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个人研修总结十篇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1

一、“内容标准”特点研究

关于“内容标准”的特点，总结起来，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 时代性。“内容标准”的制定贴近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及时吸取了学术研究成果，整个内容充满了时代气息。例如，朱汉国在《浅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新变化》一文中就指出“内容标准”部分“增强了与社会进步联系的课程内容；增加了适应时代需要的课程内容；增强了与社会生活和学生经验的联系；及时地反映历史学科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成果”。[1]而何成刚、赵申升的文章《继承・发展・创新・思考・解读》也提出《标准》在“具体的历史知识的选择上，大量增加了与现实相关和有助于学生终身发展所必需的学习内容，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反映了历史学科的最新进展”。[2]

2. 基础性。《标准》的“内容标准”就过去一部分较为陈旧和有难度的内容进行了适度删简，呈现出基础性的特点。如“历史课程内容要符合国情，符合学生的需要和发展，着重克服‘难、繁、偏、旧’的现象”，[3]并且“新课标在内容选择上体现了基础性，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4]

3. 选择性。“内容标准”有目标明确，体现了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要求，具有选择性。因为“内容标准”的设置为“不同潜能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性，也为教师的因材施教创造了条件”。[5]而“课程目标更加明确课程标准对每个学习专题的每个知识点都用清晰的行为动词，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做出了具体规定”。[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内容标准”的内容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4. 完整性。由于课程结构的变化新课标中世界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比例的加大，内容更为系统具体，也更加完整全面。何成刚、赵申升指出世界史内容的增加“有利于对历史的宏观、整体认识；加强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更有利于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7]而选修课的诸多内容，则涉及到学术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王雪峰认为增加世界古代史的内容，这样的安排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完整，而学习专题的设立，则使知识更具系统性。此外，朱汉国同样强调“新课标的世界史扩充，体现了历史的完整性”。[8]

二、“内容标准”的缺点和不足

虽然不少学者都肯定了“内容标准”的变化，指出了“内容标准”的新特点，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内容标准”的问题所在，指出了其缺点和不足。如赵亚夫就在《从“历史课程标准”的行为动词看问题》[9]、《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教育的现代化――绕普通高中的反思》[10]、《高中历史课程设计有待改进》[11]三篇文章中，对“内容标准”中行为动词的使用，世界史比例调整，必修与选修的整合，政治史和文化史内容的选取等问题提出了质疑。朱汉国、何成刚在《实施现状调研报告》[12]一文中认为内容标准总量较大，内容较难，重复较多。而郑林等人认为内容标准在内容结构上、必修和选修模块的选择和设置上、内容的难度和衔接上都有缺陷。[13]姚锦祥则指出了《标准》内容标准需要商榷的四点问题：“一是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扩展与政治史内容偏狭；二是地区史不平衡；三是中外史专题价值反差；四是初高中内容的衔接和重复”。[14]陈其也认为《标准》的内容标准存在地区知识的不平衡。[15]此外，陈春梅的《对的几点建议》、[16]王雪峰的《（试验）内容标准的创新与不足》、周明学的《历史课标及历史教材的“去历史化”问题》[17]等文章还提出了内容标准部分知识点遗漏和选取不当、存在去历史化等问题。总体来看，学界对内容标准的知识结构、知识编排、内容选择和难度、初高中衔接以及行为动词使用提出了异议。

三、对“内容标准”的具体解读

具体到“内容标准”的每个专题、每个模块，也有一部分学者分别从政治史、人物史、改革史等角度对“内容标准”中的必修模块及选修模块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1. 在对“内容标准”必修部分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模块的研究中，分析得最为透彻的当属冯一下等学者的《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政治史内容》、《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经济史内容》、《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文化史内容》三篇文章。有关政治史的分析中，冯一下、黄勇指出“内容标准”的政治史具有“重视其地位、以政治文明为主线，科学的评价，多角度的研究历史，密切联系现实”[18]的五大特点。同时，也针对政治史的不足提出了建议，希望政治史的编写“能真正的贯彻‘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内容编排原则，应更科学地选择和安排中国近代政治史内容，可适当增补一些重要内容，要尽量减少交叉重复”。[19]经济史方面，冯一下、李洁提出了经济史的五大突破和创新，分别是“创设经济史板块，提出经济史的教学概念，吸收经济史研究成果，经济史内容贴近实际，提出了合理的活动建议”。[20]而在改进建议上，冯一下、李洁建议经济史内容应该从“更清晰地勾勒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更恰当地处理经济史与政治史、世界经济史与中国经济史的关系，适当注意近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史，经济史在高中历史选修课程中获得应有的地位，经济史模块的能力要求应更有针对性”[21]等方面进行调整。在有关文化史的研究中，冯一下、李洁肯定了“内容标准”中“文化史比重和地位提高，选取和安排人类创造的最重要的优秀文化成果，揭示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将文化史领域作为高中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园地”[22]的特点，但是同时也建议文化史部分内容在难度上、安排上、表述上、联系生活实际上都有待改进。此外，徐晓红的文章《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研究》还将《标准》中文化史的内容分布进行了统计，对《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价值取向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23]

2. 在选修模块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的领域和方向集中于改革史、人物史、民主史等方面，而关于历史奥秘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却鲜有涉及。如徐赐成在《高中历史“改革史”课标内容要求及教学问题处理（上、下）》两篇文章中对改革史内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他认为改革史的内容虽与必修有交叉重复，但也有着相对独立的知识结构，在教学中也应该相对独立，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史教育的三点功能和四点价值追求。[24]而在关于人物史的分析中，冯一下、黄勇在《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人物史内容》中肯定了内容标准对人物史的重视，然后具体分析了“内容标准”中历史人物的教学要点，指出“强调了解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或主要活动是人物史教学的基础”，并结合图表对“内容标准”中的人物的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了人物史在人物分布、数量、出现次数、活动建设四个方面的修订建议。[25]在民主史部分，尚海燕在《课改前后高中历史课程民主教育目标和内容的比较》一文中通过列表的方式，归纳了《标准》中民主史的相关内容，对比《大纲》，总结出“课程标准在民主教育目标内容方面更为全面、科学和合理，内容更具有时代感，突破以往单纯政治教育的层面，真正体现了历史学科本身的科学价值”。[26]

3. 还有学者对“内容标准”中教学建议部分进行研究。如，罗敏捷就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教学活动建议”的研究》一文中就专门对《标准》的活动建议做深入的剖析。文章结合内容标准的教学活动建议，分析了教学学活动建议内涵、理论基础和课程价值，并为教学活动建议的设计实施提出建议。[27]

四、《标准》中内容标准部分研究的不足与建议

笔者通过分析认为“内容标准”部分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虽然《标准》的内容标准部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其研究的深度还是有待加强。例如，从宏观角度研究内容标准的文章中，只有少数学者对内容标准的做了全面的阐述和研究，大多数的文章都只有小部分的篇幅谈到了内容标准的特点、创新与问题。而在内容标准具体的解读方面，研究的文章并不多，除了冯一下等学者的四篇文章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物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外，其他的文章都没有专门针对内容标准某个模块或专题进行研究，多是结合内容标准，重点谈到了教学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此外，有关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探索历史的奥秘、世界文化遗产荟萃三个模块内容标准的研究则基本没有人涉及；而且能够打破模块的限制，从中国史，世界史，或者从古代史，近代史，或从社会史，科技史等领域进行的研究则更没有出现，可见其研究的广度也远远不够。

2. 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笔者在对相关论文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内容标准研究的方式方法大都是纯文字性的分析总结。然而，《标准》内容标准部分的篇幅较长，涉及的知识点众多，如果采用一些统计分析的方法，则更能够直观，科学的反映出研究的结果，更好的给自己的论点给予支持。

3. 内容标准的研究与实践结合不够。《标准》颁布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也都在使用新课标教科书，可以说，内容标准也在经受实践的考验。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这些内容标准还存在什么问题，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出修订建议呢？则很少有人提及。

结合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以下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1. 对内容标准的特点、创新、不足之处都可以有更深入更系统的挖掘，同时也要拓宽内容标准的研究视角。例如不仅可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物史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社会史、国别史、断代史等方面对内容标准进行分类解读，力求在对内容标准研究的涉及面上得到拓展和延伸。

2. 对内容标准的研究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展，寻找一些新的研究切入点。例如，我们也可以借鉴《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研究》[28]一文，对内容标准政治史、经济史以及选修部分的价值取向问题进行研究。

3. 研究的方法应该更加的多元化。如，在人物史的研究中，冯一下、黄勇就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采用列表的方式，对人物史中各类人物分布，出现次数等进行了分析，既有理有据，又一目了然。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的应用定量分析，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

4. 结合更多的教学实践分析《标准》中内容标准的知识点。对相关知识点的增删和完善，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8]朱汉国.浅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新变化[J].历史教学，2003（10）：14；15.

[2][7]何成刚，赵申升.继承・发展・创新・思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1-2）：27；27.

[3]刘军.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性质和基本理念的认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浅析[J].历史教学，2003（7）：5.

[4]李静萍.谈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几点认识》[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5）：56.

[5]石强.关注课程改革培养历史素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学习与研讨[J].中小学教学研究，2005（2）：9.

[6]王雪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试验）》内容标准的创新与不足[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9）：15.

[9]赵亚夫.从《历史课程标准》的行为动词看问题[J].历史教学，2008（5）：44-47.

[10]赵亚夫.高中历史课程改革与历史教育的现代化――绕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反思[J].教育学报，2006（8）：37.

[11]赵亚夫.高中历史课程设计有待改进[J].历史教学，2006（5）：45.

[12]朱汉国，何成刚.关于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修订的若干建议[J].基础教育课程，2013（4）：23-26.

[13]郑林，侯桂红，吴波，刘玉群，张逸红.《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实施现状调研报告[J].历史教学，2013（3）：3-9.

