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和文学的关系十篇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

    论文摘要：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三大理由。 

我们谁都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电影，我们所看到过的只不过是配有画面的小说而已。 

——英国电影导演彼得·格林纳韦 

从1905年任景丰拍摄《定军山》开始到现在，电影在我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与电影所处的地位极其微妙。电影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但是，目前很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很少提甚至全书不提一字电影文学，这是十分不合理的。笔者认为，中国电影文学应当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一、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不稳定性 

 

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从来就不是固定和单一的，而是不停到变化着，其本身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现代形态的文学史产生以来，文学史的对象和范围一直被许多文学史家及理论家所更改。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所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所引起的”。[1]随着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更多学者的理论与编纂实践体现出拓展文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文学的本体和正宗是散文。先秦时期主要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在内，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包括辞赋在内，唐宋以来包括诸多抒情写景的散文在内。宋元人有“诗为文余、词为诗余、曲为词余”的“三余”说，就表明了正统文学界对诗词曲乃至之后的小说戏曲的“小道”的蔑视感。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西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影响，这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狭窄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中国文学才不可逆转地将脱胎于话本等口头文学的小说戏曲归为文学主体，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从散文本位到小说戏曲本位的延伸。另外，如许多文论家由对通俗文学的漠视到开始关注通俗文学。但是，至今中国的电影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地位。 

 

二、关于电影文学与正统文学史的关系 

 

在西方，当卢米埃尔拍摄《火车进站》或《工厂的大门》的时候，没有人预想到它会让当时还风光无限的作家们注定在未来黯然失色。然而，随着摄影机摆脱了定点摄影的理念，电影叙事迅速由机械再现客观现实转变为展现人类的感情与经验的主观世界。电影很快就取得了艺术家族中的显赫位置。当看到文字的力量从属于另一种更耀眼、更粗俗的力量时，我几乎总是难于摆脱一种令人痛心的屈辱感。”[2]在中国，电影是现代科技的产儿，是商业运作，是投资人种下的摇钱树。在电影技术还不成熟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对待电影的态度常常停留在消遣娱乐的层面上，这也从客观上导致在商业牟利为主的电影市场上，许多文论家不给电影文学以合适的位置。同时，作为俗艺术中的俗艺术，电影使艺术获得空前的民主化，受到大众的喜欢。以往的所有艺术都是社会少数分子参与的活动，只有电影获得了世界性的、全民性的成功。人们藉此获得了许多接触艺术的机会。很多文论家不愿意把它当作文学的一个类别来看待，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提也就很正常了。哪位理论家把电影放入文学家族进行研究就被看成是不务正业。笔者认为既然戏剧、小说都已经进入文学史，那么弱势群体的电影也应该进入文学史，被平等看待。对于这种文论家的接受心理，也是需要一个调整过程的，就像小说和戏剧当初进入文学一样。 

应该说，将电影纳入正统文学史有以下理由： 

第一，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从文学中汲取养分和艺术经验，远比其他艺术多，其本身带有很强的文学底蕴。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因素，用文字写成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电影剧本的出现，正是电影艺术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它综合了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的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故它集视与听、时与空、动与静、表现与再现于一身。正如法国理论家乔治·萨杜尔所说：“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并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3]因为“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显示的迫切需要。”[4]也就是说，电影是在文学充分发展之后利用现代工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兴起。 

我们来看看中国早期的电影，电影传入中国的第一个名字叫“影戏”，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电影虽然作为综合艺术，与声光科技有着密切联系，但它的确和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第一部电影是1905年的《定军山》，全部影片拍下来是一部活动的相册。但《定军山》并没有所谓的文学剧本和导演，而且任景丰也是一名照相技师。真正拥有完整剧本的第一部黑白无声片是1913年由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共同导演，亚细亚影片公司出品的《难夫难妻》，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拥有文学剧本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郑正秋编写的《难夫难妻》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剧本。话剧在中国从产生到成熟大约经过了30年，电影因为有中国文学氛围的整体转换为根基，从最初的形态到接近于成熟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其过程与话剧相一致。《春蚕》也是早期电影中的佳作，《春蚕》有很好的文学底本，人物、情节、题材意向，都为电影剧本的创作提供了可利用的文学资源，电影的成功理所当然了。30年代后期以后涌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电影，文学底本更加好，像《渔光曲》、《新女性》、《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看惯了小说的读者，欣赏这样的文学剧本没有任何障碍。正是电影文学的不断成熟，促使电影完善。电影文学最初都来源于著名的戏剧文学家，如郑正秋、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侯曜、夏衍、阿英、阳翰笙等，他们既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电影文学作者。优秀的电影又能带动优秀的小说。电影本身的成熟就是随着电影文学的成熟而成熟的。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小说《红高粱》是作家莫言的成名作，在导演方面还没有任何名气的张艺谋把它拿来做摹本，拍出了他最初的、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响亮的奖项之一——柏林金熊奖。虽然他对小说进行了大删减，但那依据文学底气所塑成的人物还是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莫言的光辉”。《霸王别姬》有李碧华原著的支撑，陈凯歌虽然为了照顾大陆方面做了很大的修改，但是古老艺术和新生政权的冲突，依然会紧紧扣住观众的心灵。 

一部文学性强的剧本孕育出一部好的影片。剧本体现作家的思想和意图，是电影基本的构思，直接指导影片的生产。综观世界上大多数的影片，都是从剧本起步，经过导演、演员、摄影、剪辑等人的再创作，把剧本里无生命的幻想，变为银幕上有生命的东西，变成集体智慧的结晶，才搬上银幕放映。美国影人温斯顿说：“创造性的电影制作所包括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过程或阶段。这些阶段，通常叫作写作，导演和剪辑。”[5]1980年召开的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首先提出了“电影的文学价值”，他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6]他并提出电影的“文学价值”有四条：“思想性或哲理性，人物典型形象，风格、样式、气氛、节奏，文学技巧和手段。”[7]电影剧本兼有电影性和文学性，它不仅能供拍摄，而且可供阅读，它既是一部电影作品，又是一部文学作品，其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和审美性使得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领悟影片中人物情感宣泄的美感教育。我们这里所叙述的电影的文学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冲破传统文学叙事的方式，创造出一种以电影的独特视听思维来构思和写作的崭新文学形式。电影本身的语言、内容、表现手法都是具有文学性的。

   第二，从电影的使命上来看，它也具有文学的功能。孔子认为文学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梁启超认为文学具有“熏浸刺提”的功能。电影和文学一样，也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方面，人们由于生活的时间、空间以及生活经历、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原因，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去了解生活，而电影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在电影中，人们能够很轻易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生活的了解。教育功能方面，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总是要寄寓编剧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总是要显示编剧人的态度和倾向、判断和评价，包含着一定的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导演希望通过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将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内容传达给观众，用这种价值体系去影响观众，让观众在价值观念上达到与编剧人的认同。审美功能方面，编剧人除了在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显示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态度和倾向之外，自己还要确立一定的审美理想，即以审美情感为核心而使审美要求达到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原则和标准，这种审美理想往往能够对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要求、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产生有力的感召和塑造作用。对于娱乐功能，电影能够很方便使人们得到赏心悦目的快感和愉情悦性的享受。由于电影作为审美活动带有非功利性和非现实性，使人们能够摆脱实际生活状况和物质条件的束缚，在超现实的境界中得到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享受。 

第三，电影能促进其它文学体裁发展、扩大其影响。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的取代和覆盖。最令人欣慰的事，莫过于电影文学对其它文学体裁的大举引进和形象诠释。电影作为图像艺术给文学的最大馈赠应该是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对细微事物的放大镜式的审视目光，以及画面蒙太奇后产生的特殊效果的。 

一个时代拥有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就像《诗经》中的四言诗发展为后来的五言诗、七言诗，诗歌又发展为词，词发展为曲，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里，长篇小说的处境也多少有些无奈。但是大众们即使拒绝了诗歌和小说，但是他们无法拒绝电影的魅力。电影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体现样式，开阔了人的艺术表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人的艺术表现能力。可惜目前，全国各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学术界所推崇的文学史著作，都不重视电影文学。举例来说，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卷本），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等，都闭口不提电影文学。据笔者所知，有的文论家正在进行提高电影文学领域内的一些局部拓荒工作。贺圣皓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下册）下卷第五章“戏剧影视文学专题”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专门讲述十七年的电影文学的成就和新时期电影文学的艺术追求。[8]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第十卷第一部分，专门讨论建国初至上世纪90年代电影文学的演变过程。[9]周晓明主编《中国电影文学史》（上下册）比较详尽地介绍电影文学的发展历程。[10]笔者认为，这两本书比较可贵，文学史写作应当把电影文学考虑在内，给电影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笔者在此强烈建议，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把纳入电影文学，还原电影文学本身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与注释：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30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第289页，第18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3][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 

[4][俄]日丹：《影片的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 

[5][美]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6]张骏祥：《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电影文化》1980年第二期。 

[7]张骏祥：《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电影新作》1980年第五期。 

[8]贺圣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2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关键词】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文学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

一、文学的历史性(语境化)：走出形式主义批评的牢笼

当代美国文化诗学的兴起是出于对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厌倦和不满。新批评拒绝从传记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角度观察文学，而将文学作品的审美语言、内在形式及其有机构成视为文学的本体，注重对单个经典作品的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象本身的细读，避免作者的“意图谬误”和读者的“感受谬误”，从而建构了一个自足的、超越的、永恒的、非历史的文学审美领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批评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审美壁垒遭到解构主义批评的瓦解，批评家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走出形式主义的语言牢笼。然而，牢笼被打破之后，解构批评又面临文本意义延宕、价值虚无、所指取消的“无家可归”的困境。当代美国文化诗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场的。文化诗学赞同解构批评对文本开放性的追求，却抵制其无限消解的主张，转而提出解构与建构并重的文化诗学观念。

1980年，格林布拉特在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文学批评家，其阐释的任务是， “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此后，格林布拉特从不同角度反复表述了这个意见。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艺术决非独自封闭在孤立的语言牢笼里的自吟自语。形式主义批评所设定的“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文本”之间的区别并非自明的或不言而喻的，而带有历史的、主观的、想象的，甚至是武断的因素。因为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界线。相反，其界线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也是可以历史地变动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是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相互转化的。文学艺术生产与社会的其他文化生产之间既非全然一致，又非泾渭分明。文学批评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语境、文学与非文学、高雅与粗俗、经典与非经典之间作截然分明、固定不变的划分是荒谬的。同时，完全取消它们的界线也是不明智的。文化诗学主张动态地而非一劳永逸地重绘、阐释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

格林布拉特认为，文学与历史不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能量在“互文性”基础上的流通、对话和交流的关系，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因此，“文化诗学”研究应当揭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线的历史形成和历史变动的复杂机制，聚焦于各类文化文本或历史表述之间的“流通”与“交换”，从而打破传统学科关于各种文本之间的僵硬界线，揭示文学与非文学之间边界的历史性、流动性和复杂性，昭明文学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

显然，在文化诗学视野中，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它们都折射着历史文化氛围，都是作为社会能量的载体。各类文本之间无不体现了社会能量通过不同的文本所进行的“交换”与“流通”。格林布拉持把作家的这一创作机制称作“商讨”。其中包括有金钱关系在内的“购买”和没有支付关系的“挪用”等。交换、流通、商讨等术语是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批评所运用的基本符码。

在文化诗学研究者看来，文学文本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的场所。一方面，文学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文学自身也对这种社会历史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与历史具有“互文性”，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循环互动的过程。换言之，历史事件转化为历史文本，历史文本转化为社会公众意识，公众意识又转化为文学，而文学又影响着历史事件向历史文本的转化结果，这是一个互相缠绕的循环过程。文化诗学研究因而不再把作家视为孤独的天才，各种文本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互文性关系。伟大的作品无一不是“原创性”与“互文性”的结合。创作主体，特别是像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大师们，是一位高明的商讨者，他们善于把广泛“流通”于各类文本中的“社会能量”集中于其戏剧作品这种审美客体。莎士比亚的剧作所反映的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势力、各种利益、各种信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它非文学文本中的社会能量“流”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剧本在戏院演出之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能量又通过观众重新“流”回社会。

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这篇著名演讲中，格林布拉特详细论述了他独特的艺术文本观和历史语境观。格氏具体地分析了各种话语(材料、小说、戏剧及现实生活等各种文本)之间的流通。这种话语流通是各种历史力量经过“商讨”与“交流”机制而形成的。格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审美话语与其它社会话语之间存在着相互“流通”，这种流通构成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格氏进一步调查了艺术品的历史形成机制，他指出：“艺术作品本身并不是位于我们所猜想的源头的纯清火焰。相反，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许多今天被看作是“艺术”的作品，原本就是非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或一群创作者，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在有意义的、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这里所说的“通货”主要指艺术文本及其审美惯例。在此，格林布拉特用一种隐喻性的商业语言说明了艺术文本形成的历史运作机制：作为“通货”，艺术品是创作者与社会实践机制“交换”、“流通”和“商讨”之后所形成的“协议”性产物，其结果是以“快感和兴趣”、“金钱和声誉”为各自的报酬。

