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保论文十篇

农村社保论文篇1

关键词:城乡分立;救济性;现收现付;社会化

Abstract:WhilemakingsocialsecuritylawsforChina’sruralareas,principlesshouldbeheldsuchasseparatinglaws(policies)madeforandappliedtoruralareasfromthoseforandtourbanareas;underliningtraditionalprotection;improvingcoordinationofruralandurbanareas;stressingremedialprotection;andbalancingsocialsecurityand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securityforruralareasmayincludemedicalinsurance,calamityrelief,allowanceforsupportoffivesortsofspecificpersons,subsidesforminimumliving,occupationtraining,pensionsforspecialgroupsandallowanceforsupportandmaintenanceofseniorvillagers.ForChina’sruralsocialsecurity,thefinancingmodelof“cash-in-and-cash-out”shouldbepreferredandthefundsaretobedrawnfromgovernmentalappropriation,collectivecontribution,individualcontribution,benevolentdonation,etc.AgriculturalbanksmayserveastrusteesofthefundsandsomequalifiedfinancialinstitutionsmayserveasadministratorsoftheinvestmentofthefundswhiletheRuralCreditCooperatives,eligiblehospitalsandqualifiedprofessionaltrainingbodiesmayhelptorenderrelevantservices.

KeyWords:separationofruralandurbanareas;ofremedy;“cash-in-and-cash-out;”socialization

构建合理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手段。然而,由于“三农”问题固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在我国农村建立起具有一定保障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拟从立法的层面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立法原则

(一)法律(政策)的制定和适用城乡分立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乡间的互动和融合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笔者认为,由于既定社会结构内部张力态势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因此,尽管在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城乡之间的统筹层次和融合程度将会持续提高,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总态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难有实质性改变。城乡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所需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生产方式基础、物质条件基础、组织形式基础、文化观念基础等存在明显的差异:社会化工业生产是城市的基本生产方式,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是农村的基本生产方式;货币化的薪金收入是城镇社会成员建立社会保障的基本物质条件,而农村社会成员建立社会保障的基本物质条件却是土地及其产出物;社区和发达的社会化服务系统是城镇社会成员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组织基础,而农村社会成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组织基础却是家庭和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在城镇社会成员中获得了广泛的观念支持和心理认同,而养儿防老、自我保障的文化观念在农村社会成员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城乡社会保障建立基础的上述差异,决定了城乡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是不尽相同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该也必须立基于这些客观现实,坚持建立独立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不过应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建立自由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机制。如果按照一些专家主张的那样在我国实行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那势必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入误区,影响甚至阻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建立和整个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等,也是在城镇和农村分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

(二)以传统保障机制为依托

在长期与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我国农村逐步形成了相应的保障机制和组织形式,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随着生产社会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不断加深,我国农村以家庭保障为基础、以集体保障和国家保障为必要补充的传统保障机制的保障功能将会逐步弱化,而社会保障的作用则会不断得到强化。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事实:第一,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国家财力有限,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在农村建立起能基本取代传统的保障机制的社会保障系统。第二,在我国农村,传统保障机制,如家庭保障等,具有深厚的传统伦理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再完善的社会保障也无法代替上述传统的保障形式,一些基本社会保障,如社会养老保障,事实上也将主要依托家庭等传统保障组织形式来具体实施。第三,在我国农村如果过分看重社会保障从而忽视传统保障机制的作用,将导致严重甚至灾难性后果。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保障机制在我国农村将仍然会发挥基础性作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的保障机制的作用。

(三)统筹层次逐步提高

根据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参与保障系统的人员越多,系统本身的共济能力就越强,保障能力也越强。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性法律制度,它的参加者不是基于自愿而是基于立法强制,并且实行属地管辖。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系统的统筹层次与保障系统的覆盖面成正比,系统的统筹层次越高参与者就越多,保障系统的筹资能力和保障能力也就越强。换句话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越高越好。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对社会保障基金中个人出资负担的认识和保障待遇水平的心理预期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提高统筹层次,可能会引发统筹区内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在社会保障基金筹资负担分担上的矛盾,影响统筹区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缴费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系统的筹资能力。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应伴随政府调控能力的增强、农民共济意识的提高、经济发展区域差距不断缩小而逐步提高。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统筹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按保障项目的不同先从县级开始,进而发展到市级、最后过渡到省级统筹。

(四)以救济性保障为基础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应以救济性保障为目标;也就是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应按社会救济的定位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土地政策和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农村始终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基本保障机制和功能,村民对社会保障的期望值和心理预期也不会像城镇居民那样全面、普遍;另一方面,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国力基础无法支撑在农村建立具有普遍性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在保障层次上的正确选择,应是先建立救济性保障,然后伴随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由救济性保障过渡到保险性保障。

(五)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根据国外建立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保障的水平和程度一定要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是一个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和待遇水平的确定一定要和统筹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笔者以为:低水平,广覆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应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法定项目

合理确定法定保障项目是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的结构安排,还涉及到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设计,以及筹资和负担分配模式的选择和确定。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农村对社会保障需求的急缓程度,笔者以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可主要包括以下基本法定项目:

(一)医疗保障

疾病,特别是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治疗,往往需要患者及其家属承担比较大的即时性付款,这对于以实物为主要收入形式、现金储蓄比较少的广大村民来讲,普遍难以承受。2007年6月,广州市统计局曾就社会保障问题在全市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0.7%的市民希望将“医疗保险”列为首位,而在最担心的问题中,近九成被调查者把患重大疾病时生活得不到保障列为首位[1]。由此可见,我国村民最为需要和希望的社会保障是医疗保障。国家计划在农村首先建立的社会保障也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6年底,全国已有1451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人口为5.08亿人,4.1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为80.7%,2006年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2.72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合计为155.81亿元[2]。不过,笔者以为,在我国农村目前只宜建立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只对医疗费用超过一定数额的患病村民提供一定的救助,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与大病医疗保障相结合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二)灾害救济

我国农村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由于农村财产存在形式的自然化特征和防灾设施的不足,各种灾害事故往往会给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损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2008年3月22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报告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关情况时透露,2008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连续遭受的4次低温雨雪冰冻极端天气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16.5亿元。而有关专家估计,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可能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自然灾害导致的这些损害和困难仅靠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力量根本无法克服,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帮助和救济。此论文转摘于流星

(三)“五保”供养

根据现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农村中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在吃、穿、住、医、葬方面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目前全国已纳入“五保”供养范围的供养对象有300多万人。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我国农村中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形式,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该将其确定为正式的法定保障项目。

(四)最低生活保障

在我国农村始总会有一部分村民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为了确保这部分村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我们应仿照城镇“低保”制度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并将其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我国将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国务院总理2007年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2007年8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全面部署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国农村低保对象已达2067.7万人,全国各地平均低保标准为年人均857元(或月人均71.4元),其中最低的为600元(甘肃),最高的为2560元(上海)[3]。

(五)职业技术培训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左右富余劳动力,并且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将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技能。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基本劳动技能。我国有9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初中文化程度占48.1%,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1.6%,而系统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更少[4]。因此,为了使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尽快地适应工业化的要求,推动我国社会的转型,并带动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应将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根据《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规划,2006—2010年,将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笔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尽管存在事实上的失业问题,但不宜建立农村失业救济制度,而只能代之以职业技术培训救助制度。从长远看,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可与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

(六)特殊群体养老保险

根据我国农村目前的社会结构和现实支撑条件,笔者以为,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农村难以建立适用于全体村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只能建立适用于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此论文转摘于流星

1.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在我国农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条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民的土地被征用用于开发和城镇建设,从而失去了保障基础。据有关部门的大致统计,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5000万人,并仍在以每年约200万人的速度递增。为了解除这部分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应给这部分农民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制度。

2.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相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讲,独生子女家庭子女的养老负担要重得多,且存在子女先于父母死亡而带来的养老风险,因此,为了使独生子女父母能够获得基本的养老条件,同时为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的推行提供配套制度,国家应将这部分村民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

3.高龄村民养老津贴由于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村民的平均寿命在不断的提高,农民未富先老的问题已经凸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使反贫困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2005年,中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就已突破1亿,8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农村高龄人口的存在,一方面自身需要更多的养老资源,而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基本养老保障的子女因年事渐高,供养父母的能力却反而降低了,因此,国家应将超过一定年龄的村民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定期提供养老津贴。

三、基金筹集

(一)筹资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和世界的范围看,社会保障筹资主要有3种模式:全额积累、部分积累和现收现付。笔者认为,这3种模式各有利弊,但现收现付模式更适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需要。

首先,如果在农村不建立普遍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农村社会保障的总体负担应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和平稳性。较高的可预见性能使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较为准确地确定每年的支付负担,而平稳性则能使代际间的社会保障负担不致畸轻畸重,从而无须通过采取积累模式形成一个储备基金,以应对诸如城镇老龄化高峰期出现的养老金支付突然大幅度增加所带来的资金困难。