[14]姚锦祥.历史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J].教育学报，2006（8）：147.

[15]陈其.高中历史课程知识和教学体系建议[J].历史教学，2004（12）：43.

[16]陈春梅.在创新中不断进步――对的几点建议[J].广西教育学报，2004（3）.

[17]周明学.历史课标及历史教材的“去历史化”问题[J].中学历史教学，2009（11）：29.

[18][19]冯一下，黄勇.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政治史内容[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1-2）：30-31；32-33.

[20][21]冯一下，李洁.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经济史内容[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1-2）：34-35；35-36.

[22]冯一下，李洁.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文化史内容[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6（1-2）：37-40.

[23][28]徐晓红.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文化史内容选择的价值取向研究[D].西南大学，2013（4）.

[24]徐赐成.高中历史“改革史”课标内容要求及教学问题处理（上下）[J].中学历史教学，2011（8-9）：19-21.

[25]冯一下，黄勇.试析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人物史内容[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1-2）：20-23.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2

通过对2014年修订的香港《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和台湾《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领――历史科》两个纲领性文件进行课程框架体系、文件内容方面的深度解读，了解香港和台湾在高中历史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法和课程评价方式等具体的操作理念和流程，对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历史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

历史课程标准 比较 香港 台湾

2014年1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对2007年版《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以下简称《指引》）进行了修订。同年2月，台湾也对《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领――历史科》（以下简称《纲领》）进行了修订。这两份文件修订时间相近，本文将从两地高中课程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比较，找出其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港台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框架比较

香港地区《指引》包括概论、课程架构、课程规划、学与教、评估、学与教资源和附录七个部分。第一章概论从背景、课程理念、课程宗旨、课程目标、学习成果，以及与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及就业出路的衔接等部分进行阐述。第二章课程架构从课程设计的原则和课程架构及组织两个方面论述。第三章从主导原则、学习进程、课程规划策略和课程统筹四个方面来论述课程规划。第四章学与教包括知识与学习、主导原则、取向与策略、课堂互动、照顾学生的多样性。第五章具体介绍了评估的角色和评估的目标及方法。第六章学与教资源不仅介绍了教科书、参考材料、科技与网上资源、小区资源等重要的资源，还强调要从配合教学目标和照顾学生的多样性两方面来灵活运用学与教资源，同时强调要注意资源的管理。

台湾地区《纲要》包括普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历史课程纲要、普通高级中学选修科目历史课程纲要、普通高级中学必修科目历史课程纲要微调修订对照表、普通高级中学选修科目历史课程纲要微调修订对照表四个部分，其中主要介绍了必修和选修纲要，这两个纲要均包括目标、核心能力、时间分配、教材纲要和实施方法五个部分。其中必修目标方面从历史知识、能力、自我认同感、多元文化认识、学习兴趣五个方面提出了要求。选修目标方面从培养思考、分析、比较、论证、评价等方面的能力，重视本土、尊重多元、关怀弱势文化的胸襟，形成宽阔的世界文化视野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在核心能力方面均提出表达历史时序、理解历史、解释历史和运用史料四个方面的核心能力。教材纲要作为《纲要》中最重要的部分，必修对台湾史、中国史和世界史按主题进行分类，选修主要选择六种世界文化类型进行阐释，说明各主题中的基础知识，并标明重点。实施方法包括教材编选、教学方法、教学评量、教学资源和教学相关配合事项。

港台地区都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以及课程资源等进行了探讨。不同之处在于：香港地区《指引》详尽介绍了其制定的理念以及作为高中课程与初中教育、高等教育及就业出路的衔接，从更大的系统背景对其解读。内容方面，台湾地区《纲要》更简洁明了，香港地区《指引》则更详尽，比如《指引》在附录部分作了七个案例，并在附录词汇释义部分解释了“公开评核”等24个核心用语，并罗列了14页参考文献给中学历史教师提供备课的资源。

二、港台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内容比较

1.课程目标分析比较

香港的课程目标分为知识、技巧、价值观和态度三个层次。其中知识层面的要求主要有：掌握基本的历史概念，用不同的方式陈述和诠释历史以表达不同的观点、信念、经验以及行为对世界的影响，理清主要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技巧层面的要求主要有：分辨客观史实与主观见解，构建历史的观点与视野；比较、鉴别、诠释历史数据，运用新史料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辨别、解释历史档案和文献；合理地选择、取舍史料，依据史料提出观点；学会搜集、整理、甄别、选择史料，对史料的价值给予鉴定；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历史解决问题。价值观和态度层面的要求主要有：站在当时的立场、置身当时的环境来解读当时的历史；尊重和包容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保持探究人类文化的精神；拥有全球和世界视野，具有国民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台湾的课程目标是从必修课和选修课两个层面来规定的。其中必修课方面规定：掌握重要的历史知识；具备搜集史料、探讨历史问题的能力，具有历史思维；理解和认同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尊重和包容各种文化；培养学习历史的兴趣，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选修课方面规定：认识世界各重要文化的内涵，进而养成思考、分析、比较、论证、评价等方面的能力；了解世界重要文化演变的重大问题及现象，进而养成重视本土、尊重多元、关怀弱势文化的胸襟；从文化省思与传承的角度，关怀世界重要文化的发展，以形成宽阔的世界文化视野。

香港和台湾的课程目标表述都逻辑分明、条理清晰、层次感强。不同之处在于香港地区《指引》从知识、技巧和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对历史教育提出了目标要求，同时对其进行了详尽阐述。台湾地区非常注重历史学科核心能力的培养，提出表达历史时序、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运用史料等四项学科核心能力，并单独作为第二部分表述。

2.课程内容分析比较

从表1、表2可以看出，港台两地都采取了将历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方式，符合世界课程发展的趋势。在必修科中两地都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安排教材，用以培养学生表达历史时序的能力，帮助学生建立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性。在选修课设置方面，香港地区从文化、地理、人物、制度、宗教和性别等六个不同的角度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与现实和自身的关系。而台湾地区则是从文明的角度，介绍不同文化的渊源及发展，更具全球视野。

从时间分配上看，香港地区历史课总共约为250个课时，其中必修课140个课时（占总课时的56%），选修课70个课时（占总课时的28%），中国历史概论（不列入公开评核范围）8个课时，历史研习的态度与方法（不列入公开评核范围）12个课时，校本评核部分20个课时。台湾地区的历史课程课时总共为206个，其中必修课128个（占总课时的62%），选修课78个课时（占总课时的38%）。

3.课程实施分析比较

香港地区在《指引》第四章“学与教”中指出：归纳、分析、比较、综合、评价等，都是常用的历史研习方法，同时也是学生必备的基本能力。为了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教师可以采用以下教学方法：直接讲授、问题探究、对话交流、善用资料研习、创设模拟历史情境、利用资讯科技学习、从阅读中学习、照顾学生的多样性。台湾地区《纲要》特别重视核心能力的培养，提出在教学中要以学生的认知经验、能力和学习为起点，灵活考虑如讲述、角色扮演、课堂讨论、参观访问等各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其中指出小组讨论法是发展学生核心能力的重要方法。

香港地区在《指引》中详细论述了教科书、参考材料（史料、史学论著与论文、工具资源）、科技与网上资源、小区资源四种资源，还强调要从配合教学目标、照顾学生的多样性两方面来灵活运用学与教资源，同时要注意资源的管理，包括学与教资源的共享、学与教资源的整理两方面。台湾地区强调课程资源在课程实施中的运用，指出为提升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在教学中可以应用的教学资源包括：历史挂图、重大历史事件演进历程表、重要文物模型；历史教学的幻灯片、录像带、光盘、视听教学设备、人物画像复印件、历代碑帖拓片以及和教材相关的照片等。

4.课程评价分析比较

香港地区《指引》根据评估的两个重要目的（促进学习、了解学习成果）将评估分为进展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香港的公开评核包括公开考试（笔试）及校本评核两部分。公开考试占总分的80%，分历展和历史专题进行，分别占48%和32%。评核准则不再单凭内容要点评分，而是采用水平评核方式。

台湾地区的教学评价包括总结式评量、形成式评量和诊断式评量，目的在于通过评价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纲要》指出教学评价除了要了解学生学习成果外，还要配合教学目标，以及核心能力、教材纲要内容的要求，兼顾考虑学生的认知能力、语文能力，选择适当的评价方式，了解学生学习成就和学习困难，作为改进教学、提升教学成效的依据。《纲要》建议教学评价要采用多元化考核的方式：定期纸笔测验、课堂提问与讨论、撰写报告、辩论比赛、分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同时《纲要》还提出：要把学生平时各项学习活动的表现，详细、客观地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个人档案，作为评价的参考资料。

两地的评价都加入了形成性评价，强调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日常学习、关注学生主动参与、关注学生个性差异。同时两地都建议采用多元考核的方式，台湾地区《纲要》提出考核的方式可包括定期纸笔测验、课堂提问与讨论、撰写报告、辩论比赛、分组讨论、角色扮演等。香港地区《指引》还提出了如专题研习、评论写作、服务学习、考察活动、读史心得、课堂汇报、小型研习/模拟研究（可分阶段评分）、史事分析、史料搜集、历史悬案讨论、历史剧讨论、反思日志等方法。不同之处在于香港地区《指引》对最后的公开考核方式及各部分比重作了详尽介绍，而台湾地区《纲要》中我们看不到相关的介绍。

三、启示

从文本的表达方式上看，香港地区应该借鉴台湾地区的编排方式，将课程目标编写得更加清晰明了，高度精炼概括，使用起来快捷方便。而台湾地区在内容的编排上应该学习香港地区考虑课程标准的实用性，给中学历史教师更多的案例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课程，同时提供更多的备课资源。

从课程内容的选择看，香港地区的课程内容必修从历史线索的角度，选修从专题的角度来截取知识，使学生从多个角度了解中国历史，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必修科各单元主题选取的知识点可以看出，香港课标所选的知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根据重点选择典型材料，避免了教材编写的烦难杂。选修课的六个主题基本都和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使学生在未来更具能力参与社会事务及处理个人问题。

