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十篇

宏观调控政策篇1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调控政策篇2

论文关键词：政府，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与此同时，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过热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价格的不合理持续上涨；市场运作不规范；房地产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剩并存；房地产的投机性日益增长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房地产金融秩序的有序性和安全性，也严重影响着我国民生问题和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为此，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来抑制或者纠正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的现状。

政府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综合性政策，如“国八条”、“国六条”等；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如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公积金贷款利率等；税收政策，如调整税率；财政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等等。下表为十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调控政策汇总：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

时间段

调控政策

1998-2002年

发展是主旋律

2003-2005年2月

调控住房供给总量

2004年

调高资本金比例、经济适用房、加息

2005年3月-2006年4月

调控住房需求总量

2006年5月-2008年8月

调控住房结构

2008年9月-2009年

紧缩性政策开始松动

宏观调控政策篇3

“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非典”对就业的影响；三是“非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四是“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对产业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社会总供求的影响。

（1）“非典”对产业的影响

受到“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是：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和金融等产业及其与之相关的产业。

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自从抗“非典”以来，与抗“非典”相关的产业快速增长，它们是：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纺织、物流、电信、部分家电和零售等产业。

（2）“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

“非典”对社会消费需求中的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有不同的影响。第一，个人消费需求有升有降，为了应对“非典”，许多居民取消了旅行计划、减少了购物、参观会展、文化娱乐和聚会活动，因而，个人对家居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下降，对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总体而言，个人消费减少。第二，政府消费需求有增有减，政府不仅增加了对抗“非典”的药品和抗“非典”物资的需求，而且对与抗“非典”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从这一方面来说，政府消费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精简了许多其他政务活动，由这些政务活动产生的政府消费需求以及由此而派生的许多相关需求都减少了。政府消费需求减少的幅度大于政府消费增加的幅度，因而，政府的消费需求还是下降了。由于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都减少，因而社会消费需求收缩。

“非典”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影响，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第一，政府投资需求增幅平稳，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和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基本上如期进行，有的项目工期还缩短或提前竣工，同时，政府还增加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及与之相关的投资。第二，社会投资增幅下降，包括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一是国内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为了防范“非典”，国内投资者取消了许多商务活动和商务旅行，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物资是随着投资者走的，国内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减少了，有些国内投资项目就被拖延、搁置或取消。二是外商投资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一些总部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禁止其员工到中国旅行，在华雇员要到总部或总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办事，也已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再加上有百余个国家对中国等“非典”国家入境人员要严格检查或采取隔离措施，周边国家还暂时关闭了边境口岸，更减少了外商与我国企业的经济交往和进出口贸易；“非典”还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直接投资的信心，有的跨国公司已经考虑减少中国的定单，分散采购或将有的产品转移到南美洲生产，这必然减少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机构能够正常运营，然而，要使这些跨国公司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社会投资中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三是由于政府投资多年来在社会总投资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因此，社会投资下降必然导致社会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放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投资减少有时间滞后期，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是过一阶段时间后逐渐明显化。广东已经出现“各类企业承接订单大幅减少，招商引资活动遇到较大的困难”的问题，说明非典对内商和外商的投资的滞后影响已经显现。非典对投资的滞后影响在今年下半年会比较明显。

（3）“非典”对总供求的影响

受“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的供给大于需求，出现固定资产和人员闲置。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的供给能力会在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增加。

就总供求而言，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都有所下降，总供给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调整，因而，社会总供给会大于总需求。

2.“非典”对就业的影响

“非典”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增幅下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类型的失业都会增加。

自愿失业增加。自愿失业是工人有就业机会、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造成的失业。一些“非典”流行地区的职工出于对“非典”的不理解而存在恐慌心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以及加班工资，自愿离开工作岗位而形成的失业。据报道，有的大城市已经将医院护工的工资提高到每月4千元，但是，护工们仍然纷纷辞职回家。

摩擦性失业增加。摩擦性失业是正常劳动力流动、季节性工作等出现的暂时失业。有的“非典”流行地区的民工本来就会因为农忙或家中有事需要返乡，加之对“非典”的恐惧，想方设法离开城市现有工作岗位的人员增多，因而摩擦性失业较平常年份增多。

结构性失业增多。结构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工人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失业。受到“非典”影响，有的产业发展加速，有的产业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在加速发展的产业中，有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业、零售业等），有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药品业的抗“非典”药品的研究和开发），有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家电业、高级医疗用品业等），还有的是专业性很强的产业（中医药业等），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熟练程度不同和技术水平差异很大的劳动力。因而，快速发展的产业不仅整合了大量在职人员，让一部分隐形失业者重新就业，而且吸收一部社会失业人员，让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非典”影响发展减速的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等产业，从这些产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员，有的在快速发展产业中重新就业了，但是大部分失业了。这些失业人员主要是非熟练工人，他们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产业的高技术的岗位要求。同时，在抗“非典”期间，各地都严格控制和检查外来人员，这些失业人员也难以跨地区就业，因而，结构性失业会增加。

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也会比较明显。缺口性失业是劳动力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劳动者多，就业机会少形成的失业。周期性失业是经济波动的每个衰退时期出现的失业。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在“非典”流行期间，由于就业岗位的减少，缺口性失业增加得比较多。由于“非典”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非典”时期出现的经济增长型波动而引起的周期性失业也显著地增多。

3.“非典”对物价的影响

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物价水平基本稳定。“非典”流行初期，零售物价水平有过短暂的波动，在消费者曾经大量购物的情况下，有的商家乘机哄抬物价，有的制造假冒防“非典产品”，想发“非典”财。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多管齐下：一是集中力量调运物资，增加市场供应量，平抑物价；二是政府进行价格干预，确定商品的购销差价、市场最高限价，严厉查处商家利用“非典”流行，违反物价当局规定的涨价行为；三是政府还加强了市场监管，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打击了利用“非典”发不义之财的厂商，保障了消费者利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使得物价水平很快回落，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创造了万众齐心抗“非典”的良好环境。但是，食品、工业原材料等产品价格仍然有所上升。

4.“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非典”对这两方面有不同的影响。

“非典”可能使得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经常项目是指一国的产品（含劳务）进口和出口，它包括货物贸易、无形贸易和无偿转让。“非典”对这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影响：一是货物贸易，由于国际商务交往的减少，货物贸易成交量有所下降，但是，货物贸易的减少不是立即显现出来，有时间滞后性；二是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由于国际运输、旅游、劳务输出的减少，原定在华举办的文化、体育和商业展览会等活动的取消或易地，无形贸易收入大幅度减少；三是无偿转让增加，在抗“非典”战役开始后，世界上许多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政府和组织纷纷提供无偿援助，海外华人捐赠和侨汇源源进入国内，无偿转让增幅显著。然而，无偿转让的增加与无形贸易收入的减少相比，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的幅度要大得多，再加上货物贸易的减少，经常项目可能出现逆差。

“非典”可能缩减资本项目顺差。资本项目是指一国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资本项目分为两项：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一是长期资本流入速度放缓，“非典”流行后，部分地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投资的信心，许多跨国公司对华商务活动大幅度减少，因而，新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被拖迟或搁置，虽然国际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仍然正常流入，然而，长期资本流入总量增幅已经下降；二是短期资本影响较小，在“非典”流行期间，已经签约的合同通过网络和电传等手段可以继续履约，相应地履行这些合同所需要的即期付款、短期银行借款和延期收付款等都正常地进行，因而，“非典”对短期资本市场影响不明显。虽然短期资本市场资本流动比较平稳，然而，由于长期资本流入减少幅度较大，因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甚至出现逆差。

“非典”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是：经常项目有逆差后，资本项目顺差可能减小，与加入WTO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滞后效应相结合，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

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化“非典”的消极影响为发展契机

中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遇到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在开放经济中，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足以消除非典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应对复杂经济形势需要适时、果断、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化“非典”对经济不利影响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考虑对政府宏观政策的总体思路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化解“非典”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且可以实现从半封闭经济宏观调控向开放经济宏观调控的转变。

1.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应对非典复杂经济形势，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政府消费需求和政府投资需求，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提供更多的社会投资机会，增加社会投资。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为：