其次,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参保人数众多,保障体系本身具有较强的调剂能力,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保障系统现收的资金应该能够满足基金支付的需要。即使由于出现特大事故,如特大自然灾害等,基金支付出现困难,也可以通过临时财政拨款和接受捐助等方式来解决,无需建立较大数额的专门应急储备基金。

再次,如果选择积累模式(不管是全额积累还是部分积累),将形成数额巨大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而要确保如此数额巨大的基金能够保值增值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欠成熟,相关监管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也没有形成,我国城镇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已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大量基金被违规使用,为数不少的基金已流失。农村社会保障在筹资模式的选择上应该充分吸取这一教训。

(二)筹资渠道及负担分配

1.财政拨款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应根据当年全国和本辖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支付总需求,安排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由于不同地区及统筹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不同统筹区内财政拨款所占的比重应是不同的,但财政拨款在整个社会保障资金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在西部贫困地区和初期阶段。中央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地区平衡和应急支付,这部分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各级地方预算中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正式年度预算收入来源,不能直接构成各统筹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2.统筹区内公共资源收益在我国农村,有一些由全体村民共有的资源和财产,如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水面、乡镇企业等,这部分资源和财产经过使用,如土地使用权转让、水面出租、企业经营等,均会产生一定的收益。这些收益的一部分应按一定程序划转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资金来源。

3.村民缴费村民个人缴费是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基础。村民在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并符合法定缴费条件后,应按规定的方式和数额缴纳社会保障费。由于村民收入形式的实物化、多样化和隐蔽性,实行比例缴费制比较困难,因此,村民可按定额分月、季或年并分期或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障费,并按缴费档次分别享受对应的保障待遇。由于不同统筹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同统筹区内村民的缴费项目和缴费标准应有所不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失地农民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应直接从征地补偿费中扣除并一次性划拨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

4.慈善捐赠农村社会保障还可以通过接受个人、单位、国家、国际机构的捐赠来筹集资金。“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灾区先后收到大量捐款,笔者以为,这类捐款中的一部分可以划转到灾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中,用于建立专门适用于灾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项目。

(三)筹资工具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保障基金征收工具有两种:一是社会保障税;二是社会保险费。两种筹资工具各有利弊,但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选择社会保障费作为筹资工具更为合理。

1.在农村开征社会保障税存在诸多技术难题这些难题包括:(1)管理系统不便确定。目前,我国在税收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分税制。农村社会保障税究竟划为国税好,还是划为地税更为合理?从现行的体制看,其确定存在一些困难。(2)纳税人难以确定。社会保障税是以个人为纳税人,还是以户为纳税人?由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一般是以家庭作为收入主体,但村民却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社会保障和享受社会保障待遇。这样,纳税人不便确定。(3)征税对象难以确定。征税首先要确定对什么征税的问题,世界上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都是以薪金收入作为征税对象,很好把握,可我国农村村民的个人收入却很难确定。

2.在农村开征社会保障税会增加管理成本

如果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就必须在税务部门建立一个新的征税体系,配置相关工作人员和设备,这本身就会带来直接的管理成本。而如果采取征收社会保障费的办法,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因为,社会保障费完全可以由农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来直接负责征管,而农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是现存机构,这样至少可以减少机构的运行成本。

3.采取“收费”而不是“征税”更具有妥当性

相对于“规费”,“税收”具有刚性。在实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期,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的很多关系还不清晰和稳定,村民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匆忙出台法律,强制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可能引起村民的抵触,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而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属于政策层面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那样强的刚性,调整比较容易,执行中可允许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在农村社会保障推行的初期,选择社会保障费作为筹资工具更具有适合性和可操作性。

四、管理体制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笔者以为,我国应建立统筹领导分别管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农村社会保障应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中。

(一)领导协调机构及其基本职能

各级政府应成立社会保障委员会,统筹协调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事务。社会保障委员会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教育、财政、农业、工会、军队等有关部门和方面的领导及代表组成,社会保障委员会应由本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

中央政府社会保障委员会应承担以下基本职能:(1)制订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基本政策;(2)拟订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行政法规;(3)拟订社会保障预算;(4)协调全国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5)负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6)决定涉及全国性或跨区域性的重大社会保障事项。

各级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委员会应承担以下基本职能:(1)负责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法规在本辖区的执行;(2)协调本辖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之间以及两大社会保障系统内部各保障项目之间的关系;(3)拟订本辖区社会保障预算;(4)依照政策或法律规定拟订在本辖区内实施的有关社会保障的规范性文件;(5)负责本辖区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6)决定本辖区内的重大社会保障事项。

(二)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基本职能

根据我国行政部门目前的管理职能分工情况,笔者认为,应由民政、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按保障项目管理农村社会保障事务。其中民政部门负责农村“低保”、养老保障、灾害救济、农村退伍伤残军人优抚、“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项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保障;卫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障。

中央政府农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主要承担以下行政管理职能:(1)在自己主管的系统内组织实施国家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2)就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制定部门规章;(3)对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4)负责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5)负责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调研和信息收集;(6)接受有关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申诉、检举和建议。

地方政府农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承担以下基本管理职能:(1)根据本级社会保障委员会的要求,在本辖区内就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组织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2)组织并监督本辖区内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经费的筹集、管理和支付;(3)受理本辖区内有关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项的申诉、检举和争议。

(三)事务经办机构及其基本职能

笔者以为,可以在各农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下设立相应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农村社会保障事务。事务经办机构属于事业单位性质,主要承担以下职能:(1)接受相应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委托,具体负责相关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经办;

(2)根据相应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经过同级政府批准的农村社会保障收支计划,组织农村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和社会保障待遇的发放;(3)就自己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负责选择服务机构,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4)收集、整理和报告集资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有关信息。

(四)服务机构及其基本职能

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主要包括

基金托管机构、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和待遇发放机构。笔者认为,可以委托农业银行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托管机构,符合条件并取得社保基金投资管理资格的金融机构作为基金投资管理机构,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符合条件的医院、职业培训教育机构等,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待遇发放机构。服务机构主要承担以下基本职能:(1)根据与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委托人的托管协议,妥善保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2)根据与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委托人的投资管理协议,依法对基金进行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3)依法定期向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委托人报告工作情况,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向相应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报告;(4)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及时向农村社会保障受益人支付或提供社会保障待遇;(5)在规定年限内保管好所有财务会计凭证。

参考文献:

[1]何雪峰.广州近九成市民担心重病无保障[N].信息时报,2007-06-18(A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6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R/OL].(2007-05-09)[2008-07-20]

[3]潘跃.民政部:“全民低保”进入攻坚阶段人均年补857元[N].人民日报,2007-08-09(2).

农村社保论文篇2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占总人口约70％的人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其中的关键内容之一。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为了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我国政府从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1992年，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

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区保障作为替代。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对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逊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元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2.山东模式。整个山东省的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它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几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在资金筹集方面，该地区基本是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来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的比例很小，只占已交纳保险基金的约15％。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补助给村干部、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职业”的人口。山东省农民的投保标准普遍很低，一般都是2—4元／月的水平（彭希哲等1996），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也很低。

3.广东模式。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社区保障模式。它通过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的年龄股和集体股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所谓年龄股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股份数额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老人总能拥有较多的股份。集体股是属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所有者所有，集体股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公益金，老年福利支出是公益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均提出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2.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3.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我国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且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许多文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①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福建省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效果比较好。

另外，王国军主张完全放弃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起炉灶，建立“从城乡‘二元’保障到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保障中，农业劳动者通过税收的方式，向全国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机构交纳社会养老保障税，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应按各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和人口预期寿命而分别制定；在补充保险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超过一段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率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交纳社会补充保障费；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参加商业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获得保障（刘书鹤等1998）。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但由于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发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以下几个：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应当有多大比较合适，即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政府又能承担得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也没有，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难以落实。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

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管理和发放应当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完全由民政部门独立管理，1998年以后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是一家说了算。权利缺乏监督是基金安全难以保障的关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机构设置应当进行改革。但怎样改，怎样体现权利的监督与制衡是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3.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不存在可换算的基础，根本无法衔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有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两种不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将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王国军提出了“‘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比如在基本保障中，国家是否给予补贴？如果给，给多少比较合适？如果不给，较富裕的农民是否会感觉“吃亏”而不愿参加？因此关于这个方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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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鸿。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J].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5）：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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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利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请缓行[J].探索与争鸣，1999，（7）：11—12.

[11]黄晓平。让农民兄弟老有所养——江苏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调查[J].中国财政，1998，（8）：16-17.

[12]王国军。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与改革思路[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1）；120—127.

[13]吴云高。苏州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调查[J].上海农村经济，1998，（5）：39—42.

[14]刘书鹤等。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调查[J].经济研究，1998，（5）：15—21.

