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十篇

法律制度篇1

论文摘要：提单和票据都是现代单证交易制度下重要的信用让渡工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票据已经形成了相对比较独立和成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而提单争议较多，由于提单和票据在法律性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笔者先论述提单与票据的相同与不同，然后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从票据法律制度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概述

有价证券是一种表示具有财产价值的民事权利的证券；其证券权利的发生、转移和行使均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如汇票等狭义上的票据；其证券权利的转移或行使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不完全有价证券，例如提单、仓单等；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金钱的，称金钱证券，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物品的，称为物品(商品)证券，如仓单、提单。

比较提单和票据的法律性质异同,对认识差异和相互借鉴完善都是有好处的。

二、票据提单之比较

为了更好的将票据制度移植到提单制度中，我们首先要清楚他们之间的异同点：

(一)提单和票据的相同点

1.提单和票据都是有价证券

提单是将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证券化的单据,提单可以自由转移,提单的转移代表提单项下货物的"拟制交货",提单上权利的行使或转移必须以提单的占有或转移为前提;票据的将支付的一定金额金钱的请求权证券化的凭证,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或转移都以票据持有为必要。Www.133229.CoM因此,提单和票据都为有价证券。

2.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证券

提单文义性是指提单记载的文义决定了签发提单的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的文义性真对的是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可以看出,票据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全部按照记载规定。因此,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性证券。

3.提单和票据都是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

提单和票据的持有人以持有证券证明自己为权利人的身份,收货人和持票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出示提单和票据,所以提单和票据为提示证券。提单和票据义务人在履行交货、付款义务必须收回提单和票据或者在证券上作出作废注销权利的批注,故提单和票据是缴回证券。

(二)提单和票据的不同点

1.提单是不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它以请求交付其上所载货物为权利内容,属于有价证券中的物品证券,不占有该证券就没有对该证券的权利可言。提单还是一种不完全有价证券。提单的"不完全性"表现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对于非法取得提单持有人来说,其不能依占有提单而取得其项下货物的所有权;而对真正的持有人来说,虽然没有占有提单,但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票据的法律特征决定了其必须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产生于票据签发这一法律事实,并且票据权利完全依附于票据,二者不可分割,即有票据有权利,无票据无权利。

2.提单不是无因证券,票据是无因证券

提单不是一种无因证券。因为提单不具有独立性,当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或已被撤销、解除,提单权利义务关系将不复存在;另外,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代表着它在上面记载的货物所有权,提单的转让要受有关民法中所有权制度的限制,受让人若没有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即使得到提单也无法主张权利。票据是无因证券,主要依据票据一经签发,其所产生的票据关系就独立于其赖以产生的票据基础关系,并从后者相分离,从而不再受后者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在票据流通过程中,第三人在接受票据时,无需去过问和注意票据基础关系。

3.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票据是流通证券

流通证券是指依背书或交付而转让的证券。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票据是完全流动证券。提单虽然有流通性,但是性质上与票据有很大差异。与提单相比,票据的流通具有后手优于前手的特征。它的法律效果是:一经转让,背书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就转让给了被背书人;作为受让人的被背书人,只要取得票据的行为是善意的,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并不受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背书人权利瑕疵的影响。

三、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建议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制度之中。票据行为无因性，也称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和无色性，是指票据行为有无效力，取决于其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票据原因。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票据是否有效，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和持票人本人接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另一方面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有无及其存废的影响。这一点在法律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使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与已经生效的票据和已经形成的票据法律关系无关（直接当事人除外），票据基础关系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以上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票据行为的有效与否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因此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票据原因关系影响。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一个票据行为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效力就独立存在；（2）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3）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

提单也有着与票据相似的无因性，这种无因性通过提单的文义性得到了保证，承认提单的文义性就必须承认提单的无因性，二者是统一的。提单基于运输合同而签发，运输合同关系构成了提单债权的原因关系。提单一旦做成并转让给第三人时，提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与运输合同相分离，在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提单关系。善意的提单持有人受让提单后，仅凭提单便可要求承运人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如果承运人交货与提单文字记载不符，提单持有人有权要求承运人予以赔偿，此时承运人不能以其与托运人之间的抗辩理由对抗提单持有人。由此可见，提单的最终证据效力使得提单受让人能够取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而对于托运人，尽管提单的证据效力可以被运输合同以及承运人所提供的相反的证据推翻，但是与票据一样，这都属于原因关系与证券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同一对当事人之间的情形，正如我们不能以此否认票据的无因性一样，我们也不能以此否认提单的无因性。

参考文献：

【1】刘昕．提单与票据之比较研究【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1(12)．

【2】陈芳．提单与票据法律性质之比较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苏晓鸿、张明远．论提单的证券法律特征一与票据比较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1998(4)．

法律制度篇2

 

关键词：提单 票据 无因性

一、概述 

有价证券是一种表示具有财产价值的民事权利的证券；其证券权利的发生、转移和行使均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如汇票等狭义上的票据；其证券权利的转移或行使以持有证券为必要者，称为不完全有价证券，例如提单、仓单等；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金钱的，称金钱证券，其证券所表示的标的物为物品的，称为物品(商品)证券，如仓单、提单。 

比较提单和票据的法律性质异同,对认识差异和相互借鉴完善都是有好处的。 

二、票据提单之比较 

为了更好的将票据制度移植到提单制度中，我们首先要清楚他们之间的异同点： 

(一) 提单和票据的相同点 

1.提单和票据都是有价证券 

提单是将运送物之交付请求权证券化的单据, 提单可以自由转移, 提单的转移代表提单项下货物的"拟制交货", 提单上权利的行使或转移必须以提单的占有或转移为前提; 票据的将支付的一定金额金钱的请求权证券化的凭证, 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或转移都以票据持有为必要。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为有价证券。 

