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十篇

史学理论论文篇1

初中阶段正是一个人心理、生理发育的关键时期，教育的目标不只在于使学生获得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在获得了这些知识、技能后，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驾驭运用这些知识、技能创造性地从事工作。然而在现实中，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心理学会对22个省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调查显示，大约3000万少年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约有13%的青少年存在明显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且还有上升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要重视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在中学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主渠道则应是课堂教学。我们的教育除了传统的知识教育之外，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目标。

可见，寓心理健康教育于初中历史教学，不仅是素质教育的呼唤，亦符合历史学科的内蕴和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故而既必要又可行。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具体起来应该：

一是情操教育培养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

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史学理论论文篇2

（一）

张静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论文，通过对社会史与党史研究、社会现代化与党史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等课题的创新性研究，中共党史学中介理论体系的主要构架趋于形成。其理论上的创新主要是：

一是系统地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主张。他“认定必须以整个社会的演化研究为基础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注：《静如文存》（上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3页。）。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构想。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那么，考察这个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他说，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因此就必须要求“利用社会史研究成果时，要同党史的问题联系起来”；“自然也就要在党史研究中加进去一些过去所不用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统计材料、社会调查材料”。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主要是实践问题，为此“建议党史研究工作者中的一部分较有基础的同志应该先搞一点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然后再回过头来把党史研究深化”（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上述想法，不仅引起很多研究者的注意，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而且为其系统阐述中介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是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核心地位。80年代末期，张静如提出一个论断：“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并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的进行了考察和评价，认为“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人物，这在当时的中共党史界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在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基础上，张静如认为“从社会现代化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作用原理的具体化”。他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其二，提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回顾和重新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核心作用。”（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上述考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政党活动的积极尝试，从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进程来研究中共党史的新视角。

三是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张静如就呼吁党史研究要注意生产力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注：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时，他一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以此为指导研究一个历史阶段时，就必须把这个阶段的社会结构具体化。”（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的现代化意识时，他认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注：张静如：《与现代化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正是对唯物史观核心内容的深刻理解，他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内容”的观点，其理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现代化，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进行政治活动的目的，故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贯串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始终，一切其他活动都以此为中心并为其服务。”（注：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二）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静如对自己多年来探索党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构建了中介理论体系，代表作是1995年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成为中共党史学界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阐发中共党史学的理论著作。这本书在建构中介理论方面的突出之处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渊源上的经典性特征。在中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唯物史观的派生理论——阶级斗争学说为指导，由于忘记唯物史观的原义，往往在研究中出现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端，因此，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寻求唯物史观的原义对中共党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张静如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只包括：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在他看来，探讨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这一问题，主要应该从上述三方面来考察。

二是结构上的系统性特征。中介理论在结构上是把生产力理论列为首位，具体阐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及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观点有：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把它纳入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此点也应纳入党史研究对象的表述中；第三，要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过程的研究，并把进化过程看作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了解社会变革是怎样促进社会进化的，要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第四，在党史研究中首先应注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前提；对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和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的考察，在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多角度进行研究。第五，总体上，评价个人和群众的标准和方法，要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依据；在党史研究中，衡量个人和群众要以现代化意识之强弱和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为标准。（注：参见《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的内容及《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文章的解说。）

三是理论上的创新性特征。由于将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而理论的创新就成为所建构的中介理论的显著特征。譬如，书中强调要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党史研究。而要捕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足迹，“还必须做分阶段的考察。因为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和达到的程度不同”。（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2页。）为说明这一点，张静如通过对1927-1937年生产力状况的考察，得出结论是：“这一阶段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革命的经济基础。”（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34页。）就是说，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总体考察的同时，还要作具体的分析，以避免抽象的一般说明和概念化、形式化的弊端。这里，理论上的创新非常突出。

四是论证上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说：“从党史研究的现状来看，既有繁荣发展的一面，又有不够深入的一面。不足之处，简言之：曰浅、窄、粗。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注：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6页。）在创建中介理论过程中，他尤其注意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着重要解决的是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党史研究的深化。因此，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的特征就特别显著。

五是体系建构上的时代性特征。张静如提出的中介理论体系在建构中体现了时展的特征。作者不仅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阐释和解析，吸取其精华，而且积极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同时也吸收了邓小平提出的发展生产力以及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

（三）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通过学术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对中介理论又进行了补充。主要为：

一是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关系加大研究力度。1996年张静如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将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与建立中介理论问题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深化党史研究，研究者首先应该在研究中更加明确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就必须建立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史研究达到更新的境界。”（注：张静如：《深化党史研究》，《光明日报》1996年6月25日。）

二是对中介理论所应具有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说明。张静如认为，“这种中介理论要成体系，需要系统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而不是仅反映某个原理，也不是仅反映中共党史研究的某一个方面的应用。”（注：《静如文存》（下卷）第898页。关于中介理论的特点，还可参见张静如《关于〈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的解释。）这里，张静如对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提出了四个基本特点，即“成体系”、“可操作性”、“时代性”、“与实际紧密结合”。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力图确认中介理论在所面对的两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中应有的位置，反映其在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之间建构的理论（中介理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所要建立的中介理论必须反映理论的本质属性及其应该具有的特点，特别强调中介理论在指导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史学理论论文篇3

情操，内在的哲学涵义是理性的价值选择，是审美情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情感、志向层面上的综合反映。人生追求是情操具体而首要的表现。一个人的人生要想有意义、有价值，必须树立一个适合自身和社会的目标，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须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

首先，利用课堂，进行积极的自我意识教育

自我意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和期望，也是心理素质的重要指数。自我意识可以分为两类：积极的自我意识和消极的自我意识。积极的自我意识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体成才、成功的必备情操。美国成功学的主要创立者拿破仑·希尔有句名言："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财富，都始于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指的就是自我意识。"他在《成功学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很小的差异，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往往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就是所具备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就是成功与失败。"可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自信心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自信心的训练，主要手段是对学生进行成功激励;成功激励主要是运用外界令人兴奋的刺激诱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使学生把外界刺激内化为自觉行动，形成一个积极的自我观念，使他们获得不断完善自我的持久动力和信心。成功激励法的实施以转变教师观念为前提，教师要确立三个基本观念。即: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愿意学习，相信一个成功能产生另一个成功。教师这种积极的心态会影响到教师对学生的态度，最终使他们树立自信心。在教学中，我经常结合所学内容开展"我喜爱的名言"主题演讲括动。久而久之，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卡耐基的"缺乏自信是人们失败的内在原因，一个人只要有信心，就可能成为自己愿望的人"等名言便成为很多很多学生的座右铭。

