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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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种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论：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指出，社会行为模式的特点，是在经济市场或在政治市场活动的人采用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变化，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该模式指出：承担政治决定的结果的人应该就是选择决策者的人。这番话奠定了整个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从此将经济学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h鮽??????/p>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普摺U庵终陨缁崂约豪妫⑶野牙孀畲蠡慈褡畲蟾＠魑约旱恼吣勘辏彼挚梢员3忠恢志缘娜ㄍ皇苋魏卧际2伎材先衔庵帜J街淮嬖谟诠娣毒美砺壑校捎谒懦苏我蛩厝绻惭竦淖饔茫杂美捶治鑫鞣焦艺木眯形诶砺凵媳厝皇腔拿模质抵幸惨欢ㄒ允О芏嬷铡?/p>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篇2

一、财政的本质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义有许多，可以译为金融、财务、资金，公共的资金即为财政。只是为了与我国的财政作出区别，才将其译为“公共财政”。所以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社会主义财政支出以前以生产型为主，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当时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财政学也是经历过不同经济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较小的，这与那时提倡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同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设法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由此而导致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应当看到从生产型过渡到现代财政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符合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提高。

西方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一门关于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他们所说的“公共部门”，指的是与私人部门相区别的另一个经济部门。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这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项经济行为的效率，按照市场规则来规范政府，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场经济下规范的财政理论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因为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经济体制又制约着财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论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制，它必然要经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这一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二、财政存在的必要性1.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认识财政存在的必要性财政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国家还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说法可能会有改变，其含义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着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财政是其中的一种，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业、货币和债务政策等无法比拟的优势。另外，财政作为一种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所以财政一端与经济联系，一端与政治联系。

2.市场经济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效率”。问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同时完全具备。而只要缺少一个条件，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现运转失灵。导致市场运转失灵的基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充分地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价格市场不能决定，所以只能由政府来为其定价。此外市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失灵情况。下面首先来看共用品理论。

（1）共用品理论共用品是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种公共服务，既包括无形资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由于私人部门只追求利益及大化，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较强，所以私人部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赋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价格。使得等价交换的原则最终适用于共用品，将公共服务与个人纳税等价起来。使得有效利用资源这样一个私人经济原则运用于共用品经济中。

（2）市场失灵的其它方面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一是外部效应。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市场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来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边际效益同社会边际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二是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不完全竞争是指某些垄断行业的存在阻碍着竞争。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给量，从而使的物品的出售价格高于该种物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发生了所谓“垄断”。垄断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边际效益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会造成社会净效益的损失。如果能通过政府部门的干预，强迫垄断者增加产量，使价格降至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获得失去的那部分损失。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表现在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从微观上考察，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运用帕累托效率准则来评判的。但是，若将该准则推广到宏观，则有些不够用了。宏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的评判，还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标。这就是就业、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而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在实现宏观经济水平方面的失灵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经济的波动与失衡。为此，唯有政府担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

三、市场经济下财政职能的界定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为主，以达到资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场机制能够完全解决好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再介入。只有当市场发生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政府介入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使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预市场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便是财政。那么财政的职能也应该界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范围内。财政的收支范围是根据政府职能范围而确定的。因此这里实质上界定财政的职能就是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它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职能。也可以称其为提供共用品的职能。因为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体现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否则就会发生休谟早在1740年就指出过的所谓“公共的悲剧”。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是由

于外部效应的存在。此外还有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当发生这些情况时也有必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手段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实现最大价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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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论文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之中，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涵盖了多个方面。从长效角度分析，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的生产力发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無论是货币经济、资本经济或许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无法在长效上与科技经济比拟，这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产力转型为中高端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制定创新型的产业计划从而发展生产力是核心步骤；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可以有效的防治这些年经济发展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市场经济问题，维护生产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务。因此，从微小市场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产业链，淘汰低端产能，振兴教育，提振创新，从宏观经济态势梳理当前形势下的微观小循环是由近及远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

篇4

京津冀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其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74.10%，其中前4个产业占51.49%。

1.北京市

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29.86%。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北京市制造业增加值的78.73%，其中前4个产业占53.68%。

2.天津市

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27.39%。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天津市制造业增加值的78.58%，其中前4个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55.99%。

3.河北省

河北省制造业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42.75%。制造业30个产业按增加值大小排列，前10个产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10个产业的增加值占河北省制造业增加值的74.39%，其中前4个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占53.67%。

二、产业市场优势

在京津冀地区制造业30个产业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10个产业依次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15%），医药制造业（14.04%），食品制造业（12.4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1.70%），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0.7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0.71%），金属制品业（10.68%），专用设备制造业（10.28%），饮料制造业（10.20%），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9.94%）。前9个产业市场占有率均在10%以上。

