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员年终总结十篇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1

一、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核心是整治内部秩序

按照范围划分，税收秩序可划分为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内部秩序主要是指税务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该遵守的各类行为规范的总称，更主要的表现为征税行为。与之相对应，外部秩序则是指纳税人、相关利益集团乃至地方政府在税收领域的各类行为规范的总称，更主要的表现为纳税行为。

当前，各地税务部门在开展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工作时，一般都把查处偷骗税，即整顿外部秩序作为集中整治的重点，这并无不妥，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能够狠狠打击极少数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对于培养守法纳税意识、净化税收环境的确很有好处。但笔者认为，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并不仅仅是一项暂时性、突击性的任务，若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整治内部秩序才是立足长远、纠治根本的良方。

其一，整治内部秩序是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的一个主要方面。税务机关既是税收秩序框架的设计者，又是税收秩序的维护者，其自身行为是否规范、运作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税收秩序好坏。

其二，整治内部秩序是抓好基层税收工作的根本。为抓好基层税收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从队伍建设、组织收入两方面提出了“带好队，收好税”的总体工作方针，落实这一方针的基本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秩序作保障。很难设想，一个秩序混乱、管理松懈的单位能够实现队伍稳定、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目的。

其三，内部秩序混乱是当前税收领域违法犯罪的主要诱因。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尤其是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来看，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内部秩序混乱。具体表现为：案发地基层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无序，征管职责不清，各项制度形同虚设，税务人员与不法分子内外勾结。如某重大税案，若没有多名税务人员为不法分子虚开发票提供种种便利，不法分子绝不可能越过层层“关卡”轻易得手，也就不可能造成国家巨额税款的流失。因此，要打击外部税收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整治内部秩序。

其四，税收与经济息息相关，税收征管效率高低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发展和宏观调控职能的实现。目前，随着一些涉税案件的曝光，反映出部分基层税收单位管理漏洞大、人员素质差、征管机制不协调等诸多问题，税收内部秩序的不稳定性已暴露无遗，已经到了非整改不可的时候。因此，若能抓住当前契机，从大力整治内部秩序入手，必能带动以深化征管体制改革、提升管理效率、提高人员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税收工作，从而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积极作用。

二、整治内部秩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一）税收工作的基础就是征管，它既是组织税收收入、反映征纳关系、传递宏观调控意图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内部秩序的基石。内部秩序只是对税收工作结果的一种状态展现，能否达到其既定目标，关键还是要通过税收征管体系来实现。内部秩序与征管体系的关系满足“黑箱理论”的原理，内部秩序最终体现为一种“输出”，至于这种“输出”是井然有序还是杂乱无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征管体系这个“输入”变量。可以说，内部秩序的全貌就体现在税收征管体系上。

既然内部秩序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税收征管体系所决定，那么，什么样的税收征管体系才能形成良好内部秩序呢？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要求，税收征管体系必须达到两个目标：法治、高效。这是由内部秩序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二）法治。良好内部秩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行为边界清晰规范，不仅要有严格的职责限定，而且要有一个明确的活动范围，大到行为主体、小到单个的行为人都只能依照授权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种行为边界延伸到税收征管体系，则集中体现为一种法治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税收征管中强化法治权威，弱化人治权威，表现为三种作用：一是遵循作用。日管活动绝不是靠独立个体的意志进行，而只能在税收及相关法律所构造的空间内依律行事。二是判定作用。即判定具体税收征管行为是否合理必须以法治作为重要尺度。三是指引作用。一方面税收行政主体在设计制定内部规范时必须以法律精神为指引，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日益明确以及对行政权力监督力度的不断加强，税收行政权力的行使将逐步由模糊化向透明化、精确化过渡，过渡的最终目标就是征管行为的法治化。

（三）高效。良好内部秩序也体现为一种动态上的有序，它要求行为人之间必须始终处于一种和谐、顺畅的互动关系中，其基本特征就是税收行政行为要富有效率，效率是公共行政的生命线。具体到税收征管体系而言，则要求具备充分的组织效率，效率来源于管理。税收工作实践表明，影响税收增长主要有三大因素：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策，一个是征管。就基层税务部门而言，经济环境和税收政策都是左右不了的，惟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是加强管理。长期以来，税务部门对税收管理尤其是征收管理重视得很不够，还存在重收入轻管理的思想观念，只要收入任务完成了，管理水平高低、征管质量好坏无所谓。目前，依靠政策、依靠经济增长拉动来组织税收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弱，而依靠管理、依靠提高内部效率来确保收入增长的要求将变得越来越强烈。考核一个基层税务单位绩效不仅仅看其组织收入数量，更要包括征管质量、税收成本、执法水平等非收入因素，而且后者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另外，加强管理也是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堵塞征管漏洞的重要途径，从一些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基层单位的征管漏洞并不是出在征管手段不够先进、征管人员素质不够高上，而是基层的税收管理力度太弱，管理不到位，无法对不法分子形成控管合力。

三、整治内部秩序的着力点：行政管理目标化和征管流程电子化之所以提出这两个着力点，也是基于对税收征管体系的两个目标的认识而言的。

行政管理目标化直接体现了税收征管体系的法治要求。因为税收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考察指标并不是对应某些抽象、粗线条的法律法规，而是具体体现为是否符合内部管理要求，即管理目标。管理目标是将法治精神在税收征管体系中的要求一一加以明细化和体系化，具有直接、量化、可操作的特点。若行政主体缺乏管理目标，不仅无法判定其行为优劣，而且征管质量也难以评价，管理效率更无从谈起，最终使征管体系背离法治方向。现在基层税收工作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工作内容无量化管理目标，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年末考核往往停留在形式化的定性评估。

征管流程电子化是实现税收征管体系高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在现代行政中，能否大幅度提高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现代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运用情况。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行政管理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与方法，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重要保障。信息行政的发展，减少了人工劳动，使机构人员缩减，因而会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同时，信息行政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管理模式和组织方法，为实现办公现代化创造条件。从深层次讲，信息行政是对传统、稳固、单一、迟缓政府体制的挑战，使政府从集权走向相对分权，从静止走向相对灵活，最终实现重组公共管理、改进政府组织、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

税务部门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缺乏有效的科技手段和信息技术，税务机关就不能全面掌握税源情况，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税收征管，税收工作就很难做到准确、效率、便捷和低成本，就会陷入被动落后的境地。笔者认为，整治内部秩序中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利用信息技术改造现行税收征管体系，征管流程信息化是解决我们目前征管体系中数据失真、沟通不畅、职责交叉、管理低效等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整治内部秩序的基础是全面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各种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为根本、起决定性作用的。税务人员是税收征管的主体，是税收征管效率的力量源泉。能否建立一个良好的税收内部秩序，税务人员的素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变量。税收内部秩序的运作主要有赖于税务人员来进行，税务人员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内部秩序的最终效果。

正如行政学家梅耶士所指出的：“不论政府组织如何健全、财力如何充足、工作方法如何精当，但如果不能获得优秀人才到政府中供职，仍不能对工作作有效的实际推行。”税务人员素质高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事管理制度。可以说，一个精干高效、运转协调的税收征管体系必然是以人事管理制度的科学、合理为前提的。

目前税务部门实行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它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1.管理对象庞杂，缺乏科学分类；?

2.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不利于各类人才的成长；?

3.行政权限过分集中，责权分离，管人与管事相脱节；?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2

关键词：宪法秩序 民主 法治 宪政

一、宪法秩序在我国的基本内涵

良好的法律秩序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保障，宪法秩序，是法律秩序的核心,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关键,对社会稳定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宪法秩序，是基于人们对一定社会规律的认识,通过制宪对社会所需要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进行确认,形成一种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再通过宪法的各种调整手段,将宪法上的应然秩序变成实然秩序。宪法秩序归根到底是人为了生存与发展而自发地、有目的地组织共同体规则，并依据该规则形成的一套以保障人的权益为最终目的的社会秩序。从近代西方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自由、反封建王权专制的革命胜利之后，自由、平等、生存、财产权利等人权目标便以政治宣言、继而以宪法的形式被确认下来。宪法秩序同宪法本身一样对人给予终极关怀，最终目的和核心价值都是保障人的权益、为社会成员谋福祉。

就当代中国而言，宪法秩序的价值目标必当是民主和法治，这是由我国显著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它直接影响人民现实权益和幸福程度。而宪法秩序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与保障人的最终权益，公民只有充分享有了自由、平等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时，宪法秩序才能真正形成。同时，中国法律制度较多受政治体制影响，权与法的关系仍然是法治社会的敏感问题。如果不能冲破政治干预，构建宪法秩序也是纸上谈兵。另外，民主与法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宪法秩序的价值即是对人的价值，妥善调整社会中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建立起一种相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地区关系，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在和谐、有序的环境下，全面、自由的发展。也只有保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平稳推动宪法秩序更深远、更持久地发展。

二、宪法秩序在我国当前的构建

实现宪法秩序应该包括内外两种秩序：内构秩序和外生秩序。内构秩序是指宪法秩序中本源性、一致性、连贯性的各种内部要素的总和,它是实现宪法秩序的根本动力。立足于当前中国宪法运行实际，我国宪法内构秩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立宪主义思想的缺乏，宪法信仰的匮乏。外生秩序不足主要包括公权力过分集中而缺乏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欠缺以及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因此，在构建我国宪法秩序时，必须结合内外两方面解决。

（一）加强立宪精神，树立宪法信仰

宪法必是限法，即宪法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因此，宪法规范必须对政府权力作出明确的程度性的规定，明确指出可行使的权力范围，以限权式规范为主，以授权式规范为辅。同时，宪法作为保障人权的最高法，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规范应该尽量全面，明确和具体，使人权保障成为宪法规范的中心内容。同时，培植宪法信仰是加强立宪精神的目的归属。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要在全社会树立宪法信仰，只有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取得突破，才能在法律制度、政治体制乃至其他制度上确立宪法信仰。因此，各级机关应率先树立起宪法至上的观念，打破个人迷信和权力崇拜,逐步推广使得宪法信仰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培养。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将宪法至上的心理认同感和对宪法信仰的理念及时转化为广大人民的权利果实。此外，宪法是一个国家总章程，要大力加强普法教育，特别是要加大宪法观念的宣传力度和宪法信仰的培植力度，使得宪法精神深入人心。

（二）推动宪政运行，增强护宪意识

宪政是以宪法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威而形成的一种以制约国家权力为手段，它以保障人民权利、限制国家对公民的侵害为目的，并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的政治运作模式。我国当代宪法秩序的价值基础是民主与法治，因此必须在立宪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依据宪法规定实现从宪法到宪政的整个动态过程。制定宪法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而是为了合理制约权力、实现权利，推动宪政运行；宪政当以宪法为前提，宪政必须在宪法规定的权力范围内运行。宪法和宪政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动态关系。此外，宪政是一套制度设计，政府受到实质性限制的必要条件是建立分散政府权利的合理性制度。这主要包括规范国家权力的来源、运作，为公权力设定根本规则，在保证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捍卫公民权利，保障人权。宪政更是一种思想观念。树立维护宪法的思想观念是建立宪政社会的先决条件。无论身处何阶层，如果能从思想时刻保持依法行政，宪政运行只是一种动态程序而已，宪法秩序也会良好地保持。

（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逐步增大宪法的可诉性

必须加紧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形成严格有效的违宪审查秩序。结合当前情况，最根本、最实际的做法是在全国人大现有体制内建立一个宪法委员会。它与目前存在的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一样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在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宪法实施的状况，并就宪法实施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初步审查，确定其是否与宪法或法律相一致，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正式的报告意见；监督国务院及其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裁决有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解释宪法；等等。宪法委员会这一专任宪法监督机关的建立，将会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同时,还应建立宪法控诉制度,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在受到侵犯、宪法秩序遭到破坏时,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比较分析外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相类制度和发展趋势，在现有法规审查备案制的基础上，在避免出现强化违宪审查力度的同时出现对现行体制大规模破坏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违宪审查委员会”，直至“宪法法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

参考文献：

[1]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3

【关键词】共建共享 和谐秩序 科学发展 全体更富

【中图分类号】F04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成果共享”或“成果分享”问题引起党和政府以及很多学者的重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党的十报告多处指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该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要求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富裕与构建和谐社会有机统一起来，笔者将这一思想概括表述为“共建共享与和谐的有机统一理论”，简称为“有机统一理论”。这一理论是党和全国人民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高度理论抽象和总结，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解释和发展是有意义的。

首先，共建共享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或者全体社会成员更加富裕。与单纯的富裕目标不同的是，我们明确提出的是“共同富裕”，准确来讲，即不断的共同更加富裕，这个过程也是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享有的过程。其次，共建共享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和谐的秩序。和谐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追求的秩序则是一种和谐的秩序。第三，共建共享的方法和手段是科学发展。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发展，只有实现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将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总结为“一体”、“两翼”、“一目标”的“有机统一理论”。该理论内在地蕴含了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思想。共建共享在“有机统一理论”中居于基础地位，本文的主要内容即是通过以共建共享对和谐秩序和科学发展的影响为基础，而对该理论进行深入阐述。

共建共享与“秩序”之翼

“有机统一理论”中的“和谐”作为一种秩序，本质上是指社会成员行为之间的相对均衡、相对稳定与相对协调的状态。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利益等完全同质，或者将不同质的社会成员抽象为利益等完全一致的“人”，和谐秩序的讨论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这种抽象本身就意味着和谐。所以，研究秩序与和谐的前提在于承认具有不同利益结构的不同社会个体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单一社会个体形不成秩序与和谐，秩序与和谐必须讨论整个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和共同富裕”中的“共”强调的正是整个社会中不同质社会成员的“共”，所以，共建共享不但为秩序和谐提供了基础，而且也对秩序和谐提出了要求。

因此，在理解“共”的主体即“人民群众”时，应该将之理解为由具有不同利益结构、理性水平和行为倾向的众多社会个体构成结构性概念。同时，人类是群居生物，人类出生以后必然处于某种社会关系中，必然生活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具有某种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追求和共同利益的共同体中。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具有不同称呼和涵义、可能在某些方面相互交叉的各类利益共同体：个体、家庭、企业、学校、军队等;集体、集团、群体、阶级、阶层、党派等;政府、机关、组织、农村、城镇等。“有机统一”理论中强调共，就是这些具有不同利益、不同势力、不同权力的社会主体的共。“共”字的基本涵义就是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各得其获，同时又使各个阶层个体都有生存并且向上流动的希望和途径。这就是一种社会和谐的良好秩序状态。但不同阶层安何位、尽何能、得何获，社会个体如何保障生存并向上流动，也就是如何形成秩序和谐，却需要规则的调节。

规则是用于激励、约束、引导和协调不同社会个体的行为的，而规则本身则是一个由多个子规则组成的复杂规则层次系统。社会规则总体上包括非正式规则和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包括个体习惯、群体习俗、硬性惯例等，各非正式规则之间要求保持结构合理与兼容;正式规则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条例、部门规定、地方规定、政府政策等，各正式规则之间要求结构合理和相互兼容，而不能相互冲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规则还可以分计划经济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则。规则调节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秩序，也可以形成混乱的秩序，和谐秩序要求规则结构必须是合理的。具有合理结构的规则体系调节众多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个体“共”的行为，才能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目前，我国微观上出现人与人之间缺乏安全感、公众与企业矛盾突出、公众与政府关系紧张等现象，中观上出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产业结构优化艰难、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扩大等现象，宏观上出现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社会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资源浪费严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等“中国式失衡”问题①，这些社会秩序不和谐的背后是各类社会个体行为激励和约束的失控，即社会规则结构存在问题。

规则体系内部的冲突，首先表现为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的冲突。比如计划经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强调等价交换。其次，是法则与其他正式规则的冲突。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我国公民对政府政策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较为缺乏。再次，一般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如我国《土地承包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物权法》等法律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冲突。第四，政府政策与其他正式规则之间及政策内部也存在冲突。第五，我国是一个典型的由传统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轨国家，因此，计划经济体制规则与市场经济体制规则的冲突在我国十分普遍。规则结构的矛盾、冲突、断层等不协调问题会导致主体行为失去约束，并对社会主体行为产生错误激励。规则结构的冲突为不同社会主体在同一事件中适用不同的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与政府密切相联系的强势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选择适用那些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规则，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对自己而言并不是利益最大的规则。社会和谐秩序形成的前提是规则本身具有普适性、公平性并为大多数社会群体所接受。而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规则适用上的不公平性，必然导致双方行为冲突和矛盾，社会秩序和谐就无从谈起。

共建共享与“发展”之翼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中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物质财富创造，即科学的经济增长。这要求实现有机统一理论要求的参、建、享和富。以人为本中的人是指社会中具有不同利益结构的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包括了社会各弱势群体和普通人民群众，以他们的利益和发展为本，要求实现有机统一理论要求的“共”。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各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发展的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因此，要求实现有机统一理论中的有机统一。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内在的要求实现共建共享，而共建共享的实现也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

