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范文10篇

史学范文篇1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三、新史学能利用的史料的数量远远超过旧史学。这既包括新史料的开发，如“口头的”、“视觉的”、“阅读的”（Readinghistory）等等；也包括利用新手段深挖旧资料，特别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而兴起的计量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四、与旧史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上层”相对，新史学家努力摆脱只关注各式精英的陈规，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下层”（thebelow）。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与普通大众的观念和经验一致。

五、新史学全面考察历史，既重视“集体的”，也重视“个人的”；既重视“潮流”，也重视“事件”。

六、兰克史学强调史学的客观性，这是正确的。新史学强调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观点：无论史学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避免由于种族、信仰、阶级乃至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偏见”；或者说，史学家必定从特定的一点出发来考察历史。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史学家不必为了客观牺牲一切；历史没有必要成为客观性的奴仆。

无论从哪一点来讲，“年鉴——新史学”都进展到史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史学的科学化

由其完成。史学终于在科学的圣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年鉴——新史学”缔造了历史学的时空。

布罗代尔批判旧史学把不同的事务、运动统统置于单一的时间度量背景中，而“正是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其中一些运动适合于人的时间量度，这是以我们短暂、仓促的生命为量度的运动；另一些则适合于社会的时间量度：对于这一量度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一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的短短一瞬。……并不存在只有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与编年史家新闻记载体式的时间、与传统史学的时间毫无共同之处。”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类：缓慢流逝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社会史的时间；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史学家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飞跃。时间不再是一种根本无法把握的无形存在；它成了一个有自己脉搏、有不同节奏的活生生的事物。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准确地感触到这种节奏，并进一步寻求勃动的力量之源在哪里、是什么。果能如此，史学家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将和艺术家的认识一致。那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和他一样天才的学者的同样伟大的著作，将同运用风景描绘来表达自己对时空极限和人类生存的心理状态的探索的卡斯帕尔的经典作品一样不朽。对空间的认识更加科学。“结构”，在新史学家看来，包含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内容。“宏观性”是指，历史是一个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复杂结构整体，它随着时间的变动发生局部的或整体的变动。“微观性”是指，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不同层次有其自身的结构，对这些具体结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整体。新史学家把此与时间认识结合，普遍地采用“长时段”方法来考察历史。特定的时空组合使认识对象三维化，史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观察、分析，作出最大限度的完整评判。尽管目前“长时段”的绝对内涵还多是五十年、百年或几个世纪，但是它的反溯和顺延能力是无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会是一条奔腾万里的大河，使人无从把握。新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它使史学美的展现成为可能。然而，新史学的缺陷又妨碍了史学美的展现。这明显表现在它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宏观历史比较学者的批评上。年鉴派领袖认为，斯、汤等人的历史比较与文化比较建立在一种空泛的哲学思辩的基础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根据和实证研究基础，结果既混淆了比较各方面的个性，又模糊了作为比较结果的共性。这一评论暴露了新史学潜在的危机。多少年来，史学梦寐以求的就是跻身科学的殿堂。在艰苦的历程中，史学终于摆脱了古代的幼稚、近代的偏狭，最终“长大成人”。但是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一些本不应该丧失的东西。在当代，人文科学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术语；历史学也不例外。计量史学的兴起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细碎，研究方法的日趋繁琐，完全与当代科学的潮流合流。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它同时也说明史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越来越没有了勇气。这种“个性”、“勇气”是指：面对史学日益技术化、工具化潮流，历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保持的一种理性的反叛精神——保持史学艺术化的胆量。斯宾格勒站在最富艺术性的史学家行列。他力图发现历史的春夏秋冬——历史的生命历程——的勇气，感召一个新的历史春天到来的宏大气魄，使他能同最伟大的艺术家相比。同样地，汤因比更加科学地论证每一种文明的生长、消灭，并力图构画世界演进的前景，正说明他有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与之相比，“年鉴——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一个或几个世纪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镇、一个乡村。新史学家对其的研究，恰如凡·爱克的新人肖像画描绘的那样：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与斯、汤的历史全景图相比，它就显得太渺小了。不能否认，对具体对象的最大限度的全面认识是认识历史整体绝对需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无论是新史学明显的学科扩张性——如费弗尔多次提出要用史学包容其它人文科学，还是新史学家提出的“整体史”（totalhistory），都说明了新史学不愿放弃史学固有的宏伟和博大。然而，对斯、汤等人几乎彻底否定的批判，在提出“整体史”口号后不久又对所谓“更加切实的具体研究”的强调，都说明反叛史学“技术——工具化”潮流的软弱。众多史学家满足于为小型历史结构作出详尽的解说。这或许是由于史学科学化的进展使得史学家要处理的资料、要涉及的领域太广所致。但也可能是史学家的“零件心理”的缘故。不过，无论零件加工的多么完美，倘若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史学家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因而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成果存放在社会上。可惜的是，任务是让权利机关揽走的。在并不健全的社会中，权力机关在利用这些成果时，不惜任意的曲解和改篡。最后抛向社会的大众的历史依旧是虚假的。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谎言和错误拼凑成的书籍、报纸、电视节目。然而，在政府包罗万象的今天，让历史学家不去依靠占有无可比拟的财富、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员、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介，同时操纵着意识形态的政府，而去孤独地展现史学之美——这意味着既要解决巨大的物质困难，又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新史学家退缩了：一方面因为内心勇气的丧失；更因为意识到自己卑微的现实。难道史学美的展现真的成了浪漫派的蓝花——它只存在于理想和梦中？难道展现史学美也将和解读镌刻在月亮上的象形文字，也将和在带露的花瓣上书写诗歌一样虚妄？难道几千年史学的艰难演进，一代代史学家的劳苦，“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已经化为乌有？我们这些在今天仍然学习、研究和热爱着史学的人真的只能象蒙克画中转过身来绝望地呼喊的“他”一样把自己彻底埋进绝望的坟墓中去？

（三）超然冷漠TOP

摆脱史学目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史学家自身的完善——一种从身到心的艺术化。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由于技术合理性统治的强大作用，人们的思想意识、行动等等一切都日益一体化：对立面消失了。人们成为单向度的。马文·哈里斯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要使人民服从不能全靠恐吓和威胁，而在很多情况下是使他们和统治集团一致，因壮观的国家盛典感到高兴和自豪。象宗教行列、加冕典礼、凯旋游行之类的公共壮观场面，可以抵消贫困和剥削造成的离心效果。在罗马帝国时期，帝国之所以能一直统治人民，办法就是让他们观看格斗竞赛的宏伟壮观的竞技场面。现代国家也通过电影、电视、无线电播音、大型体育比赛、卫星运行、登月等强有力的技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使他们得到娱乐。那些受政府津贴的专家们通过现代媒介，把成千上万的听众、读者、观众的思想意识引入一条既定的轨道。而‘娱乐节目’通过空气或电缆直接播入贫民区的房屋或公寓住所，可以说是现明的一种最有效的‘罗马竞技场’。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不仅给观众提供娱乐从而阻止离心行为的发生，而且还能使人们不上街。但最强大的控制手段不是娱乐界的电子麻醉剂，而是国家控制的普及教育、教师和训练每一代人，提供为人们生活和福利所必需的技能和服务，这样做显然是在满足复杂的工业文明对工具及手段的需要。此外，教师和学校还花大量时间研究市政学、历史、公民资格、社会调查等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有很多关于文化、人民和自然的假定，它们都明显或暗示地表示该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优越

的。很多教师和学生没有比较的观点，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课本、课程、课堂讲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现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逐渐获得了一种“幸福意识”：政府不断地许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而这些又不断地实现，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不满现实呢？这种情绪逐渐吞噬了所有高级文化——音乐、绘画、诗歌、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将会怎样？是甘心于碌碌无为的“循规蹈矩”，从而在现实中沉寂下去，还是……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的艺术家是孤独的。他们孤独地生活，孤独地创作。他们怪异的生活方式是明确拒绝普通人介入的警告牌。他们的作品——极度抽象的符号、晦涩的释义、材料与工作方式的一反常规，使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这些天才的艺术家不是故弄玄虚，不是自大地拒绝与人民的交往。对于西方的艺术家来讲，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在维护艺术的神圣。现代艺术家注定了不同于以往的大师，“我在许多现代绘画作品中发现了昔日的大师们的作品所不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美。说到先辈大师和当代画家之间的不同，我的意思是，也许当代的画家们是更深刻的思想家”。他们面对着日渐沉闷的社会，明白作为人类社会精髓的艺术必须承担的义务。他们深知他们天才的大脑就是为了警醒混噩的人们而使用的。艺术的存在理由就是：它是一支否定的力量。作为艺术的史学，作为艺术家的史学家，上述的能力和义务就是他们的能力和义务。史学既要同自身科学化的庸俗化趋向斗争，还要同日益强大的力图把史学工具化的外部力量斗争，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把自己定位在否定力量的一支。在一些封建专制的影响远未消失，现代化的“北岩（Northcliff）暴政”又得以建立的社会中，史学面临的困难更大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史学家就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基本的态度：超然冷漠（cool）。这种“冷漠”，就是每一种否定力量在社会整体进程中必须始终保持的清醒——一种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态度。不能设想，艺术家没有了这种冷漠，它的作品除了用作饰品外，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透纳如果也象他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赞颂工业文明的一切成就，也就不会在《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铁路》中提出工业文明的火车头最终开向何方的疑问。同样地，约瑟夫·赖特如果失去了冷漠，他就不会在1786年去表现一个孩子见到自己心爱的小鸟成为科学试验的牺牲品时悲伤的神情——一种对工业文明反人伦方面的温和的批评。现当代艺术中“原始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前卫艺术家不满于“忠实地描绘自然”这种学院教条，而向原始艺术家借求能够直接唤起情感效应的手段。更深刻地讲，是艺术家对弥漫当代社会的虚伪的强烈批判——人们为什么不揭去冰冷的面具，把自己跳动的心、火热的激情展现出来？我们同样不能设想没有了冷漠，史学将会怎样？他或许成为主持聊天节目的庸俗的“文化大众”；或许成为效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超然冷漠”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它是激情在今天的表现。“真诚”是一种取向，即人对真善美的冲动和追求。在前现代的松散的社会中，这种取向多由宗教圣徒体现：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基督的信徒们壮烈的殉道，等等。在科学取代了宗教、技术合理性统治了一切的今天，人们为善的冲动越来越淡化，最终隐蔽到一片普照的光中，退行到无意识领域。人们失去了自觉。如何使人们看到人的本质并未消亡，从而克服绝望感，进一步唤起人们心中固有的但已沉寂下去的力量？艺术必须回答。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注主要地由对社会的批判表现出来；这符合作为一支否定力量的艺术的本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社会的弊病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而工业文明的成就成功地消弭绝大部分否定力量。关注人类存在境况、永远向上的艺术家举起了不合理的旗帜，为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而奋斗。应该承认，在过去，史学没有资格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使史学具备了这种资格。一切都汇聚到一点：史学、史学家敢于走一条艺术化的道路么？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必定敢于这样做。他有着向善的强烈取向；有时侯这种取向达到宗教信徒和先锋艺术家般的狂热程度。同时他保持着理性。他能找到一个即能看到现实全景，又不致于被同化的位置。它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内心的一种孤独感——一种外表和思想的“冷漠”。这样的史学家是幸福的。他掌握着知识——今天的和昨天的。他是美的发现者，又是美的创造者。他担负着向人们展现美的任务；完成任务的同时又创造了史学之美。但不是每一个史学家都享用这种幸福：因为不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是高尚纯洁的。耶酥的诅咒是可怕的。他对律法师说：“灾难降于你们！……

因你们夺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还阻止要进去的人。”谬斯的殿堂中有历史的席位。然而：“门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

（四）语词之舞TOP

当史学具备了艺术的心灵，开始美的历程的时候，它就必须开拓供这心灵运动的空间。诗歌、小说中蕴涵的深刻思想和强烈的批判，借助文学家神奇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自由的书写，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科学理性的枯燥，为自己拓展了无垠的空间：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平台，语言在这里跳起美丽的舞蹈，心灵在这里表现地淋漓尽致。史学家的空间是狭窄的。死板的时间——空间组合，空洞的分析，所谓科学的结论把舞台缩小到只能立足的程度。史学把自己投进了逻辑的樊笼。然而，有些史学家要突破这一限制。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这样一段历史：朱莉亚皇后决定把帝国一分为二，卡若歌拉（Caracalla）领有欧洲；捷塔（Geta）拥有亚洲和埃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内战，避免兄弟间的争斗。他们答应在母亲的宫中会面。会谈中，捷塔遭到袭击，母亲起身保护儿子。在这场绝望的搏斗中，母亲受了伤，身上沾满了少子的鲜血。而同时，长子在怂恿着刺客。刺杀结束了，卡若歌拉带着惊恐，匆忙把自己投在保护神前，向自己的士兵诉说自己的“危险”和“幸运”。权力斗争的血腥，手足之情的沦丧，闪光的母性，一切都跃然纸上。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崇高与卑鄙、亲情与冷酷在一个狭小的场景中强烈的对比，更能体会到一个母亲在目睹这惨景时受到的刺痛。这是历史，还是诗，还是……不管是什么，它都震撼了人的心灵，荡涤了人的头脑，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人性。吉朋华美典雅的语言有时被认为不是历史的语言。那么，所谓的“历史的语言”是什么？难道是一块块冷冰冰的砖头，是这些砖头砌成的一堵冰冷的墙？吉朋深知在解答罗马帝国为何衰亡这一严肃课题时，不仅需要科学的分析，还需要情感的力量。理性的内核是激情。作为最伟大的古代世界文明，罗马帝国对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它的衰亡更是如此。如果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告诉人们衰亡的结论，而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不能使人们对罗马、对人、对历史有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他的研究没有太大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一部史著应该具有这样的力量：它使历史成了一场生动的表演，“演员”技艺精湛，吸引了“观众”，使他们忘记了自身，进入历史之中。这样的著作就是一部阿提卡悲剧——古典悲剧的力量恰恰在于可以使观众在欣赏的同时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而溶入剧作所要表达的情感当中。吉朋的巨著就是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一部纪念碑式的不朽经典。吉朋的成就应该由大多数史学家来取得。但他们存在着顾虑：史学不是诗歌，不是小说，而是科学。恰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顾虑成了多余：史学的科学性确定了精

确的舞台，语词之舞必不会是一场漫无边际的狂舞。我们将援引新史学。旧式“叙史”受到猛烈批判后，“现代叙史”出现了。它极富特色，有时很难区分它是历史还是小说。比如，它认为，在研究诸如内战之类的复杂问题时，不妨遵从小说家的模式。小说家从多种观点出发讲述一个故事，史学借用这一模式，就会允许根据诸多冲突的解释去解释冲突。海登（Hydenwhite）认为，历史叙述将遵循四个“基本情节”（basicplots）：欢喜的，苦悲的，讽嘲的，浪漫的。还要象小说那样为读者提供“可供选择的结局”（alternativeclosures），这将帮助读者形成自己的结论，加深其参与历史的程度。“现代叙史”目前还是实验性的。不过可以坚信：经过长期实践，历史与文学的最佳结合点将被发现.

