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立法权十篇

税收立法权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一直强调坚持税权集中、税法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税收立法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特征，各税种无论是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基本上都是由中央统一立法，地方只能在税收法律、法规明确授权、并且不与其相抵触的前提下，对某些地方税种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行使制定实施细则的权限，一般都无权自定地方性税收法规。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中，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出自中央，按法律效力的大小依次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即授权立法。根据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立法和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立法，国务院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工商税制改革，制定实施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6个暂行条例。这些暂行条例的法律效力仅次于税收法律，高于一般的税收行政法规，具有“准法律”性质；国务院根据宪法赋予的、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所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作出具体解释、规定，如财政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以上这些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央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从总体上看，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的合理要求，对保证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税制体系的统一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来的税收调控缺乏灵活性、税收管理体制僵化、税收经济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划分体制势在必行。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度下放税收立法权，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十分必要：

1.它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税收立法权的分权程度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基本国情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的政体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象美国、意大利等联邦制国家那样实行相对分散、地方拥有较大税收立法权的税收立法体制；同时我国又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地方经济资源和税源的显著差异性决定了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很难适应各地自然、经济、文化差异悬殊的客观现实要求，容易使税收调节作用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因此，为适应国情的需要，在坚持统一税法（并不等于集中立法）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必要的，它既可以保证中央对税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维护中央在税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税收征管积极性，根据地方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助于克服因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主观主义和。

2.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管理权限中最根本的权力，其核心是税法制定权，即在法定权限内立法征税、立法确立税制的权力。谁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谁就不仅可以通过确定税收规模、选择税制结构、设置税制要素等来贯彻政策意图，配置和调度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立法权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决策权。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实际上划分的是税收资源的支配权。由于各地经济资源各具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同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在地区经济信息收集和掌握中占有优势，能更好地留意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迅速准确地作出差别性反应。因此，根据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占据地位。这就自然要求地方对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地方税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可以自主地根据地区经济税源发展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求情况，通过地方税收立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尽量减少由中央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制定地方税法带来的效率损失。

3.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内在要求。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事权、财权、税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科学合理地划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距此目标尚有不小差距。地方事权多、财权少、税权极为有限的不对称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健全，地方又没有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做法以满足本地财政支出的实际需要，这是造成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以费挤税”现象盛行的原因之一。它不仅侵蚀了税基，而且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在组织税收收入中拥有一定的自。这不仅可以恢复和巩固地方税在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遏制预算外资金的膨胀和乱收费现象的蔓延，为地方着手进行“费改税”提供可行性，从而把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二、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原则

虽然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也规定地方权力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税收法规，但它并不是没有条件和限制的，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有限原则。指地方税收立法权同中央税收立法权相比，是一种受制约的、不完全的立法权。其有限性主要体现在：（1）独立性受限。地方税收立法权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立法权，它要受中央立法机关、中央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地方制定的地方性税收法规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备案，后者对前者有否决权。（2）完整性受限。不同的地方税种所适用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权能是有所差异、相对有限的。有些地方税的大部分立法权基本归中央所有，地方只拥有有限的调整权；对大部分地方税地方拥有除税法制定权、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外的其他税收立法权能；地方只有对极少数地方税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能，但仍需报中央审批、备案。（3）地方性税收法规的空间效力具有地域性，只能在本地区内施行有效。另外，地方税收立法权只限于省级立法机关，不得逐级下放。坚持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有限性原则，有助于避免因税收立法权的过度放权而带来的地方各自为政、地方税收法规相互冲突等问题，防止出现地方税收立法权一下放就重蹈“一放就乱”的覆辙。

2.不抵触原则。这一原则是法学中“法律效力高的为上位法，效力低的为下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原理的体现。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为：宪法高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高于法律，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等等。由此推知，我国规范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各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为：宪法高于税收基本法（待制定），税收基本法高于一般性税收法律，一般性税收法律高于税收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税收法规。可见，地方性税收法规在我国税收法律级次中处于较低的层次。不抵触原则要求有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省级立法机关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进行地方税收立法。换言之，凡超越权力制定的、或与宪法、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及宏观政策导向相抵触的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中央有权废止或责令地方予以纠正。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坚持不抵触原则，可以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统一于宪法，统一于税收基本法，使地方税收立法始终处于立法体制约束之下。

3.不重复原则。指对那些明确规定中央拥有税收专属立法权限的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外，地方不得对该税目重复立法课征。地方只有在中央并未行使其税收立法权的范围内，才享有地方税收立法权。如果中央尚未就某种税目立法，地方可以先行立法，但仅限于并不影响全国经济的统一性以及生活条件的统一性的地方性税种；中央一旦立法，地方的先行立法与之相抵触的部分自然失效。坚持不重复原则，可以避免因重复立法带来的立法资源浪费和立法权限之间的混乱，防止地方对中央税源的侵蚀和非法利用；保证中央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取得；同时可以保护纳税人免于遭受数个征税主体的不公平课税，承受重复、超额的纳税负担。

三、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目前，在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权限问题上，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实体法、主要税收程序法的全部立法权应集中在中央，而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不是简单地界定什么地方税归中央立法，什么地方税归地方立法。比较合理的划分方法是遵循上述原则，区分地方税种，将税收立法权诸项权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程度不同的划分。根据地方对不同地方税种拥有的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大小，具体界定思路如下：

1.对全国统一开征税基流动性较大，与稳定国民经济、调整收入再分配有关或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地方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营业税、遗产赠予税、资源税等，为防止出现由地方自主立法造成的税基异常流动（如居民流向个人所得税税率较低的地方、公司迁移到营业税税率较低的地区），税收宏观调控功能减弱，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加剧等问题，这些税种的税法制定权、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等大部分立法权能宜集中于中央，保证中央对这些税种的控制权，便于国家统一税法、加强宏观调控。地方只在中央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税目、税率、起征点等的微调权，以增强这些地方税种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2.对全国普遍开征作用范围仅限于地方，对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多大影响的地方小税种，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印花税等，宜增强地方的立法权限。除税法制定权仍由中央保留外，其余的如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税收调整权、税收减免权及税收加征权等应全部下放地方，便于地方利用税收调控手段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经济。

3.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有权通过税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种，如对本辖区内特有的大宗产物依法课征特产税；县市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经省级立法机关立法课征特别税；地方政府为应付临时性的特殊需要，经省级立法机关立法课征的临时税等。对这些税种，地方拥有包括税制要素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等在内的完全的税收立法权。但不得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及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不得任意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中央保留对地方开征新税种的否决权。