其次，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培养与人合作意识

以自我为中心，不理解、关心他人，不能很好地与人合作，是初中生在人际交往素质方面的严重心理缺陷，也是对其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须环节。为此，在课堂教学中应经常采用"合作式"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郑和下西洋"一课，我提出以下思考题:"西洋"指的是哪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郑和下"西洋"的概况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结果怎样?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讨论题: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题，然后共同讨论，大约20分钟，要求组内人员也都有明确的分工任务，在规定时作内完成:各组选派一名代表就其讨论题在全班汇报，大约15分钟;同学互评，约5乡钟;教师点评，约5分钟，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开拓思维，理清线索。从学习过程看并不难，但是成员间的合作很重要，也可能会出现摩擦，有的同学态度不积极，影响了组内的进度:有的同学过分显示自己，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有的在这方面认识快，有的在那方面有悟性，而只有大家都齐心协力才能比较完满地回答好问题。在上面的"合作式"教学中，遇到困难时，由学生自己合作解决，使学生体会到了与人合作的重要，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的能力与他人和谐相处、通力合作意识，学会在民主的气氛中摆正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学会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培养了竞争意识。这些好的品质，为日后走上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将会起到很大作用。

再次，运用对比式教学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推动群体生存和发展的高尚情操所产生凝聚力、号召力是其他任何意识和价值观念无法替代的。那么作为新世纪的中学生，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他们正确对待自己的祖国自然十分必要；尤其对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至今仍需发展的中华民族的后代进行这种教育更为必要，对此历史课责无旁贷。正如希腊伯利克里所说的"每一个人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因为国家对个体的价值至关重要，故而爱国主义在古今中外都备受推崇，并且如前所述，是一种体现健康心理的高尚情操，应当亦必须纳入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譬如在讲到南宋抗金时，一方面讲到岳飞顺应人民意愿坚持抗金斗争，他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收复建康等地，在邮城一战大败金军，受到人民的爱戴。岳飞被害后，为怀念岳飞，人民在杭州西子湖畔修建岳王墓，世代瞻仰;与此相对，以"莫须有"罪名陷害岳飞的卖国贼秦烩，当地人却制作一种"油炸烩"的食品表达痛恨之情，还将秦烩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到万人永久地唾弃。如此鲜明的对比认知，不仅会使学生在心灵深处产生对爱国者的爱和卖国者的恨的情感体验，而且会使他们学会"以史为镜"进行思辨，树立起正确的审美意识，区别真善美与假恶丑，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爱国情怀。

最后，培养学生国际意识

在培养学生爱国情操的同时，面对当今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界趋势，还应培养青少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意识，这就应该通过对学生进行世界史的教育：使他们也要树立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理解、认同、宽容的观念，吸纳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中国史的学习中，通过让学生列举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逐渐建向衰落给中国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实例，吸取其教训,列举改革开放使中国进一步走位繁荣和富强，带来巨大变化的实例，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为将来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是外激内化，培养顽强的意志力

有了浓厚而健康的兴趣、动机和情操，如何去实现呢?只有积极的自我意识是不够的，还要坚持不懈地管理好自我意识，这里的关键是依靠顽强的意志，持之以恒，这在现实中是千真万确的。心理学上讲，"意志既可作为心理过程影响智力活动，又可作为一种性格特征影响智力与能力。"从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说，培养意志乃是相当重要的一环。结合历史教学，在培养意志力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

1、榜样激励法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事业有成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无不具有坚强毅力。并且他们在青年时便表现出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素质，对自己要实现的日标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彻底性，因此，从青少年时期培养顽强意志对其整个人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教学中，我注意用一些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克服困难的历史人物和事例来教育学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蒙受冤狱和遭到肉体、精神双重折磨情况下，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写18年才完成巨著《史记》。唐代高僧鉴真克服千难万险，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都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素材。对那些缺乏人生目标的学生，陈胜少年时立下鸿鹊之志，在中学时愤"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等事实皆可起到鞭策作用。通过诸如此类的史实教学，引导学生以积极的反应方式来对待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挫折，从困难与挫折中吸取教训，使意志品质得到升华。

2、自我教育法

史学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嵇文甫；史学理论与方法论；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134-04

嵇文甫(1895-1963)，字文甫，本名明，河南汲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其思想史的研究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内涵。本文的研究就在于探讨嵇文甫思想史研究中这一理论与方法论，以便继承这份宝贵的理论遗产。

一、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思想史研究

嵇文甫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够自觉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这一点，嵇文甫曾有过说明。如在1958年出版的《春秋战国思想史话》一书中，他指出：“我们讲古代思想史，不是把各家各派的学说随便罗列出来，任意地乱讲，而是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种思想怎样产生、发展和消灭；怎样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为阶级斗争服务；怎样反映现实，而又推动现实，指导现实，这里面是有一种深刻的科学理论贯注着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家都明白，如果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单纯就思想而讲思想，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的研究中，关注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最先考量的因素。嵇文甫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从“社会经济大变动”，不同阶级、阶层的不同“阶级利害”出发，来说明不同思想流派的产生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斗争。他思想史研究的论著如《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1929)、《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1931)、《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史》(1932)、《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左派王学》(1934)、《船山哲学》(1936)、《晚明思想史论》(1944)等都体现出这种意图。

如在《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一文中，嵇文甫明确指出：“一种学派或一个时期的思潮，都有社会经济的背影。”先秦时期儒法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变动的反映”，“法、儒两家所代表阶级的经济背景不同，思想因之大异”。在他看来，“无论怎样高明的思想，都是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无论怎样伟大超越的思想家，都不能离开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凭空杜撰出一种道理。……从东周到秦汉间，是中国社会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中，千百年传来的封建制度一层一层的崩溃。当时人士所遇环境之新，所受刺激之大，只有清末以来的情形可以比拟。周末学术所以能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正由于这个缘故，自成体系，儒、墨、道、法，截然不同。