2.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证券 

提单文义性是指提单记载的文义决定了签发提单的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的文义性真对的是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 根据《票据法》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 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 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 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 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 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可以看出, 票据权利义务内容也是全部按照记载规定。因此, 提单和票据都是文义性证券。 

3.提单和票据都是提示证券和缴回证券 

提单和票据的持有人以持有证券证明自己为权利人的身份, 收货人和持票人在行使权利时必须出示提单和票据, 所以提单和票据为提示证券。提单和票据义务人在履行交货、付款义务必须收回提单和票据或者在证券上作出作废注销权利的批注, 故提单和票据是缴回证券。 

(二) 提单和票据的不同点 

1.提单是不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 

提单是一种有价证券, 它以请求交付其上所载货物为权利内容, 属于有价证券中的物品证券, 不占有该证券就没有对该证券的权利可言。提单还是一种不完全有价证券。提单的"不完全性"表现在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如对于非法取得提单持有人来说, 其不能依占有提单而取得其项下货物的所有权; 而对真正的持有人来说, 虽然没有占有提单, 但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主张权利。票据的法律特征决定了其必须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权利产生于票据签发这一法律事实, 并且票据权利完全依附于票据, 二者不可分割, 即有票据有权利, 无票据无权利。

2.提单不是无因证券, 票据是无因证券 

提单不是一种无因证券。因为提单不具有独立性, 当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或已被撤销、解除, 提单权利义务关系将不复存在; 另外, 提单作为一种物权凭证, 代表着它在上面记载的货物所有权, 提单的转让要受有关民法中所有权制度的限制, 受让人若没有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 即使得到提单也无法主张权利。票据是无因证券, 主要依据票据一经签发, 其所产生的票据关系就独立于其赖以产生的票据基础关系, 并从后者相分离, 从而不再受后者存废或效力有无的影响; 在票据流通过程中, 第三人在接受票据时, 无需去过问和注意票据基础关系。 

3.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流通证券 

流通证券是指依背书或交付而转让的证券。提单是不完全流通证券, 票据是完全流动证券。提单虽然有流通性, 但是性质上与票据有很大差异。与提单相比, 票据的流通具有后手优于前手的特征。它的法律效果是: 一经转让, 背书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就转让给了被背书人;作为受让人的被背书人, 只要取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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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行为是善意的, 其所享有的票据权利并不受实际上可能存在的背书人权利瑕疵的影响。 

三、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建议将票据的无因性引入提单制度之中。 票据行为无因性，也称票据行为的抽象性和无色性，是指票据行为有无效力，取决于其形式要件是否具备，而不取决于票据原因。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票据是否有效，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持票人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和持票人本人接受票据时的行为和主观心态如何。另一方面是指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实质性原因相分离，从而使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再受原因关系的有无及其存废的影响。这一点在法律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使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法律关系相分离。票据的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是否有效，与已经生效的票据和已经形成的票据法律关系无关（直接当事人除外），票据基础关系不影响票据的效力。以上两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因为票据行为的有效与否只取决于票据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因此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票据原因关系影响。 

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个票据行为只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其效力就独立存在；（）持票人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善意第三人。 

法律制度篇3

法律援助制度，是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具体含义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及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的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

【关键词】法律援助 公平 正义 立法 完善

中图分类号：D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困难群众数以万计，没钱打官司的现象经常发生。司法部于96年12月批准成立了国家法援中心，以推动全国法律援助试点工作的迅速开展。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客观要求，是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实际步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措施。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意义

（一）、法律援助制度体现了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公平正义的首要内涵。一切组织或个人追求的公平正义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只有既合法，又合理，才能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法律援助制度是“人民利益至上”的本质要求，同时法律援助制度也体现了国家对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切实保障，因为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对于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保护，是对特殊群体更多的关爱，使他们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冲突的出现；它不仅自身蕴含丰富的道德价值，更是以制度化的方式保障道德文明的重要措施。

（二）、法律援助制度为诉讼当事人提供平等的司法保障，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公平、公正、公开”是法律追求的最高境界，诉讼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正常的履行自己的诉讼权利，这一事实作为政府部门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和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旨精神相背驰，把法律援助制度纳入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是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执法为民”的具体落实，立法是公平正义的起点，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法治建设的各个重要环节体现公平，正义法治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从制度价值的角度讲，法律援助有利于促进社会正义，即主要通过司法的正义来实现社会的正义⑵。

（三）、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健全和完善律师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之一是律师，《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⑶。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律师业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业在依法治国方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办案中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之处，是落实以大局为行为准则，工作成效以服务大局为检验标准，法律援助制度就是落实社会主义法治服务大局的要求，立足本职，切实履行好岗位职责，发挥好职能作用，健全和完善律师法律制度。

（四）、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和谐

和谐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着平等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对那些处于社会或经济上的弱势地位的人们，在社会的各阶层中实现着公正和平等。在和谐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实际的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都可以在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平等地接近这种措施，法律援助制度，就好像一个平台，连接着每一个民事主体和民事诉讼程序。法律援助制度发展到完善的目的，在于实现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平等的诉权，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公正诉讼程序以文明的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二、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适用范围

通常情况下，申请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同时必须是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律师费的公民

从近几年的提供的援助案件来看，基本上体现了重视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援助是一大特点。《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也体现了优先保护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精神，规定了刑事诉讼领域的各个阶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被害人都可以通过申请或指定获得法律援助。