农村社保论文篇3

关键词:城乡分立;救济性;现收现付;社会化

Abstract:WhilemakingsocialsecuritylawsforChina’sruralareas,principlesshouldbeheldsuchasseparatinglaws(policies)madeforandappliedtoruralareasfromthoseforandtourbanareas;underliningtraditionalprotection;improvingcoordinationofruralandurbanareas;stressingremedialprotection;andbalancingsocialsecurityandeconomicdevelopment.Socialsecurityforruralareasmayincludemedicalinsurance,calamityrelief,allowanceforsupportoffivesortsofspecificpersons,subsidesforminimumliving,occupationtraining,pensionsforspecialgroupsandallowanceforsupportandmaintenanceofseniorvillagers.ForChina’sruralsocialsecurity,thefinancingmodelof“cash-in-and-cash-out”shouldbepreferredandthefundsaretobedrawnfromgovernmentalappropriation,collectivecontribution,individualcontribution,benevolentdonation,etc.AgriculturalbanksmayserveastrusteesofthefundsandsomequalifiedfinancialinstitutionsmayserveasadministratorsoftheinvestmentofthefundswhiletheRuralCreditCooperatives,eligiblehospitalsandqualifiedprofessionaltrainingbodiesmayhelptorenderrelevantservices.

KeyWords:separationofruralandurbanareas;ofremedy;“cash-in-and-cash-out;”socialization

构建合理而有效的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手段。然而,由于“三农”问题固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要在我国农村建立起具有一定保障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拟从立法的层面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立法原则

(一)法律(政策)的制定和适用城乡分立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乡间的互动和融合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笔者认为,由于既定社会结构内部张力态势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因此,尽管在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城乡之间的统筹层次和融合程度将会持续提高,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总态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难有实质性改变。城乡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所需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生产方式基础、物质条件基础、组织形式基础、文化观念基础等存在明显的差异:社会化工业生产是城市的基本生产方式,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是农村的基本生产方式;货币化的薪金收入是城镇社会成员建立社会保障的基本物质条件,而农村社会成员建立社会保障的基本物质条件却是土地及其产出物;社区和发达的社会化服务系统是城镇社会成员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组织基础,而农村社会成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组织基础却是家庭和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服务体系;社会保障在城镇社会成员中获得了广泛的观念支持和心理认同,而养儿防老、自我保障的文化观念在农村社会成员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城乡社会保障建立基础的上述差异,决定了城乡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求是不尽相同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该也必须立基于这些客观现实,坚持建立独立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不过应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之间建立自由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机制。如果按照一些专家主张的那样在我国实行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那势必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入误区,影响甚至阻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顺利建立和整个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等,也是在城镇和农村分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

(二)以传统保障机制为依托

在长期与各种自然和社会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我国农村逐步形成了相应的保障机制和组织形式,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随着生产社会化、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不断加深,我国农村以家庭保障为基础、以集体保障和国家保障为必要补充的传统保障机制的保障功能将会逐步弱化,而社会保障的作用则会不断得到强化。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事实:第一,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国家财力有限,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根本不可能在农村建立起能基本取代传统的保障机制的社会保障系统。第二,在我国农村,传统保障机制,如家庭保障等,具有深厚的传统伦理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再完善的社会保障也无法代替上述传统的保障形式,一些基本社会保障,如社会养老保障,事实上也将主要依托家庭等传统保障组织形式来具体实施。第三,在我国农村如果过分看重社会保障从而忽视传统保障机制的作用,将导致严重甚至灾难性后果。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保障机制在我国农村将仍然会发挥基础性作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的保障机制的作用。

(三)统筹层次逐步提高

根据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参与保障系统的人员越多,系统本身的共济能力就越强,保障能力也越强。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性法律制度,它的参加者不是基于自愿而是基于立法强制,并且实行属地管辖。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系统的统筹层次与保障系统的覆盖面成正比,系统的统筹层次越高参与者就越多,保障系统的筹资能力和保障能力也就越强。换句话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越高越好。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不同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对社会保障基金中个人出资负担的认识和保障待遇水平的心理预期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片面强调提高统筹层次,可能会引发统筹区内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在社会保障基金筹资负担分担上的矛盾,影响统筹区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缴费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系统的筹资能力。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应伴随政府调控能力的增强、农民共济意识的提高、经济发展区域差距不断缩小而逐步提高。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统筹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按保障项目的不同先从县级开始,进而发展到市级、最后过渡到省级统筹。

(四)以救济性保障为基础

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价值取向应以救济性保障为目标;也就是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应按社会救济的定位来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土地政策和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农村始终具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基本保障机制和功能,村民对社会保障的期望值和心理预期也不会像城镇居民那样全面、普遍;另一方面,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国力基础无法支撑在农村建立具有普遍性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在保障层次上的正确选择,应是先建立救济性保障,然后伴随农村城镇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逐渐由救济性保障过渡到保险性保障。

(五)保障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根据国外建立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保障的水平和程度一定要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将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是一个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和待遇水平的确定一定要和统筹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笔者以为:低水平,广覆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应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法定项目

合理确定法定保障项目是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它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的结构安排,还涉及到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设计,以及筹资和负担分配模式的选择和确定。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农村对社会保障需求的急缓程度,笔者以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可主要包括以下基本法定项目:

(一)医疗保障

疾病,特别是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治疗,往往需要患者及其家属承担比较大的即时性付款,这对于以实物为主要收入形式、现金储蓄比较少的广大村民来讲,普遍难以承受。2007年6月,广州市统计局曾就社会保障问题在全市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0.7%的市民希望将“医疗保险”列为首位,而在最担心的问题中,近九成被调查者把患重大疾病时生活得不到保障列为首位[1]。由此可见,我国村民最为需要和希望的社会保障是医疗保障。国家计划在农村首先建立的社会保障也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6年底,全国已有1451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人口为5.08亿人,4.1亿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参合率为80.7%,2006年全国共补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2.72亿人次,补偿资金支出合计为155.81亿元[2]。不过,笔者以为,在我国农村目前只宜建立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只对医疗费用超过一定数额的患病村民提供一定的救助,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与大病医疗保障相结合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二)灾害救济

我国农村经常遭遇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由于农村财产存在形式的自然化特征和防灾设施的不足,各种灾害事故往往会给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损害。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2008年3月22日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报告抗击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及灾后重建工作的有关情况时透露,2008年1月中旬到2月上旬连续遭受的4次低温雨雪冰冻极端天气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516.5亿元。而有关专家估计,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更是可能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自然灾害导致的这些损害和困难仅靠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力量根本无法克服,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帮助和救济。此论文转摘于流星

(三)“五保”供养

根据现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农村中的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在吃、穿、住、医、葬方面享受“五保”供养待遇。目前全国已纳入“五保”供养范围的供养对象有300多万人。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我国农村中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形式,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该将其确定为正式的法定保障项目。

(四)最低生活保障

在我国农村始总会有一部分村民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为了确保这部分村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我们应仿照城镇“低保”制度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并将其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我国将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国务院总理2007年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2007年8月13日,国务院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全面部署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全国农村低保对象已达2067.7万人,全国各地平均低保标准为年人均857元(或月人均71.4元),其中最低的为600元(甘肃),最高的为2560元(上海)[3]。

(五)职业技术培训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非常艰巨。目前,我国农村有1.5亿左右富余劳动力,并且每年还要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将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即使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技能。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基本劳动技能。我国有9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初中文化程度占48.1%,高中文化程度仅占11.6%,而系统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更少[4]。因此,为了使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够尽快地适应工业化的要求,推动我国社会的转型,并带动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应将对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根据《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规划,2006—2010年,将对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5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并对其中的3000万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对已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2亿多农民工开展岗位培训。笔者认为,在我国农村尽管存在事实上的失业问题,但不宜建立农村失业救济制度,而只能代之以职业技术培训救助制度。从长远看,农村职业技术培训可与农村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

(六)特殊群体养老保险

根据我国农村目前的社会结构和现实支撑条件,笔者以为,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农村难以建立适用于全体村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而只能建立适用于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此论文转摘于流星

1.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在我国农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保障条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民的土地被征用用于开发和城镇建设,从而失去了保障基础。据有关部门的大致统计,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已超过5000万人,并仍在以每年约200万人的速度递增。为了解除这部分农民养老的后顾之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体现社会公平,政府应给这部分农民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制度。

2.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相对于多子女家庭来讲,独生子女家庭子女的养老负担要重得多,且存在子女先于父母死亡而带来的养老风险,因此,为了使独生子女父母能够获得基本的养老条件,同时为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的推行提供配套制度,国家应将这部分村民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

3.高龄村民养老津贴由于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村民的平均寿命在不断的提高,农民未富先老的问题已经凸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使反贫困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2005年,中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就已突破1亿,8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农村高龄人口的存在,一方面自身需要更多的养老资源,而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基本养老保障的子女因年事渐高,供养父母的能力却反而降低了,因此,国家应将超过一定年龄的村民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定期提供养老津贴。