那么，格林布拉特所说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究竟应如何理解呢?格氏的“历史”观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历史”观。在这篇演讲中，他以“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语境为例，认为“资本主义”实际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然而，对于这同一个资本主义，人们却可以作出彼此不同的描述，例如詹姆森和利欧塔就采用了各自截然不同的阐释方式。詹姆森从他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出发，认为现存话语中有关“私人”与“公共”、“诗学”与“政治”、“个人”与“历史”的区分都是虚假的，认为这种话语领域的划分应该取消，他主张从无产阶级的未来中重新获得一种整体性；而利欧塔则从后结构主义观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式的独白话语，因此他号召要向所有的同一性开战。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都是某种单一理论的设定，抹杀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格氏试图走出这种单一话语的误区，而主张对上述单一话语进行整合，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格林布拉特问道：作为历史或语境的“资本主义”究竟以何种方式存在呢?他的回答是：从16世纪起，“资本主义就一直在不同话语领域的反复确定与消解的过程中成功有效地来回振摆”。亦即是说，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的政治制度，而只会产生那种趋于区分与趋于独自的冲动在其中同时发生作用或急速振摆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结构是一个复合结构：权力、意识形态和军事黩武主义与快感、娱乐和兴趣空间并存其中。

为此，格氏举了三个例子加以说明，即美国总统里根在“总统”话语和“演员”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在“自然”话语与“人工”话语之间来回振摆、美国的一名叫爱波特的罪犯在“法律”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来回振摆。格林布拉特将这种历史存在的“区分”与“联系”并存的话语摆动，称为“关于美国日常行为的诗学”。因此，对于文化诗学而言，文学与历史是既有区分又有联系的，二者之间发生不断振摆的关系，所谓“文学的历史化或语境化”就是要充分揭示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广泛流通、相互转换。

当然，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批评实绩主要不在于建构系统的批评理论，而是主要体现于批评实践方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格林布拉特在他的文本解读中，一向都是采用这样一种在史实与文学之间穿行的办法。他总是从一首不为人所知的诗，一副文艺复兴时代的油画，某名人记载的一件奇闻佚事，甚至一座纪念碑或塑像，总之从一件与所评析的作品似乎相隔遥远，但实际上却包含着深刻文化意义的东西入手，他的分析过程，开始也许让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他总会出人意料地找到一个联结点，让读者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在成文之时，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着怎样复杂的联系。”例如，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与祛魔师》一文意在读解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一剧。然而，格氏却首先分析了16世纪英国的祛魔师的故事和当时一位名叫哈斯奈特的人撰写的一本题为《天主教会欺骗恶行纪实》的史籍，然后将其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剧本联系起来，找出二者之间具有的互文性关系，描述遭教会驱赶的祛魔术是如何被莎士比亚吸纳到舞台，阐释他们共同具有的对祛魔术的揭露和嘲讽的作用，说明莎士比亚供职于当时体制内的两大专业剧团之一，从而揭示教会与剧院的互动以及当时的社会体制和戏剧活动的转换。又比如，格林布拉特《学会诅咒》一书是解读莎士比亚后期剧作《暴风雨》的。格氏却从一位名叫丹尼尔的诗人写于1599年的一首诗歌谈起，分析诗中“把我们的语言宝藏”带到“陌生的彼岸”等诗句，再联系欧洲殖民者与新大陆“野蛮人”的关系，并将其与莎剧并置，最后分析出为莎剧所表现但又未被莎氏本人自觉到的“欧洲文化优越感”。这里要指出的是，格氏读解莎士比亚《奥塞罗》一剧也用了同样的批评方法，作出了几乎相同的阐释。此外，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型塑》一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历史人物莫尔及其代表作《乌托邦》的读解也是如此。格氏从与批评对象似乎无关的一幅油画、一部传记谈起，最后描述和阐释它们与莫尔《乌托邦》的相互振荡、回响和共鸣的互文性关系。 转贴于

总之，文化诗学研究的第一个方面体现了“文学的历史性”。文化诗学研究所实施的文学文本的历史化或语境化的策略是，善于采用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来回描述、反复阐释的方法，将某个边缘文本或某些奇闻轶事与所要解读的文学名著并置，经过对二者进行反复的相互厚描性的读解，出人意料地找到它们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结点，揭示其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从而让读者看到所评文学作品与当时历史语境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

二、历史的本文性(互文化)：重建文化佚文史的家园

如前所述，当代美国文化诗学是20世纪后期走出语言牢笼的西方文论大潮中的产物，但他们既不愿像解构批评那样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又不想回到旧历史主义的老家。为此，他们为自己重新建构了一个被称为“新历史”的新家，即用逸闻佚事和文化碎片重设而成的“文化佚文史”的家园。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心目中的“历史”与传统史学所理解的“历史”具有根本的不同。传统史学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研究则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寻觅来对历史作总体的把握、总结历史的客观规律、发现历史的客观真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则认为，传统历史观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主体、媒介本身都是动态的、多元的、非透明的，因而这种旧历史观应当予以摈弃。为此而提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

格林布拉特的历史观深受福柯等人的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影响。福柯等人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的知识”(历史话语)，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他致力于揭示被原先单数而正统的“大历史”所压抑的复数而边缘的“小历史”，揭示了诸种小写历史对大历史话语的镶嵌而导致的历史的异质性、断裂性或非连续性。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要义在强调“历史的文本性”。文化诗学因此而显示了与旧历史主义的重要区别。

具体地说，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历史”不是非再现性的、纯背景性的、客观自明的，而是各种以文本形态呈现的历史叙事。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接触历史，任何一种叙述和阐释都不会是中性的，无论是历史材料的取舍，还是历史意义的表述，都离不开史家的表述和阐释，因而历史都是文本化的。其次，“历史”并非连续的线性进化序列，并非完全既往的东西，而是充满着各种差异、断裂、非连续性、不断生成性和阐释性的开放文本。复次，“历史”不是单数的同质的History如政治国家史，而是复数的异质的Histories即文化诸历史、心灵诸历史。一元化的历史决不可能将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一网打尽。“历史”因此具有一定的叙事性、文学性、文本性、多元性、偶然性和主观性。

显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不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回归，而只是提供了对诸历史的新阐释。在格林布拉特等人看来，批评家的任务，不是真正回到过去，而是重设文学文本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语境”，营构当时的文化氛围，以便今天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各自的“历史语境”和“历史表述”中展开对话。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无疑属于一种“互文性”研究的范畴，但却是以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代替解构主义的文学文本的互文性，是各类文化文本之间的流通和阐释。在文化诗学研究看来，历史既非文学的“反映对象”，也非旧历史主义所理解的．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命定过程；相反，历史和文学两者都是“文本性的”，都具有某种开放性。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历史与文学之间不是“反映对象”与“反映者”(或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多重指涉、复杂交织和相互构成的“互文性”关系。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共鸣性”关系。

格氏总是将视野投向一些为传统正史所掩盖的历史碎片和边缘题材，对历史记载中的逸闻趣事、零散插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将这些文化碎片和偶然事件视为具有创造性或诗学性的材料，从中寻觅某种历史的踪迹，以期营构文学文本产生时的文化语境。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因而又被称为“逸闻主义”。格氏善于从文艺复兴研究入手，挖掘一些被主流文化遮蔽而如今处于隐秘处的逸闻佚事，把它们视为16世纪各种文化力量交汇线索和透视焦点加以描述和阐释，挖掘一度被淹没的边缘文本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意义，以期修正、改写、打破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某种主要文化代码，实现重写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这样，研究者能否“回到”真正过去的客观历史，势必令人怀疑。例如，格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中对于托马斯·莫尔形象的重塑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有关托马斯·莫尔及其著作的论述中，格林布拉特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实。他所勾画的托马斯·莫尔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用其它文本拼贴而成的新文本。对此，格林布拉特并不回避，他无意回到过去的“客观历史”，因为“历史”都是诸种历史话语和历史主体相互建构的产物。

文化诗学在研究历史文化现象时采用了“厚描”这种研究方法，这种“厚描”法深受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的“厚描”法的影响。格尔兹认为，“文化”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既非单纯地求证原始的文化事实，也非脱离经验的主观臆测和抽象思辨。文化人类学研究乃是一种符号人类学和文化阐释学。文化阐释学把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文化活动视为“文本”来读解。文化阐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或“阐释之中的阐释”，它采用的是循环往复的“厚描”方法。所谓“厚描”即是对具体文化文本的清晰、微观的描述和阐释，是对文化叙事行为本身及其意义进行深层细致的分析，是一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阐释方法。

格林布拉特自觉地将这种“厚描”作为其文化诗学的批评策略。格氏认为，对于经典作品的把握是对各类文化文本进行反复厚描、来回阐释的结果。在他这里，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正史文本与逸事文本、经典文本与边缘文本，乃至自我与历史、文学与语境之间成为彼此的相互厚描。这种“厚描”具有互文性、微观性、反复性、边缘性和阐释性特点。

文化诗学研究对传统历史客观性的摈弃可能使历史成为复杂多义的相对性拼贴。面对这种困境，格林布拉特说，“我不会在这种混杂多义性面前后退，它们是全新研究方法的代价，甚至是其优点所在。我已经试图修正意义不定和缺乏完整之病，其方法是不断返回个人经验和特殊情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和社会压力上去，并落实到一部分享有共鸣性的文本上”。这里所说的“共鸣性的文本”就是与所要阐释的经典文化文本诞生于同一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其他边缘文化文本如逸闻、趣事、绘画、．风俗、文书、风景、墓碑之类。格氏希图通过这些“共鸣性的文本”重新接近过去时代的文化氛围，寻觅它们与所论文学经典的互文性关系。

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形塑》一书中，格氏明确指出：“倘若文化诗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解释者的地位，那么，这种意识就必须扩展到承认如下情形是不可能的，即人们忘却自己当前的情境而完整地重建并进入16世纪的文化。本书中各处都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特征：我对自己的研究材料所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材料本身的特性，都是由我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构成的。”格氏认为，与已逝的古人对话时，文化诗学批评家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自己的声音同时又是古人的声音，因为古人设法给我们留下了其文本踪迹。换言之，文化诗学的文本阐释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历史求证，不是寻求阐释对象的“原意”，而是在理解对象与反思自我之间来回对话和振摆，其旨归仍在于反躬自问、反思当代处境。显然，这种文化解释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思想的色彩。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希冀重返历史的方式竟表现为返回个人情境，历史成了佚文史、文化史和心灵史，从而暴露了文化诗学研究的局限性，即历史观念的相对性和文化释义的主观性。

三、话语的实践性(政治化)：揭示文化实践的社会功能

文化诗学禀承福柯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眼光，从文本细读走向了话语分析。“文本”是单个的作品。无论是注重其内在品质和确定意义，还是解构其确切所指或消解其最终意义，“文本”概念都不足以体现文化诗学的学术旨趣。为此，引入“话语”概念是必要的。“话语”不局限于文本，其内涵更为丰富。“话语”是具体的表述和对话活动，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和交流等诸多要素。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深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福柯的话语理论研究，不是分析语言的结构和规则，而是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揭示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社会实践。福柯以近代人文科学、癫狂史、性史等为例，深刻揭示了话语的建构功能。福柯把这种社会关系的话语建构过程，称之为“话语实践”。福柯深刻探讨了话语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话语理论被称为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福柯晚年曾有好几年在格林布拉特所在的加州大学讲学，格林布拉特本人也承认其文化诗学受到福柯的影响。

文化诗学立足于话语分析角度，旨在突出文学与历史的互动，阐释文学活动的意图和效果，揭示文化实践的社会功能，体现批评家的价值和立场。与第一点的“文学的历史性”、第二点的“历史的文学性”相比，这里的第三点强调了“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学性”之间的双向互动。

从主观上看，格林布拉特希望自己能以一种无定性的多元观点来看待历史文化，标榜其批评“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以避免将历史文化和政治倾向“单声道化”。于是，格林布拉特常常摘下“新历史主义”的招牌，改换“文化诗学”旗帜。然而，“文化诗学”的政治倾向仍是明显的。格氏的文化诗学研究更注重分析边缘的被压抑文化的实践性作用，注重逸闻趣事的深掘和厚描，以此作为质疑宏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政治解读方式。

格林布拉特在《回声与惊叹》中明确指出：“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文化诗学具有的政治性，并非现实地去颠覆既存的体制，而是追问体制的形成和维系机制，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他异因素，揭示文学与历史、文化与历史、主体与历史、中心与边缘、正统和异端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从而对既有体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和思维原则加以质疑。

文化诗学拒绝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路径，避免单纯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简化历史；而是转向对自我与文化、文学与历史、话语与权力、主体(或身体)与体制之间相互形塑的关系和过程的具体调查。受格尔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阐释学观点的影响，文化诗学批评家对自己的阐释者身份有相当的自觉，多次强调文化诗学的阐释者的地位，主张通过阐释性批评来实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文化共鸣。

在其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中，格林布拉特指出，主体自我是在自我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各种能量的协合中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是相互建构的产物。个体自我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同时个体自我也参与了历史文化的建构。个体自我与历史文化相互建构并流通在艺术话语活动之中，创造出具有审美形式的艺术品以供人消费。文学艺术经过读者的消费又重新返回个体和历史。因此，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作家和社会之间是一种相互构型的关系。作者个人正是通过文学与他的时代之间实现了相互塑造。格氏特别强调文学对历史的这种塑造作用，认为文化诗学批评实践的使命就是要揭示文学艺术作为话语生产与文化建构的“复杂性质”。他指出，体现在文学文本中的“自我”与历史文化的“语境”都不是静止、固定和抽象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不断生成着。一方面，作家不可能超出他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聚集和形成能够塑造他人和集体信念的能量。文学因而不是个人的独自呓语，不是单纯的“语言构造物”，而是携带着社会能量(或社会权力关系)和个人反叛意志等多种文化信息的话语活动，是能够不断地流通并发挥着“塑造”作用的文化“通货”。格氏发现，作家人格力量与社会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尽管整个社会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的行为方向，但规约强制性话语与作家自我不会完全吻合，在统治权力话语规范与个体行为模式的缝隙中存在着反叛和挑战。那些表现主体自我的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具有明显的反抗作用，这种反抗又往往以表面柔顺服从的方式出现。