税收立法权篇2

关键词 税收 授权立法 转授权

一、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依据

税收授权立法是指立法主体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件的规定，通过授权法或授权决定的形式，将税收立法权授予同级或下级机关行使的法律制度。

在我国有关立法活动有专门的《立法法》规范。根据《立法法》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从中可以看出，《立法法》第八条法律保留是有例外的，这也就为税收授权立法开了道口子。

在立法实践中，具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务涉及税收授权立法的两个文件，第一个是1984年9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其中规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商企业”，不过该条款已经失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6月废止）。第二个是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有关条例的决定》，其中规定：“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必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在同有关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议的基本原则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经过实践检验，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根据两个个文件，国务院可以就相关税收问题制定暂行条列，前提是法律没有规定及与宪法法律不向违背。

二、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问题及分析

就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规范体系来说，只有四部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立法，分别是《税收征管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车船税法》，其中一部税收程序法，另外三部分别规范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三个税种。其他十几个税种都是人大授权立法，颁布的是暂行条例，可见在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十分普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国务院部委制定的相关实施细则。

（一）税收立法授权范围界定不明

不论是《立法法》第九条还是上述两个授权立法文件的规定，都没有严格限定授权立法的范围，也就是说授权立法内容不具体，甚至可以说是模糊不清。

导致了授权立法没有标准和节制。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对国务院进行立法授权，没有明确其范围，如上文所述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有关条例的决定》，就存在立法上的逻辑漏洞，造成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体系混乱，纳税者和征税者都无所适从；二是宪法和相关法律没有对征税权的内容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使得国务院有随意开征税种之权，这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也不是现代法治国家原则。

（二）税收立法授权主体转授权现象

根据上述提及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可就相关事项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但是现实情况是，国务院的税收立法活动，除简单地以条例、暂行条例形式颁行了除税收法律以外的税收实体法及税收程序法外，还将条例中重要的条款部分转授给国家税务总局或财政部、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等行政机关，由国家税务总局或财政部再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实施细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财政部的授权颁行补充规定。《立法法》第十条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国务院的授权行为明显违反上述规定，属于授权立法的转授行为，实属违法。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税收法律规范体系混乱问题的根源，税法结构复杂、零乱，造成纳税人无法适从，执法者执法困难的局面。

三、完善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建议

（一）税收立宪，明确税收法定原则

我国宪法直接涉及税收条款的仅有第56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条只是简单的以国家视角，确立公民的纳税义务。宪法，本应强调限制国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简简单单规定公民纳税义务，却没有对政府征税权有任何限制规定，实为不妥。权力必须被制衡，征税权也一样，其关系到公民最为基本的财产权，是切身利益所在。完善税收授权立法，最根本的就是规范征税权，明确征税权的主体、征税权的范围、征税权的程序。宪法既然有公民纳税义务条款，更不能对征税权置之不理。

（二）完善税收授权立法监督和控制

目前主要监督程序有两个：一是授权审查程序；二是备案程序。前者监督被授权主体是否严格按照授权的目的和范围行使税收立法权。后者要求被授权主体在法定时限内报授权决定的机关备案。完善税收授权立法监督和控制，从立法过程来看，就是立法前和立法后的监督和控制。因税收立法授权范围很宽泛，所以必须明确确立授权立法的批准和备案制度。而立法后监督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主动的，授权立法机关监督自主开展对税收授权立法的审查监督工作。二是被动的，由纳税相关人启动，也就是从司法角度，将授权税收法律规范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如若相关税收法律规范有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超越立法权限、或违反法定立法程序，切实保护相关纳税公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胡小红.税收立法权研究[M].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2]王鸿雁.税收的分析[J].厦门大学，2005（1）.

税收立法权篇3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二）税收行政权。税收行政权是执行税收法律、进行税收征收和管理的行政权，是政府的政权机关拥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包括税收征收权和税收管理权。这些权力对于有效地保障税款的实现，保障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移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司法权。税收司法权是国家专门的法律机构根据国家意志，按照固定的法律程序拥有的专门审理、判决税务纠纷案件、税务犯罪案件的权限。税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司法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可为税法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来看，税权的划分，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划分两个方面。

税权的纵向划分，是指不同级次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与配置。如税收立法权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划分。纵向划分存在两种模式，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集权模式强调税收立法权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而分权模式则强调将税收立法权在各级政权之间分配。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法律秩序里中央规范与地方规范的多少与轻重的相对比例而定。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强调集权的国家，还是强调分权的国家，其集权与分权都是相对的。

税权的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级次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与配置。如在中央级次，税权至少要在国会与中央政府（在我国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之间进行划分。

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管理体制应涵盖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收入分配权等重要内容，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和财力的划分。

二、税权划分的前提条件和一般原则

从实践看，各国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制水平、经济情况及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来确定本国的税权划分模式，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确定税权划分内容时，既要紧跟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趋向，看到某些国家税权划分的成功一面，也要具体分析其税权划分的背景，以综合考虑影响税权划分的各种因素。

税权划分应当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一）政治与经济条件。税收对国力的盛衰、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划分税权必须以维护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为前提，以有利于强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条件。在经济上，税权划分应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域，也有各自独立的活动要求，独立地决定自身的事务，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税收权限，税收划分必须有利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二）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条件。中央与各级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职能，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事责。有了事责，就须履行，就需权力保证，这就是事权。一级政府负有的事责大，事权也相应扩大。相应地，政府为了履行事责，在拥有的各种事权中包含了十分重要的财政权。财权随事权而生，是事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税权是财权的一项主要内容，财权的内容也同样不只是税权，还应包括其他获取财政收入的权力，它们同样要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划分。

（三）法制条件。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既代表国家又代表地方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界定，税权划分也不例外。税权划分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界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的税权权限，各级政府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税收征管上的随意性、盲目性，避免相互扯皮、相互越权行为，有利于依法征税和依法行政。

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或地方公共产品更有针对性，因而可以避免由于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需统筹全局而造成的效率损失。鉴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税收管理权限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一国总应结合自身的具体状况，合理分权，使得地方能够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意图的条件下，拥有完成自身职能所应具备的税收管理权限。