第一，增加今年预算支出总量。为了抗击非典，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政府增加了抗非典的支出（如财政提供的非典的医疗费和防疫费等费用）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支出。假如与抗击非典支出相关的产业，如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等，将在抗非典胜利后继续高速发展，那么，在预算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压缩其他的预算支出，仍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产业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会重新进入平稳发展期，不再是新的增长点。因而，需要考虑非典对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增加今年财政支出总量，以保证其他预算支出不变或增加，通过预算支出总量增加，达到刺激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的目的。增加预算支出总量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的投资，扩大政府采购，既保持了适当的支出规模，又可以在国内和国际树立政府的形象，增强国内外企业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推动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至于增加预算支出的来源，既可发行短期国债，也可以将明年预算中一部分用于今年，在经济较快增长后，新增的税收可以弥补预算支出总量增大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第二，扩大减税范围，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对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受非典影响较大的产业减税，可以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摆脱困境，恢复部分就业，然而，难以消除非典对失业造成的影响。抗非典胜利后，由恐惧非典而引起的自愿性失业会减少，社会劳动力流动性障碍取消，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会增加。政府将减税的范围扩大，扶持更多产业的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有效地减少非典过后的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第三，适时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扩大就业。“非典”正是政府费改税的契机。“非典”过后，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现行的少数几个产业的短期收费优惠政策和减少收费措施扩大到多个产业，并将其制度化，可以在财政预算内税收不减少的情况下，以税费改革减轻企业交费的负担，收到实际减轻负担之功效，有利于增加供给，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投资，培养更多的税源，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持续地增加就业。

第四，增加转移支付支出。此处的转移支出是指公共财政学含义的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在抗“非典”期间适时地增加转移性支付，增强了家庭的购买力和个人消费能力。在抗“非典”胜利后，政府继续增加转移支付，维持或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增加消费。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这部分人增加收入后，转移支付的乘数作用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五，增发公债，提高公债的流动性。政府增发公债，调低公债的发行利率，既增加了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资金，又可以带动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降，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就业。公债结构要合理，期限要长短结合，以短期公债为主，以提高公债的流动性。短期公债很快就可以还本付息，不会给财政增加长期负担。同时，增加银行系统持有公债的份额，配合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量。

第六，通过财政担保或贴息、贷款支持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企业发展，以增加供给，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第七，加强出口退税和关税征管，为了支持出口，财政可以足额退税。由于进口贸易增幅放缓，关税可能减少，需要加强征管。

2.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配合扩张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和增加就业

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激励抗非典期间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在非典得到有效控制后重新暴发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为：

第一，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调低利率的空间已经很小。为了抵消非典的复杂影响，刺激经济增长，可以启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自1999年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6％以后，至今鲜有变化，可以考虑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到二个百分点，这样，既可以增加银行的贷款资金，又可以使得货币乘数再增加20％到50％，引起货币供应量较大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中央银行买进公债，扩大货币供给量，配合财政公债政策。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有价证券，增加货币供给量，能够刺激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多买进政府债券，可以防止大量短期公债发行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增加社会需求，充分发挥公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在开放金融市场中激活金融市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今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开放金融市场。为了通过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可以考虑提前开放部分金融市场，将原定2004年开放的金融市场提前到2003年内开放。这样，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相结合，有利于激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信托市场，以金融市场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银行贷款向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鼓励出口，扩大出口企业生产，增加就业机会。

第五，增加消费信贷，促进有增长潜力的产业迅速地将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如增加小汽车信贷和住房信贷。在非典流行期间，私家车就成为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因而，抗非典胜利后，私车需求会增加，增加汽车信贷，不仅刺激个人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汽车产业发展。房地产业也有些相似的情况，非典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住房模式，现有的许多楼房，尤其是塔楼，单元面积大、宽敞，但居住小区的人口密度大、通风不良，有的甚至依赖中央空调通风，不利于防止非典，非典过后，人们不仅要住房宽敞而且要通风良好，这种住房新模式，给房地产带来了新的商机，也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

3.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刺激出口和吸引外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就业机会

在抗非典胜利后，为防止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滞后影响，未雨绸缪地采用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增加出口，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争取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重新进入中国，保持资本项目有较大的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措施为：

第一，加大汇率下浮幅度，以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减少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一直很小。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尽快复苏作出了贡献。从那时起，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都是高估的。为了应对非典对经济造成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对出口增幅下降、外资流向改变对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应该加大汇率下浮的幅度。这需要顶住国外声称我国人民币低估、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下浮的幅度，让人民币小幅度地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和刺激外需，通过内需和外需的共同增加，拉动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改善国际收支。

第二，减少外汇储备。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经常项目支付和部分资本项目支付的需要还有余。这部分余额所对应的外汇储备，会因为外币贬值（如美元的贬值）而受到损失，损失部分实际上最终会由中央财政来负担。为了减低外汇储备损失引起的财政负担，应该适度减少外汇储备。将外汇储备减少到支付三个月到半年的国际收支略有节余，就能够既满足国际支付需要，又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能减少外汇储备的损失。

4.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效应

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而且可以有效地解除外商恐慌心理、保持招商引资政策稳定性，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的效应。

政府不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处理类似“非典”问题，而且要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这样，政府对可预料的危机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政府遇到防不胜防的危机时，可以临危不惧，从容应对。

宏观调控政策篇4

宏观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颇有争议的，主要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在经济学家间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许多学派。在政府如何治理经济方面的作用，学派之间的主张分歧甚大。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是干预，宏观经济的局面会更好。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现代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使宏观经济的目标难以达到。谁都不否定市场经济和政府的作用，但每当出现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市场的作用，另一派强调政府的作用。至于谈及政府的干预时，对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在什么时候干预，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等诸多方面，在经济学家间又争论不休。

我们在这里将考察近代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由于宏观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以，经济的社会背景基本上也是外国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必然会碰到宏观经济调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已经历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方面的问题，了解国外宏观经济学派以及在不同时期政府所实行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和效果，是不无益处的。

宏观经济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还是灵活的？

一般说来，主张政府减少干预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价格和工资相对是灵活的，也就是价格会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有涨有落，市场会很快出清。根据他们的观点，失业现象是暂时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从长期来说，市场的力量会使劳动力严重过剩现象消失，只有很小一部分自然失业（这部分人的失业是正常的，无需政府关心）。对一时出现的劳动力过剩现象，他们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企业和劳动者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对劳动职位的空缺及时信息，鼓励劳动者在不同地区间和不同职业间流动。

他们认为，价格和工资从短期上说是有一定的刚性的，所谓刚性也就是不够灵活，固定不变或只上不下。其主要原因是工会的力量比较强大，要把工资定在高于均衡的水平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他们的政策主张是，对工会的权力要有所制约，使工资水平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使刚性消失，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也就会随之消失。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可称为右翼观点。

左翼和中间派的观点对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的假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价格和工资是刚性的，也就是相对固定的，或者只能上不能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对劳动的需求发生疲软现象，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必然会遭受到工会和工人的反抗。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对工资作了削减，但也不足以解决非均衡的失业问题。而且削减工资的结果反而会减少总需求。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样对需求变化的反应显得很不灵活。随着市场的结构变得越来越集中，垄断程度明显增加后，企业对需求不足的反应不是通过削减价格来增加销售数量，而是通过别的办法对付之。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是一种暂时现象的话，他们就增加存货，减少现在的销售，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减少就业。如果企业认为需求不足会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他们就会采用成本加成的办法，把经济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工资是刚性的，或只能上，不能下，并且工资成本的比重很大的话，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也会是刚性的。因此，他们批评右翼观点，认为要依仗市场的力量解决失业的问题是一种奢望。

2.总供应是固定的，还是可伸缩的？

如果总需求发生变化，国民产出会发生什么反应？会对就业发生什么影响？

右翼的观点认为，总需求的变化，对总供应只有在短期内会作出一些反应，从长期来说是不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总供应是不受需求因素决定的。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和数量，也就是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而不取决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水平的扩张只会引起通货膨胀。它不能造成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长期增长。同样，总需求的萎缩从长期来说也不会导致国民产出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它只能引起价格的下降。

因此，如果政府要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实现总供应的增加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一种良策。他们主张，要直接鼓励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不要妨碍市场的正常运作，只有这样，总供应才会增加。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

与右翼的观点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促进总供应的增加，如果总需求有足够的扩大，失业率会下降。只要政府保持一种较高的扩张的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增加就会持续到长期。被扩张的总需求刺激的市场会变得充满活力和不断扩张，从而刺激企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雇佣更多的工人，增加投资，进而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不能“无为而治”，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相反，要加强对总需求的管理，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要及时调节，确保经济稳定、持续的增长，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同观点主要表现在对总供应曲线的性质的理解上。

右翼观点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几乎不会对总供应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总供应曲线是一条垂直的曲线，总需求曲线的扩大，不会使总供应曲线向外移动，结果只能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

反对右翼观点的人们认为，社会生产能力是存在过剩的，总需求曲线的向外移动（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从极端的角度说，总供应曲线是一条水平线，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使国民产出显著增加。

不偏之为中的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大，既会使国民产出增加，也会使价格水平上升。如果经济特别不景气，有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甚低，失业率很高，总需求的扩大会使国民产出增加很多，价格水平上升不大。但是，总需求扩大的效果不是始终如此的，随着生产能力的利用率逐渐增加，生产能力趋向于饱和，总供应曲线就变得陡直起来，企业会发现要增加产出会很困难，对总需求扩大的最直接、明显的反应就是提高价格水平。从长期来说，如果总需求的扩大导致了社会投资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总供应曲线会向右移动。从这点来看，长期总供应曲线比短期总供应曲线更有弹性。