深受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格林布拉特将文学话语与权威力量的关系概括为颠覆和反颠覆的双重关系。他在《看不见的子弹》一文中使用了两个颇为政治化的术语：“颠覆”与“抑制”。“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颠覆，而“抑制”则是对这种颠覆力量的抑制。他认为：颠覆正是权力的产物，权力不仅产生了颠覆，而且权力就建立在颠覆的基础之上。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文学本文作为历史语境中的一个话语事件，是颠覆与抑制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各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得以上演，各种历史力量在其中相互碰撞。统治性权力话语对他异性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并用的手段，以化解这些他异因素；而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采取反控制、反权威的手段对权威统治加以颠覆和破坏。于是，在文学颠覆与权力控制之间出现某种共振并达到某种妥协与平衡。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呈现为：文学通过某种文化策略向历史权威和主流价值提出挑战，它既产生颠覆又遭遇含纳。文学话语既保持与历史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又与之形成共振和共谋关系，文学成为异己力量和维系力量的结合。文学一方面对现有权力结构有着内在的反抗性，另一方面文学又常常被体制性话语所包含。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3

一、“转向”现象的描述

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1984年，国内就曾刊发日本学者矶贝英夫的《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译文，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1963年《日本文学》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学史和思想史关系的看法：迄今为止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依赖于思想史研究；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呈现出活跃局面，但文学史理论研究却给人停滞不前的印象{1}；相比文学史对思想史的依赖，思想史对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更为依赖。《论文学史和思想史》这篇译文并未引发反响，这说明当时学术界还不存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焦虑。这并不难理解，当时的学术界还是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像“艺术审美”“向内转”“主体性”这些说法就得到过相当多的认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主体性”“文学内部研究”“艺术形式”“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等，那么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频频提及的则是“新左/自由”“文化研究”“文学边缘化”“现代性”“民族国家”等。我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研究关键词体现出来的“政治性”差异已经预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讨论的必要。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仍然没有研究者呼吁关注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笔者在CNKI文献库以“文学史”和“思想史”为“篇名”进行检索（2016-6-20），结果只有陶东风的《文学史与思想史――论勃兰兑斯的文学史哲学》和韩毓海的《从文学史到思想史》两篇文章。前者是介绍勃兰兑斯文学史哲学，文章对丹纳和勃兰兑斯基于社会学的文学史叙述肯定有加{2}；后者系作者在重印专著《新文学的本体与形式》时撰写的感言，作者毫不避讳将文学当成“意识形态”进行分析{3}。两篇文章都不是针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而撰，而是在评论他人或者本人著述过程中，介绍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只是说，这两篇文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文学研究者对思想史问题的强烈兴趣。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中华读书报》率先发起的专题文章，最先提出了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话题。2001年10月3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的《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章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趋向，不仅研究者更倾向于谈论思想、哲学、文化话题，而且对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向“思想史”靠拢。在温儒敏教授看来，“思想”和“文学”当然可以互为背景和相互诠释，但大致的领域还是比较清楚的，“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所以“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要脱离文学。11月28日，《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南京大学赵教授的呼应文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文章认为这种“跨界”和“越位”研究现象不仅存在，而且会因此消解文学研究和文学学科的存在。《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与《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两篇文章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趋势。

公允地说，《中华读书报》专题文章取得的社会反响不大，但它引发了学术界对文学史与思想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兴趣。2002年1月5-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华侨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泉州召开，与会者就“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互动关系”“中国思想史对文学史发展及特征的影响”“具体的学术思潮与断代各体文学的关系”“思想家对文学家的影响”展开了讨论{4}。会议召开之后，《文学遗产》《中州学刊》《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刊物发表了会议综述或者会议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会议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标题似乎暗示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史与思想史存在密切关联，只有少部分学者强调保持文学研究主体的意义。这说明以思想史为导向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颇为盛行，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可思想史对文学史研究的作用。

上述推断能够得到证实。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贺照田在《郑州大学学报》发表署名文章《文学史与思想史》，认为文学研究向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转向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还是为了对复杂的文学问题展开思考{5}。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思想史研究的转向将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去解决复杂的文学问题。2006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开辟了“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讨论专栏，专栏刊载了张宝明的《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张光芒的《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林岗的《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些文章的考察侧重、内容体例、行文风格不尽相同，有的讨论理论问题，有的分析研究现象，但就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来说，除了姚新勇的《由“文学史”到“思想史”：原因、张力与困惑――关于由文学史转向思想史研究现象之思考》对“转向”现象表示担忧之外，其他文章基本上都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向”讨论的背景

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为何会成为学术话题，这是“转向”现象描述本身不能回答的问题。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从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到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从80年代的“改造国民性”到90年代的“理解民族性”，这样一条文学创作与批评主线不仅存在{6}，而且也有必要从思想史的高度作社会分析，但是，文学创作为何总是以主流“思想”为创作导向？批评家与文学史家为何总是用主流“思想”进行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同质化”现象为何如此明显？主流叙述内部是否存在微妙的差异？主流叙述外部是否存在异质的声音？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回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需要解释为何总是存在这种以“思想”为导向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事实。

从文学观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思想史”的角度，还不如说“政治史”的偏向，这是因为，将20世纪50-70年代的“阶级斗争”、80年代的“现代化”、90年代的“民族国家”当成“政治史”来看，这大体上也是吻合的：20世纪50-70年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强调，这用不着过多阐释；20世纪80-90年代以“现代化”和“民族国家”为主题的议程设置性传播也是存在的，百度搜索检索到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网页记录达100，000，000个和8，810，000个之多（截至2016年6月14日），这就是“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受到广泛关注的证据。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来说，最具说服力的当然是学者们就此撰写的论文，如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7}、陶东风的《重审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8}、刘锋杰的《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9}等，无论是从撰文者的学术身份来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教授，还是从文章发表的期刊来看，如《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这些都说明学术界重视对“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所以，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是以“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作为基础。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被异化过的主流与趋势观念在作祟。在这种主流与趋势观念的宣传下，与集体主义相关的主流、趋势、代表、方向，几乎等同于理想和完美，而与个体主义相关的非主流、差异性、个别现象、保守创作，则成为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代名词。根据这种经不起分析推敲的对立思维，理想的文学史研究就是要去叙述文学主潮，特别是能代表文学主潮的趋势，甚至是去暗示或预测文学发展的方向，因而比较关注思潮、现象、运动等；而对除此之外的对象，比方说具体作品、个别作家、单篇文学批评，由于无法匹配文学主潮，所以被当成不具有代表性而被忽视了。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种畸形学术评价，即能够在宏观和思想层面把握整体研究方向的研究，往往会更具学术影响力，受到学术同仁的重视，而那些具体作品分析，相对来说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即便是此前的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也是“思想史”的声音要比“文学史”更为响亮，“启蒙”“现代化”“主体性”“审美”这些都是整个人文学科的高频词，只是就当时社会思想状况而言，在当时“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中，这些高频词确实唤醒过学者们对“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因而给学者们留下了从“政治”回归到“文学”的印象。同样的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其实不过是相同命题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去政治化”针对的是此前50-70年代的“政治化”，90年代的思想史“转向”则是转向了与此前80年代略有差异的“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文学阐释思潮不无关联。准确定义“新左派”并非易事，但那些被人们称之为“新左派”学者，对“左翼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现代性”等问题却有较为相近的看法：中国应该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道路，而“左翼”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值得继承的政治遗产。从政治方面说，“新左派”看中的是“运动”式的“广场民主”；从经济方面说，“新左派”主张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文化方面说，“新左派”试图抵制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西方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当然，我们能在时间上对此作进一步印证，“新左派”话语与“转向”讨论的关联性。以“新左派”频频提及的“民族国家”概念为例，在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当中，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130篇文献均为2000年以后发表。

以“民族国家”为题名的期刊文献一览表

以上数据说明，只有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才将“民族国家”当成公共讨论话题。这与“新世纪”兴起的文学史向思想“转向”讨论的时间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新左派”通常是采用或者混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杰姆逊的“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艺理论，去阐释“改革开放”之前曾被频繁提及过的文化与文学命题，如“人民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等，最终叙述出一个对抗“西方”和服务“人民”的故事。对那些试图从“左翼”传统中寻找资源的“新左派”学者来说，原本他们就不认为存在所谓的“纯文学”，理由则是任何文学都是特定社会发展的产物，而社会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来源。至于说超阶级的“文学”，或者政治史之外的“文学史”，在“新左派”看来更是子虚乌有。“新左派”的文学阐释方法模糊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政治研究的界限，对那些批评文学史向思想史“转向”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文学研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或许受到“新左派”思潮的影响，即便是此前的“”阵营，对文学史的思想史“转向”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分化，部分学者开始放弃此前以“启蒙”和“审美”为旗帜的“去政治化”提法，转而呼吁人们关注“思想史”。例如，《思想史是文学史的风骨》这篇文章就认为，从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应该当成开辟文学史途径和丰富文学史叙述方式来看待{10}。

三、“转向”涉及的问题

在弄清为何会存在“转向”讨论的事实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要剖析这种“转向”现象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不同的学者之间，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价值立场，都可能导致差异性的结果。笔者在此也不是要判定是非对错，而是要指出要评价这种“转向”可能会涉及到的问题。

首先，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无法否认，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关联的存在。例如，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来说，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虽然近代出现了学科门类的专业细化，但不能否定“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又例如，文学在商业化背景下失去了轰动效应，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关联研究能够扩大文学的社会影响。尽管如此，承认思想史之于文学史的影响，这并不等于放弃文学史的主体地位。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1}。虽然这段话不是针对中国文学史而言的，但中国当代文学史却被韦勒克一语成谶：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中，不少可以当成社会史来看，也有不少可以当成思想史来读，此外还有文学作品选读或者是文学批评编年史。如果按照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的解释，那么“社会史”和“思想史”都不是“文学”史，而“文学大系”和“编年批评史”也不能叫文学“史”，文学史既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又要符合文学“史”的标准，即文学史是“文学”与“史”的有机结合。

当然，“文学”和“思想”这两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和不断变化的，两个概念的“能指”与“所指”都存在着演变过程，如果我们基于两个变化的概念来谈二者的关联，抽象地谈论“文学”与“思想”的关系问题，这可能会让研究者陷入到毫无目标的论争当中。如果我们确实希望能够从讨论当中获得共识，那就要进一步厘定究竟是存在何种“转向”，以及这种“转向”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因此，将“文学”和“思想”概念放到具体的社会语境当中进行讨论，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被谈论，这两个概念能够暗示什么，或者说让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和“思想”概念，它们是怎样被知识性生产建构出来，对这类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对“转向”问题本身的思考。毫无疑问，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讨论中提及的“转向”并不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文学“向内转”说法为代表的文学本体论认同，转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向外转”呼吁。前者如林焕平《略谈“向内转”》{12}、鲁枢元《“向内转”》{13}、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14}等文章所作的阐释，后者如章亚昕《“向外转”： 近期诗学大趋势》{15}、李建军《当代文学亟需向外转》{16}、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17}等文章提出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文学“向内转”说法的始作俑者鲁枢元其实也走上了一条从“向内转”的艺术心理研究到“向外转”的生态批评实践的学术道路{18}。

其次，“转向”问题核心并不在于“转向”，而是在于“怎样”或者“如何”转向。从“文学”外部角度来看，“转向”涉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研究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并不是指此前的文学史研究缺乏思想，而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建立的“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受到“新历史主义”“知识考古学”“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文学史观的挑战，或者是指“审美”“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在遭受质疑的情况下，被重新阐释以便获得社会新语境条件下的生命力。从“文学”本身角度来看，“文学”观念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这自然给人以思想“转向”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向”涉及的是新经济、新技术、新媒体语境下，“文学”与“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一句话，流动性的“文学”和“思想”概念提醒我们，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思想“转向”，而是“文学”观念、认识、研究的“转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转向”问题在“文学”和“思想”双重变化的背景下产生，而且“转向”现象体现着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和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转向”话题的实质还是，如何看待“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问题核心并不在于研究者是否承认这种“转向”的存在，也不在于研究者对“转向”好恶评价，而是在于研究者“怎样”理解以及“如何”面对这种“转向”。

最后，“文学”本体研究与“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非“文学”本体研究不是没有交集，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待“思想”问题，与从“思想”角度来看待“文学”问题，二者的视角不一样，侧重点也会不尽相同，最终的研究结果肯定也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史向“思想史”的转向，那么如何体现出文学研究的优势？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没有任何特色或者优势，那么我们绝不会赢得那些从事思想史研究者的肯定，同时也不可能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尊重。这也是批评文学史到“思想史”研究转向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最为尖锐的质疑之一。对文学史不是“文学”史，和文学史不是文学“史”的两种现象，勒内・韦勒克曾作过这样的判断：1、对艺术作品缺乏系统而连贯的分析；2、持有偏见，认为如果不根据其他人类活动来论证因果关系就不会有文学史；3、对文学艺术发展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认为文学发展史是社会史、作家传记或作品鉴赏{19}。对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转向”问题来说，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所做的判断不无参考价值：首先，无论是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还是说与“思想史”的结合，研究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文本分析和作品解读的基础之上。其次，只要“文学”概念存在，那么“文学主体性”问题就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抛弃必须要借助于政治、文化、思想才能解读“文学”的偏见。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将文学艺术发展史等同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这部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该著的警醒。在这个问题上，南京大学赵教授看得比较清楚：

温儒敏教授所担忧的可能取替“文学史”的“思想史”，并非通过文学文本之审美形式的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思想”，而是超越或绕开文学文本形式，独立于或凌驾于文学文本形式之外或之上，甚至还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给文学文本的“思想”，即“非文学的思想”。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正如温文所说，作为文学研究的“转战”和“越位”，又不能被思想史界所认可，当然是很悲哀的事了。{20}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4

【英文摘要】The wom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exual distinction，and thehistory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combined with eachother and alsodifferent from eachot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learnings and the science tells us although various social prololems concerning withwomen were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es of the social historyand economic history，but they couldnt substitute the history of women andgender distin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overlapping anddepending on eachother for existence，not one is included in another.As a nwe researching sphere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omen’s life and destiny，but also facing to the frame of the knowledge in the past and theexperiences of both sexes.Therefore it remains certain sparce and visualfield for developing historical science and brings new energy for theresearch.