三、基金筹集

(一)筹资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和世界的范围看,社会保障筹资主要有3种模式:全额积累、部分积累和现收现付。笔者认为,这3种模式各有利弊,但现收现付模式更适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筹资需要。

首先,如果在农村不建立普遍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那么,农村社会保障的总体负担应该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和平稳性。较高的可预见性能使管理部门和经办机构较为准确地确定每年的支付负担,而平稳性则能使代际间的社会保障负担不致畸轻畸重,从而无须通过采取积累模式形成一个储备基金,以应对诸如城镇老龄化高峰期出现的养老金支付突然大幅度增加所带来的资金困难。

其次,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参保人数众多,保障体系本身具有较强的调剂能力,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保障系统现收的资金应该能够满足基金支付的需要。即使由于出现特大事故,如特大自然灾害等,基金支付出现困难,也可以通过临时财政拨款和接受捐助等方式来解决,无需建立较大数额的专门应急储备基金。

再次,如果选择积累模式(不管是全额积累还是部分积累),将形成数额巨大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而要确保如此数额巨大的基金能够保值增值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发育欠成熟,相关监管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也没有形成,我国城镇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已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大量基金被违规使用,为数不少的基金已流失。农村社会保障在筹资模式的选择上应该充分吸取这一教训。

(二)筹资渠道及负担分配

1.财政拨款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应根据当年全国和本辖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支付总需求,安排专门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由于不同地区及统筹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不同统筹区内财政拨款所占的比重应是不同的,但财政拨款在整个社会保障资金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在西部贫困地区和初期阶段。中央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地区平衡和应急支付,这部分资金不能直接进入各级地方预算中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正式年度预算收入来源,不能直接构成各统筹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

2.统筹区内公共资源收益在我国农村,有一些由全体村民共有的资源和财产,如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水面、乡镇企业等,这部分资源和财产经过使用,如土地使用权转让、水面出租、企业经营等,均会产生一定的收益。这些收益的一部分应按一定程序划转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资金来源。

3.村民缴费村民个人缴费是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基础。村民在达到法律规定的年龄并符合法定缴费条件后,应按规定的方式和数额缴纳社会保障费。由于村民收入形式的实物化、多样化和隐蔽性,实行比例缴费制比较困难,因此,村民可按定额分月、季或年并分期或一次性缴纳社会保障费,并按缴费档次分别享受对应的保障待遇。由于不同统筹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同统筹区内村民的缴费项目和缴费标准应有所不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失地农民应缴纳的社会保障费应直接从征地补偿费中扣除并一次性划拨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账户。

4.慈善捐赠农村社会保障还可以通过接受个人、单位、国家、国际机构的捐赠来筹集资金。“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灾区先后收到大量捐款,笔者以为,这类捐款中的一部分可以划转到灾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中,用于建立专门适用于灾区农民的社会保障项目。

(三)筹资工具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保障基金征收工具有两种:一是社会保障税;二是社会保险费。两种筹资工具各有利弊,但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选择社会保障费作为筹资工具更为合理。

1.在农村开征社会保障税存在诸多技术难题这些难题包括:(1)管理系统不便确定。目前,我国在税收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分税制。农村社会保障税究竟划为国税好,还是划为地税更为合理?从现行的体制看,其确定存在一些困难。(2)纳税人难以确定。社会保障税是以个人为纳税人,还是以户为纳税人?由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一般是以家庭作为收入主体,但村民却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社会保障和享受社会保障待遇。这样,纳税人不便确定。(3)征税对象难以确定。征税首先要确定对什么征税的问题,世界上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都是以薪金收入作为征税对象,很好把握,可我国农村村民的个人收入却很难确定。

2.在农村开征社会保障税会增加管理成本

如果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就必须在税务部门建立一个新的征税体系,配置相关工作人员和设备,这本身就会带来直接的管理成本。而如果采取征收社会保障费的办法,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因为,社会保障费完全可以由农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来直接负责征管,而农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是现存机构,这样至少可以减少机构的运行成本。

3.采取“收费”而不是“征税”更具有妥当性

相对于“规费”,“税收”具有刚性。在实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期,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的很多关系还不清晰和稳定,村民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匆忙出台法律,强制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可能引起村民的抵触,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而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属于政策层面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那样强的刚性,调整比较容易,执行中可允许一定的灵活性,因此,在农村社会保障推行的初期,选择社会保障费作为筹资工具更具有适合性和可操作性。

四、管理体制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笔者以为,我国应建立统筹领导分别管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农村社会保障应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中。

(一)领导协调机构及其基本职能

各级政府应成立社会保障委员会,统筹协调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事务。社会保障委员会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卫生、教育、财政、农业、工会、军队等有关部门和方面的领导及代表组成,社会保障委员会应由本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

中央政府社会保障委员会应承担以下基本职能:(1)制订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基本政策;(2)拟订包括农村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行政法规;(3)拟订社会保障预算;(4)协调全国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政策;(5)负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6)决定涉及全国性或跨区域性的重大社会保障事项。

各级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委员会应承担以下基本职能:(1)负责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法规在本辖区的执行;(2)协调本辖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之间以及两大社会保障系统内部各保障项目之间的关系;(3)拟订本辖区社会保障预算;(4)依照政策或法律规定拟订在本辖区内实施的有关社会保障的规范性文件;(5)负责本辖区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6)决定本辖区内的重大社会保障事项。

(二)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基本职能

根据我国行政部门目前的管理职能分工情况,笔者认为,应由民政、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按保障项目管理农村社会保障事务。其中民政部门负责农村“低保”、养老保障、灾害救济、农村退伍伤残军人优抚、“五保”供养等社会保障项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保障;卫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障。

中央政府农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主要承担以下行政管理职能:(1)在自己主管的系统内组织实施国家有关农村社会保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2)就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制定部门规章;(3)对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4)负责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5)负责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调研和信息收集;(6)接受有关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申诉、检举和建议。

地方政府农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承担以下基本管理职能:(1)根据本级社会保障委员会的要求,在本辖区内就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组织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2)组织并监督本辖区内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经费的筹集、管理和支付;(3)受理本辖区内有关自己主管的农村社会保障事项的申诉、检举和争议。

(三)事务经办机构及其基本职能

笔者以为,可以在各农村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下设立相应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农村社会保障事务。事务经办机构属于事业单位性质,主要承担以下职能:(1)接受相应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委托,具体负责相关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经办;

(2)根据相应行政管理部门下达的经过同级政府批准的农村社会保障收支计划,组织农村社会保障费的征收和社会保障待遇的发放;(3)就自己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负责选择服务机构,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4)收集、整理和报告集资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事务的有关信息。

(四)服务机构及其基本职能

农村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主要包括

基金托管机构、基金投资管理机构和待遇发放机构。笔者认为,可以委托农业银行作为农村社会保障基金托管机构,符合条件并取得社保基金投资管理资格的金融机构作为基金投资管理机构,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符合条件的医院、职业培训教育机构等,可以作为社会保障待遇发放机构。服务机构主要承担以下基本职能:(1)根据与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委托人的托管协议,妥善保管农村社会保障基金;(2)根据与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委托人的投资管理协议,依法对基金进行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3)依法定期向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委托人报告工作情况,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向相应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报告;(4)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及时向农村社会保障受益人支付或提供社会保障待遇;(5)在规定年限内保管好所有财务会计凭证。

参考文献:

[1]何雪峰.广州近九成市民担心重病无保障[N].信息时报,2007-06-18(A0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6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R/OL].(2007-05-09)[2008-07-20]

[3]潘跃.民政部:“全民低保”进入攻坚阶段人均年补857元[N].人民日报,2007-08-09(2).