在《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中，嵇文甫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经济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分析人手，准确说明了17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在于“当时经济生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货币经济的出现、海外贸易的发展、土地兼并的加剧、民众暴动的兴起等社会大变动，使得商业资本扩大深入，封建地主受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加紧剥削，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尖锐化，“于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遂大为发展，同时思想界亦崭然造成个新局面”。

在《左派王学》中，嵇文甫也指出：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各时代思想变动，实决定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动。明代中叶以后，由商业资本扩大而深入的结果，一方面形成南方都市的繁荣，另一方面形成农村剥削的加剧。社会繁荣则眼界广而思想开放，剥削加剧则冲突剧烈，而人心动摇。于是一方面不断的发生农民变乱，一方面演成思想革新的潮流。所以当时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思想运动，都是那种愤张跃动的时代心理所形成；而这种时代心理却是由那外繁荣而内纷乱的社会生活刺激起来的。从思想上诊断当时的社会，从整个社会生活上观察当时的思想，这种研究方法是很可推广应用的。

运用这种唯物史观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说为嵇文甫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由此出发，他将前人尚未有人专门研究成书的晚明思想史，从新旧思想交替、学派斑驳陆离、内容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即其所指出的：晚明思想界有几个明显的趋势：其一，从悟到修，这表现于东林各派的王学修正运动，以及云栖、憨山等尊重戒律，特唱净土；其二，从思到学，这表现于古学复兴，及西学的输入；其三，从体到用，这表现于张居正、徐光启等的事功思想，及左派诸人的大活动；其四，从理到气，这表现于刘蕺山等的反理气二元论。这几种趋势，矛盾冲突，参互错综，形成一个斑驳陆离的局面。然而进一层追求，观其会通，尚可以看出一个总趋势，即从超现实主义到现实主义是也。……这各种现实主义倾向渐渐汇合成一大潮流，于是乎清初诸大师出来，以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相号召，截然划出一个思想史上的新时代”。

二、强调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人民性、进步性的原则和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史家看来，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这是遵循唯物史观原理研究历史的应有之义。在嵇文甫的思想史研究中，他极其重视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并为此著有《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1931)、《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1951)、《关于历史评价中的几个矛盾问题》(1953年)、《怎样对待文化遗产》(1954年)、《关于历史评价问题》(1956)、《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1957)、《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1959)、《怎样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1963)、《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方法问题》(1964)等文。这些论著贯穿的一个基调，就是“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这些代表作明确了其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尺度和原则。

嵇文甫很早就开始关注思想史研究中的人物评价。1931年他发表《伟人领导群众呢?还是群众领导伟人?》一文，就探讨了这一问题。什么是伟人?嵇文甫指出，根据唯物史观，“伟人是时代精神的烧点。当某一个时代到来，人人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种倾向。能抓住这种倾向，把散漫的潜伏在群众意识中的时代精神集中起来，发挥出来，体现出来，这就算是伟人。”伟人是如何出现和活动的呢?他认为，伟人的出现“该有一定的条件，也该有一定的限制。谁为伟人准备出现的条件?谁去限制其活动呢?正是群众。群众不为他准备下必要的条件，伟人出不来；而伟人活动的方向与界域，又是由群众决定的。伟人有意识的领导群众，群众无意识的领导伟人。没有伟人的思想行动，即早已有群众的生

活。群众的生活，才是历史的发动机呢。总之，伟人在没有领导群众之前，先受群众领导；不能受群众的领导者，不能领导群众――这就是我的结论”。

1951年《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发表。文中，嵇文甫就明确提出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其后在《关于历史评价问题》中，嵇文甫又再次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如前所述，嵇文甫强调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了，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夺回到人民手中。对于过去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们都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照下予以重新估价。同时他又指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一切历史评价都得看符合人民利益与否为标准。凡是属于人民方面，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所欢迎的，都应该予以好的评价，而对于一切反人民的都予以坏的评价。”

依据人民利益或进步性的原则，嵇文甫又强调了历史人物评价的“三个标准”和四个要点，“三个标准”是：“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合乎这三个条件的都是好的，相反的都是坏的。同时，他也总结出历史人物评价的四个要点，即；第一，“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说某人‘于人民有利’，‘有进步性’，必须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上来讲，这才是历史主义的看法”；“第二，要认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一点往往使我们教书的感到头痛；对于一个人到底是好哇是坏呀，往往搞不清……，他本身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你何必要将他简单化呢?；“第三，站稳阶级立场，反对客观主义，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人民利益为依据，尤其凡关于阶级斗争的事实我们便不能敌我不分”；“第四，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一个人尽管复杂，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我们立论却须有个重点……所以，讲历史不是死板的，应当时时与目前政治任务相结合”。

在结合史实论述方面，嵇文甫举出了较多的事例。针对第一个标准，他指出，像蒙恬造笔，蔡伦造纸，都可以说是法施于民，直到现在我们也还纪念他。这时如果你偏要咬住不放，说：“蒙恬是为秦始皇打江山的”，那可遭了!秦国暴政他也有份儿!蒙恬造笔，固然秦始皇秦二世也用，但直到现在我们也还在用。蔡伦是后汉一个宦官，我们知道东汉的宦官是最惹人讨厌的，但蔡伦造纸、法施于民，对于这点我们就恭维他，因此，历史上的许多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只要对人民有贡献，都承认其功劳，都称颂他。针对第二个标准，嵇文甫说，以商鞅到秦始皇是代表一个历史的转变阶段，秦始皇完成了这个转变，就这点来说，他也自有其进步的一面。其他，像汉武帝、唐太宗对中国文化的扩大推广方面也有其进步性。针对第三个标准，嵇文甫指出，历史上有些人也没有具体的创作发明，而要说他代表进步方面吧，也不对；比如苏武，……牧羊流放十五年，你说对我们有啥具体的好?但他就表现了中国人民坚毅忠贞的高尚品质。按古代的三不朽说有立言有立功也还有立德，这类人物就是立了德。立德事实上对我们的民族也一样有利……。总之，嵇文甫总结的历史评价的三个标准，是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的结果。