3.预期的作用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预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预期主要是指人们对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会有多快的反应和多大的反应？他们预期的内容是什么？这些预期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持右翼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变化会反应很快，特别是对价格变化的预期。他们特别强调价格变化预期的作用。如果总需求扩大了，人们就会预期价格水平就要上升了。工人对工资的增加理解为物价的上涨，名义工资的增加只是一种幻觉，因为工资的增加部分很快会被价格上涨所吞噬。企业对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被理解为是通货膨胀的信号，开始以增加产出作为响应，后来发现用提价而不是增产的方法更为“有效”。不多时，企业纷纷仿效，整个经济提价成风。企业不久发现工资、原材料等外购物品都涨价了，成本明显提高，企业以此为由，又进一步提高价格，结果价格水平被步步推高。因此，国民经济的产出不会增加，因而就业人数也不会增加，只是价格水平提高。他们认为，总需求的扩大对增加产出和增加就业无济于事，它只是通货膨胀的代名词。如果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企业丧失生产的信心，不敢轻易投资，结果长期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就业水平不会因此而提高。

与右翼观点相反的经济学家则认为，预期的内容不是如此简单的。人们是否预期总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这要看现行经济的状况，以及扩张总需求的力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论。如果经济处于严重萧条的时期，失业率很高，社会生产能力严重利用不足，政府以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医院等公共工程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就会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的效应是有利的。企业对扩大总需求不仅仅预期为通货膨胀，而是预期经济会得到复苏，企业会得到发展，市场也会扩展。于是，企业就愿意投资，结果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国民产出进一步增长，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因此，对预期理解的差别反映在对总供应的看法上，右翼观点是总需求的扩张不会产生新的国民产出和就业人数，总供应曲线是无弹性的，是一条垂直的线，所以，其效应是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反对右翼观点的人认为，总需求扩大的结果会增加总供应和就业人数，企业因而会预期国民产出增加。

对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的看法不同，反映在政府的作用上也是存在两种观点的。凡是认为总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人就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实行放任不管的政策，让市场经济发挥充分的调节作用。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保护市场的正常运作，比如，限制大企业的垄断，限制工会的垄断等。从长期来说，国民产出会增加，非均衡的失业率会降低到均衡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扩大总需求的做法，如同饮鸩止渴，毫无益处，从长期来说会影响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凡是认为总需求会有助于国民产出的增长和就业的人认为，如果听凭市场调节，非均衡的失业现象会长期存在，而且会相当严重。因此主张政府干预，扩张总需求，从而促进总供应的扩张和就业人数的增加。

二、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在19世纪，经济学家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着一种悲观的态度，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代表，认为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国民产出则以算术级数增长，生产力存在的收益递减的规律会抵消技术进步和新资源以及原材料的发现所得到的益处。在此情况下，政府最好是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企业的发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反对重商主义，主张扩大国际贸易，扩大市场，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国民产出的增长。

到了20世纪，经济学家的看法有了些改变。主要是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贸易也很兴旺，对国民产出的长期增长不再那么悲观了。在此情况下，经济学家更主张政府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让经济自行发展。当时大多数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相信市场经济的魅力，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架精妙的机器，会把社会稀缺资源引导到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去，会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就业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不必多此一举，干预经济。政府所要做的事就是不要过多发行货币，以免引起通货膨胀。

古典学派对依靠市场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要求坚信不疑，任何非均衡的失业现象是摩擦性的，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整，它终将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不是很严重，所以，古典学派的观点是占主流地位的，即使有争论也不会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工人失业率骤然上升，上升到了两位数，英国在1932-1933年达到了22%，工厂的开工率普遍不足，国民产出明显下降，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美国华尔街股市崩溃，国际贸易额大幅下降。

经济大萧条与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有关，它使失业现象加剧。回顾这次经济危机，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本来的经济情况会好得多。但是，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和理财当局坚持反对把失业现象归咎于需求不足的观点，也不主张放松银根或扩大需求（比如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

根据古典学派的观点，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不会导致失业，面对失业率上升的现实，他们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没有出清的缘故，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没有下降到足够低，使其达到供求平衡的水平。因此，他们主张劳动力的价格应当进一步下降。如果货币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总的价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说明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就业人数增加，从而使商品的价格也进一步下降，市场商品的需求增加，同时出口品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增加出口，使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也得到改善。

古典学派因此主张政府应坚持实行平衡财政预算，甚至不惜削减社会福利，增加失业人数，企图以此“短痛”避免今后的“长痛”。事实证明，古典学派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是错误的，高失业率与需求不足同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人们逐渐怀疑其理论的正确性和以该理论所制订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凯恩斯认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是很难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达到供求均衡的水平的。当需求不足出现的时候，社会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下降，但劳动力的价格仍维持在原来水平，结果劳动力出现过剩（失业）。凯恩斯的观点是，即使将工资水平可以压到均衡的水平，但工人工资的减少，会进一步使总需求减少，而且工资减少的幅度难以抵消总需求的减少，从而使市场出清难以做到，非均衡的失业现象将持续存在。企业主可能会发现劳动力的价格的确是便宜了，但由于总的经济状况不好，他们就不会贸然增加生产和增加雇工。结果，经济萧条现象越发严重。

如果总需求严重不足，就会产生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如果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潜在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后备军的话，通过扩大总需求的方法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凯恩斯认为，可以从财政政策上去促使总需求的扩大，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的。政府如果在经济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漏出大于注入的时候，仍然采取紧缩的政策，必然会使经济更加萧条。在此时，政府的正确做法是，不再固守财政预算平衡的政策，而是为使注入大于漏出，这就要求实行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换言之，要减少财政收入（税收），增加财政支出，也就是实行财政赤字，以扩大总需求，让乘数效应发挥作用，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

凯恩斯指出，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性的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因为增加货币供应会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纸面资产（证券等）的投机，而增加政府支出会直接增加对实物资产的投资，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萧条时期，最好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扩大货币供应，这就不发生挤出效应，较有效地促进国民产出的增长。

如果总需求扩张过度，总需求曲线外移，社会上闲置的生产能力和资源越来越少，已逐渐接近极限，此时，如果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导致价格的较大幅度的上涨，而对国民产出增加的贡献很有限。对此种情况的出现，凯恩斯主张实行相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减少总需求，比如，财政政策方面，减少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货币政策方面，减少货币供应。在减少总需求时，他还是认为财政政策最为有效，当然他仍主张财政政策应当与货币政策同时实施。

凯恩斯理论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它最有力的冲击是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是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代表。他以古典货币数量说为基础，适当吸收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包括一些凯恩斯的观点），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作了独特的分析。

货币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说明价格水平与货币供应数量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弗里德曼分析了美国历史上价格水平和货币供应数量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即：通货膨胀总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长期的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产出潜在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则不可避免。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只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伤害，因为它使人们对今后的投资前景发生怀疑，失去信心，从而减少投资；也因为通货膨胀使本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所以，他们主张政府要对货币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即主张确定货币控制目标。温和的、公开的货币供应目标会有助于减少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率。除对货币供应实行严格的控制外，根据货币主义者的建议，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工会的垄断权力，以排除人为的障碍，使市场经济能够正常的运作，发挥市场的效率。按此主张，企业和工人会对市场作出反应，增加产出和劳动，结果使总供应得到增加。货币主义的刺激供应的政策主要精神是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企业尽情追求自身的利益，使社会生产能力得以充分的利用。

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们认为自然失业率之所以上升（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向右移动），主要是工会的作用和对失业福利救济的增加，从而使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增加。滞胀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们在1970年代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人们增加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结果国民产出不仅没有受到刺激，而且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都采用了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观点，对总需求有所遏制，花费了一段时间，调整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在短期内，失业率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工资上升的调整较慢，需要有一个过程。但从长期来看，根据货币主义者的观点，通货膨胀率会明显下降，最终自然失业率也会明显下降。

坚持凯恩斯观点的学者对货币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排斥的，他们也认为，如果总需求扩大过猛，会使通货膨胀率急增，有一部分失业率是不可能靠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得到解决的。无论是社会的总供应或社会的失业率都存在着某种极限。到了这种极限，一味扩大总需求就会产生不良的效果。总供应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到了生产能力利用完毕的时候就变成垂直的了，说明是扩大总需求政策有效性到了极限，再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对国民产出的增加无济于事，国民经济存在一种潜在的产出水平，这就是社会所有的资源基本上得到充分利用的产出水平，这种产出水平不是完全可以依靠扩大总需求的办法来达到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在一定范围内会导致失业率的减少，即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比关系，说明在这个范围内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是有效的。但自然失业率不是靠扩张性的政策所能解决的，如果在这时继续实行扩大总需求的政策，只会引起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而对失业率的下降毫无作用。