税权划分的一般原则如下：[3]第一，财权、税权与事权相一致，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大致平衡的原则。第二，课税权宜划归中央政府的若干原则，具体包括以下课税权：与宏观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公平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资源流动性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辖区间税基分布不均匀的税种和容易导致辖区间税负输出的税种。第三，课税权宜划归地方政府的原则。地方政府要完成其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保证。将某些税种的课税权赋予地方政府，是保证地方政府财力的必要条件。

地方税是以地方税收收入的归属为标准来划分的，遵循的是居住地原则。对于居民个人来说，公共服务提供的利益是一种最终受益。按照受益原则，要求人们在其受益地付费，受益地指服务消费的发生地，也即居住地。基于受益原则，某些税种的征收对象获得收益大小与当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息息相关，因此，此类税种若税负较重则意味着享受了较好的公共服务，不会出现税基向税负较低的地方转移的现象，适合地方征收。

从理论上讲，应将税基比较固定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地方税一般只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税，这些税只对本辖区居民征收，并且税负最终归属于本辖区居民。从这个角度讲，财产税宜划归地方。

另外，从征管角度讲，某些税种由于自身特点，如税源分散、计税依据或税率的确定较复杂等，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协助对税收的征管尤为重要。这类税种由地方征收较为适当，因为这样做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三、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从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理论来说，由于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层次的，从效率的角度说，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因此，对税权进行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税权范围，有利于政府为社会、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实现国家职能。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各级预算主体不能得到足额的财政收入，因而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上情况说明，税权适当下放的确是必要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集中财力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权，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建立起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税权纵向划分的核心问题，是对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应否下放。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在于：一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积极采取某些税收措施，挖掘税收潜力，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政方针。二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是有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必要条件。三是适度分权有利于增强税收法律的适应性，如有些小税种适当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开辟新税源，而且也解决了这些税种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

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符合《立法法》的具体规定。

为此，我们认为，除了应将那些为保证全国政令和税收政策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竞争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余地方税税种的税收立法权限作如下划分：

税收立法权篇4

关键词 税收授权立法 税收本质 程序民主

作者简介：李文琪，南昌工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法律事务专职教师，研究方向：经济法；胡涛，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管理委员会。

一、我国税收授权立法的现状

自2011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楼市新政“新国八条”以来，我国各地开始出台房产税征税暂行办法，这一行为引起我们对税收授权立法的关注。我国现行税收立法采用授权立法制，它的立法依据是1984年全国人大颁行的授权立法条例。该条例将很多属于全国人大的税收立法权授予给国务院，并且完全自主，但是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授权。税收法律规范中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农业税条例》、《税收征管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加上一个对行政法规作出补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其他立法事项均为行政机关所为。

我国现行多部税收法律中均有很多授权条款。当然我国《立法法》中对授权立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第8、9、10条。《立法法》的出台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税收授权立法，但是它的规定很是含糊，没有对相关的事项作出具体的规定更加没有形成一个制度。

我国税收立法中的这种行政主导立法体制，即我国主要是税收授权立法体制，这在根本上是与税收法定主义悖逆的，而且在实践中其导致了诸多流弊。

二、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存在的问题

税收授权立法是适应我国当时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从实体上讲：法律规范对税收授权立法的规定不足

1.在授权法方面，空白授权。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的两次授权就是空白授权的实例。第一，授权没有说明理由。上述两次授权是在全国人大不能立法而情况紧迫的时候采取的立法形式，但是并没有说明授权理由。第二，授权范围过于宽泛。1984年的授权将全国人大的大多数税收立法权概括地授予国务院，1985年一次性多数授权国务院使得国务院几乎垄断了经济方面的立法权，两次授权立法的范围都不明确。第三，授权没有规定期限。授权决定中没有对期限作出明确的限制，使得1984年和1985年的授权决定到现在还在沿用，这是不符合授权法的规定的。这使得授权机关事实上丧失该项立法权。

2.从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制定的税收法律规范方面来看：行政法规广泛出现，越权立法现象严重。国务院制定的税收法律规范，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数量过多，比例过高，并且国务院税收立法超越了授权范围。1984年及1985年的授权都对某些事项作出了一些限制，但是国务院就在条例颁行的当年了一些违反条例规定或超出条例范围的法律文件，并且大部分法律文件的程序都是违反相关程序要求的。例如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还有就是暂行条例够并没有遵循要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些都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

3.税收保留事项的立法缺失。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了税收法律保留制度和相关的授权事项。第九条包括了授权立法的绝对保留事项是与公民人身、政治权利等有关的内容。这些都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这样理解对于剥夺公民财产权和自由权利的税收立法事项也应该是授权立法不能涉及得范围。如果把属于议会或代议机关的专有立法事项授予其他机关来制定，那么就会破坏国家的主权和法律的权威。我们可以想象作为税法的制定者又是税法的执行机关，那么它将无法保持自己的公正，并可能制定一系列的侵害公民权益的执政措施。这显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应该说各国都没有这种制度的存在，这也是严重破坏法治建设的行为。

（二）从程序上说，授权立法存在严重的缺陷

1.税收授权立法程序不民主。作为纳税人的公民也是信息缺乏的一方。而市场经济同时给我们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那就是交易的双方都是在信息对称的前提下，自愿的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是我们可以税收授权立法，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还不够公开的立法行为。纳税人并没有在法律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基础上来让自己自愿接受某些税的征收。这显然也是违背税法制定的程序性原则的。纳税人不能亲身经历税收授权立法法律文件制定的过程中去。因此，我国税收授权立法从税收起草到审议通过，都是行政机关内部操作，人民不能行使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更没有监管立法的可能性。

2.缺乏监督。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没有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监督体系。税收授权决定的评判标准缺失，相关立法机关都不可能对这些专业的待授权事项进行界定，何况是那些利益将可能被涉及并遭受侵害的公民。税收授权立法文件的制定过程甚至审议通过后的一些监督机制都被荒置。如我国对授权立法的审查时通过备案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的备案制度并不完善，备案的时间、条件和形式等细节问题没有答案，形同虚设，缺乏实用性和强制力。甚至我国还没有出现有备案的记录。这样使得我国授权机关也不能对被授权机关的立法行为是否是按照授权决定进行的立法行为来进行监督以及立法行为当中的一些程序性错误进行纠正。这也常常导致我国立法混乱。