从课程评价的制定看，相比台湾地区的课程评价，香港地区的课程评价更加具体和全面，不仅指出了评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更明确指出为了保障评价的规范化和合理化，香港地区的历史教学评价各部分比例以及实施原则和注意事项。既注重过程性评价又注重结果性评价，既注重公开评核又注重校内评估，尤其成绩调整部分和按照分数来界定五个表现等级的具体方法也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 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订.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学习领域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S].2014.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3

【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1]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2]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3]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4]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5]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构建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开放多元的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要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在构建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时，必须保证能使学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序、框架和规律有基础性认识。因此，可在保证基本教学课时的前提下，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的两门通史教学时间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同时增加系列的专门史课程，即开设中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以及宗教史、文明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等主要专门史课程，凸显历史学科的专业特色，系统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感受和认识。其次，课程体系要纳入其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历史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因此，地方高师院校在构建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时，有必要纳入人文地理学、考古和文博、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内容，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原则，既注重专业学习的科学化，又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一些本专业教师无法开设但对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可通过学校平台，与其他院系协调，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第三，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一是要增加部分与中学历史新课程模块教学内容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如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探索历史的奥秘等。二是要增加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地方史、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第四，课程体系要突出历史专业教育理论与技能课程，强化历史教育专业的师范特色。除传统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外，应增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历史教育学、历史课件制作、史学名著研读、史料分析、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加强历史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历史专业学生所必要的专业教育理论与教育技能。

（三）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与教学

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如何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地方性的高师院校，更是任务艰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很难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覆盖世界史的七个二级学科，但可以逐步朝这一方向努力。高中世界史的比例已接近60%，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走在了地方高师院校的前面，作为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至少应努力适应这一变革，在课程体系上作出调整。具体而言，首先必须保证世界通史系列课程结构，逐步确立和完善外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几门主要的专门史课程，以及与高中新课改直接相关的专题史，如世界改革史、世界文化遗产等课程，其次是建立一些拓展学生视野、适应时展的世界史专题，如世界科技史、世界现代化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国际关系史、恐怖主义研究等课程。此外，可开设周边国家史、亚洲史等课程，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等内容。因此，无论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需要，地方高师院校都应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对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教学内容等同步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

注释：

[1]朱汉国.浅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新变化[J].历史教学，2003(10):12.

[2][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3-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03.

[5]朱煜.新课程背景下历史教师教育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课程·教材·教法，2005(11):86.

[6]徐轶杰，朱涓.世界历史专业建设研讨会综述[J].世界历史，2008(4):155-156.

[7]王泽龙，曹慧英.中外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比较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7，158.

[8]钟启泉等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4

党史学习教育研讨发言材料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期我通过学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认识到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行动自觉，把它作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深刻指出：“历史是现实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他强调：“对我们们共产党入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党史、新中国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不到60人的新生政党，发展壮大到拥有9O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的成长历程。镌刻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创造人类历史上发展奇 迹的伟大历程，其中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历史经验，蕴含着立党兴党、立国兴国的伟大智慧，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只有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才能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新中国70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道路为什么好，才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来，往哪里去，从而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好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根本指针。强调：“要坚持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党史、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史、创业史和发展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就要深入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任务，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只有如此，才能深刻认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要真学深学，树立历史思维，培养历史眼光。增强历史担当。“学者如登山焉，动而益高。”强调，党员干部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更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员干部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过程中必须树立历史思维，看到历史的连续性，避免人为割裂历史甚至搞历史虚无无主义，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鉴之的科学态度，借鉴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运用历史智慧来分析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要培养历史眼观，通过学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只有把党史、新中国史学明白，才能弄清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从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力前进，要增强历史担当，时刻牢记我们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明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作为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不断增强历史担当，敢于直面风险挑战，勇于攻坚克难，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5

关键词：研读；历史教材；备考效率

1.熟记目录，让目录成为复习的向导

模块专题章节目录是该专题最简要、最突出的中心和线索，它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学生通过阅读目录可以理清历史史实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对历史知识的梳理与理解。怎样熟记目录呢？一是了解目录的编排特点；二是反复接触，即复习课文内容之前都要看一遍目录；三是按照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顺序调整目录，以适应自己的思维习惯；四是以课名为基础，回忆相关知识，加深对课名的“印象”，如人民版教材必修二专题一第一课“发达的古代农业”，就可以从课名入手，回忆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发展、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特点、统治者的农业政策等知识。

2.细读课文，充分发挥课文每一部分的作用

每一课主要包括：导言、正文、历史纵横、图片及说明、学思之窗与思考、本课要旨、探究学结等部分。复习时不能把正文内容看看就了事；更不可不愿意花时间静心看书而只热衷于做题。复习的目的是夯实主干知识、加深对知识的全方位了解，因此细心看书是十分必要的。

（1）导言。导言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兴趣、唤起求知欲。一般而言，导言具有趣味性、知识性、启发性的特点。复习时要力求从导言中挖掘知识，以作为正文内容的补充。

（2）正文。正文是课文的主体部分，需重点掌握，学生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看书、理解的基础上，自己构建知识结构（知识表）；二是理解课文中的观点，如必修二第五专题正文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看到这一点时就要从雏形开始出现的原因是什么、雏形开始出现的表现是什么、为什么只是开始出现世界市场的雏形等方面思考，进而理解观点；三是对正文中提到的知识要“追根”，力求把知识弄清楚，充实自己的知识。高考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因此在复习中不能仅限于复习某个知识点，而应该纵横联系，前后贯通，把教材中大量的史实加以整理归纳，建立主干知识的结构和知识间的相互联系，点、线、面相结合，构建“网状”知识体系。如人民版必修三中“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教师就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正文内容，探讨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历程为中心，梳理本专题的核心主干知识，既看到了历史史实之间的联系，又看到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每一次的思想裂变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3）图片和历史纵横。“图片”和“历史纵横”从内容来看属于历史材料，其作用在于印证某个历史事实或历史现象。复习时，要看（读）懂图片和历史纵横的材料，弄清它们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或现象；另外，可以据此设计问题，以提升自己阅读材料、获取信息和思考的能力。如：1845年，福州官员奏称：洋货“充积于厦口”，洋棉、洋布，“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因此，“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闽产之土布土棉……不能出口”。

此段材料说明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的商品输入，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可以据此设计以下问题：①1845年，洋货“充积于厦口”的原因有哪些？②洋货“充积于厦口”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样就进一步发挥了此段材料的作用。

（4）学思之窗与思考。“学思之窗与思考”一般由一则材料和相应的思考题组成，其材料大多是对教材内容拓展或印证课文中的观点与现象，其问题一般有较高的思维要求。对“学思之窗与思考”的材料要认真阅读，要认真思考题目并用规范的语言与格式进行表达。用好“学思之窗与思考”，不仅可以深化对知识的认识，而且可以培养自己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

（5）本课要旨。“本课要旨”是对本课知识的高度概括，基本上为历史结论。一方面可以“本课要旨”为“终点”，回顾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理解“本课要旨”的几点结论。可以说，记牢了“本课要旨”，对本课的知识也就掌握了一半。

（6）探究学结。“探究学结”实际上是针对本课主要内容设计的思考题，学生可以借助这些问题检查自己对本课知识的掌握情况、运用所学知识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不管以前是否做过，在第一轮复习时，最好想一想、做一做。

总之，对课文内容，一方面要耐心地、细心地，从前到后、从上往下地阅读；另一方面，要用心、用脑，把教材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并能够生成新的知识和认识。

3.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

因为教材提供的知识有限，提供的历史材料更有限，这意味着高考不能只复习教材。作为文科学生，要养成阅读史学著作、上网查资料、探究问题的习惯；要关注时事，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如果对教材中提及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能够经常对一些国内外重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能够对自己身边的现象多几分追根溯源的劲头，那么，当你做高考题时，就不会觉得无从下手，就不会觉得脱离或超越了教材。

4.注意“古今贯通”，适当地将必修1、必修2、必修3相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新课标教材根据主题把历史划分为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这样一种编排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造成了知识的割裂。实际上，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交错发生，相互影响。因此，复习时要尽量解决某些知识被分割的现象，把分散的知识集中起来。如复习必修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就要下意识地联想到必修一中“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必修三中的“从蒸汽机到互联网”，并能够弄清这些知识间的联系。这样将有助于引导学生寻找知识间的联系，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类、总结，以简单而有效的方式理清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发现历史的轨迹及其发展趋势，从诸多现象中抽取最具时代性的特征。

5.巩固教材知识，注重做题的过程

（1）做题的过程是巩固知识的过程。通过做题能加深对概念、规律的理解和深化，还能发散思维，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做题不能盲目，方法和质量至关重要。做题是复习过程中的基本方法，做题不只是为了检查知识掌握的程度，而是为了逐步积累审题的方法、逐步形成规范表达的习惯、逐步提高解题能力。

（2）解题后要总结。解题后进行总结是提高做题效率最重要的环节。总结的内容主要有命题者有什么意图、题目设计的巧妙之处……

（3）做题要善于积累。积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验，二是教训。如果把平时练习和考试中错的题目积累成集，并且经常翻阅复习，就会大大提高复习效率。

总之，历史学习的内容包罗万象，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涉及领域多，学生在学习如此繁多的内容时，既不能盲目地看书，也不能一味地做题。应该以高考题为导向，用心看书，有选择地做题，不以记忆知识为主要目的，而以理解知识、提升能力为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1]庞国斌，王冬凌.合作学习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6

1．

一般说来研究历史编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理论反思与术语分析，另一种则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深入探讨。其中，前者是立足于所谓的“历史哲学”的传统，在当代它则是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研究路线有很强的抽象性，因此也总是与理论上的争论相伴随。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一研究路线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传统，“理论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也是“跨文化的”。