农村社保论文篇4

[论文摘要]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社会转型，使传统的“乡土中国”变成了现代的“流动中国”，这无疑给广大乡村社会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与此同时也给传统的乡村养老体制带来了冲击。随着我国乡村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加深，改革与创新乡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文章将以我国西部地区贵州省的w村为个案来调查分析乡村社会转型中村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本项研究的调查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对W村老年群体的社会保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方式包括问卷、访谈、座谈会三种形式。其中在定量调查方面，我们对村庄的206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有效问卷198份，问卷有效率%.1%o

W村位于该省的西南部，共有人口470户1762人，民族构成中绝大多数为苗族。区域面积3公里，多是山地，交通不便，耕地面积狭小(共计884亩)，人均耕地不足0.6亩，使得大批剩余劳动力不得不外出务工。根据村委会的统计，仅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4月间就新增外出务工人口18人，累计在外务工村民已经达到700余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的40%。现今W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为11.86%，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155位，占总人口的比率为8.79%，按照国际通用标准，①可以说已经完全进人了老龄型社会结构。

一、乡村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社会保障的现状

乡村社会流动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同时解构了原来“乡土社会”的稳固生态结构。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是以家为本位，以家长为内核，由远及近，能放能收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过往社会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以家庭为核心来完成的，家庭是乡土社会保障的核心。进人“流动中国”之后，乡村劳动力的流出给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重大挑战。

(一)青壮年的流出与倒置的家庭养老范式

中国目前主要有三种养老方式:由政府构建的社会基本养老;传统的家庭养老;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也就是独自生活。W村则主要是以传统的家庭范式来完成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负担。在村庄老年人的心目中，身体健康、儿女孝顺是幸福生活的最主要基础。

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的转型，“流动的乡村”模式掏空了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力，村庄的传统养老范式在无奈中被倒置，老人们不但要守屋带孩，还要营务庄稼和看管林地，因此，村庄中的相当一部分老人便抱着自食其力是最大福气的观念。

案例一:村里的郎中蒋某，今年已经76岁高龄，虽然有4儿1女，但是都已外出务工，因此老两口还仍然营务着1.3亩庄稼地，照料着10亩油茶山，每年可以收茶油100多斤，并且还要砍柴种莱采药看病等。村庄中其他一些老人就算没有亲自种地，但是砍菜、种菜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大量青年人外出打工之后，老年人的负担则更沉重了，除了打理屋内外的活，还要照顾孙子、孙女们。

实质上村庄老龄人的社会保障结构非常单一脆弱。村庄的老人们大多自己没有储蓄，就算个别有也在数百元的范畴之内。老人们的要求都不太高，只求儿女孝顺，衣食有了着落，随之关心的就是一副棺材板了。村庄养老的一般形式是由儿子们分担年均供给五、六百斤谷子，再添上一百元左右的零用花耗。但是，大量青年人流出村庄之后，这种低水平的家庭养老形式也开始难以为继，反而出现倒置的状况。

(二)老人权威的降低与家庭养老范式的困境

在我国乡村社会，家庭养老范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传统伦理观念的支持。二是传统农业社会中老人在家庭中一般具有决定权威。农业社会的生产技能依靠的是口传身受，老人是农业生产的核心组织者，这就决定了老人一般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经济的内核是血缘性的小农家户经济。在农村家庭，男性家长居于全家的核心地位，垄断者具有决定权，内部统一家人行为，解决冲突，对外是家庭共同体的象征，维护家庭利益。n[2]但是，由于近、现代我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农业经济的地位受到冲击，村庄外出务工收人已经成为村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随之链接的传统家庭模式也开始向核心家庭模式转变，老年人作为支配大家庭财物的传统权力丧失。一般意义上来说，在家庭中生产管理权以及财富支配权的散失也就意味着村庄老年人在家庭的权威与话语权的散失。根据调查统计，只有约9%的村庄老人在家庭的重大事务中经常拥有决定权，只有16.3%的老人有时拥有决策权，而有35.4%的老人已经散失了家庭重大事务的话语权。

其次是村庄青年人流人城市后更容易受到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在我国乡村公共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有意识要放弃对家庭老人需要承担的赡养责任。W村有些青年人尊老养老观念的道德观念严重滑坡，以至出现了一些违反道德与法律的不当行为。

案例二:村里的青年刘某，常年在外务工，因为染上一些不良的嗜好，所以从不向父母交一分钱。反而因为其父无钱为他办婚事以及为他儿子办满月酒而恶言侮辱欺负，并把其父视为眼中打，动不动则毒打一顿。屋内的锅碗瓢盆也已经被打得所剩无几，他的母亲向他作揖硅头都无济于事，旁人近身就要挨打，使其父无法在家安身，只有躲到他舅舅那里避难去了。

按以往逻辑来讲，在我国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中舅舅一般具有家庭矛盾的的最后调解权，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也开始散失作用。可以看出，乡村社会转型对传统养老范式的冲击，加之市场化带来的一些青年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社会化养老”迫在眉睫。因此，在农村社会建立多维度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三)时乡村老人医疗服务的供给仍然不足

村庄的农村合作医疗项目自从2007年启动以来，现今的参合率已经超过90%，村庄老人小病则在村卫生室看，大病则在镇卫生院或县、州医院住院治疗，医药费可以在起付线以上、封顶线以下按规定比例报销，但是，这些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老人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再加之镇卫生院收费名目繁多，去那儿看病报销后比村卫生室还贵，而在村卫生室看病，医疗证上的12元划完了就不再免费。另外，“新农合”要求医疗费必须由患者先行垫付，有些老人甚至根本筹借不到这笔资金，只能“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可以说，村庄老人的医疗保障水平仍然普遍较低。因此在调查和访谈中，只有约10%的村庄老人对现行的医改制度表示很满意，约30%的老人比较满意，而有40%左右的老人是基本不满意。

由于高年龄和青年时高劳动强度等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老人都患有慢性疾病。一般情况下他们只是在病情发作非常严重的时候才到村卫生室打小针或吊点滴做缓解治疗。病情潜伏期与慢性发作期基本都不做治疗，甚至有时候因病疼痛不能进食，也只是强忍着，因为这些小的医疗费一般要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承担。有了大病，则需要子女负担。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等各种原因的影响，有了大病而不能接受治疗的事例也比比皆是。

案例三:村里的老人吴某，儿子、媳妇在外打工，自己在家里带孙子。由于儿子、媳妇的收入很低，每年只能给她和孙子邮寄500元左右的生活费，自己身患肾结石多年，却因为需要较高的医疗费始终未能治疗，患有高血压也只有在血压升高时才服用降血压的药物。另外，村庄老人唐某的二儿子和三儿子，不但不承担应有的赡养义务，而且在老人急性胃病发作时也去从不探望和过问。在得知他们在县城的大哥和四弟为其父做胃穿孔手术花了500()元医药费时，老二说:“七十多岁的人还怕死，开刀花钱，这纯粹是增加后人的负担，我去哪里找钱啊!”老三则说:“莫晓得，我忙得要命，哪有时间去看他!”

因此基于我国现行农村医疗水平仍然普遍较低的状况，导致许多老年人的医疗仍然还得不到基本保障，所以需要我国继续逐步完善起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四)乡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

另外，村庄的老人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方式。他一般不会下棋和打太极拳，当然也不能像一些城里老年人那样打门球、逛公园。他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一起闲聊或结伴参加一些求神拜佛的民间宗教仪式。乡村社会转型之后过去的传统大家庭已经向现今的核心家庭转变，老人们一般被排除在青年人家庭之外进行独自的生活，特别是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之后，老人独守空房的情况则是变得更加普遍。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一般来说居住方式的不同往往会对老年人心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孤独感。与配偶以及子女居住的老人只有7%的经常感觉孤独，15%的有时感觉孤独，78%的从未感觉孤独。但是独居的老人却有34%的感觉经常孤独，48%的感觉有时孤独。

当询问起留守老人们是否真的愿意子女都外出打工，自己独守空宅时，他们基本会异口同声的回答:“找钱第一，如果年轻人都在家劳作，劳力还会过剩，没有收入来源，娃儿又要念书，生活会更艰难。”不难看出，货币需求已经成为小农社会化之后的首要需求。

让人欣喜的是，村庄老人在今年的3月自发组成了老年协会，首期参加的就有12位。他们在一起排练、表演苗族文化中的民间节目，大家情绪都很高亢。在为我们调研人员举行的欢送晚会上他们排练了16个节目，后来由于时间的缘由，被村委会删节了几个，还引发了他们的不满情绪。由此看来发展社区组织不失是解决当下留守老年人心灵需求问题的有益途径。可是调查中问起村庄老人为什么不参加组织活动的缘由58．5％的回答是因为没有人组织，13．6％看法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场地设施。可见，老人们一般希望在文体活动中满足他们与人交流的精神需求，但是主要的问题是村庄老年人苦于没有人组织和缺乏基本的活动场地。

二、关于乡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思考与对策

虽然我国乡村社会历来是以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范式，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家庭规模日渐缩小，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再加之现代化的商品市场经济中老年人的能力与权威不断下降，老龄人在家庭的话语权逐渐散失，他们的自我保障能力也相对弱化。还有就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单边侵人以及由此引发的青年人伦理观下降，这些种种变化对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都构成了直接而强烈的冲击。因此，完善传统的家庭养老范式，建构新的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已经成为乡村社会化、现代化转型之后的迫切要求。