保障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共参、共建、共享和共富的权利，对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确定下来，对于提高各阶层、各群体社会个体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学者周其仁指出，正式制度对原来就属于并且其最终效果实际掌握在个人身上的个体私人资产的保护，可以真正的激发社会个体的创造力和能动性，从而有利于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②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具有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及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度、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分配制度。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对于保证我国公民共参、共建、共享和共富的权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许多社会成员的这种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富裕方面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使社会财富和发展成果向少数社会强势群体集中，在需求方面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和成果共享不均。

有机统一理论要求的共参、共建、共享、共富权利得不到实现，将会直接影响科学发展的实现。一是，如果没有共建共享的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是低下的，会导致增长与发展的脱节，经济增长就不是科学发展;没有成果共享的实现将会直接影响劳动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成果共享不公将导致贫富分化，影响社会个体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进而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成果共享不公会通过影响需求结构从而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③。二是，如果共建共享无法实现，还将对我国总需求产生重大影响。成果共享不公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严重时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这都会造成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增长④。所以，共建共享要求实现科学发展，反过来，如果科学发展没有实现，共建共享也只能成为空谈。我国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非科学发展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众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思路和发展方案，如研究比较热的可持续、包容性、共享型、益贫式和集约型增长等。而要实现这些发展策略从深层次上都离不开共参、共建、共享、共富的实现，否则单纯从技术层面来强调科学发展而不解决深层问题，科学发展将难以实现。

理论的有机统一性

有机统一理论包括四个基本要素：共建共享、秩序和谐、科学发展、全体更富。其中，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应该与强势群体都能够实现更加富裕，并且最终实现共同的更加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这是有机统一理论的目标。科学发展是指为了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更加富裕的目标，发展的方式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并且发展过程要求以人为本，这是有机统一理论的“翼”。秩序和谐是指包括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个体行为和谐以及社会各领域发展之间的和谐，从而形成一种协调、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也是有机统一理论的“翼”。而共建共享是对有机统一理论中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共同富裕的简称，是有机统一理论的“体”。理论中的有机统一讲的是以上这些因素之间的有机统一，可以简单称为“一体”、“两翼”、“一目标”以及“体”内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在中央各类相关文件政策和学者们的有关研究中，多侧重于说明共建与共享的关系，一般认为共建是共享的前提、途径、手段和基础，则共享则是共建的结果、目标和动力，要求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关于共建、共享和和谐三者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和谐与共建共享等。笔者认为从严肃的论研究角度来说，这些表述或者研究缺乏一定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

首先，可以分析理论之“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为了更好的分析，我们在共参、共建、共享、和谐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再向前推理加上几个规则属性的维度。可在原有框架内加入决、参、权、法、宪、德六维。对由德到参，最后到富，这些概念本身属性就知，必然不只是某一或少数社会的行为属性和结果，所以，在这些概念之前要加一个“共”字。如此以来，就形成了从共德、共参至共富的系列分析维度，所谓有机统一则包括所有这些分析维度的有机统一，称为广义的共建、共享、和谐有机统一理论，简称广义有机统一理论，它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从德到富一系列分析维度有相互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第二，是共与德至富的逻辑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第三，是从共德、共参到共富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有机统一的。第四，是指共建共享、和谐秩序、科学发展、全体更富五个因素之间是有机统一的。

其次，还应该以“共”字作为核心来分析有机统一理论的有机统一性。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共”的主体问题，它包括各个组织、党派、阶层、集团、群体。由于弱势群体在共的主体中处于越来越低的地位，而且弱势群体在我国公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所以目前强调“共”，更多的强调弱势群体的“共”。其次回答的是何为“共”。要求“共”并不是一拥而上，“共”讲的是同、均和等，“共”要求良好秩序，其本质是和而不同即和谐。就其内涵上来讲，“共”讲究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获。从这个角度来看，“共”是讲究效率与公平，各尽其能要求的是效率，各得其获要求的是公平，而各安其位实质上是一种资源的配置过程，资源配置手段包括集中计划权威配置和分散自主市场配置，不管哪种配置手段，都要求效率与公平。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共”。如何实现和谐的“共”？这需要结构合理的各层次规则的调节。第四个问题是共什么。“共”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共”改即共同参与改革，第二类是“共”建即共同参与建设。共改是规则形成层次的共同参与，共建是在规则指导下具体建设实践层次的共同参与。所以，“共”的内容可以分为：文化建设、法治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第五个问题是“共”的结果是什么。“共”的结果就是体现在文化、法治、经济、生态、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表现为社会成员拥有更多更好的精神粮食、合法权利、物质财富、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最后，由于富、建此类要素本身并非绝对，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所以，理论中的有机统一是指动态有机统一理论。

最后，应该将“一体”、“两翼”、“一目标”结合起来研究有机统一理论的有机统一性。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即是有机统一理论中所强调的：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更加富有，此目标实际需要科学的建设、实践、改革和发展即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要求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均衡、协调即和谐，和谐的社会秩序要求保障结构合理的规则的实现。实质上共建共享不但通过规则影响和谐秩序和科学发展，而且也会直接对和谐秩序和科学发展产生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共建共享本身也就意味着秩序和谐和科学发展。

（作者分别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李炳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的探索”，《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26～34页。

②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张贤明，文宏：“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实现机制的理念定位”，《理论月刊》，2009年第7期，第5～10页。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4

——杰伊·莱诺（Jay Leno）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宪制变革的浪潮，其中最富戏剧性的当数极权政府的垮台，而同样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现代福利国家的重心已从“命令控制型”管制向“市场导向型”规制转移。在世界各地，国家政府都在逐渐将权力下放到亚国家政府手中。

在历史上，宪法变迁的全球浪潮也曾促进了美国的变革。例如，1787年至1789年美国宪法的制定，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称之为“民主革命时代”的一部分。与此相似，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代，以及推动它的民主渴求，则可能是欧洲“1848年的一代”民主渴求的一个迟来表现。和当时的欧洲宪政努力一样，重建时代的民主热望也以短期内的失败告终。最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促成了象德国魏玛共和国终结这样的宪制转型，也引起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制度创新，其目标在于发展对经济危机的公共反应。

美国可能再一次参与到了世界范围的宪法变迁运动之中。十多年来的情况很清楚地表明，新政和伟大社会政治体制已不合时宜，并且“现在众所周知”，“沃伦（Warren）法院已经死亡了”。然而，尚不明确的是，取代新政体制的是成熟的新政治和宪法体制，还是缺少统一主题的制度和决定的随机组合。本文认为一个新的宪法秩序已经形成。我的分析是推测性的；其目的是提出一种用以思考最近宪法发展的方法，并提出一种方案，而只有当我们发现宪法秩序的确已经变化了的时候，该方案才会是有成果的。

本文所说的政治体制（regime）和宪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既包括国家借以在固定时间内做出重大决策的制度（institutions），又包括指导这些决策的原则（principles）。美国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政制转型，其标志是在一些关键选举中，党派的从属关系发生了广泛且表面上永久的转变，从而导致了党派的重新组合。然而，此次新宪政秩序的产生又有所不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很多的政治观察家认为1980年的选举将在根本上重组政局，导致传统的民主党人向里根共和党永久性转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事实证明1980年选举是一个更长时期内党派解组（dealignment）过程的一部分，在该过程中选民减少了对任何政党的依赖。

准确地描述新宪法秩序，可以在几方面提高我们对宪制发展的认识。首先，它使我们注意到，在塑造整个政府体制的过程中，各个宪法性机构之间的互动相当重要。例如，如果不理解总统和国会之间在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问题上的相互作用，我们就不能从整体上理解最高法院的工作。第二，准确描述有助于我们预测宪制的发展，包括未来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新秩序否定了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赖以存在的宪法前提，那么当最高法院做出和这种否定相一致的判决时，我们就不会感到惊奇。同样，准确描述还有助于重新认识究竟哪些判例值得认真对待。对1939年的宪法学者来说，如果花大量时间去研究新政之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实体性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和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的判决，就是不明智的，与此同理，如果今天我们花大量时间探讨沃伦法院的那些契合在新政和伟大社会宪法秩序之中的判决，那将也是不明智的。

本文第一部分首先通过和以前的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相比较，对新宪法秩序进行了描述。概而言之，在新宪政秩序中，试图直接通过法律来实现公正的雄心被极大地消磨了。公正不是通过界定并试图促进它的国家立法来实现，而是依赖于个人责任和市场运作。该部分接下来探讨新政治体制对国家法律的范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选任、弹劾以及个人权利的影响，并得出结论。

第二部分探讨最高法院在新宪法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认为和沃伦法院相比，当前最高法院通过法律直接实现公正的雄心已经消退。有些人公开支持最近最高法院关于联邦体制的一些判例，本文认为这些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意见是不得要领的。然而，我认为这些观点从其它角度却有助于创立并保护新宪法秩序。该部分分析了如何能把最高法院的宪法立场和先前的立场协调起来，以及最高法院如何能够借此建构一个可以论证宪政自身合理性的国家统一的叙事（narrative）。

本文的结论将重申，新宪政体制可能反映了和现代化有关的更广泛的变迁，这些变迁产生了英国政治学家R. A. W Rhodes所称的“国家空心化（the hollowing out of the state）”。我推测，一些经济因素，例如资本流动，以及一些社会因素，例如一系列诱使机构内敛化（turn inward）的过程，帮助促成了宪法雄心的消退。

本文主要篇幅都致力于对新宪法秩序进行描述。然而，我必须从开始就指明，对新秩序向我们及我们政府提出的正面或反面的规范性主张，我深感怀疑。

一、 新宪政秩序中的行政和立法机关

美国宪法文本很少修改，但在这一架构下，美国宪政体制（constitutional regime）却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体制之所以是宪法性的，是由于它们组织了社会上所有的根本政治机构，囊括了从最高法院大法官到民选议员的所有政治人士。而恰恰是因为其范围广泛，因此一个宪政体制并非通过一次戏剧性的选举建构起来，而是在一定时间内巩固下来的，在这期间经历了总统选举、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以及国会组成的逆转。

本文所关注的相关体制是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以及当前的体制，其中前者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结束于七十年代早期，后者始于1980年总统选举中里根上台，并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由于共和党获得两院多数席位而得到巩固。新政和伟大社会秩序的特点在于，多元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讨价还价，其中很多在国家政府机构中获得了立足点。该体制的指导性原则是平等型自由主义（egalitarian liberalism），但在如何才能最好地保证在全体美国人中实现平等这一问题上，该体制的支持者之间却存在实质性的分歧。比较而言，新体制则来源于一些著名的、温和保守主义的原则，其中包括坚持缩减社会福利，但保留松散的社会保障网；坚持逐步放弃命令-控制模式的经济规制，但保留一些政府职能，以确保市场在没有人为障碍的情况下平稳运行。接下来，本文将侧重于新体制的制度特点，将其置于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该体制仍然影响着新宪政体制下政策的制定）的背景下加以研究。

（一） 新宪政秩序的制度

宪政体制包括制度和行为。在当前的宪政体制中，上文所述的党派解组（dealignment）已经影响了后任总统们建构其政党的方式。党派解组尽管可能并没有产生新的宪法秩序，但却创造了新秩序繁荣的条件。

本文下一部分将对新宪法秩序的制度进行探讨。尽管各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分析上的优先性，但我们总要从某个制度开始说起。首先，本文探讨总统如何对宪政体制构建做出贡献，特别侧重于强调一个体制的开创总统和来自其他党派的继任总统之间的关系。随后本文将转向国会，叙述在新宪政秩序中国会党派对立的渊源，并论述当前选民明显倾向于选择分立政权（divided government，指由不同政党分掌国会和总统——译者），而新政治体制中的总统和国会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导致了政府宪法雄心被消磨。最后一部分讨论分立政权和两极对立的一些具体影响，例如对国家政策的范围、司法任命、弹劾和个人权利等。

1、新宪政秩序中总统权力的范围和限制。——在1944年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总统阐述了新政和伟大社会宪政体制的指导原则，他倡议引入雄心勃勃的“第二权利法案”，包括“有权获得足够的食物、衣着和娱乐”，有权“获得足够的医疗照顾”、“舒适的住房”、“良好的教育”，以及“足以免于对年老、患病、事故和失业的经济恐慌”。而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则阐释了新宪法秩序的指导原则：“大政府的时代结束了。”但正如克林顿所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将无事可作，而是说新宪法秩序的提案只是将变得小型化。换句话说，罗斯福所表达的，并且贯穿整个新政和伟大社会宪政体制的勃勃雄心，在新体制中已经消退了。

要想理解这一转变，必须考察各种宪政体制通常是如何被建立的，并特别考察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是如何兴起的。本文对新政治体制形成过程的讨论涉及两个相关问题：该体制如何开始，以及如何处理前一个体制的残余，特别是如何处理利益集团的持续力量。

斯蒂文·斯考罗耐克（Stephen Skowronek）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对体制转型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认为，每个体制都由总统发起，总统既详细阐释了新秩序的原则，又开启了机构改革的过程，并最终导致新体制的诞生。例如，罗斯福总统逐渐发展了现代自由派的理论，并开始创设一些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利益集团可以嵌入政府内部。里根上台以后，对自由派理论发起了挑战，并寻求拆除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下的利益集团导向的机构，但收效有限。

尽管里根政府并没有完成对政府的转型，但是里根所开创的新体制在继任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巩固。特别是，美国契约（the Contract with America）建议进行一系列完全符合里根主义的改革。该契约的条款没有立刻颁布，但1999年之前，在克林顿总统的普遍支持下，其很多关键内容已经以某种形式被通过了。当总统所属政党反对建立新体制，而总统却无法阻止——而且事实上，有时还支持——该体制的提案的时候，我们应当推论说新宪法秩序已经扎下了根。

政治体制的继任总统们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来自和开创总统相同党派的继任者寻求巩固开创者的遗产，但也试图形成自己的风格，以期证明自己也是值得尊敬的领袖。也许更有趣的是那些来自和开创总统不同政党的总统，他们的做法被斯考罗耐克称为“占夺策略（politics of preemption）”，即默认新体制的基本原则，但在具体细节上进行调整。有时他们努力调和本党认为是体制的过头之处。总统通过这种温和的做法，使前体制的支持者看到了更大的复活先前体制的希望，从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然而，这样的策略很难满足新总统把自己明确界定为国家领袖的雄心。

从反对党手中接手新体制的总统还有另一种选择：即通过积极推动该体制的某些提议，来利用该体制的不同阵营。这是真正的占夺策略，总统盗用了一些通常是反对党才支持的项目。克林顿总统国情咨文标志着他采取了该策略。37 作为一个所谓的新民主党人，他的计划和共和党的大同小异。38 正如一位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克林顿的策略有三个部分：“依靠市场机制或各州来运作，……并改造政府；”“明确个人责任，并制裁不当行为；”以及“强调对人民进行‘投资’的长期收益，以使他们成为有益的劳动者和公民。”在克林顿任期头两年的主要政策有三项——削减赤字，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医疗保险改革——，其中前两项完全和共和党的政策一致。

在克林顿的占夺策略下，联邦政府的雄心消磨了。到1999年为止，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说服了民主党接受小政府。民主党议员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总统弹劾案，这意味着他们已支持克林顿的政策，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所阐述的竞选纲领也和克林顿的计划相仿。

采用占夺策略的总统会面临来自本党和反对党两方面的挑战。首先，本党顽固分子倾向于固守正被替换的旧有宪政体制，因此这些总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意见强加给本党议员。其次，反对党很可能对自己的政治纲领被总统据为己有感到恼怒，并会质疑这些总统努力的真诚性。

体制变迁的发起总统和他们的继任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一个给定体制之中发生的。斯考罗耐克认为，新旧体制交接的成功与否对体制转轨的影响巨大：每个体制都留下了一些积淀的残余，其继任者必须要加以解决。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的重要遗产，就是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

西德尼·缪奇斯（Sidney Milkis）阐述了罗斯福总统是如何将利益集团楔入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之中的。罗斯福上台之时，全国性政党都是各州和地方政党的联盟，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分配赞助。各州机构中有很多阻碍了新政计划的实施。尽管罗斯福试图直接挑战州政党，但其收效有限。他真正的成就在其他方面，那就是间接地把赞助导向（patronage-oriented）的州政党改造成了一个拥有独特的任务议程的全国性政治组织。

罗斯福的独特贡献在于创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全国性总统政党，独立各州政党，而各州党派则继续在选择国会议员方面起重要作用。他实现这一变革的方式，是吸收大批智囊和组织人才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这些人成为他的重要支持者：由自由派专业人士组成的骨干，例如社会工作者，他们拥护罗斯福新体制的原则。罗斯福依赖这些进步的专家来充实新政体制下的政府机关，结束了联邦政府工作按政党分肥的体制。取而代之的政府机关独立运作于国家党派，并从而能够把选民同国家政府直接联系起来，无需地方政党的介入。罗斯福还率先使自己的总统竞选班子独立运作于自己所属的全国性政党，这种做法到目前已很普遍了。