史学范文篇2

关键词：统计史；统计制度史；量化史学

统计史是统计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结历史经验，探索统计发展规律，对于发展统计理论、指导统计实践意义重大。回顾整个中国统计史，从《禹贡》的国势调查到如今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统计，政府统计都是统计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出于社会管理、国家战略规划等目的，政府统计帮助国家对自身的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和国家职能的扩展也决定了政府统计更深层次的建设。政府统计语境下的统计制度，是指对统计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主体进行管理和规范，以达到国家统计目标的一套行为规则和实施保障。既定的统计制度决定了统计技术结构，也决定了统计技术发展变迁的轨迹，可以说，统计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统计在社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中国统计事业一直以来进步的关键。统计制度史，是统计制度变迁、统计制度理论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更是中国当前建立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统计制度及其体系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同时，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的先进手段的量化史学的出现与发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研究和揭示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表现和数量特征，体现了当代史学发展变化的重要趋势，技术性很强。量化史学先在西方兴起，研究快速发展后又止步不前，而中国量化史学也曾经引发热潮，而后因为成果渐少而归于沉寂。当前，大数据和云计算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为量化史学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基础，量化史学研究迎来了很多新的进展，研究热度也有了一定的上升。在这种态势下，研究量化史学视角下的统计制度史，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量化史学的烙印。

1中国统计史及量化史学的研究现状

1.1中国统计史研究的停滞不前，亟需突破。国内学者对中国统计史的研究，是在1979年11月中国统计学会成立后，在它的组织、推动下，才逐渐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就专著来说，1980年以后，从整理当代中国统计史开始，掀起了研究中国统计史的热潮，开始出版了一些中国统计史的专著，但80、90年代的统计史著作，大多属于统计通史或断代史，例如王一夫的《新中国统计史稿》，主要描述新中国的具体统计工作；刘叔鹤的《中国统计史略》，全面论述中国统计活动；李惠村、莫曰达合著的《中国统计史》，更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从先秦、秦汉一直到当代的统计情况，在论述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对统计组织和工作、统计方法和思想等进行了介绍。后来也有更加详实深入的断代史，比如莫曰达的《中国近代统计史》、王德发的《中华民国统计史》等等。但无论是中国统计通史还是断代史，都还是某种意义的概括性研究，虽然这是统计史早期研究的必经阶段，但更深入具体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的。将统计思想史作为一个重要分支议题进行研究，就是之后的一大进展。这方面的著作有莫曰达的《中国古代统计思想史》，主要论述每个时代的相关代表人物，包括统计工作、统计法规、统计组织、代表人物的统计思想等，还有徐国祥的《新中国统计思想史》，主要论述东西方统计思想在我国的发展变化。此外，还有大量发表的论文对中国统计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补充，例如陈支平（1989）介绍中国古代三大统计数字：田赋、户口、田地，论述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批评了矫枉过正的史学风气。莫曰达（1989）论述了秦代以来的维护措施：做好原始登录工作，保证计量准确无误，严格统计簿籍的交接手续，并且最有效的两点在于实施查验和惩罚。邢莉（2004）指出其理论新探统计范围以土地粮食为基本，重视赋税徭役计算，常涉及货币交易，统计思想有统计分组、线性回归分析、抽样推断、比率等。但是，经历过80、9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无论是专著还是发表的论文，统计史的研究热度都在慢慢消退，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少。在内容上，中国统计通史再无专著问世，中国统计思想史也缺乏跟进研究，中国统计史其他领域也很少有深入的单独研究。在方法上，也需要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新技术手段。1.2量化史学的历史趋势和新热点。历史研究借鉴数据分析由来已久，但直到资本主义在近现代的产生和发展，量化史学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兴起。17世纪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人们大量统计与计算各种社会数据，尤其是经济与人口方面。进入20世纪，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史学方法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难以应付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反思，法国“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历史学开始进入社会科学计量化研究的主流之中。二战后，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与电子计算机的技术进步，数学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各门学科，甚至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完整意义的计量学派开始形成。而现代意义上的量化史学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其特点为：在研究方法上，对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融会贯通的使用；在研究对像上，对历史长河中的各种历史现象以及其中的纷繁复杂的数量关系进行统一协调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20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量化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探讨和研究更加有效的方法，以及在众多科学领域的具体应用。量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悄然融入众多的历史研究领域，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量化史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股热潮持续时间不长，只在经济史等少数史学领域有较大的发展，但量化史学的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普及，史料开始逐步数字化，历史数据库的建立也变得可能，跨地区、跨国共享访问也可以实现。这是以前的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条件，也是催生新一轮量化史学研究的催化剂。从而改变过去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观念，对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作出进一步贡献。1.3统计制度研究的缺陷。目前，重点研究统计制度本身的，除了在统计史部分对统计制度变迁所涉及的内容，国内对统计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目前中国统计制度的现状，指出当前我国统计制度的不足以及提出创新解决的方法，也有一些特别的，比如从古代灾害统计的经验提出对目前统计制度的建议。李国荣（2013）对于中国统计制度的全视角的研究，就从新制度经济学出发，从管理、调查核算、法律三个角度，梳理了古代、近代、现代的中国统计制度的变迁，赵胜忠（2012）从政治与权力的角度，将我国统计制度分为混溶范式、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治理范式四个阶段，从统计职能、组织机构、活动范围、运行规则四个方面来梳理中国统计制度的变迁。得益于统计，特别是政府统计本身的性质，对统计制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计量方法和实证研究。但目前对统计制度的研究缺乏历史视角，没有阐明中国统计制度长久以来变迁的内在规律，缺少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一些历史结论进行证明和创新。综上所述，对统计史需要对统计制度变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对统计制度史的研究也需要量化史学的视角。进一步地，在统计史的系统研究中，系统全面地研究统计制度史，若与量化史学结合，更是顺应国际潮流的创新。那么，在量化史学视角下的统计制度史研究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该如何进行量化研究呢？

2中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内容及量化史学的应用领域

2.1中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内容。首先，作为统计史，统计制度的内容已经见于各种通史、断代史、思想史，但其中对制度内容的研究只是描述每个朝代或历史时期具体实施的统计制度，或者是作为研究其他内容的背景，没有作为单独的、独立的研究内容。其次，作为对中国统计制度变迁本身的研究，从制度主义、经济层面、政治视角，多是片面的、分割的，没有能够深入到从古至今的各个历史时期进行规律总结，但能够给统计史视角下统计制度的研究带来很多借鉴。综合之前所阐述，我国统计制度史的研究，是统计史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其总体内容是从古至今各个历史时期我国所施行的统计制度。既要包括对统计制度本身的界定和总结，更包括其他各个重要方面。同时，统计制度史研究有如下特点：首先，在我国数千年的统计工作的史料中，绝大多数是政府统计的内容，也就是说，关于统计制度的统计数据十分充足，并且具有很大的延续性，这就为我们进行计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统计制度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龙头，是其他统计史研究的基础之一，因此，其研究具有先导性的作用。最后，统计制度史的研究至少有一条主线，就是统计制度对政府需求的满足程度，统计制度是政府对统计工作的要求，是政府对国民控制力的体现，把握这条线索才能更好地理解统计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那么，统计制度史的具体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统计制度本身的基本内容：参考李国荣（2013）的总结，包括管理体制、调查核算制度和对参与方进行约束的法律制度。统计管理体制：指国家统计管理的组织结构和组成方式，即采用怎样的组织形式以及如何将这些组织形式结合成为一个合理的有机系统，并以怎样的手段、方法来实现管理的任务和目的。统计调查核算制度：指国家管理和组织统计调查核算的一系列行为规则和规则实施的一系列保障。统计法律制度：是统计部门进行统计工作管理、规范统计活动中统计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规定了统计部门与其他组织、民众在统计活动、统计管理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除了以上基本内容，为了将统计制度与政府需求更好地联系在一起，统计制度还应该包括各种层级的统计机构以及它们不同的职能、各个时期政府统计的范围变化等等。2.2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史中应用范围。量化史学并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应用范围，只适合历史研究中“求真”的部分，而不适合“历史观”的部分，可以对历史研究中的微观部分进行细致的数量分析，但没办法指出“是什么”、“怎么办”的历史命题。（1）适用于中国统计制度史中关于数量的研究表示统计制度的完善性，统计制度涉及的范围，统计制度下参与政府统计的人数，如果仅仅用文字叙述，或者用很多、较少的词来形容，未免有些缺乏说服力，通过精确的数据会更有说服力。比如赵胜忠（2012）论述晚清到民国部门统计机构的壮大，晚清政府在中央民政、度支、陆军、邮传、农工商及大理院等6个部门设立了统计处，至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设立专门统计机构的部委则扩大至内务部、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教育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蒙藏委员会、大理院、审计院币制局、全国水利局、全国烟酒事务署与航空署共14个。国民政府成立后，深知统计的重要性，立法院、铁道部、内政部等25个部门设立专职统计机构。而后成立主计处，到1941年共计有统计处2处，统计室47处，其他统计机构3处，共设置统计人员140人，其中简任职2人、荐任职23人、委任职82人、雇员33人。这组统计数字就让人对晚清到民国统计机构的完善与壮大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此外，在以往对中国统计制度的研究中，一般只是叙述相关的统计机构，统计组织、统计管理体制、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很难让人有具体的概念，不同统计制度对数据的搜集和处理没有明确的印象，如果在特定的统计制度后附上具体的统计数字或者统计表，通过数字的精确程度和统计指标的数目，便能对统计制度的效果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也易于进行比较。（2）适用于统计制度本身或与其他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分析例如，对统计制度本身的研究内容包括统计管理体制、统计调查核算制度、统计法律法规，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统计制度对经济增长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李国荣（2013）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到2009年中国统计管理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其共有两次变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统计管理体制变迁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共同反映了99%以上的经济增长的变化，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对其他两项内容的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此外，这方面的计量研究，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统计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管理体制、调查核算制度和法律法规之间相关关系，以及统计制度与统计数据准确度之间的相关关系等。（3）适用于统计制度关于数量结构的分析数量结构是指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结构，这些不同的结构内部各要素或成份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比如统计机构的人员结构、统计管理体制结构、统计对象层次结构等。比如贺晓静（2017）分析酒泉市统计基层基础薄弱时，除了说明酒泉市统计系统下属的七个县（市、区）统计局工作人员均不超过20人的情况，还分析了全市统计系统干部只有7%取得中级职称，3%取得初级职称，其余90%并未取得职称的技能水平结构，统计队伍根基确实不牢。（4）量化史学在统计制度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进行量化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一般而言，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分类和整理，接着对历史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如频数分布与次数分配、集中趋势的度量、偏离态势的度量和统计指数的运用等，还有一些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深入分析的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模糊数学法等，需要根据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选择。此外还有一些计量方法，用来研究中国统计制度史会有更好的适应性。如研究统计制度的实施有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的双重差分法，利用计算机汇集各个历史时期政府统计工作数据建立政府统计工作数据库，发挥大数据优势，为统计制度的量化史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在统计制度史的研究中，统计制度对政府需求的满足程度的线索贯穿始终，而如何描述满足程度，就需要运用量化史学的指标法，构建统计机构、统计职能、统计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的指标体系，最后形成可以评判满足程度的总指标。

3在统计制度史研究中运用量化史学应注意的问题

史学范文篇3

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对话”的第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于2007年10月9—1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参加本次对话的有哲学学者张一兵、孙正聿、俞吾金、吴晓明、陈学明、杨耕、丰子义、王南湜、王德峰、邹诗鹏、叶险明、童世骏、张雄、张奎良等，史学学者庞卓恒、冯天瑜、姜义华、张广智、葛兆光、李杰、李红岩、陈新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高翔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研究员以及参会学者轮流主持了会议。

