序也体现为一种动态上的有序，它要求行为人之间必须始终处于一种和谐、顺畅的互动关系中，其基本特征就是税收行政行为要富有效率，效率是公共行政的生命线。具体到税收征管体系而言，则要求具备充分的组织效率，效率来源于管理。税收工作实践表明，影响税收增长主要有三大因素：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策，一个是征管。就基层税务部门而言，经济环境和税收政策都是左右不了的，惟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是加强管理。长期以来，税务部门对税收管理尤其是征收管理重视得很不够，还存在重收入轻管理的思想观念，只要收入任务完成了，管理水平高低、征管质量好坏无所谓。目前，依靠政策、依靠经济增长拉动来组织税收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弱，而依靠管理、依靠提高内部效率来确保收入增长的要求将变得越来越强烈。考核一个基层税务单位绩效不仅仅看其组织收入数量，更要包括征管质量、税收成本、执法水平等非收入因素，而且后者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另外，加强管理也是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堵塞征管漏洞的重要途径，从一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基层单位的征管漏洞并不是出在征管手段不够先进、征管人员素质不够高上，而是基层的税收管理力度太弱，管理不到位，无法对不法分子形成控管合力。

三、整治内部秩序的着力点：行政管理目标化和征管流程电子化之所以提出这两个着力点，也是基于对税收征管体系的两个目标的认识而言的。

行政管理目标化直接体现了税收征管体系的法治要求。因为税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考察指标并不是对应某些抽象、粗线条的法律法规，而是具体体现为是否符合内部管理要求，即管理目标。管理目标是将法治精神在税收征管体系中的要求一一加以明细化和体系化，具有直接、量化、可操作的特点。若行政主体缺乏管理目标，不仅无法判定其行为优劣，而且征管质量也难以评价，管理效率更无从谈起，最终使征管体系背离法治方向。现在基层税收工作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工作内容无量化管理目标，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年末考核往往停留在形式化的定性评估。

征管流程电子化是实现税收征管体系高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在现代行政中，能否大幅度提高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现代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运用情况。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行政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与方法，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重要保障。信息行政的发展，减少了人工劳动，使机构人员缩减，因而会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同时，信息行政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方法，为实现办公现代化创造条件。从深层次讲，信息行政是对传统、稳固、单一、迟缓政府体制的挑战，使政府从集权走向相对分权，从静止走向相对灵活，最终实现重组公共管理、改进政府组织、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

税务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缺乏有效的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税务机关就不能全面掌握税源情况，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税收征管，税收工作就很难做到准确、效率、便捷和低成本，就会陷入被动落后的境地。笔者认为，整治内部秩序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改造现行税收征管体系，征管流程信息化是解决我们目前征管体系中数据失真、沟通不畅、职责交叉、管理低效等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整治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全面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各种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为根本、起决定性作用的。税务人员是税收征管的主体，是税收征管效率的力量源泉。能否建立一个良好的税收内部秩序，税务人员的素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税收内部秩序的运作主要有赖于税务人员来进行，税务人员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内部秩序的最终效果。

正如行政学家梅耶士所指出的：“不论政府组织如何健全、财力如何充足、工作方法如何精当，但如果不能获得优秀人才到政府中供职，仍不能对工作作有效的实际推行。”税务人员素质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事管理制度。可以说，一个精干高效、运转协调的税收征管体系必然是以人事管理制度的科学、合理为前提的。

目前税务部门实行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它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1.管理对象庞杂，缺乏科学分类；

2.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不利于各类人才的成长；

3.行政权限过分集中，责权分离，管人与管事相脱节；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3

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外交文献中才首次出现“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的提法（见江泽民和希拉克1997年5 月16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我们把它简称为“一个世界”。在此前后，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重申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及“全球化趋势”，表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了解了从“动荡”到“秩序”，从“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方）四个字”到“一个世界”的大背景，才能真正领会“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进而探讨什么是“世界新秩序” 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复杂关系。

世界秩序的三种结构

世界一词，源出佛家语，与宇宙同义。世指时间，界指空间。《楞严经》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后来，世界也被用来指世间、人间。直到近代以前，汉语中的世界并不具有国际体系的意思。当代国际政治学中世界体系的概念，则有两层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国家间关系体系，简称国际体系。根据罗伯特。蒙代尔、亚历山大。斯沃博达、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说法，一种国际体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要有“多种多样的实体”，它们可能是进程、结构和行为者，甚至也可能是行为者的属性；第二，这个体系具有“有规则的互动”的特征，也即可以在共同特征始终不变的连续性基础上，发生从偶尔的接触到国家间深深的相互依赖的变化；第三，要有某种调整行为的“控制的形式”，它可以是这个体系的非正式规则，也可以是正式的规章制度。再者，它还有一个含义，即这个体系必须有一些将其与其他体系以及其所处的巨大环境区别开来的界限。直到现代史开始之前，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单一的国际体系，而是存在着好几个国际体系，并且相互间很少有甚或没有任何接触。世界体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国际体系在规模上的扩大，而且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它不仅是国家间关系体系，而且是多层次的多元体系，其主体不限于主权国家。

世界秩序既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的国际秩序，也可指整个地球的国际秩序，即全球秩序。

基于上述定义，读者从本文后面的分析中不难理解，为什么笔者在题目中选择了世界新秩序这一用语而没有采用更加流行的国际新秩序。

根据体系内“互动”的“实体”之间调整行为的“控制形式”的不同，可以定义三种不同结构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或称霸权结构，世界多极化或称均势结构，世界共同体或称一体化结构。在历史上，这三种世界体系的理想与现实是依次出现的。每一种世界体系，均有相应的世界秩序。

弗兰茨。舒尔曼指出：2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中，有一些（并不是太多）混成的通常是由（但也不一定是由）皇帝统治的疆域庞大的帝国。在西方，有些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寿命很短，有些像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则延续很长时间。在非西方世界，最大最悠久的帝国是中华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的帝国则是波斯帝国（公元前550 —331）。帝国不仅意味着征服，而且给广大的疆域与众多的人口带来了一种秩序，将其隶属于帝国所管辖的政治体系之内。 2500年以来，由某些长久存在的帝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鉴于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应当有一个有别于帝国的词来描述之。他认为，用中文的“天下”一词较为妥当，“天下”可译为英文“world realm ”（世界王国）。

一个世界王国得有如下特征：（1 ）有一个强大的政体，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区域和文化上多元的人口，（2 ）有一个世界秩序，有效地在其管辖领域及其周边地带维持和平和繁荣，（3 ）形成一个文明，被自己以及他人所接受，却不用取代任何民族特有的文化。

在近代欧洲形成国家体系或曰国际体系之前，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在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让位于“文明状态”时，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是结伴而生的。一个文明国家的成熟，离不开对它有利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庞大国家机器的建立往往需要具有在世界体系内汲取资源的能力。匈奴一旦失去对西域与中亚的控制，它本身的帝国便无法维持；而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正是蒙古民族国家诞生的前提条件。根据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家国与天下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适用于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也就是天下的秩序。章百家认为：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中国人虽然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创造并使用了“外交”这一词汇，但这个词最初的含意是“人臣私见诸侯”。“外交”指的是天子脚下诸侯之间的擅自交往，仅限于华夏文明的范围之内，华夷之间的往来并不在此列。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实际是只知有王权，不知有国权。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藩和纳贡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并接受中国的保护。这一制度是统治中国的“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对外方面的一种自然延伸。它的核心是王权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制度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不过，这一看法却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因为，事实上，古代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几乎毫不关心，没有谁费心去构想所谓“世界秩序”的问题。在外部世界看来存在着的“中国中心观”，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则始终是一种若明若暗的意识。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后，清廷才开始翻译国际法，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使节，将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天下秩序”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世界性帝国或曰世界王国的历史阶段便告结束。曾经有人想要重温旧梦，例如希特勒便企图建立所谓“千年帝国”。

也有人说，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如果“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冷战中占了上风，就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帝国。但是，20世纪所有的帝国梦都以失败告终，希特勒自杀身亡，“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没能扩张到全球，甚至连其大本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自身不保。

有些学者将多极化世界进一步分为两类：二元结构，即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调节各自实力范围内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关系；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施展外交手段手段、更换盟友以及挑起公开冲突来控制相互的行为；并认为前者是比较不稳定和相对短命的。然而，究竟何者更为稳定，在学者之间还有争论。在本文中将不作这种区分，只是把二元结构视为均势结构的一种特例。

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最初以“欧洲均势”的形态出现。第一位系统提出“均势原理”的是伯纳多。鲁塞莱（1449～1514）。他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当时意大利北部梅迪西、斯图萨斯、维斯康提和邻国之间的争斗。马基雅弗里曾讨论过意大利城市国家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外交角逐，指出这些国家“关切的是力量的均衡”。英国人用以维系自己对欧洲大陆影响的“均势原理”是“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英帝国利益”。1713年参加西班牙继承战争的各交战国签订的“乌得利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国际文件。18、19世纪英、法、俄、普、奥欧洲五强争雄，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时期被称为“均势理论”的“黄金时代”。

转贴于 1789年，杰里米。伯塞因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念》一书中首先使用了“国际关系”这一词汇。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出现与国际法渊源甚深。而国际法赖以存在并不可缺少的条件则是均势结构。《奥本海国际法》第2 版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平衡即一种权势均衡时，国际法才可能出现。”反过来说，国际法的出现，又给均势结构带来了一种合法性。亨利。基辛格说：“（合法性）意味着所有大国都接受这种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或者起码是没有哪个国家像缔结凡尔赛条约之后的德国那样对国际秩序如此不满，以至于用一种革命的外交政策来表达自己的不平。一种合法秩序不可能消除冲突，但却能限制冲突的范围。……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来调整差异）只可能存在于‘合法的’国际秩序中。”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重视国际法，多次带头听取国际法讲座，显然是思想解放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均势结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均势逐渐扩展到全球均势，最终以单一的世界秩序取代了几个彼此隔绝的世界秩序。不论多极化还是二元对峙，或者一超多强，都是均势结构的变种，都没有改变权势均衡的基本规则。均势结构虽然能够带来暂时的和平，但它没能避免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没能控制冷战时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和消除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更不用说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了。因此，均势结构不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戴维。齐格勒说：“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没有一个超级权力来阻止它。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无政府状态。假使有一个世界国家，它将提供一个超级权力来结束无政府状态。”

世界大同或者说建立一个世界各国的共同体，是人类久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在东方，从孔夫子到康有为，都把大同视为最高层次的理想。在西方，当领地国家的兴起把神圣罗马帝国从基督教世界的实际政治组织，变成空架子和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时，著述家和政治家们就越来越多地思索要为西方失去的政治统一寻找替身。16世纪的伊拉斯谟，17世纪的絮利、克吕塞、格劳秀斯和威廉。佩恩，18世纪的圣皮埃尔神甫、卢梭、边沁以及康德，对于19和20 世纪为解决国际秩序与国际和平问题所进行的实际努力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先驱。这些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种种努力，其道德基础在于人类关系中的人道和文明特性，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中，这些特征有了增长。启蒙运动的哲学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都主张尊重人生并促进人类幸福。19和20世纪伟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就是从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的，因此，把法律、和平和秩序的范围扩展到国际事务的领域中，就成为人道主义者在当代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

我们把世界共同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世界政府，即有一个掌控全球最高权力的单一的统治当局，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机构。另一种是世界联盟，即由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自愿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些国家把其部分主权委托给由它们建立的国际组织。通过国际会议制定国际法可以视为是国际组织的雏形，通常它的背后并无可依赖的常设机构。“作为国际法后盾的最重要的制裁不仅是各行为者的自我约束，而且还是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不存在国际法或它基本上被置之不理，有关各方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困难。”有人认为，世界联盟是世界共同体最佳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模式。E.拉兹洛指出：“管理一个世界系统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只需在选定的世界秩序范围内有一个有实效的和高效率的导引机构。必须认识到使多样性和统一性平衡的重要性，必须确定需要在世界层次上作出决策的范围，必须建立必要的国际机构并赋予真正有效的充分的权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世界联盟是世界一体化的低级形态，是通向世界政府的一种过渡。

建立拉兹洛所说的国际导引机构的实际行动始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国际联盟的努力。因为，世界联盟是平等国家间的体系，而均势体系的条件之一是“需要一种国际体系的权力等级制”，至于世界帝国，更是以帝国中心对边缘的压迫和剥削为基本前提。承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正是威尔逊主义的一大历史功绩。威尔逊主义认为，多少世代以来在处理内政方面被视为自由民主基本要素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应用于处理外交。均势的体制从此不可再信，应当用所谓“权力共同体”和“有组织的普遍和平”来取代欧洲列强的传统均势政策。各附属国的人民都应赋予独立，“应根据特别法规成立国际联盟，以便对大国或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国际联盟要建立“在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在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下的法治”，“遵循唯一的准则就是有关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阻挠，美国最终没有参加由美国总统发起建立的国际联盟，威尔逊主义的原则也没有能够真正落实。但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火炬后来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了过去，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思想源头。