尽管凯恩斯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货币主义者的观点，但在基本立场上并没有改变。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的确是与过度的总需求扩张有关，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般性的总需求扩张引起的，过度的需求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过度需求的部门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被需求不足的部门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所抵消，因为工资和价格都存在着刚性，于是需求转移型的通货膨胀就发生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要归咎于成本推动的压力，大型的跨国公司过大的经济权力，大型工会的谈判权力和发生的能源危机致使石油价格上升，都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的连续发生，工人对每年工资的增加产生预期，但工资的名义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所以，从长期来看，主要问题不是人们对价格上升的预期，而是人们对实际生活水准提高的预期。

凯恩斯主义者对1980年代出现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总需求的不足。总供应对总需求的减少呈现出较大弹性的下降。企业对总需求的下降的反应是减少产出和减少对工人的雇佣。企业减少库存，企图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做法，加剧了这种情势。

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主义者的观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过分依仗市场的力量，认为只要把企业和工人都推向市场就会解决问题；二是把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和经济萧条等复杂的经济现象简单地归为货币供应的控制问题。

他们认为，现实的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的不完全性使“看不见的手”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佳化。市场供应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往往反映短期的投机情况，不能正确反映长期的成本和效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象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它们对短期的压力反应十分激烈，而且过分，对企业的长期投资非常不利。比如，外汇汇率的激烈波动，怎么会使企业家对长期投资出口市场持有信心呢？因为无论汇率突然上升或者突然下降都会损害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经济的自发波动会对将来的需求、供应和价格产生许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使企业减少投资，从而减缓经济的增长。据此，他们认为政府对干预经济责无旁贷，以促进投资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凯恩斯主义者常常引用日本、法国和德国等例子，说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几十年是经济学家十分活跃的时期，如果把经济学家一分为二，不是货币主义者，就是凯恩斯主义者，未免太简单了。如同经济现象是复杂的一样，经济学家也是流派纷呈，主张各异，面对各自的观点，不是互走极端，而是在坚持自己的主张的前提下，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吸收合理的成分。当你在一个学府问及一位经济学家的时候，他可能会滔滔不绝，但不会给自己贴上什么学派的标签。学派的划分，在很多场合，是评论家的分析或者归纳。 三、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的启示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宏观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客观经济现象过于复杂，不同的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所依赖的假设又各不相同，所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很难走到一起来的。不过，全面理解宏观经济的各种思想，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是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

1.以总量调控为主，还是以结构调控为主？

既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那么单单利用总量调控，就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三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企业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企业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和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可以说，我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着计划经济的痕迹。国家对许多重要的商品价格还实行着严格的控制，国有企业的用工权还受到很多的限制，地方主义还时有抬头，民营企业在行业进入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国有企业的资本的大部分是不能流通的，我国的行政和税务制度和法规很多是沿袭计划经济的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恐怕宜以结构性调控为主比较有效。结构性调控的做法，似应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即“瓶颈”行业注入必要的资金，使其缓解供应紧张的局面；对生产能力过剩又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行业实行关停并转，对新兴的行业政府宜采取扶持的政策，从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取消“禁入”的规定，使它们能较快地进入短缺的行业（在市场经济中，短缺行业是赚钱行业的同义词），既增加投资的有效性，又缓解社会对特殊商品的供应不足。

2.宏观调控侧重需求管理，还是供应管理？

自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的视野确实有了很大的拓宽。他所强调的需求管理在调节西方经济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不然，宏观经济思想不会像现在那样混乱。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的好处是对经济的调节比较直接，对解决通货紧缩特别有效。换言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对经济发生大萧条时十分有效。问题是，现在经济的运行并不象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那样低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与政府调控能力与那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不太可能产生像那时出现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消费严重不足的尖锐矛盾。可以这样说，经济大萧条只是一种特例。它说明，如果不分经济情况的好坏，一味强调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会出现弊大于利的结果。它的好处仍然是拉动总需求，刺激国民经济增长；它的弊病是，如果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已无多大剩余的话，就会引发通货膨胀。从微观层面看，会出现严重的“挤出效应”，排斥私人投资，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供应学派的兴起是对片面强调需求管理的一种纠正。

我国真正借鉴西方宏观调节的做法可以说从1999年始，那时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疲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和做法正式出现在政府的报告和文件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词，虽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处，但隐喻着扩大总需求的政策意图十分明显。显然，扩大总需求，就是实行需求管理政策。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需求管理的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是有一定贡献的，有的学者估算，大概使国民经济增长一到二个百分点，但与人们对它的预期效果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人们对它产生的疑问有：为什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有发行国债一途？我国屡次增发国债的效果究竟如何？当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我的看法是，发行国债后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公共工程，是一种正确的做法，要比用于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好得多。问题是，一方面公共工程是否对国民经济的总供应产生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公共工程的乘数效应究竟如何。恐怕两方面的效果都不令人满意。前者，只具有总量调节的意义，对解决国民经济中的“瓶颈”不十分明显（说实在，在需求疲软的时候，“瓶颈”在哪里也难以说清）；后者，没有引发新一轮的增产和投资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对需求刺激的反应不敏感。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没有促进国民经济的有力增长，也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把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供应管理方面，也许效果会好得多。所谓供应管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主要是要把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搞好。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国有企业的潜在的生产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在停产之后，要再把生产重新组织起来，困难重重。有许多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不破产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要靠需求管理政策来拉动国民经济，使国有企业的机器重新开动起来是难上加难。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就是对宏观调控的信号十分敏感的企业，有了这个条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把企业潜在的生产能力“拉动出来”。

3.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更多地利用市场，还是依靠政府？

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思想的分歧争论在很多问题上主要集中在对市场的看法上。

我们不会也不能对西方的两种学术观点作出裁判。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联系我国的实际，如何正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治理经济的对策。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习惯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虽然我国已正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依靠行政命令指导和调节经济。我国肯定了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但对如何实现这个功能，或者了解甚少，或者做得很少。我们知道，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写得很清楚，依靠市场要解决三大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计划经济何尝不想较好地解决这三大问题，但计划经济实践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这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就是我们要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完善市场经济上多下功夫，政府应当减少不必要的干预，让市场成长和发育。应当看到，西方国家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它们的市场基础远比我们深厚，他们尚且注意或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我们还有什么顾虑，认为让市场发挥自身的作用会使国民经济失控呢。恐怕即使让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者对中国的现状发表意见，也许他们也会发出“政府干预太多”的感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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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政策篇5

〔关键词〕 宏观调控；法；政策；房地产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075-06

一、问题的提出

宏观调控宜法律化抑或政策化，这是关乎国家、市场与法律三者关系以及宏观调控如何运行的基本命题。基于宏观调控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有学者主张宏观调控更多地适宜于行政部门通过按照法定程序而产生的政策来调整；〔1〕而多数学者则从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出发，认为宏观调控宜法律化（或制度化）。〔2〕法律作为市场主体必须遵行的规则，既规范市场，同时更重要的是约束政府的行为，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调控的手段、程序、行为必须以法律为依据。〔3〕然而问题在于，法律化与政策化未必就是相互对立的，无论就制度设计还是行政过程而言，法律化也未必总是优先于政策化的，因此基于法治原则而直接得出宏观调控宜法律化的推导并不令人信服。〔4〕隐藏其后的问题是：宏观调控究竟由哪些法与政策构成？法与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分别因何而生，发挥着何种作用？二者相互之间具有何种关联性？

为此，我们先从理论上对法与政策进行定义：在我国当代法学理论上，法律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的法律是指法的整体，包括法律、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及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规章）；而狭义的法律则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了区别起见，学者通常将广义的法律称为法）。〔5〕本文所谓的“法”也正是指广义的法律。而“政策”一词原为公共管理学或政治学上的概念，政策“现有的主要内涵”是：政府、政党、统治者和政治家等采取或追求的一系列行动；所采取的任何有价值的行动系列。政策不仅仅是一种决定，而是一系列的行动。〔6〕公共政策“是公权力主体制定和执行的用以确定和调整广泛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包括“法律、法规、战略、规划、计划、条例、规章、政令、声明、指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7〕