这次对话会共收到二十余篇学术论文，作者从跨学科对话的视角，力图把本学科的运思路径和理论触角绵延至新的学术领域，在哲学和史学两个学科的交互视野中收获新的思想创见。为了扩大对话成果，加强现场互动，这次会议还改变了以往学术会议部分学者主题发言、大部分学者台下听会的模式，而把重点放在了学者之间的对话和讨论上。其基本程式是先由相关学者就所提交的论文进行简明的观点陈述，随即转入全体对话和讨论时段。《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拟同时发表部分会议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收录会议论文与现场对话，结集出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系列对话”丛书。与会学者共进行了六场对话，就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与方法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历史规律与主观意志、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以及批判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学科对话的模式激发了思想的熠熠光华，会议议程的革新更是直接带动了不同理论观点的碰撞交辉。在座学者竞相发言，或立论或反驳，或诘问或辩护，或声援或反思，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友好，生动活泼，令人振奋。这次对话会大大推进了哲学与史学两个学科领域的沟通交流，取得了良好丰硕的学术成果。总的说来，会议成果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2.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3.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问题；4.对等思潮的剖析与批判。

一、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

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对话有没有必要，它将在哪里找到其合法性根基，它又怎样在不同学科的交集和贯通中获得真实而深刻的学术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是哲学与史学以及其他对话的前提省思。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高翔总编辑提出，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每个学科都面临着下一阶段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的选择。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方法相互冲击的情况下，加紧跨学科的对话和研究，可以给既有的学科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带来新的启迪与冲击，为学术生长提供新的巨大空间。在不同学科的对话中，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是最有基础的。历史学讲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现代意义上说，天人之际讲的是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古今之变则是社会演变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历史学研究要对上述关系和规律形成自己基本的、独立的观点，这和哲学研究在最高层次上应该是一致的。最近这几年，无论是哲学还是史学，都面临着加强对话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自身对各个学科的指导地位，必须加强与各个学科的相互沟通、了解，向各个学科提供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它也需要从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使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奠定在坚定的科学基础之上。中国当代史学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其一是历史学出现了淡化理论的倾向，过度陶醉在对个别事实的精雕细琢中；其二是盲目崇拜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妨碍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亟需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与时俱进的和适合当前社会发展趋势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与价值评判标准。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对史学研究的疏远，有些哲学研究不下艰苦的功夫研究史料，满足于哲学领域内的自说自话。在哲学和史学的对话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学科之间的交流不多，过去几乎没有对话。通过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起到知识结构互补的作用，双方的理论借鉴和对经验材料的不同理解可以对对方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说，据他回忆，这次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恐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种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复旦大学张广智教授认为，历史学家也应当是思想家，没有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对历史的深入理解，为此，应当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倡导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是必要的，但这种对话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非常艰难的，像哲学以什么样的角度切入史学等，都需要作为基础问题深入研究。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认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应当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论述基础。哲学与历史之间，未必有多么深的鸿沟，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对话的。通过对话，两个学科领域的语言、概念、思路、方法能够互相接近，但同时，填平鸿沟并不等于彼此没有界限，学科对话绝不是说和光同尘，绝对同一。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倡导史学与哲学的对话，恰恰缘起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过于硬化的学科边界和学科陌生性，这可能是上世纪自然科学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留给我们的某种理论后遗症；而对话即是推倒学科之间的屏蔽之墙，打破学科壁垒，探索面对今天的总体性社会生活时所共通共识的理论方法。

实际上，对学科对话之于学术创新的必要性的思考，贯穿和隐含在几乎所有学者的发言以及讨论中，学者们对这一点均持积极认肯态度。有学者甚而提出，对话会设置本身就应当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

二、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所达致的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老一辈学术工作者在中西今古之变和多种学术思潮的振荡冲突中，自觉地以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现代学术话语体系。时过境迁，当代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革，时下各种学术思潮和不同研究范式又在中国思想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碰撞横决。在这种情况下，唯物史观如何结合当代中国实践生发出新的形态，如何在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其方法论意义，就成了这次对话会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主题。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对于当今史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长期以来，一方面由于哲学与史学的疏离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而上学强化和巩固了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当作形而上学的固定模式或先验框架，或者被看作完全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实际上突出地体现为三个基本方面：（1）社会现实的发现。这意味着，历史事实只是在社会现实中构成并通过社会现实而显现出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归根到底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因此，历史科学的真正任务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会的现实，并从而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2）总体性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总体性的现实乃是在人类的实际生活过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明确地表现为：只有当一切孤立的历史事实、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从属于这样的总体之时，它们才有可能作为真正的现实被理解和把握。（3）具体化的路径与实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有其具体化路径，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括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之所以把这个“基本原理”理解为并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不仅在于突出其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在于强调这一方法论纲领按其本性来说不是现成的、自身封闭的；毋宁说，它只是开辟了一条经由社会现实的总体来具体理解人类历史的道路。正是因为这一具体化路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作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而存在。

俞吾金教授则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历史事实与理论视角、客观规律与主观意志、历史意义与当代意义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学科，但前者却为后者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并使后者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尊严。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理解历史事实提供了科学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思维的指导，从而可以勾勒出某个历史事实的整体面貌。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启示我们，作为一个当代人，尤其是当代中国人，要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前提是必须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本质。因为任何历史事实，乃至全部历史的当代意义都隐含在这一社会生活的本质之中。

庞卓恒教授则力图从唯物史观是科学这一角度来重申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科学就是揭示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这些认识是真理的知识体系。他重新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等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因而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研究是科学。

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提出，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劳动、资本、分工等很多问题，实际上都不是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有些人对问题的态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归根到底是换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即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来承认现实。如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用的是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是最大的保守分子。因此，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厘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批判过的各种思潮。

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充分阐释了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去蔽作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历史科学要研究的不是肯定的事实或者已经包含了理论成分构架的事实，而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他们的实际发展过程以及人们能动的生活。马克思第一个真正发现了生产关系，在物质生产中深刻揭示了本真的历史性，而只有认识到物质生产是人的现实生活的本质来历，认识到它为历史奠基，才可能去除对本真的历史性的观念遮蔽。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要点”，就在于让“时代的现实动因”，即物质生产方式变更的历史运动本身呈现出来，而不是只看到那些遮蔽了现实动因的形式，比如，只看到宗教的观念、哲学的观念或政治的观念，并把它们当成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动因。

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问题。他提出，历史认识论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也是唯物史观在当代创新的理论生长点。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对历史认识论有所论述但又没有具体展开、详加探讨；第二，当代社会实践、科学、历史学、哲学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又突出了这个问题，即使其成为通常所说的热点问题；第三，上述诸方面的发展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是在这三层意义上，历史认识论成为唯物史观在当代的理论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产生于19世纪的唯物史观主要是一种历史本体论，但其中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历史认识论。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提出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抽象方法与理解方法，并实现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即唯物史观不仅要回答历史是什么，而且要回答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达到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统一。

三、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

历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正确地进行历史评价，历来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历史评价的论定、修正甚或重估，往往会对现实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然而，现今在后现代主义和思潮的冲击下，历史评价似乎变得简单、轻松、随意了。历史仿佛真地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以说，历史评价问题，尤其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评价问题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评价，如何使这种评价符合历史本身的逻辑，这是与会学者集中讨论的又一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分析了唯物史观视野中的评价及其标准问题。他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评价主要涉及两种，一是历史评价，一是价值评价；与此相应，评价的尺度也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两种。所谓历史尺度，主要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作为标尺对历史加以评价；所谓价值尺度，亦即道德尺度，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作为标尺对历史进行评价。前者属于客体尺度，后者属于主体尺度。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来看，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尺度是一致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也在趋向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问题来说，两种尺度又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从历史尺度看可能是合理的，从价值尺度看可能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在两种评价尺度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自觉地坚持这样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对于正确进行历史评价是非常重要的。

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认为，当前中国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时候，需要不需要以唯物史观来指导。的确有一些人发表文章企图否定唯物史观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中的指导作用。因此，把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的关系作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不仅有理论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唯物史观在认识、看待历史的时候，充分注意到两个环节：事实的历史性与事实的整体性。以此为主要特征的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方法，其现实意义体现在，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人类究竟还需要不需要理想的问题。质言之，人类需要不需要从历史事实的整体出发，为自己的行动设立一种奋斗目标，人类是不是需要重新回到“运动就是一切，目标微不足道”的轨道上去？而唯物史观在面向历史的时候，把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把当前塑造的一切和历史总体联系在一起，这充分彰显了理想和目标的现实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则将历史评价作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契合点。他提出，唯物史观与历史学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一旦被“淡化”，唯心史观和虚无主义就会“乘虚而入”。近些年，我国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对唯心史观和虚无主义批判的著述虽比较多，但后者对包括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弱，而且还有蔓延的趋势。其原因除了研究主体知识结构的局限和狭隘的学科视域所导致的哲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分裂倾向外，也与我们只注重批判中国虚无主义具体观点，而忽略了对中国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支撑点作系统的批判性分析有关。因之，明确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加强哲学与历史学的联盟，批判性地分析中国虚无主义的思想文化支撑点，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确立历史评价科学性的三个重要逻辑环节。

张一兵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发了历史构境的问题。他认为，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意识”并没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历史，任何观念的历史都依存于人类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历史的观念同样如此。人的历史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主观重构，而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结构则生成着人们再现历史生活的一定的重构方式。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辉格式的线性进步时间，而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历史转换本身。社会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实体或实存，而是在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建构出来的有序性社会生活世界。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已经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之中。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能离开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把握，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为研究主体所建构的历史情境。

孙正聿教授则提出，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问题，应当有不可回避的现实针对性。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当代世界，二是怎样看待和评价市场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评价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时候，需要建立在把握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上。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因此，人类历史实质上是一个所谓趋利避害的历史。也正是由于趋利避害问题，才向人类提出了历史评价的问题。换言之，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总要思考何者为利、何者为害、究竟怎样才能趋利避害以及怎样对历史作出评价和选择等问题。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应当更深层地揭示对历史的理解。

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这本身就属于历史评价的一个重要课题，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对此作出了详细解答。他认为，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叶即流布于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一方面通过译介与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其“左”派幼稚病而导致了两种偏颇：其一是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了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是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概念的准确性，导致了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紊乱。今日反顾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成败得失，应当克服这两种偏颇，复归和完善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并努力达成对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形态学说的正确理解、合理运用与创造性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张雄教授从历史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特殊性这一角度对历史评价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普遍性”是对历史的合目的性与历史的合规律性的哲学抽象，意旨历史可以根据一个合理的、为人理解的计划而展开，并且朝着一个历史的理性目标所前进。“特殊性”则是指与历史的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历史对抗性”，即单个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它包括人性中所固有的私向化、自由意志、贪欲和情欲、利己主义行为等倾向。在具体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历史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特殊性总是呈现着极为复杂而又辩证的性质。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思考并揭示了现代性资本社会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性状的本质。在马克思那里，既反对绝对的特殊性或个别性，又反对绝对的普遍性。历史进化过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存在，反映了人类生存世界的两种需要、两种追求：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生活与信仰、本能与审美、劳作与预期等。历史正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解决因上述需要和追求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世界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使人的发展和类的提升成为可能。

四、等思潮析评及其他

哲学与史学对话不是坐而论道，袖手清谈，而是充满了强烈的现世关怀和忧患意识，对、历史目的论等思潮的剖析即是一例。一段时间以来，等思潮照搬西方个别史学流派的观点，淡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以貌似超然的客观主义态度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然而，这些思潮不过是导源于西方文化的无节制崇拜和无意识摹写，而生发的对中华文明的虚无以及对中华民族学术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否定，它所深刻表征的是某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失语和无思考状态。与会学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这些思潮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红岩副研究员在讨论中重点谈到，现在史学界涌动着思潮，它其实“虚无”的就是唯物史观。换言之，唯物史观在史学界面临的挑战是唯物史观还管不管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学术发展。他认为，这要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谈起，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稳脚跟，是因为回答了当时中国人最迫切的问题，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出路问题。一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史已经表明，唯物史观非但没有束缚中国史学的发展，而且帮助中国人空前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奥秘，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学，能够帮助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另外，唯物史观的一大贡献就是把社会形态理论引入了历史学研究，这样的论证方式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所没有的。因此，建立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提出，历史目的论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它把历史的主体预设为某种抽象的诸如“精神”、“上帝”、“理性”之类的存在物。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于历史目的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但它并未绝迹，而是以各种方式残存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甚至将历史唯物主义也阐释成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变体或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这样一种隐蔽的历史目的论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评价，并且往往诱发诸如的理论倾向。而在唯物史观看来，人只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因此，历史的目的只能是实践着的人的目的，在此之外根本不存在一种抽象的历史目的。

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对解释学史学观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认为，解释学史学可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狄尔泰、克罗齐以及科林伍德的历史解释学及其思想史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在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史学模式，第三个阶段则是后现代解释学及史学模式。这三个阶段，分别标示着历史的三个基本规定性即客观性、历时性与总体性的丧失。这样，解释学史学观就呈现出浓厚的相对主义特征，而其背后则是的巨大思想氛围。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历史活动中的人、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性，并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强调自身是“人的科学”及“历史科学”，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而对解释学史学观作出了有力批判。也正由于此，在解释学史学路向上不断被消解的历史客观性、历时性以及总体性，在唯物史观中得到了建设性的保留。唯物史观蕴含的历史进步及其人类解放论，有理由作为抵制和遏制历史相对主义与的思想资源。

