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论十篇

新闻理论篇1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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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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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Z].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

新闻理论篇2

刘建明教授的新作――《当代新闻学原理》最近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

在这本洋洋洒洒73万字的力作中，涉及的命题不再是那些概念化的媒介“工具论”、“报道立场说”和“舆论宣传观”，而是论证新闻自身与社会现代化的全面观照。全书展示的理论构想是：新闻作为社会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应独立于报道者的意志之外，又渗透着报道者的客观评价。著者勾画出的理论体系是：媒介演变的历史观、新闻事实的模态、新闻报道的世界构图、新闻的真实状态和真实度、新闻价值的歧义与本义、新闻传播的环境与传播速度、网络视界与信息污染下的社会生活、媒介分众化的社会分布、新闻媒介的二度功能、新闻报道的法理、新闻自由的向度、新闻制度与党报的多种类型、新闻会的规则、商业化媒体的经济形态和畸形发展、新闻生产及其经营理念等大量新知识与新理论。对那些长期经受实践检验的普遍原理，该书也进行了梳理，并在体系上作出新颖的演绎。

近十年来，国内外各门社会科学都有许多根本性的创新，大量新的科学结论对社会规律作出精深的描述，揭示了网络时代、全球经济与多极化世界及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社会生活及其社会结构的变革正在日益深化，新闻媒体不仅是现实社会的推动者，而且是当代社会变革的最活跃的因素。新闻理论不能困守窠臼，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它必须创新，揭示当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新观念、新视点、新模式。《当代新闻学原理》研究了当代新闻活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内容全面，注重知识性、现代性和学科的前沿性。

新闻理论是研究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律及其功能的学科，揭示新闻媒介与各社会领域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当代新闻学原理》分析了新闻实践提出的种种重大问题和前瞻性的理论课题，综合阐释了新闻学的社会范畴。

懂得新闻学原理，对指导新闻媒介的运作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学习新闻专业其他课程的前提。该书密切跟踪新闻传媒事业的最新发展，介绍了新闻实践需要的最新知识，使人们对新闻活动的种种谬误都看得很清楚。本书每章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后面还列举了基本概念和思考题，能引导读者全面掌握该书的内容，加深对复杂新闻现象的理解。

新闻理论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从事实客观性与新闻真实性的密切关联角度，通过对已有新闻真实性的若干论述剖析，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现实新闻事例，阐释了“新闻真实性是对事实客观性的反映”这一命题。

新闻真实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业界学界对此的讨论从未中断过。人们对于“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命题并无异议，均认为真实是新闻存在的基本条件，新闻一旦失实，也就不是新闻了；但对新闻真实性的内涵和外延又有各自的解读，并提出了相应的概念。事实上，人们不仅在理论上对新闻真实性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而且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也“实际存在着不同的新闻真实观”。①其实，无论以何种概念诠释新闻的真实性，都不能否认新闻真实性是对事实客观性的反映这一命题。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源于具体的新闻实践，归结于新闻专业理念的认识。

一、新闻真实性的主要观点及其剖析

1.“现象真实论”与“本质真实论”

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联系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真实指陈述与被陈述的对象必须一致。

“现象真实论”指新闻报道要据实反映客观事实显现的外在特征和相互联系，要求对直接观察和了解的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细节报道准确无误。

“本质真实论”认为现象只是本质的外在显现，本质是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规定性,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新闻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的描写，而是事物本质的报道。”②新闻报道只有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反映带规律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围绕这组概念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新闻报道对事实的现象反映真实就做到了新闻真实，同时认为“新闻学中‘本质真实’的概念严格说来是不能成立的”；③另一种认为新闻报道必须正确地反映事实的本质，即对事实的本质反映真实才算做到新闻真实，对现象反映真实不一定真实；再种则认为新闻报道既存在现象真实问题，也存在本质真实问题，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是对新闻真实性不同层次的要求。

上述观点是基于把客观事实作了现象与本质上的二维层次划分，所以出现了三种新闻真实性的标准。

2.“微观真实论”与“宏观真实论”

“微观真实论”指新闻报道的每一个具体的基本元素都要做到真实准确。这一论述与“现象真实论”颇为近似，是从报道者观察事实的角度和程度上来要求的，表述上比从表象、现象上做到真实准确更加严谨些。

“宏观真实论”则指新闻报道能够从总体和整体上去观察事实、反映事实和报道事实。这一论述更多地是要求记者及新闻媒体注意运用宏观思维，树立全局观念，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地去反映和报道事实，尽可能从事实的总体和联系上去反映和报道事实。“宏观真实”涵括了“总体真实”和“整体真实”等概念，与“本质真实论”有相通之处。

围绕这组概念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新闻报道对事实的微观反映真实就做到了新闻真实；一种认为新闻报道不仅要做到“微观真实”，还要做到“宏观真实”，二者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新闻真实。

3.“浅层真实论”与“深层真实论”

“浅层真实论”要求构成新闻的基本元素必须准确无误，新闻中引用的各种资料包括数字、史实和背景材料等都必须准确无误，新闻所反映的事实过程、细节、环境以及人物的语言、动作必须真实，新闻中所涉及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等，必须是当事人所述。

“深层真实论”指新闻除了报道某一具体事实外，很多时候还要对大量相关材料进行综合、概括与分析，这种概括与分析要符合客观实际，要有辨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这一论述实际上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相结合的问题，是在更高层次上对新闻真实性提出的要求。

笔者以为，无论是“现象本质真实论”，“微观宏观真实论”，还是“浅层深层真实论”，基本上都是对新闻报道“如何做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才是真实的”或者“怎样与客观事实相一致才能做到真实”的一种探讨。它们的区别只是所提出的新闻真实与客观事实达到一致的标准略有不同而已。“现象真实”、“微观真实”与“浅层真实”等概念，实际上是对新闻报道的一种基本的、普适性的要求。而“本质真实”、“宏观真实”及“深层真实”等论述，则是对新闻报道的更高层次的要求，这种高层次的要求须视具体的新闻实践及表现文本来定，不可一概而论。至于怎样才算做到“本质真实”，更多地体现在新闻报道者对事实的认识程度，属于主观对客观的认知层面；“宏观真实”要宏观到多大的范畴，也是难以把握的标准；“深层真实”中的深度达到何种程度才符合真实要求，也很难有一个界定的标准。这些探讨理论上很容易陷入一种形而上的无谓争论中，新闻实践也难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倒不如换个角度阐述更明确顺畅些。

二、新闻真实性是对事实客观性的反映

1、事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客观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指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也包括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人的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独立于我们的精神而存在，为我们的精神所反映。事实作为物质存在的客观范畴，无疑具有独立于人的精神而存在的特质，能否为我们的精神所反映，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则取决于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以及发现、挖掘这种新闻价值的敏感度和辨识能力，事实的存在是客观的，能否被反映则是主观的，事实的存在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而更移。“事实是客观事物已经发生过的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过程。”④艾丰这个定义就明确了事实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规定性。任何事实都是客观的，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主观事实。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怎样判断，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既不因人判断它不存在而消失，也不因人对它加工改造作判断而改变其本来面目。事实一旦发生，过程一旦结束，它就不可更改和移易。正如曾轰动一时的《纸做的包子》的虚假新闻报道，从中可以看到两个事实：包子是否为“纸做的”，真相一查便知，事实本身并不因新闻报道而改变；《纸做的包子》一经播出，便为众人所瞩目，后被证实为假新闻，令人震惊和愤怒，这一新闻事件本身也是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存在第一、意识第二的唯物观，再次得以印证。事实作为客观存在，不是任人捏搓的面团。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不仅是新闻报道的内容，而且是检验新闻真实与否的唯一尺度。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

2.事实的客观性制约着新闻的真实性

长期以来，国内新闻界在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上基本以新闻报道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作为标准，认为“新闻真实可以定义为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真相相一致。”⑤有的甚至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同报道对象完全一致，否则就是对被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歪曲，就是假报道或失实报道。”⑥也就是说新闻的真实性等同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种对新闻真实性的解说，有其合理性，如对一些事件性新闻的报道完全可以做到，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甚至涉及的人物、有关数字等等，完全可以客观地如实记录下来，如同前面提到的“现象真实”、“微观真实”、“浅层真实”，这些普遍性的事实元素是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易于认定。但对于一些非事件性新闻，诸如解释性新闻的报道，把新闻的真实性理解为新闻报道与客观实际和客观现实完全相符，其实是对新闻真实性的一种理想要求而已，因为这里面有记者及新闻媒体对客观事实的主体认识问题。在具体的新闻传播中，并不是所有的客观真实和事实真相都能够被记者甚至人类所把握和认识，如何获得事实的真相，有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是做不到的事情。从哲学认识论来看，世界是可知的，人类虽然能够认识世界，但这种认识不仅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还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正如前面所言的“本质真实”、“宏观真实”、“深层真实”一样，“根本属性、本来面目、事物的本质等等是无形的，它们是由人的认识反映出来的，而人的认识本身又受到很多限制。”⑦因此，界定新闻的“本质真实”、“宏观真实”、“深层真实”与客观真实完全相符的尺度有时很难把握，况且真理也有绝对性和相对性。而记者和媒体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其任务就是报道事实，传递信息，进行社会舆论监督，一些人类暂时无法认识或者很难一时弄清楚的事物和问题，记者当然也没有能力去认清。比如沸沸扬扬的“华南虎照片事件”，它本身的真伪问题，只有待权威机构科学检测以后才能尘埃落定，记者和媒体的能力一时是无法认定的，在真相大白之前，只要随时跟踪报道各种现实说法并据实引用信息来源，就算做到了新闻真实。新闻作为对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客观报道，是以现实世界的现象为报道对象的，新闻真实性在于用事实来描述事实，即便事实是暂时的、偶然的、片段的。新闻界应从“现象本质真实论”、“微观宏观真实论”、“浅层深层真实论”等无谓的争论中摆脱出来。事实的客观性及客观真实性制约着新闻真实性，新闻真实性是对事实客观性的反映，这种说法理论上更为科学，也符合具体的新闻实践。

注释

①黄旦：《新闻传播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②彭慎：《新闻报道的政策思想》，《新闻业务》，1953年第20期。

③孙旭培：《“本质真实论”剖析》，《新闻学新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④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版，第78页。

⑤张达芝：《新闻理论基本问题》，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新闻理论篇4

具体来说，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匿名性、受众的交互性、网络平权以及新闻信息本身的泛化等诸多传播特征的出现，使得那种在文本生产及新闻理念上强调一元化旨趣限定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已经出现了富有自组织性的新发展，这包括：有关“异常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异常——寻常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影响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影响——交响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及时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及时——全时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冲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冲突——冲击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显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显要——需要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人情味”的价值观正在向“人情——人群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等。