17世纪始自欧洲的科学革命后，人们开始认为（西方）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于文化的。而随着西方科学在全世界被普遍地介绍和接受，西方知识也在总体上被普遍地接受了。并且，假如我们把史学史视为科学社会史的一部分，我们会发现史学革命是发生在自然科学革命的两个世纪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源自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与大学的产生相结合，从而孕育了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些西方史学方法也传播到了非西方文化地区。全世界的国家开始运用这些方法来把它们的过去书写成历史。[1]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史学也自此转向了西方式的史学。

19世纪传遍全球的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实际上首先是史学技巧。事实上，在把西方史学方法传播到亚洲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书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而它与其说是一本哲学或理论书不如说是一本讨论史学研究技巧的书[2]。令东亚历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第二章“历史研究的范围”和第三章“历史研究的步骤”。例如，坪井九马三和梁启超就分别把伯恩海姆这一著作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学说引入到日本和中国，并且实际上大量采用了它们，把它们与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结合了起来[3]。在日本，伯恩海姆著作所倡导的方法一直被广泛应用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出现了社会历史学。

然而，在东亚，早在八世纪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即中国的刘知己作于708年的《史通》。遗憾的是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4]，这一著作却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什么人们会忽略了它呢？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拉·波普里尼(La Popeliniere)和刘知己进行比较。并且当我对比他们时，我实际上觉得刘知己的《史通》比波普里尼的《带有完美观念的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 acec l’idee del’Histoire accomplie (paris，1599)）的理论意味更浓些。体现在，拉·波普里尼讨论客观性是通过论述胡格诺教徒与旧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西方特定的史实来展开的。相形而言，刘知己的论述则更具有普遍性，因为他的着眼点是历史学家真实的内心。比如，刘知己对“客观性”论述是通过“品藻”“直书”“曲笔”“鉴识”等来展开的。[5]

正如在本文开头所揭示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文化限定了理论。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刘知己的《史通》时，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刘知己史学思想中的那些“普遍原理”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中式史学中的东亚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些“普遍原理”实际上还是受限于时空。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自己不可能超越我们的地理特性与历史特性的限制。“地理特性”，在刘知己这个例子里，指的是他的历史语言本身是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特性”指的则是产生了《史通》的那个世界系统早已成为过去。[6]

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传遍了全世界的“西方系统”是一个政治、文化、社会、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整合体，而西方史学是作为这个整合体的一部分传播开来的。因此，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后，世界各地重建它们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一件必然的工作。这种重建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就是战后关于“封建体制”的争论在日本和中国都进行得如火如荼[7]。这种从东亚视角向西方世界视角的转变并不总是顺利的。有许多这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冲突的例子，其中有些甚至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到当前。因此，为了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我们最终必须通过文化人类学的途径。

2．

为了对比考察史学思想的历史，学者们比较了东亚史学之父司马迁与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修等史家。但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当然首先要思考历史学在东亚文化体系中是否占据了像在欧洲那样的角色和位置，因为只有在我们思考了史学在各个特定文化中的位置和角色后，才能真正去比较不同文化中的史学。

在东亚，历史文献汇编基本都是由国家组织进行的。而建立在相应的历史原材料收集基础上的“官修史学”也因此成为了东亚史学的核心。历史编撰在东亚是首要的文化任务。因此，为了比较史学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置和角色，接下来我要提出的是在其它文化区域是否存在一个类似于东亚的历史文献汇编的“首要文化任务”。

首先探讨一下中国的情况。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编撰的核心是“官修史书”，它们分别由每个后续的朝代把它当作国家性的工程来组织编撰。后人们把司马迁的《史记》推为第一部官修史书，从那以后，24部官修史书被汇编出来。这些官修史书被认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总是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c）的，它们通常是把全体的文化整合为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等等方面的整体系统。历史因此是被按综合描述这个文化系统的方式来写作的[8]。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东亚之外的国家也有把历史文献汇编当成国家事业的。

在西方，圣经注释和罗马法也许可以是相当于这样的“首要文化任务”。当我们从圣经注释传统的发展角度来思考它时，这些圣经注释叙述的神圣性完全可以同中国的官修史书相提并论。同样地，在我看来，《查士丁尼法典》（由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的）完全也能同中国官修史书相提并论，因为它论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超越了纯粹法律的界限，从而在整体上成为对罗马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描述。在印度，则应该是写作于与司马迁的《史记》同期的《摩奴法典》扮演了相当于中国官修史书的角色。古印度的这一著作涉及了从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和生活到神与创世到苦行与赎罪等方方面面。因此它不只是一本法律书，而是更合适被称为“百科全书”，一种把古印度作为一个“系统”来综合描述的著作。在穆斯林世界则有可兰经，它从讨论“神”的概念开始论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从婚姻到继承到商业。同样地，建立在可兰经教义上的回教法律也在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们伊斯兰的整个“系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在许多的文化和国家里“首要文化任务”是法律，但在东亚这个位置则是属于历史编撰。这是关键性的一点。显然，19世纪前的欧洲，“首要文化任务”不是史学。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作为欧洲社会“首要文化任务”的罗马法的崩溃使得17世纪欧洲的“史学革命”成为可能。

3．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史学本身的探讨上来，在传统日本史学（以及中国、朝鲜和其它东亚国家的史学）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分别对应于彼得·伯克所言的西方史学十大特征[9]的成分。而伯克认为这些特征更多地是附属于它们的整体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这一重要观点所道出的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对历史在我们当前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有起码的了解。

从另一方面讲，当我们从整体上考察东亚体系，或者，严格地说就是在日本史学中，我发现在这些成分组成的结构的背景中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与欧洲不同，在日本“历史”与“法律判决”的观念从来没有彼此结合起来以至让史学家们产生那种作为法官式史家的观念。假如我们探究其原因，我们就必定会发现，史学无可避免地是与它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我可以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并且，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是决定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着改变。”我们首先应该探究的是史学所分别扮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因为“过去”在不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会有很多变化。显然，我们现在必须着重比较一下几个个案。这样在比较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历史”和“过去”在日本以及中国的位置和角色与它在欧洲完全不同。

首先讨论一下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特征，它们构成了东亚史学的原型。首先，历史编撰主要是国家的工作，多数史书是由官方历史编撰机构撰写的。每一朝代编写新的史书的任务是始于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和保存。然后当每次改朝换代之际，这一任务往往就由下一个王朝来执行。利用那些已有文献，官方编撰机构就会编写出一部前朝的官方史书。从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开始，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中国一共有24部（一说25部）这种官修史书。

其次，书写历史是负有何种目的呢？那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和记录所有人类的行为。这些人类行为的记录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作为人们的判断的权威依据被保存的。与基督教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而不是一神论的世界，因此，历史事实是独自构成了所有人类判断的基础。这是所有那些把儒学思想作为国家权威意识的东亚国家所共有的意识。因此，史学也就必须是精确和客观的。这一观念被清晰地表达在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的一句话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0]

如同在下面的荻生伹俫(1666-1728)《太平策》的段落里所看到的，在日本同样也是这样的思想：

培养人们的才能莫过于通过学问。学问的重要途径是阅读文本，因此他也就必须去关注连续的历史……因为历史包含了历朝历代的掌故、治理国家的方法、（大型）战役的始末、和平年代的事件以及忠臣良将们的事迹与智慧。与其去听那些（治世）训导，不如去努力观察事实（通过历史阅读所看到的行动与事件）。[11]

历史以这种方式在东亚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在中国和朝鲜，甚至存在一种潜规则，即在每一部官修史书完成后，那些由官方编撰机构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就会被销毁。这是为了防止后人重写和改写这一以政府名义出版的唯一而神圣的官修史书。的确，为了赋予官修史书圣经式的地位，毁掉原始材料是一种不错的办法。在李朝的朝鲜，汇编完成后原始材料事实上一直是被焚毁的。

另一方面，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一点是，在日本则可以观察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保护原始材料的强烈信念。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786-1822年由塙保己一主持的和学讲谈所的史料收集编纂工作。把这一工作和《德意志历史文献汇编》（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以及《意大利的年代记》（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相提并论是毫不夸张的。但在东亚国家，保存原初历史材料的意识仅仅存在于日本。

关于为何东亚国家中是日本最先成功地接受了现代德国的历史方法，学术界有着多种解释。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先决条件，日本在引入现代西方历史研究前进行了数量巨大的文件收集和汇编工作。这一传统事实上孕育了主要的历史学子学科“文献学”[12]。这里我们可以说早期现代日本的史学进程与十九世纪的欧洲非常类似。因此，在日本大规模的第一手文献收集和文献学的广阔领域里，我们能够找到和“文献管理技术”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而“文献管理技术“正是现代德国实证史学的重点。

4．

从以上论及的各种不同视角中，我将试图在东亚体系中（尤其是日本）考察彼得·伯克的一系列论点。

4．1 历史研究与法律判决

正如伯克所指出的，历史研究和法律判决之间的类比也许只是存在在西方的思维里。如果十九世纪早期的东亚历史学家读过卡诺·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法官与历史学家》（都灵，1991）的话，在那里金兹伯格把历史学家描述为传达对社会世俗事务的判断的人，那么毫无疑问，这会引发东亚历史学家们的思考：“史学不应该是做那样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接下来，他们也许会重新开始思考：“历史学家……评判历史的人？哦，他一定是一个法官，在政府的特别权威之下对历史的伟人们做出评判。”因为在日本，尤其是在中国，史学是比法律判决重要得多的事情。历史是对过去的重构。这比仅仅去评判在一个特别事件中个人或集体的对错的行为要伟大得多。

如果我们去看早期的现代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和法官的类比就不会出现了。我们几乎就不会察觉到那种想法对他们历史研究的影响。因为这个时候的日本历史研究确实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探寻历史的因果好比是揭开一个神秘事件的面纱。人们想过会出现它与法律评判的类比，但在日本和中国，都是找不到那样类比的线索的。