云南大学李杰研究员提出，在中国近十几年的史学理论研究中，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观等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中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定历史真理的属性等，其中包括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在这种负面影响之下，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放弃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倾向，而这导致了中国史学理论思维水平的降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心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努力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它的题材围绕劳动者阶级的解放而形成；它以事实陈述与理论阐释的结合为其叙述方式，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己任。放弃了唯物史观的史学研究，尽管在个别事实的阐释上能发现历史真理的颗粒，但如果不能与人类解放事业相关联，不能阐明历史的进程与趋势，不能对劳动者阶级的愿望作出表达，就不能称为合格的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以研究历史规律为己任，应当致力于阐明，在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以及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上海社会科学院童世骏研究员通过对纪念馆、刘少奇纪念馆与纪念馆的不同观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在我们的研究和宣传中，既要防止历史出现空白和断裂，又要防止历史失去实质内涵，更不能将历史仅仅视为历史。

复旦大学陈新副教授批评了某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以获取客观的哲学史为其宗旨，仅仅将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的做法。这一做法实际上是19世纪发展出来的实在论“历史”观在今天的简单移用。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思之上。

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法论特征，就是通过历史个别现象而否认历史活动的本质，孤立地分析历史的阶段错误而否定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说，“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来遮蔽历史事实”。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事实，从唯物史观立场上如何科学地界定历史事实？与会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李红岩认为，历史事实的概念，无论在怎样的程度上值得质疑，但归根到底，历史事实的概念和历史真实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这里所谓的“底”，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讲的，譬如说秦始皇是个男人。在这个基本的层面上应当承认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庞卓恒则对张一兵历史事实都是建构的意见提出了质疑。他说。如果秉持这种看法，那么，譬如郭沫若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早期版本是不是客观形态，是不是事实存在和历史事实？张一兵对此回应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谈到过真理的问题，例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是不是永恒真理。在恩格斯看来，讨论一个理论和学术问题的时候，不能把问题降低为一个经验事实。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概念、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事实都不是在经验层面上产生的，而主要是被构建起来的人们的生活。因此，李红岩提到的秦始皇是个男人的例子也仅仅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物性事实，而不能构成历史事实。庞卓恒就此反驳说，单个的经验事实问题不大，但如果是能构成论断的两个以上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涉及因果关系的经验事实，不就牵涉到历史事实了？另外，在盲人摸象的故事中，摸到象的不同部位就说象是什么，这当然不对，但象本身是否是存在的？张一兵则进一步回应说，社会现象本身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离开了人的价值取向而独立自存的东西，而是以人的利益、活动、关系为依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事实本质上是被构建的。因此，对于湖南农民运动，说好得很，有的人却说糟得很。李杰参与讨论时提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事实分为认识层面上发生的事实与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来讨论的。正如恩格斯所讲，认识是有范围的。当我们不能认识某个事物的时候，这个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认识的事物并不等于事物不存在。前者是认识论层面上的事实，后者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俞吾金的意见是，历史事实就是指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的媒介，从观念上去重组历史事实。但历史资料决不是纯粹的感性资料，必定混杂着各种不同的思想理论酵素。同时，任何一位史学研究者谈论历史事实时，都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而展开的。因此，史学研究者无法脱离理论视角来谈论并探讨历史事实，一定的历史事实总是在相应的理论视角中显现出来。吴晓明则在历史事实与经验事实对比的意义上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举出马克思的一句话为例，黑人就是黑人，但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是奴隶。这里，黑人就是黑人，这是生物学事实；但黑人是奴隶，却是历史事实。平时提到的某人是父母所生等，也是生物学事实，而不是历史事实。黄金就是黄金，这是事实，但黄金是货币，则是历史事实。换言之，我们谈论历史事实，应当从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这一层面上来进行。脱离了实践活动的所谓历史事实是没有意义的。王南湜则把事实具体分为客观事实、感性事实、理性事实等。他认为，作为客观实在的事实，这是自然科学、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得承认的，人们在生活中通过感官接触到的属于感性事实，而马克思更看重的是把这些客观事实、感性事实经过理性加工后作为一个整体表达出来的事实。

与会学者还就哲学界与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封建制问题的讨论即是一例。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通过解读马克思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封建制的几个标准：（1）是否存在封建土地私有制；（2）是否存在农奴制；（3）土地能否自由买卖。而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中国古代存在的是自由民、小农，生产者是民而不是奴；中国从秦汉开始就能够大规模地进行土地自由买卖。即是说，这三条标准在中国都不存在，因此很难说中国存在封建制。另外，张奎良通过文本检索提出，马克思有10篇谈到中国的文章，其中对中国的陈述约有一百多处，但对中国进行形容、定性的时候，马克思把中国称作“天朝帝国”、“古老帝国”、“北京朝廷”、“天朝皇帝”等，从未出现过“封建王朝、封建帝国”等说法，这也有助于说明马克思的观点。进而，张奎良认为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道路上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多样性论者。李红岩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最终指向是普遍性的。庞卓恒提出，马克思的封建观指的实际上是新意义上的封建。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说西欧的封建制就是唯一的独特的东西，在非西欧国家，也许有与其本质相同的社会。否则，就无法解释《资本论》第3卷第47章把西欧的农奴制比作西欧国家实用地租的问题；同时，也无法解答《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把西欧封建制跟家长制关系合在一起，认为它们性质相同的问题。冯天瑜则同意张奎良的看法，并进一步明确：（1）秦汉至明清，农业生产者的主体是人身大体自由的农民，而并非有法定人身依附的农奴，不存在占优势地位的农奴制；（2）自战国以降，土地可以买卖、转让，贵族土地世袭制不占主导；（3）中国秦汉以下又有着比印度更加完备、更加强势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阻止向西欧国家权力分散的领主封建制那样的社会形态发展；（4）司法权掌握在朝廷手中，封建主拥有世袭司法权早在周末已渐次消除。因此，将秦汉至明清称为“封建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格格不入。这实际上是对封建概念的泛化与滥用。学者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文本解读、概念辨析等问题值得引起进一步关注。

五、思考与展望

本次对话会已经凝结为历史，但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思考和展望才刚刚开始。或许，任何事件总是要以成为历史的方式，去启动和诱发人们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与史学的对话、思与史的互通具有天然的学术生命契合。这次对话会提示我们，在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上，需要继续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科对话是推动学术创新，形成新思想、新见解的重要平台。回顾思想史我们看到，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日益扩展与认识活动的深入精微，学科区划也日益细密严格。这一方面使得人们可以更加精准地认识和分析世界，但另一方面，森严的学科壁垒也限制和割裂了人们对身周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刻画的正是这样一种尴尬状态。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可能产生专门的学问家，却很难看到能够准确把握当前时代的本质和变化规律，准确认识学术的本质特征和渊源流变的思想家。这是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如果学术的繁荣带来的是思想的萎靡和枯竭，那么这种学术研究能够以成熟的体征写入学术史册吗？基于对这种研究现状的反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率先启动了学科对话与学术创新活动。哲学与史学的对话证明，这一举措对于学者突破长期以来固化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式，关注新问题、触碰新观念、激发新思想、提炼新方法，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

史学范文篇4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措施，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史学范文篇5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是由一批上层学者带动起来的，学者群体的崛起，是史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使中国史学走上了正常发的道路。

（三）明末清初，史学日趋多元化

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官修本朝正史开始，至清朝康熙十八年（1629年），官修《明史》开馆，是我们所说的明未清初时期。这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讲，经历了明清两朝的更替，统治民族也经历了汉族与满族之间的交替。但从史学的发展来说，它们之间却是连贯的。

明末清初史学的主旋律无疑是明史（当代史）的编纂。万历年间官修本朝史有两项重大的活动：即重修《大明会典》和政府主持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四年（1576年），明神宗下会重修《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修成，共二百二十八卷。与以前的《明会典》相比，万历重修者增加了正德至万间事例。它以六部为纲，详述了诸司职掌与事例，内容丰富，“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万历中期，大学士陈于陛建议政府纂修纪传体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神宗遂命陈于陛、沈一贯、冯琦等人负责，开馆纂修。“集累世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二十四年陈于陛病死，所写的稿子又因二十五年宫内三大殿发生火灾而烧毁，修史工作没能继续下去。这次纂修本朝史，虽然没有成功，但在此基础上却留下了两部书，即《国史经籍志》和《国朝献征录》。《国史经籍志》五卷，附录一卷，它在著录书籍时，注重分类，颇有参考价值。《国朝献征录》是一部人物传记资料汇编，按官爵、地位分列，收录了洪武至嘉靖年间的人物，材料相当丰富。

万历朝官修本朝史的失败，促使私人纷纷代庖；明清易代，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也促进了明史的编修。在通史、断代史编纂方面，成绩仍不理想，因为正统论是宋明史学思想的主线之一，到了晚期，它并没有随着实学的兴起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部分学人那儿，反而越陷越深。叶向高认为“宙宇间惟治统、道统相提为两大事。治统紊则乱贼肆，道统紊则异端猖狂，其害均也。而道统之害，及于人心也道者尤其。”［7］徐奋鹏、郑郊是二统论者，在他们的著作《古今治统》、《史统》中，他们将正统论付诸了实践。

晚明史中出现了不少新的史学现象，李贽是明代启蒙史学思潮的第一人。《童心说》不仅表现了李贽的文学思想，更重要地是系统阐述了李贽的启蒙思想。张燧是一个实学化的学者，《千百年眼》是介于史考与史评之间的晚明史学杰作。钟惺的《史怀》是晚明优秀的史评著作。钟惺以破坏纲常出名，在晚明和李贽齐名，被顾炎武、王夫之认为是“导天下于乱的洪水猛兽式人物”。《史纠》开了历代正史研究之先河。

此外，晚明史学工具书的编纂、科学文化下的教科书编纂、通俗史学走向民间值得注意。明代编纂了不少史学方面的工具书，其中，晚明王光鲁的《阅史约书》最值得注意。王氏是专门编纂工具书的学者，于此可见，晚明的工具书编纂有专业化、职业化趋势。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应试的群体数量很大，所需要的应试用书市场也很大，为适应种种科考局面，晚明出现了不少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学术水平不高，但它传播历史之功不可忽，这是促使史学走向民间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通俗史学兴盛，通俗史学的主要形式是讲史与历史演义。高层次的史家往往不屑通俗史学，不过，也有人肯定其通俗手法，甚至借助其形式，创作历史味更浓的意义。

谈到明末清初的史学，不能不提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家，黄宗羲的学术史成就，王夫之的历史哲学，顾炎武的考据学成就，无疑给中国史学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修史队伍来看，私修强、官修弱是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从私修队伍结构来看，晚明史家群体官员型史家与职业史家群体并重，职业史家群体的崛起，明末清初史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二、明代史学日趋多元的原因

明代尤其是到了晚明以后，史学何以出现多元化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普及、出版业的发达、实学思潮、启蒙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官修正史的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明清朝代的更替；则促进了当代史编纂的繁荣。总之，自明中叶社会松动以后，统治者就再也统不住了，于是各种思想就显得异彩纷呈了。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明代史学的转型

文化的变化，首先应该从经济方面寻找来源，明朝中叶史学领域的变化，是由明代中期剧烈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

明朝经济，在停滞了100多年以后，到了弘治时期，开始繁荣。“至于弘治，盖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细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8]到了正德末、嘉靖初，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在苏州“出吴阊门，迤月城而南，当商货孔道，五民薄城而居，列肆栉比，人习市侩，操奇赢以为常。”正德后，南京“商贾挟货，大者巨万，少者千百”城内各种商行，多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点”嘉靖间，杭州“四方商贾咸辏焉”[9]因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达，嘉靖以后，明朝社会出现了很多的现象，贫富分化，“高下失均”如皖南地区“出贾既多，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已猾侵牟”[10]追求物质欲望似乎成了时尚。金钱在人们生活中的魔力越来越大，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变化。

有诗云：“君不见，长安城内大户家，昔日贫贱今豪华。方其贫时，穷巷人不知，即今富贵年，海内慕其贤。周身皆绮罗，结室亘术陌，出门拥车骑，入门奏管弦”。五侯夜过骅骝马，七贵夕开玳瑁筵。旧时贫贱相交客，今日不敢论畴昔。人生意气当如此，何为贫困守经史！君不见，杨子草玄遭客骂，稽康养生亦横死。明朝拔剑拂衣去，不作寻常儿女子。”[11]这首《行路难》可以看出崇尚财富，已成当时的一种时尚。

相应地，知识分子对于金钱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李贽说：“县城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然必交结于卿门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12]当时，部分文人，不仅观念变化，不再羞于言利，而且也投身商业活动。“至今，吴中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

今天，当我们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我们发现从市场经济角度来认识明朝社会，也许会更准确一些。贫富分化、靠能力吃饭、追求物质生活、金钱崇拜、知识分子不再羞于言利，所有这些，正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现象。具体来说，在史学上表现为经世史学，这是促使明中叶史学由理学化史学走向非理学化史学的重要因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社会的进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变动。正德、嘉靖是明代学术新旧更替时期，表现为旧的宋学受到挑战，各种新的学风不断涌现，哲学上，王学兴起，文学上表现为复古行动，这些因素，促成了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二)文化普及，出版业发达，使史学真正走向民间

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使更多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大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制度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平均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名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明朝的后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1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代启蒙史学思想家李贽的《藏书》首次在南京出版，由于李贽的新论，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在封建社会的死潭里，吹起了一股新的浪花，立刻在知识分子圈内引起轰动。据朱国祯讲，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以为奇货，“全不读《四书》本经。”平时聊天，“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这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新论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另一方面我们也正看出明代的出版业发达，给史学的传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试想，若没有发达的出版业，东南沿海地区的读书人，又怎能人手一册李氏《藏书》、《焚书》呢？

(三)实学思潮、启蒙思潮的影响，推动了明代史学的多元化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随着封建社会危机的暴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与宋明理学末流相对应的进步的实学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崇实黜虚”，所谓“崇实黜虚”就是鄙弃空淡心性，具体表现为四种精神：