1、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范围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⑷：

（1）、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2）、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

（3）、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2、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援助范围

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⑸；

（1）、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

（2）、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4）、请求给付赡养、扶养、抚育费的；

（5）、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

（6）、主张因见义勇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3、“犯罪嫌疑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近亲属，以及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或者委托诉讼人的，可以向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三、法律援助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法律援助宣传及认识力度不到位

当前，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弱势群体，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基层（农村、社区）。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一些人在媒体上看到了关于法律援助的公益广告，但并不知晓什么是法律援助，援助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可见，援助的实质还是要下乡宣传并亲自为乡亲做解答才能起到良好的作用，这就需要司法工作者发挥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多组织、多讲解、多宣传。

（二）、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视不够

《条例》第三条明确告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可见，法律援助既是一项阳光工程又是一项公益事业，承担着社会和谐的重担，但是有些政府部门对此项工作的思想重视还是不够，甚至存在“怕麻烦”“出力不讨好”的错误思想，有求助者找上门来能推就推，对自己的本质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冷漠和被动。使得求助者“有法不能依”不能合理的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这样的结果只是激化社会矛盾，不能化解矛盾。

（三）、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来源不足

法律援助工作实质上是一项特殊公益事业，需要政府、法律工作者的支持以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经济越落后的地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员也就越多，法律援助的国家性决定了政府必然地要承担大部分法律援助费用。但是，各国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投入总是有限的，政府承担全部法律援助费用会造成政府财政的不堪重负。所以政府要通过行政手段和立法，要求法律援助关系各方主体共同承担费用，比如，企业赞助、地方税收、等方式增加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

四、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议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只有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这一制度，才能切实做好为社会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有助于落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促进司法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议以下几点：

(一)、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

经调研发现，援助机构受理的农民工援助案件，主要限于民事方面，如追索劳动报酬，工伤索赔、人身损害赔偿等，在范围上其实是很窄的。故：法律援助中心要加强对外联系，广泛发动社会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全面支持法律援助工作。比如与劳动仲裁部门建立衔接机制，充分发挥劳动争议的调解功能，尽量将内部矛盾化解在最小范围内。又如：充分利用残联、工青妇、志愿者协会等现有资源，在校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招募一批法律援助社会志愿者，鼓励他们结合行业维权实施法律援助。鼓励具有良好法律知识的广大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二)、积极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建立和保障法律援助保障的机制，在目前看来是十分重要的渠道， 广泛开辟政府财政拨款以外的法律援助经费筹措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财力支持法律援助事业。要对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加强管理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做到专款专用。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

如今是一个网络时代，但是由于文化的高低、高科技的技术含量也是文化较低层人员的在网络面前束手无策，如何解决这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呢，通过种种途径的调查，除了可以利用杂志、报纸、电台、等媒体和通过法律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之外，我们可以在比较基层的地方比如（乡、镇）设立片警、把法律援助中心的联系方式名片的方式告知老百姓，或者司法局对乡村干部进行司法基础知识的培训，努力做到“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使为广大困难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具体落到实处。进一步增强搞好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觉性、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圆“中国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提升全社会的幸福指数。提升幸福指数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物质因素，又要考虑非物质因素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讲，就是要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通常看一个国家的法律体制是否完善，就要看它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否完善，对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应当在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努力完善法律援助的不足之处，为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为保障司法人权，完善社会救助措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 丛卉撰写：《中国法律援助》，载《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统计》，2007年第1期。

（2） 李长松撰写：《法律援助――冬日里的阳光》，载《南方周末报》“关于解决法律援助经费问题的思考”2009年第551期第4版。

（3）江伟编著：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8页。

（4） 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

法律制度篇4

国债在财政收入中所承担的角色就决定了国债应有的规模。从理论上讲，一国在每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下，必然客观地存在着某种适度债务规模的数量规定性，也就是说，在这一规模上，国债功能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经济生活的正面积极影响作用最大，相对而言负面的不利作用最小。在现实生活中，决定或影响适度债务规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深化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市场健全程度，国债的结构状况、筹资成本与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益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对国债总量的把握。

因此，国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如何通过实体、程序上的各种规定以保证、维持国债的发行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熊比特在1918年发表的《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税收国家危机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即在于由于国家职权的过度扩张，导致国家的支出大量扩充，无法由常规的税收收入来支应，最终将导致国家过度举债。如何避免这种危机是国债法的根本任务所在。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就十分重视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但至今，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国债立法，有关国债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发行一次国债，就对此进行一次的国债立法，在效力层面上也主要集中在法规和规章的层面上。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就决定于1950年发行一批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建设公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债发行的国债立法的开始。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1958年开始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制定《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在，又无外债”的国家，相应的国债立法也就停顿下来。1981年1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当年起恢复发行国债。随后从1982年—1991年，国务院先后又了当年的国库券条例，在此期间国务院、财政部又先后对已发行的国库券进行偿还、付息等的法律规定，以及特种国债等其他国债方面的法律规定。1992年3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从这次的条例规定中，不再象以往那样是针对某一年发行国库券的规定，而是对国库券的有关内容作出了较为统一的规范。

自1994，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50%，而且一直呈攀升之势。,在1997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政有近3/5的支出需要靠发行国债来维持。如果说26.8%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还没有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的话，那么55.6%的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大大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安全线（15-20%）。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要目标的中央财政支出，其资金来源的一半以上要依赖于发行国债，这不仅与政府活动本身的性质不符，而且照此发展下去，其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调控这种风险，我认为主要的手段应该运用法律进行。法律的完善也就意味着这种风险在社会中可期待地被降低。