日本审判制系统的悠长历史也引发人们期望发现法官和历史学家之间的类比。日本法律审判机制的传统要追溯到七世纪；并且到了十二世纪，最后的判决也是建立在书面证据的真实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伪文件）。然而，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与历史研究的概念结合起来[13]。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历史研究从传统的中式历史研究方法转向到了兰克后模式化的西式史学，才开始有了“对过去进行判断的历史学家”的意识。在号称为“抹杀博士”的重野安绎那里我们发现了这种意识的典型例子。通过给日本历史提供“作为判断的历史”的方法，他重新检查了

《太平记》并且证明了十四世纪的军事将领儿岛高德从未存在过[14]。

在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引进之后，这种情况是与史学的官方角色的减弱以及历史在大学单一学院领域内的狭义化相联系的。即，为了历史学家能在这个新的“大学”体制下生存，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必须有他自己的“专业”。因此，为了把自己与业余历史学家区分开来，大学历史学家创立了“文献研究”、“因果关系研究”，和“史源学”这些专业。作为历史研究一个部分的“文献研究”也是在引进西式历史研究方法之后出现的一个现象。在西方，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仅仅是在历史转向一个独立的学院领域中产生的结果。然而，对东亚来说，现代西方历史研究的引进则是宣告了以综合描绘整个世界为目标的东亚式史学的终结。

4．2．注释学

根据伯克对注释学的论述，可以看到传统东亚历史研究和西方的注释传统是相近的。举日本编史传统的例子来说明。像在中国一样，日本的历史编撰工作也是以政府为中心角色来发展的。日本的编史传统始于公元720年的《日本书纪》（Chronicles of Japan）的修撰，从那以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即使是在1868年上台的“现代政府”明治政府，也在内阁建立了专门的历史研究机构[15]，以保持这一编史传统。

在这个编史传统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它与西方《圣经》注释学的相似性，尤其是在“关于《日本书纪》的讲解”中。这些研究《日本书纪》的会议，从八世纪早期开始举办，随着在十世纪成为一件公开的朝廷大事后，被宰相以下的许多朝臣和官员所从事。这些讲解的焦点不是为了探讨《日本书纪》的真实性或者讨论它的意思和意义，而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对课本的权威并规范的解读。当我们阅读记录了这些讲解的三卷本《释日本纪》时，我们发现它的中心并不是去批评考究《日本书纪》――如果把它视为相当于西方的圣经评论的话――而是为了认定《日本书纪》为唯一的权威并且讨论如何理解它里面的基本信条[16]。

然而，确切地说，官方历史的注释学研究并不能被认为是“历史”；在东亚的传统中，它甚至被降格为属于“历史阅读”。相形而言，构建官方历史的实际任务比注释学要繁复得多，因为那是对于过去的持久构建。当东亚政府的编史者编撰前代的官方史书时，他们是为了用它们来代替历史事实本身。通过毁坏用来书写官方历史的原始历史材料，历史学家们就有效地堵住了未来的通向历史事实的通道，而把它的位置转移给了官方历史，他们认为它可以拥有与历史事实同样的存在地位。能够被保留下来的只是官方历史，在官方历史占据这个位置后，其它任何与历史事实的联系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从而，传统东亚编史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或再现过去，而是为了构建历史——这种构建同时要排除任何将来的重构。这样下去，这些官方历史的后继研究将仅仅被视为是注释学，一种“历史阅读”而已。

4．3．客观性

东亚的编史传统非常强调客观性（或者“公正性”，“无偏见”等）。但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史学是被产生它的特殊的文明规定着，客观性的概念在这里同样也不是绝对的；在东亚史学的规范型传统中，“客观性”是遵从于它所处的文化和历史体系的。

例如，在东亚的官修史书中，传记的编写者会先叙述他们所认为的那些“事实”。然后，这些事实将通过历史学家的评论得到补充。陈述史实与写作评论这两种工作在“认识论”上被严格地区分为独立的两类。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加在《史通》和《大日本史》中的史论都被特别地标明出来，以免官修史书里的事实会被历史学家的评论所“玷污”。这是东亚史家表明其“公正”立场的一种特别方式。相形而言，在现代西方早期的认知型史学传统里，客观性则是意味着它独立于宗教以及政治的派别之争。而在东亚普遍的情况是，人们从未把历史当成政治冲突的工具过。在中国，历史论及的总是已经灭亡的朝代。而在日本也一样，历史不可以用来谈论当前的问题。

在东亚，客观性的精神普遍地影响着历史学家们。下面这则中世纪韩国的轶事体现了东亚的这一精神。1437年，在《李朝太宗实录》即将完成的时候，世宗皇帝想看看它。然而，一个大臣劝诫他：“这一修史工作是为了把过去的事情告诉给将来，而它们都是事实。但如果陛下看了它，我们就会不能不重写它。那么假如以后的皇帝都这么做，史学家就无法按真相来书写历史了。那么我们将怎么再把事实拿给将来的人们看呢？”在听完这个劝告之后，这位皇帝就放弃了这个要求[17]。

5、

这里我想花些时间来回答伯克提出的问题：对于日本文学十分偏爱的主题“失败的高贵” 日本史学家也同样重视吗？我在这里的讨论也可以算作是对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论述这一主题的《失败的高贵》（The nobility of Failure）[18]一书的评论。

然而在讨论它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史学的文学形式。在日本，关于历史和文学的联系，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是书写历史的，而日本是书写文学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在文学的领域内，以《源氏物语》为始，日本出现了许多小说。这些小说很多实际上是把历史作为题材的，事实上，许多史学的文学流派（诸如战争/军事编年史等等）也是从这一文学传统中产生了。然而，这些作品即使从我们的视角来看也已经是史学的杰作，但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则没有被归入历史的范畴。因为那时候，“历史”，指的只是历代国家值得记载的重大事件的唯一真实记录。从那些时代所具有的一个狭义的范围来看，历史仅仅是“官修史书”，它的叙述方式是固定的。尽管如此，历史虚构也仍然极大地按它本身的方式被演绎着。

文学和“官修历史”的关系在日本与“失败的高贵”这一观念联系在一起。崇拜失败的民族精神，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日本人的个性。在日语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判官赑屃”是用来表达它的。“判官”是古代日本的一种官职，这里它尤其暗指担任过判官的悲剧英雄源义经(九郎判官)，现在这个词语在谈及对悲剧英雄或弱者的同情时会用到[19]。源义经是十二世纪时日本的伟大人物，他最后被自己的兄长源赖朝杀害。而源赖朝就是日本第一个幕府时代的开创者，他在十二世纪统一了日本，建立了镰仓幕府。伊凡·莫里斯在他的著作的第五章谈到了这个故事。

在日本，源义经这样的失败者和被征服者是被崇拜的，人们甚至会建立一些神祠来供奉他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来膜拜。如出一辙的是，日本木偶戏（被称为净琉璃，是日本传统戏曲的一种形式）的三部伟大杰作都是以失败的高贵为题材，它们分别是：《义经千本樱》，《假名手本忠臣藏》和《菅原传授手习鉴》。这三部木偶戏都上演了将近两个多世纪。它们是如此流行和普及，也正说明了深深地扎根在日本人民心里的“失败之审美”。

然而，有趣的是，作为学院史学家的一个研究课题，源义经仅仅是成为几部传记的对象。而在木偶戏和歌舞伎（日本17世纪的传统剧种）中，他却是主要角色。《义经千本樱》这个名字，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宏大的事业，是日本木偶戏中最吸引观众的一部。从史学的视角来看，这一分野的形成颇为有趣。追溯其源头，它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学科的专业化。那时为了努力实践德式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史学家们努力地寻求证据以证实他们所认为的“事实”。因此，凡是不能根据史料推断出来的都将被抛弃掉，然后才有了现代历史研究的形成。

并且最有可能被这些专业史学家忽视的一个领域是个人传记的研究。而忽视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盛行，造成了把专有名词排除出“学院”历史的这样一种信念。大学史学家研究传记数量的急剧下降是现代日本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专有名词被专业的史学家排除在外的同时，在大学系统之外从事研究的“非专业”史学家也就渐渐地穿上这件外衣。专业和非专业史学的这种关系与伯克的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正如怀特在诸如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这些例子中所认为的，本土文学流派是否在有意无意地扮演着与历史学家同样的角色？”

日本史学家由于历史研究的现代形式而脱胎换骨是深受如兰克、布克哈特、托克维尔这些史学家的影响的，实际上是在这些欧洲人之后模式化了他们自己的研究。事实上，日本史学是以两个彼此对立的方向发展的。那就是，当日本历史领域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将自己分为“学院史学”和“非学院史学”这两个阵营（还有一种说法，即“公共史学”和“私人史学”）时，非学院史学是在基佐和巴克尔这些史学家之后模式化自身的。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在大学供职，他们的研究就只能被命名为“非学院”历史。二战后，这一非学院的传统得以继续是依靠所谓的历史小说家的努力。他们虽然无法达到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摹仿论》（Mimesis）中所描绘的现实主义阶段，然而，相形于西方所认为的历史小说家，日本历史小说家却是坚持着严格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忠实于历史事实的标准。按照日本人的看法，像朱尔斯·米舍莱（Jules Michelet）这样的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就会被驱逐到历史小说的地位。实际上，日本历史小说家注重的是那种比米舍莱更贴近于历史事实的细节描写。按照西方的标准，也许可以很放心地说日本的历史小说家是史学家，或者可以说是历史随笔作家；而仅仅是日本历史专业和东亚的规范传统把它们定位在了学院历史领域之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历史小说家在初级和中级学校对日本人所作的历史介绍，深刻影响了大多数日本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