就法与政策的关系而言，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策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但却不仅限于此。政策是法的上位概念，各个层次的法均为公共政策的载体和工具。〔8〕而从法学的角度来说，法与政策的关系既不是明确的种属关系，也不是截然分离和对立的，而是互有交叉融合：一方面，由于一些重要的和长期的政策必须借助法律手段才能获得权威性、稳定性和实效性，因而政策常常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并经由法的实施机制予以落实；另一方面，就二者的价值功能、表现形式和构成要素而言，法与政策又有着较为明晰的区别：首先，就调整对象而言，法律解决的是规律性问题、长期性问题、确定性问题，而政策解决的常常是一些新问题、阶段性问题、不确定性问题；〔9〕其次，基于二者调整对象的差异性，与传统意义上法律的稳定性特征不同，政策具有实验性、阶段性、灵活性等特征，因而政策的表现形式多为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如“通知”、“决定”等；再次，上述两方面的差异性进一步决定了法与政策的内容（或者说构成要素）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法律规则是法律的主要构成要素，是法律具有独立性的最主要支点。〔10〕而法律规则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通常应当包括假定、处理、制裁三个部分。〔11〕但政策性文件的内容往往并不符合法律规则的基本特征。

①之所以选择1993年6月作为检索的时间起点，是因为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持续性增长，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开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顿，治理房地产泡沫，这被认为是第一轮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选择2013年8月作为检索的截止时间，则是基于论文写作的时间。

虽然关于法与政策的定义尚有讨论的空间，但无论如何，通过检索某个领域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应当是一种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现出该领域法与政策全貌、进而分析法与政策关系的研究方法。囿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我国宏观调控中的法与政策进行全景式扫描，而只是以房地产宏观调控为例，来分析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的关系。

二、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的分布结构

笔者运用“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中的“中央法规司法解释”数据库进行全库检索，将检索条件设置如下：全文关键词为“房地产”，日期为“1993年6月1日至2013年8月1日”。①检索结果共计3800项，其中法律54项、行政法规224项、司法解释135项、部门规章3011项、团体规定行业规定及其他368项（当然，这里得出的数据只能解读为“与房地产有关”的法与政策的数量，但不能简单等同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法与政策的数量）。

在上述检索结果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与房地产相关的54项法律和规范性文件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1）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2）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计划），包括：“九五”计划、“十五”计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3）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每一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上一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据查，自2008年以来每一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均明确提及房地产调控；（4）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的每一年度中央和地方预算以及上一年度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据检索，在1995、1996、2001、2005、2008、2009、2011、2012年的预算中，都涉及房地产调控问题。

在国务院的224项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据检索，与房地产调控相关的包括以下几类：（1）直接以加强或改善房地产调控（包括稳定住房价格）为主题的有18条；（2）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有13条；（3）与保障性住房相关的有36条；（4）与收入分配相关的有33条；（5）与土地市场和土地管理相关的有24条；（6）与金融调控相关的有9条；（7）与产业政策相关的有9条；（8）与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相关的有9条。而对于3011项与房地产有关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由于数量众多，笔者先以“部门”为标准，逐一检索了国务院所有组成机构的发文数量，发文较多的部门及其与房地产相关的宏观调控职能如表1所示。

在以上检索到的各部门发文中，究竟有哪些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涵盖了哪些方面的法与政策？又有哪些调控政策（或政策工具）是房地产宏观调控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呢？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笔者采用的方法是首先在各部门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运用不同的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这里所据以检索的关键词的得出，一是根据各部门与房地产调控相关的行政职能（见表1）来进行“猜测”或“推测”，二是通过浏览各部门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题名来进行归纳。为了避免重要的遗漏，笔者尽量多地尝试运用各种不同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根据检索结果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将其纳入统计范围。在此基础之上，对于运用关键词检索得出较多结果的法与政策，笔者进行了逐一阅读，以确定每项发文是否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及其政策主题，并最终得出了以下统计数据（见表2）。例如，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含原建设部）所的843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笔者用“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进行检索（先全文检索而后逐一阅读），分别得出21项和53项结果，并将其归纳为“保障房政策”。当然，由于一项发文可能涵盖多方面的内容或由多部门联合，因而会被多次检索到，即在运用不同关键词检索得出的检索结果以及各部门发文的检索结果中必定有一些是重合的，但这并不影响统计数据的说明力。

至此，我们对20年来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整体面貌做了一个体系性的概览并可得出以下初步结论：首先，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政策（而非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来完成的。这既体现在宏观调控发文的调整对象和内容上――发文多为解决短期性、阶段性和具体化的问题，且就同一问题所作的规定经常发生变化，这些都符合政策的基本特征，也可从宏观调控发文的效力层级和表现形式上得到印证，即发文主要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且在名称上以“通知”、“决定”等居多。其次，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是由一个复杂的政策体系所构成的，其中较为常见的调控政策是住房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城市建设政策、产业政策、外资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计划等。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观调控进行的同时，规范与房地产相关的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法律和行政法规也在发生密集而重要的变革――主要内容涉及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的改革以及房地产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那么，这些法律的制定与修改，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房地产宏观调控，又是否与调控政策的体系构成与作用发挥具有某种联系，就是接下来所要讨论的问题。

三、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的功能互动

（一）土地制度与房地产调控政策

我国土地市场（确切地说，是土地使用权市场）的建立，始于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和转让。此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便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土地市场赖以存续和运转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但是，由于我国实行“双轨制”土地所有制――根据《宪法》第10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同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而不能是集体土地，故而，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很快出现了建设用地紧张、土地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为此，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建立了征用制度，从而为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进入土地使用权市场提供了合法途径。在这样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掌握着征用集体土地和向土地市场出售城镇土地使用权的权力，从而实际上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使得土地资源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无法实现市场化配置。而作为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替代机制，《土地管理法》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制度。①

①参见《土地管理法》第4条第2款规定、第24条规定。

也正因如此，在20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中，土地政策成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首要途径，主要表现为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城市规划、住房（主要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等，控制和调节土地供给的总量以及各类房地产商品的结构。其实质，是在土地资源不完全实行市场化配置的制度背景下，政府通过决定土地资源供给和将土地在不同属性用途之间进行配置等方式，来参与和调节土地市场。

（二）住房制度与房地产调控政策

我国住房制度的全面改革始于1994年7月18日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为了加快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进程，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又《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而住房制度改革的进展状况也深刻地影响着房地产宏观调控：一方面，为了培育和发展房地产市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我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住房供应制度：1994年12月15日，建设部等部门《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1995年2月6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标志着以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和大中城市居民住房困难为主要目的的安居工程正式开始实施。1998年的《通知》则进一步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同时采取扶持政策（包括划拨土地的土地政策、税费和贷款的优惠政策等），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至此，经济适用房政策不仅起到了调节房地产市场供给结构和市场规模的作用，甚至还发挥着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保障等宏观层面的调控作用，从而被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居民购房能力、刺激住房消费，我国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住房补贴制度。《通知》在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改革要求的同时，也明确规定“全面推行和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到1999年底，职工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应不低于5%”；“房价收入比在4倍以上，且财政、单位原有住房建设资金可转化为住房补贴的地区，可以对无房和住房面积人均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实行住房补贴”。在此基础之上，1999年4月3日，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把住房公积金纳入法制化轨道。而无论是住房公积金还是住房补贴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是强制性地调整消费结构，使得城镇居民必须把一部分收入积累起来用于住房消费；二是具有社会统筹和互质，居民可以从社会归集的公积金中贷款用于住房消费；三是通过对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条件来刺激住房消费。

由此可见，我国的住房体制改革，尤其是围绕“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的总目标而逐步展开的住房供应体制和住房分配体制改革，不仅为房地产宏观调控提供了一些独特的调控手段和调控机制，主要有经济适用房政策、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政策，而且也在客观上使得这些调控政策成为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特定历史时期内最有效和最常用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而这也为表2的数据所证实）。

（三）房地产市场制度与房地产调控政策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我国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这固然源于作为一种商品的房地产所固有的特征，例如，房地产具有不可移动性和异质性，其价值或价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位置不同的房地产即属于不同的商品，无法产生直接竞争。房地产市场因此而被空间分隔开来，一般而言，空间单位只能是同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城市内的某个区域，而不存在理论意义上的统一市场和充分竞争。〔12〕但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不完全市场属性，也与法律法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法律法规对于房地产市场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准入资格。《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对于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规定了较高的条件。而根据2000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资质等级管理制度。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唯有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可不受限制，且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开发项目。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只能承担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与此同时，我国对于外资企业进入房地产市场持谨慎态度，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6条，外商投资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除应当符合设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一般条件外，还应当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通过这些准入条件的设置，现行法律法规事实上限制了房地产市场上经营主体的数量和资本的进入与自由流动，使得房地产市场无法实现充分竞争。在此种制度背景下，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合理配置资源，并且抑制垄断、促进竞争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外资准入政策和外资产业政策，控制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从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规模和竞争结构；参见2006年7月的《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2007年5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2011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易于在房地产市场上形成垄断，因而宏观调控中经常通过国有企业投资管理、主业设置等政策来控制国有企业参与房地产市场的规模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集中程度。例如，从2004年11月-2005年9月，国资委曾先后三次“关于公布中央企业主业的通知”。在三批公布的中央企业中，许多企业的主业内容中均涵盖了“房地产开发经营”。2010年3月，国资委要求78 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加快调整重组，在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其次，我国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批制度。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每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必须经过土地、城市规划、房地产开发计划等方面的事前审批。参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10条。而事前审批制度的采用，实质上是政府限制甚至替代了市场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使得房地产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房地产价格易于出现严重扭曲。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房地产调控中必须采用大量的价格管制政策，并且更多地依赖于土地利用计划、城市规划等方面的政策来调控土地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以及房地产价格。