1.北京市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81%），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5.7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6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5.46%），专用设备制造业（4.15%），食品制造业（3.91%），医药制造业（3.79%），饮料制造业（3.5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3.10%），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95%）。其中，前4个产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均在5%以上。

2.天津市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4.62%），医药制造业（4.28%），金属制品业（3.9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0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04%），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2.98%），橡胶制品业（2.9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82%），家具制造业（2.80%）。只有一个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占有率超过5%。

3.河北省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前10个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15%），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6.66%），食品制造业（6.19%），医药制造业（5.9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5.92%），农副食品加工业（5.22%），饮料制造业（4.67%），造纸及纸制品业（4.64%），金属制品业（4.45%），橡胶制品业（4.15%）。其中，前6个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见图1）。

三、产业竞争优势

1.北京市

竞争优势系数（单位投入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以全国同行业为1）较高的产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3824，全国第二），烟草制品业（1.3962，全国第五），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223，全国第七），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2849，全国第八），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460，全国第九）。

2.天津市

竞争优势系数较高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2791，全国第一），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1.4470，全国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1787，全国第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3768，全国第四），农副食品加工业（1.1875，全国第四），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3389，全国第六），金属制品业（1.0844，全国第六），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705，全国第六），医药制造业（1.0349，全国第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3123，全国第七），通用设备制造业（1.1367，全国第七），饮料制造业（1.0362，全国第十）。

3.河北省

竞争优势系数较高的产业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1.9880，全国第一），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5902，全国第二），食品制造业（1.3282，全国第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305，全国第二），橡胶制品业（1.1308，全国第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010，全国第六），农副食品加工业（1.1662，全国第七），通用设备制造业（1.0204，全国第八），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0082，全国第八），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0428，全国第九），家具制造业（1.0188，全国第九），烟草制品业（1.1708，全国第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0157，全国第十）（见图2）。四、综合分析及结论

1.总体来看，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贡献最大的是河北（总产值占京津冀地区41.14%，增加值占42.75%），京津的贡献不相上下（总产值，北京占29.01%，天津占29.85%；增加值，北京占29.86%，天津占27.39%）。分产业来看，对京津冀地区制造业贡献较大的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这4个产业创造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产出的一半（总产值的53.30%，增加值的51.49%）。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河北贡献最大（增加值占京津冀地区65.14%），北京次之（20.31%），天津最小（14.5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天津贡献最大（59.28%），北京次之（37.21%），河北最小（3.5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北京贡献最大（40.13%），河北次之（30.75），天津最小（29.12）；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北京贡献最大（46.93%），天津次之（31.15%），河北最小（21.92%）（见表1）。

2.京津冀三地比较，制造业30个产业的市场占有率之差异，天津市最小，河北省最大，北京市居中。在制造业30个产业中，北京市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5.81%），最小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0.14%），极差为5.67%，标准差为1.72%；天津市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2%），最小的产业是化学纤维制造业（0.31%），极差为5.51%，标准差为1.25%；河北省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产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15%），最小的产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25%）（见表2）。以上表明，京津冀制造业30个产业市场占有率之分布特征：天津市较为集中，河北省较为分散，北京市介于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表明天津的制造3.京津冀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规模优势×市场优势×竞争优势），河北最高，天津次之，北京最低。京津冀制造业中，北京和天津以机电制造业最具竞争力；而河北则以资源加工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轻纺制造业（见图3）；京津冀机电制造业中，北京和天津均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北京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京津冀资源加工业中，河北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最具竞争力，其次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而天津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京津冀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均有一定竞争力。京津冀轻纺制造业中，河北的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及纺织业具有较强竞争力（见图4）。

摘要］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从产业规模优势、产业市场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等三个侧面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综合分析。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优势；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武义青，顾培亮.竞争优势测定的一种新方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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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外部性，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如何构建有效的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非营利组织起源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使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另一方面“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对于他人产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负外部性）的影响，但不需要他人对此支付报酬或进行补偿的活动。当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会成本或收益时，就会产生外部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从而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对称导致契约失灵。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特定交易信息的拥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信息分布状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欺骗另一方。

3．政府失灵。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此类产品和服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来承担。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问题上也会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决策方面缺乏相应的大量的信息。同时由于过度科层化、机构臃肿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更加令人不安和怀疑的是，作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过度集权的政府将对其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极大的威胁。正是这些限制为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了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责任。

二、非营利组织的科层困境

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充分表明：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让出了空间。

非营利组织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来自于社会捐赠、政府补贴，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的角色产生了分离。信托人将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管理或处理，受托人取得该项财产的处分权，信托利益归于受益人。无论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诸权能，也就是说，不享有绝对意义上的所有权。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场和国家这些组织机制都不足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以外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样会引发“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这种“非营利组织失灵”在非营利组织特有的“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中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非营利组织外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制度安排，虽然有助于克服“契约失灵”，但是导致“契约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在非营利组织产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导致对非营利组织监督的困难。