【关 键 词】历史研究/妇女史/性别史/经济史/社会史/history research/women history/history of gender/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

【 正 文】

当今世界，在"社会性别"(gender)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政府使用的一个衡量人类发展的重要指标被关注时，发展迅猛的妇女/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正在成为人类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界，具体到历史学界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当前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所有的史学关怀和分支学科的出现都与时代关怀的引发和学术风气转向有关，而"科学"的历史学自19世纪建构以来，是在不断地挑战反思、推陈出新、吸纳融贯中发展起来的。如社会史对政治史的反拨，文化史对社会史的超越，经济-社会史对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的交叉整合……都是如此。同样，妇女-社会性别史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也是时代关怀、学风转向和学科整合交叉所致。反拨、超越、整合不是二元对立的取代、兼并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深入、细化，使以往掩蔽的部分得以显现。

众所周知，在国外，历史学领域的纯经济史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走红，在当今历史学科的分化中于1980年代已经"失宠"，代之而勃兴的是经济-社会史，从更广的视野范围如社会的、文化的、心态的视角审视历史，这与年鉴学派关注下层群体的社会史的努力分不开。几乎在同一时间，国外史学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崛起同样有力地冲击和推动着史学的发展，赋予历史以社会性别越来越成为国际史学界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经济-社会史·社会史·妇女-社会性别史

经济-社会史是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分化重组中于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蓬勃发展，改变了单纯的从经济范畴关注经济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更抛弃了枯燥干瘪的计量经济史，而是从整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和人的关系活动看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和运动。年鉴派社会史已经在关注下属群体日常生活的历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经济-社会史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考察人的活动，将极大地纠正史学的偏差与疏漏。

人是作为具体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民族、性别等身份和群体而存在的，因此研究经济史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也同样不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使历史活动的人凸显出性别，不同的男女在一定的活动场景下如何做、想、感受?怎样结成特定条件下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男女的主体性是怎样的?当然，这些男女活动的场所和从事的工作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历史就是具有性别意义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如果侧重在对妇女一方的扫描，就是妇女史(women’s history)。

在国外，妇女史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从单纯由妇女关注的妇女史转变到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妇女、看性别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关系，这就是妇女-社会性别史(women & gender’s history)。其历程大致如下：1970年代在新女权运动引发下兴起的妇女史属于传统的妇女添加史--以发现妇女的历史填补既有的历史记载为目标，以寻找被遗忘埋没的妇女精英人物为重点，实际仍没有跳出传统的政治史特别是精英政治史的窠臼。到了1980年代开始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妇女，对下层妇女的教育、婚姻、家庭、人口流动等进行考察研究，甚至一度特别关注所谓"妇女的领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以及在史学领域越来越普遍的运用，性别的维度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注重社会性别的历史研究就是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但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警惕用性别史研究取代对妇女史的研究，提出在进行性别史研究中也应该时刻牢记把妇女作为关注重点，应该是妇女-社会性别史。[1]进入1990年代，妇女-社会性别史重点探讨的问题是身份差异和多元，强调将性别维度与相关元素(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种族、民族、阶级、性向等)进行交叉考察与分析[2](P359-377)；而文化史的介入更引起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史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一是文学批评的理论，一是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后结构主义解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方法(如唯物史观和进化史观)，强调情境化的话语构建和分析；对语言文字的中立质疑，认为任何再表现都难免有立场和价值观渗透其中，因此应侧重于对收集来的史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关于历史主体性问题，对社会史的"人"的主体、妇女史的"妇女"的主体，文化研究都进行质疑，认为没有普遍的本质的"人"和"妇女"，也没有与生俱来的本质的"男"和"女"，只有具有差异性的和在多种情境下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的甚至流动的社会身份及其认同，而这些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进而文化研究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合流互补，努力打破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来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也是强调身份差异、多元以及流动的历史。

由上面的简介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发展历程不但与具体时地的社会思潮(如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学术发展(如"后学"和女权主义学术)的背景有关，而且也可以看出妇女-社会性别史与经济-社会史走过的道路和目标有太多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它们本身就是在互相吸取，共荣俱进。二者具有明显的共性--既关注整体的关联的历史，又特别关注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历史，都具有对传统史学的挑战、填补、修正使其趋于完备与公平的功能，因此二者的结盟和"联姻"既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我国史学界又是另外一种情况。经济史和社会史从上世纪20-30年代创建以来是独立发展的门类，特别是20-30年代学术界在社会性质和出路的大讨论中，围绕着中国的社会性质、组织结构特点、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走之类的路线方略的争论，新兴的历史学分支--社会史非常活跃，不但对妇女特别关注，而且走出了一条与文化史、法律史结合的新路，如法律史家陈顾远从法律的角度研究古代婚姻，他在《中国古代婚姻史·自序》中说："用社会学研究现有的问题，倘不明白这问题的起源的历史，便难寻出他的演进的原理和自身存在的所以然，也就无从下手了。"[3]由社会性质讨论引发的相关的妇女问题，如奴婢、娼妓、妇女地位，婚姻、家庭、家族、宗族……都成为研究的热点，像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上海中国书店，1934)，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吕思勉等人一系列的婚姻、家族、宗族史的著作纷纷出版，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再度复兴和妇女史重新起步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经济学背景下的纯经济史一直对经济制度和活动如田赋税收、生产技术等情有独钟，比较远离社会文化甚至缺少人的活动，更少关注性别和妇女；历史学背景下的经济史一直与社会史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1930年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到1980年代创办的《中国经济社会史》杂志，一脉相承地关注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比起社会史，经济史对妇女和性别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是由于社会史将妇女作为"社会问题"和"问题"群体，与经济史更多侧重田赋制度的研究重心有关系。1950年代以来的史学，在唯物史观和阶级论指导下，偏重于经济的、政治的研究，社会史受到批判而萎缩。198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改变了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中心的历史研究面貌，但时代和史学的发展要求学者不断超越与创新，不仅是关注领域和议题的扩大，也包括视角和方法的创新。也许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论反思值得史学家借鉴，他含蓄隐约地告诉人们，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作为学术工作的个人社会行为既不能摆脱社会所容许的条件，也应适应社会演进规律发挥能动性，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怎样进行自己的研究，接着他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说："’见社会不见人’还是我长期以来所做的社区研究的主要缺点。"[4]历史研究中是否存在只见物不见人，或只见制度而不见社会活动中的人?或者只见上层少数精英男人而忽略了多数男人和全体女人?或者只是关注主流民族的人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人?……纯经济史显然存在重物(生产力诸如土地、工具、经济部类和技术等)不重社会，社会史多见社会形态、社会制度而不见人，或者见到的"人"不是笼统抽象的人就是具体某个阶层的男人如流民、青红帮和丐帮，总之，是缺乏性别视角审视的人，实际上缺失了女人。1950年代以来，那些深受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历史进化论和结构主义社会学影响，以及那些将唯物史观意识形态化的史学研究者，已经远不如20-30年代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而关注妇女问题的情怀。1980年代重新振兴的年鉴派社会史只不过研究重心的阶层下移(如弱势和边缘的阶层老年、儿童、妇女等)和范围的扩展(如文化、习俗、心态)，并没有根本改变史学模式和研究方向对妇女和性别的忽视。深受年鉴派影响的新社会史把妇女纳入社会史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对1950年代以来延承下来的漠视妇女史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妇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弱势群体"，妇女作为一个性别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也不是单一的受压迫的被动的受害者，也不仅仅在婚姻家庭中才应被提及的；"妇女"议题实际是性别的议题，是人类整体中性别维度和视角的重新发现与观照。社会史、经济史、经济-社会史都需要关注妇女和性别，而妇女-社会性别史不仅仅对社会史、经济社会史做出贡献，也应该对整个史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校正以至挑战，而贡献已经包括在补充、校正和挑战之中了。

当然，社会史完全应该也必须引入性别维度，打破以往单一的阶级(阶层、社群)社会分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妇女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引入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很多概念方法以丰富自身。二者是相互交叉、吸取、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包容的关系。更主要的，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它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作为独立的一个学科进行建设，与其他史学分支进行整合，这些任务也不是社会史可以代替的。转贴于

二、历史学引入社会性别：运作与效果

社会性别不但是妇女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而且应该成为整个历史研究的一个观察、分析、阐释的新视角、新方法。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维度和视角一旦进入传统史学，就会注入新的活力，史学的视野、空间、深度会大大延伸拓展。这里，将以经济-社会史为例略加阐述，同时指出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可能对史学做出的贡献。

(一)将性别维度和视角引入经济-社会史

将妇女-社会史"援引"和"嫁接"到经济-社会中史会产生什么结果?

1.使过去掩蔽的变得"看得见"，混沌的能够"说得清"。本来就关注作为主体"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和心态的经济-社会史，如果加上"性别"这个维度，以往没有被纳入历史视野的范畴、领域便凸现出来了。如社会性别制度，这个与经济、政治等制度并行、紧密交融的制度体系(包括世系传承、婚姻家庭、男女劳动分工、性和生育等)形成、变化和运行，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被掩蔽或被简单化、普遍化了，性别维度的介入可以补缺纠偏。

先来看中国历史。例如，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往往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性别维度，如婚姻、生育、继承、家族制度研究中常常只是搜集整理描述前代记录的材料，因为缺少性别维度的分析阐释，对一些现象诸如血缘贵族政体与官僚地主政体的区分以及官僚专制政体下的女主政治和外戚政治，史家囿于旧观念老框架，不得不重复古人"女祸"、"乱政"的陈腐见解；实际上，女主和外戚政治是与性别制度中的婚姻家族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但以往笼统地婚姻家庭制度研究难以解释权力在两个家族--男方皇权家族与女方外戚家族的转移和被社会性别制度改铸的皇权-父权的代言人的执政太后们的实质，实际上这是父权制(扩大到国家层面就是皇权)自身维持继承断裂和权力危机的一种调节和平衡，史学家往往不自觉地沿袭儒家正统的道德评判，将男性皇统的中断和危机说成是"女祸"、"乱政"。再如对经济的考察，以往侧重对生产工具的改进、土地和赋税制度、人口户籍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经济制度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关系，更忽略了经济活动的性别分工特别是妇女劳动对家庭、国家的意义，也就看不见妇女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具体而言，从秦代以来延续下来的国家倡导耕织并重，以及实施的赋税、户籍、土地制度，就是与性别的劳动分工、婚姻、家庭、生育继承等社会性别制度规定以及实际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男人、女人，对家庭、国家带来了什么?至今语焉不详，画面模糊。如果加上性别维度，画面就会变得比较清晰可见。以秦代为例，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提倡诸子分家、歧视赘婿的政策，就是与以增加父权小家庭的数量来扩大国家赋税征收范围从而增强国力实现兼并天下的目的密切相关。其中，妇女的纺织在秦国富国强兵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所谓重耕，实际是耕织并重，"男乐其畴，女乐其业，事各有序"就是男耕女织的理想治国模式。实际上，妇女不但从事纺织，也参与耕作饷田的工作，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特别指出，妇女除了白天的劳作，夜晚还要挑灯夜绩，他把妇女的劳动估算为一月45日，比男人更辛苦，这还没有加上维持生命延续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且妇女的纺织，不完全是"一妇不织，天下或为之寒"，从秦代开始，女织一直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军事国力的体现。秦国的改革者，彻底摧毁周代贵族建立的宗法制度，将家庭单位改造成小型的父权家庭，以增加赋税，为此，颁布法令整饬家庭--既惩罚那些子壮不分家的富家的父亲，也惩罚那些将子赘为他人婿的穷家的父亲，罚他们去戍边，歧视赘婿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汉代。秦始皇还用刻石为令，又颁布律条，规范两性关系，如倡导贞操，惩罚淫佚等。这说明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特别是被忽略的了性别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耕织并仲的以国家财富累积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建立在小型化父权家庭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又必须以法律和道德的国家控制作为保障。从先秦到清代，耕织并重的经济制度、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妇女工作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了，而家庭规模是据时随境而变(如宋代的宗族重建，元代以来表彰累世而居的大家族)。美国汉学家苏珊·曼对清代长江下游妇女与经济活动的研究指出，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对"女织"的强调，许多鼓励的政策和法令，就是因为清统治者不但认为"妇功"--大家闺秀的刺绣、下层妇女的蚕织是合乎儒家关于性别分工的内外有别的规范，是与青楼女子有别的良家妇女的标志，也是具备妇德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为政府增加收入、稳定家庭经济等多种价值意义(Susan Mann，1997)。这些研究都是赋予经济-社会史以社会性别或曰将性别维度纳入经济-社会史成功的例子。

