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咨询论文十篇

法律咨询论文篇1

论文摘要：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在维护国际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是国际法院的两项权能之一，在以国际法院改革为背景，在保证国际法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前提下，探讨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即扩大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的范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文关键词：国际法院；联合国；咨询管辖权；诉讼管辖权 一、国际法院的成立与发展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从成立至今，已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它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这一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国际法院产生之前，国家之间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主要是谈判、调停、和解和仲裁。仲裁方式有其便利快捷的优势，但国际社会要求采用比仲裁更具强制力的司法程序以和平解决争端的呼声愈加强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创立了“常设国际法院”，此后在1922年至1940年，该法院就国家间的29个案件做出了判决，并发表了27项咨询意见，几乎都得到了执行。常设国际法院的司法权威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该法院的活动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止。二战后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国际法院随之诞生，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职能有两项：一是解决国际争端：即通过行使诉讼管辖权，处理关于国家之间争端的案件。因此，国际法院不能受理一个国家与一个国际组织间或两个国际组织间的争端，也不能处理书记官处收到的私营实体或个人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请示书。二是发表咨询意见，即通过行使咨询管辖权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国际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从国际法院的管辖范围来看，它是具有明确权限的民事法院，没有刑事管辖权，无法审判个人刑事犯罪（如战犯）。国际法院不是国家司法机构可以上诉的最高法院，不是个人提出最终申诉的法院，也不是任何国际法庭的上诉法院，但在其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中，国际法院具有最终仲裁裁决的权力。 常设国际法院作为国际法院的前身，与国际法院之间保持了很大的连续性，国际法院规约与常设国际法院规约几乎完全相同。1945年10月，常设国际法院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将其档案和财产移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也将设在海牙和平宫；1946年4月，常设国际法院正式解散。自此，国际法院成为唯一一个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国际性司法组织。 另一方面，国际法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国际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在立法形式上，条约已经成为主要形式，但是在条约和习惯之外，大量的无拘束力的国际协定、联合国大会决议及国际会议宣言也闪亮登场。国际法的普及推广，也使国际法院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国际法院改革势在必行 1.全球化带来新挑战 在国际社会，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国际争端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国际争端的种类明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环保、裁军、领土争端和人权等问题一起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如1948年《人权宣言》缔结以来，国际间达成共识，即人生而具有的权利和自由不容践踏，而违反这些共同的权利和自由，不再是各国内部不容干涉的事情，而成了国际法关注的领域。再如《儿童权利公约》、《严禁酷刑条约》等，都为调整各国间关系、谋求人类共同利益，起着积极作用。当然，这些凝聚着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公约在二战结束时，并未立即出现，而是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国际法院对其中的很多还没有管辖权，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复杂的国际争端，是其不能回避的问题。 2.其他区域性或国际性法院的出现对国际法院的影响 国际海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等国际性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法庭的增加与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法院的权威构成了冲击。至今在国际体系中，共有90多个机构被国家授予解释国际法的职责。 国际性法庭的增多无疑是有利于国际社会的，这意味着扩大了国际法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可裁判范围，有利于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也推动了国际法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这些国际性或区域性法庭之间不存在组织结构关系，因此可能不能保证国际司法体系统一性；虽然这些法院的管辖权大多具有专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要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相重合，从而导致“挑选法院”和“法庭判决相互抵触”的问题。这种管辖权的冲突必将危及国际司法体系未来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3.联合国正在改革 之中，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有义务参与其中 联合国改革的步伐在近些年来不断加快，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一分子，也要改革自己不完善的地方，整个国际法院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在维护联合国体系的一致性，增强法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60余年间，虽然国际法院完成的改革不多，但有关改革方案和建议却不胜枚举，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诉讼管辖及诉讼主体的扩大、任择强制管辖的接受及其保留范围、咨询管辖权主体的扩大、特别（临时）分庭的设立和专案法官的选派等。总体来讲，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显著。 总之，全球化的挑战与更多区域性和国际性法院的出现以及联合国改革的要求都使得国际院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 三、推动国际法院改革的现实途径：扩大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1.诉讼管辖权不足以应付日趋复杂的国际争端显示 在国际社会，大量法律问题的解决因为关系到个国家的利益或者单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已经超出国家诉讼模式的范围，利用诉讼管辖权根本无法解这些问题。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就要从国际法院的两项权能入手，国际法院的职权主要有两个部分，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和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前者是指国际法院审理争端当事国提交的诉讼案件的权利，是国际法院具有司法性质的职能。由于国际法院并非世界范围内的上诉法院，无权通过判决方式对其它国际性法庭的判决加以裁判；诉讼管辖权的行使受到众多羁绊，最根本的是国际法院没有强制管辖权，只要有一方国家不同意，则诉讼管辖就成了无源之水，而国际法院六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因很多时候关系到某些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并不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因此，我们从国际法院的另一管辖权——咨询管辖权入手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2.提高国际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与效率性，促使更多的国家愿意选择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因此，主观方面，要提高各国家接受管辖的意愿，客观方面，国际法院也要改革自身的机构设置，在保证审判公正性的前提下，提高审理程序的效率性。正如联合国唯一一位华人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大法官所说，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以此解决各国间的争端，是以各国政府自愿接受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只有各国政府共同认识到将纠纷提交给中立司法机构，是有效消除旧怨、重建和平的最佳途径，国际法院才能发挥起促进和平、发展的作用。 3.提升国际法院权威，促使有申请咨询意见权利的机构充分行使其权利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有权提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有联合国机关、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机构等共22个单位。在联合国建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国际法院共受理了27件咨询请求，涉及领土纠纷、武力的使用、去殖民化、外交关系、庇护权、国籍、过境权和经济权利等方面。 虽然案件涉及面比较广，但数量并不是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组织机构出于某种考虑不愿加以利用。如出于某种政治考虑，担心“法院的手伸得过长”进入其“势力范围”及其成员国出于维护自身长远和根本利益的考虑担心咨询管辖权被滥用。 4.扩大有权申请国际法院咨询管辖的主体范围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程序在推动国际法发展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它是一个尚未经充分利用的宝贵办法。目前，有权申请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主体，除了专门机构之外，大量的其他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未被授予申请权。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也作出过很多努力，如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1956年曾建议，授权其他国际组织包括区域性国际组织以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权利。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委员会的辩论中，美、英、阿联酋、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极力主张把授权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组织范围扩大，包括所有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联合国年鉴》1970）。 rnational tribunals: a clink in the armor. Available at：http: //web. lexis-nexis. com /uni- verse/doclistp _m. 刘芳雄.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2）. 黄伟.国际法院的改革[J].国际观察，2007，（6）.

法律咨询论文篇2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体系

笔者认为，科学合理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体系应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体，主要包括目标体系、计划体系、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

（一）以维护大学生权利，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为出发点，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是指根据目前新形势发展需要，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结合大学生特点，制定的法律教育与咨询各个具体实施环节目标的集合体。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总的目标是通过开展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应用能力，使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得到提升。具体而言，法治观念是指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就是依法治国的观念，法治观念的实质是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意识与精神。法律应用能力就是在了解熟悉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应用法律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各种能力集合体，主要表现为对实际法律问题具有较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等。高校在构建法律教育与咨询目标体系时，必须按照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按照学生个体群体差异、专业差异、学习阶段性差异，以维护大学生权利，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为出发点，熟悉大学生应具备的法律素质要求而确定。

（二）制定和完善相关文件，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计划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必须要有计划地进行。高校应根据维护大学生权利、提升大学生法律素质实际需求，制定和完善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有序开展的各种计划性文件。例如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计划及课程教学大纲、学校课外法律实践活动规划及活动实施方案、法律咨询中心建设规划及活动开展计划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并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完善。

（三）以实施效果为抓手，构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效果好坏，需要严密的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高校应以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实施效果为抓手，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完善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健全由学校、教师、学生等共同参与的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加强对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过程的管理，切实抓好各个环节，保障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的成效。通过实施法律教育与咨询运行与质量监控体系对活动质量进行全面考核，形成定性或定量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整改，形成保证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质量不断提高的长效机制。

二、完善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

（一）因境而异，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

高校在开展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时应因境而异，即以学生的个体实际差异、专业的差异、课程的差异、阶段性目标差异等多种因素，选择合适的法律教育与咨询方式、方法。并要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开创新的方式方法。例如，可在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的法律教育目标任务和重点，对低年级学生侧重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高年级学生选择适量的实践活动，侧重体现法律应用能力、法治观念的培育。

（二）深化改革，发挥课堂教学的最大功效

法律教育的方式可以分为课堂教学与课外法律实践活动两大模块。课堂教学是传授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质的基础性环节。目前高校针对非法学专业学生设置的与法律教育相关的必修课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按照教学计划，其中法律基础部分的教学时数十分有限。此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主要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此时的大学生理性思考能力还不很成熟，若对之进行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培育，则可能会因对法律教育内容的不理解而影响实际的教育效果[1]。因此，在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法律教育功效的基础上，应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体现学生实际需要多开设一些法律类的校内公共选修课，并可与学生学分修习挂钩，以体现法律课堂教学的应有功能。同时，目前高校法律课程课堂教育普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法律教育在实践中被演化成了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缺乏法治理念教育与法律应用能力培育，从根本上来看对学生法律素质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课堂教育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深化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应以教学效果为根本依据，要综合考虑课程内容、学生发展水平、学校物质条件的实际等诸多因素。根据课程实际可采用案例式教学、情境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种体现学生参与性的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参与教学的基础上能潜移默化地理解法律知识，提升法律运用能力。

（三）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法律实践活动

法律课堂教育方式由于课程设置、教学任务、时间保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凭课堂教育平台提升学生法律素质显然是不够的。高校还必须利用自身及相关校外资源，创造条件，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法律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社会调查、送法下乡、法律知识演讲或辩论赛、法律咨询、法庭庭审旁听、模拟法庭活动等多种形式。依据笔者所任职学校的践行经验及所取得的成效，高校可以利用法学专业的力量，定期举办法律文化节，依托法律文化节这一平台，面向全校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活动。

（四）依托相关机构，扎实有效地开展法律咨询服务

高校应重视法律咨询机构设置的重要性。根据实际可设置与法律教育功能相结合的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还可利用法学专业力量开办法律援助机构。并在相关机构中设立专门针对在校学生法律咨询服务日常事务的办公室，专门负责学生的咨询预约接待工作；同时适当安排法学专业教师为学生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一方面，在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建议，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法律咨询服务和正确引导；另一方面，通过解答学生关于法律法规等相关问题，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2]。

三、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平台载体及队伍建设

（一）加强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相关平台载体建设

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一定的平台载体，高校应创造条件加强相关平台载体建设。学校建立的模拟法庭、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等是主要的校内平台载体。应加大投入力度，整合学校及相关院系资源，建立高标准的模拟法庭与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其中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可以与学校团学工作紧密结合，作为学校的法律宣传载体进行建设。学校要设立专项资金，提供场所，用于法律教育与咨询中心开展法律普及教育、为学生提供法律咨询等活动。同时应寻求地方法律实务部门的帮助，加强校外平台载体建设。可与地方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地方法律实务部门实行平台载体共建，签订共建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双方平时应加强具体联系，以充分发挥地方法律实务部门对高校法律教育与咨询活动的作用[3]。

法律咨询论文篇3

一、建立机构健全制度，真正发挥“咨询室”的教育职能

学校将教学楼相对独立的一个功能室作为学生法律咨询室，咨询室宽敞明亮，不仅能够满足学生咨询的需要还能够开展相应法制案例的情景表演活动。学校的工会主席具体负责咨询室的使用安排和活动开展，安全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导主任为咨询室的常务理事，分别负责安全防护、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咨询工作。