1．产出的品质与数量难以测度。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指出：“同市场产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场产出总的来说没有一个评价成绩的标准”。这一结论对非营利组织完全适用。首先，许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性产出往往不像产品一样看得见摸得着，产出的数量和品质难以测度。其次，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和产出的最终社会效果之间有时间上的滞后性。“非市场产出通常是一些中间产品……充其量是最终产品的‘’……间接的非市场产品对最终产品贡献的程度是难以捉摸和难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场产出的质量尤其是难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关产出质量的信息”。而在市场产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应当通过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传递给生产者”。非营利组织的产品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因而也就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Rochester则用“责任的明确程度”表述了同样的看法：所谓的“底线”，即营利与否使得私营部门的责任明确，公共机构的责任和权限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则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

2．服务的间接性。服务的间接性即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尚有中间环节的存在。这种间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门同样存在，但在非营利组织尤为突出。其结果是：家长很难判断托儿所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的孩子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子女很难判断养老院的服务质量，因为他们年迈体弱的父母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捐助者很难判断慈善组织的表现，因为捐助者“购买”的服务无一例外是让第三者受益。简言之，服务的间接性导致信息获取的困难，进而导致监督困难。由于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这一特殊的产权特征使得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的问题在其众多的利害相关者（包括众多的捐助人、服务对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门、专业协会、所在社区等等）中产生了极强的外部性，以至于使这种监督成为不可能。正如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对一个上市公司来说，股票持有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对政府来说，投票者是最终的‘选民团体’。”而对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来说，仅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选民团体打交道是“无法享用的奢侈品”。

3．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外部性的困扰。如果把众多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如果非营利组织整体有一个廉洁的道德高尚的声誉，则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会从中受益，但个别非营利组织及其管理者却有足够的激励通过违规或者卸责来获取个人利益，依靠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誉继续吸引社会的支持。这种“搭便车”行为消耗着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誉资源，使得所有非营利组织的状况都变糟。

4．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主体还面临着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市场中的营利性公司来讲，为了获得利润，其出资人有足够的动力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非营利组织的出资人（捐赠人）一旦把财产捐献给非营利组织，就失去了对该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管理、经营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督非营利组织运营的利益驱动。另外，非营利组织的服务对象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他们的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二）非营利组织内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作为对市场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层式（hierarchy）的组织结构方式。科层可以被定义为某一决策者拥有非对称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在一定范围内指挥其他人的各种活动。在科层组织里面，雇员的权利常常比较模糊，而责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因素也同样会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引起“科层失灵”。只要科层具有一个以上的下级单位，而且每个单位可以决定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那么这些单位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效率和偏离行为。

正像哈耶克所讲的那样：“如今说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知识的总和，几乎是离经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无疑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经组织的知识体系，不可能以知识的一般规则称之为科学知识，这是关于时间、地点的特定情况的知识。正是着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独一无二的信息。只有依赖于该信息的决策由他进行或在他积极配合下进行，才能利用到这种信息”。因为存在信息不对称，在科层中，上级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雇员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级观察到的只是一些产出，但产出的决定因素除了雇员的努力，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气、经济周期、其他雇员的协作程度或者运气。只要存在这种不确定性，雇员就有机会通过隐瞒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责。

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化，生产的相互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增加，在非营利组织内部也是一样，团队成员的相互依赖性会模糊个人的工作成果，从而带来很强的外部性，除非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一种能衡量每个成员贡献和努力程度的装置，否则只靠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很难维持长久。

（三）非营利组织的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除了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会产生“科层失灵”外，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也有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会产生“志愿失灵”。赛拉蒙提出了志愿失灵理论来说明非营利部门的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非营利部门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几点。

1．对慈善的供给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根据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于穷人、残障人士、未婚母亲等特殊人群的照顾是需要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但是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总之，非营利组织在“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相分离及具有一个以上下级科层单位的条件下，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复杂的委托关系，缔约各方的目标不可能自动统一，必须加以协调。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与外部性又使得这种协调无法低成本进行。

三、构建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机制

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的不足，但是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1．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伦理信念。人类的动机要比单纯的财富最大化复杂得多，人类会牺牲财富或者收入来获得其他的价值。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ChesterBarnard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织的合作群体。因而，经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规约下属们的自利行为，而是激发他们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认为，经理人员的其他能力，“将不会被发挥出来，甚至将不会产生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种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以激励成员们对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话……然而，组织的生命力与该组织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这也就是说，远见卓识，长远目标，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维持的基础”。非营利组织的重要力量源泉即来自于其成员的志愿献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担负着人类最为神圣的事业，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会沉重打击公众的道德与信念。非营利组织滥用公共资源的恶果甚至比其他机构滥用资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人们对非营利组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要求更高。整个社会和非营利组织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发掘和强化非营利组织的道德资源和精神价值，以弥补单纯物质激励的不足。