最后但绝非是最不重要的，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和完善，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受到较多的管制与调控。如学者所言，除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所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基准利率、再贷款等五种常用工具之外，其他可供政府选择的货币工具还包括直接信用控制和间接信用指导（但须报国务院确定）。而提高首付、控制贷款上限等就属于直接信用控制措施。也正因如此，“贷款首付款比例”和“按揭购房贷款利率”成为房地产调控中非常重要和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通过调节贷款首付款比例和按揭购房贷款利率，既可以加大对购房的信贷支持力度，刺激和鼓励住房消费；参见《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又可以实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在支持居民首次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同时，抑制投资投机型购房需求。例如，2010年1月7日出台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年4月17日出台的《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和2011年1月26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均要求实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作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规定。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篇幅，本文仅分析了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关系最为紧密的几方面经济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房地产市场制度）与房地产调控政策之间的关联性，然而，其他若干方面的制度（例如财税、计划、投资体制等）及其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也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具有相关性，而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与调控政策之间的关联性则尚需进一步研究。当然，这并不影响、而只会强化前文的结论（即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的功能互动）。

四、结论

以房地产宏观调控为例，笔者认为，法律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律决定了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和方式，例如前文提及的在我国房地产调控中经常使用的土地利用规划与计划、住房公积金与住房补贴、城市规划、贷款首付款比例和按揭购房贷款利率等，都有其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法律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调控对象，例如，由于现行法律法规为房地产市场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准入资格和事前审批制度，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失灵，成为宏观调控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相应的，政策则是宏观调控实施的表象，是在现有法律制度下达至宏观调控总目标的具体化对策。

当然，仅仅将法律理解为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与依据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法律本身并不是先验式的或者一成不变的，法律（制度）的出台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服从并服务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例如，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住房投资与消费快速增长、促进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并以此来应对经济危机和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当时我国并不具备成熟和发达的金融体系，甚至房地产市场机制本身还不健全，大多数国民也并不具备足够的住房消费能力，导致一些理论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措施（例如财税政策和信贷政策）无从发挥作用或收效甚微，因此，必须也只能以一系列的体制建构和变革来代替理论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从而催生了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于经济体制的法律的制定与修改也具有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且构成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具根本性的宏观调控。

基于法与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体系性分布与功能互动，我国的宏观调控呈现出特有的逻辑结构和体系架构：无论就宏观调控的调控目标、调控对象还是政策工具而言，都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截然不同。本文以房地产宏观调控为例，试图管中窥豹式地描述我国宏观调控的真实图景。而此种宏观调控模式以及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关系的正当性，则应当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进程、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背景乃至与此相关的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之中去寻找根源性的答案。

总而言之，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的关系，决不能简单化和静态化地理解为通过法律来规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或者通过法律来遏制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化的倾向。从一种动态和历史性的观点来看，法与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宏观调控中法与政策的分布与互动则统一于我国特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制度变迁的宏大场景之中：如果说宏观调控中的法律是我国不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制度变迁的历史记录，那么，宏观调控中的政策则是政府如何主导和维护这种不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至少是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真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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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政策篇6

关键词： 宏观调控，政府制度，政策效应

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 工业 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 影响 发展 的全局。本文依据 现代 宏观经济学理论，浅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 金融 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 方法 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 企业 )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 分析 ，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 社会 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 自然 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 影响 ，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 自然 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 经济 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 政治 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在 现代 西方宏观经济 理论 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 发展 ，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 分析 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

在大多数发展 中国 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

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

目前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 问题 ，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三、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应弄清楚的几个问题

基于以上的分析，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

宏观调控政策篇7

房地产宏观调控已持续一年多了，房地产泡沫也正在逐渐挤出，房地产市场预期已开始出现重大转变。不过，在这样的房地产重大转折时期，不仅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没有减弱，而且国内经济增长也在陆续放缓，随着外汇占款出现负增长、人民币升值开始出现逆转、PMI在50以下及CPI逐月回落，央行3年来第一次下降了存款准备金率。这又唤起了房地产开发商及一些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转向的希望。住建部透出的对年底将要到期的各地住房“限购令”将继续执行的信息，尤其是副总理讲话说国内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不会改变，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态度十分坚决，终于让这类幻想破灭。

不过，无论中央政府对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态度如何坚决，由房地产引发的许多利益问题仍不可小视。现有数据表示，2011年前11个月，国内130个主要城市土地市场总土地出让金额为1.18万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30%。如果计算全国所有城市，今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可能减少上万亿。这在客观上使得各地方政府成了房地产宏观调控最大利益受损方。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不可避免。

还有，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可能严重影响GDP增长的心结还没有解开。也就是说，对于房地产巨大泡沫的严重危害性，大家已有共识，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因此，对房地产宏观调控决心，中央政府是坚决的。但是，由于房地产对其他产业关联紧密，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宏观调控力度过大，是否会引发中国经济硬着陆或衰退，各方看法还很不同。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冲淡由于房地产宏观调控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尽力减少房地产宏观调控对经济的冲击，既要促使房价下降，又要保持这种调整的平稳，防止经济下滑失控，要实现很好的平衡，委实并非易事。这正是当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纠结所在。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上，如何实现短期政策向长期制度安排过渡，也是房地产宏观调控保持平衡的重要方面。在不少人看来，尽管去年一些地方出台的房地产限购、限价令对市场起到较大作用，但这种行政干预的方式素为市场所诟病。如果这种行政化的调控方式不退出，所产生的后遗症将会十分严重。因此，如何让这种以行政干预为主导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向有利于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制度转变，也是必须尽早筹谋的重大问题。这既有房地产发展模式的重建问题，也有相应的政策储备问题。

对于房地产发展模式，2010年国十条第一条中有个清楚的思路，就是要让房地产市场最终回归居住功能。现在看来，要通过政策来落实并非易事。因为，如能将房地产泡沫挤出，去除房地产的赚钱效应，那么国内房地产市场将仍然是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之动因，仍是保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源泉所在。问题是，要实现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过度，或让房地产市场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代价与成本一定不小。挤出房地产泡沫的代价与成本由谁来承担？当房地产市场转型要让一些人或企业的利益受损时，所面临的阻力与纠结是前所未有的。但想要寻求经济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不触及一些人或企业利益，肯定是不可能的。

房地产宏观调控向长效机制与制度转型，现在看来，中央更多把着力点放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及推行房地产税上。但这里有个关系要理清，如果房价能向下调整，保障性住房建设还要不要这样大的力度？这个思路要不要变化，还得进一步观察。毕竟，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只有在楼价高企时才显其重要性。

宏观调控政策篇8

关键词： 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评价；优化

中图分类号：F293.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101-06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我国近几年颁布的房地产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控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兼顾保障性住房政策，欲从供需角度控制房价。具体的措施也更加多元化，行政手段和税收政策也逐渐成为调控的重要方式。回顾近些年的房地产市场走势，虽然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政策对房价进行遏制，但从整体上来看，其依然呈现上升趋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了“越调越涨”的怪圈，这种怪圈以“调控—观望—反弹”的形式出现，房地产市场中也频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房地产市场中不规范或不合法的购房行为屡禁不止，这些与房地产行业紧密相关的情况单是通过房价的走势是无法看出的。因此，从实际情况出发，利用科学的方法得到客观、综合的量化评价结果，为政府提供参考尤为重要。

当前房地产政策主要集中在土地政策、保障房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Lastrapes（2002）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会导致住房价格和住房销售量的上升[1]；Jane Dokko（2009）、Goodhart等（2008）对17个发达国家的研究更是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2，3]；Collyns等（2001）、Davis等（2004）以及Iacoviello等（2008）分别对东亚国家、17个发达国家和欧洲四国的研究表明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呈正相关[4-6] ，然而Gerlach等（2005）对香港数据的研究却发现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影响银行信贷，而银行信贷不影响房地产价格[7] 。在国内，安辉、王瑞东（2013）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政策和保障房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虽然存在一定时滞，但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长期的且效果明显；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8]。王满银等（2012）认为加快推行房产税为主的财政政策、逐步制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的土地供应政策以及加快推行利率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应成为未来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着力点[9]。王松涛（2011）研究发现全国性政策工具对重点城市住房价格产生了显著的长短期干预效果，但全国性政策工具对不同城市的作用力度有显著差异，表现为对二线城市房价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一线城市[10]。张永岳等（2010）以上海为例，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仍存在短期性、相机性、非均衡性等问题[11]。