【关键词】新闻价值系统；网络新闻；综合型价值观

新闻价值（newsvalue）是一种度量，用来判断新闻原事（newsstory）和新闻文本（newstext）的意义。由于新闻价值的度量通常拥有多种取向，因此，不同的度量会自然构成一个指标体系，而这个体系被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系统（newsvalues）。任何既有的价值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同一化的理念（mind），我们通常以“价值观”一词来指代这一抽象的思想倾向。

满足那些指标的新闻或文本被视为是“新闻的”，即是指它具有新闻的属性；而不满足这些属性或满足不充分的，则会被视为不具备新闻属性或新闻属性不明确。鉴于对新闻属性的判断是在富于主观化倾向的形容与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度量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主观认同的标准的预设；之所以在理论上承认这种主观预设仍具有论证意义，是因为建立这个新闻价值体系的有关度量的不同指向，早已被一一证明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曼切尔（Mencher）认为，所谓的新闻价值标准，就是决定事件或观念具备新闻价值的因素；麦道格尔（MacDougall）指出，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因素不谈，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不论有何差异，他们每天在对千百万事件作出选择时都有确定其潜在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即使这些标准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已经受到年复一年的经验的考验，并且在一批数目不容忽视的新闻编辑部内盛行。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曼切尔不仅仅把新闻价值看成是一种对有形对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者还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信号；而麦道格尔的观点则能从语言和逻辑上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承认一切现有新闻价值标准体系，但是鉴于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流行——尽管这一流行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积淀，被公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它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闻实践的反复积淀，这种改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而在当代，在Internet以超过以往任何媒介的孕育成长速度发展的十数年间，是否已经沉淀下某种智慧与旨趣，让我们能够把握到新闻受众中出现的有关读什么、听什么或看什么的要求?这里，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理论兴趣，结合网络新闻发展的机制，来探索网络时代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构成挑战，并演进出新的统合观念的问题。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合

客观性（objectivity）是传统新闻观念的思想核心，也是新闻价值系统的逻辑基础。今天，关于客观性的理念，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客观——主观性”（objectivity/subjectivity）的统合型理念方向发展。

对于新闻来说，客观性是指一个新闻文本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而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以下两个因素是我们在探究新闻的客观性属性时所必须重视的：1.Internet环境对新闻的概念的泛化，即从狭义的传统新闻概念泛化为其他有用的信息，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和商务。这使得我们对于网络新闻的客观性的评判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具有未知性和挑战性。2.Intetnet环境的主要特征是把关人的缺失感，反映在信息文本的表现上，则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效交融。正如我们在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的观念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即人”——网络中的受众已不再单纯的是接受者，而演化为媒介的一部分。②因此，对于网络新闻的某些文本形式（如新闻组、论坛、网络调查等）作有关客观性的判断时，仅仅依靠单纯的二元判断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体验到了大众传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信源的普遍的匿名性。在由叠加和链接共同作用的“辗转相传”的环境中，任何一个泛化的终端文本、声音、图像、文字、图表、内容、标题、细节的精细程度，都有可能会遭到折射和歪曲。在匿名、把关人缺失、受众大量参与交互、海量新闻信息的多重作用下，网络新闻的客观性在某些特定的文本样式以及总体的文本特质中，表现出比传统新闻更具有脆弱感。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在Internet环境下，在享受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人本化的新闻信息时，不得不面对着更多的新闻诽谤、谣言、片面报道、失实、滥寄（spam）、噪避（zapping）③及其他涉及新闻法律与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网络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弱于传统新闻，我们都会从技术的本质上看到一个明显的先验性的主题：在泛传播的条件下，由于把关人作用的消解，每一个匿名受众都有可能会把参与交互看成是新闻的一部分，也把对传播与再传播的参与看成是一种对新闻资源的良性的开发和利用。不管是在讨论版、新闻组、电子邮件中，还是在文章的转贴、编辑、深度链接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由于存在着极大量的个人化影响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冒着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失去原创新闻的事实及事实本身的真实的双重风险。并且，我们还会发现，这一理论上的风险往往不幸被现实所证实。④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正是由于传统的客观性观念受到冲击，另一种在Internet上可能会被公认的价值原则在悄悄地浮现。这个新型的传播事业所带来的同一性理念究竟是什么?它在新闻价值观念的判断上可以被公认吗?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个词可能会是“宏观真实”（macroscopictruth）或是其类似物。也许，为了与本题相关，我们更应该称之为“理念真实”（truthinmind）。新闻的宏观真实强调从宏大的系统上，如从长时段、事件与环境的关连、时代性上总体把握新闻的客观性，而在Internet上，透过那些技术上具有先验性的密集的失真，我们恰恰能够观照到在Internet的精神深处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使新闻信息真实化的能力：1.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2.以极广大的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予；3.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

也许我们终将承认，正是Internet使我们发现了：在新闻媒介中蕴含着人，人本身即是新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扩展了“客观性”的定义本身。

二、异常性与寻常性的统合

有关异常性（abnormal）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异常——寻常性”（abnormal/normal）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异常性是对新闻报道内容所具有的罕见性或陌生感的度量。从传播经验上说，异常性显著的新闻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和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以异常性作为新闻价值标准，是因为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岗哨作用，它监督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异常现象。人类应该在日常行为当中密切关注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对群体有所伤害或危及社会生活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当然地被预设为“罕见的”和“令人感到惊奇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求新求异并不是新闻者的动机，而是受众的源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传播动机。只有吻合受众的动机，新闻的价值才有可能会被确立。

正是从观察受众动机的角度，我们注意到，进入网络时代，异常性的价值观会紧密地与寻常性的概念相结合，相辅相成地构成一个更新的价值链。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人们在阅读任何奇异事物的报道时，都会比以往更有条件和更有理由追问：这个奇异的消息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而恰恰也正是Internet在新闻的领域里完成了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你可以自助地使用信息仓库、超文本链接和Internet交互，在技术平台上把不寻常的新闻转化为一种寻常的认识。今天，人们在哲学认知上从异常（个别）上升到寻常（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地缩短了。比诸以前，人们有更多的材料和更加充分的技术（包括搜索和统计）条件，能够在发现异常的同时，也发现该异常对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准确的意义，甚至具体到可量化的细节。人们对于新奇的事物和信息的渴望永无止境，网络新闻恰巧能够满足这种巨大的好奇心。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上对于异常新闻的期待总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咬狗”的事件出现，但是当全球的信息联网如望远镜、显微镜、传声筒、会议厅那样被造就为一个唾手可得的工具时，人们能够随时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今天的网络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新闻受众都更加习惯于经常得到这些异常。这也正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网络新闻既已开发出如此巨大的功能，但是它仍然能以高速度不断进步。网络新闻在价值观念上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的“异常”，而是强调“寻常的异常”。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下面这个因素：在全球化的Internet上，新闻受众却是个人化的或至少是分群的，因此他们对于异常性的把握互不一致。几乎每一个受众群都有自己的鉴别标准。在某一方认为是异常的新闻，在另一方看来也许是平淡寻常的，反之亦然。因此，在网络新闻这个一体化的宏大概念中，如果不将定义范围缩小到准确描述的分众群，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异常。考虑到了Internet几乎包容了所有的信息化人群，这种难以定义的牺牲，也许比以往任何大众传媒都更具有对新闻价值观的演进意义。

三、影响性与交响性的统合

有关影响性（affe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影响——交响性”（affect/interaffe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影响性是对新闻的题材或观点影响受众的深度与广度的度量。通常我们所指称的新闻，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所的新闻，因此，一个新闻能否影响较大的社会范围十分重要，影响越深越广，则新闻的意义越突出，反之，则新闻的意义越微弱。在传统媒介新闻中，正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所阐述的那样，关于事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对多少读者有影响；对读者有多少直接影响；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

而在Internet环境下，对新闻影响力的度量的标准发生了某些变化：1.受众的影响量可以区分为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追求绝对数量，是指争取影响总数量较多的受众群；追求相对数量，是指对于分众传播的某一层面的受众群（目标受众）来说，要力争在这一人群中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网络新闻人群影响力的计量，是这二者的总和。2.网际新闻的直接影响不仅仅包括针对直接的受众，而且还包括信息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转载环节。即对于某一网络媒体来说，还包括其他网站乃至传统新闻媒体，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各种传播渠道对于该信息的转载、传达、引用率。转载、传达、引用率越高，说明它的直接影响力越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的度量特征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立即促发交互。交互式影响是网络新闻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影响的交互性越丰富、越强烈，直接影响越大。3.迅速产生影响的问题反映在网络新闻的首发与跟进速度上，也反映在是否引人注目，是否便于认知、理解或记忆上。网络新闻的影响的即时性与其影响的直接性是融为一体的，如前所述，它能够以当前交互来实现这一融合。

网络新闻对传统新闻的有关影响性的不同取向，使得构成影响力的不同元素重新列序，并形成新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称之为“交响”的影响概念。我们把交响一词用于定义网络新闻的影响力，试图反映网络新闻在影响力方面的几个主要特质：1.新闻的文本能够迅即得到新闻受众的反馈。2.文本的作者、制作者或者本身能够与受众交互。3.受众与受众之间能够交互。4.者与者，文本与文本之间能够经由后台管理，而形成与文本信息直接相关的可利用的组织。从以上意义层面上说，也许，我们仿照affect而对比的使用interaffect一词来指代交响概念更为恰当。在未来，网络新闻对新闻的价值理论及标准会做出较大的调整，而最有可能被传统新闻理论所接受的，正是这种从单一性的影响到交互性的交响的跨越。事实上，从当代新闻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在试图走向联合、协作、同一，这也更为深邃地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新闻领域都有可能试图向这一价值观看齐，从而实现多向度的新闻的交响性。

四、及时性与全时性的统合

有关及时性（timeliness）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及时——全时性”（timeliness/timelessness）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从传统新闻学意义上说，及时性是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速率的度量。新闻通常被人们视之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是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时间或离当下尽可能近的时刻“发生”。对于电子媒体来说，及时通常意味着在刚才、当天、不久以前；对报纸来说，这种时效性经历的时间跨度会较大一些，而杂志则更大。尽管电子媒介已经把近代新闻媒介新闻的定时性有效地拓展为及时性，使得时效性的概念比两个世纪以前要先进得多，但在当代，这种价值标准仍然经由“随时化”和“全时化”思想而受到了某些必要的修正。