2．建立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应借鉴市场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起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是在非营利组织“出资人”（捐助人）、受托人与“受益人”三权分离的情况下处理好委托关系，构建起非营利组织所有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分立制衡机制，以防止内部人控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规范财务会计制度。

3．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非营利组织科层失灵”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加重非营利组织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要求非营利组织及时、准确地披露组织的财务和管理状况、筹集资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组织的目标、管理层和内部职工的薪酬等等。在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权威强行要求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的组织。因此政府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管理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4．构建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第三方独立审计、鉴定机制是帮助公众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价，克服专业的非营利组织与其非专业的利害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机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权威或较高信誉的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它们制定标准，对行业内的成员机构之工作和项目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或否定成员机构自己所作的评审结果。虽然独立的第三方审计、鉴定机构并不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直接的管理，非营利部门也不需对其给予任何关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都自愿服从管理，因为私人捐赠者、募集资金的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都使用它们的报告。总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都出现了失灵，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科层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但导致市场和政府失灵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仍然困扰着非营利组织。因此，如何构建有效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机制，使人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就显得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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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辉,邵贝恩.用SOA和BPM组合架构实时企业[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7,24

篇6

随着今后煤炭开采强度的提高，土地塌陷和矸石山污染将更加严重，若不及时开发利用，不仅会对矿区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而且将限制煤矿自身的发展。因此，如何化害为利，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采煤塌陷区进行综合开发，保护矿区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矿区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2］

蒋庄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模式

蒋庄煤矿依据塌陷速度、深度、地理状况等实际情况，努力做到稳沉塌陷与治理的同步。利用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回填塌陷区模式2004年，枣庄市财政局、国土资源局下达了《关于下达矿山环境保护和地质遗迹保护项目任务书的通知》(枣财建函［2004］18号)，蒋庄煤矿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组织编制了《地面塌陷地治理工程设计方案》，利用中央投资的200×104元资金，回填采煤塌陷地1hm2，建起了集“化工—建材—机械制造”为一体的新兴工业项目基地。井下巷道矸石充填模式蒋庄煤矿结合本矿井田范围内村庄较多的特点，在调研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创新巷道布置方式，自己研制抛矸机、倒拉胶带机、简易翻车机等关键充填设备，利用煤矸石、粉煤灰及添加剂，用于孔庄村下采煤工作面矸石充填，从根本上解决了矸石不上井问题，既消除了矸石升井带来的环境污染，又有效防止了地面塌陷［3］。挖深垫浅治理模式按照“稳沉一片、治理一片、利用一片、见效一片”的工作思路，2008年，将西岗镇境内属于沉陷稳定区(1990年至1999年开采)的68hm2亩塌陷地，共复垦良田47.5hm2。实施过程中，该矿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编制了《采煤塌陷地复垦项目综合治理方案》、《采煤塌陷地复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积极推行“挖深垫浅”治理模式，在塌陷区的深部取土填在浅部，浅部复垦成耕地，深部建塘养鱼，坡地栽树植草。同时，配套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开挖了调节干渠，按需调节水位，较好地发挥了旱季蓄水、汛期泄洪的功效［4］。借势利用治理模式充分依托积水区湖与岛天然地形，因地制宜发展旅游农业。沿湖修建了景观路、设置了垂钓设施，岛上建设了观湖亭、开办了休闲茶舍，切实将治理项目区建成一个集农作物种植、水产养殖和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为今后多形式、多层次治理塌陷地积累了经验。该工程2008年2月开工建设，于同年7月全面竣工。建造经济林园4.7hm2，发展水面养殖16.7hm2，修建沿湖观光道路2×104m2。

蒋庄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成效

在适宜养殖种植的土地上大力发展现代养殖、种植产业。目前，养殖肉牛1200头，建设标准蔬菜大棚20座，种植莲藕1.2hm2，形成了规模化运作、产业化经营、链条式延伸的发展格局。该矿回收利用搬迁村庄旧址的做法，开创了全省的先例，为全省塌陷区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成功模式。在不适宜养殖种植的土地上建起了集“化工—建材—机械制造”为一体的新兴工业园区，打造新的非煤经济体。先期落户园区的白炭黑化工项目，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达产达效，年创产值已实现过亿元，成为工业园区的龙头项目。将复垦好的47.5hm2亩耕地还耕于民。蒋庄煤矿按照有关规定和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协议，实施塌陷地复垦治理并通过验收移交农民后，蒋庄煤矿不再交纳或支付青苗补偿费用，从根本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自2009年以来，每年节约青苗补偿费用都在2600万元以上。