3.转授权现象十分的突出。国务院习惯在其制定税收条例中，通过法条授权的形式将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授权转授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如《营业税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娱乐业的税率为5%-20%，同时规定“纳税人经营娱乐业的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本条例规定的幅度内决定”，在现行的税收条例中，几乎每一部都规定了大量的转授权条款，如《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仅10条，涉及转授条款就有6条。这种做法导致税收部门规章和行政规章大量出现，“依法治税”成了“依规章治税”。而税收部门规章和行政规章有以下不足：首先，税收部门规章和行政规章的称谓非常杂乱，“规章”、“办法”、“通知”、“补充规定”、“补充通知”、“实施细则”等都曾出现；其次，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过多掺杂其中，部门规章和行政规章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与沟通，它们之间的内容相互冲突，并经常与上位法（行政法规和授权法）的内容和立法原意不一致。这与授权立法的法理精神相违背，使纳税人无所适从，有损税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 三、我国税收授权立法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对税收本质的误解

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很淡薄。而且在后来我国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一直都采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税收理论，突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的观念。马克斯和恩格斯认为税收的本质起源于国家，税收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对现存政权的存亡起着决定作用。税收是社会再生产中国家参与分配的方式。税收根据国家公共权力和职能进行分配。那么国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等职能必须向公民征收税收来作为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国家的税收，国家机关便理所当然地运用权力行使征税权。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逐渐发现，国家与公民在税收关系中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税收本质上是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免遭侵害，获取国家提供的和平与安宁及其他公共产品，而让渡一部分财产权给国家，从而使国家能够具备提供公共服务需要能力的活动。税收关系中的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契约。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征税的正当依据是全体自由人为了使人身、财产免遭侵害而通过相互合意的方式让渡一部分权利的行为所结成的社会契约，并且征税的范围、权限都应以全体让渡的权利为界。这种观点囊括了国家和公民的各自的权利及义务。但是我国最近才慢慢接受这样的观点。对于税收本质的认识错误，造成了国家机关的权力意识强烈义务意识淡薄，公民的义务意识强烈权利意识淡薄。

（二）制度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由其产生并受其领导和监督，三机关不是独立存在的，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缺乏严格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且我国自古就有重实体轻程序，重权力轻权利的传统，我国政治体制更在乎的是权力实现的结果，而并不在乎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我国法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之间税收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国务院实际行使的税收立法权范围过大。造成行政权在立法权中的扩大。

从经济体制来看，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晚，而相应的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遗留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和观念。税源单一，经济结构还不完善，国有企业是主要的纳税主体。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多国有企业改制，但是所谓的改制其实只是换个形式而已，没有真正的深入企业股权等方面，那么国家仍然是这些企业的大股东。而政府仍然控制着这些企业的绝大部分股权，那么在分配社会财富时，他们都是最大的获益者。那么企业的大股东，国家在收回自己的利益时，不在乎是由谁来做出决定。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理所当然地将大量税收立法权概括性的授予国务院从而导致了我国税收法律规范中以法规、规章居多，忽视了纳税人的利益。

税收立法权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一直强调坚持税权集中、税法统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税收立法呈现出高度的集中性特征，各税种无论是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基本上都是由中央统一立法，地方只能在税收法律、法规明确授权、并且不与其相抵触的前提下，对某些地方税种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行使制定实施细则的权限，一般都无权自定地方性税收法规。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体系中，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出自中央，按法律效力的大小依次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制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税收暂行规定或条例，即授权立法。根据198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立法和198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立法，国务院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工商税制改革，制定实施了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6个暂行条例。 这些暂行条例的法律效力仅次于税收法律，高于一般的税收行政法规，具有“准法律”性质；国务院根据宪法赋予的、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所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的规章，主要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就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作出具体解释、规定，如财政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以上这些由国家立法机关、中央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从总体上看，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的合理要求，对保证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税制体系的统一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来的税收调控缺乏灵活性、税收管理体制僵化、税收经济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划分体制势在必行。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度下放税收立法权，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十分必要：

1.它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税收立法权的分权程度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基本国情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一制的政体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象美国、意大利等联邦制国家那样实行相对分散、地方拥有较大税收立法权的税收立法体制；同时我国又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地方经济资源和税源的显著差异性决定了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很难适应各地自然、经济、文化差异悬殊的客观现实要求，容易使税收调节作用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因此，为适应国情的需要，在坚持统一税法（并不等于集中立法）的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必要的，它既可以保证中央对税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维护中央在税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税收征管积极性，根据地方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性税收法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助于克服因权力过于集中造成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2.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管理权限中最根本的权力，其核心是税法制定权，即在法定权限内立法征税、立法确立税制的权力。谁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谁就不仅可以通过确定税收规模、选择税制结构、设置税制要素等来贯彻政策意图，配置和调度经济资源，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税收征管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立法权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决策权。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实际上划分的是税收资源的支配权。由于各地经济资源各具特色，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同高高在上的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在地区经济信息收集和掌握中占有优势，能更好地留意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迅速准确地作出差别性反应。因此，根据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占据地位。这就自然要求地方对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地方税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可以自主地根据地区经济税源发展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求情况，通过地方税收立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尽量减少由中央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制定地方税法带来的效率损失。

3.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内在要求。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事权、财权、税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科学合理地划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距此目标尚有不小差距。地方事权多、财权少、税权极为有限的不对称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健全，地方又没有相应的税收立法权，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变通做法以满足本地财政支出的实际需要，这是造成地方预算外资金膨胀、“以费挤税”现象盛行的原因之一。它不仅侵蚀了税基，而且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因此，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使地方在组织税收收入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不仅可以恢复和巩固地方税在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遏制预算外资金的膨胀和乱收费现象的蔓延，为地方着手进行“费改税”提供可行性，从而把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二、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原则

虽然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也规定地方权力机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税收法规，但它并不是没有条件和限制的，同样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有限原则。指地方税收立法权同中央税收立法权相比，是一种受制约的、不完全的立法权。其有限性主要体现在：（1 ）独立性受限。地方税收立法权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立法权，它要受中央立法机关、中央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地方制定的地方性税收法规需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或国务院备案，后者对前者有否决权。（2 ）完整性受限。不同的地方税种所适用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权能是有所差异、相对有限的。有些地方税的大部分立法权基本归中央所有，地方只拥有有限的调整权；对大部分地方税地方拥有除税法制定权、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外的其他税收立法权能；地方只有对极少数地方税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能，但仍需报中央审批、备案。（3 ）地方性税收法规的空间效力具有地域性，只能在本地区内施行有效。另外，地方税收立法权只限于省级立法机关，不得逐级下放。坚持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有限性原则，有助于避免因税收立法权的过度放权而带来的地方各自为政、地方税收法规相互冲突等问题，防止出现地方税收立法权一下放就重蹈“一放就乱”的覆辙。