从观念进步的过程上来说，全时性的理性概念的提出受启发于BBC的随时化新闻服务理念——它为时效性下了“在需要时收看新闻”（newswhenyouwantit）的定义。⑤随时化的新闻服务思想既对正飞速跃进的网络新闻业作出了理念的呼应，又启发我们对网络新闻自身所蕴涵的全时化新闻观作出基本的阐释：1新闻的全时化观念并不主动的来自传统媒介的实践——仅就作为实态而言，CNN早在1985年已开始电视的24小时新闻播出，但10多年间并未很快形成观念的潮流——而恰恰出自网络新闻时代的召唤。2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受众（消费者）为导向，而不再以新闻文本与故事（产品）或新闻机构与人员（生产者）为导向来规划新闻运作（生产），这意味着媒介在时间战略上终于可以有能力真正听命于受众的“安排”。3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倡导以受众为本的服务。24小时内每一个收听、收看新闻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殊传受要求，因此，既一视同仁，又能区别对待，成为了媒介从观念到技术的新闻服务指针，在时效性上，新闻更强调时间的纵深感和连续性，更加及时的更新以及更科学的专题服务与搜索服务。4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时间战略实现了空间战略。快速（以秒为单位）、高频度更新（以分为单位）、重复、综合（主题链接）和移动（超文本阅读），使得受众对于新闻的接受更具有历时性和历史感，而与此同时，“受众主动式”的深度新闻优势亦展现无遗。5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并不只是针对网络新闻或传统新闻，而是针对一切面向未来的媒介新闻，它与泛介质（pan-media）的网络概念相呼应，⑥从虚指性的观念角度提示了未来新闻时代的最重要的媒介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性”对“及时性”这一传统的新闻价值指向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和统合，使其更强烈、更深刻、更细腻、更人本，同时也更辩证地反映了新闻的时间意义。

五、冲突性与冲击性的统合

有关冲突性（confli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冲突——冲击性”（conflict/impa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冲突性是对新闻题材及文本所展现的矛盾或戏剧感的强度的度量。新闻故事中的组织之间、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对抗，构成了某种新闻叙述上的本初的张力，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戏剧感。它从两个方面满足新闻的受众需求：1.冲突性的新闻总是给人的启示较多，同时，有关冲突的内容强烈地向受众发出警告，使人们关注危险的迫近、困难的出现。2.戏剧化地描绘矛盾被解决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观赏性，能够促使受众的阅读兴趣始终得到保持。

在传统新闻中，冲突性易被媒体叙述成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陷入脸谱化的境地，正如批评者所分析的那样，媒体似乎在抱着一种处理警察新闻或体育新闻的心理状态进行报道，把人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而且总是认为每一冲突必有赢家和输家。⑦此外，过分追求冲突使得新闻充满了阴谋、暴力、犯罪、战争，这对于社会化的教育显然不利，容易出现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负面作用。在Internet条件下，人们（包括大众和分众）仍然像过去一样迷恋于新闻的冲突性，但是与其技术条件和传播的机理相适应的是，这种冲突性和对冲突性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1.人们已经可以主动地寻求冲突和冲突性的表现程度，分众化的效果使得受众的决策权力更大。他们对于频道、栏目或议题的选择余地更强，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品味或需求来对新闻的冲突性和戏剧感有所把握。2.人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比以往更深刻。受众、媒介、记者和矛盾的各方“共同介入”文本，通过视觉虚拟的方式，受众可以进入“新闻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突不再是过去新闻事件内部的冲突，而是转化为它的一个广泛的隐喻：每一则新闻都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缩影，代表了某一个受众对于世界的认知。这种冲突性与其说是新闻戏剧的冲突，不如说是人们内心矛盾的总体表现。3.就媒介的性质而言，Internet能够用更有冲击力的方式来表现新闻内容，包括音频、视频、文字、图表、讨论和大容量的资料库，受众对于新闻形式力量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冲突性”这个纯粹的新闻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变得更加繁杂、深刻，并且发生了某种偏转，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矛盾的体现，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元素、更多的视角，形成了对广泛世界和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复合化的冲击之力，我们把这些转化和复合的方向描述为：有关冲突性的新闻价值已走向“冲突——冲击性”的统合。

六、显要性与需要性的统合

有关显要性（significance）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显要——需要性”（significance/necessar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显要性是对新闻报道涉及知名对象的程度的度量。“显要”在汉语里有显赫、重要之意，而显要性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着眼于外化知名人士和机构所包含的新闻价值。为什么显赫而重要的人物和机构能够产生新闻?除了新闻事件发生于他（它）们身上的概率较大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名人和著名机构具有很强的召唤力或吸引力，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社会的利益，受众关注显要人物或机构的事迹，即是关注他（它）们所代表的阶层，亦即是在关注受众自身的不断向上增长的需要。

以美国为例，近20年来，新闻的主要旨趣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异，大众的阅读兴趣更加集中在那些软性的新闻，包括那些不太“重要”的新闻，比如名人的纠纷与风流韵事等等。这些相对软性的阅读兴趣在近年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即一方面新传播时代的人们并未放弃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另一方面也对那些琐碎的、普通的，甚至是“无聊的”新闻内容感兴趣。⑧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受众倾向导致了当代新闻传播的多元化情境。

这种多元化的阅读在Internet环境下，得到了媒介技术能力的支持。Internet的分众能力，使得受众可以根据自己阅读需求去寻找他们的所需要的频道和新闻栏目，可以集合自己所需要的、与自己阅读口味相一致的人群，并与他们形成传播交互关系。事实上，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是新闻媒介的题材热点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因。就像在经济学领域里所发生的从生产者导向转化为消费者导向的发展潮流一样，媒介所的新闻有任何一点旨趣上的变化都是由受众市场引起的。在Internet环境下，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保持下去，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调节方式，来使得新闻逐步地在终极用户那里得到和谐和统一，并且自发地产生某种新的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有关传统新闻价值观中的“显要性”的价值元素开始向“需要性”方向发生偏移的机理。

这种偏移，目前是以一种“显要——需要性”相统合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变化，一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以一个单纯的关键词来规定哪些新闻是受欢迎的、哪些新闻是不受欢迎的价值观念已经过时。

七、接近性与亲近性的统合

有关接近性（accession）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接近——亲近性”（accession/intimate）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接近性是对新闻题材与目标受众生活空间的吻合程度的度量，有学者更直言接近性是指“在报纸发行的广播的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⑨接近性之所以构成新闻价值，是因为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总是更感兴趣，并受到打动——事件发生的地点离受众越近，与受众的利益关联就越大。如果对此做一个有趣的推论，那么我们会认为新闻接近性倾向于把物理距离缩短为零：要是某一新闻事件是由受众自己参加的，那么该事件的报道在这一个别受众心目中的新闻价值是最高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阐释：灾难事件死亡人数的多少与事件发生距离的远近（以当地为中心）成定比。例如，某个遥远国家因洪水死亡上千人的新闻，其价值相当于本国边远地区淹死上百个人的新闻价值，又相当于本州内淹死十人的新闻价值，还相当于本地淹死一人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对于不得不报道的外地新闻和遥远的国际新闻，通常会千方百计地突出与当地目标受众相关的因素，使其带上地方性的色彩。⑩这种相关要么是指在空间上与其接近，要么就是在情感上与之相联系。而从传统媒介来看，想使得信息与最大量的目标受众相吻合，通常的做法只能首选空间上的接近性。

但在网络时代，这种局面已为之改观。这主要反映在：1.技术特征使得媒介新闻可以支持个性化订阅、栏目的互动化以及更强的参与性。这使每一个受众都能够主动地寻求与自己的心理相接近的新闻。同时，他们自己还能够做到使用交互手段使心理距离更加趋近于零。这实际上是在把过去传统媒介甚至不敢想象能达到的出版目的，在一举手间得以实现。2.由于数据库能形成任何一条新闻和其他相关新闻相互联系的便利，使得新闻的本地色彩或者与相关对象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容易。3.在BBS、新闻组等媒介信息（泛意义上的新闻文本）服务项目中，人们所亲身参与的内容恰恰又多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新闻，因此在这种样式当中，新闻的拉近性，最大限度地表现为与每一个对象的零心理距离的亲近性。

我们注意到，以上三种特征，无一例外的以心理接近消解了空间距离。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Internet环境下，对于接受心理的控制是新闻分众化作业的首要问题，而空间性则早已被介质特征所消解。使物理转化为心理，这一媒介特质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网络新闻在新闻价值方面改变了从前我们所确认的关于“接近性”的单一原则，使其转化为“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原则。联想到美国自90年代以来，由WaltHarrington等人在传统新闻领域里倡导“亲近性新闻学”（Intimatejournalism）时所强调的“记录普通人每日心理与生活”的理念，⑾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有关网络新闻环境下“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型价值观正在与所有新闻领域里的相关理念形成相互激励的推测。显然，赛博空间以其虚拟性消解了受众以往所依赖的集群法则，并正在试图使信息消费的指向从物理空间重新回到人本身。

八、人情性与人群性的统合

有关人情性（humanity）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人情——人群性”（humanity/communit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人情性是对新闻内容契合人类基本感情的程度的度量。人情性又称人情味或人性。按照麦道格尔的观点，人们对于人自身以及对其他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涉及男男女女的各种事件的兴趣就叫做人情味。而汤姆森基金会则认为，人情味是指报道可以更多地涉及新闻中的人的人性侧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情性可以看作是新闻对于人性的展现、挖掘或捕捉，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人类独特的情感特征，并进而唤起受众的广泛的共鸣。

有关人情性的基本共识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怜悯。对不幸的人物或人群悲惨的命运给予关注，并提示他们不幸的根源。2.幽默。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喜剧化的特征能够为新闻作品带来相互的阅读趣味。3.故事性或悬念。如前所述，戏剧感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因素。4.对妇女儿童的关注。妇女儿童的处境总是能够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视角被观察，对她们的关注能够反映人性中最根本的善意。

人情味的价值指向实际上是在确认，新闻媒体应该用各种手段，从风格和题材上指向尽可能多的人群，并且使他们能够因相同的情感而产生类似的共鸣。这种同一化的努力有时因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使得大量目标对象的理念差异不能被有效地弥合。而在网络条件下，由于大众性和分众性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泛传播意义上的分层、分群的交流，因此，对于人性的指向可以以一种定向方式“本地化。”这既包括个性化服务，也包括网络用户的主动性阅读。如果我们观察网络新闻的总体格局，会发现随着网络新闻的日益成熟，它在平台的开发、新闻栏目的设计，以及受众的交互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不单纯依靠泛泛而论的人性指向，而不断地“增添”那些能体现“人以群分”思想的人群性议题的传受方式。对于人群的关注既不会过多的抵触人性的基础，又会较为准确地照顾到某一特定人群的传播趣味。

就出版而言，在网络媒介上，它早已不是单向的，而呈现为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编辑的分群化处理也早已被程序设置以及广泛的传播互动所取代。正因为如此，人群性不仅没有使得人性化的意味因为网络新闻的实践而减少，相反，更为它增加了新的、丰富而具有指向性的元素。这不仅使新闻更加具有信息效果，而且，其实在化的能力也比以往大大增强。——比如，你会发现那种“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或者“一人有疑问众人交互解答”的高效的实在化生活场景现在正频繁地发生在网际信息环境中。