1、批判精神；

2、经世思想；

3、科学精神；

4、启蒙思想这四种精神可谓给沉闷僵化的明代史学带来了一些凉爽的风。[14]

当时地主阶段中的社会改革派，认为要拯救社会危机，必须批评“空寂寡实之学”，提倡“经世之学”。于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一个“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的实学思潮，乃是明中叶的社会需要。

在考据学和诸子学上，明代进步学者从“明道救世”目的出发，针对明儒“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的恶劣学风，开始复兴子学，倡导考据之风。杨慎（1488—1559）广搜见闻，考证事物，考据之学已开其端，梅鹜针对经书的绝对权威，著有《尚书考异》、《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以为是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陈耀文著有《正杨》、《翼杨》等书，以纠杨慎之谬。万历年间，又出现了陈建（1493—1567）、陈第（1541—1617）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据学家。陈建著《学部通辨》指斥王学骛虚好高之弊，痛斥王学剿窃禅学，“乱道误人”。陈第著《毛诗古音考》、《杂封传古音考》、《谈诗拙言》、《屈宋古音考》、《尚书疏衍》等。他在经书的真伪、传注等方面，反对“匡坐而谈，暝目而证”，主张用“本证”，“旁证”等科学方法给予考证。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所撰写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两部主要的实学之作。他集中阐述了“六经皆史”的基本论点。他说：“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他还是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黄宗羲治史也着眼于经世，他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抵，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术所以经世，亦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明清进步思想家投向经学的一把匕首，为清代浙东学派开辟了新的学术方向。

从纵向层面看，明清实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其它社会思潮（魏晋的玄学思潮等）一样，有其产生、发展、鼎盛和衰颓的过程，它只是明中叶至清中时这一时期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市民意识的表现和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在分析实学思潮对明代史学到底产生多大作用时，要注意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明清实学的社会内容和它赖以产生发展和存在的时代，不是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实学思潮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内容。而记载这一时期历史的史学就把这种时代精神就寓于实学思潮之中。明清史学的变迁过程和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是统一的。

谈到明代的启蒙史学思潮，不能不提到李贽，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史学家。“李贽读书治学，追求不求甚解，注重宏观思考；强调自得，“以我观之始得”。关键的是，李氏论史，有市民思想和基础。[15]李贽生活的嘉、隆、万时代，正是江南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使江南地区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市民阶层逐步成长。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必然会产生新思想，即市民思想。新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就出现了市民文学艺术和市民史学等。李贽生活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其家族又有经商传统，这些大小环境的熏陶，就使李贽思想打上了浓厚的市民思想烙印。可以说，没有明朗化的市民思想作基础，李贽就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学家。启蒙史学思潮反映的是市民思想，因而他必然会为广大的人民接受，因而促进了明代的史学真正走进了市民阶层，对史学的普及功不可没。

启蒙史学流派是符合史学近代化趋势的，中国史学如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很有希望的。可惜，条件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启蒙史学存在。李贽的思想是一种“空谷足音”，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较合拍，而在中国，则超前了近3个世纪，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跟不上。最后，李贽成为中国启蒙思想发展道路上的祭品，也是情理当中的事，但他毕竟出现过，从李贽开始，晚明的史论史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眼前。张大龄《玄羽外编》、贺祥《史取》、张燧《千百年眼》、王志坚《读史商语》、钟惺《史怀》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史论作品。其中的钟惺，对纲常的冲击，仅次于李贽。“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四)官修失败，实录的广泛传播，促使晚明私修本朝史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了官修正史的失败，促使了明代私修的发展。如果说官修本朝的史促进了这一时期私修本朝史的发达，那么嘉靖到万历时期两次重录各朝实录的工作尤是促进私修本朝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政府下令重修实录，前后历时二年。到万历中期（16世纪末）实录似乎是不公开的。但1588年，内阁中的副本由于经常使用而磨损破烂，政府下令重抄。只有当这件工作在1951年完成后，实录的稿本或它的有些部分才在皇宫外流传。以后富贵人家想拥有一部实录的抄本以显示门第，为抄写而付出的费用持续上升。由于这种需求，实录的原本经常誊写，但因为这些抄本主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完全是为了学术目的，抄写经常不准确。在许多情况下，抄本拥有者把涉及他个人或他特别感兴趣的事件，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原文进行修改、压缩或补充，出自原本的抄本就有了这样的改变，当然也就或多或少地背离了原本。

实录的大量流传，为私修本朝史提供了资料之便：另外，它也刺激了人们私修本朝史的欲望。因为官修实录的记载受当时政治时局、人缘关系影响，存在许多失实的现象。比如太祖实录曾修三次，“在第三次修改当中，纂修者秉承朱棣旨意，将朱元璋沉韩林儿以及建国后杀戮功臣等事实完全隐瞒不书。特别是与靖难之役有关的人和事，其中所记更严重失实。”[16]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各朝实录中时有存在。这不能不引起有责任感的史家注意，促使他们希望重修本朝史，纠正官修史书的谬误之处。加之当时的野史，也有类似情况，有的抱有成见而著书，使之“挟隙而多诬”，有的缺乏史学修养而著书，使之“轻听而多舛”，或“好怪而多诞”。这也使有责任感的史学家深感重修合乎事实的本朝史极为重要。这样，明代后期撰修本朝史的活动，便不仅在民间蓬勃开展起来。而且，出现了注重史实考核的可贵风气，从而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的当代史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比较有名的是：王世贞的《龠州史料》一百卷，《龠山堂别集》一百卷，它们将永乐时期国修太祖实录而湮灭的太祖、建文两朝的一些事实等考证、记述下来，有许多方面可补实录之不足。

(五)明清易代，促使明代后期史家群体出现

17世纪中叶，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清时统治者乘机进关入京定鼎中原，这使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明清之际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剧烈的政治变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当时出现了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

这一时期私人进行明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7]

第一，在国破家亡之时，许多人站在遗民立场上的史学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对明朝的历史，尤其是明朝覆亡的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明清之际的史学具有显著的民主性，将传统的史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如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分析明朝上层建筑出发，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为天下三大富者，君而已矣。”提出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重要主张，在《置相》篇中，他指责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的危害性，主张恢复和加重相权，用以限制君权。“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主张将最高的权力下移到内阁和培养人才、评议朝政的学校。他的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想，表现出了可贵的民主思想的萌芽。

第二，许多汉族文人站在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将耳闻目睹的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加以记录，整理成书，以此来鞭鞑他们感情上的敌人，即满州贵族和农民起义军。并对刚刚灭亡的南明政权，表示哀悼。这样，当时的私人著述中，便出现了如下三大类史书：一是揭露清军入关残暴的，如《扬州十日记》，一是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情况的，如《绥寇征略》、《明季北略》等，一是专记南明史和抗清斗争的如《国寿录》、《隆武纪平》等。

第三，许多人按照自己的看法，研究和撰写有明一代史，当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体裁的有明一代史著，如纪传体，明代史有张岱的《石匮藏书》，傅维鳞的《明书》、查继佐的《罪惟录》，编年体史著有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史著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未》，这些著作作者是以不同身份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写明代历史，所以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史学价值。

三、总结

尽管明代的史学出现了进步的因素，但明代史学也有其不足之处，明代史学的局限在于它是封建的史学，由理学化史学到非理学化史学是封建史学的内部范型的转变，不是由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这就注定了明代史学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18]

首先，史学的思想是封建的卫道的。顾炎武、王夫之是令人推崇的明末清初三大家之二，但是他们思想却是落后的、卫道的。他们坚决维护纲常，视李贽、钟惺为天下第一号、第二号异端人物。这样的大家尚且如此，其他的学者更可想而知了。落后的思想决定了他们价值观念也是落后的，视野、方法是单一的。

其次，表现为纲常致用的理念太强，学术色彩不够浓。史学有其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而引导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指挥棒是致用，学术研究气息在大部分时期不够浓，明代史学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决定了明代史著的风格。明代通史、断代史大部分属于改编。所谓“改编”，并不是学术自身的需要，而是政治的需要，纲常的需要。另外，纲常功能观决定了史著内容的选择及历史评判的标准唯一。晚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本来是完全可以写出《史记》式的货殖列传，可惜在纲常思想指引下，丰富多彩的时代内容在国史中得不到体现。《皇明书.货殖列传》等货殖列传重点不是宣传这些工商地主是如何发财致富的，而是写他们“富而好德”的事迹。因此，晚明时期的史学风格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反映在形式和治史精神上，在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为了不折不扣的贯彻纲常精神，史书的书法越来越讲究，越来越严，历史学成了评判过往人物忠奸、善恶、是非的法庭。

史学作为学术，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近代史学学术理念发达，而传统史学相反，致用理念发达，史学失去独立的学术价值，史学自然难以有大的发展。总之，明代史学中旧势力太强，尽管出现了启蒙史学思潮，但很难发展为近代史学。

参考文献：

[1]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14

[2]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3]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2

[4]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5

[5]钱茂伟《论明代中叶史学的转型》[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

[7]叶向高《季汉书序》(《明代史家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386)

[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9]何塘《柏斋文集》卷7《浙省北新郑部分司题名记》(《明代史学的历程》P.101)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原编第9册《风宁徽》

[11]张治道《太微集》卷3《行路难》

[12]李贽《焚书》卷2《又与焦弱候》

[1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P.777

[14]葛荣晋《中国实学文化导论》[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月P.145-154

[15]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P.342

[16]李小林、李晟文主编《明史研究备览》[M]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2月P.5

史学范文篇6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史学范文篇7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生活系统》是周谷城早年撰写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成书于“”和大革命期间。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阐明“生活的真相”。反对各种主观武断的人生观和社会理论，对周谷城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指出：“这在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十年来，学界对《生活系统》的写作旨趣颇感兴趣。张志哲认为，“《生活系统》力图表明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任何思想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生活本身使人有所感，从而产生了各种看法和见解。”武克全指出，《生活系统》把知、情、意三种精神状态与治学相联系，而不同的精神状态又与不同性质的学术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周谷城后来治学领域的广泛。孔繁敏认为《生活系统》贯穿于周谷城的史学研究，“《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萌芽，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莫志斌对《生活系统》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生活三境轮转进化的人生观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也不无缺失，然而，这种人生观的提出对于会通古今、融合中西，以及调和科学与人生观来说，堪称为一个楷模。”

二、关于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

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大学教授生涯。但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此期间，他撰著而成《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社会学著作，后来合称《中国社会史论》。

十年来，《中国社会史论》的革命性和学术性为学界所认同。姜义华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史论》的写作宗旨时指出：“他努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试图说明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途径。”孔繁敏指出：“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专从历史上下手，探寻历史上中国的真相，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现实状况。”张光武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是周谷城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书为以后的周著《中国通史》打下了坚实基础。莫志斌认为，《中国社会史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他对《中国社会史论》的学术性给予了肯定，“他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近代社会的变化，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周谷城本人并不讳言《中国社会史论》存在的某些缺憾，坦承该书过于偏重阶级斗争而辩证性不足。

三、关于周谷城的《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撰写于三十年代中后期的代表性史学论著。十年来，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及其“历史完形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研究。

“历史完形论”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屡屡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黑论而横遭批判。莫志斌富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完形论”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黑论。徐复芝认为，在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不可能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历史完形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见解、新阐释。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杨志刚认为，周谷城注重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研究中国史，周著《中国通史》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史。莫志斌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无论是在谋篇布局还是在具体论断上都不乏独特之处。徐复芝指出，周著《中国通史》的坎坷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该通史在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注重历史证据，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最佳范例。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通史存在某些偏颇之处。赵梅春指出：“由于周谷城过分地关注通史著作表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对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史体一概否定，有失偏颇。……中国通史的内容侧重于社会变化方面，这样固然便于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个人的活动、学术文化等被忽略，难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

四、关于周谷城的《世界通史》

周著《世界通史》是周谷城在40年代后期撰写的又一部代表性史学论著，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十年来，该通史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编撰旨趣而饮誉学界。

关于周著《世界通史》的史观。研究者认为，周著《世界通史》强调世界史的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其史观为“整体史观”。莫志斌分析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国别史集合的世界史旧框架，力求从部分与全体的对立统一角度，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或统一整体。”张广智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指出：“周谷城在他的《世界通史》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倡言世界史编撰的整体观念。”李勇认为，周著《世界通史》从“历史完形论”的内在要求出发，着力揭示世界史的有机整体性，这样的编撰观念也就是“整体史观”，与近年来风靡史坛的“全球史观”相接近。顾晓鸣指出，周谷城在史学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以健康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和自我，因而既能够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又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于沛对周著《世界通史》把中国史纳入其中的做法表示了赞许，反驳了某些海外学者攻击该通史散布“中国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的虚妄之论。姜义华先生也指出：“将中国置于世界联系之中，这本是客观而公正的态度，与将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风马牛不相及。”此外，研究者普遍肯定周著《世界通史》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法，认为周谷城是新时期倡导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五、关于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观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学界对此问题聚讼纷纭，长期争论不休。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该问题做了不懈的思考，也多有论述，是古史分期流派中“东汉封建说”的倡始人。

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既是他注重世界全局性的结果，也是他独立深思的结果，因而能够独树一帜。孔繁敏认为，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历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王秀青认为，“东汉封建说”立足于周谷城对中西历史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是周谷城几十年来治学的经验总结。她指出：“尽管他的研究结论尚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他因中西比较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宽阔视野和因比较而得出来的结论都充分体现出他不懈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陶用舒对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独具特色，理论充分，当为一家之言。”