但是，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已经不满足于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方案。他们主张的不是世界联盟，而是一个世界政治社会。世界或者至少世界的主要部分，将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设有法律和司法机关，以代替议会、条约和联盟。国际主义将让位给以下述前提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这个前提就是世界是一个单位，一个整体，这个“地球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或国家。康德相信，一个“自由国度的联邦政府”将创造出“国家间的永久和平”。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的最后一章中宣称，世界所需要的是“人的联盟”而不是“国家联盟”。他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合众国，有一个世界宪法，里面规定主权从各个国家转交给一个中央权力机关。1945 年原子武器的发展和随后的年代引起许多有思想的人得出这一结论：只有立即建立一个普遍参加的共和国才能避免文明的毁灭，甚至可能是人类本身的毁灭。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中包括艾伯特。爱因斯坦、威廉。道格拉斯、罗伯特。赫琴斯、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诺尔曼。卡曾斯等人。

迈尔斯。凯勒提出了国际秩序的两个定义──一个最低限度的和一个更为广泛的，每个都与“秩序”一词的一种特定常规用法相一致。最低限度的定义是消极秩序，即避免最坏情况：大国之间的战争，或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类似情况：在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爆发经济战，从而导致相互隔绝与全球经济繁荣的严重衰败。更为雄心勃勃的是积极秩序：通过联合行动进行合作以实现所有各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这种联合行动的例子可以是大国维持和平（减少大国关系范围之外的暴力），也可以是诸如保护环境这样的全球性任务。当代的世界主义者或者说“全球主义” 者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国家间关系的层次，而在更宏观的全球性问题和更微观的人的福利与全面发展问题。在他们的眼里，国家已经从黑格尔的“最终目的”跌落到全球体系──国家──地区──社区──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成为在世界秩序中与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

在世界联盟中，国家主权会被侵蚀和削弱；在世界政府中，神圣的主权将不再为民族国家所有，而移交给更高一级的中央机构。对于各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反对意见，正是集中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王逸舟经过认真细致的梳理，辨识出对于让。博丹以来的古典主权概念的十个当代制约因素。王飞凌则认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 ）是一个美好有益的国际政治秩序，无论国际关系中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哪样事情值得我们为之替换或为之损害IPA 体制。必须捍卫和确保IPA 世界秩序，保护各国主权，以及各主权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分立。

在世界秩序的三种结构中，帝国结构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在某些希特勒式狂人的头脑中还保存着世界帝国的梦想；均势结构如日中天，继续处于从欧洲秩序向全球秩序的百年扩展之中；一体化结构蓬勃发展，正在实现着从理想到现实的惊险的一跃，同时也遭遇到强烈的反抗，前途尚不十分明朗。

新秩序与旧体制

世界秩序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动与发展的，因此自然会有新秩序与旧秩序的区分。近二三十年来，不时有人呼唤世界新秩序或者国际新秩序，呼声时高时低，音调则不甚和谐，给人以各说各话、各唱各调的嘈杂感。为了从中理出头绪，首先要对什么是世界“新秩序”作出一个界定。新秩序是原来的世界秩序在性质上、特征上出现显著变化的结果，而且这种变化应当意味着一种改进。当然，新秩序既然是从旧体制脱胎而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后者的痕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全新的东西。

吉尔平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来描述国际政治变革的类型学模式。他区分了国际政治变革的三种类型：体系的变更、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体系的变更包括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体系的特征主要是指构成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的性质，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由该体系最重要的实体如帝国、民族国家或者多国公司等所决定的。

系统性变革涉及一个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是一种体系内部的变化而不是体系本身的变更，它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以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利的变化。互动的变化，其含义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这类变化不包括该体系权力和威望的所有等级的变化，但通常包括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我们认为，仅有互动的变化尚不足以称之为世界新秩序，只有体系的变更和系统性变革才能带来世界秩序的真正革新。

1973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第二年，应不结盟国家会议主席国阿尔及利亚的要求，联合国大会举行第六次特别会议，发表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同时通过了“行动纲领”。但是，此后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进展。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发起了一场要求建立“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斗争，除了令少数发达国家难堪并引起激烈争吵外，人们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更谈不上取得实际成果。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对该组织工作的重新评价导致了“回到源头去”即回到原先委托它负责的优先活动领域的决定。进入九十年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摆脱了关于“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争吵，赞成实施一项“通过言语和形象促进思想自由流动”的新战略。

我们将上述种种“新秩序”称为“新秩序0 ”，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它们真正勾画出了一种世界新秩序的图景。首先，它们只涉及“互动的变化”；其次，即便在这个层次上所期望的改变也并不具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进步作用。如果提出“新秩序”只是要表达一种小国与大国、穷国与富国平等的愿望，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威尔逊主义早已作出了类似的宣告。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威尔逊主义首次将平等主义思想引伸为包括各国之间的平等，这一要求的含义后来被错误地解释为小国与大国平等的不只是权利，而且就连最小的国家的意见和投票的有效性都等同于大国。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现实，而且造成了思想混乱。不提出真正有创意的制度设计，即使通过一百个宣言和纲领也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如果把建立石油出口国的卡特尔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样板，以此否定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体制，那就只能被认为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受欧佩克组织的石油垄断行为打击最严重的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况且，市场垄断行为只能奏效于一时。1981年10月的“第二次石油冲击”，欧佩克把石油价格提高到每桶34美元，但随着市场规律逐步发挥作用，需求减少，供给增加，1986年后欧佩克不得不放弃官价，听任油价随市场波动，每桶约在16至18美元，最低时曾跌进9.85美元。随着油价的下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低落了。同样，由于不能在各国“信息和通讯民主”与新闻自由、“人民的权利”与普遍人权之间建立一种均衡的架构，所谓“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争吵最终不过是一场杯中风波，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新闻界的实际格局，肯尼亚或者赞比亚听众对BBC 和美国之音的依赖仍然超过对本国官方媒体的信任。

1988年9 月21日，邓小平在同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会谈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年12月，印度总理拉迪夫。甘地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中印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1992年1 月31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主要内容是：（1 ）这种新秩序应该是同过去那种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旧秩序相区别的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2 ）这种新秩序必须规定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而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和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3 ）这种新秩序必须承认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某种特定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4 ）这种新秩序必须规定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而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5 ）必须改变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代之以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中（1 ）和（5 ）强调新秩序应有别于旧秩序，（2 ）重申了威尔逊主义的大小国家平等的原则，（3 ）和（4 ）则突出了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实践，把国际新秩序的设想落实在基于与各大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或 “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世界多极化格局上。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中法联合声明》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多极化”，“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实现“均衡的世界”，促进世界各方面的“平衡”。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首先实现地区一体化来参与世界多极化进程。秘鲁总统藤森指出：只有“谋求一体化”才能使拉美“作为一个集团置身于新的国际秩序”。哥伦比亚总统加维里亚认为，“为了参加到正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去，拉美国家必须把自身的联合和团结作为主要的任务”。以上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设想均属于吉尔平所谓国际体系“系统性变革”的范畴，我们称之为“新秩序 1 ”。

从表面上看，新秩序1 并没有脱出几百年来业已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均势结构的窠臼。

基辛格指出，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局更接近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它包括至少六个强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很可能再加上印度──和许多中小国家。“主权”、“均衡” 云云，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新秩序1 确是一种世界新秩序。均势结构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世界秩序，在它的扩张过程中，吞噬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帝国的旧秩序。“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加入过均势体系。两次大战以前，美国得益于均势体系却用不着参与其纵横捭阖，同时还可以随意谴责这一体系。”二战后，美国却成为扩展了的国际均势体系的支配者。人们普遍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新的国际均势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新秩序1 之“新”，主要的方面还不是《中法联合声明》所说的“从原有的两极体制向多极化过渡”，因为这种变化过去也有过；而是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从欧洲均势、大西洋均势扩展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均势。

基辛格说：“均势理论家们总是塞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均势是国际关系的自然形态。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均势体系很少出现。“在西方，均势发挥作用的实际例子也仅限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以及产生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欧洲国家体系。”这些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均存在于单一的文明圈内，而未来的新秩序1 却是跨文明的全球秩序。显然，新秩序1 向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的均势体系所需要的意见一致是由共同的文明（包括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政治体制等）提供的，新秩序1 赖以存在的意见一致则需要多种文明的对话与磨合。要建立“多极”、“多元”的世界秩序必须首先解决基本共识问题：究竟是通过化约的方式即从诸文明中找到普世性的共同价值标准（多元价值观的交集），还是通过和合的方式即在诸文明相互渗透相互较量过程中吸收各种优质成份合成一个新的共同价值标准（多元价值观经过筛选的一个合集）。如果既不能异中求同又不能变异为同，只是一味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就可能诱发一场文明之间的“圣战”，而不是实现一种“新秩序”。

1990年9 月，在苏东波和海湾危机的高潮中，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很快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空前广泛的支持和反响。在1991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说：一种“世界新秩序”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也是一种机会”。“在海湾，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曙光──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一致地认为不能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而且在这种共识受到破坏时世界将作出反应，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社会。在海湾，由于这个世界的主要国家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和集体制裁行动，我们看到联合国发挥了它的创始人梦寐以求的作用。”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建立世界新秩序──在新秩序中，把不同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事业，这就是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和安全、自由，以及法制。”从“世界社会”、“集体制裁”、“人类共同愿望” 这些用语中可以看出，这里谈论的不是吉尔平定义的“系统性变革”而是“体系的变更”，也就是说，不是均势结构的扩张和改造，而是如何创建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新秩序。

我们把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新秩序称为“新秩序2 ”。

新秩序2 的形成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同质化与一体化，二者本身又是相互关联的。功能主义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体系之所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并保持它，是因为它的成员普遍遵守一些共同准则，并普遍同意所在的体系结构。这种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关于程序的意见一致和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一致。前者是对政治框架和解决问题的法律过程达成的一致，后者是对政治体系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的一致。关于程序和实质问题的意见越是一致，政治体系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康德早就断言在民主与和平和平之间存在着联系，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兵戎相见。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中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这样一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许多国家加入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大家庭。” 这实际上是马丁。怀特所谓“康德传统”的延续，这一思想流派包括所有把国家的内在结构看作国际政治中心问题的学者。当各国普遍实行民主化时，让民主国家向民主的国际组织移交部分权力，逐步实行世界范围的政治一体化，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厄恩斯特。哈斯的说法，一体化就是说服若干不同国家环境的政治领导人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中心的过程，一体化使国际组织的体系同各民族国家成员国创造的环境之间的分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现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原来普遍认为属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务，除了针对儿童和难民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致力于反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警察行动外，还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地球环境和调节世界金融体系方面采取联合行动。最近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与权威格外突显于世人面前。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和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发言指出：行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和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人权消除了历来在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所划分的界线，引起法律上新的渗透性；当事实证明国家不配完成保护人权的任务的时候，当它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当它们不仅不是个人的保护者、反而成了他们的迫害者的时候，就必须提出采取国际行动的问题。

转贴于 新秩序2 固然比新秩序1 要求更多的创新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传统的复归。当布什说“我们周围的旧的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时，他指的是雅尔塔体制的崩溃。尽管雅尔塔体制是二战后冷战体制的核心，但并不是旧的世界秩序的全部。斯坦利。霍夫曼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说，在战后的全球范围内，有三个秩序结构：（1 ）审时度势的秩序，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的博奕规则；（2 ）联合国；（3 ）西方世界的经济秩序。战后初期所形成的西方世界经济秩序中，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中的（1 ）即雅尔塔体制在冷战时期的延伸，（2 ）和（3 ）我们分别称之为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和布雷顿森林体制。雅尔塔体制是三大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勾心斗角的妥协产物，其结果是承认了苏联在战后的势力范围，确立了基于实力政策、强权政治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均势结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则是外交和经济专家长期探讨反复磋商的产物，代表了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理想主义的构想。由于苏联在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破坏了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默契，丘吉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警告说：“展望将来，如果你和你统治的国家，加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均排列在一边，而那些聚集在英语国家周围的各国……站在另一边，这很难使人得到安慰。很明显，他们的争吵将使世界分崩离析。”战后的世界秩序正是像丘吉尔预示的那样演化的，雅尔塔体制从大国合作宰制世界迅速地滑向了大国对峙长期冷战的格局，并将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完全笼罩在局部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的硝烟之下。联合国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执行机构蜕变为外交家的清谈馆，布雷顿森林体制则从拟议中的世界经济秩序缩小为西方世界的经济秩序。九十年代人们所呼唤的世界新秩序，实际上就是抹去历史覆盖的灰尘、重新焕发出亮丽光彩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布什说，“我们看到联合国发挥了它的创始人梦寐以求的作用。”1992年9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认为，联合国是唯一能够“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机构”。中共十五大报告也认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事实上，五十多年前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在今天一点也不过时，其中宣告的四大目标──“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火；重伸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力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就比国人现在常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更加全面和完整。

有人认为，新秩序1 和新秩序2 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它们相互竞争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面貌。其实不然，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兼容，并且相辅相成。新秩序1 侧重于世界秩序从不完全的国际秩序向全球秩序扩展这一方面。当然，量变往往会带来质变，囊括多种文明体系的全球均势结构必然具有不同于在单一文明体系中产生的国际均势结构的特征。新秩序2 则侧重于世界秩序的深化，即从均势结构向一体化结构的转变，其现阶段的目标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实现人们久已期盼的世界联盟。扩展和深化，二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搞成两张皮。如果执意将新秩序1 与新秩序2 对立起来，就会重蹈雅尔塔体制压倒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强权政治蹂躏理想女神的覆辙，把世界引入一场新形式的全球性冷战。