结论是：“人群——人群性”的统合理念比之于单一的人情性的理念，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新闻价值中的“有用”的部分。“有用”的思想，与其说是在反映人性，不如说是在反映实际生活的需求和特指的实在人群的尊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西方某些关于中国的“人权”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力图泛化普遍的人性，而忽视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及传播环境中，脱离有人群性专指的新闻价值观，实际上难免会退缩为片面化标榜的高头讲章。

今天，网络媒介的分群能力早已不单纯是一种口号，而成为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的作业内容。小到只有一个人的专指的新闻服务，大到面向一个阶层、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从新闻价值观来说，也许，这种技术上的伟大进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为未来新闻指引了更加科学化的观念之路，即从普遍人性的观点迈向“人情——人群性”的统合价值观。

注释：

①⑦⑨⑩除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36页，144页，139页，140页，新华出版社，1998。

②⑥杜骏飞：《网络新闻学》，14-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及杜骏飞：《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载《小雅思想网》网站，

③关于噪避（zapping）的译名及传播学意义，参见杜骏飞：《论广告创意的观念》，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4）。

④以图片新闻报道为例，吴心梅在《眼见未必为实——网络新闻图片的陷阱》一文中，即以大量事实举出在Internet上出于种种广泛的原因导致新闻文本：A.自相矛盾，莫衷一是；B.图文不符，张冠李戴；C.细节失误，南辕北辙；D.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等4大类失实陷阱。载《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⑤彭兰：《数字化时代的BBC》，载《国际新闻界》，1998（2）。

新闻理论篇5

一

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2]中区分了“两种新闻定义”，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并正确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闻的实质内容，后者指的是新闻的表现形式。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李仅仅抓住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没有看到两者间的对立和矛盾，而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上，李注重的恰恰是形式而非内容，因此，最终不但并未真正将新闻与新闻报道区分开来，而且把新闻的实质内容统一到了它的表现形式——新闻报道上。

现在我暂且把区分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任务放一放，先来讨论一下新闻学说界普遍认可的关于新闻定义的两个基本观点。它们似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中的默认点（defaultpositions）,人们不假思索就持有这些观点，因而任何对这些观点的偏离都要求有意识的努力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一是新闻只能是信息或讯息，不能是事实，因为事实客观存在着，无法移动，如我们不可能将一场火灾或一次车祸搬来移去，而只能复制并传播关于它们的信息；二是新闻必须经过传播，即由这个人或这群人传播给那个人或那群人，不经过这种传播的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是新闻。

我想从对这两个默认点的发难开始。先看第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我们长期以来对“事实”的基本认识。究竟什么是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是新闻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总结我在《论纲》中的观点：（一）事实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某事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即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如我们不能说“太阳”是事实，只能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事实；（二）客观事物或现象的实际情况具有无庸置疑的客观性，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在事实”的存在；（三）但对人类社会来说，“自在事实”除了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尽源泉便一无所用，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除外）中研究的事实只能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看“经验事实”。“经验事实”一方面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或关系向人的呈现，另一方面又是人对这些属性和关系的把握和断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新闻学中所研究的事实并不只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而是为概念所接受、由主体断定的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感性呈现，是被知觉到了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是知识经验中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这时的事实已不再是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或某些物理、化学属性和关系的总和，不是只有通过自身某些能量、质量的投射才能得以传播的属态，而是通过命题能够加以断定、通过陈述可加以表达和传播的感性知识。感性知识的可传播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新闻学界普遍认为的事实不能复制和传播的观点就是错误的，而为此引进的“信息”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用“信息”界定新闻的学者都会用“事实”来对信息做进一步的限定，都承认新闻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关于事实的信息”，因为信息这个概念实在太宽泛太模糊了。与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事实”来定义新闻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关于事实的信息”其实就是“事实”，除此之外，实在想象不出它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引进“信息”概念据说还有一个“重大理论意义”，就是厘清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新闻的内容是信息，而宣传的内容是观点（观点难道不也是信息吗？）。但在我们看，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根本就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引进“信息”概念，而只需明确新闻就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即可。数千万年的共同社会实践为人们提供了经验外部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形式，这些被有的哲学家称之为“先验形式”的背景条件决定了人们对“经验事实”有着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正是在这种认可度范围，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新闻是经验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新闻报道是具体的报道者（个人或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陈述，除了上述基本认识形式外，其中还包含着报道者自身特殊的“认识形式”，可以说，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凝聚着报道者的思想观点。所以，抛开当初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根源不说，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理论根源在于将新闻等同于新闻报道，而不是缺少了一个“信息”概念的引进。最初引入这个概念的学者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试图找出一个计算新闻信息量的办法甚至公式，但20多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此外，我们还赞同余斯勇对用信息定义新闻提出的质疑：第一，作为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因为目前学术界看法还不一致，世界上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定义，有人统计已有39种之多。更为滑稽的是，《牛津字典》在解释“信息”时说“信息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韦氏字典》也认为“信息就是在观察或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新闻和知识”。如此颠来倒去、相互借用，倒是越解释越糊涂。第二，用信息来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那么信息本身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就连信息论的创立者维纳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信息，信息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信息”来定义“新闻”，至少也是不科学、不严肃的。第三，根据普通逻辑中“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的定义规则，用“信息”定义“新闻”，就等于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3]

现在再看第二个问题。客观事实如果没有人报道和传播它是不是新闻？甘惜分说：“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4]这大概是建国后学术界最早关于没有传播就没有新闻最明确、最权威的表述。乍一看，这话不无道理。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问题：这里的“事实”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从“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看，似乎是前者；从这一“变化”是“最新的”、“重要”和“重大的”等为人所断定的属性看，显然是后者。如果是前者，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它不应该是新闻学讨论的事实；如果是后者，我们认为它就不能“算湮没无闻”，因为它已向人显现，被人所闻，对所见所闻者来说，它就是新闻。我们认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亲历或直接经验的新鲜事实，对这个人或这群人来说就是新闻。《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破解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后，把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疯道人飘飘而去。这件事（我们假设它是事实）“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新闻传说”。从逻辑次序看，是先有了“新闻”，再有了对它的“传说”。街坊们亲历或经验的事实是新闻，而对事实的“传说”是新闻报道。道理似乎很简单：所谓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是先有了新闻的存在然后才有对新闻的报道和传播；所谓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同样如此。从发生学上说，新闻肯定是在先的东西，报道和传播是在后的东西。一个为人类所经验的事实，只要它有新闻价值，你不报道、不传播它仍是新闻。报道和传播是新闻扩散的前提条件，但不是新闻诞生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不事先获取新闻我们报道和传播什么？人类的先民最初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认识周围客观事物情况的，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是进化的结果、文明的标志，新闻传播是这种结果和标志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坚持认为，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而且这里的经验首先是直接经验，如果一定要使用传播学术语，它属于人的“亲身传播”。

二

人是能够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的动物。即使是在规模比较小的社会里，也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直接经验到他想要了解或应该了解的各种自然和社会事件。这就需要间接经验，即借鉴别人的经验。任何事件或现象都有一定的时空界限和范围，处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人们要了解这些事件或现象则不得不依赖于间接经验。这就是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存在的重要原因和理由。社会规模越是扩大，对间接经验的需要就越是增加，以至于当今社会不得不委托专门的人员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

间接经验必须凭借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和传播，而最精致的符号形式就是语言。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陈述，由于这种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呈现对象，也就是客体刺激我们感觉器官而产生和形成的感觉图象，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陈述即命题，所以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可以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新闻报道则是新闻的表述形式，两者既统一又对立，既相互一致又非一一对应，我们既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无视两者的重大本质差异把它们混为一谈。

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并不意味一切命题形式都适合陈述新闻内容，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命题才能成为新闻的基本表述形式。金岳霖在1941年发表的《论不同的逻辑》一文中把命题分为三种：特殊命题、普及命题（彭漪涟认为似是“普通命题”的印刷错误）和普遍命题。特殊命题断定特殊的事实，如“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贾庆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一男子携带可疑爆炸物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等；普及命题或普通命题断定的是一时一地的普通情形，用以表示和肯定“历史总结”，亦即“历史上特殊事实的结合”，如“清朝人有发辫”、“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等；普遍命题断定的是固然之理，如“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等。[5]第一种命题用来断定一个特殊的事实，以特称陈述或单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特殊命题。第三种命题断定的是普遍的道理（包括理论、观点、一般规范等），以全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普遍命题。两者的区分比较明显。第二种命题即普通命题有些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普通命题不同于普遍命题。首先，普遍命题表达的内容超越特定的时空，象“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是不受特殊时空条件限制的；而普通命题则受特殊时空条件的限制，不具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它表达的只是某一时段、某一范围内的某种普遍情形，象“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仅限于“今天”和“这个班”。其次，普遍命题具有普遍的概括性和类推性，因此可能为将来更具概括性和类推性的命题所，如“地心说”为“日心说”所等；而普通命题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历史总结”，如果这一总结符合当时的实际，就不存在为将来的命题所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是真的，不管明天、后天这个班的女生是否化妆，该命题都不可能被。第三，普遍命题要求有普遍的事实根据，可以为实验和观察所反复证实；而普通命题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事实根据，超出这种条件的任何求证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虽然普通命题也具有全称陈述形式，但它不是普遍命题。

那么普通命题与特殊命题的区别何在，它们是否也能像特殊命题一样陈述一个经验事实呢？由于普通命题运用的是全称陈述的形式，它所断定的就不是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这样看来，这类命题既与表示一般理论的普遍命题不同，又与表示具体事实的特殊命题有别。金岳霖认为它是“介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命题”，就与事实的关系而言，“这类的命题和普遍的命题两相比较，似乎与事实比较地接近些”。[6]但与我们论题相关的是，这类命题究竟是否肯定事实，如果是它们肯定的又是什么样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赞同彭漪涟在《事实论》中的分析：普通命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很广，以至于一个观察者不可能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清人有发辫”这样的普通命题，对一个具体的观察者来说，就不可能通过对一个一个清朝人的直接观察得到确定，任何一个具体的观察者都无法保证它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即不能确证每一个清朝人都有发辫，所以这类普通命题“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实，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7]另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较窄，一个具体的观察者可以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一个具有正常能力的观察者完全可以断定和确证该班每一个女生都化了妆，这类命题虽然不像特殊命题那样断定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但它能概括并确定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所有事实状况，即在一个狭窄的时空范围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经验事实的结合。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广义普通命题”，后者称为“狭义普通命题”。

通过以上对命题的分析，不难得出，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只能是特殊命题和狭义普通命题所陈述的内容。由于狭义普通命题的全称陈述是有特定时空限制的，而且其时空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有限范围内特殊命题的结合。因此我们认为，新闻的基本陈述形式是特殊命题，当然这种特殊命题必须与客观事物状况的感性呈现相符合，即必须是真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闻是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以及由这类命题所组成的陈述形式。在一则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只有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才可能是新闻内容，否则无论多么新鲜、重大都是非新闻内容。

三

新闻报道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互为表里，又并非一一对应。把它们割裂开来固然错误，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同样错误。