六、关于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问题

周谷城是中国学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先驱人物，周著《世界通史》堪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通史佳作。建国后他又多次阐述欧洲中心论的荒谬和危害。

肃清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欧洲中心论与周谷城的“整体史观”不相容。这是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内在原因。张广智强调：“周谷城从世界历史的全局观念或统一整体出发，断定欧洲中心论是荒谬的，但必须指出周氏的思想是全面的而非偏激的。”李勇认为，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与欧洲中心论不相容，这是他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动因。学界对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作出的论证，对于‘欧洲中心论’这一顽症，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多数研究者肯定周谷城是彻底的反对欧洲中心论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周谷城虽然在主观上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并不彻底。

七、关于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

20世纪60年代前期，周谷城撰文探讨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论战，论战影响之大，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关于论战的缘起，武克全分析说：“周谷城从史学、美学、艺术创作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如何认识时代与时代精神，如何正确认识科学、道德、艺术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支配一切的‘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潮。周谷城的这些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立即招来了一场人多势众的围攻。”志斌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熟知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学术观点，虽然由此而引发了大的学术论争，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对方辩论。真正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学者的学术良知与无私无畏的学术勇气。”姜义华先生精辟地分析了论战的背景和实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内外对1958年以来的重大失误作了一些反思和纠正，但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纠“左”努力被指责为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在此情形之下，周谷城挺身而出撰文纠“左”，其“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与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对立，因而很快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批判。

八、关于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观

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是关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现实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此问题作了不懈的思索，晚年的周谷城对中西文化问题更为关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史学范文篇8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自然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艺术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科学分析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学习、研究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方法。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内容。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政治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文献。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isobjective），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理论、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经济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hasa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analysisofstructures”）。

三、新史学能利用的史料的数量远远超过旧史学。这既包括新史料的开发，如“口头的”、“视觉的”、“阅读的”（Readinghistory）等等；也包括利用新手段深挖旧资料，特别是借助计算机技术而兴起的计量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四、与旧史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上层”相对，新史学家努力摆脱只关注各式精英的陈规，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下层”（thebelow）。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与普通大众的观念和经验一致。

五、新史学全面考察历史，既重视“集体的”，也重视“个人的”；既重视“潮流”，也重视“事件”。

六、兰克史学强调史学的客观性，这是正确的。新史学强调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观点：无论史学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避免由于种族、信仰、阶级乃至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偏见”；或者说，史学家必定从特定的一点出发来考察历史。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史学家不必为了客观牺牲一切；历史没有必要成为客观性的奴仆。

无论从哪一点来讲，“年鉴——新史学”都进展到史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史学的科学化由其完成。史学终于在科学的圣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年鉴——新史学”缔造了历史学的时空。

布罗代尔批判旧史学把不同的事务、运动统统置于单一的时间度量背景中，而“正是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其中一些运动适合于人的时间量度，这是以我们短暂、仓促的生命为量度的运动；另一些则适合于社会的时间量度：对于这一量度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一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的短短一瞬。……并不存在只有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与编年史家新闻记载体式的时间、与传统史学的时间毫无共同之处。”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类：缓慢流逝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社会史的时间；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史学家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飞跃。时间不再是一种根本无法把握的无形存在；它成了一个有自己脉搏、有不同节奏的活生生的事物。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准确地感触到这种节奏，并进一步寻求勃动的力量之源在哪里、是什么。果能如此，史学家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将和艺术家的认识一致。那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和他一样天才的学者的同样伟大的著作，将同运用风景描绘来表达自己对时空极限和人类生存的心理状态的探索的卡斯帕尔的经典作品一样不朽。对空间的认识更加科学。“结构”，在新史学家看来，包含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内容。“宏观性”是指，历史是一个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复杂结构整体，它随着时间的变动发生局部的或整体的变动。“微观性”是指，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不同层次有其自身的结构，对这些具体结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整体。新史学家把此与时间认识结合，普遍地采用“长时段”方法来考察历史。特定的时空组合使认识对象三维化，史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观察、分析，作出最大限度的完整评判。尽管目前“长时段”的绝对内涵还多是五十年、百年或几个世纪，但是它的反溯和顺延能力是无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会是一条奔腾万里的大河，使人无从把握。新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它使史学美的展现成为可能。然而，新史学的缺陷又妨碍了史学美的展现。这明显表现在它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宏观历史比较学者的批评上。年鉴派领袖认为，斯、汤等人的历史比较与文化比较建立在一种空泛的哲学思辩的基础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根据和实证研究基础，结果既混淆了比较各方面的个性，又模糊了作为比较结果的共性。这一评论暴露了新史学潜在的危机。多少年来，史学梦寐以求的就是跻身科学的殿堂。在艰苦的历程中，史学终于摆脱了古代的幼稚、近代的偏狭，最终“长大成人”。但是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一些本不应该丧失的东西。在当代，人文科学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术语；历史学也不例外。计量史学的兴起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细碎，研究方法的日趋繁琐，完全与当代科学的潮流合流。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它同时也说明史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越来越没有了勇气。这种“个性”、“勇气”是指：面对史学日益技术化、工具化潮流，历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保持的一种理性的反叛精神——保持史学艺术化的胆量。斯宾格勒站在最富艺术性的史学家行列。他力图发现历史的春夏秋冬——历史的生命历程——的勇气，感召一个新的历史春天到来的宏大气魄，使他能同最伟大的艺术家相比。同样地，汤因比更加科学地论证每一种文明的生长、消灭，并力图构画世界演进的前景，正说明他有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与之相比，“年鉴——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一个或几个世纪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镇、一个乡村。新史学家对其的研究，恰如凡·爱克的新人肖像画描绘的那样：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与斯、汤的历史全景图相比，它就显得太渺小了。不能否认，对具体对象的最大限度的全面认识是认识历史整体绝对需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无论是新史学明显的学科扩张性——如费弗尔多次提出要用史学包容其它人文科学，还是新史学家提出的“整体史”（totalhistory），都说明了新史学不愿放弃史学固有的宏伟和博大。然而，对斯、汤等人几乎彻底否定的批判，在提出“整体史”口号后不久又对所谓“更加切实的具体研究”的强调，都说明反叛史学“技术——工具化”潮流的软弱。众多史学家满足于为小型历史结构作出详尽的解说。这或许是由于史学科学化的进展使得史学家要处理的资料、要涉及的领域太广所致。但也可能是史学家的“零件心理”的缘故。不过，无论零件加工的多么完美，倘若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史学家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因而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成果存放在社会上。可惜的是，任务是让权利机关揽走的。在并不健全的社会中，权力机关在利用这些成果时，不惜任意的曲解和改篡。最后抛向社会的大众的历史依旧是虚假的。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谎言和错误拼凑成的书籍、报纸、电视节目。然而，在政府包罗万象的今天，让历史学家不去依靠占有无可比拟的财富、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员、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介，同时操纵着意识形态的政府，而去孤独地展现史学之美——这意味着既要解决巨大的物质困难，又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新史学家退缩了：一方面因为内心勇气的丧失；更因为意识到自己卑微的现实。难道史学美的展现真的成了浪漫派的蓝花——它只存在于理想和梦中？难道展现史学美也将和解读镌刻在月亮上的象形文字，也将和在带露的花瓣上书写诗歌一样虚妄？难道几千年史学的艰难演进，一代代史学家的劳苦，“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已经化为乌有？我们这些在今天仍然学习、研究和热爱着史学的人真的只能象蒙克画中转过身来绝望地呼喊的“他”一样把自己彻底埋进绝望的坟墓中去？（三）超然冷漠TOP

摆脱史学目前困境的关键在于史学家自身的完善——一种从身到心的艺术化。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由于技术合理性统治的强大作用，人们的思想意识、行动等等一切都日益一体化：对立面消失了。人们成为单向度的。马文·哈里斯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种情况：“要使人民服从不能全靠恐吓和威胁，而在很多情况下是使他们和统治集团一致，因壮观的国家盛典感到高兴和自豪。象宗教行列、加冕典礼、凯旋游行之类的公共壮观场面，可以抵消贫困和剥削造成的离心效果。在罗马帝国时期，帝国之所以能一直统治人民，办法就是让他们观看格斗竞赛的宏伟壮观的竞技场面。现代国家也通过电影、电视、无线电播音、大型体育比赛、卫星运行、登月等强有力的技术，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和使他们得到娱乐。那些受政府津贴的专家们通过现代媒介，把成千上万的听众、读者、观众的思想意识引入一条既定的轨道。而‘娱乐节目’通过空气或电缆直接播入贫民区的房屋或公寓住所，可以说是现明的一种最有效的‘罗马竞技场’。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不仅给观众提供娱乐从而阻止离心行为的发生，而且还能使人们不上街。但最强大的控制手段不是娱乐界的电子麻醉剂，而是国家控制的普及教育、教师和训练每一代人，提供为人们生活和福利所必需的技能和服务，这样做显然是在满足复杂的工业文明对工具及手段的需要。此外，教师和学校还花大量时间研究市政学、历史、公民资格、社会调查等课题。这些研究课题有很多关于文化、人民和自然的假定，它们都明显或暗示地表示该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优越的。很多教师和学生没有比较的观点，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课本、课程、课堂讲述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着现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逐渐获得了一种“幸福意识”：政府不断地许诺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好的娱乐，而这些又不断地实现，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不满现实呢？这种情绪逐渐吞噬了所有高级文化——音乐、绘画、诗歌、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将会怎样？是甘心于碌碌无为的“循规蹈矩”，从而在现实中沉寂下去，还是……人们普遍认为：今天的艺术家是孤独的。他们孤独地生活，孤独地创作。他们怪异的生活方式是明确拒绝普通人介入的警告牌。他们的作品——极度抽象的符号、晦涩的释义、材料与工作方式的一反常规，使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这些天才的艺术家不是故弄玄虚，不是自大地拒绝与人民的交往。对于西方的艺术家来讲，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在维护艺术的神圣。现代艺术家注定了不同于以往的大师，“我在许多现代绘画作品中发现了昔日的大师们的作品所不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美。说到先辈大师和当代画家之间的不同，我的意思是，也许当代的画家们是更深刻的思想家”。他们面对着日渐沉闷的社会，明白作为人类社会精髓的艺术必须承担的义务。他们深知他们天才的大脑就是为了警醒混噩的人们而使用的。艺术的存在理由就是：它是一支否定的力量。作为艺术的史学，作为艺术家的史学家，上述的能力和义务就是他们的能力和义务。史学既要同自身科学化的庸俗化趋向斗争，还要同日益强大的力图把史学工具化的外部力量斗争，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把自己定位在否定力量的一支。在一些封建专制的影响远未消失，现代化的“北岩（Northcliff）暴政”又得以建立的社会中，史学面临的困难更大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史学家就必须具有艺术家的基本的态度：超然冷漠（cool）。这种“冷漠”，就是每一种否定力量在社会整体进程中必须始终保持的清醒——一种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态度。不能设想，艺术家没有了这种冷漠，它的作品除了用作饰品外，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透纳如果也象他所处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盲目地赞颂工业文明的一切成就，也就不会在《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铁路》中提出工业文明的火车头最终开向何方的疑问。同样地，约瑟夫·赖特如果失去了冷漠，他就不会在1786年去表现一个孩子见到自己心爱的小鸟成为科学试验的牺牲品时悲伤的神情——一种对工业文明反人伦方面的温和的批评。现当代艺术中“原始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前卫艺术家不满于“忠实地描绘自然”这种学院教条，而向原始艺术家借求能够直接唤起情感效应的手段。更深刻地讲，是艺术家对弥漫当代社会的虚伪的强烈批判——人们为什么不揭去冰冷的面具，把自己跳动的心、火热的激情展现出来？我们同样不能设想没有了冷漠，史学将会怎样？他或许成为主持聊天节目的庸俗的“文化大众”；或许成为效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超然冷漠”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它是激情在今天的表现。“真诚”是一种取向，即人对真善美的冲动和追求。在前现代的松散的社会中，这种取向多由宗教圣徒体现：约翰在旷野中的呼喊；基督的信徒们壮烈的殉道，等等。在科学取代了宗教、技术合理性统治了一切的今天，人们为善的冲动越来越淡化，最终隐蔽到一片普照的光中，退行到无意识领域。人们失去了自觉。如何使人们看到人的本质并未消亡，从而克服绝望感，进一步唤起人们心中固有的但已沉寂下去的力量？艺术必须回答。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注主要地由对社会的批判表现出来；这符合作为一支否定力量的艺术的本性。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社会的弊病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而工业文明的成就成功地消弭绝大部分否定力量。关注人类存在境况、永远向上的艺术家举起了不合理的旗帜，为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而奋斗。应该承认，在过去，史学没有资格加入到这场战斗中来。“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使史学具备了这种资格。一切都汇聚到一点：史学、史学家敢于走一条艺术化的道路么？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必定敢于这样做。他有着向善的强烈取向；有时侯这种取向达到宗教信徒和先锋艺术家般的狂热程度。同时他保持着理性。他能找到一个即能看到现实全景，又不致于被同化的位置。它并不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是内心的一种孤独感——一种外表和思想的“冷漠”。这样的史学家是幸福的。他掌握着知识——今天的和昨天的。他是美的发现者，又是美的创造者。他担负着向人们展现美的任务；完成任务的同时又创造了史学之美。但不是每一个史学家都享用这种幸福：因为不是每一个史学家都是高尚纯洁的。耶酥的诅咒是可怕的。他对律法师说：“灾难降于你们！……