(一)乡村发展是解决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路径

发展乡村社会是解决农村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措施。邓小平曾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既然改革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那么发展引出的问题往往需要在继续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可以这么讲，我国乡村老龄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本质还是发展问题。联合国《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农村发展应被视为解决世界大多数地区整个老龄化的关键。”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是在人民生活达到较高水平时才步人老龄化的，例如日本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收人为1689美元，而我国则是在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的情况下提前进人老年型国家。所以，我国的老年保障问题将会遇到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正因如此，发展乡村经济将是我国妥善处理农村老龄人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路径。基于我国的现状，解决农村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村和农民的收人。加大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财力，从基础上更好地完善乡村社会转型后老年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通过社区服务巩固并发展传统家庭养老范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骤然进人老龄化社会，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保障系统方才建立，不可能一下子就接纳和解决几亿老人的生活服务、护理及至赡养问题。为此，家庭养老助老的职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得到改变。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将社会化养老措施与家庭养老相结合，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要保证社会化养老根据乡村经济发展的条件不断得到提高，又要从我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巩固并发展传统家庭养老的有益方面，以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我国传统的伦理文化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使得广大乡村社会老龄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仍然绝大多数可以在家庭内部完成，它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改革与建设，也保持了乡村社会安定，为众多乡村老年人带来了安定的晚年生活，因此我们要继续弘扬爱老敬老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质上，发展老龄人保障社会事业一项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全社会尊老、爱老的价值精神。老龄保障不是孤立、单向度的国家事业，而是建立在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调动社区群众组织的积极性，例如老年协会可以对老年保障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从制度上保证老人生活在社区和生活在机构获得同样的服务，并通过对老人的家庭进行福利政策倾斜确保老年人可以在家庭中获得舒适生活。

(三)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老年人保障体系中的职能

正如文中反复提到的那样，长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老龄人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家庭的范式来完成。但是，在土地养老功能严重衰退，乡村老龄化严重的当下，农民养老的负担相对大多城市居民而言已经过于沉重。如果农村还是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范式，还在不断透支敬老养老优良传统资源，只会使如今农村出现的不愿意赡养老人的问题更加普遍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国的商业保险及慈善救助迄今极少进入乡村社会，政府也仅仅在新农合、低保等方面有形式含义大于实质功能的作为。虽然从社会保障学的角度来说“农业社会劳动者晚于城市工人享受社会保障，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滞后于工业。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向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转变，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其实，由于特殊时期发展路径的需要，我国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实行的是以农养工的政策。通过政治化的工农剪刀差，以及行政征用等手段来完成工业社会的资源积累。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减小改革发展的包袱一直拖欠着为广大乡村社会提供必须公共服务。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是乡村老龄人难以及时和充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原因。通常而言“在机会均等问题上，一步赶不上便步步赶不上。”〔’1因此，我国现在进入后农业化社会之后，国家与政府理应加大农村老年社会保障的投人，逐步地消除城乡老年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差距。老龄人社会保障问题往往会涉及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正义问题。“通常而言‘正义’是主张从道义上合理地分配奖励与处罚的观念。简而言之，正义就是给予他或她‘应得’的东西，这又常常被视为他或她的‘正当报酬”’。〔“〕随着农村社会的社会化、市场化转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转变国家和政府社会政策行为。政府理应出面理顺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管理制度，从而使广大农村老人能够与城里老人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制度带来的方便和实惠。

农村社保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农村社会保障法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参考文献：

1.朱崇实。社会保障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崔秀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环境条件［J］。当代经济，2004（1）

3.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

4.申长永。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J］。集团经济。2006（26）

农村社保论文篇6

研究采用偶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对永善县马楠乡的村民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16.0统计工具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描述马楠乡新农保运行的现状，找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提出合理建议。本研究发放问卷220份，回收问卷220份，问卷回收率100%，问卷有效率100%。在被调查的220人中，男性有101人，占45.9%，女性有119人，占54.1%。其中参加了新农保的有185人，没有参加的有35人。文化程度方面，文盲有38人(17.3%)，小学文化的有99人(45%)，初中文化的68人(30.9%)，高中及中专12人(5.5%)，大专以上3人(1.4%)。年龄分布，16～44岁的人数为71人，占32.3%;45～59岁为95人，占43.2%;60岁及以上为54人，占24.5%。主要收入来源以纯粹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具体是依靠纯粹务农的有121人(占55%)，靠外出务工的有72人(32.7%)，由子女提供的11人(5%)，靠商业收入和其他的各是3人(1.4%)和13人(5.9%)。

二、马楠乡新农保运行情况

2012年7月1日，马楠乡被纳入新农保范围，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得以建立、保障范围得到了扩大、提高了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等。2012年共有5150人参加新农保，有4067人缴费。昭通市新农保实施细则规定，新农保的缴费标准设定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由参保人自主选择缴费档次按年缴纳，多缴多得。对缴费年限达16～20年的参保人，每人每年给予10元的缴费补贴;达21～25年的，每人每年给予20元的缴费补贴;达26年以上的，每人每年给予30元的缴费补贴。所需资金市级财政承担50%，县(区)级财政承担50%。参保人在领取待遇期间死亡的，县(区)财政给予一次性丧葬补助费600元。可以看出，参加新农保的人数还有待提高，政府应该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切实宣传新农保制度的优越性，转变村民的养老观念，积极引导村民参加新农保。

三、新农保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缴费压力大。

在调查样本中，个人月平均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有33人(占调查总人数的15%)，200～500元的91人(占41.4%)。也就是过半数的人月平均收入不足50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维持基本生存还行，再碰上额外的花销就有难度了。而且此低收入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在家务农所得(个人月平均收入低于200元的有20人，200～500元的有75人)，又因文化水平受限(均为初中或以下)，增收无力，创收无门，在一种常规稳态的低收入水平上，哪怕是面对每年100元或200元的新农保缴费，都不免吃力、为难、无奈。另外，有35人没有参加新农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困难，交不起费”。还有，就参保群体的缴费情况而言，也能看出一些问题。185人参保，169人选择100元/年的缴费档次，选择每年缴费200元的有6人，最高的300元/年———2人(此处有8人漏填，作为缺失值处理)。投保档次如此分布，影响因素确实很多，有的想再观望一下，有的担心政策是否稳定，有的受身边人左右，但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无法回避的:自身经济条件。169人选择每年缴费100元，其中有54人(占这一缴费档次的32%)在投保时考虑最多的还是自身的经济情况。再将“个人月平均收入”和“缴费情况”交叉，可以发现个人月平均收入在500元及以下的共有87人选择了每年缴费100元，占到该缴费档次的51.5%。

2.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能力弱。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金筹集是以农民个人缴纳为主、集体为辅、国家补贴的形式。根据昭通市新农保实施细则，年满60周岁的农民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60元+个人账户养老金∕139。调查中有54位6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已在每月领取养老金，他们的直观感受或可反映部分问题:有32人觉得养老金作用不太大，但是可以缓解养老压力，而另外22人则直言养老金作用其实不大。同一问题换个问法，“您对养老金发放标准是否满意”，参保的54位60岁及以上的老人有27人回答“不满意”，有1人回答“很不满意”。再以相同的问题询问其他年龄段人群时，16～44岁年龄段“不满意”的有34人，45～59岁年龄段“不满意”的有27人。在所有参保的185人中，“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只有96人，占参保总人数的51.9%。简单计算就可解释上述。假设某人已满45周岁，每年缴费100元，各级政府补贴30元，连续缴费15年，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缴费15年期间内没有变化)，以复利计算。那么，15年缴费满了此人的个人账户中共有人民币2490.39元。这人到60岁时能领到的养老金=60+2490.39/139=77.92元。问题是调查样本中185个参保人中，45～59岁的80人、16～44岁的43人都是选择100元/年的缴费档次，长此以往，让人不由得担心养老金在面对这类人群的养老境况时到底该扮演何种角色。有的学者提议增加政府补贴。但问题是政府财力能允许增加到何种程度?就算能增加，如果是定额补贴的话，那么会加剧人们选择低缴费档次的倾向;而如果是“多缴多补”，越是富有越多缴费的人群越能获得政府财力青睐，而越是贫困越少缴费的人群就越为公共财政所疏离。

3.农民社会保障意识欠缺。

调查中发现在现在或将来的养老问题上，其实绝大部分人都倾向居家养老或家庭养老的方式(162人，占73.6%)，毕竟几千年传统农耕社会积淀下来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观念、行为、习惯影响力深远、内固力持久，哪怕碰上疾风暴雨般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也不可能在骤然之间就土崩瓦解。因而社会保障意识的树立乃至普及，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其渐进性的特征就是难以逾越的。再次以数字说话。经统计，有35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参加新农保，其中原因五花八门，但有18人没有参加的主要原因是想等年龄再大些的时候再参加(再考虑参加)，他们的年龄在16至44岁之间———身强力壮，青春无敌，无需考虑太久远的未来。另一方面，185人参加了新农保，但是行为背后的动机却值得思考:仅有63人(占参保总数的34%)是想老了有个保障，但这63人中有37人年龄已经达到或超过60岁了，有此想法天经地义，情理使然。而在参加新农保的人群中，动机比重最大的是“为使家中老人可免费领取养老金”(74人，占参保总数的40%)，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新农保是因为听取了亲戚或朋友的建议(30人，占参保总数的16.2%)。虽说家庭养老向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重的过渡是大体发展趋势，但哪怕仅仅在意识上产生此观念也非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相关部门宣传还不到位。