通过对采煤塌陷区进行保护及综合治理，将使蒋庄、于桥两村每户村民增加耕地0.23hm2，使整治的土地、水面能够充分利用，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把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进一步赢得了民心，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实施塌陷地复垦治理，并按协议移交给农民使用后，让村民重新有地种、有活干，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边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安置部分剩余劳动力，改善村民生产、生活条件，既解决了村民的安居乐业问题，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固体废弃物变废为宝、综合利用。把煤矸石的清理与农田塌陷区的恢复治理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固体废弃物堆场煤矸石的清运填埋有了去处，另一方面使农田塌陷区的回填有了材料，通盘考虑，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约了治理成本，既清除了污染源，又恢复了农田。水资源环境体系得到恢复，达到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目的。对农田塌陷坑采用了底层回填固体废弃物(堆场煤矸石)，让低洼的农田得到抬高;在塌陷坑中上层回填粘土，隔断地表水与坍陷坑下部的地下水通道，避免地下水污染，恢复原来的水资源环境;充分利用水塘清淤的肥土，集中运到农田治理区表面，整平后作为耕作层，使复垦复耕的农田得到了非常好的肥力。

经验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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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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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作风提出了新课题

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竞争不但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干部队伍树立竞争意识，能够促进整体队伍素质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完整性，市场经济也包含着一定的盲目性、自发性，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小的利益集团，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另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容易出现一些损公肥私的现象，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都会促使人们投机取巧，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公平公正，以集体利益为方向，市场经济的不完整性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市场经济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就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演变而来。所谓平等性，就是要求人们消除等级观念，树立平等的思想，这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民治政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平等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早期市场交换的等价交换，而我党一直提倡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等价交换原则对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存在某种冲突。一旦市场经济所奉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深入到党的思想价值观念中，必然会导致党的价值观发生扭曲，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困难。党内一切民治政治，就会产生讨价还价的现象，以报酬为唯一目标，这将直接导致党的无私奉献精神面临挑战。我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如果一切以平等性为原则，那么在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也必将讨价还价，使得我党的性质发生扭曲，这无疑会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较大的挑战和困难。

（三）市场经济对人们的远大理想和信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一切终点都是以盈利性为主要原则。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每个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经济下的选择，这种一切以利益为中心的市场经济观念，必然会产生拜金主义，为了金钱可以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我党奉行大公无私的精神理念，这种以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必然会对我党的大公无私产生冲击，造成党员同志思想的错位，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困难。

二、新时期市场经济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

（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思想政治工作从来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当前，形势发展如火如荼，这正是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发挥作用和大有可为的时候。只有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自己，找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才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之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就要求抛弃姓“社”、姓“资”的传统思想理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八荣八耻”的思想观，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中国梦，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价值理念，树立开拓创新进取的创新意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自觉抵制不正当的金钱、美色、权势诱惑，找准自己位置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下，秉承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动摇。

（二）要结合本单位实际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文化、思想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将大大增强，政工干部要因地、因时、因事制宜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据本单位实际开展活动，把共性赋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在教育的内容上，要在总的目标的引导下，切实地立足本单位和职工的实际，真正为单位分忧，为职工解愁。因为市场经济可称为谋略经济，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就要善于智取，以个性和特色去击败竞争对手，把调动职工积极性并转化为单位经济效益和精神文明需要作为目的。要首先“做单位人，吃单位饭；说单位话，做单位事”，成为单位的“自家人”，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作为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如何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真抓实干，见到效果，那将是一项长抓不懈的艰巨任务。

（三）要改变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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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生植物造景设计

一、水景的功能及形态

水是生态环境中最有灵性、最活跃的因素，水景能以大见小，寓意深远。巧于因借的水景还能起到组织景观、协调空间变化的作用。在景观设计中，如何在有限的空间中营造出湖光山色、碧波荡漾的开阔水景；或垒壁引泉作瀑，筑池蓄水成景等。情趣各异的园林水景空间，观感不同景观效果的同时，也彰显出园林水景的无穷魅力。

水体的形态从平面形成看，一般分为规则形和自然形。通常规则形平面，如方形、圆形、多边形、椭圆形等，这在西方古典园林中很常见。中国古典园林中多采用不规则的自然形，水池依池而建，蜿蜒曲折，富有情趣。而在中国现代城市园林景观中，水体景观的营造更强调满足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实际需要。如风格各异的滨江、滨湖景观；小桥流水，宛若西子恬静的溪流景观；或是悬崖飞瀑的壮丽水景等。

二、水生植物及其造景含义

我国幅员辽阔，大小水系众多，水生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园林水生花卉特指生长于水体中、沼泽地、湿地上，观赏价值较高的花卉，包括一年生花卉、宿根花卉、球根花卉。在园林中，对水生植物的分类按其生活习性、生态环境，可分为浮水花卉（根生长于泥土中，叶片漂浮于水面上)、挺水花卉（根生长于泥土中，茎出于水面之上)、沉水植物(观赏水草)、海生植物(红树林)以及沿岸耐湿的乔灌木等滨水植物。在水景设计中应用较多的有浮水花卉如睡莲、芡实、萍蓬、荇菜、菱等；挺水花卉如荷花、菖蒲、小香蒲、水葱、千屈菜、芦苇、燕子花等；滨水乔灌木如落羽杉、水杉、竹类、木芙蓉、水松等。而水生植物造景，即是以适应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水生植物为材料，运用艺术的手法，科学合理地配置水体并营造景观，充分发挥水生植物的姿态、色彩等自然美，达到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协调统一。