因你们夺去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还阻止要进去的人。”谬斯的殿堂中有历史的席位。然而：“门是窄的，进去的人也少。”

（四）语词之舞TOP

当史学具备了艺术的心灵，开始美的历程的时候，它就必须开拓供这心灵运动的空间。诗歌、小说中蕴涵的深刻思想和强烈的批判，借助文学家神奇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们自由的书写，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科学理性的枯燥，为自己拓展了无垠的空间：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平台，语言在这里跳起美丽的舞蹈，心灵在这里表现地淋漓尽致。史学家的空间是狭窄的。死板的时间——空间组合，空洞的分析，所谓科学的结论把舞台缩小到只能立足的程度。史学把自己投进了逻辑的樊笼。然而，有些史学家要突破这一限制。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这样一段历史：朱莉亚皇后决定把帝国一分为二，卡若歌拉（Caracalla）领有欧洲；捷塔（Geta）拥有亚洲和埃及。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内战，避免兄弟间的争斗。他们答应在母亲的宫中会面。会谈中，捷塔遭到袭击，母亲起身保护儿子。在这场绝望的搏斗中，母亲受了伤，身上沾满了少子的鲜血。而同时，长子在怂恿着刺客。刺杀结束了，卡若歌拉带着惊恐，匆忙把自己投在保护神前，向自己的士兵诉说自己的“危险”和“幸运”。权力斗争的血腥，手足之情的沦丧，闪光的母性，一切都跃然纸上。人们清楚地感受到崇高与卑鄙、亲情与冷酷在一个狭小的场景中强烈的对比，更能体会到一个母亲在目睹这惨景时受到的刺痛。这是历史，还是诗，还是……不管是什么，它都震撼了人的心灵，荡涤了人的头脑，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人性。吉朋华美典雅的语言有时被认为不是历史的语言。那么，所谓的“历史的语言”是什么？难道是一块块冷冰冰的砖头，是这些砖头砌成的一堵冰冷的墙？吉朋深知在解答罗马帝国为何衰亡这一严肃课题时，不仅需要科学的分析，还需要情感的力量。理性的内核是激情。作为最伟大的古代世界文明，罗马帝国对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它的衰亡更是如此。如果史学家的研究仅仅告诉人们衰亡的结论，而不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不能使人们对罗马、对人、对历史有比以前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他的研究没有太大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一部史著应该具有这样的力量：它使历史成了一场生动的表演，“演员”技艺精湛，吸引了“观众”，使他们忘记了自身，进入历史之中。这样的著作就是一部阿提卡悲剧——古典悲剧的力量恰恰在于可以使观众在欣赏的同时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而溶入剧作所要表达的情感当中。吉朋的巨著就是这样的一件艺术品，一部纪念碑式的不朽经典。吉朋的成就应该由大多数史学家来取得。但他们存在着顾虑：史学不是诗歌，不是小说，而是科学。恰恰因为这一点，他们的顾虑成了多余：史学的科学性确定了精确的舞台，语词之舞必不会是一场漫无边际的狂舞。我们将援引新史学。旧式“叙史”受到猛烈批判后，“现代叙史”出现了。它极富特色，有时很难区分它是历史还是小说。比如，它认为，在研究诸如内战之类的复杂问题时，不妨遵从小说家的模式。小说家从多种观点出发讲述一个故事，史学借用这一模式，就会允许根据诸多冲突的解释去解释冲突。海登（Hydenwhite）认为，历史叙述将遵循四个“基本情节”（basicplots）：欢喜的，苦悲的，讽嘲的，浪漫的。还要象小说那样为读者提供“可供选择的结局”（alternativeclosures），这将帮助读者形成自己的结论，加深其参与历史的程度。“现代叙史”目前还是实验性的。不过可以坚信：经过长期实践，历史与文学的最佳结合点将被发现.

史学范文篇9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一直纠缠着众多学者的情怀。有关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大多围绕其民主思想启蒙思想进行阐发。究其原委，概因《明夷待访录》对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影响极大，而这段时期的思想学术可谓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风向标。研究梨洲史学的文章相对集中于以下两端：第一，突出他对学术史的贡献。梁启超把他和司马迁、杜佑、袁枢、司马光、郑樵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六君子，理由就是他“创为学史之格”。(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仓修良也大力张扬此见，认为“黄宗羲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显著者自然莫过于《明儒学案》的著作”。(注：《黄宗羲的史学贡献》，载吴光主编《黄宗羲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楼毅生在《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黄宗羲在史学上最杰出的贡献，是他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注：楼毅生：《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5年第6期。)第二，强调其对明史的贡献。杜维运的《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汤纲的《黄宗羲与<明史>》、《<明文海>初探》，陈恭禄《<弘光朝实录>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把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与史学思想分割开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梁启超在把黄氏推为清代史学之祖时，认为“其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到了金毓黻那里，《明夷待访录》则完全与史学脱离了干系。金氏认为：“或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概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史学者也。”(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其后学者多持此见。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明夷待访录》的史学意义。白寿彝认为：“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是学术史的一种体裁，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但黄宗羲更大的贡献，是他的《明夷待访录》。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一部破天荒的著作。这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政论书，实际上也是一部史论书。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史学上的光辉著作。”(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白先生的看法要言不凡，切中要害。不过，即使90年代，在有关黄宗羲史学的研究论文中，对这一点仍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总体说来，以往的研究触及到了梨洲史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但对其史学的核心内容表述得不够充分。梨洲史学的核心内容应是：史学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一个历史学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外化。表现到行动层面，就是不遗余力地搜集和保存史料，以求保存历史轨迹的真实(历史感)；就是苦心孤诣地探求明朝覆亡的因缘，以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强健现实的社会(时代感)；就是对现实的大力抨击与对理想社会的精神构造，以求启蒙未来(超时代性)。以上是黄宗羲一生史学活动的主体，也是梨洲史学的三个特点，兹论述于下：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历史感

黄宗羲对明清之际历史日就零落芜没的状况至为伤怀。他说：“尝读宋史所载二王之事，何其略也!夫其立国亦且二年，文、陆、陈、谢之外，岂遂无人物?顾问陆君实有日记，邓中甫有《填海录》，吴立夫有《桑海遗录》，当时与文、陆、陈、谢同时之人，必有见其中者，今亦不闻存于人间矣。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能无憾耶?”(注：《黄梨洲文集》，《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这种强烈的历史感促使他一生以保存历史为己任，“后死之责，谁任之乎?”(注：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卷，《弘光实录抄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通过各种途径保存所能了解的史实。无论是搜集整理史料、撰写碑文墓表、书写诗文，还是编撰史著、编选明人文集，莫不寄托着存史的信念。

(1)撰成《弘光实录抄》、《行朝录》

《弘光实录抄》为黄宗羲所存的一部重要南明史著，书中保存了大量弘光朝的史实。弘光帝亡后，局面愈加混乱，黄宗羲原志于修之成史，奈何不尽得其详。用他自己的话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者。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忘失大半。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为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注：《黄宗羲全集》第二卷，《行朝录序》。)于是广搜遗逸，根据自己的见闻，成《行朝录》，自称以便将来补史之不足。

(2)藏史于碑铭墓表

在黄宗羲看来，碑铭墓表属于历史一类的文章。他一生不但撰写了大量的碑铭墓表，而且尽量用史家笔法。如他写丘吁抚六合时“单骑入城”“为民请命”，写他为刑部郎中时“平反大狱数十条，大力之喜怒不能动摇”。写他出守汉阳时“裁量军需，无仓促匡襄之患。晨其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设遮拦，晓指枉直，无不满志而去”。大吏到晴川阁视察，索要藤床，丘吁把大吏带去看自己的卧榻，“乃白板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山西右参政吁之丘公墓碑》。)通过黄宗羲之笔，一个循吏的形象活脱脱地出现了。在《王仲伪墓表》中，他写道：“此纸不灭，亦知稽山块土，曾塞黄河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王仲伪墓表》。)强烈的历史感力透纸背。

(3)以诗文补史

黄宗羲认为诗文与历史著作相为表里，同样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他在《姚江逸诗序》中写道：“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是诗与史相为表里者也。故元遗山《中州集》窃取此意，以史为纲，以诗为目，而一代人物，赖以不坠。”(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姚江逸诗序》。)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又说：“逮夫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所以不坠，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销，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是故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记，非指南集杜，何有知闽广之兴废?非水云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黑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陈宜中之契阔，心史亮其苦心；黄东发之野寺，室幢志其所处，可不谓之史诗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见于九灵之诗，而铁崖之乐府，鹤年席帽之痛苦，犹然金版之地也，皆非史之所能尽也。”(注：《黄梨洲文集·序类·万履安先生诗序》。)正是有这种对历史的深邃洞察与现实的遭际使他作诗时多有存史之意。在《南雷诗历》题辞中他写道：“按年而读之，横身苦趣，淋漓纸上，不可不谓逼真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诗历题辞》。)编《姚江逸诗》，目的是“士生后士，凭虚而观盛衰之故也”。把他对历史的见证浓缩进了诗篇。

黄宗羲著文，亦意在存史。在《南雷文约凡例》中写道：“余多叙事之文，尝读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兴废，有史书之未详者，于此可考见，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庙，所载多战功。余草野穷民，不得名公巨卿之事以述之，所载多亡国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于史事之缺文一也。”《海外恸哭记》便是他的“叙事之文”，晚年之《思旧录》，对生平所识之人多加追忆，有一事一语者皆录之。他还有意识地通过撰写行状来存历史之面目。在《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中，他对熊雨殷的康清行状作了详尽的纪录，其目的在于“公魂无庙，幽铭阳碣，无地可施，爰行状一通，移之史馆，以为列传之张本也”。(注：《黄梨洲文集·传状类·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写下了《移史馆章格庵先生行状》、《子刘子行状》、《柳敬亭传》、《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行状》等一批杰出的人物传记，为史学家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资料。

(4)编选明人文集

从康熙四年(1665)到康熙十四年(1675)，黄宗羲从众多文集中选编成《明文案》217卷。以此为基础，他又花近20年时间，在84岁(1694)那年编成《明文海》482卷。《明文海》的一大特色是收录了相当的传记。在卷387至卷428传记中，黄宗羲搜寻了名臣、能臣、文苑、儒林、忠烈、名将等20类人物的传记300多篇。卷429至卷472也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收录了墓文320多篇。这600多人的事迹大多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黄宗羲看来，当代人的文章可以补史之不足。他说：“余选明文近千家，其间多有与实录异同，概实录有所隐蔽，有所偏党，文集无是也。且实录止据章奏起居注而节略之，一人一事之本末不能详也。即如永嘉，非先生之诗文，亦恶知其恃宠妒贤如此?所谓脔谄魂于下泉者，何必在史官哉!”(注：《黄梨洲文集·序类·陆石溪先生文集序》。)这就是他编《明文案》与《明文海》的旨趣所在。这些传记为研究明代正史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5)关注官修《明史》

黄宗羲撰《明史案》、编明人文选等举动都围绕修史展开，因时事变故，明史没有修成。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重开史局纂修明史，监修徐元文向康熙推荐黄宗羲，朝廷特旨以礼敦请，黄宗羲为存臣节，以老病疏辞。黄宗羲虽然自己没有直接参与朝廷修史，但是对此十分关心。在给万斯同送行时，他以《大事记》、《三史抄》授之。并作诗送别，其中有“四方声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之句，拳拳之心，于此可鉴。黄百家北上时，黄宗羲又写书与之，云“昔闻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今我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可见，其对修史一直耿耿于怀。在《叙万氏补历代史表》中，他又悲情满怀地写道：“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注：《黄梨洲文集·序类·叙万氏补历代史表》。)“公死是死国史也”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撰修明史，必定是他多年的夙愿。

明史纂修过程中，黄宗羲常与明史总裁等人书信往来，探讨明代史事，从内容到体例，影响着明史的修撰。全祖望曾说：“公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如《历志》出于吴检讨仁臣之手，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宋史别立道学传，为元儒之陋，公谓明史不当仍其例。时朱检讨彝尊方有此议，汤公斌出公书示众，遂去之。至于死忠之籍，犹多确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经为考证。”(注：王政尧点校：《黄宗羲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页。)这一段话，道出了黄宗羲对《明史》的影响。

真实是历史记录的生命，是历史学大厦赖以建筑的基础，也是自古及今的史学家所不断追求的目标。黄宗羲不仅大量存史，同时对其真实性有极高的要求。针对当时私人修史之风盛行，而又多讹误的情形，他愤慨地写道：“近时伪书流行，聊举一二，如甲申之死，则杂以俘戮；逆阉之难，则杂以牖死；杨嗣昌丧师误国，东心诗颂其劳；洪承畴结怨秦人，绥寇纪张其挞伐。高官美谥，子姓私加；野抄地志，谶儿信笔。”(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名臣言行录》。)“余观当时，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岂真有三长足掩前哲。亦不过此因彼袭，攘袂公行。……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谀墓单辞，便思抑扬人物，是犹两造不备而定爰书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谈儒木表》。)“逆阉之乱，去今五十余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抵牾如此，向后欲凭纸上之语，三写成乌，岂复有实事哉。”此类论述在黄宗羲文中俯拾皆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促使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其注意忠实历史。如给神宗时谏官姜应麟所作墓志铭，与姜氏家人提供的材料多有出入。为此，黄宗羲特意附信，说明自己更改的理由。文中不仅纠正了原作的几处史实错误，而且对形容太过的地方加以修改。“凡碑版之文，最重真实”，(注：《黄梨洲文集·杂文类·辨野史》。)这是黄宗羲的信念。