三、关注多种评价历史人物方法的运用

嵇文甫除了强调思想史研究中要注意人民性、进步性的原则和标准外，还运用多种方法来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出一系列历史评价方法论原则。

一是重视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评价方法。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史研究的说明和思想史具体的研究中加以论证。如在《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史》一书中，嵇文甫就一再强调思想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重视思想的阶级性。此书中他提出研究思想史的“根本概念”：第一，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第二，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还未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无数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的孕育着；第三，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某群众因生活方法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宗派，又各自有它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显然，他这三个“根本观念”，既是他对于思想学说与社会时代生活和群众之关系、思想的阶级属性的根本见地。其后在《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一书中，嵇文甫又进一步说明了所谓思想的阶级性的具体内容：第一，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乃是说这派学说在客观上与某阶级的要求相适应；第二，所谓阶级要求，乃是就原则上，就一般大体的倾向而言，并不牵涉阶级中个别的偶然情形；第三，所谓代表某阶级的某派学者，有的就是出身于某阶级，有的却并非出身于某阶级而只是在种种因缘下受到某阶级要求的暗示；第四，一个人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尽可以胡思乱想，但若这种胡思乱想居然成为一种思想潮流的话，那也仍是由于它和某阶级要求暗相适应；第五，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某阶级要求的转变而转变，甚至可以转化到另一阶级。这就是说，思想不仅是生活的反映，是群众的产物，而且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有密切关系，并随社会的转变而转变。

二是历史主义的评价历史。所谓历史主义的评价方法，实际上正如同嵇文甫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四个要点中强调的：根据一定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说某人“于人民有利”，“有进步性”，必须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上来讲。对此，嵇文甫结合史实论述说，如果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当然都不够格。像后汉的张仲景，是个大医学家，在历史上也算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的《伤寒论》古人都认为是济世活人的书，但你偏要说“他那里面尽讲些阴阳五行，乌烟瘴气，一片荒唐之言!”这当然是跟他开玩笑。汉朝就流行阴阳五行，最高理论就是这个；你说：“那他咋不根据解剖学哩?”请问当时哪里去找解剖学呢?又如黄巢、李自成，你说：“他咋不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哩?”“他咋不知道建党呀?――像的建党、建军、统一战线那三大法宝他咋不知道运用呀?”你叫他到哪儿去找共产党?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显然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因而是错误的。

此外，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好和坏都绝对化，也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嵇文甫认为，历史上的好和坏，本来是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观点。要想从错综复杂的许多矛盾里面找出主要的东西，抓住主要的环节，既不犯绝对主义，又不犯相对主义，那就只能对具体事务进行具体分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表现。他举例说，对爱国主义，就不能一概而论。有今天人民的爱国主义，有历代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在过去统治阶级的爱国人物中，最好的状况，亦只能像岳飞、文天祥等，虽然慷慨牺牲，可歌可泣，表现出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但是热爱祖国与尽忠皇朝的心情，总是不可分割地混杂在一起的。

三是比较研究方法。如在《晚明思想史论》一书中，嵇文甫对中西思想界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比较研究。当时中西社会发展阶段，相去并不甚远，而西方在经历工业化之后，中国就望尘莫及了。究其原因，嵇文甫指出：“当时欧洲正值工业革命之前夜，而中国却还在一个衰老的封建社会中走圈子”。“当时中国商业资本高度发达，对于西洋科学技术颇能接受，很带一点进步色彩，但这点进步色彩终不免为封建气味所笼罩，把历史拉回旧道”。西洋学者之推重中国，则“并非当时实际的中国”，乃是“当作一种海外奇谈和乌托邦，赖以寄托其新社会的理想”。对中国学者来说，西学之见重于当时，“实多在其技术方面，至于道德性命伦常教化，总觉得中华高于一切，不是那班夷人所能比上的”。于是“从此欧西列邦奔轶绝尘，而中国就膛乎其后了。十七世纪实在是中西盛衰的一个大关键”。

嵇文甫长期致力于先秦诸子和明末清初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船山学研究，并把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倡导与思想史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的研究既有开创性的成果，又提出了很多新见解，这成就了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李道雨等.嵇文甫学术风格漫评[J].郑州大学学报，1995.(3).

[2]嵇文甫文集(下)[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3]嵇文甫文集(上)[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史学理论论文篇5

论文摘要:20世纪末，我国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作为历史教师，如何在新课改中把握好教学方向，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成为目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现实历史教学的实际状况与新课改的冲突，明确作为历史教师应该建立起新的教学理念，展开具体教学实践策略的分析与探索。

新课程改革为历史教学树立了新理念，提出了新要求，中学历史教学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学历史教师应积极、迅速地反思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教学，理解新的历史课程理念，建立起新的中学历史教学观。

一、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状况与新课程理念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存在着一些巫待解决的问题。反映在课堂教学上就是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默默无声地听。历史课堂是教师的一言堂，学生过于被动，缺少自主探索、合作学习和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反映在考查方式上，则是侧重于考查学生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学生认为历史就是时间加地点加人物，以为学历史就是背这些琐碎、枯燥、死板、乏味的文字。上课勾教材，课后对教材，考前背教材，考完扔教材成为中学生历史学习的主要环节。其实历史不是史料的堆积物，学生不用记住所有的细节、时间、地点，就像一个聪明的木匠并不常常随身带着斧据，修水管的人也不常常扛着铅管。因此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问题、探索问题、总结历史学习方法。我国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确立了崭新的理念:在课程目标上突出体现知识性、能力性、情感性；在历史学习的内容上强调现实的、有意义的教学内容；在历史学习的方式上强调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在教学评价体系上强调目标多元化、方法多样化并充分考虑和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学生成为历史学习的主人，教师成为历史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

二、新课程下的中学历史教学实施策略

(一)树立多元化的三维教学目标

新课程理念下，历史课程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三个方面树立其多元化的三维教学目标。多元化的三维教学目标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主要表现是从学生学习历史的全过程、学生的人格发展的视角确立并提出目标要求的。无论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还是“情感态度价值观”都是站在学生学习历史学科的立场上进行阐述的。一个教师只有胸怀育人的大目标，把知识教学、能力培养、情感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汇成一股推动学生天天向上的巨大影响力，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