为了提高法律咨询的专业水平，真正发挥咨询室的普法功能，学校分别从辖区派出所、区检察院、区交警大队、区消防大队聘请专业人员担任“咨询室”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全校师生进行普法知识培训，使全校师生能够懂法知法。法律顾问还负责对学校制定的学生管理制度进行法律论证，负责对学校行使管理职权、执行管理制度等方面提供法律依据和决策咨询，最大限度地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

法律顾问根据预约时间定期面向全体师生进行法律咨询，疑点解答。但法律顾问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他们的服务空间、时间仅限于咨询室及咨询时间段内，在服务的主动性、覆盖面等方面都存在缺陷，这样强化咨询室教育功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为此，学校对安全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导主任进行相关方面的法律培训，以保证每周五全天向学生开放咨询室的服务质量和效果，保证为前来咨询法律事务的学生提供比较专业权威的解答，帮助学生释疑。咨询室还拓展了服务职能，除了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学生维权外，还强化教育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活动。使学生知法守法。

二、创新工作载体。打造有效的品牌平台

为更好地发挥咨询室的教育功能，打造有效的品牌平台，咨询室在工作细节上下了不少功夫。为充分保护学生的隐私，咨询室利用网络具有隐秘性、即时性、互动性、平等性的特点，倾力打造法治论坛。在校园网上设置了“政策法规”、“心灵驿站”、“成长博客”等特色版块，并通过这些平台实现了师生互动，提高了学校普法工作的实效性。咨询室还建立了咨询热线，以热线的形式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服务方向。引导学生依法反映诉求和解决问题。考虑到小学生年龄小、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学校将“法律咨询室”和“心理咨询室”进行了有机整合。心理咨询师为同学们在校园、家庭和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疑惑或阴影提供心理疏导和帮助，引导学生健康成长。

三、创新工作内容，开展丰富的品牌活动

传统的你问我答咨询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了增强咨询室对学生的吸引力，咨询室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拍成情景剧，吸引大家积极参与到普法活动中来，通过零距离接触，让孩子们知法、懂法、守法。咨询室还设立了“小包公断案”模拟法庭，大胆运用“古装人物打官司”、“我是大法官”、“小动物告状”等趣味创意，让孩子们在欢乐中熟悉法律条款，感受法的庄严。同时，成立“政策法规宣传队”，从学生中招募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走向街头、走进社区，向社会宣传法律法规知识。

四、联系学生实际，注重“说法”实效

开展“每月一案”活动。咨询室工作人员组成案例搜寻小组，专门收集一些发生在学生身边、与同学们关系密切的典型案例。比如：因不懂交通规则而引发的学生车祸案；因小摩擦引发的学生打架致残案：因沉迷网络游戏而引发的学生偷盗案等。案件整理后，在每月月底组织咨询室法律顾问授课。以案释法，详细讲解案件的始末、缘由，深入探讨案件的实质、危害，帮助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教育广大学生要用法律武装自己的头脑，防止不必要的危险事件发生。

法律咨询论文篇4

关键词：行政决策  咨询委员会  法律责任

适应时代要求，建立现代化的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及法制化的基本保证。决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行政决策咨询系统工作质量的高低以及对该系统利用程度的高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的过程中，政府与咨询机构之间也有一个职能划分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政策研究机构与社会咨询系统辅助决策的功能。只有充分发挥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实现“谋”与“断”的合理分工，才能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本文将在以下内容中对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在行政法视野中进行探讨。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

（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需要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在上个世纪所说的这句话到现在依然是至理名言。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指任何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支配力，促使或命令、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①]权力如果不受到制约就会走向异化。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又叫以权利制约权力。这种制约以群众力量、舆论力量等形式从公共权力组织的外部对公共权力产生制约作用。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来自公共组织外部的制约力量，大多数以权利为手段，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对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为进行监控制约。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决策乃是一种权力，亦是对各种利益要求进行整合，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控制的权力。[②]传统上，行政权力基本上不是由公民授权获得的，行政决策权完全在于行政机关。虽然公权及参政权在理论上于19世纪提出并得到完善，但是基于近代行政法的价值观念，相对人对行政的参与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相对人往往是行政的客体而不是行政的主体。[③]故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鲜有参与的机会，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到了近代，公民参与的渠道仅仅表现为代议民主制，这也是公民参与的基本形式，即全体人民直接经过政治选举和全民公决等形式决定国家大事。虽然这一机制将公众的观点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公民代表团体来提炼及补充，但是代议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远离民众的直接接触范围，也为滥用权力和牟取私利提供了可能。

在现代国家中，经济结构变迁和物质利益的分化，促使行政权理念在实质上发展成为是对公共利益进行集合、维护和分配的权力。行政机关通过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再分配，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确保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公平机会，实现社会成员实际占有利益的基本公平；同时，这种分化也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等都得到了到了空前的提高，他们开始由民主的被动者逐渐变成积极推动者。[④] 公民参与已经不仅仅只通过代议制才能实现，更多的表现为越过代议机关直接参与到政府的工作之中。比如有关专家、利益关系人乃至全体人民参加重要法律、法规的讨论，行政决策请咨询委员会咨询和论证，举行利益相关人的听证、协商对话等等。通过这些形式的参与，不仅可以导致参与权的实现，而且也起到了表达意愿和利益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监督权力的功能，使得行政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和公众利益。

决策时是否充分听取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否准确掌握社会现实状况，不是单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水平问题，而是事关公权力性质的大问题。我国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建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反映社情民意是各级决策机关正确行使职权的问题中应有之义。

（二）实现公众参与的需要

以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为人文精神的现代行政法，将行政行为看作一个过程，即从意思表示的发生和形成到作出和实现的时空运动过程，[⑤]而不仅仅是一个最终决定。相对人对服务行为的合作，不仅表现对一个已作出的、最终的行政决定的配合，而且还表现为对形成和作出行政决定的参与，这种参与主要是一种权利，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治行政所要求的平等，其重要意义更在于要求公民、利益关系人有权作为平等的一员，进行“行政参与”。[⑥]通过这种参与，改变了公民、行政相对人只是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参与人，可以说也成了与行政人员平起平坐的成员，渗入到行政主体之中。[⑦] 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单方面行为对自己做出不利的决策，从而侵犯其合法权益；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公众对行政决策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消除行政政策在执行中的障碍，保证行政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消除歧视、偏袒，保障社会公正，从而可以避免决策的不全面性；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腐败。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的千百双眼睛就是阳光，公众参与显然是消除腐败的良方之一；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为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⑧]

在现行的中国制度安排下，个人力量超弱，行政权力超强，个人与行政机关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缺乏平衡的对抗、对话的能力。行政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和有决策权的各级政府。在首长负责制中，决策权又基本上归集于组织内部某些人身上，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被动和信息闭塞的。而权力精英往往容易将个人的价值判断、长官意识和行为方式等溶入到决策过程之中，喜欢关起门来搞独断式的“拍脑袋”决策，决策过程与公众之间鲜有互动，充其量也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妥协与折衷。并且政府及其决策者想忠实地按社会公共利益去决策亦有上天之难，因为要将分散的、对立的个人利益及偏好综合成为政府行政决策追求目标的公共利益往往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故决策咨询委员会的设置对于公众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决策的外部参与机制。相对人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对行政主体的决定有权进行反驳，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要求行政主体采纳并对原有意志进行修改，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志得以沟通和交流；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获取信息有效渠道，将相对人意志吸收到行政意志中，从而使行政法关系具有某种双方性，使人权真正得到尊重。在政府、公众以及咨询专业技术人员的利益博弈过程之中，利益主体经多方讨论、沟通意见、互相让步、彼此容让，最后利益在协商、平衡和妥协中得到充分表达，进而在这种利益的平衡中作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咨询意见。如果说设立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一个平衡机制，那么承认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意义就在于社会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器，从而有助于在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政治生态平衡。

（三）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需要

在行政决策领域，决策的整合显得尤为重要。咨询委员会能经常性接触到很多形形色色决策失误的案例，分散的

信息和意见。它的工作和任务就在于集合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加以整合和协调。决策咨询委员会有利于保证行政决策中的一贯性。行政决策的一贯性体现的是对社会和市民的尊重，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为决策的前后不一致而受到损害。

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得决策者作出决策时，进行更为慎重周密的考虑，更多的听取行政机关其他成员和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复杂，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集团、社会利益阶层。在审议政策或法案过程中，各方代表人物从各自立场出发，广泛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即使这些意见未被决策机关所采纳，但政府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仍应考虑到多方因素，协调各方面关系，使出台的政策能为更多人所接受，更具科学性，减少政策实施中的阻力。

（四）应对现实问题的需要

就目前中国行政决策的实际情况而言，行政机关决策体制中决策系统高度发达，但是咨询系统极度萎缩。不可否认，近年来，某些行政机关的某些决策，如价格决策，也逐渐开始重视外界意见，采取听证会、专家论证等方式进行咨询，听取意见。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下列问题：第一，行政决策权高度集中，不能形成有效制约。决策体制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咨询机构的缺位，使行政决策在作出之前不能充分收集信息，决策过程中不能充分论证。行政机关内部的调研机构又与具有最后决策权的行政领导者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行政领导者的决策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第二，行政决策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不具可行性，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咨询机构力量薄弱，加上其本身既为行政机关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往往不能进行充分的论证，提出的积极建议不被采纳时也无相应的制约机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决策，肯定会偏离“公共”原则,不具可行性。第三，先有的行政决策模式，为一些行政领导独断专行提供了制度环境，他们想当然行事，不考虑公众意见以及行政决策的实际后果，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尽管实践中对决策咨询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充分的发挥决策咨询的作用。原因是：第一，很大一部分的咨询机构在行政上必须从属于相关政府部门，其独立性和社会化程度不够。这本身就失去了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意义。第二，有些咨询机构的组织形式带有柔性。这些机构随时组织分散在各单位的专家，完成任务后仍回原单位。这种弹性组织会导致研究没有连续性，不利于对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三，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不科学，成员的素质不高，难以形成有效的咨询意见。并且，由于缺少公众的代表，以至于咨询机构在进行决策分析的时候，更偏重于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公众的真正需求和意思，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许多决策方案、对策建议大而化之，人云亦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建议虽好，但缺乏可操作性。

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存在为其成员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咨询委员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决策咨询，从而参与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社会成员参与并监督政府决策的制定，有效地制衡和约束行政机关，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保障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总之，“社会和国家通过合作而获益：一方面，社会中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道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⑨]

二、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内容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

独立性是许多国家决策咨询委员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的特点。无论是美国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法国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还是德国的经济合理化监察会，其独立性都得到有关政策和法律保障。明确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对研究决策咨询委员会有重要意义。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其决策咨询委员会一般有以下特点。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比如香港的行政会议（回归前为行政局），其成员直接有港督委任、对港督负责。在内部人事上保持独立性，其成员的编制独立，从而独立于各级行政系统，行政会议成员应由该机构自己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并从法律上赋予该机构权力，为其活动提供法律保证。在组织上确保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力，保证其决策咨询过程中，提供切实可行的咨询方案。决策咨询机构的独立性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的重要之处，因为我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之所以很难真正行使其咨询职能，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本身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研究，是保证决策咨询机构的决策研究科学、客观的基本条件。追求相对独立性，就是实现决策咨询委员会与决策机关相分离，摆脱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从属地位或依赖关系，使彼此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⑩]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行政行为从单方意志性向交涉性转变是现代行政权利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交涉性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与相对人沟通与交流，包括意见交换与信息沟通等等，不再只是单方的调查与搜集。[11]然而，个体组织、机构之间的力量之间力量、信息极不对称。社会成员个体的分散意见过于弱小而难以被倾听。例如，在近年，在我国来常常举行的垄断行业的价格听证会上，被挑选出的个体代表往往无能为力，他无法代表整个群体，对其他消费者的要求也缺乏足够充足的了解，更无法提出有力的数据和研究报告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声音必须集中才能更有效的传播和被倾听”，决策咨询委员会即是民意反映和集中表达的重要方式，通过在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其扮演着政府与社会间的平衡的角色。