迈尔斯。凯勒指出：“在下一个十年里，很可能出现自19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即大国会发现从自己的战略或经济原因来考虑，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没有多少用处。……

前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可能就会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出现的新秩序之外。大国不愿意使用经济或其它手段的情况还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所强化：即许多的无秩序将不是由损害其它国家利益的国家造成的，而是由这些国家自身的瓦解造成的，……尽管对某些弱小的社会来说，大国对发展中世界的干预是产生许多灾难的源泉。但是许多前第三世界地区的边际化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大沼保昭最近预言：21世纪的世界将成为以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信念和信息为核心的庞大的”超国家力量“同在实力方面处于劣势而人口却占压倒多数的”坚持国家的力量“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发达国家实现世界一体化目标有两种战略选择，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改造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同步推进一体化进程；更现实的途径是先在小范围内加快一体化进程，形成未来世界共同体的一个紧密核心层，再把那些自愿参加的发展中国家吸收进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一体化仍然顾虑重重，态度不甚积极，现在发达国家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后一种途径。

1990年欧安会首脑会议签署的《巴黎新欧洲宪章》宣称，必须把自由、民主、多党制、私有制等作为未来国际秩序中必须采纳的普遍原则，“完整、自由的新欧洲”将作为世界新秩序的“样板”。美国在盟国的支持下大力推进北约东扩，试图让由它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未来更大范围内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的雏形。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巴黎欧安会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北半球合作带”构想。他说：“欧洲的空间超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地理范围。它包括延伸到太平洋岸边的苏联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合作“将会支配实际上囊括地球整个上部的空前强大的共同体的潜力”。

戈氏的构想得到西方大国的积极响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呼吁建立“包括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以东一直延伸到北美大陆所有国家的民主国家大联盟”；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称，美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温哥华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说，“工业化民主国家”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另一位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认为，理想的世界秩序“最好是由参加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七国共同管理和平”。现在，七国集团已经正式吸收俄罗斯参加，扩大为八国集团。韩国的新旧两任总统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全球化与全球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并把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作为首要的国家目标。上述种种的共同点，就是绕开联合国组织，试图寻找一条世界一体化的捷径。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固然可以不受自己所不喜欢的行为准则的约束，增加了国家自豪感和行为自由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自动放弃了参与制订未来世界共同体规则的权利。

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设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鉴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设想在一体化的发达国家和分散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性均势结构即北南对峙的格局，是完全不现实的。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建立新兴力量运动会与奥运会分庭抗礼的失败教训，就是前车之鉴。比较可能出现的倒是一个由已经参加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被它排斥在外的国家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型的世界体系，而中心──边缘型的内部结构正是世界帝国的特征。这将是一种崭新形式的世界帝国，一种经济和文化的世界帝国，一种囊括全球的世界帝国。至今被排斥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中国，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个未来帝国的轮廓。

世界秩序从相互隔绝的若干个世界帝国向全球均势转化，并不是由这些世界帝国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然后大家摇身一变，齐唰唰地变成多极化结构中的一极；而是在其中的一个帝国范围内首先产生一种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体系，然后再扩张到全球范围，与这种扩张相伴随的是一些帝国的毁灭，一些帝国的衰落，以及所有这些帝国的内部转型。尽管不应当排除全球同步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先形成国人所期待的全球均势结构即新秩序1 ，再在新秩序1 状态下谈判新秩序2 的规则与实现途径，希望十分渺茫。全球一体化更可能是局部一体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全球大小国家平等谈判的结果。

孤立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当人们谈论秩序时，通常是指一种有规则、有常度、比较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关系格局，但有时只是指一种相对简单的局面。《辞海》中秩序的第一个义项就是：“犹言次序”。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世界新秩序的出现。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把新秩序理解为新次序，而且要把排座次的范围局限在经济总量上。对于购物来说，按次序排队就是有秩序；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各国经济实力的新次序却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世界新秩序。历史上常常出现的倒是，新次序成为世界动乱的根源。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德国和苏联先后登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结果并没有出现什么国际稳定和秩序，而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次，新次序能否顺利地演化出新秩序，还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进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新兴大国，前面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取决于它在四个全球力量的决定性领域占有优势：军事上，它有无可比拟的全球投送力量；经济上，它保持着全球增长火车头的地位；技术上，它在发明创造的尖端领域全面领先；文化上，它享有无可匹敌的感召力，特别是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间。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今世界，世界大国主要不是通过行使和显示实力而是通过软权力来发挥作用的。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cooptive behavioural power），它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来自其文化、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长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在不断增加新的成份。以此来衡量，中国远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资格，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地区性大国。

因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与经济实力并非同步增长，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既有可能把周边国家吸引过来，也有可能把它们推入别人的怀抱。显然，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与世界秩序，是中国在21世纪成长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世界大国和潜在世界大国的意图与作为，又是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历史性抉择，将对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有三种选择路向：孤立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徐昕指出：“在交织着新旧内外各种矛盾的历史性冲突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从‘中国的世界’到‘ 世界中的中国’的根本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上述世界观的转变尚未完成，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乏世界主义的眼光与胸怀，自发地信奉孤立主义。他们把国境线之外的世界视为“非我族类”居住的“原始丛林”，那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只要与我无关，就可以听之任之。对于维持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 ）的论证，则是把这种“集体意识”转化为一种学术语言。显然，这样一种“集体意识”也必然会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许多外交语言一旦被通俗化，其核心内容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一个大国奉行孤立主义，这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提出了远离旧大陆政治的不结盟思想，在整个19世纪，孤立主义都是美国的官方政策。但是，在20世纪先后两次参加世界大战，宣告了美国与孤立主义的彻底分手。冷战开始后于1949年4 月2 日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允诺于和平时期与其他国家结成全面的军事联盟。现在，已经没有人真正相信美国会从世界事务中完全脱身出来，重新奉行孤立主义。既然世人不相信美国孤立主义，就更不会相信中国孤立主义。美国是一个新大陆国家，大西洋和太平洋构成它与其他世界强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其自然地理环境适合于奉行孤立主义；中国是一个欧亚大陆国家，地缘政治形势与美国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天朝的孤立主义梦想就一再被来自中亚和蒙古草原的铁骑踏破，20世纪以来，“北极熊”与“东洋鬼”又一直是中国国家安全近在咫尺的主要威胁。

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除能源外，美国的国内资源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中国是一个资源小国，如果中国要在人均国民收入上赶上美国，就必须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源，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铁矿石进口国、粮食进口国，而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出口的依赖度也已经是美国的两倍。此外，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21世纪，重新祭起19世纪的孤立主义旗帜，总会给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滑稽感觉。因此，尽管国人反复强调“不称霸”，却很少博得热烈的掌声。对于孤立主义信誓旦旦，反而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的疑虑。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曾公开表示，鉴于美国无法预言中国在21 世纪将是什么样的大国，有可能不得不与其他大国一起转而采取遏制政策。

采取现实主义的路向是否比孤立主义更有利于消除国际上对于中国的疑虑？回答是否定的。吉尔平指出：所有的现实主义学者如修昔底德、麦金德和当今的学者都认为，国际关系之所以有原动力，是因为国际关系体系内权力的分配在一定时期之后发生变动这一事实。实力生来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一个国家实力的获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实力的损失，这一事实构成了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础。现实主义的不平衡增长规律意味着，随着一个集团或国家实力的增加，该集团或国家就将受到诱惑，产生加强对其周边环境控制的企图。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它也会力求扩大它在政治、经济以及领土方面的控制；它还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使之符合其一系列特殊利益。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大，它要改变该体系并由此来实现本国目标的成本会相应减少，因而，按照需求规律，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加了，它愿意谋求该体系变革的可能性也大。如果认为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的唯一准则，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按照上述的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行事，那么同样不会令世人感到安心。

基辛格曾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

不少中国人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断言，放弃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转而实行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着眼点的现实主义的和平外交路线，革命性体系已经与中国无缘。根据基辛格的学说，则不然。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实际上，当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即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就是和平──当成其首要目标时，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最霸道的成员国的摆布之下；与此适成对照，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的稳定。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由此可见，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国际主义使命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独裁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对于中国外交界和国际政治学科的现实主义流派来说，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失败的历史教训，尤其耐人寻味。

转贴于 许多日本人至今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结局耿耿于怀，当然有他们自以为能够言之成理的一套逻辑。他们认为，日本从来没有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其最高目标不过是打破白人对世界秩序的主宰，使日本帝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代表黄种人和东亚的一极。从表面上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实际上却是罗斯福总统为了巩固白种人统治采取种种措施打压日本的必然结果。日本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得到积极的响应，并最终导致了白种人在亚洲殖民帝国的全面崩溃。

皇道主义是日本的一种固有文化，西方国家无权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所阐释的自由民主原则来审判一种亚洲价值观，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这一逻辑中无视中国人的利益和愿望，无视日本在东亚登“极”是以牺牲中国为阶梯的历史事实。撇开价值判断不谈，仅从现实主义的利益角度来看，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这样的新兴大国，企图凭借“富国强兵”和实力外交来改变世界秩序，结果往往成为最“不现实” 的也就是失败的选择。

今天，如果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把新秩序1 即世界多极化作为唯一目标，日本当年构建“东亚新秩序”时没能跨过的障碍，同样会成为中国迈向新世纪的拦路虎。世界多极化中“极”的概念，现在还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极”与“非极”国家总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构成地区性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依附从属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探讨“极”的定义，只想指出，可以将这些“极”分成三个类型。首先，美国作为世界的一极是无可争议的，这既是由于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因为它是北美洲的天然代表。欧盟将以地区共同体的形式成为多极世界中代表欧洲的一极；拉丁美洲国家也在积极谋求一体化，试图以集团的方式成为世界的一极，它们可以共同算作把地区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类型。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属于第三个类型，它们要想成为世界的一极，首先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眼下的难题是解决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凝聚起来。印度必须处理好印巴分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才能成为多极世界中代表南亚的一极。日本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最为复杂，既要竞相处理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又要解决两国之间的最终战略定位：究竟是由日本还是中国代表东亚，或者二者携手共创“大东亚”。孙中山和日本的理想主义者曾经共同倡导过建立在中日亲善基础上的大亚细亚主义，这一美好的愿望后来被一心扩展日本国家利益的军国主义者葬送了。时至今日，由于中日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家仍然无力进行长远的大战略构思，才使得美国乘虚而入，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将会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成员国。尽管基辛格本人对中国一再表示友好，但是按照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进行推演，同样会得出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是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西方大国必须加以遏制的结论。如果中国亮出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的旗帜，主要的对手将是美国；如果中国亮出国家利益与现实主义的旗帜，最害怕的将是周边国家，而美国则坐收渔翁之利。

根据现实主义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说，一个新兴大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当力图改变国际体制的基本规范的挑战者，或者当世界领导者的追随者与伙伴。中国在现阶段不应充当挑战者的角色，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专家们的共识。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指出：近500 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失败了；新的世界领导者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挑战者的合作者将随着挑战者同遭厄运，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而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日本和德国作为挑战者遭到惨败后，二战后作为追随者却获得巨大成功，顺利地上升到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做追随者和小伙计，对于中国来说却难以接受。从主观上说，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追随者，它在心理上对于追随者的角色并没有本能的反感，德国也曾经是法国文化的追随者，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自尊心极强的文明古国，就很难咽下这口气。

从客观上说，日本和德国在人口和幅员上都比美国这样的洲级大国差了一个档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并不存在超越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现实可能性，而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将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一方面，自己不情愿当追随者，另一方面，别人也不会真正把你当追随者对待。既然挑战者与追随者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只有告别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路向回归了。

1923年，梁启超在为吴品今著《国际联盟及其趋势》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吾敢豫言：二十世纪下半期之世界，国际联盟之世界也。天下事固先有理想而后有事实。”梁启超的预言虽然落空了，但是他的预言本身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中国人历来就有理想主义的传统。只是由于在近几十年里，如顾准所说的那样，人们以烈士的名义，用教条主义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并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彻底败坏了理想主义的名誉，我们今天才需要谈论回归。

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路向，在世界秩序方面的目标是新秩序1 与新秩序2 的整合与互补，也就是说，把世界多极化与全球一体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不能只是被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裹携着走，而应是站在潮头的弄潮儿，成为全球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

这一理想主义的路向实际上也正是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最切实可行的选择。人们常常说，中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1% 的人口。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背着这样的一个包袱去实行现实主义流派所要求的那种外交上的实力政策，维持“三合一”的核打击力量，建造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增加对外援助在世界上广结善缘，向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如果不说是不自量力，至少也是一种愚蠢的选择。只有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资金、资源、技术乃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中国的十几亿人口这一“权势基值”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之源与力量之源。如果实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在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自然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因此，真正害怕全球一体化的应当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当中国的综合国力还达不到世界领导者的资格时，不仅应当“韬光养晦”、“不出头”，而且应当学会作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这样，有朝一日中国才能够顺利地坐上世界领导者的头把交椅，否则，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将会面对一个由满腹怨恨的下野者与野心勃勃的权力觊觎者组成的反华大同盟。这就是说，一种具有合法性的世界秩序比凭借实力来维持的世界和平更加重要。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国应当焕发起一种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的蓬勃朝气，而不应表现出一种看破红尘、老于世故的暮气和锱铢必较、言不及义的俗气。21世纪的中国要有新的理想，新的风貌。首先，要认真塑造自己的大国形象，中国应当是一个既充满理想主义又脚踏实地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一个“不先生”或专门在安理会中投弃权票的角色，更不要成为令世人猜不透的隐藏在竹幕后面的神秘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权对话，努力在多元一体的全球价值观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切实保障能够以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现代化与人口城市化。中国应当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领头羊，积极探索本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模式，使周边国家得以摆脱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参与国际立法与执法，勇于顺应时代潮流向各种国际组织移交部分主权，其中应包括像欧洲委员会建立的欧洲人权法庭这一类型的国际组织，而不固执于传统的主权观念。中国应当在联合国组织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力争使其成为未来世界联盟的雏形，因为在眼下任何可能替代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中，中国都不可能取得在联合国所享有的权力与荣耀。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努力为之做出较大的贡献，同时要高度警惕来自各方面的让中国边缘化、孤立化的图谋。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经写道：“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决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时刻把这一历史教训牢记在心。同时，也不要妄自菲薄，正如梁启超在二十年代所说，中国人若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来哩。”

注释：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26.