从理论上看，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主要区别有四：

首先，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根据前文的论述，新闻来自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来自“自在事实”；而新闻报道则是人脑对部分经验事实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结果，属于另一个环节上的东西。如图所示：

左边的三个椭圆中，最外层的大圆表示“自在事实”，中层的表示“经验事实”，最里层的代表“新闻事实”（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新闻报道者只是从新闻事实中选择一部分，有意识的进行整理、加工和表象，并通过适当的符号形式物化为新闻报道。右边的小椭圆代表具体的新闻报道，大圆代表抽象的新闻报道，即所有具体新闻报道的总和。当然，用具体的图形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总会有些问题。如上图中的“自在事实”实际上是无限的，而非有限的，“经验事实”则是不断扩展的、动态的等等。但该图至少清楚的表明，新闻与新闻报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后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其次，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对应，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指出过，甘惜分20多年前就列举了新华社和美联社关于北平解放的不同报道。不过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而不是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谈论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报道者对“事实”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简言之，新闻是事实，新闻报道是命题的陈述。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实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陈述。金岳霖论述该问题时举例说：“‘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不仅是两句句子，而且是两命题，可是，这两命题所断定的只是一件事实”。[8]这里似乎不存在对事实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选择和判断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说，造成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本体论根源不在于新闻报道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在于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本身就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以自己的样态向人们呈现来看，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为主体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断定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作为新闻的“经验事实”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到了这里则体现为事实与命题的对立统一，即命题反映事实，但又不同于事实，事实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方面，命题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主观形式方面。主观形式又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作为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们在亿万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每一个认识主体所接受和认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认识形式基础上的；而特殊认识形式则受具体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能千差万别，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倾向性以及部分无意失实与此相关。

再次，内容无所谓真假，反映内容的形式则有真假。与此相对应，新闻报道有真假，新闻则无所谓真假。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事实只能是实存的，或者是过去存在过的，或者是现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种过去和现在均未存在过的“事实”；从经验的层面看，人们对事实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即通过感性直观经验事实。这种感性直观有人类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和亿万年的实践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学基础。正是这两大共同基础，我们将太阳从某类物体折射的光经验为“红”色，把有质量的物体脱离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之为“飞行”，把超过一定分贝的声响认定为“噪音”等等。所以说感性直观经验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来说基本上是共同的，这是“经验事实”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而命题总是有真有假，否则就不是命题了。可见，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

最后，新闻报道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彩，新闻中没有这种色彩。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是人的感觉器官客观事实的直接接纳和把握，人的情感、价值等主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无能为力，所谓“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经验事实作为结果成为主体的“对象意识”时，主体的“自我意识”就开始纠缠这一“对象意识”，甚至干预“对象意识”。新闻报道是报道主体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其间渗透着陈述者的主观自我意识。请看下面的三则消息的导语：

新华社：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的环抱，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

路透社：6月30日午夜时分，当查尔斯王储将香港归还中国时，英国结束了一度强大的大英帝国历史。美联社：随着午夜国旗的交换，焦虑不安和兴奋的香港今天摆脱了156年的殖民时代，并开始了在欢欣鼓舞的共产党中国下捉摸不定的新时代。

应该说，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所经验的事实并无主观感彩，而“经验事实”一旦成为记者的“对象意识”，就在他们“自我意识”的作用下，形成带有强烈感彩的陈述。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新闻报道“对应”或符合的究竟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过去我们往往把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理解为“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似乎新闻报道直接反映客观“自在事实”，而且这种反映还必须是“可以查证”的。

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新闻的的符号表现形式，它通过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来反映和表达经验事实，就是说，新闻报道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而是报道者主观经验的事实。因此，新闻报道“对应”并“符合”的并非客观世界发生的事实，即“自在事实”，而是人的经验世界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的这种间接关系也可以通过奥格登和李察兹的语义三角形得到进一步说明。在奥、李看，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不存在直接关系，所指对象通过概念为主体所接受，主体通过符号来表达概念。如果我们把语义三角形中的符号、主体（概念）和所指替换成报道、报道者和事实，其间的关系就非常清楚了：

从图中可见，新闻报道者与客观事实以及新闻报道直接发生关系，但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只有见解关系。从客观事实到新闻报道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新闻报道者经验事实阶段；其次是报道事实阶段。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由这两个阶段决定，即由经验事实的正确性和报道事实的准确性决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

新闻报道所直接反映的并非客观事实本身，而是作为报道者的经验结果、被“自我意识”干预后的“对象意识”。这种“对象意识”的真实性不可能建立在“可查证性”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y）基础上。上述美联社导语中“焦虑不安和兴奋的”、“欢欣鼓舞的”、“捉摸不定的”等不具有可查证性，但却是新闻报道中经常使用甚至不可缺少的陈述方式。这种“自我意识”纠缠和干预“对象意识”的情况几乎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都存在，如《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中“英勇的人民”、“反动派……遇到人民好似催枯拉朽，军无斗志”等，显然是报道者“自我意识”纠缠和干预“对象意识”的结果。当然，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自我意识”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具体怎样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可查证性显然不能作为这种限制的依据。

注释：

[1]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余斯勇《用信息定义新闻质疑》，载《新闻出版报》1999年1月19日

[4]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第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5]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第5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金岳霖《知识论》，第753、754页

新闻理论篇6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新闻理论篇7

［关键词］电视新闻；细节

一，电视新闻细节定义的质疑与定位

随着传播观念的深入发展，电视新闻细节的运用作为提升电视新闻传播质量的形式开始受到重视。什么是电视新闻的细节？近年来散见于各种新闻学期刊的说法有以下几种：“所谓电视细节，就是构成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情境、自然景观的最小单位，如果说情节是电视艺术的筋骨，那么细节则是电视艺术的血肉。”①

“所谓细节，一般是指作品中与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生活情境等产生有机联系的局部或细部叙述单元。它是构成作品整体的基本要素。”②

“细节，顾名思义，是指那些细小的、局部的环节或情节，……细节像‘血肉’，是丰富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重要手段。”③

综观这些定义，从电视新闻语言结构的特点进行分析，有以下两处值得质疑：

一是均为借鉴《辞海》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细节的定义：“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的组成单位。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描写是由许多细节描写所组成的。细节描写要服从艺术形象的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以具体生动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增强艺术感染力为目的。”④这一定义除没有充分注意到电视新闻的传播语境和特殊表意手段，失之偏颇外，还将电视新闻与其他电视“体裁”混同为“艺术”表现手段。

二是均强调细节是一种“单位”，但我们知道，细节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由整个一章或“一回”组成，也可以由一个小的自然段组成。换言之，细节单位只能以“话语”来概括。“话语”的单位可大可小，从书面形式看，最大的单位是篇章，它可以被逐级由大到小切分为若干单位；而电视新闻的细节可以是“一个眼神”、“一声叹息”，用“单位”来定义电视新闻细节，不大准确。

笔者认为对电视新闻细节的定义，一要照顾电视新闻传播的多符号综合作用的特点，二要主要着眼其功能作出最高抽象，而不对其具体手段作描述。现试作出如下叙述：“电视新闻的细节是指能够突出新闻的五个W和一个H的语言符号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语言。它不仅指有冲击力的图像，还包括富于感染力的现场语言、播音、音响、屏幕文字等要素。”

二，电视新闻细节的特征

特征，系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⑤。对于电视新闻来说，它的细节系指有别于节目中一般的声音、图像，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引起受众特别注意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这些符号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1.具有信息传播的突现性

细节对于信息传播的突现性，是指电视新闻的画面因素所涵载的信息能明确从基底上突现出来，形成信息的易受形态，这一特征可更好地集中观众的注意力，提高传播效益。

电视新闻的声画是以时序运动的方式传播信息，声画传播的滚动性无疑增大了受众对信息感知与存储的难度。就声画两者的难度比较而言，从画面含义的模糊性和播音语言逻辑表述的明晰性来看，显然画面信息具有更大成分的不可知性。因此，努力结构电视新闻画面的突现性，是电视记者、编辑提高电视新闻信息质量的重要内容。

画面信息的突现，就是要求每条新闻（以1分钟的新闻提供10个镜头为标准）能够提供4个左右的“可看性镜头”，其他7个系为“基底”性过场镜头。所谓可看镜头，是指信息意蕴饱满、直指新闻要素的镜头，这类镜头可以转变观众的无意注意为有意注意；所谓“基底”性镜头，是过程性、背景性的，观众对这类运动方式（推拉摇移）镜头的感知，其注意力是处于“无意状态”的，此刻他们的兴趣大多是在“听”播音传递的主体信息。应该说这种以4:6结构而成的新闻画面还是具有可看性的。问题是目前许多画面的可看性与基底性之比在0:10至2:8之间⑥。造成这种画面信息缺省、无可看性，大都与记者任意推拉摇移镜头密不可分。

“基底性”画面概念源自格式塔理论，格式塔，德文Gestalt，中文译作“完形”，强调物象的整体性。所谓形，乃是一种组织结构，它与人们的视觉活动密不可分。“图形——基底”关系，是格式塔基底理论最重要的内容，其实质内容是“知觉必须在对象和背景之间作积极的选择。”⑦我们这里阐述的信息传播的突现性正是强调电视记者知觉的积极选择，提高可看性画面的比例，以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带给观众充分的信息享受。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回归祖国、移交的关键时刻，当英国国旗徐徐下降时，香港本地台一反众电视机构一律用全景镜头记录的常态，他们慢慢将镜头推向肃立的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当镜头推成半胸特写时，只见彭定康垂首失色、满脸悲戚，形象地向观众传达了彭定康此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此时，彭定康作为单个的图形，从会场这个基底上突现出来，这种历史性镜头叫人久久难忘。

2.具有信息传播的单纯性

细节对于信息传播的单纯性，是指电视新闻的画面因素涵载信息时表现出来的简洁、完善、集中的特征。这一特征可引导观众准确感受信息而不产生歧义。

电视记者在新闻现场进行摄影时，至关重要的是对“形”的发现与把握，如何将散乱的人、事、物组成一段（时间内）有序的画面，并显现出它的单纯性，使新闻的主体信息得以突现，这在国庆阅兵的新闻中突出各方阵的特点、突出主席阅兵神态，在朱基总理访美的新闻中突出他待人接物的仪表及风趣幽默的演讲等画面，都较好地满足了观众（视觉）对于简洁完美形象的追求。这便是画面细节在传播信息时所体现的单纯性。

格式塔构成原理认为：视觉对于简洁完美形象的追求，心理学家称之为“完形压强”，心理上追求一种平衡以改变在探索中紧张的心情，以免除各种猜想和想入非非。当然，这种视觉活动过程，遵循着一系列的原则，例如相近原则、类似原则、图底原则、共同命运原则、完形倾向性原则、闭合原则等等，连续的特性组织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结构。人们在观察物象中，根据不同的经验，以获得某种强烈的印象（有时可能会出现偏差）而记忆在自己脑海中。若物象组织结构中不具备紧张的内力（视觉力、心理力），就不存在“完形压强”，对视觉来说，就“不起眼”，印象较为淡漠。