(二)建立互动型的师生关系

历史教学是师生交往、互动与共同发展的过程要建立互动型的师生关系，首先要求教师转变三种角色。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合作者；由传统的教学支配者、控制者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由传统的静态知识占有者成为动态的研究者。其次，要求教师以新角色实践教学。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曾说:“如果你是教历史的，你的教学任务首先要注意，在你的课堂上，听讲的不是什么抽象的学生，你应该看到，你面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人们…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抱负和干劲。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只有当人们有了活生生的个性时，思想的热血才能沸腾起来。”这要求教师破除师道尊严的旧俗，与学生建立人格上的平等关系，走下高高的讲台，走到学生身边，与学生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要求教师与学生一起讨论和探索，鼓励他们主动自由地思考、发问、选择，努力当学生的顾问；要求教师在备课时从学生的知识状况和生活实际出发，灵活变换角色用“童眼”来看问题，怀“童心”来想问题，以“童趣”来解问题，共同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学习伙伴；要求教师与学生建立情感上的朋友关系，使学生感到教师是他们的亲密朋友，正所谓亲其师而信其道。一旦课堂上师生角色得以转换和新型师生关系得以建立，我们就能清楚地感受到课堂教学正在师生互动中进行和完成。:

(三)引入生活化的教学情境

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要注意与现实生活中学生熟悉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事件进行穿插。例如一位历史教师在讲授《两极格局的形成》时，给学生穿插了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您好!爸爸》:1961年8月12日，星期六，住在东柏林的母亲西尔维娅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西柏林看望父母。她做梦都没想到，第二天醒来后，一道墙从此分开了他们的家庭。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还在那边，孩子想念爸爸，妻子思念丈夫，没有别的办法，西尔维娅只能每天下午抱着孩子来到墙边，来到能看到丈夫下班时经过的地方，向墙的那边张望，孩子只能远远的向路边的男人大声喊“您好!爸爸”。听完这个故事，不用教师多说，学生已经深深感受到美苏冷战对第三国造成的影响。引人生活化的教学情境可以使学生更加深刻的感知历史、学习历史，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四)展开参与性的教学过程

史学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活动设计 文化历史理论 学生文化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4-0045-02

一、问题提出

学生文化作为学生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价值观、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及个人素质的形成和塑造起着重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学生活动的设计上下功夫，可以使学生从中汲取各种精神营养。

现有文献中从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观点看学生文化建设的研究不多，本文尝试运用文化历史观点分析学生文化建设，以合理的学生活动设计促进学生文化建设。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分析学生活动设计。美国学者艾尔.巴比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数社会研究都会探讨某个议题”[1]。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学生活动设计是学生活动成败的重要环节。

三、主要概念

（一）学生文化

学生文化是指学生群体享有共同的价值观、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等，其核心是共同的价值观[2]。

（二）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观点

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人类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社会交互作用对认知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学生活动设计

为引导学生群体形成普遍共识的积极的价值观、思维习惯和行为而进行的详尽、系统规划

四、学生活动的设计

有研究表明，学生文化建设的特点是多层次性，多系列性，多侧面性和多形态性[2]。据此，本文主要论述以下四个类型的学生活动设计：即仪式活动、美化校园活动、社团活动、校外活动。

（一）仪式活动

本文中的仪式活动是指学校常规的升旗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活动。仪式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庄严的氛围中感受到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人生的向往。

根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层次性，以理想信念、价值观的精神层次为核心设计学生活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社会物质的丰富，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剧烈的冲击和变化，人们看待社会问题从教条单一向灵活多元发展。人们从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了科技和教育的巨大力量，越来越重视教育，对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关注，使得我国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学者刘旭东认为“教育是以如何促进人类成长、个体发展和生命意义的建构为依归的”[4]。这要求教育者要善用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引导学生学会从众多的社会现象中区别善恶，从纷繁复杂的思想中分出好坏。

对于仪式活动的开展，各学校在形式上要通过共同点来体现仪式活动的严肃性，同时还要突出自己的特点。要突出学校的文化特色，学生活动设计就要详细，从仪式中各项活动起讫时间的流程安排到场地物品的式样摆放规划，再到参加人员的着装与行为规范都应考虑到，力求达到仪式应有的最好的效果。

（二）美化校园活动

这里说的美化校园活动，是指在学校的支持下，以自愿为前提，让学生们自己制作装饰品美化校园。

依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系列性，设计学生活动时应包含学生行为和思考等多个维度。研究表明“学校文化影响和制约着学校群体成员并代代相传”。[5]因此，设计好美化校园活动便尤为重要。

美化校园活动能够很好的展示学生的才华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在学生作品被用于校园美化后，会不断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对作品的评价，从而丰富学生的想法，增加与同学和老师的交往，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并且因为自己的参与而喜爱校园。

美化校园活动有助于展示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思想动态。维果茨基十分明确地提出：“一切教育的艺术则应该归结为引导和调节这一活动”[6]。因此学校应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设计一个积极的思想核心做导向，将其体现在整体的美化布局方案中，做到自由发挥却不散漫无序，张扬个性而不凌乱嘈杂，让每个学生漫步在校园中都能感受到处处都在散发自己喜爱的气息，在快乐愉悦中受到学校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三）社团活动

本文所说的社团活动是指拥有鲜明观点和风格的学术派别活动。学生的学派活动可以是现有各学派的传承和发扬，也可以是学生自发组织的针对某一问题的某一方面的观点和态度进行讨论的学术活动。

根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侧面性，进行学生社团活动设计时要重视传统文化和学术素养的建设。鼓励学生用文章的形式开展论辩，使学生增强文化主体性，同时也能够使文化更有效地发挥其育人的功能[7]。

设计社团活动，要注意用各学派的不同观点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生活，培养具有远大理想、爱国热情和世界眼光的新人[8]。

（四）校外活动

本文所说的校外活动是体现爱国精神的扫墓踏青活动和体现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精神的社区公益活动。

依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形态性，设计学生校外活动应采取形式多样的综合实践活动。

设计适合学生的校外活动可以驱动学生与社会环境对话。校外活动可以丰富并补充学生的生活，对培养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学生了解国家历史，了解社会现状，了解自己的由来，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个符合社会现实的动态的发展观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积极的生命体验。