弗兰茨·舒尔曼：《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 期，页12 —20.

章百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页399 —400.

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页17、28.

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参见《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29—30.

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47.

参见汉斯·J ·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354.

转引自《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12.

转引自王邦佐等：《世界走向新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120.

参见《国家间的政治》，页481 —483.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页272.

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33.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要维持均势体系，必须满足4 个条件：（1 ）主要行为者必须多于两个，通常是五六个，他们即使不是均势力敌，也是相差无几的对手；（2 ）要有一个关键的制衡系统，即几个主要国际联合起来以威慑、削弱一个和几个强国的扩张能力；（3 ）主要行为者之间必须要有共同的语言和行为准则；（4 ）需要一种国际体系的权力等级制。参见《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页257.

参见同上，页58；《外国外交学》，页72、74—75.

参见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453 —455.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178 —179.

王逸舟：《古典主权概念的当代制约》，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2 月（总第6 期），页132 —140.

王飞凌：《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辩》，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2-5 月（总第18-19 期），页295 —312.

参见《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39—44.

参见《决定命运的选择》，页163 —165.

《外国外交学》，页75.

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页332 —333.

亨利·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 期，页30—51.

同上，页33.

同上，页32.

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页188.

转引自《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页413.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页444.

参见《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47.

同上，页26.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页448.

转引自王逸舟文，页13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页188.

参见《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页408 —409.

转引自C.L.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119.

参见俞新天：《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96.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198.

见《参考消息》，1998年1 月14日第1 版。

转引自庞中英：《欧亚大陆：21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 期，页68 —76.

转引自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 期，页49—51.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369.

转引自张林宏：《21世纪的中美关系：对抗还是合作》，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 期，页21—28.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96—97.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页123 —129.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王在邦：《世界领导地位交替的历史反思》，杨铮：《世界政治进程的周期性规律与中国机遇》，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等，载北京：《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5 期、第6 期。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 期，页2 —3.

转引自《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249.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4

所谓规则，按《高级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规则 guīzé [rule;regulation] 典式，法则，规律 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鲁迅《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指在形状、结构或分布上合乎一定的方式;整齐 规则四边行”。本文的规则，其概念特指维持秩序的规范的总和。所谓保障，按《高级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保障 bǎozhàng [assure]∶保护(权利、生命、财产等)，使不受侵害 保障国家安全 为国重镇，不能保障江淮。—清邵长蘅《青门剩稿》；[ensure;guarantee]∶确保;保证做到 保障供给 保障人民言论自由；[safeguard]∶起保障作用的事物”。所谓差距，是事物之间相差的程度，也指距离某种标准的差别程度。

从理论上讲，对各种秩序，包括交通秩序，社会秩序，贸易秩序等，规则保障应当是最终保障。因为规则本来就是针对各种秩序的维护和稳定而制定的。比如说交通规则中，车辆红灯停，绿灯过，这是交通秩序的需要；比如说社会秩序中，抢劫行为是要受到刑法制裁的，这是社会秩序运行和平衡的需要；比如说贸易秩序中，交货和付款之间存在一定的保障规则，如果只是一方付款而另一方不交货，则付款方可依据贸易规则要求对方发货或退款，这是贸易秩序运行和维持的需要。

但是实践中，各种规则保障在运行中，总是出现方方面面的因素来影响其实施，最终运行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远远偏离了规则本来的立意，不能达到最终保障之目的。

如何应对其间的差距问题，正是本文的讨论重点。

一、 从交通规则具体案例说起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明文规定：“ 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按法条的解释，假如在十字路口，机动车辆直行，交通信号灯是绿灯的话，那么机动车辆就是按规则行事了，如果有行人从交叉方向在红灯禁止其通行的情况下仍强闯红灯，与按规则直行的机动车辆发生碰撞，违反规则的行人被撞伤或死亡，理论上应当说机动车辆是没有责任的，因为行人强行违反交通信号和交通规则，行人应负全责。

但是在实际中是如何执行的呢？有过驾驶经验的朋友非常清楚：从国情出发，在公安交通部门处理时，只要出了这种事情，司机自认倒霉，不管有没有责任，司机和机动车辆方都要负责。这种情况在原来的交通管理条例实行了16年之后，终于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文规定出来：“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

按新交通法第七十六条的解释，就是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辆谁违反交通规则或谁遵守交通规则，一概不论，只要出了事故，无论怎么证明，怎么举证，机动车辆一方最好的结局是可以“减轻”（不是免除）责任。

那么，既然如此，交通规则中规定的信号规则有没有对机动车辆的合法行驶进行真正保障呢？机动车辆在行驶中应该信赖什么呢？为什么遵守规则和违反规则的一方发生事故，自己倒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呢？而交通规则立法目的是保障交通秩序和各方合法利益的。

这正式规则保障和最终保障之间的差距所在。

二、 上述案例带给营销管理和贸易规则的启示

所有的规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从上述案例中，我们能直接得到的一个明显结论就是：规则保障显然不是最终保障。那么如何能保障最终的营销和贸易安全，如何合理相信规则并积极应对规则保障和最终保障的差距呢？笔者认为：

第一是，要充分研究所从事行业的规则内容，仔细分析立法精神。“万物皆有法”。任何行业都有规范其行业行为规范的规则、习惯或规章。比如说从事国际贸易营销类工作的，应当充分研究国际贸易的规则和立法精神，至少在理论上和知识积累上打下扎实的基础；比如说从事教育产业的，应当充分研究国家关于规范教育产业的政策、方针、规范性文件，进而比较本单位的定位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当代中国教育产业发展分析》，上海世新进修学院教学试验研究所，《世新期刊》第9期，沈宗南，2006年第09期）。

第二是，要充分搜集和掌握所从事行业的规则在执行中发生的若干案例情况，并进行分析，找出规则和实际案例执行结果之间的差距。各个行业经常性地会发生若干争议和冲突，如何运用规则进行争议和冲突处理及实际处理结果如何，是一个有心的经营者应当关注的范畴。因为实际处理结果是各个方面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规则的作用之外，社会关系力，行业舆论力，媒体力，官方潜在立场力、企业经济实力等，均在不同的方面发生作用并最终与规则一起形成了最终影响，促成了实际案例的结果，但结果必然只能以“规则”的名义。

第三是，在充分了解以上两条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本单位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SWOT分析），了解那些方面应当重点加强，那些方面可以维持，那些方面可以控制或低调处理，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孙子兵法》所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三、 结束语

机会往往只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无论从事任何行业，无论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都应当在勤奋、踏实苦干的同时，认真分析大的产业环境，国家政策，特别是关于行业规范的具体规则，认真研究分析，并掌握规则实际应用的若干案例，找出差距，然后分析形成差距的若干具体因素，结合本企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进行知道自己应当发展什么，保持什么，克制什么，抛弃什么。了解之后，去执行，这是保持企业活力的法宝之一。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5

“萨德”系统在韩国和美国之间的一致和不一致

部署“萨德”表面看，美韩之间立场是一致的。但其实美韩之间的打算和目标却并不一样。韩国的目标很现实：一是防御朝鲜导弹；二是让国民放心。但是，美国的目的不同，萨德将会成为NMD的一个支柱，可与“爱国者”-3衔接起来，承上启下。也就是说，一个单套的“萨德”系统入韩，仅仅是这个故事的开始，而不是美韩磋商的结束。“萨德”入韩之后，我们将看到这个地区会有更多的“萨德”，搭起一个高中低搭配的反导体系。美国在欧洲建立反导体系，堵在俄罗斯门口，现在跑到亚洲来故技重施。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双头鹰”国家，西边已被美国筑起了反导之墙，高中低搭配，以‘萨德’为支柱；如果在东北亚再弄几个反导之墙，那么东西“两头”就都被堵住了。对中国来讲也同样致命，我们东边也将被堵。而东边恰恰是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所以我们在与美国博弈的时候，不能只看它采取了哪一个行动，或者部署了哪一套武器，美国从来都是在下大棋，从来都是在谋局之后再布棋。

具体到现在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单个的“萨德”导弹主要是防御两个地区，跟韩国没关系：一是保卫美军基地免受朝鲜导弹的攻击；二是一旦半岛发生战争，要保卫美军有可能大规模登陆的地点，要保障登陆地点的安全。这样的部署，美国给韩国的逻辑是，你保卫了我的部队安全，我的部队自然就保卫了你的安全。在反对部署的韩国民众看来，这个条约太不平等了，让韩国当恶人，最后保护的是美军基地和未来可能的登陆地点；同时，“萨德”就相当于眼睛，一旦中美打起来的时候，都得想办法把对方“打瞎”，“萨德”部署区域周边的居民很有可能被殃及到。

因此，在“萨德”部署问题上，虽然韩美是同盟，但打算和目的却完全不一致。

朝鲜半岛的安全博弈

当前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安全始终处在一种负面竞争当中，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任何一方加强安全的努力，一定是建立在削弱对方安全的基础上。朝鲜半岛的这种安全博弈，表面看南北是主角，但实际上美国才是主角。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什么？不仅要有原子弹，也要有氢弹，还要有能够把这个弹头运载到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还得有潜射导弹，潜射导弹也要有洲际弹道导弹。朝鲜并不是真的想要打美国，而是希望利用这个东西跟美国来进行战略谈判，目标是跟美国建立起一种平等的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朝鲜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反复传递的信息。当然美国目前是不可能接受这些的，因为它不可能为了朝鲜，去惹韩国。在半岛安全博弈当中，美朝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变量，是目前整个朝鲜半岛博弈当中的一个独特之处。

总的来讲，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最具有爆炸性的火药桶。看看为解决朝核问题而进行的六方会谈的组成：四个大国，两个小国。四个大国在过去100年里围绕朝鲜半岛都曾兵戎相见，日俄打过，中美打过，中日打过。这不是偶然的，六方会谈是当今世界最豪华的外交多边谈判，这四个大国差不多是世界前四甲，竟为朝鲜的事情集合在一起。为什么小小的朝鲜半岛，南北加一块，22万平方千米，牵扯了四个超级大国，就是因为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我们要强调地缘政治。如果这个地球是一盘棋，谁占了棋眼谁就占据了主动。但是不同的时期对棋眼有不同的看法。之前说谁占据了大陆谁就占据了世界，后来说不对，谁占据了海洋谁就占据了世界。但是，现在真不能简单地用海权论、陆权论来概括。朝鲜半岛就是东北亚的棋眼，谁控制了朝鲜半岛，谁就控制了东北亚。谁能够维持住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谁就能够维持住东北亚的和平稳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百多年来，这四个大国都在这儿打。当我们看朝鲜半岛南北安全竞争、安全博弈的时候，实际上背后是各大国的战略利益的博弈。中国不可能无视朝鲜半岛。

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跟我说：“我们美国外交战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领导地位，二是伙伴关系。你们中国外交战略怎么概括？”我说：“首先，你那伙伴关系是瞎扯，你跟谁伙伴，哪个伙伴跟你平等？美日关系？连日本都不敢说我跟美国是伙伴关系，是平等的，谁敢说这句话。第二，要用两个词来概括中国的外交战略的话，一是独立自主，二是相互依存。”这并不是外交辞令，独立自主的特殊含义是既不想领导你，但是你也别想领导我。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首先要记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是铁的规律。所以，在东北亚这个地方，我们不想谋求领导，但是谁也别想领导。这是中国独立自主真正的要义。当今世界处在变局时期，谁当领袖谁必死无疑。相互依存，就是指我们越来越全球化了，大家都得负责任，互相依赖。这就是中国外交的两个词的概括。说起来有点像官话套话，但是仔细想想，应该是符合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的。