总结上述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学者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评价主要是探讨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而针对城市购房群体对市场的感知涉及较少。因此，本文将基于武汉市购房群体感知调查，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分析，结合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提出政策优化措施。

二、模型的选择与原理分析

（一）方法的可行性

模糊综合评价是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做出全面评价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多因素决策方法，其特点是评价结果不是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以一个模糊集合来表示。房地产宏观政策的效果具有模糊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评价因素的多样性。

要评价目前房地产宏观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果，就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直接反映各种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以及从购房者角度间接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

2.评价因素的模糊性。

政策评价的效果往往具有模糊性，其程度很难以具体的数值来表示，并且其分界线也十分模糊。

3.政策实施效果的判断差异性。

由于政策实施效果是由购房群体各自依据自己所感受到的情况所作出的评价，这就使得评价本身具有明显的主观差异性，因而不同的评价者会对当下政策实施效果做出不同乃至相反的评价。

4.评判主体的复杂性。

由于评判的主体是购房群体，其中每个人的购房能力、购房意愿、购房目的等个人情 况有所不同，影响其评价结果的因素也各不相同，这便是评判主体的内部复杂性。

基于以上特征和已有的文献研究，本文认为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可以对目前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较为综合、客观的评价。在此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并未按传统的专家评分结果作为分析依据，而认为购房群体是政策效果的直接感受者，他们的评价更能反映现实政策的实施情况，具体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对武汉市购房群体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分析得到武汉市民目前拥有房产基本情况以及对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评价结果。

（二）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1.确定评价因素集。

由于房地产既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投资品。当购房者对市场的感知趋于一致时，将会产生群体行为。因此，本文设置购房群体的购房条件、各类政策的影响程度和政策实施综合效应一级指标。

（1）购房群体条件。

房价收入比（U1）：住房价格是评价目前房地产市场状态的关键指标，也是反应政策实施效果的直接表现。但由于各地区的居民收入、消费、个人思想等情况的差异，无法使用一个绝对的数值来衡量房价的高低。考虑到上述问题，房价收入比作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衡量房地产泡沫的重要指标，能更加准确的评估目前房地产市场中房价存在的合理性和当下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在国际上房价收入比计算是以住宅套价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但因其评价标准和数据获取不适用于我国。在本文中，结合调查数据，定义房价收入比=（人均住房面积×平均住房价格）/人均年收入①，越大则表明房价调控效果越不佳。

意愿强度（U2）：目前住房价格持续高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大量的房地产投机、投资者造成的。当部分人认为投资房地产存在较大增值空间时，便会大量购入，转手高价卖出，以此来抬高价格。因此，若房地产市场仍存在大量这种情况，可认为是目前的出台的政策并未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该指标表示在已有房产的情况下，居民购房投资意愿越强，则表示居民越看好房价会上涨，间接表明稳定房价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2）各类政策的影响程度。

限购政策的实施效果（U3）：“限购令”是当前国家进行房价调控的主要行政手段，其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从供需的角度出发，减少投机投资性购房的需求，以保障刚性购房需求。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不仅具有外部性，而且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其外部性、垄断、公共物品和收入分配提供等问题，因此政府出台相关条例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的住房供需关系往往不满足一般市场经济规律。因此，限购政策的实施效果应考虑到居民在购房决策中对该政策的影响感知程度，居民受到限购政策的影响程度越高，则表示该政策有效性越高。

土地政策的实施效果（U4）：土地是房地产依托的根基，不仅表现在其获得成本将直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并且土地问责、土地出让改革、土地市场“国五条”、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土地政策，使得土地闲置、“地王”、违法用地等现象得到遏制，是楼市调控政策的强有力工具。由于征地、土地结构优化、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2012年，国土资源部更加强调了土地政策实施中的民生问题，所以，在衡量土地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效果时，选择居民评价结果作为该项指标的依据。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效果（U5）：目前，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保障性住房管理机制，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可以防止商品住房价格过快上涨，也可以保障弱势公民的基本居住权利[18]。建立健全的保障房制度是政府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政府曾进行多次强调，但其内部仍存在不少问题，经济适用房作为保障性住房体系中的主要部分，其相关政策的执行实施效果能够有代表性地反映出整体情况。因此，了解民众对经济适用房的普及程度和效果的评价，对保障房制度的完善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U6）：房地产不仅具有消费品属性，而且具有资产属性，因此其受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较为敏感。2012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货币政策已成为政府调控房价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企业融资方面，对于购房群体的购房决策十分明显，近三年来，房价随货币政策波动明显体现了其中的密切联系。从购房群体角度了解其对银行改变贷利率的受影响程度，可以反映该类政策实施的效果。

（3）政策实施综合效应。

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化程度（U7）：房地产行业投资大、周期长，涉及的环节多，情况复杂，房地产市场不规范的状况依然存在，部分企业诚信度差、管理水平低，不严格遵守建设程序、不按时开竣工、虚假广告、违规销售、捂盘惜售、囤积房源、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等问题还时有发生，影响了房地产市场规范化管理。保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是国家对市场监管效果的直接体现。消费者作为市场中的主要活动者，在购房过程中对房地产市场有着直观的了解，因此，居民对目前房地产市场规范度的评价，表明当下的房地产市场运作现状，间接体现了宏观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效果。政策实施情况现状评价（U8）：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各类政策并非独立起效，而是相互推进，共同发挥作用。自2003年以来，为使房地产市场能健康发展，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房地产政策，2005年后，国八条出台，使调控上升到政治高度，出台的政策更为多角度、多元化，重视其综合效应。该项指标的设立，可以从民众角度了解已有政策实施的综合效果。预期房价趋势（U9）：政策的出台至成效显现之间需要一定时间，如2013年，新“国五条”细则对二手房交易征收差额20%个税的规定，引起了二手房市场的巨大震动，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了二手房集中过户的热潮，但其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影响现在尚难定论。而在此之前的指标多是针对已产生效果的政策的评价，并未包括即时出台的政策，结果存在滞后性。因此，为减少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性所造成的影响，设立了本项指标，若调查者认为上涨，则表示居民对当前房地产政策不看好，认为未来效果不佳，反之则表明居民对现行政策实施效果有信心。

（三）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计算结果

基于以上指标的设计，设计调查问卷，在武汉市（武昌、汉口和汉阳）共分发450份问卷，收回448份，回收率达到99.6%，其中有效问卷436份，有效率达96.9%，整理结果见表4。将以上数据归一化处理，得到模糊评判矩阵。

向量的大小反映持有该种评价态度的居民比例，其中认为目前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综合效果较差的居民比重最大，达到45.6%，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较为满意的居民达35.42%，认为政策实施的效果一般的居民人数达到了18.96%，表明目前我国对于住房价格的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仍需加强。

调查结果显示，在限购政策下，居民仍具有较强的购房意愿，41.9%的居民在现有住房条件下仍会选择购房，可见，限购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对市场购房需求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居民认为土地政策与房价上涨关联性较大；而保障房政策由于保障房供给有限，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并不明显；大部分被调查居民预期房价仍会上涨，市场的规范程度较低，一部分人认为应对持有多套房屋的居民征收物业税。

三、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类型，概括起来有行政政策、土地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本文以武汉市房地产市场为例，从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一般政策工具入手，对主要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解析，并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

（一）行政政策

“限购令”在短期对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冲击，但无法长期抑制房价上涨。根据对武汉市购房群体的调查，数据显示有61.6%的居民认为限购对其购房决策产生了影响，大部分民众对限购政策持有肯定态度。从实际情况看，武汉市从2011年2月政策颁布至2012年6月，由于存在政策效果滞后效应，房价先升后降，但总体而言，武汉市房价保持稳定。与此同时，住房销售面积增加，这意味着投资投机购房数下降，具有刚性需求的购房群众得到满足。但在2012年下半年，房价又出现了回升趋势，其原因在于我国整体的房地产市场结构处于环形竞争状态，垄断程度高，市场影响效果有限。调查结果也显示，一部分购房意愿强烈的投资者即使在限购令的情况下，依然会采取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购房的目的，致使“限购令”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土地政策

土地供应紧缺是目前我国出台土地政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受土地供应的影响逐渐增大，其主要原因是国家规定18亿亩耕地红线控制。土地市场中的存量有限，房地产企业争相出高价来获得土地，增加了开发成本。另外，闲置土地得不到利用也是导致土地资源稀缺的原因之一。在农村，存在许多无人居住、未回收利用的老旧宅基地；在城市，某些不良开放商则囤地炒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构建城乡建设用地一体化的土地供应政策成为趋势。

（三）保障房政策

以经济适用房为例，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普及和流程透明度是阻碍居民选择申请的主要原因。在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本文所调查人群仅有四成愿意尝试申请购买，在剩余的六成人群中认为申请流程复杂的人数占有最大比例，为36%；其次，存在21.3%的居民认为申请条件太高，17.4%的居民怀疑存在暗箱操作。