设计学生课外活动还要关注师生交往。校外活动给教师提供了解学生的机会，了解整个社会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以便从更宽广的角度和深度去研究和教育自己的学生，更好地提高教育的效果[9]。

根据以上分析表明文中提到的四类学生活动基本涵盖了学生文化建设的要素，帮助我们在设计学生活动时考虑的更周全更详细，促进学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艾尔.巴比.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 课题组.学校文化建设:学校发展的精神动力[J].教育研究.2004(12)

[3]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刘旭东.教育学的困惑与生机[J].教育研究.2005（11）

[5]张冬梅. 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谈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J].教育研究.1996(5)

[6] 高文.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理论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影响―维果茨基思想研究之三[J]外国教育资料.1999.5

[7] 刘谦.学校育人过程中文化自觉性的培养[J].教育研究.2011(3)

史学理论论文篇7

六、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为适应国内在科技引进、改良与创新方面渐次发展，日本积累了一整套专利方面的制度性成功经验，这一点，与我国科技发展和创新的道路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特性。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地源相邻、文化同质、法系一致，且我国有东渐西学的传统，因此，日本专利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谋求科技创新的后进国家，在立法上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专利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我国专利法虽于最近，即2000年8月25日经九届全国人大第17次常委会最新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接轨，但依然存在条文简单、过于原则和缺乏配套性制度建构与保障的缺陷，而日本专利制度从某种角度为我国专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思路。正如读者们所见到的，我国专利法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并含附则共计条文69条，而日本仅仅发明专利的规定并不含附则就有204条，这还没有考虑到我国法律条文规定简洁的特点。诚然，作者并非认为条文多就是好的、完备的。但是，成文法的重要特点在于建立起守法者与执法者之间的一种共知性、制约性关系；法律泛而不详，则未可知也。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与我国专利法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统一在一部法典中的模式不同，日本专利制度实行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单独立法的模式。鉴于我国立法模式与专利观念，这里，将日本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和外观设计法一并称作为"日本专利法"，介绍给大家。 原载《日本专利法》，杜颖、易继明译，易继明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序言。[①]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35页。 [②] 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第1版，第17页。 [③] "兰学"因日本兰学创始人大槻玄泽（1757-1827年）《兰学阶梯》而得名。一般来说，"兰学"就是指荷兰的学问；实质上，"兰学"是指以荷兰语为媒介去摄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问。 [④] 李廷举：《科学技术立国的日本--历史和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72页。 [⑤] 〔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东尔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修订第2版，第20页。 [⑥] 〔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34页。 [⑦] 参见〔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第41页。 [⑧] 参见日本专利厅：《工业所有权法令集（上卷）》，东京：发明协会1994年第51版，第16-18页。 [⑨]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30页。 [⑩]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99页。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15页。 [12]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08页。 [13] 参见〔日〕纹谷畅男：《无体财产权法概论》，东京：有斐阁1996年第6版，第180页。 [14] 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19页。 [15] 〔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0页。 [16] 〔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1页。 [17] 参见〔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23页以下。 [18] 〔日〕镰田薰、竹田捻、中山信弘、马场炼成、丸岛仪一：《专利法的修改与今后的课题和动向》，载《法学家 》第1162期，东京：有斐阁1999年9月1日版，第32页。

史学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杜博妮特别强调读者。她在《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指出，在战后的中国，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化。她还区分了两种读者类型:群众读者和流行读者。前者是官方机构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关注群众应该如何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⑦ 另一种类型的读者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学市场发生变化、文学的商业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流行文学的兴起促使群众读者向流行读者转化。笔者认为杜博妮对读者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于借鉴西方文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宗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救国兴国的人民力量。新文学运动尽管积极引进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不同流派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像传统文学那样稳健的文学结构建构起来，加上战乱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流派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论争持续很久。每一个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召唤和影响读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倡议者自身的文学理论特点，提出带有某一方面特质的文学方案。强调启蒙救国的文学流派针对广大的群众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提倡针砭时弊的历史真实性作品。主张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文学流派以及提倡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把流行读者作为写作的对象，尽管这些流行读者在早期还不是主流，远远没有群众读者的数量多、影响力大。正如杜博妮所言，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流行读者才真正流行起来。⑧ 有了这样的读者划分，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理论之间的论争，其设定的读者群体不同，文学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争论归争论，这些文学作品确实在不同的读者层面实现了相应的文学功能。

注释:

①B21 Duke，Michael 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184.

② Louie， Kam. Reviewed work: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translated by Bonnie S.McDougal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18):205.

③ Wedell-Wedellsborg， Anne.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China Journal，2005(53):205.

④ Haddon， Rosemar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0.

⑤⑦⑧ MEI， Diana. Reviewed 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Atudies，1972(1):144-145.

⑥ King， Richar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 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1985-1986(4):693.

⑨B15B29McDougall， Bonnie S.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Yi-tsi Mei Feuerwerker. Harvard Journal of Asastic Studies，1999(2):621，622.

⑩McDougall， Bonnie 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Constantine Tung; Colin Mackerra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8(19/20):387-388.

B11约翰金塞拉、欧阳昱:《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B12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by Edward M. Gunn， J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stic Studies，1981(1):279.

B13B14 McDougal，l Bonnie S.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Charles A. Laughlin. The China Journal，2004(51):154.

B16Womack， Brantly. Reviewed Work: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2(4): 828.

B17B18B20McDougall， Bonnie S.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Childhood among Ghosts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2(7):192，193，191.

B19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by Helen F. Siu; Zelda Stern. The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4(12):206-209.

B22McDougall， Bonnie S (trans). There Kings. Ah Cheng. London: Collins Harvill， 1990.23-24.

B23B24B25B26B30B31McDougall， Bonnie S.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1(25):44， 43，60， 63-65，55-56，66.