笔者认为，独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是社会多元利益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和平衡的结果，同时也为政府协调多元利益矛盾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我们应当应该通过立法设立独立的、权威而又统一的专门咨询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上，决策咨询委员会不受立法与行政机关的管制，直接向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只要最高行政机关同意，它可以独立地对任何行政决策的制定进行调查、提供建议。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全部职员自行招聘，他们都不属于公务员之列，其升级调薪无须通过政府部门行政机关的批准。如果他们的品德引起怀疑，委员会主席可以对其进行惩戒或开除，对此不得上诉，即或上诉也无效，这样避免了行政机关干涉等诸多麻烦。委员会主席作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首长应能够以身作则，自觉遵纪守法，秉公行事，带领全体职员努力作出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委员会成员的来源较广，包括专家成员和非专家成员，并且大多数是这些人员中的精明强干的优秀人才。委员会成员一般都应踏实、忠诚、敬业，具有较强的开拓进取意识、纪律和法制观念，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人格修养。

（二）委员会制

大多数国家的决策咨询机构都采用委员会制。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赋予委员会议集体承担着。如根据《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规定，其适用的对象是联邦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即指国会法律设立的、或美国总统设立或利用的、或联邦行政机关设立或利用的，向总统或联邦行政机关或联邦官员提供建议或意见的委员会或类似团体，以及该委员会或团体的分支机构。并且规定对于非正式的社会团体若要适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该组织必须采取委员会的形式，因为该法主要目的是会议公开，只适用委员会制的团体。[12]

一般来说，凡是执行

性、技术性与速决性一类的事务，宜用首长制，可以收到行动性、效率性之效；凡立法性、协调性、倾向性一类的事务，宜用委员会制。可反映多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利于分工合作，避免个人专断。委员会制具有集思广益、分工合作，集体负担工作的优点，防止职权过于集中，便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咨询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在咨询工作过程中，举行会议，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讨论中可能有让步、妥协，以多数委员的意见作出最终决定。[13]与“首长制”决定由行政领导一人作出相比，更能体现民主的要求。在咨询委员会制度下，委员会中的每个委员虽然都担任某一职务，但无权对委员会的所讨论的重大问题单独作出决定，必须作为提案由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一切重要的事务，均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集体负责的原则。

我国的决策咨询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咨询机构不是按照委员会的形式，由社会各界杰出的人士及专家组成，而是按照首长负责制的模式建立，难以真正发挥智囊团的作用。[14]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决策咨询机构应当采用委员会的形式，才更为符合决策咨询工作性质的需要。

（三）委员会章程

委员会章程是委员会宗旨的体现，是委员会咨询工作的行为准则。美国咨询委员会法规定，除了法律规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之外，行政机关决定设立咨询委员会时，必须制定一个咨询委员会的章程。没有制定章程之前，咨询委员会不能活动。由总统决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应向总务行政局提出；由行政机关决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应向行政机关首长和国会两院有关的常设委员会提出。章程中规定：委员会的名称、目的、活动范围、对谁提出咨询意见、经费来源、每年费用的估计、会议次数的估计以及存续期间。但由国会制定法律设立的咨询委员会，存在地期间按法律而不是按章程的规定。其他国家对咨询委员会的章程的内容和效力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5]

咨询委员会制定的章程只要有法律依据，并且是依照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体现了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就应当具有一定的效力。委员会的章程规定了委员会的职责、成员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会议秩序、委员会的选举、会议笔录等有关事项，可以调整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机关不应予干涉。

笔者认为，要保证决策咨询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一方面我们要颁布法律法规，规范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界定决策咨询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制定咨询委员会章程，对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通过章程规范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行为，以提高成员的责任心，提高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保证成员对咨询工作的公正性。

（四）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成员是委员会的必备要素。成员要能代表咨询委员会中各自的利益团体来实现均衡，其结构应当遵循“均衡性”原则。一个优秀的决策咨询队伍，首先应建立合理的人才专业结构。笔者认为，在吸取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人员机构，应当在委员会中赋予专家人员、行政机关公务员代表和社会公众代表以适当的比例，即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1. 专家成员。专家是咨询委员会成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利用其多学科综合优势为行政决策提供技术保障。德国的决策咨询机构对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般来说，要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资格，如经济学博士、建筑学博士或工程师、经济师才能进入咨询委员会，录用时除了集体评定之外，还强调资历、实践经验和工作能力。[16]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对专家也有很高的要求，其成员都是通过严格考核、具有多重和综合知识结构的人才。但是，进入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光有渊博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独立的咨询能力，以及相当年限的咨询工作经验。这样才能保证专家在咨询工作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然，能成为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是有资格限制的，概括起来，即是对专家资格的认定，除了要求不同的背景和丰富的经验之外，还应以专业训练和经验为基础，首要的应以他们在相关科学领域的专长而非他们与特定团体的制度性关联为基础。对于专家而言，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系统分析能力，不仅要有相应的技术资格，而且还要具有咨询认证资格。然而，就我国目前而言，虽然在某些专业领域已经有了技术资格认证体系，但是在咨询领域还没有相应的认证机制，因此，还需要相关制度建设予以辅助。

2. 公务员代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城市化工业社会中的利益表达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的积极参与。[17]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结构中，应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以适当代表，这对决策咨询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咨询委员会中过分的强调了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而忽视了行政机关的呼声，那么在决策咨询的过程中调查和研究就有偏向相对人一方的可能。行政机关公务员代表的是政府的利益，他们在咨询委员会中主要是起到表达政府决策的原因和目的作用，站在决策机关的立场上向咨询委员会提供有关行政决策议案，包括与行政决策目的以及与之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并且在咨询过程中同专家以及社会人士进行沟通、探讨和研究，避免咨询委员会作出有悖行政决策机关初衷的决策意见或方案。

3. 公众代表。由于社会存在大量的社会需求和信息，而咨询委员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又无法获得制定行政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了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决策咨询失误将在所难免。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咨询这样一种方式，最直接地与决策机关的代表以及专家接触，从而为咨询委员会提取信息资源提供了一条捷径，大大缩短了信息交流的管道。[18]

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主要是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而不可能是全体公众的参与，而往往是通过公众代表参与的。这样，如果没有别的力量予以平衡，则有可能导致对一般社会公众利益的忽视，以致在使这部分人获得公正的同时却造成对另一些人的不公正。因此，在决策咨询委员会中公众代表如何产生，如何分配，对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将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利益”代表理论指出，“公共利益”代表将产生更为平等地结果，而且作为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一种方式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所以，获得这种代表的权利不应该仅仅是具有仪式（ceremonial）意义的原理。[19]如果代表产生不合理，代表在各不同利益团体的分配比例不平衡，参与不仅不能保障公正，而且可能导致比没有参与的行政单方面决策可能形成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因此成员代表的权利应当扩大至广泛的利害关系人，从而使得利益能趋于均衡。

公务员和公众代表属于非专家成员。有些观点认为只有在专家或有技术背景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寻求均衡。将非专家排除在外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对技术性问题不能提供或很少能提供帮助，而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导向定位，也会因利益团体代表者的加入而受到破坏。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咨询委员会中吸纳非专家的理由是，很难将科学和政策问题相区分。由于这个原因，咨询委员会常常要对这两方面都加以考虑。如果没有会为拟议政策决定所影响者的代表，那么委员会组成就是不均衡的。另外，非专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卫咨询委员会不能以削弱公共责任的方式运作。所以应要求咨询委员会中应包括有利益影响且富有学识的非专家成员。

三、决策咨询委

员会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即作为整体的委员会的法律责任以及作为委员会个体的成员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责任制度。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是咨询委员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委员会制易于使咨询活动集思广益，避免独断专行，但是权力分散、责任不明也是委员会制的一个弱点。决策咨询委员会也不例外。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虽然决策咨询委员会仅仅是行政机关进行决策的集体参谋，是咨询和智囊性质的机构，其本身并不具政权性质。最终的决策权在于行政机关而非行咨询委员会。即使负责，也应当由作出决策的行政机关负责，而不需协助决策的咨询委员会负责。但是并不因此就说明决策咨询委员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5节专门就联邦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委员会主席的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20]主要包括委员会的运行要符合目的、全体成员的观点应得到平等的对待、保证委员会的忠告和建议免受不适当地影响以及委员会的主席的代表责任等等。咨询委员会责任的明确，有助于健全委员会的责任机制，这样才能避免在失误时出现责任相互推委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决策中心的参谋体系，承担的是“谋”的责任。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咨询委员会会通过给出有偏颇得或是无知的建议，给决策过程带来偏差。认识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确立作为决策机构辅助的咨询委员会的责任。因为作为利益团体而言，咨询委员会更愿意不受拘束地批评行政决策，而不是让自己承担起对行政决策负责的责任。

咨询委员会可能会给出有偏见的乃至无知的建议，或者行政官员有可能运用咨询委员会来支持自己预设的政策偏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咨询委员会仅仅由背景和阅历类似的人组成，委员会的建议会有偏颇。即使这一影响是如此微秒以至于不为个人所注意，它还是会影响到他将给出的建议的类型。类似的，从事同一子专业领域的人们也会产生类似的偏见。学术偏见可能会对决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不同领域的人对不同类型的科学证据给予不同的权重。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官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更为均衡的委员会，可能给出不同的建议。当技术专家非常挑剔的时候，决策咨询委员会还会偏离科学的边界，给出无知建议的可能。在技术专家没有特定优势的情况下，委员会有可能陷入政策领域的迷途。[21]

其次，实际上，已有的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常常不承认，甚至认识不到自己会超越自己的技术专长并根据政策价值提出建议。这一结果不仅模糊了科学和政策决定之间的界限，也阻碍了行政机构的决策过程。

最后，只要科学、政策问题的决策不是立即为公众所知晓，决策者可以通过主张决策依据的是独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中立建议，来利用咨询委员会躲避对政策选择的批评。这一策略可以通过向委员会中“选派”那些从过去行为看一般会遵从行政官员政策偏好的公务员代表，或者通过隐匿不利于行政官员所支持结果的委员会资料来实现。

界定决策咨询违法行为的范围和法律后果，是决策咨询立法中罚则的基本内容。咨询主体实施具有社会为危害性、违法性的行为，是发生咨询法律责任的原因和根据。

（二）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发生法律争议，往往由于其成员的行为，但是其成员的这种行为，却能损害整个机构的利益。《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七节、第八节对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委员会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和普通成员的法律责任。[22]在决策咨询工作中，有些情况下结果与事实不符，是由于客观的限制，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个别委员会成员行为不端，即使是普通的过失，也将可能被认定为舞弊。因此，法律责任的控制应从每个人入手，应严明执业纪律，对委员会成员的不规范行为进行追究。

笔者认为，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的不同，其在委员会中承担的义务也不尽相同，在法律责任上也有区别。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讨论，一是非专家法律责任，一是专家的法律责任。由于非专家成员都是代表的相关利益团体，在利益代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故他们所要履行的义务基本相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无差别。但是专家由于其义务的特殊性，故专家的法律责任也异于公务人员和社会人士的法律责任。

1. 非专家成员的法律责任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的公务人员是政府的利益代表，在咨询工作中正确明白表达行政机关的意志。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公务员代表必须完全代表行政机关的意志，表达行政机关在作出某种行政决策议案时的相关考虑，不得加入个人的看法和观点；第二，公务员代表并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授权，因此不得在咨询工作中行使行政权以干涉或约束咨询委员会作出有偏颇的咨询意见。咨询委员会成员中的社会人士是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在咨询工作中表达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的意愿和要求，并且他们的表达也要求真实可靠。