然而，斗转星移，这些创新已演变成了缪奇斯所称的“侧重于政府而非选民的政治”。在新政和伟大社会宪政体制衰落之际，各利益集团动员选民的努力也消失了。在以政府主导的政治中，利益集团竭力影响政府机关，因为他们相信这一行动过程和他们名义选民的利益一致。政党变成了“公共官员、求职者以及政治活跃分子的联盟。”并且国家决策变成一个“游离于规范政治过程之外的充分发展的政治和政策网络”的产品。现如今的政治结构业已定型。院外活动者现在花大量的时间来游说政府机构，而非国会，并且正如后文所述，通过初选确定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做法，使得民选官员自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党组织。

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的遗迹仍然继续影响着新宪政秩序。利益集团仍然势力强大，特别在影响由国家行政机关执行的政策方面尤其如此。尽管行政分支的 “机构膨胀（institutional thickening）”（这被斯考罗耐克称为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加强了总统的形式权力，甚至有时还加强了他的实质权力，但这些机构也同样会被“其他人士用来阻碍总统方案的实现，进行更强的抵制”。并且，政府仍然是政治的焦点。另外，与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后期一样，总统竞选仍然是“以候选人为中心”，国会选举也逐渐变得如此。但是新宪政体制中民选官员又有了一些新特点。例如，新宪政秩序的一个重要特性似乎就是总统政党和国会政党的重新团结。美国契约帮助巩固了共和党。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以及克林顿及其盟友重构政党意识形态重心的努力，也促使民主党重新团结起来。统一的各国家政党已再次掌控了决策过程。但在新宪法秩序中，这些政党不再具有新政时代曾具有的和选民的关系。

2、分立政权中党派对立的国会。——对新宪法秩序的各组成部分，本文已讨论了以政府为中心的总统所起的作用，接下来笔者将探讨其他部分。首先，新秩序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公众对政治失去了兴趣。在二十世纪，参加国家选举的投票选民下降了25%. 尽管观察家在这一下降究竟是由于选民淡漠还是出于选民满意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下降这一事实却无可争议：目前控制着国家政治的，是相对小的选民集团，而非政党组织。投票率的下降导致了国会政党的衰微，其成员几乎是作为独立人士参加竞选的。国会党派可能象聚会一样松散，因为它们无法对候选人竞选活动进行有效控制，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则是统一的。他们也是高度派性的：为了获得提名，候选人必须在意识形态同质的选区中，求助于党内中最活跃（并也因此最派性）分子。最后，分立政权在新宪法秩序中成为常态，即一党当选总统，另一党控制国会至少一院。

如今的候选人是由初选产生的。渴望当选的政客必须把自己直接推向公众，而没有经过任何政党组织的筛选。选举变得比以前更小了，并且被最派性的人所控制。这些更小的、更派性的初选，逐渐使得候选人更意识形态化，并由此造成议员们也更意识形态化。一旦当选，这些议员们仍然被迫取悦选民中最派性的人，以便使自己在初选中免于受到指责，因为初选中主要的威胁很可能来自本党的死硬分子。 结果是，派系对立的趋势不断上升：共和党议员比普通公众更保守，而民主党议员则更自由。

以初选方式推举候选人，使得候选人相当直接地走向选民和捐款者，而非求助于党领导人，这降低了地方政党组织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高了在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因为“初选选民比大选选民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各党积极分子倾向于迎合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国性利益集团。

新政和伟大社会体制中的国会各党派的组成是多样的：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和自由的北方民主党人一起共事，而共和党则既包括具有国际意识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也包括孤立主义的保守分子。导致新政和伟大社会时期国会政党的这种异质结构的原因是，确定候选人是由地方政党组织操办的，而非选民自己。

在新宪政秩序中，国会选区本身在党派意义上已经逐渐变成了同质的。例如，1998年， 94名在职议员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获得连任，114名只遇到了轻微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各个选区牢固地掌握在一个政党手中。 一边倒选区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最高法院关于重划选区的判决， 这些判决宣告那些出于传统但在司法上不可接受的动机而进行的选区划分无效。政治家们无法再运用选区划分来人为操纵象某些经济团体这样的投票力量，他们发现自己可以自由运用划分选区作为保持党派优势（partisan advantage）的工具， 而计算机程序的发展也加强了这个效果，这些计算机程序能够衡量不同的选区划分对政党的影响。

在同质选区中，在职者面对挑战主要来自于本党内部政治上最积极的，也因此是最意识形态化的人。70 结果，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国会中的党派同质已经大幅提高。正如一个国会议员所说：“这一切可以追溯到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原文未注明索引，应为369 U.S. 186——译者注）的判决……因为国会的选区越来越被一党控制，因此美国国会变得更加极端。选区重划进行三十年后，国会将越来越党派对立。”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5

为了进一步强化师生安全意识，提高防范自救能力，针对学校突发紧急情况下，让全校师生熟悉逃生路线，以达到有序、迅速的引导学生安全疏散，确保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通过紧急疏散演习，让学生学到安全防护知识，达到有事不慌、积极应对、自我保护的目的，提高抗击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二、演练时间 2012年11月11日

三、演练组织机构

总指挥：

副总指挥：

现场指挥：

协助指挥：各年级正副班主任及其他教职工

四、工作小组

1、协助指挥小组：各年级正副班主任及其他教职工。

职责：分别到各班级，相互协助。

2、宣传小组：负责拍照、摄像、宣传报道

人员：冯素梅 罗文静 张振静

职责：具体负责应急人员撒离现场的宣传教育、宣传报道等。

3、救护小组

人员：

职责：具体负责演练疏散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的应急救护等。

4、应急疏散小组

人员：

职责：具体负责疏散安全管理调度。

撤离通道安全管理：

每个通道的每个楼层设1名老师，负责对通道情况进行监控，指挥学生按就近路线撤离。

各班由班主任负责管理，副班主任老师协助。

以上人员工作负责学生紧急疏散时的撤离秩序、安全管理，严防楼道拥挤、踩踏事故发生。

撤离后学生安全管理：

由各班主任、协助老师及所在楼梯的老师负责该楼梯撤离学生的安全管理。

5、报警小组

人员：

职责：负责教学楼报警，并约定信号。所有人员接到信号后迅速行动。

6、计时：姚广胜副总指挥负责整个活动的计时。

五、疏散管理

A、疏散命令：由应急总指挥根据情况疏散命令（紧急状态下，值周行政可在上报校应急总指挥的同时疏散命令）。

B、疏散广播：“请注意，学校发生紧急情况。同学们听到警报后不要慌乱，听从指挥，有序撤离教室，由正副班主任老师带领学生沿疏散标志从就近安全出口撤离。”

C、疏散路线：学生成二路纵队分别从前后门出教室。各班的疏散线路根据出操的线路执行。

D、疏散引导：各楼层楼道口老师的任务是维护疏散秩序，指明疏散方向和路径，避免学生误入危险区域；要阻止学生推撞、挤压情况发生；有人倒下，要立即扶起，防止踩踏事故发生。

F、集合地点：学校小操场。

六、演练程序

（1）总指挥：宣布“紧急疏散演练现在开始”。

（2）警报。

（3）宣传小组利用广播：“请注意，学校发生紧急情况。同学们听到警报后不要慌乱，听从指挥，有序撤离教室，在班主任或上课老师带领下沿疏散标志从就近安全出口撤离。”

（4）紧急疏散：

①在各层疏散引导人员的指挥下，全体同学由班主任、配合老师的带领下，按预定路线有序疏散，撤离到学校足球场。

②各班主任清点疏散人数，发现少人，迅速与疏散总指挥部联系（小操场）。如发现有同学受伤，立即与现场救护小组联系，并展开紧急救护。

③应急疏散总负责向现场总指挥汇报疏散情况。

A、现场指挥报告：报告总指挥，全体师生123人现已安全脱险，无人员受到伤害。

B、计时员向现场指挥报告：报告总指挥，用时XX，全体人员疏散完毕。

C、宣传小组向现场指挥报告：现场秩序井然，同学情绪稳定。

七、消防民警对全校师生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八、终止状态

总指挥：“事故已经排除，险情已经结束，下面我宣布紧急疏散演练圆满结束，学校恢复正常秩序。”

注意事项：

①提醒疏散的同学不出现惊慌与骚乱，确保他们安全撤出。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6

“创先争优”推荐材料

洒向农电一片情  

——记电力局农电总站站长谭友奇

谭友奇，男，  年  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双牌电力局农电总站站长。自   年参加工作以来，该同志始终保持着“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爱岗敬业，勤奋扎实，开拓进取，团结同志，遵纪守法，深受领导、同事的好评。多次被评为局先进生产工作者。在争创活动中，他把“创先争优”作为一种激励自己奋勇向前、拼搏进取的动力，始终把“五个表率”作为工作的标准，把五个好作为工作奋斗目标，积极做创先争优的带头人。

一、努力提高理论修养，加强思想道建设。

该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在工作中积极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按时参加党支部组织活动，在党员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和生活中本着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信念，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工作，积极贡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 认真执行党的决定，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服从组织分配，出色完成党的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把“八荣八耻”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边优秀的党员、群众为榜样，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政治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积极主动地宣传和贯彻党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时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了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热情服务、助人为乐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积极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真正起到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二、辛勤的汗水换来库区用电秩序的一片晴空。

谭友奇作为农电总站站长，为双牌库区用电秩序的改善付出辛勤的汗水，作出了突出贡献。双牌库区用电秩序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后，为确保库区整治成果，防止库区私拉乱接现象死灰复燃。双牌县以江村、理家坪供电区为核心，全面开展供用电整治活动。由县经委牵头，联合双牌县公安局、双牌电力局成立用电秩序整治小组，采取宣传车辆、悬挂宣传标语、张贴通告等方式开展宣传，告知广大电力用户安全合法用电，按时交纳电费。同时依法打击窃电、挂钩用电及用电不交费行为。作为农电总站长的谭友奇同志带领库区整治工作组人员深入水淹区调查了解情况。不论是酷日炎炎，还是凛凛寒冬；不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双休日，水淹区5个乡镇   个行政村，  个村民小组所在地随处都留下了他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角落都洒下他艰辛的汗水，为创建文明和谐的库区用电新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加强农电队伍建设，树立农电人自身形象。

为提高农电员队伍建设，结合省电力公司农电员工技能考评方案，谭友奇加大标准化工作培训力度和培训面，全面普及农电员工的计算机应用水平，积极鼓励农电员工参加技能鉴定。建设了以中堂变电站为中心的县级农电培训基地，着力打造了农电培训场地建设，每周双休日在各供电所抽派两位员工到培训基地进行理论及现场操作培训。作为站长他以身作则，要求员工做到，他自己首先做到，时时事事起表率作用，常常利用晚上或双休日给员工授课，从不计较报酬。为迎接永州局开展的农电人员现场培训操作活动，谭友奇亲自带队培训，并引进了军事化管理，采取军事化培训手段，农电员的技能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梅花香自苦寒来。谭友奇带领双牌农电人员在市局的农电现场培训中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此外，经过军事化系列后，农电员的队伍素质得到了整体提升，农电员工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实现精细化管理，提高农电经营效益。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7

【关键词】田径运动会；职业学校；组织；比赛

教育部门规定，职业学校必须每年至少举行一次田径运动会。田径运动会的组织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工作，所以要组织好一次田径运动会，必须要做好赛前、赛中和赛后三项工作。

一、赛前工作

赛前的准备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首先，要了解学校的具体情况――学校的人数、场地的大小、预计赛会时间，这三条是直接关系到赛会的规模、正规与否以及项目时间安排。然后制定比赛通知和竞赛规程。通知和规程下达前，必须经学校领导圈阅和签字。

比赛通知，大致在赛前四十天左右下达。通知要简明扼要，说明为什么要开这次校运动会，例如，为了检阅我们的田径运动开展水平，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选拔优秀运动员组成校田径代表队参加上一级运动会的比赛等等。比赛通知中必须要说明要求各班级认识组织，积极训练，同时要强调注重安全。

竞赛规程的制定，必须根据场地和时间来确定。一个竞赛规程的制订，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时间

时间的确定要根据学校校历的情况来制定，两天至三天为宜，不宜过长。时间必须写清年月日。

2、地点

一般地讲，都是在本校体育场进行。当然，如果本校场地有限，也可去其它场地。总的原则是，基本上能够把田径项目在场地中完成。

要交待清楚在什么场地进行，以备各班级实地训练，适应场地。

3、项目

项目的开设，是根据场地的情况和学校学生的运动水平而制定的。一般来说，径赛可设置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女子3000米、男子5000米（10000米不宜设置），有条件的学校，可设男子110米栏、女子100米栏（400米栏不宜设置），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3000米障碍不宜设置），田赛可设置跳高（不宜设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铁饼、标枪（链球不宜设置）。

不宜设置的项目，是不适合我们职业学校学生开展的运动项目，另外，也受到场地和器材的限制。我们建议，田赛的铁饼和标枪比赛尽量在运动会之前分两次提前进行，一方面可确保组织的方便，另一方面，可确保比赛的安全。

4、报名方法

学校的田径运动会，一般都是每人两项，每项两人，接力除外；如有全能，报全能者，只能兼报接力。这种报名方法，可以多人次参加，体现了运动会的群众性，并且表现了比赛的公平性。另外，有的时候也可以每项报人数不限，限制每人报两项，这种报名方法，有利于选拔优秀运动员组队参赛，但是它的群众性较差。

5、奖励方法

学校运动会，各个项目通常都是取前八名参加决赛。前八名获得积分，得分按第一名9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至第八名依次6分、5分、4分、3分、2分、1分计取。如果有名次并列，得分平分，比如两个第四名，则没有第五名，每人得分就是(5+4)/2=4.5分；三个并列第六名，则没有第七、八名，每人得分是(3+2+1)/3＝2分。全能和接力得分加倍，即第一名18分，第二名14分，以此类推。破校纪录单项加9分，接力加18分，如破市纪录，单项加18分。

集体奖励，以各年级班级数来确定奖励的班级，一般地讲，奖励半数或半数以上的班级为宜。职校有不少只有男生或只有女生的班级，单独设立男子团体总分和女子团体总分奖励，方法同上。

校运动会，如发物质奖励，可根据学校情况提交预算，包括项目数×2（男、女）×规定的奖励名次数（前几名）。

项目数中，一定要把接力变成四项（四人同时获奖）。同时，在原有的数中，一定要略有盈余，因为可能出现名次相同，并要准备一定数量的破纪录奖。

6、报名单

（1）要求报名单必须打印，不得手写，并通过邮件或U盘上交电子文档（便于编排，减少失误且节省时间）；（2）一经上交，不得更改；（3）必须经班主任老师审阅、签字；（4）按照规定要求填写好号码；（5）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上交。

7、领队会

第一次领队会，即体委会议，是下发通知和规程时召开。主要是宣讲通知和规程，一定要把规程的要求说清楚，还有比赛器材的标准。同时，要强调组织好赛前的训练，确保安全，再讲解一些训练和比赛的安全常识。

第二次领队会，在赛前两天举行为宜，要下发比赛秩序册，公布具体的比赛时间，包括开幕式的时间、比赛的时间、中间的休息时间等一系列时间安排。还要公布各组男女跳高的起跳高度和跳远、三级跳远的起跳板距离。要针对性地讲述田径比赛的一些规则，例如一次性起跑，外侧超越，有意阻挡，接力比赛窜道而缩短距离，交接棒后退出跑道时影响他人跑进，超出接力区交接等等，这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关系到比赛能否顺利进行，安全有序，热烈和谐。

领队会还要重点强调抗诉的问题，抗诉必须在事发后30分钟内（从宣告比赛成绩计起），以书面形式，详细写明比赛项目、组别、运动员姓名、号码、违规内容，由班主任签字后交给仲裁委员会处理。如超时，视为无效。

另外，要求各位体委收到秩序册后认真对照原始报名单，检查运动员项目、号码、姓名是否有误，如有疑议，应立即向有关人员（体育老师）提出，进行修正。

8、裁判员

裁判员是依据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评定运动员成绩、胜负和名次的人员，既是竞赛中的“执法人员”，又是竞赛进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裁判员必须严格执行比赛的规则，确保比赛公正、公平，所以，合理地选用裁判员是赛会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

裁判员的设置，以学校体育老师和课任老师为主，主裁判，应以体育老师为宜，如体育老师太少，可安排精干课任老师担任，也可选拔一些体育活动的积极骨干分子担任。裁判员要在裁判长的指导下进行规则的培训和实习一至两次，以确保熟悉业务。一般地讲，学校赛会不设技术代表，因为受到人员和条件的限制，很少有学校领导精通田径竞赛规则。

9、本规程解释权规学校体育组。

这一点必须注明，因为赛会可能会出现涉及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1）学校运动会前一定要进行场地和器材准备

根据场地的情况，确定比赛项目，根据设定项目，准备器材。在我们职业学校，准备一场田径运动会，通常需要准备好秒表、发令枪、烟屏、道次牌、手旗、栏架、丈量尺（量栏架高度）、钢尺（栏间距）、接力棒、本夹子、笔（圆珠笔和铅笔）、橡皮、小刀、大头钉、曲别针、档案袋、打印机、打印纸等，铅球、标枪、铁饼、铁旗、跳高架、跳高杆、直尺、跳高垫子、钢尺、沙耙、铁锹等等。还有各种表格，如终点记录表、成绩报告单、参加决赛名单、计时卡、检查员报告单、计圈表、高度表、远度表、全能记分表等等。