居民的态度反映出保障性住房制度目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居民对保障性住房的申请、准入与退出机制并不了解，具体政策并未普及到位；二是总量不足。相比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在住房供应中所占比例较低，使得更多买不到经济适用房的居民不得不转向商品房市场，许多普通居民的利益受损[14]；三是经济适用房分配机制尚不完善[15]。审核不透明、监管不到位，让许多想骗购经济适用房的居民有可乘之机。近来报道了许多“开豪车入住经济适用房”，“二手倒卖经济适用房”等负面报道，也使许多本想申请的民众对此失去信心；四是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低廉。保障性住房开发严重依赖财政资金，政府还需划拨土地，地方财政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大大降低，最终导致了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质量不高，区位不佳，交通不便，部分人因此选择放弃。

（四）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始终是中央控制房价以及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但当前国内投资市场并不完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价由此开始上涨。2011年下半年，央行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和利率，我国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多数居民表示购房决策受到了利率变动的影响，需求得到有效控制，但供给量并没有明显增加甚至有所减少，在此格局下，房价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理性回归[16]。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需求的影响效果不是瞬间产生的，其存在一个滞后期。并且，有大量研究表明基于需求调控管理的“抑制需求”政策效果并不乐观，尤其是被抑制的住房需求在未来会随着政策的松动而集中释放，从而进一步造成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近年来利率变动后房价的波动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14]。因此，货币政策应该保持长期稳定，变化过快将会导致市场失去自我调节的机会。

（五）财政政策

目前，以征收二手房交易税来控制房价在短时间内难以获得成效。基于对武汉市居民的调查，没有住房的人群占比最大，为40.8%，居民的住房问题依然严峻。与之相对应的是拥有三套及三套以上房产的武汉市居民比例达8.7%，对于拥有三套住宅以上的购房人而言，购买住房已不仅仅是为满足生存或住房环境改善的需要，更多的是进行投资、投机，从差价中获利。从该类人群的所占比例来看，武汉市目前仍有较大的二手房交易市场；从增加住房供给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大的优势。图2居民拥有住房情况

契税属于价外税收，由买房者根据成交价格交纳，交易双方可能会考虑这种实际的交易成本。 在卖方市场条件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房地产专业知识的差异使得买方事实上处于交易谈判中的不利地位， 要想将契税部分地转嫁给卖方十分困难，在此背景下，若实行对二手房交易进行差额征税的政策，将会使得目前拥有多套房的居民停止对其多余房产进行交易，或者提高交易价格以弥补缴税所带来的损失[13]。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导致武汉市住房供应量减少，整体房价的上升。对二手房交易差额征税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潜在的房地产投资者进入市场，达到使房价下调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其对二手房市场的干预与打压，使本来买不起新房而寄希望于二手房的购房者更加无所适从，“人人有房住”的目标难以实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可知，今后政府应当加强税收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作用，减轻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政策的调控比重，以促进市场积极发挥自我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土地政策进行适当微调，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

1.结合城镇化发展调整土地政策。充分协调好土地开发利用，在不逾越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灵活开发，构建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规范保障房系统，加强廉租房建设，为居民提供优质的住房进而缓解商品房供给压力。

2.强调税收手段的应用。规范房产交易过程中的税收，进而鼓励交易，活跃市场；新征房屋空置税，多套房屋持有税等，提高房屋持有成本，为投机购房者设定高门槛，防止囤有一定数量住房的投资者占用资源。

3.降低强制性行政政策的比重，减少对“限购令”的过分依赖。综合其他调控手段如信贷控制等，多管齐下进行调控，更加规范地完善房地产市场，尽可能地调动房地产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注释：

[1]这里的人均住房面积数据来自于《政府工作报告》；平均住房价格数据来自于中国指数研究院。

[2]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值的大小可根据阶数n查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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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政策篇9

[关键词]房地产 宏观调控 政策走向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446（2013）1-2-0019-02

2003年至今，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全面展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具体包括投资政策，土地政策，消费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等。面对国内房地产经济现状，政府如何充分发挥房地产市场调节机制，如何应对房价非理性上涨、供不应求等情况。同时，还要区分购房的需求是否合理，抑制不合理的投机倒把行为。政府为了维持经济稳健发展，加大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调控力度，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

一、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重难点

1.调控政策的连续性

调控政策是政府通过行政、财税、金融等手段对住房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控政策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进而造成短期内供求形势的变化，如果政策调整不当，将可能加剧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波动。要尽量避免为了应对短期出现的问题，实施不同的调控措施，前后不衔接、不协调，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运行。

2.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

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各项调控政策需要地方政府贯彻落实。但在当前的体制下，房地产市场与地方经济紧密联系，地方政府难以认真执行。一是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领导的业绩考核仍以GDP增长率为核心指标，而房地产行业是大多数城市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陕速增长成为地方GDP的主要支撑，地方政府不愿意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二是在当前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提高土地出让金来增加收入，一方面又从地价上涨导致房地产税收大幅度增加中获益，地方政府很难有动力去抑制房地产价格。

3.保障房建设面临的问题

我国未来几年将进入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阶段。但在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筹资问题，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测算，2011年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工程年度投资额需1.3万亿元。其中，8000多亿元要通过保障对象及其所在的企业来筹集或社会机构投入，所占比例达62%。由于保障性住房投资回报期长且利润薄，社会资金进入情况并不理想。二是用地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倾向于优先安排大型经营性项目建设用地。在住宅用地上，不少地方为了获得更高的土地出让收入，把商品房用地作为主要供给对象，保障房用地在计划指标中占比不足。三是监管问题，一些地方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屡被媒体曝光存在质量问题，“楼脆脆”、“瘦身钢筋”等安全问题令人担忧。一些地区的保障房配套设施和服务还不到位，群众安居难，在部分保障房和商品房社区混建的大型小区里，公共配套“肥瘦”不均的现象也较为严重。

二、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走向

1、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首先，必须尽快制定我国住宅保障法。住宅保障法是在充分考虑各地居民住房需要的前提下，按照城乡规划一体化的原则，合理确定我国住宅公共产品供应规模，确保每一个中国居民都能平等地享受政府提供的住宅公共产品福利。其次，必须尽快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明确政府在房地产信息公开方面的责任。未来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应当明确房地产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并且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房地产信息互联互通机制，防止房地产投资者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规避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制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三，必须尽快修改我国《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开发和商品房交易市场。《土地管理法》应当在巩固我国宪法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流转制度。在坚持城乡规划一体化原则的基础上，法律应当有条件承认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开发权和收益权。

2、慎重推行房地产税

房地产宏观调控向长效机制与制度转型，现在看来，中央更多把着力点放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及推行房地产税上。如果房地产税的出台仅是如上海与重庆试行的那样，那这个税所起到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房地产税的作用，关键是要去除房地产市场赚钱效应。在房地产财产税的基础条件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通过房地产交易环节严厉打击房地产投机炒作，应该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最大的储备政策。

宏观调控政策篇10

经过30年实践，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已到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进一步改革之时。而宏观调控体系涉及很多领域，最重要的当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财政政策来说，改革开放30年，财政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上世纪20多年内，政府财政政策调控重点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从而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两个比重不断上升，而两个比重上升过快则可能是新问题。按预算内窄口径计算，我国政府收入已达GDP的21%。

政府收入过快增长已产生某些副作用，突出问题是已成为提高国内消费的先决性阻碍因素。众所周知，消费主体是居民，要增加居民消费，首先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要贯彻落实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必要前提之一就是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多途径，根本途径是减税让利。在这个意义上，下一步在总体上降低税负，恐怕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

最近财政部门实行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这些措施有一个概括，叫做实行“结构性减负”。解读这一政策组合有两个要点：第一是降低总体税负，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二是对税收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这针对的是我国税收结构仍存在重大不合理的现状。这两个侧面组合在一起，是要在减少宏观税负的总要求下，对现行税制结构的税种和税率进行方向不同的调整，从而既实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占比过低的目标，又满足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要求。

与财政政策等量齐观的又一套调控政策体系是货币金融政策。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措施之多、强度之大创出历史纪录，但货币政策效力和效率却在逐渐下降，货币政策在治理通缩和通胀方面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冷静地分析显示，此次物价上涨局面的克服，与其说是货币政策产生效果，毋宁归因于刺激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和国际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突然消失。

如果将货币政策调控效率降低的原因归结为央行调控不力，那是有欠公平的。对于仅有14年历史的中国货币政策而言，无论从组织体系、政策目标、调控工具、操作艺术来看，还是就调控理念、从业人员素质而论，中国货币政策体系已可跻身世界前列。因此，货币政策调控效力递减，在于货币政策实施各方面条件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