由此可见，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公众代表，他们在咨询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义务，即是客观、真实表达其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愿，不得渗入个人的偏私。如果是由于故意给出错误的信息和资料以诱导咨询委员会作出有利于各自的决策咨询意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一旦这种咨询意见被决策机关所采纳，并且付之于执行，不仅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牺牲、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也造成行政决策成本的增加，这远远背离了决策咨询的初衷。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章程中确立非专家成员的法律责任。

2.专家的法律责任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专家的责任是咨询委员会成员法律责任中的关键部分。笔者认为，在谈论专家责任的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专家的特征：首先，由于工作内容专门化，因此要求专家应具有与所要求的资格相应的高度的能力、技能。并且不能认为能力、技能不足而可以作为免责的理由。若发生了一定水准以下的行为时，应当认定为有过失。其次，由于专家的工作以智力判断为中心，所以对于专家过失应以说明义务的违反等来追究责任。最后，高度的职业道德、信任关系，可以导出专家有与信赖相符的为委托人利益行动的忠实义务。

如果说非专家成员在咨询委员会中主要是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那么专家在决策咨询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综合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提出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因此，专家的责任在咨询委员会中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信赖。行政决策机关正是基于对咨询委员会的信赖，才会在行政决策的程序中保证咨询这一个必要的环节，把行政决策议案委托给咨询委员会进行研究和论证；而专家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是信赖的基础。其次，高度注意和忠实。即专家负有与异于一般人的专门知识、技能相应的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因受到行政机关的信任必须进行裁量的判断这一意义上的忠实义务。而这两种义务都可以导致专家的法律责任。如果为反了高度注意的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客观基准决定的责任，可以认为是对其具有一定基准以上的能力、技能的信赖为基础的一种保证责任。如果为反了忠实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属于因行政机关信赖而被委以裁量权行使得专家，从行政机关利益的观点来看不适当地行使裁量权的情形，所应负的责任。[23]这是因为，作为有高度职业道德的专家，应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尽其最大限度的努

力，不得追求第三人的利益或自己的利益之故。在专家责任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学说上关于信息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看法。[24]

对于咨询委员会中的专家而言，如果他尽了咨询委员会专家集团平均水平的义务，则可不追求其法律责任。不过，即使是免除了专家的法律上的责任，如果在职业道德方面应有追究的事项，也应该受到咨询委员会内部的制裁。

四、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它调整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的重要载体，只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公民的各种参与权利，使之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顺利表达各自的意见、观点，也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将参与地内容、形式、程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人们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指导民主生活的准则。[25]

目前，政府利用咨询组织的智力支持已经被纳入了法制的轨道。许多国家的咨询立法，基本上是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也就是将咨询立法散见在各种相关专业的专门立法中，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很多，但是对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属性、行为方式、行为保障、工作评估、奖惩等无明确的要求，有关保证咨询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也不健全。虽然我国在决策咨询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要将这种自发的咨询转变为自觉的行为，还必须建立起较为合理、科学的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并使之具有稳定性、规范性的特点，使行政决策者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咨询成为一项法定义务。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设定这一制度。

我们可以在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决策咨询方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定咨询委员会法，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本身没有决定权的决策咨询机关。目前，分散而具体的专业性咨询立法，很难规范综合性、战略性的决策咨询行为。不过，在我国现阶段，制定一部规范决策咨询行为的咨询业基本法，其条件尚未成熟，但从决策咨询发展的趋势及其对法律的需求来看，又是势在必行。对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吸纳国外立法的成熟经验，总结我国立法的有益成果，从规划我国决策咨询管理和运行的规范体系着手，分批立法，协调配套，然后出台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法，使得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发展受到法律的保障，使其咨询行为有法可依。此法主要内容包括咨询委员会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基本类型确定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行为的效果、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和行为的效果等。应当在立法中体现权利、义务、责任的三级均衡。

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现代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其功能是其他制度所无法替代的。目前，不管是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社会对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行政程序法也在酝酿之中。作为行政决策程序中决策咨询这一重要环节的规定，也不应在行政程序法中被忽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中设专章或专节，对决策咨询委员会有关事项作出规定。这不仅可以保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活动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也促使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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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道晖：《论社会权力与法治社会》，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

[②] 郑明珍、王维进：《决策民主化新探》，载《民主》，1995年第6期。

[③] 叶必丰：《行政行为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④] 戴长征：《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⑤] 叶必丰：《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⑥] 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⑦] 当然，这种参与权行使其对政府的建议权、批评权。听证权、监督权等宪法权利，而非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即行政法律关系中，公民个人只是权利主体，而非行政权力主体。

[⑧] 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⑨] 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⑩] 参见候志山：《香港及国外反腐机构的经验与趋势》.

[11] 参见石红心：《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论当代行政对公民意志的表达》，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2]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2页。

[13] 参见《美国阳光中的政府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述评》，2004年5月8日

[14] 参见应松年、薛刚淩：《中央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之探讨――兼论中央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1辑），商务出版社2002年版。

[15]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4页。

[16] 参见向群：《我国咨询机构的人才结构》，载《现代情报》2003年第12期。

[17] 参见[美]特理。 L. 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8] 参见龚培兴、陈洪生：《社会讨论：民主决策的第三条途径》，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4期。

[19] 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5－146页。

[20] Section 5. 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1972）

[21] [日]下森定著，梁彗星译：《论专家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与证明》，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2] Section 7，section 8，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1972）。

[23] 参见杰克逊和鲍威尔Professional Negligence，p.1.转引自 [日]能见善久著、梁彗星译：《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架构的建议》，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12页。

法律咨询论文篇5

关键词：行政决策 咨询委员会 法律责任

适应时代要求，建立现代化的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及法制化的基本保证。决策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行政决策咨询系统工作质量的高低以及对该系统利用程度的高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的过程中，政府与咨询机构之间也有一个职能划分的问题，以充分发挥政策研究机构与社会咨询系统辅助决策的功能。只有充分发挥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实现“谋”与“断”的合理分工，才能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本文将在以下内容中对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在行政法视野中进行探讨。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

（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需要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在上个世纪所说的这句话到现在依然是至理名言。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指任何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源，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支配力，促使或命令、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为。[①]权力如果不受到制约就会走向异化。社会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又叫以权利制约权力。这种制约以群众力量、舆论力量等形式从公共权力组织的外部对公共权力产生制约作用。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来自公共组织外部的制约力量，大多数以权利为手段，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对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行为进行监控制约。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决策乃是一种权力，亦是对各种利益要求进行整合，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控制的权力。[②]传统上，行政权力基本上不是由公民授权获得的，行政决策权完全在于行政机关。虽然公权及参政权在理论上于19世纪提出并得到完善，但是基于近代行政法的价值观念，相对人对行政的参与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相对人往往是行政的客体而不是行政的主体。[③]故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公民鲜有参与的机会，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到了近代，公民参与的渠道仅仅表现为代议民主制，这也是公民参与的基本形式，即全体人民直接经过政治选举和全民公决等形式决定国家大事。虽然这一机制将公众的观点通过一个选举出来的公民代表团体来提炼及补充，但是代议民主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远离民众的直接接触范围，也为滥用权力和牟取私利提供了可能。

在现代国家中，经济结构变迁和物质利益的分化，促使行政权理念在实质上发展成为是对公共利益进行集合、维护和分配的权力。行政机关通过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再分配，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确保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公平机会，实现社会成员实际占有利益的基本公平；同时，这种分化也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法治意识等都得到了到了空前的提高，他们开始由民主的被动者逐渐变成积极推动者。[④] 公民参与已经不仅仅只通过代议制才能实现，更多的表现为越过代议机关直接参与到政府的工作之中。比如有关专家、利益关系人乃至全体人民参加重要法律、法规的讨论，行政决策请咨询委员会咨询和论证，举行利益相关人的听证、协商对话等等。通过这些形式的参与，不仅可以导致参与权的实现，而且也起到了表达意愿和利益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监督权力的功能，使得行政决策能够充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和公众利益。

决策时是否充分听取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否准确掌握社会现实状况，不是单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水平问题，而是事关公权力性质的大问题。我国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建立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反映社情民意是各级决策机关正确行使职权的问题中应有之义。

（二）实现公众参与的需要

以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为人文精神的现代行政法，将行政行为看作一个过程，即从意思表示的发生和形成到作出和实现的时空运动过程，[⑤]而不仅仅是一个最终决定。相对人对服务行为的合作，不仅表现对一个已作出的、最终的行政决定的配合，而且还表现为对形成和作出行政决定的参与，这种参与主要是一种权利，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治行政所要求的平等，其重要意义更在于要求公民、利益关系人有权作为平等的一员，进行“行政参与”。[⑥]通过这种参与，改变了公民、行政相对人只是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成为行政管理的参与人，可以说也成了与行政人员平起平坐的成员，渗入到行政主体之中。[⑦] 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直接涉及其切身利益的行政决策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单方面行为对自己做出不利的决策，从而侵犯其合法权益；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公众对行政决策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消除行政政策在执行中的障碍，保证行政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消除歧视、偏袒，保障社会公正，从而可以避免决策的不全面性；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监督，防止腐败。因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众的千百双眼睛就是阳光，公众参与显然是的良方之一；通过这种参与，有利于为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条件。[⑧]

在现行的中国制度安排下，个人力量超弱，行政权力超强，个人与行政机关在权利与权力之间缺乏平衡的对抗、对话的能力。行政决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和有决策权的各级政府。在首长负责制中，决策权又基本上归集于组织内部某些人身上，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几乎是被动和信息闭塞的。而权力精英往往容易将个人的价值判断、长官意识和行为方式等溶入到决策过程之中，喜欢关起门来搞独断式的“拍脑袋”决策，决策过程与公众之间鲜有互动，充其量也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妥协与折衷。并且政府及其决策者想忠实地按社会公共利益去决策亦有上天之难，因为要将分散的、对立的个人利益及偏好综合成为政府行政决策追求目标的公共利益往往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故决策咨询委员会的设置对于公众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决策的外部参与机制。相对人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对行政主体的决定有权进行反驳，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要求行政主体采纳并对原有意志进行修改，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志得以沟通和交流；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获取信息有效渠道，将相对人意志吸收到行政意志中，从而使行政法关系具有某种双方性，使人权真正得到尊重。在政府、公众以及咨询专业技术人员的利益博弈过程之中，利益主体经多方讨论、沟通意见、互相让步、彼此容让，最后利益在协商、平衡和妥协中得到充分表达，进而在这种利益的平衡中作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咨询意见。如果说设立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一个平衡机制，那么承认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意义就在于社会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器，从而有助于在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建立政治生态平衡。

（三）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需要

在行政决策领域，决策的整合显得尤为重要。咨询委员会能经常性接触到很多形形决策失误的案例，分散的信息和意见。它的工作和任务就在于集合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加以整合和协调。决策咨询委员会有利于保证行政决策中的一贯性。行政决策的一贯性体现的是对社会和市民的尊重，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因为决策的前后不一致而受到损害。

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建立，可以使得决策者作出决策时，进行更为慎重周密的考虑，更多的听取行政机关其他成员和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复杂，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集团、社会利益阶层。在审议政策或法案过程中，各方代表人物从各自立场出发，广泛地提出意见和建议。即使这些意见未被决策机关所采纳，但政府在作出最终决策时，仍应考虑到多方因素，协调各方面关系，使出台的政策能为更多人所接受，更具科学性，减少政策实施中的阻力。