（2）学校运动会要进行必要的分工

要设立组委会，一把手任组委会主任，其余校级领导为副主任，中层领导任委员。

主管体育卫生的校长任竞赛处处长，主管体育卫生的主任和体育组长任副处长，其职能是组织赛前的有关竞赛工作和比赛工作，以及赛后的成绩整理和总结。

主管政工的校长任竞赛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和团委书记任副主任，其职责是组织运动会的宣传工作，以及教职工的比赛项目和游艺项目的制订。

主管学生工作的处长任精神文明评比组长，和其组员负责精神文明单位的评比。

主管后勤和保卫的副校长任后勤保卫处长，后勤主任和保卫主任任副处长，其职责是购置必须的体育器材、奖品，及主席台的彩化和赛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体育组负责秩序册的编排，学生科负责制定精神文明评比细则，教务科要负责秩序册封面的设计，秩序册的印刷和装订。总之，各部门按分工同时行动，协调衔接配合，各负其责，各尽其职。

（3）秩序册的制订

秩序册就是一种指导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观众参加、观看比赛的手册。职校的秩序册上一般印有参赛队员名单，比赛赛程、时间，主办、承办、协办、赞助单位的名称等，有些还印有历届赛事的历史状况。

一个秩序册的制订，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为确保比赛，至少赛前十天前把报名单收齐（收交报名单时，一定要进行检查，是否准确，有无超项、漏项，号码填写是否合格，班主任签字与否），根据报名人数编排竞赛日程，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一定要根据规则的要求安排好竞赛项目的时间，做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如短距离和跳远、三级跳分开，男女同项目同一单元进行，长距离要避开最热时间，跳跃和长距离投掷交替进行，同单位运动员不在同组等等。秩序册包括封面（赛会名称，例如：吉林市工贸学校第十八届田径运动会秩序册，还有比赛时间、比赛地点、主办单位、协办单位）、开幕式和闭幕式会序、目录、通知和规程、精神文明评比细则、组委会名单、仲裁委员会名单（三至五人，组委会主任任仲裁主任、竞赛处处长和副处长任委员）、裁判员名单、竞赛日程、代表队名单（领队、教练、运动员）、竞赛分组表、人数统计表、校田径最高成绩、场地平面图、封底。

（4）场地的检查

现在各职业学校基本都是塑胶跑道，所以不必象以往那样画场地了，只需要准备一些白色的不干胶条（5厘米宽），粘贴有关的前伸线，和各班就座位置标识等。如果是三合土场地，则必须在比赛前一天将场地划好，同时比赛当天一大早，要进行重描。

（5）器材的检查

比赛的前一天，要在裁判长的领导下进行裁判员实习，实习的同时对裁判组提出要求，检查器材：是否有、符合标准否，数量够否、所在位置，并向裁判长报告实际情况。

（6）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

赛前前一天，要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提出赛会的要求，布置有关赛会的事项，校运会是全校大事，人人有责，要有时间观念，不得迟到，尽职尽责。

二、比赛

（一）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比赛，比赛是准备情况的检验

各组裁判及时就位，在秩序册规定的时间指导下指挥和组织比赛。这里需要注意，职业学校的比赛日程时间不是很准确的，但是比赛的秩序册序号是很准确的，一定要按序号顺序及时参加检录和比赛。一般情况下，径赛提前25分钟（接力提前30分钟），田赛提前30分钟检录。径赛必须到检录处检录，田赛裁判员到检录处自行检录，之后带入田赛场地，也有的可直接进入田赛场地检录（为了方便，但不符合田径规则）。检录时间如有变动，注意听大会广播。

（二）比赛中易出现一些问题，检查组裁判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注意

1、窜道

从本人跑道窜入其他跑道，在弯道上，只要有缩短距离的窜道（窜入里道）即视为犯规，取消比赛成绩，直道上窜入左侧或右侧跑道不影响他人，视情况可不判罚。

2、阻挡

在不分道跑的比赛中，跑在前面的运动员，有意阻挡后面运动超越，视为犯规，坚决取消其比赛成绩，因为阻挡了别人超越，影响他人成绩，并且道德品质恶劣，取消所在班的精神文明评比资格。

3、超越

超越时，必须从被超越运动员的右侧超越，如从左侧超越，不影响他人也可，但是必须是在直道上，超越时，不能踏入跑道的最里沿。

4、接力

接力比赛交接棒必须在20米的接力区内完成，是以棒的位置来判定的。交接时谁掉棒，谁捡棒。交棒运动员，交完棒以后，必须在自己跑道内做短暂停留，等所以运动员过后方可离开跑道，以免影响他人。判定是否到达终点，是以运动员持棒跑完全程，如距离终点很近时抛棒，视为犯规，无成绩。

5、关于抗诉

学校比赛中，经常出现运动员冒名顶替现象，原则上不允许换项换人，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不能更换。现在有些学校不这样，允许在不超项的情况下换人换项，这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也是给赛会找麻烦，尽管有些人性化，但是带来的后果是扰乱了比赛秩序，涉及到检录、起点、终点，总纪录，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换项造成抗诉，在领队会上强调过，所以要严格执行。

6、比赛疑议

每当比赛成绩或决赛名单发表后，有班级对本班运动员名次产生疑议，应立即进行核议，首先到总记录查找比赛原始记录表格，在总记录的裁判的带领下找相关裁判长核对，给出最后答复。一般地讲，径赛项目，尤其是短距离项目，由于本班人员不是在比赛终点线的延长线上观看，可造成视觉的误差而出现差异。

（三）赛会的总记录工作特别重要

它将确定本次赛会的名次，总记录人员应当始终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细致耐心，善始善终地完成工作。

1、及时送交各种比赛小票，上午下午分送。

2、及时准确完成决赛名单的发表

3、及时准确地统计确认前八名成绩，打印成绩报告单

4、及时准确地填写团体总分表（大表）

5、核对总分

6、打印团体总分名次表（裁判长公布成绩）

三、赛后

赛后的工作也十分重要。

1、整理器材

2、整理比赛成绩

3、将赛会成绩存档

4、挑选优秀运动员，组建校田径代表队

5、写好赛会总结，包括赛会的准备工作有无问题，赛中的比赛情况，哪些裁判员不适合某些项目的裁判工作，下次比赛一定要予以调整，对于优秀裁判员，应当予以表扬和奖励，比赛中出现什么问题、有哪些经验下次比赛一定借鉴。报告要提交学校有关领导，同时存档。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8

关键词：摹仿的时代；创造的时代；法制框架；伦理精神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1)04-0005-10

五

科学是有历史的，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就是从不允许产生对科学的迷信。农业社会有没有科学?在今天内涵狭隘的科学概念中，农业社会也许会被认为是没有科学，然而，以科学的态度看，农业社会却是有科学的，只不过它不从属于今天的科学范式。从中国农业社会的情况看，农作的技术肯定是有着科学理论依据的，但是，在今天的(诸如温室的利用)农作技术面前，科学依据发生着变化：牡丹可以不畏武氏之权贵，却向今天的科学家们低头。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农业社会的经络学说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被证明是科学的，但是，在解剖学面前，它的科学性荡然无存。这说明，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科学，有些科学理论及其技术被人类继承了下来，有些科学理论及其技术遭受了否定，被抛弃了。因而，我们不应生成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科学及其技术的迷信，我们应当相信，后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会从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中继承一些有用的因素，但在总体上，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科学及其技术的扬弃。

从思维特征来看，工业社会的科学是分析的科学，而分析的科学是以对客体的分解为前提的。一般说来，当事物是可以分解的，就可以对它进行科学分析，就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反之，任何一个事物如果是以不可分解的总体性存在的话，都会被排斥在科学认识的对象之外，往往会被视作为一种神秘的存在物，人们甚至会对其存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假如有人为这些事物存在的真实性提供证明的话，就必然会有某种力量对这些人进行隐蔽的压制和公开的挞伐。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近代以来的人们往往并不认为农业社会有科学。因为农业社会的科学不从属于工业社会的科学思维范式。例如，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医在一些对科学产生了迷信的地区受到否定就是这一原因造成的。根据我们的看法，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是有着不同的科学的，同样，当后工业化取得了积极进展时，即把人类领入了后工业社会之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会不会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呢?

工业社会的科学之所以具有分析的特征，是出于摹仿的需要。因为，当我们对一个事物进行分析、分解而把握了其构成要素和构成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其加以复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工业社会就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摹仿的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科学活动的目的就是出于摹仿的需要，表现出求真的愿望，即要求真实地反映和认识世界。当然，人类在总体上认识世界是不可能的，只有首先在观念中对世界进行分解，然后确定认识对象的范围。在人类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对世界的所有局部性认识来重构关于世界的总体性观念。当这种反映和认识的科学思维成为科学发展的思维定势之后，就出现了科学的学科分化，试图通过急速的学科分化而去由不同的学科去实现对那些可以纳入到认识对象世界中的每一个局部的科学探究，去追求“真理”。

在工业社会的科学面前，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也就是说，世界的整体已经被割裂成不同的部分，从而使每一门具体的科学学科有了自己特定的认识对象。工业社会所面对的这个世界，甚至这个社会想象空间中的世界，只要能够被分解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就会产生一门专门的科学学科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分解，并从这种分析、分解中去获取真理。当然，工业社会也有一门学科要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那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受到科学思维的熏染，哲学也逐渐地放弃了这种企望，堕落成为一门具体的学科了。尽管如此，工业社会的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一切进步成就都是与科学的贡献分不开的。或者说，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科学是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而且，在世界被不断地分解开来的情况下，在对每一个相对独立的认识对象的分析中，也实现了对世界的重构。例如，工业社会对社会进行分解之后找到了一个单一性的终极存在，那就是原子化的个人，然后，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法制系统，重新把原子化的个人结构到了社会整体之中，使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系统之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子，安置了自己，也建构了社会。但是，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呈现给我们的总的特征却是无穷无尽的分化，工业社会每一个方面的新的分化，都意味着新的社会构成要素的产生，都意味着这个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对于工业社会的科学而言，每一个新的认识对象的发现，都意味着一场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机遇到来了，都会产生新的科学研究成就。同时，工业社会的科学是把每一个新的学科的出现都作为科学发展的新标志来看待，工业社会的科学家们也是把开拓新学科作为科学追求的无上境界来看待。

面对工业社会的科学，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特别是我们的社会)的分化果真是无尽的吗?科学的分化果真未有穷期?马克思曾经设想“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将成为一门科学”，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了。但是，一些相邻的学科会不会走上融合之路呢?可能就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了。例如，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科能否合并成为统一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其实，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人类必将走向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将会受到怀疑，特别是工业社会的这样一种以分析、分解为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将失去合理性。后工业社会的科学将会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种臆测，工业社会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就是在分析、分解方面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在分析、分解过程中所取得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都需要加以综合了。

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分析的时代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可能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科学的综合色彩将会变得越来越浓。现在，我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感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方面，科学的发展还求助于学科的分化，而且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世界也还

处在继续分化的过程中；另一方面，科学家们也表现出了对提出新学科的谨慎态度，在科学研究中更加注重理论导向，往往是根据既有的多学科的知识去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是动辄创立新的学科。如果对当代中西方的科学研究进行比较的话，我们朦胧地感觉到中国学者更乐意于持有一种学科取向的研究态度，而西方学者则更钟情于理论取向的研究态度，这也许是中西方学者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感受到对话困难的原因。因为两者话语取向上有着较大差别，才存在着相互理解的困难。

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摹仿的时代，尽管我们在这个时代无处不使用“创造”一词，但在实质上，我们通常所说的创造仅仅是摹仿意义上的创造，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拿试管婴儿与克隆技术相比，我们可以说，试管婴儿只能看作是对自然生育技术的摹仿，而克隆技术则是完全创造性的技术，它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可能并不属于工业社会，而是属于后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在科学技术的领域中，我们看到了一些纯粹的创造性技术，克隆技术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克隆技术之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也应当属于这种创造性的技术，纳米技术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也可能展现出其纯粹的创造性特征。正是这些技术，可能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可能意味着从分析的科学向综合的科学的转变，而且，就分析的科学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已经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可能性了，那就是，需要朝着对既有的科学成就进行综合的方向前进。事实上，就工业社会这个摹仿时代的科学活动逻辑来看，出于摹仿需要的科学认识过程所展现出来的是分析的特征，而在实施摹仿的时候，则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这说明，一个完整的摹仿过程包含着认识和实践两个环节，认识的环节是分析的，而作为实践的重构或再造过程则是综合的。一旦摹仿的时代被超越，作为认识过程的这一环节就会得到扬弃，尽管其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依然是必要的。这样一来，从属于摹仿需要的综合过程就会得到充分的张扬，从而把科学的发展引入到综合的历史阶段，并在综合之中获得真正创造的特征。科学发展史上的综合阶段是与人类发展史上的创造阶段相对应的。创造的阶段需要创造性的科学，这种创造性的科学不仅从属于求真的愿望，而且要求以美学的和伦理的价值为起点。认识最好是没有框框，求真就在于祛除虚妄，而创造则应有前提，根据什么样的价值创造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后工业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科学活动原则。

在工业社会，根据科学认识去重构世界和重建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无法做出实质性的思考，一切摹仿都是形式的摹仿，是质的丧失。因为，摹仿是以科学认识为切入点的，是根据科学认识的结果而进行的摹仿，摹仿的成功有益于满足人们形式化了的实用需要，并且反过来促使人们的生活进一步形式化。所以，工业社会的生活是形式化的，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造就了形式化的世界。生活的形式化也就是生活的片面化，它使人的本性受到压抑，使人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使人们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使社会整体丧失了质的向度，即表现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所有这些，都会引发一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批评，这也就是工业社会为什么总有浪漫的乌托邦主义批判家与之相伴而行的缘故。

创造与摹仿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创造首先是质的创造，是先创造出质的因素，再赋予形式。这也许是与上帝造人的程序相反的，因为，上帝在造人时也是先造出了人的形式，然后才给予了他作为人的质的因素。但是，就人的创造活动而言，则从属于由质到形式的程序，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能够展现人的创造性的活动中(如艺术)，往往是首先确定了质，然后才寻求能够表达和表现这种质的形式。据此，我们认为，后工业社会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创造性的阶段，将是工业社会形式化进程的终结，无论对于科学来说，还是就我们的生活和社会模式而言，后工业社会都将是形式合理性的衰亡和实质合理性的勃兴。

在人类历史上，创造活动一直都有，即使在摹仿的阶段，也处处存在着创造活动。而且，创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等同于摹仿，即使在创造与摹仿相互渗透的领域中，创造也与摹仿有着明晰的区别。一切可以被认定为创造的行为，都遵从着道德价值，至少在起点上遵从道德价值；一切创造取得成功，就必然具有美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创造行为中愈是包含了和体现了道德价值，作为创造行为结果的创造物就愈是具有美学价值。我们可以断言，创造的时代将是创造精神激荡的时代，创造活动将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创造之于人，必然是自主的活动，每一个创造活动的主体，都是与他的创造活动相关联在一起的那个世界的中心，而不是被现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所结构到某个固定的位置。创造活动本身就是现有的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所无法容纳的，必将提出打破既有的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要求。

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个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一直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一种是集权模式，另一种是民主模式。集权模式是在权力的基线上辅之以法律等规则体系而建立起来的治理模式；民主模式则是在法律等规则体系的框架中寻求权力支持的运行模式。尽管在对这两种模式的选择方面长期存在着争论，但就它们都无非是要造就和维护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言，都会对人提出遵从既有秩序的要求，让人们在既有的“中心一边缘”结构中去找到自己确定的位置。对于创造活动的主体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创造活动的主体将会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处于不断流动的过程之中，他随时都会出于创造的需要和因为创造的结果而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对世界的“中心一边缘”结构提出挑战，并必将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

就行政来看，管理行政本身就是工业社会“中心一边缘”结构中的一个特定的构成部分，它的功能集中表现在对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的维护上，通过行政管理活动不断地强化工业社会的“中心一边缘”结构。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当创造活动倾向于冲破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时，并用一种可能是“多元平衡”的新结构来取而代之时，政府必将开始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历程。因为，在创造活动普遍化和社会化的条件下，会呈现出整个社会的“中心”无限多样化的状况，而且这些中心将处在急速流动的过程中，从而意味着不再有社会结构意义上的中心性的存在物了。随着世界“中心一边缘”结构的解构，随着世界中心的消失，政府也就不再可能作为一个社会的中心性存在物而存在下去了，政府也就不再能够按照“中心一边缘”结构赋予它的思维方式以及给予它的习惯和规范来实施对社会的管理了。这样一来，政府必须在多元的、无中心的世界中去发现自己的位置，然而，服务定位就是保证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必然选择。因而，政府的行政将发生根本性质的