三、水生植物的园林应用特点

是园林水体周围及水中植物造景的重要花卉，是花卉专类园—水景园的主要材料，常栽植于湖岸、各种水体中作为主景或配景。

四、水生植物的景观设计

4.1种植设计要求室外水生植物造景，以有自然水体或与附近的自然水体(湖、河)相沟通为好。流动的水体能使水质更新、减少藻类繁衍，“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按植物的生态习性设置深水、中水及浅水栽植区。通常深水区在中央，渐至岸边分别做中水、浅水和沼生、湿生植物区。无自然水体沟通的情况，可挖湖或造池，还可结合叠水、小溪、步石等丰富景观效果。考虑到一些水生植物不能露地越冬，多做盆栽处理。这种方便的栽植方法。不但可保持水质的于净，有利于对植物的控制，还便于替换植株，更新设计。各种水生植物原产地的生态环境不同，对水位要求也有很大差异，多数水生高等植物分布在100～150cm的水中，挺水及浮水植物常以30～100cm为适，而沼生、湿生植物种类只需20～30cm的浅水即可。所以可按水生植物对水深的不同要求，在水中安置高度不等的水泥墩，再将栽植盆放在墩上。

在种植设计上，除按水生植物的生态习性选择适宜的深度栽植外，专类园的竖向设计也可有—定起伏，在配置上应高低错落、疏密有致。从平面上看，应留出l/2～1/3水面，水生植物不宜过密，否则会影响水中倒影及景观透视线。为此，山下、桥下、临水亭榭附近，一般均不宜种植水生植物，即使种植，也常在水体中设池或设置金属网，以控制水生植物的生长范围。对一些受到严重污染和富营养化的水体，宜配植石菖蒲、水葱、凤眼莲等可以吸污净化水质的植物。

4.2景观生态学要求“生态园林”强调重视园林的生态效益、利用园林改善城市生态系统，造园要以植物为主要材料模拟再现自然植物群落，提倡自然景观的创造等。对水生植物景观的再认识，不能仅停留在“风景如画”上，应从更深、更广的层面去理解和把握，特别是要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去分析。要注重水生植物景观宏观的视觉效果、视觉的时空变化及生态效益。除了要满足人们游憩、观赏的需要外，还有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再现自然、净化与提高城市景观的环境质量等功能。但是，在对水体景观营造的过程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大搞“形象工程”，一味的追求人工水系，不惜代价挖湖堆山，甚至开辟数十万亩的人工湖，更有甚者，为了模拟天然的江河水系风光花重金修筑数十公里的人工渠，凡此种种，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群落，其结果便和“围湖造田”没有什么区别了，整个自然环境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在整体的水体景观设计过程中，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4.2.1“绩优股”原则景观是一系列生态系统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整体，在水生植物景观设计时，应把构成水体景观的所有元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发挥出最佳的生态与景观效应。除了水面种植水生植物外，还要注重水池、湖塘岸边耐湿乔灌木的配置。尤其要注意落叶树种的栽植，尽量减少水边植物的代谢产物，以达到整体最佳状态，实现优化利用。

4.2.2景观多样性原则景观多样性是描述生态镶嵌式结构的拼块的复杂性、多样性。自然环境的差异会促成植物种类的多样性而实现景观的多样性。景观的多样性还包括垂直空间环境差异而形成的景观镶嵌的复杂程度。这种多样性，往往通过不同生物学特性的植物配置来实现。还可通过多种风格的水景园、专类园的营造来实现。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就是立意成功的范例，它占地28.4hm2，是以夏季景观而著称的专类园。