（四）应对现实问题的需要

就目前中国行政决策的实际情况而言，行政机关决策体制中决策系统高度发达，但是咨询系统极度萎缩。不可否认，近年来，某些行政机关的某些决策，如价格决策，也逐渐开始重视外界意见，采取听证会、专家论证等方式进行咨询，听取意见。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下列问题：第一，行政决策权高度集中，不能形成有效制约。决策体制中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咨询机构的缺位，使行政决策在作出之前不能充分收集信息，决策过程中不能充分论证。行政机关内部的调研机构又与具有最后决策权的行政领导者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行政领导者的决策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第二，行政决策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不具可行性，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由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咨询机构力量薄弱，加上其本身既为行政机关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往往不能进行充分的论证，提出的积极建议不被采纳时也无相应的制约机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行政决策，肯定会偏离“公共”原则,不具可行性。第三，先有的行政决策模式，为一些行政领导独断专行提供了制度环境，他们想当然行事，不考虑公众意见以及行政决策的实际后果，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尽管实践中对决策咨询委员会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充分的发挥决策咨询的作用。原因是：第一，很大一部分的咨询机构在行政上必须从属于相关政府部门，其独立性和社会化程度不够。这本身就失去了决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意义。第二，有些咨询机构的组织形式带有柔性。这些机构随时组织分散在各单位的专家，完成任务后仍回原单位。这种弹性组织会导致研究没有连续性，不利于对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第三，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不科学，成员的素质不高，难以形成有效的咨询意见。并且，由于缺少公众的代表，以至于咨询机构在进行决策分析的时候，更偏重于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公众的真正需求和意思，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许多决策方案、对策建议大而化之，人云亦云，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建议虽好，但缺乏可操作性。

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存在为其成员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咨询委员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参与到决策咨询，从而参与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决策咨询委员会代表社会成员参与并监督政府决策的制定，有效地制衡和约束行政机关，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保障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总之，“社会和国家通过合作而获益：一方面，社会中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道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⑨]

二、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内容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

独立性是许多国家决策咨询委员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的特点。无论是美国的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法国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还是德国的经济合理化监察会，其独立性都得到有关政策和法律保障。明确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对研究决策咨询委员会有重要意义。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践来看，其决策咨询委员会一般有以下特点。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比如香港的行政会议（回归前为行政局），其成员直接有港督委任、对港督负责。在内部人事上保持独立性，其成员的编制独立，从而独立于各级行政系统，行政会议成员应由该机构自己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并从法律上赋予该机构权力，为其活动提供法律保证。在组织上确保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的权力，保证其决策咨询过程中，提供切实可行的咨询方案。决策咨询机构的独立性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参考的重要之处，因为我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之所以很难真正行使其咨询职能，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本身的从属性和依赖性。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研究，是保证决策咨询机构的决策研究科学、客观的基本条件。追求相对独立性，就是实现决策咨询委员会与决策机关相分离，摆脱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从属地位或依赖关系，使彼此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⑩]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行政行为从单方意志性向交涉性转变是现代行政权利运作方式的一个重要变化。交涉性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应与相对人沟通与交流，包括意见交换与信息沟通等等，不再只是单方的调查与搜集。[11]然而，个体组织、机构之间的力量之间力量、信息极不对称。社会成员个体的分散意见过于弱小而难以被倾听。例如，在近年，在我国来常常举行的垄断行业的价格听证会上，被挑选出的个体代表往往无能为力，他无法代表整个群体，对其他消费者的要求也缺乏足够充足的了解，更无法提出有力的数据和研究报告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声音必须集中才能更有效的传播和被倾听”，决策咨询委员会即是民意反映和集中表达的重要方式，通过在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其扮演着政府与社会间的平衡的角色。

笔者认为，独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是社会多元利益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和平衡的结果，同时也为政府协调多元利益矛盾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我们应当应该通过立法设立独立的、权威而又统一的专门咨询委员会。在组织结构上，决策咨询委员会不受立法与行政机关的管制，直接向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只要最高行政机关同意，它可以独立地对任何行政决策的制定进行调查、提供建议。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全部职员自行招聘，他们都不属于公务员之列，其升级调薪无须通过政府部门行政机关的批准。如果他们的品德引起怀疑，委员会主席可以对其进行惩戒或开除，对此不得上诉，即或上诉也无效，这样避免了行政机关干涉等诸多麻烦。委员会主席作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首长应能够以身作则，自觉遵纪守法，秉公行事，带领全体职员努力作出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委员会成员的来源较广，包括专家成员和非专家成员，并且大多数是这些人员中的精明强干的优秀人才。委员会成员一般都应踏实、忠诚、敬业，具有较强的开拓进取意识、纪律和法制观念，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美的人格修养。

（二）委员会制

大多数国家的决策咨询机构都采用委员会制。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赋予委员会议集体承担着。如根据《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规定，其适用的对象是联邦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即指国会法律设立的、或美国总统设立或利用的、或联邦行政机关设立或利用的，向总统或联邦行政机关或联邦官员提供建议或意见的委员会或类似团体，以及该委员会或团体的分支机构。并且规定对于非正式的社会团体若要适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该组织必须采取委员会的形式，因为该法主要目的是会议公开，只适用委员会制的团体。[12]

一般来说，凡是执行性、技术性与速决性一类的事务，宜用首长制，可以收到行动性、效率性之效；凡立法性、协调性、倾向性一类的事务，宜用委员会制。可反映多方面的利益与要求，利于分工合作，避免个人专断。委员会制具有集思广益、分工合作，集体负担工作的优点，防止职权过于集中，便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咨询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在咨询工作过程中，举行会议，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讨论中可能有让步、妥协，以多数委员的意见作出最终决定。[13]与“首长制”决定由行政领导一人作出相比，更能体现民主的要求。在咨询委员会制度下，委员会中的每个委员虽然都担任某一职务，但无权对委员会的所讨论的重大问题单独作出决定，必须作为提案由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一切重要的事务，均由委员会集体讨论，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集体负责的原则。

我国的决策咨询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咨询机构不是按照委员会的形式，由社会各界杰出的人士及专家组成，而是按照首长负责制的模式建立，难以真正发挥智囊团的作用。[14]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决策咨询机构应当采用委员会的形式，才更为符合决策咨询工作性质的需要。

（三）委员会章程

委员会章程是委员会宗旨的体现，是委员会咨询工作的行为准则。美国咨询委员会法规定，除了法律规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之外，行政机关决定设立咨询委员会时，必须制定一个咨询委员会的章程。没有制定章程之前，咨询委员会不能活动。由总统决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应向总务行政局提出；由行政机关决定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应向行政机关首长和国会两院有关的常设委员会提出。章程中规定：委员会的名称、目的、活动范围、对谁提出咨询意见、经费来源、每年费用的估计、会议次数的估计以及存续期间。但由国会制定法律设立的咨询委员会，存在地期间按法律而不是按章程的规定。其他国家对咨询委员会的章程的内容和效力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15]

咨询委员会制定的章程只要有法律依据，并且是依照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体现了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和意志的，就应当具有一定的效力。委员会的章程规定了委员会的职责、成员的具体权利和义务、会议秩序、委员会的选举、会议笔录等有关事项，可以调整咨询委员会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行政机关不应予干涉。

笔者认为，要保证决策咨询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一方面我们要颁布法律法规，规范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界定决策咨询的范围，另一方面要制定咨询委员会章程，对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通过章程规范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行为，以提高成员的责任心，提高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保证成员对咨询工作的公正性。

（四）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成员是委员会的必备要素。成员要能代表咨询委员会中各自的利益团体来实现均衡，其结构应当遵循“均衡性”原则。一个优秀的决策咨询队伍，首先应建立合理的人才专业结构。笔者认为，在吸取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人员机构，应当在委员会中赋予专家人员、行政机关公务员代表和社会公众代表以适当的比例，即可以采取以下做法：

1. 专家成员。专家是咨询委员会成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利用其多学科综合优势为行政决策提供技术保障。德国的决策咨询机构对人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般来说，要具有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资格，如经济学博士、建筑学博士或工程师、经济师才能进入咨询委员会，录用时除了集体评定之外，还强调资历、实践经验和工作能力。[16]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对专家也有很高的要求，其成员都是通过严格考核、具有多重和综合知识结构的人才。但是，进入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光有渊博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独立的咨询能力，以及相当年限的咨询工作经验。这样才能保证专家在咨询工作过程中能够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然，能成为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是有资格限制的，概括起来，即是对专家资格的认定，除了要求不同的背景和丰富的经验之外，还应以专业训练和经验为基础，首要的应以他们在相关科学领域的专长而非他们与特定团体的制度性关联为基础。对于专家而言，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较强的系统分析能力，不仅要有相应的技术资格，而且还要具有咨询认证资格。然而，就我国目前而言，虽然在某些专业领域已经有了技术资格认证体系，但是在咨询领域还没有相应的认证机制，因此，还需要相关制度建设予以辅助。

2. 公务员代表。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城市化工业社会中的利益表达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的积极参与。[17]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结构中，应给予行政机关公务员以适当代表，这对决策咨询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咨询委员会中过分的强调了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而忽视了行政机关的呼声，那么在决策咨询的过程中调查和研究就有偏向相对人一方的可能。行政机关公务员代表的是政府的利益，他们在咨询委员会中主要是起到表达政府决策的原因和目的作用，站在决策机关的立场上向咨询委员会提供有关行政决策议案，包括与行政决策目的以及与之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并且在咨询过程中同专家以及社会人士进行沟通、探讨和研究，避免咨询委员会作出有悖行政决策机关初衷的决策意见或方案。

3. 公众代表。由于社会存在大量的社会需求和信息，而咨询委员会的专业技术人员又无法获得制定行政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因此，如果排除了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决策咨询失误将在所难免。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通过参与决策咨询这样一种方式，最直接地与决策机关的代表以及专家接触，从而为咨询委员会提取信息资源提供了一条捷径，大大缩短了信息交流的管道。[18]

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参与主要是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参与，而不可能是全体公众的参与，而往往是通过公众代表参与的。这样，如果没有别的力量予以平衡，则有可能导致对一般社会公众利益的忽视，以致在使这部分人获得公正的同时却造成对另一些人的不公正。因此，在决策咨询委员会中公众代表如何产生，如何分配，对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将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利益”代表理论指出，“公共利益”代表将产生更为平等地结果，而且作为公众参与政府管理的一种方式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所以，获得这种代表的权利不应该仅仅是具有仪式（ceremonial）意义的原理。[19]如果代表产生不合理，代表在各不同利益团体的分配比例不平衡，参与不仅不能保障公正，而且可能导致比没有参与的行政单方面决策可能形成的不公正更大的不公正。因此成员代表的权利应当扩大至广泛的利害关系人，从而使得利益能趋于均衡。

公务员和公众代表属于非专家成员。有些观点认为只有在专家或有技术背景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寻求均衡。将非专家排除在外的一个理由是，他们对技术性问题不能提供或很少能提供帮助，而咨询委员会的科学导向定位，也会因利益团体代表者的加入而受到破坏。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咨询委员会中吸纳非专家的理由是，很难将科学和政策问题相区分。由于这个原因，咨询委员会常常要对这两方面都加以考虑。如果没有会为拟议政策决定所影响者的代表，那么委员会组成就是不均衡的。另外，非专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卫咨询委员会不能以削弱公共责任的方式运作。所以应要求咨询委员会中应包括有利益影响且富有学识的非专家成员。

三、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应当包括两个部分，即作为整体的委员会的法律责任以及作为委员会个体的成员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责任制度。

（一）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是咨询委员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委员会制易于使咨询活动集思广益，避免独断专行，但是权力分散、责任不明也是委员会制的一个弱点。决策咨询委员会也不例外。

需要明确一点的是，虽然决策咨询委员会仅仅是行政机关进行决策的集体参谋，是咨询和智囊性质的机构，其本身并不具政权性质。最终的决策权在于行政机关而非行咨询委员会。即使负责，也应当由作出决策的行政机关负责，而不需协助决策的咨询委员会负责。但是并不因此就说明决策咨询委员会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5节专门就联邦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委员会主席的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20]主要包括委员会的运行要符合目的、全体成员的观点应得到平等的对待、保证委员会的忠告和建议免受不适当地影响以及委员会的主席的代表责任等等。咨询委员会责任的明确，有助于健全委员会的责任机制，这样才能避免在失误时出现责任相互推委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研究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决策中心的参谋体系，承担的是“谋”的责任。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咨询委员会会通过给出有偏颇得或是无知的建议，给决策过程带来偏差。认识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应该确立作为决策机构辅助的咨询委员会的责任。因为作为利益团体而言，咨询委员会更愿意不受拘束地批评行政决策，而不是让自己承担起对行政决策负责的责任。