改变，将从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

应当说，服务行政的社会基础正在生成，特别是在政治生活的领域中，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特别是权威的去势，预示着服务行政产生的必然性。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政府的行政管理以及运用行政的手段而实施的社会管理，都是建立在知识垄断的基础上的，政府的这种知识垄断是在按照科学技术的原则重建世界和社会生活时取得的，首先是有了这样一种知识垄断，然后才获得了权威。如果说管理行政是发生在知识垄断的框架下的，那么法制恰恰是确认和保障政府知识垄断地位的设置。由于政府拥有在知识垄断基础上的权威，所以，这种权威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色彩，而这种合理性和合法性更加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使政府可以在控制知识、控制信息以及控制有知识的人的条件下进一步地强化其权威。事实上，当管理行政发展到了其典型形态的时候，政府的权力体系也就完全成了专业化的知识权威体系，是一种可以实现对其他所有类型的知识进行控制的知识，是一种可以驾驭一切知识的知识体系。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的知识垄断正在受到挑战，特别是近些年来的政府信息公开运动，意味着政府垄断知识的时代即将终结，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方便地获得自己所需知识的时代到来时，政府失去了通过垄断知识而获取权威的地位，它对社会的控制也必将走向终结。当政府在控制方面不再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以服务替代控制也就是必然的了。

20世纪后期，“知识经济”一词流行了起来，人们用这个词语来表达人类社会呈现出来的新特征。不过，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知识将不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当知识不再是稀缺资源的时候，也就不会产生对知识的垄断了，即使产生了知识垄断的愿望，也无法付诸实施。这就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命运。我们认为，知识的迅速膨胀这一新的社会现象也与其他新时期独有的社会现象一样，都预示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工业社会将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正在迎来的一个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依然是一切创造活动必需的资源。但是，由于创造活动突出了善与美的原则和信念，知识资源的权威地位将不再存在，进而驾驭知识的知识权威也将不再存在。政府失去了知识垄断的地位，失去了驾驭知识的权威，其权力体系也就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使政府完全转化为专门提供服务的组织，此时，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是作为服务的部分内容而被保留在政府职能之中，或者说，政府中的管理活动只是作为它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保障因素而存在。

科学发展的现实也证明，从摹仿时代向创造时代的转变已经是一个历史趋势。在20世纪末，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科学的总体模式开始出现了结构性松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许多原有的科学思维方式、原则和理念，都与新的时代要求相去甚远。新的时代会有新的科学，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新的时代必然会突出新的科学原则和新的科学理念。所以，那种规范化的、形式合理性的管理行政模式的使命，必然要由一种新的替代模式来宣布其终结。这就是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趋势而加以把握的行政演进方向，即管理行政的终结和服务行政的滥觞。

六

管理行政是在法制的框架下展开的，管理行政的典型特征就是以法治理，所实现的是法治。这也可以说是管理行政与统治行政的根本区别。

我们知道，统治行政是依靠权力进行社会治理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不可能产生出要求一切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普遍性法律，也不可能有对每一个人都平等适用的规则，所以，行政过程的展开必须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上。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一个人如果希望一展抱负的话，就必须跻身于统治行政的系统之中，就必须攫取权力，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使自己的意志转化为行动，才能在作用于他人和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抱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统治行政时时处处都展现出权力的无限力量。

当管理行政取代了统治行政时，法制的框架基本确立了起来，权力的获取以及行使都受到法律的规范，而且，权力自身也无非是一种对法治提供支持的因素。尽管权力在日常管理活动中也显示出其巨大的力量，但是，在法律的规范面前，这种力量就逊色多了。所以，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对法治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人们把法治得以实行的法制框架看作为一切制度中最基本的和最完善的制度，甚至形成了对法制的神化，以致于在法制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制度的存在。当然，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新制度主义”学说对制度作出了更为宽泛的定义，认为在法制的基本制度下也还存在着一些非正式制度，但是，这一学说对法制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项基本制度的性质并未表示任何怀疑，它只不过是提醒人们去关注和消除那些会影响法制功能的因素而已。所以，工业社会制造了法制的“神话”，管理行政就是建立在法制迷信的前提下，它用自己的法治行动去维护这个迷信，使这个迷信能够永远驻足于每一个人的心灵。

由于产生了对法制的迷信，因而，在管理行政中也就出现了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描述的一个“粗俗的事实”。奥斯特罗姆认为，在现代政府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随处可见的“粗俗的事实”，那就是倾向于永无止境地制定规则和条例，而制定规则和条例的活动又往往是由官僚体制中的政府官员承担，并且越来越倾向于由官僚体制中的下级官员来承担。结果，就出现了一种“立法”泛滥的情景，“规则和条例到处出现。任何维持法律规则的理由均能被抛弃。当贿赂变成铺平自己道路的代价时，法律就会变成临时性索钱器。每个人最终都会向每个人行贿。当强制性的匮乏来临时，悲剧就发生了。许多人处于被他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中；除了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必需品，很少有人有积极性生产得更多”。奥斯特罗姆的这一描述可谓是非常准确的刻画，特别是在后发展国家法制化的过程中，“立法”的泛滥随处可见，不仅是官僚体制中的官员，而且，从饭店老板到垃圾清运工，人人都在制定规则和条例。一个农民可能一时兴起，就在门前的马路上拉上一根绳子，对过往车辆实施收费。这时，这位农民既是关于对他门前马路进行收费的“法律”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一个饭店老板可以发行某种代金券，并在说明中宣布自己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无疑是把自己置于绝对性立法者的地位上了。

人人都在“立法”，必然会导致一种要求获得“立法”权威的角逐。因为，每一个“立法者”都希望自己的“立法”有着更大的权威性，并有可能会不择手段地去谋求这种权威。社会中的个人到政府官员那里去争取支持，政府官员从政府机构那里寻求依靠，政府机构到一些基本法中寻找根据……反过来，一切为“立法者”提供权威“认可”和“支持”的行为，又都期望得到相应的回报，从而把整个社会引入到全面腐败的境地中去了。人们所看到的腐败往往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一切有权力而又未建立起完整的权力制约机制的地方，都

会出现权力腐败。其实，在等级制的条件下，在特权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中，是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力腐败问题的。也许人们会把农业社会统治体系中的权力滥用看作为一种腐败现象，但那只是过度张扬了权力意志，在本质上是合乎权力运行逻辑的，而且，我们可以推测，对其腐败定性还更多地是从现代视角中作出的。当然，农业社会中的贪官也把皇家的权力用于谋取私利了，但是，这与把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用来谋取私利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就腐败作为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种受到普遍诟病的现象而言，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社会治理体系的文明化。我们认为，只有在法制社会中才有所谓腐败的问题，换言之，法制社会总是与腐败相联系的，而且法制社会中最基本的腐败是“立法”的腐败。

“立法”腐败的影响力和破坏力都是极大的。然而，在形成了法制迷信的背景下，人们也许对官员个人权力行使中的腐败行为义愤填膺，而对“立法”腐败往往置若罔闻。这是因为，法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只要是立法行为，人们就根据法的精神而加以接受，就会认为是合理的行为。例如，一个草地管理员立下一块“禁踏草坪”的标示牌，这就意味着这个草地管理员为这块草坪以及可能与这块草坪相关的人的行为进行了“立法”。法制社会的成员会视这种“立法”行为为法的精神的体现，并乐于接收这一立法的约束。立法泛滥是法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努力用“普遍性”、“开放性”等词语来定义正在生成的法制社会，但是，随着立法的泛滥，一个又一个篱笆被树立了起来，一个完整的社会被法隔离成了零零碎碎的片断。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听了一位学者的“铁丝网与资本主义”的讲座，大致意思是说，铁丝网的发明使产权的边界变得清楚了，因而，铁丝网成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在立法泛滥的条件下，每一个立法者都在生产着“铁丝网”，从而使这个社会纵横交错地布满了“铁丝网”，人们的一切交往和言论活动都必须隔着“铁丝网”进行，一个人的生活也被无数“铁丝网”隔离成碎片。人们的思虑所及，人们的视线所至，只要想到和看到了法律，也就看到了“铁丝网”。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法治，无非是用“铁丝网”把人们成功地隔离开来的治理方式。这就是立法泛滥的直接后果。

奥斯特罗姆看到了立法泛滥的问题，而且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他的建议是恢复宪法的权威。对于消除“粗俗的事实”同时又维护法制的权威性而言，这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既然这类问题是在法制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中产生的，那么，恢复宪法权威本身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法制社会要求在形式上有着宪法的终极权威；另一方面，法制社会实际上鼓励“立法”扩大化和普遍化的行为，这又是同对宪法权威的维护相矛盾的。从根本上说，宪法权威与法制理念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冲突，任何解决这种冲突的努力，都只是暂时性的权宜之计，只能起到缓和冲突的作用，而不能最终消除冲突。至多，人们只能要求立法行为基于宪法的精神，却不能制止立法行为的泛滥。一旦出现了立法行为泛滥的问题，人们就忘却了宪法这一根本。虽然在对每一项立法的审查中都可以看到它与宪法精神并不冲突，但是，由于这些立法已经把宪法的精神形式化为具体的规定和要求，从而在充分地诠释了法制理念时却否定了宪法权威。当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都可以立法的时候，宪法权威就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权威了，在实际的法治过程中则是没有任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恢复宪法权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最为根本的是，否定宪法权威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宪法精神得以贯彻的要求，是在宪法精神逻辑延伸的过程中产生的自我否定力量。所以，面对现代政府过程中的这一“粗俗的事实”，其解决方案不是如奥斯特罗姆所设想的恢复宪法权威，而是要实现对法制理念的超越，需要去寻求全新的制度设计方案。

其实，法制的逻辑悖论是不可避免的。奥斯特罗姆在对霍布斯的理论的分析中揭示了这一逻辑悖论。奥斯特罗姆指出：“者，作为法律的终极渊源，高于法律，可以不向法律负责。行使最高权力并拥有最终决策权的人，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不向其他人负责。对社会中其他人来说，他们在根本上就是不法分子(在法律范围之外)。占据这些位置的人是涉及他人利益的自身利益的终极法官”。关于权威的要求与论的观点在归宿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论者是把最终的权威归于人，而论者则是把最终权威归于宪法，在宪法之下有一个执行和解释宪法的权力实体。可见，在法律制度中总难以避免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最高权力实体，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反而拥有法律的解释权和裁判权，即使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权力制衡机制，也缺乏实质性意义。所以，完善法制的追求只要还停留在法制理念之下，就只能是一个空想。只有当人类超越和扬弃了法制的理念，用一种比法制理念更加文明和更加进步的理念取代它，才能真正实现法制。

从现实来看，对法制及其法治造成挑战的还不是它自身存在着的这种逻辑自反，而是各种各样的后工业化迹象正在突破法制的框架。我们知道，与工业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自由市场理念已经是一个不可怀疑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关于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设定就是来源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正是这些人权设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原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一切行为都应当是自由的和平等的，不能受到任何一种力量的破坏，有限政府的设定是为了保证政府中的权力不干涉和破坏市场中的自由和平等，而政府的责任则在于保障市场中的自由和平等不受破坏。在19世纪后期，当市场自身出现了垄断这一破坏自由平等原则的现象时，政府也通过反垄断而保障市场的自由平等原则的责任就浮现了出来。到了20世纪后期，当一个叫“微软”的软件公司走上了垄断地位和破坏了软件市场的自由、平等竞争原则时，反垄断诉讼也就鹤鸣鹊起，然而，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个人电脑用户都默默地使用着它的操作平台系统，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支持着它，迫使反垄断的法律低头，进而也使法制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在软件行业中，“苹果公司”、“谷歌公司”也同样在自己的专长领域中处于垄断地位，他们的行为事实上破坏了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原则，在他们面前，反垄断的法律和行动都显现出了无能为力的状况。这说明管理行政的法治在这些新兴的领域中已经失灵，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创新去应对这种状况，那么日益扩大的逸出法制框架的新的社会现象，就会把人类带入一个全面失序的状态。

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正在冲击着既有的法制框架。例如，在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面前，我们提出了“以法治网”的设想，互联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乱象”也的确让人无法容忍，呼吁着对它的治理，但是，“以法治网”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管理措施得以实行，是建立在个人用户知识和技术“低能”的前提下的。在逻辑上，它必然会倾向于造就

知识和技术的控制，使个人用户变得更加低能，一旦个人用户在知识和技术上的能力得到提高的话，就会出现网络上的“农民起义”，就会使网络法制陷入瓦解的境地。历史经验证明，每一项重大的科学技术革新都必然会对既有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构成方式提出挑战，会要求以社会变革来适应它的要求，如果社会不能实现相应的变革，就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一切试图阻碍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措施都失灵的时候，就会迎来一场革命。今天，我们的“以法治网”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管理措施在逻辑上所包含的这种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内涵如果反映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的话，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呢?所以，面对正在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和新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够固守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传统理念和既定模式，我们需要以制度创新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去适应正在呈现出来的新的社会要求。

七

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把秩序放在首位的，而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秩序供给。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社会秩序的要求以来，政府总是扮演着秩序的供给者和代表的角色，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社会秩序的保证。但是，政府无论是通过统治的方式还是管理的手段去供给秩序，都表现出了对既有秩序的强化。虽然我们常常见到所谓恢复和重建秩序的提法，在实际上，则是对某种已经存在秩序的恢复和重建，而不是对秩序的创新。政府往往希望把已有的秩序确定下来，只是当一种秩序包含着严重的危机因素，甚至危机已露端倪的时候，才会以改革的方式谋求对秩序的恢复或重建，很少有政府会做出主动建立全新社会秩序的努力。在人类社会的自然演进过程中，社会秩序最为集中地表现出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虽然人类历史上经常出现失序的问题，一般说来，对失序状态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秩序性质的根本性改变，在很多情况下，秩序的恢复和重建都表现为在原已存在的秩序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当然，从人类社会的某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会提出建立一种全新秩序的要求，而从现实来看，往往是通过首先恢复旧秩序然后再加以改进的方式推动秩序性质的改变。所以，秩序的演进总是表现为一种渐进的过程，与社会革命相比，它有着较强的被动性的跟进特征。从近代史的早期情况看，从统治秩序向管理秩序的过渡并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一蹴而就的，管理秩序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建立起来的，经历了一个从统治秩序向管理秩序转变的几个世纪的渐进过程。

总的说来，对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憧憬和描述往往是充满浪漫情怀的思想家们乐意为之的事情，而从事社会治理实践的人更倾向于在既有秩序的基础上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即使既有的秩序已经是它所无力维护的了，它也总是满足于提出一些修修补补的方案。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因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者们倾向于对既有秩序的维护，才使试图打破既有秩序的力量积聚起来，并导致了社会革命，从而突破了秩序的框架，使社会进入失序状态。但是，革命发生了，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秩序并着手于恢复和重建秩序，而恢复和重建的秩序往往又成了旧秩序的复制品。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怪圈。尽管通过社会革命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会对恢复和重建的秩序加以改进，使其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为之所承受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这往往是被看作为革命的成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条件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还应付出巨大的革命成本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由我们建构全新秩序的自觉性程度决定了我们是否会为革命付出巨大成本。

后工业化显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可以与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相比。也就是说，后工业化进程将意味着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农业社会的统治秩序在工业化完成后不再适应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的话，那么，工业社会的管理秩序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将面临遭受扬弃的命运，后工业社会必然会提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要求，这种社会秩序可能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也不同于管理的合作秩序。今天，我们还处在后工业化的起点上，然而，各种各样的新生社会构成要素迅速涌现，许多新的社会现象都在展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发展前景。例如，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我们已经看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正在生成，正在一点一滴地打破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可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不仅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历史将走向终结，而且政府独大的局面也将失去合理性，除了政府之外，还会有许许多多社会组织承担着社会治理的责任。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政府都会继续存在下去，并能够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政府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的定位、政府的职能以及行为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此时的政府将不再是管理型政府，更不是统治型政府，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其定义为服务型政府。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建构起服务型政府?我们如何去保证后工业化的路径不是工业化路径的复制?从秩序供给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可能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路径。

首先，对于既存的政府而言，是一个秩序选择的自觉性问题，是极力维护工业社会确立起来的既有秩序模式还是自觉地去用一种新的秩序模式取代既有秩序?如果政府以维护既有秩序为其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的话，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一个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并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局面，但是，新的社会构成要素以及新的社会现象所包含着的对既有秩序形成挑战的因素就会被积聚起来，直到有一天突然暴发，让社会付出巨大的社会失序成本。所以，政府必须在维护既有秩序的前提下自觉地根据社会发展中包含着的新秩序要求而去作出安排，逐渐实现对既有秩序的更新。总之，政府必须在秩序的供给方面有着一定的自觉性，应当意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提出新的秩序要求，应当自觉地发现所应建立的新秩序的性质和特征，并对实现新秩序的路径加以自觉地设计。显然，政府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极易受到现实问题的引导，会把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在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一般说来，这种工作思路往往会把政府领入强化控制的方向上去，会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去研究加以控制的方式和方法。这样做，可能在对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上都有着优异的表现，而在总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则是压抑矛盾和积聚否定性能量的过程，总会有一天走到一个全面失控的境地。这说明，政府走出“让问题领着走”的局面并确立起秩序建构的自觉规划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在后工业化这样一个急剧社会变革的时代，政府在秩序供给方面的表现也反映在政府自我维持或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如果政府出于自我维