东北亚安全格局的大变局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周边形势发生了眼花缭乱的变化，很多变化是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些变化林林总总，但是，如果总的看，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事情标志为历史的关键时期。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东北亚持续了差不多70年的安全结构，正在开始进入一个历史性、结构性的变化阶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规则、秩序要变了。同样的道理，当今，整个世界也进入了这个时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界秩序的重塑时期。这是因为70年前建立的秩序、规则体系，走到现在越来越不管用了。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国际货币体系，1945年刚成体系时很好用，美元同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各国经济稳定了好几十年。到了现在越来越不好用了，并不是中国抢着要进入这个行列，而是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旧秩序越来越不管用，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但是还没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秩序重塑的时期，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国际秩序、地区秩序的重组和重塑，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机会不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来实现。我们想一想，从有国际关系史开始算，任何一个地区秩序最后成为全球秩序，一定是在打破了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怎么打破呢？通过战争。每一次新技术取代旧技术，都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来完成。比如说两次拿破仑战争奠定了欧洲秩序，一次大战的结果奠定了华盛顿凡尔赛体制，二次大战的结果奠定了雅尔塔体制。二战到现在，由于核武器的存在，美国和苏联把核弹头凑一起，能毁灭地球，所以战争没法打了。但是秩序还得换，所以才出现了各种闹剧、各种仲裁的乱象，这是我们整个世界的问题。

作为东北亚，如果中美能在东北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就能够在任何地区，包括南海，和平共处。如果中美在东北亚陷入战略对抗，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镜花水月，中美最后一定进入全面对抗，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第一强国和第二强国迟早要打起来，有一个美国教授做了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他比较了14对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其中10对打起来了。这是我们外交的重大课题，但是能不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关键取决于中国跟美国在东北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东北亚对于美国非常重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把全球重点放在西太平洋地区，最终实现的重要标志就是把全球海外军事基地的60%放在西太平洋。美国在目前和今后可预见的时期，同时面临来自三条战线的挑战。第一，美国始终面临着以俄罗斯为焦点的大西洋的挑战。第二，美国始终面临着来自以恐怖主义为焦点的战略不稳定弧的挑战，这是指西亚、北非一直到中亚、南亚这一块，地图上正好是一个弧线，美国人管它叫“战略不稳定弧”。第三，美国始终面临着来自以中国问题为焦点的太平洋战争的挑战。美国说把战略重点放在太平洋，但另外两条线也从来没有闲着。克里自当国务卿以来，50%的出访是跑到中东。这并不是他偏好中东，而是那个地方不去不行。美国在面临三条战线挑战的时候，总是顾不上集中精力对付主要威胁。所以，这种状态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未来，美国“再平衡”战略一定会搞，但不一定是这个名字。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要东移，移到西太平洋地区，就是移到东亚来，这是坚定不移的。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重点在东北亚，这个也是坚定不移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最近在南海投入如此大的精力？在东北亚闹事，一是风险太大；二是胜算不大。美国是最好的商业国家，最愿意干的是风险小、胜算大的事；反过来，风险大、胜算小的事，他不是不干，要推后干。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预防性的防务。美国首先不是攻势的进攻，而是防御的进攻，要下先手棋，这是预防性扩张的精髓。因此，选南海是避开了敏感的而胜算又不大的事，如果真在东海发生冲突，中国的陆基各种力量都可以达到，但是在南海、南沙群岛，中国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所以美国在找它的优势所在，要跟中国进行博弈。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军要走向深蓝，南海是必经之路。因此要防止中国走向深蓝，这个地方自然是必争之地，也恰恰是所谓的风险相对小、胜算相对大的地方。这是美国在整个东亚布局当中的一个大体的思考。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6

关键词：宪法秩序 民主 法治 宪政

一、宪法秩序在我国的基本内涵

良好的法律秩序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保障，宪法秩序，是法律秩序的核心,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关键,对社会稳定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宪法秩序，是基于人们对一定社会规律的认识,通过制宪对社会所需要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进行确认,形成一种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再通过宪法的各种调整手段,将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变成实然秩序。宪法秩序归根到底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自发地、有目的地组织共同体规则，并依据该规则形成的一套以保障人的权益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秩序。从近代西方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自由、反封建王权专制的革命胜利之后，自由、平等、生存、财产权利等人权目标便以政治宣言、继而以宪法的形式被确认下来。宪法秩序同宪法本身一样对人给予终极关怀，最终目的和核心价值都是保障人的权益、为社会成员谋福祉。

就当代中国而言，宪法秩序的价值目标必当是民主和法治，这是由我国显著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它直接影响人民现实权益和幸福程度。而宪法秩序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与保障人的最终权益，公民只有充分享有了自由、平等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时，宪法秩序才能真正形成。同时，中国法律制度较多受政治体制影响，权与法的关系仍然是法治社会的敏感问题。如果不能冲破政治干预，构建宪法秩序也是纸上谈兵。另外，民主与法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宪法秩序的价值即是对人的价值，妥善调整社会中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起一种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地区关系，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和谐、有序的环境下，全面、自由的发展。也只有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平稳推动宪法秩序更深远、更持久地发展。

二、宪法秩序在我国当前的构建

实现宪法秩序应该包括内外两种秩序：内构秩序和外生秩序。内构秩序是指宪法秩序中本源性、一致性、连贯性的各种内部要素的总和,它是实现宪法秩序的根本动力。立足于当前中国宪法运行实际，我国宪法内构秩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立宪主义思想的缺乏，宪法信仰的匮乏。外生秩序不足主要包括公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欠缺以及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因此，在构建我国宪法秩序时，必须结合内外两方面解决。

（一）加强立宪精神，树立宪法信仰

宪法必是限法，即宪法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因此，宪法规范必须对政府权力作出明确的程度性的规定，明确指出可行使的权力范围，以限权式规范为主，以授权式规范为辅。同时，宪法作为保障人权的最高法，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规范应该尽量全面，明确和具体，使人权保障成为宪法规范的中心内容。同时，培植宪法信仰是加强立宪精神的目的归属。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信仰，只有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取得突破，才能在法律制度、政治体制乃至其他制度上确立宪法信仰。因此，各级机关应率先树立起宪法至上的观念，打破个人迷信和权力崇拜,逐步推广使得宪法信仰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培养。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对宪法信仰的理念及时转化为广大人民的权利果实。此外，宪法是一个国家总章程，要大力加强普法教育，特别是要加大宪法观念的宣传力度和宪法信仰的培植力度，使得宪法精神深入人心。

（二）推动宪政运行，增强护宪意识

宪政是以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威而形成的一种以制约国家权力为手段，它以保障人民权利、限制国家对公民的侵害为目的，并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的政治运作模式。我国当代宪法秩序的价值基础是民主与法治，因此必须在立宪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依据宪法规定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整个动态过程。制定宪法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而是为了合理制约权力、实现权利，推动宪政运行；宪政当以宪法为前提，宪政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权力范围内运行。宪法和宪政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动态关系。此外，宪政是一套制度设计，政府受到实质性限制的必要条件是建立分散政府权利的合理性制度。这主要包括规范国家权力的来源、运作，为公权力设定根本规则，在保证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捍卫公民权利，保障人权。宪政更是一种思想观念。树立维护宪法的思想观念是建立宪政社会的先决条件。无论身处何阶层，如果能从思想时刻保持依法行政，宪政运行只是一种动态程序而已，宪法秩序也会良好地保持。

（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逐步增大宪法的可诉性

必须加紧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形成严格有效的违宪审查秩序。结合当前情况，最根本、最实际的做法是在全国人大现有体制内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它与目前存在的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一样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在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宪法实施的状况，并就宪法实施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初步审查，确定其是否与宪法或法律相一致，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正式的报告意见；监督国务院及其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裁决有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解释宪法；等等。宪法委员会这一专任宪法监督机关的建立，将会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同时,还应建立宪法控诉制度,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在受到侵犯、宪法秩序遭到破坏时,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比较分析外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相类制度和发展趋势，在现有法规审查备案制的基础上，在避免出现强化违宪审查力度的同时出现对现行体制大规模破坏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违宪审查委员会”，直至“宪法法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

参考文献：

[1]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7

二战后，东北亚地区的格局与秩序重构，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冷战对抗。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但分裂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其中美国的因素起重要的作用。

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推动关系结构和地区秩序变化的因素，地位和利益受到这种新变化威胁的主要是美国。因此，面对变局涌动，美国既有想做点什么的一面，又有不想做的一面。

美国要做的是尽力保持它在东北亚的地位、作用和利益。美国是旧秩序的维持者，因此，它不想做，就是不想做大改变，甚至会阻止发生大的变化，尽量维持现在的局面。只要不出大事，而且即使出大事，只要不危及美国的地位、作用和利益，它就不去干预。比如朝美关系，朝鲜希望美国改变对朝政策，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对美国来说，实现正常化就涉及取消长期以来制定的对朝诸多法律，这样的改变就需要确立美国对朝的新关系以及在朝鲜半岛的地位。如果成为正常的朝美关系，美国就失去了对朝的压制影响力;如果朝美形成控制关系，不仅朝鲜不干，还会涉及别国利益，特别是中国利益。至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朝美关系正常化并不能保证美国保持现行的主导性地位。因此，仅从双边这条路，改变就难以行得通，美国国内的政治就难超越。就是总统想改，国会也会阻止;而期望国会支持这种改变，又好像没有理由。

然而，东北亚的力量对比和秩序确实在发生变化，美国一家阻挡不了。最大的变化首先在经济方面。过去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联系很少，彼此分裂。在市场机制下，中日韩三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都在这里。中日韩三国经济紧密结合，不仅改变了东北亚，也改变了东亚，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世界。以经济的紧密连接为基础，中日韩开展了合作。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破天荒地在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框架下举行早餐会。此后，三国领导人会晤每年举行，2008年，三国决定建立单独的峰会机制，2010年又建立了三国合作秘书处。三国合作机制有两个突破：一是突破历史，实现三国平等参与的独立对话与合作机制;二是结构突破：日韩是美国盟友，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对手，三国汇聚在一起，开展没有美国参加的对话与合作。不过，原来设想以中日韩合作为核心进一步推动整个东北亚的合作，但遇到了困难，中日韩合作的发展受到双边关系的制约，还有美国在背后干扰。为此，靠中日韩合作机制来拉动整个东北亚合作的设想也难如愿。

另一个努力是中国推动创立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的宗旨是以解决朝核问题为起点，推动朝鲜与美日关系正常化，重新构建共同参与的东北亚长久安全机制。六方会谈要构建的新机制是要真正摆脱二战后东北亚分裂的关系和秩序。但是，这个努力尚未成功，遇到的障碍表面上是朝鲜，真正障碍是美国，也就是说美国没有准备好放弃它在东北亚的主导权。中国可以做推动者，但是还不能做新秩序的主导者。在六方会谈过程中，事前和事后，美国都是和它的两个盟友――日本和韩国进行协商，形成一致的意见。

东北亚的百年重构进程

尽管如此，不管怎么说，东北亚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大转变时期，我叫它“百年重构进程”。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重构的实际变化。首先是在力量对比上。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翻转，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还赶不上日本，但是综合经济力却超过了日本。经济总量的意义在于综合实力，在非常时期动员资源总量的能力。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几年来这种趋势还在扩大，现在中国已是日本的两倍多。从市场依赖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日本的市场依赖曾经高达18%多，而2013年只有7%多，日本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却是高达18%多。再从中韩贸易来看，韩国与中国的贸易超过了它与日本和美国贸易的总和，很快就要接近中日之间的贸易量，超过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在东北亚，中国重新占据了经济老大的位置，为所有的东北亚国家提供了最大的市场，这种力量翻转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要联系“百年重构”来看这种力量翻转。近代以来，东北亚发生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就是100多年前的中国衰落、日本崛起。这使东北亚的地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第二次就是二战以后，东北亚地区第一次由外部力量，即苏美两国主导重构地区秩序。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了复兴进程，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的重构。东北亚以朝鲜半岛分裂为标志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框架，不光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陷于分裂。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复存在，美国成了东北亚关系和秩序的主导力量，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目前，东北亚正在发生第三次大的转变。转变的核心是中国重新成为东北亚的力量中心。有日本学者认为，历史上，中国主导的秩序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中国有强大的经济;二是中国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如果这个观点成立，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东北亚经济增长的中心。但第二条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中国不能为本地区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显然，关键是第二条如何改变。这就牵扯到二战以后秩序的重构。冷战结束了，但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取消，虽然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大结构没有变。

在东北亚，中国要能够重新起到历史上的那两种作用，包括实现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当然，重要的是，东北亚不可能回到历史的原点，也就是说，新的东北亚秩序需要重构，但是需要有别于历史上的秩序架构和模式。人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将要构建一种什么样的东北亚秩序。人们在问，中国能最终替代美国，成为这个地区秩序的主导性力量吗？更进一步的疑问是，秩序的改变会通过物理的方式来实现吗？

东北亚新秩序注定终结美国主导地位

其实，如前所述，中国推动的以六方会谈为框架构建东北亚新的合作秩序就是一种秩序改造，并不是要把美国排除在外、把日本压下去。六方会谈框架下的新安全机制构建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彼此合作的东北亚秩序的基础。