咨询委员会可能会给出有偏见的乃至无知的建议，或者行政官员有可能运用咨询委员会来支持自己预设的政策偏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咨询委员会仅仅由背景和阅历类似的人组成，委员会的建议会有偏颇。即使这一影响是如此微秒以至于不为个人所注意，它还是会影响到他将给出的建议的类型。类似的，从事同一子专业领域的人们也会产生类似的偏见。学术偏见可能会对决策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不同领域的人对不同类型的科学证据给予不同的权重。在某些情况下，行政官员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更为均衡的委员会，可能给出不同的建议。当技术专家非常挑剔的时候，决策咨询委员会还会偏离科学的边界，给出无知建议的可能。在技术专家没有特定优势的情况下，委员会有可能陷入政策领域的迷途。[21]

其次，实际上，已有的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常常不承认，甚至认识不到自己会超越自己的技术专长并根据政策价值提出建议。这一结果不仅模糊了科学和政策决定之间的界限，也阻碍了行政机构的决策过程。

最后，只要科学、政策问题的决策不是立即为公众所知晓，决策者可以通过主张决策依据的是独立的决策咨询委员会的中立建议，来利用咨询委员会躲避对政策选择的批评。这一策略可以通过向委员会中“选派”那些从过去行为看一般会遵从行政官员政策偏好的公务员代表，或者通过隐匿不利于行政官员所支持结果的委员会资料来实现。

界定决策咨询违法行为的范围和法律后果，是决策咨询立法中罚则的基本内容。咨询主体实施具有社会为危害性、违法性的行为，是发生咨询法律责任的原因和根据。

（二）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法律责任

决策咨询委员会发生法律争议，往往由于其成员的行为，但是其成员的这种行为，却能损害整个机构的利益。《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第七节、第八节对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中包括委员会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和普通成员的法律责任。[22]在决策咨询工作中，有些情况下结果与事实不符，是由于客观的限制，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个别委员会成员行为不端，即使是普通的过失，也将可能被认定为舞弊。因此，法律责任的控制应从每个人入手，应严明执业纪律，对委员会成员的不规范行为进行追究。

笔者认为，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的不同，其在委员会中承担的义务也不尽相同，在法律责任上也有区别。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讨论，一是非专家法律责任，一是专家的法律责任。由于非专家成员都是代表的相关利益团体，在利益代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故他们所要履行的义务基本相同，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基本无差别。但是专家由于其义务的特殊性，故专家的法律责任也异于公务人员和社会人士的法律责任。

1. 非专家成员的法律责任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的公务人员是政府的利益代表，在咨询工作中正确明白表达行政机关的意志。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公务员代表必须完全代表行政机关的意志，表达行政机关在作出某种行政决策议案时的相关考虑，不得加入个人的看法和观点；第二，公务员代表并没有得到行政机关的授权，因此不得在咨询工作中行使行政权以干涉或约束咨询委员会作出有偏颇的咨询意见。咨询委员会成员中的社会人士是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在咨询工作中表达受行政决策影响的利益相关人的意愿和要求，并且他们的表达也要求真实可靠。

由此可见，不论是公务员还是公众代表，他们在咨询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义务，即是客观、真实表达其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意愿，不得渗入个人的偏私。如果是由于故意给出错误的信息和资料以诱导咨询委员会作出有利于各自的决策咨询意见，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一旦这种咨询意见被决策机关所采纳，并且付之于执行，不仅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牺牲、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也造成行政决策成本的增加，这远远背离了决策咨询的初衷。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章程中确立非专家成员的法律责任。

2.专家的法律责任

咨询委员会成员中专家的责任是咨询委员会成员法律责任中的关键部分。笔者认为，在谈论专家责任的同时，应当综合考虑专家的特征：首先，由于工作内容专门化，因此要求专家应具有与所要求的资格相应的高度的能力、技能。并且不能认为能力、技能不足而可以作为免责的理由。若发生了一定水准以下的行为时，应当认定为有过失。其次，由于专家的工作以智力判断为中心，所以对于专家过失应以说明义务的违反等来追究责任。最后，高度的职业道德、信任关系，可以导出专家有与信赖相符的为委托人利益行动的忠实义务。

如果说非专家成员在咨询委员会中主要是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那么专家在决策咨询的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综合各方面的相关资料，提出切实可行的咨询意见。因此，专家的责任在咨询委员会中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信赖。行政决策机关正是基于对咨询委员会的信赖，才会在行政决策的程序中保证咨询这一个必要的环节，把行政决策议案委托给咨询委员会进行研究和论证；而专家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是信赖的基础。其次，高度注意和忠实。即专家负有与异于一般人的专门知识、技能相应的高度注意义务，以及因受到行政机关的信任必须进行裁量的判断这一意义上的忠实义务。而这两种义务都可以导致专家的法律责任。如果为反了高度注意的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实际上是一种客观基准决定的责任，可以认为是对其具有一定基准以上的能力、技能的信赖为基础的一种保证责任。如果为反了忠实义务而导致的责任，属于因行政机关信赖而被委以裁量权行使得专家，从行政机关利益的观点来看不适当地行使裁量权的情形，所应负的责任。[23]这是因为，作为有高度职业道德的专家，应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尽其最大限度的努力，不得追求第三人的利益或自己的利益之故。在专家责任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学说上关于信息提供者的责任问题看法。[24]

对于咨询委员会中的专家而言，如果他尽了咨询委员会专家集团平均水平的义务，则可不追求其法律责任。不过，即使是免除了专家的法律上的责任，如果在职业道德方面应有追究的事项，也应该受到咨询委员会内部的制裁。

四、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它调整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决策咨询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的重要载体，只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同时，为了保证公民的各种参与权利，使之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顺利表达各自的意见、观点，也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将参与地内容、形式、程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人们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和指导民主生活的准则。[25]

目前，政府利用咨询组织的智力支持已经被纳入了法制的轨道。许多国家的咨询立法，基本上是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也就是将咨询立法散见在各种相关专业的专门立法中，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颁布的法律、法规很多，但是对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性质属性、行为方式、行为保障、工作评估、奖惩等无明确的要求，有关保证咨询发展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也不健全。虽然我国在决策咨询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要将这种自发的咨询转变为自觉的行为，还必须建立起较为合理、科学的行政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并使之具有稳定性、规范性的特点，使行政决策者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咨询成为一项法定义务。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设定这一制度。

我们可以在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决策咨询方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重视本土法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定咨询委员会法，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本身没有决定权的决策咨询机关。目前，分散而具体的专业性咨询立法，很难规范综合性、战略性的决策咨询行为。不过，在我国现阶段，制定一部规范决策咨询行为的咨询业基本法，其条件尚未成熟，但从决策咨询发展的趋势及其对法律的需求来看，又是势在必行。对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吸纳国外立法的成熟经验，总结我国立法的有益成果，从规划我国决策咨询管理和运行的规范体系着手，分批立法，协调配套，然后出台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法，使得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发展受到法律的保障，使其咨询行为有法可依。此法主要内容包括咨询委员会的设立条件、设立程序、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和基本类型确定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行为的效果、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工作方式和行为的效果等。应当在立法中体现权利、义务、责任的三级均衡。

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现代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中的重要内容，其功能是其他制度所无法替代的。目前，不管是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行政程序越来越重视，社会对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行政程序法也在酝酿之中。作为行政决策程序中决策咨询这一重要环节的规定，也不应在行政程序法中被忽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中设专章或专节，对决策咨询委员会有关事项作出规定。这不仅可以保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活动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而且也促使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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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道晖：《论社会权力与法治社会》，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

[②] 郑明珍、王维进：《决策民主化新探》，载《民主》，1995年第6期。

[③] 叶必丰：《行政行为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④] 戴长征：《中国政府的治理理论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⑤] 叶必丰：《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⑥] 郭道晖：《法治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⑦] 当然，这种参与权行使其对政府的建议权、批评权。听证权、监督权等宪法权利，而非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即行政法律关系中，公民个人只是权利主体，而非行政权力主体。

[⑧] 姜明安：《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⑨] 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⑩] 参见候志山：《香港及国外反腐机构的经验与趋势》.

[11] 参见石红心：《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论当代行政对公民意志的表达》，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2]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2页。

[13] 参见《美国阳光中的政府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述评》，2004年5月8日

[14] 参见应松年、薛刚?R：《中央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之探讨??兼论中央行政组织法的完善》，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1辑），商务出版社2002年版。

[15]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4页。

[16] 参见向群：《我国咨询机构的人才结构》，载《现代情报》2003年第12期。

[17] 参见[美]特理。 L. 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8] 参见龚培兴、陈洪生：《社会讨论：民主决策的第三条途径》，载《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4期。

[19] 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5－146页。

[20] Section 5. 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1972）

[21] [日]下森定著，梁彗星译：《论专家的民事责任的法律构成与证明》，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2] Section 7，section 8，Responsibilities of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1972）。

[23] 参见杰克逊和鲍威尔Professional Negligence，p.1.转引自 [日]能见善久著、梁彗星译：《论专家的民事责任—其理论架构的建议》，载梁彗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12页。

法律咨询论文篇6

【关键词】建筑工程；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现状；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1 工程造价咨询的概述

咨询是指利用科学技术和管理人才，根据政府、企业以至个人的委托要求，提供解决有关决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问题的优化方案的智力服务活动过程。而工程造价咨询是指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服务，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的活动。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的主要内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价、投资估算、项目后评价报告的编制和审核；建设工程概、预、结算及竣工结（决）算报告的编制和审核；建设工程实施阶段工程招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和审核；施工合同价款的变更及索赔费用的计算；提供工程造价经济纠纷的鉴定服务；提供建设工程项目全过程的造价监控与服务；提供工程造价信息服务等。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可能是单项的，也可能是从建设前期到工程决算的全过程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是一个为社会委托方提供决策和智力服务的独立行业。

工程造价咨询业是经济签证类行业与工程咨询业的交叉,也属于只是密集的智力服务业范畴,它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独立性;(2)科学性(客观性);(3)公正性;(4)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5)综合性和系统性(跨学科、跨行业).

2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现状

从总体上看,我国能够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的工程造价咨询管理模式尚未完全形成;行业的指导和监控机制还不完善;国内各地区的造价咨询市场发展极不平衡等.不仅如此，工程造价咨询的运作机制与市场需求存在着不匹配现象;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造价咨询服务内容多为单一性,服务空间较狭窄,咨询服务产品缺乏优化等。

2.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在目前国内部分工程造价咨询公司中造价咨询业务仅为其附带业务，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专业人员队伍不稳定、兼职挂名、风险意识淡薄、责任意识较差、严重降低收费标准等问题, 尽管国内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该类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其在实践贯彻中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仍存在。随着《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的出台,今后对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将纳入管理法制化、行为规范化的轨道.