通过法律对发行国债的程序的规定以防止国债发行权的滥用。从根本上说说，国债的发行应纳入国家预算的范围之内，由权力机关进行，不应该随意下放。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尽量杜绝在各个方面的漏洞，以保证国债的正常运行并被用于正当的用途。国债，作为财政信用，它以国家为后盾，而国家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才能把这种信用制度强制地、稳定地建立起来，使其来源更具有可靠性，才能使国债的购买和转让者更增强信赖感。建立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法律环境，要在国债方面形成一个完整、配套的国家信用法律制度。只有通过对国债法的制定才能增强国债市场的透明度，才能预防和解决国债发行和转让中的矛盾和纠纷，促进国债市场的顺利发展，为国债市场的顺利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结语：国债的特征在于其自愿性、有偿性和灵活性。这是它相对于税收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相比税收具有更大社会风险的原因。法律制度的完善即应当以此为指导，以使其自愿性得到保障、有偿性得到实现、灵活性与法定性得到统一，充分协调社会和公民利益，降低风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法律制度篇5

关键词：雅典 法律监督 公共权力 民主政治

1.雅典法律监督制度

古希腊雅典早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监督体系。

1.1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

雅典法律监督制度首先体现在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上，这些机关彼此相对独立、互相制约，共同管理和运行国家事务。

（1）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动机，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伯里克利担任雅典最高执行官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扩大了公民大会的权力，使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2）五百人会议

五百人会议是雅典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它承担着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执行公民大会决议、监督国家各管理部门日常事务的职能，但它受制于公民大会。

（3）十将军委员会

十将军委员会是行使军事统帅权的机关。十将军的产生和分工，均由公民大会选举决定。希波战争后，十将军的权力和威望上升，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城邦最高领导人，但这些军事首领仍受到公民大会和陪审法院的严格监督。

（4）陪审法院

陪审法院是行使最高司法权的机关，其法官人数为6000人，由30岁以上公民抽签产生，任期1年。陪审法院不但审理诉讼案件，而且兼管官吏的资格审查、公职人员的纪律检查和参与投票表决国家的法律，但陪审法院受公民大会和制定法的约束。

（5）执政官

执政官是雅典最高行政长官，主要负责执行公民大会制定的法律、方针、政策，是各公职人员中地位最高者。执政官需要对公民大会和五百人会议负责，但与此同时也受到十将军委员会和陪审法院横向制约。执政官具有一个显著特点，任期较短，这正是雅典法律监督制度化的突出表现。

（6）贵族会议

贵族会议原是权力极大的部门，后经改革，权力被限制，仅审理一些刑事案件和监督宗教事物的权力，是雅典民主改革中被制约的主要权力机关。

1.2雅典民主制

雅典是一个民主至上的国家，雅典公民不仅履行义务，同时也享受着权力。雅典开创了民主制度的先河，当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吸取了雅典民主制度的精华。雅典公民主要通过普遍公开选举制、官吏任期有限制以及少数服从多数制等民主参政议政的原则，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力。

1.3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雅典是崇尚法治的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同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宪法为核心的由大量制定法构成的法律制度体系。雅典是国家，“宪法至上”的理念贯穿于雅典整个立法过程中。在梭伦宪法改革之时，梭伦将“所有人都要发誓遵守法律”和“执政官要对宪法宣誓”等条文写进梭伦宪法，标志着“宪法至上”理念的形成。梭伦本人也带头宣誓遵守宪法，若违背誓言，就要在特尔斐神庙献上一座黄金人身像，为雅典公民、公职人员树立了榜样。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雅典法律监督制度形成的基石。

2.中国法律监督制度

随着社会进步，中国也逐渐步入法治社会，当代中国也具有一套独特的法律监督体系。

2.1国家监督

国家监督是指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依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的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监督。国家监督具有法定性，其直接效力性和严格程序性更决定它在我国法律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1）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主要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依法履行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方面。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立法监督机关的设置以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行政机关也行使某些立法监督职能。立法监督机关可以通过批准、备案、审查、裁决和清理来进行事前审查型的立法监督和事后审查型的立法监督。虽然我国的立法监督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构建起来，但立法监督中的程序设计和具体制度等尚不健全。

（2）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

这是以国家行政机关为主体的监督，其监督的客体和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监督、对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

（3）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以及目前的检察实践，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种专门监督，即对有关国家机关执法、司法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所进行的监督。

2.2社会监督

（1）社会组织的监督

社会组织的监督在我国包括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和派、社会团体的监督等。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在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政令畅通，监督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防止滥用权力等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社会舆论的监督

社会舆论的监督主要指借助传媒手段进行的新闻舆论的监督，是最能体现社会监督的广泛性、公开性和民主性的监督，能够十分有效地影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起到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

（3）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

人民群众直接进行的法律监督是当代中国法律监督体系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公民有权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监督国家机关运用公权力的行为。

3.我国法律监督体制的不足与完善

3.1我国应完善分权制度――对质询权的思考

我国的质询制度发端于建国之初，后来随着宪法的修改和补充，质询制度随之不断更改。如今，我国法律关于质询的主要规定有：一是在全国大人会议期间，一个代表团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及其各部位的质询案。二是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三是质询案分别由主席团、委员长会议、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四是质询案在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人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五是对质询案的答复,代表不满意,可以要求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3.2我国法律监督体系法律化程度不高

雅典城邦的繁荣昌盛与雅典走“法治”道路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同朝代、不同国家均对“人治”和“法治”进行过各种探讨。雅典也不例外，为了发挥法律监督制度和维护民主制，雅典人民最终选择了“法治”之路。雅典将法律是为最高的权威，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等理念，应该是一切坚持法治道路的国家应接受的法律文明优秀成果。