2.多视角和跨学科方法。社会性别(gender)既是渗透、贯穿历史而又长期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又是今天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视角。"视角"问题，实际就是方法论问题，是看历史的视点和角度，也是分析阐述历史现象和存在的概念范畴。上述"看得见"和"说得清"实际说的是加上社会性别视角而使性别维度显现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而如何使其更好地显现，则是需要多视角和跨学科地运用社会性别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了。

跨学科的社会性别研究不但应成为历史关注的一个维度，更应该是一种观察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这个视角和方法不但关注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中两性的权力关系、气质规范，而且还要把社会的性别关系视为和经济的、阶级的、民族的等关系相关联的范畴，不是孤立地看妇女和性别。即强调在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历史研究的同时，运用多视角、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注重妇女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仅举妇女缠足这一看似纯属妇女和私领域的女性议题来说，在"社会性别"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女性主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下，就和文化史(如对缠足话语的建构和有关文本的解读)、经济史(如弓鞋的生产与流通)、政治史(对于缠足、放足，不同时期的政治含义，国家、改革家采取的行为和进行的论述)联系起来了。在研究方法方面，文本的收集和解读需要传统的史学案头的工作；实物的收集和人物的访谈，既需要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实物和曾经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们的经验进行多方面的互证、解读和阐释，如对各地收集的小鞋的特点反映的文化社会内涵的分析，小鞋制作过程反映妇女的技艺与当时进入生产、流通的关系……这样广泛的研究视野和多种学科和方法的运用，大大超越了以往关于缠足的妇女压迫-解放的简单论述框架，历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底蕴被揭示出来。

社会性别这一具有穿透性和解释力的概念目前仍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复杂、丰富、流动、开放，如对差异(我国的差异不但表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也反映在地域的、城乡的发展程度和地域文化的特色)的理解尊重和对多元的包容，对自然-社会二元论的反思与超越等等，其目标是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展示给人们，不标榜历史的透明性、价值中立和历史发现客观真理的功能，这些新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对史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启迪甚至冲击意义。

(二)独立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对史学的挑战与贡献

妇女-社会性别史不应该只停留在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视角、维度、方法对已有史学分支做一些嫁接补充的工作，应该同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从性别维度和视角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使史学百花园更加异彩纷呈，在共生中互惠，在嫁接中优生。

作为妇女学和历史学嫁接产物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国外，30年来走过了在传统历史中添加妇女的历史到关注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史的历程。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从1970年代的父权制理论到1980年代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的有效分析范畴，再发展到1990年代注重差异和多重身份的分析，以至1990年代末提出"超越社会性别"的命题，但这里的"超越"不是不关注社会性别，而是将社会性别复杂化，不把性别作为惟一的分析范畴。同样，社会性别史不是冲淡妇女史，不是抛开妇女只关注性别，而仍要把妇女置于中心位置，只是要破除虚假的普遍、本质的大一统的"妇女"，只能是具体而流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妇女"。

另外，妇女学全球化也推动着妇女-社会性别史在各国的发展，全球化一方面证明了普遍概念和价值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性别文化的多元性和区域-本土价值更应受到尊重，这就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比如"社会性别"、"差异"、"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再如在认识和方法上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诸如将西方/东方、自然/文化、生物/社会、公领域/私领域、压迫/解放……等截然分离和对立的做法)，我们需要将妇女和性别关系存在作历史语境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处理，需要联系、综合和变化的思维模式。在这一方面，1990年代汉学妇女史学者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对东方主义的警觉，努力深入到中国语境，改变了研究议题，如强调妇女的能动性、生活空间和性别关系的复杂性，使原来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同时又开拓了像医学、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生育、性、卖淫、财产的法律关系等多方位的历史画面。方法和材料的多样性也展现了史学发展新方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如将社会文化与经济物质生产流通作通观的历史研究就很有前景。但是，在本土的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建设上，中国的学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创造，需要在继承与借鉴中超越与创新，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妇女史学科发展之路。

继承什么?过去所有研究成果都应该作为从性别角度审视、考察的起点，包括原始的史料。对20世纪以来关涉到妇女的历史研究更要加以继承，包括像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像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性别制度和关系的著作，但需要站在时代高度予以超越。至于实证史学严谨的治学传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还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应该继续探索唯物史观、阶级分析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沟通结合，增加观察解释的维度和效度。

引进什么?或者说本土"化"什么?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取舍，对国外的经验与成果不是盲目地悉数尽收；况且，社会性别概念目前已不是纯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在个别地区使用，它已经成为全球意义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这种关怀和关注在被赋予具体的文化(国家和民族等)意义时才变得有意义，对妇女史学科的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理解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上的。中国的妇女史学者要善于将社会性别以至父权制的概念尝试运用于中国，观察、理解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的表现与运作。再如"差异"的概念，搞清在中国不同于西方甚至亚洲诸国的种种情况，如妇女作为家庭中个人身份的差异--家庭角色中的女、妻、妇、母，等被赋予诸种名分中的妻、妾，嫡母、庶母、继母等在年辈序列中的长幼尊卑各被赋予什么意义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运作?作为群体的妇女的差异--阶级、民族、区域、城乡、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又是什么?在我国，还须廓清搞得非常生物学化且打着科学旗号的本质主义化的性别"差异"。以上都需要妇女-性别史学者在进行本土的探索中做出回答。

如何本土化?要将"社会性别"、"差异"等分析范畴运用于中国历史，以华夏族为例，就可以做多层次的探索。

第一，看制度规范--关于两性分工、婚姻家庭家族、性的制度是怎样被人为规范的?内容是什么?等等。

第二，看构筑性别制度的有关主体分别对性别制度的建构做了些什么?他们分别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生产、流通与接纳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如父系-父权的家庭(族)、男权-皇权的国家和家国不分(同构)的上层阶级的男人，最初怎样成为同谋，建构了男权制性别制度?又是怎样据时而变的?具体而言，"家"如何严格界定、制定了性别的身份、名分、礼教、规范等等?"国"如何设定了关于性别的法、律、令和倡导"美德"与惩戒"恶行"的标准的办法?主宰"话语权"的文化人怎样进行性别话语的生产--包括制度性的话语生产和阐释、男女气质的界定和好坏男女的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以及关于女性的观念和性、身体、医学、情欲和美色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投入具体运作并继续构建着现实的性别?还要探索作为主体的男女，他们是怎样形成了自己关于性别的身份、分工、气质等方面的全面认同、局部的出轨甚至反叛的?

第三，看性别制度的实际运作与表现。制度和规范的设立制定并不完全等于实际生活中的存在。这里有时间、区域、阶层等各方面的因素，就社会性别制度本身而言，存在着"经权"的关系。所谓"经"，是指制度和价值中不变的基本原则；"权"是指"经"的语境化和通变灵活性。经和权的关系近似于目的与手段、战略与策略的关系。[5]由于性别制度的经权关系，使得作为具体或群体的妇女(男人)身份和实际处境变得复杂起来；再加上阶级、代际与性别构成的复杂关系，权力的分散性使妇女在男权制性别制度中得以寻找生存的空间，并进而发挥一定的能动性。[6](P15-16)在性别制度制约的性别关系中，男女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包括生产、日常情感、性、生育、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究竟是怎样的?需要一一探究，给以回答。而原来狭窄的家庭范畴和单一的地位分析是难以涵盖如此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和性别关系的。

还有，社会性别范畴在中国有哪些更值得关注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社会性别制度演变的断代分期在中国数千年应该怎样考察?有哪些已有的妇女史的材料和需要发现的新材料?怎样解读阐释已有的和有待开发的材料?……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继承、引入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总之，只有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全部的历史，使性别因素成为历史观察分析的重要维度，历史才更加丰富和完整；只有将妇女-社会性别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揭示出有差别的妇女的历史存在、性别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性别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甚至生存环境)的复杂关系时，才能为其他的史学分支诸如经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提供参照、补充、矫正和借鉴。从两个途径进行不懈的努力，就会殊途同归地丰富历史知识和完善人类认知，从而为提升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提供历史的镜鉴。

参考文献

[1]吉斯勒·鲍克.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J].英文载"社会性别与历史"1989，(1).

[2]斯科特.女性主义与历史[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陈东原.中国古代婚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

[4]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1).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全球化　后现代　史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19-04

一、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的影响

现代西方传统形式的史学史研究主要是对欧美地区的历史写作和史学自身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的认识。它在较高层次上，应该包含对贯注于历史写作之中的自然、哲学、宗教、社会等思想观念性的研究，即表达为西方历史观念或历史思想的演进。而在较低层次上，应该包括对各代历史学家及其历史写作的形式与方法、史学流派和史流的变迁研究，即所谓历史编纂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historiography)。像这种类型的史学史著作，从乔治・古奇(George P.Gooch)所著的《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13)、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的《历史写作的历史》(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1938)、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的《历史著作史》(1942)，到布瑞斯克(ErnstBreisach)的《历史学：从古代、中世纪到现代》(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Chicago，1983)，以及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的《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1997)，可以说不胜枚举。但事实是，在18世纪以前世界上就已经至少形成了除西方以外的四种非西方史学传统――东亚、印度、伊斯兰和北非。对此。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把其放在史学史的谱系当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间愈演愈烈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的史学看作是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普遍称作是“西方化”的产物。

然而，到20世纪末，两种相互联系的因素在逐步改变着上述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趋势。一方面是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其内部产生了一种对西方文化、西方学术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它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提出了全面质疑，主要表现在对进步观念、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历史、客观性和科学史学等方面的解构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及其对西方标准的普适性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对以西方史学传统为核心的史学史体系的反思，以及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态度的转变――史学史的撰述不因。

彼得・伯克的文章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西方与非西方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模板抑或标准体系。使我们很容易直接触及这类问题：西方历史思想是否是独特的?其独特性是否就是西方史学优于非西方史学传统的集中体现?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是否具有截然的界限和差异?这种差异性是否一直存在并来源于哪里?对于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问题，彼得・伯克有一套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从总体上看西方与非西方史学之间的差异总是显然存在的，但这种差异又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前，西方的历史写作越来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西方与其他史学之间的差异性与日俱增，各自走过了一个分流发展的阶段；到19、20世纪，由于西方范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引发的兴趣，使得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继分流之后又出现了一个趋同的阶段。“这一进程的结果削弱而非瓦解了西方史学的独特性，并产生了全球性的职业历史学家共同体”，当然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不同地区史学的差异性。

余英时在《关于中国历史思想的反思》一文中对彼得・伯克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来自中国史学的回应。他首先认为，很难从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中概括出所谓独有的、绝对分明的、以区别于西方史学的独特性，这样做会使我们陷入本质主义的错误。在他看来，总体上中西两种史学传统之间的相似性大于相异性，而历史地看它们所发展的形式有所区别，表现为历史研究的格局与重心的不同；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史学在起源上及其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等方面都与西方史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不同。再者，以科学、发展、进步为特征的西方史学并不比中国史学固有的传统优越，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根本内容是人的作用在历史发展中居中心地位，同时兼顾秉笔直书与道德评判的双重原则。

伊格尔斯的《西方史学在什么方面是独特的?――关于西方与中国的比较》文章指出，他自己和彼得・伯克的学术背景中都不具有对非西方史学传统的足够了解，因此这种跨文化训练的有限性使得当今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只能通过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宋进行。而且彼得，伯克所归纳的十点事实上是现代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其核心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观念，也只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步为人所认同的。最后，伯克关于历史思想论述的视域也过于狭窄，特别忽视了历史写作在社会和制度层面上所具有的特征，而也就是在这两方面中西史学具有明显的差异。

三、从史学交流中看西方与非西方史学的关系

上述关于西方历史思想独特性的讨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史学家主要还是从各自的史学传统出发做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这对于反映全球史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当然是不够的，它最终还要落实到对于不同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研究上。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之间的交流使得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与独立性受到挑战，而这对于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则影响巨大，不同史学传统的交融和碰撞也最终模糊了它们之间的边界，甚至重新改铸了彼此的史学模式。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知识体系；必要性；高效课堂

一、构建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现行的高中历史新课程教材的编写，由过去的按照年代顺序纵向划分编写变成了现在的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进行横向划分编写。因此，在现有的历史新课程标准的专题体系下，有必要根据实际需要，对相关模块的知识内容按特定的历史线索进行知识体系的重新建构整合。

新课程强调要从片面的知识传授转变为注重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美国教育家布鲁纳认为：“我们教一门科目，并不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成为知识的发现者。”为此，布鲁纳鼓励学生积极探究，加强新旧知识间的联系，把带有规律性的知识通过梳理建立起系统完备、合理的知识体系。

二、构建知识体系的方法

如何帮助学生把握历史知识的全貌，把握主题知识之间的纵横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当前历史教学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下面，从三个层次探讨一下如何构建历史知识体系。

层次一：构建本节课内部的脉络体系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若只注重知识点的落实，“照本宣科”，就无法形成对各知识要点的整合和链接，更无法挖掘历史背景和提升思想内涵。最后学生获得的只是孤立的知识，而不是一种在主题统领之下的结构化的知识框架。

在学完某节课后，教师要指导学生以本节课主干知识网络为线索，重新梳理知识的脉络，整合相关教学内容，加强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沟通，形成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新结构，让历史以“树”的形象站立在学生面前：主干突出，枝繁叶茂。

如学习《新文化运动》一节时，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文中的小标题，对主干知识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从而准确把握知识内在联系，这样也就理清了本节课的脉络体系。