2.2 服务范围狭窄、缺乏竞争力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工程招标投标制度的不断完善,如今的建筑市场已形成一个具有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工程造价的计价活动也随着工程建设的发展而向前后延伸和扩展,贯穿着工程建设全过程. 国内造价咨询行业一般规模较小，大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普遍存在咨询服务范围窄、深度浅以及竞争力差等特点，因此，大部分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由于自身体制的原因,服务内容受到很大的局限.许多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只从事预算造价(标底)编制和结算审核业务,其他诸如可行性研究、项目经济评估、工程造价过程管理等基本没有开展，错过了很多机会。

2.3 从业人员素质低

工程造价咨询是一项涉及到工程建设、法律、经济等多范畴而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因此,从事工程造价咨询的执业人员应该是以工程造价专业为基础,兼有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然而，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由于该行业是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往往是懂工程则不懂经济，懂经济则不懂专业技术，虽部分人员看似“一专多能”但在棘手问题前仍是束手无策；部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水平较差，往往在利益面前不能坚持原则，导致其服务质量大打折扣。种种现象表明，目前我国部分从业人员普遍缺少经济、商务以及法律等专业知识而离复合型人才相差甚远的局面也制约了造价咨询服务领域的扩大、职业质量的提高以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3 我国工程造价咨询业的发展和对策

面对国外同行的严峻挑战和强大压力，如果国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不改变目前的一些痼疾，奋起直追，将有可能因不适应竞争而被淘汰，或为了生存而最终沦落为外国咨询机构的代办或分支机构。

3.1 加强人员素质的培训，提高市场竞争力

我国的工程造价领域之所以同国际同行相比缺乏强劲的竞争力,归根结蒂是个专业人才问题.目前在我国的工程造价咨询业中,具有较高层次的造价工程师所占比例不高,资信好、技术水平高、影响大的大型造价咨询单位少,因此，加强人员素质的培训，提高市场竞争力。要加强作为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的培养，首先在造价工程师考试中，应不断提高资历要求，加大考试难度，增加专业考试内容比重，量终形成较高的行业起点；其次，建设工程造价协会应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造价工程师及相关执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工程造价咨询单位也要注重在这方面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精通国际工程造价操作理论与业务,技术综合能力强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另外，随着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数量逐步增多,将来要求咨询单位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注册造价工程师,逐步达到所有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必须具有注册工程师资格,使咨询单位的服务质量得到提高.

3.2 加强企业法制管理，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规范,基本建设投资逐步增长,工程造价业务量也将大量增加,社会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需求也将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咨询服务的政策和法规，明确咨询服务的法律地位，并将咨询服务作为从决策到实施的法定程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服务评价标准体系及相应人员管理办法和专业责任赔偿方法等。只有加强对机构及人员的外部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工程造价协会的作用，使之行为规范化、制度化，而国家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加强管理，创造出一个透明的监管严厉的法制环境，以便于对从业人员及机构进行法律约束。

4 结束语

在我国，工程造价咨询业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已经形成一定的行业管理体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从业人员管理体系，已经现代化的造价咨询企业制度。我国存在着很多的提升空间。工程造价咨询业必须完善自身的体制,提高竞争力和拓宽业务范围,才能处于不败之地,做强做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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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贻林，中立银．中国内地与香港工程造价管理比较[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6

[3]周.工程造价咨询业的现状与管理[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l期 2007年1月.

法律咨询论文篇7

第一条为提高卫生工程建设决策水平，促进卫生工程建设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卫生工程建设专家咨询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是指受卫生部委托，以独立身份参与卫生专项建设规划、部属（管）单位总体规划以及重大项目咨询、论证等活动的建筑、卫生、经济和管理人员。

第三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在咨询活动中提供的咨询意见将作为卫生部部属（管）单位建设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按照“开放、流动、择优”的原则进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在决策咨询活动中应遵守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的遴选

第六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公正诚信，廉洁自律；

（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具有本科（含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在本专业范围具备领先的技术水平，具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熟悉卫生工程建设相关政策、法规和理论知识；

（四）没有违纪违法或被取消专家委员资格等不良记录；

（五）本人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卫生工程建设咨询工作并接受卫生部的监督管理。

第七条凡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在职和离退休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本行业其他专家推荐。

第八条推荐材料包括：

（一）推荐信；

（二）被推荐人简历；

（三）被推荐人研究成果或工作业绩;

（四）被推荐人学历、学位、专业资格证书以及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第九条卫生部依据推荐资料审查、确定专家，组成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库。

第十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聘期三年，可续聘。

第十一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以境内为主，根据工作需要可吸纳境外有关专家。

三、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的使用与管理

第十二条参与咨询的专家从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并遵循回避原则。

咨询事项与咨询专家存在利益关系的，咨询专家应回避。

第十三条选取专家时，按实际需要等额选取，另行抽取3—5位候补，并按抽中时的先后顺序排序，以备依次递补。

专家选取及确定的结果应记录备案。

第十四条遇特殊情况，专家库无法满足需要，卫生部可另行选用专家。

第十五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采取召开审评会议或审阅申报资料提出书面意见等方式工作。

四、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的主要职责是：

（一）了解、掌握和研究卫生工程建设领域科学发展动态，及时向卫生部提供信息和工作建议；

（二）参与研究和制订卫生专项建设规划的论证；

（三）参与卫生机构总体规划的研究与审查；

（四）参与重大卫生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案等的审查；

（五）承担卫生部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十七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享有下列权利：

（一）可以被邀请列席卫生部有关专业会议和专题研讨会，被邀请参与卫生部组织的咨询活动；

（二）了解咨询活动目的，根据需要可以按规定查阅相关文件资料，认为咨询所依据的信息不充分时可以要求补充相关资料；

（三）对不适宜参加的咨询活动可以申明并拒绝参与；

（四）提出专家咨询论证意见，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在参与决策咨询过程中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并可保留个人意见和建议；

（五）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有权直接向卫生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职业道德，公正、公平、客观和科学地进行咨询论证；

（二）对所提出的咨询论证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三）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应保守国家秘密和被咨询单位的商业秘密，对所知悉的咨询事项资料严守保密规定；

（四）对与专家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咨询事项应主动申明并回避；

（五）不得无故不参与卫生部邀请参加的咨询活动，对需要提出书面咨询意见的，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

（六）接受卫生部的监督和管理。

五、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的考核

第十九条卫生部对咨询专家实行动态管理。卫生部建立专家咨询信息反馈制度，对咨询专家参加评审、论证和咨询等活动的情况进行登记，对有关单位的意见、反映进行记录和核实。咨询专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核实，取消专家资格：

(一)损害建设单位正当权益；

(二)违反国家有关廉洁自律规定，收受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三)违反规定向他人透露有关项目情况或其他信息；

(四)擅自以卫生部卫生工程建设咨询专家名义从事有关活动;

(五)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

(六)无正当理由，不接受咨询论证工作任务，影响咨询论证工作进行；

(七)经考核不能胜任咨询论证工作；

(八)因客观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咨询论证事务。

六、附则

法律咨询论文篇8

【关键词】 科技咨询业 制约 发展

咨询，特别是科技咨询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它密切而直接为社会和人类服务。在近现代社会中，国外发达国家的咨询业发展非常迅速和稳健，而我国由于若干的制约和影响，使得咨询特别是科技咨询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一、科技咨询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咨询则是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发展改革中应运而生的高智力行业，它服务于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各个系统、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科技咨询有史以来都在为国家、地区、区域、行业和企事业法人主体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提供科学论证、战略发展等决策咨询，为各层次、各行业的建设者提供可行性研究服务（Feasibility Study）、 工程咨询，为社会各层面提供科学发展管理咨询，为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提供双边、多边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四技服务产品。

科技咨询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进程中无处不在，中外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已充分证实了上述事实，于是笔者大胆地提出科技咨询仍然属于科技第一生产力之范畴。科技咨询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改革创新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行业。

二、我国近现代咨询、科技咨询业发展简论

笔者对我国古代和两千多年前的咨询活动不作过多的评述和深入研究，主要简述近现代以来我国咨询业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古代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咨询活动开展很早很广泛，出现比如所谓食客、谋士、军师、谏臣等智力群体以及三国时代设立的监察军务的军师等。诸葛亮神机妙算、足智多谋，为建立蜀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魏征直言敢谏，受到唐太宗重用，帮助其治理国家，避免了许多失误，大唐盛世，兴旺发达。这些虽然不能称之为咨询，但它已具有现代咨询活动的特征因子。

在近现代，我国咨询业与发达国家形成较大差距，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枷锁被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咨询业也随之复苏。最有代表性的咨询历史事件是1980年，中国科协应安徽省人民政府的邀请，由当时的中国科协副主席华罗庚教授率领多位学科专家学者对两淮煤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进行科学考察、决策咨询，提出咨询方案，使两淮煤矿的技术改造周期缩短两年，推行了科学管理，每年多产煤8000万吨，创经济效益数亿元。这应该算作是现代咨询的第一号角。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外一些公司、集团、客商来华开发投资。在此背景下，国家财政部和中国科协在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后联合发文，给科技咨询以首创的优惠政策，激发了科技界多年来积蓄的潜能，由中国科协率先成立了中国科技咨询中心，各省市地方相继成立了科技咨询机构、组织，使科技咨询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服务。与此同时，内商、外商投资的项目必须一步步地与国际接轨，于是组建了许多评估公司、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等科技咨询机构，如中国国际投资咨询公司、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国外不少咨询机构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此环境和形势下，各省市地方政府都相继成立了科技顾问团，成为政府经济发展、科技产业发展、科教事业的官方咨询机构，吸收了不少科学家、专家、教授到科技顾问团的组织中，为政策决策重大科技社会经济问题把脉。与此同时，不少企业、集团公司、研究院所也建立了不少发展中心、研究中心、技术中心，它们实际上是直接为企业服务的咨询机构。

另外，在市场经济导向下，社会的民间咨询机构也生长起来，表现形式大致为咨询公司、民营研究所、民营中介服务机构，这些都为技术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开展有成效的科技咨询服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国的咨询业占服务产业的比重还很小，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

三、影响和制约我国咨询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1、咨询业体制存在问题

咨询机构的公平、公正、公开竞争发展环境尚未形成，运作机制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政府、行业、部门的垄断、排外，使得一些咨询机构成了得天独厚的买家，或成了建设者、发标者，而其他咨询机构则是无法进入的无关者，这都严重影响了咨询业本身的运作原则。有的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有的则是建设方、政府、行业、项目持有人的御用工具，叫你怎么咨询你就怎么咨询。如此这样，不但影响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而且影响了咨询业的正常发展，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经济、科技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样重要重大的项目，都会草率地初审过关。幸好还有不少有良知的专家仗义执言，才免遭立马启动的后果。这项工程耗资数千亿，时间跨度10多年，工程跨越几个省，上千公里之遥。要实施这样一项重大的项目，有许多问题需要准备充分，如地理情况、地质情况、水文水流水利情况、气候生态情况、工程难度的充分论证、水量雨量情况的真实数据等。如此重要的世界级项目，实施地在四川，却只有一位四川专家参会，还不许讲话，这怎么算得上是咨询决策？四川调水处的海拔比用水处的海拔低几百米，这种调法完全是不符合现实的。同时，四川处于地震活跃地带，工程的难度及工程对地质影响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而且调去的水，多半是用来为黄河冲沙石之用，因而这项工程引起了美国等外国同行专家的质疑。所以，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从子孙万代的生计角度来讲，保护母亲河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实际上，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事实也充分证实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应当慎之又慎。

2、咨询启动程序倒置、错位

目前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牵涉国民经济的重大建设项目，都基本上是由官方启动的，其决策论证也主要是官方安排的，这就难免造成不公正、公开、公平的弊端，形成不超脱性。比如大部份规划论证是交由政府的科技顾问团去完成的，虽然都有不少专家学者，但基本上也没有摆脱官方的意图。

再者，建设项目要立项，得先做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当然是对的，国内不少建设单位、企业，要求项目立项者，大多是为了走过场，求得政府立项而做咨询的，这就背离了咨询的原则，这也是制约咨询业本身发展的症结。