对于新农保的宣传与推广，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宣传栏上贴标语，或者是相关人员对宣传员进行培训，让他们进行宣传。但由于宣传员的文化素质不高，在宣传中难免出现偏差，70.45%的参保者对新农保的理解停留在缴费、政府补贴、领取养老金等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层面。比较了解新农保政策的仅有57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5.9%)，其余为了解较少或者根本不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一共有35人没有参加新农保，其中有34人对新农保了解较少，1人基本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不触碰，可视为2012年马楠乡缴费任务仅完成80.97%的部分原因。35人没有参加新农保，当然有经济因素(25人的月平均收入仅为200～500元;另有4人的月平均收入低于200元)，但另一原因恐怕更需重视———教育，这35人的文化程度均在初中及以下。此外，在参保的185人中，有48人了解新农保的主要途径是邻居、朋友的谈话，那么这部分人对新农保的了解很有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凭借现有的宣传手段和力度很难保证这些“邻居、朋友”对新农保相关事项有透彻充分的认识。还有，在已经参保的185人中，认为新农保“很有必要”的仅有12人，占6.5%，认为“有必要”的有126人，占68.1%，但认为“一般”的有47人，占25.4%。此认知状况背后固然有各种因素交织芜杂，却也意味着宣传工作尚存空间需待填充。

四、对策建议

1.加强宣传力度。

上文有述，有70.45%的人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程度不深，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新农保制度的信心，进而影响投保档次的选择;针对被调查对象所倾向的养老方式，有73.6%都选择了“居家养老”，仅5.5%选择“新农保养老”;马楠乡2012年新农保起步，预期目标是80%的参保率，但实际上仅完成66.82%。针对马楠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低的这个现状，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一项可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的政策是一定会得到农民朋友支持的，但前提是他们要认识到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是引导、促成这种观念转化，接受这项新事物有力的手段。建议继续借助广播、电视等常规方式进行宣传，再对未参保的剩余1/3群体进行研究，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人际亲情等方面细分，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针对性宣传，以提高参保率。

2.加快“三农”发展。

前文的数据显示:有64%的农民月平均收入在200～1000元之间，且收入来源渠道单一，有55%的人收入来源于农业，稳定性较差。在参保的185人中，有169人选择了100元的最低投保档次，其考虑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水平，要想提升农村养老水平，落脚点还在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地方可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有的地方可着力培育乡镇企业，再出台政策鼓励本地乡土精英或吸引外地优秀人才加入到本地乡镇企业中，借助“企业+农户”模式以点带面，逐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岗位以利于农民就近就业，减少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保障农村老人在精神和经济上都能得到满足。在此过程中可综合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土地流转政策和农村金融的政策性、商业性支农等措施发挥杠杆和服务功能，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多支点、多驱动局面。

3.加快、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立法。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应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作为实施的保证，使制度的实施有法可依。根据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情况，我们应该借鉴某些国家、地区好的经验和做法，尽快出台并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法律法规，解决新农保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立法形式督促、落实各相关主体的行为，并以此为基石，逐渐推进新农保制度的普及、完善，让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得到实惠，并逐步优化农村养老格局。

4.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农村社保论文篇7

1.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对新农保政策不太了解。

在调查中发现仅有1%（1人）是非常了解新农保政策的，而有72%（72人）对新农保了解较少或者基本不了解。值得注意的是，非常了解新农保的这个人其学历至少是大专，而72个对新农保了解较少或基本不了解的人中，学历在初中以下（含初中）的就有65人。另外，很多村民对新农保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投保档次、基础养老金发放数额、缴费及养老金领取基本手续等一些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参保的最基本知识层面。由安康市统一制定的城乡养老实施细则在逐级下发过程中，各级执行人员在接收政策精神后的理解中，难免出现不同程度的漏损，而在向下一级传达（递）时，又有损耗，等到了村负责人这一级时政策精神就有可能出现或多或少的偏差。最为关键的是处于政策传递链条的最末端和政策最终指向的对象———村民，囿于自身的文化水平、知识背景、成长经历、兴趣爱好、关注关切等因素，在接收、理解、行动等环节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政策的潜在效能未被充分释放出来。

2.农民收入水平束缚投保能力。

近年来，彭家村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城镇居民生活收入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在样本中，家里有1至2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且家庭年收入为3000～5000元或5000～10000元的比例较为集中，为64%。如果再算上没有外出务工的青壮年（这部分应有较大比例，因为调查中仅有42%的人的生活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务工）以及留守或非留守儿童，那么人均年收入实际上极为有限。因此，一个直接相关的表现就是当问及被调查对象在选择新农保投保档次主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在89位已参保的人中有69人（占参保人数的77.5%）选择了“自身经济情况”。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89位投保人中有83人选择了100元/年的缴费档次，而仅有1人选择了每年缴费1500元。而收入来源以外出务工或桑蚕、畜牧业居多，那么在扣除各项生活必需的刚性支出后，所剩不多，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投保能力产生制约。

3.新农保政策中的捆绑条例难免会削弱政策吸引力。

新农保政策规定：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在调查样本中，共有89人参加了新农保，其中有38人参加新农保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及时顺利地领到养老金，因为不缴费就没法领取。在这38人中，45岁（含）以下的有24人，强制规定倒是有助于降低逆选择（指风险越大的人越积极投保，而风险越小的人越不积极投保，因而易造成整体风险程度增加的现象）的概率，但外部强力作用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能够内化为人们的参保意识，从而增强制度本身的内在延续能力，尚有待时间检验。换言之，该政策将基础养老金和个人缴费捆绑，虽然初衷是为了引导更多的中青年农民参保，却不符合新农保的自愿原则。

4.新农保的养老金标准过低，难以发挥养老保障的功能。

根据安康市新农保实施意见，年满60周岁的农民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60元+个人账户养老金139元。按照国内学者朱国龙（2012）的测算，如果选择每年100元的缴费标准，缴费15年达到新农保的最低期限，新农保的替代率（参保农民在年满60岁后第一年所领取的养老金与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前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仅为14.11%。当然，数学模型的推演未必能够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真实景象，但调查中却不乏现实写照———38位已经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在看待养老金的作用时，认为帮助“相当大，解决了养老问题”的仅有1人，而“不太大，但缓解了养老压力”和“帮助不大”的有37人。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全体调查对象中有62%的人最希望的养老方式就是子女赡养，而仅有28%最希望通过新农保来养老。这其中固然是千百年来传统历史文化因素使然，以致有着相适应的意识、观念，即便遭遇急剧变革、转型的社会大时代，也难以在短时间内产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仅就当前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而言，要想让人脱离养老的家庭基础而进入到纯粹的社会养老形式是不切实际的，哪怕这只是观念上的假设。

二、对策建议

1.加强新农保宣传力度，增强农村居民参保意识。

新农保工作开展中，村负责人应该灵活把握政策规定，掌握政策的实质精神，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他们容易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深入、广泛地宣传新农保政策，让广大农民真正了解制度的意义和优越性，消除农民对新农保的疑虑。另外，在宣传过程中，还应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养老观，即使有子女养老，也应该参加新农保，使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保障，同时也可以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从而提高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加快新农保的普及和深入。

2.提高农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民购买能力。

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已参保的89名被调查者中有83人选择了最低的投保档次，而选择这一投保档次最主要考虑的是自身经济情况，可见当地居民的购买能力比较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要想促进新农保的推广，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抓好特色经济促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农民对新农保的支付能力。

3.优化制度设计，提高政策吸引力。

应让捆绑缴费政策具有一定弹性，比如子女不缴费，其年满60岁或以上的父母也可以领取养老金，但仅局限在某一时限内（一年或两年，应经过严谨测算）。在此期限内工作人员为这些不参保子女做思想工作，也留出一定时间让其树立自我保障意识。如超越期限子女还未参保，那么再暂停发放他们父母的养老金，藉此推动子女的思想、意识、观念转变，从而产生相应行动。这样有助于提升新农保的推广速度，惠及农村贫困人口，扩大受益面，对于撬动农村内需也有益处。

4.动态、适时调整新农保养老金标准。

农村社保论文篇8

领导的关心支持既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是我们农保工作的关键，更是我们完成农保工作任务的前提。因此，我们必须向领导汇报好全县劳动工作会议精神，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制定好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把农保工作摆上议事日程是完成与做好农保工作的第一步。

二、求真务实，狠抓落实。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专业性、政策性很强，连贯性很强。新形势下的农保工作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工作更复杂。要想实现年初的任务目标，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辛勤的劳动，必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站在讲政治、讲大局、讲奉献、讲稳定的高度，把农保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推诿，不等靠，树立早抓快上的思想，积极主动地研究和制定工作计划，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位，服务到位。