2.不抵触原则。这一原则是法学中“法律效力高的为上位法，效力低的为下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原理的体现。根据我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为：宪法高于基本法律，基本法律高于法律，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等等。由此推知，我国规范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各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为：宪法高于税收基本法（待制定），税收基本法高于一般性税收法律，一般性税收法律高于税收行政法规，税收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税收法规。可见，地方性税收法规在我国税收法律级次中处于较低的层次。不抵触原则要求有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省级立法机关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进行地方税收立法。换言之，凡超越权力制定的、或与宪法、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及宏观政策导向相抵触的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中央有权废止或责令地方予以纠正。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坚持不抵触原则，可以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统一于宪法，统一于税收基本法，使地方税收立法始终处于立法体制约束之下。

3.不重复原则。指对那些明确规定中央拥有税收专属立法权限的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外，地方不得对该税目重复立法课征。地方只有在中央并未行使其税收立法权的范围内，才享有地方税收立法权。如果中央尚未就某种税目立法，地方可以先行立法，但仅限于并不影响全国经济的统一性以及生活条件的统一性的地方性税种；中央一旦立法，地方的先行立法与之相抵触的部分自然失效。坚持不重复原则，可以避免因重复立法带来的立法资源浪费和立法权限之间的混乱，防止地方对中央税源的侵蚀和非法利用；保证中央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取得；同时可以保护纳税人免于遭受数个征税主体的不公平课税，承受重复、超额的纳税负担。

三、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目前，在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权限问题上，人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的实体法、主要税收程序法的全部立法权应集中在中央，而对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看法不一。笔者认为，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不是简单地界定什么地方税归中央立法，什么地方税归地方立法。比较合理的划分方法是遵循上述原则，区分地方税种，将税收立法权诸项权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程度不同的划分。根据地方对不同地方税种拥有的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大小，具体界定思路如下：

1.对全国统一开征税基流动性较大，与稳定国民经济、调整收入再分配有关或与自然资源有关的地方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营业税、遗产赠予税、资源税等，为防止出现由地方自主立法造成的税基异常流动（如居民流向个人所得税税率较低的地方、公司迁移到营业税税率较低的地区），税收宏观调控功能减弱，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加剧等问题，这些税种的税法制定权、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等大部分立法权能宜集中于中央，保证中央对这些税种的控制权，便于国家统一税法、加强宏观调控。地方只在中央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税目、税率、起征点等的微调权，以增强这些地方税种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2.对全国普遍开征作用范围仅限于地方，对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多大影响的地方小税种，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契税、印花税等，宜增强地方的立法权限。除税法制定权仍由中央保留外，其余的如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税收调整权、税收减免权及税收加征权等应全部下放地方，便于地方利用税收调控手段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发展地方经济。

3.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有权通过税收立法，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种，如对本辖区内特有的大宗产物依法课征特产税；县市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经省级立法机关立法课征特别税；地方政府为应付临时性的特殊需要，经省级立法机关立法课征的临时税等。对这些税种，地方拥有包括税制要素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等在内的完全的税收立法权。但不得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及其他地方公共利益，不得任意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中央保留对地方开征新税种的否决权。

税收立法权篇6

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与思考税收执法权是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最主要的权力，正确行使和运用税收执法权，是推进依法治税的重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确保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正确行使运用税收执法权呢？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其规范执法的自觉性外，还必须建立起对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的有效机制。可以说，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确保税收执法权正确行使和规范运作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县地税局在建立税收执法权监督制约机制方面，着力狠抓了以下几点：一、示权，强化社会监督力度。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只有将税收执法权置于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才能使权力的行使和运作趋于规范，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推行公开办税，实施“阳光作业”，还监督权于纳税人和人民群众。基于此，近年来，*县地税局投入五万余元，在县局和各基层单位设立了板面、公示栏、政策宣传栏、监督台，还在县电视台开办了《税苑之光》宣传栏目，公开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公开办税窗口职责范围和纳税人办理各项涉税事务的时限、步骤和方法；公开纳税人投诉部门和监督电话；公开“双定户”的定额标准、缴纳及违章处罚情况。同时，还将负责征收的税种范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服务的标准、时限，票证工本费收取标准、税务检查工作规范，税收政策法规咨询热线等进行公开，极大地增强了税收工作的透明度，从而把税收执法权行使和运行的全过程真正置于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让纳税人对执法依据、执法规程、执法结果了然于胸，杜绝了税收执法时的暗箱操作，使纳税人在缴“放心税”“明白税”的同时，也增强了税干执法时不越轨，不出格，不跨线的自律意识。此外，*县地税局还在社会各界聘请义务监督员，向人大、政协汇报工作情况，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检查指导工作，把税收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外部监督体系。二、分权，强化内部制衡力度。针对以往征管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容易滋生腐败的状况，*县地税局在税收执法权的分解和制衡上狠下功夫。一是深化征管改革，建立起分权制约的运行机制。按照建立征管新模式的要求，大力推行专业化管理，实行征、管、查“三分离”，推行稽查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使权力得到合理分解配置。同时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步伐，在各股室和各基层单位配备微机，用机器管税，靠计算机管人，使执法中的人为因素明显减少。二是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对每个岗位的执法权限、程序、要求及责任等依法进行严格界定和明确分解，做到分工到岗，责任到人，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职权范围十分清楚，对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监督什么，怎样监督，做到具体明确。三是进一步完善规范征管规程，要求税干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规定程序，并处理好各个环节的衔接，使每个人、每个部门既明确整体工作的运行过程，也明确自己所涉及的具体程序，既明确本人、本部门承担的责任，也明确整体工作的衔接。经过努力，*县地税局使税收执法权得到有效分解，形成了权力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上下衔接、首尾贯通的运行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税务人员执法的随意性。三、制权，强化惩戒震慑力度。首先大力开展税收执法检查。一年来，*县局开展了全面执法检查、专项执法检查、专案执法检查、日常执法检查六次，及时发现和纠正执法偏差23起；其次进行执法监察，组织监察人员通过明查暗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发现的3起以税谋私、以权谋私等问题进行了查处；第三，认真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绛县局班子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责罚相当、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不隐瞒、不护短，不包癖的态度，切实做到了真抓实干，真追实究，究责到位，对变通税收政策、违反规程、执法不到位和滥用职权的税务人员共追究20余人次，经济追究1000余元，给予行政记过处分1人，从而有力地震慑了违纪者，保证了公正执法和严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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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立法权篇7