3、咨询市场疲软、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咨询客户的各种需求可以促进咨询业的发展，反之，市场出现疲软就会制约咨询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实物商品进入市场将遵循商品流通规律，即供需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违反这些规律的商品进入市场后肯定会被淘汰。咨询作为服务贸易商品，是咨询方向委托方提供智力服务成果，这种成果也是商品，这种商品从咨询方有价值地转移给委托方。所以，从本质上讲，咨询是知识形态商品、服务商品的转移过程，也是商品流通的一种形式，和实物商品流通一样，它也遵循供需规律、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目前的咨询市场疲软与社会科技经济发展过程有关，与地区、区域的发达程度有关，与管理者和国人的科学素质有关。总之，咨询市场动力不足，反映咨询内需不足，应加快刺激内需的因素。

4、咨询机构、咨询主体自身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滞后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速度

提供咨询服务产品，不是什么组织、什么人都能办到的，特别是现代科技以爆炸似的速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走向空前的文明，科技咨询的能力得跟上时代。相比之下，我国的现代咨询业与国外差距很大，也是制约发展的内因。

（1）专业化程度不高。相当的机构打的是包罗万象的咨询牌子，其实专业人员不多，有的甚至本身就是中介组织，不像国外咨询机构，专业人员很强。比如美国前十位的安达信咨询公司，有专业人员43800多名，年咨询收入31.2亿美元，人均7.1万美元；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有专业人员10760多人，人均创收入12.8万美元。另外，国内不少咨询机构都是非专营性的，咨询业务仅是其兼容的职能，因此创新能力比较差。

（2）不少咨询机构为了生存、为了竞争，咨询行为不规范，同时也没有自成体系、没有专攻的特项、没有标准运作模式。

（3）不善于宣传、推销，捕捉市场的能力差，同时又不善于投入广告，经营思想和理念有待改进。

总之，咨询机构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才能生存、发展，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5、咨询业配套政策茫然

法律咨询论文篇9

决策咨询研究是应用决策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系统地分析研究、探索、寻求主观能力与客观实践这一矛盾对立统一中，人的主观能力如何正确地认识、驾驭和控制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的应用科学。强化咨询研究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决策咨询研究历史悠久

决策咨询研究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出现在现代社会是近几十年的事，而人类的决策咨询活动，却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人类的决策咨询研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决策咨询研究的历史。例如《通史》就是一部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资治通鉴》则是最高统治者决策经验与教训的典籍；而《孙子兵法》则是一部军事决策经验总结的专著等等，为我国的谋略学谱写了早期的光辉篇章。

不过古代最早时的“谋”与“断”（咨询与决策）是由一个人完成，成为既能谋又善断的智者。随着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更有效地把握动态变化的今天，驾驭和控制瞬间万变的未来，“谋”与“断”迅速分离，出现了食客、军师、参谋、幕僚等。他们学识渊博，高瞻远瞩，运筹谋划，在关键时刻作出许多治国兴邦的英明决策，表现出超凡的才能。如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就涌现出以吕尚、孙武子、张仪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谋略家、军事家、纵横家。周初的姜子牙被公认为是中国谋略学的开山鼻祖，周武王伐纣成功，多出自他的深谋算计，故司马迁称其“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共事多兵权奇计”。孙武子作为一代大军事家，其不朽的著作《孙子兵法》被历代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视为东方的《圣经》、智谋和兵谋奇书，不仅为国人倾慕不已，奉为“神明”，而且也引起了东方乃至世界各方人士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但由于受时代的限制，这些历史上的谋略，都没有超出个人超群艺术才能的界限，并没有达到规范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而为多数人所掌握的程度。

20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随着运筹学、博弈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学科相继问世，生产领域的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咨询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得到飞速发展，从而为咨询研究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决策咨询研究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认真把握决策咨询研究的规律

如何使决策咨询研究工作做到建真言、献良策，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根据它的特点，把握它的规律。

一、坚持决策咨询研究的超脱性。决策咨询研究的宗旨主要是为领导服务，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西方称它为领导者的“外脑”，是第四产业的支柱。它不同于某些业务部门，其特点是比较超脱：首先有那么一批研究人员整天在那里搜集信息、积累资料、研究问题，没有日常行政事务的干扰；其次还为发扬民主，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提倡大胆科学探索，创造一个平等协商、畅所欲言的心理环境，专业化程度很高；再次是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不唯上、不唯文件，为领导服务，必须是有效的服务，真正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第四，它的超脱性还表现在，不受部门利益的局限，因此能站得高、看得远，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为决策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发挥重要作用。

二、突出决策咨询研究的超前性。其一，决策者往往把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当前迫切问题，面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战略性、长远性的问题则考虑得较少。领导干部“日理万机”眼前燃眉之急的重大问题，当然不应忽视。然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决策咨询研究要发挥超前的特点，就一些战略性、长远性问题开展调研，提出建议，争取主动。其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搞好预测，特别是对生态环境、自然灾害等进行谋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其三，咨询研究要坚持与时俱进，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它的生命力不是出陈旧的主意、过时的办法，不放马后炮，不当事后诸葛亮。当然，超前并不是一味地去追求不着边际的东西，这样会使人感到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是要抓住时机，快速、及时地拿出卓有成效的新思路、新对策，才能出奇制胜。

三、强化决策咨询研究的可行性。决策咨询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行动，获得主观意志的自由，寻求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规律的应用科学。因此研究成果必须切实可行。如果所提供的方案无法操作，只是“纸上谈兵”，不能实施见于行动，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而毫无价值。如何确保它的可行性：

1.选题可用。选择决策咨询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一项科研活动，是可行与否的重要环节。人们常说：“题目选好了，就成功一半。”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服务的领域很广，经济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分析论证，筛选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解决的最佳课题，才能得到领导者的承认，才能为社会消化、吸收，真正成为社会的力量。根据几年来的实践，我们认为：一是要以应用研究为主，着重研究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不搞一般性的理论探讨。二是要以政府的中心任务为主，把需要作出决策的重大关键问题放在首位。三是要以当前决策者急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主，想其所想，急其所急，避免“隔靴搔痒”、“南辕北辙”。

2.论据可靠。决策咨询研究要有科学态度，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搞投其所好，否则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二是坚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注重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以求得最佳的数量界限。三是坚持咨询机构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实行“开放型”研究，特别是许多重大综合性课题，涉及很多领域、部门、学科，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必须组织有关力量实行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相结合，反复信息交流、思维共振、优势互补、协作攻关才能奏效。

法律咨询论文篇10

关键词：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工程造价，审核质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作为社会中介的造价咨询机构，在社会工程造价审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各行各业以及行业内部间的竞争也日益剧烈，我们这些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努力提高工程造价的审核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为社会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就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如何提高工程造价的审核质量方面进行一些浅谈。

提高工程造价的审核质量，本人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抓起：

一、建立健全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业务广泛，涉及土建、装潢、暖通、水电，到市政、修缮、古典园林、绿化等多学科、多专业。毕业论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针对此种情况，按照不同的审核环节考虑从业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依据工程项目的结构、规模，并且要使成本与效益挂钩，制定符合各自专业特点的审核质量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明确职、责、权，做到奖罚分明。各专业人员在实施过程中还需相互配合、互相协商，这就要求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要具有操作性，还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不仅是提高工程造价审核质量的根本保证，而且还对咨询机构的健康发展起推动作用。

二、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造价队伍

由于工程造价审计的专业性很强，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的审计技能，这使得它与一般的会计审计在专业要求上和具体方法上都迥然不同。大量实践证明要提高工程造价的审核质量，归根到底，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业务素质，即广大工程造价咨询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专业知识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一，我们应该根据市场对造价管理人才的素质要求，加强在职员工的岗位培训，正规培养工程造价专业的高级人才；第二、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提高工程造价审核人员能力和素质 ，工程造价审核是集技术、经济于一体的业务工作，它要求审核人员既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又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技能，懂得相应的经济法律、法规、政策，采用适当的方法，抓住关健点，把握重要环节。在专业技能方面熟悉变更单价的基本定价方法，准确确定变更类别；熟悉施工合同，招投标文件；了解材料市场价格；正确套用本地定额等。第三，加强工程造价专业人员自身的学习和提高。人员素质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除了对本专业的知识进行更新提高外，还应该结合工作广泛了解和初步掌握有关的工程技术专业知识。经常深入工地，积累、丰富施工经验，提高业务能力。只有对工程摘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三、按序办事，规范审核操作程序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是集技术、经济于一体的业务工作，它要求广大从业人员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技能外，还更要懂得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法行事，依法执业，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工程造价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毕业论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它以国家有关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作为规范准则，涉及和运用其它技术经济学科的成果，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经济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国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以及省建设厅2004年290文件，具体明确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有关问题，其内容包括工程造价的计价方式；工程量清单计价的适用范围；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合同与结算；工程量清单实施等。以上这些规定，特别是实行工程量清单如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则设计变更、施工条件变更、分部分项单项工程量变更、工程量清单漏项、发包人要求承包人完成的合同外发生的用工等的价款的调整方法；实行工程量清单报价时如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工程价款的调整方法；对于工期较长的工程项目工程价款的调整方法等，从业人员不仅要认真学习了解，而且要熟练掌握，以此来规范工程造价的计价行为，维护建设工程各方的合法权益。另外，为了保障工程造价咨询工作的健康发展，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建设部还颁布了第74号令，制定了《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办法中规定了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资质等级与标准、资质申请与审批、资质管理、业务承接、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阐明了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定相应的工程造价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这是间接地提高了咨询质量。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从业人员应当做到：一是必须和委托方签订咨询业务委托合同；二是对于委托方提供的审核资料、相关图集等，应进行细致审阅，认真思考；三是做好审核业务的善后服务工作，虚心听取委托方对咨询机构所提的意见、建议。对于存在的问题或不足之处，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四、重视资料的积累，善于总结经验和数据

在工作中重视搜集和整理完备的依据性文件，总结出一套具有科学性的经验和数据，使工程造价审核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五、抓好工程造价审核质量的几个环节

第一、认真阅读施工合同文件，正确把握合同条款约定：熟悉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施工合同文件，仔细理解施工合同条款的真切含义，是提高工程审价质量的…一个重要步骤。

第二、认真审核材料价格，做好询价调研工作：认真审核材料价格，搞好市场调研，亦是提高审价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毕业论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毕业论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

第三、认真踏勘施工现场，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施工阶段踏勘现场，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有利于提高工程审价质量。

六、正确选择审核方法

工程造价审核，主要是依据国家建设行政管理部颁发的预算定额、工程消耗标准、取费标准以及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参数、设计图纸及工程实物量，以承包合同为基础，在竣工验收合格后结合施工变更、工程签证情况，作出符合施工实际的竣工造价审核结果，是建设单位进行的最终工程价款结算，也是施工企业向建设单位收取工程价款的依据。此外，由于建设工程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周期长、数量大的生产消费过程，具有多次性计价的特点。因此采用合理的审核方法不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将直接关系到审核的质量和速度。因此，选择合适的审核方法显得十分重要。

主要审核方法有以下几种：（一）全面审核法：全面审核法就是按照施工图的要求，结合现行定额、施工组织设计、承包合同或协议以及有关造价计算的规定和文件等，全面地审核工程数量、定额单价以及费用计算。（二）重点审核法：重点审核法就是抓住工程造价中的重点进行审核。（三）对比审核法：在总结分析预结算资料的基础上，找出同类工程造价及工料消耗的规律性，整理出工程的单方造价指标、工料消耗指标。然后，根据这些指标对审核对象进行分析对比，找出不符合投资规律的分部分项工程，针对这些子目进行重点计算，找出其差异较大的原因的审核方法。毕业论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

综上所述，工程造价咨询机构要提高审核质量，必须加强以上六个方面的工作，即加强咨询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审核人员；规范操作规程，积累经验和数据；抓好审核环节；选择正确的审核方法，显得极其重要。毕业论文，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此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工程造价咨询机构为了生存和发展，根据自身的特点，以“审核质量第一”作为造价咨询机构的指导思想和宗旨，贯穿于整个工程造价审核过程，切实提高工程造价审核质量，增强咨询机构的社会信誉度，正确界定咨询机构的法律地位，保证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