4.2.3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每个景观都具有与其他景观不同的个性特征，即不同的景观具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在园林水景营造中，应充分考虑地域差异，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不同的周边环境，选用适宜的水生植物，结合瀑布、叠水、喷泉以及游鱼、水鸟、家禽等动态景观，在园林水景中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从全园的布局上突出了“碧、红、香、凉”的意境美，即荷叶的碧，荷花的红，熏风的香，环境的凉。植物材料的选择上，又与西湖景区的自然特点和历史古迹紧密结合，大面积栽种西湖红莲和各色芙蓉，使夏日呈现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观。从欣赏植物景观形态美到意境美是欣赏水平的升华，不但含意深遂，而且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4.2.4创造园林意境中国园林中，水景常构成一种独特的、耐人寻味的意境。水面波光粼粼，利用水面的倒影作借景，能丰富景物的层次，扩大视觉空间，能增强空间的韵味，从而产生一种朦胧虚幻的美感。史书记载，汉武帝曾凿影蛾池以赏月色。在池旁建望鹄台，观月影于池中，并令宫中人乘舟以弄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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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是地方中职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首先，区域经济满足了地方中职教育办学需求。从人才角度而言，区域经济的从业者主要来自于地方。虽然全国范围内人才流动已成为一种趋势，但外来务工者不能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需要。而对于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岗位，无论是本土员工还是外来务工者，都必须经过专门训练。地方中职学校就是这种技术人员的培养培训机构。学校教育不仅为企业提供合格的从业者，而且承担着本地务工者和外来务工者适应本地区经济岗位能力的培训任务。另外，地方政府有解决本地区适龄青年就业的职责，中职教育作为一种就业教育，同时也承载着政府的这种责任。当然，区域经济接纳中职学生就业，也是其社会责任和义务。其次，区域经济决定着地方中职教育的规模和特色。一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决定着中职教育的办学规模。由于中职教育是服从、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而地方经济的规模决定着对人才需要的多少。地方经济规模越大，需要的从业人员就越多，相应的中职教育规模就越大，学校的学生人数就越多；否则相反。同时，地方经济技术进步的程度，决定着中职教育的程度。地方经济发展越是先进，从业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高，中职教育的办学水平要求也就越高（包括师资水平、实习实训设备的水平），校企联系的程度要求也越高。二是地方经济的特点决定着中职教育的特色。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既有其面对大众生活的共同性内容，也有一些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的地方。如计算机专业、汽车专业、饮食专业等，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不同地区的经济优势产业往往成为中职教育的特色，如珠三角地区的制造类专业、对外贸易专业等。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专业方面，而且也反映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同样的专业在不同地区的中职教育中，由于地方经济科技水平不同，对于操作能力的要求就有很大的区别，反映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就形成自己不同的特点。

（二）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相互促动。区域经济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并非单纯的需求，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并非单纯的服务。由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使“需求”中有“满足”，“服务”中有“改变”。首先，区域经济在对中职教育提出“需求”中的“满足”。区域经济的运转和发展，对中职教育提出了人才培养数量和规格的需求，这种需求满足了中职学校的建立、运行和发展。而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税收的增加，政府对中职教育发展的经济投入越来越大，从而满足了中职教育深入发展和扩大规模的需要。其次，中职教育对于地方经济“服务”中的“改变”。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职教育不仅提高了企业员工整体的文化素质，而且提高了他们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中职教育能够促进企业从业者提高理论水平，从而由经验型从业者变为经验与理论结合的从业者，为改变操作程序进行技术革新提供充分的依据。区域经济与中职教育这种相互促动，既是一种自然过程，也是追求双赢的结果。

二、湛江经济转型

湛江经济转型主要是结构转型，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结构转型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布局调整等。

（一）农业主体转型为工业主体。

湛江市是一个农业大市，现有人口约700万，其中农村居民占近80％。农业资源丰富，尤其是雷州半岛西部实施改水治旱工程和建设南亚热带农业示范区，大搞农业开发，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粮食、糖蔗、水果、外运蔬菜、水产、畜牧和林业几大类农业商品经济。但由于经济形式单一，结构不合理，农业的发展并没有给湛江经济带来显著的效益，影响了湛江更好、更快的发展。从总体情况来看，湛江经济总量排在全省的第九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湛江是一个人口大市，人均GDP排在全省第十五位，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湛江经济腾飞，历史地摆到了湛江人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提出了“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即“双转移”战略，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西、粤东、粤北转移，这就为湛江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湛江市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创造有力条件，积极接纳“双转移”，建立了“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深圳龙岗（吴川）产业转移工业园”“佛山顺德（廉江）产业转移工业园”等。尤其是广州（湛江）产业转移工业园，引进了宝钢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和中科合资广东石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园区建成工业项目101个，初步形成了以石油化工、特种纸业、机电通讯、生物医药、包装纸刷等为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主体向工业主体的转型已初见成效。

（二）湛江作为粤西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区域中心的定位。

湛江地处粤、桂、琼三省地理中心和三省交通要塞，拥大西南出海主通道，为海南省进出大陆的门户，天然形成粤西和北部湾区域中心。在经济方面，北部湾经济圈的加快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提速，我国重化工业逐步向沿海布局等，都为湛江进一步发挥边缘区位和港口优势提供了重要机遇。截止到2012年，湛江有8大方面共80个重大项目同时铺开建设，总投资超过2000亿。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大自身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在北部湾经济圈的战略地位，把湛江建成经济腹地较广、辐射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的设计正在实施之中。为了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湛江确定了“工业强市、以港兴市、生态立市”的总体发展规划，并紧紧围绕“全力推动五年崛起、加快建设幸福湛江”核心任务，积极调整结构，着力发展15个产业，重点是“五大五新五特”产业，即大钢铁、大石化、大纸业、大旅游、大物流等五大产业，新海洋、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等五新产业，特色农业、特色家电、特色农具、特色食品、特色文化等五特产业，使湛江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清晰呈现出来，经济转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三、中职教育的结构调整