史学理论论文篇9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 文学材料 理论问题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学科间相互渗透基础上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吸收和借鉴，而历史地理学的这一特殊学科属性直接决定了可供它利用的研究材料的广泛性。在广泛的研究材料中，数量巨大的文学材料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进一步加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文学资料利用的同时，我们还要加深对文学资料性质、范围、分类、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总结文学资料的使用规律，科学有效地利用文学资料服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

一、文学材料的性质

关于文学材料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它不仅是史料，而且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史料，是历史材料的一部分，即揭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正所谓“文史不分家”①，刘知几在历史理论名著《史通》中曾说：“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文与史起源的同流性，即文与史由于源流的同一性可以互相借鉴，文学资料可以为史学研究利用，当然史学资料亦可为文学研究利用。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近代的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②在梁启超看来一切学问皆史学，文学当然自不能外，以此推之文学材料自然就是史料，就是解开历史时期内各方面问题的一把钥匙。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要说明这点，首先就要说明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建立在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基础上的。从它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看，它既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而就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而言，无疑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在研究材料上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可以说是基本重合的。这一点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有过相同的论述，该书的序言里在谈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时这样表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就其主要凭借的资料（历史文献）和研究的时间（人类历史时期）而论，基本上与历史学相同。”③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材料的利用方面基本是重合的，换言之，一切史料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材料，一切文学材料亦皆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这点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证实，而且它被方方面面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实践所证明。借助对文学材料的搜罗解决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文学材料的重要性在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历史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实例不胜枚举，在传统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搜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对古今气候的变化、海陆的变迁、动植物的分布变化等的研究都需要从文学资料中寻找索。以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例，竺可桢先生在论证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冷暖变化时大量引用了《诗经》、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诗及文人笔记的相关内容说明其对应时期的冷暖情况，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有力地证明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变迁。另外，在新兴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更是离不开对文学资料的利用，在文化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文学的地位较特殊，既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文学艺术地理中）而存在，又作为极其重要的研究资料而存在，在这里着重谈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民间信仰研究为例，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由于正史在这方面资料的缺乏，文学资料中的碑刻、诗文、小说等就成了研究中所必需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不仅能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线索，其本身也是研究的重要论证材料。以麦思杰的《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为例，在对伏波水神的研究中，他认为马援作为神灵其形象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而他证明种种变化的依据就是历代曾在广西为官文人的文集中相关的记载，通过相应时代文人的文学作品的记录证明伏波信仰的变化情况，当代人说当代事显得更直接有力。

除了以上列举的两个方面之外，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其他方面研究中文学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文学材料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利用是现实又必需的，文学材料的性质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

二、文学材料的范围

在对文学材料的利用中我们要注意对其范围的界定，就其大体范围而言应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历代诗歌类作品；志怪小说、唐传奇等历代小说；历代文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作品；《困学纪文》等历代文人笔记；元曲等历代戏曲类作品；历代金石碑刻、简帛资料；历代的方志资料及神话传说、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的作品，在这个范围内的文学形式的材料都可以被称作文学材料，都可以为历史地理研究利用。

三、文学材料的分类

浩如烟海的文学材料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的存在是有不同特点的，我们在实际利用中应加以区分，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及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需要等标准将文学材料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分类

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文献典籍、历史遗存和口述材料。

所谓的文献典籍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就是由历代文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占了整个文学材料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利用的重点。所谓的历史遗存又可称为实物史料，指的是历代的碑刻、简帛资料，它们大多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古代文物，也就是潘树广在《中国文学史料学》中所指的“历史上的事物以其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的实体，包括地下发掘和地面保存的遗迹、遗物”④。所谓的口述材料主要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民间文学材料，包括神话传说、民歌等，它是靠代代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在这几类文学材料中它的价值是最独特的，对此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⑤而在三种文学材料中口述材料是最难保存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的保存日益困难，因此加强对其的抢救性利用和研究很有必要。

2.按照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分类

在对文学资料的利用中最应该考虑的还是它的可信度问题，只有在正确区分文学材料可信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文学材料。根据文学资料可信度的不同，可以把文学资料分为直接性材料和间接性材料。

所谓的直接材料就是第一手资料，是更能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本身的资料，那些直接记录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的文学材料都可以归为直接资料之列，具体而言包括当代人记当代事的文学作品，包括碑刻简牍等实物材料，也包括部分可信度较高的口述材料，直接材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依靠的主要文学材料。所谓间接材料就是二手材料，顾名思义它是后代人写前代事的文学材料或后代人抄前代人的文学材料抑或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的文学材料，具体来说以口述材料为代表的辗转抄录传播或不能直接印证所研究问题的文学作品都属于间接材料。直接材料经过选择后大多可以作为例证来使用，而间接材料则只能作为旁证。能否正确区分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直接决定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使用的合理与否，也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郭声波老师在《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引用了大量历代诗词和文人笔记等文学材料论证各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发展情况，他在材料的选择上正确地区分了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所选择资料都为各历史时期内当代人记当代事的诗词、笔记及考古实物等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相应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变化。如果对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不加区分、不分主次则会导致论证不力甚至研究的失败。

3.按照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的分类

因为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在实际研究中所需要的文学材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把各分支学科各自实际需要的文学材料进行一个大体的归类，当然这种区分只能是大略的并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

在实际研究中，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经常为方志类材料、金石碑刻、文人笔记和反映城市地理内容的诗词文等，如吴宏岐老师的《汉番禺城故址新考》一文就恰当地利用了相关的方志材料为佐证论证汉代番禺城故址所在问题；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描写自然风光或反映羁旅生活的诗词文、历代游记等，如卞鸿翔的《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一文在论证唐宋时期洞庭湖具体演变情况的时候就引用了相当部分的描写洞庭湖的唐宋诗词；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历代包括以农事诗为代表的反映历代经济生活的诗词文、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历代小说等，如周柳燕的《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一文就直接利用明清小说这个载体讨论明清时期我国商业资本的流向问题，通过大量明清小说的材料支撑整个论证；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通常为反映政治地理内容的古代诗词文、文人文集和碑刻简帛等，如鞠德源的《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一文中作者借助永宁寺碑记的内容研究和考证明代所设置的奴儿干都司的相关情况；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般利用的文学材料多为方志类材料、历代小说、碑刻材料、文人笔记和文人的文集等，如王元林老师在《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一文中大量引用明代的文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等文学材料。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则侧重于口述材料和碑刻简帛等实物材料，如赵心愚的《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就利用藏族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相关民族部落的考证。以上对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所侧重利用文学材料的归类只是大体上的，它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而变化，以这种标准对文学材料所进行的分类应该是动态的而非绝对的。