我国税法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立法层面，在实践层面上执法问题较多，但是不论是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都在根本上侵犯着纳税人的权利，这也凸显了我国税法在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存在的不足。首先，是纳税人权利法律地位。纳税人在国外的法律地位或者法律层级很高，都在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中有明确的规定，在意义上使用纳税人的法律概念是有宪法依据的。同时，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有单独的纳税人权利的法案，对纳税人权利以宪法性的文件规范之，名字多以“纳税人权利宣言”为多。当然，在税收法律、法规规范中，纳税人都处在中心的法律地位，纳税人权利是税收立法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没有出现“纳税人”的概念，仅仅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规避使用“纳税人”的概念。同时，我国没有一部纳税人权利的立法，缺乏对纳税人权利的专门性法律规范；《税收征管法》内容也没专章规定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散见与其他部分的规定。概况起来，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在我国没有得到宪法、意义上的确认，依然是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地位。其次，纳税人的法律地位不高，也使得关于纳税人权利的立法相对滞后。纳税人权利没有在宪法层面进行规定、保护[3]，也没有一部专门性的纳税人权利的法律，税收征管法没有专章规定纳税人权利等情绪都表明了我国纳税人权利立法的滞后。《税收征管法》的修订，增加了纳税人权利的一些内容，使得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没有专章、系统全面的规定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的内容也没有完全涵盖应有的部分。“无救济，无权利。”这句话说明权利需要救济，没有救济措施或者救济权，实体权利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纳税人权利的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纳税人权利受到侵犯或者与行政机关发生争议时的救济程序权利，在这方面，我国一是没有完善的纳税人诉讼来保证纳税人的救济权利。二是当前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立法和实践难以承担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任，在实践中难以对纳税人权利进行较好的保护。现代税法在发达国家均呈现债权法的属性特征，致力于创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致力于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致力于纳税人权利的更佳保障。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和法律的层面确立了纳税人“依法律纳税的权利”，这一权利成为了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即纳税人只根据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进行纳税，拒绝法律规定之外任何纳税要求的权利[4]。现代税法正是建构了纳税人以“依法律纳税”为基本权利的纳税人权利规范体系而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税法形成了知情权、要求保密权在内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相结合的纳税人权利体系，但我尚未确立纳税人“依法律纳税”的权利，纳税人这一基本权利的缺失是我国纳税人保护立法工作最大的缺陷，当然，这与我国的税收立法体系相关联，并非短时间内能够改变。

二、我国税法债权法建构的必然

我国税法新近二十年发展迅速，成果斐然，形成了初步的税法体系，为规范税收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面对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国家完成税收正当性证明的任务，当前税法依然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考察我国当前的税法意识、当代税法发展的任务要求，税收法律走向债权法的发展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当前，纳税人权利意思觉醒迅速，在税收执法、税务诉讼、税收立法等领域，公民都开始以纳税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税务诉讼方面，开始出现针对税务机关税款使用的诉讼；在税收立法方面，车船税立法工作中，纳税人参与经济性非常高，立法机关也采纳了很多纳税人的立法建议。广大的纳税人已经意识到国家运作的物资、金钱都来自自己缴纳的税款，因而对国家税款的利用更加关心，对那些浪费国家税款，之徒的进行批评的感情之债也渗入了纳税人对税款使用者不满与批评。这种情形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自己缴纳的税款应该是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而不是有政府官员任意支配、挥霍的。这种民间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很多意义上推动着我国财政支出的改革，进行公开后、透明化、预算化的财政改革都是对纳税人权利意识的积极回应。在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中，社会契约的思想广为传播，更多的人相信，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基础就是契约，是人民让出了部分权利组成了国家来保障人民自己的财产、人身安全，提供普通人难以提供的公共职能需要。这种思想就要求国家必须履行且必须全部履行其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职能，任何违背这一职能的行为都是受到质疑的，是不合“社会契约”的。因此，国家或政府必须更好的利用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必须为纳税人缴纳税款提供更专业、到位的服务。具体到税法领域，完善税收立法工作，促进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和实践，以纳税人权利为核心重塑我国税法的体系，建立纳税人权利为中心的，体现税法为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债权法本质的税法为当务之急。当然，更为国家所必须注意的是税收正当性的证明，即国家征税必须有正当性，主要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国家征税必须在具备合法且合理的情况下进行才能获得纳税人的支持，成为一种正当性充分的行为。当前，合法性的证明是其核心。当前，我国税收的正当性证明是不充分的，很多税收立法与执法的合法性都面临着纳税人的质疑。由行政机关制定税法规范、以税收政策代替税收法律，这些现象都表明很多税收立法与执法的内容都没有得到“人民意志代表机关”的同意，“没有人民的同意是不可以对人民财产征税”的现代税法理念也为纳税人对当前征税合法性质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因此，国家必须完成税收正当性的证明，而完成这一证明就必须建立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债权债务属性的新税法体系。这一新税法体系以纳税人权利为中心，致力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的广泛开展，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提供便利、专业的服务；这一新税法体系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基本法律原则，要求税收事项必须有人民意志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立法进行规范。新税法体系的重塑是完成我国国家税收正当性的证明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其中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是重要组成部分，完善我国税收立法工作，促进纳税人权利保护工作的开展是其重要内容。现代税法以债权法为基本属性，提高纳税人的法律地位，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提供了立法和司法的保障。从功用上讲，现代税法可以为纳税人权利保护提供法律依据，完善制度供给；现代税法可以理顺税收立法权限，要求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下的税收立法体制；现代税法不仅仅致力于税收效率的提高，更致力于为纳税人提供高效、便利且专业的纳税服务。现代税法的这些功用的发挥都要求我国税法进行重塑，建立税收债权属性的税法，建立纳税人权利为中心的税收债权法。

三、我国税法走向债权法的路径分析

税收立法权篇8

关键词:地方税　管理权限　税收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当前，加快地方税管理权限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概念和内涵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