持的需要而坚守既有秩序的话，就会在强化秩序的过程中逐渐地在社会控制方面层层加码，同时也会使自己在规模上不断地膨胀，在控制手段上不断地升级。这样的话，在不断发展着的现实要求面前，政府就会逐渐地显现出保守的一面，就会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势力，直至站到社会的对立面上去，被社会发展的前进动力所摧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所谓开明的政府会不时表现出面对不断增长的社会新生因素的妥协，希望在满足那些不对其既有模式提出实质性挑战要求的同时而增强自身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而其基本取向却是服务于自我维持的需要的。这样做可以使其生命过程得到延长，却不能避免最终受到抛弃的命运。与之相反，一个自觉地进行自我否定的政府则会主动地去认识社会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趋势，并自觉地对自我加以改造，把一切对自我存在形成挑战的因素都看作是激发自我变革的动力，不是试图扼杀那些相对于自我的异质性因素，而是努力根据对那些异质性因素的认识和理解去谋求改造自我的方案。

从人类的知识积累和理性进化的角度看，现在的政府应当说能够作出自我否定的路径选择。如果说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是情感改变社会而理性重塑世界的话，那么，后工业化将是一个理性进程，改变现实和塑造未来的行动都应当纳入到理性的范畴之中，应当首先表现为政府对理性的运用。面对后工业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新的要求，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自觉地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变革。当政府自身走上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变革的征程时，就会认真地体察社会的秩序要求的性质和内容，就会创建出全新的秩序供给方式。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一种对既有秩序形成挑战的力量，所以，在如何供给秩序的问题上会产生争议。历史上，儒家思想的滥觞和18世纪启蒙思想的发萌，都展现出了构建新秩序的成功范例。我们需要从中去发现这两个伟大时代中的伟大思想家建构新秩序的思维路径，并加以学习，而不是把他们所建构起来的任何一种秩序搬到今天来。从近些年来的情况看，有的人试图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名义下寻求社会治理方案，并期冀以此提供社会秩序。这是荒唐的，因为，作为中国文化典型形态的儒家思想有着既定的生成背景，也有着特定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它是适应农业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文化，根据这种文化而建构起来的治理方式也仅仅适应等级身份制的社会。我们今天处处树立孔子像，仅仅表达我们对古圣先贤的尊重，而不是用他的思想来设计今天的社会治理模式，除非你把人类重新拉回到等级身份制的状态中去，否则，你试图用儒家思想来设计治理方案的做法就会显得滑稽可笑。打个比方，你可以把孔子像建成一座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当你在设计成孔子发髻的顶层旋转餐厅中对外环视一周后，相信在孔子像中就会发出一种感叹：“世界是平的”。面对一个“平的世界”，“礼治”如何可能?

也有一些人要求承认近代早期启蒙思想中一些基本原则的普世价值地位，就这种做法而言，如果不是出于依附工业社会某种话语霸权的愿望，那就是非常幼稚的。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主导性价值，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竭力到古希腊那里去寻求某些素材来证明启蒙思想某些原则的普世价值，但是，希腊后期以及整个中世纪的历史状况却不予支持。如果工业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的话，那么，启蒙思想中的那些原则又如何具有普世价值呢?基于启蒙思想的那些原则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又怎么会具有永恒意义呢?事实上，工业社会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顶峰，正在受到澎湃激荡的后工业化浪潮的冲刷，启蒙思想的历史使命正在走向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承认启蒙思想中的那些原则的普世价值将意味着什么呢?工业社会的秩序模式正在失去其价值，所谓“普世价值”的幻影正在破灭，后工业化必将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必将在新的价值的基础上建构全新的世界。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则要求政府率先去发现这种新的价值并根据这种价值去实现对自我的重建。一旦政府成功地完成了自我重建的任务，它所供给的社会秩序也就是一种全新的秩序。

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政府的自我否定不仅是一个自我重建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对社会加以重建的问题，政府的秩序供给所包含着的恰恰是一个塑造什么样的社会的内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行政改革来看，从属于效率目标的管理行政正处于一个解构的过程，但是，基于近代传统的观念却成了政府改革的限制性因素，严重地束缚了改革中的创新举动。因而，人类的生活境遇不仅没有在改革中看到优化的迹象，反而在风险社会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我们知道，管理行政模式被设计出来的时候，所遵从的是合理性原则，在制度安排、组织结构和运行程序上都可以实现科学化，而且总是朝着理想的技术标准努力，即使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使管理行政出现了不适应的问题，也总是可以在技术追求中得到解决。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9

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外交文献中才首次出现“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的提法（见江泽民和希拉克1997年5 月16日签署的《中法联合声明》），我们把它简称为“一个世界”。在此前后，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重申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首次提及“全球化趋势”，表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了解了从“动荡”到“秩序”，从“两个阵营”──“三个世界”──“东西南北（方）四个字”到“一个世界”的大背景，才能真正领会“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进而探讨什么是“世界新秩序” 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与世界新秩序的种种复杂关系。

世界秩序的三种结构

世界一词，源出佛家语，与宇宙同义。世指时间，界指空间。《楞严经》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后来，世界也被用来指世间、人间。直到近代以前，汉语中的世界并不具有国际体系的意思。当代国际政治学中世界体系的概念，则有两层不同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国家间关系体系，简称国际体系。根据罗伯特。蒙代尔、亚历山大。斯沃博达、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说法，一种国际体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第一，要有“多种多样的实体”，它们可能是进程、结构和行为者，甚至也可能是行为者的属性；第二，这个体系具有“有规则的互动”的特征，也即可以在共同特征始终不变的连续性基础上，发生从偶尔的接触到国家间深深的相互依赖的变化；第三，要有某种调整行为的“控制的形式”，它可以是这个体系的非正式规则，也可以是正式的规章制度。再者，它还有一个含义，即这个体系必须有一些将其与其他体系以及其所处的巨大环境区别开来的界限。直到现代史开始之前，地球上还没有任何单一的国际体系，而是存在着好几个国际体系，并且相互间很少有甚或没有任何接触。世界体系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全球体系。全球体系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国际体系在规模上的扩大，而且具有更加复杂的结构；它不仅是国家间关系体系，而且是多层次的多元体系，其主体不限于主权国家。

世界秩序既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的国际秩序，也可指整个地球的国际秩序，即全球秩序。

基于上述定义，读者从本文后面的分析中不难理解，为什么笔者在题目中选择了世界新秩序这一用语而没有采用更加流行的国际新秩序。

根据体系内“互动”的“实体”之间调整行为的“控制形式”的不同，可以定义三种不同结构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或称霸权结构，世界多极化或称均势结构，世界共同体或称一体化结构。在历史上，这三种世界体系的理想与现实是依次出现的。每一种世界体系，均有相应的世界秩序。

弗兰茨。舒尔曼指出：2500年以来的世界史中，有一些（并不是太多）混成的通常是由（但也不一定是由）皇帝统治的疆域庞大的帝国。在西方，有些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寿命很短，有些像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则延续很长时间。在非西方世界，最大最悠久的帝国是中华帝国，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的帝国则是波斯帝国（公元前550 —331）。帝国不仅意味着征服，而且给广大的疆域与众多的人口带来了一种秩序，将其隶属于帝国所管辖的政治体系之内。 2500年以来，由某些长久存在的帝国产生的世界秩序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政治形式。鉴于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应当有一个有别于帝国的词来描述之。他认为，用中文的“天下”一词较为妥当，“天下”可译为英文“world realm ”（世界王国）。

一个世界王国得有如下特征：（1 ）有一个强大的政体，有效地统治庞大的区域和文化上多元的人口，（2 ）有一个世界秩序，有效地在其管辖领域及其周边地带维持和平和繁荣，（3 ）形成一个文明，被自己以及他人所接受，却不用取代任何民族特有的文化。

在近代欧洲形成国家体系或曰国际体系之前，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在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让位于“文明状态”时，国家秩序与世界秩序是结伴而生的。一个文明国家的成熟，离不开对它有利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庞大国家机器的建立往往需要具有在世界体系内汲取资源的能力。匈奴一旦失去对西域与中亚的控制，它本身的帝国便无法维持；而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正是蒙古民族国家诞生的前提条件。根据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家国与天下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适用于家庭和国家的秩序也就是天下的秩序。章百家认为：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任何国家还不存在今天人们所理解的那种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中国人虽然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就创造并使用了“外交”这一词汇，但这个词最初的含意是“人臣私见诸侯”。“外交”指的是天子脚下诸侯之间的擅自交往，仅限于华夏文明的范围之内，华夷之间的往来并不在此列。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实际是只知有王权，不知有国权。在处理对外事务和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宗藩和纳贡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的权威，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定期向中国皇帝朝贡，并接受中国的保护。这一制度是统治中国的“天子”对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对外方面的一种自然延伸。它的核心是王权之间的主从关系。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制度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念。不过，这一看法却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因为，事实上，古代中国人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几乎毫不关心，没有谁费心去构想所谓“世界秩序”的问题。在外部世界看来存在着的“中国中心观”，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则始终是一种若明若暗的意识。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后，清廷才开始翻译国际法，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使节，将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天下秩序”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份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世界性帝国或曰世界王国的历史阶段便告结束。曾经有人想要重温旧梦，例如希特勒便企图建立所谓“千年帝国”。

也有人说，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如果“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冷战中占了上风，就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帝国。但是，20世纪所有的帝国梦都以失败告终，希特勒自杀身亡，“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没能扩张到全球，甚至连其大本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自身不保。

有些学者将多极化世界进一步分为两类：二元结构，即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调节各自实力范围内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关系；均势结构，即三个或更多的国家通过施展外交手段手段、更换盟友以及挑起公开冲突来控制相互的行为；并认为前者是比较不稳定和相对短命的。然而，究竟何者更为稳定，在学者之间还有争论。在本文中将不作这种区分，只是把二元结构视为均势结构的一种特例。

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最初以“欧洲均势”的形态出现。第一位系统提出“均势原理”的是伯纳多。鲁塞莱（1449～1514）。他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当时意大利北部梅迪西、斯图萨斯、维斯康提和邻国之间的争斗。马基雅弗里曾讨论过意大利城市国家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外交角逐，指出这些国家“关切的是力量的均衡”。英国人用以维系自己对欧洲大陆影响的“均势原理”是“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英帝国利益”。1713年参加西班牙继承战争的各交战国签订的“乌得利支和约”第一次把“均势”载入国际文件。18、19世纪英、法、俄、普、奥欧洲五强争雄，都把均势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时期被称为“均势理论”的“黄金时代”。

转贴于 1789年，杰里米。伯塞因在《立法原理和道义概念》一书中首先使用了“国际关系”这一词汇。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出现与国际法渊源甚深。而国际法赖以存在并不可缺少的条件则是均势结构。《奥本海国际法》第2 版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国际大家庭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平衡即一种权势均衡时，国际法才可能出现。”反过来说，国际法的出现，又给均势结构带来了一种合法性。亨利。基辛格说：“（合法性）意味着所有大国都接受这种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或者起码是没有哪个国家像缔结凡尔赛条约之后的德国那样对国际秩序如此不满，以至于用一种革命的外交政策来表达自己的不平。一种合法秩序不可能消除冲突，但却能限制冲突的范围。……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即通过谈判来调整差异）只可能存在于‘合法的’国际秩序中。”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重视国际法，多次带头听取国际法讲座，显然是思想解放在外交领域的体现。

均势结构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均势逐渐扩展到全球均势，最终以单一的世界秩序取代了几个彼此隔绝的世界秩序。不论多极化还是二元对峙，或者一超多强，都是均势结构的变种，都没有改变权势均衡的基本规则。均势结构虽然能够带来暂时的和平，但它没能避免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没能控制冷战时期疯狂的军备竞赛和消除人们对核毁灭的恐惧，更不用说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了。因此，均势结构不是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戴维。齐格勒说：“战争的爆发是因为没有一个超级权力来阻止它。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无政府状态。假使有一个世界国家，它将提供一个超级权力来结束无政府状态。”

世界大同或者说建立一个世界各国的共同体，是人类久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在东方，从孔夫子到康有为，都把大同视为最高层次的理想。在西方，当领地国家的兴起把神圣罗马帝国从基督教世界的实际政治组织，变成空架子和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时，著述家和政治家们就越来越多地思索要为西方失去的政治统一寻找替身。16世纪的伊拉斯谟，17世纪的絮利、克吕塞、格劳秀斯和威廉。佩恩，18世纪的圣皮埃尔神甫、卢梭、边沁以及康德，对于19和20 世纪为解决国际秩序与国际和平问题所进行的实际努力来说，他们都是伟大的思想先驱。这些旨在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秩序的种种努力，其道德基础在于人类关系中的人道和文明特性，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中，这些特征有了增长。启蒙运动的哲学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都主张尊重人生并促进人类幸福。19和20世纪伟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就是从这些主张中得到启示的，因此，把法律、和平和秩序的范围扩展到国际事务的领域中，就成为人道主义者在当代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

我们把世界共同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世界政府，即有一个掌控全球最高权力的单一的统治当局，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机构。另一种是世界联盟，即由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自愿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些国家把其部分主权委托给由它们建立的国际组织。通过国际会议制定国际法可以视为是国际组织的雏形，通常它的背后并无可依赖的常设机构。“作为国际法后盾的最重要的制裁不仅是各行为者的自我约束，而且还是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不存在国际法或它基本上被置之不理，有关各方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面临更大的困难。”有人认为，世界联盟是世界共同体最佳的也是唯一可行的模式。E.拉兹洛指出：“管理一个世界系统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只需在选定的世界秩序范围内有一个有实效的和高效率的导引机构。必须认识到使多样性和统一性平衡的重要性，必须确定需要在世界层次上作出决策的范围，必须建立必要的国际机构并赋予真正有效的充分的权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世界联盟是世界一体化的低级形态，是通向世界政府的一种过渡。

建立拉兹洛所说的国际导引机构的实际行动始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建国际联盟的努力。因为，世界联盟是平等国家间的体系，而均势体系的条件之一是“需要一种国际体系的权力等级制”，至于世界帝国，更是以帝国中心对边缘的压迫和剥削为基本前提。承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正是威尔逊主义的一大历史功绩。威尔逊主义认为，多少世代以来在处理内政方面被视为自由民主基本要素的理论和实践也可以应用于处理外交。均势的体制从此不可再信，应当用所谓“权力共同体”和“有组织的普遍和平”来取代欧洲列强的传统均势政策。各附属国的人民都应赋予独立，“应根据特别法规成立国际联盟，以便对大国或小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国际联盟要建立“在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在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下的法治”，“遵循唯一的准则就是有关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由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阻挠，美国最终没有参加由美国总统发起建立的国际联盟，威尔逊主义的原则也没有能够真正落实。但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火炬后来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接了过去，成为联合国宪章的思想源头。

但是，思想界和舆论界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已经不满足于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方案。他们主张的不是世界联盟，而是一个世界政治社会。世界或者至少世界的主要部分，将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设有法律和司法机关，以代替议会、条约和联盟。国际主义将让位给以下述前提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这个前提就是世界是一个单位，一个整体，这个“地球村”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或国家。康德相信，一个“自由国度的联邦政府”将创造出“国家间的永久和平”。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的最后一章中宣称，世界所需要的是“人的联盟”而不是“国家联盟”。他要求建立一个世界合众国，有一个世界宪法，里面规定主权从各个国家转交给一个中央权力机关。1945 年原子武器的发展和随后的年代引起许多有思想的人得出这一结论：只有立即建立一个普遍参加的共和国才能避免文明的毁灭，甚至可能是人类本身的毁灭。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中包括艾伯特。爱因斯坦、威廉。道格拉斯、罗伯特。赫琴斯、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诺尔曼。卡曾斯等人。

迈尔斯。凯勒提出了国际秩序的两个定义──一个最低限度的和一个更为广泛的，每个都与“秩序”一词的一种特定常规用法相一致。最低限度的定义是消极秩序，即避免最坏情况：大国之间的战争，或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类似情况：在主要经济大国之间爆发经济战，从而导致相互隔绝与全球经济繁荣的严重衰败。更为雄心勃勃的是积极秩序：通过联合行动进行合作以实现所有各方都希望达到的目标。这种联合行动的例子可以是大国维持和平（减少大国关系范围之外的暴力），也可以是诸如保护环境这样的全球性任务。当代的世界主义者或者说“全球主义” 者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国家间关系的层次，而在更宏观的全球性问题和更微观的人的福利与全面发展问题。在他们的眼里，国家已经从黑格尔的“最终目的”跌落到全球体系──国家──地区──社区──个人连续体的一个中间环节的位置，成为在世界秩序中与跨国公司、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并列的多元主体之一。

在世界联盟中，国家主权会被侵蚀和削弱；在世界政府中，神圣的主权将不再为民族国家所有，而移交给更高一级的中央机构。对于各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反对意见，正是集中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王逸舟经过认真细致的梳理，辨识出对于让。博丹以来的古典主权概念的十个当代制约因素。王飞凌则认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 ）是一个美好有益的国际政治秩序，无论国际关系中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哪样事情值得我们为之替换或为之损害IPA 体制。必须捍卫和确保IPA 世界秩序，保护各国主权，以及各主权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分立。