最近一两年，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做了很多大的举动。例如推动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等。这本身就是一个崛起国家的秩序和力量重构。具体到东北亚，这些都尚未实质推进，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本和韩国都是应该参与的，但都因为美国的因素而犹豫不决，没有参加先期的协商。事实表明，凡是没有美国参加的新机制构建都可以行得通，如果有美国介入，就会变得困难。原因很简单，任何不是美国主导的新机制，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性的削弱，美国都会予以干扰。然而，变是大趋势，美国可以干扰，但是阻挡不了。即使今天能阻挡，明天可能就阻挡不了。美国要与时俱进，才能跟上地区和世界变化的步伐。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8

全国会议结束后，刚刚我收听收看了全国平安生产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紧接着召开全县平安生产暨矿业秩序整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十分紧要。会议的主要目的对全县平安生产、矿业秩序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再研究、再部署，确保全县平安生产形势继续平稳、确保全县矿业秩序进一步规范、确保全县和谐稳定局面不时巩固。刚才，县长对我县平安生产和矿业秩序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周密部署，讲得很好，完全赞同，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借此机会，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平安生产、矿业秩序整治责任重大。

1越是平安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期。县长对全县的平安生产形势进行了分析。应该说，过去的一年，各乡镇、各部门、各企业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大力建议和树立“平安发展”理念，严格执行“平安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工作方针，始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思路，不时加大监管与整治力度，狠抓工作责任和措施落实，全县的平安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我也应清醒认识当前我县平安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比方，一些乡镇、部门对平安生产重视不够，平安生产“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平安隐患排查不彻底、治理不坚决。因此，必需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盲目乐观情绪，始终绷紧平安生产这根弦，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平安为先。

2越是加快发展、转型发展”攻坚时期。加快发展、转型发展已成为发展的主题。县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城镇化全力推进的关键时期，一批大项目纷纷上马，一批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一批企业增资扩产。发展进程的不时加快，给我平安生产和矿业秩序整治、矿产资源整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更高的要求。矿业秩序整治规范方面，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始终坚持对矿业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全县矿业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但少量盗采、私采滥挖矿产资源等违法行为也时有发生，既带来了平安、水保、环保、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也影响到矿产业的继续、健康、快速发展。因此，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发展为先、生态为重、创新为魂、民生为本”理念，站在促发展、保稳定、优民生的高度，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增补工作举措，务求工作实效。

3越是岁未年初的关键时期。更是考验各级干部队伍统筹发展能力的重要时期。眼下春节即将来临，人流、物流、车流最为繁忙和密集，生产经营单位纷纷赶进度、突生产、抢市场，加之当前低温雨雪影响，平安生产问题最为突出，平安事故的发生机率也最高。各乡镇、各部门务必要有清醒认识，高度重视，周密布置，确保节日期间平安生产形势稳定。

二、平安生产、矿业秩序整治系于发展。

1绝不能让隐患排查预防失为。防范胜于救灾”各乡镇、各部门务必按照“平安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突出事故隐患的排查整治，用抓救灾的精力来抓防范。与其用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应急，不如用这些人力和物力抓事前防范，大家都要有这种意识。要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查处力度，凡是隐患排查整治不力的一经查出，要视为事故已经发生同等性质来进行处理，从严追究相关单位、相关人员的责任。

2绝不能让重点区域平安失管。督促非煤矿山抓好尾矿库、排土场的巡查、监控，严防尾矿库垮坝、排土场坍塌等事故发生。要全面加强对纺织、民爆物品、特种设备、农业机械等行业（领域）平安监管，深入排查治理事故隐患。二是要突出交通、消防平安监管重点。当前受低温雨雪天气有利影响，路面凝冻湿滑，各有关部门要严把交通疏导、车辆定检等关口，精心组织春运期间的运力，加强对容易发生雨雪冰冻灾害路段的排查和管控，及时路况信息，确保交通疏通和春运客流及节日物资的及时调运，确保全县道路交通平安。要针对冬季火灾易发的特点，加强商场网吧、娱乐场所等消防平安管理，严防火灾事故。三要突出建筑平安监管重点。前段时间，县政府召开了全县乡镇建房农民自建房质量平安检查工作会议，对乡镇建房农民自建房建筑平安工作进行了专题安排，各乡镇也向县政府签订了责任状，请各乡镇、有关部门依照会议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3绝不能让矿产资源开发失序。继续坚持对矿业违法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严厉查处私采滥挖、超深越界开采、以探代采等违法行为。尤其在节日期间，各乡镇、矿管部门要加强值勤值班，加强日常动态巡查，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防止非法矿业活动的死灰复燃。

三、平安生产、矿业秩序整治事关和谐。

1要用铁的纪律保安全。各乡镇、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平安生产和矿业秩序的组织领导。确保隐患早发现、动态全掌控，处置争主动。

2要用铁的心肠严查处。对安全事故的查处。真正做到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得不到处置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教训不吸取不放过。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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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公司安全保卫的年终工作总结

公司安全保卫年终工作总结：我公司安全保卫工作，认真贯彻省公司和市公安局下发的各文件精神，结合本公司实际，安保工作紧紧围绕经营、业务发展这个中心，狠抓放火这个工作重点，抓制度落实，没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以及重大案件等事故。__年我们具体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省公司各文件精神

公司领导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把安全保卫纳入领导重议事日程，在安排通信生产的同时布置安全工作。年初总经理对县(市)分公司及市公司各部、室签定安全保卫、安全防火责任状。落实任务，明确责任，切实加强了对安全工作的领导。

我公司在接到省公司春季、冬季防火工作实施方案__通知后，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并进行了安排和部署;一是按省公司“春季和冬季防火工作方案”的活动要求，在确立本活动领导___机构后，活动以悬挂安全标语、安全知识答题等多种形式，并配合市政府开展“春、冬季防火工作”的宣传工作;二是由副总经理带队，按照省公司的安全检查细则表，对全地区营业厅、办公楼、机房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检查中发现的不安全隐患，当场下发整改通知书。针对这些问题，如电源线乱、线径细、不符合规范的走线、无线槽、个别消防器材压力降低等问题进行了整改;三是举办灭火演练活动，全区涉及各个部门有近百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员工实际演练对消防器材的使用及初期火灾的扑救的技能有所提高;并召开了全地区安全工作会议，落实责任，强化安全意识。使广大员工对安全工作在思想上非常重视，行动中得到落实，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加强安全防范措施，保持内部良好的秩序，确保资金安全

一年来为了切实加强内防___、外防盗窃、路防抢劫等工作，从多方面做好防范工作：一是做到了制度到位，严格管理，奖罚分明，并加强了监督检查，严格要求;二是加强对安保队伍的建设，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更换和增加保安人。对现金管理人员、押运人员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对新上岗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全年共计期，余人次;三是加强值班、值宿工作，对值班人员加强了监督和检查，全年共夜间查岗次。辞退更职人员人，下发夜间查岗通报两次，确保了公司夜间重要守卫目标的安全;四是对营业场所加强安全管理，维护营业厅的正常工作秩序，清理和制止商贩在厅内非法交易，干扰正常营业。值勤经警每天双人双岗，加强巡逻，防止收银台和客户的现金被抢、被盗。下班结帐期间，对银行收帐台席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同时加大警卫力量，切实的加强了营业场所的安全工作，从而保证营业的各项安全;五是加强了日常财务人员取送款的押运工作，实行了专人专车，严格遵守取送款制度，遇有大量现金实行双人押送，确保了企业的资金安全;六是进一步加强了要害部位安全防范工作，对重要部位加强物防和技防措施，年初为个营业场所更换和___了报警器，并与公安实现联网，还为营业更换余个投币式保险箱，对营业资金防范起到积极作用。六是加强了办公楼的安全管理，对外来人员实行严格的登记和预约见面制度，有效的控制闲散人员进入。对恶意___、辱骂领导扰乱正常工作秩序的人员，依法进行严厉的打击，确保企业良好的工作和经营秩序。

秩序部年终总结篇10

一、“战时”的界定

研究战时军事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战时”？所谓战时，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战争环境存在的状态，而把无战争存在的状态称之为平时。但是，法律上对战时的理解，有规范的法律含义。世界各国立法中“战时”一词的含义很广，理解也很不一样，大体说来，有广义、狭义之分。

有的国家将“战时”理解为最广义的“战时”，即只要有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事情发生，都可称之为“战时”。在这些国家中，战时分为“战时”和“视为战时”两种，前者包括内战、对外抵抗入侵之战的战争状态，后者则把处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威胁的区域都称之为“战时状态区域”，如实行、军事管制等区域。这样的国家以中国、意大利和前苏联等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51条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受敌人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者处置突发事件时，以战时论。”这里的战时是从广义上理解，包括战争和、处置突发事件等紧急状态。我国台湾的《军事审判法》第7条规定：“本法所称战时者，谓抵抗侵略对外作战期间，镇压叛乱而宣告之期间视同战时”⑴。在这里的战时同样是广义的理解。意大利的《意大利军事刑法典》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平时军事刑法典》和《战时军事刑法典》。这两部适用于不同时期的法典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并且于同一天生效。《战时军事刑法典》中对战时的规定是：“宣战之后和战争结束之前的战争时期”以及“在非常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进行的军事活动”⑵。它的含义是比较广的。前苏联1990年3月14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规定了战时紧急处置制度。该宪法修改补充规定，苏联总统“宣布总动员或者部分动员；在苏联遭受武装侵犯时，宣布战时状态并把这个问题立即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为了保卫苏联及其公民的安全，宣布在个别地区实行。实行的程序和的制度由法律规定。”“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战时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根据有关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同意，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并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尊重加盟共和国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实行总统临时管制”⑶。

有的国家只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战时，在这些国家，战时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而发生在全国或局部的通过国家行政权就可以加以控制的危险事态则称之为紧急状态。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就联邦法律而言，美国除宣战和全国紧急状态的战时规定外，还有和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紧急处置制度。全国紧急状态是在遭到入侵、发生战争和在外敌支持的内部暴乱的情况下实施的一种只适用于战时的处置制度。后两种制度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况。美国的制度则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规定，而是基于公共需要而实施。实践中，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发生叛乱、暴乱、骚乱、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等。总统动用联邦武装部队的权力，是指在发生叛乱、内乱、重大自然灾害等使法律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或不得不采取应付措施的情况时，总统作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动用部队，以平息民间动乱、恢复秩序的制度。在英国，战时属于紧急状态的一部分。成文法规定的紧急状态分为战时和普通紧急状态，曾立有30部法律，其中相当一部分现已被废止，目前继续有效的主要有战时的概念、宣布程序、期限以及可采取的措施等基本问题的法律。如1920年的《紧急状态权力法》和1964年的《国内防御法》等。在英国，战时专指战争或外敌入侵的情况；而诸如阻碍食品、水、燃料或电的供应和散发，或者阻碍人口的正常流动，或者是剥夺臣民或绝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必需品时，则不属于“战时”，政府可采取普通紧急状态。法国法律中，战时是指同总统的特别权利、紧急状态和行政法上的特别局势理论相并列的一种紧急情况。它专指“对外战争、内战、武装叛乱”等时期。法律将出现的公共秩序的严重破坏以及水灾、地震、爆炸等重大自然灾害、公共灾难性事件称之为“紧急事态”。在这里，战时显然是作为狭义上使用的。

鉴于上述各国立法对战时释义的五花八门，笔者认为，最好还是用“战时”来形容在一国全部或局部出现的非常事态为好。其实，战时同、军事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名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战时指的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当然，这种社会秩序是混乱的或无组织的。而、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概念意旨在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战时状态后，为了迅速恢复日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达到最低限度，不得已采取的战时法律措施。战时同、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战时作为、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等战时法律措施产生的条件，没有战时的发生，战时法律措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一旦出现了某种战时状态，对抗战时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用一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也可以用几种法律措施来对付战时状态。具体采用何种战时法律措施，主要取决于战时的性质和状况，以及恢复正常的需要。从另一方面来说，战时一旦出现，如果不采取正当或适当的法律措施，那么，就可能造成战时发生地域社会秩序的全面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既有的组织系统之运行就会全面瘫痪。因此，战时同、军事管制、总统管制、紧急处置、动员、宣战、媾和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者紧密联系。

二、战时的构成、宣布与期限

1、战时的构成要件

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其产生、存在和终止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在任何一个由法律规则所控制的社会中，战时的产生要符合一定的法定条件，但并不是说，只要有危险的非法社会秩序的存在就可称之为战时。一般而言，构成现代民主法制国家所规定的战时，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构成要件：战时事实的存在；危险迫在眉睫；战时法律措施之必须；合法程序的确认与合法程序的宣布。

战时事实的存在，即社会正常秩序或者说社会内部和社会关系之间出现混乱，国家机关之管理体制失灵，人民之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的威胁中。战时事实包括两种基本事实：一是战时诱因的存在，不论是来自刑事犯罪行为，还是处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二是由于战时的诱因出现，致使正常社会关系之运作机制遭受破坏，人民财产等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战时事实的存在是战时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客观要件，是战时的前提条件，没有战时事实的存在，就不可能确认战时。