四、文学材料的特点

文学材料是经过文人或其他创作者创作出来的一类材料，它是某一时代思想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区别于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使用的其他资料，具有一些反映自身情况的特点。

1.直接性和形象性

文学材料具有直接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它能直接反映我要研究问题的本身，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时期内事物的本来面貌。它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是因为大多数文学材料是人们对生活的那个时期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或耳闻目睹的历史过程的原始记录，它能够直接又形象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各方面生活的本来面貌，正如所说：“一定的文化史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⑥

2.全面性和破碎性

文学材料既有全面性又有破碎性的特点，这是由于对文学材料不同角度的观察和使用造成的。如果站在宏观的全局角度审视文学资料，那么整个历史时期或者某个时代内文学资料的整体是数量巨大、种类全面的，是可以涵盖整个社会的面貌的，是具有全面性的。而如果站在微观的局部角度审视文学材料，某一类或具体到某一种文学材料，那么它只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面貌的一个片段，要完整反映整个画面需要将许多破碎的片段加以整合，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材料又是具有破碎性的。对于文学材料的全面性与破碎性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利用文学材料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这种辩证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模糊性

文学材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这是文学材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历史材料的显著特点，它的产生是由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特殊技巧和手法决定的。一般历史著作的创作要求直陈其事，而文学作品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感彩，它更多地采用比喻、象征、铺排等写作手法，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对诗歌的生动描述：“诗的形象是生活的客观和诗人的主观的统一体。”⑦文学材料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们对其利用的难度，在实际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利用要注重对其的历史地理解读。

五、在使用文学材料中应坚持的几点原则

文学材料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在实际历史地理研究中一定要充分了解文学材料的特殊性，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过程中不能不加区分地盲目“迷信”，要根据文学材料的特点合理利用，其中有几点原则是在实际文学资料使用中一定要坚持的。

1.文史互见的原则

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文学材料有直接资料和间接材料之分，数量众多的文学材料的信度是不尽相同的，加之文学材料模糊性特点的存在加大了对其真伪辨别的难度。因此，在对文学资料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文学资料的可信度的判断，特别要加强一般性历史材料与文学材料的相互印证，注意所引用文学材料与历史时代性的结合，文史互见，去伪存真。

2.对立统一的原则

文学材料是全面性与破碎性的统一体，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研究中，对部分断面式材料的使用要放在整体性的材料中衡量和检验，而对全局性整体的材料的使用也要增加对具体局部的材料区分。总之，要坚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确地区分和对待文学材料的全面性和破碎性，合理利用文学材料，以期发挥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效用。

3.坚持以历史地理观统筹全局的原则

历史地理学是立足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坚持以多重视角审视问题的学问，它具有特殊的学科属性，因此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从它的学科属性出发，在对材料的选择上要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基础，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对材料选择的视角也要放开，坚持多视角的选择。总之，在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坚持历史地理的大方向，以历史地理观统筹整个材料的使用。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23.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42.

③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9）：1.

④潘树广.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12）：79.

⑤班固.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445.

⑥.新民主主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94.

⑦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6）：22.

参考文献：

[1]庞天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潘树.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

[4]吴宏岐.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吴宏岐.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中近代社会史研究[J].史学经纬，2006（3）.

[6]马铁浩.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J].兰州学刊，2008（1）.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

[8]麦思杰.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J].柳州师专学报，2008（6）.

[9]郭声波.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J].中国农史，2002（3）.

[10]吴宏岐.汉番禺城故址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7）.

[11]卞鸿翔.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2）.

[12]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J].明清小说研究，2005（3）.

[13]鞠德源.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J].文献，1980（1）.

史学理论论文篇10

物理教学的目的不仅是对科学结论的理解和应用，更重要的是帮助学员掌握和理解产生这些科学结论的研究方法。我们知道，科学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方法是主导的研究方法之一，许多物理概念的形成、物理规律的发现都是物理学家通过对具体事物和现实生活的观察与分析得来的。像伽利略正是从对悬灯摆动的观察中得到启示，然后通过实验，最终确定了单摆周期的影响因素和单摆的等时性。牛顿正是因为一只打在头上的苹果从而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理想模型的方法也是物理学中经常应用的方法，根据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物理模型，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这种研究方法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像质点运动学中的“质点”模型、刚体转动中的“刚体”模型、静电场中的“点电荷”模型等都是运用了这种方法。另外，假设和推论的方法、类比和综合的方法等都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所有物理学及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几乎都可在物理学史中找到。通过穿插物理学史，了解著名科学家创建理论体系的过程，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培养创造性意识的方法和途径、掌握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使学员具备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并能潜移默化地运用到之后的学习和研究当中去，为学员以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铺垫。

2渗透物理学史，帮助学员提升科学素养

在物理教学中渗透物理学史教育，使学员认识物理学理论的变化、发展过程，体会到科学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进化的、发展的。物理学理论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可能观察到的物质世界的无限丰富多样性相对立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物理学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完美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物理学认识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这种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学员的辨证唯物主义真理观，清除学员对物理学理论绝对化、僵化的理解，也可以防止学员机械的不加限制的搬用物理公式、定律去解决问题，有助于培养学员质疑和批判的科学态度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另外，科学家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顽强的意志和献身科学的牺牲精神，在培养学员高尚的情感、进取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运用物理学史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实施策略理

教员能够熟练运用物理学史的教学方法，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渗透法，所谓渗透法指的是将关系到物理教学内容的物理学史知识恰到好处的穿插到物理课堂当中，最终达到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这一目的的方法。通常而言，物理学史的渗透一般是以问题作为主要线索来引入物理学的发展过程、历史趣闻以及名人轶事等，既可以是大篇幅，也可以是几句话，甚至是幻灯片上的一幅图。借助渗透法，能够激发学员学习物理的积极性，有效缓解学习压力，开阔学员的物理学视野，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二是准历史法。所谓的准历史法指的是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前提，根据物理学史发展的顺序，把和物理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各种物理学史料进行组织加工，最终贯穿应用到物理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方法。准历史法要求物理教员能够合理、客观的还原那些重要的物理学史事件，是一种比较具体的事件重演，能够达到良好的过程体验效果。使用准历史法将物理学史引入大学物理课堂教学中，能够最大限度的符合学员的认知发展过程，培养其良好的科学素养。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