“为天下、为万民”的时代感

历史学不是脱离现实的纯学问，历史学家也不是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局外人。面对明清之际的丧乱，黄宗羲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作为一个乱世历史学家，黄宗羲的史学具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感。黄宗羲探索历史治乱之道，着重于分析明代衰亡的各种原因，并提出改良社会的措施。《明夷待访录》是对有明一朝各种制度最为直接的剖析，其他散布于《弘光实录钞》、《行朝录》以及所写墓志铭等文章中的诸多议论也都体现了一个乱世史学家解读历史的使命感。

(1)《明夷待访录》是对明代历史的深刻解剖

黄宗羲在该书中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分析。

在“置相”一章中，他开头便指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真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朱元璋罢宰相，专制皇权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为其后王朝政治的种种弊端种下了祸根。黄宗羲从设宰相的本来含义来说明罢相之失：“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对于有人认为大学士有宰相之实的看法，黄宗羲反驳道：“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尔披答之义，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朝廷中真正有宰相权力的是太监，“刘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哪一个不是罢相的硕果!黄宗羲对此看得十分透彻：“吾以为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嬉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公奴有宰相之实者，罢丞相之过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置相》。)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宦官专权提供了契机。正是由于罢宰相，为其后的大学士办理政事设置了诸多的障碍。大学士中能者即使如张居正，也不得不对太监小心翼翼。政事不治，不为罢相之责乎?黄宗羲的认识不为深刻乎!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相当完备成熟。非常严格的八股取士，在给朝廷选拔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另外一方面，八股文也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和精神。很多知识分子穷一生时间应付考试，却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参加考试就不能得到任用。黄宗羲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他认为科举制度是对人才的一种约束。他对古今取士之法作了对比，认为古代是宽取严用，而今是严取宽用。宽取严用，所以人才不得遗漏，任用者也不敢疏忽大意。严取宽用，止科举一种途径，“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进取之，不谓严乎哉!……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注：《明夷待访录·取士》。)不仅豪杰老死丘壑者多，在位者也多不得其人。明代社会不是缺乏有用的人才，不然明亡时何以涌现出那么多文武之士，缺乏的是朝廷对人才的有效选拔和任用。谁能说对人才的取用不当不是明亡的一大原因?清朝皇帝就吸取了历史教训，几度开博学鸿词科，大肆网罗人才。

明代末期，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亲王勋戚和宦官庄田多得惊人。世宗赐景王朱载圳湖广田四万多顷。神宗晚年封给福王朱常洵洛阳，赐田四万顷。而老百姓的土地少得可怜，真正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占有土地如此之少，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役，三饷加派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黄宗羲看到的明末田赋对人民造成的压力：“斯民之苦暴税久已，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无等第之害。”“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路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嗟乎!税额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不得生便揭竿而起，大大小小的民变直接威胁了明朝政府的存亡。李自成等一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便大得人心，连“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穷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也”。(注：刘尚友：《定思小记》，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3页。)这是统治者所始料未及却也是必然的结果，黄宗羲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阉宦之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在黄宗羲看来，以往宦官专权都没有明代厉害。因为“汉唐宋有干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披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廷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皆阉宦为之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黄宗羲有些过分夸大了明代宦官之害。汉唐数代皇帝直接死在宦官手中，明代宦官固然为非作歹，不过即使显赫者如魏忠贤，年轻的崇祯皇帝一声令下，他也即刻成为刀下之鬼。黄宗羲把宦官专政的原因归咎于皇帝对廷臣与宦官关系的一种颠倒，“夫人主之有阉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阉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2)其他史著中亦不忘时时探求治乱之源

众所周知，朋党是明朝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黄宗羲认为以往的论者只看到朋党“但营门户，无恤国是已尔”。(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对于真正亡国的原因，“皆不能指其事实”。(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在黄宗羲看来，党争对皇帝造成的影响才是朋党祸害的根源。“逆案虽未翻，而烈皇帝之胸中，已隐然疑东林之败类。由是十余年之行事，亲小人而远君子，以至于不救，然则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这并非崇祯帝容易被小人左右，而是由于东林党人本身所作所为让崇祯帝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说：“烈皇帝拨乱反正之才，有明诸皇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芜秽之后，锐于有为。向若始时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辅之，开诚布公，君臣一体，全不提防，其于至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见制于小人，所谓君子者，往往自开破绽。烈皇帝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贪欺，颇用术辅其资，好以耳目隐发为明。陆敬舆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然后上下交战于影响鬼魅之途。烈皇帝视其臣公，一如盗贼，欲不亡得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襄徐公神道碑铭》。)作为东林党的子弟，黄宗羲能看到东林党自身的问题，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也看到了晚明伦理上的混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也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注：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首学士魏德藻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还从窗户里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注：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5页。)黄宗羲对这种状况痛心疾首：“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于盗贼，而施张仪苏秦之诈于君父，破城陷邑，智穷不能自免，则以亡虏降人为究竟，遂使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嗟乎，故安得事功节义之事，而与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后能死天下之事。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安得有不败乎?”(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可以说对明清之际一大部分官员的最好概括。黄宗羲的这种感叹，发人深省。

(3)提出改良社会的为治大法

黄宗羲研究历史，探求明代衰亡之因，其意并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尽管他对故国怀有深厚的情感。亡国时，他曾组织力量抗清，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已倾；亡国后，对于亡国之忠臣节士，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表彰。但是他看到南明诸朝之败势如退潮海水，势不可为，而清朝在全国的统治也已成定局时，立即摆脱了固守一朝一代兴亡的历史观念，转而以天下事为己任，探索为治大法。诚如他在《明夷待访录·题辞》中所言：“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末未融，遂秘其言也!”为实现理想中的大壮之世，黄宗羲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针对时事，提出了他的为治大法。黄宗羲探索为治之法，其意绝非指望明朝复起，亦非为新起的清朝服务。在他看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是这个混乱的时代，是这个百姓涂炭、生民处于水火的时代促使他探索大治之道。

针对科举的积弊，他提出朝廷应该广取人才，“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招，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取士》。)针对田制问题，他主张恢复井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也”。按照他的计算，万历六年的土地如果每户授50亩尚有剩余，井田是不难实行的。同时，他主张减少田赋，“今天下之财富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赠。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田制一》。)为发展经济，他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徒者，概皆本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在剖析宦官危害的基础上，他提出皇帝要罢三宫，“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阉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忧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尝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为避免君主专制的弊端，他提出设置宰相，等等，不一而足。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明夷待访录》。他说：“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纠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业，可以徐还也。”(注：《黄梨洲文集·附录》。)黄宗羲以救世为己任，从分析历史出发，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确实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4)大力张扬天地之元气

天崩地裂的时代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一方面它照出了此前社会的积重难返，照出了懦夫的临危苟且；另一方面也照出了新生力量的勃勃生机，照出了英雄豪杰的悲壮动人。明末清初便是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既出现了许多苟且之人，也出现了一批胸怀壮节的义士。作为身处乱世的历史学家，黄宗羲对亡国之人物事迹不遗余力地加以记载并颂扬。《弘光实录抄》中记录的北变死节诸臣较为详细者有30多人，对史可法牺牲的壮烈场面记录犹为感人。《海外恸哭记》记载了鲁王监国时坚持海上抗战的数十名忠义之士的事迹，以小传的形式为孙家绩、林化熙、陈子龙、杨廷枢、叶天章、熊汝麟等人立传。《四明山寨》对抗清义士王翊的牺牲经过作了感人至深的描述。至于他所作的碑铭墓表，更是特意收录了很多亡国人物的事迹。如记述谢泰臻亡国后的行迹，他写道：“故社既屋，入先师庙，伐鼓痛哭，解巾服焚于庭，沉舟之痛，时切于怀，援壁上琴弹之，格格不能成声，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书几上曰‘尔曹毋庸觅我，以从我志。’家人迹之于天童山，趺坐灌莽中，已剪发为头陀。从此踪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数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书挂于项，登深崖绝壁，发而读之。”(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时堙谢君墓志铭》。)字字句句莫不饱含深情。诸如此类的文字在黄宗羲的著述中随处可见。他认为明代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官厚爵的苟且。是他们的苟且使得“天纲毁紊，地纽凋绝，普天相顾，命悬晷刻”。(注：《黄梨洲文集·序类·明臣言行录序》。)是他们“以偷生之心行尝试之事”导致了明朝的败亡。所以黄在其著述中总是大力著录和表彰胸怀天下的忠臣节士，目的在于“补造化”“正风教”。其意屡屡见之：

余读文陆传，而叹一时忠义之士何其盛也。故邓光荐为文丞相幕府传，僚将宾从牵联可书者六十余人。其散见于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残山剩水之间，或明或没，读者追想其风概，累嘘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凡几。概忠义者，天地之元气也。当无事之日，则韬为道术，发为事功，漠然不可见。及变之来，则郁勃迫隘，流动而四出，贤士大夫焱起收之，甚之为碧血穷磷，次之为土宝牛车，皆气之所凭依也。金石变生，余所记录者亦多矣。(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纪九峰墓志铭》。)

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侍后人之拾掇。然而泯灭者多矣，此志士之所痛也。故文丞相幕府之士，宋史既以之入忠义传矣，好事者又为幕府列传，附之丞相之后以张之。逊国梁玉田诸人，乃得之古私承尘之上，而后传世。元微之云‘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故此数行残墨，所以补造化者，可不亟与?(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都督裘君墓志铭》。)

国可灭，史不可灭。后之君子，而推寻桑海余是，知横流在辰，犹以风教为急务也。(注：《黄梨洲文集·碑志类·旌表节孝冯母郑太安人墓志铭》。)

一个时代的兴衰，绝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与否和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精神与信念是支撑时代的重要力量。保存这种精神并大力加以张扬是历史学家神圣的使命。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历史决非胜利者之胜利品，失败者与少数，亦决非历史之垃圾堆。天地之元气，历史之真精神，往往存在于失败者与少数人之间。舍名位之赫然，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其酸魂落魄，支撑天下，这是史家的大任务。

启蒙未来的超时代意识

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有一段话，论述了私人修史的可贵之处。他说：“向来官修之史，不能令人满意，……私家史书所以可贵，其故有三：一，不受史局之约束；二，不为当前史学风气及政治立场之所囿；三，有超时代之精神，对于史事可作重新之评价。质言之，即有超历史之立脚点。”(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梨洲史学便具备超时代的立脚点，他的历史观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性。

(1)“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是启蒙未来社会的进步史观

君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知有现实不知有理想。”(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九·新史学·中国之旧史》。)梁氏之说未必都符合历史事实。但说“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帝王家谱”却有一定的道理。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挑战君权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尽心下》。)认为百姓比君王重要。慎到提出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认为天子的职责是为百姓服务，而不是百姓为天子服务。

黄宗羲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君主大加挞伐。他愤怒地指出，古代君王百姓经营天下，今天君王以天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君》。)充满了对君王之害的控诉。

尽管黄宗羲认为君王为天下之大害，但他并不主张无君。他所抨击的是颠倒的君民、君臣关系。黄宗羲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上辨析为臣之道，他说：“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为之敢从也，况于无形声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声之嗜欲，我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我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匿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注：《黄宗羲全集》第一卷，《明夷待访录·原臣》。)这种君臣关系是黄宗羲对君主与天下关系的一个引申，黄宗羲还将这种关系引申到其他方面，如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他指出：“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些都是他反封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宗羲的思想有着时代局限性，是半截子的民主思想，但这并不削弱他思想的伟大意义。毫无疑问，他不但是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君主专制抨击最为猛烈、揭露最为深刻、思想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这种进步的史观对历史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明夷待访录》是清末的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说：“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而后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利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8页。)梁启超把黄宗羲推为清代史学之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明夷待访录》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这是梨洲史观超时代性的明证。

(2)《明儒学案》是进步史观的一个实践，是新史学的先声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史学著作的代表作之一，记载了有明一代近300年学术发展演变的概况，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全书共62卷，按照时代顺序，将200多名学者分十九个学案组织起来。每个学案之前，均有一小序，简述这个学派的源流和宗旨。随后是学者的小传，对各人的生平、学术源流、著作情况等做了简明扼要的述评。小传之后，是学者本人著作节录或者语录，偶有作者的按语。

史学范文篇10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浙东史学在编纂学上也有自己的传统特色，在体例上他们推崇编年体。我国编年体史书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历代浙东学者研治这三书的有很多家。受其影响，他们著述也多采用编年体和表谱体。南宋吕祖谦有《大事记》，陈傅良有《建隆编》、《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等，蔡幼学有《国朝编年政要》、《续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来温州有陈刚的《历代正闰图说》，处州有范霖的《历代编年图》、郑镇孙的《历代史谱》。明代万斯同有《历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历代史表》之作，被黄宗羲称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全祖望继承了这一传统，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历朝人物世表》、《历朝人物亲表录》、《公车征士表》六部表谱作品，并在学案体著作《宋元学案》中增加了“学案表”。章学诚也重视表的作用，认为史表的适用范围很广，既可以表人、表年，还可以表解事类。近代陈黻宸拟作《中国通史》、《地理史》体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国通史目录》中也首列四《表》。

从经世的目的出发，浙东史学家又多从事近现代史的修撰。叶适认为史家的职责不仅应“继采前史遗事”，更重要的是“示当世得失之林”。黄宗羲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在明亡之际，他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认为“史学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现代社会皆由最近世史递嬗而来，因果相连，故关系尤为密切”。他特别重视清史的研究和清内阁档案的保存整理，上书请求政府将清内阁档案拨给北大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等都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东史学的成就”中所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南宋的史家重视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视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学者又重视清以来的历史研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