布鲁姆认为：“如果懂得了基本结构中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类似的事物，把一件事物放进构造好的模式里，就不易忘记。”我们通过构建知识体系，能使学生做到心中有线，脑中有点，笔中有答案。

层次二：构建本专题内部的脉络体系

新教材的专题模式，利弊同在，最突出的利是有利于学生对同一主题历史的掌握和理解。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明显，加强阶段性特征教学，不但有利于学生切实弄清各部分历史知识之间隐含的内在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还有利于学生随时调动和提取所需知识解决问题。

层次三：构建本专题与相关专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学历史教材内容多，头绪杂，因此要注意知识的前后联系，既要注意章节之间的联系，也要注意单元之间的联系。

教师首先引领学生回归教材，先从课本目录中提取主干知识形成章节主干，再看章节间的联系，将主干知识整合起来，可打破章节的界限，帮助学生形成纵横交错的历史知识体系。这种整合模式既可做到知识的古今贯通，中外沟通，纵向联系，横向结合，也有利于促进学生政治、经济、思想知识的相互渗透，使学生能够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历史，获得客观的、丰富的历史情感和历史思维。在教学中，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可以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三、构建知识体系应注意的事项

1.构建知识体系时要渗透文明史观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人类文明史的主要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如从经济上来说，可把人类文明历程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如在构建关于工业革命的知识体系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工业革命使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但同时也加强了世界的联系，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

2.打破思维定势，防止知识的负迁移

随着知识体系的形成，学生的知识积累也在不断增加，掌握的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干扰也在不断增强，但由于不能根据新问题灵活变通，就会产生知识的负迁移现象。如题目里明确要求“根据材料回答问题”时，学生却不是根据材料，而是把和这一问题有关系的所有答案都写上去，出现了画蛇添足的现象。

3.构建知识体系时要注意灵活性

历史知识繁多而复杂，但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在现有的历史新课程教材的专题体系下，要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地构建知识体系。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人到学校上学，不仅是为了取得一份知识的行囊，而主要应该是为了获得多方面的学习能力，学会思考。”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构建知识网络，并掌握独立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法。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文革”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8

上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和知识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球性”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空前变化，包括文化霸权的压迫和各种文化身份的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认知、应对生存的困境，并重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的确是关乎整个学界安身立命和事业前途的关键问题。新的理论工具、研究方式和写作风格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同时也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由此衍生出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譬如：现代文学研究应当如何处理文学中所凝聚、体现的“本土”经验或曰文化传统？进而如何通过对此种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性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以及如何完成与海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上的同步接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已经提上了学科建设的日程，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对象化”和“中国化”问题，是研究者反思的核心所在。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各种理论话语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当下使用频率颇高的理论话语，从这些并不切合我们的感觉的时髦理论话语出发来说明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而这种理解往往又与自己的文学史感觉相脱节。陈方竞认为，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文学史研究也是我们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充斥的当下文化环境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而将从现实人生感受生成的精神资源转化为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性概括。郑家建、汪文顶提出“以传统阐释现代”的研究思路，研究传统的文学、美学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现代文学的审美样式和审美经验，并积淀为一种潜在的审美资源。而在研究中要注意回到问题史语境，把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放在网络式的关系“场”中加以考察，可以凸现出文学史以及学术史的诸多问题。此外，寻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内在知识和精神结构的术语、概念、范畴及表现方式，并对他们加以阐释，重建理论话语、阐释对象与语境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王富仁深入阐释了处于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的应有的认识以及我们的现代学术史的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的具体文化成果必须首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得到感受和理解，而不应当用西方某派某家的标准予以衡量。

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的阐释学潮流以及风行一时的经典重读，刘纳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进行深刻的反思。刘纳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阐释的时代。阐释替代作品成为文学的中心，阐释替代评价成为文学评论的中心。文学文本优秀与否的判断少而又少，更多的被区别为是否适宜阐释。文学理论的空前繁盛，使“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要写得好，才能使作品获得文学价值”的常识往往被高深玄妙的理论淹没。她提醒学术研究者，在我们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中，“写什么”、“怎样写”以及“写得怎样”三者都是不可获缺的。

此外，自2003年以来对于现代性研究的有效性以及当前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的反思仍在进行中。学界在痛感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现代性泡沫”的同时，也认识到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还有巨大的开掘空间，应进一步深入下去。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化、本土化也许是深化这一话题的一个出发点。应当说，这些探讨体现了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危机意识，促使我们对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

史料问题

史料问题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息，然而由于学术风气、学科评价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开始认识到了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突围之间的关系。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够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而某些重要的史料的新发现甚至能够修正和发展我们对文学史的既定认识。继2003年在清华大学、2004年在河南大学相继召开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之后，2006年9月中国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史料分会在开封正式成立，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特别出版了“文献史料专号”，这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稳定走向成熟的一种体现。

《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笔谈，围绕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传统文献学有关文献整理、校勘的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必须建立与复杂的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现代文献学，同时还应当避免非文学因素对文献整理工作的干预。

如何深化文献研究，也是研究者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钱理群提出文献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互补关系。过去的文学文本研究局限于结集的文本，既缺少对版本的考释和选择，同时又不能将文本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如文本的产生与流通等，无法揭示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历史丰富性。文化研究的思路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提醒我们在文献研究中发掘和阐释其文化内涵，同时借助文献工作，文化研究才能落到实处，不至于陷入空谈。李怡则强调史料发掘的背后应当包含着研究者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掘进。他认为文学史料的不断丰富往往是一些更复杂的思想观念变动的结果。

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编辑，原作修改与版本变迁以及史料的新发现与作品重读等史料文献研究在本年度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出现了不少以原始材料的发掘整理为基础，史、论并重的优秀著作和论文。例如，金宏宇的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八部名著的版本，梳理清楚了八部长篇小说的历次修改过程和版本源流情况，并对历次修改作出比较准确的定位和评析，是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改玲的《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以新中国第一套现代作家选集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出版、选编为考察对象，展示了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理解。2005年末新版《鲁迅全集》的反响再次证明了鲁迅生活的时代同当代中国的紧密联系，也证明了鲁迅思想并没有过时。此外还有刘进才对师陀作品的版本讨论、谢昭新对吴祖缃小说的版本研究，赵月华对梅娘作品的修改研究，朱金顺对《子夜》版本研究等，这些论文通过对作品不同版本的分析和比较探讨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情感、创作规范、审美原则以及文学思想的演变。

传媒与文学史关系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对报刊传媒的研究，是进行现代文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起步”，其意义在于借助某种手段而“触摸历史”，从而尽可能进入当时的规定情境与历史氛围。比较突出的如，陈平原对《新青年》的研究以作者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发掘“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可

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选取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坛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研究对象，历史地展现了《大公报》

文艺副刊这一文学舆论空间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钱理群的论文《〈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细致地考察和分析处于《万象》杂志版面空间中的《荒野》与其前后的文本以及背景材料间所发生的对话关系，对我们研究文学文本与报刊杂志的关系具有方法学上的意义。

传媒研究近年来的活跃和繁荣态势固然令人欣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郝庆军在《报刊研究莫如误区———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一文中指出当前的报刊研究大多选择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两个理论框架，但这两种理论框架是在各自特定的对象和背景中形成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状况是否适用还有待商榷。

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富于探索和尝试精神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视角的切换、研究范围的拓展、价值取向的多维和文本细读的深入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具体入微地改变着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

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研究不断深化。“革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再次吸引研究者的眼球。赵珣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异化”理论———“物化”概念的发现及其对论争分野的重构》和程凯的《“革命文学”历史谱系的构造与争夺》是近期有关“革命文学”研究的出新之作。前者重新梳理了“异化”这一影响20世纪文学和生活的关键词在20世纪20年代中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面貌，重新勘测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历史分野；后者梳理了“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运动初期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述，深入辨析关于“文学革命”的不同叙事模式的构建方式以及交叉其间的多种因素。袁盛勇的延安文学研究颇为突出。他把探求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突破口，在《民族主义：前期延安文学观念形成的最初动力和逻辑起点》和《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等文中，他论述了延安文学观念由民族—现代性向阶级—民族—现代性的转换。而郭国昌的《集体写作与解放区文学大众化思潮》与袁盛勇的《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延安时期的“集体写作”在延安文学格局的建构中的意义和作用。[韩]安荣银对延安特有的大众文艺形式新秧歌剧的艺术形态以及它对旧秧歌剧的改造的研究，探讨新秧歌剧在延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王培元的《延安鲁艺风云录》，真切而直观地展示了鲁艺的历史风貌，是近年来图文写作中难得的佳作。

通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是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中填补空白的一部力作。以翔实的资料、深入的探究，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基本面貌，完善了文学史研究的科学体系，更新了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观念，既肯定了它的历史真价，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格局。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是一部颇为厚重的通俗文学研究著作。著作系统整理了1897~1952年间365种上海小报，以文学—文化研究视角入手，抓住小报在版面的综合结构，以编者、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关系动态地展现了近现代以来上海市民文化的流变，给小报以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定位。此外，范伯群的《特缘时势要求，以和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和《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等论文由对通俗文学本体研究转入了对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关系的重新梳理，试图在全球化视域下考察通俗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纠缠互动，从而给通俗文学以重新定位。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9

关键词：生态史学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生态史（或称环境史）[1]研究如新笋破土、蓬勃向上，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史学的一个崭新分支——生态史学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应当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样的中国生态史学？生态史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学体系中给予它以合理的学科定位？它与中国史学的其它分支、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学者时或言之，专门系统的论述则未尝见，故笔者草成本文，陈述几点初步想法，期以抛砖引玉。

一、中国生态史学的本土渊源

从世界范围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大约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题目上标注“生态环境”一词的史学论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一些学者相继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笔者甚为赞同，但更愿意称之为“中国生态史学”。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国外环境史学的影响，这一点毋须讳言。近三十余年来，欧美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断发展，新论迭出，渐成热门之学，并且有的外国学者还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2]，令国内学者闻风耸动。不过，根据笔者的观察，直至今日，除台湾学者之外，国内对西方环境史学的了解仍然很少，有关方面的理论方法尚处于初步引进的阶段[3]。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国内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并未受到欧美环境史学的显著影响，而主要是依凭本国的学术基础。换言之，由于“欧风美雨”的刺激，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较短时间里快速兴起，以致最近若干年来标榜“环境史”或“生态史”的研究课题日益增多，但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就理论方法来说，它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4]，可从上个世纪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找出它的学术渊源和轨迹。只不过早先的相关研究是在不同学科中分头进行的，显得非常零散，也没有明确打出“生态史”或者“环境史”的旗号。笔者以为：构建中国生态史学，固须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内学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一番认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国生态史学方能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更好地结合本国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郸学步”之讥。为此，笔者先对大陆学者以往的相关研究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1.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最早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是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向以历史早期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遗存时，除了关心人体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业场所等）之外，也注意动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壳等。出土动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壳，指示着远古时代各地动植物种类的构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构造。上个世纪前期，当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遗骨和古文字学家从甲骨文中发现“获象”、“来象”之类的记载时，学者逐渐认识到这种动物曾在华北地区栖息，也很自然地想象当地古今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其它多种喜温动植物遗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遗骸、水蕨孢子等）亦在华北各地不断出土，学者做出了远古中国气候和动植物构成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判断[5]。

上世纪末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受到社会的普遍关切，考古学者也深受震撼，在国外考古学的影响下，大陆和台湾都有一批学者积极着手建立中国的环境（生态）考古学，试图对远古人类聚落的生态环境进行某种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因素对远古社会组织、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古生物学家也不再孤立地认识某些野生动植物，而是逐渐采用生态变迁的大视野，根据动物和植物考古资料，考察某个区域动植物区系和物种构成和特定动植物种类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及其原因。应该说，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家所开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长时段地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提供了丰富的和古今对比强烈的历史信息。

2.历史地理学和气候史学者的相关研究

历史地理学以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为主要研究内容，致力于探讨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由于特殊的专业优势，历史地理学者具有令人赞叹的广阔思维空间，他们不仅注意到了历史上的森林破坏、河湖变迁、沙漠扩张和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聚落、城市及经济产业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虽然他们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历史地理学的，但前辈学者如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文焕然、何业恒等人的不少论著实堪称生态史研究的经典。

气候史方面，早在民国时期，竺可桢就已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冷暖变迁问题。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论文，对中国东部气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动进行了系统论述，成为学者引用频率最高的史学论文。继他之后，有一批学者先后在这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论著[5]。

从最近10多年的成果来看，历史地理学者显然不再满足于考察和描绘某些自然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空间分布，而是日益关注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彼此联系，在人口与环境、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环境、社会变动与气候变迁、疾疫和灾害与环境、民俗与环境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绩的探讨；一些研究其实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课题了[6]。假如它们仍然必须被称为历史地理学的话，那么只能说生态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即有很大的重叠，两者间的界线事实上非常模糊，几乎无法断然划清。直到目前，我们所进行的许多生态史课题，往往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提出并率先开展研究的。如果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历史地理学中生长出来的，也不算言过其实。我们要想特别标立一种与历史地理学相区别的生态史学，必须从学理上进行认真辨别，对两者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农牧林业史学者的研究