战时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秩序必须具有危险性，没有危险性的非法社会秩序也不能称之为战时。当然，这种危险性的确认取决于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或受到威胁之程度，也取决于正常的宪法和法律对其控制和恢复的力量。危险应该是现实的、迫在眉睫的，而不是存在于战时宣布者的主观想象中的什么危险情况。这里的迫在眉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危险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战时状态确实出现；二是危险之露端倪，按照其发展之势头，必然会形成危险之事态。

法律上所指的战时，必须是经过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未经合法程序确认的战时可能具有客观性，也可能不具有客观性。因为战时及其危险程度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认识，因此，个体、集体成员以及全社会都可成为评价、判断战时及其危险程度者。但只有依照法律上所规定的权威机关之权威判断和确认，才能准确识别战时之法律性质。当然，这种权威机关必须是经过法律明确授权的，而不是随便哪个国家机关都可以担任这一角色。

法律上的战时必须经合法程序宣布才能产生，未经宣布的战时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对于在宣布之前已经存在的战争事实和战争危险，法律上规定有溯及力的，战时之效力涉及此阶段。战时之宣布，因为会直接关系到人民财产之安全和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由有权机关和个人依照法律程序宣布，而不应该随意。无权战时命令的机关和个人之宣布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切法律后果由其自负。

2、战时的确认

战时的确认，是指战争事实和危险出现后，为了迅速消除紧急危险情况，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使人民之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期限查清和认定战争事实和危险存在之状况，并对其危险度作出分析和需要采取战时法律措施来消除战时的识别判断。战时一经合法程序确认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具有权威性和对战时的拘束力。战时的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基础。

战时往往因为其危险度高，涉及面广，甚至威胁到一国统治的基础，因此，对战时的确认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确认战时的错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局面，我们认为，战时的确认应以请求为基础。当然，实行战时的请求也不是随意的，必须有专门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战时的确认者也就是决定或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即立法机关、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通常确认的战时并不都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确认，其确认力可以被立法机关或国家元首所否决。如《委内瑞拉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宣布处于战时或者如果限制或者停止保证，所适用的声明应当在部长会议中加以决定，并且在公布后的10天之内提请两个议院的联席会考虑。”有的国家规定的则是行政机关自主性的决定，如我国宪法第89条规定，国务院有权“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此外，军事机构也是批准和确认战时的权力机构之一。尤其在情况严重、危险度高的战争出现之时，军事指挥机构则成了确认战时的有无、范围大小、程度之轻重的权威机构。如伊拉克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权决定总动员或部分动员，决定战争和和平问题。

战时往往突如其来，当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出现了一种危险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以后，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当时并不一定在工作，故对战时的确认可能是滞后的，也可能是失时的。在某些情况下，当公共危险迫在眉睫，其势态必然发生，还可以提前确认，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消除危险局势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战时的确认方式可以包括三种形式：事先预告、事中确认、事后追认。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其发生往往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为了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恢复社会秩序，法律应该重视对即将到来的、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来消除其危害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之战时可以事先作出预告。事中确认是指战时一旦发生，便及时地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确认，这样，就能有效地采取各种对抗措施，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战时发生时，有权批准和确认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不在工作时，可由其它国家机关或个人代为确认，但其确认效力事后必须得到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认可，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还可依法变更或撤销非法或不合理的战时的确认，但被否决的战时的确认在被否决之前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一般不予否决。

战时确认作为一种紧急法律行为，一经作出，便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其拘束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战时宣告的确定力。一旦战时经合法程序由法定国家机关或个人确认或批准，就可以基于对战时的确认进行宣告。战时确认是战时宣告的前提条件，只有经过确认的战时才能予以宣告。同样，战时确认后，又必须经过战时宣告表达出来，才能发挥其法律效力。当然，战时宣告有时并不是建立在最终确认或最终批准的基础之上，这时，战时的宣告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将被有权终决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予以否决。二是对宪法规范的否定力。战时一经确认后便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战时期间战时权行使的特殊性，就产生了战时权同一国宪法的关系问题。各国立法实践有三种情况：对宪法的全部否定、对宪法的基本否定和对宪法条文的部分否定。三是对法律、法规的否定力。战时发生后，为了对抗战时，必须中止普通法律、法规的效力，而只依战时法。一般来说，战时的确认一般都导致普通法立法失效，当然也有个别国家法律中规定战时法未涉及的内容与之相关的法律可并行生效。战时的确认对法律、法规之否定力通常都是完全否定，此种完全否定包含了两层意思，即普通法律、法规完全失效，待战时终止后方能恢复效力；与战时法和战时权力相冲突的普通法律、法规无效。

战时是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发生战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就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因此，战时状态发生后，应该赶快予以确认，并采取有效对策。但是，由于战时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对战时的确认必须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没有权威性，就可能人云亦云；缺乏准确性，不必要地宣布了战时，同样也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给社会带来混乱，所以，对于战时的确认可以变更。战时的变更一般都由最终有权批准战时的国家机关或个人确定。被变更的战时往往基于以下几种原因：一是无权确认战时的机关或个人的战时确认力应变更；二是确认战时程序不合法，应改变，按合法程序重新予以确认；三是战时确认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职权，与该国精神相违背；四是对战时危险事态估价错误，重的定为轻的，轻的定为重的；此地定为彼地，彼地定为此地；全局定为局部，局部定为全局等。

战时的确认一旦需要变更，即可由有权变更的国家机关和个人予以变更，对于那些战时的确认不适当的，范围过宽过窄的，予以变更，使其适当；对于那些违法的确认，予以撤销。

3、战时的期限、延长与终止

战时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即使是最危险的战事，通常也就只有几年时间。当发生了危险事态后，国家有权机关或个人依据战时法的规定，行使战时权，采取对抗措施，以图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当然，宣布实行战时必然会给人民的自由权利带来各种限制，这种限制跟现代民主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故国家在立法中对战时生效的期限作了严格限制，以图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规定战时期限起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民主政治的要求：一是战时生效期实质上是对国家战时权的限制，是为防止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战时权，肆意破坏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一种法律保障。二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是为了更好的采取战时法律措施，便于国家有权机关在实施战时期间有效的采取各种战时法律措施，迅速排除各种危险情势，恢复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三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没有一定的期限限制，那么，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可能长时间处于危险情势之中，社会秩序也会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四是规定战时生效期限也反映了战时发生的客观性特点。法律上确认的战时必须随客观存在的战时的危险事态而变，客观危险事态已经消除，那么，战时就应解除或终止。五是规定战时生效条件也是战时军事法原则的要求。法律上规定的战时不可能不遵循一定的程序或时限，没有期限限制的战时就不是法律上的战时，而只能是专制或随意性的独断。

战时确认并宣布后，一般都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这本身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但由于战时情况复杂，种类较多，故战时宣布后在生效的期限内往往不能完全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个别时期甚至会出现危险情势加重的局面，因此可以依据一定法律程序适当延长战时生效期限，直到完全彻底消除战时危险事态为止。一般来说有关战时延长的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规定战时延长的确认者，战时延长的确认者应与原先的宣布者相一致。战时延长的确认程序，战时的延长只能由有权提出战时延长的申请者向有权批准延长战时的机关或个人提出延长战时的请求、必须有明确无误和充足的理由和严格的批准确认程序及次数要求。

战时的终止，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正常秩序基本恢复。由于战时的产生是依法确认和宣布的，因此，其终止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战时的自然终止并不代表法律上战时的终止。只有出现法律上所确认的战时终止原因或条件时，战时才能宣布终止。这些原因或条件首先是战时危险局势的完全消灭。战时是对战时危险局势的法律确认，是对战时法律事实的认定。如果战时法律事实已不存在，那么，战时确定的法律效力也应终止。战时期限届满也可能导致战时的结束。如前所述，战时都有一定的期限要求，期限届满，无论是否存在着客观的战时危险状态，只要战时期限未予以合法的延长，那么，战时便宣布终止。法国宪法规定，令确定实施的市、区或省，确定的期限，期限届满时，如果没有新的法律延长令的效力，令自动解除。宣布战时的法律被撤销也是导致战时终止的一个原因，由于战时是基于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的确认而生效的，故当有权国家机关撤销战时的宣布，从宣布之日起，战时便告终止。这里的撤销并不是指战时期限届满的撤销，而是指战时确认被提前撤销，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战时的确认缺少合法性或合理性。

战时终止的程序同确认程序一样，也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一般来说，战时终止的程序也包括结束战时的请求、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终止战时的宣告和终止战时的法律效力。通常有权提出战时终止的请求者也是有权提出战时确认的请求者；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同批准战时确认的请求，其批准者和确认程序都是相同的，都必须是法律规定的有权批准战时终止的请求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认战时终止的请求。而战时除了要由有权国家机关或个人批准之外，还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程序由有权宣布终止战时者宣告结束战时。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一经宣告终止，就意味着战时在法律上的取消和宪法及法律正常秩序的恢复。

战时终止的方式，主要是指结束战时的措施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为自然性，又表现为法律性。战时终止的方式种类很多，一般随危险诱发原因的不同和危险程度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战争终止的方式有停战、签约、投降和和平等，其他“视为战时”的状态终止的方式包括解严、取消军事管制、停止战时权、终止战时军事法效力等。

三、战时军事法的意义和性质

1、战时军事法的产生和意义

研究战时军事法，我们不得不涉及战争。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为了使敌人无力抵抗，必须最大限度的使用力量⑷。因而，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战争本身潜藏着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从法的角度来看，战争一定程度上与法律相悖离，它使所有限制战争行动自由的日常法律规则归于无效。早在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就提出“紧迫时无法律”⑸的著名论断。但是战争又绝不可能超越法律之外。战争作为人类的一种暴力对抗形式，蕴含着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类最富有技巧的一种法律控制行为。人们为了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和运用战争中的预测、策划、动员、指挥、组织、协调、强制、督导等法律行为，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费希特和黑格尔认为，武力创造法律⑹。可见，战争与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战争破坏法律的实施，如破坏平时的法律制度，它可能会使宪法全部或部分权利受到合法的限制。同时，战争必须遵守与战争相关的法律，如战时法、军事法、战争法，等等。没有这些法律的保障，战争不可能取得胜利，甚至还要受到战争法的制裁。自古以来，无数次战争产生了大量的国内战争法，如紧急状态法、动员法、战时军事行政法、战时军事刑法、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

所以，战争的存在不仅改变了法律适用的社会条件，而且产生了适合战争需要的战时军事法法。由于平时军事法所规定的法律制度，在战时条件下遇到了许多特殊情况，受到战争环境的限制，不仅操作起来有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打击战时违法行为，保证战争胜利、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针对这种情况，法治国家出于对司法权力的尊重和战时人权的保障，在平时军事法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战时军事法。

由于战争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和相当的破坏性，在战争状态下，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的宪法秩序出现混乱，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无法行使，因此，只能由军事行动来对抗此种状态。从法律上讲，战时破坏了宪法原则和普通法实施的环境和条件，因而导致了宪法原则的效力和普通法效力的阻却。在此状态下，必须用适应特殊情况的特别法代替。国家如果不预先制定出相应的特别法规范，不对战争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作出调整，一旦战争爆发，人们就将手足无措，社会可能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之中。即使是国家和军队能根据需要及时制定出一定的特别法规范，也往往会由于缺乏理性的慎密思考和论证而带有过大的偏差和失误。甚至会由于某些决策者的随意而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极端恐慌和混乱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障。前苏联法学家列夫·西姆金曾说过：“如果缺乏明确的关于调整战时的法律规定，往往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他举例说：“在第比利斯实行的宵禁是在宵禁实施之前几分钟的，这样很快就造成了一些人员的伤亡”⑺。战时，国家和军队必须用比平常更为快捷和严厉的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战时军事法是不可缺乏的。

除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外，其他如反叛、内乱等导致国家混乱或面临严重自然危险时，国家可能会宣布实施军事管制，由军队统一指挥、统一部署，强行统一人们的行为，消除内乱和危险，恢复国家的宪法秩序。此时，对于严重违反军事管制，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军事利益的犯罪行为，均可按战时军事法的规定予以追究，以维护军事管制的强制性、权威性。

2、战时军事法的性质

战时军事法是基于战时而产生的。没有战时的出现，战时军事法也就无存在的不要。战时军事法是对付战时的，也就是说，战时军事法是在迫在眉睫、具有一定危险度的非法的社会秩序出现后，为了迅速恢复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减少因战时而造成的损失，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所采取的各种对付战时的应急措施。战时军事法由一系列对抗应急措施组成，如总动员、局部动员、、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的性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一是宣布战时的原因。战时的宣布大体基于两种原因：一类是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危险，包括来自外部敌人的入侵、严重的内乱和扰乱社会正常宪法和法律秩序的骚乱；另一类是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的原因，如地震、台风、洪水等。在有些国家，还可以因经济危机和国家政党管理活动陷于瘫痪而宣布战时。一般来说，引起战时的原因不同，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也有所区别。通常对因严重犯罪行为引起的战时，采用、军事管制、中止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尤其是以限制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措施来对抗。对于因严重自然灾害和大规模不可抗力因素而造成的战时，采取同犯罪行为相类似的对抗措施。对于因战争和国家因遭受入侵而引起的战时，立法上都规定了最为严厉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或部分地区的动员、军事管制、，在事态之前宣布战时和无限期延长战时直至战争结束。如我国宪法第8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宣布战争状态，动员令。