6．

这些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史学所扮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比较东亚和西欧的史学，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课题。在一个特定的文化里思考历史的角色，我们几乎总要回到马克·布洛赫的基本问题：“历史的作用是什么？”[20]为了调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分发了一份问卷给126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问他们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结果，其中有三十八个人都回答：“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从过去中有所收获。”在这三十八个人中，又有十九个人回答时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即“告诸往而知来者。”[21]有趣的是这些历史专业的日本学生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学院历史研究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创立出来，却恰恰是以它把自己从历史的道德视角中分离出来为前提的。然而，即使到了现在，这些学生仍然不能分辨出自己的学科是如何区别于其他任何学科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东亚和西欧，过去都被理解为“一面镜子”。这在我们的历史意识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潮流，而不去思考历史本身的特别意义则是错误的。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东亚这种“作为人类明镜的历史”的解释框架是十分危险的，一如沉浸于基督教天启信仰的西方社会[22]。它的危险是因为，如我更前面提及的，东亚世界的历史是人类判断的唯一基础；简而言之，它是“人类唯一的镜子”[23]。在传统的日本，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巨变之前，毫不夸张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史学家。

这里我想就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总结一下我的观点。这两者的冲突就是我所说的“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然而，在这一冲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东亚的史学仍然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东亚的历史总在建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因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当一种特别的历史研究形式（比如纪传体或编年体）出现时，它马上就会被规范化，并且这样的历史书写会代代相传。这些模式被保存下来，公开被政府承认，正是因为它们是被视为规范。于是，尽管日本人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已经积极吸取了西方认知型历史研究的方法，规范型的传统也仍然得以坚持。这就是我在前面所陈述的：“即使成分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史学作为整体的性质也能不为所动”。拿日本来说，尽管史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由公立机构编撰历史的传统至今依然繁荣——实际上，规范型史学的传统也基本上从未中断过。由此可见，人们只需要去领会当前的历史教材或者本地所“书写”的历史，从而能严格去把握来自中央政府（或者在本地历史的例子中，是本地政府）的权威精神和“规范”历史就绰绰有余了。

相对而言，十六世纪后，西方的历史研究相对于那个时候其他的学院领域，已经构建了它自己的有别于当时其它学术研究的认知世界。新的“认知的方法”，出现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试图在历史的体系内确立那些事实。如果我们把历史编撰学的出现（拉·波普里尼可以说是它的先驱者）视为西方历史认知型视角的早期萌芽，那么十九世纪德国历史理论的一系列著作则可以看作是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认知型学科的确立。[24]

东亚是一种书写的文化，它的核心就是历史编撰。但是让我疑惑的是，为什么相形于东亚史著的庞大数字，认知型史学的著作却是那样稀少？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的回答是：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只是，二十世纪东亚史学显然已经成为规范型史学与认知型史学争夺的地盘。我相信，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1] Georg G. Iggers，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 Einige Űberlegungen’， Shakai Keizai Shigaku 60-2， 1-23.

[2] E·伯恩海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柏林，1905年。该书日文译本初版于1922年，但在此之前，伯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程》（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柏林，1989年）已经有很多日本历史学家读过。

[3] Kumezo， Shigaku Kokyuho， Tokyo， 1903; Liang Ch’I-ch’ao， Chung-kuo li-shih yea-chiafa， 1922.

[4] Naito Konan， Shina shigakushi， 1949; Tanaka Suiichiro， ‘Liang Ch’-ch’ao no rekishi kinkyuhoh’ in id， Shigaku ronbunshu， Tokyo， 1900，347-385.

[5] See vol. 7 of Liu’s Shih t’ung.

[6]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C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1958，104.

[7] Suzuki Shun， Nishijima Sadao， eds， Chugokushi no jidai kubun， Tokyo， 1957.

[8] Tsuneo Matsui， Chugokushi， Tokyo， 1981.

[9] 但我们得等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计量方法出现后。

[10] See Ssu-ma Ch’ien， shih chi， ch. 70.

[11] Sorai Ogyu. ‘Taiheisaku’， in Ogyu Sorai [vol. 36 of the Nihon Shiso Taikei]， Tokyo， 1973， 485.

[12] Juichi Igi， Nihon komonjyogaku， Tokyo， 1995， 18-37.

[13] Shin’ichi Sato， Komonjyogaku nyumon， Tokyo， 1971， 4-5.

[14] Yasutsugu Shigeno， ‘Kojima Takanori’， in Shigeno hakase shigaku ronbunshu， vol. 2， Tokyo， 1938， 577-590.

[15] Toshiaki Okubo， Kindai nihonshigaku no sciritsu. Tokyo， 1988，70.

[16] Shojiro Ota， ‘Jodai ni okeru Nihonshoki kookyu’， in Honpo shigakushi ronso， Tlkyo， 1939， 367-422.

[17] Suiichiro Tanaka， Tanaka Suiichiro shigaku ronbunshu， Tokyo， 1900， 510-512.

[18] Ivan Morris， The Nobility of Failure， London， 1975.

[19] Tadao Sato， Nihonjin no shinjyo， Tokyo， 1976.

[20]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I’Histoire ou Metier d’Historien， Paris， 1949， introduction.

[21] 引自《论语》。有趣的是，这一名言原本的含义有些像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它表明了阐释研究是学者的主要职责。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清楚这一原初含义。

[22] For example， see J.H. Plumb， Death of the Past， London， 1969.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7

高一历史下学期教学计划怎么写?培养学生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一历史下学期的教学计划5篇，供大家参考。

高一历史下学期教学计划1一、基本情况分析：

1、学生状况分析：

本学期本人教授高一5、6两个班，学生的基础较好，认知能力强。总体来说，作为高一新生，对于历史的学习还停留在初中阶段的认识水平。

2、教材简析：

高中历史必修一以古今中外政治文明历程为主题，着重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分九个单元，30课进行阐述。教材的编写采取中外合编的专题史体例，每个单元集中探究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问题。每个单元分为若干课，每课涉及一个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对于专题史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高屋建瓴。

二、教学目的及任务：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通过对历史必修课的学习探究，除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外，还要重视对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要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历史进程，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同时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教学质量目标：

在期中考试中，争取学生的合格率为90%，优秀率为25%

在期末考试中，争取学生的合格率为95%，优秀率为30%

四、重点工作：

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习方法，养成学习习惯，夯实知识基础，稳步提高学习成绩

五、具体措施：

1、做好初高中衔接，放慢讲课速度，让学生学会高中历史的基本学习方法。

2、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纲化教学，使学生明确学习内容，有的放矢。

3、抓好课堂效率，扩大提问范围，关注每一位学生，观察学生上课状态。

上课力求精干、实在。上课要求每个人在教材上做好笔记，课后进行知识整理，

4、因材施教。

5、做好知识的巩固，注重课后反馈，每节课后完成练习，每个单元结束后，进行总复习和考核，增强学生的应试能力。

6、注重授课语言的精确，准确适用以下词汇“了解”“掌握”“重点学习”“知识迁移”

高一历史下学期教学计划2一、指导思想

1.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和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历史教学的要求，把教学目标定位于全面完成历史必修2《经济成长历程》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包括课程目标、内容标准等。

2.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帮助学生认真学习，理解课表要求，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创新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能力，提高学生历史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3、在教学方式上，着眼于发挥学生自主学习，在交流中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努力尝试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

二、学情分析

高一学生经过第一学期的熟悉，相对来说容易融合到历史老师的教学习惯中，但一方面由于本学期重新分班，来到一个新环境，心理和作息习惯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另一方面上学期的历史教学中看到，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都比较薄弱，所以高一下学期历史教学仍应注重基础的培养和兴趣的培育。此外，学校推行学案制教学，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比较喜欢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因此，在制作学案的同时也制作PPT，将历史知识与历史发展脉络通过多媒体直观浅显、生动活泼的方式呈现给学生。

三、工作重点及具体措施：

(一)工作重点：

1.总的要求：明确教学任务，抓好教学常规，注重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兴趣。

2.注重教学设计的探索，精心备课，做到备教材、备学生、备学情、备学习方法。

3.上好每一节课，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

4.注意教学方法的改进，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更能掌握学习知识的方法。

5.努力学习，加强理论学习和教学操作能力，提高自身教学水平。

(二)具体措施：

1.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创新与改革。

(1)优化课堂教学各个环节

针对我校实行学案制的情况，使教学的各个环节如备课、说课、上课、听课、评课、反思等各个教学环节，得到全面优化。做到课前充分准备，课中高效落实，平时听评课开诚布公，课后认真反思提升质量。

(2)努力尝试三种课型的模式

结合其他优秀教师的经验，在教学中，努力建立自己的教学模式，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培养自己的教学习惯。

第一种课型，新授课。它的基本环节：课标导航，制定学案，创设情境，模式学习自主学习，自我检测落实知识，合作探究归纳总结，提升拓展反馈训练，巩固知识。

第二种课型，复习课。它的基本环节：问题驱动，自主学习重点难点，合作探究知识梳理，点拨归纳典例评析，深化提高变式巩固，拓展完善

第三种课型，讲评课。基本环节：考情展示个性纠错典例分析变式巩固补偿训练。

(3)进一步完善学案导学模式

针对我校学生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充分发挥“学案”的导学功能和“合作学习”的智慧共享，让全体学生能高效利用自主学习时间，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集中有限的课堂时间引导学生消化重点、难点，解决思想、方法问题。课前精心编制的学案，充分发挥学案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领作用;课堂高效落实学案的导学功能;课后充分发挥学案导学的延展功能。

(4)在巩固环节上，力求做到每课一练，每单元一练。

(1)每堂课最后留一些时间检测本节课学习情况，做到每课一练。

(2)每单元总结测查，把前面所学主要内容以试卷形式考察一遍，做到每单元一练。

(3)利用学校教导处、级组组织的月考、中段考、期末考，查漏补缺，让老师做到心中有数，让学生知道得与失。

2.虚心向科组的其他历史老师学习。

根据科组的安排，教学结对子活动中，与夏培荣老师结成教学伙伴，互相之间多听课、多指导，加在备课、教学重难点把握、课堂语言表达、授课板书设计、作业批改、试卷讲评等教学过程所有环节的互相学习，促进我校历史学科建设的成长。