简洁完美的形象，可以是简单的几何图形、高度复杂的式样、人们熟悉的物体或其他能够迅速识别和认识的视觉式样等等，它们的不确定性和随机变化性（无规律性）较低。某一完美简洁的形象，知道了某些部分，可以依照完形律（各种完形都遵循一系列的原则）进行组织活动，译解信息变得轻松、简单、经济、省力。形象是一种组织或结构，不同的形象有不同的组织水平。在特定条件下视觉刺激被组织得最好、最规则（对称、统一）和具有最大限度的简单明确的形象，被称之为“简约合宜”的形象。如前文提及的电视记者对彭定康在香港回归中国，政权移交时无奈神态的特写镜头就充分体现了“简约合宜”的原理，及其信息传播的单纯性。

电视记者采访时，根据视觉的选择原理及其新闻现场的条件（光线、距离、物象、环境、时间）等要素，总是先寻找出其中容易捕捉的单纯构造或“形”加以感觉，以把握物象的主要特点，追求一个“完形”。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对其加强、减弱或修正，再逐步加深或淡化，这就是单纯性的基本特性。视觉力求以简单、符号的形式表现深刻而丰富的内容，通过精炼集中的形式和易于理解的秩序，传达预想的意义。

单纯性，在捕捉一个复杂的物象时，视觉是把一个整体印入脑海，构成印象，或叫第一印象。如看一个人，先观察到仅是“人”，随着条件推移才能辨明是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如条件允许且又需要，则进一步仔细观察他们的服饰、仪态、肤色和面貌。

3.具有信息传播的证实性

细节对于信息的证实性，是指电视新闻的声画因素所传播的新闻事实准确无误所产生的见证效应。这种见证效应可以实实在在为受众消除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

我们说许多电视机构报道1999年北约集团进犯南联盟第一天的战况不成功，就因为在10分钟上百个镜头的报道中只有3个事实镜头，加上大量人物、事件、时间、地址等新闻基本要素都不清楚的镜头夹杂其中，显然这样的报道是很难证实事实。尽管新闻的文字声音信息也大都是可信的，但人的“眼见为实”的心理欲求，要求电视新闻必须提供佐证新闻事实的典型（即细节）画面。

传播学原理认为：“新闻事实是由记者通过观察、调查而发现的，事实是新闻得以形成与成立的基础，新闻是在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归纳而获得的，新闻依赖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存在。电视新闻的画面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反映事实的过程，更主要的是要以实现的细节反映客观事实的本质内容，为观众对新闻事实的分析、判断提供最直接的依据。”⑧NHK东京电视台2000年4月2日报道《有珠火山可能又爆发》时，使用了“有珠火山2000年3月30日爆发的场面”、“被疏散的居民在避难中心焦急不堪”、“救援人员从消防车水箱取饮用水”、“路人掩面蒙鼻防避火山爆发散发出的气体”等细节画面，具体地向观众报道沉寂了22年的有珠火山爆发后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这则新闻所提供的新闻本源事实画面，使观众对这个“火山之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如前所述，“听声见景”，新闻人物的话语、新闻现场的音响有着不可更改的佐证性，从这个角度看，它有着比画面更为可靠的真实性。现实世界存在着丰富多样的声音。这些声音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人物紧密相连，不同的声音传递着不同的信息。正是由于现实世界并非无声世界，所以画面必须在声音的辅助下方能实现对客观现实完整真实的反映。

2000年3月中央电视台对京杭大运河“三乱”现象进行连续报道。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江苏省交通厅、江苏省公安厅等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迅速成立调查组，对违规违纪行为进行了查处。这组新闻为何会收到如此好的社会效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记者以暗访的形式采录到了大量声音与画面的细节，披露了水霸为害猖獗的事实。其中最为精彩的是记者暗访时与勒索“买路钱”的村民的对话，5段对话构成了5段声音细节，无可辩驳地揭示了当地一些地痞私设浮桥欺压过往船只、恣意搜刮钱财的水霸现象，充分展现了声音细节在电视新闻中叙述与证实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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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视新闻细节的作用

1.用以揭示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本质，突现新闻主题思想

本文在为细节定义时指出：细节语言包括有冲击力的图像和有吸引力的语言、音响、屏幕文字等。定义内涵除实指因素外，还有个虚指因素“力”。什么是电视新闻语言中的“力”呢？它是指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行为、言语、文字和音响等细节语言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它们和大量的表现力平淡的语言符号结构为一个整体，如果说，在这个整体中，大量的播音、图像语言如平静的流水，细节则如跳腾浪花，突现出信息的力度即揭示新闻事件、人物的本质之所在、主题思想之所在。细节的这种作用力从何而来呢？阿恩海姆在阐述格式塔心理学派关于视知觉的感悟力时这样说：

“我们发现，造成表现性的基础是一种力的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它对那个拥有这种结构的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在于它对于一般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均有意义，像上升和下降、统治和服从、软弱和坚强、和谐和混乱、前进与退让等（力）的基调，实际上乃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存在形式。不论是在我们的心灵中，还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现象中，都存在这样一些力的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感情活动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这个整体的内在统一。”⑨

阿恩海姆这段关于“力”的阐述可以这样用来分析“细节”在电视新闻中所占有的“力”的地位：细节的“力”不仅在外在形式上引发并维持观众的视知觉，而且将视知觉的兴奋引向对信息本质的关注，以期从信息意义中寻找“自身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这就是细节语言在电视新闻中所享有的“力的基调”的地位。

有一条声音细节和画面细节力度皆强的新闻值得一说，它的题目是《代表民心的四次掌声》。在这条片子中，电视记者充分发挥了电视视听兼备之功能，把总理严正的神态、代表们激昂的情绪、掌声雷动的现场，通过细节语言淋漓尽致的反映，充分表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得到了代表12亿中国人民的人民代表的衷心支持。这是细节的形式之“力”，将观众的视知觉引入兴奋，进而细节又将观众的视觉兴奋引入信息意义的内容之“力”，即阿恩海姆所指称的“推动我们自己情感活动之力”，亦是细节魅力之所在。

实践告诉我们，宽泛的视野、空泛的描述是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集中在某一局部或某个点，作具体、细致的描述，才会使我们的报道深深地印入人们的脑际。1997年6月30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临界时间，移交活动逐项展开。这天集结在香港的中外电视媒介多达56家，彼此同在一个新闻现场，都是采用卫星直播连续48小时至60小时传送信号，按理说各电视媒介间不会有报道的时间差距，其实不然，媒介间传递信息的速度仍有仲伯之差。是日下午4时许，各电视台都在转播“彭定康告别港督府”的实况，在彭定康与列队的警察一一握手话别的冗长时间里，港台在转播告别仪式的同时独辟蹊径，在屏幕左下角

抠出一个画面，率先报道各方人士在启德机场等待欢迎主席抵港的新闻，开创了在一个屏幕上同时现场直播两条电视新闻的形式的先河。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子特技制作的这一细节，不仅是传播形式的创新，而且在新闻主题意义的发掘上，体现出内容的深刻与新颖。

2.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增强观众记忆深度

众所周知，细节的本质就是“放大”，通过细节的刻画，可以将人物和事件的特点加以突出，从而愈加显示出形象的生动性和真实性，揭示出生活的本质，以达到提高信息传递效率，增强观众记忆深度的目的。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无所不能的电脑及数字特技技术，使得电视新闻语言的细节形式和表达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笔者长期观察、研究港、台电视新闻节目，发现港、台电视人除了认真拍摄好每一幅新闻画面外，还一丝不苟地运用动画、特技、屏幕文字等后期制作技术，制作好每一幅与图像新闻相关的画面，以准确的文字、图表等细节语言补充图像语言叙事含混的弱点，力求使画面中的具象语言与抽象语言达到最佳组合，最终保证信息得以清晰地传播。

在北约集团进犯南联盟“首日战况”的上百条新闻中，真正看得出来自战区的镜头只有3个：被炸地区大火（南斯拉夫电视台提供）、难民撤向马其顿（来源不详）、北约向马其顿屯兵（CNN提供）。由于在全天的战局报道中多次插有人们观看北约空军军事演习的镜头，致使演习、空袭、空战画面混淆不清，也就无法向观众证实，那些时间不明、航线不明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飞机，究竟是北约还是南联盟参战的飞机。可以这样说，众多电视机构对第一天战局的报道是不成功的。相对来说，港台几个电视台报道“首日战况”的新闻，在新闻本源图像匮乏的情况下，还是有上乘表演。他们借助电子地图、动画、电话访谈、屏幕文字注释与评述（见表）等细节语言，对第一天的战况作了准确及时的报道。

表：港、台电视机构对北约1999年3月24日空袭南联盟报道中选用动画、特技、字幕等细节语言统计

项目\次数\台别本港台翡翠台凤凰卫视TVBS台湾华视

字幕注释2538222224

电子地图87565

动画818676

字幕述评34423

注：1.取各台早、中、晚新闻各20条（含重播）

2.表中数字的单位为“次”

港、台电视新闻同仁追求语言形式的清晰传播，表面上好像是他们有设备、重制作，实质上表明了他们对电视新闻画面语言的全新理解，是一种观念的嬗变。在他们的电视文化追求中，已不再一味崇拜图像的魅力，而是认为在当代的电视画面中，抽象语言符号是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只要使用恰当，两类语言都可以构成细节语言。为保证这一观念的实施，港、台各电视机构的新闻部中都专门设有制作组，以保证后期制作动画、字幕等细节画面之需。

3.传递深度信息，增强电视新闻传播的时代感和真实性

人在长期的认识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图式与心理结构，形成特有的“资讯系统”。外部信息经感觉进入人脑后，所进行的不只是这些信息在人脑器官中的简单传递过程，而是这些信息与人脑内部的原有信息相互影响，人脑中的认知图式与心理结构对信息进行一定处理加工的过程。实践表明，人们如果对外部感知能够进行思索，并形成强烈的对该感知的意象，就可以获得对事物的深度理解。就电视新闻而言，由于记者精心选取角度，在细节中融入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事物的独特理解，细节就被赋予了一种记者独特的心理感受和意象空间，使得画面不但蕴含了丰富的外观形式，而且为观众提供了抽象思维层面的意象。曾获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的《“老井”已不再是那个〈老井〉》是不可多得的片例。该片以准确到位的镜头，告诉人们当年拍摄电影《老井》的背景村庄所在地——山西左权、和顺一带——太行山这些昔日最为贫困的小山村，如今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井”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老井》。在这条新闻中，领导（村支书）的镜头很短，更多的是群众脸上的微笑、碗里的炸糕、飞跑的大卡车、农家的电话……大量生动和有说服力的细节语言形象地说明了老井村的变化是映在群众的脸上而不是挂在领导的嘴上；是镌在人们的衣食住用里，而不是写在文件材料里。电话、录音机等充满时代特色的家用电器能与小山村的人们相伴，更是真实地表明“老井”已不再是那个封闭落后的老井，主题意义自然深含其中了。