笔者以为，战时作为一种具有危险度的非法社会秩序，一旦出现，就会给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时出现后，应该采取及时有效的对抗措施，以期迅速消除危险。所谓及时，也就是说，当战时一出现或者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危险即将发生，就应立即采取对抗措施，将危险事态消灭在萌芽之中或尽可能消除战时危险局势。所谓有效，是指战时军事法措施必须能够消除危险事态，所以，战时军事法措施应该对症下药，尽量减少给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一般而言，由于犯罪行为尤其内乱、战争引起的战时，因为这种事态直接威胁到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所以，为了迅速消除危险事态，就必须采取动用武装力量和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为主的一些战时军事法措施；而对于由自然灾害或大规模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则应该采取以中止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权利为主的战时军事法措施，如反对哄抬物价、打击投机倒把、控制基本生活物资等。

二是战时危险度。战时的危险度也是决定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通常，战时危险度越大，所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手段就越严厉；战时危险度越小，就可采取一般战时军事法措施加以处置。一般而言，战时危险度同战时的起因也是密切相关的，因外敌入侵和集体大规模犯罪行为造成的战时，其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威胁的危险度就大；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的战时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危险度较小。当然，这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战时危险度其大小也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起因往往对社会秩序某一方面威胁大，而对另一方面威胁就小。但是，当引起的战时危险度超过一定限度时，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对统治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带来极大的损失。

从立法和实施战时的实践来看，对于危险比较大的战时，一般都采取战争动员、、军事管制、宵禁等战时军事法措施。这些战时军事法措施的严厉性比一般战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要强。

三是战时军事法措施的采取者。一旦发生战时，根据法律规定，往往有权采取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有许多行为者，而且这些行为者由于其权限不同，其采取的战时军事法措施的方式、影响力就不一样。在许多国家法律中都规定，军事机关战时措施的法律效力最强。换句话说，当战时危险局势极其严重，依靠正常的国家机器已不能有效地恢复社会秩序，消除战时，而需要军事力量介入时，那么，军事权在战时期间具有排它力，这种排它力具有以下几重含义：军事权优先，或者以军事对抗措施为主来消除危险事态；军事对抗措施可否定普通对抗措施；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受一定法律规定的限制；战时消失后，军事对抗措施排它力应该与其同时取消。

四、战时军事法的基本特征

1、在适用条件上，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也适用于其他紧急状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平时军事法只适用于军人案件。但战时军事法既可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非军职人员。

战时军事法主要适用于战争状态。这是战时军事法成立的最初依据。在正常状态下不能适用该法律而只能适用普通法律。这里的“战争”仅指外部战争，指国家与他国交战的状态，不包括内部战争，内部战争一般指内乱或武装叛乱。战争状态下，军事目的及全方位的军事支援成为国家一切活动的重心。尤其是在外敌的大举入侵，国家和军队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正常的秩序遭到破坏时候，国家和军队必须采取一切强硬措施保证战时利益，争取战争胜利。战时军事法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强硬措施的实施。

“战时状态”是适用战时军事法的依据。处于“战时状态”下，普通法律自动失效，战时军事法自动生效。这就要求“战争状态”必须经国家首脑或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确认和宣布。未经这种确认和宣布程序，任何人不得以“战时状态”为由随意中止普通法律而启用特别法律。由于战争的性质、交战地点、战争的规模等不同，国家确认和宣布战时状态的方式和范围也有所区别。如果外敌入侵，在本国交战，国家通常会向军队作战命令，并向全国或某些特定的地区宣布“战争状态”、“”、“军事管制”、“宵禁”等。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遇有外来侵略时，国家得宣布战时状态或的规定。在此情况下，“战争状态”及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即战时军事法适用于全国或某些特定地区。如果出兵在国外进行战斗，如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等，国家一般只向军队战斗命令，而不对国内宣布“战时状态”、实施或军事管制等非常措施。在此情况下，尽管国家可能会向全国动员令，号召人民以人力和物力支援前线，但这不是“战时状态”的宣布，因“战争状态”而启用的战时法律对国内不产生地域效力。

战时军事法也适用于因其他紧急状态而实行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其他紧急状态”主要指由内乱、有明显的战争或内乱的危险、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大自然灾害、治安状况恶化等非常情况。内乱即一国因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族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而发生的武装叛乱、暴动、政治骚乱、种族屠杀、民族分裂等严重分裂国家、危害政权、破坏宪法秩序的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这些紧急状态也会同战争一样引起一个国家的机构瘫痪、秩序混乱、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危险等，因此，许多国家法律都规定遇有上述紧急状态时，国家可以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加以遏制。由于紧急状态的严重程序不同，国家采取的法律措施也有区别，主要有、军事管制、宵禁、紧急动员、终止某些法定权利的行使等。并非在“其他紧急状态”下都适用战时法律，而只是在因为这些紧急状态而实行或军事管制的情况下才使用。和军事管制是最为全面、紧急、严厉的军事法律措施。尽管各国对军事管制的概念表述及具体规则的规定各有差异，但其基本点却是相同的，即在发生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国家依法定程序宣布在一定区域内限制宪法上的自由和权利的行使，由国家暂行立法、司法、行政权限的一种紧急管理措施。在多数国家，和军事管制视为同种措施，故在法律上有的只提“”；有的只提“军事管制”。在我国，同军事管制也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法》的规定，是“警察管制”而非军事管制。

2、在适用主体上，战时军事法既适用于军事人员，又适用于平民

在战时，正常的宪法原则、法律规则如非军人不受军事法律追究等因战时状态的存在而发生变通。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积极配合非常时期的军事行动，暂且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无论是军人还是地方人员，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严重地违反义务和贵任，甚至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将受到军法的严厉惩处。将战时军事法律延伸适用于地方非军人，是维护非常状态下最低限度的安全和秩序的需要。

许多国家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在平时状态，非军人不适用军事法，但战时军事法既可适用于军职人员，也可适用于一般平民。如法国“紧急状态法”第12条规定：“在已公布全省或部分省区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根据司法部长和国防部长的报告而颁布的法令，可授权军事法庭受理属该省重罪法庭管辖的重要案件以及相关轻罪案件”⑻。南朝鲜法规定，从宣布“非常”（即军事管制）时起，司令官掌管区内的一切行政和司法事务。在“非常”地区，司令官认为军事上需要时，有权对逮捕、拘押、没收、搜查、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团体行动等事项进行特别处理，并将内容提前公布，司令官可依法动员或征用民夫，必要时可命令对军事所需物品进行调查、登记和禁止运出，不得已时，可在“非常地区”破坏或烧毁国民财产，并在事后对造成的损失进行正当的赔偿。⑼政府的军事机关在时期握有司法审判权。1934年的《法》规定：凡时期警戒地域内的地方行政官和司法官处理有关军事事务，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指挥，接战地域内关于刑法规定的内乱罪、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险罪等类罪，军事机关可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接战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的法院交通断绝时，刑事和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军事机关审判。⑽军事委员会1936年颁布的《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及县长兼办军法事务暂行办法》中，就采取委任地方行政长官兼任行营军法官的办法，由他们检察、审判现役军人犯刑事罪或违反法令、军风纪者，非军人犯军事法令者，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者，以及依法令应归军法机关审判者等案件。同时颁布《各省最高军事机关代核军法案件暂行办法》，授予各省最高军事机关审核上述兼任行营军法官检察审判的案件，从而加强了军事机关对司法机关及军事司法权的控制。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战时军事法律也涉及非军人。1932年2月1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第2条规定：“在作战地带居民的违法行为，无论其犯军事刑法或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敌军的侦探、内奸等如在作战地带，也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⑾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条例》（草案）第5条规定，在接近作战地域内犯泄露军事机密、破坏军事运输、国防要道等罪行者，军事裁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之。⑿1945年1月15日公存的《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普通居民违犯军法，如勾引军人逃跑叛变及刺探军情等，在战时由军法机关处理，在平时由司法机关或锄奸机关处理。”⒀

在战时，军队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和指挥者。军队有关战争的活动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任何人对这种特定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即被看作是对国家根本利益即战争利益的破坏，就应受到战时军事法律的追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9条第3款规定，“违反本法和有关法律，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拒绝履行国防义务或者危害国防利益的法律责任是指有国防义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军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故意或者过关不履行法定的国防义务，或者作出违反国防法和其他有关国防的法律所禁止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果非军人在战时构成犯罪，追究其战时的法律责任，应当适用战时军事法

3、在处罚手段上，战时军事法既贯彻从快、从严；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又注重酌情从宽

战时从快原则是指在战争状态下，对于严重违反法律构成犯罪、已经或可能导致作敌失利的军人或非军人，依照战时简易诉讼程序，从快审判和执行，以达到严肃军法、惩治违法者，及时教育和警戒其他人，保护国家战时利益的目的。也有学者将此称为“便于军事行动原则”⒁，即军事司法机关在履行职务行为时，必须优先考虑武装力量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情况，尽可能地为军事行动提供方便，而不应使行使军事司法权与军事行动的紧迫需要发生对抗和冲突。

战时从快原则是各国战时军事法律制度中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也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个战时军事法律原则。在古代战争中，军事指挥官有权当场行使刑罚权，惩罚直至处死违抗命令或从事其他破坏行为的人。在现代法制社会，对战时违法行为人不再由指挥官随意处罚，而是将其交付军事审判，依法定程序从快，既体现了现代民主与法制的精神，又兼顾了战时情况紧急的特点。因此，各国都普遍确立了这一原则。我国军事法对此也有规定，如《纪律条例》规定，在紧急情况下，首长可以直接决定对部属实施处分，但事后应当向党委（支部）报告，并对此负责。

战时犯罪有可能会影响战斗、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胜负，故其危害性较平时要大的多，故处刑为重。例如：唐律第457条规定：诸征名已定及从军征讨而亡者，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十五日绞；临对寇贼而亡者，斩。军还而逃亡者，同在家逃亡法。即依第461条之规定处罚，亦即一日苔四十，十日加一等，罪止流二千里。第232条规定：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绞⒂。可见战时处罚之重。军队的职能是通过武装活动打击敌人，抵抗侵略，维护国防安全，保卫国家。军人在战时切实履行职责，对于抵抗侵略，维护国家安全，保卫祖国，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战时军人违反职责的行为与平时相比，危害则更严重，必须从严惩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惩戒军人战时违反职责的犯罪行为，教育军人认真履行职责，保障我军夺取作战的胜利。战时从严的原则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有些行为虽然平时也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犯罪，只有在战时才构成犯罪。如违抗命令、拒不救援友邻部队、拒不救治伤病军人、造谣惑众、自伤身体等行为。二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战时犯罪的法定刑更重。如逃离部队罪，平时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有期徒刑，而战时的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又如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平时的法定最低刑是拘役，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而战时法定最低刑是5年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三是有些行为平时和战时都构成犯罪；但法律明文规定“战时从重处罚”。如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就是这样，这属于法定从重处罚；刑法对其他军人违反职责罪虽然没有这样明文规定，但法院在决定刑罚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这属于酌定从重处罚。

军人的职责因军人的不同职务或者所担负的工作而有所区别。其中有的职责是所有军人都应履行的共同职责，有的则是担任特殊职务或者工作的军人应履行的特殊职责。军人的特殊职责反映了保护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需要，军人违反特殊职责所造应的危害往往更加严重，所以对特殊人员违反职责应从严惩处。过样有利于教育担负特殊职责的军人更好地履行职责，尽量减少军人违反职责所造成的危害，加强对国家军事利益的特殊保护。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在立法上表现为，某些行为一般军人实施了不一定构成犯罪，而具有特殊职责的军人实施了就可能构成犯罪，也就是这些犯罪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如一般军人临阵畏缩，作战消极的，或者对处于危难中的友邻部队见危不救的，不构成军人违反职责罪，只能按违反军纪处理，而指挥人员则可能分别构成违令作战消极罪或者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再如同样情节的逃离部队，士兵可能不属于情节严重，因而不构成犯罪，而军官则属于情节严重，构成了犯罪，同样情节的临阵脱逃，军官就要比士兵处刑重。在中国古代，军官从重随处可见，如曹操“以发代首”，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再如唐律第229条规定：大集校阅而违期不到者，杖一百，三日加一等；主帅犯者，加二等。可见，对军官处罚要重。

战时从快、从严和特殊人员从重的原则虽然构成了战时军事法处罚原则的基本格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军人违反职责的处罚要搞严刑峻罚。考虑到战时所采取的军事强制手段受到战时环境的限制，在处罚手段上呈现出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我国刑法中的战时缓刑制度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在战时确有立功表现的，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种从宽处理的规定，体现了战时军事法律的灵活性和特殊性，是普通缓刑中没有的。

注释：

⑴林纪东主编《新编六法全书》，茂荣印刷实业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96页。

⑵黄风译《意大利军事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⑶⑺⑼徐高、莫纪宏编著《外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第23、第54页。

⑷［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卷第13页。

⑸⑹［法］夏尔·卢梭著《武装冲突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页。

⑻梁玉霞著《中国军事司法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⑽⒂陈学会主编《中国军事法制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147页。

⑾⑿韩延龙、常兆儒选编《革命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