二、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现状

1994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较好地规范了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益分配关系，保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稳定增长，加强了宏观调控。但是，在中央对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上，立法权高度集中，执法权划分错位，司法权尚未健全，依法治税的体制保障还不完善。

(一)立法权高度集中，税收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分税制改革已历时10年，但地方税制的改革整体推进缓慢，立法权高度集中，不利于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改革均未到位，征税范围、计税依据及税率、税额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财源建设的要求，中央立法不出台，地方又没有立法权，新体制旧税制，既造成了地方财政收人规模过小，又没有发挥这些税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节功能。这种地方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一方面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诱发了地方政府不规范的征收行为;另一方面，制约了地方税体系的形成，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执法权划分错位，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税收执法权限的划分，主要是国税、地税执法权限的分配。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与分税制原则相背离，被划分为地方征管的营业税，有几个行业又划分为国税征管;对企业所得税，则又按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按税种划分收人;在地方企业所得税中，又将地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甚至集体性质的信用合作社所得税也划归中央收人;2002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管理权限调整，将企业所得税的人库级次进行了调整，又将新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划归国税管理，并将所得税确定为共享税，中央地方“五五分”。这种不规范的划分执法权，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的分税制是“选税制”、“分钱制”，导致了地方税源日趋萎缩，地方财政日见匾乏，地方鼓励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三)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税收司法权是确保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得以顺畅实施、落实的重要手段。税收司法保卫体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国地方税收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还不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反映，打击力度不够。

三、国际上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模式

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管理权限的划分，大都是由各国政体所决定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政体不同，对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就不同，“集权”、“分权”、适度“分权”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国际上大体有三种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模式:

(一)彻底“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政府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行使，彼此相互制约。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立法、执法、司法部分。与联邦制政体相适应，地方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瑞典、意大利等国，也实行彻底分税制。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定型化，税收管理权限划分清楚，是一种完全的分税制。

(二)高度“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中央集权制政体较为典型，如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虽然也实行了分税制，但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全部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与中央集权制政体相适应，只设国家税务局，地方税由国家税务局派出的机构代为征收。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单边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

(三)适度“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中央税、共享税和一些大的地方税税种，立法权在中央。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立法权，统一由地方立法，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税收体系，都设立了地方税机构。然而，地方具有税收执法权、司法权、部分立法权。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趋于合理化，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适度，是一种集“分权”与“集权”相兼容的分税制。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划分，揭示了两条共性规律:一是国家政体与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相一致的。联邦制政体三级政府，均具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或部分立法权。中央集权制政体三级政府，税收立法权、司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执法权;二是地方拥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分税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上述两条就是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共性规律。

四、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改革

根据我国中央集权制特征和基本国情，在全国规范分税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

，合理划分地方税管理权限，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度“分权”模式。即地方应具有独立的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和适当的税收立法权模式。

(一)关于地方税收立法权

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部分立法为辅，实现地方相对独立立法、执法、司法的适度“分权”目标模式。

1.对中央、地方共享税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税权以及税收加征权等，均由中央统一立法。

2.对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应统一由中央掌管，但对税收调整权应部分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处理好税收问题，充分发挥这些地方税骨干税种调控经济的作用。

3.对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税种、生产要素基本不变的税种以及带有地方特色的小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权、加征权等均由地方在中央统一税则的前提下，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立法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

(二)关于地方税收执法权

总的来讲，应坚持合理划分、简化程序、降低成本、属性归位的原则，划分地方税收执法权限。

1.实行税源共享，分别征收。既符合国际一般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还符合地方税收执法实践。实行同源共享，分别征收，主要是中央、地方的共享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按照各自分成的比例，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执法机关，从共享税税源中分别征收。这样，不仅实现了税源共享，而且简化了转移支付手续，既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地方经济稳定增长，还有利于培植共享税源。

2.实行税种归属，各自征收。根据分税制权责对称的原则，我国建立了国税、地税两套执法机构，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并初步建立了以税种归属来划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以税种归属划分税收收人，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个人所得税可以实行分享，企业所得税应全部划归地方管理，收人归地方财政，以激发地方创优环境，吸引投资，鼓励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三)关于地方税收司法权

税收立法权篇9

 

关键词:地方税　管理权限　税收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当前，加快地方税管理权限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概念和内涵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

    二、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现状

    年月日，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较好地规范了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益分配关系，保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稳定增长，加强了宏观调控。但是，在中央对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上，立法权高度集中，执法权划分错位，司法权尚未健全，依法治税的体制保障还不完善。

    (一)立法权高度集中，税收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分税制改革已历时年，但地方税制的改革整体推进缓慢，立法权高度集中，不利于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改革均未到位，征税范围、计税依据及税率、税额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财源建设的要求，中央立法不出台，地方又没有立法权，新体制旧税制，既造成了地方财政收人规模过小，又没有发挥这些税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节功能。这种地方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一方面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诱发了地方政府不规范的征收行为;另一方面，制约了地方税体系的形成，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执法权划分错位，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税收执法权限的划分，主要是国税、地税执法权限的分配。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与分税制原则相背离，被划分为地方征管的营业税，有几个行业又划分为国税征管;对企业所得税，则又按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按税种划分收人;在地方企业所得税中，又将地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甚至集体性质的信用合作社所得税也划归中央收人;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管理权限调整，将企业所得税的人库级次进行了调整，又将新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划归国税管理，并将所得税确定为共享税，中央地方“五五分”。这种不规范的划分执法权，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的分税制是“选税制”、“分钱制”，导致了地方税源日趋萎缩，地方财政日见匾乏，地方鼓励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三)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税收司法权是确保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得以顺畅实施、落实的重要手段。税收司法保卫体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国地方税收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还不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反映，打击力度不够。

    三、国际上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模式

    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管理权限的划分，大都是由各国政体所决定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政体不同，对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就不同，“集权”、“分权”、适度“分权”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国际上大体有三种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模式:

   (一)彻底“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政府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行使，彼此相互制约。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立法、执法、司法部分。与联邦制政体相适应，地方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瑞典、意大利等国，也实行彻底分税制。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定型化，税收管理权限划分清楚，是一种完全的分税制。

    (二)高度“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中央集权制政体较为典型，如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虽然也实行了分税制，但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全部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与中央集权制政体相适应，只设国家税务局，地方税由国家税务局派出的机构代为征收。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单边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