农业、牧业和林业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条件如水、土、光、热和物种资源，干预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促进那些经济动物和经济植物的再生产，获得以衣食原料为主的各种产品。任何一个类型的农牧林业生产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因此农牧林业史家比较早地关注到历史生态环境问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国农牧林业史家关注生态环境，大约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8]。在此之前，个别学者已发表过若干相关论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9]，根据古书记载概述华北气候的变迁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形成一种群体性的学术倾向。20世纪80年代前后，东西方农业科学界都在反思“石油农业”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危害，提倡所谓“有机农业”（后来又提出“生态农业”，再往后则是“可持续农业”；日本则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谓“自然农法”），不少中外农学家称赞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方法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使中国农史学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开始论说传统农作方式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积极作用，比如重视水土保持和积肥施肥、实行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与饲养相结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对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和保持农业生态平衡的作用和意义，试图阐发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生态农业模式被赋予了典范意义。农田水利作为农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向来受到重视，有大量的论著发表，学者很早就关注农田水利建设对水资源调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与考古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相比，农牧林业史家对历史生态问题的论说显得更加专业，这一方面由于他们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态学（特别是农业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90年代以后，农牧林业史家的研究思路渐趋开阔，对于中国历史上农牧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渐渐不再只是强调好的一面，而是开始反思传统的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态恶果，例如关于黄土高原过度开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宋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围湖造田和明清以来山区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学者从农业史和经济史入手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天人关系”，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10]。尽管农林牧业史学者的研究范围大抵局限于对产业内部历史问题的探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直到上个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此前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主要表现在农牧林业生产方面，离开了这些方面的基础研究，想要真正认清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殆无可能。事实上，自谭其骧、史念海以来，历史地理学家探讨中国古代生态环境问题，亦主要从农、林、牧业入手。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与生态环境史有关的学术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期，并且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进一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们着手建立中国生态史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构成中国生态史学。首先，以往相关探讨大抵只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等学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历史生态环境图像为学术指归。研究者对生态历史问题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专业，并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系统重建的意向，更没有从开始生态环境出发对社会历史运动进行系统解释的努力，这就造成相关研究与主流史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学著述所吸收；其次，尽管以往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中国生态史学的建立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是，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史学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矫枉未免过正，早先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造成了新的偏颇，以致许多人以为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目标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环境之变；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已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这一新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如果上升到“专门之学”这个层次加以考量，则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科理论缺失。正因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态环境史研究只不过是探讨一些边边角角的历史问题，算不上什么专门的学问，至多只能充当历史著述的“缘饰”和“花边”，难登史学的大雅之堂。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1] “生态史”又称“环境史”，中外学者都往往混用，但“环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个人认为：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应是生态学，因此更愿采用“生态史”一词。另外，“环境史”仍有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人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张的生态史学中，两者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协同演变的整体，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应被视为地球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3] 近年来，一些研究外国史的学者如侯文蕙、王毅、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做了不少这方面的译介工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令人钦佩。

[4] 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导源于近30年来在国外兴起的环境史学，而是基于本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前期研究。请切勿作过分宽泛的理解。

[5] 例如关于远古动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发表了题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的长文[1]（pp.51~71)，根据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获象”、“来象”之文，参以其它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对商代河南产象及象之南迁事实进行了论述。其后，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等人又先后，对殷墟出土哺乳动物群进行了系统研究[2][3]。这些均可视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先声。

[6] 例如青年历史地理学者王建革关于华北平原和内蒙古草原生态、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其实更多地采用了生态学而非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可为显著的例证。

[7] 关于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同行学者时有议论，但对两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个人认为：环境史（生态史）的理论基础是生态学，它的主要着眼点是“生命系统”，重在考察生物（特别是人类）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历史地理学虽然一向强调人地关系，但其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着眼点是“空间构造”和“空间运动”。因此，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包办环境史学的研究工作。

[8]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等几家农业史刊物，均陆续刊载有题目上出现“生态”一词的论文。在同一时期的农业史著作中，更时常见有“生态农业”、“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词句，有关论述也不断增多。

[9] 该文收入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风土”和天、地、人“三才”观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先后有不少论著发表。1999年12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 学术讨论会，分别从天人哲学、农林牧业生产实践、资源保护等多方面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结集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由中国农业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中国生态史学

诚然，从不同学科出发考察历史生态环境的具体问题，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关研究必须加以有机整合。若欲改变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开展全面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以获得对环境历史变迁的贯通认识，并由此取得对社会历史的更加透彻的理解，就必须建立一种专门之学——生态史学，使之成为中国史学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

毫无疑问，生态环境史研究要想提升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必须具备独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论方法。然而，完成生态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学者已就“什么是环境史”、“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这些基本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并提出了多种定义和构想，但各家的意见并不是很一致的；国内虽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设想[1]，但事实上还没有人真正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此，笔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

我们认为：生态史学作为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其新颖和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和方法，首先（应当）体现在它将现代生态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以生态学以及它的分支学科——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生态学等，作为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简要地说，生态史学是运用生态学理论方法来处理史料、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既包括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也包括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史学。它的基本学术指向是采用广泛联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化的生态系统思想，陈述和剖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变迁的历史经验事实，并就如何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的观察视野不局限于社会和人事，而是将目光较多地投向人类的生物属性和与人类社会活动发生过种种联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现象；但生态史学又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实上只着眼于自然界（特别是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生态史学的学科特点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的中间界面开展学术探讨，对于这个中间界面，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天人之际”一词加以概括。[2]在生态史学者看来，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乃是一个彼此影响、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统一整体，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彼此施加于对方的历史作用，人们对这种彼此作用的认识和反应，以及这些认识和反应的道德、价值、符号、组织、制度和各种行为体现，都是生态史研究者理应探讨的内容。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和变迁过程，固然是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考察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作用下的社会文化运动亦应作为它的基本任务之一，而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和过程，则是这一新兴学科的最高追求[3]。

很显然，生态史学虽然看起来应当集中考察历史“自然”问题（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错觉，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结果），事实上却坚决反对将社会和文化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不过，生态史学者之关注社会和文化，与一般历史学者关注社会和文化相比，在视角上有较大区别——生态史学强调人类的生物属性，以及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化则被视为人类这种特殊生物同周遭环境（在这里，“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体系。也许可以不甚恰当地说，生态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将人类还原为一种动物——同其它动物一样需要空气、食物、水和各种其它资源，人类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维持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同样深受特定生态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不同的是，人类具有创造、学习和传承文化的能力，在应对环境的过程中，构建了复杂的工具、技术、组织、规范、价值观念和意义象征体系，而一般动物只是浑浑噩噩的寄居者；人类依靠其所创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动物只是凭着本能而已。

在生态史学看来：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条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种种生态因素的影响，如将生态环境排除在观察视野之外，就难以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体（而非抽象）、实证（而非玄学化）地考察生态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影响，理应成为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与一般历史学相比，生态史学不但有其特定的观察视野和理论方法，而且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观。它特别强调：无论文明怎样发达、社会如何进步，人类始终都是动物界中的一员，人类的历史始终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统流转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种因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和时代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社会和文化亦因所处环境的地域和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社会和文化的许多历史变异和差别，不但需从其自身的发生、演化过程中寻找答案，而且应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求索根源。生态史学将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和区域，社会文化如何受到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并且在这些影响之下不断发展演变？

另一方面，与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态史学虽然重视考察各种历史自然现象，但时空界域圈定在人类诞生以来、与人类活动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而在这一时空界域内的生态环境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的各种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都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和表现。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在生态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生态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标，就是要弄清生态环境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事实上想要搞清楚：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生改变的？这些改变又如何对社会产生反馈作用，影响人类的继续生存和发展？

要之，在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中，环境是有人类的环境，人类活动是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促发和推动因素；社会是一定生态条件下的社会，许多生态因素都是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参与要素——从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文化系统是地球生态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既可侧重探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亦可侧重考察环境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侧重构成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学术指向，但两者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史学。

根据以上想法，我们对自己所设想的中国生态史学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几点归纳：

一、生态史学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在历史观察中引入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历史探讨；

二、生态史学摈弃“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被视为地球大生态系统演变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不是简单地主张“生态中心主义”，虽然生态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对生态环境的历史进行系统描述和某种程度的“重建”，但人类活动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关键的位置。因此，生态史学的历史观既非“文化决定论”，亦非“环境决定论”，而是“人类——环境互动论”；

三、生态史学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中间界面寻找和选择论题，它的基本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面貌及其在人为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变迁；二是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4]；

四、生态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探索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系统地描绘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和协同变迁的历史图式。

显而易见，生态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和环境因素，并且也不是两者的简单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众多现象和因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关系与过程。

毫无疑问，开展生态史学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备复杂、综合和广泛联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备广博的知识——最好兼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的训练，并且需要具备超越于两个学科领域之上的进行综合、整体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学科划分和教学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国学者在知识结构和思维训练上都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越来越热门，已经触及了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就所见的成果来看，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并不很高，总体上说，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5]。我们注意到：一般历史学者的相关论著中时或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而由具备不同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和贯通，未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系统的历史认识。要想很好地开展这一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贮备、系统的理论方法训练，而且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密切交流、通力协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设想。

[2] 之所以特别指出“借用”，是因为笔者并不认为“天人之际”的历史含义并非今天所说的“人类与自然之间”。一些学者将“天”理解为“自然”，将“天人之际”、“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是很不恰当的。但从历史文献中，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更简约的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只好暂且借用。

[3]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6]一文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显然，在景先生看来，环境史所关注的“环境”并非宽泛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与人类发生了关系的自然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虽然他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但观察的重点仍在于“环境”，而笔者所主张的生态史学是从生态学立场出发的，更强调人类与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不仅为了理解环境的历史，同时更是为了理解人类和社会的历史。

[4]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应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第二要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三，要研究探索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环境史研究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探讨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二是探讨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环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关于人类的环境意识，即人类概述周围的世界及其自然资源的思想史[7]（pp.10~11）。尽管他们都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但基本学术指向仍是理解“环境”，仍不能包容我们所设想的生态史学。

[5] 这次会议的绝大多数论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刘翠溶主编论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导论》之外，设立了《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解》、《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环境的形象-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台湾和日本》等栏目，一些论文视角之新颖、论说之深入十分值得赞叹。 三、中国生态史学研究的两种理路

如上所言，我们所主张的生态史学，将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视为统一的整体，致力于探索两者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与过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际”的历史问题。这就决定了它既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视历史上的社会和人事，曾被严重忽视的自然历史变动将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关研究那样只对自然层面的问题情有独钟，众多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需要认真加以考察，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诸多重要问题，仍将成为生态史学的重要论题，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变换了论说的角度。换句话说，生态史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自然历史现象和问题，也包括社会现象和问题，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一种典型的交叉学科。

与多数成熟的史学分支相比，生态史学具有显著的“边缘学科”性质。然而，在这里，“边缘”意指它的思想空间是在多个多科领域的联结和交汇部分，而不是说它应该被定位在历史学科的边缘位置——尽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尴尬地被视为一种边角的学问。事实上，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学术究竟属于“主流”还是“边缘”，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决于相关成果的积累，更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学术兴奋点——而学术的兴奋点总是与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关联。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的改变，曾经的主流学术可能被边缘化，边缘学术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为显学。笔者大胆预测：生态环境史研究将逐渐登上中国史学的大堂正殿[1]。

当然，这仍需生态环境史学者做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展更扎实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努力改变研究理路，具体来说，需要更多地关注人与社会的历史，从生态史学的立场出发切入主流史学所长期关注的那些相关历史命题，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学、特别是目前居于显学地位的社会史研究靠拢。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学术地位的“技巧”，同时也是推进社会历史认识的需要——观察社会历史运动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即是生态史学的“应有之义”，只是路径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顾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我们不难注意到：不论从学术动机还是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两者之间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来，情况才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两种分途发展的学术研究逐渐出现了互相交融、彼此会通的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努力推进的学术走向，向来重人事、轻自然和将自然与社会相分离的史学传统，将可能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应该说，互相沟通和彼此联结乃是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共同学术诉求。

试细言之。

按照先前的观念，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认识自然环境、而非社会文化的历史。如前所述，中国学者早先的相关研究，正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和农业生态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学背景，如气象学、地理学、农（牧、林）学、文水（水利）学等等[2]。欧美早期的生态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国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已多与环保、边疆和拓殖的历史相联系，但重点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这一领域的权威杂志——《环境史》是由美国环境史学会与森林史学会合办的。但是，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学者日益意识到：生态变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至少自农业时代以来，生态环境的诸多变迁与种种人为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视人类活动的影响，就无法理解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正因为如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生态环境的历史著述愈来愈重视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美国“进入90年代以后，环境史与社会史合流成为一种趋势，性别、种族都被纳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4]欧洲的环境史研究视野也在不断扩展，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网所刊1976-2004年间的相关论著目录看，虽然近年的论著从数量上说仍以讨论气候、水源、森林、景观、污染、灾害疾病等问题者居多，但经济、社会和文化与环境的历史关系愈来愈受到重视[5]。在我国，关于近一万年来（农业起源以来）生态环境变迁是否主要由于人类活动所致，学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态破坏的社会原因日益受到重点关注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谭其骧、史念海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其实已经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开创性研究[6]。

社会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群体（即社会）发展的既往经历，理所当然应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为鹄的。然而，单纯从社会来解释社会、或者仅将生态环境视为社会发展的“背景”，显然无法对众多社会历史现象做出圆融的解释[7]。从年鉴学派开始，法国的社会史家逐渐不再只是在理论上承认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而是将生态环境视为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要素，通过实证研究探索其影响的具体机制，成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视角，并对欧美社会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最近若干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者特别是地域社会史、灾害疾病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者，也开始将生态环境作为能动因素纳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围[8]；在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学术趋向。