3.充分利用科组教研活动，展开高效交流。

历史科组人数少，高一年级历史老师就本人一人，集体备课的落实只能在科组教研活动或课后进行。在集体备课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集体研究，做到课前一周认真准备，写好教案;课间向40分钟要效益;课后及时反思成败得失。

高一历史下学期教学计划3一、教学内容：

高一历史必修(I)是政治文明历程。着重反映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

二、指导思想：

新高中课程计划在明确高中培养目标、优化课程结构、确保教学内容、促进教学方式转变等方面作了积索。所以教学中应紧跟高中课程改革的步伐前进，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确保高考的顺利推进，确保高中教育质量的稳步前进，教学中要切实有利于广大学生的自主发展。

三、教材分析：

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

历史必修(I)的8个学习专题，共27课。主要是了解人类历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其代表等基本史实，正确认识历的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学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能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与解释、理解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市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从而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

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人类的政治活动既受制于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又发作用于经济及其他活动，给社会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学习历史，了解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中的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学情分析：

高一年级共5个班，每个班将近50个学生，生源质量高低不一，因此，我在教学当中一定要进行分层次分阶段地巩固和提高。针对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则要进行一定较难的作业布置和试卷的布置。针对学情和特点略讲某些章节教学中一定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并以基础知识为主。

五、教学方法：

综合考点内容，突出学科内的知识衔接，注重学科间的贯通，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基础训练，重在运用;拓展训练，重在提高;综合训练，重在发展。使学生既从“点”上拓展，有能对所学知识点结合，融会贯通。

高中历史教材的主体结构按“学习专题”购建。共八个学习专题，包括导语、学习建议、主要介绍专题的历史发展线索或学习重点，并提出一些学习方法上的建议。正文后辐射自我测评、材料阅读与思考，以拓展我们的知识面，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历的政治活动是丰富多彩、极其复杂的，他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一起构成料人类历多彩的生活活动。只要同学们潜心学习，细心探究，就一定会有许多预料不到的收获，感悟许多历史的真谛。

高一历史下学期教学计划4一、指导思想

深刻贯彻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优化教师的教育理念，仅仅围绕高中历史学科的五个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结合高中历史教学实践，有效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提升教学效果。

二、现状分析

1、高一年级共有班级10个，共分三个层次，创新实验班2个，实验班4个，省招班4个。

学生层次丰富，但总体素质比较高。

2、教师方面，高一年级共有两位历史老师，两位老师同时还担任高二部分历史会考班的教学工作，课时任务重。

3、随着近年来历史会考难度的增加，并适应新一轮高考需求，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迫在眉睫，而高一年级作为起始年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三、工作思路和目标

1、“兴趣是的老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践行少教多学的教学理念，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性作用。

2、夯实学生高中历史学习的基础，制定合理的教学和复习计划，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3、参加市区教研活动，并积极开展组内的听评课交流，加强集体备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重点工作

1、有效进行分层教学

措施：针对高一年级三个班级层次之现状，应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教学，创新实验班及实验班在教学中除了进行常规教学外，更应注重学科综合能力素养的培养，省招班则更注重常规教学，再此基础上努力提高学科能力。

2、高一历史剧(12月)

措施：提前制定计划，安排相关人员和具体任务。11月布置到各个班级，进行剧本编排和演练。

3、历史讲座(12月待定)

措施：提前联系确定讲座专家。此项为待定。

高一历史下学期教学计划5一、教材分析

高一上学期学习历史必修“政治文明历程”，着重反映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相互作用。了解中外历重要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讨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二、学生现状分析

今年任教高一六、七、八、九四个的历史教学工作。通过初步接触和了解发现学生历史学科基础相当薄弱，缺乏学习兴趣，基本的学习方法和习惯都没有养成，而且对历史学科一惯当作“副科”，非常不重视。

三、本学期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通过学习，了解人类历重要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及其代表人物等基本史实，正确认识历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2.过程与方法：学习搜集历有关政治活动方面的资料，并能进行初步的归纳与分析;学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不同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影响，理解政治变革是社会历史发展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能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与解释;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理解从____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人类社会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树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奋斗的人生理想。

四、工作措施

1.强化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质，提高学生运用知识的水平

就是要将课标要求的基础知识记忆牢固，理解准确。要注意研究在复习中怎样把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和专题问题、热点问题联系起来;要研究怎样整合教材，怎样加强三个必修模块内容之间的嫁接与联系，怎样整合选修模块与必修模块之间的联系;要研究采取哪些方式方法才能让学生把主干历史知识扎扎实实地掌握起来，达到记忆牢固，理解准确，运用灵活。

2.加强对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学习能力的培养

针对前面分析的学生在知识迁移能力、提取有效信息能力、思维能力、审题能力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要采取得力措施

(1)研究怎样实施问题意识教学，即怎样在复习教学中渗透问题意识，将教材中陈述性的史实，转换成问题性的素材，把说史变成问史和疑史，鼓励学生寻找史实之间的因果转化关系，把历史的知识序列变成史实的问题序列。

(2)研究怎样提高学生理论认识能力，即学会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使学生把理论观点转化为认识历史的思维方法，用以全面地、辩证地分析历史问题。

(3)研究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落实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即怎样把各种能力培养与具体的历史知识相结合，与一定的方法技巧相结合;怎样把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学、测试等各个环节和各种教学活动中，做到能力培养内容化、方法化、经常化，以期切实提高学生解答历史试题的基本能力。

(4)研究采取那些措施和方法培养学生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回答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做到：能够正确理解材料信息的含义;能够准确概括提炼有效信息;能够结合所学知识解决新问题。

3.加强学生行文答卷的规范性

初步设想通过老师明确要求和样卷展览、个别指导、限期做到等四个环节来落实加强学生行文答卷的规范性的训练。

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达到三个教学目标：一是放慢速度，夯实基础;二是理清线索，构建结构;三是注重能力，接轨高考。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要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为目的，全面整合教材内容，优化教学模式，以期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提高历史学科的学习能力和综合探究能力。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8

一、从方志的发展看:志、史相伴而行

一般来说，志书经历了全国性区域志、地理志、图经、地方志的发展阶段。按其发展的成熟程度而言，大致分为汉唐魏晋南北朝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隋唐宋元的完善与成熟时期、明清的全盛与方志学形成时期［2］。如果把民国后方志学的发展也包括在内，则有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后方志与方志学的现代形态转型，并获得大发展的时期①①。在方志学形成独立学科前，方志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是并行的，有时甚至是合一的。严格来说，被称为志书渊源的各种先秦古籍其实都只是在某个方面具有后世志书的因素。真正形成约定俗成的体例，并且有广泛记载内容的志书是在汉以后。班固《汉书•地理志》从方志的角度来说是一部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从史书的角度来说，首创后世历代正史地理志体例，“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8］。西晋挚虞作《畿服经》，该书除叙述地理风俗外，还增添“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开创了方志记载人物事迹的先例，从而突出了记史的属性，为历代方志学家盛赞。我国最早以志名书者为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该书集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从而具备了方志的雏形，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而这些公认的方志古籍同时又是非常著名的史学名著。隋唐宋元时期，地方志经历了图经到方志的阶段。唐宋元中央政府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图经定期编呈制度，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图志、图经和方志，如唐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县图志》、宋李宗谔等编纂《祥符州县图经》，元札马剌丁等主持编撰的《元一统志》等。从体例上看，唐代形成了图、志兼括之体，《元和郡县图志》是其开创之作，宋《祥符州县图经》继承此体;到南宋，志书体例已有平列门目体、纲目体和史志体三种类型，完成了古代图、志、籍的融合。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志书都从偏重地理记载转向人物、政事的记录。这一时期的方志作者大都将方志纳入史书行列，认为“史志同义”。元代张铉在主修《至正金陵新志》以志拟史，他对该志各部分的作用进行了如下表述:“首为图表，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他将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为撰志宗旨，并一反修志“隐恶扬善”的传统，提出志书应实录“是非善恶”，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细兼该，善恶毕著”［9］，这也是把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风运用到修志实践中，将方志修为信史的一种尝试。由此可见方志书与史学之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方志学。然而即使是已经独立发展的方志学，其与史学的联系也是极为紧密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方志学的开创者之一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中。章学诚在其重要的史学与方志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中论述了志书的性质、编修原则与方法。他认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文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7］因此，他认为志书就是“一国之史”，即古代“列国史官之遗”。据此，他主张修志应该遵循史家修史的原则与方法，即要有“史家法度”。从他论述的修志原则与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就是认为修志即为修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方志学与史学的紧密关系。

二、从方志学的转型看:志、史互相促进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随着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我国，传统史学与传统方志学都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因而发生了史学与方志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现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方志学与史学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近代方志学与近代史学。为进化论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新史学》一文，最早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他将进化论理论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提出了“民史观”，主张重视下层民众在史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后，他撰写了一系列方志理论著作，主要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1924年)、《说方志》(1924年)及《龙游县志序》(1925年)。他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将“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并列，最早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他在《龙游县志序》一文中借评价《龙游县志》的优长，对传统方志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方志学理论领域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民史观”。他对旧志书中“一般民庶，概付阙如”表示不满，而极力赞赏《龙游县志》“根据私谱，熟察其移徙变迁消长之迹，而推求其影响于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悴者何如。……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秘奥，于世运之升降隆污，直探本源”。同时，他又论述了“志”与“史”的关系:“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10］然而，梁启超基本上是在“新史学”的范围内，“从史的角度对方志学进行探讨”［11］。虽然其理论对于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本人似乎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方志学近代转型的趋势。