注释：

①高鑫：《电视艺术概论》，学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②郝建军：《细节：电视纪实的魅力》，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③王贵平：《论纪实性专题节目的细节》，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④《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1160页

⑤《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7页

⑥这组比较数据系笔者1998年10月统计20个中外电视台的1000条新闻所得到的初步结论。

⑦关于“格式塔”的内容根据尹在勤著《诗人心理构架》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余卓群著《建筑亮觉造型》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德]恩斯特·韦伯著《摄影构图最佳选择》中国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等书编写。

新闻理论篇8

一、新闻媒介演进的意媒控制论

近年西方新闻学者认为，每一种新闻媒介的信道，越来越被定义为控制手段。比如“最早的电报控制火车沿着轨道行驶，最早的电台控制轮船的运行；今天的计算机网络最初是用来控制飞机、导弹的飞行及货物、思想和货币的流通”②。这同传统理论把新闻媒介看作信息工具或舆论工具的认识大不相同。《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一书把新闻的三种意媒③控制，即感官控制、字语控制和网络全息控制视为新闻作用于思维的直接手段，借此才能达到新闻媒介对自然与社会、对人类自身行为和社会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控制。这是以往从没有人研究过的议题。

第一类也即最早出现的新闻意媒――口语信息，是原始新闻的感官控制。古人类有了口头语言，通过嘴巴和耳朵这类感官传播信息，使人类控制自己的思维、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李特约翰指出：“言语媒介，即口头语言，在一个时间点上只能产生一种声音，因此，它作为一种媒介促使人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组织有关他们体验的叙述。言语需要以知识和传统为基础，因此它也支持着群体和人际关系。”在原始人那里，人们从口语新闻中了解环境和他人的状况，由此产生思想并决定自己的行动，并习惯于听信对方的所见所闻。“对部落居民来说，‘听到了就相信了’。”这种直感的双向传播，告诉人们如何尊重自然、尊重他人的告知，达到对自然和社群的自我控制――决定自己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第二类新闻感官意媒是广播和电视传播的声音和镜像。电力媒介发出的口语、声响和图像作用于感官，真切而激动人心，社会控制的功能迅疾扩张，改变了人对自身地位和社会的看法。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一切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结合起来，以电的速度产生内爆，这就使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正是这个内爆的因素，改变了黑人、少年和其他一些群体的社会地位。从交往受到限制的意义上说，要遏制这些群体已经不可能。他们现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我们与他们的生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一样，这归咎于电力时代的媒介。”与广播不同，电视是全感官控制媒介，观众的眼睛、耳朵、大脑以至触觉（对影像动作的反射）都被电视图像所吸引。正如汤姆?伯恩斯所说：“电视新闻和时事新闻节目既传递行为、动作、面部表情以及场景，也传播语言信息，较报纸提供的任何新闻报道而言，它似乎更完整、更令人满意。”电视观众被有形的东西所吸引，压倒了听的兴趣，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观众的眼睛、耳朵和大脑同时被控制了。

口语新闻之后出现的文字新闻是一种字语意媒，文字语言直接刺激的是思想而不是感官，使祖先创造的文明得以记载和世代传承，人类对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刻、完善，人类的自我控制越来越走向文明。正如霍尔等人所说：“书面语言――变革的催化剂，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种变革的催化剂与文明的定义最为密不可分。”[1]书写起初只有“部落首脑或国家的史官，记下对社会事件的观察，甚至还是消息的者，使知识流传比口语传得更久更远”。随之，社会精英涌现，让“人们可以通过阅读了解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事物，知识被物化了，获得了与客观真理同等的地位；个人和群体可以被划分为‘掌握真理的’和‘不能掌握真理的’。此外，运用文字可以储存信息，凡是能用书面语言‘储存’起来的信息都被视为是重要的”。这样一来，那些不识字、不会写作与记录事件的人就会被识字与会写作的人所控制，当文字意媒控制的空间极度扩大时，民族国家即开始形成。

印刷新闻，特别是电力印刷机用来印制报纸和杂志，字语意媒发挥了巨大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波兹曼所说，“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印刷术从来没有让理性如此彻底地出现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印刷文字，或者建立在印刷文字基础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波兹曼进一步指出：“对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代，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培育了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这对报刊的阅读创造了一种心理环境，使沉思默想进入信息意义层面，不断涌现新的观念，社会变革接连出现，推动了各国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

从20世纪末至今，互联网已“把媒介形式发展到三个领域――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数字技术、电缆和卫星建成了全息媒介，一系列二进制代码把口语、字语、各种声音和图像同时向受众传播，受众又可同时反馈，使新闻机构、记者与他们的受众、消息源、竞争者、广告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通过全息化和高度导览性，上网者的一切本性都暴露出来，并相互吸引、相互发泄，信息的中心化时而呈现时而消失。网络上各种意媒的自由传播，发生了对权力中心的有力控制，掌权人再也不敢得意忘形，因为他们的言行都可能被网络揭露。网络新闻的全息化包含五个方面：（1）传播形式的广泛性；（2）跨媒介链接全面信息；（3）增强受众全员参与度；（4）演示全面动态化图像；（5）提供各类个性化服务。这样，网络把人类引入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一切都可能重新开始。

二、新闻的双重本质与新闻场

《当代西方新闻理论》第三章“新闻的性质与维度”是该书最核心的部分，评介了当代西方新闻学者对新闻属性与特征的最新探索，提出许多别致的观点。这里简要介绍其中两节的内容要点――“新闻的双重本质”与“新闻场域”理论。

新闻的本质也称新闻的性质，是指新闻的根本属性。罗斯科指出：“新闻具有双重本质。第一，新闻是一种社会产物，其内容反映的是孕育新闻的社会现实。其次，新闻也是某个社会组织的产物，是专门搜集、传播新闻的专业机构制作出来的产品。这两个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的因素，使新闻具有了社会性。”盖伊?塔奇曼也指出：“因为新闻赋予事件一种公众的性格，所以新闻从根本上具有机构的属性。第一，新闻是向消费者信息的机构活动，消费者购买报纸是想看漫画或玩桥牌、了解天气预报与影院上映的片目，想了解社会生活中各种天灾人祸及世事变故。第二，新闻是合法机构联合制作的，国务卿可以在媒体上散布某种观点，‘普通’人则无法办到。因为‘普通’公民不像政界人士和官员那样，有权力把自己对新闻的态度变为公共政策和公共计划。第三，新闻是机构中专业人员采制和传播的，必然要通过机构程序并遵循机构规范来制作新闻。”

这样，“久而久之，记者变成政治机体的一部分。他的报道有选择性，有时是故意的选择，但大多数是不得不选择”。记者被社会机构逐渐“染色”，思想和行为也机构化了，新闻便具有了指称性，即在报道中常常暗示事件的意义。正如盖伊?塔奇曼所说，新闻报道“经常具有指称性，也就是说新闻从制作的语境中脱离了出来，这一特征见之于对事实的客观化。记者会引用某个消息源，但不会给出某个问题何以引出消息提供者的答案；记者会认可一个事实，但不会解释这个事实如何成为毫无疑问的细节”。这是处理新闻的一种方法，即客观地陈述新闻却要显示某种意旨，告诉受众事件以外的某种思想，指称其象征什么。“新闻的决定因素在于思想和象征之间的联系。”政治新闻的指称性不仅明显，而且具有普遍性，因为政治新闻都通常从一个关键词、观点或主题开始，让人们思考政治客体（政治问题、政治事件或政治人物）究竟是什么、想干什么、有什么目的。贝内特认为：“政治主题和口号推动人们对某一局势发挥自己的想象。一种形象的产生并非毫无基础，它是人类思维在政治信息作用下的产物，具有暗示性的象征意义。”

新闻场是西方学者分析权力控制新闻、影响受众的一个概念，由法国皮埃尔?布迪厄首先提出。布迪厄认为新闻场是一个“具有自身规律的微观世界”。在这个领域中，“生产出来的新闻将特有的政治视角强加给公众，而政治视角则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新闻场的结构和记者身上”。布迪厄的新闻场域理论提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的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或称为一个架构。这些位置和它们强加给处于特定地位的人或机构的决定因素，被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所界定，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这一场域的专门利益，表明它们的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同源关系等。”新闻场实际是指发生新闻的场所存在着权力与利益的各种关系，新闻的内容与主体都带有这种关系的烙印。

新闻场直接表现为媒体营造的话语场，充斥着谁说什么和怎么说，把大众吸引进来。政治、司法、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专家在媒体上与公众对话，这些“快思手”在生产话语的同时，也制造了新闻气氛。布迪厄指出：“这些‘电视快思手’、记者、史学家、辞典编纂家或靠录音机对当代思想进行总结的人，都毫无顾忌地利用社会学――他们理解的社会学――在知识场四处出击，发动独特意义的‘政变’。”显然，新闻场是思想的角斗场，不同的思想都在争夺受众。

安德鲁?克莱因把新闻场视为智力场的纯理性领域，隐藏着能知、想知、已知及语言的复杂关系。新闻驱动人们的智力，使处于主导地位的修辞产生效果。换句话说，“对于新闻场而言：（1）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和怎么知道；（2）谁是知者，为什么；（3）什么是记者，他同事实来源和受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4）新闻语言如何创建这种关系，并提供新闻”。这些对新闻的分析，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底层，确实别开生面。

三、有关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论争

今天国内研究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无不把传统新闻自由理论搬出来，或肯定或狠批一通，而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及其纷争却置于脑后。80年代，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主张无限扩张私有企业，取消国有化，发展跨国公司，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蔓延，在新闻界及新闻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

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反对新闻媒介的公共化，主张媒体彻底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和报道的独立、自决和自行负责的原则，反对国家对媒体的干预。审查英国广播公司融资和经营事项的匹克委员会负责人艾伦教授于1986年5月建议撤销英国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废除对节目的审查，英国广播公司的1台和2台应该私有化。同一时期美国也有人主张，把政府对媒体的管制降到最低限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1982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改变了以前不准买卖广播电视台的规定。1985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一家公司在全国可以拥有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数量上限，由7家提高到12家，允许报纸兼营广播电视。从此，媒体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横跨世界各大洲的媒体巨头。默多克新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1996―2009年）彼得?彻宁认为，媒体要有足够的市场支配权，以使人们被迫来和它打交道。“我们在自由中寻求对每个人的公平交易，专注于品牌和服务消费者，以差异化的方式满足他们的激情。在报道与交易的充分自由中，我们才能创立品牌。”[2]这种主张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54%的美国新闻工作者都宣称自己是自由派，反对任何控制，只有13%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拥有媒体。