21世纪的中国正努力走向法治化道路，立法、执法、司法正逐渐完善。因受历史发展影响，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法律化程度仍比不上欧美国家，需进一步改进。

3.3一些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对象之外

孟德斯鸠曾对权力性质进行总结，“一切有权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雅典针对贵族权力制约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分享各种权力的部门。同时，雅典人创立的贝壳放逐法、公民大会、民意测验等监督制度，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现。

3.4我国公民法律监督意识不强

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着一条与中国国情相契合的民主监督制度。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之后，我国也找到了实现民主监督的具体途径，主要是党内民主监督制度、派的民主监督和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但从现状来看，这几种制度仍不完善。制度的不顺利执行、现象的频繁出现都说明我国民主监督制度急需加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制约权力滥用、遏制腐败，从而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夏新华.外国法制史（普通高等教育精编法学教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刘文明.外国法制史（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材）；【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法律制度篇6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原因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

1、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窄。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适用于两类人群，一类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即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被告人、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另一类是不以经济困难为前提条件，但仅限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以下简称五种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从此规定来看，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除了自诉案件的被诉人外都覆盖了，范围不可谓窄。但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指定辩护，刑事法律援助的空间只限于公诉人出庭公诉阶段，基于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法律援助条例》对公检法并没有强约束力，刑事法律援助的覆盖面相当窄。另一方面从实际操作来看，绝大多数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五种人，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相当稀少。再从经济审查标准分析，对非指定辩护的受援人的经济困难审查是较为苛刻的，一般规定都在居民生活保障线之上的20%左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的范围。

2、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衔接机制不顺畅。

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绝不是法律援助机构一家所能做到的，要使刑事案件中的受援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援助，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在程序上的衔接与紧密配合是非常关键的。但目前刑事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中涉及此处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各地在落实公检法司四家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时也少有实施细则，事实上造成了有关部门对刑事法律援助不重视，宣传不到位，工作不落实。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不知晓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自然也无从保障其诉讼程序的合法利益。

（二）刑事法律援助保障权缺失的原因

1、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认识不够，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殊性。

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社会对其的认识也

较模糊，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慈善行为，只是国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给予经济困难者的帮助。某些地方甚至将刑事法律援助的职责都推给社会律师，变成全部是由社会律师承担的义务，没有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人权来保障，没有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这是政府的职责。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推行不仅是由于当事人经济困难，更在于案件性质的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刑事诉讼机制中，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处于当然的弱势地位；二是由于刑事诉讼事关犯罪嫌疑人与刑事被告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于生命等重要权利。因此，对其在诉讼中的权益有重要保障作用的辩护律师，更应予以充分保障。

2、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物质保障基础。

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关键不仅要有人力因素（即需要满足诉讼需要的一定数量律师），更要有充足的资金。由于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有偏差，因此，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现的人财物的匮乏的现象就并不乏见了。如我国法律援助的经费人均不足一角钱、相当一部分地区没有建立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等。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为例，其中财政拨款为21712.74万元，只占当年财政支出（22053亿元）的0.0098%。尤其在贫困地区，其法律援助经费完全依赖同样贫困的地方财政，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区，法律援助仍然受到经费不足、人员编制不足，各方面配合不够的困扰。

3、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法规方面，虽然司法部分别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做出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

通知，但一方面，由于上述通知只是规范性文件，并没有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即使指定辩护之外的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没能在程序上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也不影响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不强。各地较少出台相关细则。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人大制定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并相继出台了有关实施细则。但对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如何具体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并没有相关实施细则，也没有建立公检法司四家在刑事诉讼活动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衔接机制。因此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与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三家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衔接机制的缺失，公民的刑事法律援助权也就难以得到保障。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一）是履行宪法与国际法的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的需要。

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为经济贫困的人或有其他原因需要帮助进行诉讼活动的人提供援助以维护其权益的制度在本世纪初已经出现，并已成为多数国家在司法上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一项国家制度。此制度在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14条丁目规定：受刑事控告者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在国务院的《事业的进展》中阐述道：“法律援助得到了有效实施，保障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服务权利的范围。在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在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从上述规定来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应尽的宪法与国际法规定的责任，是公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

（二）是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阶段，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最为突出的是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了，从而造成了社会不公平。正如总书记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做出的“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的讲话，解决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建设和谐社会已经非常重要，刻不容缓了。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要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机制来实现社会公正，保障弱势群体。要让社会的弱势群体有社会安全感，要让这些群体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即使他们经济地位处于劣势，也会享有充分的司法公正。可预见的是，如果没有法律援助，贫困人员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不但在程序上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继而在实体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得不到保障。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针对社会弱势群体而建立的法律机制。

（三）是减少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贫富不均从而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深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消除社会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有效地减少与缓解社会矛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由于法律特有的性质和特点，法律调整机制一方面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能够把不同的观点统一到法律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给当事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根据和理由的途径，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有一个法定的发泄途径，可以减缓社会压力，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整机制的正常运作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平等地享受到法律服务。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把有支付能力的公民获得法律服务的条件交给了律师的有偿服务的市场机制调节。但毫无疑问，这种调节机制是有缺陷的。仅有律师的有偿服务机制，就无异于法律只保障“有钱人”的利益，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不公正。如果贫困群体无法得到刑事法律服务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法庭和监狱有可能沦为贫困阶层诅咒社会黑暗不公、滋长和暴力破坏行为的温床和教室，社会矛盾也将进一步加深。因此，国家要相对应地建立一种对不能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的司法救济保障制度，作为律师有偿服务机制不能克服、并且导致诉讼程序不公正缺陷的弥补，这种制度正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必须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体制。