较早地认识到方志学近代转型的趋势，并正确地指出这一趋势的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他在1928年写的《修志刍议》中指出了这一趋势:“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则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为重心也审矣”，“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12］1935年他在其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修志工作不注意新史流，不符合新史学体例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义，又不讲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饰，抹煞事实，或广录载籍，忽略现代，自以为工，实深乖史体，余则极力矫成之。”［13］与傅振伦先生一样，李泰棻先生也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致力于方志学的现代转型。他认为:“一切现象，不外二种。一曰循环状，一曰进化状。……学之属于循环状者，谓之天然学;学之属于进化状者，谓之史学。故史者，研究进化之现象也。”既然“史乃记载及研究人类进化现象者，然则方志亦必为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者无疑。”［14］在此基础上，他对方志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他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一节，强调“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业，经过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14］其他如黄炎培、黎锦熙、顾颉刚、于乃仁等都主张在地方志中“扩充社会及经济史料”，以适应进化论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方志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紧紧跟随‘新史学’而反思、扬弃传统方志观，以求与中国历史学同步向现代转型”［15］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些方志学家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试图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地方志的编修。如傅振伦先生在1930年写的《编辑北平志蠡测》中指出:“居今修志，应加改革。宜除道德之空谈，侧重于物质方面。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而‘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更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今后必加强于地理之自然资源、人文地理以及扩充旧日史志食货门类目，诚当今日修志之要义矣。”又说:“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而史学遂成专门之学。唯历史之科学化也，则必:第一，须为实录;第二，须注意进化方面;第三，须作真理规律之探求。此外又须兼重科学之记录。”因此，志书中各种专志，“凡独立成为专门之学者，亦应叙其源流，详其嬗变之理”［16］。这说明，随着新史学思潮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也对方志学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动向预示着方志学现代转型的一种更加光明的未来。当然，方志学的转型及其发展对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推动了民国地方志的大量编修，从而为史书的编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料。当时的方志学家大都认识到“方志为国史资料所出”，因而搜集地方资料非常广泛细致，“以为国史约取余地”［17］。特别是转型后的方志大量记载和收录了地方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这些都为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很多都利益于地方志中的资料，如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他在民国时期就出版了《太平天国史丛考》、《洪秀全金田起义前年谱》、《太平天国金石录》、《太平天国史考证》、《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志》等，还出版了称为兵志系列的《绿营兵志》、《湘军新志》、《晚清兵志》三种。这些研究成果中就引用了大量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资料。民国地方志还记载了各地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大量史实。如广西《桂平县志》记载的太平天国运动史料、河北《固安县志》、《琢州志》、《霸县志》记载的义和团史料、《黑龙江志稿》和《瑷珲县志》记载的沙俄入侵黑龙江以及边疆军民反侵略斗争的资料。这些都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建国后，在整理地方志基础上编纂出版了许多地方志专题资料，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三、结语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9

关键词 爱国主义 革命遗址 保护

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独立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土建学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开展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摸索出了应用技术型高校土建类人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方法，结合自身专业特点，运用所学，实地走访革命遗址，了解保护现状，提出整改建议，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的专业知识，让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打造落在实处。通过对革命遗址的近距离观察，清晰的认识历史，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该项活动还能够形成典型经验，可以在不同高校和地区辐射推广。

1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2016年8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实地对恩施鹤峰的革命遗址保护现状做了调查，同学们先后走访了鹤峰县烈士陵园、五里坪乡红军遗址等革命遗址，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大木结构腐朽变形和地基基础沉降等问题。

同学们分析了建筑问题成因，他们认为地震灾害、人为的地下工程、木结构腐朽变质等都可能造成上述问题，另外建筑的保护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繁琐的事情，以前的建筑一般都是砖石结构或砖木结构，且年代又都久远，主体所用的砖石，经过天长日久的风化，而其木构件又经过长时间的炭化，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腐朽。有的则因白蚁作祟，使许多木结构已失去应有的功能。完好的则因长久干燥，防火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革命遗址被毁，经济价值可以估算，然而文物价值是无可计算的。鹤峰县的红色建筑，很大一部分都是民居改造而成，分散在各个地方，保护工作非常困难。进过调研，同学们认为可以主要采用以下方法：白蚁防治，定期给建筑木构件喷洒些药水，发现虫害，彻底根治，未发现的加以防治，防患于未然，使红色建筑得以安康长久。再就是建筑防火，建筑防火是一个大问题，红色建筑过去都没有防火设施，不像现在建筑有消防栓，有喷淋、有烟感报警装置。然而它们的要害又是怕火，一旦发生火灾极难扑救。所以建筑防火是当务之急。建议主管部门给建筑适当安装监控装置，把所有部位纳入视野之中，一旦发生险情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致于发生大的损失。

通过这些调查，同学们对革命遗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站在专业角度，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提出个人意见和看法。

由此可见，对于红色遗址建筑的保护也是有很多要求的，如：（1）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不搞破坏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对建筑材料要进行有效处理，置之于隐蔽处；对屋顶瓦、砖瓦等，力求按原有的规格、花纹等烧制，不轻易无根据改变原样，以期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2）在维修中注意恢复建筑的本来面貌。对已遭到破坏性维修的建筑，应通过调查考证，努力将其原来的造型、体量、装饰、色彩等形貌忠实地恢复过来。（3）尽最大努力，采用不落架施工。有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部分梁柱已被害虫蛀空，但墙面砖木尚好。如果按常规维修办法揭顶、拆墙、更换梁柱，必然会造成严重破坏。而采用不落架的“偷梁换柱”做法，才能完善地保护其原有的各种构件。如果改变了原状，就失去了它的特色，就不能带给我们正确的历史时代感，从而降低了作为史证的价值。

2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意义

根据《恩施州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显示，恩施州革命遗址共计667处。其中：（1）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276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41.4%。（2）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281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42.1%。（3）革命领导人故居36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4%。（4）烈士墓36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4%。（5）纪念设施38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7%。恩施州革命遗址主要是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C构旧址、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这两类占了革命遗址总数的83.5%；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纪念设施仅38个，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7%。因为年代久远，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从对恩施州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革命遗址考察中，发现用专业知识调查革命遗址保护状况，倡导爱国主义教育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而且通过土建类专业学生的实地走访，让他们有深刻的体会，在实践中验证了所学的专业知识，才让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打造落在实处。

3采用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按照调研目的和计划，对革命遗址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观察，并做出准确、具体、详尽的记录。

（2）文献法。通过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和文件，全面掌握所需材料，以利研究工作。

（3）调查法。通过访问、发问卷等方式去收集反映研究对象的材料。必要时可同历史研究法等配合使用。

（4）历史研究法。通过对革命遗址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建筑发展的规律，挖掘潜藏的文化内涵。

（5）实验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汇总，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进行实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历史个人研修总结篇10

一、思想文化修养素质的要求及其实现

中学历史教师要深刻领会“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这句话的内涵，但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教师自身的思想修养素质先要得到提升，然后在完成系统传授历史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必须把以思想教育内容适时包容进去，并自然地渗透到讲授中去，长期下去。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学目的，否则就不能全面完成中学历史教学任务。

即使是一名系统接受过思想修养理论课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历史教师，如果不能理论联系实际。对自身在讲授历史中给学生以思想启迪、不能使学生知古鉴金，明白做人的道理。因此历史教师不断学习吸收新思维理论、新认识理论、新思想方法，懂得在中学教育阶段如何进行历史教育即如何安排和讲授历史问题，明白中学历史的教学的方针，以提高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理性知识，这是中学历史教师提高自身思想素质的重要一环。在这里还应强调的一点是中学历史教师在提高自身思想素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努力提高自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加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深化对社会主义的情怀。

体现思想修养素质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这主要表现在热爱中学教育事业并献身中学教育事业。历史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肩负培养新时期建设人才的神圣使命，因此必须真心实意地热爱自己本职工作。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教育事业。还有应具备为人师表的人格素质，这既包括良好的教养和性格，也包括高尚的人格、丰富的生活经验、远大的追求等。在这里，道德修养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品格完美，而且有着强烈的为人师表的示范性，有以身立教的作用。

其次，历史教师应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的素养，常言道：要教会学生半桶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对教师来说，主要的职责是教书育人，因此教师在专业知识上的要求应更高、更完整、更系统。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基本上可以有：掌握各个古今中外各个历史阶段的通史；熟悉中外重要人物的主要事迹，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各民族、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发展过程，另外还应学习各类的专门史，从而使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扩大，以便更好的服务于历史教学工作。

二、历史教育技能素质的要求及其实现

“教学技能素质是提高中学历史教育质量的关键。”新时期下教学技能素质除传统的如备课技能、讲课技能、课堂管理技能、考评技能、组织历史课外教育活动技能、语言技能和板书技能（此技能在没有条件实施多媒体课件教学的地方仍适用）等外，还应掌握多媒体课件教学这个现代化技能方法，具体表现在：

1.语言表达具有科学性、生动性、启发性。历史教育教学问题是科学的问题，任何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表述都会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不良的影响。这就要求历史教师的语言内容准确，用词贴切，学术用语使用规范。有些历史教师为了历史课的生动，过多的使用声张性的语言，或自己编纂花絮，来体现生动性，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言语科学严谨不代表要失去生动活泼，康乐球嗦嗦、拖泥带水只会让学生昏昏欲睡，无所适从。教师的语气语调要注意抑扬顿挫，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历史教师的课堂语言必须是口语化的，过于书面化的语言在课堂交流中显得生硬、不自然，会影响教学效果。

2.钻研分析教材，把握重点考点的能力。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来源，因此教师分析教材的能力是上好每一节课的前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教师要在总体上把握教材精神的基本要求，掌握课文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深挖教材中的隐藏知识点，然后整理成系统明了的教案。另外，在钻研教研的同时，也要注意及时把历史学科的研究新发现、新成果加入教学中去，以补充教材的不足。

三、教学相结合的素质要求及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