在世界秩序的三种结构中，帝国结构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在某些希特勒式狂人的头脑中还保存着世界帝国的梦想；均势结构如日中天，继续处于从欧洲秩序向全球秩序的百年扩展之中；一体化结构蓬勃发展，正在实现着从理想到现实的惊险的一跃，同时也遭遇到强烈的反抗，前途尚不十分明朗。

新秩序与旧体制

世界秩序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是在历史中不断变动与发展的，因此自然会有新秩序与旧秩序的区分。近二三十年来，不时有人呼唤世界新秩序或者国际新秩序，呼声时高时低，音调则不甚和谐，给人以各说各话、各唱各调的嘈杂感。为了从中理出头绪，首先要对什么是世界“新秩序”作出一个界定。新秩序是原来的世界秩序在性质上、特征上出现显著变化的结果，而且这种变化应当意味着一种改进。当然，新秩序既然是从旧体制脱胎而来，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后者的痕迹。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全新的东西。

吉尔平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来描述国际政治变革的类型学模式。他区分了国际政治变革的三种类型：体系的变更、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体系的变更包括国际体系本身的特征所发生的主要变化，体系的特征主要是指构成该体系的各种实体或主要行为者的性质，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由该体系最重要的实体如帝国、民族国家或者多国公司等所决定的。

系统性变革涉及一个国际体系统治的变化，是一种体系内部的变化而不是体系本身的变更，它包括：权力在国际上分配的变化，威望等级的变化以及体系中具体规则和权利的变化。互动的变化，其含义是指一种国际体系中的行为者之间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互动、或者是各种进程的变化，这类变化不包括该体系权力和威望的所有等级的变化，但通常包括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和规则的变化。我们认为，仅有互动的变化尚不足以称之为世界新秩序，只有体系的变更和系统性变革才能带来世界秩序的真正革新。

1973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第二年，应不结盟国家会议主席国阿尔及利亚的要求，联合国大会举行第六次特别会议，发表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同时通过了“行动纲领”。但是，此后并没有取得多少实际进展。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发起了一场要求建立“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斗争，除了令少数发达国家难堪并引起激烈争吵外，人们并没有就此达成共识，更谈不上取得实际成果。美国、英国和新加坡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8年，对该组织工作的重新评价导致了“回到源头去”即回到原先委托它负责的优先活动领域的决定。进入九十年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摆脱了关于“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争吵，赞成实施一项“通过言语和形象促进思想自由流动”的新战略。

我们将上述种种“新秩序”称为“新秩序0 ”，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它们真正勾画出了一种世界新秩序的图景。首先，它们只涉及“互动的变化”；其次，即便在这个层次上所期望的改变也并不具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进步作用。如果提出“新秩序”只是要表达一种小国与大国、穷国与富国平等的愿望，那么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威尔逊主义早已作出了类似的宣告。哈罗德。尼科尔森评论道：威尔逊主义首次将平等主义思想引伸为包括各国之间的平等，这一要求的含义后来被错误地解释为小国与大国平等的不只是权利，而且就连最小的国家的意见和投票的有效性都等同于大国。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现实，而且造成了思想混乱。不提出真正有创意的制度设计，即使通过一百个宣言和纲领也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如果把建立石油出口国的卡特尔作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样板，以此否定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体制，那就只能被认为是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受欧佩克组织的石油垄断行为打击最严重的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况且，市场垄断行为只能奏效于一时。1981年10月的“第二次石油冲击”，欧佩克把石油价格提高到每桶34美元，但随着市场规律逐步发挥作用，需求减少，供给增加，1986年后欧佩克不得不放弃官价，听任油价随市场波动，每桶约在16至18美元，最低时曾跌进9.85美元。随着油价的下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低落了。同样，由于不能在各国“信息和通讯民主”与新闻自由、“人民的权利”与普遍人权之间建立一种均衡的架构，所谓“世界信息和通讯新秩序”的争吵最终不过是一场杯中风波，丝毫也没有改变国际新闻界的实际格局，肯尼亚或者赞比亚听众对BBC 和美国之音的依赖仍然超过对本国官方媒体的信任。

1988年9 月21日，邓小平在同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会谈时指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年12月，印度总理拉迪夫。甘地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中印联合新闻公报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1992年1 月31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阐述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主要内容是：（1 ）这种新秩序应该是同过去那种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旧秩序相区别的一种崭新的国际关系；（2 ）这种新秩序必须规定各国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都有权参与协商解决世界事务，而摒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和由一两个和几个大国垄断国际事务；（3 ）这种新秩序必须承认各国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某种特定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别的国家；（4 ）这种新秩序必须规定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国际争端应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而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武装入侵和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5 ）必须改变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代之以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中（1 ）和（5 ）强调新秩序应有别于旧秩序，（2 ）重申了威尔逊主义的大小国家平等的原则，（3 ）和（4 ）则突出了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实践，把国际新秩序的设想落实在基于与各大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或 “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世界多极化格局上。中共十五大报告认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中法联合声明》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多极化”，“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实现“均衡的世界”，促进世界各方面的“平衡”。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首先实现地区一体化来参与世界多极化进程。秘鲁总统藤森指出：只有“谋求一体化”才能使拉美“作为一个集团置身于新的国际秩序”。哥伦比亚总统加维里亚认为，“为了参加到正在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中去，拉美国家必须把自身的联合和团结作为主要的任务”。以上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设想均属于吉尔平所谓国际体系“系统性变革”的范畴，我们称之为“新秩序 1 ”。

从表面上看，新秩序1 并没有脱出几百年来业已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均势结构的窠臼。

基辛格指出，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局更接近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它包括至少六个强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很可能再加上印度──和许多中小国家。“主权”、“均衡” 云云，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新秩序1 确是一种世界新秩序。均势结构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世界秩序，在它的扩张过程中，吞噬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帝国的旧秩序。“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加入过均势体系。两次大战以前，美国得益于均势体系却用不着参与其纵横捭阖，同时还可以随意谴责这一体系。”二战后，美国却成为扩展了的国际均势体系的支配者。人们普遍相信，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新的国际均势体系中的主要角色。新秩序1 之“新”，主要的方面还不是《中法联合声明》所说的“从原有的两极体制向多极化过渡”，因为这种变化过去也有过；而是均势结构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从欧洲均势、大西洋均势扩展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均势。

基辛格说：“均势理论家们总是塞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均势是国际关系的自然形态。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均势体系很少出现。“在西方，均势发挥作用的实际例子也仅限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以及产生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欧洲国家体系。”这些历史上的均势体系均存在于单一的文明圈内，而未来的新秩序1 却是跨文明的全球秩序。显然，新秩序1 向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的均势体系所需要的意见一致是由共同的文明（包括共同的宗教、语言和政治体制等）提供的，新秩序1 赖以存在的意见一致则需要多种文明的对话与磨合。要建立“多极”、“多元”的世界秩序必须首先解决基本共识问题：究竟是通过化约的方式即从诸文明中找到普世性的共同价值标准（多元价值观的交集），还是通过和合的方式即在诸文明相互渗透相互较量过程中吸收各种优质成份合成一个新的共同价值标准（多元价值观经过筛选的一个合集）。如果既不能异中求同又不能变异为同，只是一味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就可能诱发一场文明之间的“圣战”，而不是实现一种“新秩序”。

1990年9 月，在苏东波和海湾危机的高潮中，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很快便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空前广泛的支持和反响。在1991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说：一种“世界新秩序”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也是一种机会”。“在海湾，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曙光──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一致地认为不能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而且在这种共识受到破坏时世界将作出反应，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社会。在海湾，由于这个世界的主要国家对侵略者采取联合行动和集体制裁行动，我们看到联合国发挥了它的创始人梦寐以求的作用。”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建立世界新秩序──在新秩序中，把不同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事业，这就是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和安全、自由，以及法制。”从“世界社会”、“集体制裁”、“人类共同愿望” 这些用语中可以看出，这里谈论的不是吉尔平定义的“系统性变革”而是“体系的变更”，也就是说，不是均势结构的扩张和改造，而是如何创建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新秩序。

我们把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新秩序称为“新秩序2 ”。

新秩序2 的形成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同质化与一体化，二者本身又是相互关联的。功能主义的国际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体系之所以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并保持它，是因为它的成员普遍遵守一些共同准则，并普遍同意所在的体系结构。这种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关于程序的意见一致和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一致。前者是对政治框架和解决问题的法律过程达成的一致，后者是对政治体系解决问题的办法达成的一致。关于程序和实质问题的意见越是一致，政治体系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康德早就断言在民主与和平和平之间存在着联系，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兵戎相见。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中说：“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这样一种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大国都是民主国家，而且许多国家加入市场经济民主国家大家庭。” 这实际上是马丁。怀特所谓“康德传统”的延续，这一思想流派包括所有把国家的内在结构看作国际政治中心问题的学者。当各国普遍实行民主化时，让民主国家向民主的国际组织移交部分权力，逐步实行世界范围的政治一体化，就会变得比较容易，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厄恩斯特。哈斯的说法，一体化就是说服若干不同国家环境的政治领导人将其忠诚、期望和政治活动转向一个新中心的过程，一体化使国际组织的体系同各民族国家成员国创造的环境之间的分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现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原来普遍认为属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事务，除了针对儿童和难民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及致力于反对毒品和恐怖主义的警察行动外，还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护地球环境和调节世界金融体系方面采取联合行动。最近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得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与权威格外突显于世人面前。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和在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发言指出：行用几个世纪的绝对的和排他式的主权学说已不再成立；人权消除了历来在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所划分的界线，引起法律上新的渗透性；当事实证明国家不配完成保护人权的任务的时候，当它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基本原则的时候，当它们不仅不是个人的保护者、反而成了他们的迫害者的时候，就必须提出采取国际行动的问题。

转贴于 新秩序2 固然比新秩序1 要求更多的创新因素，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传统的复归。当布什说“我们周围的旧的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时，他指的是雅尔塔体制的崩溃。尽管雅尔塔体制是二战后冷战体制的核心，但并不是旧的世界秩序的全部。斯坦利。霍夫曼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说，在战后的全球范围内，有三个秩序结构：（1 ）审时度势的秩序，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的博奕规则；（2 ）联合国；（3 ）西方世界的经济秩序。战后初期所形成的西方世界经济秩序中，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中的（1 ）即雅尔塔体制在冷战时期的延伸，（2 ）和（3 ）我们分别称之为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和布雷顿森林体制。雅尔塔体制是三大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勾心斗角的妥协产物，其结果是承认了苏联在战后的势力范围，确立了基于实力政策、强权政治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均势结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则是外交和经济专家长期探讨反复磋商的产物，代表了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理想主义的构想。由于苏联在波兰临时政府的组成问题上破坏了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默契，丘吉尔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警告说：“展望将来，如果你和你统治的国家，加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均排列在一边，而那些聚集在英语国家周围的各国……站在另一边，这很难使人得到安慰。很明显，他们的争吵将使世界分崩离析。”战后的世界秩序正是像丘吉尔预示的那样演化的，雅尔塔体制从大国合作宰制世界迅速地滑向了大国对峙长期冷战的格局，并将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完全笼罩在局部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的硝烟之下。联合国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执行机构蜕变为外交家的清谈馆，布雷顿森林体制则从拟议中的世界经济秩序缩小为西方世界的经济秩序。九十年代人们所呼唤的世界新秩序，实际上就是抹去历史覆盖的灰尘、重新焕发出亮丽光彩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布什说，“我们看到联合国发挥了它的创始人梦寐以求的作用。”1992年9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认为，联合国是唯一能够“建立一种较为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机构”。中共十五大报告也认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要“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事实上，五十多年前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在今天一点也不过时，其中宣告的四大目标──“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火；重伸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力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就比国人现在常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更加全面和完整。

有人认为，新秩序1 和新秩序2 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向，它们相互竞争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面貌。其实不然，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兼容，并且相辅相成。新秩序1 侧重于世界秩序从不完全的国际秩序向全球秩序扩展这一方面。当然，量变往往会带来质变，囊括多种文明体系的全球均势结构必然具有不同于在单一文明体系中产生的国际均势结构的特征。新秩序2 则侧重于世界秩序的深化，即从均势结构向一体化结构的转变，其现阶段的目标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实现人们久已期盼的世界联盟。扩展和深化，二者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搞成两张皮。如果执意将新秩序1 与新秩序2 对立起来，就会重蹈雅尔塔体制压倒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强权政治蹂躏理想女神的覆辙，把世界引入一场新形式的全球性冷战。

迈尔斯。凯勒指出：“在下一个十年里，很可能出现自19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即大国会发现从自己的战略或经济原因来考虑，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没有多少用处。……

前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可能就会完全被排除在正在出现的新秩序之外。大国不愿意使用经济或其它手段的情况还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所强化：即许多的无秩序将不是由损害其它国家利益的国家造成的，而是由这些国家自身的瓦解造成的，……尽管对某些弱小的社会来说，大国对发展中世界的干预是产生许多灾难的源泉。但是许多前第三世界地区的边际化所带来的只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大沼保昭最近预言：21世纪的世界将成为以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信念和信息为核心的庞大的”超国家力量“同在实力方面处于劣势而人口却占压倒多数的”坚持国家的力量“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发达国家实现世界一体化目标有两种战略选择，最理想的途径是通过改造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同步推进一体化进程；更现实的途径是先在小范围内加快一体化进程，形成未来世界共同体的一个紧密核心层，再把那些自愿参加的发展中国家吸收进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一体化仍然顾虑重重，态度不甚积极，现在发达国家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后一种途径。

1990年欧安会首脑会议签署的《巴黎新欧洲宪章》宣称，必须把自由、民主、多党制、私有制等作为未来国际秩序中必须采纳的普遍原则，“完整、自由的新欧洲”将作为世界新秩序的“样板”。美国在盟国的支持下大力推进北约东扩，试图让由它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未来更大范围内集体安全保障机制的雏形。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巴黎欧安会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北半球合作带”构想。他说：“欧洲的空间超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地理范围。它包括延伸到太平洋岸边的苏联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加拿大”，这种合作“将会支配实际上囊括地球整个上部的空前强大的共同体的潜力”。

戈氏的构想得到西方大国的积极响应。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呼吁建立“包括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以东一直延伸到北美大陆所有国家的民主国家大联盟”；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称，美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从温哥华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

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说，“工业化民主国家”为建立世界新秩序“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另一位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认为，理想的世界秩序“最好是由参加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七国共同管理和平”。现在，七国集团已经正式吸收俄罗斯参加，扩大为八国集团。韩国的新旧两任总统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全球化与全球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并把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作为首要的国家目标。上述种种的共同点，就是绕开联合国组织，试图寻找一条世界一体化的捷径。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固然可以不受自己所不喜欢的行为准则的约束，增加了国家自豪感和行为自由度，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自动放弃了参与制订未来世界共同体规则的权利。

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建设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上不能形成共识，鉴于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设想在一体化的发达国家和分散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性均势结构即北南对峙的格局，是完全不现实的。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建立新兴力量运动会与奥运会分庭抗礼的失败教训，就是前车之鉴。比较可能出现的倒是一个由已经参加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被它排斥在外的国家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型的世界体系，而中心──边缘型的内部结构正是世界帝国的特征。这将是一种崭新形式的世界帝国，一种经济和文化的世界帝国，一种囊括全球的世界帝国。至今被排斥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的中国，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个未来帝国的轮廓。

世界秩序从相互隔绝的若干个世界帝国向全球均势转化，并不是由这些世界帝国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然后大家摇身一变，齐唰唰地变成多极化结构中的一极；而是在其中的一个帝国范围内首先产生一种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体系，然后再扩张到全球范围，与这种扩张相伴随的是一些帝国的毁灭，一些帝国的衰落，以及所有这些帝国的内部转型。尽管不应当排除全球同步一体化的可能性，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先形成国人所期待的全球均势结构即新秩序1 ，再在新秩序1 状态下谈判新秩序2 的规则与实现途径，希望十分渺茫。全球一体化更可能是局部一体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全球大小国家平等谈判的结果。

孤立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当人们谈论秩序时，通常是指一种有规则、有常度、比较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关系格局，但有时只是指一种相对简单的局面。《辞海》中秩序的第一个义项就是：“犹言次序”。

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世界新秩序的出现。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前提是要把新秩序理解为新次序，而且要把排座次的范围局限在经济总量上。对于购物来说，按次序排队就是有秩序；对于国际关系而言，各国经济实力的新次序却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世界新秩序。历史上常常出现的倒是，新次序成为世界动乱的根源。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德国和苏联先后登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结果并没有出现什么国际稳定和秩序，而是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次，新次序能否顺利地演化出新秩序，还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进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新兴大国，前面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取决于它在四个全球力量的决定性领域占有优势：军事上，它有无可比拟的全球投送力量；经济上，它保持着全球增长火车头的地位；技术上，它在发明创造的尖端领域全面领先；文化上，它享有无可匹敌的感召力，特别是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间。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今世界，世界大国主要不是通过行使和显示实力而是通过软权力来发挥作用的。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cooptive behavioural power），它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一个国家的软权力来自其文化、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长处，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而且在不断增加新的成份。以此来衡量，中国远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资格，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地区性大国。