刑事法律援助不同于民事法律援助之处主要在于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刑事诉讼并不局限于法庭审判阶段，而是涉及到侦查、提起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刑事被告人（侦查阶段则被称为犯罪嫌疑人）作为被刑事追诉的对象，则始终处于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的中心。因此，他所需要获得的法律帮助，也应反映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到和审判全过程之中。显然，如果只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告人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而处于侦查或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刑事法律援助，那么，刑事法律援助维护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积极意义必将遭受严重损害。再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的现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一方面确保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被告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且对未成年人、盲、聋、哑以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应在刑事侦查阶段给予其法律援助。另一方面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机关规定制裁措施，以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二）在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特殊性。

基于刑事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以及其在保障公民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要使这种特殊性在立法中得到体现，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确立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是一种保障诉讼程序公正的必须，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是诉讼程序公正的体现的理念。

其次，扩大强制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除目前的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人外，对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被告人，其没有委托律师的，应给予法律援助，为其免费提供律师服务。对此，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规定看来，五年以上刑罚属于重罪的范畴，理应为了司法利益而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我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扩大强制法律援助的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共判处罪犯767951人，其中判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由此看来，在我国重罪的比例不算高，对诉讼成本的负荷不算重。

再次，对经济困难的刑事法律援助受援人而言，其经济审查标准不能依据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质是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存权，而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使公民受到平等法律保护，是人权的保障，二者不能等同。如果参照最低生活保障来制定受援人的经济审查标准，其结果将使大量的需要援助的对象被排除在刑事法律援助制

度之外。因此，在制定该制度的经济审查标准时，应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状况、社会法律服务收费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并要适当高于民事法律援助的经济审查标准，从而使大多数无经济能力去购买法律服务的人能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法律援助机构与公检法四家的衔接机制。

由于当前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检法司四家的衔接机制的缺失，使受援人的合法利益受到了较大侵害。因此，法律援助机构得到公检法三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完善这种衔接机制，是做好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迫切之需。笔者认为：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中的衔接机制，首先，要将目前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之间关于刑事法律援助联合通知这些零散的发文统一到一个法律文件中去，以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效力。这就需要修改刑事诉讼法或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做出有关解释。其次，各地在执行这种刑事法律援助程序性规定时，需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详尽、方便受援人且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并将之作为执法检查的重要内容加以落实。再次，由于在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中关键是让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知情权，以及提高效率、简化相关手续，让受援人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因此，为了让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就要在法律中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有关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的时效做出严格的规定。

法律制度篇7

论文关键词：户籍法律制度；存在问题；解决对策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

户籍法律制度所应具有的功能和要实现的立法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确认主体身份，为主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提供便利

在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管是公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还是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法律主体，享有依法从事法律行为、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确认每一个人的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便由此产生。我国称之为户籍登记，国外多称之为“民事登记”、“生命登记”或“人事登记”。登记的主要内容有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婚姻、认领、收养、失踪等变动情况。各类项目登记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主体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编号、住所地址、家庭成员姓名及与户主关系、文化程度、职业、民族、国籍、等，对出生、认领、收养事项，还要分别登记当事人的父母姓名、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项。上述内容是每一个人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可靠依据。比如，出生登记确认了人的出生事实、出生时问和出生地点，这为界定行为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认定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和义务，确定民事诉讼管辖地区以及认定公民的就业与服兵役年龄、选举与被选举权、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签发护照等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死亡登记确认了人的死亡事实、死亡时问和死亡地点，这为处理与死者有关系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法律支持；迁移登记确认了居民的常住地，为认定公民参加选举和依法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婚姻登记确认了行为人的婚姻事实，为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出，户籍法律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只是对发生的客观事实进行相应的记录，为行为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依据和保障。

(二)提供人口信息，为政府和社会服务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无论是进行行政管理还是经济管理，都必须统筹考虑国家的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社会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人口情况这一重要因素。

户籍法律制度除了为公民的各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提供便利外，还为政府各个部门和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活动提供准确的人口信息，使其对所辖区域的人口数量和构成情况了如指掌，进而进行科学的管理决策，以实现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经济的目的。例如，建设部门要制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文教部门要设置相应的服务机构，社会保障部门要确认服务对象，公安部门要及时了解侦查对象身份，统计部门要人口迁移信息等，这些都离不开相应人口信息的支持。另外，户籍法律制度对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以及一般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于一个公司而言，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就必须对有关地域的人口情况作重点考虑；它在招聘公司员工的时候，要想对应聘人员的情况有所了解，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而对于普通个人来说，在与他人进行法律行为时，需要了解对方的必要情况，那么具有公信力的户籍登记信息就成为获取相关信息的有效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确认公民身份，为公民行使权利义务提供便利和为政府与社会各界提供人口信息服务，是户籍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立法目标所在，是户籍法律制度本身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它是一个对主体各项权利的实现和对主体进行必要管理的一个必要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它的本质应该是中性的，而不应该是一种限制主体行为的工具和手段。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简要分析

在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是政府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管理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依据是户口登记条例及有关户籍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把人口划分成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大主要户口类型，并据以实行相应的社会福利待遇。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与其他国家的户籍法律制度相比有很多极具特色的内容。

第一，在功能和立法目标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承载了多重功能，具有多重立法目标。即，既要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又要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为利益和资源的分配提供依据；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只有证明主体身份和提供人口信息的功能和立法目标。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以“控制”为指导“；而非以“服务”为指导。