三、进行广泛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也是农保工作的主体。只有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使农保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发扬“走千家万户，道千言万语，吃千辛万苦”的农保精神，深入基层，深入村队，深入农户，服务到家门，把宣传、解释、测算、养老金发放等工作真正说到农民的心坎里。通过讲政策，算细帐，讲利益、讲好处，让农民们能够透彻地了解参加养老保险后能够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认识到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确实有好处，确实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群众才会有积极性，才能分清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宣传力度要到位，宣传方式要灵活。采取标语、广告、广播，街头咨询、散发传单、制作图版等各种宣传方式和新闻媒体大造声势，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知道农保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在乡镇主要街口要道刷写农保宣传标语，真正形成立体式、全方位农保宣传阵势，不断扩大农保影响。利用大集等场合对农保政策、知识进行宣传，做到农保政策家喻户晓。只有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好处宣传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农民群众才能自觉行动，积极的拥护支持和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四、引导群众分清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

现在社会上的商业保险五花八门，弄得人们眼花缭乱，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向老百姓做好宣传工作，向他们解释清楚，哪些是属于以盈利为目的、以契约形式确定其法律关系的、具有企业行为的商业保险；哪些是福利性的、政府组织引导的、不以盈利为目的，采取低标准入保、高标准受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消除老百姓的模糊认识，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好，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们的工作才能抓住实效，取得成绩。

五、引导农民不要把参加农保，理解成是乱收费。

从根本上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福利而不是负担。农民在有组织、有管理、有保障的前提下，自愿交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费则是个人收入的延期消费。这不仅不是农民负担，而且与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村提留”、“乡统筹”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全部记入个人帐户。年老后领取养老金，多交多领，少交少领。所有权属于农民个人，权益关系十分清晰。二是农民所交保费的增值和安全还得到国家政策的优惠和法律的保护，从而使农民所交纳的保费不但没有减少，还得到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增值；三是从交费标准上看，从几元钱开始的不同档次可供农民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自主选择，标准比较低，交费方式比较灵活。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是已经解决了温饱并略有节余的农民群众能够承受的，这不会形成农民负担，反而是农民的福利，是农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有效办法和途径。

六、要把握重点，稳步推进，分类指导，方法科学。

农保工作需要把握重点，讲求办法，在全面推进全县农保工作中，需要根据各村、各户的不同情况来开展工作。选准重点，以重点带一般，坚持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比如在相对富裕的村，可以采取集体入保的办法，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弱、发展不平衡的村，可以选择大户、富户，在计划生育的典型村，可以选择独生子女户和纯女户拓展工作，还可以探讨各村队干部参保的优惠政策，达到树立一点，辐射一片的目的。

七、加强学习，克服畏难发愁情绪。

客观地讲，开展农保工作，征收农村养老保险费难度是有的，干啥工作都是如此，没有轻松的工作，要把难度相当大的农保工作能够推进到位，就是靠的我们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多年来在工作中形成的一种素质，畏难发愁是不行的。

八、引导农民改变“养儿防老”传统观念，树立靠“社会养老”、“自身养老”的意识。

农村社保论文篇9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由城镇向农村稳步推进，以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经形成，但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遇到了城镇不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因而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2000 - 2009年是国内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仅就论文方面来看，根据中国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内共发表社会保障相关论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为1240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10. 2%;而涉及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有463篇，约占社会保障论文总量的3. 8%，农村社会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的37.3 %。特别是2007 - 2009年，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的理论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丰硕。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论文数量约有212篇，约占养老保障论文总量的45. 8%，反映了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共建和谐”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理论研究进人了新的阶段。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的基础上，邓大松等指出，农村地区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户占家庭户数总数比例为22. 02%，分别比城市和镇同比高出4. 69和5. 78个百分点;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户、二人户的比重，农村地区均高于城镇地区。其他学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琼指出，2000年我国人口第五次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人口为8. 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区农村占7. 56%，到2030年，6. 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将占17. 39%，民族地区将占18. 1%，可见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仅高于城镇，而且高于其他农村地区。邓大松等认为，农村高龄老人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家庭成员、亲属的照顾，而且越是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们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养老方式顺序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会养老为1);而农村的顺序则是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者比例为14. 6: 6. 6: 1(以社会养老为1)。可见农村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传统养老模式度过自己的晚年。当前的问题是，这种非正式的农村养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其保障功能在逐渐衰减，已经不能单独承载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绸缪，将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势在必行。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 %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种意见是建立“三结合”式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杨翠迎认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建立不同的养老保障模式，而且重点在于解决养老资金来源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需要发挥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养老三种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决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各位学者还分别就上述三种模式下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方式提出了相关建议。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石秀和等认为，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职责具体体现为:(1)政策设计: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实施手段;(2)组织引导: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件的进程;(3)财政责任: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4)管理监督:使农村社会保障纳人规范化轨道。马雁军、孙亚忠则进一步指出，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职责边界。政府尽管在农村基本养老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履行责任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域都一成不变。政府责任具有三个重要特征，即动态性特征、区域性特征和层次性特征。这三个特征客观上要求政府责任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其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从而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方面的决策水平与施政能力，江治强等提出，优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共决策，首先应树立公正决策的理念，要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科学认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共享的和谐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指导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其次应重新审视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形势，包括分析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形式的影响，客观估计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保障功能，农业的市场风险对政府社会保障的制度需求，对农村宗族及社区保障作用作深刻的研究，理顺政府制度性保障与农村非制度性保障的关系，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职责、职能。再次应注重公共决策与农民认同的良性互动，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政府现代运行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反映诉求的作用，把农民的呼声和认同更好地融人政府公共决策当中。孙文基指出，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时，在处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这一问题上，政府才是投人的主体，而不是主要由农民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以政府为主体与我国各地现阶段的财政是否相符、是否会构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的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农村社保论文篇10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近10年的篇名含有“农村社会保障”的文章，达1000篇有余。通过对上述文章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保障整体制度研究；二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三是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本文着重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1．整体研究状况

1.1农村社会保障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讨论农村社保制度。其观点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对健全或完善农村社保制度进行思考，二是提出了建立我国农村社保制度的基本思路或构想，三是关注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保制度的构建，四是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环境下的农村社保制度建设问题，五是从具体角度分析了立法、财政支持、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社保制度的影响和作用，六是讨论了农村社保制度的责任主体及其框架建设和现实选择问题。其他论文还涉及到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以及农村生育保障问题。此外，还有几篇是基于上海浦东、贵州贵阳以及福建的实证研究，不仅提出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对供求关系进行了研究。

1.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关于农民工社保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保障的热点、焦点话题。归纳起来，有如下观点：一是从总体上对农民工的社保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要妥善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保问题；二是具体分析在解决农民工社保问题，特别是建立农民工社保制度时遇到的障碍和挑战；三是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基本思路或对策，如“以土地换社保”、“以实物换保障”等；四是强调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建立要有法律作保证，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和权益缺失问题的研究。

1.3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失地农民）是指因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或公共事业需要被依法征占土地后，由于土地改变使用权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目前还停留在呼吁阶段，即从总体上进行思考，强调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保是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由于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因此，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生活、医疗、养老等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保的载体”和“农民家庭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被征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而且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卢海元基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与社保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进行了可操作性构想。此外，也有人提出了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保制度的原则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金的设立与管理问题。

2.简要评述本文由收集整理

2.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研究

2.1.1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重点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保机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村原有的集体保障机制和土地保障制度受到冲击，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被大大削弱，这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非常重要和迫切。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辅，首先把重点放在社会救助保险和福利服务的层面上，重点是救灾救济、养老保险和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服务。第三种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家庭保障，同时， 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讨论

对于现阶段怎样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当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最佳路径的选择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分类分层。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分层，制度设计因分层化后对象的性质、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二种是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李迎生认为目前要做到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 他设计了一个“ 有差别的统一”的城乡整合模式。第三种观点，建立弹性、创新制度。

2.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2.1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归口问题

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作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一定时期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 理论界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异常的激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农民工社保的“统”与“独”。

“独”派基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以及传统农民的工作、职业性质和需求的区别，提出建立独立于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社保模式。“统”派又有将其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和农村社保体系之分。

2.2.2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2.3农民工的其他社会保障及保障权益问题

依照《劳动法》以及现有的各项城镇基本社会保险制度规定，农民工与其他类型的职工一样应当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即现有制度并未排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2.3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卢海元（2007）提出以被征地农民为突破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长期收入”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李扬、陈文辉（2005）认为，现阶段在农村适宜推广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经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这种模式考虑我国农村和农民的现实情况，有利于将政府行政手段和商业保险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党国英（2004）提出，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宋斌文、荆玮（2004）提出实行“三方”付费制，倾向于给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应是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成德礼、董克用（2004）提出，吸收失地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即“农转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