因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与经济实力并非同步增长，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既有可能把周边国家吸引过来，也有可能把它们推入别人的怀抱。显然，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与世界秩序，是中国在21世纪成长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世界大国和潜在世界大国的意图与作为，又是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的历史性抉择，将对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有三种选择路向：孤立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徐昕指出：“在交织着新旧内外各种矛盾的历史性冲突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经历了从‘中国的世界’到‘ 世界中的中国’的根本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上述世界观的转变尚未完成，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缺乏世界主义的眼光与胸怀，自发地信奉孤立主义。他们把国境线之外的世界视为“非我族类”居住的“原始丛林”，那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只要与我无关，就可以听之任之。对于维持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 ）的论证，则是把这种“集体意识”转化为一种学术语言。显然，这样一种“集体意识”也必然会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许多外交语言一旦被通俗化，其核心内容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一个大国奉行孤立主义，这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提出了远离旧大陆政治的不结盟思想，在整个19世纪，孤立主义都是美国的官方政策。但是，在20世纪先后两次参加世界大战，宣告了美国与孤立主义的彻底分手。冷战开始后于1949年4 月2 日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是美国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允诺于和平时期与其他国家结成全面的军事联盟。现在，已经没有人真正相信美国会从世界事务中完全脱身出来，重新奉行孤立主义。既然世人不相信美国孤立主义，就更不会相信中国孤立主义。美国是一个新大陆国家，大西洋和太平洋构成它与其他世界强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其自然地理环境适合于奉行孤立主义；中国是一个欧亚大陆国家，地缘政治形势与美国截然不同，自古以来，天朝的孤立主义梦想就一再被来自中亚和蒙古草原的铁骑踏破，20世纪以来，“北极熊”与“东洋鬼”又一直是中国国家安全近在咫尺的主要威胁。

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除能源外，美国的国内资源基本上能够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中国是一个资源小国，如果中国要在人均国民收入上赶上美国，就必须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源，成为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铁矿石进口国、粮食进口国，而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出口的依赖度也已经是美国的两倍。此外，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21世纪，重新祭起19世纪的孤立主义旗帜，总会给人一种落后于时代的滑稽感觉。因此，尽管国人反复强调“不称霸”，却很少博得热烈的掌声。对于孤立主义信誓旦旦，反而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他大国的疑虑。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曾公开表示，鉴于美国无法预言中国在21 世纪将是什么样的大国，有可能不得不与其他大国一起转而采取遏制政策。

采取现实主义的路向是否比孤立主义更有利于消除国际上对于中国的疑虑？回答是否定的。吉尔平指出：所有的现实主义学者如修昔底德、麦金德和当今的学者都认为，国际关系之所以有原动力，是因为国际关系体系内权力的分配在一定时期之后发生变动这一事实。实力生来就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一个国家实力的获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实力的损失，这一事实构成了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及其重要性的基础。现实主义的不平衡增长规律意味着，随着一个集团或国家实力的增加，该集团或国家就将受到诱惑，产生加强对其周边环境控制的企图。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它也会力求扩大它在政治、经济以及领土方面的控制；它还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使之符合其一系列特殊利益。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大，它要改变该体系并由此来实现本国目标的成本会相应减少，因而，按照需求规律，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加了，它愿意谋求该体系变革的可能性也大。如果认为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的唯一准则，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按照上述的实力增长不平衡规律行事，那么同样不会令世人感到安心。

基辛格曾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

不少中国人可能会有一种误解，认为我们放弃了战争不可避免的断言，放弃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转而实行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着眼点的现实主义的和平外交路线，革命性体系已经与中国无缘。根据基辛格的学说，则不然。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实际上，当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即认为避免战争爆发就是和平──当成其首要目标时，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最霸道的成员国的摆布之下；与此适成对照，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的稳定。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由此可见，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国际主义使命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独裁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对于中国外交界和国际政治学科的现实主义流派来说，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失败的历史教训，尤其耐人寻味。

转贴于 许多日本人至今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结局耿耿于怀，当然有他们自以为能够言之成理的一套逻辑。他们认为，日本从来没有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其最高目标不过是打破白人对世界秩序的主宰，使日本帝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代表黄种人和东亚的一极。从表面上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实际上却是罗斯福总统为了巩固白种人统治采取种种措施打压日本的必然结果。日本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得到积极的响应，并最终导致了白种人在亚洲殖民帝国的全面崩溃。

皇道主义是日本的一种固有文化，西方国家无权以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中所阐释的自由民主原则来审判一种亚洲价值观，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这一逻辑中无视中国人的利益和愿望，无视日本在东亚登“极”是以牺牲中国为阶梯的历史事实。撇开价值判断不谈，仅从现实主义的利益角度来看，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这样的新兴大国，企图凭借“富国强兵”和实力外交来改变世界秩序，结果往往成为最“不现实” 的也就是失败的选择。

今天，如果中国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把新秩序1 即世界多极化作为唯一目标，日本当年构建“东亚新秩序”时没能跨过的障碍，同样会成为中国迈向新世纪的拦路虎。世界多极化中“极”的概念，现在还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极”与“非极”国家总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构成地区性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依附从属关系。在这里，我们不准备探讨“极”的定义，只想指出，可以将这些“极”分成三个类型。首先，美国作为世界的一极是无可争议的，这既是由于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因为它是北美洲的天然代表。欧盟将以地区共同体的形式成为多极世界中代表欧洲的一极；拉丁美洲国家也在积极谋求一体化，试图以集团的方式成为世界的一极，它们可以共同算作把地区一体化和世界多极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类型。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国属于第三个类型，它们要想成为世界的一极，首先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眼下的难题是解决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重新凝聚起来。印度必须处理好印巴分治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才能成为多极世界中代表南亚的一极。日本和中国面临的问题最为复杂，既要竞相处理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又要解决两国之间的最终战略定位：究竟是由日本还是中国代表东亚，或者二者携手共创“大东亚”。孙中山和日本的理想主义者曾经共同倡导过建立在中日亲善基础上的大亚细亚主义，这一美好的愿望后来被一心扩展日本国家利益的军国主义者葬送了。时至今日，由于中日两国的现实主义外交家仍然无力进行长远的大战略构思，才使得美国乘虚而入，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将会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阻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日本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成员国。尽管基辛格本人对中国一再表示友好，但是按照他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说进行推演，同样会得出与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中国是世界秩序的革命者，西方大国必须加以遏制的结论。如果中国亮出意识形态与文化斗争的旗帜，主要的对手将是美国；如果中国亮出国家利益与现实主义的旗帜，最害怕的将是周边国家，而美国则坐收渔翁之利。

根据现实主义流派的国际关系学说，一个新兴大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当力图改变国际体制的基本规范的挑战者，或者当世界领导者的追随者与伙伴。中国在现阶段不应充当挑战者的角色，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专家们的共识。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指出：近500 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失败了；新的世界领导者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挑战者的合作者将随着挑战者同遭厄运，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而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日本和德国作为挑战者遭到惨败后，二战后作为追随者却获得巨大成功，顺利地上升到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的地位。但是，做追随者和小伙计，对于中国来说却难以接受。从主观上说，日本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追随者，它在心理上对于追随者的角色并没有本能的反感，德国也曾经是法国文化的追随者，而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自尊心极强的文明古国，就很难咽下这口气。

从客观上说，日本和德国在人口和幅员上都比美国这样的洲级大国差了一个档次，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并不存在超越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现实可能性，而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将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一方面，自己不情愿当追随者，另一方面，别人也不会真正把你当追随者对待。既然挑战者与追随者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只有告别现实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路向回归了。

1923年，梁启超在为吴品今著《国际联盟及其趋势》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吾敢豫言：二十世纪下半期之世界，国际联盟之世界也。天下事固先有理想而后有事实。”梁启超的预言虽然落空了，但是他的预言本身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上，中国人历来就有理想主义的传统。只是由于在近几十年里，如顾准所说的那样，人们以烈士的名义，用教条主义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并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彻底败坏了理想主义的名誉，我们今天才需要谈论回归。

国际关系上的理想主义路向，在世界秩序方面的目标是新秩序1 与新秩序2 的整合与互补，也就是说，把世界多极化与全球一体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不能只是被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裹携着走，而应是站在潮头的弄潮儿，成为全球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

这一理想主义的路向实际上也正是符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最切实可行的选择。人们常常说，中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1% 的人口。这是一种光荣，也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背着这样的一个包袱去实行现实主义流派所要求的那种外交上的实力政策，维持“三合一”的核打击力量，建造十艘以上的航空母舰，增加对外援助在世界上广结善缘，向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安全保护，如果不说是不自量力，至少也是一种愚蠢的选择。只有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通过资金、资源、技术乃至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中国的十几亿人口这一“权势基值”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之源与力量之源。如果实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在一种民主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十几亿选民的发言权自然能够压倒美国十几艘航母的发言权。因此，真正害怕全球一体化的应当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当中国的综合国力还达不到世界领导者的资格时，不仅应当“韬光养晦”、“不出头”，而且应当学会作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这样，有朝一日中国才能够顺利地坐上世界领导者的头把交椅，否则，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也将会面对一个由满腹怨恨的下野者与野心勃勃的权力觊觎者组成的反华大同盟。这就是说，一种具有合法性的世界秩序比凭借实力来维持的世界和平更加重要。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中国应当焕发起一种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的蓬勃朝气，而不应表现出一种看破红尘、老于世故的暮气和锱铢必较、言不及义的俗气。21世纪的中国要有新的理想，新的风貌。首先，要认真塑造自己的大国形象，中国应当是一个既充满理想主义又脚踏实地建设世界新秩序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一个“不先生”或专门在安理会中投弃权票的角色，更不要成为令世人猜不透的隐藏在竹幕后面的神秘大国。中国应当积极开展与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权对话，努力在多元一体的全球价值观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争取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切实保障能够以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现代化与人口城市化。中国应当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领头羊，积极探索本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模式，使周边国家得以摆脱对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中国应当积极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参与国际立法与执法，勇于顺应时代潮流向各种国际组织移交部分主权，其中应包括像欧洲委员会建立的欧洲人权法庭这一类型的国际组织，而不固执于传统的主权观念。中国应当在联合国组织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力争使其成为未来世界联盟的雏形，因为在眼下任何可能替代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中，中国都不可能取得在联合国所享有的权力与荣耀。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努力为之做出较大的贡献，同时要高度警惕来自各方面的让中国边缘化、孤立化的图谋。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经写道：“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决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崛起中的中国，应当时刻把这一历史教训牢记在心。同时，也不要妄自菲薄，正如梁启超在二十年代所说，中国人若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出来哩。”

注释：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26.

弗兰茨·舒尔曼：《中美关系：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 期，页12 —20.

章百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页399 —400.

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页17、28.

例如罗伯特·吉尔平，参见《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29—30.

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页47.

参见汉斯·J ·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354.

转引自《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12.

转引自王邦佐等：《世界走向新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120.

参见《国家间的政治》，页481 —483.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页272.

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133.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要维持均势体系，必须满足4 个条件：（1 ）主要行为者必须多于两个，通常是五六个，他们即使不是均势力敌，也是相差无几的对手；（2 ）要有一个关键的制衡系统，即几个主要国际联合起来以威慑、削弱一个和几个强国的扩张能力；（3 ）主要行为者之间必须要有共同的语言和行为准则；（4 ）需要一种国际体系的权力等级制。参见《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页257.

参见同上，页58；《外国外交学》，页72、74—75.

参见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453 —455.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178 —179.

王逸舟：《古典主权概念的当代制约》，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2 月（总第6 期），页132 —140.

王飞凌：《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辩》，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2-5 月（总第18-19 期），页295 —312.

参见《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39—44.

参见《决定命运的选择》，页163 —165.

《外国外交学》，页75.

杜攻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页332 —333.

亨利·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 期，页30—51.

同上，页33.

同上，页32.

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页188.

转引自《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页413.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页444.

参见《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47.

同上，页26.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页448.

转引自王逸舟文，页136.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页188.

参见《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页408 —409.

转引自C.L.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119.

参见俞新天：《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页96.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198.

见《参考消息》，1998年1 月14日第1 版。

转引自庞中英：《欧亚大陆：21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 期，页68 —76.

转引自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 期，页49—51.

《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369.

转引自张林宏：《21世纪的中美关系：对抗还是合作》，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3 期，页21—28.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页96—97.

参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页123 —129.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王在邦：《世界领导地位交替的历史反思》，杨铮：《世界政治进程的周期性规律与中国机遇》，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等，载北京：《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5 期、第6 期。

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 期，页2 —3.

转引自《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页249.

秩序员年终总结篇10

市场管理服务中心200*年上半年工作在县社的领导下，在工商、公安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上半年收费总额：17.8万元。支出总额：17.5万元。其中：上缴税金1万元。上缴县社经费：1.9万元。

一、坚持服务宗旨，切实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农贸市场是全县人民最大的集散场所，是窗口行业。为此，我们始终坚持服务这一宗旨，把服务放在了工作的首位。

1、加强卫生管理，改善经营环境。农贸市场经营业户多，车辆多，人员流动性大、污水、垃圾随时都在产生。卫生管理难度大。为此，我们在收入减少，劳动工具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强市场卫生管理。一是加强工作人员管理。进一步调整卫生保洁员工作时间，使其更趋合理。早、中午下班时间增加一班卫生保洁员，使卫生清扫全天不断档。划分卫生责任区，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并建立逐级检查制度，一级对一级负责，做到奖惩有记录，月小结总评。对当月评优的卫生保洁员给予奖励。二是增加卫生管理的费用投入。在增加卫生保洁人员的同时，我们还加大了锯沫子的使用量，锯沫子由原来的周用量20袋增加到30袋。仅此一项上半年和同期相比增加支出0.2万元。市场大厅地面、床面，采取定期全面清擦和重点部位随脏随擦相结合的办法，确保卫生清洁。三是增加小型垃圾车辆6辆，保证垃圾及时清运，不积压、不见堆，此举得到了经营业户的认可和各级的好评。

2、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营条件。为方便业户经营和群众购物，彻底改善市场经营条件，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累计投入资金20.5万元。其中：原早市下水系统工程投资2.3万元。市场大厅供暖管道改造投资2万元。新建8个彩钢活动板房投资11万元，早市安装红外线防爬电动门投资0.9万元。市场大厅取暖费0.5万元，改善企业办公条件，租办公室和维修暖气投资1.4万元。早市摊区设置划分界线栏杆投资0.5万元。为规范市场秩序、保证卫生环境，在大厅四门修建台阶投资2万元。

二、加强管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市场的人流、车流、物流代表了市场的繁荣，也预示着市场的喧闹和繁杂，怎样管好市场秩序，使其闹而不乱、杂而有序、是市场管理服务中心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始终在思考并力图圆满解决的问题。

上半年县政府赋予了我们行政管理的权力，颁发给我们市场管理监督行政执法证6个，这代表着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使我们有了一个更好的管理环境。

1、加强车辆管理。根据市场大厅的实际情况，我们进一步完善了车辆管理办法，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一是明确了市场大厅可以进入的车辆和禁入车辆，规定了可进车辆的进入时间和禁入时间，并在市场大厅各出入口挂牌明示。二是请示县政府同意后，在市场大厅四门修建台阶控制车辆，在南北门各留一个车辆专用通道，在车辆可入时间将门打开，禁入时间将门关闭。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车辆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加强商品摆放管理。针对农贸市场业户商品摆放乱，你超我，我压你的实际情况，本着便于业户经营，保证交通顺畅，摆放有序规范的原则，规定了商品摆放的统一标准，向业户明确可以摆放商品和禁止摆放商品的位置，并在大厅地面上打划了标准线，有效地扭转了乱摆乱放的局面。

3、加强早市管理。早市扩建后，面积已达到一万平方米，基本能够容纳下早市经营。我们对早市重新进行合理规划，一是确定车辆经营摊区、月费经营摊区、零散农户经营摊区的具置，在摊区之间设置铁拦杆做为分界线。所有摊区全部用白色油漆打划上摊位号，切实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二是将早市业户全部迁入市场院内经营，彻底结束历年早市经营占用市场路，堵塞交通，道路卫生差，严重影响市容市貌的历史。

三、积极探索，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本着改革与发展的原则，为增加企业效益，发挥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体制更趋合理，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体制改革。一是改革机构，对原各市场管理服务所的管辖区域进行了调整。将原有七个所合并为六个所，重新进行了所长选聘和人员组合，组合掉富余人员3名。起到了减员增效的效果。二是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对各市场管理服务所全部实行目标管理，年初签定了责任状，年终根据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兑现奖惩。三是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根据市场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和企业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卫生管理、秩序管理、收费管理、人员管理、安全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使企业运行有章可循，有制可依，进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在2006年上半年工作中，我们全体干部职工从未休息过节假日，贪黑起早，兢兢业业，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5月19日，新华网黑龙江频道对××县市场管理服务中心卫生、秩序等各项管理办法和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报道，5月14日绥化晚报、××电视台"重要媒体报××"节目也给予了相关报道和刊登。

下半年工作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