第三，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而且成为直接进行权利和义务配置的法律制度，对每一个现实的行为主体的利益产生了直接的作用；而一般的户籍法律制度由于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具有中立性，则不会对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的作用。

(二)我国户籍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户籍法律制度所具有的问题日益凸显，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过去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已经不能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相结合，过多地承载了原本不应该由它担负的功能，使户籍法律制度本应该是一个不直接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发挥直接调整作用的技术性法律，成为了一个确定人的身份，进而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进行调整，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直接进行配置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使得根据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所获取的人口信息存在失真问题，这样就使其很难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使得户籍法律制度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2．户籍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由于对户籍法律制度的定位存在问题，因此，在指导整个户籍法律制度构建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也自然会产生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法律制度是以“控制”为指导思想，以“城镇化”为价值取向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一制度的局限性也进一步暴露了出来。在我国，公民的平等身份和迁徙自由还没有完全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他更多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3．户籍法律制度具体制度的构建。从“法治”的视野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审视，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在具体的制度层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就是没有依法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和迁徙自由这样的基本权利，从而使户籍法律制度的本来面目发生了异化。

三、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一)对户籍法律制度进行准确定位

发挥户籍法律制度的应有作用，首先就要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户籍法律制度改革应该从还原其本来面目着手进行，要把强加在其身上的多余功能剥离出来，对其本应具有的功能进行强化，使其真正成为便利行为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以及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人口信息的法律制度。

(二)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实践证明，在不同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下，立法者会进行不同的制度构建，从而会对每一个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产生迥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在探讨如何构建我国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有关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我们构建整个户籍法律制度的先决性问题，会对整个制度构建和现实结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新形势下的户籍法律制度应该以“服务”作为指导思想，将“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和公民的迁徙自由”作为改革的价值取向，以“服务”和“实现平等和自由迁徙”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来构建我国的户籍法律制度。

(三)构建适应新形势的户籍法律制度

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发挥它的功能，更为关键的是具体的法律制度的构建。只有通过详尽而完备的法律规定来为行为主体的权利实现和义务履行提供切实的制度支持和保障，才能实现户籍法律制度的立法目标。

1．修改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公民可以自由迁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徙，而实际上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因此，为了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应该尽快在宪法中将公民的迁徙自由予以明确规定，从而为公民实现迁徙自由提供根本法的制度保障。

法律制度篇8

摘 要：法律援助制度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和体现。.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要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必

>>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化建设的前景探析 谈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健全完善我国法律援助质量保障制度体系研究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规制与完善对策研究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社会性”特征的深层思考 初探我国法律援助的发展 我国青少年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浅析我国基层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援助的价值功能及实现途径 如何提高我国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初探 浅谈新形式下 我国法律援助的宣传和立法的创新方式 论法律援助制度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论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试述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运行现状及其思考 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探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node=7677，2012-1-30

[4]赵大程：《建成覆盖全国的法律援助体系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116万》，载司法部法律援助司http：///flyzs/content/2012-11/14/content_3983648.htm？node=7673，2012-11-14

[5]林凤章：《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分析》，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王芬，1982年1月出生，女，籍贯新疆，汉族，北京工商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经济法专业，研究方向：涉外经济法钱芳，1985年10月出生，女，籍贯：湖南省岳阳市，汉族，北京工商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民商法专业，研究方向：商法。

法律制度篇9

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内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监管、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正备受困扰，尤其是证券市场的监管频频陷人困境。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二、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由《证券法》、《公司法》以及300多个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内容所构成，其中以现行《证券法》的12章214条内容为核心，我国现行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主要就是由这部《证券法》的相关条款所规定。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施行，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证券市场长期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不足。

首先，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不利于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证券监管机构对违法者给予的行政处罚，只是惩罚违法者，对于具体受侵害的投资者权益，却未能给予救济和保护。《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不利于提高投资者参与监管的主动性，这种欠缺投资者主动参与的监管机制，不可能是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

其次，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存在局限性。《证券法》未能规范国外证券法和实务中常见的我国外资股发行中已经涉及的概念和行为，如公募和私募、二次发行等。对已有的投资基金、国债回购等未加规定，对今后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必然会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股指期权及资产的证券化等新的证券交易品种方面更未任何涉及，使得这部法律呈现出阶段性的局限。

第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部分法律责任界定不明。《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还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没有可诉性，不能被投资者主动运用。因为《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将导致若干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的恶性证券欺诈行为，虽然证券监管机构依法追究了违法者的法律责任，但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并未能得到充分的法律救济。

三、完善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建议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

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

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

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应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

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法律制度篇10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减震器”。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严重滞后和不健全。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权威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薄弱，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较弱。

（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五）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产生障碍磨擦。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坚持的原则

（一）保障人权，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原则。

（二）普遍性原则。

（三）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四）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

（五）城乡有别原则。

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立法力度。

（二）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三）重点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四）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出调整。

（六）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

（七）重视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

内容提要：2004年3月24日，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充分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首先，从认识的层面上理解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它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其次，当前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当一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存在不少弊端，其主要表现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其三，通过立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社会保障立法应遵循五大原则：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集中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原则、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原则、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其四，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提出五条对策：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作出法律修改和调整。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原则对策

2004年3月24日的宪法修正案在第14条中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与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互为一体，充分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加快我国社会保障立法进程，尽快建立起一套体现中国特色的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社会保障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的出现源于1935年美国颁行的<<社会保障法>>,通常被解释“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我国在“七五计划”中开始使用“劳动保障”一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伤、残、失业、丧失劳动能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①。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实现并有效实施运行的依据和准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证，因为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可以说，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②。而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有高效运转的强制手段，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保障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化解有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种客观要求。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入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社会保障措施，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当一部分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已不能适应新的客观要求，虽然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不少弊端，其主要表现为：