(三)适度“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中央税、共享税和一些大的地方税税种，立法权在中央。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立法权，统一由地方立法，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税收体系，都设立了地方税机构。然而，地方具有税收执法权、司法权、部分立法权。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趋于合理化，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适度，是一种集“分权”与“集权”相兼容的分税制。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划分，揭示了两条共性规律:一是国家政体与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相一致的。联邦制政体三级政府，均具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或部分立法权。中央集权制政体三级政府，税收立法权、司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执法权;二是地方拥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分税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上述两条就是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共性规律。

    四、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改革

    根据我国中央集权制特征和基本国情，在全国规范分税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

  

，合理划分地方税管理权限，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度“分权”模式。即地方应具有独立的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和适当的税收立法权模式。

    (一)关于地方税收立法权

    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部分立法为辅，实现地方相对独立立法、执法、司法的适度“分权”目标模式。

    .对中央、地方共享税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税权以及税收加征权等，均由中央统一立法。

    .对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应统一由中央掌管，但对税收调整权应部分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处理好税收问题，充分发挥这些地方税骨干税种调控经济的作用。

    .对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税种、生产要素基本不变的税种以及带有地方特色的小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权、加征权等均由地方在中央统一税则的前提下，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立法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

    (二)关于地方税收执法权

    总的来讲，应坚持合理划分、简化程序、降低成本、属性归位的原则，划分地方税收执法权限。

    .实行税源共享，分别征收。既符合国际一般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还符合地方税收执法实践。实行同源共享，分别征收，主要是中央、地方的共享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按照各自分成的比例，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执法机关，从共享税税源中分别征收。这样，不仅实现了税源共享，而且简化了转移支付手续，既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地方经济稳定增长，还有利于培植共享税源。

    .实行税种归属，各自征收。根据分税制权责对称的原则，我国建立了国税、地税两套执法机构，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并初步建立了以税种归属来划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以税种归属划分税收收人，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个人所得税可以实行分享，企业所得税应全部划归地方管理，收人归地方财政，以激发地方创优环境，吸引投资，鼓励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税收立法权篇10

关键词:地方税　管理权限　税收管理体制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管理权”。当前，加快地方税管理权限改革，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改革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税管理权限的概念和内涵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

    二、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的现状

    1994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较好地规范了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益分配关系，保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稳定增长，加强了宏观调控。但是，在中央对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上，立法权高度集中，执法权划分错位，司法权尚未健全，依法治税的体制保障还不完善。

    (一)立法权高度集中，税收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分税制改革已历时10年，但地方税制的改革整体推进缓慢，立法权高度集中，不利于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改革均未到位，征税范围、计税依据及税率、税额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财源建设的要求，中央立法不出台，地方又没有立法权，新体制旧税制，既造成了地方财政收人规模过小，又没有发挥这些税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节功能。这种地方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一方面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诱发了地方政府不规范的征收行为;另一方面，制约了地方税体系的形成，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二)执法权划分错位，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税收执法权限的划分，主要是国税、地税执法权限的分配。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与分税制原则相背离，被划分为地方征管的营业税，有几个行业又划分为国税征管;对企业所得税，则又按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按税种划分收人;在地方企业所得税中，又将地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甚至集体性质的信用合作社所得税也划归中央收人;2002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管理权限调整，将企业所得税的人库级次进行了调整，又将新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划归国税管理，并将所得税确定为共享税，中央地方“五五分”。这种不规范的划分执法权，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的分税制是“选税制”、“分钱制”，导致了地方税源日趋萎缩，地方财政日见匾乏，地方鼓励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三)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税收司法权是确保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得以顺畅实施、落实的重要手段。税收司法保卫体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国地方税收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还不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反映，打击力度不够。

    三、国际上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模式

    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管理权限的划分，大都是由各国政体所决定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政体不同，对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就不同，“集权”、“分权”、适度“分权”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国际上大体有三种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模式:

   (一)彻底“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政府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行使，彼此相互制约。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立法、执法、司法部分。与联邦制政体相适应，地方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瑞典、意大利等国，也实行彻底分税制。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定型化，税收管理权限划分清楚，是一种完全的分税制。

    (二)高度“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中央集权制政体较为典型，如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虽然也实行了分税制，但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全部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与中央集权制政体相适应，只设国家税务局，地方税由国家税务局派出的机构代为征收。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单边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

  (三)适度“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中央税、共享税和一些大的地方税税种，立法权在中央。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立法权，统一由地方立法，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税收体系，都设立了地方税机构。然而，地方具有税收执法权、司法权、部分立法权。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趋于合理化，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适度，是一种集“分权”与“集权”相兼容的分税制。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划分，揭示了两条共性规律:一是国家政体与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相一致的。联邦制政体三级政府，均具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或部分立法权。中央集权制政体三级政府，税收立法权、司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执法权;二是地方拥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分税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上述两条就是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共性规律。

    四、我国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改革

    根据我国中央集权制特征和基本国情，在全国规范分税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合理划分地方税管理权限，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度“分权”模式。即地方应具有独立的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和适当的税收立法权模式。

    (一)关于地方税收立法权

    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部分立法为辅，实现地方相对独立立法、执法、司法的适度“分权”目标模式。

    1.对中央、地方共享税税收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税权以及税收加征权等，均由中央统一立法。

    2.对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应统一由中央掌管，但对税收调整权应部分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处理好税收问题，充分发挥这些地方税骨干税种调控经济的作用。

    3.对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税种、生产要素基本不变的税种以及带有地方特色的小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权、加征权等均由地方在中央统一税则的前提下，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立法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

    (二)关于地方税收执法权

    总的来讲，应坚持合理划分、简化程序、降低成本、属性归位的原则，划分地方税收执法权限。

    1.实行税源共享，分别征收。既符合国际一般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还符合地方税收执法实践。实行同源共享，分别征收，主要是中央、地方的共享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按照各自分成的比例，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执法机关，从共享税税源中分别征收。这样，不仅实现了税源共享，而且简化了转移支付手续，既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地方经济稳定增长，还有利于培植共享税源。

    2.实行税种归属，各自征收。根据分税制权责对称的原则，我国建立了国税、地税两套执法机构，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并初步建立了以税种归属来划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以税种归属划分税收收人，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个人所得税可以实行分享，企业所得税应全部划归地方管理，收人归地方财政，以激发地方创优环境，吸引投资，鼓励经济增长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