伴随湛江经济转型，其整个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工业主体代替了农业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湛江经济发展的全新面貌。为此，以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从而实现地方经济发展与中职教育结构完善的和谐统一。

（一）湛江中职教育存在的问题。

湛江中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背景中建立和发展过来的，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中职教育始终与这个背景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但这种经济背景对其影响依然是明显的。面对湛江经济转型，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现状，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抵触。第二，湛江中职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者和从业者观念保守以及其知识与能力积累不足等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并没有完全按照职业教育的特点去办学，从而导致湛江中职教育普遍存在着普教化倾向，与湛江经济缺少联系。第三，政府缺少办中职的热情，投入严重不足，办学者和教师及家长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学生没有上中职的热情，各个职业学校之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以致无法实现资源共享等。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湛江中职教育的发展，相当一部分职业学校处于不死不活的维持状态。第四，湛江职业教育层次结构存在缺陷，中职教育规模很大，高职教育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湛江市没有一所由政府承办的高等职业院校，唯一一所民办职业技术学院是广东文理职业学院。这使湛江职业教育整体层次存在明显的缺陷，中职教育的学历层次缺少有效提升的途径。湛江许多中职学校无论是培养目标还是课程设置、无论是能力培养还是就业导向、无论是人才培养的实用性还是层次性，不仅与原有的经济发展需要相游离，而且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和变化需要相去甚远。上述几方面直接导致了湛江中职教育总体结构不合理，其服从、服务于湛江经济发展的意识淡薄，就业导向缺乏。

（二）湛江中职教育结构调整、优化设计及实施。

首先要强化政府的责任，充分发挥统筹作用。为此，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力度，树立“抓经济就要抓职业教育，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就业和再就业，就是抓投资环境”的观念，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使其具备充足的发展动力；二是在充分认识湛江中职教育规模优势的同时，要具体看到中职学校规模小、资源不足以及专业重复等问题，并通过政府统筹进行合并和重组，使规模优势变成竞争优势；三是伴随宝钢钢铁项目、中国与科威特合作的中科石化项目及晨明造纸等湛江三大主导产业项目的落实推进，加快湛江石油化工学校、湛江钢铁学校等建设进程。其次，中职学校借助政府统筹强化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发展自己的特色。根据湛江市委市政府的规划，要“打造一个职教基地，两个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目前，一万亩职教基地已在湛江市西部湖光农场开工建设，职教基地拟进驻十所学校，以工科为主，兼顾第一、第三产业服务院校，使各学校突出个性、优势互补，并带动其他学校和专业的发展。这种整合既是形式整合，也是内容上的整合。其结果就是各个学校的办学优势、办学特色也在整合中获得凸显，扩大其价值和意义。湛江市借用有丰富办学经验、办学成效显著的学校带动和整合一般学校，促进湛江中职教育层次的整体提升。其中，“两大突训中心”是根据全市产业布局和支柱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而建设的起点高、层次高、标准高、为职业教育和企业提供高技能实训和鉴定服务的大型工科教育公共突训中心。“五大职教集团”即以湛江机电学校为龙头，创建机电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财贸学校为龙头，创建商贸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卫生学校为龙头，创建医药职业教育集团；以湛江高等技工学校为龙头，创建技工教育集团；以广东省农工商职业技术学校为龙头，打造粤西农垦三大产业人才培养基地，创建农垦职业教育集团。这既突出了湛江职业教育的个性和优势，又实现了对湛江经济领域的全覆盖。再次，伴随经济的发展，提升湛江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这是中职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湛江中职教育应同样以经典引路的方法，逐渐向全面推开。机电、财贸、卫生、艺术、体育学校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如湛江机电学校与湛江市业余大学合署办公，大专、中专两个层次并存；湛江财贸学校与广东工业大学联合举办大专班，积累大专层次的办学经验；湛江卫校与广东医学院联合招收普通大学生，培养临床、护理专业学生；湛江艺术学校与星海音乐学院办成人音舞等大专班；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与湛江师院联办体育大专班等。这些提升中职学校人才培养层次的尝试使这些中职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对此今后应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这些学校的尝试成果，对其进行规范化升级，使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一体化，改变湛江高职教育空缺的局面；二是充分利用这些学校尝试中所获得的宝贵而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新建的湛江石油化工学校和湛江钢铁学校中加以运用，使湛江中职学校的专业结构和层次调整，与湛江经济发展变化实现同步。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