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首要主张，就是把新闻视为一桩赚钱的交易。斯图亚特?加纳说：“我完全相信报纸是一桩生意，因为报纸的生产是一个协作的过程，没有一个部门不付出努力。设备和制作成本昂贵，保证其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是获得巨额利润。对我们而言，要有超过20%的利润空间才能维持它的生存。”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特别强调，消费者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传媒的市场化使消费者拥有至高无上的选择权，这并不能降低新闻品质。麦克奈尔指出，市场的力量不仅带来报纸中政治新闻的低级、庸俗和衰落，同样也创造出高品质新闻的动力，还可扩展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的形式与类型。这就会“形成一个理想化的系统：媒体产品符合人们的需要，种类丰富，任意选择；媒体独立于政府，不再担心受到干预。社会需要和市场体制的功能之间并没有冲突”。斯帕克斯和麦克奈尔等人还认为，“小报新闻并不是新闻品质的简单退化，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政治文化的普及，将新闻议程民主化，构筑大众抵抗权威秩序的阵地”。

上述观点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对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争论始终没有平息。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切斯尼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媒介帝国主义》一文中指出，这一切的发生，新技术最多只能是部分原因，真正的驱动力是媒介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要求尽快转向新自由主义。“从根本上讲，这违背了民主理念中自由报业的主张。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明白，在一个社会里由富裕的私营主控制新闻媒介的危害。特别是新闻这个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气，如果受到那些从现存的不平等和对现状的维持中受益的人的控制，就更是危险了。”由于以利润作为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导向，便把为公众服务搁在砧板上予以宰杀。

依据哈克特、赵月枝的观点，“市场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极有可能摧毁自由民主政治的‘可持续力量性’。这个词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人类需求和生产的无限扩张、财富及消费品的无限攫取上的，市场自由主义是其意识形态的润滑剂”。“第二层含义在于……市场自由主义不仅鼓励攫取、掠夺性的个人主义，而且使贪婪自私即使不是魅力十足，看起来也是正常、自然且有益的，因此它逐渐破坏了对同一团体的归属感”。媒体追求利润不是过错，也不可能破坏民主，关键是这种追求要符合市场法则和法制，更要符合社会的公共利益。《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一书对这一问题的评介，对我国媒介市场改革具有深刻的寓意，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注 释：

①《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一书的自序列举了几本带有“Journalism Theory”的西方新闻理论著作，此外西方近年还出版了下列新闻理论著作：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Myles Breen，Macleay Press，1998）Journalism：Theory and Practice（Jason R.Detrani，Apple Academic Press，2011）Global Jour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Peter Berglez，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2013）。这表明西方没有新闻理论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新闻理论篇9

，通过对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广泛的考察采访后，对如何做好西部大开发的新闻报道引发了较深层次的思考。

笔者认为，针对西部地区的封闭性、落后性、民族性等特点，必须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加强西部地区的改革成就性报道与现实滞后性报道。使西部地区人民既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西部大开

发的希望，又能正视所存在的艰难性问题，从而鼓舞信心、正视现实，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胜利实施。

加强改革的成就性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不断取得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新闻宣传媒体，必须加大力度宣传这些成果，坚定人们对西部大开发的信心。

加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宣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将有一大批重点工程上马。对这些大型工程进行充分报道，展示党中央国务院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和决心，鼓舞人们的志气。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报道。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大多数自治州、县和民族乡都在西部。宣传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先进个人，应该成为西部新闻媒体乃至中央

新闻单位需要加强的一项工作。

加大先进典型人物、事件的宣传。先进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往往集中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同时，也会起到强大的宣传效应。西部地区要不断加大对先进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报道，以树

立榜样，扬本地两个文明建设之名。

加大本地优势特点的宣传。西部地区往往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及独特的民族文化等特点。加强这方面报道，也会提高本地知名度，鼓舞当地人民。

注重现实的滞后性报道

在对西部地区改革的成就性报道的同时，还需注意另一面：即注重对现实的滞后性报道，以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西部存在的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打破封闭性。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西部地区交通、信息、观念等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宣传报道必须正视这种封闭，打破这种封闭，积极宣传外界先进的东西，介绍先进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对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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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性社会心理和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的状况作剖析、比较，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思想解放。

加强扶贫。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较集中，加上这些地区的自然灾害严重，自然条件恶劣，因此，关注贫困人口、加强扶贫报道就成为西部大开发新闻宣传的一个重点。

革除陋习。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人们虽然有着各自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但也有着一些不良的生活陋习。我们在新闻宣传时，还应该既尊重民族风俗，同时又要对不良的生活陋习加以积极引导，注

重科学宣传，促进西部地区精神文明建设。

为了加强改革成就性报道并注重现实滞后性报道，还必须加大新闻宣传的内在力度和创造外部环境。

一、加大内在力度。这是指新闻单位的内在力度加大，既要提高认识，又要着力实践。

宣传的时效性和长效性。西部地区新闻单位自己必须对一个时期的成就性报道和滞后性报道，做到有选择、有重点，一个阶段要宣传什么，破除什么，要有计划地报道，要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将其

作为一项长期性宣传报道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西部地区文明的发展。

宣传的策划性和常态性。对西部地区宣传报道也需注重一个战役策划，不能东一榔头西一锤，使报道没有力度。

宣传的立体性和跨越性。必须加强多种新闻宣传媒体的合作，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协同作战，造成声势，产生影响，有必要还应与有关省、市、地的新闻媒体共同协作，跨地域报道，构成一

个宽广式的、立体式的宣传环境，共同对当地的成就进行报道，对滞后现象进行督促改进，以催人奋进和促人猛醒。

二、改变宣传外部环境。

加强西部宣传，需多方面努力改变宣传的外部环境。

新闻设奖和经济政策上的扶持。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新闻奖励和经济政策等多方面都应有所倾斜和扶持。此外，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新闻机构广告创收少，政府“断

奶”后生存艰难，在经济政策上也应给予扶持，以改变西部地区新闻单位硬件落后的状况。

自己宣传与外部宣传相结合。加大西部地区宣传力度，除了西部地区宣传新闻媒体树立全国意识，积极向外界宣传本地外，还要借助于中央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宣传和新闻机构的帮助。

新闻理论篇10

一、新闻媒体在西部大开发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轮高潮，这对新闻媒体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新闻媒体也能够而且必须发挥好积极作用。然而新闻媒体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这次开发、开放涉及的省、市、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新闻媒体只有通过冷静思考、深入调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的实质和背景，才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新闻媒体要正确把握自己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位置，就必须正确认识东西部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有自然资源、地理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因素，但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观念差距。因此，要开发西部，首先必须转变观念。那么，新闻媒体如何宣传转变观念呢？

二、避免仅在“资源”和“政策”上做文章，又要在“资源”和“政策”上做足文章。

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是长期形成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选择了社会、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沿江、沿边地区作为试点，即“特区模式”，使得20年来，我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性完全可以和当年的沿海开放相提并论，但是，西部大开发决不能期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新闻媒体在报道东部发展的成就时也应该多介绍东部成功企业的发展历程、发展思路和指导企业发展的市场观念。

西部有独特的资源优势，但是生存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落后，人才缺乏。因此，西部大开发必须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历史上，美国西部大开发就经历了百余年的漫长时间。所以，新闻媒体不能仅描绘西部大开发的灿烂前景和良好机遇，也应该帮助开发者对西部大开发的困难和所面临的挑战作好充分准备。例如，新闻媒体在介绍西部地区的资源、环境、投资条件时应该实事求是，使投资者的决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而不是跟风或上当。

应该说，实事求是地宣传西部的实际条件与激励西部大开发的热情和信心并不矛盾。新闻媒体要在倡导西部地区深入研究自身优势、制定长远发展战略、培育优势产业方面做文章。西部大开发既要避免仅在“资源”和“政策”上做文章，同时又要在“资源”和“政策”上做足文章。

所谓不能仅在“资源”和“政策”上做文章，就是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不注重生态建设，忽视可持续发展；不能只注重要优惠政策，不注重政策的配套实施和服务。

要强调在“资源”和“政策”上做足文章，就是要以市场观念善待资源，不能仅满足于策划几个大项目，应该结合地方特色，统筹规划，培育优势产业，提高本地区的综合竞争能力。西部要真正能够在我国乃至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决不能只成为资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这一点从全球的经济格局中也能看得出，中东地区富产石油，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但是由于它在经济结构上的单一性和对外界的依赖性，其整体竞争能力并不显赫。

媒体还应该强调，优惠政策本身并不是效益，只有将政策落到实处才能产生效益。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把优惠政策看成其服务职能的起点，精心策划，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提高办事效率，使得政策更深入人心，让投资者安心、舒心、放心，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新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样一来，优惠政策就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新闻媒体应该在政策宣传上做足文章，让优惠政策家喻户晓。同时，要加强舆论监督，对的和腐败现象予以揭露和抨击，使西部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不仅“要”政策，更要注意如何正确地“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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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摒弃“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倡导市场规则下的开发观。

西部大开发已不同于计划经济下的“三线建设”，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可是，西部一些同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些观念还没有改变，“等、靠、要”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招商引资及当地经济的发展。

最近国务院召开的西部大开发会议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要抓好几件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必须从战略眼光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先行建设，适当超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现在是市场经济，在策划项目时要注重投资效益，用战略的眼光分析市场需求，做到适当超前。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加快观念的转变，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新闻媒体可以在宣传重点项目建设，揭示其意义和背景，分析相关产业的互动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例如，北京青年报在今年3月18日以《西气东输箭已上弦》为题，全面介绍了西气东输工程。文章不仅介绍了该工程的规模，而且从气源和市场需求两方面分析了该工程的必要性和经济价值。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已不再是专家、官员们的专利，媒体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更多更加翔实的信息和新闻分析，帮助西部树立市场观念。

四、“你发财，我发展；我搭台，你唱戏”，端正招商引智观。

强调西部大开发要首先转变观念，是因为如果观念不到位，即使有了资金、政策，也难以达到发展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固然缺少资金，但最缺少的还是一些地方官员们的“开化的头脑”。新闻媒体不能只宣传政策，还要深入实际，多接触投资者，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多访问地方政府，看看能够提供什么，差距在哪里。把一些典型事例展示出来，一方面加强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告诉那些尚未转变观念的人应该如何去做。

从东部的开放中我们注意到，投资者需要的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竞争环境和法制环境。没有这些良好的环境，即使把外商请进来，人家也留不住。

我们的新闻媒体能否倡导一种新的舆论氛围，对地方官的评价不仅要看他们为官一任建设了多少项目，还要看他们在建设当地良好的投资环境、竞争环境和法制环境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新闻媒体应该倡导这种综合的政绩评价体系，从观念上加以启发和引导。

五、嫁接新观念，正确消化吸收东部发展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