虽然国内迄今仍无人对生态史和社会史研究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但在我们看来，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发生关联，互相对话、借取和观照，走向汇流融通，却是一种必然的学术发展走向和趋势。这既是两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径，更是生态史学研究应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学的立场，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态史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历史究竟有何意义？最容易得到认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这样的回答自然并没有错，但从生态史学的立场来看，则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颇的。这是因为，在生态史学观念中，生态环境不仅是社会发展演变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动参与因素。对生态史研究进行合理的学术定位并与社会史研究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可能为深化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更多贡献，而不仅仅是为演绎社会历史戏剧铺设一个“自然的布景”。

笔者曾经指出：生态史与社会史研究互相渗透和结合，可能导致新的学科交叉，根据侧重点不同，形成两个学术分支：一是生态社会史，二是社会生态史[8]。前者的目标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但与某些生态史研究相比，它特别强调并具体论证生态变迁过程中人类活动和社会（及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试图采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强调自然环境因素的能动作用和影响，以期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目的在于理解社会的历史运动。简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后者则是研究生态环境参与下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想法，且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不恰当地浓缩为一个童话式的简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丛林，林中有一个小村，村里居住着几户人家。村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和生息……。”生态社会史家主要讲述这片丛林的故事，谈论这片丛林曾经有多大，生长过哪些树木，栖息过哪些动物？进一步，会谈论这片丛林逐步缩小、或至消失的历史过程及其社会原因，如由于村庄的人口不断增长，需要开垦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树木因此不断遭到砍伐，丛林面积逐渐缩小，原先栖息在这片丛林中的许多动物，也因无处藏匿和觅食逐渐逃逸、终至绝迹……等等；社会生态史家则主要讲述这个村庄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这几户人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历史，谈论诸如村落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婚姻风俗、文化娱乐、生老病死……等等问题。如果想把故事说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进一步谈论丛林和丛林中其它物种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村民的谋生方式、利益分配、权力结构、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娱乐活动，乃至信息交流、观念情感等各个方面曾经发挥过的作用和影响。很显然，由于历史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可能分别做出不同的历史叙述。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丛林与村庄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互为变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变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发生改变的能动因素。

侧重“自然”一面的生态社会史研究，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至少从农业时代以来就是生态变迁的主因之一。因此，有关研究虽然着眼于生态环境变迁，但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变迁的讨论不是从生态环境到生态环境，而是将人口、技术、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乃至意识形态等等社会性因素，与水、土、光、热、生物、矿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视为参与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视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历史变量。沿着这种思路所展开的生态史研究，实际上差不多是考察人类改变生态环境的历史。

社会生态史研究，则将人类社会视为地球生物圈内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它一方面承认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具有极为特殊的智能，即创造、传播、积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认由于这种能力，人类社会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它同时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生态规律的最终支配，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关系(包括经过自己改造的生态环境)的过程——技术体系的进步、生业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的变迁，乃至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的嬗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对生态变迁的适应性调整，或者间接地跟从于这些调整；经济类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等许多方面的地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差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同样导致上述方面发生种种改变。正由于人类社会在地球生态大系统中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生命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存在着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加以认识的可能性。

社会生态史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流转不息的生命运动。但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相比，它更侧重探讨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就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被理解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态”影响下产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应只是被理解为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还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可以采用生态学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会生态史学者承认文化因素的生衍变异和社会系统的发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但却不认为它们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闭、自限和自我决定的过程，而是与生态环境及其众多因素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过程。

这样一来，生态史学研究就有了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态社会史和社会生态史研究。如果选取前者，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十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也仍然属于社会史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它的学术目标是系统地描绘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的历史图像，当然客观上也可为讲述人类社会的历史故事增添一个“布景”和“底图”；如果选取后一种理路，则不仅是生态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视为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新的思想框架。这种新的思想框架，将社会及其所处的环境视作一个有机、统一和整体的生命系统纳入考察范围，不仅考虑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将各种生态因素视为重要的参与变量，从而呈显出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文化）——生态史观”。一旦采用了这种新的框架，史家对“丛林中的村落社会”的观察，既可能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不仅仅是在叙述故事时简单地添加一些在过去看来无关紧要的内容。生态史家有信心为社会历史观察提供新的视角、问题意识、解释途径乃至新的历史观念，并对推进中国社会历史认识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生态史学的视角来观察社会历史可能会提出哪些新的论题，现在还难以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提出并讨论许多从前不曾思考的历史问题；以往曾经探讨的不少论题，包括一些长期争辩的重大问题，亦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释。事实上，已经有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关于历史上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经济重心的转移、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9]等等，已陆续出现了一些结合生态环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论。还有不少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何以历史上汉文化不断成功地向南扩张却难以向长城以北推进？……等等，亦都可从人类——环境的互动关系和过程中重新求索。微观层面上的许多历史问题，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当我们全面考察某个地域社会的历史时，决不能置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当地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动作用，许多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历史现象都将无法得到合理圆融的解释。

当然，笔者也曾指出：采用社会生态史的框架来认识社会，只是社会历史观察的一个特殊途径，不能期望所有问题都能由此得到圆满的回答。这是因为，社会生态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会史研究，有些社会历史问题并不在它的观察范围；更重要的是，现代生态学毕竟导源于生物学，而人类不仅具有生物属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属性（特别强调一点：文化具有自我演绎性），拥有复杂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类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人类社会系统与其它生命系统的差距很大，其系统结构、系统功能与运行机制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其它任何生命系统，在观察社会历史问题方面，现有生态学理论方法的解释力仍然有所不足，对于现代生态学概念、术语和技术方法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适用程度，不能期望过高，更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而应在认真披拣、选择和改造其适用部分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论方法体系[8]。如果将人类社会简单类同于一般动物系统，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得出的结论将可能是十分荒谬可笑的。

参考文献：

[1]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J].北京: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12号第1期)，1936.

[3]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J].北京:中国考古学报(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三第4册)，1949.

[4]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学报，1972，(1).

[5]葛剑雄、华林甫.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J].北京:历史研究，2002，(3).

[6]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J].开封:史学月刊，2004，(3).

[7]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华.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会史研究通讯（内部交流刊），2000，(3).

[1] 这一点可由《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权威学术期刊频繁刊载有关方面的学术论文可以看出。

[2] 关于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情况，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别作了较系统的回顾；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可参阅。

[3]关于西方环境史学的发展，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湾《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及《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及其学术意义》（收入氏著《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别有所介绍，可参阅。

[4]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刊发）。对于这一转变，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载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兹据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专门的论述。

[5] 由于笔者不懂英语以外的其它西方语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据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网“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读者若欲了解详细，请登录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为经典之作。

[7]尽管中国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对人事具有重要历史影响（例如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视为史家的基本任务，至少隐含了关注自然环境影响社会人事的思想倾向），近代以来中外史学家都曾就“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展开过热烈讨论，但自然环境（中国古人多称“风土”）在传统史学中曾长期被视为一种恒久不变的客观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究天人之际”并未真正付诸实证性的学术实践。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篇10

关键词：日本文学史 分期标准 分期理论

选择不同的分期模式，会影响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安排和创作本原面貌。目前，国内学者对文学史分期的探索，文本对象绝大部分是中国文学史，而对外国文学史的分期研究著作是屈指可数。本文研究的对象不是特定的某一作家及其作品，而是文学史学的成果即文学史著，具体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着重分析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一.确定文本研究对象

本文针对百年来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学史著作，以国内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为考察对象，探讨外国文学史分期的理论和标准，引起大家对外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的关注，同时也对中国文学史分期提供一个别样的思路。文学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被忽视的课题。随着西学东渐影响的扩大，“西为中用”的思想有了更明确的实践方式。晚清民初的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来构建本国的学科系统与学术体制。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撰的日本文学史著述体例繁多，如最初的教材讲义，当下的文学史著作。有通史、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等多种，这些著述体现了编者的文学史观，标示文学史学科逐渐成熟和科学化。

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两种模式，即译介与原创。日本文学的译介是受学习西方的浪潮的影响，在三四百年前明代的李言恭、郝杰编纂了《日本考》，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这本书系统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语言、文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了《日本考》，其中“歌谣”部分刊载了39首日本短歌。在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文人自觉引进日本文学，梁启超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由于受他的日语观、文学造诣和政治思想的影响，所译的小说有误译和增删的现象。梁启超选择这本小说来翻译是基于当时清朝面临内忧外患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使国力增强这一社会背景。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是一部政治小说。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开始陆续翻译出版日本学者编撰的文学史，如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吉田精一著写的《日本现代文学史》，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西乡信纲著写的《日本文学史》，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松原新一等著写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

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实质上的创作源于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上发表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给当时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照亮了前路，这是中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日本文学史断代述。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关于日本文学史的著述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2年，我国出版了第一部日文版的《日本文学史》，由王长新教授著写的《日本文学史》，并由教育部指定为全国日语专业的通用教材。随后吕元明教授著写的《日本文学史》，彭恩华著写的《日本俳句史》，刘柏青著写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李德纯著写的《战后日本文学》，陈德文著《日本现代文学史》等相继出版发行；1992年，雷石榆著写的《日本文学简史》，李均洋著写的《日本文学概说》，刘振瀛著写的《日本文学史话》以及叶渭渠、唐月梅夫妇的相关著作陆续问世。而其中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叶渭渠著写的《日本文学思潮史》和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全4卷）。作者认为以往日本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很难全面体现日本文学史的特点，因而在《日本文学史》序章中阐述了日本文学史分期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这些表述在上述的《日本文学思潮史》绪论中也有所体现。

二.中国学者关于日本文学史的分期理论

学者认同什么样的分期理论，就会选择相应的分期方法。否则，“没有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实践，说明带有中国特色的日本文学史分期理论已经开始形成。对文学史的各种分期方法和不同编纂方式，都是在分期理论观念的指引下进行的。国内编写的日本文学史关于分期理论主要有两类。一是唯物史观，提倡文学史研究要着眼文学本体，而且还要分析文学本体产生和发展的外在制约因素，同时还要探索文学演进历程的规律，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是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日本文学史著述基本上都是先介绍背景、再作家简介、评价作品这种顺序来编纂的。对日本文学史的分期是以阶级性、政治性和人民性的标准为原则的，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如有的作家作品很优秀，但因为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与中国政治思想不相容，这一类作家、相关的文学思潮就没有被收录。二是文学本体观，是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角度来研究文学史分期，并不排除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在介绍作家时，著者并非记流水账似的排列作家履历，而是有取舍的选择有影响力的事件；在评价作品时，著者以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评判，文学内在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为依据。按照有共同风格的作品，或有相同价值观的群体，或几个单一的文学活动组成了一个较大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来编纂，深入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

三.国内编写的日本文学史分期实践

1.借用历史学的文学史分期

借用历史学对日本文学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常常是以日本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分界线来划分。张如意的《日本文学史》把日本文学史分为上代（大和・奈良时代）、中古（平安时代）、中世（镰仓・室町时代）、近世（江户时代）和近代（明治・大正・昭和・平成时代）几部分；李光泽、卜庆霞的《日本文学史》把日本文学史分为古代前期、古代后期、中世、近世与近代。可见这种划分方法没有涉及“现代”“当代”这些概念，有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界定至今仍未有定论。有的著作在近代文学中也提到了“现代”概念，比如将明治时代以后的文学统称为“近现代文学”。后来有些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现代”这一分期法，高鹏飞的《日本文学史》除了按照历史分期――上代、中古、中世、近世、近现代、战后现代，还主要分析了每一历史阶段的作品。借用历史学的划分方法是一种政治史式的划分方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不能清晰准确地反映文学史的发展过程。

2.基于文学体裁发展的文学史分期

由张龙妹、曲莉主编的《日本文学（上下编）》全面的阐述了日本文学史1300年的发展历程，从《古事记》的创始神话至现在流行作家村上春树都有详尽的解说。上编日本古代文学部分，以文学体裁的变迁为主线，在解说名篇名句的同时，探讨了各文学体裁的产生、发展、式微的过程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联，借以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荣胜的《日本文学简史》将日本文学史分为八章。这八章分别是：上代文学歌集、汉诗集；中古的和歌与物语文学、日记文学和随笔文学、说话文学；中世诗歌和物语创作、说话文学、日记和记行文学、演剧；近时期的俳谐、戏剧与和歌……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简史》对口头文学、文字文学、散文文学、物语文学、随笔文学、和歌与汉诗、俳句、戏剧文学、通俗文学等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两本文学史均是依照文学体裁中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发展对日本文学史进行分期。

3.借用历史学辅以文化思潮的文学史分期

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作者围绕“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形式主义”、“文学的主体性”、“国民文学论”等几次大论争，深入探讨影响文学发展的外在因素，如文学与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并对新感觉派的成败、川端文学的定位等文学史上较为敏感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认识，都在作者的指导思想和写作实践上体现了出来，从而避免走向或泛政治化或忽视文学思想的两种倾向。韦勒克认为文学史分期必须严格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划分，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文学史的发展一般有两大类型，一是韦勒克提出的从纯粹的文学标准来划分的文学史，二是以社会历史为大背景，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各种外在因素影响，如意识形态、阶级划分、历史运动、政治军事变动等。因此，撰写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关键是要如何有效掌控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叶渭渠、唐月梅合著《日本文学史》“后记”中所强调的：“这种统一性根植于美学哲学，审美价值成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具体表现。文学的主体价值也确立在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从文学发展史的动态中，准确地把握文学本身的本质性的东西，才能判断文学现象的性质，以及作家和作品的价值。

编写文学史要结合文学历史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及现象，并不是简单地罗列这些外在事件，而是掌握这些事件及现象发生的内在规律。一般情况下文学现象并非人为的按照单一线索来发展，因此在编写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日本文学史的的分期往往采取以一条线索为主，其他线索为辅的方式。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