（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

从总体上看，我国并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比如：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全国至今还没有建立统一的，适用范围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极不规范。同样，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方面也缺乏全国性的法规。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上，由于国家立法滞后和地方立法分散，导致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规范性和强制性不足，管理漏洞多③。社保工作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力度小，权威性差。

（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

社会保障项目立法层次偏低。目前，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只有《残疾人保障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少数几部特殊群体法律，通过国务院立法的有《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但是还有更多的项目仅停留在部门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层次上。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处的法律地位很不相符。另外，完整的法律规范应该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没有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它无法发挥强制功能。而在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普遍缺乏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措施，因此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

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情况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国家总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远远不相适应，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比重相当高，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长期与社会保障无关、处于空白状态，仅靠家庭保险。农村社会保障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农村贫困人口还没有被纳入农村社会保障网，纳入保障网的农村贫困人口享受的保障待遇水平还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如：东部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养老制度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而中西部农村地区还有一部分贫困人口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在农村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村迫切需要的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却发展缓慢和出现大幅度的萎缩，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一直徘徊不前，并有萎缩的趋势；在农村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如何建立还不明确；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还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投入资金较少。

（四）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

目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如：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三、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遵循的原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护作用。目前，通过立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是：

（一）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应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与今年宪法修正案在第14条中增加了“国家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遥相呼应。社会保障旨在保障社会成员遭遇社会风险和人身风险时，获得经济收入，维持基本生活，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过高的保障水平，一方面容易因人口老龄化引发财务危机，另一方面会助长人的依赖思想，造成经济效率上的损失。我国目前正在走向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仍然很低，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提前步入人口老龄化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因此在立法中必须坚持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原则，实行基本保障和有限保障。

（二）集中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立法权限上，应当实行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的原则。事关社会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如：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等，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集中统一立法。但保障程度大小、资金筹措形式、具体实施办法等，还必须考虑到沿海、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给予地方一定的自和灵活性，由地方人大和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配套的地方法规和规章。

（三）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的原则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面的经济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不应大包大揽，企业逐步成为市场主体，个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的比重增加。因此社会保障的责任必须从过去的国家独立承担，转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理承担，以确保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原则

多层次的保障方式，是指社会保障应该动员国家、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力量，多个主体、多种渠道来共同筹办，国家只负责提供最低层次的保障水平，比如：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此基础上，由社会团体、企业举办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障，比如：社会和职工互助保障、慈善救济、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等。对于其他主体举办的各种保障，国家应予以鼓励，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资金配套扶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等。保障方式多层次有利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满足人们不同程度的需求水平④。

（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原则

在社会保障立法中，应坚持社会化管理的方向。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运营和待遇发放全过程中，管理服务必须独立于用人单位外，由政府机构或社会自治组织来提供，以减轻用人单位的事务性负担，保障社会成员及时足额享受各项待遇。

围绕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内容，需要明确各个实施机构的职责范围，按照工作负荷合理确定人员编制，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在管理手段上，逐步实现计算机联网管理。

四、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对策

（一）加大社会保障立法力度。

加快社会保障的统一立法，已成为当前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从社会保障立法的需要程度看，最紧迫的是制定和颁布《社会保险法》，推动当前仍以部颁规章为主要依据进行试点的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社会统筹步伐，加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法律实施，可以实现五保合一，统一管理，统一征缴，强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机制，明确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筹集到位、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并围绕《社会保险法》，应出台一糸列配套法律法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条例》等。同时，适时出台《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等法律，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出台《社会保障法典》。

（二）切实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和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解决好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尤为重要。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如果政府拿钱支撑，势必加重其负担。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风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它所涉及的是百姓的保命钱，如果社会保险金出现问题，将会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也非常重要，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的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

（三）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城乡差异大，农业人口比例高达80%以上，社会保障仅靠家庭保险。特别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提高和部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保障要求问题日益突出。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多又使身处异乡的农村工人的保险问题成为一个新课题，而目前这种保障很不完善。鉴于我国农村地域的广阔性及地区差异，建议我国可分阶段、有选择地、低起点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采取以个人账户积累为主、集体出资为辅、国家扶持的办法，逐步建立起农村自社会组织⑤。在银行中开设储蓄保险账户及商业保险，开办保障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等与农村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基本项目，并给予其较高的税收、政策等方面的优惠；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对农村居民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施生活救助的制度，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提高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完善的法律制度必然要包涵着健全的司法机制，因为健全的司法机制是解决纠纷的法律武器，为法律制度的健康运行提供最终保障。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案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伤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适时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作出调整。

随着我国加入WTO，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越来越大，社会保障法律的各项立法应不断适应这一形势。目前，世界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处理双边、多边的国际经济关系，各国的法律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劳动者在就业、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过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加以解决。近年来，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已经采取了签定双边协议的办法，解决劳动者在其他国家从事工作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德国、美国和韩国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求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公司为其员工参加所在国的社会保险。但我国的法律调整也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国情出发，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与国际接轨，适时作出立法调整，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竞争。

注释：

①英主编，<;<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2

②刘翠宵：《中国社会保障问题》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P83

③梁鸿：《社会保障制度》2000年第1期《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P36

④王景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原则的理论探讨》载《劳动法学、经济法学》2001年第10期

⑤何平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P174

参考文献：

①马敏娜：《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载于《经济纵横》1999年第9期

②<<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和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2004。3，法制出版社，P286

③郑功成主编：<<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P120